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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刘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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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9 08:1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1-14 19:43 编辑

金庸小說與我的二三事
原创: 说剑斋  林保淳  1周前
我與金庸小說結緣,約在高中時期,但當時並不知曉金庸的名字,《神武門》、《小白龍》(《鹿鼎記》)、《一劍光寒四十州》、《獨孤九劍》(《笑傲江湖》),看得不亦樂乎之際,根本不會想到「任大同」居然是「韋小寶」的化身,因為都是以「司馬翎」的名字印行的。司馬翎是另一位台灣知名作家,香港僑生吳思明的筆名。當時我還不太喜歡司馬翎的作品,所以在閱讀之後,頗感訝異,怎麼他的文字功力竟進步如斯之快。直到進入大學,我才赫然發現,原來作者的本尊就是金庸!這是我第一次聞知金庸的大名,聞名後我的第一個動作就是趕赴當時位於廈門街的吉明書店,一口氣買下了四部金庸小說的盜印本。然後就是一連串無日無夜、廢寢忘食的閱讀。

    當時,我的舉動激怒了一位電機系的學長林榗栓,他三番兩次的質疑、詰問我,「堂堂一位台大的高材生,居然還看這種不入流的武俠小說,不覺得丟臉嗎」?在我不予理會,依舊我行我素之後;有一天,他忍不住就衝到我的床前,「我倒要看看武俠小說究竟有什麼魅力,可以讓你癡迷到這種地步」!他拿起我床頭的一本書,先是站著看,然後坐著看,接著躺到床上看,最後把我整套《天劍龍刀》(《倚天屠龍記》)抱回去,一連三天三夜,不肯放下。將書還給我時,他語重心長的對我說,「我終於知道你為什麼這麼喜歡看武俠小說了,真的好好看」!我差點失笑起來,故意問他,「我還有《射雕》,你要看嗎」?他趕緊大搖其手,拒絕了,「我再看下去,恐怕會沉迷其中,畢不了業了」!最後他是唸了五年才畢業,畢業後創業,取「倚天不出,誰與爭鋒」之意,創設了當時名震資訊界的「倚天資訊公司」。公司有成,設立員工圖書館,第一套購進的就是遠景出版的《金庸作品全集》。

    我大學的生涯,一半是在武俠的時空中度過的,金庸自然是其大宗。我的師長輩有喜歡武俠的,也有對武俠不屑一顧的。猶記得大一時的「文學概論」老師,他上課是極其嚴肅認真,絕不讕言離題的。有一次,不知何故,竟然一進教室,就開始談起若干老師對《射雕》的推崇,大有不以為然之意,說他看了開頭的幾章,就無論如何讀不下去了。我向來愛師亦愛真理,自是不願茍同,遂各行其是的依舊浸淫在我所喜愛的武俠世界中。可1998年,國圖舉辦金庸小說討論會時,我赫然發現他也提交了論文。我刻意去聽了那場,他一反從前,對金庸小說極力推揚。我很好奇,會後特別去探詢他轉變的原因。他的回答很妙,「金庸小說的確寫得極好,但我當初入門錯了,《射雕》是比較差的一部」。我心想,金庸小說還真的是經得起時光的披揀,連頑石都肯點頭了。

    金庸小說的優點,任我舌粲蓮花,大概也難一一說盡。可大學時代最鍾情的,卻是他筆下的愛情。當時我正處於熱戀中,對象是從香港來的一個僑生。她知道我喜歡金庸,特別錄製了一捲香港金庸武俠連續劇的歌曲。我們在杜鵑花蔭下、椰林大道旁,邊聊邊聽邊唱,浪漫得像郭靖初逢俏黃蓉,甜馨得如張無忌再遇趙敏,看著在夕陽餘暉暈染下的她,突然間自己就化身成為了楊過,在絕情而深情的谷底,尋找到了我的小龍女。很多讀者覺得楊過16年終於盼到了小龍女的情節過於牽強,俗氣的團圓,有損於文學的純粹;可我就偏偏喜歡這圓滿無憾的結局。她畢業後回香港三年,再度歸來,就成了我最美麗的新娘。

    讀金庸,講金庸,評金庸,人生愜意,莫過於是。金大俠巍峨的身影,始終是我仰望而難以企及的。讀其書,未見其人,也一直是我最大的遺憾。但我從來也不會過於陶醉在金庸會一如他筆底的俠客般瀟灑不羈。初瞻古龍,他那靦腆如少女、頭大如芭斗的尊形,曾教我碎了一地的李尋歡、楚留香的幻想,我豈敢再有奢望?有緣與金庸晤面,前後應有五、六次,都是在他親自出席的金庸小說討論會上。高壯、沉穩,略帶有點威嚴,這是我初會金庸時的印象。金庸曾說他最像令狐沖,我也最鍾情於令狐沖,可人人心中都各有不同的令狐沖,佻達不羈的令狐沖,遇見了成熟穩重的令狐沖,兩相對撞,照例是激不起任何火花的。我謹守著「我迷金庸小說,不迷金庸」的原則,就在眾家學者蜂湧而上,爭搶與金庸合影、簽名的時候,我總是孤冷的旁觀者,卻也不禁為他風靡眾生的魅力而感到震驚。與金庸會面的幾次,我們都是溫文有禮的問候、寒喧,保持著一個不即不離的君子風度。有一次在杭州蕭山機場,我與金庸恰巧在隔鄰的登機口候機,我趨前致意,交談約十數分鐘,但言皆泛泛,也不知該從何說起。當時我行囊中有好幾部金庸小說,居然也沒想到要請他簽名留念,錯失了良機。至今想起,猶是懊悔不已。我僅有一張2003年在嘉興與金庸的合照,我將它放在了大陸致公版的《解構金庸》書扉上,我想,這將會是喜愛金庸小說的我,永恆的紀念。
    在我看來,金庸這個令狐沖是與我想像中的令狐沖大不肳合的。我覺得他像段譽,甚至不免有幾分韋小寶的影子――儘管金庸曾說他最討厭韋小寶。段譽是武俠小說裡的賈寶玉,無心功名,卻在意女性,常為了美麗的女子就不免心醉神馳,癡然傾倒,身旁皆是貌美可人的鶯鶯燕燕,雖是最情鍾於王語嫣這個林妹妹,但也絕不忍心婉拒任何一隻鶯與燕。金庸生平所許,唯夏日一夢中的女子,到老依然未能忘情。可三次婚姻,每一個也都讓他心旌搖晃不已。金庸所喜歡的美女,都是瓜仔臉式的古典美人,四個曾經擁有或夢幻中的女人,外型都極為酷肖,個個都神似夏夢。想來也定然禁不起同樣具有靈氣女子的鶯嚦與眼波。記得有一次會議中,我與二位頗有丰姿的女學者同台,金庸照例是坐在最前排傾聽的。許是已經聽久而疲累了,在我講說時,金庸頻頻頓首,頭都快低到下巴去了;可我一講完,一連聲的燕語呢喃,彷如仙樂傳來,金庸眼神一亮,精神就便抖擻起來,腰猛挺、頭頻點,直到報告終了,都猶神采奕奕。杭州金庸會,我介紹了一位金迷,也是瓜子臉古典美的姑娘,金庸也破例接見,還親筆在她的外衣上,以她的名字,題上「冰霜為精,雪露作僮」(雪僮),至今還珍藏在她的相框中。

    三任妻子,一個夢中情人,這是金庸在感情世界中的漂流,曾讓部分讀者失望。但我卻對這點頗感同情。段譽心中真正喜歡的是王語嫣,但專情又多情的他,終難拒絕其他美貌女子的誘惑;韋小寶是金庸心中暗黑的陰影,三任妻子是他的麗春院夢想,這是許多專情又多情男子蠢蠢欲動的,偏又壓抑不下的花心,但金庸強勝於韋小寶,他不會不擇手段;明媒正娶。情感流變,金庸也自掌控不住,君子彬彬,還是不應過於苛責吧!

    金庸是武俠大宗師,他曾說過,一、二百年後,如果還有讀者喜歡他的作品,此生就屬無憾了。其實在金庸書迷眼中,金庸的小說豈止是百年、千年,只要中華文化仍然存在,他的小說就會永世傳流。金庸不止是當代的,也是未來的。只是,金庸或許是不太滿足於「武俠小說家」這個頭銜,嚮往的是「小說家」這頂桂冠。因此,1998年,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所舉辦的「金庸武俠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會,在金庸堅持之下,拿掉了「武俠」二字。我當時曾冒大不諱,提出了個「武俠小說家金庸和小說家金庸,哪一個比較偉大」的問題,在座卻無人應答。其實,金庸雖以「武俠」闖出聲名,卻未必對「武俠」有太深的眷戀,反而頗以「武俠」為不足,以「次級文類」視之,甚至連「歷史」小說也較「武俠」高尚一層。據聞,他最不喜記者探詢關於「武俠小說未來」、「其他武俠作家如何」的問題,更對許多讀者倡議設置「金庸文學獎」的提案不置可否,想來是雅不願為「武俠」所羈絆。殊不知「武俠」只是一個文類,正如曹雪芹的《紅樓夢》被歸為「世情」一樣,優秀的作品,是無品類限制的,只要經得起累世讀者的考驗,就是一代巨擘,就足以名垂千古,誰還會關注是「世情」還是「武俠」?遺憾的是,金庸於此,似仍有一間之未達。

    看來金庸是較鍾情於歷史的,此所以他晚年還特地趨赴英國劍橋大學,拿了個歷史學的碩士與博士,而在浙大任院長期間,也設了歷史學的博士點,招收學生。在1980年的修訂本中,金庸盡其可能的為其小說增添歷史的濃度與厚度,大違小說前例的將若干小說中涉及到的史事,以附註方式呈顯,甚至連可以是完全虛構的「建寧公主」,也想從歷史上去證實其所言不虛,果真清宮中的確有一「建寧」存在。只是,過於附著史實的結果,反而讓讀者有不倫不類的感覺,清史中固然有一名為「建寧」的公主,可也未必是如書中所述的帶有點性虐狂的「建寧」吧?金庸所長,在於化歷史為己用,宋元明清四朝史事,在他筆下虛實交融,似假疑真,儘管未必符合史實,一如他所推崇的先祖查嗣廷、鐵丐吳六奇,但讀者既非有考據癖的胡適,更非學有專精的史家,料想也未必會去在意其所述歷史的是是非非。

    歷史,向來是「所見異辭」的,殊難以單一角度、觀點,定其真假是非。歷史觀點會變,但小說卻可能比歷史更真實、更永恆。金庸已矣,他也走入了歷史之中,後人將會如何看待金庸這個人及他的小說呢?「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金庸所締建的「書劍江山」,就留待後世去評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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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天驕,千古文章
原创: 说剑斋  林保淳  
10月31日


文/林保淳

    武俠小說的「大宗師」金庸歸道返山,消息傳來,其實對我來說不算「驚聞」;早在二年前,武壇就已得知金庸身體每況愈下的訊息,西山日暮,只是時間的問題了。不過,獲接噩耗,一時間還是很難自已,江湖俠骨已無多,傷感、悲哀依舊難免。

    20世紀的下半個世紀,可以說是金庸的世紀,擁有數億讀者的金庸,其影響力之深遠、廣大,即便是像高行健、莫言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也難以望其項背,沒有金庸,20世紀的中國文學,光芒一定遜色不少。金庸的武俠小說,承載了中國人半個世紀以上的夢想,這不僅僅是文學上傲人的成就,更是文化上的一個傳奇,失去了金庸的江湖世界,很難想像幾時才會再掀翻起水深波瀾壯的浪潮。

    金庸最大的傳奇,在於他透過了他優異的武俠作品,向世人表明,武俠小說也可以堂堂皇皇的穩立於文學的殿堂上發光發熱,一舉掃落過去視武俠小說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的偏見,為武俠小說取得了名正言順的「身分證」。武俠小說之有金庸,一如唐詩有了杜甫,小說有了《紅樓夢》,都足以傲目於全球,成為中國文學可以代代相傳的瑰寶。

    武俠小說的通俗性,是其最重要的特色,可也正因其通俗,故難以獲得正統文人的青睞,金庸小說徹底翻轉了此一僵化的概念,即便以通俗娛樂為主的武俠小說,也足以綻現難以磨滅的絢麗光彩。文學是多元的,絕不必故步自封,限縮於「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框架中,寒鴉聲中,流水繞孤村的柔美,讀過金庸武俠的人,定能心領神會,初不必有過多過沉重的社會、寫實包袱,而可以自得其樂。

    武俠小說是最具有民族特色的一種小說類型,由於其所設定的背景,幾乎是清一色的「古代」,因此傳統中國文化中的思想、觀念、歷史、文學、宗教、雜學,都可在此「古代」的背景中一一具現,金庸小說等如是中國文化的百科全書,透過金庸文字的摹寫,讀者可以領會到傳統文化的博大與精深,海外華人將武俠小說譽為「中華文化的教科書」,而金庸小說以其無遠弗屆的魅力,所謂「凡有華人的地區,都有金庸的小說」,則更成為傳統文化的淵藪,推動著中國文化向外拓展的波濤。

    武俠小說勢將成為世界性的文學,這不僅是因為其涵攝許多傳統文化的元素,足以獨樹一幟,而更肇因於金庸小說的廣播遠傳,從東南亞、東北亞到歐洲、美加,金庸小說的譯本,幾乎遍及全世界,雖未必皆造成轟動,但卻也已暗中播散出種子,就待一日春風,便可以發芽、茁長。

    近人時有武俠「沒落」、「式微」的感慨,金庸的殞落,似更加促了此一感慨的速度,的確,後金庸時代,縱然多有名家,總是難以與金庸相提並論;而即便再有類似金庸的巨擘出現,時移世易,也未必能再造「金庸旋風」,無可奈何,再美麗的花終究會凋落,燕子回巢,恐也難尋舊路;只是,別忘了,「零落成泥碾作塵」,俠骨留香,猶有無數待萌發的種子,預示著未來武俠開枝散葉,「綠葉成蔭子滿枝」的蓬勃景象。這點,我們可以從電影、電視、漫畫、動畫,乃至電玩遊戲,從未斷歇的再造重生中獲得佐證。武俠不死,反而是更綿延不絕,而這末不是以金庸為嚆矢的。

    一代天驕,千古文章。金庸大俠身影雖漸去漸遠,但宗師巍然,俠骨未銷,終將成為中國人世世代代的永遠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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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为什么写完《鹿鼎记》就停笔了?
腾讯文化兰达2016-07-19 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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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写到《鹿鼎记》,也可以说确实差不多写尽了。新的东西不是你想就能想到的。”

腾讯文化 兰达 发自香港

7月20日,2016年香港书展将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本次书展首设“年度主题”,今年的主题是“武侠文学”。

从梁羽生、金庸和古龙等新派武侠小说开创者,到黄易、乔靖夫等年轻一代,香港向来被视为华文世界武侠小说家的摇篮。他们的作品,许多被改编成漫画、电影、电视剧甚至游戏,影响深远。

围绕“武侠文学”主题,本届香港书展将举办多场讲座及分享会,细述武侠文化的发展,剖析武侠名家作品。香港《武侠世界》社长、资深文化人沈西城将参与其中,并担任多场讲座的主持。

沈西城原名叶关琦,1947年生于上海。他写小说、散文、剧本,亦写政论、杂文。1996年,受《新报》和香港老牌杂志《武侠世界》创办人罗斌之邀,沈西城成为《武侠世界》的主编。罗斌退休后,他正式接手《武侠世界》,一直至今。

金庸为什么写完《鹿鼎记》就停笔了?

沈西城在自家的书房 拍摄:兰达

7月16日,就武侠文学在香港的起源及金庸、梁羽生和古龙的写作风格等话题,腾讯文化对沈西城进行了采访。以下为访谈内容。

金庸的文字是从《水浒传》传承过来的江湖体

腾讯文化:就你所知,武侠小说是怎样在当年的香港报刊上流行起来?

沈西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在澳门有白鹤拳高手陈克夫和吴氏太极拳宗师吴公仪比武,掀起香港的武侠热潮,很多人在谈论。当时金尧如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总管《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他开会时就提议找个人写武侠小说。

他手下《新晚报》的老总罗孚想起,自己的同事陈文统(即梁羽生)平时就喜欢诗词歌赋,又懂写文章,就找他写来试一下。梁羽生就写了《龙虎斗京华》,开启了新派武侠小说。

新派武侠小说很受欢迎,一个人写不了这么多,罗孚又想起陈文统对面坐的查良镛(即金庸)也很喜欢这些东西,就叫他写,写出了《书剑恩仇录》。武侠小说就是这样从报纸开始的。

腾讯文化:听说《武侠世界》创办人罗斌曾经视金庸为对手。

沈西城:是的。当时罗斌视金庸为出版界的竞争对手。金庸有《明报》,他有《新报》。金庸先出一本《武侠与历史》,罗斌就出一本《武侠世界》与之对照,还找到了台湾的卧龙生,让后者化名“金童”与金庸打擂台,写了《仙鹤神针》(内地版名《飞燕惊龙》)。当时这书也有很多人看,拍成了电影,捧红了“金童”,但“金童”写来,其实怎么都不及金庸。

罗斌先生最后也明白,绝世的天才,不是你捧哪个就可以对抗他的。

金庸为什么写完《鹿鼎记》就停笔了?

金庸

腾讯文化:你曾说金庸是个很聪明的人。为什么他的小说会那么吸引人?

沈西城:金庸是绝顶聪明。他的文字雅俗共赏,三教九流都能读懂。他的文字也简洁,容易看,不会觉得无聊。所以他文字的魔力,在很大程度上帮了他的武侠小说。

其实查先生的文字就是江湖体,从《水浒传》传承过来的,再加上他自己的特色。他的文字很浅白,但又不是白开水,是有韵味的。有些人写文章会放很多形容词进去,但查先生不需要,他用两三句就可以,浅白,但有味道,好像饮茶,有回味。难就难在这里。暂时来说,其他武侠小说家还没有这种水平。就文字来讲,查先生肯定赢了。

就他小说的桥段来讲,就更加丰富了:有爱情,有人性刻画,有推理,有场面,有细节……小说吸引人的元素,都能在金庸的小说里见到。在我读过的与他同代或之前的人中,很难有人能与他比。

腾讯文化:倪匡也说金庸的小说是非常简洁的中国传统小说,但他还说,金庸作品的表达、铺排富有西方小说的色彩。

沈西城:金庸的小说有中国古典风格,有西方元素,但运用得浑然天成。他接触过电影,写过剧本,所以各种元素一起写进去,这不是其他武侠作家学得到的。

最神奇的是他的构思。这么大一本书怎样构思,每一个场面怎样吸引人,人物怎么刻画,都是特别见功力的,所以他的作品是各种东西融合形成的杰作。

腾讯文化:你自己最喜欢他的什么作品?

沈西城:《笑傲江湖》和《鹿鼎记》。我个人认为,金庸的小说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反叛精神。令狐冲看似浪荡,名门正派不喜欢他,连他师父也赶他走——师父妒忌他,怕他超过自己。但所谓名门正派,表面和谐,各怀鬼胎。而令狐冲实际却是有侠义的大侠,你看他对爱情的态度,再比如不管你是不是魔教,只要喜欢,他都愿意和你做朋友,他觉得魔教的人并不像名门正派讲的那么坏。因此你能看到,查先生那种叛逆的精神贯穿了整本书。而查先生本身也是反叛的,本来在《大公报》,后来离开,创立了自己的报纸。

到《鹿鼎记》,到韦小宝,全部是反传统的。主角根本不懂武功。不过他很聪明,有了神行百步就可以逃,你就打不到他,他就可以保护自己。韦小宝看上去不学无术,但实际上非常有术:他知道怎样和皇帝相处,怎么和下面的官员相处,怎样和使者相处,因为他就出身在妓院,妈妈是妓女,所以他是一个很懂怎样在现实世界生存的人。但这个人却没学问,这是不是一种反叛?一个厉害的人,却没有读过书。

金庸为什么写完《鹿鼎记》就停笔了?

《鹿鼎记》

金庸先生的反叛精神,就算在《射雕英雄传》中也有体现:黄蓉喜欢郭靖,但她父亲黄药师却不喜欢这个傻女婿,黄蓉就和父亲翻脸了。金庸小说中很多人物都是半正半邪,有反叛精神的,所以金庸小说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反叛精神。

金庸先生小时候就很顽皮,逃学被老师罚。所以从头到尾,他都在告诉你,做任何事情都要创新,创新就要有反叛精神,不要服膺传统、礼教、制度。

他的爱情观也很有意思,有三个阶段:第一,纯纯的爱。第二,痴痴的爱,像杨过小龙女。第三,一个韦小宝娶七个老婆。很多男人其实都很羡慕韦小宝,虽然不敢。《鹿鼎记》写尽天下男人之心。所以金庸的小说是有这种爱情观在里面的。它是反传统的,从来没有武侠小说可以写到这种程度。

其实金庸的小说是很现实的,不像《蜀山剑侠传》、还珠楼主,那些我不喜欢看。抽走那些武功招式后,他的小说其实就是文学小说,《笑傲江湖》就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治的江湖,不同派别就是不同的党派,有不同的斗争。我个人觉得,《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不是不好,但比起《笑傲江湖》和《鹿鼎记》的艺术价值和深度,没那么突出。

有反叛精神的作品,只有顽皮的人才写得出。如果一板一眼,怎么会写得出这样的小说?小说一板一眼有什么好看?

金庸为什么写完《鹿鼎记》就停笔了?

《笑傲江湖》

梁羽生写作一板一眼,风格和金庸很不同

腾讯文化:金庸的小说中,也可以看出佛教对他的影响。

沈西城: 查先生写佛经,比如在《天龙八部》里写的,据我所知,这和他的大儿子在哥伦比亚大学过世有影响——他借读佛经来排遣对儿子的怀念之情。他觉得有些地方自己对儿子做得不足,所以读佛经来平静自己的心情。

腾讯文化:金庸说,写完《鹿鼎记》,好像就没什么可写了,都写完了。

沈西城:我自己分析,作者出了名,读者对他的要求高了,讲得好听是挑战,讲得不好听是压力。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后来自杀,也是因为他怕写出来超越不了以前。另有一些作家,写不出来就不写了,查先生就选了这种。

当然,写到《鹿鼎记》,也可以说确实差不多写尽了。新的东西不是你想就能想到的,有时是很突然间的灵机一闪。在还没有灵机一闪时,他就选择不写。

再有一个,他当时很在意《明报》这份报纸,一成名,工作和应酬多了,自然空下来写稿的时间就少了。所以作家最好不要做生意。

腾讯文化:有评论称,《鹿鼎记》带有后现代文本特性,你怎么看?

沈西城:作家是一定要不断创新的。日本小说有时没有桥段,没有故事,中国人有时就看不懂,因为中国人看惯了江湖体小说:有起承转合,有桥段,有故事,写法正统。这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到现在,在内地,这个都是主流。

但是我们学文字的人,两种都要了解,传统有传统的读者,反传统有反传统的读者。而金庸是一个顽皮的人,是反传统的,他不是梁羽生。所以他写着写着,自己不自觉就写出来了。评论可以交给学者,作家自己可能也没想过。

金庸为什么写完《鹿鼎记》就停笔了?

梁羽生

腾讯文化:你说到了梁羽生。梁羽生的风格和金庸很不同。是否他比较正统,金庸比较“邪门”?

沈西城:应该说,金庸的小说是人的小说,梁羽生的小说我觉得讲诗词歌赋多过讲故事,在情节构思上及不上金庸。

梁羽生其实是一板一眼的老实人、老好人。老好人写小说也蛮辛苦的,用广东话讲就不够“蛊滑”。一个故事,梁羽生讲给你听就是一板一眼的,放在金庸身上就不同。就好比厨师,一样的料,有不一样的做法。

古龙真的把自己当作笔下的小说人物了

金庸为什么写完《鹿鼎记》就停笔了?

古龙

腾讯文化:这次的香港书展,除了谈金庸和梁羽生,你还会主持一场有关古龙的讲座。古龙的风格又和梁羽生、金庸完全不同。

腾讯文化:古龙最初也是写像金庸这样的传统化武侠小说的。他最早跟在卧龙生和诸葛青后面,但行不通,之后他就去学日本的武侠小说家柴田炼三郎和吉川英治。他也很喜欢美国作家海明威,就用短句和散文式的笔法写,加上侦探推理,另创出一个阴柔派。所以他的句式是海明威的,场景是柴田炼三郎、吉川英治的,再加上他自己的风格,创出古龙体。

古龙的小说是没有历史背景的。查先生的是有历史背景的,真和假混合,所以金庸像日本的司马辽太郎。

你写不过人家,就要动脑筋。就像倪匡写武侠小说写不过查先生,改写科幻小说,行得通了。所以古龙变了另一派,起码他是少林,你是武当。你一直学少林,最多写到很普通的水平,没办法做宗师,现在好了,两个宗师,一个古龙,一个金庸。

其他那些(武侠小说家),都追不上他们两个。学他们的,其实都很难超越他们。如果真的要写,是应该要动下脑筋创个第三派,这就难了。特意要去创新,是创不出的。创新是没有刻意想的时候突然间创出的。

腾讯文化:古龙的文风,和他自己的性格有无关系?

沈西城:古龙大哥真的把自己当作笔下的小说人物了,自己现实中做不到的东西,他在小说里做到,然后真的把自己代入了楚留香、陆小凤、李寻欢,以为自己是大侠。所以他闯很多祸,后来被别人斩了手,不能写了,又饮酒,女人又多了,应酬又多了,加上自己不喜欢寂寞,这就完了。

作家最重要的是不能怕寂寞,作家就是寂寞的,作家怕寂寞是写不出作品的。你没很多朋友、没很多钱的时候,一支啤酒一包花生就过日子了,你真的会有好作品出来。当你成功了,你要保持清醒,不让自己迷失。古龙大哥就是迷失了自己。

他饮酒是用倒的,白兰地每天一瓶倒下去,不是享受饮酒,是倒,很豪,很大方,对朋友很好,千金散尽。以前可以预收版税,没有写之前就有钱了,后来写不出了,就别人代写,命就这样跌下来了。

而金庸没有迷失自己,就比较平顺。金庸不会认为自己是郭靖或者令狐冲。而且金庸是越积蓄越有钱。金庸1973年写完《鹿鼎记》就不写了,接下来修改自己的作品,珍惜自己的作品,了解自己。他的过人之处就在这里,他很能处理自己的生活。所以他是两重性格,又能做作家,又能做老板。这样的人其实很少。

古龙最初的小说有几部认真的:《小李飞刀》《流星·蝴蝶·剑》《陆小凤》《楚留香》。后边很多不是他自己写,他起个头,别人替他写下去,或者最后续个尾。所以读古龙,只有五六部真正是他写且写得好的,后边那些就乱来了。这样不认真就不行了。

古龙47岁就死了,很可惜,但如果不死,也许他生活会更惨。第一是他喝酒太多,写不出了,写出来也未必好。第二,后面是武侠小说低潮,武侠小说到八十年代已经衰落了,不像以前能卖那么多。就算是金庸再写,也未必会(卖得像以前)那么好。读者娱乐的东西多了,这个时代过了。

腾讯文化:你曾经说,古龙和金庸应该称得上是齐名。

沈西城:真正来讲,金庸的作品还是高一点。它的气魄之大,对人性描写之深刻,已经超出了消闲武侠小说。所以内地有一次选50年来中国十大作家,第一鲁迅,第二金庸。

我常问人,你知不知道阿Q?那韦小宝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你会知道,印象会这么深?中国当代小说家中(小说人物能被人这样牢记的)有没有?当你小说中的人物常挂在人们嘴边时,就代表着你深入民心,你的作品就是一部杰作。

阿Q人人都知,韦小宝人人都知,像罗密欧与朱丽叶,人人都知。你一说海明威,《老人与海》嘛,这就是大作家。大文豪和普通作家是很容易分的。拿什么奖都没有用,你的人物被全世界人知道,你就是大文豪。一切都是读者讲了算的。

不要把武侠小说看得那么要紧

腾讯文化:你觉得梁羽生、金庸和古龙的小说中,有无共性?

沈西城:那就是侠义的精神。但这不是中国独有的,外国也有,十九世纪英国法国德国等的文学作品中都有,比如鲁滨逊、三剑客。侠义的精神是全世界的。实在也应该要有的,现在我们就太过缺少侠义的精神。所以他们三个,甚至所有写武侠小说的作家,共同的特性就是侠义精神。

腾讯文化:现在好像很难再有作家写出一个人人都知的人物,每个作家似乎都有各自比较固定的读者群。这是否与时代的变化有关?

沈西城:是作家写不出这样的人物了,是作家自己在退步。你写得好,一定有人看的。就是没有这样的天才了。你再出个鲁迅,再出个查良镛,一样有人读。你写不出就不要怪其他,说读者现在不读。

为什么呢?诱惑太多了,电视、电影、电脑,喝酒、唱卡拉OK、手机。以前的人没有那么多娱乐,就一门心思写,现在分心了。艺术创作都是吃苦的,你那么喜欢玩,自然就写不出了。这没有办法。你要发财要玩,就不要写作,做作家是痛苦的事,是要牺牲的。

腾讯文化:香港现在的文化环境,是否很难再出大家?

沈西城:香港是很奇怪的。香港文化的一般写作水平比不过台湾和内地,但是出类拔萃的人,台湾和内地却出不到,出不了金庸倪匡。那你说香港有没有文化?它会出特别的人,比如明星出个李小龙。

香港专门出一点出类拔萃的人物,但一般的水准是台湾和内地高过香港。

腾讯文化:你怎么评论后金庸时代的武侠小说家?他们还有可能重现金、梁、古的热潮吗?

沈西城:我读过郑丰的《天观双侠》,读过温瑞安的《四大名捕》,后面的就没怎么看,所以很难评论。当然,就写作而言,我觉得他们和金庸、古龙比还是有点距离。因为那个年代是顶峰,金庸的作品就算现在看都不过时,这是很难的。

但就算是现在武侠小说不行了,也没什么要紧,地球还是在转。不要把武侠小说看得那么要紧。现在人们觉得没有手机不行,没有小说看有什么要紧。返回腾讯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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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心中的明月 - 沈西城
Sunday Sunday 2014-05-18 12:42:06



陶傑說上世紀最好的月刊是《明報月刊》,這不是誇讚,而是事實。我跟《明月》有點淵源,既是它的讀者,也是它的作者,當年《明月》作家陣容中,我是渺小的小輩。《明月》創刊於一九六六年,有關它的發軔流傳着兩個說法,一說是一班海外學者以夏志清教授領頭鼓勵金庸出版的,棲居海外的華裔學者,除洋書外,無法讀到高水準中文刊物,因此希望眾學者看重的《明報》社長金庸能擔負起這個責任,提供精神營養。金庸納其言,出版《明月》。其二是當年《明報》副刊上出現了不少學術性文章,見解精闢,意義深遠,卻不合一般讀者口味,棄之可惜,金庸就想到辦一本月刊來承載,讓學者有發表鴻文的地盤。○六年金庸夫子自道,說當年出版《明月》主要是和文革對着幹。三種因素並存,相輔相成,成就了《明月》。

《明月》創刊時,編輯部設於禮頓道的一幢舊式大廈,創業維艱,金庸自任總編輯,大教授許冠三、大作家司馬長風襄助,構成「三頭馬車」,而編輯亦僅二人,便是克亮(黃俊東)和阿樂(王世瑜)。重用許冠三,意旨明顯,乃是宣示《明月》走的是較高檔的學術路線。在這感召下,四方八面投來的文章自然都是學術水平高的文章,用詞專門,文筆艱澀,不好閱讀。辦了幾期,讀者反對聲音紛至沓來,要求改革。金庸一向民主,參照過讀者意見後,認為不無道理,與許冠三商議,希望能多容納非學術性文章,許冠三並不同意。兩頭馬車意見相左,教授掛冠而去。司馬長風、王世瑜也因稿事、工作繁忙,不克兼顧,引身而退。金庸只好單挑保帥,一邊物色適當人選。

那時候,胡菊人是「美國新聞處」編輯,雅好寫作,常有文章在《中國學生週報》上發表,金庸看過後,認為胡菊人有才情,就請他來編《明月》。胡菊人是一個苦學成材的學者型作家,前後出任過《大學雜誌》老總、《中國學生週報》社長,編輯雜誌,經驗豐富。金庸禮賢下士,請他主編「月刊」,正是慧眼識菊人!胡菊人接手《明月》,採漸進式改革,保留許冠三路線,選登一些學術性文章外,盡量刊載知識趣味性兼備的文章,同時也顧及了當時中國大陸的政治與國際形勢。於是《明月》便從一本純學術性的月刊,搖身一變成為綜合性的高水平讀物,正好符合金庸創辦「月刊」的原則。金庸索性放下編務,統由胡菊人一人總攬其成,而《明月》也就一紙風行了十多年。在胡菊人跟黃俊東兩人的努力底下,《明月》的作家陣容日益龐大,細細點算,便有司馬長風、牟宗三、牟潤孫、丁望跟徐東濱,他們或以政治家立場,通過學術觀點批判中英政制;或以學者身份,駁斥中共所倡行的唯物辯證哲學。其時,中國正處閉關,消息不鬯,不少海外學者和讀者都得依靠《明月》來瞭解大陸情況,因而銷路大增。八○年台灣傅朝樞先生(註:○二年去世)來港辦報,聘胡菊人出任《中報》總編輯,胡菊人應承了,非為厚酬而是着眼理想。金庸幾經挽留不果,只好含淚斬馬謖,在「海城」酒樓設宴,送贈「勞力士」金錶以誌紀念,從此胡壯士一去不復返。胡菊人離任後,《明月》老總一職懸空(後由董橋出任),金庸暫掌編務。一天我上去交稿,巧遇金庸,一把拉住我,誠懇地說:「小葉!謝謝你的支持,以後請多寫稿。」說罷,親手倒了一杯茶,遞在我手上,我焉能不感動,稿寫得勤!


《明月》在七十年代聲名遠播,日本學術界、新聞界都予看重。七五年,我的日本朋友相浦杲教授在港任「港大」客座教授,央我帶他參觀《明月》編輯部,當他看到「月刊」只有胡菊人、黃俊東兩個編輯時(註:《明月》共有兩個半編輯,胡、黃外,尚有詩人蔡炎培,兼負校對編務,因係兼職性質,故曰半),那瞪眼如桂圓、吐舌回不轉的驚訝表情,迄今仍留我腦海。後來我好奇問他相若的月刊,在日本要用多少編輯?相浦教授想也不想就回答「至少二十人吧!」咦!《明月》豈非以一敵十?以兩人半之力,辦出這樣一本出類拔萃的刊物,豈能不佩服金庸、胡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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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六十年  沈西城
2015-04-09 13:55阅读:57
金庸已届耄耋之年,精神利健,近日儿子传倜从深圳赶回贺寿,老人欣喜安慰。今年是金庸创作六十周年纪念,许多文化界朋友都打算做一些文章贺其事,我也凑凑兴。金庸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写的是海宁张家陈家跟乾隆千丝万缕的关系,辅以「天地会」翻天覆地反清事迹,炼铸成文坛巨著;自此,金庸佳作多不胜数,成为新派武侠小说巨擘,作品改编拍成电影、电视剧无数,俱能引起观众追捧热看。说真的,一个作家到了这个地步,夫复何求。惟也有人说金庸小说难登文学殿堂,为文肆意恶评,这情形尤多见于大陆文化界,一班自诩为文学捍卫者的文人,詈骂金庸小说贻害青年、难沾文学边。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作家是否文学巨匠,端要看作品传流和渗透度,鲁迅以「阿Q」鸣,正在于阿Q形象深入民间,人们一遇挫折,就以阿Q精神解嘲;同样金庸以「韦小宝」鸣,世人喻滑头,无不想起韦小宝。作家笔底下角色能常挂于读者嘴边而成为一种人物性格的代名词,影响深长难测,不为文学者何?
五五年金庸写《书剑恩仇录》,既是《新晚报》编辑,又兼「长城」编剧、导演之职,忙得不可开交,只能偷空伏案写小说。最近跟李炳宏老哥茶?,聊起金庸,他说——「《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名字大有来由,当年『长城』经理沈天荫的儿子叫家洛,金庸觉得名字好,就借来一用,成为了陈家洛。」
唷!原来名出有据呢!金庸写《书剑》,除了名字,人物也有对象模拟,不少「长城」老同事都给他写了进去,以前我写金庸,说过——「金庸笔下的女主角,大多以夏梦为临摹对象。」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近日细阅彼之小说,有新体会,诸色女角中,除夏梦外,兴许还夹杂?石慧、陈思思两美的灵巧、苗条倩影吧?以之问李老哥,一笑:「对!我也有同感!」想想金庸也可真幸运,人生能遇一绝色美人已是天大难事,他老哥居然能跟三大美人朝夕相对,难怪书中描绘女角,勿论蕙质兰心、俏丽清雅、灵黠多慧,皆独擅胜场,一般作家所不逮!
倪匡缠金庸加稿费不果,曾说过「老查什么都好,就是有点『孤寒』!」倪大哥错矣!金庸实非如此,不妨举两个例子。我有一个上海文人朋友叫戴文祺,某年除夕,身上分文不存,无法过年,倏地想起金庸,虽不太熟,总算朋友,不妨碰碰运气,厚着脸,走上「南康」大厦《明报》社长室,谒见金庸。文人有骨气,不好意思明说,支支吾吾,久不入正题。
金庸何等聪明,知 其意,微笑说:「戴兄!你有什么事,只管说,我能帮上忙,一定帮!」戴文祺如释重负,道明来意。金庸一声不响,叫会计部拿了一万元现金交给戴文祺。戴兄对我说:「查先生真够意思,雪中送炭,我永志不忘!」
第二桩事是李老哥说的,话说八二年,左派电影界改组,「长城」、「凤凰」、「新新」和「中原」四家公司合并成立「银都」机构,拍了几部电影后,成绩未达高峰,于是筹拍金庸的《书剑恩仇录》,由女导演许鞍华扛大旗。李老哥说:「小叶!讲一个秘密侬听,当年是木匠下令要拍《书剑恩仇录》的!木匠是金庸粉丝,金庸小说,他滚瓜烂熟,锐意要把金著搬上银幕。公司一共投资七百多万,片太长,分两集,下集名《香香公主》。」《书剑》上映,收支平衡,却无惊喜,李老哥归咎于导演,我知许鞍华,说:「阿Ann不擅拍武侠,不怪她!」《书剑》拍电影,金庸分文版税不取,义务写剧本;电影移师内地拍外景,还特意拿出一万元供制作人员作吃用。李老哥说:「金庸大气派,豪爽!当年达式常、刘佳他们来香港,尔请客!」啥价钿?一席三万!唷!直是压赛孟尝君、敢欺石崇富,豪气豪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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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沈西城:“叛逆”是武侠作家绕不过的话题
2016年07月22日16:09  新浪读书  微博

   (新浪读书/傲馨 发自香港)7月20日,第27届香港书展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此届书展以“从香港阅读世界-阅读江湖·亦狂亦侠亦温文”点题,云集各路“侠客”,以讲座、展览等形式分享江湖儿女情,吸引大量武侠迷前来观看。会场座无虚席,笑声不断,俨然成为一个掌故与段子的聚集地。

  金庸、古龙、梁羽生等大师的名字,已成为“武侠”的代名词,与之相应而生的则是那些流传在坊间,被读者津津乐道的段子,比如,古龙拖欠稿费,出版商找倪匡用同样的稿费帮古龙续写完,倪匡傲娇的说:“我的稿费从来都是比古龙贵的。”

  昨日,这则段子的“主人”沈西城接受了新浪读书专访,聊了聊这个被他讲火的典故背后的故事,分享了他心中,那些被人称道的武侠大师。
沈西城沈西城

  充满魔力的金庸文字和“反叛气”

  沈西城的身份很多:作家、《武侠世界》出版社社长、金庸倪匡古龙先生的朋友,同样也是辉煌武侠时代的见证者。

  在整个的聊天过程中,沈西城不停地提到金庸小说的魅力。即使当初家长不喜欢他一直读“闲书”,但并没能阻止其一直追看金庸的小说。用他的话说,这就是金庸小说的“魔力”。沈西城认为,这个魔力是金庸小说文字的重要性,以及金庸小说超强的故事性。一个好的故事,吸引人的桥段再加上生动的人物的刻画,使得金庸的小说成了一座武侠小说世界不能被人翻越的大山,很难被人超越。

  然而,“会写小说”的金庸在沈西城眼里也是个“狡猾”的“古惑仔”。“如果金庸是个一板一眼的作家,怎么能创作出韦小宝这样的角色呢?”沈西城坦言,金庸先生骨子里是充满反叛精神的:杨过冲破世俗眼光,选择和姑姑小龙女在一起,黄蓉古灵精怪,令狐冲最终与魔教教主相伴终生,还有小混混出身的韦小宝,这些反传统的代表,如同金庸先生的化身——反叛传统,却带有一丝顽皮。

  古龙很“精灵” 倪匡很淘气

  在沈西城眼里,作家都是“精灵”的。他说:“正是作家的鬼灵精怪才会笔下生花,诞生天马行空的故事。”古龙便是其中的一位。

  谈及古龙的段子,沈西城信手拈来,他说:“有人打古龙,古龙就会说,这不是儿子打老豆(爸爸)吗?”讲到古龙一直不回香港定居的原因,沈西城则称,因为古龙喜欢台湾的蛋炒饭什么也不加,而香港的蛋炒饭要加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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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能体现古龙精灵的,则是他的创作之路。在金庸之后,古龙结合日本的悬疑推理,用紧凑式描写及其独具特色的短句风格,在传统的武侠小说之外另辟蹊径,成为了一代武侠大家。

  讲到倪匡的精灵,沈西城分享了一则故事:有一次倪匡给《成报》写稿,发现稿费中竟然有几毛钱,一问才知道,依照广东人的习惯,《成报》的标点是不算钱的。听罢,倪匡立刻“反击”:“你是广东人,为什么请我上海人写稿。”

  掌故中,最多的还是大师们的勤奋

  虽然聊了很多大师们的小淘气举动,但是沈西城提到最多的,还是大师们的天赋、认真、严谨、谦虚及进取。

  梁羽生先生精于诗词,放到小说里,给我们带来了文人色彩最浓的武侠小说;金庸先生,对写作态度严谨,能接受别人提出来的意见;古龙善于吸收结合,创造属于自己的风格。

  据悉,此次书展,沈西城还将参加多个关于武侠小说的讲座,把他心中的武侠分享给更多的读者——更多年轻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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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回 專訪沈西城】 金庸松本清張結緣 才子相敬交換小說
喃喃学语 2018-10-31 20:53:50

【明報專訊】沈西城說,查先生曾經為他斟過一杯茶。

那個中午,他匆匆忙忙到《明報》交稿,平日查生不在公司,那天兩人卻難得遇上,因為《明報月刊》的老總胡菊人要走,金庸回來壓陣。他見到沈西城,把他喚了過來,說:「小葉啊,你要多多支持,多寫點稿。」說完,倒了一杯茶要沈西城喝,他接過來,小口呷着,多少年都記得那杯熱茶的味道。當時他才三十出頭,因為原名叫葉關琦,人人取其姓,都用上海話叫他小葉。

第一次,沈西城就用上海話跟金庸說話,金庸比他年長了足足二十多年,是《明報》編輯毛國昆為兩人牽的緣。七十年代末,沈西城從日本學成回港,於當時《明報月刊》與《明報》國際版擔任日語翻譯,毛國昆找他協辦「中日反霸權」講座,請來日本駐香港的特派員,如《每日新聞》、《朝日新聞》、《產經新聞》的駐港記者到於仁行(現為遮打大廈)開會,金庸是那次會上的嘉賓。

「那時的查先生開始發福,長了一張國字臉形,戴着金絲眼鏡。他不喜歡說話,坐着只是聽,沒有發表意見,後來我才想到大概是因為他的廣東話不太好。」沈西城回憶道。

日文版遲來近廿載

金庸好靜寡言,往後兩人多以書信往來,問起前塵往事,過去書信,沈西城道出了兩件事。在他留學日本期間,認識了日本毛澤東研究權威學者竹內實。回港後,竹內介紹了相浦杲教授給他認識,相浦正在香港大學當做客席教授。有次兩人談天,沈問相浦有否看過香港小說,當時日本人對中國近代文學認識不多,只知道當代文人如魯迅、郁達夫或老舍,於是他告訴相浦,香港有個作家叫金庸。

「我寫了一封信寄到《明報》,跟查先生說有日本學者想看他的小說。他收到信後送了全套小說給相浦先生。相浦看後,急急打電話給我,說寫得真好。我問他有沒有興趣把小說翻成日文,他說好。但這樁事最後卻沒有成事,因為查生開了條件,說譯稿費用要待書出版了再從版稅中抽,教授不想冒險,最後沒有譯成。」如果當年談成,金庸的武俠小說早於七十年代就已被翻成日版,如此錯過,待到九十年代才由岡崎由美開始翻譯。沈西城說:「現在金庸的小說大多由日本德間書店出版,銷路不錯卻不似在香港般熱賣,想是金庸小說與日本文學流別始終不同,日本的小說不注重情節而重人性,他們不像中國人寫小說時會想一個精細的故事,反而重視場面和人性,像小津安二郎的電影《晚春》,都是簡單得不得了的故事,叫人用耐性解讀。」

第二件事則發生在1978年,沈西城在佳藝電視台工作,劇組想製作推理劇場,於是叫他到日本找推理名作家松本清張買下書的版權。去到日本,他住在日本丸之內酒店,在酒店的《文藝年鑑》中找到了松本清張的地址與電話,約好隔天到他的家相談。隔天,他在車站旁買了水果,按下門鐘,甫進大宅會客室已見到一屋派頭,又是象牙又是古玉。待了半小時,松本穿着和服,左手拿着煙支,右手拿打火機,來了。二人相談甚歡,松本又帶他上二樓的書房,讓沈看看他寫作的地方。松本清張是日本名作家,得過芥川龍之介獎、菊池寬獎與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沈到了他的書房,卻見房中無書,只放了一張書桌,地方極大,地磚冰滑。「松本說,他的書放在大屋的地庫,地庫開了空氣調節,防書紙發霉。我心想日本大作家排場真不是香港作家可比,可是當下不服氣,便向他提到金庸。我跟他說金庸就像日本的司馬遼太郎,他很富有,書房也很大,寫的時代小說(武俠小說於日本稱呼)深深影響華文文壇。」松本一聽,把自己的書題上了金庸名字,交給沈西城,叫他把書轉交金庸。「後來查先生收到很是高興,又寄了自己的書給松本清張,他知我喜歡研究日本推理小說,也就送了江户川亂步的《探偵小說四十年》給我,可惜那題了字的書後來給別人借去了。年少無知也就不知珍貴——如果當時查良鏞和松本清張送的是女星相片,說不定可保留至今。」說罷,他大笑。

金庸沉默是金

後來便是贈茶一事。之後再見,金庸身邊也眾星拱月,沈西城不便叨光,自此二人少了往來。這趟訪問前,他突然收到電話,說查太太看了他在報章寫的短文,為梁羽生與金庸的關係下了個公允的說法,想請他吃頓飯以表感謝。「那次吃飯,我們談到查先生、倪匡和我三個生肖都屬豬,各差十二年!查先生大倪匡十二年,倪大哥又大我十二年,確是有緣。」惟網上資料寫金庸生於1924年,應屬鼠,沈西城說是查太親口所言,那年頭的人來港把出生年份報早報遲一兩年不足為奇。「我和查先生的私下交往不多,反倒是倪匡,我們年歲比較接近,倪大哥又什麼都能講,查生太寡言,談不過來。」他聽查太說,查先生在家很少說話,也從未聽到他說誰的壞話,真正懂沉默是金的一個人。沈西城:「查先生愛文人多於商人,尤其欣賞有真才實學,博學又愛看書的人,像汪際先生。查生不太喜歡我。不是因為我衰,而是說我不定性,小葉心野,不會安靜坐下寫稿。」

武俠不死 奈何無高手

如今的小葉不小,當了快將二十年武俠雜誌《武俠世界》的社長,他現在過的是退休生活。武俠小說最光輝的年代已過,到報攤跟報販說要一本《武俠世界》,老婦從花花綠綠的雜誌中搜索良久,終於找到,書面是塵。沈西城說:「但說武俠小說已死我絕不同意。武俠小說不死,只是再沒有人可以寫得像金庸一樣。如果有人支筆如查生一半,我敢說此人的書一定大賣。不是時代問題,好的小說一定有人看。就是因為再沒有一個像金庸的作家出現,才是這種局面。」

武俠小說三流派

沈西城不曾認真寫過武俠小說,卻讀遍了武俠著作,對武俠小說發展如數家珍,先不說歷朝遠古著作,沈西城說:「武俠小說自民國初年興起,分有三派:北派、南派和新派。早在二十年代的上海、北京已有人開始寫武俠小說,如平江不肖生寫《江湖奇俠傳》與《近代俠義英雄傳》,又或是趙煥亭的《奇俠精忠傳》,都轟動一時,兩人為北派武俠小說鼻祖。後復有顧明道的《荒江女俠》寫女俠鋤奸,開創了武俠小說的陰柔派別。之後又有民國五大家,但五人的書卻已後繼無力。」

「直至1949年,內地變色,武俠小說移植香江。林世榮弟子朱愚齋寫了《黃飛鴻別傳》,深受歡迎,算是南派開始。再到五十年代,吳公儀、陳克夫擂台比武,太極大戰白鶴,轟動港澳,金堯如見勢叫《新晚報》老總羅孚找人寫武俠小說,找來了梁羽生,迴響極好,於是多找一個人,叫查良鏞。」沈西城說,查氏族譜之大,勢力之廣,叫金庸不知自哪聽來了乾隆不是滿人的傳說,便把故事當成藍本,再加上《水滸傳》故事,寫成了《書劍恩仇錄》,如此一鳴驚人,香港始出新派,先是梁羽生後是金庸,第三算到古龍。

世界需要韋小寶

沈西城說:「古龍初初在台跟着諸葛青雲、梁羽生,後來仿效日本推理小說詭秘、幽怨與散文式的寫法,終成一格。」但這新派三大名家,在世的卻只剩下金庸一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叫武俠小說從此寂靜。「金庸筆法最雅俗共賞,不會太雅叫人覺得你故作高深,也不會太俗叫人看得不歡喜。」

沈西城說金庸也是營商有道,進退知時的人。他猜金庸收筆前最後作品《鹿鼎記》的韋小寶原型人物為上海青幫傳奇人物杜月笙,二人一樣不學無術卻能進出十里洋場。「韋小寶多人喜歡,不是因為他是小滑頭,而是我們的世界需要的就是這樣的人——不是需要在街上扔石仔的年輕人,也不是需要那一些已經埋沒了良心的所謂愛國商人。」沈西城嘆說。

■沈西城

沈西城原名葉關琦,生於上海,早年於日本讀書,為六七十年代香港報人,曾任電視電影編劇,著名劇作有《京華春夢》及《龍虎風雲》,九十年代開始任職《武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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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西城,原名叶关琦,五十叁岁,上海人。香港作家协会理事、香港作家联会会员,小说杂志《武侠世界》和《蓝皮书》的社长。与倪匡相识叁十载,私交甚笃。据其自述,笔名来自一个沈姓同学的父亲,以及偏爱的电影《梦断城西》。在作品自述中称,「厌恶一切假道学,对挂羊头卖狗肉之士尤为歧视」,耻於与这些小人为伍。
四岁时随家人来港,定居北角。中叁开始已用八个不同笔名投稿,撰写鬼故、侦探、武侠、爱情等小说。六七年被介绍到《新报》当晚间兼职校对。七二年只身到日本游学,主攻日文。留日期间沉迷於红灯区内的舞厅、酒吧及**影院,上课时间甚少,几乎不能毕业。在日时仍不时投稿到《新报》描述当时日本人的生活。自诩「下层社会日文第一」,与日本作家颇有往来。
回港后以写稿维生,数年后出版处女作《梅樱集:鲁迅,郁达夫与日本及其他》。嗣后开始尝试多元化写作,作品涉及政论、杂文、推理小说、电视电影剧本及译作等。八十年代写了不少小说,其中以《四大名探》一类的作品较为有名,至今亦常以此为作品题材。翻译过松本清张等多名日本推理作家的作品。剧作方面,撰写及改编过多部脍炙人口的作品,如《京华春梦》、《红颜》和《天龙八部》。八七年编写的《龙虎风云》,更获第七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提名。在多间报馆工作过,主编过八卦周刊《翡翠周刊》,也办过成人刊物《奇艳录》。
沈西城撰写的《妙人倪匡》中提到,金庸曾评沈西城做事不集中,因而《明报》不愿用他,后来连写作的地方亦被删去。而老友倪匡亦曾在《说人解事》一书中说到,这小弟工作量不少,除各种类写作,亦兼有翻译日本小说,但性格却不是很肯努力专心工作。
沈西城曾多次出书描写倪匡及评论其作品,如《妙人倪匡》、《金庸与倪匡》、《我看倪匡科幻》。九五年在倪匡允许下,开始以原振侠和罗开为笔名,续写倪匡的《原振侠》和《亚洲之鹰》两系列小说。倪匡儿子倪震曾指他侵犯原振侠的版权,最后沈西城出示倪匡的授权书证明清白。而这次涉嫌抄袭的《魔狼》正是《原振侠新传奇系列》的第一部作品。
九六年,受《蓝皮书》创办人罗斌的赏识,当上《武侠世界》的总编辑。后来罗斌退休,沈西城在今年六月正式接手经营《武侠世界》。十一月,将老牌艳情小说杂志《蓝皮书》重新包装复刊,并以「本世纪全球唯一中文潮流小说杂志」为宣传号召。 原名 叶关琦 笔名 沈西城
1948 出生於上海
1952 四岁时来香港定居
1972 廿四岁时到日本游学,主攻日文。在日时期多流连灯红酒绿之地
1974 回港后开始以写稿为生
1976 出版处女作《梅樱集:鲁迅,郁达夫与日本及其他》
1987 撰写剧本《龙虎风云》,并获提名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剧本
1995 开始代倪匡续写《原振侠》及《亚洲之鹰罗开》两小说系列,同年出版原振侠新传奇第一集《魔狼》
1996 受《蓝皮书》创办人罗斌的赏识,当上《武侠世界》的总编辑
1998 出版《妙人倪匡》,记述倪匡生平事迹
2001 正式接手经营《武侠世界》,并复刊四十年代艳情杂志《蓝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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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見沈西城 (2012 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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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沈西城

原載【舊雨樓】網站

和沈西城認識已經多年,蒙他友情介紹,又能拜訪了不少香港文壇前輩,更得到這些前輩們的愛護,告訴我不少香港文壇往事,慕雲不才,只願為這些前輩留下點點滴滴,以供往后有心人參考!
沈西城是個有趣的人,也許他性格活潑,故此江湖上對他褒貶不一,但有一點不可否認,如果他不是個有才的人,別人對他“褒貶“都沒有興趣。
多年前,認識他的時候,寫了篇【初見沈西城】,在舊雨樓頗受關注。這次,重新修訂下放在自己的博客,和更多朋友交流!
我去过不少地方,但对香港一直情有独钟,每年都会去个几次,倒不是为了购物。其实,香港有许多值得一游的地方. 而且,我喜欢收集各类书籍,香港很能满足我的需求,虽然现在的旧书店/私人书店越来越少,图书市场都给一叶堂/天地等大公司垄断.没有以前那么好玩了!
那次去香港之前,先试着向沈西城先生发了份传真,知道他很忙,并没有想到他会当天晚上就给了我电话。电话那头的他,确定我是上海人后,马上就用流利的上海话和我约定了见面的时间
为了方便和沈先生见面,我特意将宾馆订在北角城市花园酒店,而我另一个”武林同道”旧雨楼元老级的侠圣“-顾臻兄也从北京飞往香港,和我在酒店会面….因为他有太多的问题想问沈先生.
記得是那年5月16日傍晚,侠圣和我按时在大堂等候沈先生,我以前只在照片上见过年轻时侯的沈西城.而当沈西城先生一出现,我还是马上认出了他.
我们找了间饭店边吃边聊,我留意到沈先生的手指非常修长,保养的非常好,可知其人是非常聪慧的,而且生活质量不会太差.沈先生也许很开心见到上海人,所以一开始就用上海话和我交谈,当发现侠圣是”北方豪侠”后,马上又改为普通话,幸好,我们的侠圣大哥是个听得懂上海话的北方汉子。故此沈先生整晚将上海话讲了个够!
沈西诚先生见侠圣兄身材高大,说他可以学洪拳.原来,沈先生也是个练家子,少年时代就学过螳螂拳,是因为他身材修长的原因.“现在,年纪大功夫都荒废了”,他说.(慕雲注:沈西城少年時代曾和一位遊方僧人學拳,見【風月留痕】)



在香港的娱乐圈,沈先生认识不少朋友,曾用”圈中人’这个笔名写了几位”风云人物”,其中有洪金宝.我问沈先生:”认识的朋友中谁最能打”(注意;不是问他谁功夫最好)

沈先生回答:”陈惠敏最能打,他是我的好朋友,以前是黑道出身,在舞厅看场子.后来成了我的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也拍过我编剧的电影.还让我介绍倪匡让他和他的大哥认识”. (慕云注:即邵氏出品之【五遁忍术】放映时仍挂倪匡编剧)

说到倪匡,侠圣和我当然要多问问: “倪匡为什么回香港?真的如外界流传是因为倪震的关系”?

“不是,不是”沈先生摇头,”绝对不是为了倪震生意的问题,倪震很能干,不需要倪匡出面为他摆平什么事,而是倪匡在三藩市呆不下去了,没劲,你看香港多热闹.”

“那么,当初倪匡为何一定要移民呢?””哈哈”沈先生笑着回答:”这是香港朋友间都知道的秘密:”原来名玄学大师董慕节先生为倪匡批命:”批到60岁就批不下去了…”而倪匡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远渡重洋,和命运搏斗去了.”(慕雲注:這畢竟是江湖傳說,我并無諮詢過倪匡先生)

“这次,倪匡回来,你们还见面吗?”我不得不问.

“没有..因为倪匡的家人关系…”沈先生回答:”不过…”沈先生看了我一眼:”朋友有时侯心里感受到就可以了.”

整个晚上的谈话中,我深深感受到,沈西城非常敬重这位待他有如兄长的作家倪匡.

在香港作家群中,日文最好的应该就是才子蔡澜和沈西城.虽然,沈西城一直不承认,他的日文水平棒. 这是,他的谦虚之辞.一个翻译过多本松本清张作品的作家日文肯定不会太差吧!

“小老弟”,沈西城这么称呼我:”你知道我为什么留学日本吗?”

这也是我想问的问题,战后的日本,并不受我们中国人的喜欢.

“我从小就对日本有一种亲切之感,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沈西城对我们说.

“终于,有一天,我外婆对我说:去日本吧!找寻属于自己的一部份吧”!你的奶奶是日本人”

原来,沈西城的身上留着八分之一的日本血.

“在日本,我还有很多亲戚,有些还是当地有头有脸之人物哦!”沈西城接下和我们讲了,他和日本黑道表亲的趣事,令侠圣和我笑破肚子…

“对了,你是怎么来香港的?你本来是上海人呀”我想了这个问题.

“是我母亲带我来,就像逃难一样,我的父亲不是个好人,我对他没有什么印象”沈西城看看我们:”你们知道吗,全世界对你们好的人只有自己的母亲,母爱是无私的…”

从言语当中,我感受到沈西城很爱自己的母亲.

“我最感激的人,是我的继父,小兄弟啊 !世界上很少有这样的男人”.沈西城继续和我说.”没有,在香港的继父培养我,就没有我的今天.一个男人能对不是自己的孩子,这么好,是非常伟大的!” “很少一个继父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点点头, 能够理解沈西城的感受.因为,我也是养父抚养大的.我也说了,我的德国养父将我带往德国抚养成人的经过. 沈西城说:”你的经历也够传奇的”.

有趣的是,沈西城的继父也是留学德国的建筑师!

席间,我拿出,我收藏多年的沈氏作品请沈先生签名留念. 沈先生一面签,一面笑道:”呵呵,这本你也有啊.那本,已经很多年了”

翻到一本国内出版的【罗开系列】,我说:”请为侠圣签个名吧,我这本送给他”,沈先生一边签名,一边笑道:这本书完全是翻版香港的.我一分钱都没有收到过.

“小兄弟,你们如果能在内地,为我讨回公道,这家盗版公司可以罚到三四十万呢,”沈先生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到时我们一人一半”.

我心里想:”钱,我的确不在乎,我虽说不上富有,但生活无虑.倒真能为沈西城讨回公道,也是善事一件.”不过,我和出版界无缘,也许会上海后,问问天马兄,当年云中岳的版权就是他搞定的.”

作品是作家的心血,作家当然也靠作品吃飯,如果作品都给人盗版了,对一般作家来说,的确有不小的伤害.而中国大陆是全世界盗版书籍最猖狂的地方之一. 我个人,近几年已经几乎不买盗版书了,尽量买正版.问题是; 有时侯在”正宗的书店’中也会有盗版书.比如:我请沈西城签名的那本书,就是在上海美罗城大众书局买的.

为我们签好名后,沈西城也送我了几部他的作品,其中当然有他担任社长的【武侠世界】.

侠圣和我当然不会放弃”武侠方面的问题”.

我先问了一个一直想问的问题:”沈西城到底写过武侠小说没有?”

“可以說沒有” 沈先生有點遲疑回答:”很多人都以为我写过武侠,其实我最早用不敗書生這個筆名写过武林故事,都在報刊上,篇幅也不長。反正我武侠写不过金庸,古龙,所以就不写了..哈哈哈”。

其实,这是沈先生的谦虚之词,只要沈公子定下心来,在武侠小说上的成就不会太差.

侠圣很想知道:作家高皋其人,因为在早年的武侠世界杂志上有不少他的作品.

可惜,沈先生只知道”高皋是台湾作家,对他生平并不清楚”.

沈西城说:”当年罗斌先生创办环球出版社,请了非常多的作家捧场,其中有不少是台湾作家,如卧龙生,诸葛青云和以后的古龙. 罗斌先生是个不错的老板,付稿费非常准时,作家朋友们有困难,也很愿意帮忙.如:卧龙生晚年住院就得到罗斌经济上不少帮助.”
侠圣问:“罗斌是否对金庸有所成见?当年,董培新先生长期为环球画插图,公余时间也为金庸的明报画,据说罗斌不是很开心。“
“这其实,也不是成见,都是同行嘛!竞争在所难免,董培新那时是香港首屈一指的插图大师,举凡倪匡,亦舒,沙鸥,龙骧以及台湾来的古龙,朱羽,卧龙生,诸葛青云的小说都请他画插图和封面,金庸的明报当然也不列外。但是,罗斌不是太想让爱将在外“打野味”,所以将董培新的“画价”提高,不在为明报“打黑工”了“。沈先生说;
(我以前在晚上看过篇文章说“罗斌当年曾和董培新约法三章:什么报都可以画,就是金庸的明报不能画。“可见,罗斌是将金庸看做对手的。不过,这个问题,我并没有想到问沈先生。)
沈先生谈锋很健,我们几乎插不上嘴,但听的津津有味:“罗斌先生当年开环球出版社坚持每天出书一本,所以旗下网罗了非常多的作家,有言情的如岑凯伦,依达..”
“岑凯论是不是郑慧”?我插口问.
“不是,肯定不是, 郑慧是上海人,原名郑慧娴,是南来香港后最早成名的言情小说家之一”沈西城先生回答.
其实,我在旧雨楼帖上老文章燕青写”岑凯伦”后,燕青先生就来信指出,岑凯伦不是郑慧.
而,我为什么以为郑慧是岑凯伦,是因为看罗孚写的[南斗文星高]中,写到:岑凯伦先用郑慧笔名写言情小说, 以至以讹传讹.
侠圣也问沈公子西城:”倪匡早期不少作品也在环球刊出吧?”
“当然,倪匡作品如【女黑侠木兰花】系列就有环球率先出版,是罗斌很赚钱的一个系列作品.约为同期的上官庸(即李文庸)之【小鬼子系列】和马云之【铁拐侠盗】系列就比倪匡作品的流行度少些..倪匡是个天才作家”.

“其他香港作家如散发生,蹄风,还有张梦还他们的作品也在环球出版过吧?”我非常好奇.

“哦,散发生,呵呵, 很老的作家了,已经过身了,他姓曾,眼睛不是很好,当年我们都叫他曾老.他武侠,散文都写的非常好”.沈西城很奇怪,我怎么知道散发生.
“这我也听说,可惜,散发生的作品在国内流传非常少,估计是当年信息不是很发达的原因,迄今我只收藏了一部【新红楼梦】。散發生的文學造詣很高,文筆渾厚。“
“蹄风是当年香港有名的作家,不过也很早过世了.张梦还和我很熟,刚刚过世不久,他最后一个电话打给我时,我没有接到,想过几天去看他,不了他儿子给我电话,说他爸爸过世了,我非常遗憾..”西城先生言下不胜唏嘘!
侠圣和我也不禁叹息.
“朋友,亲人老了,能多见面,就多见面吧”我这么想.
沈公子西城继续往下说:”马云也是我的朋友,还建在,当年写了很多作品,大都有环球出了,下次你们再来,我请他一起出来.”
我们当然,连声说好:马云先生作品很广泛,倒是他的成名作品系列【铁拐侠盗】放在今日来看,节奏比较缓慢,但说道国外的风土人情,在马云笔下的确绝非向壁虚构.
我知道西门丁是沈先生的好朋友:”西门丁另一个笔名是否高健庭?”因为,我看过不少用高健庭这个名字写的【山猫王森故事】,是民初背景的武侠小说.
“是啊,不错,他也是我的好朋友”.
我笑道:”知道他是你的朋友,当年你写【四大名探】时,他不是笑骂你,屁股坐不住,不适合写长篇吗”
“哈哈..”沈西成也笑了,”很多年了…现在香港还写武侠的只有西门丁一个人了”.
我估计,沈西城先生指的成名老作家,其实武侠爱好者还是很多的,只是将作品都发表在互联网上了.
“龙乘风现在还写武侠吗? 以前我知道他自己办了间出版社,还出了科幻和爱情小说.”我想在沈西城那里多得到些信息.
沈西城想了下:”龙乘风有好多年不见了,有段时间自己做生意,似乎斩获不丰,后来不知所踪,好像离开香港了.”
“您和温瑞安熟不熟?”侠圣提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我想问的。

“差不多快二十年没有见面了,他现在好像在国内,不知如何?”沈公子西城反问我们.

“好像在南方某个报刊还写点专栏吧”其实我们对温瑞安的近况也不熟.

十几年前,我非常迷温瑞安,近几年的作品使我有些失望.

“你的【四大名探】还写吗?其中有几本写的不错的”我問.

“很久不寫了,目前主要還是創作以前倪匡筆下的人物,這些人物都非常有趣,不應該埋沒”.西城回答.

“你的【新罗开】【原振侠新系列】,有几部非常不错,有几本就差些了.”我实事求是地说:”对了,你的第一本【魔狼】我当年(1995)年来香港时购买过,会去看了后,就写信给敦煌的陈璇说, 这本书肯定是沈西城代笔的,后来有人在互联网上骂你抄袭田中芳树时,我还反驳之,认为此书完全有你自己的风格,而一个作家,借用另一位作家的部分意念,是很普遍的行为.”

“哈哈,谢谢,谢谢”沈西城似乎很高兴,”其实,当年这本书是朋友约稿的,本来还要做些宣传,说明些事情,可惜这位朋友不幸过世,这本【魔狼】就出版了,兴起轩然大波…”

其实,沈西城先生这些年不断地将倪匡先生笔下【罗开】,【原振侠】重新推出在读者面前,而出版社也一本本为他出版下去,可知沈西城写的并不差.

我写小说,绝对比不上倪匡,倪匡很珍惜笔下创造的人物,他同意我重新写他们的故事,我一定要好好地写,这样才对得起他.”沈西城对我们说.

“倪匡先生现在是不是真的停笔了”我们很想知道这个问题.

“自从【只限老友】后,倪匡的确不写小说了,但是现在还是作为”友好客串”性质为香港的一些报纸,写点散文.倪匡的散文是很客观的.”沈西城回答。

倪匡早期的散文,近年已经有出版社重新出版了.希望,倪匡的新散文也能够早点出版,我心中这么想.

侠圣人高大吃得倒不多.而沈西城说话多,吃菜少.啤酒喝的也不多,他奇怪,我从小在德国长大的人,却不喜欢喝啤酒.

我笑道:”这个问题每个刚认识我的人都喜欢问我,我也愿意回答大家.哈哈, 当我还是非常小的时候,看见家人在吃飯的碗里倒上啤酒,白白的一层泡沫,非常诱人,像是奶油,马上抢来一口喝下去,然后马上喷出來,从此再也不喝啤酒了…千真万确”

“不过,我有点和沈公子相似-喜欢喝咖啡。不如,我们买单走人,去找间咖啡庭喝咖啡再接着聊吧?”我问侠圣和西城先生.

侠圣当然意犹未尽,西城估计看见我这个上海读者也很高兴,我们付帐出門,去了附近的一家咖啡店.

路上,我问他,和倪匡不再见面是否真是为了倪震?

西城先生点点头:”倪震和倪太的确不是很喜欢我,因为我和倪匡太好了,天天出去玩,倪太认为,我们都是”狐朋狗友”,有过段时间,倪匡有了个女朋友,家里闹得天翻地覆,差点让倪太杀了.”

