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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年轻人问雅斯贝尔斯：你为什么还在写书呢？它不仅不能出版，而且有一天你所有的原稿都会被烧掉。
雅斯贝尔斯回答说：
如果有一天人们起来推翻暴政，我不愿两手空空地站在那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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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毅：《射雕英雄传》在西方的译介传播：行动者网络、译者惯习与翻译策略
北民大英语趣微学 今天
摘 要：金庸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英译本第1卷于2018年首次在英国出版，传播效果良好。以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和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理论框架，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考察了该译本在西方文学（翻译）场域中的占位、行动者借由资本互动建构翻译出版与传播网络的过程以及译者惯习对文本翻译策略的影响，廓清了《射雕》在西方的社会学传播模式，为中国文学外译传播提供借鉴。
关键词：金庸；射雕英雄传；行动者网络；场域；译者惯习；翻译策略
0. 引 言
金庸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下称《射雕》）首部英译本第1卷（原作前9章） Legends of the Condor Heroes: A Hero Born于2018年2月由英国麦克莱霍斯出版社（Maclehose Press）面向全球出版发行，这是金庸小说在西方国家出版的第一个英译本。出版社计划将《射雕》英译本分4卷出版，第一卷译者为瑞典人郝玉青（Anna Holmwood），翻译出版历时6年。（张代蕾 2018）《射雕》甫一出版便受到《卫报》《泰晤士报》《经济学人》等英国主流媒体和亚马逊、Goodreads等大型图书站点的热评。此前，金庸小说仅有三部被译为英文在香港出版，分别是《雪山飞狐》《鹿鼎记》和《书剑恩仇录》。闵福德（John Minford）和赖慈云（Sharon Lai）曾于1996年节译过《射雕》（Eagles and Heroes），但未竟全功。《射雕》英译本在英国出版首月即加印到第7版，销售火爆，美国版于2019年推出，另有西班牙、德国等7个国家也相继购买版权，未来将有更多外语版本（彭珊珊 2018）。从译本的热销情况来看，《射雕》译介传播效果良好。本文拟采用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以下简称ANT）作为主要理论模型，同时结合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Field）理论，以深入探究《射雕》译介成功的社会学模式，为中国文学外译提供借鉴。
1. 理论框架和研究问题
ANT是巴黎学派社会学形成的重要标志，近年来逐渐得到翻译学界广泛关注，成为继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和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之后又一个被引入翻译研究的重要社会学理论。ANT是拉图尔（Latour 2005）所主张的“转译社会学”的核心内容，其核心概念为行动者（actor/actant/agency）、转译（translation）和网络（network）。凡是行动的发出者（Latour 1998）都被纳入行动者范畴，人类和非人类都可以是行动者，这就消解了自然与社会、人类与非人类、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行动者通过替代、协商、改变和杂合化（Buzelin 2005：201）等转译活动，建立起利益和行动共同体，一起生产科学知识。布泽林（Buzelin 2005）首度将ANT引入翻译研究，此后ANT在翻译学中的应用研究主要有：Sarah Eardley-Weaver（2013）、Sirkku Aaltonen（2013）、Tom Boll（2016）、汪宝荣（2014；2017）和王岫庐（2017）等分别使用ANT探讨了剧院翻译网络、戏剧翻译过程、“企鹅丛书”对西班牙语拉美诗歌的翻译出版、《红高粱》翻译网络构建和译本生产过程、中国文学在西方传播网络构建、田汉译剧《沙乐美》的翻译网络构建等。简言之，基于ANT的翻译研究成果还相对偏少，应进一步推动社会学理论之间及其与翻译学理论的深度融合和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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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要使用的另一理论——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在描述性翻译研究中暴露出了不少缺陷，布泽林（Buzelin 2005）、伍尔夫（Wolf 2007）、周俐（2013）、邢杰（2016）等都做过批评，兹概括为：过于重视社会-文化语境/机构性因素；偏于探索参与到文学场域中的人类行动者和机构；偏离了跨语转换过程和文本；忽视了行动者的认知能力。