金庸的家国情怀，不仅表现在他的报纸社评中，表现在他的武侠小说里，也表现在他的实际生活及其社会活动中。
　　早在1949年，他就曾发表过《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海外的产权》等重要论文，为新中国政府继承前政府在海外产权找到了充分的国际法依据。
　　1973年，金庸以记者身份赴台湾访问，会见严家淦、蒋经国等台湾政要。1979年又赴台北参加「国建会」。1981年全家回中国内地访问，会见内地最高领导人邓小平。1984年再赴北京，会见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1985年，他应邀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进而被任命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此后几年间，为香港政治体制的合理设计及香港的平稳过渡付出了极大的辛劳。他所提出的基本法中政治体制「主流方案」在香港有较大争议，被认为是过分保守，甚至引起轩然大波──有香港舆论指金庸有出卖港人之嫌疑……。但金庸始终坚信政治是理想和多方现实利益之妥协，发表《平心静气谈政制》等文章。
　　虽然他于1989年宣布辞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和咨询委员的职务，金庸的政治活动却并未因此改变或中断。1992年在牛津大学发表《香港和中国：1997及其后五年》的重要演讲。1993年发表长篇政论《功能选举的突变》，抨击末任英国港督彭定康提出的政改方案。同年又赴北京，会见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为香港的回归及平稳过渡献计献策。
　　金庸向来十分关心香港的前途，关心祖国的政情。近几十年来，金庸为此常常奔波于海峡两岸之间，贡献其宝贵心力。

小知识

《明报月刊》创刊于1966年，金庸至今仍为《明报月刊》的顾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