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三次崛起机会的丧失

韩江

[内容提要]历史上的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曾经有过三次崛起于世界之林的机会，成为如同日不落帝国的大帝国，但是中国最终没有抓住这三次机会，在世界的竞争中落后了。那么原因何在？又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和教训？笔者希望可以通过本文中加以阐明。
[关键词]郑和 洋务运动
戊戌变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引文

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三次崛起于世界之林的机会，但是中国都没有抓住，这让我辈国人倍感遗憾。那么三次机遇的失去究竟带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在这个世纪里，中国人在走向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又可以做些什么？笔者将在此论述这三次崛起机会的丧失，希望可以从中得到些启示，为中国的复兴之路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所谓中国三次崛起的机会是指这三次机会：第一，郑和下西洋；第二，洋务运动以及戊戌变法；第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契机。严格说来，这三次机会似乎都不应该叫做崛起。郑和所处的明帝国在当时的世界是当之无愧的大国、强国，因此对明帝国来说只能说是从一个高峰走向另一个高峰，而不可以叫做崛起；后面两次机会，对中国来说只能叫做复兴。因为中国的崛起早已经是数千年前的事了，可以说在秦帝国，甚至更久以前，中国就已经崛起于世界之林。只不过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当时的中国不可能对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至于说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崛起其实也是一种笼统的说法，因为这些国家有的在所谓的崛起之前是边陲小国，不为重视，而有些国家在崛起之前，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影响力，因此似乎也不可以叫做崛起。那么何以“崛起”一词会如此的泛滥，笔者以为在这里的“崛起”一词，更多的是相对于世界，指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的影响力，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个地区。例如中国的强盛，至少在元帝国之前更多的是对东亚、东南亚、南亚等国产生着重大的影响，而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则相对较小。像英国、法国这样的国家也只是欧洲的地区性强国。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地理大发现之前，真正已经崛起的国家只有中国——元帝国的势力遍及整个欧亚大陆，当时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可以说都在它的控制之下，或者说折服于它的力量之下。经过上述分析，当代的“崛起”一词可能仅仅对中国来说不合适的。而笔者为了论述方便，沿用了“崛起”这个词。

[ 本帖最后由 韩江 于 2009-4-19 12:28 编辑 ]

韩江

第一部分 三次机遇的丧失

一  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距今已经有六百多年了，那是始于永乐三年（1405年）的故事，明成祖朱棣封郑和为主使，王景弘为副使，率领一支船队出使“西洋”。这是郑和一下西洋，当时朱棣的目的很简单——追寻失踪的建文帝的下落和宣扬大明的国威。这支船队是一支就算放到今天，也是十分庞大的船队，各类船员共两万七千八百余人，包括水手、官兵、医生、翻译等等各色人员。船队共有六十二只大海船，每只船长四十四丈（约132米），宽十八丈（约54米），船上装备和财宝都足可以让人艳羡。此后郑和又六次下西洋，分别是1409年、1413年、1417年、1421年（永乐十九年）、1431年（宣德六年）。前后到达东南亚、南亚、中亚、东非以及中非海岸三十多个国家，最远到达了非洲的木骨束国（索马里摩加迪沙）。差不多在同样的时间里，欧洲人也开始了他们的航海，在规模上，他们的航海实在不值得一提，可以说是小的可怜。1492年，西班牙王室支持哥伦布航海，当时哥伦布仅有三艘帆船，水手90多人，比起郑和的船队，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像麦哲伦、达伽马、迪亚士的航海同样不可以与郑和下西洋相比。然而欧洲人的航海给欧洲人带来的利益和郑和下西洋给明帝国带来的结果却是大不一样。

不妨看看葡萄牙例子。西班牙有一个船型的纪念碑，是1960年葡萄牙政府为纪念“航海家恩里克”逝世五百周年而建的，碑的正面写着：“献给恩里克和发现海上之路的英雄”。正是海上之路使葡萄牙摆脱了贫穷和落后的境遇，正是在恩里克的带领下，葡萄牙启动了征服大海的行程。1406年，一本尘封了一千两百多年的书籍的出版，引发了一场地理知识和观念的革命，这就是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著作——《地理学指南》。尽管从今天看，托勒密绘制的世界地图谬误百出，比如，非洲和南极紧紧相连，除欧洲、亚洲、非洲以外，世界是一片漫无边际的海洋，赤道没有动植物生存等等，但在当时，它比起那些虚无缥缈的神话和道听途说的游记，仍然提供了许多较为可靠的地理信息。出于对地理学和航海战略的痴迷以及经济上的原因——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先是被阿拉伯商人垄断，接着，商路又被突然崛起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阻断。恩里克王子开始摸索一条新的出路——走向大海，葡萄牙人走在了前头。1443年，在恩里克王子的指挥下，从罗卡角出发的葡萄牙航海家穿越了西非海岸的博哈多尔角。在此之前，这里是已知世界的尽头。随着葡萄牙人沿着非洲西海岸，一路向南，源源不断的黄金、象牙、以及非洲胡椒涌入里斯本，充满了葡萄牙的国库。

郑和下西洋带来的后果又是什么样的？不可否认，郑和下西洋是有它的积极的意义的，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首先，郑和下西洋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睦邻友好、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优良传统。

其次，他揭开了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序幕明初郑和出使西洋揭开了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序幕，是中国拥抱外部世界的象征；郑和以多元宗教文化为先导，打通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的实践，将中国的航海事业铭刻在世界航海史的里程碑上。同时这也是对建立和谐社会的尝试，与同时代的西方大航海不同，以郑和为代表的中国人大航海，推动大批中国人以空前的规模走向海洋，是为了以中国人传统的政治道德理念，尝试建立和平与和谐的国际社会秩序。扩大“仁”、“恕”为核心的价值理念的传播，这是中国古代志士仁人所追求的大同理想，这种“大同”与“和谐”的理想，也是各国人民向往“世界大同”理想的一种表现，反映了海外各国人民向往美好幸福生活的愿望。郑和下西洋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是中外关系的丰碑。郑和航海图也被以后的西方航海家所利用。他说，郑和下西洋，向各国推广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先进技术，传播了文化文明，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