“倪匡是否有点惧内?”侠圣笑问:倪匡武侠小说中的女性都十分精明和强悍,而男性主人公大多窝窝囊囊,让人看了十分憋屈,武侠小说里的主人公几乎没有人这么写,莫非是倪匡的夫子自道?“

“是啊是啊”西城笑了,”倪匡其实非常保守,就算外面有女朋友,就算爱得惊天动地,就是不会和老婆离婚,这点金庸就不如他”.

“我看你写【金庸和倪匡】也写到古龙,你对金庸和古龙也很熟吗”.

“倪匡是个嘻嘻哈哈的人,愿意和任何人交朋友. 金庸不会轻易和你交朋友.而古龙是先来香港后来才去台湾的,是倪匡介绍我认识的,后来也经常一起玩,的确是豪气干云之辈.我记得和古龙去舞厅,古龙带了一个包,包里是货真价实的金戒指,只要女孩让他高兴,就送个戒指.”

到了咖啡庭,坐下随便点了Cappucino.其实,喝什么都不重要了,听听沈公子讲的文坛轶事才是正道!

我说:”以前你写过本【倪匡传】出版三天就断版了,后来改为【妙人倪匡】再次出版.而当年的那本【倪匡传】好像只有在【香港电影资料馆】中还有一本.据说,有人很反对书中的内容.”

沈西城说:”是啊,写人物专记,如果只是写表面文章,有什么看头?倪匡这么好玩的人,每个人都想知道他的事情多些,他和一个明星没有什么分别.我写了他的一些私事,非常有趣,但就有人不乐意了.”
我看过沈西城先生写倪匡的不少文章,非常好玩,因为倪匡本身就是个非常好玩的人.可惜,倪匡的家人都还建在. 读者想想:’如果一个人的太太/孩子看到别人写自己的老公/父亲如何在外面和别的女人谈情说爱,会如何想法?

而为人写传,只是歌弘颂德既非无趣? 可知,人物传记之难写.
“【武侠世界】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买了,书报亭内好像也不是很多了.”我记得以前去香港,每个书报亭都有【武侠世界】.
“【武侠世界】以往销路一直很稳定,我接手后,也很赚钱,只是在2006年以后就不行了,亏了不少….好稿难求啊”沈公子说.
我和侠圣都认为:” 【武侠世界】的格局几十年几乎没有变过,而长期读者毕竟有限。如要改革必须输入新的血液,比如有过一期的【武侠世界】刊登过国内女作家沧月的作品,这就是一种改革了,因为,沧月目前在网络上的名气非常响,知道她的人不少,而且文笔先进新颖,很符合新生代读者.国内老作家戊戟的作品前几年也在【武侠世界】连载过。【武侠世界】目前连载的作品几乎都是老武侠,有的都已经出版过多次了,谁还有兴趣看下去? 【武侠世界】其实不必须全部刊载武侠小说,或者动作小说。还可以刊登写网上流传的武侠评论,武侠作家佚事,武侠电影信息等等一切和武侠有关的文章.君不见,网上武侠网络还是非常多的.而且,网上不少年轻武侠爱好者的习作,评论能够刊登在杂志上, 相信不少爱好者根本不在乎稿费的.反而,激起年轻爱好者的更大兴趣.”

“前几年,燕青在【武侠世界】连载的”武侠作家众生像”就是很大的一种成功,我现在將燕青的武侠作家佚事转贴在网上,已经让许多其他网站”转帖”,可见受欢迎程度!”我对沈先生说.

沈先生点点头,不知他对我们认为的想法如何.

“对了,小兄弟,你怎么会认识刘乃济的?”说到燕青使沈西城想到这个问题.

说来话长,但也可以长话短说,我讲和刘先生网上相识的过程告诉了沈先生.

也和沈西城说:”这次,刘老介绍我来认识你时,还和我提及当年你还引介他的小儿子为【武侠世界】画插画呢!”

沈西城很高兴:”哈哈,这么多年了,他还记得…”

我说:”燕青的文章非常不错,文字很有功力,这倒不是,因为我现在认识他而这么说的,在不认识他之前看他的【人物杂文】就知道.”

沈西城道:”刘乃济是做编辑的,文字固然优秀,有时候却因为编辑别人的稿子多了,轮到自己写稿子就”潜意识”地避免犯其他作家写稿时所犯的错误,相反落笔就过于谨慎了,不过,他是个懂得写稿的人.”

“可惜,刘先生不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大作家,我看他的【无边风月话当年】和【末央生别传】论文笔绝不亚于一些成名多年的作家.估计,当年刘先生专心与编稿,并没有做过有系统地出书.”我一直对燕青先生的”名气”有所不平.认为,他的”水平”和”名气”不符.

沈西城笑笑:”其实,一个作家的水平好不好,和他的出书并不一样,当年环球拥有不少作家,罗斌每天规定至少出书一本,有些作家出了几十本,都不知道在写些什么.但,他们的”名气”却比刘乃济大,所以,文化圈有时候也要靠运气的.”

“运气最好的还是倪匡…”沈公子接着说;”当年倪匡赚钱非常快,自己水平是一部分,另一部分他遇到的几乎都是好老板,几乎没有为钱烦恼过, 子女长大后也没有使他太过于烦恼的事情.倪匡喜欢花钱,但他每赚来的钱,都给老婆一半,呵呵. 而倪太非常会投资,拿钱做股票,等等,所以倪匡没钱了,还可以问他太太要哈哈哈”

“呵呵呵,”我们都感到好笑,我们知道倪匡是个非常好玩的人,虽然我们并不认识他,但是看了这么多他的书,总对他有点熟悉+親近的感觉.

“其他,喜欢用钱的作家就没有倪匡那么好命了,比方方龙骧,他也是上海人,出身很好的,晚年却沉迷与古董,古董这个东西是没有”底线”的,方龙骧损失了不少钱,夫人也分居了,前些年郁郁而终.”沈西城是方龙骧的好朋友,说到这里,我看得出他心里也很难过.

“对了,方龙骧是个写作多面手,不过现在我一直买不到他的书”这是我一直想问的问题.

“一来,时间的确很久远了,他成名在倪匡之前,小兄弟,你可以想象这有多久?”沈公子道:”另外,方龙骧和刘乃济一样是编辑出身,当年所出的单行本并不多,后来投身与电影,写书就更少了.”

我到今天为止也只看过,侠圣借我的一本【花衣死神】,其他根本买不到.

“沈先生,也成家了吧?”我開始八卦了。

“當然啦,都六十多歲的人,怎么不成家。”

原來,沈西城也有60多歲了,其實沒有什么奇怪的,倪匡都70多了,蔡瀾也白髮蒼蒼了。只是,我第一次在倪匡【說人解事】中看見沈西城的照片,那時侯沈西城和慕容公子(李文庸)是香港文坛有名的“公子”。歲月不饒人,沈西城先生雖然保養得體,但臉上仍有幾許歲月的痕蹟。

“我的女兒說我是過時的人了“沈西城笑着說。”現在的不少電影,流行歌曲都和以前不一樣,很少能使我們這代人着迷了。。。“

俠圣和我都認為:“這是一個人成熟的表現,人的經歷多了,許多事情都一眼能夠看到底,便宜的影片,歌曲已經不能賺到我們的共鳴了“。

這道理,沈先生當然也明白。

“妳們上海女人最嗲。。。“終于說到女人了。

“香港女人也不錯呀“我說: ”路上看見不少美眉的“

“傻瓜,那些美女都是從內地來的,香港沒有什么美女“

我不這樣認為,少年時代看【霍元甲】還非常迷米雪呢!

“香港大美女李嘉欣,總不會差吧?“我對香港女子印象不差,要為她們說公道話。

“木頭,是個木頭呀”這幾個字從沈公子嘴裏用上海話說出來,連嚴肅的俠圣都笑翻了。

“妳們上海女孩利害,用錢也利害”沈西城一邊說,一邊嘖嘖地搖頭。

我當然不會傻得問沈西城:“沈先生,您有沒有過和上海女孩睡過覺?”

有些事情,不問也知道。
上海女人“嗲功”天下第一, 否則,慕雲我也不會”樂不思蜀“地,提早“落葉歸根”留在上海了。

我說:“世界上的女人,很少不會用錢的。”

“是啊,正常的男人那個不迷“美人”啊!”沈先生開始“豪邁”起來了。

我卻陰陰地笑。

順便繼續八卦下去:“倪匡的女友們漂亮吧”。

“倪匡,這個人的品味,其實不是想像中那麽好。”

“哈哈哈,。。。”俠圣和我听沈公子這么說倪匡,就是感到好笑。

“有幾次,倪匡帶我見他的女朋友,我看看沒有什么特別呀。”沈西城說到倪匡,就有笑意。

可是,倪匡總有他的觀點:“你看,小沈,這個女孩的腰長的好,那個女孩的屁股翹,上面那個女孩mm大,下邊那個女孩腿長。。。“

總之,倪匡在任何一個再平凡不過的女人身上都能找出她的優點。

“金庸,就不一樣了,他本來的老婆和現在的夫人都是美女,金庸對女人是有品位的。“沈公子對金庸的審美觀較倪匡高出不知幾番。

這點,我也同意,我見過金庸前妻的照片,的确也很漂亮,現在的夫人當然不用說了。

雖然,和沈西城第一次見面,但是很早就接觸過他的作品,知道沈公子是“才子風流”型人物,而我也特別喜歡“有色笑話”,所以,說到女人,雖不至于“相見恨晚”但至少是“眉飛色舞”,只听得俠圣“暗暗搖頭”。

來香港初見沈西城之前,燕青先生就來函說;”沈西城口才很好,而且見多識廣,是個談話的好拍檔。“

初遇,沈西城之感覺,的確如此。

不過,此時為時已晚,雖然談興正濃,但既然是第一次見面,以后交往還長,不想,太過于打攪沈先生晚間生活。我提議和沈先生道再見

和俠圣送沈先生到樓下之即,我問起了沈西城先生的筆名。“據說,西城是來自于電影【西城故事】,而沈姓,也知道是用一個朋友父親的名字。這又是為何?“

沈先生放慢了腳步:“這個故事,其實我一直想寫出來,非常感人。我小時候有個很好的沈姓朋友,經常去他家玩,他父親很喜歡我們。和他相處的非常熟悉,有一次,去他家,朋友正好去買東西,他的父親沒有發現我進來,而對着一個女人的相片在哭。后來,才知道那個女人就是我朋友的母親。“
我们停下脚步,等沈先生说下去。
“感人的事情,並非朋友的母親早逝,而使父親難過。而是,當年國亂期間,那個父親有個朋友來投靠他,他讓他在家中住下,后來這個竟然和女主人發生了感情。。。當那位父親發現此事后,已經到了無法輓囬的地步,而這位父親在那時的社會中是有一定的力量來”打擊“這個”不義的朋友”的。但是,他沒有這么做,相反,給了他太太和那個“朋友’一筆錢,讓他們遠走高飛,却让自己承擔着滴血的痛苦,锥心的屈辱。那時,我很年少,竟然不明白,為什么世界上有這么好的男人,后來我開始寫作,為了紀唸這位父親,我一直沿用這個”沈“姓直到今天。”

俠圣和我聽完這個故事,默默無語。
俠聖與我都是成家的男人,也經歷過少許“情海波濤”。知道,男人對女人的揹叛,最感到痛心的是那份“屈辱”。而世界上真的有這么長情的男人。自己去忍受這份“屈辱的痛苦”。
沈西城先生為了紀唸這位長者,用他的姓為筆名長達40餘年,有此可見沈西城也是位重情重義之輩。
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沈西城能夠得償所願,將這個故事化作篇小說獻給廣大讀者!
俠圣兄在沈先生和我們分別后,說;“沈西城是位帶有江湖豪氣的作家。”

而我更認為,在沈西城的江湖豪氣底下卻有他細膩的感情世界!


(完)

2008-6-16 於安亭汽車城



2012那年博客版後記



原文寫於四年以前,那時候正負責上海大眾的一條新塗裝線!當年,愛子尚無出世。一晃四年過去了,時間似乎過得很快!



四年來經過西城兄的介紹,認識是西門丁兄,吳道子兄,宇文炎兄,馮嘉,馬云二位前輩。以及後來的倪匡先生。

都是我少年時代迷戀的作家。現在能夠求教与前,此生無憾!

當年寫這篇文章之時,正值汶川地震之際,所以寫完后,又寫了篇關於汶川的長後記,這次刪去。

沈西城是倪匡先生的“小弟”,也是收“倪迷”最多爭議的一位作家。

很多“倪迷”対沈西城頗有微詞,因為沈西城給他們的感覺是“靠倪匡”吃飯的。這対沈西城極其不公平。。

我們放眼看看,現在“靠金庸”吃飯的有多少人???

沈西城編劇的電影是【最具影像力的50部港片】之一。編劇的張恨水原著作品也是港劇經典。繙譯的日本作品和日本電影評論是當年香港珍貴資料。也曾是美國【花花公子】香港總編。可見沈西城本身的實力。

沈西城還有個本事,就是和香港所有作家(甚至台灣)基本都認識,或者熟悉。能和大多數老作家稱兄道地,不是自己本身有“功力”,哪有這麽容易!

香港是個極其功利的社會(現在其它城市也一樣),沈西城聰明,年輕時候也許在某些事情上比較“急進”。。但他絶不是個品格底下的人,否則不會有這麽多的朋友。

蘇哲庚教授稱沈西城極富有感情!

西門丁和我說:西城是個心底善良的人!

劉乃濟稱:西城為人活潑,但是個好人,和他談話不會寂寞!

沈西城先生現在也已經60多歲了,西門丁稱號他從“小沈”變成了“老沈”!

歲月無情,人間有愛,西城兄也慢慢的到了“榮辱不驚”的境界了吧!

諸葛慕雲

2012.9.3 於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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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江忆旧录||虽然没像金庸住上半山豪宅,他们也写过很好的武侠小说……
原创 08-26 21:57 首页 蓝小姐和黄小姐

大概因为广州隔香港比较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冒出一个人跟我求证金庸先生是否身体不好……我每次都会暴怒:怎么会?


首先是因为我和查先生八竿子打不着,其次是因为我打心眼里觉得他会活到永远——他就是那种只要他活着,你就会觉得世界很美好的人。


那是老天爷派来镇三界的,我衷心祝他长命半岁。


第三个原因就是因为武侠于我个人意义太重大了。


我喜欢武侠文学,那几乎是我寂寞童年最重要的一部分,有人说那是成人童话,我想说,也只有中国人有这样的成人童话,那些纵横在中国的山水画卷上的英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心水推荐刘德华版《神雕侠侣》主题曲,黄小姐最喜欢的歌之一,张德兰唱得空旷深情,比起后来古天乐那一版的《神话情话》,更有心内情似火焰的激情。



▲这是我最喜欢的电视剧。


▲这是我第一本看的武侠小说,当时记得借来半本,没有封皮,只有半本。


2016年的香港书展,主题是武侠文学,《阅读江湖﹒亦狂亦侠亦温文》,据后面七个字是马家辉定的。也是,在族群危机的大时代里,也许真的只有武侠具有融合一切的功能。


据说香港贸发局也曾试图想请深居简出的查先生金庸出场,但查太太一直说查先生身体不好。据查先生友人沈西城先生云:身体倒是还好,就是记性不大好了——也是,毕竟也是九十几的人。


所以查先生缺场的武侠书展是颇有点意味深长的,只能在“文坛侠圣——金庸与查良镛”看查先生捐出的旧物。




▲金庸亲笔题词的书画笔墨。



▲看到这些照片,马上想起那些追看香港武侠电视剧的岁月,当年演小鱼儿的梁朝伟还是一枚天真发萌的小鲜肉呢。



▲査先生才华横溢,还写过词,不知道吧?



▲甚至还被翻译成日文、韩文、越南文版本,在亚洲的影响力源远流长。


▲1960年金庸与《神鵰侠侣》电影主角合照,你看得出当时得令春风满面男主角是谢霆峰的阿爸么?谢贤拿了片酬就买游艇豪车,折堕啊……



▲查先生喜欢长得美的美女,当年迷恋美若天仙的夏梦也曾传为佳话,感情生活亦波澜起伏。他的第一任妻子是位杭州美女,叫杜冶芬,名医之后,两人因为他编的《咪咪博士答客问》栏目而相识,1948年两人结婚。金庸极爱第一任妻子,曾以“林欢”的笔名写影评、编剧本,这个笔名就是因为“林”字是他们夫妇两人的姓氏的合称(“查”字“杜”字都有一个“木”字),“欢”就不用说了,男欢女爱,你欢我喜。但五年之后,两人离婚,原因是杜初到香港,不懂粤语,生活苦闷,而且出轨,74岁金庸坦白说:“是她背叛了我。”金庸的第二任妻子叫朱玫(又名璐茜),新闻记者出身,美丽能干,懂英语,比他年轻11岁,两人育有二男二女,一起创立了明报王国。但后来两人性格不合,再加之金庸与北角咖啡馆的女侍应相好, 七十年代离婚,六十来岁去世。金庸曾公开表示“我对不起朱玫……”。第三任妻子就是现在陪伴他到老的阿MAY,阿MAY十六岁即识金庸,小查先生三十多岁,性格爽朗,毫无心机,照顾查先生非常周到,两个感情很要好。

上一次查先生现身书展还在2006年,今年录影欠奉,可见真的绝迹江湖,只有倪匡先生在家录的几段视频以飨读者。仔细看录相里的倪匡愈发佛相,百无禁忌,讲起昔日的武侠作家更是情深意长,“是黄鹰教我怎么写武侠小说” 一向淡定的倪匡先生激动地说。

黄鹰?恐怕没人知晓。所以,香港《武侠世界》的前社长沈西城的存在就十分必要,沈先生和武侠老作家马云先生讲了一场武侠遗珠,听得极为过瘾,几乎就是五十六年代的武侠文人浮世绘,他们说《武侠世界》的老板罗斌如何在台湾多了一头家。

▲罗斌,香港知名出版人,1949年,他怀揣两根金条和一箱旧稿、杂志南下香港,创立《新报》以及“环球出版社”,而他创办的《武侠世界》,更让倪匡、古龙、卧龙生、诸葛青云、龙骧、张梦还……得享大名。罗斌为人精干,尤喜创新,有人说他吝啬,但他为人公道,事一经定议,必照付如仪,从不拖欠。后移民加拿大,罗斌有两位夫人,香港一位,后在台湾暗安一家。原配体胖,被他称之为妈咪,很早去世,晚年他甚为思念“妈咪”,曾和友人说想早点死,可以早一点见到妈咪。

马云的老师,黄飞鸿的三传弟子朱愚斋写出了《黄飞鸿别传》,才有了华语电影世界里的黄飞鸿系列。

杜甫有诗云,“故人零落不胜哀,泪满腮边拭几回”,如果不是健在的老人们提起从前,我们这些后辈哪里知道原来香港的武侠盛世里,除了金梁古温黄之外,香港还有大批的武侠作家:蹄风、黄鹰、牟松庭、龙乘风、西门丁、张梦还、马云,还有金锋、江一明、避秦楼主、风雨楼主、高峰、石冲……
人人都知道,香港的新派武侠小说开始于1953年,五十年代的香港,左中右势力盘锯,各类报竞争激烈,为了提高销量,拉笼读者,武侠小说便成了最佳利器,由梁羽生《龙虎斗京华》开始,来年金庸先生《书剑恩仇录》紧随其后,一开新派武侠小说风气。
沈西城笑着说:香港因写武侠小说住上半山豪宅的,惟有金庸一人。这当然因为查先生才华高蹈,下笔严谨,视野宽阔,当然也因为他“善于经营自己,再换一句话叫爱惜羽毛”(沈西城先生评语)。

▲沈西城先生在书展上侃侃而谈那个香港武侠最好的时代。
当年别的武侠小说家一味滥写狂飞一年出几十本单行书时,金庸数年才写一本,而且早早在1972年就宣布封笔,也早早就将自己的作品修订成集,所谓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十四本书就奠定不可动摇的的江湖地位,每一本都被改编成影视剧,从此影响弗远边镜,成就一代大师。

一将功成万骨枯,金先生同时代那么多富有才华的武侠小说家为何后来一直默默无闻,不得人知呢?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作品稀少,二是作品粗糙。
当然也有另类的,是因为活得不够长,比如古龙。

▲古龙,原名熊耀华,1938年6月7日生于香港。与金庸、梁羽生并称为中国武侠小说三大宗师。代表作有《多情剑客无情剑》、《绝代双骄》、《英雄无泪》等。古龙才情纵横,但为人多情,曾与舞女郑月霞同居,生下一子郑小龙,后来成为台湾柔道高手,为马英龙保镖。七十年代中期,古龙小说不断被改编为影视剧,从此发迹,绯闻不绝于耳。1977年间,他与当时刚出道的19岁女星赵倍誉出游3天,被女方家长在饭店查获,并要求百万台币遮羞费,引起社会震惊。此后,古龙与舞女叶雪过,后又娶女高中生梅宝珠,结婚生子后,古龙后又迷恋另一位高中生于秀玲,于成为他的第二位夫人。1985年,他因喝洒过多,肝硬化、静脉出血,古龙在台湾去世,终年48岁,陪伴在侧的是于夫,古龙临终前对她说:“真对不起你,也对不起那些爱过我的女人。”


▲菊花古剑和酒,诗酒放纵的古龙最后的吻和美人……

或者并不以此业为荣,比如牟松庭的作品被评论价界称“行文不测,豪气迫人,可惜作品过少,不然成就当在梁羽生之上,而可与金庸比肩。”但人家是著名文人,着意的是诗词歌赋。
而粗糙则是有独特的时代背景,这又不得不说到1949年这个节点,大陆易帜,无数文人南下,香港成了最后的流放地,人流密集,地方狭小,文人在这弹丸之地如何求生,只有靠写稿。
倪匡常自称是全世界界写汉字最多的作家,产量最高时,每天写十二篇连载小说和六篇专栏,二万多字,“不用五个小时,好轻松,还可以搓麻将。”
这种天份只有今日在网络上写小说的大神们可堪一比,要放在现在大陆的专栏界,简直不可想象,写三千字已经叫苦连天了,但那时的香港文人们几乎个个都是如此。我上次采访严浩,他提到父亲的工作量也是叹为观止。
▲他父亲严庆澍笔名“唐人”,著名的民国演义小说《金陵春梦》即出自他父亲之手,)不但做《新晚报》的主任,审稿看版,而且每天“要写七八个专栏,一万字,我们已经睡了觉他才回家,我们还没醒他就走了,一年只有三天假, 初一初二初三,太辛苦了,后来他很早就过身,原因是肝坏了。”
名作曲家黄霑说过“现在香港人谁没有两三份工作”。是啊,那个时代的文人别无所长,要养家糊口,要过好生活,只有靠手上这只笔,来之则战,战之能胜,全年无休,那真是基于体能脑力之上的一项极限运动。
极限可以激荡潜能,当然也出急就章,不是每一个武侠作家都有查先生那样的才华和视野以及专注。当然还有人生的运气,最典型的就是黄鹰。
▲黄鹰(中)与同为香港武侠作家叶展彤(左)、龙乘风(右)在香港喜来登酒店留影。
沈西城说黄鹰是奇才,写武侠小说直追金梁,笔下最出名的武侠人物是沈胜衣,而且是有名的千手观音,可以当枪手,可以写武侠,画得一笔好画,倚马可就的才华。
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心急赚钱,又当编剧,又拍电影,最出名的电影作品是僵尸系列就是他拍的,还替徐克写过《笑傲江湖》,但电影不是那么好拍的,他死也死在电影上,因为拍电影欠下巨债,结果借高利贷被打死在家里,被发现时,已死了七日(官方的说法是脑溢血)。
总是要回顾,你才知道过去的时代多么纷繁。在湾仔会展中心的文艺廊看武侠作家们当年的报纸、单行本、剧本以及书信,眼前浮现的是一个香港从五十年代开始的那个武侠盛世,那时候的纸张排版多么粗糙,但正是这粗糙里留下许多东西,吹尽黄沙始见金,金纵然可贵,但黄沙亦值得我们铭记,因为他们一起构成了那个时代。
名作家陶杰曾有一段话评倪匡,略改几个字,就可以用来评价武侠的全盛时代:“作者智慧圆熟,文思丰茂,灵感喷薄而出,题材信心拈来,幻生莲花无数,作者金风送爽,读者河山呼唤,一个消逝了的美好时代。”
是啊,那个时代多么美好,遗泽给两岸三地特别是刚刚改革开禁时大陆年轻人多少侠气与柔情。查先生今年九十有二,倪先生八十有二,就连客串讲古江湖人称小叶的沈西城先生今年也六十有八。时光涛涛,香港现时拿得出手的武侠作家,不过廖廖一二人而已。
站在查先生和夏梦的合影前,我想起小时候捧着借来的三册港版繁体《倚天屠龙记》如醉如痴读了一个暑假,此情此景尚在眼前,细数数也忽忽三十年过去了。

“怅望卅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正面维多利亚海港一池碧水,想起的竟也只有这句诗了。http://wwwbuild.net/misslanmisshuang/4043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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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 完璧归天
发布/2018年12月24日 3:30 AM文/庄永康来自/联合早报
《明报月刊》1966年1月创刊号。(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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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觉得,金庸,他就是《明报月刊》首期封面那块玉璧,曾经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千年传统,四海纵歌。如今,他已完成人间使命,脱离了血迹斑斑的污秽尘垢,冉冉飞升,完璧归赵。

武侠小说大师金庸(查良镛)辞世,在华人世界引起巨大回响。仅在中国大陆,有政要习近平、李克强送花圈致悼,也有民间网络的宵小,把查先生的三次婚姻,最后与北角酒吧16岁女侍应偕老之事大肆炒作,造谣诬蔑。

其实谣言止于智者。查先生写小说、办报,皆已名成利就,成为香港富豪。要是在大陆,以他那样的财产地位,很可能就是一个左拥右抱夜夜笙歌的地方土豪,成为“反腐”对象,怎么还会孜孜不倦,到英国剑桥去念硕士博士,一辈子追求学问?

再说,查先生一生笔耕、创业奋斗,地点都在英国派了总督治理的香港。到目前为止,香港实施的仍是大英律例,结婚与离婚,都有法律制约。金庸在婚姻上,犯过法吗?

香港前辈作家沈西城,便曾在《苹果日报》上撰文《金庸就是金庸》。文章引述知情者的话说,查夫人曾在美国老板的工厂就业,是出名靓女,追求者众,唯独喜欢金庸,因他“很细心,品格高”。她是当年攒钱留学当临时工之际,遇上到酒吧来写稿的金庸,谱成一曲忘年之恋。

可以说,金庸身后的是非毁谤,只可能出自千百年来“憎人富贵厌人穷”,盗版剽窃无所不为,只知损人不知律己,也喜欢在谎言的泥浆中戏谑自娱的一个痞子江湖。
对中文报业的不灭贡献

金庸“一览众生”,对于他的高山仰止,笔者本想保持沉默,避免班门弄斧。但却有如心灵感应,就在大师辞世前后,寒舍正遇上搬迁,储藏室中挖出了几本陈年刊物,包括1966年1月号的《明报月刊》第一期。想来这本期刊是我高中刚毕业前路茫茫的彷徨时购买的,是我人生的一扇明窗。

对金庸怀有知遇之恩的陶杰,在其悼文《书剑苍茫》中,开宗明义:“查先生是很博大的人,如湖如海……”,道尽了万千玄虚。因为一般所见,金庸,无非“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15部武侠小说。很少人会认真研究,查先生创办《明报》,继而开拓《明报月刊》,对中华天地的思想认知,到底起了怎样的波澜。

《金庸与报业》,这是笔者曾在《联合早报》上撰文介绍,香港报人张圭阳1995年的著作。金庸仙逝,香港文化资料库网站上也贴有张圭阳的悼文,从金庸与明报创刊第一个15年(1959-1973年)的经历,说明这段比小说江湖更为传奇的现实风云。

张文指出,这15年,是中国国内与国际动荡不安的时日:西藏发生武装叛乱,达赖喇嘛外逃;内地大跃进后产生三年饥荒;古巴导弹危机;中、印、巴军事冲突;美国扩大中南半岛军事行动;中苏边境动武,到1966年毛泽东发出“五一六通知”,掀起文化大革命;香港被文革波及,次年发生“六七暴动”……等等。

张文分析,《明报》创始时是小本经营的“同仁报”,专刊小说,只有副刊,没有新闻,也没引起人们的注意。据金庸本身归纳,那是1962年的内地难民潮、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促使报份飞跃增长。张圭阳认为,《明报》逐渐由一份以市井读者为主的小报,发展成为知识分子拥戴的大报,与金庸的学养和胆识分不开。

当然,香港虽是英治,但中国国内种种政治动荡的阴影,无疑也让办报者无时不受“会否得罪中共”的言论尺度困扰。而1967年的一场风暴,播音人林彬遇害,金庸面对生命威胁,南来避开风险,创办了新加坡的明报——《新明日报》,却也缔造了南洋报业史的外一章。

《明报月刊》是思想性刊物,目前翻开收藏超过半世纪的《明报月刊》(简称“明月”)创刊号,更能感受查先生的器识与胸怀。根据说明,书的封面,是与“蔺相如完璧归赵”同样类型的古代玉璧,约制于周朝后期,现藏于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所谓一图胜千言,图片意含:中华文化等同碧玉,放到五湖四海,都得到珍惜和艳羡!

发刊文章说,由于这本杂志由《明报》负责主要经费,所以叫做《明报月刊》。月刊除了名称与明报有联系外,杂志内容完全独立。编辑宗旨,简单说来就是“五四时代的北京大学式”与“抗战前后的大公报式”。期刊将设“自由谈”专栏,容纳各流各派言论。

在加拿大执教鞭的陈完如博士,曾给友人写一封长信,引为“明月”创刊的宣言,题为《海外需要一本思想性的刊物》。

《明报月刊》庆祝40周年之际,金庸曾表示当年的创刊,是跟彻底撕裂传统的国内文化大革命“对着干”。创刊内容,有司马长风谈青年棋王林海峰,邱长春谈欧洲大贤史华泽,刘富兰给毛泽东性格作分析,还有对当时苏联的考察专文。北京大学前校长蒋梦麟自传《西潮》的连载,后来出了单行本,成为文史经典。

回头看,《明报月刊》对中华文史一大贡献,是重金礼聘张国涛与龚楚将军,出了两本回忆录。张与龚,都是当年“及时脱离毛泽东”的中共人物。不难想象,如果没有《明报月刊》的气魄和胆量,出版这两本回忆录,毛泽东“打天下”时候的中共历史,就只有讳莫如深的神话故事。没有《明报月刊》,一度称为“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就只能成为目前渲染的“十年艰辛探索”,留下的印记一片光明。

香港九七回归,北京曾邀金庸起草基本法,从此踏入神州大地的“维稳”政治,也引起争议纷纷。陶杰悼文指出,“中国人压在查先生身上的担子多:知识分子、作家、报人,因此你该如何坚持你的风骨。但他的祖先曾蒙文字狱,家宅曾遭屠戮。”陶杰认为,金庸要大家看的,是他用英国史学家的笔法,叙事引据,析理释疑,写成的《袁崇焕传》。

袁崇焕是明末抗清名将,金庸在《碧血剑》一书后记中说,主角其实是书中从未出现的这个人物,并立意日后要把他的历史写好。相信查先生写到袁崇焕最后被凌迟处死,北京的“群众”却争相买他的肉片来吃,冲击很大。依笔者看,君主昏庸,把卫国之士误判为逆贼,愚民上前践踏,形成亡国时刻的混乱前奏——这就是痞子江湖的出典。

突然觉得,金庸,他就是《明报月刊》首期封面那块玉璧,曾经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千年传统,四海纵歌。如今,他已完成人间使命,脱离了血迹斑斑的污秽尘垢,冉冉飞升,完璧归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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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爆絕密情史 金庸是楊過,也是韋小寶

一代武俠小說泰斗、筆名金庸的查良鏞上周病逝,享年九十四歲。各界對他的離世深表惋惜及哀痛,好友倪匡盛讚他的小說好看程度,是中國歷史上「五千年第一人」;而金庸亦成功以文致富,計及多年前出售《明報》及豐厚版權費收入,估計身家高達數十億元。

金庸筆下主角眾多,位位性格鮮明,刻骨銘心的愛情故事令讀者難忘;現實世界的他,在感情路上波折重重,經歷過三段婚姻,先是被首任妻子背叛,之後卻愧對第二任妻子,在酒吧邂逅年輕二十多歲的現任妻子林樂怡,譜出一段至死不渝的真愛。

坊間有傳林樂怡曾是歡場女子,亦有指她貪圖金庸的財富而主動投懷送抱,但與金庸相識數十載的作家沈西城斷言全屬錯誤。他更向本刊大爆金庸絕密情史,原來當時年紀輕輕的林樂怡有眼不識泰山,根本不知金庸是誰,眼見一位看似潦倒的中年漢獨自到酒吧飲悶酒,純粹好心為他付了帳單,卻因而締結良緣。

在沈西城眼中,金庸對感情愛恨分明,不理外間反對堅持尋覓摯愛,跟《神鵰俠侶》的楊過有幾分相似;而他為人天馬行空,鬼主意多多,辦報及參與政治均進退有度,有着《鹿鼎記》中韋小寶的影子。
金庸創作的經典巨著,多年來被改編成為電影、電視劇、漫畫及網上遊戲等,他曾公開說希望死後一、二百年,仍有人看其小說。

金庸的女婿吳維昌形容,岳父上周二彌留之際,家人陪伴在側,「他是在聽着外孫女的視像對話時悄然離去,走的時候面帶笑容,十分安詳。」

擁有金庸所有作品版權的「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隨後發出訃告,指根據查良鏞生前意願,喪禮以私人形式舉行,並於本月十二至三十日在位於沙田的香港文化博物館內的「金庸館」設置弔唁冊,供公眾作最後致意。據金庸的好友表示,喪禮將於下周一在香港殯儀館舉行,只邀請親友出席,形式一切從簡,不採用任何宗教儀式,也不設親友致悼辭或扶靈。

各界對金庸離世深表惋惜及哀痛,國家主席習近平更委派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專程到查良鏞住所慰問查太林樂怡,代表轉達各中央領導人對查逝世的哀悼。

跟金庸相交多年的倪匡,盛讚他寫小說能夠不斷突破,每部作品皆各有特色,好看程度是中國歷史上「五千年第一人」。

另一位作家兼雜誌《武俠世界》社長沈西城,指金庸的作品非但做到雅俗共賞,故事情節滲入歷史、野史,內容包含哲學、愛情等元素,早已超越武俠小說範疇,「他的著作鋪陳了不少武功招式,難以傳神地翻譯成為外語,因此未受到西方世界廣泛關注,否則早已拿到諾貝爾文學獎。」

沈西城透露,他與金庸早在一九七五年認識,當時客串替對方擔任日語翻譯,隨後開始在《明報》旗下多份刊物寫作,過去四十多年雖然不時與金庸夫婦交往,但一直視對方為長輩,每次見面都是金庸主動邀約飯局敬陪末座,「去年底吳思遠導演提議我將查先生的趣事寫書,因為坊間對他的生活出現不少誤傳,部分內容我已向查太求證,並得到她同意出版《金庸逸事》。」

新書原定本月下旬推出,沒料金庸走先一步,令沈西成覺得相當惋惜。據悉,新書其中一章正是圍繞金庸的愛情故事,將其三段婚姻及一次暗戀的絕密真相揭露。
熱愛學習的金庸對社會貢獻良多,圖為他九六年獲理工大學頒發榮譽法學博士學位。


被首任妻子背叛

一九四七年,在杭州《東南日報》任職副刊主編的金庸,因工作關係到受訪者家中作客,瞥見當時年僅十七歲的杜治芬,二人一見鍾情,翌年在上海舉行婚禮。未幾金庸被委派來港籌辦《大公報》,杜嫁雞隨雞,惟丈夫以事業為重,加上她言語不通,未能適應香港的生活,短短數年便離婚收場,兩人沒有兒女。

金庸與首任妻子離異,當年有傳是女方另結新歡,但他一直保持緘默,直到七十四歲那年,在一次訪問中說出真相,「現在我不怕講,第一任太太betrayed (背叛)了我。」

沈西城指金庸首段婚姻失敗時才三十出頭,正值盛年,故很快便將感情投向一直傾慕的大明星夏夢。為求接近佳人,他索性到夏夢工作的長城電影公司做編劇,以筆名「林歡」為夏夢寫了《絕世佳人》等多套電影劇本,「他明知夏夢心有所屬,甚至已結婚及生兒育女,但仍默默暗戀對方,一直從旁支持,是個既癡情又忠心的超級粉絲。」

雖然這段關係沒開花結果,但金庸在主理《明報》期間,經常報道夏夢的消息;到六七年女方移居加拿大,該報更一連兩日以頭版披露其近況;金庸更一反社論以嚴肅新聞為主題的作風,親自撰寫一篇題為「夏夢的春夢」的社論祝福對方。「最巧合的地方,是金庸於十月三十日離世,而夏夢亦是在兩年前的十月三十日過身。」沈西城說。
金庸曾說自己不像郭靖那麼蠢,現任太太林樂怡也不像黃蓉般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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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对话姜丰:一生只爱一个人,实际上不大做得到
原创: 姜丰 一饮一啄Video 2018-11-02

   


“我没有学问,没资格教书”

姜丰:查先生,我们这是第二次见面了,93年国际大专辩论会的时候,您给我们做评委。3月26日您受浙大聘请,担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我知道您游学生活很多,到名校讲学,担任一此学术科研方面的工作,您怎么会想到接受浙大的聘请呢?

金庸:我这几年主要在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做些研究工作。因为浙大最近是四所大学合并在一起,各个科系都要发展,他们邀请我来担任人文学院院长,我起初推辞了,我说我没资格,我没在正式大学里教过书,也不是教授,也没有学问……

姜丰:您太谦虚了。

金庸:不够资格到这儿来做人文学院院长,但他们很坚持,后来说为故乡服务,我说好,来到杭州,我很高兴的。我本来就一直在想:退休之后回到杭州定居。那么现在来到浙大做些工作,浙大这些学生,我都不叫他们学生,我叫他们小师弟,小师妹。

姜丰:小师弟,小师妹,您这种叫法本身就让人感受到一种大侠风范。

金庸:今天,我在第一天上第一节课时,他们在黑板上写着“欢迎大师兄”。我说很高兴,以后大家一起研究学问,大师兄传授给你们几招。 你们有什么问题跟我讨论,不要当我是老师,他们都很欢喜,很高兴这样一种态度。

姜丰: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您的武侠小说,大家关心的也还是您的武侠小说,我知道从55年到72年这当中,您一共写了15部武侠小说。您当初为什么会写武侠小说?

金庸:为什么会写…….是因为我自己从小喜欢看武侠小说。从八岁九岁、十岁,一直读到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 一有武侠小说,有的看就看。有外国的和武侠小说差不多的,冒险性这类小说我也喜欢看的。到现在,如果有这些小说,我还是喜欢看的。

姜丰:当时您写武侠小说是在报纸上连载,您是为了支持报业,还是您个人的兴趣,还是您对武侠文学或者对通俗文学都有一种使命感,哪个因素占更多?

金庸:最初动机是为报纸服务的,后来我自己办《明报》,那么就每天坚持着写武侠小说,从不间断,一直写到72年,然后报纸不一定需要小说来支持了,其他事务忙了,我就不写了。


金庸最受欢迎的作品——《射雕》三部曲,在他93岁高龄之际,终于被翻译成了英文。这部小说首次出版可是在1957年。


姜丰:大家都觉得非常可惜,您72年就封刀了,那年你才48岁,正值盛年,为什么那么早就封刀呢?

金庸:一个人有很多很多阶段,你还年轻,不知道,你将来慢慢年纪大了,你就会觉得从几岁到几岁的时候,有这样一段时候要做什么事情,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我觉得武侠小说写了时间很久了,写了十几年了。也够了,可以把这时间和精力去做些其他的事情。
韦小宝的个性,是中国人的典型

姜丰:我们读您的小说有一个印象,您小说里的好人坏人不是那么泾渭分明,比如说“四大恶人”,他们身上也有很多可爱的地方,他们特别单纯,也很义气,甚至还有一点耻辱之心。另外您写了一些好人,比如说韦小宝,他身上也有很多缺点,他撒谎,会耍赖,有一些反英雄的色彩,这是不是也体现了您的一种人生观念?

金庸:你自己读文艺批评,所以看这些小说看得很深入,实际上,真的,我认为每一个人呢,也不是很明显的,好像脸谱似的,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其实,好人基本上是个好人,但个性中也有一些坏的地方,或者,坏人基本上是个坏人,但个性中也有一些好的地方,所以偶然也做一些好事,也有的。中国社会中间有这样一类人,常常坑蒙拐骗,不守信义,不讲道德,专门自私自利,为了谋取自己的利益,什么坏事都可以做,这种人在海外很多。很多海外华人这样子。我写韦小宝这个角色,心里想到:中国人的个性中间,有很大一部分人,像韦小宝这样的性格,所以将韦小宝作为一个典型来写的,不是说他是个好人。

姜丰:韦小宝的运气特别好,很多人很羡慕他,好像他遇到的很多美女都哭着要嫁给他。

金庸:但有一个美女,他拼命追求她,但是这个美女不肯嫁给他,到最后没办法才嫁给他了,他用卑鄙手段才骗上手的。

姜丰:不过您虽然主观上把他当成一个反面人物来写的,但很多读您小说的人都喜欢他。

金庸:把自己带入之后,就是这个人运气很好,这个人遭遇不错,因为他常常得到胜利,而没遭遇失败。

姜丰: 查先生,我们读您的小说发现,几乎每一部小说里都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女主角,而且身上有很多相通之处,比如说黄蓉、小龙女、香香公主,这些人物身上都有一种相通的地方,这是不是也体现了您的一种理想或者说一种审美情趣?

金庸:是的,你学美学,有一种固定的审美观念,每一个作家,或者其他的艺术家,你看西方这些画家,他画一个,就算画宗教画,画一个圣母,拉斐尔讲的:画来画去,这个圣母,相貌都差不多,很漂亮。这个圣母和那个圣母也多多少少有点相像。我想,他理想的,他喜欢的一个女孩子的相貌是这样子的。那么我写黄蓉、香香公主,她们至少在我脑子里想象的时候,相貌有点相像的。如果你来做我这个小说中的女主角,我觉得很适合,很好的,在我想象中的一个人也跟你差不多。

姜丰:您心目中可爱的女孩子是什么样的?

金庸:可爱的女孩子就是你说的黄蓉呀,《笑傲江湖》中的任盈盈呀,很聪明的,相貌很漂亮的,人很活泼的,有点顽皮,有点刁蛮的。男主角碰到她没有办法的,这样子。

在《射雕英雄传》还没写完时,由胡鹏执导的同名香港电影就已经在1958年被搬上荧幕,但大陆观众最熟知的“射雕”是83年黄日华、翁美玲的版本。

姜丰:您小说大部分以历史为依据,当然有很多不是和历史相一致的,但您为什么对历史情有独钟呢?

金庸:历史我本身兴趣很大的,所以我这次来到浙大文学院,将来我自己的办公室也放在历史系里面。我肯定会时时接触历史的书籍,我本身目前做的学术研究工作,主要还在历史方面,我本身对历史很有兴趣的。

姜丰:武侠小说您已封刀了,会不会再写一两部历史小说?

金庸:我也这样想过,但历史小说我觉得比较困难一些,没有像写武侠小说这样容易,因为历史小说,历史事实限制得很大,有些人物也不能随便自由创造;武侠小说,你可以写一个男人,写一个女人,一个女主角,他们将来结果怎么样,完全由我自己支配的。

姜丰:可能写武侠小说更天马行空,您可以把自己的一些性格取向或喜怒哀乐融汇其中。

金庸:历史小说限制比较大,可能看起来兴趣没有这样好,因为有一些事情读者早就知道了,我知道谁做皇帝了,谁胜利了,谁失败了。

姜丰:您当时写这些小说都是在香港,而且是为了报纸连载,香港是个商业色彩很重的社会,这会不会使得您的小说创作也带上一些商业色彩?

金庸:写小说的时候,自己思想上、情感上要抽空的,跟现实社会要脱节的,好像把自己精神换到另外一个世界中去。自己把精神跳到古代,秦朝、宋朝、明朝这样子,换一个时代再来写。

姜丰:武侠小说一般来说,按照划分还是属于通俗文学,通俗文学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雅和俗的冲突,我们一般说任何文学都希望是雅俗共赏。那您怎样理解这种雅俗共赏呢?

金庸:我个人就不大分雅和俗,因为所谓“雅”,“雅”就是文人学士喜欢的,普通大众不能接受的,写的内容很深奥,或者文字很深奥。其实你也读文学,读美学,应该知道,艺术到最后,到那个境界之后不分雅的,俗的,用的语言一般人可以了解,文人雅士当然也可以了解。我认为好的艺术能够描写人性,能够感动观众,感动读者的话就是好的文学,所以我说,雅的俗的不一定要分得这样清楚。

姜丰:您对雅俗的理解就像您小说中的好人坏人一样不是那么泾渭分明的。

金庸:是,不一定分得很明的。

姜丰:现在您封刀不写武侠小说了,但很多朋友对武侠小说有很多的期望值,那您是不是还留意现在华人圈内武侠小说的创作?

金庸:我自己空下来没有事,我很想找几部武侠小说来看一看,欣赏一下,但我现在一下子,不是抹煞现在小说写得不好,但很吸引人的不大有。目前,任何一个事情有高潮,有低潮,现在可能是武侠小说低潮的时候,希望过一段时间,将来高潮的时候能有好的作品出来。

    金庸大事记:

    1994年8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在北京出版,《文库》将金庸排在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名列小说家第四名;

    1955年,金庸第一部武便小侃《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连载;

    1972年,《鹿鼎记》连载完毕,金庸宣布就此封笔;

    17年中,金庸发表武侠小说共15部。

如果别人拿《明报》攻击祖国,我会痛心

姜丰:提到您,很多人熟悉您的小说,但同时您又是个成功的报人,现在大家非常关心《明报》的现状怎么样?

金庸:成功谈不上,但我创办《明报》,倒是在香港,一般读者认为是一个很公正,很有地位,知识分子喜欢看的有文化价值的一份报纸。后来我因为自己慢慢兴趣转到学术方面,所以报纸管理权卖了给人家,《明报》我自己不管理了,我可以到外面继续做研究工作,现在到浙大来,再早一些,北大也请我当名誉教授,那时候就开始全心全意想研究学问了。

姜丰:93年您淡出江湖,让出了《明报》掌门人的位置,到现在已有6年了,您觉得《明报》是不是继续了您当初创办它时的办报宗旨和风格?

金庸:对不起,因为这个报纸是我创办的,现在人家还在办呢,大家同行,对同行就不能批评。总之是跟我主持的时候内容有点不同了,报纸像每个人写作一样,这部小说我来写,写了一半,我不写了,请你来写,你接着写。人家问我你姜丰写得好不好,我说我不批评,总之跟我写得不同就是了。

姜丰:您还是觉得有差异,但您说《明报》股份要出卖的时候,有11家机构都要来和您洽谈过,您选择于品海这样一个年轻人,其实他当时出的价钱并不高,您还想出很多办法来支持他,比如说您和他共同成立“明制投资公司”,让他占大股份,您做小股东,有很多技术手段。

金庸:姜小姐,我倒很佩服你,你怎么对我的情况了解这样多,是自己做过功课,做过研究,是吧。是有这个情况,因为我自己不想办报了,但这个报一定要办下去,这个报纸是我创办,我希望它继续流行,办得内容很好。如果卖给有外国资本的集团的话,如果别人拿这个报纸,因为《明报》当时很有信誉,很有影响,他们拿来攻击香港,攻击我们祖国的话,那怎么办呢,我就会痛心的。所以当时我有这个顾虑,于品海是中国人,是香港本地人,而且我和他约定,不能违反原来的基本信念,原来的基本方针,他同意了,所以支持他把这个买卖搞成功。

1959年5月20日《明报》创刊,现今已成长为香港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


姜丰:多少年来,您一直和您的一位同学沈宝兴合作,您当时占80%的股份,可以说当时《明报》是个家族企业,为什么到91年后,您让它上市变成公众企业呢?

金庸:一步一步自己淡出的一个过程,如果放在公众手里,有更多人参与的话,我和沈先生不用全部控制,负这样大的责任,沈先生年纪比我大,我们两人总是迟早有一天要退休的,变成公众公司的话,有更多的年轻人来接手的话,变成一个公众的财产,报纸本来是当地发展起来的,很多很多人参与的一个公共财产,实际上不是私人的。

姜丰:您现在是不是对《明报》还有一份特殊的感情,非常特别。

金庸:现在不牵挂了,因为它跟我以前办报的情况相当不同了。

姜丰:您觉得做企业和写小说哪个快乐更多?

金庸:肯定写小说快乐更多,做生意要有必要的条件,你这个人本身要对赚钱有非常浓厚的兴趣,不管什么事情千方百计要赚很多钱。每天坐、睡,有空就要想这个向题,但是我不是这种人,我对赚钱兴趣不是没有,但没强烈到这个程度。

姜丰:您同时在做两件事情,写评论和写小说,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事情,写评论很理性,写小说是一种浪漫主义创作,您怎么能够在一天24小时角色转换得这么快呢?

金庸:您讲得很对,写社评一定要很理智的分析,中国文革时候怎么样,当时“猫头鹰”怎么样,江青怎么样,毛泽东怎么样,刘少奇怎么样,每天分析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小龙女怎么样,杨过怎么样,这个事情跟文化大革命完全不同的,当时我只好转变,现在写完了,小说就暂时不想了。当天晚上就考虑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写完,明天写小说又再投人,自己好像拍电影一样,这个镜头跳来跳去啦。

    金庸大事记:

    1945年, 担任杭州《东南日报》外勤记者;

    1946年, 考入上海《大公报》担任国际电讯翻译;

    1948年,《大公报》香港版复刊, 金庸被派往香港;

    1952年,《新晚报》复刊, 金庸转入《新晚报》编副刊;

    1959年5月20日, 创办《明报》;

    1965年底, 创办知识分子杂志《明报月刊》;

    1967年, 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创办《新明日报》;

    1967年, 创办《明报周刊》开香港娱乐周刊之先河;

    1989年, 辞去《明报》社长职务, 仅任集团董事长;

    1991年, 明报企业挂牌上市;

    1993年, 辞去明报企业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职务。

“再把东方不败改成女人,我就不卖了”

姜丰:其实这种多重的生活,我个人妄自揣摩,对您来说也是一种快乐的生活方式,它不仅使您每一个天赋得以发挥,每一个性格得以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且互不干扰,但您很少提到做电影方面, 我很留意。我知道您对电影充满感情,甚至激情,在57、58年您在长城电影公司,您怎么评价您作为电影人的生涯呢?

金庸:我和你起步一样,写电影剧本,最初一个剧本叫《绝代佳人》,根据郭沫若的一个剧本《虎符》改编的。后来这部戏拍得很成功的,文化部给了我一个奖章,所以编剧我是相当成功的。后来给我机会当导演,导演方面技术不熟练,我努力学,《王老虎抢亲》在内地好像也都放过。

姜丰:您作为武侠小祝家有很成功的一面,但您的影迷没有书迷多,对于这一点,会不会感到遗憾呢?

金庸:拍电影牵制很大,第一个,剧本要通过。长城电影公司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一个公司,当时他们讲阶级斗争,这个戏如果太偏重商业趣味,偏重资产阶级趣味的话,这个剧本就通不过了,剧本通不过,他们不会拍这部戏,所以我这个戏,大部分剧本都没通过,他们觉得太资本主义自由化了。

姜丰:1959年您离开长城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金庸:1959年前后内地正在搞大跃进,要讲人民公社,那时在思想上,意识形态方面极“左”的。在香港,党的领导也是极“左”的,花很多心思写好的剧本,这些批评家一看,这个不行,不符合我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不通过,不通过拍不成戏,一部电影不通过,两部电影不通过,当然就灰心了。那我不写了,不做了。

姜丰:那现在创作环境非常宽松了,不再是50年代,60年代那种政治态度,后来您是否想到重操旧业?

金庸:但我觉得拍电影没有写小说那样自由,写小说,我觉得女主角怎样漂亮就怎样写。如果拍电影,你要找这个演员就未必找得到。

姜丰:那有另外一种自由,我们可以找上千的候选人,比如说当时的费雯丽。

金庸:没写小说这样自由啦,她样子很好,但不会做戏,笨头笨脑。找像黄蓉这样,又漂亮又聪明的很难,像阿朱这样的,演技又好。

姜丰:就是因为生活中像黄蓉这样的女孩太少了,所以大家才特别迷恋。您的很多小说都被搬上了屏幕,您对改编的小说满不满意?

金庸:基本原则,如果他不太改动原著的话,我喜欢,满意的。就是他不太好,我也原谅,但有些编导喜欢把我的小说大改特改,我就不太满意了,作品根本跟我原著无关,有一个先生,也是我的朋友。他改《笑傲江湖》,把东方不败改成一个女人,由林青霞来演,东方不败在这个戏里是个男人。

姜丰:对,会使绣花针。

很多人认为最经典的《笑傲江湖》就是由林青霞所饰演的东方不败那一版,但原著中,东方不败只出现了四页,经过导演徐克的改编之后,却将这个边缘性的人物塑造成了剧中的主角,而且还是反串。


金庸:变成女人的话整个故事情节就不同了,尽管他这部戏拍得观众还是喜欢的,好看的。但是我作为小说家,就觉得是另外的一个创造,你这样改,下次再买版权,我绝对不卖给你了,他千千万万保证以后绝对不改了,我再卖给他。

姜丰:您现在会不会再参与电视剧的改编,或者当导演,或者再物色一个什么样的合作伙伴?

金庸:很多人邀请过我写个电影故事,拍一部电影,当导演,我不做,有人鼓励我自己投资。自己当老板,自己当导演,你喜欢怎样拍就怎样拍,但我觉得这个工作太辛苦,我对学术有兴趣之后,这些娱乐工作就兴趣不高了。

    金庸大事记:1957年至1959年供职长城电影制片公司,编导作品:《不要离开我》、《三恋》、《小鸽子姑娘》、《有女怀春》、《午夜琴声》。导演(合作)作品:《有女怀春》、《王老虎抢亲》。

“我的太太,我对她不住”

姜丰:大家也都很关心您的家庭生活,您是不是也说一说您家庭生活的近况?

金庸:家庭生活很简单的,现在人家看起来觉得很闷的,一早上起床就踱到山上去散散步,走一圈。香港山顶这条路没有汽车的,可以绕这个山顶转一圈,大概一小时,医生说每天一定要有一点运动,所以我每天上山去走一圈,天气不好就不走了。运动之后,大部分时间就是读书了,下午回回信,和外边通信,上午读书,下午读书,晚上看看电视,看看电影,听听音乐,就这样子。

姜丰:您爱看什么样的电影?

金庸:看电影啊,这些人家会觉得和我身份不符的,我爱看一些警匪片,美国警察和匪徒开枪打架。

姜丰:情节很激烈的,那您的子女中有没有子承父业的?

金庸:没有,我两个女儿,一个移民去了加拿大,她丈夫在广播电台工作。

姜丰:我记得您有一个女婿好像也做过报业?

金庸:他在我报社工作,因为这个和我女儿认识,结了婚。现在去了加拿大工作,他是广播电台的,还有一个女婿是医生,这个女儿是喜欢画中国画的。

姜丰:我感觉您是个家庭观念很重的人。

金庸:我对父母子女亲人很重视,但我的爱情生活是很失败的,离过几次婚,又结了婚,所以我也不想多讲了。

姜丰:现代社会分分合合很多,也不能说是这样就是爱情、生活的失败,我们看小说时发现里面除了描写精彩的武功,还有一种人物的性情魅力,还包括很多纯真的感情,不管是爱情还是侠肝义胆的感情,您怎么看待这些东西?

金庸:你讲得不错,现代社会,中国古人道德观念最好从一而终,一个人一生只爱一个人,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实际上在现代社会中不大做得到。所以我自己觉得遗憾,就说不是失败,至少对不起人。我和以前太太离婚,我从心里觉得很抱歉,觉得对她不起。

金庸与发妻杜冶芬结婚照


姜丰:这里面是不是有些无奈,有些其他的东西?

金庸:是有这个关系。

姜丰:您写的很多友情很打动人,侠肝义胆,大侠风范,您觉得现代社会,这种纯真的友情到底存不存在?

金庸:伟大的感情就是牺牲自己为别人,爱情也好,友情也好,为国家牺牲也好,为社会牺牲也好,这种人,这种伟大的感情,是理想性的,事实上不大有的。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能对不住自己的良心,我认为这件事情很卑鄙,很无聊的,不可以做,我就不会去做。背叛人家,背叛国家,或者对不起人的,损害人的,自私自利的事情不能做。

    1993年在《明报》发表《第三个和第四个理想》一文,说自己第一个理想是少年时学有所长;第二个理想是青壮年时代能做些于社会有益的事;第三个理想是年老了不必再辛苦工作;第四个理想则是《明报》能长期存在继续发展。记者问起查先生如今是否有第五个理想,他笑说,写一两本有价值的学术专著。当然,查先生也不想再给自己太大压力。

提问:您作品中的主人公常受到很多女性的倾心爱慕,您对爱情专一问题有何看法?

金庸:相信这问题是很多青年朋友关心的。我的小说描写的是古代社会,古代没规定要一夫一妻,所以韦小宝有七个老婆。有些年轻女读者、甚至我的太太就不大喜欢《鹿鼎记》。但其实清代康熙时一个大官有六七个老婆一点不稀奇嘛!假如只有一个老婆反而不现实。现在武侠小说有很多现代思想加进去,所以,我的小说中,除了韦小宝以外,每个英雄都只有一个太太。

就像杨过,很多女孩子喜欢他,但他仍是专心不二的,这是一种理想,是否做得到不知道,总之觉得应该这样。就像《笑傲江湖》,我写令狐冲本来很喜欢小师妹,但他的小师妹不喜欢他,这有什么办法,小师妹嫁人了,后来死了,他才跟另外一个女子结婚。我希望,也很鼓励别人从一而终。


 楼主| 发表于 2018-11-20 09:27 | 显示全部楼层
金庸早年的诗歌随笔《“愿……”》
杨新宇

——复旦中文系的许道明老师当年在讲授《现代文学流派》课程时,向我们介绍过一位我们连名字都读不出来的海派作家东方蝃蝀,称他是男版张爱玲。不过后来我读了东方蝃蝀的小说,感觉说他与张爱玲相媲美,可能还是有些过奖了。但是他也写过很多影评文章,我因为后来从事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对于海派作家与电影的关系很感兴趣,所以就查阅上海《东南日报》上面他的影评,结果却有了一个非常意外的发现:1947年5月19日至21日,上海《东南日报》的“长春”副刊上,分三天连载了一篇2800多字的随笔《“愿……”》,作者是查良镛。开头是这样的:

——曾经梦想友谊的温情可以慰抚一下近来所感受的痛苦,也曾想象自己会有勇气去看一些想看的人,所以作了一次旅行。这次旅行使我懂得为什么我永不会喜爱那些写实的作品,因为我发觉自己脑子中充满了太多的幻想。在火车中只带着这次经过上海时购的两本书,一本是温莎的Forever Amber,一本是Strauss的Famous Waltz曲谱。在寂寞的旅途中把前者读了一大半,看到那位琥珀小姐同贵族卡尔当到市场上去玩时,心中联想起了许许多多事情。琥珀小姐同他到教堂里去,她跑到一只井边,把手伸在水里,跑下来默默的念:

——“我愿他爱上我”

——这样直截了当的愿望!有这种愿望的人是幸福的。





1947年5月19日至21日,金庸以本名查良镛在上海《东南日报》“长春”副刊上,分三天连载的随笔《“愿……”》。

——至少在中国内地出版的各种金庸散文选集中,没有出现过这篇随笔。据傅国涌先生所著的《金庸传(修订版)》(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记述:“1946年11月20日,查良镛正式进入杭州众安桥的东南日报社,说是外勤记者,实际上是负责收听英语的国际新闻广播,翻译、编写国际新闻稿。”书中还特别提到:

——查良镛在《卅三剑客图》中回忆,初入新闻界时曾写过一篇六七千字的长文《愿》,以真名发表在副刊“笔垒”上,就是将中外文学作品中的愿做意中人亲近物品的情诗收集在一起,其中提到英国诗人雪莱、济慈、罗塞蒂等人的诗句。“少年时的文字早已散失,但此时忆及,心中仍有西子湖畔春风骀荡、醉人如酒之乐。”

——可见金庸先生对自己青年时期的文字,还是有着深厚的感情的,而傅国涌在书中还作了个注,其中说:“我查阅了1946年下半年到1947年的《东南日报》杭州版,可惜没有找到此文。”看来,金庸的记忆有误,《东南日报》的总部虽然在杭州,但1946年6月也有上海版,既然傅国涌查阅过《东南日报》杭州版,并没有《愿》这篇文章,那么这篇《“愿……”》应该是只在《东南日报》上海版的副刊“长春”上刊载过。

——这篇文章还是非常让人惊喜的。金庸虽然既不写新诗,也不作旧诗,但金庸迷都知道,金庸有很好的古典诗词的修养,他的武侠小说中大量化用古诗词,往往与情节水乳交融,达到很好的艺术效果。但我们不知道的是,他对西方诗歌竟然也如此熟稔,金庸写此文时似乎正体验着恋爱的痛苦,于是他将“中外文学作品中的愿做意中人亲近物品的情诗”罗列起来,介绍给读者,颇有些炫耀自己学问渊博的意思,虽没有他记忆中的雪莱、罗塞蒂,但丁尼孙、济慈、雨果是有的。

——他还说:“因为中国的诗读得不多,一时想不起中国诗人是否尽有这一类愿望的表白,如‘愿作乐中筝’‘愿作苑中花’‘愿为双飞燕’‘愿为比翼鸟’这一类的愿望与前面所谈的性质有些不同,至于傅玄的车遥遥‘愿为影兮随君身,君在阴兮影不见,君依光兮妾所愿’我觉得倒很新颖,这是一种在民歌中常常提及的愿望,在湖南时听到的民间情歌中就有类似的辞法,所以并不是愿望的新颖,而是这种说法,因为它表达了较复杂的希望,除了长伴所爱者之外,还有所爱者享受幸福的愿望在。”

——文章结尾金庸还调侃了一下钱锺书:“这一类愿望中最奇怪的恐怕是钱锺书先生的意见了,他在长篇小说《围城》中描写一个女人牙齿之美,他说‘中西的大诗人都希望做美人的衣带或衣领之类,然而看到了这样美丽的牙齿,我奇怪他们为什么不想做她底牙刷。’”这段话是唐晓芙出场时用来描摹她的美貌的,不过那也是金庸凭记忆所写,原文是这样的:“古典学者看她说笑时露出的好牙齿,会诧异为什么古今中外诗人,都甘心变成女人头插的钗,腰束的带,身体睡的席,甚至脚下践踏的鞋袜,可是从没想到化作她的牙刷。”

——这篇文章在报纸上连载三天,已经不短了,但离金庸回忆中的六七千字,还有不少距离,不过文章结尾署了个“宝宠录之二”,这“宝宠录”又是什么?它的“之一”在哪里?会不会金庸早年还有其他散文尚未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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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正文:我认识的金大侠
2018-11-12 10:54 明星/金庸/小说

  10月30日,惊悉一代新武侠宗师、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先生安然去世,享年94岁,不由感慨万千,想起与“金大侠”交往的经过与几件小事。

我自幼喜爱武侠,最早读的是《七侠五义》与《小五义》。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开始关注新武侠小说,尤其读了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便觉得新武侠让人眼睛一亮。当时我正在报社当编辑,业余时间想研究点东西,便决定以新武侠为研究课题。我读新武侠,先读古龙小说,一年中陆陆续续读了四五十部,在1980年代末写了一本《古龙小说艺术谈》。

《古龙小说艺术谈》出版后引起不小反响,在一年中再版三次。有人提议我寄一本书给香港的金庸先生,于是我在1990年写了封信连书一起寄给香港《明报》。一周后,我居然收到《明报》寄来一本书,打开一看,是金庸写给我的信,并随信寄来一套《雪山飞狐》的签名本。我想我寄的书不会这么快到香港吧,后来听香港作协总干事谭仲夏说,金庸先生在香港逛书店时无意中看到拙作,便写信给我,他说《古龙小说艺术谈》可以在香港出版,问我愿不愿意到香港讲武侠小说。

不久,金庸以香港作家协会(金庸当时是香港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的名义,邀请我赴港讲学,但当时办签证很难,办了半年多,当我飞抵香港时,金庸已去了英国伦敦读书。

过了一年,我才见到金庸。金庸笔下的侠客很有气概,豪迈如乔峰,潇洒如令狐冲,油滑如韦小宝,但金庸本人既不潇洒,也不伶牙俐齿,他中等身材,身高1.75米不到,很壮实,国字脸,方方正正,不怒自威。他的口才不算好,还有点轻微的口吃。

听谭仲夏说,金庸不擅辞令,当时倪匡与他妹妹亦舒给《明报》写稿,稿酬不高,《明报》后来影响大了,印数上去了,倪匡与亦舒便向金庸提出,要求提高稿酬,金庸当时也没回答。第二天他写了一封信给倪匡与亦舒,列了一大笔报社费用,意思是说开销很大,结果增加稿酬之事便不了了之。

我后来与金庸前后见了五六次,金庸和我谈起自己的创作,也谈起他写作之外的爱好。金庸年轻时爱好体育,打过排球,后来迷上欧美电影,从报社编辑曾转行去当电影厂编剧。据武侠小说家于东楼说,因为金庸年轻时是香港电影明星夏梦的粉丝,他曾为夏梦写过一个电影剧本《王老虎抢亲》,香港不少作家说金庸暗恋夏梦,后来与年轻的林乐怡结婚,原因之一便是林乐怡的外貌与夏梦很相像。当然,我也不好意思亲口问金庸本人,但卧龙生等不少作家都讲得头头是道,我也只好姑妄听之。

金庸除了年轻时爱打排球,中年喜欢下围棋与打“沙蟹”,他与梁羽生还是一对棋迷。为了提高棋艺,他曾拜围棋高手林海峰的高徒王立诚为师,还把大陆围棋国手陈祖德请到家中住了数月。他研究的宋朝棋谱,后来也写到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中去了。

对于音乐,金庸也很迷恋,他不仅喜欢古典音乐,据他说,他年轻时还学过芭蕾舞,我听了大吃一惊。

金庸在报社当编辑时,住在香港太平山下,后来他办报,又写武侠连载,成了香港著名报人与武侠小说畅销书作家后,便搬到太平山顶上。他家中藏书极富,书房有200多平方米,铺了蓝色地毯,四壁的书橱顶天立地,如《点校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涵海楼丛书》与100册《大藏经》。金庸收藏的图书,除了文史类,还有佛教、武术、围棋、音乐、舞蹈等各类书,可谓五花八门。在大书房中,有一张大写字台。他曾对我说:“我每天读书四小时,几乎雷打不动。”我问起对他写新武侠小说影响最大的书,金庸的回答是:“中国古代是《七侠五义》与《水浒传》,近代是宫白羽与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欧美小说有法国的大仲马与英国的史蒂文森。”

我后来写了一本《金庸小说笔下的108将》(又名《金庸小说人物谱》),印了三次,总印数达四万余册,并在1990年代后期完成了《中国侠文化史》与《武林一百零八将》两部武侠专著。金庸先生读了我的作品,在《金庸小说人物谱》的扉页上题字:“曹正文先生:先生研读拙作,甚有见地,多有指教,殊感。金庸”。后来,我主编《大侠与名探》丛刊,金庸先生也为之题词:“大侠当召侠气,名探须主正义。”

金庸在上世纪70年代搁笔之后,对自己的武侠小说又作了一次重新修订,他对我说,他修改武侠旧作花了很多时间。后来出了新版本,但读者对新版本的反映不一,有的评论家与读者认为还是老版本读起来过瘾。我曾问过金庸如何看待,金庸说:“我只按自己的思路修改小说,至于效果如何,读者最有发言权。”

金庸的新武侠小说在香港大都被搬上银幕,到了上世纪90年代,导演张纪中也获得了金庸的授权,同意中央电视台把金庸一部武侠小说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张纪中曾问金庸先改哪一部,金庸让他来找我,张纪中从北京飞到上海,找到我,他说:“金庸先生说,你写过他的武侠小说排名录,他让我来问你,先拍哪一部?”我说:“我个人认为,金庸武侠小说排名前三位是《笑傲江湖》《天龙八部》与《倚天屠龙记》,我当然赞成先拍《笑傲江湖》。”张纪中就邀请我老师章培恒教授与我共同担任《笑傲江湖》的文学顾问。

大概半年以后,剧本出来了,章先生与我看了两个星期,又应邀请去北京提意见。席间,我们探讨片中第一主角令狐冲,我和章先生都主张请李连杰来演,他的气质与形象都与令狐冲极相似,实在是最佳演员。当时张纪中一口答应,后来却未实现,据他来电,李连杰片酬太高,他请了另外一位内地演员,演得不伦不类,与令狐冲的形象一点不相符合,甚为遗憾。这事我与金庸提起,金庸说:“小说给了人,我也没发言权。”至于央视的连续剧,依我看拍得还不如香港武侠片,这点金庸并没有正面回答。
 楼主| 发表于 2018-11-20 09:55 | 显示全部楼层
在小说家中,金庸是最有学问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专访
来源:羊城地方版     2018年11月01日        版次:YD15    作者:吴小攀

2001年11月,陈平原(右)与金庸在日本横滨合影

却听得杨过朗声说道:『今番良晤,豪兴不浅,他日江湖相逢,再当杯酒言欢。咱们就此别过。』说着袍袖一拂,携着小龙女之手,与神雕并肩下山。 ——《神雕侠侣》

□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报人、读书人、商人

羊城晚报:盖棺论定,您怎么定位金庸?

