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出自杨奇、邓琼 著《当代岭南文化名家：杨奇》，首次披露杨奇是邓金会的搭线人。

2000年5月22日广州花园酒店举行“金庸作品恳谈会”，在出席的广东文艺界、出版界、影视界以及高等院校的学者150多人面前，武侠文学大师金庸、也是香港《明报》创始人的查良镛主动谈到：“我和广东文艺界早有联系，尤其是和《羊城晚报》，关系密切，得到过杨奇先生的诸多鼓励。这是我本人第一次向外说起。”（《羊城晚报》2000年6月4日）

查良镛与杨奇，分处党外党内，却是至交好友。他们相识于1958年的广州，当时查良镛已离开《大公报》，进入长城电影公司编剧，还未创办《明报》。但他们两人从彼此神交到坦诚深交，是直至1978年杨奇再度回到香港工作后才逐渐形成的。

双方都是诚心办报之人。杨奇在创办《羊城晚报》之时，曾受查良镛在报上连载《书剑恩仇录》的启发，增设报纸的连载专栏；而查良镛1959年与沈宝新创办《明报》后，天天看内地出版的报纸，由于《羊城晚报》从内容到形式都与全国的其他报纸不同，也大加留意。七十年代末杨奇再度到港之后，广交朋友的过程中自然也想起了这位著名报人。

杨奇约见查良镛非常顺利，寒暄过后，他就对查良镛说：“大家喜欢你写的武侠小说，我却更加喜欢你写的社论。今人写古事，文人写武功，固然很不容易；而你的社论，褒贬时事，实话实说，立论持平，一针见血，更是难能可贵。”查良镛回答说：“我主要是办《明报》，写武侠小说是副业。”两人谈起办报，很快就取得共识：报人必须遵守职业道德，新闻必须客观真实，社论必须公正持平，推动社会进步，决不可把报纸办成危害公共利益的工具。

这次见面，谈了将近两个小时，可以说是一见如故。杨奇告别时，查良镛把自己的专用电话号码告诉杨奇，并说可以随时找他。从此之后，他们就经常有交往了，不论立场、意见如何，彼此都能坦诚相待。

查良镛创办《明报》时，无非想办一张独立性质的报纸，不左不右，持中立政治态度，但随着国内开展“文化大革命”，便渐渐变成与左派报纸对立。当时《明报》大量选登内地“造反派”“革命小将”印发的小字报，以争取广大读者，发行数量激增。1967年香港出现“反英抗暴”的极左行动，《明报》公开声明它支持港英“镇暴”。因而，查良镛曾被某些人称为“豺狼镛”，大有欲去之而后快之概。但到了1981年，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了，神州大地开始清除极左路线的流毒，查良镛和《明报》也就不再被指责为“反共反华”了。

“文革”十年浩劫过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查良镛真心实意地在《明报》撰写社论表示支持，这反而使得有些读者觉得《明报》变了。查良镛却不所为动，对到访记者说：“我们讲真话的方针没有变，变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他不对时我们反对，他变好了我们自然赞同。”1977年邓小平恢复了在党政军所担任的一切职务，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查良镛又在《明报》社论中明确加以肯定。

杨奇了解这个过程，在看到《明报》这些社论之后，又到查良镛家里，就国内时局问题同他交换意见。查良镛说，相信邓小平会带领中国走向美好的明天，并表达了希望去北京面见的心愿。杨奇立即向香港工委反映，并向中央作了汇报，很快就收到中办复电，说邓小平愿意与查良镛见面。于是，杨奇代表新华分社正式邀请他及其家人到北京会见邓小平，并到他想去的地方参观。后来，还派了宣传部副部长韩力全程陪同。

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查良镛及夫人林乐怡和他们的儿女。一见面，查良镛便对邓小平说：“我一直很仰慕你，今天能够见到您，感到很荣幸。”邓小平一脸笑容地说：“欢迎查先生回来看看。你的武侠小说我看过，我也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呵！”

以后，查、杨二人过从更密，虽然双方对某些问题各有见地，绝不含糊，但求同存异，亦不失为君子之交。一次，杨奇评论《明报》的《自由论坛》说：“我看，《自由论坛》的文章，不宜一边倒，左中右的声音都有，才算‘自由’。”查良镛颌首沉思。尔后，《自由论坛》果然稍为容纳多方面的声音了。

当然，这并不等于没有争论，问题在于能够尊重对方的意见。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发生极其严重的泄漏事故，引起香港许多市民产生核恐惧心理，使得正在兴建的广东大亚湾核电厂成为“众矢之的”。查良镛也在《明报》连续发表社论，反对兴建。为此，杨奇两次到山顶道1号查氏新居与其交换意见。杨奇根据可靠的资料，说明大亚湾核电厂采用的法国设备与苏联核电厂不一样，并对一些不明真相的错误言论加以澄清。查良镛说，厂址最好北移，以免危害香港。杨奇则告诉他：这个选址是经过认真勘察、反复论证的，若从大亚湾往北，就接近河源县，那里可能处于地质断层带上。再说，即使大亚湾核电厂万一发生泄漏事故，风向也不是吹向香港的。这次交谈后，查良镛再没有在《明报》写社论反对了。

不断来往，增进了相互了解。1985年，查良镛经过杨奇一再劝说，终于接受香港新华社的邀请，并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兼政制小组的召集人之一。同时，他还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查良镛真可以说是“全情投入”，为此放松了《明报》集团的工作，连《明报》社论也交给别人代写了。基本法中关于香港的行政长官由香港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产生的规定，就是查良镛首先在1988年12月提议的，因而被激进民主派指斥为“极端保守的方案”，甚至被攻击成什么“依附中共”，一些极端人士还到《明报》社门前焚烧《明报》以示抗议。

然而，查良镛并没有因此退缩，后来他还担任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他对记者明白表示，自己在参与起草香港基本法过程中，同北京的委员以及内地的官员不断交换意见，感觉到：中央在保持香港的社会制度、维护香港的自由和法治、期望香港长期稳定繁荣这个问题上，态度是与香港人的愿望完全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