最后，这也传播了中国的文化，郑和远航影响之持久深远的，还在于文化交流方面。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海洋科技系教授琼斯把郑和下西洋传播东方文化的旅程称为传播文化理念的“香料之旅”，称其比穿越中亚的丝绸之路影响更为深远。王桂岩则认为，一方面，就中华文化的西传而言，郑和所到之处，往往立石纪功，宣扬中国文化；另一方面，西洋基督教大量传入中国，同时使西洋的数学、理化、天文等学术教材也随之传入，使西洋现代化的科技学术启蒙了当时的高级官员及知识分子，这也是郑和出使对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贡献。[①]

尽管郑和下西洋有这些积极的意义，但是对于中国走向更强来说并没有太大的益处，相反，七次航海极大的消耗了明帝国的经济力量，使得明帝国开始从事业的巅峰走向下坡，帝国进入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地步。

郑和下西洋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发展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本来中国人是有机会发现新大陆的，本来中国人是有机会通过大海走向世界，最终骄傲的站在世界之巅的，可是中国人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了一条保守的道路，最终走向没落，这种巨大的悲哀至今仍让笔者为之扼腕叹息。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呢？

从根本上来说是文化和信仰的差异性导致了不同的结果。

“朱元璋登基后，即向东亚诸邻邦发送文告：

‘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主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海内土疆，豪杰分争。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顾，祖宗之灵，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贤于左右。凡两淮、两浙、江东、江西、湖、湘、汉、沔、闽、广、山东及西南诸郡蛮夷，各处寇攘，屡命大将军与诸将校奋扬威武，四方戡定，民安田里。

今文武大臣百司众庶劝进，尊朕为皇帝，以主黔黎。

勉循众请，于吴二年正月四日告祭天地于钟山之阳，即皇帝位于南郊。定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恭诣太庙，追尊四代考妣为皇帝皇后。立大社大稷于京师。册封马氏为皇后，立世子标为皇子。

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在这篇文告中，皇帝首先被刻画为全体人民的最高祭司，由他祭告万物创造者的天和地。第二，他被加冕为地上的世俗君王。第三，他是按照最高尚的人的方式来崇祀他的祖先的孝子。第四，最后一点，即他是人民生计来源的护卫者，因为他祭告了农业之神。”[②]

通过以上这段文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西方世界国王加冕需要罗马教皇承认的事实。这其中存在着很多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对于东西方世界来说，皇权并不是来自于世俗，而是来自于上天的授予，这是东西方在对待皇权的最大的相同之处；但是其中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在西方世界皇权并不是最大，最大的权力掌握在教会的手上，教权与皇权共同为国家的主宰，皇权必须服从于教权；在中国以及儒文化为特征的东方文明世界里，皇权的确是被认为来自于上天，但是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宗教来掌握这种权力，上天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中国人很难给天一个具体的概念，在中国神话里，最高的神就是天帝了，可是天帝的形象是什么呢？奇怪的是，很多的神灵都有人们想象出来的形象，唯独天帝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形象，以至于在祈年殿供奉的并不是神像，仅仅是一块木牌而已。可以说这是中国人有意无意的回避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呢？中国人对上天的崇拜，对宗教的信仰更多的出于功利主义，而不是出自虔诚和希望获得救赎的心理，更多的是希望从神灵那里获得利益好处，而不是为了给心灵一个慰藉而信仰宗教。因此这就决定了东西方在对待宗教问题的差异。西方社会是上层社会利用了宗教，而下层社会真正的信仰宗教；中国却是上层和下层社会都在利用宗教，只不过是利用的程度不同。

西方社会的中世纪是建立在基督教文明上的，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它们都是同源的，它们都信仰上帝，上帝是天地间唯一的神，信仰上帝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求得他的保护，更为重要的一方面却是为了获得永久的救赎，以抵消人类与生俱来的原罪。中国人则不一样，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基础是以孔子及其弟子所创立的儒家文明为基础的，孔子从来都是人，即使后世一再提高他的地位，他都始终是一个人。我们不妨看看孔子在各个朝代的封号，西汉平帝时，孔子被封为“褒成宣尼公”，贵为公爵；唐朝开元二十七年，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宋朝为“玄圣文宣王”，“至圣文宣王”；元朝时，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这时候孔子的地位已仅次于皇帝了。到明清时期，他成为封建统治者的精神领袖，帝王们成其为“师”，康熙更是称其为“万世师表”。这里所有的封号都是围绕着王侯公爵展开的，最高的地位也只是帝王师，并没有完全脱离人的躯壳，进入神灵的境界。我们可以说孔子被神化了，但是我们不可以说孔子已经是我们心中的神，这一点必须明确。正是因为对待各自精神领袖的态度的不同，才导致了这种对待宗教态度的巨大差异性。

其实从各自的精神领袖对他的信徒的教育也不同，孔子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政治家，他信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一生都在致力于自己的政治理想，总是试图通过一个王者来达成自己的愿望，却从没有想过自己建立一个王国，或者将自己抬高到神的地位，他从来没有说过他是上天派来的使者，应该信奉上天而不是君王。耶稣却不一样，他明确的提出了世界末日即将到来，并且对此深信不疑，但是世界末日来临后，并不是虚无，而是天国的到来，那是由上帝统治的国度，因此只有信仰上帝，才可以得救。也许正是因为两位先哲在对待信仰问题本身的不同，才会有现实的差异。

这种差异性对于封建社会发展时期的中国来说，是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的，可是正是因为这种积极意义的存在，才可能有后来儒家政治的消极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和中国的统治者来说，孔子的思想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并且实实在在发挥着作用的，你只要信仰这种实实在在的思想，就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特别是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的科举考试出现后，这种利益就变得更为实在，很多人都可以看见这种利益，因此人们就陷入了一种惰性之中，不想创新和改革，仅仅希望从现存的实实在在的方式中获得好处。因此儒家文明为主的统治基础就显得十分牢固。

可是对于信仰上帝的人来说，并不存在这种实实在在的利益，上帝只是一个虚妄的形象，是人的一种理想，当经济获得极大程度的发展时，人们的私欲开始膨胀，对于上帝能否带给他们好处开始产生怀疑，对于死后是否可以进入所谓的天国，渐渐的不放在心上，开始需要人文的东西，开始追求实实在在利益。