陈平原:很多人把金庸当作武侠小说家来看待,这当然没错。但他同时还是一个有政治抱负、有历史眼光的报人。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在香港主持办《明报》,亲自写社论,社会影响极大。他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很有政治智慧的,目光也很敏锐。其实,这在他的武侠小说中也能看得出来。他的小说对中国历史及现实有很强的观照,在当代中国社会进程的某些重要节点上,屡屡可以见到金庸的影子。这也是他的成就超越梁羽生、古龙的原因。

我不止一次提及,应该将金庸的武侠小说和同时期发表的《明报》社论对照着读,那样会有很好的发现的。另外,他的媒体事业应该作一个专题来考察。新闻事业是他的立足点,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借助报纸来记录乃至影响香港的历史与现实,这是理解金庸的重要角度。

在小说家中,可以说金庸是最有学问的。他真的是一个“读书人”,在如此专业化的时代,拥有广博的知识,贯通古今与中外。武侠小说作为一个类型,有很难跨越的界限,但金庸以其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造诣,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传统武侠小说的范式,为武侠小说开创了新的天地。在对传统中国文化的传承上,很少有小说家能达到金庸的水平。

一个小说家能红火一段时间,很不容易;而一个小说家红火四五十年,那是个奇迹。无可讳言,金庸还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单纯的小说家走不到他这样的高度,比如,在小说改编成影视剧的过程中,他的掌控、授权、宣传,体现了非同一般的商业眼光、能力和趣味。在商业化的时代,如何经营好自己,对于作家来说是一种本事。他了解信息时代读者的阅读兴趣所在,不时在重要关节点“制造”新闻,扩大小说的传播。一般来说,文人容易清高、空想,但金庸先生有足够的想象力写小说,也有足够的智慧掌控商业运作。

羊城晚报: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里,金庸可不可以说是“百年一人”?

陈平原:在通俗文学里可以这么说,至于整个文学史,还有待论证。另外,这“百年一人”的说法,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不太好。

羊城晚报:不能和鲁迅、张爱玲等人用同一个标准?

陈平原:请记得,二十年前金庸的一个嘱托或抱怨:“我是一个小说家,不是一个武侠小说家。”我们必须正视他的这句话。说他是一个武侠小说家,是不是就意味着把他的小说成绩放低了一个档次?为什么鲁迅、茅盾等人写的小说,我们一般不会再加一个前缀?这涉及对现代中国小说的看法。金庸的“抗议”是值得注意的,他曾经说过:很多人是用中文写西洋小说,我是用中文写中国小说。他英文很好,读西洋小说,但某种意义上,他的笔墨、结构、审美,和传统中国小说联系更加密切。我们曾经认为章回体的写法是落伍的,出不了大作家;但现在看来,这种小说观念必须调整。先不要忙着下结论,而是从文学类型如何运作、读者趣味的形成、金庸小说的超越性等入手,逐渐逼近小说观念的调整。

接受武侠小说的“江湖规矩”

羊城晚报:金庸小说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陈平原:个人才华是一个方面,香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香港给金庸的写作提供了方便。香港的大众文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是非常兴盛的,小说、电影、音乐是一个整体,有巨大的影响力。在那么一个特殊的年代,香港的商业土壤与文化基因促成了金庸的成功。

羊城晚报:为什么大陆会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个时间点出现“金庸热”?

陈平原:赶得早,不如赶得巧。金庸小说进入中国大陆时,恰逢改革开放,过去僵硬的文学观开始调整,娱乐文化勃然兴起。而在各种小说类型中,武侠小说可以说是最具有娱乐性的。在娱乐正当化的时候,我们遇到了金庸的小说及影视。另外,那个时候的娱乐方式比较单调,放在今天,影响不可能那么大。金庸小说被接受的过程,本身也是一面时代变迁的镜子。

羊城晚报:武侠小说被人称为“成人童话”,有些部分的写作似乎有其不合常理处。金庸的小说主要是在报纸上连载的,据说有一次出差的时候,让古龙代写,古龙问有什么要求,金庸说:“不要把主要人物写死了就行。”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陈平原:小说在报纸上连载,因为赶时间,不能停,必定有这样的问题。但金庸小说在结集出版时,都做了认真修订,把太不合理的部分修正了。至于江湖、游侠、武功等,属于武侠小说的基本假设,不能动。不是所有小说都讲究“真实性”的,就像现代派小说里也有倾向于寓言或象征的。京剧表演有各种程式,不能用“写实”的眼光来审视,武侠小说也是这个样子。你必须接受这种程式,或者说“江湖规矩”,否则你读不下去。这与读者的阅读趣味有关,有人非常喜欢,有人深恶痛绝,但没有高低之分。

一个时代的结束

羊城晚报:对于金庸的去世,您感到突然吗?

陈平原:对于金庸的去世,大家其实都有心理准备。这些年,不时传来金庸病危的消息。五年前,电视台找我做专访,已经预录了关于金庸的访谈,估计很多媒体也提前做了资料准备。

两年前,香港举办“我与金庸”全球华文征文比赛,收到近万篇来稿,有商人,有官员,有教授,也有大学生、中学生。换句话说,武侠小说对不同年龄段不同层次的读者至今仍有吸引力。某种意义上,这与当下中国对于传统文化的提倡也有关系。当然不能只从武侠小说去了解中国历史,但金庸的小说确实比其他类型小说隐含了更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谈历史、说宗教、讲古琴、聊围棋,很少有小说能达到金庸小说的高度。这也是很多海外华人在引诱后代学习中国文化时,往往让他们先从看金庸小说或影视开始的原因。

羊城晚报:金庸的去世对于香港来说意味着什么?

陈平原:金庸的去世,或许可看作一个时代的结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香港文化在大陆引领风骚,而作为其标志性人物的饶宗颐、金庸恰好都在今年去世,一学者一作家,一雅一俗,都是香港特别精彩的文化人。这两个人的去世,很让人叹惋。

制图/李焕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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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 最伟大的故事家
来源:羊城地方版     2018年11月01日        版次:YD15    作者:施爱东
□施爱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金庸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故事家,金庸小说的受众之广,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中小学生,读者可能是古往今来最多的。从他的武侠小说开始,通俗文学在文学史殿堂里开始占有一席之地。

我认为,金庸的小说是“最中国”的小说。他用“英雄史诗”来写作武侠小说,金庸对于传统文化的应用、民间文化的借鉴、深层人性的发掘,使之比其他武侠小说家高出一筹。也是因为金庸身兼文人、报人、商人多重身份,这让他知识面广博,对人性、世俗社会具有非凡的洞察力。金庸曾说过自己本来想当外交家,有着政治抱负。因此,他把人生理想融入小说,用小说讲出自己的政治理想,构筑出自己的乌托邦。

金庸对自己的作品有不断修订、提升的意识。金庸的小说最早在报刊上连载,很多桥段人物设置并不完整,出单行本的时候作过大量的修改,有些人物的名字都改掉了(比如王语嫣,原为王雨燕)。相比而言,古龙的小说就远没有金庸精致。他晚年多次修改自己的小说,我认为是改得好。很多修改的细节,更加符合人性。金庸对自己的小说,不断打磨,一再修改,说明他的心里想让自己的小说更加可以传世,不仅这一代喜欢,也想让未来的人也喜欢。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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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已去,江湖何在?
来源:羊城地方版     2018年11月01日        版次:YD15    作者:傅国涌

□傅国涌[《金庸传》作者]

金庸走了,在阅尽沧桑之后,像秋叶般在香江凋零,自他在海宁袁花诞生以来,与他的家乡近在咫尺的盐官,海宁潮大涨已历九十六度。举世皆说他生于1924年,就连他本人也如此说,甚至袁花的查家族谱也如此记载,而我在他的档案和大量史料中发现,他却是生于1923年。那一年也是他存世的第一次海宁潮涨,比他大二十几岁的表哥徐志摩正好带了胡适之、陶行知、汪兆铭等来观潮。也许这是个绝对的偶然,如同潮涨潮落那样偶然。九十五年后,他在香江的苍茫暮色中停止呼吸之际,海宁潮是否还在涨落与他已然无关,就像他手创的《明报》也已与他无关。

他毕生的事业到底是《明报》,还是那些被千万人追读的武侠小说?这一刻也变得毫不重要,至少已与他无关。

十六年前,我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编辑丁宁之邀执笔写《金庸传》时,即已抱定平视金庸,而不是俯视金庸、更不是仰视金庸的态度,那时候他在大众中的声望正如日中天,在知识界却是毁誉参半。我从一开始就将他看作是历史人物,站在中立者的视角来回望他的生平,当时他已八十多岁,虽未盖棺却也到了几乎可以论定时,我试图将他还原为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在20世纪跌宕起伏的大时代里挣扎过来的读书人。我想写出一个真实的少年查良镛,一个报业史上叱咤风云的查良镛,一个神坛下的金庸。凡知人论世,欲抱持平之论,古来皆难,非独今日。我特别希望能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如果仅仅将金庸视为武侠小说家,我确实不是写《金庸传》的合适人选,但如果将金庸放在王韬以来一百多年中国报业史的脉络里,放在百年言论史的传统中来看,我还是一个恰当的人选。

对于他那一代读书人,我又恰好有切身的体认,有许多的忘年之交,当时他们几乎都还健在。我将金庸放在这些人中间,即可看出在20世纪的相同历史背景中,他们其实也有相似的成长轨迹,接受过类似的教育,读过同样的书籍报刊,区别在于,他于1948年到了香港,并住下来了,不再走了。

即使晚年,西湖边的云松书舍也没有成为他最终的选择。他毫无疑问是香港的产物,是那个特殊时代的产物,离开了这样的时空来看金庸,无论褒之贬之都没有历史感,对历史人物要有同情之理解,钱穆先生是对的。

作为一代报人,《明报》的创办人,他的离世毫无疑问带走了文人论政的时代。自1981年我在雁荡山中第一次接触到《射雕英雄传》,三十七年来他的武侠作品曾滋润过我许多幽暗的夜晚,二十余年来,他的《明报》社评也曾一次次打动过我。十五年来,我的《金庸传》出过四个版本,我不断地逼近真实的查良镛,逼近他所处的时代,无论是欢喜还是忧患。

从一开始,他就是我心中的历史人物。早在他少年时代,在衢州石梁乡间写下的《一事能狂便少年》《人比黄花瘦》即已预告了武侠小说家的他,他青年时在重庆受到齐邦媛父亲齐世英先生等启发,开始关注国际问题,《太平洋杂志》几乎预告了一代报人、政论家的诞生。如果要问我对他的评价,差不多已尽在这二副不考虑平仄的挽联中了——

书剑恩仇,《明报》论政三十载;倚天屠龙,江湖笑傲十五部。

有独孤求败,无人敢言只手屠龙;无令狐少侠,有谁还唱笑傲江湖?

他诚然不像轰轰烈烈一番之后飘然归隐的令狐冲,更不像“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乔峰。有人说他是韦小宝,他说自己不是,我也觉得在他身上同时兼有郭靖的钝拙、韦小宝的精明和张无忌的犹豫,但他们同样都拥有大好的机遇,现实中的他在香港也是如此。他退出一手创办的《明报》,背后有多少心痛,无人能知,能窥见他真实内心世界的人真的不多,包括他的那些朋友倪匡、蔡澜和黄霑们。《明报》之后,他的江湖早也只剩下了武侠的江湖,曾经纵横的政论世界早已经消失。可以说,他创造了一个人的江湖,这里有水深浪阔,风波不息,也曾有侠骨柔情,剑胆琴心,哪怕如今只留下浑浑噩噩、苟苟且且。

他和郭靖、张无忌一样生在朝代更迭的动荡乱世,他和他们一样有刻骨铭心的孤儿情结,他也是动荡岁月中丧母丧父的孤儿。他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不是这篇小文能写尽的。在失去了金庸之后的江湖,仍然还是那个江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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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小说与读博士
——金庸晚年采访片断
来源:羊城地方版     2018年11月01日        版次:YD15    作者:李怀宇
□李怀宇[《访问历史》作者]

作为“金迷”,我对金庸晚年喜欢改自己的小说不以为然,便说:“沈从文先生晚年喜欢改自己的小说,张兆和就跟他说:你不要再改了,越改越没有以前那么好。”金庸说:“小说是自己的作品,自己看总是觉得不好,需要修改一下。人家的作品我觉得不好,但是不好去修改人家的。鲁迅也讲,一篇文章写好了放在那里,不要发表,过十几二十天拿出来看看,觉得不好,再修改一下,又觉得好一点,还是放在那里,再一年半载拿出来看看,再改一下会好一点。”

我说:“您的小说在48岁以前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就写完了,后来做了第一次修订,还有第二次,还有第三次,这个我就觉得很好奇。”金庸笑了笑,说:“我自己不是好的作家,好的作家都是这样子的。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写好以后要交给印刷厂去付印了,印刷工人觉得这个字勾来勾去看不懂,他太太就重抄一遍,抄好了放在那里。托尔斯泰看这完全是根据自己修改的来抄,当然好得多,但是他觉得自己写得不好,又把他太太抄的草稿改得一塌糊涂。印刷工人还是看不懂,他太太又帮他抄一遍,托尔斯泰又把它改了。所以自己写的文章,一定可以改的。”

我随即说:“问题是人家觉得你的小说已经可以不朽了,还要那么改?”金庸说:“不敢当!这个明河社是专门出我的小说的,我修改之后要重新排过,每修改一次要花很多钱的。普通作家写了以后,叫他修改一个字,他也不肯修改的,改一个字花钱太多了。这个明河社本来是可以赚钱的,赚的钱都花在修改上面。普通作家没有这个条件,给了印刷厂,印刷厂就不肯给你改的,要拿回来修改一个字也很麻烦的。当时看看改过已经不错了,但是再过十天八天看看,觉得如果这样写会好一点。我写武侠小说还是比较认真,比较用心的。”

我对金庸的小说改编成影视常感失望,便问:“您的小说大概是在中国最多被改编成为电影、电视的吧?”金庸说:“很多改编把我的小说歪曲了。香港人看了也不满意,他们说:如果你有金庸这个本事,自己写一个好了。他们不会照我原来的小说这样拍的。”

我又问:“张纪中拍的电视剧改编得怎么样?”金庸说:“我跟他说:你改了,我不承认。他拍的,我有些看,有些不看。有些拍不好,我就不看,我跟他说:你有些拍得不好。”我笑道:“我觉得《天龙八部》拍得比较好。”金庸也笑道:“《天龙八部》没有什么改动的。以前我说:你不要改了,要改不如让编剧自己去写好了。编剧写不出来就没有本事吃饭了。”

我说:“其实您在创办《明报》之前曾经做过电影编剧,您的很多小说一章一节就是电影、电视的写法。您原来看过许多西方电影,然后把电影手法融入到小说里?”金庸一听,不禁微笑:“对,西方电影、电视我都看。当时在香港写影评,就每天看一部电影,香港放电影很多,每天看一部都看不完的。现在没有这么多电影看了……”

金庸晚年不太喜欢聊办报纸与写小说,而念念不忘的是做学问。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是金庸以八十岁高龄远赴剑桥大学求学之事。金庸说:“剑桥大学先给了我一个荣誉博士,排名在一般教授、院士之上,所以我再申请念博士,他们说:不用念了,你这个荣誉博士已经比他们都高了。我说:我的目的是来跟这些教授请教。后来校长就同意了。在剑桥念博士有一个条件,就是博士论文一定要有创见,如果是人家写过的文章,就不要写了。”

金庸想了几个问题,考虑到中国考古学家从西安发掘出来的东西。以前说唐朝玄武门之变,兵是由东宫从北向南走,再打皇宫。金庸认为这条路线不通,为什么要这样大兜圈子呢?直接过去就可以。金庸说:“我心想唐朝写历史的人,是在李世民控制之下的,他吩咐这样写就这样写了。我研究发现是皇太子和弟弟过来,李世民在这里埋伏,从半路杀出来,把他们打死了。历史上这条路线根本就是假的,因为李世民作为弟弟杀掉哥哥不太名誉。我认为唐朝的历史学家全部受皇帝指挥,也不但是唐朝,所谓真的历史是假的,喜欢怎么写就怎么写。”金庸的硕士论文就以玄武门之变为主要内容:《初唐皇位继承制度》(The imperial succession in early Tang China)。得了很高的分数。

接着,金庸的博士论文研究安禄山造反,唐玄宗派了他的儿子荣王去抵抗,后来荣王死掉了,历史上也没有讲为什么会死,他手下的两个大将也给杀掉了。金庸说:“这中间一定大有问题,是太子派人把弟弟害死了,把两个大将杀掉了。我找了很多证据,证明这个事件是历史上造假,其实是太子在发动政变,把弟弟杀掉了,而且他占有军队,连父亲也不敢动他。我的基本论点是中国的皇位从来不讲传统或宪法,实际上是哪个有兵权,哪个会打仗,就传给哪个。中国古代是不讲宪法,只讲兵权,外国也讲兵权,但是外国表面上做得漂亮一点。”

金庸的老师麦大维(David McMullen)早已到了退休年龄,为了等金庸把博士论文写好,特意延迟两年才退休。而剑桥大学校长对金庸说:“剑桥大学现在你是年纪最大的学生,我们最喜欢。”

我问:“您在世界上很多大学都拿了荣誉博士学位和教授称号,还是那么感兴趣到大学读书?”金庸说:“我到剑桥,目的不是拿学位。我喜欢跟有学问的教授讨论问题。”

在我访问金庸两年后,他终于在2010年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时年八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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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逝世后作品销量暴涨
来源:羊城晚报     2018年11月11日        版次:A06    作者:
著名作家金庸10月30日逝世引发华人世界的纪念潮。与大家的哀悼情绪一同增长的,还有金庸作品的销售量——京东大数据显示,从10月30日19点开始,金庸作品销量一路直上;到20点时,较29日增长超过120倍。当当数据表明,售价650元(原价968元)的36册《金庸全集(郎声旧版)》19点开始下单量大幅上涨,到31日零时环比前一日增长超350倍。目前这套书供不应求,在京东、当当都处于预售状态。

京东大数据显示,10月30日傍晚传来金庸先生去世消息后,19点起,京东平台“金庸”相关搜索量环比暴涨超过60倍,于21点达到搜索顶峰。当当数据显示,10月30日开始,当当平台“金庸全集”相关词搜索量增长80倍,独立访客增长相比30日前高达55倍。

当当数据显示,在购买金庸作品的全国城市排行榜中,排名前5位的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和杭州;排名前5的省市分别为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和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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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20 10:04 | 显示全部楼层
金粉:金庸小说是不可复制的 武侠也是不可学的

羊城晚报
2018-11-13 15:30
金庸
金庸
我是金庸的粉丝,而且是铁杆粉丝,可谓金粉,这一点也不令我害臊,反而让我为此感到自豪。他的武侠小说那么多,却都有一种崇高的正义感,迎合了世俗惩恶扬善的美好愿望。更遑论小说的技巧与语言,远在许多大家名家之上,让人读起来轻松而又着迷——小说不就是讲故事么?

1990年末期,有一套盗版缩印4卷本《金庸小说全集》,总共才100元。我不仅自己买来阅读,还买了几套送人,几乎搞成一个读书会。可惜我那套后来被人顺走了,多次到书店寻购,却奇怪再无那个版本了。

其时在报社开薪,十分无聊,单位不大,升职空间逼仄,同事关系紧张。美编李清白先学易经,差一点成了大师,弄得眼睛半开半闭的。经更高的高人指点,终于晓得厉害,赶紧刹车,绘制《天龙八部》连环画,倒也挣了不少散碎银子。我则一边读《白马啸西风》,一边看前辈们互相“抖被窝”。

中国武侠小说三大宗师的作品,梁羽生的我读过《白发魔女传》,小说《七剑下天山》不如徐克导演的同名电影印象深刻。古龙的小说似乎也读过,却只记住了一句“好快的刀!”金庸的就不一样了,可以反复研读,甚至可以朗诵,所谓“指法无优劣,功力有高下”。《书剑恩仇录》、《倚天屠龙记》、《侠客行》、《碧血剑》等,写尽了我辈书生的江湖梦,甚至令我一度产生跃马长城或者做一个说书人的想法。《射雕英雄传》尤其可圈可点,倡导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思想,奠定了金庸的武侠宗师地位,甚至入选海内外华语中小学校园经典阅读推荐书目。我曾当面问过北大谢冕教授,为何要将它录入《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他也很奇怪:“有什么不可以吗?”仔细想想,的确是这样——有什么不可以吗?

有一回,电话采访影视明星伍宇娟,她在电视剧《雪山飞狐》中,一人同时饰演袁紫衣和银姑两个角色。但见这耒阳妹子紫衫雪肤,美貌俏丽,光彩照人,乍一见之,眼珠便舍不得挪开。我趁机向她表示了一个家乡观众的仰慕之情,她听后非常激动,说:“你来北京时告诉我一声,我请你吃全聚德烤鸭。”

金庸的小说是不可复制的,武侠也是不可学的,多少人想学其皮毛,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比方说,号称“君子剑”的岳不群,第一次出场时的描写:“墙角后一人纵声大笑,一个青衫书生踱了出来,轻袍绶带,右手摇着折扇,神情潇洒。”瞧,多么像现实生活中的某个族群啊!稍一了解这些人的底细,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

2003年9月28日下午,年近八旬的金庸先生来衡阳举办讲座,如今十五年时光过去了。印象中他不太擅长言谈,口齿远没有笔头流利。互动时全场总共三个问题,我一人占了两个。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您笔下的衡山派武功都那么差,没有一个高强者?”

他笑吟吟地回答:“虽然如此,衡山派可都是好人。譬如掌门人莫大先生,一向洁身自好,游于方外。”

我又问:“《鹿鼎记》中韦小宝妻妾成群,享尽齐人之福,这是不是也是先生这一代人的梦想?”

他脸色一变,迟疑了一下,说:“可能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一个韦小宝吧!”

之后登台,与先生合影一张。其他人也要跟着合影时,其助理将手一拦,坚决不许,旋即架着金庸大侠的双臂,扬长而去,看得我等目瞪口呆。

今夜在衡山脚下,惋叹金庸先生驾鹤西归,忆其当年挥写的金句:“南岳天下秀,到此人增寿。”(文/甘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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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悼念创办人金庸:若非先生无以臻此
2018.10.30 22:33:04新浪娱乐
摘要: 《明报》发文悼念创办人金庸,称“如非当年先生不怕艰辛,殚精竭虑,以一支健笔打出名堂,无以臻此。”
《明报》发文悼念金庸
《明报》发文悼念金庸
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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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娱乐讯 10月30日下午, 《明报》创办人、著名武侠小说家查良镛先生(金庸)在香港养和医院病逝,享年94岁,《明报》发文悼念。

《明报》发公告称“查良镛先生是《明报》报业集团主席张晓卿丹斯里拿督的好友,《明报》在新闻业打拼多年,如非当年先生不怕艰辛,殚精竭虑,以一支健笔打出名堂,无以臻此。今先生遽逝,对《明报》、对香港新闻事业,乃至对文学界,无疑都是一大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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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树?新垣平?
他们的相遇真是久别重逢
来源:羊城晚报     2018年09月02日        版次:A08    作者:朱绍杰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日前,因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微博的一点暗示,网友争传,几乎形成了一个网络事件:原来,在中国屡获科幻小说奖的作家“宝树”,跟《剑桥倚天屠龙史》《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的作者“新垣平”,居然是同一个人!

“宝树”先后在北京大学以及比利时鲁汶大学修读哲学,早在2010年,“宝树”就已经开始写作,为刘慈欣的《三体》写了一部同人小说《三体X》。他多次揽获科幻小说奖项,包括中国科幻银河奖、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短篇小说银奖、长篇小说金奖、中篇小说银奖)、中国科幻坐标奖等等。

在同一时期,“新垣平”推出了《剑桥倚天屠龙史》。随后更扩大范围,写出《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这两本书都是模仿《剑桥中国史》的学术话语体系,将十五部金庸武侠小说融入两千多年的中国正统历史来叙述。金庸小说是网络上长盛不衰的话题,《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带有致敬意味。“我更愿意把这本书界定为金庸小说的评论和研究”,“新垣平”表示。

如果你喜欢科幻,喜欢刘慈欣,请叫他“宝树”:如果你喜欢武侠,喜欢金庸,请叫他“新垣平”。

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他选择了“新垣平”的名字。



“宝树”和“新垣平”都是自然长成的

羊城晚报:科幻作家“宝树”和《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作者“新垣平”都是你。这两个名字是怎样来的?

新垣平:其实这两个名字并不是专门取的。2002年左右,我在网上的论坛里注册了很多个网名,光天涯就有好几个。大部分后来都不用,就剩下这两个。

羊城晚报:你会专门划分不同的名字,写不同的东西吗?

新垣平:就目前来说,我用“新垣平”发表过“剑桥”金庸系列,还写过一些短篇小说、古体文等等。作为“宝树”的身份,我写科幻小说,也给别人作序。但这都是后来的事情。一开始并没有想得那么清楚。一开始可能“宝树”用得比较多,写过诗也写过散文。“新垣平”实际上是在天涯用得比较多,写的东西也不光是金庸,只是后来写某个方面出名了,可能才有那么一个区分。很多事情其实没有什么计划性,都是偶然的发展。

羊城晚报:你的写作从网络开始,与走期刊路线的主流文学作家不一样。

新垣平:网络社区在新世纪先后兴起,刚好和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是同步的,我们自然而然地用它来表达。它有一个好处,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自己的文字成为“印刷体”。刚上网那会,有一个什么想法打在屏幕上,看起来像印出来一样,特别有意思。更为重要的是,你可以去很多论坛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如果像过去那样只通过主流文学的渠道投稿,经过编辑而后发表,可能还要加入一些圈子,这个门槛就很高了,还需要付出很多成本和时间。很多人可能本来有写作的天赋,但他在这个方面不擅长,或者他不懂这些门道,他就没法进去了。现在网络确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条条框框的束缚就比较少。在主流文学里,发表首先得经过编辑筛选,编辑会根据他的品味、训练或者传统来进行选择,有些东西可能就不会考虑了。



用“学术腔”来写金庸

羊城晚报:什么时候开始写作《剑桥倚天屠龙史》?

新垣平:我们这一代人,70后80后都是从小看金庸的小说、影视剧长大的。所以,金庸的作品在网上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当时在各个论坛有很多写金庸的帖子,我记得那时候看过一篇“外国专家看金庸小说”,分析小龙女是怎样的养蜂专家,我就觉得很好玩,也想着自己能不能用这样的方式写下去。

2007年末的某一天,我在路上骑自行车的时候忽然想到了这个点子,写出来之后得到了不少朋友的鼓励,于是就更有信心和动力写。2008年中的时候,《剑桥倚天屠龙史》就写完了。随后很多人问我写不写下一本,我想,这个体裁也不可能每一本金庸小说都写一次,毕竟他的书每本都有不同的规律、不同的类型,不可能照搬。所以我就想能不能把他的15本主要小说串起来,于是就有第二本《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

羊城晚报:今天写作以金庸为题材的网络写作非常多,你是怎样选择这种“学术腔”的方式?

新垣平:从我的背景来讲,虽然我不是历史专业出身,但我对历史学一直比较感兴趣,那时候在北大读书,也有很多历史专业的朋友,包括“剑桥中国史”在内的不少历史学专著也看过。由于自己接受过比较多的学术训练,比较容易把握这种“学术腔”的风格。现在的一些作家用的是一种比较活泼的写法,我反而不好适应。



不确定科幻热潮能持续多久

羊城晚报:现在不少主流作家都开始尝试写作科幻类型的小说,他们觉得在新技术发展的当下,文学不应缺席。你在写作科幻题材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方面的考虑?

新垣平:比较少,我和他们这个路径是不太一样的。那个时候我在国外生活,并不像国内这样特别日新月异,一会出来一个支付宝,一会出现共享单车。我写作科幻题材,是因为我从小喜欢读科幻小说,阿西莫夫、克拉克什么的。从我们这种科幻迷的角度来讲,对科幻的兴趣更多地出于对技术的想象。你说的那种作家,他可能更关注技术对社会的影响,而对宇宙探险、时间旅行的兴趣就没那么大。反而我们对后者很感兴趣。正是这种兴趣点的不一样,呈现出来的结果也会不一样。

羊城晚报:《三体》带热了国内对科幻文学的关注。这种热潮里面有什么问题吗?

新垣平:这个方面的问题还挺多的。这股热潮基本上靠的就是一部《三体》引发,一般对于其他科幻作品的关注还是比较少的。某种意义上来说,这股热潮是因为“墙内开花墙外香”,并不是来自于作品原生的土壤之上。刘慈欣自己也提及过科幻文学未来发展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今天的人们已经越来越习惯于科技的高速发展,对于新技术带来的新奇感将越来越稀薄,而且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轻松愉快的体验方式,比如图像、视频、抖音什么的,可能就不愿意将读小说作为消遣了。所以这股热潮还能持续多久,真的不好说。



作家应该熟悉不同的文体

羊城晚报:在这多种风格之间,你会怎样切换?

新垣平:肯定是要切换的。不同的文体,用词都需要调整。现在的作家,根据不同题材,不同类型,文体也会发生很多变化。这不是某些个例,我觉得每个人在现在都是这样的。很多作家必须要熟悉不同的问题,用不同的方式写作,只是很多人没有用不同的笔名而已。比如说马伯庸,他也写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他每次都换一个笔名,你也不一定知道是同一个人写的。换言之,有的作家也可以用一个笔名,写出各式各样、千奇百怪、不同风格的文字。

羊城晚报:有的作家风格比较强烈,一看就知道是他的作品。有的作家可能更多元,你怎么评价这两者?

新垣平:这就像以赛亚柏林说的,世界上可以分为两种人,一种是狐狸,一种是刺猬。刺猬型的人能够专注做好一件事情,而狐狸型的人可能做得更多,但未必比刺猬做得更好。所以说,关键看那个人是怎样的人,能做怎样的事。我可能更属于狐狸型的人。当年我在学校读书,就有一种一眼望到头的感觉,时常会想,自己是不是也要那样做研究、评职称、出专著。我不想过那样的生活。我欣赏和尊重刺猬型的人,但可能自己不大喜欢往这样的一个方向钻。

羊城晚报:你的《三体X》以及“剑桥”金庸系列。都和其他文本有一定的“借用”关系。

新垣平:一开始写作的时候,肯定会有“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想法。不光是我,很多成名的作家,或者我们这一代的作家都有这样的特点。江南写《此间的少年》来自金庸,今何在写《悟空传》来自《西游记》或者《大话西游》。我觉得这种现象更像一个时代的特征,可以称之为“互文性”。我们在写作的时候未必直接把这些一代人的“经典”拿过来用,很多都会以此为参照,进行互动、致敬。

羊城晚报:你有去主动探索或者形成自己的某种风格吗?

新垣平:我没有探索什么风格。无论是“剑桥”系列还是《三体X》,写多了大家也会厌烦。我不想有什么个人的风格。如果非要问我的话,我要是财务自由了,没什么负担,宁愿写一本金庸式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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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21 22:1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8-11-21 22:34 编辑

怀念永远的大师兄——浙江大学举办金庸先生追思会

浙大人文汇  今天
       乾坤浩浩、人间匆匆,斯人已去、无限思念。11月20日下午,浙江大学举办金庸先生追思会,共同缅怀中国武侠小说泰斗、新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金庸先生。

      
      全体人员向金庸先生遗像三鞠躬并默哀,寄托浙大师生的深切哀思。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副校长罗卫东、校发展委员会副主席庞学铨以及相关院系的老师们,共同追忆金庸先生的嘉言懿行,感念他为浙大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为浙大人文学科的发展殚精竭虑

      “大师兄”是金庸先生最喜欢听到的称呼,他在很多场合把浙大的学生亲切地称为“小师弟、小师妹”。金庸先生曾言,他的一生最喜欢的就是和青年学生打交道,每次来到浙大,金庸先生都会拨冗和学生见面,或开讲座、或座谈,与学生谈文学、谈历史、谈人生,谆谆教诲犹如春风化雨,沁人心脾。
       1998年新浙江大学成立后,金庸先生出任人文学院首任院长,此事被誉为“文坛大师与名校学府的天作之合”。2007年,金庸先生受聘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名誉院长。在此之前,也是结缘已久,且情谊深厚。1994年和1995年,他受聘原杭州大学和浙江大学名誉教授。
   

吴朝晖
      
       校长吴朝晖表示,金庸先生的一生,传递着一个时代的情怀。金庸先生的人格魅力宛存,学术造诣深厚,功绩成就卓越。他表示,最值每一个浙大人铭记的是,金庸先生担任人文学院院长期间,对浙大人文学科的发展倾注了极大的心力,他以自己丰富的社会资源和巨大的影响力,在学院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声誉提升等方面发挥了独特而无可替代的作用。他表示,浙江大学将着力打造开源的思想文化高地,推动古今汇通、东西互动、中外相知、文理交融,以一流的文科建设告慰金庸先生对浙大的期许。


罗卫东

       罗卫东副校长表示,追思会之后,更要传承好金庸先生留给学校的宝贵精神遗产,并发扬光大。金庸时代虽然结束了,但是关于这个时代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要进一步梳理、总结,把金庸先生的思想转化为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的实际行动,这也是对他最好的纪念,是致敬他最好的实际行动。


徐岱
      
       “金庸先生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是无形的,他书中所弘扬的人文主义的精神最为重要。”校文科资深教授徐岱说,人文学科除了知识以外,还教会人一种品德,一种伦理的智慧、道德的德性,这就要求从事人文教育的老师要有人文精神,金庸先生的作品是最好的教材。《浙江学刊》主编卢敦基也提到,如何挖掘金庸先生伟大之处,是一个不错的研究课题。


卢敦基

      与金庸先生共事六年的张梦新教授在书面发言中说,金庸先生始终坚决执行将浙江大学建设成一所世界一流的综合性、研究型、创新型的大学的奋斗目标,“金庸先生为浙大人文学科建设和发展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将永远留在浙大师生的记忆中,并激励我们在创建‘双一流’建设的征程中奋勇前行。”当天时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廖可斌也捎来追思书信。


楼含松

      “金庸先生是一面镜子,后来的每一任院长包括我自己,都会面对着金庸先生,扪心自问,我们为这个学院做了什么?”人文学院院长楼含松不无感慨,“作为新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首任院长,金庸先生就是学院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留给时代最好的礼物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是金庸先生留给时代最好的礼物,他赋予每一部武侠以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创造了传奇。


吴秀明
      
       人文学院吴秀明教授借用美国学者卡林内斯库一本非常有名的书《现代性的五幅面孔》来回忆金庸先生。他觉得金庸先生也有五幅面孔,实际上是五个身份——文化名人、政治活动家、新闻工作者、武侠小说家、浙大人文学院院长,其中武侠小说家是一个绕不开的身份。


王云路

      人文学院王云路教授说,如果没有深厚的传统人文的功底,金庸先生不可能对社会问题那么关注,参与度那么高,更不能写出那么多能够流传千古的武侠小说。“我们中国传统的仁义礼智信里面首先讲到的是仁,他的仁爱精神和他的侠肝义胆都能在小说塑造的人物中体现出来。”


何春晖

传媒学院何春晖副教授在一篇长文中写下金庸的侠骨柔情和他的谦谦君子。“湖之上,侠行天下,您的情您的爱您的侠已然融入了我们的血液,这必将成为华人世界最为宝贵的精神遗产,生生不息,恒久弥香。”何春晖说,金庸先生总是让人如沐春风,温暖无比,像学长如慈父更是兄长。


顾玉林

谈起对金庸小说的热爱,学校发展联络办副主任顾玉林回忆了读书时期在电线杆下读书的故事。无独有偶,人文学院姚晓雷教授对金庸先生第一印象是当年两毛钱租一份的金庸小说。姚晓雷说,金庸先生的作品对所有的芸芸众生都能够持一种理解和包容。“好的文学就是表达对人生、对人性、对社会理解的深度和广度,金庸先生的作品做到了。”


姚晓雷


金进

“金庸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面精神旗帜。他笔下英雄人物身上的侠、义、情,不仅是新派武侠小说的扛鼎之作,同时也是凝聚海内外华人的国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重要思想纽带。”人文学院金进研究员说。


盛晓明

盛晓明教授则是在上课间隙来到追思会现场。他感受最深的是金庸先生的烂漫童真。金庸先生喜欢下围棋,曾经和盛晓明切磋过。下棋之前,金庸询问盛晓明的段位,他谦虚地说自己是业余一段。金庸笑着说,他之前和别人下棋,被人封了“六段”。但结果,金庸输了。盛晓明记得当时金庸的表现,就像一个小孩,输了比赛后,露出尴尬的表情,“没有任何的掩饰,特别纯真。”

教育后人不要追求一时的功利

       在受聘为浙江大学名誉教授后,金庸先生曾激动地说:“我在上中学时就向往能进浙大念书,但愿望没有实现。一九四九年,我在《东南日报》当记者,浙大校长竺可桢对我说,一个人求学问不一定要有学位,在哪里都可以做学问,做学问是为了服务大众,你当记者就是为大众服务。这可以说是浙大给我的教诲。”


庞学铨

      “老先生知识广博,包括对历史的了解非常精湛,特别是元明时期和清代,这点从他的小说当中可以看到,从他的谈吐当中也能看到他对文学、历史、哲学、思想的造诣。”庞学铨教授说,“在以后的了解过程中我越来越感到金庸先生值得尊敬,越来越感到他是符合他自己名声的一位先生。”


邵培仁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邵培仁教授曾在校内举办过一个特稿中心培训班,邀请有名的媒体记者来给同学们上课。邵培仁回忆说:“我请先生为培训中心题词,他说这个特稿不仅是特稿而已,必须要有中心思想,必须有自由主义思想,独立之见,否则不能成为特稿,大约是这个意思。”在师资如何配备上,金庸先生也给了很多建议,“他告诉我开拓思路请不同专家,特稿中心应该培养全面型、复合型的人才。”


沈坚

“他能用法语读小说,我们聊很多法国的问题,他给我的信全部用法语写的。”人文学院沈坚教授至今对金庸先生对法国史深厚的领悟感到颇为意外。他说:“有一次招生题目他自己出的,一个是中文的,一个是历史的,两个题目都出得非常有水平。金庸先生知识广博,通过这样的接触我深有体会,他确实是一位大家。”


黄华新

人文学部主任黄华新教授从三张照片讲起他与金庸先生的故事。“这一张照片记录下的是金庸先生受聘人文学院名誉院长,我搀扶他走楼梯的照片。他当时就跟我说做学问要有兴趣导向,也要有问题意识,不要追求一时的功利。”他说。


       金庸先生的离世,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哀悼,特别是浙大师生校友充满了无限哀痛和强烈不舍,大家无比怀念这位敬爱的“大师兄”。
       念去去,纵有千般不舍,大侠持剑去,江湖空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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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昨天举办金庸追思会
表达哀思 追忆往事
2018-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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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胡信昌 通讯员 柯溢能

10月30日,武侠小说家金庸(查良镛)去世。昨天下午,浙江大学在西溪校区举办金庸追思会。浙大人文学院众多与金庸先生共事过的老师,在追思会上表达了对金庸的哀思,回忆了与金庸相处的往事。

浙大校长吴朝晖也出席了追思会并发言。吴校长说,金庸先生去世让人感到遗憾。最值每一个浙大人铭记的是,金庸先生担任人文学院院长期间,对浙大人文学科的发展倾注了极大的心力,金庸以自己丰富的社会资源和巨大的影响力,在学院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声誉提升等方面发挥了独特而无可替代的作用。浙大将着力打造开源的思想文化高地,推动古今汇通、东西互动、中外相知、文理交融,以一流的文科建设告慰金庸先生对浙大的期许。

金庸作品是最好的教材

徐岱(浙大文科资深教授)

金庸先生在浙大有个忘年交,浙大文科资深教授徐岱,昨天,徐岱深情回忆了与金庸的往事:

我很早以前看过一些传统的武侠小说,让我很不愉快……但是看了金庸先生的小说以后让我大开眼界,非常佩服……我个人认为金庸先生的小说就是好小说,而且是百年一遇的好小说。

金庸先生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是无形的,就是他书中所弘扬的人文精神、人文主义的精神……金庸先生的作品是最好的教材,所以我觉得金庸先生对于我们浙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金庸的法语非常流利

沈坚(浙大人文学院教授)

沈坚教授,与金庸交往也很多。昨天,沈坚回忆,金庸给他的信,很多是法语写的:

1999年10月我从法国回来,金庸先生那一年的秋天第一次与我们见面,见面聊起以后,得知我做法国史研究,他话就很多。我认为金庸先生是有一种法兰西情结的,他能用法语读小说,我们聊很多法国的问题,他跟我讲胡格诺派,讲到路易斯,讲到拿破仑,他给我的信全部用法语写的,我非常欣喜。

金庸先生除了大家熟知的武侠小说,部分人知他是报人、政论家,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对法国史领悟这么深,我很意外。

金庸是人文学者的楷模

王云路(浙大人文学院教授)

王云路教授说,金庸是人文学者的楷模:

金庸先生可以作为浙大人文学院旗帜性的人物,他可能没有那么细致地做具体的工作,但是他的形象,他的旗帜性的作用,在浙大人文学院成立合并之初头几年里,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我觉得对人文学者来说,如果单纯从自己的象牙塔里,从自己那个小学科来说,每一个人大概都是专家。但是在专与广博之间、与深厚之间,我认为金庸先生应当是人文学者的楷模。

金庸和竺可桢的缘分

昨天,浙大还提供了金庸先生与浙大的一些资料,从资料上看,金庸与浙大的缘分,在竺可桢当校长时代就开始了——

金庸先生曾经回忆,在杭州《东南日报》做记者时,一边还在考浙大的研究生,但是他对外国文学有兴趣。竺可桢校长与他作了一个多小时的长谈。当时竺校长对他说“像你这样的程度,应该可以录取”。按浙大当时的规矩,读研究生必须交一大笔学费,金庸在经济上却很紧张。竺校长告诉金庸,“你能考这个成绩,说明你很有才气。你暂时不能入学念书,就先工作。”竺校长还告诉金庸,“念书不一定要在学校,你自己有这样的程度,我看你自修也完全可以。”金庸后来回忆,竺校长的话,使他明白很多道理,非常感激竺校长。

据1996年的一则报道显示,在受聘为浙江大学名誉教授后,金庸先生曾激动地说:“我在上中学时就向往能进浙大念书,但愿望没有实现。一九四九年,我在《东南日报》当记者,浙大校长竺可桢对我说,一个人求学问不一定要有学位,在哪里都可以做学问,做学问是为了服务大众,你当记者就是为大众服务。这可以说是浙大给我的教诲。”

金庸与浙大

1994年3月,受聘杭州大学名誉教授;

1995年3月,受聘浙江大学名誉教授;

1999年2月,受聘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

2000年3月,被聘为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

2000年10月,浙江大学向中国科学院北京天体物理中心复函,同意以金庸先生名字命名小行星。并于2001年7月在浙江大学举行金庸小行星命名典礼;

2007年11月,受聘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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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人文情怀 告慰先生期许
记者 曾福泉 通讯员 柯溢能
  本报杭州11月20日讯 (记者 曾福泉 通讯员 柯溢能) 浙江大学11月20日举办金庸先生追思会,悼念这位武侠小说泰斗、同时也是该校人文学院首任院长、浙大人的“大师兄”。
  “大师兄”是金庸先生最喜欢听到的称呼,他在很多场合把浙大的学生亲切称为“小师弟、小师妹”。金庸先生曾说,他的一生最喜欢的就是和青年学生打交道,每次来到浙大,金庸先生都会拨冗和学生见面,或开讲座,或座谈,与学生谈文学、谈历史、谈人生,谆谆教诲让人如沐春风。
  浙大校长吴朝晖说,金庸先生的一生,传递着一个时代的情怀。金庸先生的人格魅力宛存,学术造诣深厚,功绩成就卓越。最值得每一个浙大人铭记的是,金庸先生担任人文学院院长期间,对浙大人文学科的发展倾注了极大的心力,他以自己丰富的社会资源和巨大的影响力,在学院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声誉提升等方面发挥了独特而无可替代的作用。吴朝晖表示,浙江大学将着力打造开源的思想文化高地,推动古今汇通、东西互动、中外相知、文理交融,以一流的文科建设告慰金庸先生对浙大的期许。
  1998年新浙江大学成立后,金庸先生出任新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此事被誉为“文坛大师与名校学府的天作之合”。2007年,金庸先生受聘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名誉院长。在此之前,也是结缘已久,且情谊深厚。1994年和1995年,他受聘原杭州大学和浙江大学名誉教授。在受聘为浙江大学名誉教授后,金庸先生曾激动地说:“我在上中学时就向往能进浙大念书,但愿望没有实现。一九四九年,我在《东南日报》当记者,浙大校长竺可桢对我说,一个人求学问不一定要有学位,在哪里都可以做学问,做学问是为了服务大众,你当记者就是为大众服务。这可以说是浙大给我的教诲。”
  “金庸先生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是无形的,他书中所弘扬的人文主义精神最为重要。”浙大文科资深教授徐岱说,人文学科除了知识以外,还要教会人一种品德,要有一种伦理的智慧、道德的德行,这就要求从事人文教育的老师有人文精神,金庸先生的作品是最好的教材。
  与金庸先生共事长达6年的张梦新教授在书面发言中说:“金庸先生为浙大人文学科建设和发展殚精竭虑,将永远留在浙大师生的记忆中,激励我们在创建双一流大学的征程中奋勇前行。”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邵培仁教授曾在校内举办过一个特稿中心培训班,邀请知名媒体记者来给同学们上课。他回忆说:“我请先生为培训中心题词,他说特稿必须要有中心思想,有独立之见。在师资配备上,先生也给了很多建议。”
  追思会后,浙大学者们认为,金庸时代虽然结束了,但是关于这个时代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要进一步梳理、总结,把对金庸先生的思念转化为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的实际行动,这是对他最好的纪念,也是致敬他最好的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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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怨
对于金庸与弟弟的这段往事,我们也询问了他的堂弟查雪梅。“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他们生活的环境一样、人的层次不一样、教育不一样,其实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从海宁过来,我们发现当地对金庸的悼念活动并不多,除了金庸自己族人准备搞得悼念会外,并没有什么官方的纪念会。与此前金庸6次回乡的隆重,有了鲜明的反差。
查雪梅对此事道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这次活动,本地相关部门压根没有出面,我们和当地之间产生了一些嫌隙。”
“之前我这边提议可以在金庸故乡搞个金庸小镇,让游客、后人们看看这个武侠主题小镇,当地领导觉得很好,因为涉及知识产权,我提出需要要拿出几个方案来,再派人跟金庸下面的公司明河社去对接,把这个事情做好,对方觉得想法很好。”
然而事后却让查雪梅大吃一惊。他发现海宁市单独搞起了金庸小镇,这个小镇并没有得到金庸公司的授权。
查雪梅对于这种做法十分恼火,招呼也不打,金庸的所有小说都是有知识产权、涉及版权的。
金庸的著作版权,对于他的后人是一笔巨大的收入,此前有媒体报道,一部由天龙八部改编的游戏,需要付给金庸先生方面的版权相关费用可能过亿。
随后,香港明河社果断因为此事发了一纸律师函。“这个事情可以坐下来沟通、商量的,他们不沟通、不商量,像小孩子闹气一样。你金庸小镇不让我搞,我搞个侠客小镇,跟你没关系了吧。”
“这个事情越搞越僵。而且主要是当地也不愿意跟我们坐下来谈,所以这次海宁没有太多官方组织的纪念活动。”
查雪梅为了此事周旋了很多次,据他讲述,之前他专门把金庸儿子查传倜、以及身边人叫来谈这件事,传倜他们住了一个晚上,但是海宁有关部门却拒绝接待、会面。
这件事把查雪梅一行人搞得很火大。“经常会让我们快点回到家乡来,捐点什么东西,就跟菜市场买菜一样,讲的特别庸俗。”
晚年
对于这件令查家人不太开心事情,金庸先生并不知晓。
“老爷子什么都不知道,他3年前就已经进入了无意识的状态,我们每次去医院看他,他脸上会有一个个微笑的表情。他自己吃也不能吃,通过管子灌进去,字也不会写,表述也不能表述。”在查雪梅看来,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作为小辈子女们也只能维持这样。
追问起金庸晚年的生活,查雪梅沉思了一下说,他特别爱下围棋,经常一下就是一天。
晚年的金庸也会给亲人们讲述一些当年的故事。“邓小平,1981年第一个见得港澳人士才会是金庸。因为司机的问题,晚到了5分钟,金庸迟到了,他见了邓小平鞠了一躬。邓小平说,今天朋友相见,把规矩先放到一边。这种细节,都是老先生自己讲的。”
晚年的金庸信仰的教条是看破、放下、自在。随后他不再与官员见面,除了朋友来家里他家里看他,他不太见生人。
对于金庸在内地的被捧上神坛,查雪梅道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
“他真正出名,还是因为写一些社评。”
后来,金庸逐渐的把他的报纸《明报》做了起来,有这个平台,他充分发挥了他的才智,不过,他平时总会说想不到自己的小说超过了自己报纸,“想不到”这个词被他重复了好多遍。
“现在有关部门一直在做工作,希望能够把老先生的遗骨迁回来,让他能够落叶归根,但我个人觉得可能真的微乎其微。”
在谈话的末尾,《高光》想起了之前看到的一个消息,金庸爷爷的坟墓之前被发现了。
查雪梅笑了笑,轻轻的说了一句:“他的爸爸、爷爷的墓早就找不到了,尸骨也做了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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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

美文赏析丨
百家号08-2212:55
来源:传记文学 | 熊召政

金庸
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得益于潘耀明先生。我与潘先生大约是 1999年相识于北京的一次会议上。那时潘先生担任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明窗出版社社长,是金庸先生的得力助手。翌年,趁金庸先生来京参加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期间,在潘先生撮合下,我安排了一个饭局,请金庸先生到一处小胡同里吃了一顿厉家菜。记得参加的人有王蒙、金坚范等,本来还有张贤亮,他临时有事没有来成。金庸堪称武侠小说的大宗师,我极喜爱他的作品。记得 80年代中期,有友人从香港购回《碧血剑》与《射雕英雄传》送我,我如获至宝,废寝忘食一口气读完。从此,凡能找到他的作品,我都先睹为快。与他见面之前,我备足功课,想向他讨教小说创作的诸多问题,但真的见面之后,才发觉他是一个谦谦君子,忠厚长者,他不擅长篇大论,且只说眼前的事,倒让我想问的问题一个也问不出来。但因为这次相见,就算是与金庸先生结识了。
每次去香港,只要金庸先生在,潘先生就会告诉他,他总会抽时间请我吃顿饭。让我印象深刻的饭局有两次,一次是“镛记酒楼”的老板弄了一条很大的鳗鱼,请金庸先生去品尝。金庸先生请潘耀明先生和我同行,那一次赴宴的都是香港名人。还有一次是我接受金庸先生的邀请来香港,同时受到他的邀请的还有台湾老作家柏杨、张香华夫妇,台湾远流出版社社长王荣文等。席间,我们畅谈两岸三地的历史文学的写作。其间,金庸先生郑重向王荣文先生推荐了我的历史小说《张居正》,这也是我的台湾版《张居正》问世的机缘。而在此之前,正是由于潘耀明先生的力荐,金庸先生读完了《张居正》,并决定在他的明窗出版社出版。所以说,没有金庸先生的鼎力相助,香港、台湾两种版本的《张居正》,不可能这么顺利地在两地相继出版。

剧版碧血剑
此次宴请后的第二天,在潘耀明先生的陪同下,我前往金庸先生工作室拜访。这次我们谈得较多。他说,他正在修改《碧血剑》,并讲到他的武侠小说,其实也是历史小说。因为他虚构的那些人物,其实都活跃在一个真实的历史时代中。某个特定的历史事件,某个特定的历史朝代,都会衍生出一段曲折离奇的故事。他虽然写了那么多令读者喜爱的侠客武士,但他其实一点也不懂武术。我说,我碰到一位武林中人,还是某个门派的掌门人,对书中写到的降龙十八掌情有独钟,并言这就是他的门派的独门秘籍。金庸先生听了笑了笑,缓缓言道 :“这个降龙十八掌,其实是我编造的。”
其编造却成为武林中人奉为圭臬的秘籍,可见金庸对中国武术的认识与感悟何其独到。因此,中国武术界都承认他的大宗师的地位。在谈话中,金庸一再强调,他爱好不多,读书虽广,但最爱的还是历史书。他说,《碧血剑》的修改中,多处涉及明史。因《张居正》亦是明史小说,因此,我们谈话的主要部分就是明史。他问了我一些问题,如万历皇帝为何自张居正死后,竟四十年不上朝?万历皇帝是不是中国第一个抽“谈巴菰”(即香烟)的人?李自成逃离北京撤退南方时,是否有过屠城的行为?《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先生将明朝的落后归结为没有用统计学的数据来管理国家,这观点是否成立?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探讨的时间可不算短。最后,他还就《张居正》的写作问了我一些问题。其中他问到:
“民间有一些传说,说张居正与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有私情。作为小说,你可以写,但你并没有写,你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我说:“这种传说不足信,尽管有些地方戏曲拿张居正与李太后的艳情说事儿,甚至有“黑心宰相卧龙床”这样的唱词,但这是泄愤之语,缺乏根据。张居正同代人中有两大政敌对他攻击犹甚,一个是前任首辅高拱,一个是礼部侍郎王士祯。但是,无论是高拱的《病榻遗言》还是王士祯的《万历首辅传》,都没有片言只字提及此事。张居正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为实现他的万历新政,他竭力维护与李太后及冯保的关系,他决不会因小失大,对反对者提供口实。当然,不可否认张居正喜欢女色,但他以宰辅之尊,并不缺年轻貌美的尤物,他大可不必冒那么大的政治风险去和李太后发展私情。在《张居正》写作中,我若使用这些不真实的传说,会降低作品的历史品格。”
金庸先生对我的这种写作态度表示了肯定和赞赏。临分手时,他签名送了我一整套远流出版社出版的印制精美的《金庸全集》。那次短暂访港回来没几天,潘耀明先生打来电话,言金庸先生为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我读张居正》,旋即发来了他的手稿传真件。这对于我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不几天,这篇文章便在《人民日报》上刊载了出来,在读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兹后再次访港,我当面向金庸先生表达了谢意,并邀请他访问武当山。他对武当山也很向往,在其小说中,不少篇幅都写到武当山。他回答说,适当的时候,他会上一次武当山。那时,到武当山既无高铁,又无机场,从香港乘机到武汉,再换乘小车到武当,路上最快也得四个多小时,已届八十高龄的他,确是有些困难。就因为这个原因金庸先生的武当之行一直未能如愿。如今,去武当已有高铁与飞机两种选择,可是年逾九旬的金庸先生,身体条件恐已不允可了。每念及此,不免心下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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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纪中:我和金庸先生交往的二十年
2018-10-31 20:54 英雄/金庸/小说
特约撰稿 | 张英

责任编辑 | 魏昕



金庸与张纪中。(张纪中微博 图)

张纪中和金庸认识二十年。

张纪中小时侯看的第一本武侠书是《儿女英雄传》,后来又看了《七侠五义》《小八义》等旧派武侠小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张纪中才接触到金庸的《笑傲江湖》,一读就再也搁不下了。

经过你来我往的书信和电话,张纪中最后放弃了高难度的《神雕侠侣》,选择了不需要很多特技的《笑傲江湖》,作为他拍的第一部金庸作品。

张纪中第一次见到金庸是1999年在杭州。刚刚出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的金庸心情很好, 在见面前,张纪中特意跑到银行去,在一大堆新钞票里,挑了张编号为25666666的一元纸币,把它镶嵌在一个有机玻璃做成的纪念品里,上面写了《笑傲江湖》的字样。

这个特别的礼物让金庸很高兴,马上就在授权合同上签了字。按照历史正剧和主旋律风格拍成的《笑傲江湖》在中央电视台8套播出,收视率达到了12%-19%,第一轮播出就给电视剧中心赚了7500万。



张纪中版《笑傲江湖》剧照。(网络图)

在此后6部电视剧签合同时,张纪中都会和金庸进行长时间的沟通和交流,征询金庸对电视剧剧本改编意见,在故事和情节设置上,完全忠实于小说原著,极少有大的修改。“金庸把自己的小说当亲生的孩子,我也想明白了,我们改编的毕竟是他本人的在作品,那就按照他的意见来。毕竟对我们来说,金庸(小说)不是我们的原创作品。”

为了让金庸满意,张纪中找了金庸最信任的专家陈墨教授出任顾问,专门负责参与、回答编剧的疑问。这使得张纪中版的金庸剧成为了最忠实于小说原著的电视剧,令金庸非常满意,索性口头放言让他把作品集全改成电视剧。

在张纪中已经完成的金庸剧里,金庸本人最满意的是《天龙八部》和《碧血剑》。“《天龙八部》我很喜欢。张纪中在拍电视剧前征求我的意见,我就说,最好不要和小说相差太多。后来张纪中对结局进行了修改,只减不加,剔除了一些不必要的人物,让整个高潮都围绕着萧峰来进行。对这一改动我很满意。”因为《天龙八部》,内地年轻的观众也接受了张纪中版的金庸剧。

在金庸的作品里,《碧血剑》是电视剧改编次数最少的。张纪中看中它是因为《碧血剑》实际上是一部历史正剧,既体现了金庸对历史的研究和观察,也让张纪中的正剧特长有了大的发挥。

看完《碧血剑》后,金庸对张纪中说了句:“张先生拍戏就是认真,把我的作品交给您拍,我非常放心。”



金庸曾言,最满意张纪中版《碧血剑》的改编。(网络图)

以下为记者对张纪中的采访口述。

这五年,金庸一直躺在床上

我(张纪中,编注)很难过。这十年来,查先生的身体都不太好,很少出门参加活动。

半个月前,我从电话里得知查先生病重,要去香港探望。这两年我一直想把金庸作品集都拍完,现在想拍《飞狐外传》和《雪山飞狐》,一直在找投资、磨剧本。等我决定订机票去之前,查太太又告诉我,查先生病情好转了,又稳定下来。

没想到今天(10月30日,编注)就知道查先生走了。上一次香港博物馆金庸馆开张,我就去香港看过查先生。当时他躺在家里的床上,因为脑萎缩已经不能说话了。这几年,他一直是这样的状态。遇到我这样的老熟人,他的眼睛会眨几下,脸上有点笑容,就这样。

这十年里,基本上家里都是查太太照顾查先生。先生糖尿病其实蛮严重的,70岁的时候还做了心脏搭桥,加上脑萎缩,很辛苦。他太太对他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他每次吃饭之前,都要吃一大把药,后来打针,穿衣服,包括吃东西,以及走到哪里去,都是靠太太照顾。她永远躲在他后面,安安静静地,照顾他。

查先生比较客气,我去香港给他过生日的时候,我们一起吃顿饭,当时他非常有意思,坐着轮椅过来看了我半天,然后笑着说,“张先生,是你啊。”

然后查太太对我说,“哎呀,他还真的就认识你,对你有印象。”当时查先生因为年纪大了,很多人和事都忘记了。一些多年的老朋友和他打招呼,他都不记得,就看着人家发愣。

吃饭的时候,我坐在他旁边,他这个人真的是彬彬有礼,已经不认识饭桌上很多人,但他还是笑嘻嘻的,很慈祥地看着你,举着酒杯,敬你喝酒,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见他身体不好,我策划了一个活动,“不老的金庸”,想给他祈福祝寿,找了李亚鹏、黄晓明、周迅、刘亦菲、胡军、林志颖、刘涛等和我合作过金庸剧的朋友们,分别拍了视频,最后剪到一块,由我当面带到香港,放给查先生看。



张纪中策划了“不老的金庸”活动。(张纪中微博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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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22 09:1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7-6 23:05 编辑

金庸当年回应王朔批评的来龙去脉——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之一)

文汇报

百家号11-0104:23
▲2003年7月,金庸先生在杭州与文汇报读者互动。

文汇报驻浙江记者站前站长、高级记者万润龙与金庸先生是好友。金庸先生生前曾接受过万润龙多次采访,文汇报曾发表万润龙采访金庸先生的50余篇独家专稿,其中,《与金庸对话》《十问金庸》《邓小平与金庸》《金庸剑桥论剑》等均以整版篇幅刊出,在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十问金庸》还被中央电视台“子午书简”栏目全文朗读。万润龙还应金庸先生聘请担任了杭州金庸书友会总经理兼《金庸茶馆》(杂志、网站)主编,参与策划了“华山论剑”“五月联盟”等活动。金庸先生昨去世后,文汇App约请已经退休的万润龙撰写了他与金庸先生的交往经历。文汇App将以连载的形式发表。


▲2003年,应湖南卫视约请,万润龙作为特约主持人,与金庸先生对话。

今年国庆前夕,有朋友告诉我,金庸先生身体有恙。这类消息之前已经有过几次,我都会打电话去香港,向金庸先生的秘书求证,然后辟谣。但这一次我没有向香港求证,而是随即去杭州市出入境管理局办理了港澳通行证,准备专程去香港探望老先生。没想到我还是迟了一步。

昨天傍晚,金庸先生逝世的噩耗传来,我的心一下子变得十分沉重。我随即走进书房,打开金庸先生赠给我的那幅字画,刚劲的启功体跃然纸上:季布无二诺,侯赢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先生的音容笑貌如同过电影似地浮现在眼前。

我第一次遇见金庸先生,是1996年秋。那一天,位于杭州九里松景区的云松书舍落成。此书舍是金庸先生出资1400余万元建造。云松书舍位于杭州钱塘十八景之“九里云松”的起点,这里松林繁茂,鸟语花香,十分幽静。

金庸先生携家人出席了落成仪式。时任海协会会长、上海市老市长汪道涵先生与浙江省和杭州市的领导一起出席了落成典礼。仪式十分简朴,书舍门外放一扩音话筒,金庸及家人与领导在话筒后站成一排,发言者上前一步即可。

那一天,汪道涵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自己也是金庸迷,通读了金庸的14部作品,从中看出了两个字,“仁”与“义”。汪道涵随口举出了大量书中的故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汪道涵最后说,他认为,金庸的小说是可以当做爱国主义的教材来读的。

金庸先生当时十分感动,在答谢时连说了十几个“不敢当”。

典礼结束后,我以《汪道涵论金庸》为题,写了一篇本报特稿,在文汇报上刊出。这篇报道后来成为我独家采访金庸先生的敲门砖。

1998年9月,浙江四校合并成新的浙江大学。次年,浙江大学邀请金庸先生担任该校人文学院院长。金庸先生到任当天下午,浙江大学安排了一次短暂的媒体见面会,金庸先生亮相并作简短讲话。主持人是浙江大学新闻办主任、本报特约记者徐有智教授。徐教授拒绝了数十家媒体采访金庸先生的意愿,却于当天晚上与我一起来到金庸先生下榻的世贸中心大酒店。一见面金庸先生就说,万先生写的《汪道涵论金庸》看到了,许多朋友也看到了,很感谢。当天晚上,我们对金庸先生作了100分钟的独家采访。在这次对话中,金庸先生谈到了与文汇报的友谊,首次披露了自己决定以一元人民币的价格把《天龙八部》的改编权卖给中央电视台,并介绍了自己接受浙江大学邀请的经过。文汇报很快就以整版篇幅报道了我们与金庸先生的对话。

1999年11月3号,我正在文汇报总部开会。翻阅报纸时,我突然看到11月1号的中国青年报上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很醒目:《王朔:我看金庸》,仔细一看,是知名作家评说金庸的小说,持总体否定态度,认为金庸的作品“看不下去”,属于“四大俗”。

国内知名作家如此评说金庸小说,我感到很意外。第一感觉是尽快采访金庸先生,做个专访。于是通过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要了金庸先生在香港的电话。金庸先生不在家,我留下了自己的联系电话。当天晚上,金庸先生电话联系了我。当时,金庸先生还没有看到中国青年报上王朔的文章。当我逐字逐句地读完三千多字的全文后,金庸先生向我表示了三层意思:一、我不认识王朔,过去没有交往;二、去北京大学讲学时,有学生递条子问我对王朔的印象如何,我回答说,王朔的作品看得不多,只看过一两部。我的评价是,很有特色,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个评价应该不是贬义。三、我的作品既然是大众读物,理应让人评说。王朔愿意评说,就让他说吧。

11月4日,文汇报刊登了我对金庸先生的专访。当天上午,文汇报总编辑石俊升先生给我打电话。他表扬了我写的金庸专访,指令我马上与金庸先生联系,希望再次深入地采访金庸,“让金庸先生敞开说,有一个版的内容我们发一个版,有两个版的内容我们发两个版。我不相信王朔的一篇文章能够撼动有五千万以上读者的金庸!”