鉴于此，布泽林认为以行动者和翻译过程为导向、重视行动者个体能动性的ANT可以弥补基于布迪厄、多元系统论和文化学派翻译研究之缺陷（Buzelin 2005）。但是布迪厄也对ANT进行了驳斥：过于强调行动者，忽视了决定其地位的科学研究场域或机构（ibid.：200）。尽管如此，布泽林以为这并不妨碍两种理论“兼容互补、互为充实”（ibid.：210）。汪宝荣（2019）支持布泽林的观点，并以鲁迅作品英译出版项目为例，描述了文学外译与传播网络（包含项目发起、翻译生产和译作传播等子网络）的运作模式。本文理论框架试图融合两种社会学理论之所长，涵盖翻译选材、生产、传播、接受过程中的宏观场域、中观过程与微观文本，并将行动者网络做了内部和外部之分（见第3节），旨在更为全面地考察《射雕》成功翻译传播的全过程。据此，笔者拟设如下研究议题：宏观层面，《射雕》译本在翻译场域中的资本转化如何影响翻译场域的地位；中观层面，将布迪厄的资本概念引入行动者网络构建过程分析，通过追踪行动者的资本互动方式来探讨《射雕》翻译出版和传播行动者网络如何构建；微观层面，将译者惯习概念引入译本的语际转换和翻译策略分析，考察译者惯习如何对文本翻译策略和译作资本产生影响。
2. 文学翻译场域与行动者资本
场域是一个具有自己运行规则的独立社会空间，根据自身规律积累特定形式的资本，并依据特定形式的权力关系进行运作。（Bourdieu 1993：164）中国通俗文学进入英语文学生产场域进行出版传播时，会形成独特的文学翻译子场域，与其他文化生产子场域（如本土文学场域、出版场域、传播场域等）展开竞争。文学翻译子场域运行的动力在于行动者对各种资本的争夺和占有，不断获取、转化和积累资本。行动者在场域内所进行的活动，归根到底是对场域内文化资本或资源的争夺，资本的多寡决定了位置和权力的高低（杨柳 2003：8）。这些资本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又称象征资本）(Bourdieu 1997：46-58)，而竞争带来资本的重构和权力地位的变化，进而对文化生产场域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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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武侠小说因其译作在英语文学场域中的符号资本远少于原作，况且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系统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所以在它进入英语文学场域时，翻译场域在英语文学场域中就很容易处于被支配地位。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从1990至2012年间英国的出版物中只有4%是翻译类（Jack 2015）。“在过去的30-40年间，中国当代文学向英语世界的译介并不算成功......英语世界的读者反对来自任何文化的翻译文学，翻译文学进入英语世界是很困难的”（McDougall 2014：59）。在此背景下，《射雕》真正走进英国的文学场域并得到认可是很艰难的。由此可见英国本国文学场域的主导优势和文学翻译场域地位之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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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翻译活动的复杂性，翻译场域需要与其他子场域共同构成文学生产场域，这些子场域之间需要联动才能共同促成翻译活动的成功进行和译本的流通传播。翻译场域的自洽性与符号资本密切相关（Wolf 2007：116），其符号资本多寡、在整个文学生产场域的地位高低以及与其他场域之间的互构都会对译介效果产生影响。伍尔夫将翻译场域看作一个“调解空间”（mediation space），即文化汇集处，参与文化生产的行动者在此争斗、协商和重构（ibid.: 117-118），但对于行动者如何协调互动却未进行系统阐释，ANT在此便提供了一个描写行动者的工具，可用于中观层面对翻译传播行动者网络的深入考察。
3. 行动者资本和翻译传播网络构建
“场域中的资本象征权力形式和名气积累，可以巩固、加强场域的地位”(蒋梦莹 2017：97)。本节拟考察《射雕》翻译出版与传播过程中行动者各种资本之间的转化、流动和积累是否对行动者网络建构和文学传播产生积极影响。此外，本文根据行动者与翻译文本的距离，拟将行动者网络分为内部行动者网络（作者、原作、译者、译作等）和外部行动者网络（出版社、代理人、经纪人、文学研究者、书评人、读者等）。
3.1 内部行动者网络
3.1.1 作者-原作及其资本
作者简介部分以3亿册小说销量彰显金庸在世界文学场域的号召力，还列举金庸在英法被授予的系列勋章和学位，凸显其在西方的声誉，充分昭示了作者的符号资本。原作的资本实指以《射雕》为代表的金庸武侠小说的符号资本和客观化（objectified）文化资本（Bourdieu 1997）。符号资本是对金庸小说的文学国际声誉的体现，而客观化文化资本主要体现在金庸小说的文学史价值和文学经典化价值。金庸小说已在华语乃至儒家文化圈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并作为一种中华文化符号在不断被改编、重拍成影视剧等IP产品，说明了其文化资本的巨大魅力，也说明其已经在华语圈实现了高度的“文学资本化”。“一本文学作品的译介，很多时候就是始于原作的上乘质量和宏大的社会影响。”（刘茜、李清平 2018：48）译序中将金庸描述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将《射雕》描述为“有着数亿读者的文化史诗”，这是对原作和作者的文学地位、声名和价值的展现，意在让读者受感召于其文化-符号资本。