基于上述分析，郑和下西洋所以没有进一步的突破，也是在自以为是天下无双的儒家思想指导下的结果。因为中国人已经是最强大，没有必要再做进一步的突破，中国人的文化已经是最优秀的了，中国人所要做的就是将这种思想传播出去，教育万民。至于说侵略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而西方则不然，对于基督的信仰更多的是心灵上的，而不是出于功利主义，这样一来，反而使他们可以拓展思路，从另一个角度出发，以达到功利的目的。并且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即使是文化的传承和同化也一定是以和平的方式。基督教也是要求传教的，但是他们通常认为自己是最优秀上帝选民，存在居高临下的态度，缺乏柔和的手段，更多的的会选择武力的和强迫的手段，因此对他们来说开拓新的世界，用侵略的手段获得利益也就理所当然了。

除了文化信仰的差异，还有地理上的因素：中国位于东亚大陆上，地大物博，世界上少有国家可以相比，明帝国时期更是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大帝国。在中国的北方是广大的西伯利亚高原，成为天然的屏障，所有的威胁仅仅只有来自少数民族的骚扰而没有一个独立的可以对明帝国，至少永乐时期的明帝国构成致命威胁的国家；南方小国林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对中国构成绝对的威胁，它们几乎都是明朝的藩属国；西面是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脉和杳无人烟的沙漠地带，东面是无垠的大海。这两个方向在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下，很难有哪个国家可以从这里发动对中国毁灭性的攻击。而亚热带季风气候和中国肥沃的土地，使得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足以支撑一个个庞大的帝国。因此可以说，中国人的骄傲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这样的一个大国怎么会想到掠夺别人呢？就好像一个一出生就是亿万富翁的人，怎么会去抢一个乞丐的钱呢？正是由于这种与生俱来的的优越感，导致中国古代几乎所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帝国都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央，自己中华上国，四周的国家都是夷狄之辈，这种观念自大秦帝国的建立，到汉、唐、宋、元、明和前清概莫能外。这就是中国人的心态，是大国的骄傲和悲哀。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政府的组织方式、组织结构以及组织效率的问题。西方著名学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和罗伯特·托马斯（Robert Thomas）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可见，在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政府扮演着一个无可替代的角色。尽管在有关市场与政府的认识方面，经济学家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对该问题所进行的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探索。迄今为止，理论和经验已经证明，一个有限和有效率的政府，对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困难的是，政府干预的范围和程度，并不存在一个人们都认可的共识。明帝国所以会出现郑和下西洋，笔者在一开始就已经指出，仅仅有两个目的：宣扬大明的国威和寻找建文帝的下落。这显然是有问题的。而这种问题的根源性就在于中国的政治是专制的一人之政治，皇权具有至高无尚的地位，尤其是在朱元璋废除了宰相的职位后，皇权的专制性达到了一个高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文武百官只能服从于皇权的威严。而作为一个皇帝很难既是一个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学家。他的决策难免会出现失误，一旦这样的失误出现，对国家的危害性将是巨大的。郑和下西洋可以说就是明成祖政治和经济上失误。他只考虑了其积极的意义，却忽视了其消极的意义，或者说他只想到宣扬国威，而没有考虑到成本的问题以及如何收回成本。

韩江

二  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彻底将洋务派的富国强兵之策击垮，它证明了仅仅依靠技术层面的资本主义改革是不能将一个积贫积弱的帝国带入辉煌的；而1898年6月11日到同年9月21日的戊戌变法则证明了改良主义在中国同样行不通。尽管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发生了的事情是不可改变的，但是这两个重大的事件却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启发。笔者在此所以将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加以叙述，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两次改革都可以算作资本主义的改革，只不过前者主要侧重于技术层面，其中也有某些制度改革的影子；后者侧重于制度层面的改革，但是并代表放弃技术的改革；第二，两次改革都是大清帝国晚期的改革，在时间上比较接近。

（一）洋务运动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有一批当权者，为了镇压太平天国，维持清朝的统治，同时为了在与外国侵略者保持“和好”的条件下徐图自强，掀起了洋务运动。

所谓“洋务”是从“夷务”一词演化而来。中国人在传统上将非汉族或非统治民族，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一律称之为“夷”，这是一种大汉族主义或者说大华夏民族主义的反映。因此对于与西方列强有关之事也以“夷务”称之，久而久之，引起了列强的不满，于是改“夷”为“洋”。主持洋务运动的是“洋务派”，这类人大致有两个特点：第一，他们的主观目的是要维护封建统治；第二，他们的办法是采用西方先进技术。其纲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把封建制度看作不可改变的根本，将采用洋人的技术，开办工厂、铁路、矿山、学堂、编练新式军队，以增强封建统治力量。洋务派人员复杂，内部矛盾众多，中央的奕?和地方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之间存在着各种矛盾，同时他们与顽固派之间也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洋务运动兴起的背景大概是这样的，中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失去了大片的领土和丧失了大量的赔款；同时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太平天国起义严重冲击着清王朝的统治；从经济角度来看，在明朝中后期，中国的资本主义就开始萌芽了，虽然随着西方列强势力的侵入，中国独立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被打断了，但是这并不表示中国不再有此类经济，加上外国资本的入侵以及部分太平军的建设，中国的工商业经济还是有一定程度发展的。从思想上来看，洋务派并不是突然产生的，它是有思想基础的，从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到魏源写《海国图志》，再有洪仁干提出的《资政新编》，都有具有资本主义的思想色彩。其直接动因，则是镇压太平军和徐图自强。[③]

洋务运动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即“自强”和“求富”。在实施过程中，建立了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汉阳铁厂、轮船招商总局、天津机器制造总局等军事民用企业；建立强大的北洋舰队、南洋舰队、广东福建舰队；设立了同文馆，派遣了大量的留学生，这些留学生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建设的栋梁之材。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的发生，中国的战败，标榜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宣告失败。这就是洋务运动的大致的过程，了解中国历史的人应该都不是很陌生。笔者在此就不详加叙述了。笔者所关心的是为什么洋务运动会失败及其失败给我们的启示。