我通过电话向金庸先生转达了石俊升总编的意见。金庸先生非常重视。在通话过程中他问了我三次:“石先生真的这么说(不相信王朔文章能够撼动金庸的文坛地位)?”在确认之后,金庸先生很认真地对我说:“代我谢谢石俊升先生。但有一个数字我想更正一下,我的书的读者不是五千万,是三个亿,而且不包括盗版。”我问金庸先生这三亿读者的数据出自何处,金庸先生回答说,是国家新闻出版总局的一位领导亲口告诉他的。

金庸先生随后表示,在王朔先生评说我金庸的文章发表之后,我不能自己再来评说我自己的小说。我的小说好不好,读者可以任意评说,我会认真看待读者的评说。但既然文汇报石总编如此重视,我一定不会辜负。我今天会写一篇提供给文汇报作参考,但不会太长。

我问金庸先生,估计会写多少字?他思考片刻后说:1000字左右。

当天晚上6点多,金庸先生的稿件还没发给我。我急了。于是打电话到他办公室,无人接听。再打电话到他家里,通了。金庸先生告诉我,稿子刚刚写好,但打字员小姐下班了,香港有《劳工法》,不能够随意加班。能否等明天打印好再发传真?我一听急了。对金庸先生说,文汇报已经空出版面等着先生的稿件。我这里打字员还在,请先生直接把手写稿传真发我,我们打印后再请先生过目。金庸先生于是把改动较多的手稿传真给了我。


▲这是金庸先生赠送给万润龙的书法条幅。

《文汇报》编辑部:

接奉传真来函以及贵报近日所刊有关稿件,承关注,及感,兹奉专文请指教:-

一、王朔先生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我看金庸》一文,是对我小说的第一篇猛烈攻击。我第一个反应是佛家的教导:必须“八风不动”,佛家的所谓“八风”,指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四顺四逆一共八件事,顺利成功是利,失败是衰,别人背后诽谤是毁、背后赞美是誉,当面赞美是称,当面詈骂攻击是讥,痛苦是苦,快乐是乐。佛家教导说,应当修养到遇八风中任何一风时情绪都不为所动,这是很高的修养,我当然做不到。随即想到孟子的两句话:“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有时会得到意料不到的赞扬,有时会遭到过于苛求的诋毁。那是人生中的常事,不足为奇。“人们随随便便,那是他的品格、个性,不必重视,不值得去责备他。”这是俞曲园的解释,近代人认为解得胜过朱熹。)我写小说之后,有过不虞之誉,例如北师大王一川教授他们编《二十世纪小说选》,把我名列第四,那是我万万不敢当的。又如严家炎教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讲《金庸小说研究》,以及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举行《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国际会议,都令我感到汗颜。王朔先生的批评,或许要求得太多了些,是我能力所做不到的,限于才力,那是无可奈何的了。

二、“四大俗”之称,闻之深自惭愧。香港歌星四大天王、成龙先生、琼瑶女士,我都认识,不意居然与之并列。不称之为“四大寇”或“四大毒”,王朔先生已是笔下留情。

三、我与王朔先生从未见过面。将来如到北京耽一段时间,希望能通过朋友介绍而和他相识。几年前在北京大学作一次学术演讲(讲中国文学)时,有一位同学提问:“金庸先生,你对王朔小说的评价怎样?”我回答说:“王朔的小说我看过的不多,我觉得他行文和小说中的对话风趣幽默,反映了一部分大都市中青年的心理和苦闷。”我的评价是正面的。

四、王朔先生说他买了一部七册的《天龙八部》,只看了一册就看不下去了。香港版、台湾版和内地三联书店版的《天龙八部》都只有五册本一种,不知他买的七册本是什么地方出版的。

我很感谢许多读者对我小说的喜爱与热情。他们已经待我太好了,也就是说,上天已经待我太好了。既享受了这么多幸福,偶然给人骂几句,命中该有,不会不开心的。

金庸

99.11.4

王朔先生的《我看金庸》与金庸先生的“八风不动”迅速激起读者的强烈反响,成为1999年中国文坛的“十大事件”之一。(未完待续)

作者:万润龙

图片:万润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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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金庸当年与文化艺术出版社打官司是咋回事——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之二)
2018-11-01 21:20:50 作者:万润龙
一石激起千层浪,文汇报发表的金庸对王朔《我看金庸》的回应迅速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国内几乎所有媒体都报道了这次“金王论战”,当天出版的新民晚报、羊城晚报及次日出版的中国青年报则直接转载了文汇报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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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俊升总编指示我,要注重文汇特色,不刻意炒作,从文学评论入手,请专家说话。我在采访金庸之后又相继采访了国内的“金学专家”,包括上海复旦大学章培恒教授、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陈墨研究员等。在文汇报刊登金庸先生《不虞之誉与求全之毁》的同日,我采写陈墨先生的专访《金庸小说长盛不衰值得研究》在同一版面刊出。

11月4日,文汇报刊出我写的《金庸大度面对王朔批评》的稿件之后,我接到了中国青年报一位女编辑的电话,她就是刊登王朔文章的责任编辑。她告诉我,她也是金庸迷,对金庸先生十分崇敬,刊出王朔的稿件实属无奈,也是为了完成任务。她希望能够转载文汇报刊出的《金庸大度面对王朔批评》。我告诉她,文汇报明天还会刊登一篇金庸先生自己写的稿件。这位编辑希望我们能够在第一时间把金庸的稿件给她,中国青年报会与文汇报同一天刊登金庸先生的稿件。我随即电话征询了金庸先生的意见,金庸先生一口回绝。他说,中国青年报可以在文汇报刊登之后转载,并且必须注明“转载自文汇报”。

这场“金王论战”持续了一个多月。中国青年报最后是以一幅漫画作为结束语的。漫画上是千军万马在追打一个人,这个人赤膊赤脚,穿着短裤,背上写着一个“王”字,后面追打的大军中,举着无数面写着“金”字的大旗。

就在“金王论战”之后不久,金庸先生给我发来了一份很长的传真,有12页纸。金庸先生在传真中介绍,他与香港明河版权代理有限公司与文化艺术出版社正在打一场官司,他希望通过文汇报表示自己对这场官司的看法。

该案是由于《评点本金庸武侠全集》一书的版权纠纷而引起的。1999年年3月31日,金庸在央视《晚间新闻报道》接受采访时说,今天有人找我签名,我一看是盗版书,不签。评点集其实是一种聪明的盗版方式。随便找几个人说这段好,这段不好,就是小学生也会写的。4月5日,《人民日报》华东新闻发表了《面对盗版:“金大侠”拍案而起》。文中谈到《评点本金庸武侠全集》时,金庸说,编者事先确曾找他接洽过,他想名家评点也不失为一件雅事,便好意地予以首肯。但看到校样时大吃一惊,怎么根本就是小说全文,每页仅加上几句眉批。头两页的眉批还认真一些,后面的就简直是潦草无聊。金庸当即表示完全有悖初衷,坚决不同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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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金王论战的相关报道

对于金庸称《评点本金庸武侠全集》为盗版一事,文化艺术出版社向多家媒体表述了事情经过。称此事金庸与文化艺术出版社经过两个多月的接触,双方对合同所有条款都进行了充分研讨,并由金庸先生本人亲笔改定。1996年12月该社与香港明河版权代理公司正式签署了《评点本金庸武侠全集》出版合同。评点工作由冯其庸先生主持,由中国武侠文学学会组织实施。根据合同,该社邀请13位在国内外有影响的著名专家学者对原作进行了认真的品评与译解,评点人名单及多数评点者的样稿经金庸本人看过,并无不同意见。

鉴于金庸先生在媒体上称据《评点本金庸武侠全集》为盗版一事,文化艺术出版社向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侵害名誉权的诉讼。光明日报等多家媒体对此事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

金庸先生给我的信明确表示: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评点本金庸武侠全集》侵犯了他的知识产权。他当初之所以签约,是因为最初提出评点建议的是自己尊敬的几位学者。但在与出版社签合同时金庸先生强调过,出书前要让金庸本人过目。出版社却没有做到这一点。而且,后来给书作评点的作者也并不全是自己尊敬认同的学者。金庸先生在随后给我的电话中说,“他们中有大学生、研究生及社会人员,有些我根本不认识,甚至名字也没有听到过。”“出版社没有在出版前让我本人看过样书,就匆匆交付印刷。我是书出版后才看到全部评点。有的段落后面仅三个字‘此处好’,这样的评点谁不会?”金庸先生向我强调,他打官司主要是对出版社的做法,与冯其庸先生毫无关系。冯先生当初的创意,与出版社后来的违约,并无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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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润龙与金庸先生采访合影

金庸先生向我表示,他与香港明河版权代理公司已经向上海第一、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对文化艺术出版社的诉讼。

文汇报关注了这起官司并作了客观报道。后来这场官司以双方握手言和而告终。2001年2月16日,诉讼各方在南京签署了和解协议。至此,一场长达两年的法律争执在握手中终告化解。调解书这样写着:文化艺术出版社与香港明河版权代理公司于1996年12月23日定约出版《评点本金庸武侠全集》,为期4年。因向第三者转让授权问题,引起司法纠纷。经友好人士多次善意调解,文化艺术出版社与香港明河版权代理公司及金庸先生本着理清和解决问题、消除误解、实事求是、克己敬人的原则,坦诚协商,同意达成和解条款。文化艺术出版社就自己的一些失误向金庸郑重道歉,作适当自我批评。金庸表示谅解,愿意接受道歉。双方承诺此后不再根据同样事实及理由向对方再度提出司法诉讼或要求。双方并诚意承诺,此后不向外界发表针对对方的法律性不友善言论,至于文艺理论、文学批评、历史讨论等则不在此限。据此,香港明河版权代理公司及金庸撤销在上海第一、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针对文化艺术出版社的起诉;文化艺术出版社向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对金庸的诉讼。

2017年1月22日,93岁的冯其庸先生去世。2月5日,在冯其庸先生遗体告别仪式现场,金庸先生送了花圈。(未完待续)

作者:万润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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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金庸为啥不敢住自建的西湖庭院私宅 ——我与金庸的交往(之三)

文汇报

百家号11-0216:51
昨天的连载之二刊出不久,就有一位网名“张涵”的金庸迷给我发来留言:“当年官司打得那么精彩,如今两位同龄的老哥俩已经相继离去。或许已经在天堂相会,华山论剑,笑看风云!”

写得真好!

冯其庸先生生于1924年2月3日,2017年1月22日去世,享年93岁;金庸先生生于1924年3月10日,2018年10月30日去世,享年94岁。老哥俩都是高寿,都是大家,生前惺惺相惜,互敬互重,即使打官司也不忘友谊,握手言和。这一人生插曲,更显儒雅风范。

话表两头。金庸先生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之后,到杭州的机会多了起来。由于有了《汪道涵论金庸》《与金庸对话》及“金王论战”“评点本金庸武侠全集”官司等报道,我也有了更多的接触金庸先生的机会。


▲1996年,浙江大学在邵逸夫科学馆举行授予金庸先生名誉教授典礼

1999年4月5日上午,金庸先生以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的的身份开讲他的第一堂课。有学生在黑板上写上了“欢迎大师兄”的敬辞。此行期间,金庸先生接受了我的采访。

在金庸先生应聘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之后,我采访了四校合并后的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和党委书记张俊生,潘云鹤校长还在该校新闻办主任、本报特约记者徐有智先生的安排下单独请我吃了饭。潘校长详尽介绍了金庸先生受聘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的整个过程,并且把他用毛笔字给金庸先生写的信的手稿复印件赠送给我。不久后金庸先生到杭州给他的三位博士生上课,金庸先生通过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给我打来电话,说金庸先生夫妇约见我,并且在香格里拉酒店请我吃饭。


▲1997年,金庸在浙江大学百年校庆迎宾酒会上

我当时感到十分欣喜,因为我可以借此机会向金庸先生请教更多的问题。

那天晚上六点,我准时来到香格里拉酒店,金庸先生与夫人正好与另一批来客结束会见,夫妇俩随即请我到餐厅用餐。餐桌上,金庸先生对我的报道表示谢意,我则感谢他给了我独家采访的机会。当晚,我把我准备的几个问题一一向金庸先生求教,金庸先生有问必答,十分从容。

讲到自己受聘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一职,金庸先生表示,自己与张俊生先生是好朋友,张俊生先生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时就有多次交往,而且有许多话题上观点一致。张俊生先生1998年回到浙江,四校合并后又担任新浙江大学的党委书记。此后,张俊生先生几次联系金庸先生,诚意邀请金庸先生担任新组建的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在此期间,金庸先生又收到了潘云鹤校长的亲笔信。“张书记和潘校长这样诚心诚意,我没有理由拒绝他们。”


▲金庸和浙大学生在一起,这是他十分放松的时刻,他喜欢给学生们上课,和他们交流。

金庸先生告诉我说,他一直认为自己的学问很不够,希望有机会再进大学深造,“这次到浙江大学任职,也给了我一个学习的好机会。浙江大学有这么多的大教授,有幸与他们成为同事,向他们求教应该会更加方便。”

此后,我把以上采访内容整理成一篇专稿,文汇报以独家特稿的形式刊出,并且配上了潘云鹤校长的亲笔信的复印件。读者反响很好。

2011年5月6日,张俊生先生的著作《亲历回归与合并——张俊生访谈录》(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杭州举行首发式,我应邀出席并发言,并写了评论《历史需要亲历者的讲述》。在这部书中,张俊生先生讲述了他与金庸先生的交往和友谊,包括邀请金庸先生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的经过。这是一段佳话。


▲金庸和浙大学生在一起

就在这一餐桌上,我问金庸先生:现在到杭州来是否会去云松书舍居住?这个问题在此前采访时已经询问过,金庸先生未具体回答。这次是在餐桌上,碰杯之后,随口一问。金庸先生这次回答得很具体:“柴(松岳)省长也问起过同样的问题。我告诉柴省长,这个地方我不敢住。”见我很有兴趣听,金庸先生向我详细地作了讲述。

1981 年7月18日,邓小平先生在北京中南海会见了金庸先生及其家人(此话题后表,2004年8月17日,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文汇报以整版篇幅刊登我写的特稿《金庸眼中的邓小平:我这辈子最佩服的人就是他》)。金庸的小说在大陆就此从禁书成为读者欢迎的畅销书,金庸先生也成为各地竞相邀请的贵宾。

“杭州是我的三大福地之一,我喜欢来,与钟伯熙、卢文舸、王永明几任市长都是好朋友。前几年到杭州,市领导请我吃饭,向我提议,在杭州西湖附近选一块地,为我建造一处庭院式住宅,今后我回杭州就住在这里,我过世后就献给杭州。我很认同这个建议,坚持由我自己出钱,委托杭州市有关部门负责设计建造。开始是1400万元预算,后来突破了一些,大约花了1600多万元。”云松书舍1994年10月奠基,1996年秋落成,汪道涵、万学远(时任浙江省长)、张俊生(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钟伯熙(杭州市老市长)、王永明(时任杭州市长)等出席落成典礼。典礼结束后,金庸先生陪同来宾参观云松书舍,大家对这座坐落在西湖九里云松的新人文景观赞不绝口。“就是这次参观让我改变了主意。我当天就向杭州市的领导提出提前捐赠的请求。”


▲1996年11月5日,金庸参加完捐赠云松书舍仪式后游览西湖

“为什么?”我好奇地问。

“这已经不是普通的民居,规格太高,造得像行宫了。我如果住进来,一定会折寿的。”金庸先生告诉我,云松书舍落成之后,他从未到这里住过一天。

金庸先生信佛,相信因果报应。

就在这次宴请的过程中,我向金庸先生提出了创办金庸茶馆的建议。(未完待续)

相关链接

应邀担任浙大文学院院长 金庸先生将在杭定居

文汇报1999.03.25

本报杭州3月24日专电(记者万润龙) 金庸先生已于今日到达杭州。据浙大校方今天介绍,已接受浙大邀请担任浙大文学院院长的金庸今后将定居杭州,其在浙大的生活起居将由校方负责。

据浙大港澳办负责人介绍:金庸先生与浙大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经常到浙大来进行学术交流,还曾担任杭州大学(现已并入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客座教授。加之金庸先生祖籍浙江海宁,对杭州一直有着特别的感情。另外,几年前辞去《明报》职务的金庸先生一直希望实现他人生的“第五个理想”——研究学问,静静地读书。在经过仔细权衡后,金庸先生认为浙大是他实现理想最合适的地方。金庸的胞妹查良璇是杭州居民,妹夫曹时中是我国著名的建筑纠偏专家。对于未来浙大的教学工作,已75岁高龄的金庸先生表示:不仅希望与浙大的教师们交流,更希望与青年学生多多接触。但考虑到金庸先生的身体状况,浙大校方表示在教学方面会在尊重金庸本人意愿的基础上作出妥善安排。浙江大学在征得金庸先生同意后,已决定于3月26日下午安排金庸先生与新闻界见面。


“金大侠”杭城自道 浙大人文学院院长查良镛与记者对话

文汇报1999.03.27

本报杭州3月26日专电(记者万润龙 特约通讯员徐有智)著名小说家、老报人查良镛(金庸)前天刚到杭州,今天就以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的身份与媒介见面。由于本报昨天的一则消息中“预告”了他今天下午将会见记者的消息,致使与会的记者大大超出组织者的预料,其中有专程从香港、北京、上海等地赶来的记者。

查先生回顾了他接受邀请来浙大任职的经过。他表示,浙江大学人文学科曾出过姜亮夫、夏承焘这样的大家,他就任新职后会时常求教于同行,与大家一起研究学问。“如果在学问上有一些进步,那就是很大的收获了。”

会议组织者将“首席提问”的权利给了本报记者。本报记者问查先生:两年半前,在查先生捐巨资建造的杭州云松书舍落成典礼上,汪道涵先生曾对他看过的查先生的十四部武侠小说作过评价,认为是“仁”、“义”二字贯穿始终。如今查先生在讲坛上是否也会融入“仁义”的主题?查先生回答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主题。查先生表示,“仁义”是大原则,在学术上则主张展开讨论。

在回答新华社、中央电视台、香港太阳报、浙江电视台、上海有线电视台、北京青年报、杭州日报等媒介的记者提问时,查良镛先生谈到以下几个方面:

当今世界教育的潮流是“通史”教育,交叉学问。作为在校的大学生,应该对各种学问都要有所了解,因此,开课课目目前虽未完全确定,但以横向为主,如讲新闻,必涉及其他学科,天上地下,均会涉及,形式则以讲座为主,有问必答。

(有朋友为金庸争取诺贝尔奖提名而奔走),对此,在我看来,诺贝尔奖的评委是西方国家的多,有反共和反中国的传统,我一不反共,二又爱国,所以不会够他们的“条件”。我不会牺牲自己的信念去迎合他们的喜好。所以,这种奖不可能靠“奔走”获得,也大可不必“奔走”。

浙江有很好的文化基础,中学教学质量高,因此大学的生源也好。浙江的文化有好的传统,出过鲁迅、茅盾、郁达夫这样的大师,因此,将浙江大学办成世界一流大学既是全校师生的志向,也是我的志向。我会尽自己所能与海外联系,请各国名流大师到浙大讲学。

全世界都有地方学派,江总书记对我说过,浙江出过许多文人。文人多了,形成风气,学问就发展了,这是好事。浙大人文学院应该成为培养文学家的园地。

我已经(于1995年)在浙江大学(出资20万港元)设立了“浙江大学金庸人文基金”,这次应聘到浙大任职,校方给了我最高的待遇(享受院士待遇),我已经与夫人商定,将所有薪水都放到这个基金中去。我小时候家里清贫,读书很苦,现在条件好一些了,应该资助那些清贫的学生。

我每年还要有几个月去英国搞研究(查先生是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剑桥大学罗宾森学院和剑桥大学李约瑟学院的名誉院士),但我会争取在杭州多呆一些时间。浙江是我的家乡。在杭州工作我会很愉快,可以交许多新朋友。今后年纪大了,我可能会在杭州定居。

作者:万润龙

图片:浙江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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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思思金庸开茶馆,李书福怎么会参股?——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之四)
    | 发布时间:2018-11-06 09:22:50
  在那天的晚宴上,我见金庸先生很放松,便将自己思考了多日的话题向金庸先生提了出来:“查先生,现在有这个学那个学,依我看,金庸学也应该能够成为一门学问。汪道涵先生、章培恒教授、陈墨先生都提到过‘金庸先生的作品就是一门学问’。您有那么多的读者,有那么多的学者教授在研究您的小说,您现在又担任了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浙大人文学院应该可以来做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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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亲自为茶馆题名

  金庸先生稍作沉思,对我说,北大中文系严家炎教授专门开设了金庸小说的课,也有不少朋友提出过同样的建议。但是,提“金庸学”恐怕不妥。更何况自己担任了浙大人文学院院长,根本不可能请人文学院的同道来做这件事。

  我说,如果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不方便做这件事,我们可以牵头组建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的主要任务就是传播您的作品,研究您作品的特色,包括组织书友会,举办研讨会等,当然还可以搭建一些平台,比如开一家金庸茶馆,办一本金庸学的杂志,创立一个传播金庸学的网站。

  金庸先生对我的建议很感兴趣。他说,宝岛台湾有一家报纸开设了“金庸茶馆”的专栏,专门发表与金庸及金庸作品相关的话题,蛮有味道。如果能够开一家金庸茶馆,让喜欢我作品的小师弟小师妹们时常到茶馆来喝杯茶,聊聊天,与我交流交流,倒是一桩好事,我很赞成。

  金庸先生让我先拟写一份方案,把组建公司的构想,包括公司的名称、公司的具体任务、公司投资的额度、公司股东的构成、公司的盈利方向及风险,等等,理出一份有清晰思路的可行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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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了金庸先生交待的任务后,我立即回到上海,向当时的文新集团(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领导和报社领导作了汇报,得到了领导的认可。当时,有领导提出,为避免风险,是否邀请一两家企业共同参与?我找到了我的好友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先生和时任吉利大学校长的罗晓明先生,他们都表示乐意参与。集团领导研究决定,由我具体负责与金庸先生合作的事宜。考虑到文汇报记者站不便参与经营,决定设立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浙江办事处,聘任我担任集团驻浙办事处主任。

  我做了一份十分详尽的方案,通过传真发给了金庸先生。这份方案的要点如下:由金庸先生、文汇报、吉利集团、杭州文新公司四家共同组建以金庸先生命名的公司,注册资金300万元,公司组建后在杭州开办一家金庸茶馆,创办一本《金庸茶馆》杂志,设立一个“金庸茶馆”的官方网站,开展读金庸小说的征文和评奖活动,组织金庸先生与读者的互动,完成金庸先生交办的各项任务。

  金庸先生同意方案的基本内容,约我尽快到香港商讨具体细节。

  几天后,我专程赶赴香港,第一次走进金庸先生位于维多利亚港湾的办公室。金庸先生尚未到办公室,他的秘书接待了我。向办公室外望去,可居高临下三面环视维多利亚港湾,对岸可见中国银行的标志性建筑,以及建筑群楼构成的天际线,身处其中,让人心旷神怡。办公室内,四周全是书柜,书柜中有各种版本的金庸小说,中文版的有繁体字版,简体字版,大陆版,香港版,台湾版,外文版的有英语、俄语、德语、阿拉伯语等各种语系的版本,堪称金庸作品的集大成处。

  金庸先生十分准时,在我们约定的时间走进办公室。

  那天我们直奔主题,讨论方案。在讨论公司名称时,金庸先生否定了“金庸会”、“金庸学研究会”、“金庸读书会”等名称。金庸先生说,就叫金庸书友会吧,以书会友,以书交友,以书悦友。金庸先生同意在杭州开一家金庸茶馆,他表示会为茶馆题名。“茶馆不要以盈利为主,我的小师弟小师妹们进来喝茶,可以不收他们的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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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在办公室里接受万润龙采访。

  金庸先生同意办一本《金庸茶馆》杂志,“除了选大家的评论文章,也要选年轻人的文章。我很乐意与小师弟小师妹交流,尤其喜欢他们对我小说提出的批评。”让我感到高兴的是,金庸先生一口答应会给《金庸茶馆》创刊号写开篇语。

  谈到股份的分配和出资的比例,金庸先生均表示同意。但他坚持要出钱持股,“我不当第一大股东,我会出一部分资金,表示对这家公司的支持,也表示自己对这家公司的一份责任。”“我只当普通的董事,不当董事长。”

  谈到公司总经理的人选,金庸先生强调,“其他的人我不熟悉,也不会考虑推荐谁。希望万先生能够担任总经理。如果你推脱不当,我就不出资参与这件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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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于杭州杨公堤北首的金庸茶馆(原)

  谈到金庸茶馆的选址,金庸先生赞同我的建议:给时任杭州市委书记的王国平先生写一封信,请求杭州市有关部门的支持,“万先生,一定要尊从政府的考虑,不要让政府为难。”“代我向王国平书记问好,我与他是好朋友,他的围棋下得很好。”金庸先生告诉我,他也喜欢下围棋,常常以棋会友,拜高手为师,与吴清源、陈祖德、刘小光等都有过“手谈”,“我最崇拜的是吴清源大师,但真正行过拜师礼的师傅是聂卫平。”“中国棋协给我颁发了业余六段证书,日本棋院也给我颁发了段数证明书。这是他们客气,我的水平其实不到六段。”“我很赞同日本棋院的围棋‘五得’说:得好友,得人和,得教训,得心悟,得天寿”。

  回到杭州后,我一面向总部汇报金庸先生对创办公司的具体意见,同时给王国平书记写了一封信,转述了金庸先生的问候,以及办公司、开茶馆的计划,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未完待续)

  >>>附录:

  金庸先生为《金庸茶馆》杂志写的开篇之作《关于金庸茶馆》

  我撰写武侠小说,最大的动机是在于我很喜欢武侠小说。从儿童时起,大部分的零用钱就花在购买武侠小说上,每次从家乡(海宁袁花)到硖石(海宁县最繁盛的市镇,我外婆家,亦即我表兄徐志摩、表叔蒋百里的居处)、杭州、上海这些大地方,必定请人带去书店买武侠小说。和我同好者之一,是我的一个侄女查懿德,她比我年纪稍大,但因对旧小说有同好,她借了很多小说给我看,我们也常谈小说中的人物。另外一位同好,是我姑丈的四姨太,我叫她四阿姨。那时我八九岁,她已经四十多了,但我们仍可一起谈旧小说。我的额外收获,是承她给我很多糖果、糯饼、冰激淋。

  我一开始写小说,就有娱乐自己的作用。那时我在香港大公报工作,工作的内容是翻译英文电讯、编辑国际新闻,每星期写一篇"社评"。同事梁羽生(陈文统)是《蜀山剑侠传》与《十二金钱镖》的迷,日常自然有了话题。此外对文学有兴趣的同事,有萧乾和袁水拍两位前辈先生(我编国际新闻、他们两位翻译,还有后来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谭文瑞先生,谭兄喜欢俄国文学,后来译了A·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暴风雨》,跟他们谈的是希腊悲剧等等话题)。

  总而言之,不论小孩或大人,谈论小说中的人物,是一件兴味极高的事。我妈妈爱读《红楼梦》,她常和我的堂嫂、堂姐她们谈贾宝玉、林黛玉等等。我妈妈最喜欢的人物是探春,其次是薛宝琴,她会背薛小妹新编的"怀古诗",我想起来还觉得有点奇怪。

  自从我写了武侠小说之后,遇到的朋友,不论是旧朋友还是新识的,总是和我谈陈家洛、萧峰、阿朱、小龙女,我不大接口,旁边就有人接上去,谈论不休。有人还兴犹未尽,约了下次再谈。

  如果有个茶馆,茶客们逢到了,沏一杯茶,谈谈袁承志、青青、阿九,倒也有点味道。因此,台湾的朋友们组织了一个"金学研究会",要出版"金学研究"刊物。我就说我写的小说内容浅薄,平日消遣倒也不妨,茶余酒后,也不妨作为谈资。"金学"两字,愧不敢当。有读者说,有人研究钱钟书先生,称为"钱学",金钱,金钱,金还在钱上,"金学"有何不可?我说,和钱先生相比,我学问太浅,天差地别,不可相提并论。但台湾还是有一批金庸小说爱好者,他们自称拜"金"主义者、"纸醉金迷者",还组织了一个"拜金"团,到香港来拜访我,释称:"拜金者,拜访金庸也"。拜访某人,当然可以。

  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的主持人赵先生、胡先生,文汇报前总编辑石先生,浙江站站长万先生为人厚道热心,都是我的读者兼朋友。承他们好意,发起组织"金庸书友会",要开一家茶馆,供书友们谈天说地。我欣然同意,但坚决拒绝用"金学研究"之类名称,因我学问肤浅,作品肤浅,不敢当"金学"之称。"金庸茶馆"则小至九岁,老至八九十岁,大家都可来泡一杯龙井,指出金庸小说中的错误,我和各位书友谈天说地,高兴之极。既交朋友,又遣雅兴,岂不快哉!"金庸茶馆"期刊,亦以此为宗旨,只谈小说人物故事,不涉时人时事,岂不快哉!

  往期回顾

  浪潮新闻顾问万润龙和金庸先生的往事连载|金庸为啥不敢住自建的西湖庭院私宅 ——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之三)

  昨天的连载之二刊出不久,就有一位网名“张涵”的金庸迷给我发来留言:“当年官司打得那么精彩,如今两位同龄的老哥俩已经相继离去。或许已经在天堂相会,华山论剑,笑看风云!”【点击阅读全文】

  浪潮新闻顾问万润龙和金庸先生的往事连载|金庸当年与文化艺术出版社打官司是咋回事——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之二)

  一石激起千层浪,文汇报发表的金庸对王朔《我看金庸》的回应迅速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国内几乎所有媒体都报道了这次“金王论战”,当天出版的新民晚报、羊城晚报及次日出版的中国青年报则直接转载了文汇报的报道。【点击阅读全文】

  浪潮新闻顾问万润龙和金庸先生的往事连载|金庸当年回应王朔批评的来龙去脉——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之一)

  编者按:文汇报驻浙江记者站前站长、高级记者万润龙与金庸先生是好友。文汇报曾发表万润龙采访金庸先生的50余篇独家专稿。万润龙还应金庸先生聘请担任杭州金庸书友会总经理兼《金庸茶馆》(杂志、网站)主编,参与策划了“华山论剑”“五月联盟”等活动。金庸先生昨去世后,文汇App“近距离”约请已经退休的万润龙撰写其与金庸先生交往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以志纪念。【点击阅读全文】

来源: 中国网    | 作者:万润龙    | 编辑:张云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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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筹办金庸茶馆——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之五)

文汇报

百家号11-0518:31
给王国平书记的信是让司机专程送到市委市政府收发室的。第二天,杭州市委办公厅就给我打来电话,说王国平书记已经在我的信上批示,批示的复印件会送给我。

当天下午,我就收到了王国平书记的批示。批示直接写在我给王书记的信上。批示对金庸茶馆的开办表示支持,并交代给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局长张建庭先生,请市园文局帮助落实选址。

后来遇到王国平书记,他表示了更加具体的意见:金庸先生是文化名人,金大侠能够选择杭州创办金庸茶馆,是杭州的幸运。杭州的未来需要增加文化内涵,相信金庸茶馆的开办必然会给杭州增光添彩。王国平书记让我转告金庸先生,金庸茶馆开张之日,他一定会前来祝贺。

后来金庸书友会成立暨《金庸茶馆》首发暨金庸茶馆开张,王国平书记果然亲自前来祝贺,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在庆典仪式上说了一段金庸先生与文汇报在雷峰塔重建过程中的故事。

雷峰塔1924年塌毁之后,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重建。1999年,时任杭州市副市长的叶德范先生找到我,希望文汇报能够就雷峰塔的重建发声。我采访了市园文局老局长施奠东、园林大师陈从周的弟子陈洁行等专家学者,文汇报以一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我采写的独家采访《西湖不能没有雷峰塔》。当年国庆前夕,浙江省政府省长办公会议专门讨论了雷峰塔重建的主题,决定遵从民意,重建雷峰塔,并任命时任浙江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王国平同志担任雷峰塔重建领导小组组长。文汇报此后又连续追踪报道雷峰塔重建的整个过程,其中包括四个整版的特别报道。2000年4月,王国平担任杭州市委书记,2002年10月25日,重建后的雷峰塔对外开放。


▲倒塌前的雷峰塔(上),重建后的雷锋新塔(下)

在重建过程中,杭州市向全球公开征集雷峰塔重建方案,并将初选的五份优秀方案向公众展示,请公众选择最佳方案。在此过程中,有一对矛盾始终绕不开:雷峰塔之所以倒塌多年未能重建,就是因为有一种观点,认为雷峰塔是封建势力的象征,把追求自由的白蛇压在塔下。雷峰塔倒塌,白蛇得以解放。如果雷峰塔重建,是否又要把白蛇压住了?王国平书记为此向金庸先生求教。金庸先生提出,可以在重建雷峰塔时把塔的底部镂空,这样塔可以重建,白蛇也可以自由进出。杭州市采纳了金庸先生的建议,将雷峰塔的底部建成穹顶式,穹顶下是倒塌雷峰塔的遗迹,穹顶上部是雷峰新塔。

王国平书记在会上说:文汇报刊登的万润龙先生的报道,大大推进了雷峰塔的重建;金庸先生提出的重建建议,又促成了现有方案的一锤定音。


▲穹顶下的雷峰塔遗址

此是后话。

收到王国平书记的批复后,杭州市园文局局长张建庭先生约我商议了数次。当时我们的对金庸茶馆的选址要求是三个:西子湖畔,环境静幽,五六百平方米面积。

2003年暮春的一天,张建庭局长突然给我打电话,他让我立刻去一趟杨公堤北首,说王国平书记刚刚看中了一处建筑,建议在这里开金庸茶馆。

我于是匆匆赶去。在曲院风荷入口处的马路对面,有一条小路,穿过小路,过一座小石桥,是一个半岛,岛上有一座二层楼的老房子,房子旁有一凉亭,半岛约有一亩左右面积,三面临西湖,背面与金沙港度假村相连,石桥的外侧还有一个小型停车场,可以停10多辆小车。张建庭局长告诉我,刚才王国平书记到杨公堤考察,我们向他介绍了这处建筑的历史。这是一处民清建筑,是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的好友、担任过上海总商会和中华总商会会长的王晓籁先生的私家别墅,解放后这里做过政府机关的办公楼,后来杭州市政府引进华大基因公司,这里又成为华大基因的办公楼。西湖西进过程中,所有企业迁离西湖景区,西山路改成了杨公堤,这处建筑就成为北首第一家。王国平书记建议把金庸茶馆设在这里。


▲原金庸茶馆,西湖边杨公堤北首的幽静小楼

我当时的感觉,这里一切都很好,就是面积小了点,楼上楼下加起来才200多平方米。但既然是王国平书记推荐,又是独门独户,岛上空地可以做室内经营场所的延伸,应该可以成为金庸茶馆的最佳选择。

我随即连线香港,向金庸先生汇报了金庸茶馆的选址情况。金庸先生一听是王国平书记推荐的房子,又是民国时期王晓籁先生的故居,十分乐意。他当即就表示;“万先生,就选这里,不必再费心另外选址。”

金庸茶馆的选址问题解决后,我们加快了工商登记注册、招聘《金庸茶馆》杂志编辑人员及茶室工作人员。金庸先生的注册资金最早到账,文汇报、吉利集团、杭州文星公司的资金也分别到账。由于有了王国平书记的批示,办理开业手续一路绿灯。(未完待续)

作者:万润龙

编辑:蒋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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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新闻顾问万润龙和金庸先生的往事连载|我不是黄金荣杜月笙——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之六)
    | 发布时间:2018-11-07 15:31:01
  我没有办过茶馆,但写过杭州的茶馆,在茶馆经营者中也有几位朋友。接受了创办金庸茶馆的任务后,我便向这些茶馆专家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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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请教最多最具体的还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杭州湖畔居茶楼的总经理朱家骥先生,他担任过《风景名胜》杂志的副主编,我曾为这本杂志写过《杭州突围》的报告文学,老朱还是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茶馆专业委员会主任和杭州市茶楼业协会会长,是茶馆业的专家,湖畔居茶楼在他的主持下办得闻名遐迩,充满文化气息,被誉为“杭州第一茶楼”。

  老朱对金庸茶馆的创办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表示,金庸茶馆需要茶味、文化味、金庸味三味融合,装修及室内布局需要体现侠义特色,让茶客入内有置身快意江湖的感受。

  根据朱家骥等内行的指点和设计师的领悟,金庸茶馆的装修进展顺利。其间,我请了多位专家到现场指教。

  在金庸茶馆筹建的同时,《金庸茶馆》杂志的筹备工作也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经过筛选,六位才华横溢的青年人入选,他们平均年龄25岁,都是金庸先生的铁杆粉丝,对金庸小说里的一个人物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熟悉,并且能够挑出刺儿来。他们的到来揽走了许多具体事务,包括茶馆的装修,杂志的征稿、编辑和采写。

  金庸先生对金庸茶馆的装修风格和《金庸茶馆》杂志的谋篇布局很是牵挂。我们把第一期创刊号的讨论栏目几次发给金庸先生,金庸先生提出了十分具体的意见。他告诫我说,《金庸茶馆》杂志要约请名家学者撰稿,更要为青年人提供评说的平台,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都需要。

  有一天,金庸先生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在杭州,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处理教学事务,想到文汇报记者站来见见《金庸茶馆》的小同事。放下电话,我宣布了这个好消息,办公室里一片欢呼。

  当天下午,金庸先生就来到了位于杭州众安桥金融大厦的文汇报浙江记者站办公室。我们的办公室在7楼。金庸先生进大楼时,楼下楼上各单位的工作人员惊喜得大叫,许多人跟着金庸先生上楼,在我们的办公室外围观。一些熟识的朋友则挤进玻璃门来与金庸先生合影,请金庸先生签名留念。

  金庸先生让我们大家坐了下来。他一一问过《金庸茶馆》编辑部人员的姓名,得知他们都是金庸迷,他十分高兴地问,你们读我的小说一定有自己的见解,能不能说给我听听。见金庸先生毫无架子,平易近人,六位小青年也就放开了胆子畅所欲言。他们甚至可以随口举例说出金庸小说不同版本故事细节的不同,并对金庸先生要全面修改自己小说的计划提出不同看法。金庸先生兴致盎然地说,想不到你们对我的小说这么熟悉,编《金庸茶馆》杂志一定不会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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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在金庸茶馆与工作人员合影

  那天,金庸先生与我们一起选定了《金庸茶馆》的12个栏目,包括学者、名家点评金庸作品的“华山论剑”,金庸小说人物分析“人在江湖”,读书笔记“金庸小札”,介绍金庸小说中涉及的兵器、武功招数的“藏经阁”、以及“金迷”文章“众言堂”等。金庸先生表示,他巳经封笔多年,但为了《金庸茶馆》再度出山,将为每期杂志撰写2000字左右的杂文一篇。

  那天,《金庸茶馆》的美编杨希把杨公堤金庸茶馆的选用照片请金庸先生过目。金庸先生逐张审看,最终选定了30多张照片,其中有金庸先生与领导人的合影,与各界人士的合影及金庸影视剧的剧照等。

  我向金庸先生汇报了金庸书友会成立庆典仪式的具体内容,金庸先生还见了我们聘请的金庸茶馆经理张建华先生。张建华先生也是金庸迷,他是杭州五常武术队的总教头,熟识十八般古兵器,当时正在参与编撰《五常兵器——十八般武艺》一书,在武林界颇有名气。张建华先生虽然尚武,却生性儒雅,经营过饭店。金庸先生表示满意,并对我们的工作表示感谢。

  经过金庸先生审核,我们加快了工作的步伐。经过金庸先生选定的照片经过放大、装框,一一挂上金庸茶馆的四壁。照片一上墙,金庸茶馆的“金庸味”顿时浓了起来。

  金庸书友会创立暨《金庸茶馆》创刊暨金庸茶馆开业仪式进入了倒计时,金庸先生圈定的邀请名单逐个落实,来宾礼品已经订制,庆典场所已经选定,金庸先生参加庆典前后的活动安排也逐项对接完成,志愿者队伍整装待发。

  此时,我突然接到金庸先生电话,“万先生,我有重要事情与你商议,希望能尽快与你见面!”

  我放下电话立即让司机小王开车把我送到金庸先生下榻的香格里拉酒店。金庸先生心事重重地对我说,“万先生,希望把巳经上墙的照片作些调整,把我与领导人的合影全部换掉,换照片的钞票我自己出,不要公司出钱。我与普通朋友的照片、与小师弟师妹读者朋友的照片和影视剧照不用换。”

  见我有所不解,金庸先生解释道:“刚才有浙江大学的朋友来看我,他说已经去金庸茶馆参观过,茶馆很不错,但为啥要挂这些与领导的合影?民国时期上海滩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以及他们的同伙喜欢在他们的经营场所挂他们与官员大佬的合影,为的是撑他们自己的台面。难道查先生(金庸先生本名查良镛)也需要领导来帮您撑台面?”

  “万先生,请你务必尽快把那些照片换下来。我不是黄金荣杜月笙!”(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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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新闻顾问万润龙和金庸先生的往事连载|小师弟小师妹向金庸先生提了1000多个问题 ——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之七)
    | 发布时间:2018-11-09 17:21:37
  金庸书友会创立暨《金庸茶馆》创刊暨金庸茶馆开张的准备工作让我们忙得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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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采访金庸先生的媒体蜂拥而来,光央视就有“新闻夜话”和“新闻会客厅”两拨人马,当红主持人沈冰也专程来到杭州。我们每天向金庸先生汇报要求采访的媒体名单,让金庸先生自己决定接受那家媒体采访。大多数媒体都安排在金庸书友会成立仪式时的现场采访。金庸先生选定的纸媒是南方周末,央视选定了两个采访组,并且同意进入杭州电视台演播厅接受采访,他告诉我:“我的茶馆开在杭州,杭州的电视台我不能推脱。”

  不少金庸迷向我们表达了希望有机会与金庸先生对话。我们向金庸先生作了转达。金庸先生对此很感兴趣,同意在杭州剧院与金庸迷见面并且回答大家的提问。新浪网获悉此事后,主动与我们联系,希望参与金庸先生与金庸迷之间的互动,包括现场直播,金庸先生十分认可。为此,我们与新浪网联手,提前半个月作了金庸先生将与读者见面的消息预告,并向金庸迷征集“我有问题问大侠”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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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7月25日,79岁的金庸在杭州剧院举行演讲,与读者互动。

  金庸迷对这次活动表示了很大的热情,在发出预告到金庸先生演讲之间的半个月时间里,居然有4800余位读者提出了问题。作为金庸先生演讲的主持人,我和《金庸茶馆》的同事从中选择整理了40个问题,准备请金庸先生就这些问题与读者进行对话。金庸先生要求我再从中选出10个问题给他,他需要做些思考和准备。

  我们最后选了11个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传给金庸先生。这11个问题是:

  听说您正在写一部《中国通史》,不知这本书何时问世?这部《中国通史》与已有的《中国通史》有什么区别?

  听说您在修改自己的小说,您为什么要修改,如果改坏了读者不满意您还会改回去吗?

  有人说您是“一手写社评,一手写小说”,您认为您的成就是评论大还是小说大?

  您到浙江大学担任人文学院院长,您已经做了哪些工作?您对自己招的博士生满意吗?

  最近,国内一些媒体联合举办了“20世纪中国十大文化偶像”的评选,您得票24429张,排名第二,仅次于鲁迅,在钱钟书、老舍、巴金、钱学森、梅兰芳、杨振宁等人之前,您认为文化应该有偶像吗?您是否有“偶像”?

  您的小说改编成了多部影视剧,听说您对绝大多数都不满意。您为什么不满意?既然不满意,为什么还要卖版权让别人拍影视剧?

  我已经看到过好几本不同作者写的《金庸传》,最近又看到傅国涌先生写的《金庸传》,您看过这些《金庸传》吗?您对这些书是否满意?您自己会写《金庸传》吗?

  您在您的小说中写了那么多人物,您最满意的是哪一位?

  您投资创立金庸书友会,办《金庸茶馆》杂志,开金庸茶馆,是否准备借助这个平台打造金庸产业?

  您的作品中各种学问博大繁杂,令人叹为观止,不知是写作时一时的灵感还是生活的阅历?

  您早年学法律,后来当记者,办报纸,写小说,在我们看来,您的人生丰富多彩。您有缺憾吗?您最大的缺憾是什么?

  金庸先生对读者提出的这些问题很有兴趣,“万先生,他们提的问题很有水平,我乐意回答这些问题。今后,《金庸茶馆》还可以开一个栏目,叫‘金庸答问’,专门由我来回答小师弟小师妹提出的问题。”

  我们去杭州剧院落实金庸先生与读者见面的场地。由于要布置会场,需要全天租用,加上其他开支,大约需要10万元左右的费用。金庸书友会还在筹建,出这笔费用有些奢侈;让读者买票,金庸先生不会同意。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石梁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邱建生先生也是金庸迷。他听说我们为这次活动的费用为难,主动提出由石梁酒业来独家赞助。金庸先生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表示要见一下邱建生先生当面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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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7月25日,79岁的金庸在杭州剧院举行演讲,与读者互动。

  7月24日傍晚,金庸先生夫妇俩在杭州花中城大酒店会见了专程从天台赶来拜见金庸先生的邱建生董事长,同行的还有当时的天台县委书记。金庸先生对邱建生表示感谢。邱建生设宴招待金庸先生夫妇。宴席中,金庸先生谈笑风生,与邱建生等人交谈甚欢。金庸先生说,你们在天台山为官创业,与神仙为伴,真是有幸。为了表示谢意,酒过三巡后金庸先生起身,他走到一旁的书桌边题词留念。我们围在金庸先生四周,只见他不假思索,一气呵成写下四行诗句:佛宗道源之地,刘阮遇仙之境,济颠在此出家,为宰羡煞我也!落款金庸。我们都拍起手来。

  金庸先生走回餐桌后,再次举杯说,他小时候就知道天台山,这里的国清寺是佛教天台宗的祖庭,桐柏宫是道教南宗的祖庭,赤城山玉京洞是道教第六大洞天,刘阮遇仙、济公出家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金庸先生对县委书记说,“你在这里当县宰,真正让我羡慕。”

  餐桌上,金庸先生再次提及金庸迷们提出的问题。他告诉我,第一个问题正是自己想说的话题。国内过去的《中国通史》已经有不少人写过,包括翦伯赞、范文澜等大家写的,写得比较深奥,半文半白,许多读者看不懂,难以普及。中国人必须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所以,自己打算写一部通俗易懂的《中国通史》,用白话文写,以讲故事的形式写,让读者轻松地读历史。

  金庸先生话锋一转,“时下书店的《中国通史》和学校的历史教材都把中国的历史写成阶级斗争史,我要写的《中国通史》是民族融合史。什么时候搞阶级斗争,中国就贫穷落后,国家的版图就小;什么时候搞民族融合,中国就富裕发达,国家的版图就大。明天与读者见面,我想说说我的这个观点。”(未完待续)

  附录:文汇报2003年7月27日报道

  大侠旋风掠西湖——记金庸酷暑杭州行

  ■文/本报驻浙记者 万润龙

  今天下午,著名作家金庸携夫人结束了短暂而又紧张的杭州之行,乘坐“港龙”航班返回香港。

  金庸的杭州之行,恰似在酷暑之中刮起了一股旋风,吸引了无数金庸迷,也留下了许多有益的话题。

  金庸的杭州之行,除了会见朋友,就是与金庸迷和记者见面。短短3天时间,金庸先生接受了央视“新闻夜话”和“新闻会客厅”两个节目组的专题采访,接受了本报及南方周末、东方早报、钱江晚报、每日商报等20多家媒体的集体采访,还应本集团邀请在杭州剧院举办了一场专题演讲会,并参加了昨天下午金庸书友会成立和《金庸茶馆》首发等多项庆典仪式,忙得不亦乐乎。

  由于新浪网在半个月前已经作了预告,有1000多位网友在网上向金庸先生发了帖子。到25日现场开讲之后,提问者竟然达到4800余人。加上现场的千余名听众,一问一答间,金庸与金庸迷之间的互动煞是热闹。

  记者参与了所有的采访和演讲活动。感觉中似乎没有一个问题能够难倒金庸。他回答问题时的神态,答问时所显示的那种睿智,让人难以相信这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一位听众问金庸:您那么大的年纪,冒着这样的酷暑,来为这本《金庸茶馆》造势,何苦?金庸用了八个字作答: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赢得场上一片掌声。问得最多的是有关影视剧改编的问题。许多人对央视版的“金剧”不满意,但金庸却坚持自己的看法:央视版的《射雕》拍得最好,理由是尊重原著,改动最少。

  那天开讲,有人问金庸,过去已经有过好几本《金庸传》,最近又有人写了一本,这位作者就在现场,金庸先生愿不愿意与他见面?金庸斩钉截铁地说:不愿意。金庸表示,他没有授权任何人为自己作传。他说:我的一生经历极其复杂,经历很多,兴趣非常广泛,我不相信有人能充分了解我而写一部有趣而真实的传记。问及写自传,金庸表示,自己只是个写武侠小说写得相当好看的人,是个普通人,写自传似乎没什么资格。再说,自己的内心秘密也不愿意与众人分享。

  对于刚创办的《金庸茶馆》,金庸先生表示了由衷的满意。他在回答听众提问时说,这本杂志比自己预计的要好得多。说到今年10月即将在杭州西湖杨公堤上开办的金庸茶馆,金庸更是显得十分高兴。他说,过去香港有人称自己“查博士”(金庸本名查良镛),金庸茶馆开张后,自己成了名副其实的“茶博士”。到时候一定会在茶馆提一把茶壶,为客人沏茶,与朋友谈天说地,请朋友指出自己小说中的错误,既交朋友,又遣雅兴,岂不是一件快事?

  金庸的杭州之行还让人看到了这位老人的慈爱和宽容。他从不拒绝为人签名,在公众场合不断有人请求与金庸先生合影,金庸也一一满足。有些提问在旁人看来已经很“出格”,但金庸却一脸平静地作答。比如一位北京记者重复两次问金庸:您在“百年”之后,希望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些什么?在旁的记者愕然。金庸却不愠不火,缓缓地说出一段经典之语:这里躺着一位老人,他写过十几部小说,有几亿人喜欢。

  看着金庸平静的神态,听着金庸的答语,使记者想起了当年王朔发表《我看金庸》后金庸的回应,想起了金庸所追求的“八风不动”。

  (本报杭州7月27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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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新闻顾问万润龙和金庸先生的往事连载|小师弟小师妹向金庸先生提了1000多个问题 ——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之七)
    | 发布时间:2018-11-09 17:21:37
  金庸书友会创立暨《金庸茶馆》创刊暨金庸茶馆开张的准备工作让我们忙得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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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采访金庸先生的媒体蜂拥而来,光央视就有“新闻夜话”和“新闻会客厅”两拨人马,当红主持人沈冰也专程来到杭州。我们每天向金庸先生汇报要求采访的媒体名单,让金庸先生自己决定接受那家媒体采访。大多数媒体都安排在金庸书友会成立仪式时的现场采访。金庸先生选定的纸媒是南方周末,央视选定了两个采访组,并且同意进入杭州电视台演播厅接受采访,他告诉我:“我的茶馆开在杭州,杭州的电视台我不能推脱。”

  不少金庸迷向我们表达了希望有机会与金庸先生对话。我们向金庸先生作了转达。金庸先生对此很感兴趣,同意在杭州剧院与金庸迷见面并且回答大家的提问。新浪网获悉此事后,主动与我们联系,希望参与金庸先生与金庸迷之间的互动,包括现场直播,金庸先生十分认可。为此,我们与新浪网联手,提前半个月作了金庸先生将与读者见面的消息预告,并向金庸迷征集“我有问题问大侠”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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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7月25日,79岁的金庸在杭州剧院举行演讲,与读者互动。

  金庸迷对这次活动表示了很大的热情,在发出预告到金庸先生演讲之间的半个月时间里,居然有4800余位读者提出了问题。作为金庸先生演讲的主持人,我和《金庸茶馆》的同事从中选择整理了40个问题,准备请金庸先生就这些问题与读者进行对话。金庸先生要求我再从中选出10个问题给他,他需要做些思考和准备。

  我们最后选了11个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传给金庸先生。这11个问题是:

  听说您正在写一部《中国通史》,不知这本书何时问世?这部《中国通史》与已有的《中国通史》有什么区别?

  听说您在修改自己的小说,您为什么要修改,如果改坏了读者不满意您还会改回去吗?

  有人说您是“一手写社评,一手写小说”,您认为您的成就是评论大还是小说大?

  您到浙江大学担任人文学院院长,您已经做了哪些工作?您对自己招的博士生满意吗?

  最近,国内一些媒体联合举办了“20世纪中国十大文化偶像”的评选,您得票24429张,排名第二,仅次于鲁迅,在钱钟书、老舍、巴金、钱学森、梅兰芳、杨振宁等人之前,您认为文化应该有偶像吗?您是否有“偶像”?

  您的小说改编成了多部影视剧,听说您对绝大多数都不满意。您为什么不满意?既然不满意,为什么还要卖版权让别人拍影视剧?

  我已经看到过好几本不同作者写的《金庸传》,最近又看到傅国涌先生写的《金庸传》,您看过这些《金庸传》吗?您对这些书是否满意?您自己会写《金庸传》吗?

  您在您的小说中写了那么多人物,您最满意的是哪一位?

  您投资创立金庸书友会,办《金庸茶馆》杂志,开金庸茶馆,是否准备借助这个平台打造金庸产业?

  您的作品中各种学问博大繁杂,令人叹为观止,不知是写作时一时的灵感还是生活的阅历?

  您早年学法律,后来当记者,办报纸,写小说,在我们看来,您的人生丰富多彩。您有缺憾吗?您最大的缺憾是什么?

  金庸先生对读者提出的这些问题很有兴趣,“万先生,他们提的问题很有水平,我乐意回答这些问题。今后,《金庸茶馆》还可以开一个栏目,叫‘金庸答问’,专门由我来回答小师弟小师妹提出的问题。”

  我们去杭州剧院落实金庸先生与读者见面的场地。由于要布置会场,需要全天租用,加上其他开支,大约需要10万元左右的费用。金庸书友会还在筹建,出这笔费用有些奢侈;让读者买票,金庸先生不会同意。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石梁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邱建生先生也是金庸迷。他听说我们为这次活动的费用为难,主动提出由石梁酒业来独家赞助。金庸先生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表示要见一下邱建生先生当面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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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7月25日,79岁的金庸在杭州剧院举行演讲,与读者互动。

  7月24日傍晚,金庸先生夫妇俩在杭州花中城大酒店会见了专程从天台赶来拜见金庸先生的邱建生董事长,同行的还有当时的天台县委书记。金庸先生对邱建生表示感谢。邱建生设宴招待金庸先生夫妇。宴席中,金庸先生谈笑风生,与邱建生等人交谈甚欢。金庸先生说,你们在天台山为官创业,与神仙为伴,真是有幸。为了表示谢意,酒过三巡后金庸先生起身,他走到一旁的书桌边题词留念。我们围在金庸先生四周,只见他不假思索,一气呵成写下四行诗句:佛宗道源之地,刘阮遇仙之境,济颠在此出家,为宰羡煞我也!落款金庸。我们都拍起手来。

  金庸先生走回餐桌后,再次举杯说,他小时候就知道天台山,这里的国清寺是佛教天台宗的祖庭,桐柏宫是道教南宗的祖庭,赤城山玉京洞是道教第六大洞天,刘阮遇仙、济公出家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金庸先生对县委书记说,“你在这里当县宰,真正让我羡慕。”

  餐桌上,金庸先生再次提及金庸迷们提出的问题。他告诉我,第一个问题正是自己想说的话题。国内过去的《中国通史》已经有不少人写过,包括翦伯赞、范文澜等大家写的,写得比较深奥,半文半白,许多读者看不懂,难以普及。中国人必须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所以,自己打算写一部通俗易懂的《中国通史》,用白话文写,以讲故事的形式写,让读者轻松地读历史。

  金庸先生话锋一转,“时下书店的《中国通史》和学校的历史教材都把中国的历史写成阶级斗争史,我要写的《中国通史》是民族融合史。什么时候搞阶级斗争,中国就贫穷落后,国家的版图就小;什么时候搞民族融合,中国就富裕发达,国家的版图就大。明天与读者见面,我想说说我的这个观点。”(未完待续)

  附录:文汇报2003年7月27日报道

  大侠旋风掠西湖——记金庸酷暑杭州行

  ■文/本报驻浙记者 万润龙

  今天下午,著名作家金庸携夫人结束了短暂而又紧张的杭州之行,乘坐“港龙”航班返回香港。

  金庸的杭州之行,恰似在酷暑之中刮起了一股旋风,吸引了无数金庸迷,也留下了许多有益的话题。

  金庸的杭州之行,除了会见朋友,就是与金庸迷和记者见面。短短3天时间,金庸先生接受了央视“新闻夜话”和“新闻会客厅”两个节目组的专题采访,接受了本报及南方周末、东方早报、钱江晚报、每日商报等20多家媒体的集体采访,还应本集团邀请在杭州剧院举办了一场专题演讲会,并参加了昨天下午金庸书友会成立和《金庸茶馆》首发等多项庆典仪式,忙得不亦乐乎。

  由于新浪网在半个月前已经作了预告,有1000多位网友在网上向金庸先生发了帖子。到25日现场开讲之后,提问者竟然达到4800余人。加上现场的千余名听众,一问一答间,金庸与金庸迷之间的互动煞是热闹。

  记者参与了所有的采访和演讲活动。感觉中似乎没有一个问题能够难倒金庸。他回答问题时的神态,答问时所显示的那种睿智,让人难以相信这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一位听众问金庸:您那么大的年纪,冒着这样的酷暑,来为这本《金庸茶馆》造势,何苦?金庸用了八个字作答: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赢得场上一片掌声。问得最多的是有关影视剧改编的问题。许多人对央视版的“金剧”不满意,但金庸却坚持自己的看法:央视版的《射雕》拍得最好,理由是尊重原著,改动最少。

  那天开讲,有人问金庸,过去已经有过好几本《金庸传》,最近又有人写了一本,这位作者就在现场,金庸先生愿不愿意与他见面?金庸斩钉截铁地说:不愿意。金庸表示,他没有授权任何人为自己作传。他说:我的一生经历极其复杂,经历很多,兴趣非常广泛,我不相信有人能充分了解我而写一部有趣而真实的传记。问及写自传,金庸表示,自己只是个写武侠小说写得相当好看的人,是个普通人,写自传似乎没什么资格。再说,自己的内心秘密也不愿意与众人分享。

  对于刚创办的《金庸茶馆》,金庸先生表示了由衷的满意。他在回答听众提问时说,这本杂志比自己预计的要好得多。说到今年10月即将在杭州西湖杨公堤上开办的金庸茶馆,金庸更是显得十分高兴。他说,过去香港有人称自己“查博士”(金庸本名查良镛),金庸茶馆开张后,自己成了名副其实的“茶博士”。到时候一定会在茶馆提一把茶壶,为客人沏茶,与朋友谈天说地,请朋友指出自己小说中的错误,既交朋友,又遣雅兴,岂不是一件快事?

  金庸的杭州之行还让人看到了这位老人的慈爱和宽容。他从不拒绝为人签名,在公众场合不断有人请求与金庸先生合影,金庸也一一满足。有些提问在旁人看来已经很“出格”,但金庸却一脸平静地作答。比如一位北京记者重复两次问金庸:您在“百年”之后,希望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些什么?在旁的记者愕然。金庸却不愠不火,缓缓地说出一段经典之语:这里躺着一位老人,他写过十几部小说,有几亿人喜欢。

  看着金庸平静的神态,听着金庸的答语,使记者想起了当年王朔发表《我看金庸》后金庸的回应,想起了金庸所追求的“八风不动”。

  (本报杭州7月27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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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心中的文化偶像——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之八)
    | 发布时间:2018-11-22 10:12:33
  根据金庸先生的要求,我们为金庸书友会聘请了法律顾问。我向金庸先生推荐了浙江星韬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楼韬先生。楼律师是我们文汇报浙江记者站的法律顾问,也是我的私人法律顾问。他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律师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全国律协民事业务委员会物权法论坛主任,也是杭州仲裁委的仲裁员,杭州市企业家协会的首席法律顾问,同时也为许多大企业提供法律服务,是吉利集团、红石梁酒业、吉奥集团等公司的法务顾问。金庸先生表示同意。楼韬先生十分乐意。他让我转告金庸先生,他接受我们的聘请,但不收任何报酬。金庸先生到杭州后,向我表示,希望见一下书友会的法律顾问楼先生。

  金庸先生是在香格里拉酒店会见楼韬律师的。一见面。金庸先生与楼韬律师握手时就作自我介绍:“我也是学法律出身,我是学国际法的,初心是想当官,当律师也是我当时的选择。只是当时学法律当法官需要有资本,我当时没有钱,才去了报社当记者编辑。”一番话立马拉近了双方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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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先生为楼韬律师题词

  金庸先生关照我,书友会请法律顾问的手续要正规,要在书友会成立仪式上向楼韬律师颁发聘书。交谈间,金庸先生起身,在书桌旁当场为楼韬律师写下一幅赠言:主持正义,法不可苟,楼韬先生。金庸。

  两天后,在金庸书友会成立仪式上,程序中增加了一项向金庸书友会法律顾问颁发聘书的内容,楼韬律师亲自从金庸先生手中接过聘书。

  此后数年,金庸先生几次给我打电话,包括有人冒用金庸之名发表作品,有人用金庸小说中的书名、人名、武功名等用作商标注册,李延良诉金庸错字案,金庸先生都会让我请楼韬律师起草律师函向当事方交涉,或以书友会法律顾问身份接受媒体采访。楼韬先生均圆满完成了金庸先生交办的任务。那是后话。

  7月25日下午,金庸先生的重头戏开演,他在杭州剧院与来自海内外的金庸迷见面。我们的《金庸茶馆》创刊号已经出版,入场观众人手一册,在金庸先生开讲前,大家津津有味地翻阅着这本杂志。

  下午3点,我陪着金庸先生从主席台右侧通道进入主讲台,我请金庸先生在正中主讲人座位入座后,我也在主持席入座。主席台的左侧,新浪网的工作人员已经摆好阵势,他们已经线上线下连通,向海内外直播金庸先生的演讲,并将随时接入听众的问题;台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拿着话筒巡回在1800余位观众之间,可以随时把话筒交给听众与金庸先生对话。

  全场鼓掌之后,我宣布活动开始。按照我们与金庸先生商定的议程,由金庸先生先开讲40分钟,然后由金庸先生与读者对话,可以场内提问,也可以连线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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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万润龙主持本次活动(楼乘震摄)

  金庸先生先向全体到场的读者表示感谢,“天气那么热,你们还要赶来,对不住大家!”然后开讲。他先从自己的历史观说起。讲了自己为什么要写一本金庸版的《中国通史》,讲民族融合观在自己小说中的呈现,讲自己之所以应聘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不是为了图名,而是为了求教于学者大家。

  金庸先生说话的语速很快,加上独有的江浙口音,开讲大约10来分钟后,台下就有了窃窃私语的声音。这时,有观众通过工作人员递上纸条,希望直接与金庸先生对话。我把纸条递给金庸先生,金庸先生读了纸条上的内容,“有听众希望早点对话,我赞同。”

  对话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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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先生在杭州剧院演讲(楼乘震摄)

  金庸先生一改刚才演讲时语速较快、语音平缓的风格,他全神贯注地听完每一位提问者的提问,然后快速作答,之间几乎没有空隙,而且妙语连珠,谈笑风生,引得场内掌声笑声不断。

  有读者问:金庸先生,您已经那么大的年纪,却冒着酷暑,来为这本《金庸茶馆》造势,何苦?

  金庸先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全场笑声,掌声。

  说到此行杭州的安排,金庸先生说到了即将开张的金庸茶馆:过去香港与朋友称我“查博士”,现在金庸茶馆一开,我成为名副其实的“茶博士”了。到时候我很乐意提一把茶壶,为客人沏茶,与朋友谈天说地,欢迎在座的各位到我的茶馆喝茶聊天,给我指出我小说中的错误。如此雅兴,岂不快哉!

  读者:您近年一直在出售小说的版权,最近又办《金庸茶馆》杂志、拍金庸剧卡通片,您是否已经将“金庸”当做一项品牌或者产业来运作?

  金庸先生:与“金庸”有关的企业运作,我都是被动的。拍电影、电视、改编京剧、拍动画片、做电脑游戏、翻译成外文、把人物画成卡通放上移动电话、设立金庸游乐场等,都是经营者向我提议要求授权。但是,我目前的兴趣是钻研学问,我不是经营企业享受生活的人。

  读者:有媒体报道,在“20世纪中国十大文化偶像”评选中,您排名第二,仅次于鲁迅。您对这个排名满意吗?如果让您排名,您会怎么排?

  金庸先生:读者喜欢我的小说,我很开心。但我有自知之明,我的小说不能与胡适先生、陈独秀先生的作品相比。

  万先生事先已经向我提出要求,让我选出我心里的十位“文化偶像”,我已经选好,他们是:鲁迅、胡适、陈独秀、巴金、蔡元培、王国维、梅兰芳、齐白石、钱学森、马寅初。他们不仅对中国文化、世界文化有巨大的贡献,而且还体现了人格的伟大。他们都是我非常尊敬的人,如果只论个人喜爱,则我喜欢鲁迅、吴清源、梁漱溟、巴金、齐白石、沈从文、钱穆、裘盛戎、王国维、朱光潜……当然我尊敬的远不止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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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先生为读者签名(楼乘震摄)

  读者:我已经看到过好几种版本的《金庸传》,最近杭州傅国涌又写了一部,您是否看过?这些传记您是否满意?您是否授权给他们写“传”?今天《金庸传》的作者傅国涌也在现场,您愿意与他对话吗?

  金庸:所有的《金庸传》,包括以前出版的和最近出版的,都没有经过我的授权,傅国涌先生和香港的冷夏先生我几乎可以说不认识。他们的书我不认可,也不赞成你们去买。我也不愿意与《金庸传》的作者对话。

  读者:您自己会写自传吗?会不会请别人给您写?

  金庸先生:我这一生经历复杂,兴趣广泛,我不相信有人能充分了解我并写出一部有趣而真实的传记。我只是一个写武侠小说的人而已,写自传似乎没有资格。而且我自己的内心秘密,也不愿意与公众分享。我认识的人虽多,但也不方便公开谈论别人。

  有读者继续追问:您会请别人为您写传吗,比如您身边的万先生?

  金庸先生:万先生是我的朋友,我会不会请他写,要看我们的缘分。但至少现在没有这个打算。

  读者:听说您正在撰写金庸版的《中国通史》,进展如何?

  金庸先生:写中国通史确实是一件难事,但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目前的学问和见识还很不够,但正在努力之中,包括读书和思考。我现在每天要花10多个小时读书和写作。我想一部分一部分地写,写好一部分,先送呈有学问而见解开明的朋友们看,请他们提出指教,我会根据大家的指教修改,之后再发表。(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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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迅比翁美玲漂亮——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之九)
    | 发布时间:2018-11-22 10:19:03
  在杭州剧院的对话中,读者提问最多的还是金庸小说的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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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先生与互动活动承办单位红石梁集团董事长邱建生

  当时,央视版的《射雕英雄传》正在热播。有读者问金庸先生:相比较张纪中先生导演,李亚鹏、周迅主演的03版《射雕英雄传》和黄日华、翁美玲主演的83版《射雕英雄传》,金庸先生更喜欢哪一部?

  金庸先生:已经有不少读者问过我这个问题。他们对(央视版的)《射雕英雄传》有意见,说改编得不好。我认为这是一种是偏见。我对《射雕英雄传》是基本上满意。

  我的小说改编成影视剧的已经有不少,有香港版的,台湾版的,现在又有了大陆版的。我对改编者的最大要求就是尽量少改我写的故事。但以前已经播放的影视剧都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做,所以我对绝大多数改编作品不满意。张纪中导演的《射雕英雄传》是改动最少的,因此我最满意。

  我的小说(改编权)虽然已经卖给你,你有权力改编,但你不能胡编乱造。我同意你删节我的小说来拍戏,但绝不能接受增添。到现在为止,所有增添都不合格,多数只能打三四十分,他们是在侮辱我金庸。你有本事你自己去写一部,既然买了我的小说版权,就应该尊重我。

  读者:我们觉得看李亚鹏周迅主演的《射雕英雄传》,感觉周迅饰演的黄蓉远远不如83版的翁美玲,没有表现出“三分正里七分邪,七分邪里还有三分正”的味道,金庸先生您怎么看?