3.1.2 译者-译作及其资本
郝玉青生于瑞典，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瑞典人，而丈夫是中国台湾人，这种跨文化家庭背景对其日后从事翻译产生了重要影响。她还先后在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获得了当代中国学和中国文学硕士，酷爱中国古典文学，更喜欢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金庸武侠小说，认为金庸武侠小说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传承。郝玉青曾英译过《山楂树之恋》《首席大提琴手》等，还从事过多年的中文图书版权经纪人和代理人的工作，与余华、麦家、刘震云、迟子建等多位中国作家有过合作（彭珊珊 2018）。因此，译者的受教育经历和多语能力构成其具身化（embodied）文化资本（Bourdieu 1997），翻译和出版代理人等多元工作经历为其积累了社会和符号资本。郝玉青曾准备《射雕》试译片段和金庸简介，委托版权代理商皮特·巴克曼（Peter Buckman）向麦克莱霍斯出版社推荐《射雕》，最终得到该出版社青睐（彭珊珊 2018）。可以说，郝玉青充分了利用了自身跨场域的文化-社会-符号资本、金庸及其武侠小说的文化资本以及版权代理人的社会资本成功招募了出版社，为译本生产找到了出路。此外，译者自身的惯习对翻译策略和译作资本也可能产生影响，本文将在第4小节对此进行专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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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雕》译本在异域翻译场域的符号资本积累主要依靠3个方面：一是原作和作者资本的转化；二是郝玉青与出版社等行动者的联合编译、营销和传播；三是借助某些中西文化同一性来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增强吸引力，如译本封面所引《爱尔兰时报》书评：“一部中国版的《指环王》”。译作资本主要体现为一种在异域文学翻译场域中的话语符号资本，这种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可促进武侠小说的身份认同，并同时反作用于译者声誉（符号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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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在《射雕》翻译生产过程中，作者、原作、译者、译作等行动者通过彼此资本的互动转化与积累形成了利益关联和良性互动，形成了翻译传播的内部行动者网络，进而去招募出版社、书评人等行动者。
3.2 外部行动者网络
3.2.1 出版社及其资本
在文化学派那里，出版社扮演着强加诗学标准、操纵文化生产的角色（André Lefevere 1992：15-19），但是根据ANT“跟踪行动者”（Latour 2005: 11-12）的原则，则要跟踪出版社如何联合、调动和招募其他行动者，最终达到成功出版传播之目的。具言之，出版社利用自身的经济资本、符号资本和社会资本将作者-原作资本转化到译本世界，成为译作资本。麦克莱霍斯出版社创建于2008年，系英国Quercus电子书出版集团旗下独立出版品牌，以“阅读世界”为使命，致力于寻找并翻译出版最优秀的非英语文学作品，翻译语种超过34种。得益于其慧眼甄选和专业译介，大量非英语国家的作家都通过该出版社赢得了世界声誉。该出版社的创建者则是被誉为“英国翻译文学出版界之泰斗”的资深出版人克里斯多夫·麦克莱霍斯（Christopher MacLehose），他在发现外国小说并将其推介成名方面声名卓著（Wikipedia 2017）。在出版社对译本进行编辑出版过程中，考虑到郝玉青在出版编辑等方面的经验，就动员并招募其进入出版社的编辑出版团队之中，让其参与整个出版流程，负责文字编辑、脚注使用、封面风格、推广报价等各个方面，将译者资本融于出版社，在出版和推介过程中发挥作用。出版社对译者的招募也说明了一个行动者可能牵涉进不同的子网络中并发挥不同作用。《射雕》出版商在资产力量、合作关系、版权贸易、营销网络等方面的实力为其在文学翻译场域内累积了雄厚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大为增强了翻译场域的竞争力，对译作传播产生了强大推力。
3.2.2 书评（人）及其资本
“书评人因其在场域内享有的资历、地位和声誉（文化资本）被招募，通过书评影响潜在读者的购买与阅读决策。”（汪宝荣 2017：4）英国各大知名报刊杂志、媒体和书店的书评以其专业性和业界知名度对《射雕》英译本起到了很大的推介作用。例如，译本封二和封底引用了《泰晤士报》《经济学人》等主流报刊的书评。因宣传营销之故，出版社有选择性地截取了这些书评中的正面评价，不乏溢美之词，充分利用了英国知名媒介书评在业界的号召力，为译本发行积累了充足的符号资本。其中，《经济学人》的评价为：“在郝玉青的倾情翻译之下，这部动作翻飞、思想联翩的英雄传奇以古喻今，展现了一个当代中国”。能够有资格在知名媒体撰写书评的人一般都是资深文化学者或专业书评人，通常都有丰厚的符号资本，书评人借此与读者、译作、媒体、报刊等互动，构建了一个受众接受与反馈网络，积极的评价又反过来充实了《射雕》英译本的符号资本，为其良性传播铺好了道路。由上可见，出版商、译者、版权代理人、书商、书评人、销售平台或传播媒介等行动者之间通过资本互动转化，共同建构了一个涵盖编辑出版营销、受众接受反馈链条等在内的《射雕》翻译传播外部行动者网络。