洋务运动的失败可以说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相结合的产物。笔者想从甲午战争入手进行分析。

甲午战争中国之败首先不是败于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在此可以做一个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

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都是以“自强”为中心的改革运动。洋务运动主要是以增强军事实力为目标，围绕“船炮路矿”进行的；当时开办的江南制造局、汉阳钢铁厂、开平煤矿都是亚洲数一数二的企业。日本明治维新的资本主义化改革，到甲午年仅20余年（此前同样是闭关锁国），在新式交通、轻纺工业方面要强于中国，但在军事工业、钢铁工业和造船方面则不如中国。日本的轻工业中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当时日本共有工业资本7000万元，银行资本9000万元，年进口额1.7亿元，年出口额9000万元，年财政收入8000万元，这些指标除了进口量与中国相当外，其它都低于中国，说明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和中国一样并不强盛。两相比较，再考虑国土、人口和资源等因素，当时中国的实力总体强于日本是可信的。

至于军事实力，先看海军：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激发了清廷“以大治水师为主”的海防目标，并历年购船。1888年，北洋海军组编成军，由25艘新式军舰组成，总吨位8万余。据当时世界军事年鉴统计，这支海军居世界海军第8位，日本海军排在第16位。史学家唐德刚说：这支舰队就是“摆在今日的台湾海峡，也是一支可观的钢铁长城。”特别是各重7735吨的定远、镇远两主力舰，日本人“畏之如虎豹”。1888年后，中国因修颐和园停止购船。而同期日本在短短5年间，却购入大量快船快炮，实力迅速赶超清海军。但清海军仍有敌人不及之处，定、镇两舰船体大（日本最大的船仅4千多吨），装甲厚，同时还装备8门敌舰望之生畏的30公分口径巨炮。

再看陆军，据当时英国军事情报局资料，清陆军总数60万，此外有多达100万的民兵。而日本常备军7．5万，在战时可动员至25万。甲午战争中，日方投入作战17万多人，中方投入约25万人。在武器装备上，当时清军使用的是欧洲毛瑟枪，有的部队还装备了更为先进的后膛连发枪，如赵怀业部“皆系一色快枪”，火炮多用克鲁伯后膛炮。而日军主要使用国产村田式步枪和青铜山炮，其全军拥有的野炮不过300门，武器性能和数量均不如清军。

然而甲午战争的整个进程是令中国人寒心的，整个战争过程中，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战果乏善可陈。最终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从表面上看大致有四点：

一、 对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缺乏预见，准备不足，是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其侵略野心迅速膨胀，而另一方面，战胜中国又是日本的既定国策。早在1855年，日本的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阳子就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吉田的这一思想，对他的弟子，后来成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陆政策，大臣田中义一在奏折中说：“明治大帝遗策是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188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侵略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目的。同时日本也做了大量的军事上的准备，在几十年里将上述国策一以贯之，进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前后实施了8次《扩充军备案》。与之相比，清政府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就显得很不到位，对遭受侵略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是当时的中国政府显然没有将日本这个“弹丸小国”没有放在眼里。对国防负重要责任的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清醒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当甲午战争在朝鲜战场展开之时，李鸿章给在朝陆军的指令是：“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开衅。”给北洋海军的指令是：“日虽添军，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应令静守。”李鸿章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谁先开仗谁先理诎，此万国公例。”

出于外交上的需要，避免开第一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并不表示不做好迎战的准备。而中国直到日军将中国在朝部队围困于牙山时，才匆忙派兵从海上增援，已经为时太晚，完全来不及了。最终导致了朝鲜战场的失败。

二、一味依靠外国调停，没有把立足点放在自身力量上来，是战争失败的外部原因。朝鲜战场的失利，虽然造成了一定的被动，但还没有影响全局。这时候，清政府如果能认清形势，坚定地投入反侵略战争，并采取正确的战略，一定能够挫败敌人的进攻。可惜中国最高统治者中掌实权的慈禧太后、奕等都是主和派，李鸿章也坚决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从战争开始到失败投降，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然而中国显然是被出卖了，列强不愿意因为中国的原因与日本发生矛盾。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只能依靠自强自立。

三、信奉“武器决定论”是战争失败的思想原因

近代战争中，武器装备的作用远比古代更为重要。在晚清的政治家、军事家中，李鸿章特别重视武器装备。由于他的大力倡导和运筹，推动了洋务运动，组建起北洋海军和新式陆军，有利于提升军事实力。但因为李鸿章把武器作用极端化、绝对化，由“武器决定论”导致悲观情绪和失败主义。

四、放弃和丧失制海权是战争失败的战略原因

在近代战争中，掌握制海权非常重要。所谓制海权，简单地说就是能使自己一方在一定的海域自由航行而使敌方不能自由航行。能否掌握制海权取决于海军的实力和正确的战略。甲午战争的制海权主要指黄海海域。中国主动放弃了制海权，最终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

这场战争不是没有胜利的可能的，上述四个因素也不是不可以避免的，但是却战败了，这些因素没有避免。而这些因素也折射出了洋务运动的失败的因素。

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们在这场战争中信奉的是“武器决定论”，认为武器是第一要素，他们希望战争可以和平解决，寄希望与西方列强的调停，对战争的发生缺乏远见，没有正确的作战策略。事实上，这些正是洋务派妄图通过器物层的改革达到图强目的破产的表现。没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方针，单纯的器物层改革是很难有实效性的。事实上，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一方真的缺少具有远见卓识的官员和军官吗？并非如此。只是由于制度上的腐化，使得这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官员和军官没有机会参与决策，而制度上的因素可以说是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本性因素，也是洋务运动失败的因素。

比较普遍的说法，洋务运动的失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客观原因：西方列强并不希望中国富强，他们不会让中国掌握真正的先进技术。洋务派聘请的一些洋匠利用中国官员不懂技术，进行敲诈勒索，谋取暴利，使企业难以发展。清政府内部的顽固派，仇视一切洋务，百般阻挠和破坏，使洋务运动步履维艰。主观原因：整个洋务运动缺乏一个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力量分散且有限。洋务派官员自身的近代化修养不足，没有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建设对其经济发展所起到的关键作用。相反，洋务派企图靠单纯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而不彻底变革封建剥削制度，试图在中国搞所谓的“中体西用”，即用中国的封建制度作容器，去盛载西方的先进技术，对两者的内在矛盾认识不足，因此必然导致失败。