  金庸先生:这个与先入为主有关。大家看过1983年香港版的《射雕英雄传》之后,对翁美玲演的黄蓉印象很深刻,她确实演得不错,演出了一个“俏黄蓉”。但你们把翁美玲版的黄蓉和周迅版的黄蓉拿来比一下,就会发现现在的比当时的要好。至少周迅比翁美玲漂亮多了。我吃过许多国家的冰淇淋,会说美国的冰淇淋不好吃,英国的冰淇淋不好吃,只有上海的最好吃。为什么?那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是吃上海的冰淇淋长大的,小时候的印象觉得它特别好吃,记住了。这叫先入为主。

  金庸先生后来多次与我说起影视剧改编的话题。就在这次与读者的互动之后不久,同年10月27日,在浙江嘉兴举办了一场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暨金庸小说改编影视作品研讨会,吸引了上百位专家学者参加。与会者就金庸小说改编成影视剧的话题展开了正面交锋。交锋的一方是影视剧改编的参与者,另一方则是众多的专家学者。《天龙八部》的主要编导者周晓文和胡月伟在联合发言中表示,对金庸先生名著的改编与所有的名著改编一样,都需要遵循一个原则:既忠实于原著,又要有所创新。央视版《天龙八部》对金庸原著的结构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金庸迷对此不满意。但编导人员推断,在电视剧《天龙八部》的观众中,看过小说《天龙八部》的不会超过5%。因此,不能为了满足5%的人的观赏需求而放弃95%的人的观赏需求。一位编导表示,他们在改编影视剧时,需要考虑两大因素:观众的心理需求和投资方的要求,真正按照自己意愿编导的只占十分之一。

  专家学者们对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给予了总体上的否定。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彭庆生等认为,在迄今为止改编的49部“金庸剧”(22部电影、27部电视剧)中,尚未出现堪称精品的力作。他们认为,看金庸的小说可以通宵达旦,废寝忘食,但“金庸剧”却无法看下去。究其原因,主要是胡编乱改,改丢了神韵,编成了儿戏。有些编导习惯性地将“金庸剧”理解成武侠剧,并套用了“武打+暴力+**”的拍摄模式,大量“金庸剧”在这种机制下产生。中国影视研究所研究员崔文华等认为,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在影视剧中远未得到应有的张扬。资本之手控制编导和编导文化素养低下是“金庸剧”文化浅化现象的根本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胡小伟教授等认为,编导人员不能将“金庸剧”的低俗化责任推给现有的投资机制,在我国影视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武侠剧起到过无可替代的作用,世界认识中国电影就是从《精武门》《黄飞鸿》等开始的。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墨则表示,一流的文学作品在读者印象中已经“先入为主”,编导人员再创作空间很小,这是“金庸剧”的改编难度之所在。但只要遵循“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再创作原则,“金庸剧”也应有卓越的成果。


  金庸先生认真听取了每一位专家学者的发言。他在会上表示,小说改编为影视剧的最大难题,在于小说留给读者的是无数想像的空间,而影视剧则将这种空间都填满了。金庸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截取小说中的一个精彩片段,对这一章节中的故事给予充分演绎,让观众既能看到小说故事的原貌,又能享受到影视画面的动态美感。

  会后,金庸先生专门就此话题与我作了交谈。他表示,49部“金庸剧”没有一部让他“称心如意”,张纪中版的《射雕英雄传》拍的相对好一点,勉强可以打60分。“
我对央视版的《笑傲江湖》寄予厚望,只收了1元钱版权费,等于是赠送。但这部电视剧我不满意。后来我就不送了。第二部《射雕英雄传》我开价80万元,打九折,收了72万。拍好后我看他们还比较忠于原著,我奖了他们10万元,我实收62万。”

  后来,金庸先生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给张纪中版的《射雕英雄传》打了80分。我去香港采访时金庸先生专门为此作了解释:“张纪中先生性格豪爽,有侠客之气,我和他很谈得来。他带着剧组人员来香港看我。我也应该给他们面子。”(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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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龙八部》五岳五派中,衡山派我写得最好——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之十)
    | 发布时间:2018-11-22 10:24:46
  2003年7月26日下午,杭州世贸中心大酒店会议厅,一场高规格的庆典活动在这里举行。

  这次活动的两大主题在主席台的背景幕墙上十分醒目:杭州金庸书友会有限公司成立,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浙江办事处成立。活动有八项议程,包括宣布金庸书友会的创立,《金庸茶馆》杂志的首发,金庸茶馆的开张,等等。

  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梁平波,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杭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于跃敏、杭州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顾树森,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浚生,嘉兴市长陈德荣,浙江省旅游局局长纪根立,浙江省台办主任杨建新、浙江日报社社长姚民生、浙江广电集团总裁马雨农等。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的领导赵凯、胡劲军、石俊升、吴谷平及我们尊敬的老领导马达等也在主席台上就座。

  在这次庆典仪式上,省委副书记梁平波和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有意思的是,梁平波先生和王国平先生都在金庸先生的家乡嘉兴市当过市委书记,两人都接受过本报记者的专访,他俩也都是金庸先生的老朋友。因此他俩在讲话中都讲述了金庸先生与杭州、嘉兴的情愫,文汇报与杭州、嘉兴的因缘,以及他们和金庸先生之间的情义。王国平书记在讲话中详尽介绍了雷峰塔重建过程中金庸先生和文汇报所起的作用(详见前文之五《筹办金庸茶馆》)。

  金庸先生那天精神特好。他穿着白衬衣,打着金黄色的领带,坐在主席台正中,他的两旁坐着梁平波先生和王国平先生。金庸先生在致辞中回顾了他年轻时在杭州的经历。他说,自己走上新闻岗位的第一站是总部设在杭州的东南日报,然后再进入大公报,再创办《明报》,“因此,我首先是个报人。”金庸先生表示,杭州是他人生中的三大福地之一,与文汇报等单位合伙在杭州创办金庸书友会,开金庸茶馆,办《金庸茶馆》杂志,也是因缘所致。“在杭州开了金庸茶馆,今后有机会与各位朋友到茶馆喝茶聊天,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那天前来参加仪式的朋友有些是金庸先生钦点的,如北京大学的严家炎教授和孔庆东教授,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墨先生等,他们都是“金庸学”的专家。金庸先生家乡海宁市的王京山先生,海宁市袁花镇人大主任查建国,众多的金庸好友和金庸迷也闻讯前来参加盛典。

  金庸先生在杭州期间,还敲定了两件大事:“五岳联盟”和“华山论剑”。

  金庸先生到杭州参加庆典活动之前,我接到过一个电话,是湖南衡阳市旅游局局长尹同君先生打来的。他告诉我,中国有个“五岳年会”,由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的管理部门联合发起并于1985年成立,已经开过第四届第三次年会。下一次年会将由南岳衡山承办。湖南的旅游策划专家有个创意,打算在年会时创立一个“五岳联盟”。金庸先生武侠小说《笑傲江湖》中,有泰山派、衡山派、华山派、嵩山派、恒山派五大门派,但这五大门派互不服气,争斗不绝。如果现实生活中的五岳能够实现“五岳联盟”,应该是好事一桩。湖南方希望邀请金庸先生出山,到衡山参加“五岳联盟”大会,“五岳联盟”大会希望聘请金庸先生担任总盟主。

  我随即把尹同君局长的请求转告给金庸先生。金庸先生对这个创意很感兴趣。他向我表示,在《天龙八部》的五岳五派中,衡山派写得最好,特别是衡山派的掌门人莫大先生,很有正义感。在修改自己小说的过程中,有过把五岳五大门派结成联盟的修改思路。“我小说中的五大门派是武林争斗,各呈其强。其实,我很不喜欢门派之争。现实生活中的五岳能够团结合作,结成联盟一起做旅游生意,我很赞同。”

  我向尹同君局长转达了金庸先生对“五岳联盟”表示认同的态度。尹局长十分欣喜,在金庸先生到杭州时专程前往杭州拜会金庸先生。当年9月,我陪同金庸先生前往湖南,参加“五岳联盟”大会,金庸先生受聘担任名誉盟主。此是后话。

  金庸先生在杭州期间,还与陕西电视台的制片人郭敬宜谈成了一件大事。

  郭敬宜是陕西电视台“开坛”栏目的制片人。在金庸先生抵达杭州前,她已经早早地来到杭州。那天,她来到我们文汇报驻浙江记者站的办公室,向我详尽地介绍了“华山论剑”的构想。她表示,金庸先生与陕西华山有着不解之缘。在金庸14部小说中,有12部小说写过华山,《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笑傲江湖》等经典更是将华山作为故事展开的大背景。可见金庸先生对华山情有独钟。而“华山论剑”也绝非空穴来风。金庸先生在自己的小说中有过三次“华山论剑”,一次比一次精彩,也让读者看出了金庸先生对武学境界认知的升华。郭敬宜告诉我,陕西电视台全案策划了这次活动,希望能够得到金庸先生的支持。我很快将陕西方面“华山论剑”的设想在电话中向金庸先生作了汇报。

  金庸先生到了杭州之后,由于日程安排得很紧张,一时难以安排金庸先生会见郭敬宜。那天晚上我们陪金庸先生离开杭州电视台演播厅回到他下榻的宾馆,金庸先生看到了随行的郭敬宜,就问郭敬宜,“您这位小姐,这几天我已经看到您好几次,是不是有什么事?”我随即向金庸先生介绍说,她就是为“华山论剑”的事而来。

  金庸先生于是请郭敬宜到客厅坐下,认真听取了陕西方“华山论剑”的计划。金庸先生说,华山是他14部小说中着墨最多的地方之一,风清扬、令狐冲、岳灵珊、林平之、鲜于通等几十个人物的故事都与华山有关,“华山派”也是很有名的一个门派,“华山论剑”更是自己对古代武学经典的思考。1982年曾经上过一次华山,那是在邓小平接见之后不久。邓小平建议金庸先生多到内地走走看看,华山是自己走走看看中的一站。但是逗留的时间不长,好多想看的还来不及看。因此,他愿意参加“华山论剑”的活动,也借这个机会好好看看华山。

  金庸先生嘱咐我,参加“华山论剑”和“五岳联盟”的时间不要隔得太远,最好能够在同一时间段完成。(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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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论剑”,79岁的金庸是如何上山的?——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之十一)
    | 发布时间:2018-11-22 10:30:24
  在同一时间段参加“五岳联盟”和“华山论剑”,我担心金庸先生的身体是否吃得消,2003年金庸先生毕竟已经是79岁的高龄,而且两次活动都离不开山岳。但两次活动的组织者都已经设计好了金庸先生活动的路径,凡遇山路均安排了轿子或者滑竿,需要老先生亲自走路的路段并不多。金庸先生表示,这样的安排自己的身体应该不会有问题。

  我们记者站和《金庸茶馆》编辑部专门就金庸先生的两次活动进行了讨论。我们决定,派年轻力壮的同事全程陪同金庸先生,做好保护和服务工作。

  2003年9月23日,金庸先生携夫人一起抵达湖南长沙,我们已经提前抵达,并迎候金庸先生。

  当天下午,金庸先生出席了“五岳联盟”长沙媒体见面会。会议由三湘都市报的总编辑马宁先生主持,三湘都市报与衡阳市旅游局、南岳管理局是“五岳联盟”的联合主办单位。

  记者见面会上,金庸先生毫无旅途劳顿的倦意。他兴致勃勃地回忆了自己年轻时到湖南的经历。金庸先生告诉在场的记者,自己在湖南有过三年的生活经历,那是在自己最穷困潦倒的时候。1942 年,日军的轰炸使金庸先生中断了高中的学业。当时,他的母亲已经过世,家中的亲人都外出避难了。金庸先生把目标定位于陪都重庆,希望在那里继续自己的求学之路。经过长途跋涉,金庸到了湘西,微薄的路费差不久就花完,重庆还遥遥无期。进退维谷之际,一位湖南的同学将金庸先生带回了老家,那是湘西泸溪的一个农场。这趟经历,让金庸先生对湘西有了刻骨铭心的印象,湘西人的淳朴,苗寨的风情,在金庸先生心中留下了许多故事。1945 年 8 月,日本宣布投降。金庸先生开始作返乡的计划。此时,他与湘西同学及其家人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同学全家盛情挽留。直至 1946年夏天,金庸才告别湘西,回到故乡。

  在接受记者提问时金庸先生对湘西人的“义”大加赞扬。他说,湘西人的“义”让我终身难忘。“义”是人的一种性格精神,或者说是一种特别的情谊,都属于人的感情。侠义是人类感情中一种比较特别的东西。

  金庸先生在后来的小说创作中,把自己在湘西的这段经历浓墨重彩地得意呈现。在他的笔下,湘西百姓的爱憎分明、一诺千金、看轻钱财、注重情谊、不畏强暴、扶弱济贫、乐观向上的侠义品格淋漓尽致地得以诠释,而湘西泸溪的地形地貌、民间典故、风俗民情也是如数家珍,不遗余力地加以详尽描述。可见金庸先生对湘西的眷恋和崇尚。

  在接受记者提问时,金庸先生还提到了沈从文。他说,自己最喜欢的作家,中国是沈从文,外国是大仲马。

  记者见面会结束后,金庸先生回到下榻的宾馆。傍晚,时任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李江先生前来拜访。李江部长诚意邀请金庸先生参加六天后在长沙举办的大众电视金鹰奖颁奖晚会,这场晚会在当时的中国影视界也算是一个盛举。金庸先生向我询问了后几天的行程,很委婉地谢绝了李部长的邀请,“衡阳到长沙四个小时的车路,而且衡阳之后的行程已经告知对方,再改有所不便。”

  当天晚餐过后,金庸先生余兴未尽,提出想去岳麓书院看看。金庸先生告诉我说,此前他曾经两次到过岳麓书院。一次是1993年,那次是参观书院。还有一次是2000年9月24日,是受岳麓书院原院长朱汉民教授的邀请,作“千年论坛“的演讲,自己讲的主题是“中国历史的大势”。

  金庸先生向我介绍说,岳麓书院出过很多名人,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魏源都在这里当过学生,朱熹、张栻、王阳明、梁启超等大学者都到这里讲过学。2000年岳麓书院举办“千年论坛”,请了许多文化人来做演讲,包括余秋雨、黄永玉等朋友,产生过较大影响。为了这次演讲,金庸先生花了许多精力做了精心准备。

  我问金庸先生那次演讲的内容,金庸先生回忆了一下说,“我讲中国历史的大势,一是融合,二是开放,三是稳定。这三条做到了,中国一定强大。”

  于是,我们驱车去岳麓书院。(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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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为啥说《连城诀》狄云是最好男人、《飞狐外传》程灵素是最好女人?——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之十二)
    | 发布时间:2018-11-22 10:36:25
  我们的车队很快就来到麓山路273号,这里地处岳麓山的山脚,岳麓书院就在这里。岳麓山自古就是文化名山,曾建有万寿宫、崇真观等。西晋时创建麓山寺。唐末五代时期智璇二僧为"思儒者之道",在麓山寺下建起了"以居士类"的学舍,岳麓书院就是在他们办学的基础上"因袭增拓"而诞生。

  历史进入21世纪,岳麓书院开启了“千年论坛”,邀请海内外著名学者到书院论道。金庸先生在2000年9月也到此开讲。此后,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岳麓书院千年论坛丛书共七本,金庸先生的《中国历史大势》是这套丛书中标价最高的一本,定价16.8元,共293页。金庸先生对岳麓书院怀有一份景仰之心,因此,在到湖南参加“五岳联盟”之时前来拜谒。

  晚上七时许,我们的车队在岳麓书院的门前停了下来。由于是金庸先生临时起意,之前没有与书院打招呼。湖南方面的接待人员下车后急匆匆奔向书院,金庸先生则开门走下轿车,准备步行去书院。谁知前去联络的工作人员匆匆返回说,书院晚上不开放,大门紧闭,里面没有人。他问金庸先生,如果先生希望进去,他们可以联系书院领导,让他们派工作人员前来接待。金庸先生连连谢绝,说万万不可。

  金庸先生的到来却让湖南大学的一批军训同学兴奋万分。当时,湖南大学的一批军训学生正在与岳麓书院一路之隔的斜坡上坐着休息。他们全都穿着军服,一位穿军装的教官正拿着半导体喇叭,指挥同学们唱歌。金庸先生下车后,引起了同学们的注意。那几天湖南的媒体对金庸先生的到来作了大量报道。虽然是在路灯下视线不是很清楚,但坐在前排的同学还是看到了金庸先生,于是大叫“金庸金庸!金庸来了!”一时间,几百人整齐划一地高呼“金庸!金庸!……”我一看金庸先生很高兴,就从教官手中要过了半导体扩音器,递给金庸先生。这时,查太太急忙向我摇手。我告诉查太太:他们不是军人,是大学生在军训。金庸先生则已经举着扩音器向着学生讲话:“同学们,看到你们我很高兴!在我的书里,最好的男人是湖南人,最好的女人也是湖南人!……”金庸先生的话还没有讲完,坐在那里的学生已经全部站了起来,争先恐后地往前挤。我一看情况有点失控,连忙让工作人员拉起人墙挡住学生,我扶着金庸先生赶紧请他上车。然后关住车门,驱车向岳麓山上开去。

  前面引路的小车在靠近山顶的一个平台停了下来。从这里可以看到长沙市的全景。秋天的夜晚已经有些凉意,金庸先生穿上了外套下了车。他望着夜长沙的灯光流彩,思绪似乎还停留在刚才向大学生们喊话的情绪中。他告诉我说,自己对湖南人很有好感,因此在写小说时是把湖南人写得最好的。“刚才与大学生说的最好的男人和最好的女人都是湖南人,那个男人就是《连城诀》中的狄云。这个角色武功不是很高,人也不是太聪明,但他个性很淳朴,对朋友很忠实,对所有的人都非常好。而那个最好的女人,则是《飞狐外传》中那个洞庭湖边的程灵素。这位姑娘相貌并不是最漂亮,但是人很聪明,内心非常美,个性非常好,对爱情很忠诚,是一位让人敬佩的湖南姑娘。”

  我对金庸先生说,刚才大学生见到查先生都是十分欣喜,因此都希望近距离见见先生,他们上前来是想与您合影或请您签名,不知有没有让您受惊?金庸先生笑着说:“不会。我倒是很愿意跟他们大学生聊聊天的。”

  夜色渐浓,寒意袭来。征求了金庸先生意见后,我们原路返回。路过岳麓书院时,军训的学生已经散去。

  第二天,也就是24号上午,金庸先生应邀来到三湘都市报。三湘都市报为金庸先生的到来作了精心布置,金庸先生的照片和他的小说封面放大了布置在报社的门口、通道和见面会场,十分醒目。金庸先生走进报社后,被这里的热烈气氛所感染。他向报社领导表示感谢,感谢报社参与主办这次“五岳联盟”的活动和邀请他到报社作客。

  金庸先生在报社作了简短的演讲。他介绍了自己办报的经历。他说,在当明报社长的时候,要求记者编辑遵循一个原则:言论可以自由,报道必须真实。平时这样要求属下,也这样要求自己。在与记者互动的环节,金庸先生表示,“过去有人毁谤湖南人,说湖南骡子,似乎说骡子的脾性很倔,你拉它向东它偏偏要往西,你打它它也不会屈服。其实我觉得这种精神很是了不起。”“湖湘文化讲求做学问和办事两者合一。王阳明讲知行合一,朱熹其实也是强调要内圣外王,对社会有所贡献。做学问和办报并不矛盾,《明报》才是我毕生的事业与声誉,这也是经世致用的一种表现。”“我年轻时有三年多时间在湘西生活,湖南人尤其湘西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从小喜爱音乐,对湖南的楚辞俚曲十分陶醉,年轻时把听到的这些歌一首首地记录下来,装订了厚厚的三大册,共一千多首。这些成为我后来写小说的宝贵素材。”


  当天下午,金庸先生应邀去涉外经济学院作了一场题为《游侠的游历与侠气》的演讲。

  9月25日,金庸先生启程前往衡阳,参加“五岳联盟”,并以“名誉盟主”的身份在南岳衡山“坐而论道”。(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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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为啥说小说里的“五岳联盟”不成功——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之十三)
    | 发布时间:2018-11-22 10:41:09
  金庸先生上衡山,担任“五岳联盟”的名誉盟主,算得上是中国旅游策划中的经典个案。

  9月27是世界旅游日,湖南省旅游界的人士设想在“五岳独秀”的风景名胜区南岳衡山举办一次“五岳联盟”成立大会及高峰论坛,他们大胆地设想:向金庸先生发出邀请,请他莅临“五岳联盟”的会场,并委任他担任“五岳联盟”总盟主。

  这个设想,从“灵光初现”到成为现实,过程长达数月,充满变数,又不断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由于选题很高大上,又富有悬念,引得媒体一路跟踪,连续报道。

  7月3日,中新社长沙专电:《中华五岳联盟,共创中国旅游第一品牌》,新浪网、搜狐网、网易、TOM网等网站全文转发;

  7月14日,《人民日报-市场报》:《"五岳联盟"9月即将成立》;

  7月15日,《人民日报》:《"五岳联盟"打造强势品牌》;

  其间,上百家媒体报道或转载了以上消息;

  7月16日,红网报道:《金庸先生有望衡山论剑,五岳联盟意欲笑傲江湖》,更多媒体转发此消息;

  9月13日,湖南衡阳市南岳区在广州召开"五岳联盟"新闻发布会,五岳联盟筹委会秘书长、南岳区常务副区长徐友灼首次正式将金庸有望出任"荣誉盟主"的消息向外发布,文汇报、新华网、人民网、中国新闻网、凤凰网、新浪网、解放日报、南方都市报等众多网站和报纸先后发布这一新闻;

  9月18日,新华社发通稿:《金秋"五岳"衡山联盟,金庸首任"荣誉盟主"》;

  9月23日,金庸在长沙与媒体见面,明确表示将应邀出任"五岳联盟"荣誉盟主,再度成为媒体关注焦点;

  9月27日"五岳联盟"正式成立,金庸出任荣誉盟主,新闻到达高潮。

  “五岳归来不看山”。 五岳之美,各有千秋,泰山雄、华山险、衡山秀、恒山奇、嵩山奥。作为万山之宗,五岳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华文化的缩影。但五岳长期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建立“五岳联盟”,有利于强强联合,促进五岳的共同发展。

  “五岳联盟”的创意和邀请最终是通过我传递给金庸先生的。金庸先生表示,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他很乐意做这样的大好事;自己在小说中无数次写到五岳,也总想上五岳看看;金庸书友会创办之后也需要搞些活动,参与“五岳联盟”,也算是金庸书友会的工作。

  金庸对我说:“在我的小说里,‘五岳联盟’是不成功的,我把他们都写得比较坏,盟主是个大野心家,想当盟主的都是大坏蛋。我希望自己当盟主以后,不致于成为大野心家或者大坏蛋。”“此次现实中的‘五岳联盟’,他们是为了发展旅游,是真正意义上的联盟,我本人是非常赞同和支持的。”“但是,在五岳门派中,我把衡山派写得最好,尤其是他们的掌门人莫大先生,是位非常有正义感的人,在武林中德高望重”。

  金庸先生在杭州期间,亲自敲定了去湖南参加“五岳联盟”的具体日程;9月10号前后,他告知我动身的日期,我向他报告了随行的《金庸茶馆》工作人员的名单。

  9月25日,金庸先生夫妇从长沙出发,历程3个多小时,来到他笔下秀冠天下的衡山。我与《金庸茶馆》的工作人员一路随行。这也是金庸先生第一次来到衡山。

  中午时分,金庸先生的专车抵达南岳山脚。近百名盛装少年已经在夹道欢迎。金庸先生的到来,给这座古老的山岳平添了许多热闹。

  吃过午饭,顾不上休息的金庸开始畅游名山古刹。在磨镜台何氏别墅,有个“神秘洞”,工作人员介绍说是抗战时的防空洞,金庸先生兴致勃勃地进洞,而且步履轻松,不要旁人搀扶。在有“天下法源”之称的南台寺,被僧众认出之后,金大侠立即笑眯眯合什回敬。在福严寺,有一株衡山最老的千年银杏,金庸先生围着树走了两三圈,说如果自己写小说之前看到,一定会把这棵树写进自己的小说。

  当地政府为金庸先生在他下榻的财富山庄举行了欢迎酒会。酒会的餐桌上,金庸先生看到了“雪山飞狐”“天山雪莲”等菜肴,十分高兴,他挥毫题词:“南岳天下秀,到此人增寿”。在观众叫好声中,他又写下另一条幅“山水是财人即富,善用山水国增富”。

  26日下午,金庸先生提出想去南岳忠烈祠看看。接待方随即安排了车辆。南岳忠烈祠位于衡山香炉峰下侧,为纪念抗日阵亡将士而建,忠烈祠共有13座大型烈士陵墓,墓葬分布四周,庄严肃穆。南岳忠烈祠是中国建筑最早、规模最大的抗日战争纪念地之一,也是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纪念地之一。中华民族阵亡将士的总神位就设立于此。

  1938年年底,广州和武汉相继失守,湖南成为武汉之后的又一处抗战大本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邀请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和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参加。两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携手抗日。在这个会议上,许多将领提到阵亡官兵多“暴尸战场”,不能掩埋,言者伤心,听者敛容。修公墓的事被提上议事日程。1943年7月7日,南岳忠烈祠举行隆重的落成大典,第一批入祠的将领有张自忠、郝梦麟、佟麟阁、赵登禹等38名。1983年10月,被列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12月,被国务院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整整两个小时,金庸先生一路沉默,面容肃穆。转完整个忠烈祠,回到入口大厅,金庸先生停下了脚步。他缓缓地对我说:都是英雄,都是那么年轻,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却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挥刀上阵,英勇殉国。让我心痛,让我敬佩!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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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不要把有商业性质的东西带进来——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之十四)
    | 发布时间:2018-11-22 10:46:47
  2003年10月6日,金庸先生在经过短暂的休息之后,又风尘仆仆地来到古城西安。

  金庸先生特别关照我,让我带上家人,随他一起上华山。

  金庸先生还点名请《金庸茶馆》的工作人员随行,“上次去湖南是杨希,这次请苏虹去”,先生随即又补了一句,“下次要请沈群陪同了”。我们都很惊讶金庸先生的记忆力。我们之间见面的机会才两三次,聊天的时间也不长,金庸先生居然把几位编辑的名字都记住了。我的助理小曹身强力壮,一路随同金庸先生上衡山和华山,鞍前马后地担任金庸先生的护卫。金庸先生不失幽默地说,“小伙子在我身边,我很有安全感。”

  6号下午是金庸先生与媒体的见面会,见面会在西安曲江宾馆举行。众多的记者已经架起了长枪短炮。金庸先生在小曹的搀扶下坐上了主席台。记者们的问题与金庸先生当年7月在杭州剧院演讲前收到的问题大同小异。主持人介绍金庸先生是充满了敬意和礼赞,称金庸先生刚入选“20世纪中国十大文化偶像,排名仅在鲁迅之后”,“金庸先生是世界上最畅销书籍的作者”……金庸先生的思路非常清晰,他面带微笑,态度谦逊。听到主持人说自己是“文化偶像”时,他稳稳地站起来向大家边鞠躬边说:“主办方把我介绍得太好了。我的图书最畅销,这是因为中国人口多的关系。”

  有记者问金庸先生:您年事已高,已经近80岁了,为什么还要这么忙碌,在各地飞来飞去,刚去了衡山,又来了华山:金庸幽默地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然后又补充说,这次来华山,是因为主办方盛情难却,“如果我不来的话,就太不识抬举了。”

  有记者问金庸先生:是否在为商业化推波助澜?金庸先生回答说:“我希望这次的活动能办得很成功,但最重要的是不要把任何带有商业性质的东西带进来。‘华山论剑’不是武功上的比试,更不是一次商业炒作,它是一次文化人之间的谈论,是纯粹的文化对话,希望它能够在文化氛围中开始和结束,千万不要搞太多的商业广告。”

  出于对前一阶段报纸关于“金庸产业化”的批评,金庸特别给予回应:“我参加的所有活动都是不收一毛钱的。我是不需要为自己做宣传的,我的小说已经卖出去了,干嘛还需要推销?”

  陕西电视台副台长王渭林随即证实说,“金庸先生在踏上陕西这块土地后,吃饭、坐车、住宿等都是自己掏钱,坚持不收我们任何的费用。”


  在此之前,主办方向我提出,这次举办“华山论剑”活动投入巨大,计划找一家赞助单位冠名,希望征求金庸先生的意见。金庸先生坚决不同意。他表示,如果找企业冠名赞助,他就不参加这次活动。

  王渭林先生向记者讲述了金庸先生的这一态度,并且说这次活动没有找企业冠名。


  金庸先生进入西安后,文汇报驻陕西记者韩宏先生就一路随行。记者见面会之后,金庸先生稍事休息。说到晚餐,韩宏建议金庸先生可以去西安美食街去走走看看,那里的馍具有大西北的特色。金庸先生对此建议极有兴致。正好主办方进门来邀请金庸先生就餐,金庸先生提出去美食街吃泡馍。主办方表示已经准备了欢迎晚宴,吃泡馍太简陋了。但见到金庸先生坚持,就改变了计划,去美食街。

  主办方为金庸先生点了各种各样的泡馍,堆满了整个桌子。金庸先生非常高兴,他说,北京、杭州有满汉全席,到西安可以吃上泡馍全席,特有风味。

  餐桌上,金庸先生谈兴正浓。他说,自己与陕西有着不解之缘,尤其是西岳华山,在自己十四部作品中有十二部出现过,《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笑傲江湖》等小说更是把华山作为故事发生的主要区域之一。1982年曾到过陕西,但那是匆匆之行。自己一直想再来陕西,好好看看西安这个十三朝的古都,看看丰镐都城、秦朝的咸阳宫、兵马俑,汉朝的未央宫、长乐宫,隋朝的大兴城,唐朝大明宫,还有自己多次写到的西岳华山。自己虽有“华山情结”,却从未登过此山。此次陕西之行,也是自己的一次圆梦之行。

  那天的晚宴虽然简陋,但金庸先生十分尽兴。主办方来了许多记者陪同,不少参加下午记者见面会的外地记者也一路随行参加了泡馍宴,餐厅内的许多食客见到金庸先生也是欣喜万分。席间不断有人前来向金庸先生敬酒,老先生来者不拒,又是签名,又是合影,不亦乐乎。我笑着对金庸先生说,今晚的这餐泡馍宴,有点江湖的味道。金庸先生连连说“难得难得”。

  本文作者万润龙应陕西电视台邀请,以“开坛”节目特邀主持人身份在西安对金庸先生进行访谈。本照片在本文连载之一中文字说明将陕西电视台误写为湖南卫视,特此更正并致歉。

  在金庸先生西安的行程中,陕西电视台安排金庸先生在“开坛”栏目中接受采访,以访谈的形式与观众见面。“开坛”制片人郭敬宜女士是这次金庸先生陕西行的主要促成者,金庸先生对她很有好感。郭敬宜向金庸先生建议,“还是像在杭州剧院一样,特邀万先生对您作访谈。只是访谈的地方从杭州剧院换成了西安的某个茶馆。”金庸先生听了,表示赞同。

  第二天,我以特邀主持人的身份,在西安的一个茶馆中对金庸先生作了近两个小时的访谈。(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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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公众利益挺身而出,这就是现代的侠——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之十五)
    | 发布时间:2018-11-23 08:46:08
  如果说“五岳联盟”是一次成功的旅游品牌策划,那么,“华山论剑”则是一次可以载入文化史册的文化事件。

  金庸先生对这次陕西之行很有期待。当年8月31日,他在给主办方的同意函上书面提出自己的期望:希望这次到陕西“能面晤陕西考古界、宗教界的有关人士”。

  金庸先生还在电话中告诉我:这次去西安,自己有三个心愿。一是希望去法门寺膜拜佛指舍利;二是希望能够拜会陕西的文化人,特别是陈忠实先生和贾平凹先生;三是希望拜会陕西的考古界专家学者,自己有些学问上的问题希望向他们请教。金庸先生特别强调:华山论剑是一次文化活动,我希望能够远离娱乐,远离商业。华山本来就是一个文化圣地,有着悠久的历史,借助文化来操作同样能够成功。他表示,参加这次文化活动,自己不参与一切商业活动,所有费用自理。

  说到佛指舍利,金庸先生虔诚地表示,上年(2002年)开春,在星云大师的建议下,台湾佛教界迎请法门寺佛指舍利入台瞻礼。佛指舍利在台湾供奉期间,万人空巷,台湾民众迎请佛祖,全岛震动。37天后,佛指舍利回归法门寺,全球佛教徒代表结缘佛光山,30万人跪拜一天一夜,礼送佛指舍利登上回归的专机。据报道,有500万台湾同胞在佛指舍利面前跪拜。期间,星云大师还邀请大陆各大寺院住持到佛光山共襄盛会。金庸先生表示,这一年多来,一直计划着要去法门寺膜拜佛指舍利。

  10月7日,参加华山论剑的宾客陆续到齐。金庸先生也陆续接待各地来的朋友。

  7号傍晚,张纪中先生陪着一对母女前来拜访金庸先生。我见着那女孩子很面熟,原来是刘亦菲和她的妈妈。金庸先生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张纪中先生与金庸先生已经是老朋友,互致问候之后张先生向金庸先生介绍了刘亦菲,并且推荐刘亦菲出演《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金庸先生一口答应,认为刘亦菲演小龙女一定会十分出色。

  8号上午,“华山论剑”在险峻的华山北峰拉开序幕。

  华山号称中华第一险,华山北峰海拔1614.7米,峰顶只有一个不足一百平方米的广场。据陕西电视台副台长王渭林介绍,主办方曾拿着凳子一个一个地量过无数遍,最后发现上面最多只能摆30把椅子。为安全考虑,主办单位婉拒了全国100多家新闻媒体提出的现场采访要求,只给20家左右的媒体颁发了通行证。除少数嘉宾和记者外,大部分记者只能集中在北峰旁的一个小亭子里观看电视直播。陕西电视台将进行两小时的现场直播,130多箱直播设备早早地运达峰顶,直播将由24个摄像机进行多点三地传播,通过亚太卫星向全球实时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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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山前几天还是阴雨连绵,8号早上居然开晴。在沿途观众的欢迎下,金大侠终于来到了华山。这一天,主办方为金庸先生设置了由《天龙八部》中王语嫣的扮演者刘亦菲的“美人关”、《笑傲江湖》中华山派掌门人岳不群的扮演者巍子的“美酒关”、世界著名围棋高手聂卫平的“棋局关”。金庸先生连闯三关,于上午10时30分登上北峰之巅。

  “华山论剑”的总直播主持人是清华大学的教授王鲁湘、陕西电视台的主持人王涛;“华山论剑”现场的主持人是陕西电视台的李蕾和嘉宾主持、北大教授严家炎,还有司马南等人。将与金庸过招的是“巴蜀鬼才”魏明伦、“关中刀客”杨争光、“胡子侠导”张纪中和“北大醉侠”孔庆东。他们将分别从“剑影江湖”“侠旅萍踪”“金剧春秋”“情为何物”四个角度,打开金庸的世界,大话江湖。此外,由全国各地选出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也将与金庸先生探讨世人关注的文化热点问题。

  金庸先生在杭州时书写的“华山论剑”已经成为华山顶端的摩崖石刻,此刻已经由一幅红布覆盖。金庸先生上前,揭开了红布,“华山论剑”四个刚劲有力的大字顷刻展示在众人面前。掌声中,“华山论剑”正式开始。

  主持人王鲁湘:我们对所谓流行文化在过去一直存在文化偏见,认为它首先是低下的,第二是边缘的,第三是不重要的。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很大一部分不是从事艰深痛苦的思考,我们实际是在玩乐当中,在生活的状态当中,完成一种文化的消费。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金庸现象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现象,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共同话语。在华语文化圈,金庸就是公共话题。几代人谈这个话题,这本身已经进入我们生活状态的历史,进入精神生活的历史。金庸的作品提供了一个文本,对这个文本的再创作,像金庸所有的影视剧,包括舞台剧,在读者当中,在网络上,大家传阅读金庸的心得,这个叫金庸现象。金庸现象和金庸文本一起构成金庸文化。

  金庸先生:就像王鲁湘先生所说,我这个小说是建筑在愉快上面的。我的小说是一种虚构的想象的东西,我的希望和最大的目的还是给读者一种愉快的享受。有些朋友把我的文学作品提到很高的高度,引起很多文学批评家的反对,朋友的好意我非常感谢,但是他们反对我,我觉得抬举我了,我很感谢大家的评论。

  主持人李蕾:中外的侠有什么区别?

  金庸先生:他们都是见义勇为,遇到不公平的事可以帮助人家的,这个是共同的地方。在中国社会当中,侠是一个很崇高的道德,非常重视的。外国人就不重视这个侠,他们讲骑士,骑士主要是为上帝服务的。我们中国人讲人情,看到病人痛苦或者受到欺负去帮助他,外国人认为上帝该做这个事情,我牺牲生命为了上帝,死了之后就上天堂了,动机出发点完全不同的。

  主持人李蕾:现代的侠在哪儿?

  金庸先生:今年中央电视台组织一个节目叫《感动中国》,邀请我做评委,三十几个评委,推举的都是见义勇为、挺身而出、为人家抱不平的这些人,这些就是具有侠气的人。

  我推举一位女经济学家刘姝威,她发现有一家大公司发表的年报欺骗股东,她写了一篇短文,告诉大家这篇年报是假的,靠不住。结果大公司去告她,告得她非常狼狈,她一个穷教授没有钱跟大公司打官司,但是她坚持正义把官司打下去,最后这家公司破产输了。我觉得这种人不为自己利益,而为了公众利益挺身而出不怕牺牲,这就是现代的侠。(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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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论剑”时金庸为何落泪——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之十六)
    | 发布时间:2018-11-26 14:27:52
  在与主办方讨论邀请的人选时,金庸先生希望能够邀请杨争光先生参加“华山论剑”的活动。金庸先生表示,他很佩服《水浒传》和《双旗镇刀客》的编剧杨争光,能够把这两部作品编排得这么好。金庸先生还提到了当时刚播出不久的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杨争光也是这部电视剧的编剧,金庸先生认为也拍得很好。金庸先生曾向我表示,如果有机会,会邀请杨争光先生来把自己的小说改编成电视剧,“我相信一定会很好看”。

  在与金庸先生对话了有关侠的内容之后,主持人请杨争光先生就此话题发表看法。

  杨争光:我觉得侠在现代社会还是有一定意义的,我们现在把侠脱离出来成为一种精神,侠义是弱势群体的一种幻想,只要有弱势群体存在,侠的精神就不会消亡。让我来理解,侠像补丁一样。比如有一件衣服有洞,侠是补充。太相信它也不行,但是没有它也不行。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侠义的人也是不行的,靠各种各样的力量,体制再完备,角落里面还是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种时候,需要有侠义之人站出来。

  刚才说到中国侠客和外国侠客的区别,我有一个看法,中国的侠更讲义气,有时候还有忠和义。这可能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外国侠客除了金庸先生刚才讲的为上帝服务外,我觉得他身上正义的东西可能比中国侠客要多一些。按现代人的观念来说,正义有时候并没有很刚性的标准,你很难说哪个对哪个错。因此,有时候中国的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这个事情这样做可能是不太合适,但是因为他是我的哥儿们,所以我就必须要做这个事情。这样做当然也会让人很感动,但是他做的行为的背后可能还是有一点动机不纯。我觉得这是中国的侠和外国侠客的区别。

  金庸先生:孔夫子讲侠义讲道理,他根据自己所想的凭良心判断,凭良心,讲天地良心,这个事情不对我就去纠正。孔夫子也认为,知道不对去纠正很合理的。

  杨争光:司马迁在《史记》上说过,“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侠其实还是经常捣乱的,文人也捣乱,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但是还是有不同之处,我觉得侠跟孔夫子还是有差别的,孔夫子实际上是不捣乱的。

  金庸先生认为杨争光先生说得很好。在杨争光发言结束后,金庸先生悄悄地对杨争光说:有人问我武侠小说不写了,将来怎么样发展,我就想,像《双旗镇刀客》这一类小说还是可以发展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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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重回海宁袁花母校访问。

  那一天的直播确实做了很好的准备工作,在“华山论剑”的过程中,电视台插播了一些与金庸先生和他的作品有关的内容。陕西电视台的记者专程赴金庸先生家乡海宁市和袁花镇拍的电视短片,在主持人与金庸先生对话的过程中作了插播。金庸先生在看短片时和第四环节“情为何物”时前后四次做了抹泪动作。

  金庸先生去世后,我应朋友夏宏伟的邀请到他主持的“精英素宴”作了一次有关金庸先生的讲座。听众中有一位来自金庸先生家乡浙江海宁市袁花镇的女性朋友,她的微信名叫木末芙蓉。在互动环节,木末芙蓉问我:金庸先生生前曾六次回家乡海宁,但除了1992年12月回老家袁花镇时去过镇中心小学,后来再也没有踏上过老家的土地,这是什么原因?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金庸先生。2003年7月,杭州金庸书友会创办,受金庸先生和另三家股东单位的委托,我在杭州筹办公司开张活动的具体事务。在众多的来宾中,有一位金庸先生的本家,他叫查建国,当时的身份是海宁市袁花镇人大主任。查主任专门找到我,希望通过我向金庸先生发出邀请,请金庸先生回老家走走看看,“查先生的旧居已经完全按老样子重建了,里面的摆设也是按老样子放的”。

  我向金庸先生转达了他家乡人的邀请。金庸先生与我说了一段往事。他说,在邓小平先生会见的时候,邓小平先生也向自己提起过这段家庭的悲剧。

  金庸先生原名查良镛。1924年2月,金庸先生出生在海宁袁花镇。海宁查家在当地是数一数二的世家望族。在查家祠堂上,悬挂着一副对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这是康熙皇帝亲笔为查家御书的。当时查家称为“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金庸祖父查文清1886年考取进士,是海宁查家最后一位进士。金庸父亲查树勋(一说为查枢卿,又名查荷祥、查懋忠)为查文清第三子。到查文清这一代,查家已经衰落了。到金庸先生出生那年,查家还有3600多亩土地,100多户佃农。查树勋是震旦大学毕业生,受过西式教育,比较开明。22岁大学毕业后,他开始经营海宁的大来钱庄。抗战期间,大来钱庄毁于炮火。查树勋对金庸相当怜爱,对他寄予厚望。有一年圣诞节,他送给小金庸一本查尔斯·狄更斯的著作《圣诞颂歌》作为圣诞礼物。金庸先生直到成年还把此书带到身边。

  2000年初,金庸在《收获》杂志发表自传体散文《月云》。书中写道:“从山东来的军队打进了宜官的家乡,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压农民,处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伤心了大半年,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因为全中国处死的地主有上千上万,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

  文中的宜官就是金庸先生。他父亲查树勋是在自己创办的袁花镇龙头阁小学的操场被枪毙的。

  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会见金庸先生,其中谈到金庸父亲当年在 “镇反”中被错杀一事,金庸先生表示:“人入黄泉不能复生。那么多大人物,包括刘少奇主席都蒙冤而死,您邓小平先生也蒙冤失去自由,我会想通的。”

  1985年7月23日,浙江海宁县人民法院就查树勋案作出新的《刑事判决书》:“本庭认为,原判认定查树勋不法地主罪的事实不能成立,判处查树勋死刑属错杀。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判决如下:撤销海宁县人民法庭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六日第134号刑事判决,宣告查树勋无罪。”

  1992年12月,金庸首度返乡,回到海宁市袁花镇中心小学。 “如果一个人离开家很久,在外边住的时间一长,对故乡怀念的感觉就越深……总想老了,再回到这个地方来住。”

  2004年8月17日,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到来之际,文汇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我采写的《金庸眼中的邓小平》,那是后话。

  然而,金庸先生的心结并未完全打开。查建国主任在参加金庸书友会创立仪式后又数次联系我,我也数次把金庸先生家乡人的诚意转达给金庸先生。但金庸先生表示,那是查家的血光之地,自己去了会心里难过,还是不去了。但嘉兴和海宁还是会去的,自己对家乡的感情也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从1992年到2008年,金庸先生六度回到家乡海宁。(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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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门寺,金庸诠释文怀沙妙联禅意——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之十七)
    | 发布时间:2018-11-27 14:19:54
  在1600多米海拔的华山北峰顶上,“华山论剑”的直播持续了3个多小时。上山前身体状况不是太好的金庸先生此刻却是神清气爽,他舌战群儒,应对自如,体现了一代宗师的智慧和胸襟。

  在“论剑”过程中,金庸先生与金迷读者装扮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见面。来自湖南的“南帝”因为过于激动,面对金庸先生,竟然十多分钟说不清话。

  在华山索道广场,两名大汉抬上一方巨印。这是主办方赠送给金庸先生的,重达35公斤。金庸先生过目后,当场启封,盖出首幅印文,是汉篆刻制的六个大字:“华山武林主”。金庸先生还在“倚天剑”、“屠龙刀”上按下了自己的手印。“华山论剑”的压轴戏是金庸先生新收的两名博士生卢敦基、王剑拜见导师。

  中午12点多,直播结束。此刻,金庸先生表示自己有些疲劳,原计划在“论剑”之后举行的记者见面会因此取消。金庸先生下山休息。

  据陕西电视台技术跟踪,这次“华山论剑”共有3亿多海内外观众观看直播,数十家媒体现场报道。


  按照主办方与金庸先生商定的日程安排,金庸先生此次陕西之行的主要活动包含三大部分:“华山论剑”,“法门说禅”,“碑林谈艺”。“华山论剑”次日,金庸先生前往陕西扶风县法门寺,拜谒佛门圣宝舍利子,并与宗教人士话佛说禅。金庸先生的好友蔡澜先生也与金庸先生一起礼佛法门寺。

  法门寺始建于东汉恒帝年间,距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是安放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著名寺院,素有“关中塔庙始祖”之称,是佛教旅游圣地。金庸信佛,小说中对佛教圣地的描写十分多,并贯穿了很多佛教从善的思想。法门寺是老人家向往的圣地。

  与热闹非凡的“华山论剑”相比,金庸先生礼佛法门寺比较安静肃穆。上午9时许,金庸先生来到法门寺。上百名警察现场维持秩序,现场采访的记者被远远地挡在距金庸先生数米之外。

  法门寺演峰法师等高僧已经在寺院门外迎候。金庸先生十分虔诚地双手合十礼拜众僧。金庸先生对演峰大师说:对法门寺心仪已久,今日能够上山参禅拜佛,完成了自己一生的美好心愿。

  演峰法师等高僧陪同金庸先生参观了法门寺。在大雄宝殿门口,一幅对联让金庸先生停下了脚步。这是文怀沙先生为法门寺题的对联:“法非法非非法舍非非法,门无门无无门入无无门”。金庸先生观看此幅对联,沉思良久,默默无语。

  参观之后,演峰法师等三位高僧将金庸先生夫妇与蔡澜先生迎入禅房,我也有幸入坐金庸先生下侧。其他所有人员均被挡在门外,大殿内十分安静。

  茶礼之后,演峰大师询问:“查先生刚才在大雄宝殿门外驻足良久,参悟门外那幅对联。不知查先生悟出哪些心得?”

  此刻的金庸先生以居士自称。见演峰大师发问,金庸先生谦逊地双手合十,颔首表示尊敬,然后回答:这幅对联很好地诠释了“法门”的佛意,佛法无法,法门无门,心中有佛,佛无处不在,所谓法门,乃心中之门。这幅对联富有哲理。说着,金庸先生再次双手合十:“不知我说得对不对,求教大师。”

  演峰大师也以双手合十回礼。他很认同金庸先生的回答:“查先生真是心有佛根,很有悟性。”

  演峰法师表示,《金刚经》中有“法尚应舍,何况非法”,告诉我们对世间的一切要看淡一些。桥是用来过河的,过了河就不应再背着桥走路。“法门”是佛教修行的方法,佛门称“法门无量”,与哲学中“否定之否定”原理类似。查先生的诠释已经参悟了《金刚经》的禅意。

  金庸先生与演峰法师等3位高僧一问一答,坐而论道。金庸先生博闻广记,他从中国传统文化到人生哲学,从儒释道相通到佛道之间的差异,从读《金刚经》的心得到文学创作,还谈到了自己皈依佛教的过程,以及与池田大作的对话。

  与高僧一起用过斋饭后,金庸先生参观了法门寺博物馆,瞻仰了佛指舍利。在佛指舍利前,金庸先生神色庄严,默诵佛经。在留言桌前,金庸先生提起毛笔,稍加思考,写下了“大唐文物法门珍异”八个大字。

  离开法门寺,金庸先生不顾旅途劳顿,驱车来到武则天和唐高宗合葬的乾陵。这座被称为千古之谜的地下奇宫,让金庸先生流连忘返。在武则天的无字碑前,金庸先生认真听取讲解员的讲解。他仔细观看碑石,似乎在寻找碑身背后的故事。(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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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与金庸父亲是同班同学——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之十九)
    | 发布时间:2018-11-30 14:23:49
  主持人开场白之后,金庸先生率先发言,依然是十分谦逊的口气:“这次‘华山论剑’不是武功上的比试,而且不比胜负,不论高低,更不是商业炒作。它是文化人的对话,是友好的学术探讨,希望各位大家对我的小说多多批评指教。”

  陈忠实先生是上一天从杭州匆匆赶回西安的。他得知我是文汇报驻浙江的记者,很高兴。他告诉我,这次去杭州,是参加浙江作家节活动。自己对这类活动向来没什么兴趣,但浙江省作协主席黄亚洲是自己的好友。好友邀请,难以拒绝。因此匆匆而去,匆匆而归。“这一来就耽误了金庸先生来陕西的前两场活动了。浙江方面还要留我,这次我没有犹豫,毕竟与金庸先生见面讨论更重要。”

  陈忠实先生时任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朴实无华的穿着,一副老农民的样子。昨天晚宴在与金庸先生同桌攀谈后,两人的友谊得到升华。此刻,他接过金庸先生的话题说:“尽管文学界对金庸小说有不同的看法,但一位健在的作家能拥有上亿读者,这种现象很值得研究。我个人对金庸先生十分敬佩。”


  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先生是金庸先生的至交,他是国内最早开设金庸学课程的学者,曾经把金庸先生请到北京大学开过讲座,金庸先生很敬重他。严教授表示:“金庸先生曾经说过,五四运动以后,有许多小说家是在用中文写外国小说,而他则是用传统的形式写中国的故事。我与金庸先生的看法不大一致。我觉得,他的作品中包含的雄厚的文化韵味超出了他的作品形式。金庸小说中更多的是用古代形式来体现现代精神,金庸小说的艺术结构不只是东方的,还包括了西方的、五四后的新文学的创作手段。他的作品不仅有娱乐性,同样具有思想性和艺术性。”

  但金庸先生此刻却突然插话:“我认严家炎先生为‘半师半友’。我在修改自己的小说时,有许多是听从了严先生的指点。但我要对严先生刚才的话要作些更正。我从来都没有说过‘很多小说家是用中国文字写外国小说’的话,这是一位新加坡的记者将我说的两段话的意思‘并’在了一起。茅盾是我父亲的同班同学,我也很佩服巴金等文学巨匠,任何对他们不恭敬的话我都不会去说。我只是在浙江大学给学生讲课时引用过武汉大学校长讲过的一句话:现在有些人用中文写出来的小说,就像外文一样让人看不懂。”

  严家炎教授对金庸先生的“更正”表示感谢和认同。

  陕西作家高建群因作品《最后一个匈奴》而震动中国文坛,被誉为新时期重要的西部小说家和浪漫派文学"最后的骑士"。文坛称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与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废都》等陕西作家的作品为"陕军东征"现象。高建群也因此当选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高建群的发言同样带有浪漫主义色彩:“金庸先生塑造了一批大奸大恶、大善大邪、大俊大美的人物形象,编写了一些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大出大入的故事情节,风靡数十年,影响数亿人。因为种种原因,20世纪中国作家的作品一般都飞扬不起来,但金庸先生使中国作家的作品飞扬起来了,这难能可贵。”

  那天参加论坛的都是大师级的人物,他们的发言大多表达了对金庸先生和他作品的赞誉之意。而苏州大学汤哲声教授的发言则充满了学术含量:“我国的文坛对武侠小说和金庸小说一直争议不断。前不久,在北京现代文学研究院的一次会议上,金庸小说又一次引起了争论。我个人认为,对金庸小说无原则地贬低和无意义地吹捧都不是健康的文学批评。以学者的眼光看,金庸小说并不是孤峰突起。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金庸小说已经是第三座高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武侠小说的第一个高峰,平江不肖生写的武侠小说第一次将武侠带入了江湖,其代表作是《江湖奇侠传》;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是武侠小说的第二个高峰,武侠小说又走进了历史,使江湖与‘江山’相结合,代表作有宫白羽的《十二金钱镖》、王度庐的《卧虎藏龙》等;金庸小说则是第三个高峰,他继承了武侠写江湖、写历史的传统,又创造性地使武侠小说走进了人性阶段,创作了人性化的武侠小说。金庸先生塑造的人性,与‘五四’以来塑造的人性有些不同,金庸小说中更多的是传统的东西。对金庸小说不能用现实主义的标准来评价,金庸小说是虚拟的世界,是成年人的童话。评价金庸小说与评价贾平凹作品的标准不应该一样,就如衣要尺度而米须斗量。

  听了汤哲声教授的发言,金庸先生心情愉悦:“我从小就喜欢读武侠小说。我写小说的最初动机是娱乐读者,让大家开开心就好。但与生俱来的是非观和爱憎观还是会影响我的小说创作。我的小说写武侠自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不宣传伪科学,也反对神功。我写的武侠只是一种精神。这种‘侠’指的是见义勇为,遇到不平的事能够挺身而出,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现在提倡百花齐放,武侠小说应该是百花园中小小的一朵,希望不要去踩死它。我的小说之所以拥有这么多的读者,得益于用汉字写作,因为华人多,所以我的读者也多。我为自己是华人作家而感到骄傲。”(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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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至绝顶金为峰”——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之二十)
    | 发布时间:2018-11-30 14:23:49
  金庸先生到陕西最想见到的另一位作家是贾平凹先生。到西安的第一天就问过主办方接待的同志:这次能不能见到贾平凹先生?而在筹划“华山论剑”的过程中,金庸先生几次提及贾平凹先生。他告诉我,大陆的作家中,他读过贾平凹先生的《废都》,为了了解贾先生,又读了他的《秦腔》,“贾先生的小说和散文风格独特,与众不同。”

  在西安碑林的高层论坛上,贾平凹先生给金庸先生的评价同样是充满溢美之词:“我从1992年开始接触金庸的武侠作品,此后我收集了很多金庸先生的作品,其中对《笑傲江湖》特别感兴趣,也有许多感慨。我很喜欢金庸小说中弥漫的那种气氛,感觉就是在读一幅中国山水画,那些景色是扑面而来的。金庸小说写作方法独特,有高超的想象力。读金庸小说,使我受到了许多启发,从中汲取了不少写作方法。作为报人,他的小说站的角度很高。金庸小说写的是江湖和武侠,但其作品却透出金庸写作时代的现实背景。他把国与国之间的对峙,把政治矛盾都写进了江湖中,显示了作者对现实社会宏大而又深刻的感知。这种感觉在《笑傲江湖》里很明显。”

  金庸先生笑容可掬地插话:“当时写《笑傲江湖》的时候,正是‘文革’的时候,我每天都要在《明报》上写评论,当时情绪很激动,于是在小说中也不由自主地渗透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借此纾解内心的不平之鸣。”

  金庸先生在这次陕西之行过程中遇到了不少老朋友,“巴蜀鬼才”魏明伦便是其中的一位。魏明伦先生参加论坛并且发表了很辩证的意见,也让金庸先生感到很高兴。此前,金庸先生曾告诉我,他与魏明伦先生相识是在1998年,当时,魏先生带川剧团到香港演出,两人一见如故。“魏先生当年就姚雪垠先生《李自成》写的论战文章十分精彩,好像就是发表在你们文汇报办的杂志(注:《文汇月刊》)上。他的《潘金莲》《巴山秀才》《变脸》我都很喜欢。他的长短句写得很有水平,是写赋的高手。”金庸先生对魏明伦先生十分了解。

  在我的印象中,魏明伦先生很少在公众场合给别人唱赞歌。我曾通过文汇报的同事找过他,希望他能够为我主编的一本散文集写一篇序言,并告知会付给润笔费,因为这本散文集是我的一位好朋友写的,在文汇出版社出版。但魏先生婉言谢绝了。我的同事告诉我,魏先生不太愿意为别人唱赞歌。

  但在“金庸小说高层论坛”上,魏先生却不吝赞语:“我多次说过,《还珠格格》中的小燕子就是《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但小燕子与韦小宝又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是因为作者的思想境界不同。金庸是清醒的,他看到了韦小宝人性中的某些缺陷,向年轻读者清楚地表明小说中的一些东西是不能模仿的。因此,韦小宝虽然家喻户晓,却没有人把他当偶像学。

  “金庸小说从本质上说就是武侠小说,是杰出的武侠小说,因为金庸小说反映的是武侠和江湖。金庸小说的成功,除了金庸先生自身的原因,还有时代的因素。张恨水就只能写言情小说,因为他没有经历金庸的年代。‘海到无边天作岸,山至绝顶金为峰’,金庸小说在武侠小说中的地位是前无古人,可能也是后无来者。《鹿鼎记》至今已30年,其后没有作品能超越它。如果不把武侠小说看作文学作品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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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金庸到成都,专程邀魏明伦相见

  但魏明伦先生此刻却话锋一转,“同样,把武侠小说当作至尊也不妥当,华山脚下毕竟还有陈忠实的《白鹿原》,还有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武侠小说呼唤侠义的主题有其局限性和负面效应,我们的时代不应把前途寄托在侠义上,而应该呼唤‘德先生’和‘赛先生’。”

  “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是清代林则徐年少时与老师间的应和之作。如今,这副对联在福州的林则徐祠堂内和罗星公园内呈现。魏明伦先生信手拈来,用于金庸先生在武侠小说上的成就。金庸先生连说“不敢当”。至于魏明伦先生把自己的小说与陈忠实、路遥先生的作品相比较,金庸先生不加评说和解释,因为陈忠实和路遥都是他敬重的作家。

  费勇、李震和蔡澜等专家学者也在论坛上发了言。

  论坛结束后,在返回的途中,金庸先生余兴未尽。他谈到了魏明伦先生和他的川剧作品,说自己很喜欢魏先生写的川剧。如果魏先生愿意把自己的作品改编成川剧,可以参照当年把《笑傲江湖》的改编权以一元钱的价格转让给央视的模式。但金庸先生的此愿并未成为现实。金庸先生去世后,魏明伦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披露了这一段故事。他说,金庸先生与他提过请他改编自己作品的建议,但是他有点不敢“接招”,因为金庸先生的作品太深入人心了,这些大部头的作品根本无法用两个小时左右的戏剧表现出来,任何细节的取舍都叫人为难。但他表示,如果有人愿意改编,他十分愿意出谋划策。

  若干年后,我的好友杭州越剧院院长侯军听说我要去香港采访金庸先生,让我带口信征询金庸先生意见,说杭州越剧院想把金庸先生的小说改编成越剧。我向金庸先生转达了侯院长的请求,金庸先生欣然应诺,说愿意以一元钱的价钱授权,并表示,改编成越剧最好选《鹿鼎记》和《书剑恩仇录》,这两部小说中的宫廷戏和情感戏适合演越剧。后来侯军院长专程赴港面见金庸先生签下授权书,说是一元钱转让,其实一分钱不收。那是后话。(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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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论剑”直播为何吸引3亿海内外观众——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之二十一)
    | 发布时间:2018-12-07 08:51:22
  在西安碑林举办的高层论坛中,与会的小说家和学者发言时几乎都给了金庸先生赞美之词。金庸先生最后表态说:“大家对我的评价还是高了,赞扬多,批评少。”事后他对我说,他正在修改自己的小说,最希望听到他们的批评和意见。

  金庸先生对苏州大学汤哲声教授的发言给予好评:“汤教授的分类有道理,他对中国的通俗文学很有研究。”

  汤哲声教授是文学博士,苏州大学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一级学科通俗文学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研究,曾到韩国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同时担任中国俗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理事、江苏省现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他担任主笔之一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通俗文学15讲》和《文学新思维——文化民俗学解读》,当时均已成为高校文学院系的教材。他在“金庸小说高层论坛”上,把中国近当代武侠小说分为三个高峰(江湖争斗,江湖与江山结合,江湖、江山与情感结合),而把金庸先生的小说列为第三个高峰。他的观点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同,金庸先生对他的发言印象深刻。

  因为这次汤教授的发言和金庸先生对他的评价,我也开始关注汤教授的学术研究。2003年之后,汤教授发表或出版了一大批学术专著,可谓著作等身。而金庸小说则成为他研究的课题之一,不但有学术专著,而且作为讲学的内容在不同的高校开讲。他讲金庸小说,既带有学术性,又有很强的趣味性。比如他把金庸小说中的侠分为五种:儒家之侠(如《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和《碧血剑》中的袁承志),墨家之侠(如郭靖),道家之侠(如杨过),佛家之侠(代表作为《天龙八部》和《侠客行》)等五种。把金庸小说中的情分为三种境界:杨过小龙女式的海枯石烂式,《飞狐外传》里马姑娘对福康安的悲喜交加型,第三种是“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式的,代表人物是郭芙。而金庸小说的传奇性有五大模式:争霸、夺宝、情变、行侠、复仇。说到金庸小说中的艺,汤教授举实例说明:酒——《笑傲江湖》中令狐冲与黑白子谈酒与酒杯的话题十分精彩;花——《天龙八部》中段誉与王夫人谈茶花;吃——《射雕英雄传》中黄蓉为了让洪七公教郭靖武功,做了天下美味来引诱洪七公,把吃也武功化了。汤教授还把《笑傲江湖》归为政治小说,把《书剑恩仇录》归为儒家小说,把《神雕侠侣》归为爱情小说。


  金庸小说的陕西之行造就了一个盛大的“节”——“金庸节”。为了筹办这个节庆活动,陕西各界动用了各方资源。陕西电视台动用了三辆直播车,通过亚太卫星全球实时传播,直播点的落差超过2000米。一直到直播的10月8日凌晨,陕西的移动通讯公司才把信号接上了华山,有惊无险。陕西电视台为本次“华山论剑”投入了400万元,虽然用以回收投资成本的巨额商业冠名权因金庸反对而取消,但最终还是凭借插播广告等其他收益顺利收回投资,并略有赢利。直播期间,为考虑直播效果和沿途安全,华山封道8小时,此举引出一些非议。但据陕西电视台研究发展部报告,海内外共有3亿人观看了这次直播,加上搜狐网等网络媒体和陕西、北京、上海、广州、湖南等众多媒体的竞相热炒,以及宝岛台湾东森电视台、台湾TVBS在海外的持续播出,主办方的知名度直线飙升。金庸先生与华山、与法门寺、与无字碑的合影照片,在各类媒体中出现,华山成为2003年10月的热搜词。以一景为平台,以一人为主体,能够达到这样的传播效果,也算是“空前绝后”。

  时任陕西省旅游局局长说,金庸之行提升了整个陕西旅游形象,陕西省政府对“华山论剑”达到的效果非常满意。他表示,今后将把这个活动长期办下去。陕西省武术联合会和西安武术联合会则召开联席会议,决议请全国的武功高手来陕西,进行一次真正的“华山论剑”。

  本次“华山论剑”的主持人、清华大学教授王鲁湘对金庸先生的陕西之行作了以下评价:这次华山论剑是一种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双重交错。经过这样的演义,虚拟空间看来已经被消解掉了,我们只看到一个现实的文化名人清谈节目。金庸实际上是一个行业或者是一种产业的发动母机,由他发动起来的产业产生这么大的生产力,产生这么大的价值,使这么多的人能够有口饭吃能够就业,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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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先生自己对这次陕西之行也十分满意。三大主题活动中,金庸与金庸小说被数亿人知晓,这是金庸先生最在意的结果。在陕西期间,他礼佛法门寺,会见新老朋友,共同探讨金庸小说,求教玄武门之变等历史知识,观赏华山、法门寺、无字碑等一大批自然、历史、人文景观。在陕西期间,金庸先生也一直在“回报”陕西。一路上,他都在出自内心地“宣传”陕西,说自己到陕西是来拜师的,是来学习中国的历史、文化的。他尊重历史、敬畏自然的侠义之心,给了陕西无数的荣誉。10月10日离开西安时,金庸先生向我表示,这次时间太短,以后有机会还会再来陕西,一定会住上几个月,好好“读读”这方水土。(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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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法律的金庸当年为何选择当《大公报》国际电讯翻译?——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之二十二)
    | 发布时间:2018-12-07 09:13:47
  今天我要回头讲一段往事。

  那是1999年暑假之后的一天,我接到了金庸先生办公室秘书吴小姐的电话,说金庸先生有事找我。电话那头传来金庸先生的声音。金庸先生告诉我,过几天要去浙江大学,想转道去一趟上海,计划专程拜访文汇报的总编辑石俊升先生。金庸先生问我是否有时间,希望在拜访石总编时我能够一起作陪。

  我自然是十分愿意。金庸先生问我石总编有什么爱好,我估计是金庸先生要准备见面的礼品,于是对金庸先生说,石总编看到过您的书法,认为极有个性特色。如果查先生方便的话,我代石总编求您一幅书法作品。金庸先生很高兴地应诺,并表示也会给我写一幅。数天后,金庸先生专程来到上海。他见到我的时候第一个动作就是双手将两幅书法作品递送给我。我十分恭敬地打开金庸先生的作品,只见给石俊升总编辑的书法是七尺直幅,以刚劲有力的笔锋书写了朱熹的名句“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落款处还用小字书写了长长一段话:文汇报石俊升社长,久未谋面,今日识荆,幸哉幸哉!(大意)给我的书法则是录写唐朝魏征的《述怀》: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录魏征诗为万润龙兄书,金庸。

  当时,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已经成立。记得那天是周末,我陪着金庸先生来到威海路集团新大楼门口时,石俊升总编辑已经在那里迎候。石总编陪着金庸先生参观了文汇报的编辑部,又陪他到了集团总部大楼的47层,这里可以鸟瞰外滩和上海的天际线。

  金庸先生告诉石总编,他22岁时(1946年)曾到上海读书,那时称东吴大学法学院,后来并入华东政法学院,插班修习国际法课程,同年秋天,进入上海《大公报》工作,任国际电讯翻译。“当时到上海读法律,本意是想当法官或者律师,但家境不许可,所以进了报社工作。”石俊升总编辑笑着对金庸先生说,您如果当了法官,或许就不会有明报,中国就会少了一位知名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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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集团会客室就座后,金庸先生示意我向石俊升总编辑展示了赠送给石总编的书法作品。石总编对书法很有研究,赞叹金庸先生的书法有启功先生的功力。金庸先生笑着回应:“启功先生确实说过我的字像他,更有书评家称我的书法是‘启功体’。”待石总编收起书法作品,金庸先生对石俊升总编辑先致谢意。原来,金庸先生与石总编之间此前已经有过一次书信交往。

  1997年10月21日,文汇报第八版“笔会”发表了一篇题为《向金庸先生进一言》的文章,作者根据当时的传闻“金庸将写历史小说为秦桧翻案”对金庸先生提出了批评。金庸先生是视名节重于性命之人,他读到这篇文章后立即写信给文汇报总编辑,信中表示看了文章后感到“不胜骇异”,因为他从来没有说过文章所引述的那一段话。金庸先生随信还附上了自己的一篇评论《论岳飞与秦桧》。石俊升总编辑收到金庸先生的来信和评论后十分重视,立即对《向金庸先生进一言》一文中的内容进行了核查。结果发现,该文作者引用的内容来自一个月前的上海《文学报》刊登的《金庸写作近况》一文,而《金庸写作近况》又是摘自北京《青年参考》9月5日发表的《金庸最近在写什么》一文,而《金庸最近在写什么》又是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副刊8月21日第6版同题文章摘录的,《联合早报》一文则是从8月11日台湾《中国时报》的新闻《金庸现在在写什么?》中摘录。

  查清来龙去脉之后,石俊升总编辑给金庸先生写了一封亲笔信,将文汇报的调查过程和结论告知金庸先生,并表示将全文发表金庸先生的评论《论岳飞与秦桧》。金庸先生随即表示同意。同年11月2日,文汇报第八版“笔会版”全文刊登金庸的署名评论《论岳飞与秦桧》,并且配发了编后语,不仅将此事解释清楚,并表示,引文、编文须慎重。

  说完这段往事,金庸先生起身向石俊升总编辑致谢。他说,没想到文汇报石总编辑如此重视读者的来信,那么快就发表了自己的评论。金庸先生表示,一张报纸,能够在同一版面发表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需要勇气和气度,只有像文汇报这样有历史底蕴的老报纸才会有这样的担当。(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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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抱病来沪与巴西著名作家科埃略对话——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之二十三)
文汇网 2018-12-05 02:13:23
金庸先生第二次来到文汇报是在2002年4月,这次是应文汇报的邀请与巴西作家科埃略对话。

2002年4月27日,应文汇报邀请,金庸先生专程来到上海,与巴西著名作家保罗·科埃略在文新大厦论剑--畅谈文学话题。 - 副本_副本.jpg

▲金庸先生与科埃略先生在文汇报

当年4月的一天,我接到了报社领导的电话,说巴西作家保罗·科埃略将来上海出席他的中文版新书的首发式。文汇报策划了一个方案,把金庸先生和科埃略先生一起邀请到文汇报,作一次头脑碰撞式的对话。希望我向金庸先生发出邀请,来上海参加这场两大洲文学巨人的“华山论剑”。

说实话,我对科埃略先生一点也不了解。我认真阅读了报社给我的科埃略的背景资料,发现这是一位大家。保罗·科埃略,巴西著名作家,其小说被译成数十种语言,作品发行至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当年累计已经超过3000万册。他1988年出版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在巴西已经印行154版次,是当今世界最走红的作家之一。1996年被法国政府授予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1998年被巴西政府授予里约布兰科骑士勋章,2002年当选为巴西文学院院士。同年4月19日,科埃略先生应邀到北京访问,计划4月下旬到上海参加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他的新书首发式。金庸先生与科埃略先生的对话则是文汇报同事的策划。据文汇报的同事称,科埃略先生已经接受作客文汇报的邀请。

我随即通过传真给金庸先生办公室发了一封信,将文汇报的邀请函和科埃略的背景资料一起附上。在与金庸先生秘书吴小姐通电话时吴小姐告诉我说,金庸先生估计不能参加这次活动,因为先生最近感冒了,医生关照不能出远门。

此后,我又两次与吴小姐联系,询问金庸先生的身体状况。4月20日前后,吴小姐突然给我来电话,说金庸先生决定接受邀请,准备出发去上海参加文汇报的活动。我当即向总部作了汇报。报社紧锣密鼓地开始做准备工作。

4月26日下午,我坐着报社派的专车来到浦东国际机场迎候金庸先生。已经到了航班到达的时间,却未见金庸先生出来。总部却来电话,说金庸先生已经到了虹桥机场。这可把我给急坏了。好在总部已经通过同事郑蔚先生找了虹桥机场的熟人,机场方面已经派专人把金庸先生夫妇送上出租车,让出租车司机直送浦东经贸大厦,报社已经在经贸珺悦大酒店预订了房间。

我与报社司机于是急匆匆向经贸大厦赶。就在我们到达10分钟后,金庸先生夫妇的出租车也到了。只见金庸先生手中拿着一大叠百元钞要付出租车钱。我递给出租车司机一张百元钞,告知他不要找零,扶着金庸先生出了出租车。

对于我们的失误,金庸先生没有丝毫的责怪。他对我说,虹桥的空姐很客气很热情,一直送到出租车旁,一定要谢谢她。

到酒店办了入住手续后,我陪着金庸先生来到了文汇报,吴振标总编辑接待了金庸先生。吴总编感谢金庸先生在身体欠佳的情况下接受文汇报的邀请。金庸先生告诉吴老总说,太太是劝说自己不要出门,但这是文汇报的邀请,万先生又三次来电话,作为好朋友,这个面子一定不能不给。

在与吴振标总编辑的交谈中,金庸先生表示,他是文汇报的老读者、老朋友。近年来,有关自己作品的影视改编等消息,都是由文汇报独家率先披露的。他对2001年改版后的文汇报给予好评。他还说了一个细节:几天前,有几位江西婺源来的朋友想在香港拜会金庸先生,当时金庸先生手头事情较多,本来打算不接待了,但他恰好看了文汇报4月5日“旅游”版上的一篇《婺源处处古村落》,对那片“保存着大量保持原生态的明清官、商宅邸,并与周围生态环境和谐地融为一体”的灵秀之地悠然神往,最后便更改了原定的日程安排,与对方拨冗一晤。


4月27日上午,东西方两位享有盛名的著名作家——中国的金庸和巴西的保罗·科埃略在文新大厦举行对话。金庸先生客气地说,以前自己在澳洲时已经读过科埃略的作品。科埃略也十分高兴地说,昨天在上海逛书店,几乎每个书店里都有金庸先生的书,一位作家的书能畅销到如此程度真让人惊奇。但他遗憾自己不懂中文,向金庸先生索要英译本。金庸先生答应回去后马上寄给他。科埃略表示,回国后打算组织专人将金庸作品译为西班牙语。他问金庸先生:先翻译哪一部为好?金庸先生想了想说:“先翻译简单一点的吧——还是《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最合适。”

那天,这两位在商业上极其成功的作家,来谈商品经济高度发达时期自己所取的姿态和创作走向,自是别有一番滋味。两位作家畅谈创作感想,并对全球化时代文学艺术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各民族独特的文化如何抵御世界文化的趋同倾向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他们精彩的对话不时碰撞出智慧的火花,激起了听众阵阵会心的笑声,他们自己更有“一见如故”之感。

由于科埃略先生在作品中常写到炼金术,金庸先生很感兴趣地将中国道家的炼丹术与之作了一番比较。科埃略认真地说:“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至于我在作品中写炼金术,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象征。炼金是用铅炼出金,铅,在我心中就是指日常生活;而金,是指永恒的东西。文学也就是在纪实的内容里,将那种永恒的人性凝固下来。”金庸先生则表示,在高科技下人的生活方式的区别越来越小,自由的空间反而窄了,但在文学艺术中却可以保存极为丰富的生活类型和生活样式,这正是作家所应努力的。科埃略还未听完,就拍案叫绝:“关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任何需要补充的!”两位作家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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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和人的感情总是相通的——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之二十四)
    | 发布时间:2018-12-07 10:59:34
  金庸先生在与保罗·科埃略的对话中,阐明了自己对纯文学、通俗文学和新闻观等不少问题的看法,这在我对金庸先生的历次采访中是第一次听到。而且,我感觉到金庸先生事先已经为这次对话做足了功课,他甚至专门读了科埃略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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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你们都是享誉世界的作家,作品内容都不直接描写现实生活,但读者总能从书中找出现实的投影。读者也常常可以从金庸先生的作品中读出武侠之外的许多东西。请问,你们如何理解写作与社会现实,作家个人化的表达与社会道义、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

  金庸先生(以较快的语速):文学是写人性的,不是写人的脑子的。作家考虑的不是是非、对错,甚至也不是善恶。文学讲的是人性、个性、人的感情,作家关注的是美丑。人性和人的感情总是相通的。中国文学的源头是《诗经》,里边有很多大胆描写爱情的诗。而西方的文学可以说是从《圣经》起头的,《圣经》中的《雅歌》也是优美的情诗。这说明二者是相通的。文学不是科学。几千年过去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有很大的发展,许多观念都不同了,但人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还是一样的。所以,只要作家真实地写出人性,他的作品就有人读;只要写得好,作品就能畅销。

  金庸先生:我的写作中自然有着现实的影子,但这并不是说我写作一定要反映现实事件,要做出价值判断,我是想在自己的小说中努力描绘一下历经世代都不曾改变的人们共有的爱憎情感。时空在不断变换,可是谁又发现这些基本的情感有过什么变化?