4. 译者惯习与翻译策略
“惯习”（habitus）是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而西米奥尼（Daniel Simeoni）第一次将其引入翻译研究，厘定了译者的惯习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西米奥尼把译者惯习定义为：“一个在文化上预先被建构，同时又起建构作用的媒介，其在文化迻译过程中对文化产品进行协调”(Simeoni 1998：21-22)。郝玉青的教育背景及其长期从事翻译、代理、出版和推广中国文学以及与中国作家的合作等职业经历合力形成了她的“社会轨迹”（social trajectory），塑造了她的译者惯习，这种惯习会影响其翻译选材、翻译策略和翻译风格。因此，有必要从译者惯习的视角考察微观文本的翻译策略及其对译作资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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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玉青丰富的职业经历使其更加了解多个场域的实际情况，熟知英语读者的文化心理和阅读期待；同时她又要努力把“强烈的金庸风格呈现给英文读者”（彭珊珊 2018），做到文化保真。体现在翻译策略上，就是追求归化与异化的融合与平衡。金庸小说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涉及大量文化习俗、历史掌故、历史人物、中医药思想、饮食文化、儒释道哲学等，只有处理好归化和异化的关系，适度文化调适，才能达至跨文化理解和文化会通。下面是对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的考察。
4.1 异化策略
异化策略首先体现在对江湖人物姓名和绰号上，主要方法有直译、音译、阐译等。笔者对汉人、蒙古人和金人的名号英译进行了统计，发现完全音译法共35次，占61.4%，“直译+音译”法共22次，占38.6%。分述如下：（1）绰号直译：再现了绰号的内在语义和人物性格，如“江南七怪”译为The Seven Freaks of the South。（2）姓名“直译（名）+音译（姓）”：一半以上的汉人姓名采用此结构模式（22次，占56.4%）。也就是说，译者尽量“显化”了江湖人物名号的文化内涵和原作者的隐含义。譬如，黄蓉译为Lotus Huang、李萍译为Lily Li、东邪黄药师译为The Eastern Heretic Apothecary Huang中的绰号和“名”均为直译，姓为音译。（3）姓名音译：一部分汉族人姓名（17次，43.6%）、所有蒙古人名和金人名采用了完全音译法，其中蒙古人名是按照蒙古语发音进行的音译。例如郭靖（Guo Jing）、杨康（Yang Kang）、成吉思汗（Genghis Khan）、托雷（Tolui）等按照民族语言音译，而金人完颜洪烈（Wanyan Honglie）的英译则未按女真族语发音进行音译。此外，译者还在序言之前增列了人名表，设“主角”“五绝”“江南七怪”等11组，对每组人物都做了简释。郝玉青对人名主要采用异化翻译策略之目的应该是为增加阅读趣味、帮助读者理解人物性格、还原人名中的修辞风格和文化蕴涵，同时凸显民族身份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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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异化策略还体现在武侠文化关键词的英译和对历史文化背景知识的译释。郝玉青主要采用了音译、直译等方法，以图保留武侠文化关键词的独特性。例如，“武林”音译wulin的频次达50次，远高于其直译the martial world频次（4次）；“功夫/武术/武功/武艺”等的音译kungfu频次（91次）是其直译martial arts频次（47次）的近两倍；“内功/内力”音译neigong频次（26次）也高于其两种直译频次之和（19次）（其中neigong inner strength 10次、internal energy 9次）；“师傅/师父”则全部被音译为shifu（55次）；“江湖”音译jianghu的频次（8次）则接近于直译the rivers and lakes的频次（10次）。附录Ⅲ还增列并阐释了31组关键词（如靖康之变、辛弃疾、《易经》），方便读者进一步理解异质性历史文化内涵。
4.2 归化策略
归化策略显见于译者对中国独特文化和传统哲学思想的翻译。金庸武侠小说蕴涵了独特的“侠文化”和丰厚的儒、道、佛等传统哲学思想，均为翻译中的难点。其中，侠文化关键词“侠/侠士/大侠/高手”全部采用直译，译文分别为(martial arts) master(s)（185次）、（martial）hero(es)（72次）、valiant warriors（1次），由此，“侠”的形象为西方读者熟悉的master/hero/warrior所置换。而对于中华传统哲学思想，郝玉青则适当采用浅显通俗的表达替换原文的文化/哲学意蕴，以化解跨文化障碍，增强可读性，而源语文化的文化内涵和意象在翻译中或多或少发生了变异，下例中道家思想的英译便是一个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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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语：（王处一）轻轻击着床沿，纵声高歌：“知其雄兮守其雌，知其白兮守其黑，知荣守辱兮为道者损，损之又损兮乃至无极。”