客观原因不予讨论，笔者想谈一谈主观原因。假设洋务派采取的是“西体西用”的改革方式，有可能在当时的中国实现吗？可以肯定的说，如果洋务派在一开始就采取“西体西用”的制度，也许根本就不会有洋务运动这回事情。如果最高统治者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力，这种制度层上的改革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实现的。日本明治维新所以会成功，并不是明治天皇的情操高人一等，而是因为他并不具有真正的最高统治权，他需要资产阶级力量的帮助，因此日本的资本主义改革可以成功，但是由于这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日本直到二战结束之前依旧是具有很强的封建性质的资本主义国家，天皇的权威仍旧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根本不可能产生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因为在中国封建势力的力量要远远大于资产阶级力量。那么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妄图通过“中体西用”改变中国，而是在中国这样特殊的国情下，在封建势力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发生的一场具有资产阶级现代化的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换句话说，不是洋务派没有采取“中体西用”，而是洋务派不可能采取“中体西用”。正因如此，戊戌变法的结果是可以预料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其实已经预言了戊戌变法的失败。

（二）戊戌变法

     1898年6月11日到同年9月21日，中国发生了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领导的戊戌变法。这场变法是伟大的中国人对处于忧患中的祖国改革的一次伟大尝试，尽管它失败了，而且注定是会失败的，但是这并不表示它没有积极意义。至今，谭嗣同的那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仍然让无数参与改革的仁人志士为之心驰神往。

关于戊戌变法，笔者不想多言，也不必多言，其大致经过结果相信大多数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的大概。因此笔者只是在此提及此事，并对它失败的原因稍作分析。戊戌变法的失败其实与洋务运动是相似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维新派没有发动群众，仅仅将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试想一下一场没有阶级基础的改革怎么可能会成功呢？就国际形势来看，当时西方列强已经先后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它们对世界的掠夺瓜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也在新一轮的瓜分中成为列强争夺的对象。而甲午战争失利，使得中国的经济、军事、政治力量都被沉重打击。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反对改革的力量显得更加凶猛。基于这些原因，戊戌变法必定走向失败。

笔者认为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是中国第二次崛起的机会，但是中国人没有抓住。试想一下，假如甲午海战中战败的是日本，今天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假如戊戌变法成功了，今日的中国会是什么样的？然而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这次绝好的机会与中国人擦肩而过。

韩江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宣布成立，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当时国际的格局有着重大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标志，是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又一次冲破帝国主义的力量，使东方的一个大国脱离了帝国主义体系，明显改变了战后东西方力量的对比，大大增强了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同时也给那些尚未取得反帝、反殖民主义胜利的国家人民以鼓励。对中国人而言，一百多年的屈辱历史宣告结束，中国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崭新的、伟大的中国将屹立于世界之林。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国似乎并没有就此腾飞，反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低效率的发展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似乎并没有得到证实。与此同时，受战争破坏程度几乎与中国相似的日本（当然它是自作自受），却在短短的数十年里，经济迅速发展，很快恢复到了战前水平并且有了重大突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这种发生在近邻身上的变化，让中国人感到困惑、不解，可能还有些眼红。

那么中国究竟在什么地方落后了？中国是怎么失去这次崛起的机会的？

建国初期，中国的发展形势本来是不错的，然而却因为一些特别的原因，中国最终陷入了另一种闭关锁国的境地，结果导致了中国本来有机会更快的发展的，却没有发展好，从而世界大国政治中只能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可能美苏争霸期间，中国作为一块砝码，也曾拥有过比较重要的地位，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地位与真正的大国地位是有差别的。这样说吧，在楚汉之争中，韩信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不论倒向哪一方，对于另一方来说都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韩信就可以与刘邦、项羽平起平坐，一旦其中的一方倒台，他就失去利用价值，从而变成被打击的对象。而中国与美苏之间的关系，也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相似，中美建交后，关系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蜜月期，但是随着苏联即将走向倒台，中国的重要性大大地削弱。中美之间的关系也随之迎来的冰河期，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大大削弱。因此，中国所以能够在解放后的一段时间占有重要的国际地位，只是冷战环境下的特殊产物，而不是中国实力的真正体现。当然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步发展，在新的世纪里，中国的大国地位在慢慢恢复，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现在的国际社会很难撇开中国谈具有全球意义的重大事件。因此这可以看作中国第四次尝试崛起。既然将这看作中国第四次尝试崛起，也就是说在这之前中国应该还有第三次尝试崛起。不错，这就是建国初到改革开放前的差不多三十年。

如果我们注意看一下世界各国飞速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一些新兴的富国，它们的发展几乎都与工业革命、技术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成为了各大国中的翘楚，法国紧随其后，然后有美、俄、德、日、意等国。而当地二次工业革命到来的时候，美国、德国后来者居上，日、俄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此简单提一下，英法为什么会落后于美德？因为工业惯性的缘故，英法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的工业很难得到及时的更新，难以利用新技术，因此发展自然就落后了，而对于美德来说，则不一样。他们充分的利用了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成果，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那么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崛起或者说发展起来的国家地区又有哪些？亚洲地区似乎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新加坡、韩国、日本、泰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都抓住了这次机会，一时间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之说兴起，可是曾经在东亚封贡体系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的中国似乎并没有搭上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首班车，结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才有了腾飞式的发展。其实我们如果看一看美德两国在第二次科技革命中迅速崛起的例子，一定会扼腕叹息，试想一下，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当时全国人口只有五六亿，可以说是真正的地大物博，如果可以充分的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那么中国如今的经济水平将是什么样的？中国如今的国际地位将是什么样的？可能不仅仅是中国的国际地位会发生变化，像日本这样的国家未必有机会发展起来。笔者写到此处，不禁再次扼腕，同样是改革，明治维新使日本强大起来，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带给中国人的只有悲剧；同样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中国却因为种种原因，只能搭乘它的末班车，以至于今日我们依旧需要购买日货。