  金庸先生:我读科埃略先生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发现东西方文化共同的一个有趣现象,就是炼金术和炼丹术都曾迷惑过许多人,虚构的作品中也确实有现实的痕迹。如今的人们也对保持长久的寿命很感兴趣,可是就像英国诗人科勒律治在他那首脍炙人口的名诗《古舟子咏》里说的那样,“人如果不死,那该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啊。”

  主持人:两位的作品都很畅销,在市场上都获得巨大成功。但不少人都有一种偏见,似乎很畅销的书文学品格都不会很高,或者认为,这样的作品中总免不了凶杀、言情和畸恋之类的“商业”元素,但你们的作品中却没有这些东西。科埃略的作品中总有一种劝人向善的力量,金庸先生则是对儒、道、释的理解都倾注在一个“侠”字当中。请问,你们认为通俗文学与纯文学之间有界线吗?如果有,该如何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我在这里并不是说我们两个人的作品一定会成为经典,但是拥有更多的读者总不是什么坏事。

  金庸先生:在有偏见的批评家面前,我和科埃略先生是共同的盟友。就以诺贝尔奖为例来说,你看有多少作品大家根本就无法读懂。其实,大家都明白,畅销的作品不一定是好作品,好的作品也不一定非得畅销。几年前我在牛津大学做研究,见到过一部名为《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的书,作者用很大的功夫,分析了学界对所谓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偏见。

  主持人:科埃略先生在北京刚刚作过“全球化对传媒的影响”的演讲,金庸先生本人则是报人出身。你们如何看待当今传媒的力量?这种力量将会对作家的写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未来的读书生活会不会受到改变?

  金庸先生:西方传媒的同一性,我在从事新闻工作之初就表示反对。当年我们是国际新闻联合会的成员,大家一致结成联盟,对于美联社、合众社和路透社对国际新闻的垄断行为进行反抗,希望传媒报道多样化,更为准确真实地把现实的真相告诉读者,打破新闻报道中存在的不平衡现象,增进世界各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人们社会生活的愈加趋同,这当然对作家的写作不是一个好的事情,留给作家自由创作的空间毕竟缩小了。

  科埃略:你也可以说,在今天高科技影响下的社会生活,很多东西变得简单起来,原来一些传统的生活方式正在消失。比如,英特网带来的便利,就让人们改变了写信的习惯。但是,无论写信还是利用电子邮件沟通,人们都不能忽视面对面交流的重要性。就像现在我和金庸先生坐在这里谈话,我能从他的眼神里观察到感情的流露,这种情感的传递是无法替代的。

  金庸先生:所以,一见面我对你说,我们是一见如故啊。我的小说是写给人们阅读而不是观看的,其中有深度的内容上了银幕必然会有损失。《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确实是一部富含哲理的小说,这样的作品对于喜欢思考的中国读者会有好处,人们应该喜欢它。
不过,我觉着,这部作品还是适合拍成电影的,毕竟小说很多的背景都是在充满神秘氛围的撒哈拉沙漠,上电影会很好看的。电影和电视肯定会对原作有所损伤。有一些把我的小说改编成电视剧的编导,老是喜欢对作品乱改,改得我很生气,如果他能把小说人物的感情很真挚很动人地表现出来,我就很感谢他。影视作品对原作也有一定好处,那就是促进更多的观众看过之后,重新回到原作上,仔细品味书中的意蕴。

  听了金庸先生对影视剧改编的评说,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计划专门就他的作品改编成影视剧作一次专题采访。(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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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波廊”拜寿听独角戏——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之二十五)
文汇 2018-12-07
金庸先生与科埃略的对话也受到上海文化界人士的好评。文新集团党委书记赵凯、文汇报党委书记吴谷平、总编辑吴振标和译文出版社的领导都参加了这次对话,文汇报 4 月 29 日出版的书缘版详尽刊登了金庸先生和科埃略先生的对话。

金庸先生在上海三天,除了与科埃略先生对话,其他时间比较宽松。当时,杭州有几家餐馆到上海开分号产生较大影响。金庸先生对此颇感兴趣。我于是陪金庸先生夫妇来到了位于浦东大道 2000 号的红泥大酒店。这家店是杭州红泥餐厅的老板张杭生先生到上海开的第二家分店。我告诉金庸先生,杭州至少有五家知名餐馆在上海开了分号。杭帮菜进入上海后,由于环境好,价格也便宜,改变了上海市民请客不上馆子的习惯。


红泥的张总亲自接待了金庸先生夫妇。金庸先生对张总说," 你们店的名字取得好,‘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是白居易的绝句。他当过杭州刺史,你们用‘红泥’当店名,有文化!" 入席后,金庸先生又说,这里的用餐环境比上海、香港的餐馆都要宽敞,怪不得生意这么好。张总递上菜单后,金庸先生仔细观看后说," 确实都是杭帮菜,我喜欢。" 餐间,金庸先生不时提出问题,张总经理一一作答,老先生吃得十分高兴。
当天晚上,文汇报的老朋友王长根先生给我打电话,说他看到报上的消息,金庸先生在上海参加文汇报组织的对话活动,估计是我陪着。王先生说他的小女儿王洁也是金庸小说迷,正好在上海,想拜访一下金庸先生,如果有可能,最好能够请金庸先生夫妇吃个饭。我随即将王长根先生的来电内容转告给金庸先生。我向金庸先生介绍说,王长根先生是杭州名医,在台湾开设了分院,曾经以 " 大陆杰出人士 " 的身份应邀访问台湾。金庸先生一听,十分重视,当即就答应了王先生的要求。

29 日中午,王洁与男朋友一起,在城隍庙 " 绿波廊 " 宴请金庸先生夫妇俩。那天,正好城隍庙举办庙会,金庸先生夫妇穿行在人群之中,很快被人认出。人群中 " 金庸,金庸 " 的呼喊声不绝于耳,不时有人上前,要求与金庸先生合影留念。金大侠笑容可掬,来者不拒。

步入 " 绿波廊 ",王洁预订的包厢在二楼。楼梯上遇到一位中年人擦身而过。他一见到金庸先生,立即返身追了上来。他大声呼叫着 " 金先生 ",并主动扶着金庸先生进了包厢。

走进包厢,服务员递上菜单。金庸先生笑着用上海话说," 昨日在红泥是杭派杭帮菜,今朝是海派本帮菜,老有意思!"

此刻,那位中年人主动介绍自己:" 金先生,我是上海滑稽剧团的王汝刚,‘王小毛’就是我。"

金庸先生一听说是 " 王小毛 ",马上握住王汝刚的手说:" 晓得,晓得,我晓得侬这位滑稽演员。" 王洁也被突然冒出来的 " 王小毛 " 的 " 喧宾夺主 " 陡增了几分开心。她见金庸先生与王汝刚一见如故,马上请服务员加了一副碗筷。王汝刚则到自己的包厢请了假,专门过来陪金庸先生夫妇俩。


▲金庸与沪上滑稽界 " 双字辈 " 演员和王汝刚等合影
金庸先生告诉王汝刚,自己年轻时在上海读书,就很喜欢听滑稽戏," 我只是没有亲耳听过先生的戏。" 金庸先生说话的神情中带着一点遗憾。王汝刚马上接口说:" 既然金庸先生喜欢听,我就即席为先生说一段。" 金庸先生点点头。王汝刚随即站起,清了清喉咙,表演了一出 " 独角戏 "。金庸先生夫妇拍着手连声叫好。

金庸先生正式邀请王汝刚共同进餐。王汝刚却站起身,向金庸先生微微鞠躬致谢。他告诉金庸先生:" 今天是老一辈滑稽演员姚慕双、周柏春的 85 岁生日,暨他俩从艺 60 周年庆典,喜筵也设在‘绿波廊’,只是他们在酒店的另一头。许多上海的艺术家也在那里参加聚会。" 金庸先生一听,立即就说:" 我该去敬个酒,姚慕双、周柏春、杨华生、绿杨、笑嘻嘻,他们的戏我都喜欢。" 说着,就让王汝刚前面引路,陪他过去敬酒。

此刻,在 " 绿波廊 " 的另一头,已经汇聚了上海四代滑稽戏演员,还有赵志刚、梁伟平等其它剧种的年轻演员,庆典筵席正在举行之中。金庸先生步入这个厅的时候,有人叫了一声 " 金庸来了 "。只见在场的老中青艺术家全都站起。王辉荃、童双春、王双庆、吴双艺等 " 双字辈 " 演员抢先围了上来,将金庸请到主桌前。金庸先生笑容满面,连连拱手作揖。在向姚慕双、周柏春两位寿星敬过酒之后,金庸先生与一批又一批熟识的和不熟悉的演员合影,喜筵又推向一个高潮。

离开 " 绿波廊 " 的时候已经将近下午三点。金庸先生依然兴致盎然。他不要两位 " 小师弟 "" 小师妹 " 搀扶,稳步走出城隍庙,上了小车。途中,金庸先生对我说,这次上海之行,收获不小。刚才听了 " 王小毛 " 的戏,算是意外的收获。(未完待续)

作者:万润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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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与浙大半个多世纪的缘分——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之二十六)
文汇 2018-12-10
金庸先生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后,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一片叫好声中,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包括金庸先生是自己想当这个院长还是浙江大学力邀之下应聘担任院长,当了院长讲不讲课,带不带博士生,等等,其中最博人眼球的是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教授的说法:金庸先生 " 别说是当院长了,在南京大学当个副教授都不够 "。

金庸先生对自己的名声十分看重,因此对公众提出的疑问也很在意。在他应邀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的几年间,每次接受我的采访,他总会提及这些话题。


▲金庸与浙大中文系的同学们在一起
关于应邀受聘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一事,金庸先生告诉我说,他与浙江大学的渊源可追溯到竺可桢当浙大校长的时代。1947 年,抗战已经胜利,浙江大学从贵州湄潭迁回杭州办学,浙江大学的名声因为写《中国科学史》的李约瑟的赞誉而蜚声海内外。金庸先生为此打算报考浙江大学。那一年,他在杭州《东南日报》当记者。一次,在采访竺可桢校长时,金庸先生向竺校长提出,自己很想进浙大读外国文学硕士学位,但因为家境困难,还不能放弃记者的职业,脱产到浙大深造,为此深感遗憾。那次采访持续一个多小时,可谓是一次长谈。竺可桢校长对金庸先生说,像金庸先生当时的水平,应该可以录取。但是按浙大当时的规矩,读研究生必须交一大笔学费," 而我的经济问题却实在不行,家境不大好。竺先生跟我说,你能考到这个成绩,说明你很有才气。你暂时不能入学念书,就先工作,什么时候攒到钱,给我打个电话,我就收你念书。竺校长对我说,念书不一定要在学校念,你自己有这样的程度,我看你自修也完全可以。竺校长的话,使我明白很多道理,我很感激他 "。

金庸先生与浙大之间的缘分一直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后来担任中科院院长的路甬祥先生在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时,就与金庸先生有来往。1994 年,路校长邀请金庸先生夫妇访问浙江大学,并表示了聘他为浙大名誉教授的愿望,金庸先生欣然应允。1996 年 11 月,查先生被正式聘为浙大名誉教授,对此,他十分高兴。

此后几年,金庸先生每年都要到浙江大学,并在浙江大学设立了一项金庸人文基金,专门资助贫困学生。金庸先生表示,他当年因为家境困难而无缘进浙大求学,如今经济情况改变了,应该尽自己所能帮助贫困学生。


▲金庸先生与张浚生合影
金庸先生告诉我说,自己之所以愿意应聘出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还缘于他与浙大现任校领导之间的深厚感情。浙大党委书记张浚生当年在香港时就与金庸先生有很深的友谊。当时,张浚生先生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金庸先生在香港办《明报》,作为同行和朋友,他俩建立了良好的关系。1998 年 9 月,经党中央批准,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四所高校联合组建成新浙江大学。张浚生先生调回浙江,担任四校合并后的新浙大党委书记,与金庸先生依然保持着友好关系。金庸先生应邀参加了新浙大的创立仪式,校长潘云鹤与金庸先生交谈时诚恳表示,希望金庸先生为新浙大文科的发展给予关心和支持。金庸先生满口答应。

有了金庸先生这样的表态,潘云鹤校长接连给金庸先生写了几封信," 潘校长很热情,先是邀请我去浙江大学讲课,后来写信给我要聘我当新浙大名誉教授,再到后来就正式向我发出邀请,让我出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

四校合并之后,在浙江大学宣传部副部长兼校新闻办主任徐有智教授的安排下,潘云鹤校长单独请我吃饭,一是感谢文汇报在 1998 年浙江大学百年校庆时发表我执笔的长篇通讯《文军长征》,二是感谢文汇报在浙江大学四校合并时刊出的系列报道。就在这次吃饭过程中,潘校长向我透露了邀请金庸先生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的事,并且告诉我,金庸先生已经答应接受邀请,他准备亲自去一趟香港,当面向金庸先生递交聘书。

金庸先生到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走马上任的次日,金庸先生就在他下榻的世贸中心大酒店接受了我与徐有智教授(徐教授也是文汇报特约记者)的采访。这次采访就是潘校长亲自给我们安排的。

潘云鹤校长曾让秘书把金庸先生与他之间的往来书信复印件给过我,我也在金庸先生在香港的办公室看到过潘校长用毛笔字和宣纸写给他的信。其中金庸先生写给潘校长的信中说,非常感谢浙大聘他为名誉教授。自己很想做两件事:一件是用英文写一部中国通史;另外想编一本中国白话小说丛书。从做学问的角度讲,国内有两所大学比较理想,一所是北大,一所是浙大。" 如果要我自己选择的话,我更倾向于到浙大,因为浙江是我的故乡。"
接到金庸先生的这封信后,潘校长马上就写了回信。信中正式向金庸先生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够出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信中还说,如果查先生能够接受的话,他愿意亲自到香港登门邀请。
金庸先生随即给潘校长回信,表示很高兴接受这一邀请。

收到金庸先生的来信后,浙江大学正式发布公文,公开了这一信息。

1999 年春节前夕,潘云鹤校长亲赴香港,登门拜访了金庸先生。潘校长向金庸先生递交了两份聘书,一份是聘他为浙大的教授(此前为名誉教授),一份是聘他出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潘校长在香港期间,金庸先生邀请香港各大学的校长及其好友参加欢迎潘校长的宴席。席间,金庸先生郑重向众人公布:自己将出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金庸先生当时表示,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让浙大人文学院名列全国同类院校前茅。(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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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金庸先生:“我不是大侠,没有资格写自传”

新民晚报

发布时间:18-11-0411:33
金庸最后这些年偶尔出门还得坐轮椅。一些多年老朋友,和他打招呼,他都不记得,看着人家发愣。可我还清晰地记得他彬彬有礼的样子,笑嘻嘻的,很慈祥地看着你,手里举着酒杯,对每一个人都这样。



10月30日晚上,我和朋友在中关村吃饭,突然间接到几个媒体的电话,才得知金庸先生走了。

这些年,我采访过金庸,发过几篇深度报道,有幸陪同他们夫妇几次大陆行,有一点交往。当天晚上,我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段话,“金庸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优秀的报人,有勇气的评论家,也是一个慈祥、可爱、充满童心的老人。”

1.最后这几年

这几年,金庸身体不好,都是在家里休息。

陕西那次《华山论剑》之行,金庸带上了夫人林乐怡,还有从澳洲来的妻弟。当天晚上,主办方宴请,金庸很喜欢《白鹿原》,想和陈忠实坐一起。当地宣传部长干脆和陈忠实换了座位。

那一次,我是带着正怀孕的太太一起去的。在华山脚下我们排队坐索道上山,金庸看到了,特意走过来和我说:“张先生,山上冷,你要把你太太照顾好啊,千万被摔着。”还让工作人员拿了一件军大衣给我们。

那几天,不管外出游览,还是吃饭,我们都在一起。就这样,和金庸家人也慢慢熟悉起来。金庸忙应酬的时候,夫人林乐怡就和我们一起说话聊天,或者拍风景照。

林夫人是金庸的第三任妻子。他们没有要小孩。金庸在家,或者外出参加活动,都是林夫人陪同照顾。也许是聊得投机了,林夫人还给我留了香港家里的电话和秘书电话。

这些年,因为工作或者其他事情,我也会打个电话,问候一下金庸先生,接电话的通常都是林夫人。因为健康状况,金庸很少外出,基本都是呆在家里休养。

电视人张纪中和金庸是二十年的合作伙伴和朋友,和我也相识多年。他现在正在筹拍电视剧《飞狐外传》。因为剧本改编的事情,张纪中会登门看望金庸。

“香港博物馆金庸馆开张时,我去看过金庸先生。当时他已经不能出门,躺在床上,因为脑萎缩,已经不能说话了。这几年,他一直是这样的状态。遇到我这样的老熟人,他的眼睛会眨几下,脸上有点笑容,就这样。

“这十年里,基本上家里都是太太照顾金庸。我去香港,她一定是请我吃饭。老先生糖尿病其实蛮严重,70岁的时候做了心脏搭桥,加上脑萎缩,其实非常辛苦。他太太对他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她永远躲在他后面,安安静静的,照顾他。

我很难过,金庸最后这些年其实寂寞又孤独,偶尔出门还得坐轮椅。一些多年老朋友,和他打招呼,他都不记得,看着人家发愣。”张纪中回忆。

半个月前,从电话里得知金庸病重,张纪中就想去香港探望。这两年,他一直在找投资,磨剧本,想拍《飞狐外传》和《雪山飞狐》。“现在金庸先生走了,我要把他的作品集全部拍完,也算对得起他对我的信任。”

2.善良和侠气

在不同时期,金庸创办了《明报》《明报月刊》、明报出版社,不管是口碑还是经营,都取得了成功。立体发展开风气之先,内地的一些报业集团,后来也借鉴了他走综合性发展之路。

在一个商业社会里,办一份新闻报纸既要服务社会维护公众知情权,让读者喜欢,又要管经营,考虑报纸的发行量和广告经营,还要给报社员工发工资,保持良性运转,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明报》的崛起,现在来看,还是一个奇迹。香港人口不多,新闻竞争激烈,商业市场小,金庸一人身兼总编辑、发行人、总经理,还是报纸的社论主笔,首席政治记者,副刊的武侠小说写作。

金庸告诉我,有很长的时期,他每天都是从早到晚地忙,每天十几个小时,上午忙报社的行政、经营工作,下午忙内容采编,晚上时间留给自己,写新闻社论和武侠小说。

金庸把《明报》的成功归于“善良”和“侠气”。

“我办《明报》四十年,问心无愧。明报不是香港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但是它不传播流言,不制造谣言,没有失实的新闻,在本地报纸评比中,品行和公信力都是第一,是值得信任的一张报纸。”

他这样总结报纸的成功秘密:“一张报纸,它有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曾经甚至因为一篇新闻评论,有人送炸弹给我。我们报纸仍然以事实说话,赢得了读者的信任。归根结底,人要讲良心,坏事不能做,时间长了,报纸的公信力就有了。”

对金庸的几次采访,有的因为版面紧张,稿件被删节或者压缩,甚至不能发表。金庸先生都是笑笑,宽慰我说不用在意,自己是老新闻人,非常理解记者同行的难处。

在金庸的几亿读者里,中国大陆地区应该是最多的。像我这个年纪,出生于上世纪60、70年代的,基本都是他的读者。上初中的时候,我和我哥,用零花钱把金庸的书基本都买齐了。

在几次陪同金庸出行的日子里,我看到很多人带着书找他签名。也总会有报社同事和朋友,让我带几本书,让他签名。金庸先生很有趣,他总是先看看书的版本,再决定是否签名。一般遇到读者拿了盗版书找他签名,金庸先生会礼貌客气地拒绝,请对方去找正版书来签名。对朋友或媒体记者,不想拂别人面子,就会找一张白纸,或者在采访本上签名。听金庸助理讲,马云第一次见金庸的时候,拿的也是一本盗版书,金庸当时没有签,后来在一张白纸上写了“相见恨晚,一见如故”八个字。

马云是金庸的书迷,和金庸很熟悉,刚创业时,要求所有员工都要从金庸小说里找一个人物的名字,当作内部“花名”使用。马云自己最喜欢《笑傲江湖》,崇拜武林高手风清扬,所以他用了这个名字。有意思的是,在一次采访中,主持人白岩松也告诉我,说自己是金庸的超级粉丝,最喜欢风清扬,后来给儿子取名“清扬”。





3.自称小人物

我这一生经历极复杂,做过的事情很多,兴趣非常广泛,我不相信有人能充分了解我,写一部真实的传记。我只是一个写武侠小说的人,一个小人物,没有多大价值,不值得浪费笔墨,写自传没有资格。而且我这辈子和太多的人交往,有太多的秘密,也不方便公开。”

上面这段话,是2003年夏天,在杭州香格里拉酒店里,金庸第一次接受我的专访时说的。现在重读,可以视作金庸先生对自己人生的总结,一如他的为人,儒雅,谦虚,低调。

我当时手拿着一本厚厚的《金庸传》,金庸淡淡地表示,市面上写他的几本传记,他没有怎么看过,也没有接受这些传记作者的采访,“其实他们都不了解我,就写了书。”

次日,还是在同样的会议室里,一个记者在群访最后提出了一个刁钻的问题:“一个大人带着小孩经过金庸的墓地,这个墓碑上会写什么样的墓志铭?”

刹那间,金庸的助理们和杭州的接待人员都惊呆了。众人认为,对一个还健在,年纪刚到八十岁的老人来说,这是一个很不得体的问题。有人走过去,示意金庸要立刻结束采访。

金庸坐在沙发上,没有表现出生气,示意助理不要中断,想了想,回答说:“这里躺着一个人,是二十世纪的一个作家。他写过几十部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为几亿人喜欢,许多人看得很高兴,他自己觉得也是一件很好的事。”

采访结束后,一旁的工作人员很生气,我看到金庸很平静地说,“不要,答应的采访不要取消。记者也要完成自己的工作,都不容易。”一旁的老记者实在气不过,在次日刊发的报道里,还批评那位记者的问题过分和失礼。


那一次,我陪同金庸呆了四天,他所有的活动安排,我都参加了,还一同登船,夜游西湖。也许是看我比较敬业,我工作的报纸也是他喜欢看的,在几次吃饭的时候,还特别跟我碰杯,闲聊了几句。

大概是喜欢年轻人的认真和细心吧,见我里里外外都跟着他,那一次的独家专访,金庸先生给了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近万字的采访刊发后,金庸收到报纸样报,特别让助手给我打了个电话,表示感谢。

接下来的几次活动,湖南衡山之行,陕西华山之行,金庸先生都点名让我陪同出行,委托《金庸茶馆》的主编万润龙转发邀请。因此也有了后来的福建武夷山,浙江桃花岛之行,包括后面几年,我在香港的采访和探望见面。

只是没想到,这十年来,大侠的身体一下子就衰败下去了。我还清晰地记得他彬彬有礼的样子,笑嘻嘻的,很慈祥地看着你,手里举着酒杯,对每一个人都这样。很多时候,不到饭席终了,他就提前回家去了。似乎这次也是这样……


 楼主| 发表于 2018-11-22 09:3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8-11-22 10:01 编辑

张纪中:金庸先生出生于1923年,应是享年95岁


封面新闻讯 (记者 杜恩湖) “金庸先生享年应该是95岁,而不是94岁,金庸先生是1923年出生,属猪的。金庸先生生前曾几次亲口告诉我说。有媒体朋友这两天在报道金庸先生的年代上,没有报道准确。我特别纠正一下。”



金庸

10月31日晚11时,当封面新闻记者在北京再一次电话采访金庸先生20多年的好友、著名导演张纪中时,张纪中特别向封面新闻记者说道:“金庸先生的年龄应该更正一下。金庸实际真实年龄,今年确实是95岁了,而不是许多媒体报道的享年94岁。在金庸年龄这个问题上,金庸生前几次和我喝茶时,他曾亲口对我说,他是猪年出生的,是1923年生人。希望媒体朋友再报道金庸先生时,能及时更正过来。”



金庸和张纪中



金庸到剧组探班

张纪中是改编拍摄金庸小说作品最多的制片人。两天来,他一直为良师益友金庸先生去世感到难过,还失眠。张纪中对封面新闻记者说:我和金庸先生交往20多年,我是拍摄他的小说作品最多的导演。金庸先生高贵的人品、文品、才华一直深深地感动着我。我和他多次聊天、吃饭、喝茶,他把作品一元钱的版权卖给我,他到剧组来探班等等往事,包括他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我脑海里萦绕,久久不能散去。金庸先生,一代中国文学大师走了,我心里实在太难过了……



记者(右)和金庸合影

据张纪中介绍,金庸(查良镛)生于1923年,浙江海宁人。1955年2月8日,查良镛首次以“金庸”之笔名在报纸上开始连载小说《书剑恩仇录》。他的代表作有《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鹿鼎记》等,其作品流行的程度,被誉为“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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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金庸先生心中的文化偶像——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之八)
日期:2018年11月09日 15:40:18 作者:万润龙
根据金庸先生的要求,我们为金庸书友会聘请了法律顾问。我向金庸先生推荐了浙江星韬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楼韬先生。楼律师是我们文汇报浙江记者站的法律顾问,也是我的私人法律顾问。他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律师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全国律协民事业务委员会物权法论坛主任,也是杭州仲裁委的仲裁员,杭州市企业家协会的首席法律顾问,同时也为许多大企业提供法律服务,是吉利集团、红石梁酒业、吉奥集团等公司的法务顾问。金庸先生表示同意。楼韬先生十分乐意。他让我转告金庸先生,他接受我们的聘请,但不收任何报酬。金庸先生到杭州后,向我表示,希望见一下书友会的法律顾问楼先生。

金庸先生是在香格里拉酒店会见楼韬律师的。一见面。金庸先生与楼韬律师握手时就作自我介绍:“我也是学法律出身,我是学国际法的,初心是想当官,当律师也是我当时的选择。只是当时学法律当法官需要有资本,我当时没有钱,才去了报社当记者编辑。”一番话立马拉近了双方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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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为楼韬律师题词

金庸先生关照我,书友会请法律顾问的手续要正规,要在书友会成立仪式上向楼韬律师颁发聘书。交谈间,金庸先生起身,在书桌旁当场为楼韬律师写下一幅赠言:主持正义,法不可苟,楼韬先生。金庸。

两天后,在金庸书友会成立仪式上,程序中增加了一项向金庸书友会法律顾问颁发聘书的内容,楼韬律师亲自从金庸先生手中接过聘书。

此后数年,金庸先生几次给我打电话,包括有人冒用金庸之名发表作品,有人用金庸小说中的书名、人名、武功名等用作商标注册,李延良诉金庸错字案,金庸先生都会让我请楼韬律师起草律师函向当事方交涉,或以书友会法律顾问身份接受媒体采访。楼韬先生均圆满完成了金庸先生交办的任务。那是后话。

7月25日下午,金庸先生的重头戏开演,他在杭州剧院与来自海内外的金庸迷见面。我们的《金庸茶馆》创刊号已经出版,入场观众人手一册,在金庸先生开讲前,大家津津有味地翻阅着这本杂志。

下午3点,我陪着金庸先生从主席台右侧通道进入主讲台,我请金庸先生在正中主讲人座位入座后,我也在主持席入座。主席台的左侧,新浪网的工作人员已经摆好阵势,他们已经线上线下连通,向海内外直播金庸先生的演讲,并将随时接入听众的问题;台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拿着话筒巡回在1800余位观众之间,可以随时把话筒交给听众与金庸先生对话。

全场鼓掌之后,我宣布活动开始。按照我们与金庸先生商定的议程,由金庸先生先开讲40分钟,然后由金庸先生与读者对话,可以场内提问,也可以连线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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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万润龙主持本次活动(楼乘震摄)

金庸先生先向全体到场的读者表示感谢,“天气那么热,你们还要赶来,对不住大家!”然后开讲。他先从自己的历史观说起。讲了自己为什么要写一本金庸版的《中国通史》,讲民族融合观在自己小说中的呈现,讲自己之所以应聘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不是为了图名,而是为了求教于学者大家。

金庸先生说话的语速很快,加上独有的江浙口音,开讲大约10来分钟后,台下就有了窃窃私语的声音。这时,有观众通过工作人员递上纸条,希望直接与金庸先生对话。我把纸条递给金庸先生,金庸先生读了纸条上的内容,“有听众希望早点对话,我赞同。”

对话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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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在杭州剧院演讲(楼乘震摄)

金庸先生一改刚才演讲时语速较快、语音平缓的风格,他全神贯注地听完每一位提问者的提问,然后快速作答,之间几乎没有空隙,而且妙语连珠,谈笑风生,引得场内掌声笑声不断。

有读者问:金庸先生,您已经那么大的年纪,却冒着酷暑,来为这本《金庸茶馆》造势,何苦?

金庸先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全场笑声,掌声。

说到此行杭州的安排,金庸先生说到了即将开张的金庸茶馆:过去香港与朋友称我“查博士”,现在金庸茶馆一开,我成为名副其实的“茶博士”了。到时候我很乐意提一把茶壶,为客人沏茶,与朋友谈天说地,欢迎在座的各位到我的茶馆喝茶聊天,给我指出我小说中的错误。如此雅兴,岂不快哉!

读者:您近年一直在出售小说的版权,最近又办《金庸茶馆》杂志、拍金庸剧卡通片,您是否已经将“金庸”当做一项品牌或者产业来运作?

金庸先生:与“金庸”有关的企业运作,我都是被动的。拍电影、电视、改编京剧、拍动画片、做电脑游戏、翻译成外文、把人物画成卡通放上移动电话、设立金庸游乐场等,都是经营者向我提议要求授权。但是,我目前的兴趣是钻研学问,我不是经营企业享受生活的人。

读者:有媒体报道,在“20世纪中国十大文化偶像”评选中,您排名第二,仅次于鲁迅。您对这个排名满意吗?如果让您排名,您会怎么排?

金庸先生:读者喜欢我的小说,我很开心。但我有自知之明,我的小说不能与胡适先生、陈独秀先生的作品相比。

万先生事先已经向我提出要求,让我选出我心里的十位“文化偶像”,我已经选好,他们是:鲁迅、胡适、陈独秀、巴金、蔡元培、王国维、梅兰芳、齐白石、钱学森、马寅初。他们不仅对中国文化、世界文化有巨大的贡献,而且还体现了人格的伟大。他们都是我非常尊敬的人,如果只论个人喜爱,则我喜欢鲁迅、吴清源、梁漱溟、巴金、齐白石、沈从文、钱穆、裘盛戎、王国维、朱光潜……当然我尊敬的远不止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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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为读者签名(楼乘震摄)

读者:我已经看到过好几种版本的《金庸传》,最近杭州傅国涌又写了一部,您是否看过?这些传记您是否满意?您是否授权给他们写“传”?今天《金庸传》的作者傅国涌也在现场,您愿意与他对话吗?

金庸:所有的《金庸传》,包括以前出版的和最近出版的,都没有经过我的授权,傅国涌先生和香港的冷夏先生我几乎可以说不认识。他们的书我不认可,也不赞成你们去买。我也不愿意与《金庸传》的作者对话。

读者:您自己会写自传吗?会不会请别人给您写?

金庸先生:我这一生经历复杂,兴趣广泛,我不相信有人能充分了解我并写出一部有趣而真实的传记。我只是一个写武侠小说的人而已,写自传似乎没有资格。而且我自己的内心秘密,也不愿意与公众分享。我认识的人虽多,但也不方便公开谈论别人。

有读者继续追问:您会请别人为您写传吗,比如您身边的万先生?

金庸先生:万先生是我的朋友,我会不会请他写,要看我们的缘分。但至少现在没有这个打算。

读者:听说您正在撰写金庸版的《中国通史》,进展如何?

金庸先生:写中国通史确实是一件难事,但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目前的学问和见识还很不够,但正在努力之中,包括读书和思考。我现在每天要花10多个小时读书和写作。我想一部分一部分地写,写好一部分,先送呈有学问而见解开明的朋友们看,请他们提出指教,我会根据大家的指教修改,之后再发表。(未完待续)




作者:万润龙
编辑:蒋萍
责任编辑:国内报道中心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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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周迅比翁美玲漂亮——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999
2018-11-11 13:14 美丽新世网

金庸先生与互动活动承办单位红石梁集团董事长邱建生

在杭州剧院的对话中,读者提问最多的还是金庸小说的改编。

当时,央视版的《射雕英雄传》正在热播。有读者问金庸先生:相比较张纪中先生导演,李亚鹏、周迅主演的03版《射雕英雄传》和黄日华、翁美玲主演的83版《射雕英雄传》,金庸先生更喜欢哪一部?

金庸先生:已经有不少读者问过我这个问题。他们对(央视版的)《射雕英雄传》有意见,为改编得不好。我认为这是一种是偏见。我对《射雕英雄传》是基本上满意。

我的小说改编成影视剧的已经有不少,有香港版的,台湾版的,现在又有了大陆版的。我对改编者的最大要求就是尽量少改我写的故事。但以前已经播放的影视剧都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做,所以我对绝大多数改编作品不满意。张纪中导演的《射雕英雄传》是改动最少的,因此我最满意。

我的小说(改编权)虽然已经卖给你,你有权力改编,但你不能胡编乱造。我同意你删节我的小说来拍戏,但绝不能接受增添。到现在为止,所有增添都不合格,多数只能打三四十分,他们是在侮辱我金庸。你有本事你自己去写一部,既然买了我的小说版权,就应该尊重我。

读者:我们觉得看李亚鹏周迅主演的《射雕英雄传》,感觉周迅饰演的黄蓉远远不如83版的翁美玲,没有表现出“三分正里七分邪,七分邪里还有三分正”的味道,金庸先生您怎么看?

金庸先生:这个与先入为主有关。大家看过1983年香港版的《射雕英雄传》之后,对翁美玲演的黄蓉印象很深刻,她确实演得不错,演出了一个“俏黄蓉”。但你们把翁美玲版的黄蓉和周迅版的黄蓉拿来比一下,就会发现现在的比当时的要好。至少周迅比翁美玲漂亮多了。我吃过许多国家的冰淇淋,会说美国的冰淇淋不好吃,英国的冰淇淋不好吃,只有上海的最好吃。为什么?那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是吃上海的冰淇淋长大的,小时候的印象觉得它特别好吃,记住了。这叫先入为主。


金庸剧海报

金庸先生后来多次与我说起影视剧改编的话题。就在这次与读者的互动之后不久,同年10月27日,在浙江嘉兴举办了一场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暨金庸小说改编影视作品研讨会,吸引了上百位专家学者参加。与会者就金庸小说改编成影视剧的话题展开了正面交锋。交锋的一方是影视剧改编的参与者,另一方则是众多的专家学者。《天龙八部》的主要编导者周晓文和胡月伟在联合发言中表示,对金庸先生名著的改编与所有的名著改编一样,都需要遵循一个原则:既忠实于原著,又要有所创新。央视版《天龙八部》对金庸原著的结构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金庸迷对此不满意。但编导人员推断,在电视剧《天龙八部》的观众中,看过小说《天龙八部》的不会超过5%。因此,不能为了满足5%的人的观赏需求而放弃95%的人的观赏需求。一位编导表示,他们在改编影视剧时,需要考虑两大因素:观众的心理需求和投资方的要求,真正按照自己意愿编导的只占十分之一。

专家学者们对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给予了总体上的否定。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彭庆生等认为,在迄今为止改编的49部“金庸剧”(22部电影、27部电视剧)中,尚未出现堪称精品的力作。他们认为,看金庸的小说可以通宵达旦,废寝忘食,但“金庸剧”却无法看下去。究其原因,主要是胡编乱改,改丢了神韵,编成了儿戏。有些编导习惯性地将“金庸剧”理解成武侠剧,并套用了“武打+暴力+**”的拍摄模式,大量“金庸剧”在这种机制下产生。中国影视研究所研究员崔文华等认为,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在影视剧中远未得到应有的张扬。资本之手控制编导和编导文化素养低下是“金庸剧”文化浅化现象的根本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胡小伟教授等认为,编导人员不能将“金庸剧”的低俗化责任推给现有的投资机制,在我国影视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武侠剧起到过无可替代的作用,世界认识中国电影就是从《精武门》《黄飞鸿》等开始的。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墨则表示,一流的文学作品在读者印象中已经“先入为主”,编导人员再创作空间很小,这是“金庸剧”的改编难度之所在。但只要遵循“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再创作原则,“金庸剧”也应有卓越的成果。


金庸先生与张纪中先生

金庸先生认真听取了每一位专家学者的发言。他在会上表示,小说改编为影视剧的最大难题,在于小说留给读者的是无数想像的空间,而影视剧则将这种空间都填满了。金庸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截取小说中的一个精彩片段,对这一章节中的故事给予充分演绎,让观众既能看到小说故事的原貌,又能享受到影视画面的动态美感。

会后,金庸先生专门就此话题与我作了交谈。他表示,49部“金庸剧”没有一部让他“称心如意”,张纪中版的《射雕英雄传》拍的相对好一点,勉强可以打60分。“我对央视版的《笑傲江湖》寄予厚望,只收了1元钱版权费,等于是赠送。但这部电视剧我不满意。后来我就不送了。第二部《射雕英雄传》我开价80万元,打九折,收了72万。拍好后我看他们还比较忠于原著,我奖了他们10万元,我实收62万。”

后来,金庸先生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给张纪中版的《射雕英雄传》打了80分。我去香港采访时金庸先生专门为此作了解释:“张纪中先生性格豪爽,有侠客之气,我和他很谈得来。他带着剧组人员来香港看我。我也应该给他们面子。”(未完待续)

作者:万润龙

编辑:蒋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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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在《天龙八部》五岳五派中,衡山派我写得最好——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之十)

文汇报

百家号11-1318:06
2003年7月26日下午,杭州世贸中心大酒店会议厅,一场高规格的庆典活动在这里举行。

这次活动的两大主题在主席台的背景幕墙上十分醒目:杭州金庸书友会有限公司成立,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浙江办事处成立。活动有八项议程,包括宣布金庸书友会的创立,《金庸茶馆》杂志的首发,金庸茶馆的开张,等等。


▲金庸先生在杭州金庸书友会成立仪式主席台上。(楼乘震摄)

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梁平波,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杭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于跃敏、杭州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顾树森,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浚生,嘉兴市长陈德荣,浙江省旅游局局长纪根立,浙江省台办主任杨建新、浙江日报社社长姚民生、浙江广电集团总裁马雨农等。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的领导赵凯、胡劲军、石俊升、吴谷平及我们尊敬的老领导马达等也在主席台上就座。

在这次庆典仪式上,省委副书记梁平波和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有意思的是,梁平波先生和王国平先生都在金庸先生的家乡嘉兴市当过市委书记,两人都接受过本报记者的专访,他俩也都是金庸先生的老朋友。因此他俩在讲话中都讲述了金庸先生与杭州、嘉兴的情愫,文汇报与杭州、嘉兴的因缘,以及他们和金庸先生之间的情义。王国平书记在讲话中详尽介绍了雷峰塔重建过程中金庸先生和文汇报所起的作用(详见前文之五《筹办金庸茶馆》)。

金庸先生那天精神特好。他穿着白衬衣,打着金黄色的领带,坐在主席台正中,他的两旁坐着梁平波先生和王国平先生。金庸先生在致辞中回顾了他年轻时在杭州的经历。他说,自己走上新闻岗位的第一站是总部设在杭州的东南日报,然后再进入大公报,再创办《明报》,“因此,我首先是个报人。”金庸先生表示,杭州是他人生中的三大福地之一,与文汇报等单位合伙在杭州创办金庸书友会,开金庸茶馆,办《金庸茶馆》杂志,也是因缘所致。“在杭州开了金庸茶馆,今后有机会与各位朋友到茶馆喝茶聊天,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本文作者万润龙与时任杭州市园文局局长张建庭签订金庸茶馆开办协议。(楼乘震摄)


▲本文作者万润龙(左)与时任杭州市园文局局长张建庭签订金庸茶馆开办协议。(楼乘震摄)

那天前来参加仪式的朋友有些是金庸先生钦点的,如北京大学的严家炎教授和孔庆东教授,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墨先生等,他们都是“金庸学”的专家。金庸先生家乡海宁市的王京山先生,海宁市袁花镇人大主任查建国,众多的金庸好友和金庸迷也闻讯前来参加盛典。

金庸先生在杭州期间,还敲定了两件大事:“五岳联盟”和“华山论剑”。

金庸先生到杭州参加庆典活动之前,我接到过一个电话,是湖南衡阳市旅游局局长尹同君先生打来的。他告诉我,中国有个“五岳年会”,由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的管理部门联合发起并于1985年成立,已经开过第四届第三次年会。下一次年会将由南岳衡山承办。湖南的旅游策划专家有个创意,打算在年会时创立一个“五岳联盟”。金庸先生武侠小说《笑傲江湖》中,有泰山派、衡山派、华山派、嵩山派、恒山派五大门派,但这五大门派互不服气,争斗不绝。如果现实生活中的五岳能够实现“五岳联盟”,应该是好事一桩。湖南方希望邀请金庸先生出山,到衡山参加“五岳联盟”大会,“五岳联盟”大会希望聘请金庸先生担任总盟主。

我随即把尹同君局长的请求转告给金庸先生。金庸先生对这个创意很感兴趣。他向我表示,在《天龙八部》的五岳五派中,衡山派写得最好,特别是衡山派的掌门人莫大先生,很有正义感。在修改自己小说的过程中,有过把五岳五大门派结成联盟的修改思路。“我小说中的五大门派是武林争斗,各呈其强。其实,我很不喜欢门派之争。现实生活中的五岳能够团结合作,结成联盟一起做旅游生意,我很赞同。”

我向尹同君局长转达了金庸先生对“五岳联盟”表示认同的态度。尹局长十分欣喜,在金庸先生到杭州时专程前往杭州拜会金庸先生。当年9月,我陪同金庸先生前往湖南,参加“五岳联盟”大会,金庸先生受聘担任名誉盟主。此是后话。

金庸先生在杭州期间,还与陕西电视台的制片人郭敬宜谈成了一件大事。

郭敬宜是陕西电视台“开坛”栏目的制片人。在金庸先生抵达杭州前,她已经早早地来到杭州。那天,她来到我们文汇报驻浙江记者站的办公室,向我详尽地介绍了“华山论剑”的构想。她表示,金庸先生与陕西华山有着不解之缘。在金庸14部小说中,有12部小说写过华山,《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笑傲江湖》等经典更是将华山作为故事展开的大背景。可见金庸先生对华山情有独钟。而“华山论剑”也绝非空穴来风。金庸先生在自己的小说中有过三次“华山论剑”,一次比一次精彩,也让读者看出了金庸先生对武学境界认知的升华。郭敬宜告诉我,陕西电视台全案策划了这次活动,希望能够得到金庸先生的支持。我很快将陕西方面“华山论剑”的设想在电话中向金庸先生作了汇报。


▲万润龙(右)陪同金庸先生去杭州电视台演播厅接受采访。

金庸先生到了杭州之后,由于日程安排得很紧张,一时难以安排金庸先生会见郭敬宜。那天晚上我们陪金庸先生离开杭州电视台演播厅回到他下榻的宾馆,金庸先生看到了随行的郭敬宜,就问郭敬宜,“您这位小姐,这几天我已经看到您好几次,是不是有什么事?”我随即向金庸先生介绍说,她就是为“华山论剑”的事而来。

金庸先生于是请郭敬宜到客厅坐下,认真听取了陕西方“华山论剑”的计划。金庸先生说,华山是他14部小说中着墨最多的地方之一,风清扬、令狐冲、岳灵珊、林平之、鲜于通等几十个人物的故事都与华山有关,“华山派”也是很有名的一个门派,“华山论剑”更是自己对古代武学经典的思考。1982年曾经上过一次华山,那是在邓小平接见之后不久。邓小平建议金庸先生多到内地走走看看,华山是自己走走看看中的一站。但是逗留的时间不长,好多想看的还来不及看。因此,他愿意参加“华山论剑”的活动,也借这个机会好好看看华山。

金庸先生嘱咐我,参加“华山论剑”和“五岳联盟”的时间不要隔得太远,最好能够在同一时间段完成。(未完待续)


作者:万润龙

编辑:蒋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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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润龙:金庸先生从不摆架子对朋友相当仗义
2018-10-31 10:56:11大公网 作者:俞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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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老先生身体不好,我刚在国庆节办了港澳通行证,也约好了要上他家里去拜访,没想到还是迟了。”金庸逝世的噩耗传来时,上海文汇报浙江记者站原站长万润龙心情颇为沉重,他走进书房,拿起了金庸赠给他的一幅字画,告诉记者,在与金庸交往的二十多年里,老先生从不摆架子,对朋友相当仗义,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文学大师。

“最早与金庸接触,是为了采访云松书舍的奠基仪式。”1996年,金庸出资1400余万元,在杭州建造了云松书舍,该书舍位于杭州钱塘十八景之“九里云松”起点,庭院深深,花香鸟啭,无疑是读书幽胜所在。

时任海协会会长、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出席了奠基仪式,并发表了他对金庸的看法。汪道涵说,自己也是先生的书迷,14本著作早已被他读得滚瓜烂熟,并悟出了两个字,“仁”与“义”,汪道涵还随口举出了大量书中的故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汪道涵还说,金庸的小说是可以当做爱国主义教材来看的。金庸听了以后,深受感动,连说十几遍不敢当。

奠基仪式结束后,万润龙将当天的情形以《汪道涵论金庸》为名,发表在了当月的上海文汇报上。该报道给金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促使其在之后的日子里,多次接受万润龙的独家专访,包括谈他为什么接受和辞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的职务,以及他与王朔、冯其庸的论战始末等等。

“我一直很敬佩老先生的大家风范,特别是在他与王朔的论战中,表现出来的先礼让三分的态度。”万润龙告诉记者了一个细节,其实王朔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王朔:金庸太臭》的文章时,远在香港的金庸并不知情,后来由于传真机缺了墨水,还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将这篇近4000字的文章读给老先生听的。

“虽然王朔的语言比较犀利,但老先生听了以后反而笑了笑,说,只要王朔先生说得对,我一定会诚恳接受,虚心改正。如果王朔先生的话说得过头一些,我也能够理解。因为从王朔先生的小说来看,嘻笑怒骂是他的风格,因此,我不会计较。”



赠字站台开茶馆金庸对朋友不说“不”

万润龙说,在之后的日子里,只要是他有求于金庸,老先生从来都是一口答应下来,几乎就没有说过“不”字,无论是求字画,还是为活动站台,甚至是合办公司开起了茶馆,只要金庸觉得无伤大雅,都会放手让他去尝试。

“记得有一年,我帮朋友向金庸求字,也顺道帮自己讨了一副,老先生立即就同意了,还说正好过阵子要来上海,会把两副字一并带来。”万润龙笑着说,结果接机的时候他还跑错了,去了浦东机场,而金庸的飞机降落在了虹桥机场。

“老先生一点儿没生气,自己打了个出租车到香格里拉,一下车就递上了捧在手里的卷轴,说是怕托运压坏了,还是自己一路捧过来的。”记者看到,在赠与万润龙的题字中,金庸以“万润龙兄”相称,并题到“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老先生还笑称,自己的书法是启功体,可以假乱真。”

2003年,鉴于金庸在内地又那么多的忠实读者,万润龙提议金庸可以在内地搭设文化商业平台,专门宣传与推广他的著作,包括开一个茶馆、办一本杂志及建一个网站。金庸又欣然答应,还邀请万润龙担任了杂志的主编,并许诺每期为杂志写上一两千字。

当年10月,“金庸茶馆”在西湖边的杨公堤开门迎客。在落成仪式上,金庸表示,“金庸茶馆”则小至九岁,老至八九十岁,大家都可来泡一杯龙井,指出金庸小说中的错误,我和各位书友谈天说地,高兴之极。既交朋友,又遣雅兴,岂不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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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闻金庸先生因病逝世的消息,心中深感悲痛!二十多年来,与先生交往的情景似乎还亲切鲜活,历历在目。

1991年,我曾在旧金山一个华文文化中心讲过两次金庸小说,当时在座听讲的陆铿先生不久即在香港一家刊物上作了较详细的报道。但那时我尚未与金庸先生本人见过面。

我与金庸先生真正相识,是1992年到香港中文大学做三个月研究期间。那是在文化界十一二位朋友相聚的一次小型宴会上,由陆铿先生介绍,金庸先生热情接待了我。宴席结束时,金庸先生又约我几天后到他的山顶道一号家中小聚。这次“小聚”倒真是一次相当酣畅的欢聚。我们从各自少年时的兴趣爱好说到武侠小说,又从武侠小说聊到金庸的新武侠,再从金庸小说谈到围棋,又从围棋胜负聊到顶尖国手陈祖德以及金庸向他学习棋艺;再从香港将要回归聊到金庸参加香港基本法的起草……。总之,是我向金庸先生请教了许多问题。一直到厨师送来了下午的点心,我们的谈话才告一段落。餐后,金庸先生亮出旁边小桌上放着的三十六册第二版金庸小说,将它们送给了我。我当然非常高兴和感谢,随后向主人告辞。金庸先生又要他的司机驾车送我回中文大学的住处。

第二次与金庸先生见面,记得是在1994年10月的北京,那是北京大学经国务院批准,聘请金庸先生为名誉教授的仪式上。北律系教授同时也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的萧蔚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学院院长的冯其庸,都出席了这次隆重仪式。我在仪式上为金庸小说发表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的贺词,这篇贺词稍后发表在《明报月刊》上。金庸先生对此特意表示了感谢。

这之后,我们又在北大、大理、海宁、台北、科罗拉多等地的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以及在华山论剑的活动中多次见面。还一起畅游了九寨沟、峨眉山、青城山,欣赏了壮观的钱塘潮。我每次去香港,大概也都会与金庸先生见面,地点或是在他家中,或是在嘉华国际中心25层他的办公室,或是直接在太古广场的夏宫餐馆。在我记忆中,嘉华国际中心25层办公室曾去过多次,连他陈列在那里的书籍也都相当熟悉。尤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金庸先生办公桌上有一付非常特别的木质斜面写字台板。我曾向他请教,这付写字台板有何用处?金庸先生相当得意地让我猜测。后来他告诉我,这是他自己设计的,写字台板装有可调节斜度的齿轮,能让写字者保持脊椎骨挺直,不致书写时弓腰曲背。我坐到椅子上用斜面台板试写了一下,果然身姿感到轻松、舒服多了。于是,金庸先生就提议要把这付写字台板送给我。我当然表示不能接受,因为金庸先生确实更需要。但金庸先生说,他已经七十多岁,使用率不高,而且他如果真还要用,让人再做一付也很容易。这样,我就变得没有理由不接收了,只能向他表示诚挚感谢并接受他这份极宝贵的礼物和情意。

与先生交往中,他的宽厚仁慈,聪明睿智,都给我和内子卢晓蓉留下了深刻印象。九十年代中期,卢晓蓉在北京大学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工作,该公司生产一种降血脂的药。这种药既传承了中华医药的特长,又添加了现代科技的要素,具有良好的疗效。先生知道后,一直很关心,我们每次见面,他都很关切地问长问短,令我们和公司的员工都很受感动。而且他不仅自己试服,还多次用一句很形象生动的话向亲友推荐:“它可以将好的胆固醇升上去,将坏的胆固醇降下来”,使我们不禁联想到他笔下一个个扬善去恶的大侠。

金庸曾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过三年,正式获得该校的博士学位。他办《明报》,始终以“明辨是非”“公正善良”为自己的方针。他的小说虽然描写古代的题材,却渗透着现代的精神,因而已被译成英、日、韩等多国文字,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数以亿计的读者。金庸同时也是杰出的思想家,他总是把国家、社会、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他一向非常关心香港的前途,关心祖国的和平统一,关心中国的政治改革、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他撰写的数百万字的社评,不仅预言了若干重大历史事件,也体现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正是他本人的真切写照。

金庸永远是我们尊敬的一位前辈和老师。我们深信,世世代代的读者都会喜爱他的作品。

日前得知先生走的时候,神色特别安详,令我们感到宽慰。愿先生的英灵在天堂安息!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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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华山论剑”,79岁的金庸是如何上山的?——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之十一)

文汇报

百家号11-1517:01
在同一时间段参加“五岳联盟”和“华山论剑”,我担心金庸先生的身体是否吃得消,2003年金庸先生毕竟已经是79岁的高龄,而且两次活动都离不开山岳。但两次活动的组织者都已经设计好了金庸先生活动的路径,凡遇山路均安排了轿子或者滑竿,需要老先生亲自走路的路段并不多。金庸先生表示,这样的安排自己的身体应该不会有问题。

我们记者站和《金庸茶馆》编辑部专门就金庸先生的两次活动进行了讨论。我们决定,派年轻力壮的同事全程陪同金庸先生,做好保护和服务工作。

2003年9月23日,金庸先生携夫人一起抵达湖南长沙,我们已经提前抵达,并迎候金庸先生。


▲金庸先生当年在岳麓书院演讲

当天下午,金庸先生出席了“五岳联盟”长沙媒体见面会。会议由三湘都市报的总编辑马宁先生主持,三湘都市报与衡阳市旅游局、南岳管理局是“五岳联盟”的联合主办单位。

记者见面会上,金庸先生毫无旅途劳顿的倦意。他兴致勃勃地回忆了自己年轻时到湖南的经历。金庸先生告诉在场的记者,自己在湖南有过三年的生活经历,那是在自己最穷困潦倒的时候。1942 年,日军的轰炸使金庸先生中断了高中的学业。当时,他的母亲已经过世,家中的亲人都外出避难了。金庸先生把目标定位于陪都重庆,希望在那里继续自己的求学之路。经过长途跋涉,金庸到了湘西,微薄的路费差不久就花完,重庆还遥遥无期。进退维谷之际,一位湖南的同学将金庸先生带回了老家,那是湘西泸溪的一个农场。这趟经历,让金庸先生对湘西有了刻骨铭心的印象,湘西人的淳朴,苗寨的风情,在金庸先生心中留下了许多故事。1945 年 8 月,日本宣布投降。金庸先生开始作返乡的计划。此时,他与湘西同学及其家人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同学全家盛情挽留。直至 1946年夏天,金庸才告别湘西,回到故乡。

在接受记者提问时金庸先生对湘西人的“义”大加赞扬。他说,湘西人的“义”让我终身难忘。“义”是人的一种性格精神,或者说是一种特别的情谊,都属于人的感情。侠义是人类感情中一种比较特别的东西。


▲本文作者万润龙与金庸先生在衡山祝融峰。

金庸先生在后来的小说创作中,把自己在湘西的这段经历浓墨重彩地得意呈现。在他的笔下,湘西百姓的爱憎分明、一诺千金、看轻钱财、注重情谊、不畏强暴、扶弱济贫、乐观向上的侠义品格淋漓尽致地得以诠释,而湘西泸溪的地形地貌、民间典故、风俗民情也是如数家珍,不遗余力地加以详尽描述。可见金庸先生对湘西的眷恋和崇尚。

在接受记者提问时,金庸先生还提到了沈从文。他说,自己最喜欢的作家,中国是沈从文,外国是大仲马。

记者见面会结束后,金庸先生回到下榻的宾馆。傍晚,时任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李江先生前来拜访。李江部长诚意邀请金庸先生参加六天后在长沙举办的大众电视金鹰奖颁奖晚会,这场晚会在当时的中国影视界也算是一个盛举。金庸先生向我询问了后几天的行程,很委婉地谢绝了李部长的邀请,“衡阳到长沙四个小时的车路,而且衡阳之后的行程已经告知对方,再改有所不便。”


当天晚餐过后,金庸先生余兴未尽,提出想去岳麓书院看看。金庸先生告诉我说,此前他曾经两次到过岳麓书院。一次是1993年,那次是参观书院。还有一次是2000年9月24日,是受岳麓书院原院长朱汉民教授的邀请,作“千年论坛“的演讲,自己讲的主题是“中国历史的大势”。

金庸先生向我介绍说,岳麓书院出过很多名人,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魏源都在这里当过学生,朱熹、张栻、王阳明、梁启超等大学者都到这里讲过学。2000年岳麓书院举办“千年论坛”,请了许多文化人来做演讲,包括余秋雨、黄永玉等朋友,产生过较大影响。为了这次演讲,金庸先生花了许多精力做了精心准备。

我问金庸先生那次演讲的内容,金庸先生回忆了一下说,“我讲中国历史的大势,一是融合,二是开放,三是稳定。这三条做到了,中国一定强大。”

于是,我们驱车去岳麓书院。(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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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金庸为啥说《连城诀》的狄云是最好男人、《飞狐外传》的程灵素是最好女人?——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之十二)

文汇报

百家号11-1616:01
我们的车队很快就来到麓山路273号,这里地处岳麓山的山脚,岳麓书院就在这里。岳麓山自古就是文化名山,曾建有万寿宫、崇真观等。西晋时创建麓山寺。唐末五代时期智璇二僧为"思儒者之道",在麓山寺下建起了"以居士类"的学舍,岳麓书院就是在他们办学的基础上"因袭增拓"而诞生。

历史进入21世纪,岳麓书院开启了“千年论坛”,邀请海内外著名学者到书院论道。金庸先生在2000年9月也到此开讲。此后,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岳麓书院千年论坛丛书共七本,金庸先生的《中国历史大势》是这套丛书中标价最高的一本,定价16.8元,共293页。金庸先生对岳麓书院怀有一份景仰之心,因此,在到湖南参加“五岳联盟”之时前来拜谒。

晚上七时许,我们的车队在岳麓书院的门前停了下来。由于是金庸先生临时起意,之前没有与书院打招呼。湖南方面的接待人员下车后急匆匆奔向书院,金庸先生则开门走下轿车,准备步行去书院。谁知前去联络的工作人员匆匆返回说,书院晚上不开放,大门紧闭,里面没有人。他问金庸先生,如果先生希望进去,他们可以联系书院领导,让他们派工作人员前来接待。金庸先生连连谢绝,说万万不可。

金庸先生的到来却让湖南大学的一批军训同学兴奋万分。当时,湖南大学的一批军训学生正在与岳麓书院一路之隔的斜坡上坐着休息。他们全都穿着军服,一位穿军装的教官正拿着半导体喇叭,指挥同学们唱歌。金庸先生下车后,引起了同学们的注意。那几天湖南的媒体对金庸先生的到来作了大量报道。虽然是在路灯下视线不是很清楚,但坐在前排的同学还是看到了金庸先生,于是大叫“金庸金庸!金庸来了!”一时间,几百人整齐划一地高呼“金庸!金庸!……”我一看金庸先生很高兴,就从教官手中要过了半导体扩音器,递给金庸先生。这时,查太太急忙向我摇手。我告诉查太太:他们不是军人,是大学生在军训。金庸先生则已经举着扩音器向着学生讲话:“同学们,看到你们我很高兴!在我的书里,最好的男人是湖南人,最好的女人也是湖南人!……”金庸先生的话还没有讲完,坐在那里的学生已经全部站了起来,争先恐后地往前挤。我一看情况有点失控,连忙让工作人员拉起人墙挡住学生,我扶着金庸先生赶紧请他上车。然后关住车门,驱车向岳麓山上开去。


前面引路的小车在靠近山顶的一个平台停了下来。从这里可以看到长沙市的全景。秋天的夜晚已经有些凉意,金庸先生穿上了外套下了车。他望着夜长沙的灯光流彩,思绪似乎还停留在刚才向大学生们喊话的情绪中。他告诉我说,自己对湖南人很有好感,因此在写小说时是把湖南人写得最好的。“刚才与大学生说的最好的男人和最好的女人都是湖南人,那个男人就是《连城诀》中的狄云。这个角色武功不是很高,人也不是太聪明,但他个性很淳朴,对朋友很忠实,对所有的人都非常好。而那个最好的女人,则是《飞狐外传》中那个洞庭湖边的程灵素。这位姑娘相貌并不是最漂亮,但是人很聪明,内心非常美,个性非常好,对爱情很忠诚,是一位让人敬佩的湖南姑娘。”

我对金庸先生说,刚才大学生见到查先生都是十分欣喜,因此都希望近距离见见先生,他们上前来是想与您合影或请您签名,不知有没有让您受惊?金庸先生笑着说:“不会。我倒是很愿意跟他们大学生聊聊天的。”

夜色渐浓,寒意袭来。征求了金庸先生意见后,我们原路返回。路过岳麓书院时,军训的学生已经散去。


第二天,也就是24号上午,金庸先生应邀来到三湘都市报。三湘都市报为金庸先生的到来作了精心布置,金庸先生的照片和他的小说封面放大了布置在报社的门口、通道和见面会场,十分醒目。金庸先生走进报社后,被这里的热烈气氛所感染。他向报社领导表示感谢,感谢报社参与主办这次“五岳联盟”的活动和邀请他到报社作客。

金庸先生在报社作了简短的演讲。他介绍了自己办报的经历。他说,在当明报社长的时候,要求记者编辑遵循一个原则:言论可以自由,报道必须真实。平时这样要求属下,也这样要求自己。在与记者互动的环节,金庸先生表示,“过去有人毁谤湖南人,说湖南骡子,似乎说骡子的脾性很倔,你拉它向东它偏偏要往西,你打它它也不会屈服。其实我觉得这种精神很是了不起。”“湖湘文化讲求做学问和办事两者合一。王阳明讲知行合一,朱熹其实也是强调要内圣外王,对社会有所贡献。做学问和办报并不矛盾,《明报》才是我毕生的事业与声誉,这也是经世致用的一种表现。”“我年轻时有三年多时间在湘西生活,湖南人尤其湘西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从小喜爱音乐,对湖南的楚辞俚曲十分陶醉,年轻时把听到的这些歌一首首地记录下来,装订了厚厚的三大册,共一千多首。这些成为我后来写小说的宝贵素材。”


当天下午,金庸先生应邀去涉外经济学院作了一场题为《游侠的游历与侠气》的演讲。

9月25日,金庸先生启程前往衡阳,参加“五岳联盟”,并以“名誉盟主”的身份在南岳衡山“坐而论道”。(未完待续)

作者:万润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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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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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希望不要把有商业性质的东西带进来——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之十四)
日期:2018年11月21日 09:26:59 作者:本站编辑
2003年10月6日,金庸先生在经过短暂的休息之后,又风尘仆仆地来到古城西安。

金庸先生特别关照我,让我带上家人,随他一起上华山。

金庸先生还点名请《金庸茶馆》的工作人员随行,“上次去湖南是杨希,这次请苏虹去”,先生随即又补了一句,“下次要请沈群陪同了”。我们都很惊讶金庸先生的记忆力。我们之间见面的机会才两三次,聊天的时间也不长,金庸先生居然把几位编辑的名字都记住了。我的助理小曹身强力壮,一路随同金庸先生上衡山和华山,鞍前马后地担任金庸先生的护卫。金庸先生不失幽默地说,“小伙子在我身边,我很有安全感。”

 金庸先生为陕西省历史博物馆题词。_副本.jpg

▲金庸先生为陕西省历史博物馆题词。

6号下午是金庸先生与媒体的见面会,见面会在西安曲江宾馆举行。众多的记者已经架起了长枪短炮。金庸先生在小曹的搀扶下坐上了主席台。记者们的问题与金庸先生当年7月在杭州剧院演讲前收到的问题大同小异。主持人介绍金庸先生是充满了敬意和礼赞,称金庸先生刚入选“20世纪中国十大文化偶像,排名仅在鲁迅之后”,“金庸先生是世界上最畅销书籍的作者”……金庸先生的思路非常清晰,他面带微笑,态度谦逊。听到主持人说自己是“文化偶像”时,他稳稳地站起来向大家边鞠躬边说:“主办方把我介绍得太好了。我的图书最畅销,这是因为中国人口多的关系。”

有记者问金庸先生:您年事已高,已经近80岁了,为什么还要这么忙碌,在各地飞来飞去,刚去了衡山,又来了华山:金庸幽默地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然后又补充说,这次来华山,是因为主办方盛情难却,“如果我不来的话,就太不识抬举了。”

有记者问金庸先生:是否在为商业化推波助澜?金庸先生回答说:“我希望这次的活动能办得很成功,但最重要的是不要把任何带有商业性质的东西带进来。‘华山论剑’不是武功上的比试,更不是一次商业炒作,它是一次文化人之间的谈论,是纯粹的文化对话,希望它能够在文化氛围中开始和结束,千万不要搞太多的商业广告。”

出于对前一阶段报纸关于“金庸产业化”的批评,金庸特别给予回应:“我参加的所有活动都是不收一毛钱的。我是不需要为自己做宣传的,我的小说已经卖出去了,干嘛还需要推销?”