译语：He patted the edge of the bed and then began to sing:
“In peacock there is peahen,
Just as in colour there is grey.
For a Taoist fame is ruin,
In permanent replay.”（Holmwood 2018：323）
全真道人王处一所歌语出《道德经》第28章，原文为：”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王弼 2016：75）“知雄守雌” “知白守黑” “知荣守辱”等三组概念体现了道家贵柔、尚阴之思想。王处一所歌是在身受重伤、生命危在旦夕时的慨叹，体现了这位修道高人在人生困厄面前达观、自在的生命观以及“道侠”的自然本性。反观译文，“知-守”这一对体现生活态度选择的动作没有传达出来，“雌-雄” “黑-白” “荣-辱”所蕴涵的“辨证逻辑”和“悖谬之思”（杨柳 2016：126-130）也未在英译中体现。其中，“雌-雄”被具化为peahen（雌孔雀）和peacock（雄孔雀）之意象，“知雄守雌”的英译回译为汉语则是“（雄）孔雀之中有雌孔雀”，显然是对原文“雌-雄”矛盾体的道家哲学意蕴进行了归化处理。此外，“无极”意为不可穷极的真理，英译permanent replay（永久性往复）在语义上有所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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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异化试图保留武侠叙事的异域色彩，而归化则减轻了读者阅读负荷，两种策略的融合使用基本确保了叙事情节的趣味性和可接受性，迎合了出版社的大众化、市场化期待，有利于译作符号资本积累，但同时牺牲了原文的某些哲学/文化意蕴。郝玉青的翻译策略是其作为新锐译者的翻译惯习使然，也可能是由于其作为“社会化个体”（王悦晨 2011：12）的惯习使然，如“对原作文化的态度、对自己在专业领域的身份定位、与出版商的关系”（ibid.）以及在其他场域（如版权贸易、编辑、创作）所建立的行为惯习等。从译本的传播效果来看，郝玉青的翻译策略有利于武侠小说在西方翻译场域中占据更为有利的位置，进而影响翻译规范的重构和不同场域间权力关系的变革，也会对国内官方主导的文学文化外译场域产生一定影响。
5. 结 语
《射雕》英译本在西方的成功传播有利于中国文学在西方（翻译）文学场域内地位的提升。通过考察《射雕》英译本在英国文学场域内的地位、行动者藉由资本进行互动并建构翻译出版与传播网络的过程、译者惯习影响下的文本翻译策略等，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厘清了《射雕》译本的成功译介模式，对新时代中国文学文化外译具有借鉴价值。在《射雕》三部曲的后续译介中宜招募更多行动者，适当推出多模态变译版本，在挖掘金庸小说商业价值的同时，提升其世界文学价值。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史研究”（20&ZD312）
致谢：衷心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和编辑部老师的认真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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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观点 | 张磊子.闵福德英译《鹿鼎记》中的中国文化形象研究
原创 通讯君 翻译学通讯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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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术 观 点
闵福德英译《鹿鼎记》中的中国文化形象研究
张磊子
（西北大学 陕西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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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张磊子.闵福德英译《鹿鼎记》中的中国文化形象研究[J].小说评论,2021(03):173-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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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 Van Doorslaer指出：“形象学，研究产生于文本话语中的国家形象（national image）和文化形象（cultural image），对于翻译研究这种涉及文本变化的学科而言，是一种富有成效的方式。形象学与翻译研究均扩展了自身的研究领域，从而使得两者具有了诸多共性”。形象学的目的是描述民族刻板认知以及偏见的功能，程序和起源，并且使他们浮于表面，分析它们，并且使人们理性地意识到它们。在近几十年，翻译研究在民族特性、文化特性、民族刻板认知以及文化刻板认知方面，表现出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包括翻译过程中的选择和潜在的操纵——该学科的其他重要方面。