那么中国是怎么失去这第三次崛起的机会的？原因有很多，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笔者想从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加以阐述。

内政

1949年10月到1956年8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在此期间，中国垃圾领导下的中国政府主要做了这些事情：

第一，中国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二、全国大陆的统一地方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三、没收官僚资本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建立。四、稳定市场物价统一全国财政经济：1、加强金融管理，腔全社会主义金融体制；2、通过建立强有力的国营和供销合作社商业系统，控制主要商品，并通过集中抛售商品打击投机倒把活动；3、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活动。五、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经济恢复时期党的策略路线和行动纲领。六、土地制度的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七、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反”、“五反”运动。八、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教育改革。

第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一、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二、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工业化建设的高潮。三、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稳步前进。四、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五、加强党的建设和团结反对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斗争。六、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七、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

综合而言，这些措施在当时是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的，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巩固新生的政权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中就出现了胡风案，使胡风等一大批人受到极为不公正的待遇，酿成了建国以来思想文化领域里的一大冤案，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直到1980年9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予以平反。[④]

国家初建出现一些问题是很自然的事情，中国的历史自1956年之后，进入一段较为曲折的阶段。整个阶段大约持续了二十年之久，加上之后两年的徘徊，共二十二年。在这二十二年里，笼罩着整个中国的是革命与斗争，中国人的所有热情都被革命占据。在此期间国内主要发生的对中国发展进程造障碍的事情主要有，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左倾思想的蔓延，经济建设目标越来越不切实际，大跃进运动，所谓的反右倾斗争，文化大革命以及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兴起等。这些事情严重影响了中国正常的经济建设，尽管中途，中央采取过一定的补救措施，予以纠正，如“七千人大会”，但是采取的措施几乎没有多少可以坚持执行的，就笔者观点，这些措施的提出，事实上可能仅仅是为暂时缓和逐渐尖锐的国内矛盾，一旦矛盾得以缓和，那么这些措施就会被束之高阁，无法发挥应有作用。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让今人扼腕叹息的事情，像刘少奇冤案，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笔者最为叹息的则是上山下乡运动，给中国教育造成断层。这种影响是持久的，在中国现今的大学里几乎很难看见具有大师风采的人物，就算是北大、清华之类的名校，似乎也很难看见诸如金岳霖、钱钟书、竺可桢之类的大师，一般的大学就更不用谈了，恕笔者直言，现在很多大学的老师基本上就是照着书读而已，并且还大言不惭的说，给学生将重点拎出来了。笔者以为一个受过十几年教育，正正经经考入大学的大学生只要肯用心看书，他会不知道重点在哪里吗？大学教育更需要的是传授一种思维，传授一种人格，传授一种精神以及书本之外的大千世界，同时也不是一味的狂侃，在传授的过程中可以将之与理论相结合。这样的人恰恰是中国大学所缺少的。究其原因何在，固然有中国当今教育体制的问题，但是缺乏大师级的老师是最根本的原因。而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将一大批正在学习知识文化的青年学生弄到了农村“深造”，这些人那时候大概在十六七岁到二十四五岁，到现在有三十多年了，如果他们可以接受正常的教育，中国现在何愁没有人才，没有大师？中国的学术何至于会如此落后？中国何至于言必称西方？

外交

（一）中苏关系

中国建国初期实行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所谓的“一边倒”就是倒向社会主义苏联。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以及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和改造50个企业的协定。中苏关系在建国初期有过一段蜜月期，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苏关系进入了极不好的阶段。

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洛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在中国建设一座长波电台，以用于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1958年7月21日，苏联方面通过其驻华大使尤金向中国提出要建立联合舰队。这两个计划都遭到了中方的拒绝。1959年6月苏联撕毁了1957年10月签订的向中国提供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供给中国原子弹样品和有关的技术资料。同年9月9日，苏联塔斯社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公开发表偏袒印度的声明，将中苏关系破裂公布于世。

1960年开始，中苏关系全面恶化，经济上撕毁合同；意识形态上攻击中国；国际上孤立中国，边境上不断制造边境事件和挑起冲突。1960年到1969年3月15日间，苏联在中、苏边界挑起的大小事件多达5800多起。中苏关系恶化已经无法挽回。

（二）中美关系

    中美在建国初期的关系很不好，中朝战争，越南战争以及美国二十年不变的**政策都是具体的体现。一直到1970年下半年，美中两国对准备打开相互关系大门才开始都持积极主动的态度。随后的乒乓外交、基辛格秘密访华、尼克松访华，再到卡特总统接受中国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三个条件：关于台湾，可废约、撤军、断交。1978年7月——12月，经过艰苦的会谈，于12月16日，双方公布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其主要内容包括：中、美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除此之外，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也有各种曲折和发展，限于篇幅，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韩江

第二部分   分析

一、为什说这三次机会是崛起的良机

中国在1500年以后的历史里，崛起的机会似乎不仅仅只有这三次，但是为什么只选去了这三次呢？笔者的理由的是，其他的机会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称之为机会，但是显然不如这三次来的有利。

首先，郑和下西洋的时间几乎与西方的地理大发现是同一时期，中国实际上更早一些。当时的中国有着强大的国力，航海技术也可以说是世界一流，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中国都具备了开辟海疆的能力，如果中国参与当时的海洋竞争，那么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与中国对抗，中国将在明帝国时期就成为世界级并且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强国，它将是一个真正的超级大国，中国的地位可能在几百年内都无人可以挑战。这种强大不仅仅可以给中国带来物质上的利益，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可以将中国的文化扩大到五湖四海，也许今日的英语文化圈就不存在了，取而代之是汉语文化圈。因此说这是一次绝佳的崛起机会。