陕西电视台副台长王渭林随即证实说,“金庸先生在踏上陕西这块土地后,吃饭、坐车、住宿等都是自己掏钱,坚持不收我们任何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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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至右依次为陕西电视台副台长王渭林、金庸先生、陕西电视台台长王广群。

在此之前,主办方向我提出,这次举办“华山论剑”活动投入巨大,计划找一家赞助单位冠名,希望征求金庸先生的意见。金庸先生坚决不同意。他表示,如果找企业冠名赞助,他就不参加这次活动。

王渭林先生向记者讲述了金庸先生的这一态度,并且说这次活动没有找企业冠名。

金庸先生进入西安后,文汇报驻陕西记者韩宏先生就一路随行。记者见面会之后,金庸先生稍事休息。说到晚餐,韩宏建议金庸先生可以去西安美食街去走走看看,那里的馍具有大西北的特色。金庸先生对此建议极有兴致。正好主办方进门来邀请金庸先生就餐,金庸先生提出去美食街吃泡馍。主办方表示已经准备了欢迎晚宴,吃泡馍太简陋了。但见到金庸先生坚持,就改变了计划,去美食街。

主办方为金庸先生点了各种各样的泡馍,堆满了整个桌子。金庸先生非常高兴,他说,北京、杭州有满汉全席,到西安可以吃上泡馍全席,特有风味。

餐桌上,金庸先生谈兴正浓。他说,自己与陕西有着不解之缘,尤其是西岳华山,在自己十四部作品中有十二部出现过,《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笑傲江湖》等小说更是把华山作为故事发生的主要区域之一。1982年曾到过陕西,但那是匆匆之行。自己一直想再来陕西,好好看看西安这个十三朝的古都,看看丰镐都城、秦朝的咸阳宫、兵马俑,汉朝的未央宫、长乐宫,隋朝的大兴城,唐朝大明宫,还有自己多次写到的西岳华山。自己虽有“华山情结”,却从未登过此山。此次陕西之行,也是自己的一次圆梦之行。

那天的晚宴虽然简陋,但金庸先生十分尽兴。主办方来了许多记者陪同,不少参加下午记者见面会的外地记者也一路随行参加了泡馍宴,餐厅内的许多食客见到金庸先生也是欣喜万分。席间不断有人前来向金庸先生敬酒,老先生来者不拒,又是签名,又是合影,不亦乐乎。我笑着对金庸先生说,今晚的这餐泡馍宴,有点江湖的味道。金庸先生连连说“难得难得”。

照片说明:本文作者万润龙应陕西电视台邀请,以“开坛”节目特邀主持人身份在西安对金庸先生进行访谈。本照片在本文连载之一中文字说明将陕西电视台误写为湖南卫视,特此更正并致歉。_副本.jpg

▲本文作者万润龙应陕西电视台邀请,以“开坛”节目特邀主持人身份在西安对金庸先生进行访谈。本照片在本文连载之一中文字说明将陕西电视台误写为湖南卫视,特此更正并致歉。

在金庸先生西安的行程中,陕西电视台安排金庸先生在“开坛”栏目中接受采访,以访谈的形式与观众见面。“开坛”制片人郭敬宜女士是这次金庸先生陕西行的主要促成者,金庸先生对她很有好感。郭敬宜向金庸先生建议,“还是像在杭州剧院一样,特邀万先生对您作访谈。只是访谈的地方从杭州剧院换成了西安的某个茶馆。”金庸先生听了,表示赞同。

第二天,我以特邀主持人的身份,在西安的一个茶馆中对金庸先生作了近两个小时的访谈。(未完待续)




作者:万润龙
编辑:蒋萍
责任编辑:国内报道中心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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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纪祖:14年前金庸先生入川 那些不为人知的细节
2018-10-30 20:15封面新闻评论(0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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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曹纪祖(著名诗歌评论家、诗人)

  "名家看四川",是四川省作家协会的一个品牌活动项目,十几年来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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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金庸入川,可以说是这个系列活动的亮点。无论如何,作为武侠小说的大家,金庸先生拥有众多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因之,他入川的名人效应,是不言而喻的。

  其时,我在四川省作家协会担任秘书长。大型文学活动,多有协调的责任。金庸入川的具体联络、行程安排等,由当时的文学交流中心主任赵智负责。那次金庸先生参观了三星堆、上了峨嵋山、青城山、参观了乐山大佛,去了九寨沟,在成都芙蓉古镇参与了文化论坛,去四川大学作了文学讲座。相关报道见于当时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办的《作家文汇》及四川的多家媒体。但有些细节,外人是不知道的。

  与金庸的联系是通过《香港明报》的主编潘耀明先生进行的。潘先生那次也随同金庸先生入川。记得与潘先生在成都花园宾馆有过一次聚会,有流沙河、魏明论夫妇作陪。那次饭局,印象最深的细节,莫过于流沙河先生看到桌上未吃完的菜品,以他特有的弱声细语问我:"可不可以打包呢?"我急忙请服务员帮他处理便当。我知道沙河先生曾经在金堂接受"改造",以文弱之身拉大锯。而我也下过乡,当过知青。对于饥饿的理解,心有相通。即便生活改善,至今对浪费也是反感的。席间魏明伦夫人对魏明伦照顾有加,不断为他夹菜,我也留有印象。

曹纪祖先生与流沙河先生
曹纪祖先生与流沙河先生
  至于潘耀明先生,我后来与他有一些联系,至今留有他的电话号码。在中国作家协会的某次代表大会上,我们都被安排在北京饭店住宿、用的是自助餐。其间有过一次单独的茶聚,内容是商谈四川作家与香港作家互动的事情。会议之外的开支,是需要付费的。买单时,我乘潘先生上厕所去的时候,赶快付了费。回来后与财务人员谈起,大家都笑着表扬我。说我们的财务自由,可能比香港那边好。

  金庸先生在成都住在老会展中心。有过一次正式的礼仪性宴请,由当时担任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的马识途出面,相关领导和省作协部分副主席作倍。席间,气氛比较活跃。我注意到时年九十余岁的马老,远比八十来岁的金庸先生健康,也更健谈。又注意到金庸先生的夫人比金庸先生年纪小许多,短发,个子不高,不多言谈,但对金庸先生很关心,不让他多与粉丝们接近。我与金庸先生唯一的一张合照,印象中觉得是在这次宴会上,实际上是在芙蓉古镇。

金庸先生与马识途先生
金庸先生与马识途先生
  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为不少年轻人喜爱。一位崇拜金庸先生的小女孩,名字叫黎阳,经当时的办公室主任殷世江(已故)请求,被允许参与其中并与我们合照(即站在我身边的那位)。后来此女成长为一位作家,善于演讲,游走于国内外,对金庸的小说很熟悉,诗、文均有武侠之气。今年上半年她找到我,十四年后重逢,因缘际会,还在成都举办了一次文学对话与跨界雅集。从金庸谈起,到诗歌,到小说。引起一些好奇和关注。人生,常常是有许多不可知的。

  重头戏是在温江的芙蓉古镇,在所谓的"皇城"上举办了一次"人文四川。名家论坛"。马识途、金庸、邓友梅、严家炎、傅恒、何开四、徐康、阿来,裘山山、吳野、廖全京、王敦贤等人参加。话题宽泛,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学、四川的人文、风俗、景观等。当然武侠小说是话题的重点。这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北大教授严家炎。因为他在谈到对四川的印象时,引用了"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在文革中,被重要的政治人物引用过。我感觉严家炎知识渊博,在我看来,仅仅这句话的引用,足可以改变人们对教授仅是做学问的印象,好像他也有政治家风度。严家炎似乎对四川颇为了解,还讲到巜华阳国志》,淡笑之间,风度尽显。又记得裘山山在对金庸表达礼仪的敬意之后,说她对武侠小说了解不多,但她的儿子是如何喜欢金庸的武侠小说,希望金庸签名赠送一本,等等。金庸笑着爽快答应。

  此次论坛,记得是马识途作的开场白,金庸先生也说机会难得,要放开讲,讲到吃饭也不怕,他说他不会疲倦。于是大家兴致很高。金庸先生从与吉狄马加同游九寨沟讲起,中心是讲民族的融合。他说我本人研究中国历史,很希望写汉人与少数民族的融合。他说与北大一些历史教授意见不合,他们是讲斗争的。而他不主张"斗争史话",主张"融合史话"。他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各个民族的融合。此外,他还讲到都江堰的水利工程十分了不起。他认为四川已经是文化大省了,是一部文化的百科全书,是应该好好去阅读的。他说香港对四川的文化了解还不够,应该经常交流。他说我们可以邀请四川的作家去香港坐一坐。这也就有了后来我与潘先生的会谈。他幽默地说,走在成都街头阳光很好,女孩子都很漂亮。众笑。论坛上,时任四川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吴野先生认为: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对小说创作与文化的关系,小说与人文精神的关系,提供了许多新的概念,值得深思。而廖全京与严家炎对话,谈到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又谈到李劼人用四川话写小说很纯熟。邓友梅则充分肯定五四以来,四川出了巴金先生、郭沫若先生,还有武侠小说巜蜀山剑侠传》,在各个文学品种上,与全国比,都走在前面。金庸先生说:我们写的是新派武侠小说,但都受巜蜀山侠客传》的影响,不过又有所不同。在轻松友好的气氛中,小女孩黎阳趁机对金庸说:我记得,您说您塑造最成功的女子是黄蓉,您说"蓉"就是成都。我想作为四川的小女孩,向金大侠您请教。于是谈了自己对金庸的十五部书都是读完了的,而且因为读金庸的武侠小说,才领略了中国文化的魅力。比如读了巜神雕侠侣》,才去看元好问的巜摸鱼儿》。从此"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这个念头伴随一生。等等。其他当然还有不少对话内容,已记不得了。而我始终保持倾听的姿态,坐在会议室头上。会议是有记录的,不过记录也是二传手,经过整理,没有现场感受那样生动,也会有失真的成份。

曹纪祖先生
曹纪祖先生
  当时围观者众,许多武侠迷都是被挡在"皇城"下的。部分被允许上去的,也只能在会议室外围观。金庸腿脚不便,一直有人搀扶。那时对香港来的大作家,人们在某种程度上不亚于追星。我的一位朋友,在公安部门工作,因宋玉鹏书记口头相邀,而宋玉鹏书记却没有到会,他也未能进入会场。我看见他,才约他上了"皇城",了却了他的心愿。其实这位朋友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曾在我工作过的名山县任公安局长,后调任雅安地区任公安处长。在芙蓉古镇时,已调任省公安厅某处任职。连他这样的身份都进不去,那时的保卫,可见一斑。而那位搀扶金庸的女子,据说是一位特警。

  金庸赠送的小说,是由文学交流中心统一购买的。金庸的签名本,我自然有。但我是搞诗歌和诗歌评论的,对金庸的小说,虽然不一定读,但还是在意的。又要了一本,送给儿子,并请金庸签上儿子的名字。儿子拿到后,很高兴。他对武侠小说比我知道许多,于是同我大谈金庸与古龙的区别。印象中,似乎他对古龙更感兴趣。金庸的签名本,今在何处,我也不甚了了。反正我的书,总有朋友或朋友的子女来借,借了不还是常态。例如巜欧根。奥𣵀金》。巜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巜三曹父子与建安文学》、巜九歌》等,还有一些小说,至今不知去向。孔乙己说:窃书不为盗,何况是借。反正现在是网络时代,什么书都能搜到。我的书,更多的是该扔掉的。

  金庸去三星堆我也随同去了。三星堆给人的震憾和迷惑令人难忘。之后再去,关于三星堆的人物形象,究竟是外星人或祭祀面具,抑或是其他种族,我是倾向于祭祀面具的。金庸先生对太阳神鸟很感兴趣,在"名家论坛"上还说杜宇怎么成了一只鸟。他参观三星堆的照片,现在还留在三星堆博物馆的展览橱窗里。峨眉山与九寨沟我未去。赵智是四川省作家协会的活动家,人脉多,善交集,几乎所有的活动,他都是全程参与的。当然,他的部门是文学交流中心,这也是他的职责所在。据说金庸的峨嵋之行也是沸沸扬扬,令人兴奋不已。金庸去青城山更是人气爆棚,引起轰动。毕竟那里有武术的因子,什么峨嵋派,青神派之类。可惜当时我不在现场,未有实感与有趣的细节可以述说。

  我想金庸之所以受欢迎,是他的武侠小说,满足了中国人行侠仗义的英雄情结,还有爱情与幻想。红尘滚滚,痴痴情深,如此而已。中国人似乎在想象力上,不大与太空、宇宙,海洋,生物变异、科学技术沾边。白衣一袭,长发飘飘。仗剑独行,天涯倦客。除暴安良,杀富济贫。爱恨情仇,了而未了。等等。都是中国现实人生的升级版,而且必定是农耕时代的文化背景。而武侠小说的流行,相关电视剧在荧屏上的占据,应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在文化荒漠之后,人们需要一种心理释放,需要一种在假想中的自我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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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金庸的三类接触
2018-11-17 14:54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黄维樑

  我正在成都讲学,讲到《鬼雨》,讲到“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坚”、“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讲到《鬼雨》所写的“莎士比亚最怕死……千古艰难唯一死,满口永恒的人最怕死……”,讲到《红烛》的“烛啊越烧越短,夜啊越熬越长”——10月30日晚上八时许,手机铃声响了(演讲前忘记关掉手机),一位朋友来告,讯息有如武侠小说中“夺魂铃”那样遽然惊示,金庸先生离世了。我正在讲的题目是《消失了,满天壮丽的霞光——余光中诗文里的生与死》,另一颗文坛巨星此日黄昏陨落(1924-2018年)。

  大学四年(1965-1969年)的“悦读”岁月,书肆有深黄卷、台北文星出版的《逍遥游》和白皮书、香港邝拾记发行的《神雕侠侣》。右手执余光中,左手执金庸,我的课外阅读不亦乐乎!阅读、评论余光中,我渐渐成为论者谬许的“余学”专家,且按下不表。金庸的其他小说,如《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倚天屠龙记》,我也没有放过。此外,我几乎每日都读《明报》创刊人金庸亲自执笔的“明报社评”,他“港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评论中有“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金庸平理若衡、照“事”如镜(《文心雕龙》认为评论文学要力求“平理若衡,照辞如镜”)。他办报纸,秉持“事实不可歪曲,意见大可自由”的原则,我诚心接受并发扬之。梁启超认为小说对读者的影响力,有“熏浸刺提”四种;金庸作品对我的影响,主要是“熏”和“浸”。

  读其书,论其文。1985年出版的拙著《香港文学初探》中,我泛论金庸的武侠小说,认为他的十五本作品,很多都规模宏大、想象丰富、结构严谨,人物形象鲜明、个性特出,加上民族大义、哲理情思——特别是撼动人心的“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情意,这些作品实在有高度的文学成就。不过,武侠小说十中有九耽于虚幻,情节离奇,巧合太多,与现实世界有一大段距离,金庸的作品也不免于此。至于《明报》的社评,我在书中力称其语言浅近而文采不凡。上世纪90年代香港举行一个金庸作品研讨会,我发表了题为《童蒙可循此而学文》的论文,指出其小说语言有流畅简洁之美而无“食欧不化”之弊,可作青少年写作的一个范例。我在新世纪的一个“金庸年”应邀撰文,用了《金庸:广泛雅俗的文学存在》这样的题目,说明金庸在华文世界处处“存在”,影响深远。此文后来收于今年出版的拙著《活泼纷繁:香港文学评论集》。

  与金庸的“文字之交”,不止上述。上世纪80年代我在《明报》写专栏,并投稿给《明报月刊》,金庸亲自写短笺回复;两人年纪相差二十多岁,而他“称兄道弟”,古风盎然。1999年我有博士生江君毕业谋职,时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的查良镛(金庸的本名)教授来信欣然接纳我的推荐,才学兼优的江君就业成功。世纪之交我遭遇重大挫折,查大侠寄来年片,加以安慰勉励。我任新亚洲出版社总编辑期间,主编“爱读式语文系列”书籍,邀请金庸任顾问,他慨然应允。

  金庸曾说“侠”的精神是“舍己为人”,旨哉金言!我和金庸“文字之交”式的接触,显现出他“助人为快乐之本”的精神、爱护后辈的精神。另一次“文字之交”,是我对金庸一个文化沙龙的记述。这源于我和他的第二类接触:“面聆教益”的真切接触。

  大概是1980年,金庸因其小说和报业的出色表现,声誉日隆,社会地位日高。时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院长的金耀基教授,“金金”相惜,邀请金庸莅校主持“晚餐聚谈”的讲座。查大侠如期带着年轻的夫人来了,云起轩里,文科理科的各路英雄好汉云集,小小骚动起来。金院长风趣的开场白既毕,大侠开金口,发表他对中西小说的意见;对大仲马、狄更斯与茅盾等都有点评,并略为“夫子自道”,谈及其《射雕》、《屠龙》、《碧血剑》诸说部。金庸的小说世界,其英雄才高、谋略伟杰,诚然“雄才伟略”,且时而杀气腾腾,显示阳刚壮美的气象;他的言说风格,却呈现年轻江南书生轻声细语的谦逊阴柔。是晚“云起轩论剑”,我应台湾一报纸副刊主编之邀,权充记者写成报道。

  1999年我受委托,在香港中文大学主力筹办“香港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有北京的一位与会者杨先生,带来他新出版的文集两套,每套十册,一套赠我,一套拟赠金庸,请我安排机会拜访他。金庸答应相见,设宴于高级酒楼以欢迎远客,多人作陪。一座晤谈,金庸的言说语调,一仍云起轩的沙龙之风,一片风轻云淡。当时《鹿鼎记》的英文译本面世不久,金庸对此译本有微词:合约订明是全译,但出版的书不然。口出微词,而语调仍然不大不重。是晚气氛轻松,查太太出示刚买到的Hello Kitty新产品,颇有童真趣味。

  金庸为香港九七回归献策建言,充分表现其爱港爱国的大情大义。2002年他在广州出版的《金庸作品集》“新序”中即指出,“爱护尊重自己的国家民族”是其作品要表达的一个旨趣。他渐渐成为港人所敬重的公众人物。公开大场合远远见面不算,我“面聆教益”就只有上面所述的两次。

  “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金庸年事高,据说患有脑退化症,近年不在公开场合出现。而我近月在想到已逝的余光中、饶宗颐、刘以鬯、高锟诸先生时,国字大脸、轻声小语的金庸也常现于脑海。近日在成都与友人谈文说艺,无端也语及金庸。话说十多年前我在四川大学当客座教授,当时成都正扩建杜甫草堂,要选出草堂的形象大使,请市民提名。和杜甫与成都没有什么关系的金庸,竟有人提名;查大侠的文名之盛、作品之影响,是“广泛雅俗的文学存在”的又一例证。30日晚在谈论文学中的死亡时,金庸的噩耗轰然传至,这是什么样的“冥冥”,什么样的“存在”?

  大半年来,我先后出席了余光中以及高锟的告别仪式;成都之行结束,我返回“深圳-香港”,面对另一场告别活动。金庸离去人间的翌日,香港各大报无不头版头条广泛报道,金庸曾任职的《大公报》竟然用了七大版。加上其他媒体的,简直“广泛”到铺天盖地了。“音容宛在”而人已不在。死亡之神的黑暗之力何其大,不到一年间就夺去这几位我认识且敬佩的英杰之士。

  余光中2014年写诗悼念诗友周梦蝶,说天界将有纳兰性德、弘一大师等亦友亦仙迎接他;为了筹办大礼,“所有天使都加了班”(这真是个“异想天开”的隽句)。香港人送别金庸的场面将非同小可,我想天上的大仲马、狄更斯、茅盾等以至黄药师、洪七公、郭靖、黄蓉等男女老少必定列队欢迎,天使也必定加班工作。杜甫祈求建筑“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天上的白玉楼,也有广厦千万间,以让荷马、屈原、李白、杜甫、东坡、但丁、莎翁以至光中、金庸这些文士欢然论文——或者论武——吗?我这种种想象,仿仿佛佛朦朦胧胧幻幻真真,这些天界神思,这样与金庸的接触,应是第三类了。

  “第三类接触”的名称来自科幻电影Close Encounter of the Third Kind,地球人接触的是外星人。美国有科幻电影,中国有武侠小说。金庸是武侠小说的大宗师。(黄维樑)

[责编:崔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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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文学存在”

光明网

百家号06-2410:25
作者:黄维樑

六月上旬,一位香港女作家去世,电视和报纸报道此消息时,都引述金庸对她的好评,称她是“现代最好的散文女作家”。金庸对晚辈的爱护和鼓励,有如当年鲁迅之于萧红。媒体引用“金”玉美言,我们暂且不问所说是否铢两悉称,可称道的是,“金大侠”一言九鼎。金庸年事已高,几乎没有公开活动,包括接受采访发表意见,媒体记得且重视多年前金大侠的话语,乃加以引述。

金庸的武侠小说风行华人世界,东方的日本、越南等国均有不少该国文字的译本,他更希望西方也有粉丝和知音。大概二十年前,英国学者翻译出版他的《鹿鼎记》,金庸高兴之余有微词。在一次宴会中,我亲耳听到这位语调一向平和的小说大家轻声表示不满:翻译者没有依约全译这部小说。后来见闻所及,这个英文节译本好像销路不畅。深居简出的金庸,今年开春以来,我想心境应开朗得多,因为他的小说《射雕英雄传》英文全译本第一卷,二月在英国面世了,而且出版社老总看好此书,论者说它有望成为“中国的《魔戒》或者《哈利波特》”。

在我国,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人,一般都知道英国有莎士比亚、狄更斯,很可能还读过其作品。同等学历水平的英国人,喜欢中国菜的,听到“Du Fu”(杜甫)一词,却以为说的是豆腐;看到“Cao Xueqin”,根本不晓得“Cao”的发音,甚至还怀疑名字到底是希腊文还是拉丁文,或者是俄文。他们怎会知道有一本小说叫《红楼梦》或《石头记》——这部经典是他们的同胞用石头一样的实力和毅力翻译出来的。《射雕英雄传》如能像《魔戒》和《哈利波特》那样畅销,那么Jin Yong(金庸)就会和John Tolkien(托尔金)与Joanne Rowling(罗琳)同样名驰天下,三张“J”牌的“武士”在奇幻通俗小说畅销榜上并驾齐驱了。“东方不败”之后,金庸也由此征服了西方。(附带说明:Jin Yong和John、Joanne的首字母都是“J”,“J”在牌中是“Jack”,意为“武士”。)

金庸的小说在西方早有读者,只不过是西方的华人读者。上世纪70年代我在美国深造,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的中文藏书丰富,架上的煌煌《金刚经》等佛教经典,整齐肃穆;有“调素琴,阅金经”句子的《陋室铭》等古典文学书刊,也是岸然整然。唯独一堆金庸的作品不成威势,甚至有点散兵游勇的样子。与馆中东亚语文部的主管交谈,才得知借阅金庸小说的人多,借阅量不但高踞中文书籍之冠,在馆里的所有图书中也名列前茅,书册因“疲于应战”而显得“军容不振”(俄大图书馆在美国大学的图书馆中最早实施计算机化,借阅数据易得)。我这才理解,此“金”经不同彼“金经”,这“金”经有实质的金钱效益:学校对东亚语文部的购书拨款多寡,有书刊使用率高低的考虑,“金”经里的侠客拉高了东亚语文部书刊的使用率,成为“运财侠士”。当年,俄大的华人师生有两三千人,加上若干华人师生的家眷,这些颇为高级的读者,在《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鹿鼎记》里得到了阅读的乐趣、知识的养分、感情的共鸣、人生的智慧以及清通流畅的中文,成为异乡生活的意外收获。

几年后我返回香港,在母校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教书。金耀基教授出任新亚书院院长,锐意提升书院的文化品位,乃有种种相关举措,包括举办沙龙式的“晚餐聚谈”。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前后,金院长请来名声大著、文化和社会地位日隆的金庸金大侠作“晚餐聚谈”的主讲嘉宾。“金”“金”相惜,是晚云起轩里校内外宾客云集,向隅而望云兴叹者众。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金庸先生,也是初次见到他那位年轻的夫人。金大侠讲中西古今小说,喜欢的外国作家有大仲马等,好像也提到了狄更斯;他语调平和舒徐,与“铜琵琶﹑铁绰板﹑大江东去”的强者大者风格一点都不相称。

那天夜里回家,我意外接到台北打来的长途电话。《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主编高信疆最吃文化的人间烟火,灵通地知道在台湾也大受欢迎的金庸,在中大山头与诸位教授、“金迷”(那时称“金迷”而非“金粉”)文坛论剑的重要消息,他向我约稿,请我权充记者,报道论剑的盛况。当年《联合报·联合副刊》主编王庆麟(痖弦)号称“副刊王”,《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高信疆号称“副刊高”,“副刊高”确是约稿高手。当晚我就写了报道,翌日专门进城到湾仔,在电报局把稿子“飞书”(fax)传到台北。过了一天,拙作见报,用的是笔名“黄里仁”。里仁为美,我还赚到美美的一笔稿费。

上世纪80年代起,金庸不止一次获得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接见,又参与了香港基本法的制定工作,社会文化地位越来越高。他的武侠小说及其改编的电影、电视剧越来越受欢迎,全球汉语通行的地方,都有大量受众。香港、北京等地的一顶顶冠冕,荣誉博士啦,荣誉教授啦,为他加上,使得金庸更是金光闪闪。评论他作品的论著在各地涌现,“金学”崛起;多个学术研讨会为他而办,我也为此写过论文。

2012年至2014年我在澳门大学任客座教授,在东方的超级赌城,吸引我的,除了华丽的威尼斯人,还有小巧的金庸图书馆。在香港起家和“发达”的金庸,位于香港文化博物馆之内的金庸馆,立馆时间却后于澳门,我颇感困惑。难道是香港地方金贵,空间难觅?但澳门的面积只得香港的三十分之一。比起很多中华的大学,澳门大学是后生晚辈,但在颁发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上却不甘后人,至今有王蒙、余光中、莫言、白先勇等人获此殊荣。只不过余、莫、白诸位都是金庸的“学弟”,因为在他们之前,“学兄”金庸在2011年已获得冠冕。

据我所知,多年来荣誉学位获得者的赞词,都是由澳门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朱寿桐教授撰写的。朱教授慧心隽笔,在称赞王蒙的文学成就时,铸造了“文学存在”一词,而有《论王蒙的文学存在》之作。他说的“文学存在”,意思是文学主体(作家)“早已超越文学作品甚至文学写作,他成为一种无法绕过的社会现象,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存在……”我换句话来说,就是文学成就大,文学以至文学以外的影响,广泛深远。

金庸的武侠小说兼有“雅”和“俗”两类读者(请注意,我措辞时用了引号,表示“雅”和“俗”往往难以划清界限),在征服了华文世界的“金迷”之外,《射雕英雄传》英译本的出现,说不定那些金发碧眼和黑肤皓齿的读者,也将成为粉丝。在郝玉青(Anna Holmwood)的A Hero Born:Legends of the Condor Heroes Vol.1(《射雕英雄传》英译本第一卷)中,我们看到黄蓉成为Lotus Huang——意思是“芙蓉(莲花)黄”;东邪黄药师成为The Eastern Heretic Apothecary Huang——意思是“东方异端药剂师黄”,如果这些武功高强的东方角色,连同长长的异域色彩特浓的名字,其搬演的曲折奇幻故事(用《文心雕龙·正纬》的说法,即有“事丰奇伟,辞富膏腴”的特色),都蒙西方读者接受和喜爱的话,那么金庸的“文学存在”,就更为广泛了。(黄维樑)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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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侠”赴湘往事
“大侠”赴湘往事
编者按

他是浙江海宁名门望族查家的二少爷“宜官”。童年的美好与哀伤,化作生命底色,笔下烟云。

他是潦倒穷困的抗日流亡少年“查良镛”。湘西泸溪的青山绿水,做了他避难的“桃花源”。浸染于楚辞俚曲里的潇湘风情,感恩于身边人物的纯粹忠厚,他的报答,是将小说里最好的一个女人和最好的一个男人,都写成了湖南人。

他以“金庸”之名,在香江之畔一手论武,一手论政,聚啸风云,名动天下。

煮酒论英雄,围炉话金庸。上世纪80年代初,他笔下那个激情血性的侠客江湖,与渴望打破束缚的历史时势强烈呼应,撬动了国人的心灵自由。其书中儒释道精神与琴棋书画的通俗化,亦为续接中华传统做了桥梁。他超越了精英与大众,是“在母语的时空中射过雕的英雄”,也自有他的寂寞与悲凉。

2018年10月30日,94岁的他含笑而去。

江湖已远,侠义永在。

文奇

人生真是一件奇妙的事,初中时读武侠小说,我绝对想不到日后会有机会与名满华人圈的一代宗师朝夕相伴,且友谊渊长。2003年9月,这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奇缘,这种猝不及防的幸福忽然降至,让我宛如令狐冲于华山僻野之巅遇到绝世高手风清扬一般,冥冥中有,该至时至。

刚上任的衡阳市旅游局长尹同君那年37岁,正是异想天开只重创意的年龄。尹到三湘都市报拜访我,咨询能否组织一场促进三山五岳旅游共同发展的活动。“五岳联盟”活动组织方案很快敲定,华山管委会立马表示同意且提出轮值盟主的提议,尹找我商量想请德高望重的金庸先生担任盟主。

中间人并不难找,文汇报浙江记者站站长万润龙办了本杂志《金庸茶馆》,还在杭州开了家很有特色的“金庸茶馆”,茶客大都是武侠小说的痴迷者。

万润龙的效率奇高,三天后就打电话告诉我金庸先生非常愿意出任五岳联盟的盟主。

幸福和速度来得让我们几乎不敢相信。慎重起见,我把“大侠”在湘行程用繁体字做了个简单方案,传真给香港金庸先生的秘书,得到先生的亲笔签名确认后,才觉得理想的效果一步一步临近。

赞助下榻之处是五星级神农大酒店,总经理高建平先生提供了套房和数万元消费,要求只有一个,请先生题“神农大酒店”五字。

金庸及夫人林乐怡女士在小舅子林先生陪伴下抵达长沙,时任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李江很重视,他对足球和武侠小说特别着迷,专门请秘书打电话问我,和金庸的见面是着正装打领带,还是可以比较随意?我征询先生,他面含微笑:“领导这么重视啊?”更让李江高兴的是,老先生送了一套新版的《金庸全集》并题赠“不废江河万古流”给他。

看到晚餐时书台上摆的文房四宝,先生知道酒店赞助了我,倒是善解人意,主动提笔写下“神农尝百草,乐治天下病;神农大酒店,乐迎天下宾”,比高总的要求超标了4倍。先生接人待物,谦和有礼,江湖地位很高,却常常替别人着想,既有旧式文人的博学风雅,又懂江湖规矩的明察秋毫。

先生的人情练达在拒绝时尤显高妙。行程中安排了9月24日下午到涉外经济学院演讲,效果出奇地好。院长意犹未尽,提出既然老先生可以出任三湘都市报名誉顾问,应该也可以给学校担任顾问。我问先生,他稍思片刻,反问了一句:“这个要教育部批准吧?”我知先生有婉拒之意。当个民办学院的顾问,与教育部八杆子也打不着,但他即便拒绝,也不让人有一丝尴尬。

晚餐后原定安排去岳麓书院,先生突然问我:“长沙最好玩的地方是哪?”年轻的荷尔蒙脱口而出:“解放西路酒吧一条街!”他很开心:“去看看哦!”说走就走,喧闹的场子看了几家,他选择在“金色年华”驻足十来分钟,不知是“金”字招牌的缘故,还是里面俊男靓女特别多。先生很是开心。倘若不是林乐怡女士提醒酒吧太过嘈杂对心脏不好,我估计先生还想在里边“嗨皮”一下。

在岳麓书院下车时,金庸被一群刚参加完军训的湖南大学新生认出,立马围拢过来,我迅速抢过教官手中的喇叭,向新生喊话,让大家归位站好,请金庸先生给大家即兴演讲。雷鸣般的掌声让老人兴致很高,10多分钟里,他充分表达了对湘人的好感。湖南人有侠义,侠在精神,侠在道义。他说:“我的小说里面,最好的一个女人是湖南人,最好的一个男人也是湖南人。我对湖南衡阳也是非常有好感的。在五派中,我把衡山派写得最好,尤其是他们的掌门人莫大先生,是个非常好的人,非常有正义感,在武林中德高望重。”

把人写好,做好,实属不易。
作者:万润龙

编辑:蒋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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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22 10:0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4-19 17:13 编辑

潘耀明撰写散文纪念好友金庸:他影响了我的一生
潘耀明撰写散文纪念好友金庸:他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和金庸先生是亦师亦友。他的高尚品格和文学才华,影响了我的一生。一代文学大师走,我心里十分难受。”

  封面新闻讯(记者 杜恩湖)10月30日下午,一代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先生去世,令金庸好友潘耀明十分悲痛。晚上9时,封面新闻记者独家电话采访潘耀明时,他十分难受。他说,“我和金庸先生是亦师亦友。他的高尚品格和文学才华,影响了我的一生。一代文学大师走,我心里十分难受。”

  潘耀明随后将自己以“彦火”笔名撰写的一篇题为《我与金庸》的文章,传给了封面新闻记者,以示纪念金庸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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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6月14日,潘耀明与金庸摄于港岛香格里拉酒店龙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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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春,潘耀明与金庸在日本热海合照。

  《我与金庸》

  □彥火


  不是开玩笑,记得十多年前,早年做过金庸秘书凡八年的作家莫圆庄(笔名圆圆),从加拿大返港,某日上来《明报》找我。我与她在会客室打对面而坐,聊了片刻,她倏地对我说,她愈看愈觉得我的样子像金庸,她临走又很认真地重复了一遍。我庄容地说,金庸是侠之大者,身怀绝技,十八般武艺样样精妙,打遍天下无敌手,我正在偷师,希望学得一招半式用来防身。

  提起我与金庸的关系,不知应从何说起。

  近年来凡是有关金庸的大小新闻,甚至关于红白二事的传言,我都会接到海内外传媒电话,不下数十起,要我发表意见。

  特别是内地传媒,都把我冠以“金庸的秘书”、“金庸的代言人”、“金庸的亲信”的名衔,对此,我不敢掠美。我为此发表过无数声明、澄清启事,甚至对每一位来访者和电话访问的传媒记者一再表白:我既不是“金庸的秘书”,也不是“金庸的代言人”,金庸是我的前辈,我顶多可以说是“金庸的小字辈朋友”。

  金庸于我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仰之弥高的崇碑,我只是他卑微的学生。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我这两个身份,似乎已经被传媒大佬钦定、并给度身定造的铜头罩箝住,恁地是脱不掉、甩不了。

  为此,我不得不在这里郑重其事地把我与金庸的关系公诸于世,以厘清外间加之于这种关系厚重的迷雾。

  我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进入《明报月刊》的。当初这一步踏进《明报月刊》的门槛,就跨越了两个世纪。究其实,我在《明月》拢共二十年,那是处于上一世纪之末新世纪之初的交替时期,也是平面出版开始受到网络文化冲击的艰难之秋。

  过去不少传媒朋友问我,是怎么进入《明月》,我说是受到金庸文化理念的感召。这是实话。

  上世纪的某一天,金庸让董桥打电话给我。董桥说:“查先生要见你。”我听罢有点意外,也有点兴奋。在此之前于《明报》副刊写了一个每天的专栏外,与查先生大都是在文化聚会上遇见。他是公众人物,我不过是文化界晚辈,大家只是点头之交而已。

  且说我诚惶诚恐地跑到当年北角旧明报大厦查先生的办公室,查先生与董桥已坐在那里。查先生与我寒暄过后,让我坐下稍候片刻,他则移步到办公桌去伏案写东西。时间像墙上挂钟发出的嘀哒声,一秒一秒地过去,空气静寂得像凝结了。为了打破这闷局,我偶尔与董桥闲聊几句,都是不着边际的话题。

  大抵过了约半句钟后,查先生从书桌起身向我走来,亲自递了一份刚誊写好、墨香扑鼻的聘书给我

  这是我迄今接到的第一份手写聘书,而且出自大家之手,岂能不为之动容?!

  与前几任的主编不一样,查先生在聘书上写明,除要我当总编辑之外,还兼任总经理。

  第一天上班,例必向查先生报到,希望查先生就办《明报月刊》给我一点指示。

  换言之,办《明报月刊》的另一层意义,也是为了明报集团打造一块文化品牌。后来他在另一个场合对我说,《明报》当初上市的股票,实质资产只有一幢北角明报大厦,每股港币一角,上市后第一天的股值跃升了二元九角。换言之,有二元八角是文化品牌的价值。他说,文化品牌是无形财产,往往比有形资产的价值还要大。

  正因为查先生的睿智,经过多年经营,使《明报》成为香港‘公信力第一’的报纸,相信这也是《明报》无形的财产。

  查先生在香港九七回归前,审时度势,急流勇退,卖了明报集团。从经济利益而言,查先生是一个大赢家,但其真正得失若何,相信只有他最清楚。套罗孚先生的话,《明报》是查先生毕生的事业。查先生没能实现他最终的理想——找到一个如他所言的为他‘真正度身定造的接班人’,相信是极大的遗憾。明报集团其后的发展是可预料的。

  没有查先生主持大局的明报集团,市面上频频传出对明报集团不利的消息,加上经营失利,阵脚不稳,明报集团很快被震散,差点成为孤儿。还幸马来西亚的殷商张晓卿先生见义勇为,接手了这一烂摊子,经过好几年刻苦经营,使她重入轨道。当然经营环境已大不如前了。

 查先生卖了《明报》,也曾想过另起炉灶,做一番文化事业。首先他想办一份类似历史文化的杂志,他准备写长篇历史小说,并在这份新杂志连载。于是他找我过档到他自己经营的明河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为他策划新文化杂志和管理出版社。须知明报集团卧虎藏龙、人才济济,他单挑了我,令我不禁受宠若惊。为此,我们曾在他位于北角嘉华国际中心的办公室把酒聊天过好几次。每一次聊天,查先生运筹帷幄,兴致很高,他从一个隐蔽的酒柜取出一瓶威士忌来,亲自给我斟酒,然后自己斟小半杯,都不加冰。
查先生每次的约晤,大都安排在黄昏时段。他往往先让秘书打电话来,表示我如得空,让我过去他的办公室聊聊。我从柴湾的明报大厦到他办公室所在的北角,也不过是十分钟的车程。查先生的办公室,更像一个偌大的书房,估量也有近200平方米,两边是从墙脚到天花、排列整齐的一行行书柜;其余的尽是大幅的落地玻璃。从玻璃幕墙透视,一色的海天景观,可以俯览维多利亚港和偶尔划过的点点羽白色的帆船和渡轮。
那当儿,我们各握一杯酒,晃荡着杯内金色的液体,酒气氤氲。彼时彼刻,我喜欢用目光眺望玻璃幕墙外呈半弧形的180度海景,只见蔚蓝的海水在一抹斜阳下,浮泛着一条条蛇形的金光,澌澌粼粼地向我们奔来……心中充盈阳光和憧憬。我们在馥郁酒香中不经意地进入话题。在浮一大白后,平时拙于辞令的我们俩,无形中解除了拘牵。他操他的海宁普通话,我讲我的闽南国语,南腔北调混在一起,彼此竟然沟通无间,一旦话题敞开,天南地北,逸兴遄飞。
那时的《明报》还是于品海时代,《明报月刊》处于十分尴尬局面,我毅然辞去《明月》职务,准备追随查大侠干一番文化事业。当时查先生与我签了五年合约,可惜在我入明河社前夕,查先生入了医院,动了一次心脏接驳大手术。这次手术不是很顺利,他在医院住了大半年。我当时只带一位秘书过去。查先生因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他的历史小说并没有写出来,对原来宏图大计也意兴阑珊,我只能做一点文书工作,因给合约绾住,令我进退维谷。
张晓卿先生后来买下《明报》,我在明河社无所事事地待了一年后,1996年重返《明报》,接手明报出版社工作。有一段时期,《明月》的业务陷于低潮,当时明报集团的执行董事找我,迫切地希望我能兼任《明报月刊》,我一时推搪不了,这样一兼就十三年!


  《明报月刊》是金庸亲手创办的,第一任主编也是他。《明月》没有带给他任何有形的财产。有的,也是文化的价值——无形的财产。到了今天,还有人质疑她存在的价值。但是金庸对她却情有独锺。当我返回《明月》当主编后,几乎他晚年所撰写的文章,

  世纪之交,我策划了一次香港作家联会与北京大学举办的“二000年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金庸在北京研讨会一次活动的休憩缝隙,蓦然讪讪地对我说:潘先生,谢谢你替我做了许多事,你离开出版社(明河社)的事,当时处理很不当,你受了委屈,为此,我表示歉意。

  与金庸相交多年,他虽然文采风流,却不擅于词令,以上迸出的几句话,相信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金庸主政明报集团,除了开会偶然讲话外,平时大都是用写字条的方式来传递他的指令。与他聊天,他用很浓重的海宁腔与你交谈,很多人都不得其要领。

  即使这样,金庸的“明报企业王国”,却是管理有度、应付裕如的,令人刮目相看。他奉行的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管理原则。他深谙用人唯贤、人尽其用的道理。一旦找到他所器重的人,便委以重任,放手让其发挥,一般不过问具体事务。所以明报集团旗下,凝聚了不少有识之士。

  “金庸的字条管理”是明报企业一大特色。金庸的字条,都是浅白易懂、言简意赅的,好比后来所有《明报》的管理层所奉行的“五字真言”和“二十四字诀”,可视作办刊物的秘诀。

  《明报》评核一篇副刊文章之好坏,金庸定下的”五字真言”“短、趣、近、快、图”的标准,为此,金庸亲自作进一步阐释:

  短:文字应短,简捷,不宜引经据典,不尚咬文嚼字;

  趣:新奇有趣,轻松活泼;

  近:时间之近,接近新闻。三十年前亦可用,三十年后亦可用者不欢迎。空间之近,地域上接近香港,文化上接近中国读者;

  快:金庸初提“快”字,后改用“物”字,即言之有物,讲述一段故事,一件事物,令人读之有所得。大得小得,均无不可;一无所得,未免差劲;

  图:图片、照片、漫画均图也,文字生动,有戏剧舞台感,亦广义之图。

  选稿的标准,以二十四个字为依据:

  新奇有趣首选

  事实胜于雄辩

  不喜长吁短叹

  自吹吹人投篮

  以上用稿标准,虽然他原先是针对《明报》副刊而言的,但是已成为明报编辑选稿的标准了。

  金庸自己对文字的东西,从来都是一丝不苟的。记得,我开始编《明月》时,收过他二、三次字条,大抵是他翻阅《明月》时,发现那一篇文章有误,诸如题目不达意,那一页有若干异体字,那一处标点符号不当……。

  每当收到金庸字条,编辑部的同事都格外紧张。所以在校稿时特别用心。迄今,《明月》每篇文章,要求有五个校次,尽量使到少出错,甚至零错字。这都是金庸择善固执的优良传统。


  金庸的博识,与他喜欢阅读有关。陪金庸出游,他每到机场,往往趁余暇的时间,要我陪他去逛机场书店。一九九五年初春,他接受日本创价大学颁授荣誉博士衔头,来回程经东京机场,他都乘空寻隙去逛书店。他除了精通英文外,还谙懂日文、法文,他在机场书店一站就大半句钟,拣到一本好书,如狩猎者猎到猎物,喜上眉梢。

  金庸的办公室除了书多,他在山边的复式寓所,上层近三百平方,其三幅墙都做了书架,触目是琳琅满目的书海,置身其间,大有“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北城”之豪情胜慨!

  金庸的成功是多方面,这与他的博览群书、渊博的学问、广阔的襟怀和独特的眼光等诸因素都有关系。

  集成功的报人、成功的作家、成功的企业家于一身的金庸,相信在海内外都是空前的,在这个商品味愈来愈浓重的社会,恐怕也很可能是绝后的。

  其实,金庸不光是我工作的上司、老板、忘年交,也是我为之获益良多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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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金庸500年内不会再有第二个
《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金庸500年内不会再有第二个

原标题:《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金庸500年内不会再有第二个
  【解说】香港武侠小说大家金庸(查良镛)10月30日在港逝世,享年94岁。金庸是香港《明报》的创始人,也曾担任社长兼总编辑。作为金庸的老同事,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香港作家联会会长潘耀明接受中新社专访时表示,金庸是一个认真、智慧、渊博、有大家风范的奇才,在多方面颇有建树,500年之内不会再有第二个金庸。

  【解说】潘耀明非常敬重金庸,对他的知遇之恩充满感激。他介绍,90年代初,金庸将自己请到刚创办的《明报月刊》做总编辑,给了他一份亲自手写的聘书。上班首日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文化品牌”这个词很少有人知道,没想到金庸已经全面着手发展壮大明报集团。

  【同期】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 香港作家联会会长 潘耀明

  我第一天上班,我就跑去见金庸,金庸先生他这个人很有儒家的那种风范,所以我一进他办公室,他就站起来,我就问你为什么要办《明报月刊》?因为《明报月刊》是亏本的,(金庸)说《明报月刊》实际上是给明报集团穿一个名牌西装,就等于一个文化品牌。

  【解说】潘耀明表示,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章写法受到西方影响,而金庸文学语言纯粹,堪称“汉语的范本”,很多外国人学中文以金庸小说作为教材,金庸对当代中国文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除了大家熟知的武侠小说泰斗,金庸还是成功的报人和企业家。潘耀明透露,由于上世纪盗版书籍猖獗,金庸写武侠小说没有赚太多版权费,其实他写作几乎全出于兴趣。金庸的主要财产来源于经营《明报》,鼎盛时期每年纯利两亿港元。同时金庸有用人的智慧,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给大家很大发挥空间。

  【同期】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 香港作家联会会长 潘耀明

  (金庸)本身是成功的报人、成功的企业家、本身还有文化理念。因为他有强烈的文化理念,所以他也提到通过文化的品牌、文化的包装来提升企业的影响和地位,所以我说这三个成功是过去没有的,中国历史上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我看也不会有。500年前没有像金庸这样多方面有成就的应该说伟人嘛,那么500年以后也不会有。

  【解说】潘耀明表示,精通中文、英文、法文、日文的金庸爱书爱到疯狂的地步,每次出差在机场等飞机的时候,金庸就到处找书店,看到好书就立刻买下。金庸谈到读书在生命中只次于呼吸、饮水、吃饭和睡觉,没有书的人生是不可想象的。金庸曾设想去坐牢来换取自由时间,去静静品味书香。

  【解说】作为法律系毕业生的金庸,曾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和全国会香港筹委会委员,为香港回归事宜费心费力。在潘耀明心中,金庸很有社会责任感,通过他所学的知识报效国家和社会。

  记者 郑兴 香港报道

责任编辑:【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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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耀明:走出金庸光环 《明报月刊》只发独家文章
厦门网[原海峡网] www.xmnn.cn   2007-11-07 11:25   [来源:厦门日报]

走出金庸的光环

    记者:您总是以金庸的下属和忘年交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事实上,您本人也是一位优秀的报人和作家,生活在金庸的光环下,您心里是怎么想的?

    潘耀明:有时,我也觉得很无奈。金庸对我有知遇之恩,我对他也很敬重。比起一般人,我对他更了解些,公众就想从我这儿获得关于金庸的情况。人们请我去演讲,也更多地希望我能讲讲金庸,而不是我自己。其实,我早已不在他那儿做事,不属他管了,我也有我自己的事业与创作。公众还是要把我放在金庸的光环底下,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记者:因此,我们更渴望听到,潘耀明而非金庸,在“纸媒寒冬”是如何保持《明报月刊》的生命力的。

    潘耀明:独家的文章与独到的见解,是我们办刊一向坚持的。我们只发独家文章,即使再好的文章,哪怕世界上最偏僻的刊物发过,我们也不发。最近,我们请了倪匡开专栏,篇篇都是独家文章。其次,我们欢迎不同见解甚至是对立的观点一同出现在我们的刊物上。我们不要低估读者的分析与判断能力,要让他们自己去做出选择好了。见解独到才能震撼人心,办刊独到也才能震撼人心。



最喜欢金庸的《天龙八部》

    记者:保持阅读对您的成功是否起了很大的作用?

    潘耀明: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阅读对我的人生当然作用很大。书就放在我的枕头边,每晚睡觉前,我都要看书。中国古典作品是阅读的最好选择,《聊斋志异》这样的微型小说是后人无法超越的。我最喜欢的金庸小说是《天龙八部》,它就像希腊悲剧,让人读了内心非常难受,哭也哭不出来,更不可能是笑了。

    记者:多年以前,您曾写过长达50万字的《当代中国作家风貌》,对中国作家做了整体的评价。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当年,大陆与香港还很隔膜,您怎么会想到写这样一部书呢?

    潘耀明:上世纪60年代,我在香港《正午报》当记者,那时候,香港的报纸多得不得了。著名学者曹聚仁也在香港写专栏,我们几个人经常聚在一起聊天。他建议我可以做个关于中国作家风貌的研究项目。改革开放前,香港与大陆确实有隔阂,香港对大陆当代作家的了解非常少,连一些大学工具书也会把作家出生的年份搞错,一家错大家错,我就觉得真有必要来做个厘清。记得,当时还没有电脑,我就一个个档案地归类。这项研究前后做了10年,办报是非常忙的,我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去做。尽管辛苦,但的确是件很有意义的事,不少老一辈的作家对这部书还是比较肯定的,后来,这部书还被翻译成韩文等多种文字。

    本报记者 年月 宋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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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被动人生
2018-11-07 17:04 文化/金庸/小说


“他的人生大多数时候都是被动的,但他又总能通过别的路径克服被动局面”

全文约7889字,细读大约需要20分钟



查良镛在2018年10月30日去世,而“金庸”将继续活下去。他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完成了15部作品,已经让他在生前获得了不朽声名。“他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作家,他还是成功的报人和成功的企业家。”《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说。在金庸去世后的几天里,潘耀明的手机被打爆。在此之前,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金庸去世的消失传出,但这次是真的。



潘耀明和金庸

尽管有时都不太清楚自己在回答哪家媒体的提问,但潘耀明还是随着记忆的水流,一次次回到过去。记忆的高光点是1995年香港北角的黄昏。

我们各握一杯酒,晃荡着杯内金色的液体,酒气氤氲。彼时彼刻,我喜欢拿目光眺望玻璃幕墙外呈半弧形的一百八十度海景,只见蔚蓝的海水在一抹斜阳下,浮泛着一条条蛇形的金光,澌澌粼粼地向我们奔来……心中充盈阳光和憧憬。我们在馥郁酒香中不经意地进入话题。在浮一大白后,平时拙于词令的我们俩,无形中解除了拘牵。他操他的海宁普通话,我讲我的闽南国语,南腔北调混在一起,彼此竟然沟通无间,一旦话题敞开,天南地北,逸兴遄飞。

彼时的潘耀明,被金庸叫去位于北角的办公室,商讨一本筹划中的历史文化类杂志,这是金庸出售《明报》集团之后,又一个新的创业计划。他打算写一部构思中的历史小说,并在新杂志上连载,就像他年轻时所做的那样——用小说给媒体带来更多的读者。

潘耀明为此感到振奋,觉得自己将要随着眼前这位金光闪闪的人物进入一段新的历史。“我小时候偷偷看金庸的小说,被老师警告,说要给我记大过。”潘耀明的经历是许多香港小读者那时候的经历。内地小读者的相似感受,则推迟了至少二十多年。

50年代随家人到香港的潘耀明,在纽约大学念的是出版管理和杂志学。回到香港之后,曾在香港三联书店工作。金庸知道这个科班出身的年轻人后,亲自手写聘书,将他挖到《明报月刊》任总编辑。当金庸有了新杂志的构想之后,又想到潘耀明。

潘耀明辞掉了《明报月刊》的职务,在1995年4月1日正式入职金庸的明河出版公司。可是,金庸在之前的3月22日住进了养和医院。这次住院非同小可,因为严重的心脏疾病,他做了一次大手术,休息了大半年。

新杂志的出版计划由此搁置,最后被迫取消。“写历史小说是要很大精力的,他从医院出来之后,就没法写了。”潘耀明说,“这是金庸晚年最大的遗憾。”

在潘耀明看来,这个遗憾引起了之后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他写不出历史小说,办不了这本新杂志,然后就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做院长了,有这本杂志的话,我觉得他不会去。”



1995年 电视剧《神雕侠侣》

1998年,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的张浚生调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金庸和张浚生的关系很好。上世纪80年代,张浚生刚到香港任职,就去拜访金庸。那一次,他们喝的是白兰地。1999年,金庸被浙大聘为人文学院院长。他离开香港,北上就职。

“现在想来,金庸一生的许多经历都不是那么主动的。”潘耀明说,“他的人生大多数时候都是被动的,但他又总能通过别的路径克服被动局面。”



金庸与夏梦



1950年,26岁的查良镛也曾经“被”邀请北上,同样是去见一位前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乔冠华。

查良镛最早知道乔冠华,是在重庆读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的时候,他喜欢“于怀”(乔冠华的笔名)写的关于国际形势的评论文章。他那时的志向是外交官。

那次北上的缘起是,作为《大公报》编辑的金庸,发表了6000字文章——《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海外的产权》,引起了梅汝璈的赏识。梅汝璈出任新中国政务院外交部顾问后,想起这位身处香港的年轻作者,便电邀他北上外交部,想让他做研究助理。

做外交官的梦似乎要意外地实现了。查良镛向《大公报》辞职,从香港来到北京。梅汝璈见到他后,让他去见外交部的负责人乔冠华。可是,当乔冠华了解到金庸的家庭出身是地主,又在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读过书之后,觉得这样的背景,难以马上进入外交部,可能要暂缓。这给查良镛泼了冷水。经过考虑,他决定放弃,返回了香港。

“金庸还是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报效国家的想法的,但这次在北京的不顺经历之后,他又被迫回到了香港的《大公报》。”潘耀明说。

这是一个巨大的节点,大时代已经马上要被划分成截然不同的空间,不计其数的人的命运将会改变。

浙江海宁袁花镇上有一处“金庸旧居”,在农田环绕的僻静村子里,并不容易找到。这是重建的房屋,跟当年金庸所住的屋子并不一样。多年以后,即便好几次回到海宁,金庸也从未进过这个“旧居”。2018年10月30日之后,这里成为了悼念金庸之地。



2001年5月18日,金庸应嵩山少林寺方丈永信法师之邀前来河南少林寺,两人一同观看武术表演



查良镛在《大公报》的同事陈文统祖居广西蒙山,二人颇有相似之处,都酷爱围棋,互相切磋是家常便饭。陈文统生于1924年,两人同年。陈文统1949年从岭南大学经济系毕业,之后到香港投考《大公报》翻译,总编辑委托查良镛做主考。可以说是查良镛亲自把陈文统变成了同事。1952年,两人又先后调到了《新晚报》副刊,在同一间办公室。有一段时间,差不多每天下午,陈文统会买二两孖蒸、四两烧肉,一边饮酒,一边请查良镛吃肉,边吃边谈,兴致甚高。查不喜欢吃孖蒸和烧肉,有时只好开一瓶啤酒干喝。

1954年,香港白鹤派陈克夫向内地来的太极派吴公仪下战书,以比武分高下,以解决门户之见。两派掌门人还签下生死状。如此具有古典主义气质的事件,轰动一时。

对于此事,《新晚报》差不多天天都有相关报道。1月17日下午,比武在澳门开始,可是两位主角的交手只维持了短短两个回合,以吴公仪打破陈克夫鼻子而告终。《新晚报》报道比武结果的号外,上市便售罄。看到比武如此受欢迎,《新晚报》决定连载武侠小说,吸引读者。

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王德威在做学术研究时,很重视这一段历史时期,他会考虑同一时间节点上,华人世界各地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通常不会想到金庸的《书剑恩仇录》是跟左翼在海外打破冷战僵局的企图有关的。”王德威说,“《新晚报》在香港这个资本主义殖民社会里,为了延续左翼思想,需要迎合小市民的趣味,复活了鸳鸯蝴蝶派里重要的门类——武侠小说。”

在《新晚报》上打头炮的是陈文统。澳门比武结束才几天,陈文统用“梁羽生”的笔名连载《龙虎斗京华》。这是新派武侠小说诞生的时刻。梁羽生一炮而红,《新晚报》果然销量猛涨。



1994年梁羽生与金庸在悉尼作家节对弈

查良镛是梁羽生的忠实读者。他从未想过自己也要写。但这么连载了两部小说后,也不能靠梁羽生一个人一直写下去。报社又想到了查良镛,他就这么被动地答应下来,准备写《书剑恩仇录》。

截稿日到了,编辑派了一个老工友上门等他的稿子,他必须在当天晚上9点交出一千字的稿子,不然第二天就要开天窗。他干脆就照着这个老工友写,所以,《书剑恩仇录》的开头是一个白发老先生。

“金庸很多时候都是被动的。”潘耀明又一次提起金庸的“被动”。

《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以“金庸”的名字连载了574天,直到1956年9月5日。

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57年,身在内地的诗人穆旦,在臧克家的邀请下复出,连续发表了多首诗歌。穆旦是查良铮的笔名。他于1918年出生于天津。但他在所有表格上填写的籍贯都是:浙江海宁。尽管他从未到过海宁。从名字上我们都能看出来,查良铮和查良镛来自同一个大家族——浙江海宁查家。海宁的金庸旧居,可以看成是查家的博物馆,里面有查家历史的陈列,包括对穆旦的介绍。

50年代初,金庸去往香港,而穆旦从海外回到中国内地。他们的人生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熟悉那段历史的人,可想而知他们命运将会有怎样的不同。

两人发生交集,已经到了上世纪90年代。北师大的王一川和张同道在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的时候,重排座次,把穆旦列在了中国现代诗人的第一位。那套文库另一处轰动的地方是,在小说家座次上,金庸被排在了第四位。查良铮把“查”姓拆为“木”和“旦”,取笔名穆旦。查良镛把“镛”名拆为“金”和“庸”,取笔名金庸。两位查氏后人用一种相似而又奇异的方式为自己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名字。这是后话。

1956年,《书剑恩仇录》在经历了开始连载时的平淡之后,受欢迎度忽然直线上升。继梁羽生之后,金庸将武侠小说推向又一个高潮,甚至超过了梁羽生,一时金梁大热。金庸就这么“被动”地成名了。



1983年 电视剧《射雕英雄传》



1957年,金庸从《大公报》辞职,全身心投入创作,《射雕英雄传》开始在《香港商报》连载。倪匡说,“在1957年,若是有看小说的人不看《射雕英雄传》,简直是笑话。”

金庸开始连续创造这样的阅读高潮。他当初只是为了完成《新晚报》总编辑罗孚交给他的任务。可是上了“贼船”就难以下船,一直写了下来。

1959年5月19日,《射雕英雄传》在《香港商报》刊登完862期。第二天,《明报》创刊。金庸在“全书完”之后写道:因最近我其他的事务比较忙碌,实在抽不出时间,只好与各位读者暂别。

金庸已经是香港最受欢迎的作家。那时候,香港盗版盛行,金庸的武侠小说更是重灾区,各种盗版版本出得又快又多。

此时,巧的是,金庸与中学同学沈宝新在香港重逢。沈宝新建议,与其这样被别人盗版,还不如自己出一本连载武侠小说的刊物。在和报贩聊起此事时,报贩建议不如出日报,赚的钱更多。这个报贩的建议被金庸采纳,他们决定办日报。已经从《长城画报》过来跟金庸创业的编辑潘粤生想到了“明辨是非”的“明”字,大家觉得好,最后决定叫《明报》。

1959年5月20日,《明报》创刊。金庸亲自写了发刊词,并把“公正、善良、活泼、美丽”作为信条。《明报》最初是一份四开一小张的报纸,真的是“小报”。四个版面看上去都是副刊内容,其中最吸引人的是连载的武侠小说。

创刊时的员工只有三个人,金庸是社长,是总编辑,还是主笔,负责编辑工作,沈宝新是总经理,负责报纸经营,编辑则只有潘粤生。

靠着金庸写的武侠小说和副刊内容,《明报》逐渐做大,版面内容涉及各个领域,最后成了香港最有公信力的报纸。“‘公信力第一’,这是无形的资产。”潘耀明说。

潘耀明到《明报月刊》工作之后,金庸曾经对他说,《明报》当初上市时的股票,实质资产只有一幢北角的明报大厦,每股港币一角,上市后第一天的股价上涨到二元九角。换言之,有二元八角是文化品牌的价值。“他说,文化品牌是无形财产,往往比有形资产的价值还要大。”

“金庸的书被盗版太多,他并没有外界想象那样获得太多版税。”潘耀明说,“他主要的财富来自《明报》。

学者陈平原曾评价说,有了《明报》的事业,金庸与无数武侠小说家拉开了距离。一个武侠小说家,不只是娱乐大众人,而且可以引导社会舆论,在金庸奇迹出现以前,实在不能想象。“金庸自办报纸,并且‘赤膊上阵’,下午褒贬现实政治,晚上揄扬千古侠风。有商业上的野心,但更有政治上的抱负。长期坚持亲自撰写社评,实际上认同的是新文化人物的担当精神——这才能理解金庸为何对作为一种‘娱乐性读物’的武侠小说评价并不高。”



1990年 电影《笑傲江湖》

1991年,《明报》上市,节节上升,日本、英国、新加坡的许多传媒机构都盯着这个金蛋,可是,金庸把《明报》卖给了没多少人认识的于品海。这让许多人费解。后来有媒体问金庸:有人说,这是因为于品海长得像你死去的儿子?(金庸的大儿子在美国上大学时自杀身亡)金庸的回答是:理性上我没这样想,但他跟我大儿子同年,都属猴,潜意识里不知不觉有亲近感,相貌是有点像。

“事实证明,这是做错了,当时于品海和金庸有一个默契,报社重大的事情,还是要尊重老人家的意见,金庸是荣誉董事长。但实际上,金庸被架空了,《明报》跟他没有关系了,这对金庸打击挺大的。”潘耀明说。没有金庸主持大局的明报集团,各方面开始失控,加上经营不利,阵脚不稳,《明报》集团快要垮掉。此时,马来西亚商人张晓卿接手了这一烂摊子,经过好几年经营,使其重入轨道。但此时,整个香港媒体的经营环境已大不如前。



2005年1月10日,金庸探访《神雕侠侣》剧组,与导演张纪中交谈



1998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举办了一次《金庸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讨会,几十位国内外的重要学者参加。

参加会议的有学者陈平原,他称赞了金庸之值得格外关注,主要不在于文化知识的丰富,而是其对于中国历史的整体把握能力。他也同时指出,对于金庸的史学修养,不应估计过高。他强调的是,对于中国历史的独立思考,乃金庸小说成功的一大关键。他还举了一个法国的例子。“戴高乐也曾戏称雷蒙·阿隆为‘法兰西学院的记者和《费加罗报》的教授’,此说表面刻毒,却并非一无可取。在某种意义上,擅长跨越既有的学科边界,乃各行各业‘大家’共同之拿手好戏。正是政论家的见识、史学家的学养,以及小说家的想象力,三者合一,方才造就了金庸的辉煌。”

来自上海的评论家吴亮也参加了那次会议。他在会上有15分钟发言时间,他走上台去说:“我可能是这次与会者中唯一没有读过查先生任何一本武侠小说的人,而我之所以能够来到这里,恰恰证明了查先生的影响无处不在……”

吴亮当时写了一篇形式独特的论文,其中一句是:“作为无处不在的金庸,经常以片段的形式出现;一个虚构文本的创造者,他的形象,在一般人心目中并不完整。”

吴亮是无法读进金庸小说的那部分人之一。同样是在那一年,王朔捏着鼻子读了一些金庸小说,然后扔出了一颗重磅炸弹——《我看金庸》。王朔表达了对金庸小说的看不起,连带着将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一起批为“四大俗”。

金庸看了王朔的文章,郑重地写了回应文章,并引用了孟子的两句话——“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



1996年 电视剧《笑傲江湖》

与此同时,1999年,金庸进入浙江大学,任人文学院院长。他招生的领域不是新闻学,不是文学,而是历史学。这引起极大争议。在他的讲座上,甚至有学生起哄。

2001年11月,在日本神奈川大学举办的“历史与文学的境界”研讨会上,陈平原发表了《小说家的历史意识与技术能力》,其中谈及:“作为小说家,金庸具备丰富的学识以及对于中国历史的整体理解与把握能力,确实难能可贵;可这不等于说,我们可以从史学家的角度来要求并评判查先生。”文章结尾是:“我真希望查先生改招文学专业的博士生,而且专门讲授如何自由驰骋于‘历史与文学之间’——这既是传统中国小说的精髓,也是查先生小说创作的不二法门。”

陈平原的这篇文章,引起浙大的关注,浙大认定这是好主意,如此一来,可以兼顾各方的立场及利益。经过一番操作,浙大真的决定招收中国古典文学专业“历史和文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邀请陈平原和金庸合作招生。


很多年后,陈平原在香港跟潘耀明说起此事,潘耀明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可之后的发展出入意料。

学生招进来后,陈平原发现这里有社会各界的猜疑、有学校内部的矛盾、有学科文化的差异,再加上师生之间沟通不畅,既难为了金庸,也难为了学生。

有感于金庸太忙,陈平原提出一个方案:让这些博士生以交换生的身份,到北大跟随他一年半载,一来调整研究思路,二来准备论文,三来摆脱媒体的纠缠。陈平原对这样的做法已经驾轻就熟,他在华东师大带博士生就是这样的做法。

浙大最初很开心,觉得这是解决难题的好办法,可新学期开始,陈平原从浙大相关领导的支支吾吾中,大略知道事情有变。据说有人向金庸告状,认为把学生送北大一年,是对浙大学术品质的不信任,也是对查先生的不尊重。“听闻此言,我赶紧打退堂鼓。本意是为查先生补台,怎么会变成拆台的呢?真的是江湖风波恶,我古道热肠却又糊里糊涂,无意中蹚了趟浑水。事后才知道,关于金庸指导博士生一事,浙大内部吵成一团,很多人摩拳擦掌,更多的则冷眼旁观,我贸然闯进去,不但帮不了忙,还会成为活靶子。幸亏及时觉悟,赶紧刹车,方能全身而退。”

2005年10月,金庸以年事已高及拟前往剑桥大学进修为由提出请辞,学校再三挽留,最终在2007年11月决定,改聘金庸为名誉院长。

“浙江大学有人起哄说,你金庸有很多荣誉博士学位,但你没有真正的博士学位,你怎么带研究生?金庸为了这些对他的批评,就干脆真正去念博士学位。”潘耀明说,“他是个性很强的人。”

2007年5月19日,金庸拜访柏杨,两人相谈甚欢



80年代,武侠小说在中国大陆最为流行之时,陈平原并没有打起精神阅读。到了90年代初,他觉得或许心境不同,开始研究起来。他写出了《千古文人侠客梦》。但他说自己不能算是合格的武侠小说迷。他觉得自己的阅读态度过于清醒,难以达到武侠迷如痴如醉的状态。


在陈平原看来,武侠小说的根本观念在于“拯救”。“写梦”与“圆梦”只是武侠小说的表面形式,内在精神是祈求他人拯救以获得新生和在拯救他人中超越生命的有限性。“从‘英雄失落年代的英雄梦’角度,可以理解读者大众对武侠小说的欢迎,可很难将武侠小说作为体现民族文化精神的文本来解读。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小说类型,不同于同是惩治邪恶的侦探小说和警匪片,就因为其可能‘寄托遥深’。大侠之所以必须天马行空一无所依,之所以日益名士风流狂荡不羁,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中国人看来,‘侠’主要是一种浮游于天地间的特殊的精神气质,不应该把它局限为一种职业。‘侠’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绝非仅体现在武侠小说中;只是‘侠’确实借助于武侠小说这一媒介而广为传播。通俗化的同时,当然也就意味着可能被庸俗化。可这并不妨碍文化精英们对‘侠’这一流行概念的改造与利用。”

这是陈平原对武侠小说和“侠”的理解,用在对金庸的理解上,大抵合适。当本刊记者拨通正在海外的陈平原的电话,希望他再谈谈金庸,他说,该谈的,他都已经谈过了,他说过的话仍然适用。

陈平原看重游侠精神。他找到沈从文在《湘西·凤凰》里说的话,“游侠者精神的浸润,产生过去,且将形成未来”——这里的游侠精神,是作为那种“无个性无特性带点世故与诈气的庸碌人生观”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林语堂说,人人在武侠小说中重求顺民社会中所不易见之仗义豪杰,于想象中觅见现实生活所看不到之豪情慷慨。”

2004年,金庸接受本刊记者的采访,说他喜欢的作家有沈从文。不知他是否从中感受到了沈的文字内在的游侠精神。在2006年的香港书展上,面对读者的提问“什么是侠?”,金庸的回答是,“英雄和侠士不同,英雄有时候是为了自己。挺身而出帮助别人的侠义精神,中国很少了,外国也很少了。‘文革’的时候,有的人批斗自己的亲人,批斗自己的老师,这跟侠义精神是完全相反的,我写武侠小说,希望这些侠义精神能够被记住。不顾自己利益,去帮助人家,取得正义,这就是侠。”

金庸并不喜欢解释自己小说中的隐喻。更不喜欢别人给他写传记。他自己说过,自己不会写自传。“当一个人接触的事情足够多,足够复杂,很多事情生前没法说,死后也更不好说了。”这是金庸一位友人的观点。



2008年 电影《东邪西毒》

在金庸小说改编的电影里,我们看到其中的人物说:江湖,能退得了么?余光中曾说过,理解了“江湖”二字,才能够真正理解中国。

此时,江湖上,查良镛的肉身退隐了,而毫无疑问,金庸的名字还会继续被评说下去。

(主要参考资料:《金庸传》《千古文人侠客梦》《明报月刊》等)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第572期

文 / 本刊记者 卫毅 实习记者 吕品 发自香港、浙江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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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小说家的历史意识与技术能力
2001年11月23日16:39 光明网-中华读书报


  凡有华人的地方,必有金庸小说的读者,此乃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大奇迹。对于绝大部分读者来说,金庸小说的文学价值意义或文学史意义,不在其视野之内,最关键的是喜欢。正因为大众真心喜欢,才造成今天金庸小说的“畅销”加“长销”。畅销书一般短命,事过境迁当即风流云散;而长销的经典之作,在一时期内不可能大量发行。如今,二者在金庸小说上竟结合得天衣无缝,值得细究。欣赏金庸小说者,大都强调其一好看,二有文化。前者针对所谓的高雅小说,后者则是对比其他武侠小说。如此未经深思熟虑的“直觉”,其实大有深意在。

  强调读者借金庸小说以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如此立说,似乎低估了其文学价值。其实,借小说传播知识,正是传统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在我看来,金庸小说对传统中国文学的借鉴,不只是众所周知的侠义精神、章回体式以及语言风格,还包括这种对于小说功能的体认。在很长时间里,“平民文学”、“大众文艺”以及“纯文学”的旗帜交替出现,但除了晚清,“借小说传播知识”,始终不被学界认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及《故事新编》从理论及创作两个不同的角度凸显“文采与意想”、否定“以小说见才学”,或者“把死人写得更死”。但若像金庸小说这样,既有丰富的想象力,又能隐约“见才学”者,又该如何评价?