本文从形象学的研究视角出发，将闵福德英译《鹿鼎记》中具有典型特征的中医文化、佛教文化以及侠文化作为中国文化形象研究的三个方面，通过分析译者对于不同中国文化的英译策略，从而发现译语文本对于中国文化形象的刻板认知（stereotypes）以及中国文化形象的变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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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译《鹿鼎记》中的中医文化形象
中医学文化容纳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儒家、道家、佛家思想都对中医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医学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和阴阳平衡的治疗思想，来源于儒学中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中庸等思想和古代的阴阳学说，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这些传统文化的本质特性代表了中华民族的认知方式、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通过对闵福德英译《鹿鼎记》中的中医文化术语进行数据统计，以穴位术语、经络术语、中药术语为数据统计的三个变量，以中医叙事的出现频次为单位计数，从而分析译者对于中医文化的翻译方法以及翻译策略。
通过对于闵福德英译《鹿鼎记》中的中医文化术语翻译方法统计发现，译语文本中的中医文化术语出现频次总计为181处。从翻译方法角度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意译占比48%，省译占比26.2%，直译占比24.5%。由此可知，译者对于中医文化的翻译策略以归化翻译为主。施莱尔马赫指出：“翻译永远也无法完全传达原文，他允许译者在两种翻译方法中做出选择：一种是归化法，即从民族中心主义出发，是原文屈从于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将作者带回本国”5。
表1 闵福德英译《鹿鼎记》中的中医文化术语翻译方法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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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体穴位术语的翻译，译者以直译为主，例如将“血海穴”译为“sea of blood point”，将箕门穴翻译为“basket door point”。中医穴位的命名，以示直观；有以天象命名，以表曲折漫回；有以山川走势命名，以喻主治；有以沟壑谷渎命名，以明形位；有以道路冲市命名，以命出入；有以宫府殿堂命名，各有所喻；有以庭廊房屋命名，寓意别异；有以户口牖窗命名，类比形象等等。以“血海穴”为例，海，水之所归也。本穴在膝上内侧，按之凹深处。治崩漏经带，以及其他血分诸病。尤言治血症之渊海，故名“血海”。因此，译者将“血海穴”直译为sea of blood point较为形象地阐释了“血海穴”的文化内涵。
在人体经络系统的翻译中，译者采取意译的翻译方法。例如，译者将“足太阴脾经”翻译为“Greater Yin of blood”。在不同语境之下，将“足阳明胃经”译为“The meridian connects Great Yang of the foot to the stomach”。足阳明胃经的循行规律为起于鼻而止于足。而译者由于对中医文化观念的误读，将“足阳明胃经”的循行规律误译为由足至胃。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发现，闵福德对于穴位的翻译以直译为主，尽量再现穴位的文化内涵。然而由于译者对于人体经络观念的误读，从而产生了误译的现象，最终导致了中医文化形象的变异现象。
二、英译《鹿鼎记》中的佛教文化形象
《鹿鼎记》中蕴含着丰富的佛教文化内涵，从中国佛教宗派角度分析，源语文本中涉及禅宗、净土宗以及藏传佛教格鲁派等。从佛经典籍角度分析，包含了《金刚经》《大宝积经》《四十二章经》等佛教典籍。除此之外还涉及佛教文化的基本教义，佛教仪轨等。本文通过分析译者对于佛教圣者术语以及佛教修行术语的翻译，从而探究译者对于中国佛教文化形象的刻板认知。
翻译是对源语文本的一种改写。所有的改写，无论他们的意图是什么，反映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同样地，操控着文学在特定的社会以特定的方式去运行7。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将“施主”一词译为《圣经》术语“my son”。将“方丈”一词翻译为“father”，而“father”一词在基督教文化中指涉的是“神父”抑或“上帝/天父”，将“经忏法事”译为“masses”。“masses”从词源学上为基督教圣餐术语，与佛教文化中的经忏法事意义不符。与此同时，译者对于源语文本中“普济寺”“大佛寺”“延庆寺”等文化意象进行删减，弱化了佛教文化内涵。