第二，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时的中国虽然已经在列强的侵略下，国势危矣，并且国内种种农民起义对政府的冲击力也是巨大的。但是清政府也因此有机会意识到自身的不足，接触到西方的先进文明和科技，如果中国抓住了这次机会，并且能够在甲午战争中抓住战机，利用中国的优势战胜日本。那么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可能都会被改写。甲午战争给中国造成的影响是巨大，不仅仅是导致洋务运动的破产，割地赔款造成的经济压力也是破天荒的，是中国难以承受的。除此之外，列强更加觉得中国好欺负，中国的国力不过尔尔，从而更加的肆无忌惮。这才有了以后的八国联军侵华。试想一下，如果中国赢得了甲午海战，列强对中国的看法必定大为改观，中国的国际地位必定会大为提高，洋务运动也就取得了成功，然而却因为一些历史的偶然性导致了这场战争的失败。此后的戊戌变法同样没有抓住改革的要点，最终失败。因此，这是第二次良机，但是中国人没有抓住。

第三，为什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是第三次崛起的良机呢？中国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屈辱史后，第一次真正的站了起来，这就是一个高度，在这个高度上走向崛起显然比在列强割据中国的北洋政府时代或是蒋家王朝时代要好的多。并且这个阶段也是第三次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的时期，而西方诸大国几乎都在二战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中国与他们的距离相对来说缩小了很多，尤其是日本。当然人的素质和工业基础上的差距还是存在的。但是这也意味着中国不必重复旧的工业，直接发展新的工业，利用新科技革命的成果，迅速建立最具现代化的工业体系，从而摆脱工业惯性带来的麻烦，取得更好的发展。另外中国拥有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可以很好的接纳发达国家的工业转型，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充分的发展我国经济。如果中国在建国后不久，可以走这样的一条路，那么中国经过四五十年的发展，经济实力之强，国家之富足，民族之振兴较今日之中国那又将是一个新的境界。所以，这是中国第三次崛起的良机，只是由于国内外的种种原因还是丧失了。

二、为什么会丧失这三次良机

    历史是无法改变的，但是历史是可以给我们经验和教训的，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得到很多的东西。虽然中国失去历史上最好的三次机会，但是中国在新的世纪里正在蓬勃发展，中国仍然有机会在新的一轮角逐中走向兴盛，走向伟大中华的复兴。

至于说为什么机会会丧失，在上文中，笔者也作了些零星的分析，在此只想做一个系统的分析。

（一）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的失败，总体来说，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思想文化上的因素。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官方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儒家思想虽然也有西方基督教的传教精神。但是这种相似性仅仅是表面上的，西方的传教更多的是具有征服性的，不反对使用武力，十字军东征就是很好的例子。而儒家思想则不一样。孔子曾经说过：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这是儒家文化的一大特点，如何传播自己的思想？“修文德”才是最重要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榜样的力量是伟大的，至于说用武力，则不是儒家思想提倡的。另外儒家思想往往视我为中国，周围乃是蛮夷，没有什么值得我去争夺的。第二，制度上的因素。中国的王权是至高无上的，大臣和百姓都是皇帝的仆人，他们只能按照皇帝的意思办事，不可能做出任何逾越皇帝旨意的事情，因此即使有人有开疆拓土之心，皇帝不点头，也不可能实现。第三，观念上的因素。中国人没有我是世界的一部分的观点，而是我是世界的中心，这种傲慢的心理，使得中国不可能像西方国家一样向海洋发展。第四，地理上的因素。中国传统上就是一个大陆国家，并且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笔者在上文中已经分析过），没有海洋利益的观念，明朝倭寇侵犯我国疆土的时候，就有大臣提出放弃沿海地区，将渔民尽数撤回内地；清朝康熙年间，收复台湾后，也有人提出放弃台湾，将台湾人民撤回来。这些事件都反映了中国人大多数是不具有海洋意识的。反观西方国家，几个进行地理大发现的国家，似乎都是沿海的一些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像法国、德国这些大国则并不是从海洋发迹的。因此说大陆观念也是制约着郑和下西洋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

洋务运动的失败首先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其次才是国外的因素。传统的观念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制度，所以洋务运动会失败。但是这显然是一句废话，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不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制度，而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制度。因为政府改革最难的莫过于给自己动手术，那是需要巨大的决心和勇气的，在改革的过程中将会太多的流血牺牲，因为那将动摇太多权贵的既得利益，不巧的是，掌握权力的正是这些人。因此凡是有提改革者，必定会遭打击报复，改革之路，举步维艰。当然洋务运动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失败的，笔者以为，洋务运动所以会失败，其中的偶然性因素倒是居多。它失败的最直接原因就是甲午战争的失败。但是笔者在上文分析过甲午战争的失败不同于鸦片战争，它不是实力上的失败，而是策略和指挥上的失败，从根本上反映了制度上的失败。但是制度虽然是不可以变的，指挥却未必是不可以变的，如果李鸿章在战争中指挥得当，这场战争完全有胜利的可能，至少可以打个平手。洋务运动可能也就不会破产，而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进，必定会发展到民间，进而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体制很有可能在缓慢的改革中逐渐走向君主立宪体制，实现资本主义。

而戊戌变法，历史书上的总结是没有发动群众，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笔者的观点是，戊戌变法的失败并不在于没有发动群众，而是无法发动群众。戊戌变法从性质上来说是一场不彻底的资本主义的革命。从它的各种措施来看，都反映了资本主义运动的特点，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可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并不充分，在中国最广大的阶级是农民阶级，因此戊戌变法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是失败的，就笔者来看，康有为、梁启超更多的是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改革家，缺乏实践和中国现实的考察，他们在学术上可能是一代大家，在政治上则是很幼稚的。如果戊戌变法可以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利益，切实解决农民阶级的利益问题，哪怕只是小小的利益，也可以很大程度上的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从而支持改革，那么戊戌变法未必没有胜利的可能。可能有人会反驳说，那不就是走毛泽东等人走过的路吗？不错，但是笔者以为，利用农民阶级发动革命未必就一定通向社会主义，同样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也可以利用农民阶级。这就如同市场经济无所谓姓资姓社的问题。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建国初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走过了一段艰辛而漫长的发展道路。其中不乏振奋人心的事实，但是更多是让我辈喟然长叹的事实。那么造成这一系列动荡的原因何在？笔者认为是由国际环境、国内环境以及领导人的个人因素多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导致的。