一些改写受到意识形态的激发或者改写作品的生产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这主要取决于改写者自身是否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所一致。意识形态成分扮演着形式与主题发展与选择的制约因素。毋庸多言，“意识形态”在这里不仅仅指政治层面，也可以被视为形式、习俗、宗教信仰等这些控制我们行动的架构。译者在佛教术语翻译过程中，采取以归化翻译为主，异化翻译为辅的翻译策略。由于受到目的语宗教文化的影响，译者对于源语文本中的佛教文化意象进行了删减，并且用《圣经》术语来阐释佛教文化，从而赋予佛教文化形象以基督教的文化内涵。
三、英译《鹿鼎记》中的侠文化形象
根据金庸小说中不同侠士所体现的精神内涵，可以将其分为有儒侠、墨侠、道侠等。本文以闵福德英译《鹿鼎记》中具有典型人格特征的儒侠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儒侠“为国为民”典型叙事的分析以及侠义精神关键词的分析，从而探究译者对于侠文化形象的刻板认知。图片
（一）儒侠“为国为民”典型叙事的英译
风雨声中，忽听吴六奇放开喉咙唱起曲来：“走江边，满腔愤恨向谁言？老泪风吹，孤城一片，望救目穿，使尽残兵血战。跳出重围，故国悲恋，谁知歌罢剩空筵。长江一线，吴头楚尾路三千，尽归别姓，雨翻云变。”
Suddenly,in the midst of this howling tempest,old Wu’s voice could be heard,singing for all he was worth:
Wandering by the riverside,
To whom could he his deepest grief confide?
The wind blew the tears,
On his face;
From the forsaken city,
No matter how he strained his eyes,
No help could he espy,
His love for the ancient dynasty.
Was nought but,
A cause of bitterness;
The song was ended,
The banquet hall empty;
A myriad miles of river
Stretched from the realm of Wu,
Down to the hills ofChu.
All gone.
All taken!9
吴六奇前四句选自《桃花扇》第三十八回《沉江》，通过赞扬史可法拼死守扬州，以身殉国的爱国精神，来表达儒侠“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精神特征。从诗歌形式分析，源语文本为散曲，曲牌为走轮台，全曲共有17句81个字，每句字数为：三、七、四、四、四、六、四、四、七、四、七、四、四、四、五、五、五。格式为，仄平平，仄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仄仄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仄，平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平仄仄，仄平平仄。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仄。译语文本共计23行127个音节，每行的音节数为：八、十、五、三、七、七、六、九、三、六、五、六、六、六、六、二、三、三、三、六、六、五、六。音步（meter）与格（rhythm）均不固定，汉语诗歌通过平仄和押韵给读者带来一种音韵美，而英诗则通过固定的行数、音步与格再现音乐般的美感。而译语文本在形式上的不对等性，失却了源语文本自身的音韵美与典雅性。从内容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以直译的翻译方法为主，将“走江边”译为“wandering by the riverside”，“孤城”译为“forsaken city”。将文本中“吴”“楚”等意象，音译为“Wu”和“Chu”。对“大招”，“残兵”等意象进行删减。综上所述，从诗歌形式角度分析，译者采取自由诗体译诗。从诗歌内容角度分析，译者以直译为主，没有添加意象，然而对于源语文本的部分意象进行了删减，最终弱化了儒侠“为国为民”的文化内涵。
（二）侠义精神关键词的英译
侠义精神是侠士的本质所在，也是侠行于江湖的道德准则。在金庸小说中，“义”不仅有大小之别，还有公私之判。为祖国，为人民才是大义与公义，是“义”的最高境界。在英雄人物身上，往往是“小义”与“大义”的和谐统一，“私义”与“公义”的自然结合。本文选取“侠义”，“行侠仗义”，“义气”三个关键词，通过对于《鹿鼎记》英译本中侠义精神关键词的翻译方法分析，从而探究译者对于侠义精神的认知。
表2为闵福德英译《鹿鼎记》中，侠义精神关键词的翻译。译者将“侠义”意译为“the brother of river and lake,or the‘kungfu’fraternity”，即江湖兄弟或者功夫同好。将“行侠仗义”译为“honour and justice”，即荣誉和正义。韩云波在谈论侠义时指出：“在侠义理想中儒、墨两家都有重要的影响，形成侠义之爱的复杂格局。他们即以‘仁’为爱的内在动力，又以‘义’为爱的行为规范；既强调人格的天然平等而实现爱的无限性，又强调现实的善恶对立而实现爱的等差性”11。因此将行侠仗义翻译为“honour and justice”还原了侠士主持正义的文化内涵。