首先从国际环境来看，二战结束后，两大阵营逐渐形成。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中国似乎很难站在西方的一边，倒向苏联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随着中国解放战争的结束，美国意识到蒋介石政府不可能再有什么作为，他们不得不改变对华政策。1949年初，杜鲁门政府着手制定对华新政策，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系列的报告，其中最重要的是第34/2号文件，明确提出了美国对华新政策的基本思路：美国要寻找并扩大中共和苏联之间的分歧，尽力避免中共完全为苏联所利用；同时美国应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避免承认中共政权”。而后爆发的朝鲜战争，使得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更加恶劣。

而从国内来看，新中国虽然成立了，但是中国并没有取得完全的解放，西藏、台湾依旧没有统一于中央政府，各类反革命分子依旧存在，中央政权仍旧面临着被颠覆的可能。

基于这些原因，中央领导很难对形势做轻松的估计，那么经济建设必定被放在了次要的地位，革命则上升为主要的地位。同时由于党内出现了一些个人野心膨胀的问题，导致了党内斗争形势的恶化，使得一些领导人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从而在政策的实施上出现了重大的失误。

那么这些问题是不是可以避免呢？笔者以为完全的避免是不可能的，但是却可以减小到最低程度。首先，“一边倒”的政策是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笔者认为，新中国倒向苏联应该是历史的必然，不得不作出这样的选择，但是不必完完全全的倒向苏联，将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事实上促使美国对中国在长时间内采取敌对政策的，不仅仅是美国的原因，中国同样是要负责任的，因为中国的政策让美国感受到了威胁，在那个冷战的年代里，人们的思维往往是非友即敌。中国可以在与苏联的交往中采取一定的暧昧态度，没有必要将自己的家底全部暴露给苏联，更多的坚持独立自主的道路，尽可能小的刺激美国人，反而会好一些。同时没有必要实施自我封锁，将意识形态的差异看作首要的差异，应该尽量淡化意识形态的差异，通过经济来促进外交，放弃一些面子上的东西，将实际的利益看作第一位。其次，在经济建设方面，急于求成，显然就是领导人指挥的失误了，这个错误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并且也有很多的人提到这个失误，然而这些有识之士却遭到了打击，这个失误相比于外交上的失误就有些不可原谅了，历史已经过去，笔者很难猜度当年打击这些人的真正用意。如果中国当时可以采取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断不会让经济的发展一再走入歧途。最后，就是没有搞清国家主要矛盾的问题，或者说搞清楚了这个问题，但是国家的主要矛盾与个人之间的利益是不是一致的问题。中国建国后种种革命运动，往往有扩大化的趋势，最终造成了大量的冤狱，这让笔者不禁联想到了明朝初年的蓝玉案、胡惟慵案。事实上这种扩大化是不是可以避免呢？

韩江

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一个国家的崛起最少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思想上的开放性，与世界的发展可以接轨，对中国来说，就是在以儒家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为主要文化的前提下，尽量的吸收世界先进的文化，不可以僵化思想，固守一地；二、改革的前提必须是依据国情的，要充分考虑到主要阶层的利益，否则改革就很难获得成功，就中国而言，就是要充分考虑到工农阶层的利益；三、制度上的建设一定完善，尤其是在监督机制上，防止专制局面的出现，充分吸收各方面的意见，使政策、制度做到科学化、民主化；四、经济建设必须放在首要位置，同时在建设经济的时候，不能盲目求进，必须根据国情；五、外交上，一方面要坚持和平发展之路，尽量走独立自主的外交，对中国来说发展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则是走独立自主外交的前提；另一方面也要适当的与他国联合，但是又不同于结盟，不可以绝对的信任他国；六、则是储存人才，重用人才。

以上是笔者对中国三次崛起机会丧失做出简单的分析论证。





参考书目：

（1）《剑桥中国史·剑桥中国明代史》 ，［英］崔瑞德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2）《剑桥中国晚清史（上）》，［英］崔瑞德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3）《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英］崔瑞德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4）《郑和与哥伦布航海之比较》黄文平（中山大学数量经济学硕士，浙江财经学院讲师）

（5）《话说中国——集权与裂变》胡敏 马学强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5年2月第1版

（6）《大国的崛起》 唐晋主编，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

（7）《中国近代史通鉴第三卷上》戴逸主编，红旗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

（8）《战后国际关系史（上）》方连庆 刘金质 王炳元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郭大钧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1）《战后国际关系 1945——2003》顾关福著，时事出版社，2003年8月第2版

（12）《儒学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吕明灼等著齐鲁书社  2004年版

慕容筱茜

是韩江自己写的吗？

黑风观观主

好像是5-6年前，央视播放了一个专题片，叫做“大国的崛起”吧，很震撼，很鼓舞，引发了一场大辩论，人们也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一段时间，不亦乐乎。
    无疑，楼主也下了很大一番功夫：称得上一篇 论文 了。
在我看来,国家要崛起，民族要富强，最重要的、首屈一指的一点是：
     教育。
美国、日本、德国。。。。。。
    国家崛起靠的是人才、科技、国民的素质，当然还有其它。。。

[ 本帖最后由 黑风观观主 于 2009-4-19 15:27 编辑 ]

韩江

嗯，我们每个学期都要交学期论文，大二的时候写的。

乱剑狂刀

若以机会论，如果大唐开元年间不发生内乱，那是绝好的机会
鼎盛时期的大唐完全可以击败西方半路挡道的黑衣大食
然后文化、经济、科技、思想，向西发展
当时已经有很多外国人来经商、求学、旅游、考察，甚至来做官（这点连现在最开放的老美也办不到）
可惜大唐所有努力归为战火所灭

乱剑狂刀

P:楼主挖了很多坑，什么时候填上？

韩江

呃，等工作啥稳定后，慢慢来填坑，有时候不记得，不好意思啊。

冰剑天女

中国的崛起，我觉得可以把元朝也划进来，具体偶也不知道，那个江江为嘛只写近代，不写古代呢。

酒魔剑仙

中原文明的特性决定了它向西扩张的极限，即使击败黑衣大食最多不过多一个藩属国，不会再扩张领土的。

酒魔剑仙

蒙元算不得中国的崛起，更像是中国的沦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