而对于“义气”观念的翻译，译者在不同的语境之下采取了不同的翻译方法。例如，“code of honor”，“honour and chivalry”等。闵福德在副文本中对于“义气”（honour）解释为：“该词总结了中国之侠（Chinese knight errant），或者侠（swordsman）长久的道德规范”。英国的骑士精神（Chivalry）一词来源于法语词Chevalie（骑马的人或骑士），而这个法语词则来自拉丁文Caballus（马）。所以，它最初是指“马”进而指“骑马的人”，特别是那些全副武装的骑士，后来才逐渐发展成为“骑士制度”和包括忠诚、勇敢、慷慨、荣誉感、高强武艺和优雅举止等“美德”的所谓“骑士精神”。“chivalry”一词指“（中世纪的）骑士制度，或者（尤指男人对女人的）彬彬有礼”。而“义气”强调的是侠士对于帮派或者朋友的责任和义务，将武侠行于江湖的“义气”翻译为“honour and chivalry”，实际是赋予了侠义精神以骑士精神的文化内涵。
表2 闵福德英译《鹿鼎记》中侠义精神关键词的翻译方法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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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闵福德英译《鹿鼎记》中的
中国文化形象变异
巴柔指出：“形象是一个文化事实，是一种人类学的实践，它即表达出同一性，又表达出相异性（而服饰、饮食是其他的象征语言）。以此特性，形象在我们称之为‘想象物’的象征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而由于‘想象物’与一个社会组织、一种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它被称为社会总体想象物”。意识形态形象（或描写）的特点是对群体（或社会、文化）起整合作用。它按照群体对自身起源、特性及其在历史中所占地位的主导性阐释来将异国置于舞台上。这些形象将群体基本的价值观投射在他者身上，通过调节现实以适应群体中通行的象征性模式的方法，取消或改造他者，从而消解了他者。译者在英译《鹿鼎记》的过程中，通过赋予中医文化、佛教文化、侠文化以目的语文化内涵，从而建构起了意识形态的中国文化形象。
埃文·佐哈尔指出：“翻译文学可能处于边缘位置，就意味着它在多元系统中组成了一个边缘系统，一般来说，它采用次要的文学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它对重要的文学进程不产生影响，它所模仿的是译语文学中的主导类型早已确定的传统规范。这样，翻译文学就成为传统的重要部分。……当翻译取得中心地位的时候，翻译行为参与创造新的重要模式，译者主要关注的也不仅是寻找本国文学中现存的文学模式以翻译原文文本。相反，他在这种情况下很乐意打破本国的传统，在这一条件下，翻译成为接近原文的充分翻译（也即复刻原文主要文本关系）的可能性就比在其他情况下大”15。闵福德英译本《鹿鼎记》于1997年出版发行，由于武侠小说在西方世界的文类缺类原因，因此在早期金庸小说英译过程中，译者倾向于用目的语文化来言说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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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宋凯歌 吉林大学
本文审核：王峰 吉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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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一流的作家 - 温斯顿丘吉尔是一例 - 在学校表现很糟。学校对于他们的记忆，纯粹是折磨。但他们的同学们很少有这样的记忆，这些人也许没有那么喜欢学校，但学校最坏也就是枯燥而已。
对此的解释是，作为一条规则，作家通常不是靠听和读来学习的。作家靠写作来学习。因为学校不允许他们用这种方式学习，他们的成绩就很差。
各地的学校，其组织的原则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上的: 学习只有一种方法，对所有人都一样。但强迫所有学生按照学校教学的方式来学习，对于用不同方式学习的学生而言，是纯粹的地狱。实际上，也许至少有六七种不同的学习方式。
有的人，如丘吉尔，依靠写作来学习。有的人，依靠做大量笔记来学习，如贝多芬。贝多芬留下巨量的写生簿，但是他说作曲时他从来不看这些东西。有人问那他为什么还要留下这些东西，据说他如此回答: '如果我不马上写下来，我立刻就会忘掉。如果我把它记到写生薄里，我永远不会忘记，也永远不需要再查看它。
还有些人在行动中学习，还有些人听自己的自言自语来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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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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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4-26 2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