  金庸先生对于自家的才学,似乎十分自信。比如,在北京大学讲历史而不是讲文学,在浙江大学招博士生也属于历史专业而非文学专业,这一选择,引起不小的争议。通达者认为,此乃古来中国文人的惯技:通过贬抑所长,凸显自家的多才多艺(记得不只一位著名画家称自己诗第一,字第二,画第三)。我更愿意从作家的创作心态出发:不断超越自己,既是作家从事创作的理想境界,也是乐趣所在。我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关于金庸小说的国际研讨会上谈到,从种族冲突与文化融合角度来理解中国历史上的危机与转机,与陈寅恪以降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主流意见不谋而合。这既体现了查先生对中国历史的整体把握能力,也说明为何他在北大的讲演不像在国外那样引起满堂掌声。因为,在学院派看来,这已经是常识。记得查先生当时很高兴,还在答辩时表示感谢。可我的文章中还有一段话:“不过,对于金庸的史学修养,不应估价过高。这里强调的是,对于中国历史的独立思考,乃金庸小说成功的一大关键。”查先生当时可能太累了,不太注意我这段话里隐含的不同意见。没想到后来在招生风波中,我的这段话,被引用来批评查先生。其实,我想表述的意思很简单:作为小说家,金庸具备丰富的学识以及对于中国历史的整体理解与把握能力,确实难能可贵;可这不等于说,我们可以从史学家的角度来要求并评判查先生。

  就像谈论史学家(比如陈寅恪)的文学修养一样,表彰小说家的史学境界,也不应该漫无边际。相对于今日大行其时的“戏说(乾隆)”、“大话(西游)”来,我更认同金庸对待历史的严肃态度;相对于晚清以降无数以中国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包括武侠、言情、英雄、历史等小说类型),我尤其欣赏查先生的大历史观以及灵活驾驭材料的能力。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此乃金庸小说的魅力所在;若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来挑剔,则很可能大煞风景。

  回过头来,解读著名小说家(我同意查先生的意见,应将其作为“小说家”而不是“武侠小说家”看待)的查先生,为何偏要招收历史学专业的博士生。我相信查先生的真诚,在新闻以及政治、文学诸领域成功地纵横驰骋几十年,晚年回归“得天下英才而育之”,这种心境很高旷,也很传统,对我来说很有魅力。但我想指出一点:史学既有道的一面,也有技的一面。不同领域的顶尖级文人学者,容易在“道”的层面互相沟通,反而是在“技”的层面无法对话——因各有其特殊性,需要几十年持之以恒的搏击才能运用自如。而教育的特点,恰好在于只能由浅入深、由“技”而“道”(我欣赏戴震的思路:“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只要略加变通,《古经解钩沉序》中的这段话,可以移用于人文教育)。在这个意义上,“横通”有可能,“越界操作”反而不容易。

  在我看来,喜欢在大学里谈历史而不是论小说的金庸先生,似乎是给自己出了个绝大的难题。而且,也让我们这些文学研究者大感失落。因为,我能感觉到这一选择背后隐含着的重史而轻文的传统观念。史学家有此想法一点也不奇怪,可连小说家都这么看,那问题可就大了。文学研究不见得就一定“漂浮”,更不能等同于“没学问”;甚至因其必须兼及考据工夫、艺术感觉与理论修养,对于具体的学者来说,很可能更具挑战性。

  我真希望查先生改招文学专业的博士生,而且专门讲授如何自由驰骋于“历史与文学之间”——这既是传统中国小说的精髓,也是查先生小说创作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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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寻找金庸小说的传统文化风骨
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 沈杰群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8年11月19日  05版)
    10月30日,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在香港去世。而就在半个月前,第三届会稽山论坛暨第十届文化中国讲坛上,金庸老友,南开大学教授、横山书院院长陈洪,举行了专题讲座《挑灯看剑说义侠》,生动剖析金庸武侠小说世界所蕴含的传统文化风骨。

    “我评价金庸小说,就是500年后《水浒传》。”接受记者专访时,陈洪先提起了一桩往事。那年他去沈阳参加国际小说研讨会,一位老前辈在大会发言中说,现在小说界乌烟瘴气,“连武侠这种东西都沉渣泛起了”。后来陈洪问那位前辈是否读过金庸的小说,对方回应“我怎么会去读那种东西”。“我说您没读过,没有发言权。他说你读过吗?我说我全都读过。当时我说,金庸写得最好的几部,就是500年后《水浒传》,那位老先生很惊讶”。

    “今天看金庸的小说,如同当年的《水浒传》,基本看来还是通俗的作品,但是逐渐,时间会把它经典化。” 陈洪认为,通俗文学经过经典化之后,尤其是像金庸作品这样的登峰造极之作,是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绕不过去的现场。“随着经典化,更加显示出价值。现在写文学史,不可避免要写到金庸了”。

    陈洪认为,金庸小说的高度、可读性和内涵,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广泛圆融的知识涵盖、厚重的历史感、对传统血脉的继承,“金庸的作品是把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融入小说的成功范例”。

    “优良的传统在金庸小说里有相当充分的体现,贯穿于金庸所有的作品。金庸在努力彰显仁者的胸次——他作品中的主要正面人物无一例外。仁者爱人,表现为一种对世界的热爱,对人类的热爱,一种充满了同情心的胸怀。”

    陈洪举例,如《射雕英雄传》的结尾,“一下子把全书的境界又拓展了”。“《射雕英雄转》结于何处啊?郭靖守襄阳和蒙古大军激烈对抗。在这之后,他听说成吉思汗染了重病,前去探病——这也看出郭靖这个人的性格,因为成吉思汗此前一直要杀他,而且逼死了他母亲,但成吉思汗对他又有很多恩义,所以他去看望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看到他来了也很高兴,因为内心很欣赏他”。

    在《射雕英雄传》结尾的情节中,郭靖对成吉思汗说:“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得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 成吉思汗虽勃然大怒,但说“我左右之人,没一个如你这般大胆,敢跟我说几句真心话”。当夜在大帐中去世。

    “这是非常有味道的一笔:到底谁是英雄?是成吉思汗,还是像郭靖这样的人?金庸通过郭靖表现出了一个仁者的胸次,对于仁、对于人类的这种关爱。”

    陈洪提到,“庄禅”与“孔孟”是金庸塑造“武侠英雄”之理想人格的两个重要思想资源。“不必说令狐冲、段誉、杨过、黄药师、风清扬这样的形象,就是郭靖、袁承志、张无忌、胡斐等人物,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品性就绝不仅是‘摩顶放踵’所能包括的。实际上,这些人物形象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丰富的内涵超越了传统的‘武’与‘侠’”。

    “庄与禅,都看重自然本性,真率放任,而反对繁冗的礼法拘束;二者都蔑弃世俗价值,追求精神的自由与洒脱。”陈洪认为,金庸笔下的人物,程度不同地体现出“庄禅意识”,带有“出世”倾向。

    “庄禅意识”是如何体现的?陈洪总结,在价值追求上,这些人物不仅蔑视俗世的富贵,而且对江湖的荣誉、权力也没有兴趣;在行为方式上,大多不拘小节,不顾毁誉,率性而为;在情感状态上,往往看似游戏人生,实则内心肝肠如火,一往情深。

    “孔孟”的思想因子,也深深埋藏在金庸塑造的一个个灵魂中。陈洪指出,“见义不为,无勇也。”金庸小说中处处体现“义”字,例如《倚天屠龙记》中少年张无忌受纪晓芙之托,万里迢迢护送孤女杨不悔到昆仑山;《射雕英雄传》的江南七侠为一句诺言深入大漠10余年,照顾、教育孤儿郭靖;《碧血剑》中袁崇焕旧部以及崔秋山、穆人清等对孤儿袁承志的保护、教育,等等。

    而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成为金庸笔下很多男性角色的标准,如《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一个初出茅庐的后生小子,挫败了心狠手辣、武功超卓的灭绝师太,一是靠道义上的凛然正气,二是靠胸中养就的“一股真气”。

    除了有仁有义,陈洪觉得金庸作品还会讲到智者的境界,富有不同层面的“智慧”。比如《射雕英雄传》里写烹饪,并且融合到人物刻划和故事发展里,黄蓉精灵古怪,烹饪技术很好;前辈的侠客洪七公武功极高,“哪儿都好,就是有一条不太好——贪吃,于是,他们中间就产生了很有趣的情节”;《笑傲江湖》里,金庸讲酒和酒具的学问,也极为生动有趣。

    而提及武侠小说中必不可少的“武”,陈洪认为金庸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武不是那种刀光剑影,写得很血腥,他大多数情况下是‘武戏文写’,一招一式往往有很多文化因素在里面,而且表现出一种智慧”。

    伟大,是陈洪给金庸作品的评价。“因为金庸,是把传统文化中的优良的因子在现代文化的背景下,激活再生。以他的文学的生花妙笔,活生生的形象、抓人的情节,激活再生的成功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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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与大师晤——我与金庸面谈合作拍摄《天龙八部》
2018年11月01日 15:27 新浪收藏


  欣与大师晤

  ——我与金庸面谈合作拍摄《天龙八部》

  章 剑 华

  又一则噩耗突如其来:华人文学界的泰山北斗金庸先生去世,享年94岁。闻此不幸消息,我十分悲痛。

  我虽不是“金迷”,但与金庸先生有过一次愉快的“合作”。

  从《书剑恩仇录》到《射雕英雄传》,从《天龙八部》到《笑傲江湖》,再到收山之作《鹿鼎记》,金庸先生用20年的时间创作了15部武侠小说,为半个世纪的华人社会提供了源源不断、有滋有味的精神食粮,也为两岸三地提供了百看不厌、经久不衰的影视经典。

  那是在18年前,江苏有线电视台进入黄金发展期,我提出进军影视剧拍摄制作领域。从何着手呢?经过反复论证,我们把首要目标锁定在金庸作品上,计划将《天龙八部》在大陆改编拍摄为长篇电视连续剧。


  这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一个从未拍摄过电视连续剧的省级有线电视台怎能一步登天拍摄金庸作品呢?然而,那时的我和我们的台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都敢尝试,想干的事就会坚决去干。

  经过多方联系,我台节目制作部门与金庸先生设在大陆的版权公司取得了联系,初步谈成了在大陆改编拍摄《天龙八部》的合作意向。然而这里面有个障碍,几年前金庸先生已将《天龙八部》在大陆的改编拍摄版权授予了张纪中先生,现在虽然过了授权期限,但张纪中是大陆的大腕级人物,版权公司不敢擅自作主,必须征得金庸先生本人的同意。

  这个拍摄计划因此搁浅。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得知金庸先生与浙江大学的关系非同一般,为该校的客座教授。我们通过浙江大学熟人的关系,邀请金庸先生到江苏访问。金庸先生答复是,等有机会时可以顺访。


  等机会不行,要创造机会。我们正在筹办“新世纪江苏人新形象电视辨论大赛”。李乃光副台长对我说,金庸先生曾在苏州生活过几年,他的祖父曾在江苏当过大官,与江苏有渊源,何不借机邀请金庸先生来江苏担任辨论赛总决赛的评委呢?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就让李乃光通过浙江大学向金庸先生发出了邀请。

  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金庸先生居然很快答应了!

  2001年6月,金庸先生应我台之邀来江苏。来之前,李乃光与金庸先生的秘书商谈接洽事宜,秘书特别问到用什么车到机场接金庸先生,李乃光脱口而出用奔驰车。其实,那时我台哪有什么奔驰车啊,后来想方设法才借到一辆普通的奔驰面包车。在机场,金庸先生秘书见到这辆车后颇为纳闷地问,不是说好用奔驰车接送的吗?李乃光指着车子的标牌说,这是奔驰啊。秘书无奈,只好让金庸先生上了这辆车,而金庸先生并不在意,一路上兴致很高。


  我在台里接待了金庸先生。此时省有线台刚刚合并成立了省广播电视总台。我带着金庸先生参观了我台的演播厅和编辑部,他饶有兴趣,尤其是看到台里清一色的年轻人甚是欢喜,不时微笑着与大家打招呼。接着,我请金庸先生到小会议室,向他介绍了有线台艰难创业、后来居上的历程,他听了赞赏有加,予以鼓励。

  我顺势提出我台想在大陆拍摄《天龙八部》,并说了与版权公司初步接洽的情况。金庸先生一听哈哈大笑起来:“原来你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天龙八部》也。”我连忙说:“先生,我们是诚心邀请您担任辨论赛特约评委,您的祖父曾在江苏当过大官。”金庸先生说:“你们正是用这一条说服我来江苏,我非常乐意。”我说:“当然啰,还要请先生高抬贵手,让我们有机会与您有更多合作,可以先从《天龙八部》开始。”金庸先生爽快地说:“我以前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只是觉得他们声誉很好,投资很大,请了很有名的导演,全心全意很用心很努力地拍,应该拍得好,谁知拍出来后却与我想的不是一回事。这次看了你们台,虽然很小,但有闯劲有朝气,也很有诚意。而且《天龙八部》中的很多场景都发生在江苏,由江苏拍摄理所当然。我相信你们可以以一流的导演、编剧和摄像班底,将《天龙八部》拍好。我就答应你们吧!”闻此,我们在场的人都很感动与激动,我当即表示一定珍惜金庸先生给的这个难得机会,保证做成做好这个项目。

  当晚,金庸先生参加了我台举办的“新世纪江苏人新形象电视辨论大赛”总决赛的现场直播,并在最后作了总结性点评,他精彩幽默的话语赢得现场观众热烈掌声。那期节目也因金庸先生的参与获得了高收视率。


  金庸先生离开江苏不久,我竟意外收到了他的一封来信。信中说:“剑华台长,此前来江苏,承蒙贵台接待。关于《天龙八部》,我已与公司表示许可,你们可派人前往具体商议。仅有一个建议,《天龙八部》在大陆的改编拍摄,你们可与张纪中合作进行,不仅是我与他有约在先,而且张先生颇有人脉与经验,并且有许多想法与我吻合,相信他也会乐意并倾力去做。”

  信写得很长,对改编和团队等讲了许多。在他面前,我是晚辈。他如此尊重我,又给我指点帮助,令我更为感动。我立即复信,表示按金庸先生的要求来办。

  之后,我们抓紧与版权公司洽淡,并签订了正式的合作协议。

  又与张纪中合作,仅用两年多的时间,成功改编拍摄了大陆版的《天龙八部》,得到业界高度好评,成为长盛不衰的一座影视高峰。

  遗憾的是,《天龙八部》拍峻之际,省有线台已经撤销,该剧随之归入省总台所有。更遗憾的是,《天龙八部》在各大电视台播出之际,我已调出省广电总台。我倾注心血的电视连续剧《天龙八部》,在其片尾,出品人、策划人竟然没有我的名字!

  曾经,我为之愤愤不平;而今天,我的怨气荡然无存。今生今世,能与金庸这位大师、这位前辈合作,并将他的代表作成功拍摄成精品力作奉献于观众,留之于时代,就是我最大的满足、莫大的荣幸!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金庸先生死了,但他还活着。他将与他的作品永远活着。

  金庸先生生前曾表示:“我希望我死后一百年、二百年后,仍然有人看我的小说。我就很满意。”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毋庸置疑,金庸先生的作品包括《天龙八部》,必将成为永远的经典,长存于世!


  《天龙八部》是由张纪中担任总制片人,周晓文、于敏等联合执导的古装武侠爱情剧,由胡军、林志颖、高虎、刘亦菲、陈好、刘涛等联袂主演,于2003年12月11日登陆浙江卫视首播。2004年,该剧获得第22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十佳长篇电视剧优秀作品奖”。

  该剧改编自金庸同名小说,讲述了面对乱世的萧峰、段誉和虚竹三人在非同寻常的江湖生涯中遇见了各路高手,以及各种生死情仇、爱恨别离、民族大义在因缘际会中施展等故事。

  章剑华公共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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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鹏:金庸先生曾题字安慰我

令狐冲(李亚鹏)

黄蓉(林依晨)

东方不败(陈乔恩)

阿紫(刘玉翠)
  金庸剧主演,林依晨、陈乔恩、刘玉翠与“令狐冲”缅怀伯乐
  李亚鹏:

  金庸先生曾题字安慰我

  金庸作品才是真正的大IP,从1958年《碧血剑》《射雕英雄传》相继被改编成电影后,迄今已经有上百部改编作品问世,并且在近60年的时间内,几次迎来翻拍高峰。据统计,《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基本可以算是被翻拍次数最多的作品。

  对很多内地电视观众来说,83版《射雕英雄传》代表了最早的武侠启蒙。“傻郭靖、俏黄蓉,东邪西毒欧阳锋、南帝北丐洪七公,嘻嘻哈哈老顽童……漂亮的姑娘是华筝……”当年街头巷尾唱着这首歌谣呼啸而过的孩童们想必更不会忘记“依稀往梦似曾见,心内波澜现”的旋律。

  与给普通大众带来娱乐不同,金庸作品是很多影视圈人士安身立命之IP。因此,在金庸辞世的消息于10月30日晚传开后,很多曾经出演过金庸作品的演员,纷纷表达了悼念之情。笔者也第一时间联系上了部分演员,共忆金庸音容笑貌。

  令狐冲  李亚鹏

  他鼓励我“不遭人嫉是庸才”

  主演过《笑傲江湖》(2001年)和《射雕英雄传》(2003年)的李亚鹏10月30日晚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得知消息后深感突然和难过,“我和金庸先生不仅仅是一个演员和作者的关系,我们相识近20年,他是一个特别幽默睿智的老人。”

  李亚鹏回忆,自己第一次见到金庸是在《笑傲江湖》剧组,当时金庸去探班。在李亚鹏看来,金庸外表和内心有着极大的反差,“金庸先生从外表看是一位文弱书生,但其内心非常波澜壮阔,他的内心是一番武侠的天地,是侠之大者。”

  据李亚鹏回忆,在《笑傲江湖》和《射雕英雄传》播出时,也正好是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那时大家对金庸剧有赞扬也有批评。有一次我们一行人去香港看他,聊起网络上的各种声音,褒贬都有。那时的我还是一个年轻演员,我记得,大家坐在一个圆桌旁喝茶聊天。过了几分钟,他把桌上一个很大的火柴盒推到我面前,火柴盒上有他悄悄写的几个字‘不遭人嫉是庸才’。那个时候面对网络质疑,他一句反驳都没有,大家聊天时他也没说话,但他以这种方式来安慰我,我特别感动。”

  李亚鹏说,他当时特意将这个火柴盒带回了北京,可惜后来搬家找不到了。据悉,李亚鹏和金庸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两三年前,他和黄晓明、胡军、张纪中四人一起去香港看望金庸,陪他坐了一晚上。

  东方不败 陈乔恩

  与金庸夫妇是忘年交

  陈乔恩在2013年版《笑傲江湖》中饰演过东方不败,当时因为用女演员去演东方不败还引起了很多议论。10月30日夜,陈乔恩正在丽江拍外景,她向笔者透露自己已经慰问了金庸家人。陈乔恩称:“我很震惊,也很难过,一时之间缓不过来。谢谢媒体的关心,希望媒体给家人一些空间。”

  陈乔恩曾大方聊起自己与金庸夫妇是忘年之交,她每次到香港都住金庸家里。据悉,陈乔恩出演于正版《笑傲江湖》就是因为金庸的缘故,于正曾透露金庸很喜欢陈乔恩版的东方不败。

  黄蓉 林依晨

  得知演黄蓉兴奋又恐惧

  2008年,林依晨与胡歌联袂主演了由金庸武侠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射雕英雄传》。得知金庸去世消息时,林依晨正在进行录音工作,她表示自己心情十分悲痛。

  她告诉笔者,自己一直非常喜欢金庸的作品,“读他的小说,常常看到废寝忘食,当得知有幸出演《射雕英雄传》的黄蓉时,简直兴奋得无法自抑,却也十分戒慎恐惧,毕竟是那样一个经典又精彩的角色啊!感伤大师的逝去,那似乎又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阿紫 刘玉翠

  感激金庸,让观众记住我

  曾在97版《天龙八部》中扮演阿紫、TVB版《鹿鼎记》中扮演建宁公主的刘玉翠接受了笔者的专访,她表示自己听到金庸离世的消息心情极为复杂难过,“我很遗憾,没有机会跟金庸先生见过面。1997年,我见过他的后人,跟金庸先生好像很熟,又很陌生。我演的是他小说里面的人,可是跟他本人却没接触过。但他去世,我有种亲人离去的感觉,感觉他懂我似的,心情很复杂很难过。毕竟,他笔下的这两个人物赠予我演艺生命中的荣誉。”

  刘玉翠回忆,演阿紫的时候大概28岁,最开始她想推掉这个角色,第一因为这是个反派,她担心会被人骂,后来因为前辈劝告才接了下来。“前辈跟我说,你不要推,这是一个很好的角色,黄日华演乔峰,你们肯定会有一些火花。而且这部小说是很经典的,你不要错失这个机会。”

  刘玉翠买来《天龙八部》一口气看完了,“我真的进入了那些武侠世界,也真的理解阿紫这个角色。有人觉得她是妖女,觉得她是坏的,可是在我眼中,她是很值得去爱的角色,我觉得她是整部小说里我最喜爱的人物。后来我立志要把她演好,演完之后也不知道会有如此大的反响。感激金庸先生,让观众至今都记得我。”            (新乐)
 楼主| 发表于 2018-11-22 10:3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8-11-25 22:30 编辑

了却书剑恩仇 此行笑傲江湖
了却书剑恩仇 此行笑傲江湖

原标题:了却书剑恩仇 此行笑傲江湖


@视觉中国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邱瑞贤专访金庸。 摄影/杨勤

@视觉中国

  金庸逝世

  一个人,一支笔,造就一个江湖。从《书剑恩仇录》到《鹿鼎记》,金庸用15部武侠小说,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奇迹:“凡有华人居住处,就有金庸在流行”,而“金庸迷”更是上至文人墨客,下至贩夫走卒。

  金庸的小说,自有其个性,在他的江湖里,多的是不循规蹈矩之人,字里行间却又透着忠孝节义的高尚情操和有关生死的文化隐喻。人们读金庸,或是看故事中个体生命的变迁,或是看纷纭复杂的众生相。金庸用笔寄托自己的心灵体验,映射自己的现实人生,也大笔一挥,画出每个人心中的快意江湖。

  金庸曾说,“希望死后一百年、二百年后,仍然有人看我的小说。”对于生死,94岁的他想必早已豁达坦然。只愿此行作别,江湖不老。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程依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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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衿:
亦舒:

多年前,當查先生因心臟重病入院,你在遠方關懷,來信問我一切時,我將過程像寫武俠小說般,記下查先生與病魔大打三百回合報告給你聽。這次心情沉重,多方傳媒要我寫一些或說幾句,我都回絕了,不過在這裏我把這幾天的事寫信給你,當成你也在查先生身邊。

查先生已在養和醫院住上兩個月,兩年來已進出多次,家人對他即將離開做好心裏準備,到底是九十四歲了,要發生的事,在中國人說來,已是笑喪。

二○一八年十月三十日那天,查傳倜來電,說爸爸已快不行了,趕到養和病房,見查先生安詳離去。這段期間最辛苦的是查太,她對查先生寸步不離,好友們勸她旅行當然不肯,連去澳門半天也放不下心。查先生這麼一走,遺下的一切都由她堅強打理,我們做為朋友的,一點也幫不上忙。

十一月六日在山光道的東蓮覺苑替查先生做頭七,去了才知道跑馬地還有那麼一間古老和莊嚴的建築,是何東夫人張蓮覺在一九三五年建立,已被指定為香港法定一級歷史建築,寺中有胡漢民和張學良寫的對聯。儀式由法師們主持唸經,各人分派一本厚厚的經書,原來要從頭唸到尾,這一唸,就是幾個小時,我不知死活,穿得單薄,冷得個要命,家屬們一直守靈,我最後由張敏儀陪同下早退。敏儀這些日子都在香港,所有儀式都出席,很夠朋友。

再得查太電話,說要我寫橫額,我當然不會推辭。怎麼寫,要我和主辦花卉事務的國際插花藝術學校校長黃源喜聯絡,黃先生說用日本紙,我一聽就知道他指的是日本月宮殿,是我最討厭的白紙了,但已不是爭辯是否用宣紙的時候,照聽就是,寫些什麼?用倪匡兄想出來的「一覽眾生」。

很多人不明白,倪匡兄也寫了一張紙條給查太,解釋這是查先生看通看透了人間眾生相,才有此偉大著作。

旁邊的一幅對聯,是從查府拿到靈堂來的那對《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當成輓聯。靈堂放滿何止萬朵的白花,按查太要求,以查先生最愛的鈴蘭花為佈置的主花。鈴蘭花英文為谷中百合Lily Of The Valley,又有Lady-Tears聖母之淚和天堂梯階Ladder To Heaven之名。黃源喜說此花甚少在喪禮上使用,當今也非當造季節,那麼多花,找來不易,我在進口處還看到開得很大朵很難得的荷蘭牡丹,漂亮之極。據黃源喜說,這回查先生的喪禮,是五十年來最美麗和做得最艱難的一次。

花是另一回事,難得的是排到出大街的花牌,由朱鎔基到香港各界的名人政客,是空前絕後的。馬雲不但在守靈及出殯來了兩次,送上的「一人江湖,江湖一人」對子,很有意思。

黎智英也親自前來拜祭,我在頭七時已得教訓,穿多幾件衣服,那知還是那麼冷,隔日送殯更冷,可能是我坐的地方對着冷氣的關係,或者是因為死人,非冷不可,九十歲的名伶白雪仙也在靈堂上冒着寒冷坐得甚久才離去,看到家屬們一直不停地守着,更知不易。

最反對的是中國人的葬禮中,親友們前來拜祭,上前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之後,家屬還要謝禮,來的人有時三五,有時一人,每次都要站立還禮,至親好友另當則論,阿貓阿狗也要還禮一番,甚是多餘,建議今後在來賓簽名處設一管理,集齊六人以上才上前拜祭一次,不必讓家屬那麼辛苦,我也是過來人,我知道。

朋友們來送查先生,都只是三鞠躬,俞琤最為有心,她行的是伏身跪拜之禮。來時一次,走時再跪地一次。

默默然坐在一角,沒人理會的是劉培基,他本來長住曼谷,我問怎麼回來的,他說那邊住得雖然舒服,但是醫生還是香港的好,年紀大了應該回來住,他現年已有六十七歲了,在四十歲生日時,查先生曾經寫過詩送他,他也一直以查哥哥稱呼查先生。劉培基向記者說過,一生人沒什麼遺憾,只遺憾走的好朋友太多,家裏都是他們的遺照。

葬禮上有紀念冊送給親友,冊上最後一頁,記載了《神鵰俠侶》中的一句話:「今番良晤,豪興不淺,他日江湖相逢,再當杯酒言歡。咱們就此別過。」

十一月十三日那天,一眾親友從殯儀館出來,分車到大嶼山寶蓮禪寺海會靈塔火葬,稱為「荼毘大典」,與一般電子點火油渣燃燒的不同,這裏用的是柴火,整個過程要花八個小時才能完成,中途更要加柴助燃,事後由高僧收集骨灰和舍利子。

燃燒時發出濃煙,我們各得檀香木一塊,排隊走過火葬爐,把檀木扔進洞中。張敏儀因眼疾,要不斷滴眼藥水,這次也不顧煙燻痛楚,將整個禮儀行完。

再坐兩個小時的車,經彎彎曲曲的路,從大嶼山回到市區,查太在香格里拉設五桌解穢酒,宴請賓客。其中有一洋人朋友,問我是否吃齋,我回答喪禮後,需吃魚吃肉,沒有禁忌了。洋人又問這是為什麼,我說什麼叫世俗?人家做什麼?我們就跟着做什麼,這就叫世俗。

再談。

蔡瀾

春雨孤城:
那个横批“一览众生”,总觉得有点怪。这四个字本身没问题,用金庸身上也算恰当。但和飞雪对联搭配,总觉得犹有未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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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澜忆金庸:

  他是真正的才子和一代宗师

  “跟金庸比,我只是个小混混”

  蔡澜是金庸先生生前的挚友之一。金庸先生为蔡澜《江湖老友》一书所作序中回忆说:“除了我妻子林乐怡之外,蔡澜兄是我一生中结伴同游、走过最长旅途的人。他和我一起去过日本许多次,每一次都去不同的地方,去不同的旅舍食肆。我们结伴共游欧洲、东南亚、东亚、北美洲,从整个意大利北部直到巴黎,从温哥华到拉斯维加斯,从东京到杭州。我们共同经历了漫长的旅途,互相享受途中的喜乐或不快。过去,和他一起相对喝威士忌、抽香烟谈天,是生活中一大乐趣。自从我去年心脏病发作之后,香烟不能抽了,烈酒也不能饮了。然而每逢宴席,仍喜欢坐在他旁边。一来习惯了;二来可以互相悄声说些话,共引以为乐;三则可以闻到一些他所吸的香烟余气,稍过烟瘾。”

  蔡澜不大喜欢“香港四大才子”这个名号,他说:“怎么可以把我和查先生(金庸)并列?跟他相比,我只是个小混混。”

  “金庸不应该跟我们三个‘调皮捣蛋’的人在一起。他是一代宗师,我很尊重他。他才是真正的才子。除了金庸有一点才华之外,我们都不是。我们只是尽量发挥所能,将文字变成歌曲,来维持自己豪华的生活而已。”蔡澜说,才子需要具备“看古书”“懂得琴棋书画”“能打拳”“懂医学”等十多条标准才能称作“才子”,而真正配得上才子称号的,只有金庸一人。

  “没有给金庸先生丢面子”

  蔡澜和金庸,结缘于《明报》。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明报》专栏作家中大咖云集。在《明报》写专栏也是江湖地位的体现。40岁时,蔡澜受邀在香港《东方早报》副刊《龙门阵》写文。有了一定的读者基础后,老友倪匡将他推荐给金庸先生。蔡澜40岁那年,在电影行业已经颇有建树,监制了很多部电影,有一天他突发奇想,也想在《明报》写专栏。不过这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他认识倪匡。当时,倪匡在《明报》上已经打出了名声,他让倪匡在金庸面前推荐一下自己。

  此后倪匡每次和金庸吃饭,就大谈蔡澜。起初金庸并没在意,后来终于忍不住问:“蔡澜是谁?”倪匡故作惊讶状:“蔡澜啊。文章写得这么好的人,你居然不认得?” 倪匡拿出几篇蔡澜的散文给他看。

  蔡澜回忆说,第一次与金庸先生见面,他很谨慎,因为他早就听说金庸先生的大名,知道他是大才子,所以自己说得少,主要是听他们在说,偶尔才发一下话。第一次见面,他就觉得金庸先生风度翩翩,学识过人。“从一开始,我就对金庸先生非常敬重,他是有大学问、大才情的人。”

  在金庸先生的邀请下,蔡澜在《明报》副刊上写专栏,名叫“草草不工”。“草草不工”四个字是他的自谦,形容潦草与马虎。但实际上,蔡澜对于写作锱铢必较。渐渐地,外界对蔡澜的质疑声渐少,蔡澜逐渐声名鹊起。“当年,就算是几百字的文章,我都要花上一两个小时斟字酌句。好在那几年,我写的东西还算过得去,没有给金庸先生丢面子。”

  “聚会总是金庸先生买单”

  在香港四大才子中,蔡澜和金庸的关系最铁。有一次,撒贝宁在节目里问蔡澜,金庸倪匡黄霑掉水里且只能救一个人,你救哪一个?蔡澜没一点犹豫,肯定救金庸!今年7月,蔡澜先生在深圳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自己还和金庸先生保持着密切联系,平时只要有空,他还会约金庸和倪匡一起出来喝茶品酒。当时,金庸先生的身体还算好。

  蔡澜回忆说,金庸先生虽然酒量不大,但喝起威士忌来很豪放,从来不加水或冰块,都是直接喝纯的酒,觉得这样才过瘾。不过,后来因为有心脏病,医生对金庸下了禁酒令,每次外出,金庸如果要喝酒,都要“偷偷摸摸”,只喝一些特殊年份的红酒。每次喝红酒的时候,他都要认真地看看酒牌。他还经常向周围的朋友们打听,哪一年哪里产的红酒好喝,遇到好喝的红酒,他会把产地和年份用笔记下。

  和金庸一起品红酒,成了蔡澜和金庸平时在一起聚会时最普遍的活动。不过他透露,老友们聚会,每次都是金庸买单。“因为他有钱呗。他的书,光版税就够他吃喝不愁了。每次总是他买单,我有些不好意思。有一次我要抢着买单,倪匡说,‘金庸先生有钱还是你有钱,还是他来吧’,最后还是金庸先生买的单。”蔡澜说。

  在蔡澜的记忆中,金庸就像一个“老顽童”。他在《江湖老友》中回忆金庸说,“吃饱了饭,大家闲聊时,金庸先生有些小动作很独特。他常用食指和中指各插上一支牙签,当是踩高跷一样一步步行走。数年前,经过一场与病魔的大决斗之后,医生不许查大侠吃甜的,但是愈被禁止愈想吃。金庸先生会把一条长巧克力不知不觉地藏在女护士的围裙袋里面。自己又放了另一条在睡衣口袋中,露出一截。查太太发现了,把他睡衣口袋中的巧克力没收了。但到楼上休息,金庸先生再把护士围裙袋里的扒了出来偷吃。”

  蔡澜说:“年轻的时候要多出去走一走,趁自己还能扛得住,还有力气奔跑。”金庸在这一点上深受他的感染,所以两人一起去了很多地方。金庸喝葡萄酒的爱好就是在他的带动下形成的。他们去澳大利亚时研究酒,他带着金庸先去研究酒厂,参观葡萄园、酒窖,慢慢研究下来,就精通了。金庸慢慢也开始对葡萄酒很感兴趣,对他说:“这世界上有这么好玩的地方,这么好喝的酒,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肖欢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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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与金庸采访故事

  先生给了我记者生涯最幸福时刻

  因为两次的相见太美好,我还期待着能再见,也一直相信老天会安排我再和先生见上一面。傍晚,听到噩耗根本不信,然而就如先生所说,人生就是大闹一场,然后悄然离去。

  2001年10月,刚成为一名记者“菜鸟”的我,迷迷糊糊地就跟心中的偶像见了面。跟着带我入行的老师刘平清、李倩,满怀紧张一进门,就被满脸笑意的先生瞬间化解。

  那个窗外洒满秋阳的午后,我们谈古典文学,谈《红楼梦》的女儿观,谈香港的“射雕英雄宴”,完全就是三个文学青年酣畅淋漓的漫谈。先生听着我们的喋喋碎问,两眼总是笑得眯成一条细线。

  2007年6月,得知我约访到金庸谈香港回归10周年,一连几位 “骨灰级金迷”都跑来跟我说:拜托了,给金庸留一个大点的版面。报道见报后,手机收到一堆数量不亚于今日刷屏的读后感。

  去见他的那个下午,香港有很好的阳光,可远比不上先生笑容的感染力。这让我决定不能只谈香港回归,我要写金庸先生在幸福地变老,他为我们构筑武侠梦的那一身天真力气,从未从他身体里抽离。

  第二次见面时,先生刚在83岁高龄完成对所有作品的一轮大修改。他一定急于跟我们这些读者分享他最新冒出的奇思妙想,因为一聊完他就端详着那个放满所有系列新书的大书柜,眯着眼睛,让我们各自凭喜好挑一套。看见最先被挑走的是《神雕侠侣》和《射雕英雄传》,他又是眯眯一笑。然后,仔细问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工整地写在了扉页上,盖上了印章。

  感觉写不下去了。我确认,那真是我记者生涯中最幸福的时刻。这世界上没有比这更美好的职业了。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邱瑞贤)

  “我已经看厌了自己的所有小说”

  2003年11月16日,金庸先生来广州参加“羊城书市”系列活动,下榻白云山脚下的鸣泉居。当晚,他接受了广州日报的独家专访,并在一份当天的《广州日报》上亲笔签名。言谈中,金庸尽显其“大侠”风范,直述他对人生、治学和生活三个方面的看法。

  金庸的作品一度在各地遭遇严重的盗版,采访中,他痛斥这种行为之余,对广州在打击盗版方面的工作表示十分满意,说“我这次是专程来感谢广州市政府及有关方面的工作的”,并称这是他与广州出版社签订委托出版新版全集合同的原因之一。他表示,中国自从加入世贸之后,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越来越重视。广州曾有一家分销处,出售三部金庸小说的盗版,被查处后还在《广州日报》上登报道歉。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金庸先生说:“我自己本身就非常喜欢看武侠小说,但是我已经看厌了自己的所有小说,也看完了古龙的。现在其他作家的武侠作品,我还没有买过。”金庸先生说,现在有一种趋势,很多十一二岁、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就写小说。“写小说没有天才,而需要人生经验、人情世故。十二三岁的小姑娘,连爱情都不懂,怎么写得好。”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

  到了旺角才知道要采访金庸

  当年报社领导派我与另一位同事去香港釆访金庸,花了一天时间把香港的银行和交易所拍了个遍,最后在旺角火车站上车时才知道要采访的是金庸……

  当时和我一起去香港釆访的那位同事现在已经定居欧洲并成为当地的钓鱼冠军,不知他有无把釆访结束后大师送的那套沉重无比的金庸全集一起带去欧洲?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黎旭阳)

  17年前,

  金庸初次到访广州

  2001年5月21日,金庸先生应邀首次作客广州。时任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获悉后,邀他顺访中大。当天,中大最大的礼堂梁球琚堂,楼上楼下一千多个座位座无虚席,两旁还站满了热心的听众。

  提前两小时苦候金大侠

  从早上8时,中大校园就因金庸的到来显得分外热闹。许多获悉金庸要来演讲的师生,虽然知道演讲会10时才开始,仍然早早来到梁球琚堂外等候金庸。一家图书公司也不失时机地在礼堂外摆起了书摊,卖的书只有一种:金庸的武侠小说。

  因想听金庸讲座的学生太多,入场票显得非常紧俏。有的同学有票但是要上课,就把票让出来给别的同学;有人笑言,要不是想着大家都是同学,不能坐地起价,自己差点就变成“黄牛党”了。演讲开始前的一个小时,登录中大BBS上,发现还有许多求票的帖子。

  9时45分左右,载着金庸一行的一辆奔驰车悄然停在中大小礼堂附近俗称“黑石屋”的门外,金庸身着浅灰色西服,由助手搀扶着走出车来,恭候在这里的中大校长黄达人走下台阶,迎上前去。黄达人将两册有关中大校史和孙中山先生研究的学术著作赠送给金庸。

  一小时纵论诗书人生

  一个小时的时间,金庸侃侃而谈,纵论国家国际大事,小说人生,让中大师生领略到大侠的风范。

  金庸作了题为《中国目前国际关系问题》的报告。金庸说:“我们的民族有一股韧力,一股很顽强的抵抗力,往往在忍让之后,我们的力量就会强大起来,然后我们对他们就不客气了。”

  为证明自己的观点,金庸引经据典,以汉唐时期以忍对强敌,最终胜利为例,说明暂时忍让不是胆怯的道理。“中国的经济在增长,时间在我们这边,侠义精神不只是个人方面,也有国家方面,到我们中国强大后,我们就可以维护和平,这就是国家方面的侠义精神。”

  谈人物:

  喊我大侠,要跟我比武吗?

  问:“您觉得最像自己作品中的哪位大侠?”

  答:“经常有人称呼我为‘查大侠’,我只能微笑、点头、抱拳。这次还有人老远就喊我‘金大侠’,我说,您要跟我比武吗?其实文艺创作有种移情补偿功能,作品中很多角色都是想象出来的,比如说男的跟郭靖、杨过差不多,女的跟黄蓉差不多。不会打抱不平,就在小说中写,生活中没有漂亮的女朋友,就把女侠写得美丽、可爱。小说表达一种希望、理想,所以不能用写实主义要求我的作品,我算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写法吧。”

  (广州日报2001年5月22日报道 文/刘平清)

  “他让武侠小说获得了尊重”

  自“五四”新文化以来,武侠小说长期以来受到道德意识的歧视,是金庸与武侠同仁的努力,使这一文学品类获得了应该的尊重,而金庸的武侠小说更成为经典作品。

  金庸武侠小说具有商业性质,情节奇幻,布局精巧,武功神化,人物夸张;另一方面,金庸又刻意地强化小说中的历史意识和文化品位,并在人物和情节中融汇了自身对人生的体验和反思、让作品表达出对现实苦难的揭露,对现实悖谬的反讽,有着很大的内张力。

  金庸武侠小说在商业性和雅文化之间占据了交叉点。立足于此,金庸武侠小说赢得了各个层次的读者群,大家根据自己的口味品尝,各得其乐。

  可以说,金庸武侠小说的内涵是多层次、多角度的,它雅俗共赏,雅中有俗,俗中有雅,大雅大俗,堪称经典。

  第一次见金庸是在1996年2月6日,我和学林出版社的周清霖,经已故香港老作家罗孚先生安排去香港拜会武侠文学的泰斗金庸先生。第一眼见到,是一个个头不高、微胖的人迎上来和我们握手,这就是我敬慕已久的武侠文学大师金庸。

  我们开始交谈,谈话的内容主要是武侠小说,谈到他创作的一些细节,他对武侠人物的把握。

  他说:“我写武侠小说人物主要是刻画人性,武功虽然是夸张的,但人性必须是真实的,只有描绘出人的性格和感情,作品才有存在的意义。社会是复杂的,人性也是复杂的,所以正面人物有缺点,反面人物也有优点,这样写才能表达较深的人生境界。”

  我们谈了大约一个小时。他话语不多,比较木讷,如果对方不主动开口就会冷场,但他待人彬彬有礼,热情亲切,主动提出一起合影留念。

  最后一次见到金庸是2008年9月,在金庸家乡浙江海宁。当时金庸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走路要人搀扶,我们握了握手,只谈了几句。从这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金庸。

  特约撰稿:暨南大学教授、著名武侠小说评论家罗立群。已出版了《中国武侠小说史》等6种学术专著,曾任珠海出版社总编辑、古龙的经纪人。

  “我揭开了他的创作秘密,他却赠书予我”

  不打不相识

  “我们香港人都爱他,我相信华人都很爱他,我们都叫他金大侠。”听闻金庸去世的消息,香港大学文学教授陈岸峰说:“包括我在内的整个香港文学界都非常难过,与查先生相交的愉快过往仿佛就在昨天。”

  陈岸峰谈到,与金庸的交往颇有“不打不相识”的意味。作为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陈岸峰说,几乎从小是读着金庸的小说长大,在小学、中学、大学、读研究生时,每个阶段都把金庸的作品读一遍,不过直到给研究生开“香港文学研究”的课程时,我才真正从学术的角度阅读金庸的作品。

  陈岸峰先就金庸作品里一些关键的概念,比如侠义、爱情、江湖、历史进行厘清,然后他又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将金庸几部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原型进行了挖掘:“比如说,我分析《天龙八部》里的段誉、虚竹、萧峰的原型分别是《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水浒传》里的鲁智深和武松。”

  “还有《神雕侠侣》里的杨过和小龙女原型是《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和唐僧,周伯通的原型是猪八戒。《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实际上是《说岳全传》中的岳飞……”陈岸峰通过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参悟,把金庸武侠小说与中国古典小说相似的人物性格、人物经历还有故事情节的对比,“然后将这些解读出了几本书,包括《醍醐灌顶: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思想世界》与《文学考古:金庸武侠小说中的隐形结构》。”

  中国版的“哈利·波特”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揭开金庸文学创作的秘密,但他是个非常宽厚有胸襟,也很慷慨的人。”陈岸峰说,“金庸知道我的作品后,我们还吃了一顿饭。见到他时,笑着说:‘小陈,你也是有独到天分’。”最后金庸还把陈岸峰的一篇“揭秘”之作收纳到自己的一个文集,并将文集赠予给他。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杜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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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金庸与黄霑之间的关系却最终以决裂告终,原因是两人“政见不合”,97年香港回归之际,黄霑因为自己所支持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人选被金庸在报纸上公开diss,在接受采访时对金庸出言不逊,两人因此交恶。黄霑也曾公开揶揄过金庸将《笑傲江湖》的版权仅以1元人民币的价格授权给央视改编电视剧。
 楼主| 发表于 2018-11-25 18:07 | 显示全部楼层
聂卫平追忆金庸:查先生是我人生的师父
聂卫平追忆金庸:查先生是我人生的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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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0月8日,金庸登顶陕西华山参加“华山论剑”活动,金庸在过聂卫平的残局关   图 / 视觉中国2003年10月8日,金庸登顶陕西华山参加“华山论剑”活动,金庸在过聂卫平的残局关   图 / 视觉中国
  文章来源:南方人物周刊公众号

  金庸先生是我1983年收的徒弟,他大我28岁,其实是我的长辈了。但他是一个非常谦和重礼数的人,非要叫我“师父”。在我这一门里,他是“大师兄”,见到常昊这样的晚辈,他会很客气很礼貌地叫他一声“师弟”。同门里柯洁他没有见过,对常昊和其他师弟,他关心还是挺多的。AlphaGo出来这几年,他身体就不好了,我们也没有交流过这方面的棋局变化。

  我一直都称他为“查先生”,内心里也是非常敬重他的,每个人接触到他的小说,都会有一段读到废寝忘食的阶段,我也一样。沈君山先生是第一个把我引入金庸武侠小说世界的人。

  沈君山先生曾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比我大20岁。据说他是台湾有名的“四大公子”之一,才华出众,风流倜傥。他父亲是搞农业的,对台湾的农业作出过巨大贡献。他母亲抗战时死在重庆,追悼会由周恩来亲自主持。我和沈先生是在査先生家认识的。沈先生不仅喜欢围棋,也喜欢桥牌,而且造诣很深,这也正合我意,我们一下子就聊到一起,有很多共同语言。他俩后来都成为我的至交,我们在一起很愉快。沈先生的棋要比查先生下得好一点儿,査先生的棋力究竟如何,大家很好奇,我想我们就以中国棋院给他颁发的“业余六段”证书为准吧。

  说回武侠小说的事儿。1987年夏天,香港搞了一个“应氏杯”青少年围棋比赛,我作为嘉宾被邀请参加。沈君山先生也去了,香港方面知道我们都喜欢打桥牌,于是特意给我们安排了一场桥牌比赛。那时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正处于微妙时期,所以我们两个搭档打桥牌成了很敏感的一件事。沈君山先生对记者讲了一句话,我认为讲得很好。他说,政治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的,而围棋和桥牌是不会变的。

  他还给我讲了金庸小说中的一个故事,有两大对立的教派,其中每个教派都有一名担任高级职务的人,虽然教派之间杀得你死我活,这两个人却是知音,经常悄悄地跑到一块儿谈论音乐。他的意思是我们之间的接触交往,将来历史会证明是非常有远见、也非常纯洁的,绝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捞取政治资本”。

  因为他的这番话,我对金庸小说产生了兴趣,就把这部小说——《笑傲江湖》——找来看,哦,他说的原来是刘正风跟曲洋……这部小说很多人物都可以联想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人物,的确是非常精彩,我看了就放不下了。看完这部又看《天龙八部》啊什么的,后来发现,不能再沉迷其中了,因为这样看下去,我的棋要耽误了……

  金庸小说里常常写到围棋,但就棋而言,从我一个职业棋手的角度看,并不是都认同的。但是每看到小说中出现围棋,我都会感到很亲切熟悉,他也是懂棋的,不是乱写。比如说《天龙八部》里的那个“珍珑棋局”,我本来以为是他编出来的,后来有人跟我说,这个珍珑棋局确实存在,那个人给我摆出来,我让他又摆给查先生看看,啊呀,这很有意思,他能写出来不简单。

  金庸小说里的人物我最喜欢的是乔峰,他是敢做敢当的大丈夫,查先生自己也最喜欢他。女性角色里,他说自己最喜欢的是郭襄,这个你猜不到吧?我呢,都喜欢,他写的女性角色都挺好。

  1999年,查先生、沈先生、我还有林海峰一起发起创办了“炎黄杯世界华人名人围棋邀请赛”,迄今已经办过十九届了。本来今年是定在台北举办的,没想到今年9月12日沈先生因病辞世,10月30日查先生也走了。老朋友去世,我心里是很难过的,但是人生就是这样,生老病死,终有一别。

  我们在一起去过很多地方,“炎黄杯”第一届在丽江,后来又在贵州、新疆、陕西办过。论到下棋,他们要想影响我并不容易,但是他们在生活中,在接人待物上都是我的老师和师父,我受他们的影响非常深。

  我们在外面参加活动,査先生的粉丝特别多,总有源源不断的人过来找他合影、签名,说实话,我常常都觉得这类情况疲于应付,他那时候都七十多岁了,却总是客客气气、温温和和地跟别人合影、签名,他签名还不是随便签,特别认真,我在一边看了,就受教了,我们可以不摆架子谦和待人,但我觉得做到他那个地步很难。

  他对棋界的关爱是众所周知的,我、陈祖德、罗建文都曾经是他家的常客。他在尖沙咀金马伦道买了一层楼,作为中国香港围棋会的会址,每个月只象征性地收取一元租金。1984年“新体育杯”的决赛就是在他家中进行的,那年是钱宇平获得了挑战权。当时陈祖德正在他家养病,罗建文陪着他。查先生知道我爱吃螃蟹,专门在家里请我吃了顿螃蟹。那顿饭从下午5点一直吃到晚上10点半,我一共吃了13只,他一直在旁边陪着。那天有两个菲律宾佣人对我稍有怠慢之意,第二天他太太就把她们“炒”了。


  台湾清华大学“奕园”入口的题字,是小说家金庸手笔  图 / 网络

  陈祖德那次在査先生家住了半年多,沈君山在他病中抓住他,非要跟他下棋,陈祖德让二子,沈先生每步棋都长考,把陈祖德熬输了。(记者注:沈君山在台湾清华大学南校区建了一个“奕园”,这两个字是金庸所书,路径上矗立中、日、韩六位围棋大师的墨宝与经典名局立牌,依序是吴清源“中和”、木谷实“仁风”、林海峰“玄妙”、陈祖德“超越自我”、曹薰铉“无心”以及聂卫平的“冲天”。)

  我跟查先生认识那么多年,他就求过我一件事儿,那时候他在浙大做人文学院院长,他想让我收他的秘书为徒,他从来没有开过这样的口,我当然答应他。我一想起他心里就有一种温暖,90年代,他在香港请我吃河豚,河豚有毒嘛,吃的时候要冒一点儿风险,他说,“师父,我先吃!如果我吃了没事儿,师傅再下筷!”其实我知道大餐厅做这个很有技术的,肯定不会有事儿,但是他那样说,我心里就很感动。照理说,我比他年轻那么多,我应该先吃,为他试毒。他真的是把自己笔下的侠义仁爱在生活里点点滴滴活出来了。


  最近这些年,因为他身体不好,我们没有什么来往了。我听说他去世时很平静很安详,这个对我是很大的安慰。他的一生非常圆满,他曾经希望100年200年之后,还有人看他的书,我认为这是肯定的,因为像他这样的大家越来越少了,他写的小说已经成为经典,我相信他的书会一直流传下去。他是特别谦逊的人,总说他只是做了些应该做的一些工作,但是在我看来,他是很了不起的,作为他的朋友,我为他感到骄傲。离世的时候,他又走得这样平安,也不痛苦,这样太好了。我想到他,就是一个很阳光很圆满的形象,这样的人生是让很多人羡慕的。
 楼主| 发表于 2018-11-26 10:5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8-11-26 11:01 编辑

2017年底,一盘语音讲话《我在大陆看台湾》火爆台湾网络。台湾资深媒体人到尾倾情献声:在大陆,金庸两字无人不知,当然在台湾也是,但你肯定不知道之前在台湾,金庸小说到底有多火。
于是,在民进党变着花样地“去中国化”的情境下,台湾民众却在怀念一位中华文化的至爱者和传播者,他为文化归宗而“招魂”的言行,给了当年当局蠢蠢欲动的“文化台独”一记响亮的耳光。
沈登恩著有《解放金庸》一书,将金庸誉为“百年一金庸”。他不仅为金庸武侠小说在台湾“解禁”而四处游说, 还首倡“金学”即金庸小说研究。
金庸说:“我跟沈先生是好朋友,除了出版我的书外还有一份情感……”         
                  
   金庸初访台湾,丢下一句“政治开明源于文化”的话,沈登恩由此萌生“远景就在眼前”的梦,创办远景出版公司
                      
    1965年,金庸小说披着“司马翎”的外衣在台湾登陆。1970年,他的小说开始通过非正常渠道悄悄流行,改头换面出现在台湾,不仅改了书名,而且被安到其他作者的名下,如《倚天屠龙记》改名为《至尊刀》,署名“欧阳生”;《侠客行》改名《漂泊英雄传》,署名“古龙”;《笑傲江湖》改名《独孤九剑》(或《一剑光寒十四州》),署名“司马翎”。
1973年春天,金庸第一次踏上台湾岛时,他的武侠小说在那里仍是禁书,除了小说租书店冒着被抓、被关的危险,私下偷偷排印流传的小本书外,一般书店里是看不到的。
4月18日至28日,金庸以《明报》记者的身份访问台湾,跟蒋经国作了一席长谈,还与当地报界、文化界的朋友见面、畅谈。金庸观察到,台湾的政治气氛比以前开明,只是出于当政者主动的开明,既不是源于人民大众,也不是舆论的推动。政治开明源于文化,是根深底固的华夏文化的诱导。在与台湾高层政要的接触中,金庸发现他们没有“唱高调”,没有“浮夸吹嘘”,而是“逐渐地脚踏实地”。首次台湾之行给他最深的印象,“不是经济繁荣,也不是治安良好,而是台北领导层正视现实的心理状态,大多数设计和措施显然都着眼于当前的具体环境”。金庸说,对于海峡两岸,他无所企求,只希望整个国家好,全国同胞生活幸福。他毕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亲眼看到两岸统一。
访台结束,金庸写下三万字的《在台所见·所闻·所思》。此文从6月7日到6月23日在《明报》连载十天,轰动一时,还出了单行本,仍供不应求。在读者的要求下,《明报月刊》从当年9月起分三期再次刊出,大有洛阳纸贵之势。
这天,正在台北晨钟出版社工作的沈登恩,手捧一册《明报月刊》,读了一遍,饶有兴趣,再读一遍,若有所思……
他,26岁,人瘦瘦小小的,高中毕业,一个没有任何资源的青年。他的祖籍是海峡那头的福建省,1948年生于台湾。很小的时候基于一份兴趣,他爱上了书,爱借书,爱买书,爱读书,有了一小书架的书,那是天天将少许午餐费一角一元节省下来,饿着肚子,储蓄起来买的。因为读了些书,就学着涂鸦,在当时嘉义地区的中学生之间,有了小小的文名。高二那年,由他负责主编《嘉义青年》,这是一份由救国团主辨的旬刊,十天出一期,每期四万份,它在年轻学子中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主编身份使他得到与文坛联系的机会,进而认识了一些作家,他的编辑经验和淬炼文字的功力就是那时候奠下基础的。
服完兵役,只身到晨钟,主要工作是发行与经销,使他在编辑经验之外,又了解到营销的重要。沈登恩很实际,从来不做超出自己能力之外的美丽梦想。在晨钟的十个月让他产生一种莫名的自信﹕我有能力在出版界闯出一番事业。
此刻,沈登恩琢磨着金庸的那句“政治开明源于文化”的话,偷偷藏在心底之梦的种子开始萌芽。一年后,沈登恩怀着对文学和出版事业的浓厚兴趣,邀约 俩朋友共同创办一家以出版文学书籍为主的出版公司。为励己志,他以寓意深远的“远景”命名店名。著名文学家、台大教授台静农对其“远景就在眼前”的一流广告以及由此寓含的自信和抱负十分赞赏,亲为远景出版题写了社名。
初涉出版,沈登恩除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留心读者口味和市场信息外,还十分注意抢占先机。那时,正值轻薄型小丛书独领风骚,主流市场都跟随这种版型走,无人敢撄其锋。沈登恩认为这是行不通的,一定要反流行,反时髦,要创出自己的风格。人家已经成功的路,轮不到跟随者分享成果,拣拾余羹,不如不做。于是,远景的书一面世就是32开本,本本都是彩色封面,在外型就给人一种很大气的新鲜感。市面上的书为考虑压低成本,顶多双套色,就不得了了,像远景孤注一掷式全彩封面的大手笔,立即引发市场骚动。
但关键是内容的突破。1975年,台湾《联合报》开始连载一部名曰《人子》的作品。《人子》作者乃旅美作家鹿桥,此前他已以一部《未央歌》在台湾红极一时。《人子》连载的第二天,沈登恩便以敏锐的嗅觉预测到此作的价值,想方设法找到鹿桥的电话,和他商谈出版单行本。人气正旺的鹿桥一听对方是无名小社,并未动心,故意夸口说:我的稿费跟海明威一样高,怕你们付不起。当时鹿桥的稿怕你们付不起。当时鹿桥的稿费标准是一字一台币,《人子》约计15万字,而沈登恩创办远景总共投资不过30万台币。结果沈登恩二话不说,通过银行贷款,果敢出手,当天就把稿费悉数汇给鹿桥,签下了《人子》的出版合同。
创办不到一年的远景出版社靠《人子》一炮走红。后来台湾有7家出版社不约而同找到鹿桥,商谈单行本的出版事宜,得知已被沈登恩捷足先登而扼腕长叹。
“办出版就跟办报纸一样,最好抢独家,早人一步,成功几率就高。”这是沈登恩后来访问金庸时说的话,是他的信条。
沈登恩拜访金庸,和他签下出版授权书,然后游说当局解禁金庸,终于得到一纸公文,获准在台湾出版,金庸小说从此风行台湾。
 
1975年初,沈登恩从香港朋友手里得到一套《射雕英雄传》。一天一夜的工夫,他把全书看完了,脑海里全是黄药师、黄蓉、洪七公、郭靖、周伯通、欧阳锋等人的影子,好像跟许多的侠客英豪把臂而游。接着他又想法弄到了几部偷偷流进台湾来的金庸小说,一遍又一遍地狂读,看到妙处便不由击案惊叹。他虽然不识金庸其人,但感到金庸笔下的世界实在太精彩太浩瀚了,直让他叹为观止,辗转难眠。
喜欢金庸小说的何止沈登恩。据说,蒋经国有次在年末记者游园会中,曾与海外学人历数《射雕英雄传》中的英豪。在蒋介石之后曾做国民党“总统”的严家淦,也派人找民间盗版的《射雕英雄传》来看。孙科在病中还念念不忘金庸小说。沈登恩从朋友那里得知,在港澳地区和新加坡的地铁、渡轮上以及巴士中,不少人的手上都有一部金庸小说,想来其他地方也一样,“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
沈登恩心里有个疑问:世上既然有这么好看的小说,台湾怎么竟然没有出版?他四下打听,才知当时台湾正处于戒严时期,各地的出版品和文物均受到严格控管,当局一直视金庸为“左派”而将其所有小说列入“查禁目录”。至于查禁的理由非常可笑:毛泽东的诗词中有“只识弯弓射大雕”之句,因而金的书名有影射毛泽东之嫌,是替毛泽东作宣传的作品。然而,在当局的查禁下,书商巧妙地以改头换面、张冠李戴的方式偷偷盗印金庸小说,“金庸”两字却被湮没了。
1975年9月,沈登恩利用赴香港洽商之便,拜访金庸。三说两说,他把金庸说服了,和他签下金庸小说出版授权的合同书。临别时,金庸赠送了自己在香港出版的全套小说给他。
“沈登恩手里有全套的金庸小说”,消息不径而走。沈登恩在等待时机,一等就是三年。他感觉台湾的政治气氛起了微妙变化,逐渐倾向解冻,便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查禁金庸小说的理由不能成立,应当解禁。 
在游说时,沈登恩向“新闻局长”宋楚瑜作过一个精到的说理:明末,在《水浒》争议甚大并遭主流文化禁忌时,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却大胆地把其文学价值拿来和《庄子》、《史记》相比,这种超卓见解和胆量,当时吓倒了许多读书人。不仅如此,这位怪杰还摆脱当时“诲盗”的道德批评,亲授此书给10岁之子,让儿子知道此书的好处,其曰:“如此书,吾即欲禁汝不见,亦岂可得?……今知不可相禁,而反出其旧所批释,脱然授之汝手。”
费尽周折,沈登恩终于在1979年9月得到宋楚瑜的一纸公文,言“金庸的小说尚未发现不妥之处”,同意远景出版社在台湾出版金庸的小说。
金庸得知作品解禁的消息,写信给沈登恩:“我的小说能在台湾出版,我当然也很高兴。台湾读书风气盛,文化水准很高,任何作者都希望他的作品能接触文化水准很高的读者群,能受到欣赏,得到高层次的反应,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小说并非只是打打杀杀而已。”
     手握“通行牌”的沈登恩不失时机地施展开行销策略,先是与《联合报》、《中国时报》两大报达成默契,邀约艺文学术界名家,于两报副刊上强力刊载推介金庸作品的文章,以为前锋;继而,《联合报》于9月7日起连载《连城诀》,《中国时报》于9月8日起连载《倚天屠龙记》;同时,沈登恩在香港《明报》刊登《等待大师》的广告,以扩大影响;最后在台湾分期推出皇皇巨著《金庸作品集》,呈现出袖珍本、典藏本、普及本“三鸡同唱”的局面。金庸小说开始走进台湾民众的家庭,连续数年高居书市排行榜中销售第一名的位置。   
远景出版金庸正式授权的《金庸作品集》,犹如一道霹雳响彻台湾文化、出版界的天空。报纸不断连载,评论界闻风而至,影视界磨刀霍霍,要把金庸作品搬上银幕、荧屏。
但是,最受大家欢迎的《射雕英雄传》并没有解禁,在台湾警备总部的眼里,《射雕英雄传》的书名有“政治色彩”,还是要查禁,出版时只能改名《大漠英雄传》。台湾电视公司立即着手准备开拍电视连续剧,交由陈明华导演。由于陈导演的《倚天屠龙记》赢得极高的收视率,《射雕英雄传》开拍消息一传出,立刻震惊其他两家电视台。但是,送审之后即被“警备总司令部”封杀。原因是毛泽东《沁园春·雪》里有一句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有人一直认为,这是嘲讽蒋介石不过一介武夫。
金庸为此撰文辩护:射雕是中国北方民族一种由来已久的武勇行为。中国描写塞外生活的文学作品,往往提到射雕, “一箭双雕”的成语更是普通得很。毛泽东的词中其实没有“射雕”两字连用,只有一句“只识弯弓射大雕”。中国文字人人都有权用,不能因为毛泽东写过用过,就此独占,别人就不能再用。
“世界之大,只有中国才有武侠小说。天下武侠作者奇多,繁星满天,独有金庸才是侠之大者,众星拱月。每一个人都需要童话,每一个人也都将长大。长大的大人要看成人童话。除了金庸的武侠,天下没有第二家成人童话。 曹雪芹写成一部《红楼梦》,道尽中国的人生,后人读红楼,感慨系之,生出千百部‘红学’研究丛书。金庸作品集,一十四部,三十六册,读者遍布全读者遍布全世界各个角落,中国人一读再读,左看右看,还是金庸。”这是沈登恩为《金庸作品集》亲拟的广告词,刊登在每本书的封底。这段话,精辟地道出了世界众多华人读者对金庸武侠小说的普遍感受。
金庸的武侠小说已被尊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瑰宝。无论达官贵人抑或平民百姓,不管是学者教授还是贩夫走卒,无论是老人还是妇幼,从中华大地到欧美加拿大,金庸迷遍及各个阶层各个地方。照小说家倪匡来说,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古今中外”、“空前绝后”。作为在台湾第一位把金庸作品集正式印行、隆重推出继而开“金学”风气之先的人,沈登恩以他独到的眼光和勇气,在台湾文化界、出版界大出风头。
沈登恩首倡“金学研究”一词,并策划出版一系列“金学研究丛书”,金庸小说首次正式进人大陆,“金学”与“红学”相提并论。
 
    1980年5月15日,在台北。沈登恩问倪匡:“你以前有没有写过评介金庸小说的文字?”倪匡答:“多得很。”沈登恩大喜,说:“能不能寄给我?”倪匡答:“完全没有剪存,不过不要紧,可以现写。”沈登恩问:“可以写多少字?”倪匡不加思索地说:“至少可以写五六万字!”
以为说过就算,谁知返港才几天,沈登恩已托人将六万字稿费带来。得人钱财,与人消灾,倪匡是非写不可了,心中不免暗暗嘀咕:是不是写得了那么多字?踌躇竟夜,第二天一下笔,才知自己太多愁善感,六万字,只是浮光掠影,真要详细写金庸小说,再多三倍字数也还不够。
作为金庸的同事和朋友,倪匡一口气写下来,几乎没有翻动过原著小说,全凭自己积年累月、数十遍看下来的心得写成。前后总共写了五天就脱稿,本定六月底交稿,变成六月初就将稿寄出。
10月12日,沈登恩在香港《明报》上刊登了一则引人注目的广告,标题为《等待大师》,宣告“倪匡执笔,金学研究第一集《我看金庸小说》是中国第一部有系统地研究金庸小说的专书,初版早已售罄,再版已经运到”,进而奉告读者:“‘金学研究’预定出版十册,除邀约名家执笔外,特别欢迎读者投稿。”
    当金庸热在台湾持续升温之际,沈登恩又油然想到了当年金圣叹首肯和拔擢《水浒》文学地位的盛事。从一个文化人和出版家的眼光来看,沈登恩深感自己出版《金庸作品集》的初衷并不仅仅是供人消遣,他希望世人也不要仅仅把金庸的小说当做纯娱乐、消遣的快餐,而低估了其文学价值。在考虑推进金庸武侠小说学术化,进而让武侠小说由在野变在朝的计划后,沈登恩首倡“金学”一词。所谓“金学”,指的是对金庸小说的批评与研究。
    倪匡的《我看金庸小说》,确为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金庸小说的专书,而将金庸小说研究提升为一门学术专科即“金学”者,则是从这则广告始。以研究武侠小说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在中国还是第一次。
     果然,在沈登恩的大力鼓吹下,海内外探究金庸作品的文章书籍,很快就洋洋大观。沈登恩主编的“金学研究丛书”不仅继续出版了倪匡的《再看金庸小说》和《三看金庸小说》、《四看金庸小说》、《五看金庸小说》,其后则是三毛、罗龙治、翁灵文、杜南发等人的研究文章合集《诸子百家论金庸》之一、之二、之三、之四、之五。十册之后,又陆续出版了温瑞安的《谈〈笑傲江湖〉》、《析〈雪山飞狐〉与〈鸳鸯刀〉》、《〈天龙八部〉欣赏举隅》,舒国治的《读金庸小说》,薛兴国的《通宵达旦读金庸》,杨兴安的《漫谈金庸笔下世界》和《续谈金庸笔下世界》,苏墱基的《金庸的武侠世界》,董千里的《金庸小说评弹》,多达30多种。每本书的封底,都有沈登恩亲撰的广告词。林林总总的书中,有赏析,有赞誉,注重可读性和学术意味,也有像上下两册的《给金庸小说挑毛病》那样的批评,其宗旨是以推进金庸研究为使命,完成金庸作品的“经典化”。随后,沈登恩亲自撰文《百年一金庸》,介绍“金学”的缘起与意义;还以“余子”为笔名,主编两册《解放金庸》,以求对金学研究的整合。
同年,广州《武林》杂志连载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金庸武侠小说首次正式进人大陆。 而金庸小说单行本在大陆的正式出版,较早是1985年4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印行的两卷本《书剑恩仇录》。这是经金庸授权出版的,金庸称此为“一个愉快的经验”。 同年,《克山师专学报》第4期发表了张放的《金庸新武侠小说初探》,这是大陆金学研究的第一篇论文,从此揭开了大陆金学研究的序幕。
同时,海外开始成立“金庸学会”;开始出现研究金庸武侠小说的博士论文;开始出版金庸研究刊物并开辟网站;有关金庸及其武侠小说研究学术讨论会也接连不断召开;有人开始将“金学”与“红学”相提并论,认为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有两位作家的作品,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真正做到了写尽中国的人生,那就是曹雪芹的《红楼梦》与金庸的武侠小说。
随着“远景”陆续推出30来种金学研究的专著,金学研究在海峡两岸三地蔚为风气。
 与“文化台独”针锋相对,沈登恩将出版触角伸向祖国大陆,为文化归宗而“招魂”。 
 
1980年代中期,大陆海禁初开,台港的出版物开始有选择地进入大陆,其中沈登恩主持的“远景”文学书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因为“远景”有太多太多的“第一”:第一个把金庸引进台湾;第一个把林行止引进台湾;第一个把董桥引进台湾;第一个把倪匡引进台湾;第一个让出狱后的李敖“重返江湖”;第一个在台湾推出诺贝尔文学奖全集……这些“第一”只要有一项就很了不起,所以大陆出版的《台湾出版史》也辟有专章评述。因为他人矮,因此获得了台湾出版界“小巨人”的雅号。
1994年12月,沈登恩的台湾远景出版公司和金庸的香港明报出版社联合大陆的一家出版社,同时在两岸三地出版第一部关于金庸的传记《文坛侠圣——金庸传》。沈登恩曾致信金庸:“给作家出书就是交朋友,就如同种树需要常常施肥。”他和金庸从陌生到熟悉,到成为经常互发传真道晚安的朋友,正是从出书开始的。
 新世纪初,执政台湾,全面推动“去中国化”运动,在文教领域推出一系列“文化台独”政策,旨在落实“台独理念”,为“实质台独”铺路。与其针锋相对,沈登恩将文化出版的触角伸向了祖国大陆,要为台湾文化的归宗而“招魂”。 
 2000年,沈登恩带着林行止的几十种著作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林行止是金庸的朋友,香港《信报》创始人,以善写政经评论著称。林行止的行文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迹,他常常借古讽今批评台湾当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书在台湾一直被禁止出版。“其实,他是爱你才批评你。”在沈登恩的游说、争取下,1989年,远景出版社终于率先在台湾推出“林行止作品集”,受到台湾读者的欢迎。
在会场,不少大学生来看这些书。他诚恳地对大家说:“我是想帮祖国大陆打开一扇窗。”一位学生答道:“你帮我们把大门打开吧。”才过两年,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告别厚利时代》、《理想生意》,社科文献出版社了《一脉相承》、《经济家学》,文汇出版社陆续推出的《英伦采风》、《闲笔生花》、《我读我在》、《原富精神》,林行止在大陆的影响日益扩大。这背后,有不少沈登恩的努力。对此,他得意地说:“台湾文化,香港文化,大陆文化是同宗的,为文化归宗招魂,我就是这样一以贯之的人。”远景出版社以每年四到六种的速度推出了林行止作品集77种,而且两人是常常互发传真道晚安的熟朋友。
林行止曾向金庸讲述过一个故事:沈登恩在香港看了电影《卧虎藏龙》之后,马上奔赴大陆,在茫无头绪之下寻找《卧虎藏龙》原著作者王度庐的后人购买版权,几经周折,终于得偿所愿。事实上他从大陆引进王度庐的武侠名著《卧虎藏龙》后,还引进陈钢的《上海老歌名曲》,引进金文明的《石破天惊逗秋雨》等书,且不论经济效益如何,然而这都是值得肯定的大手笔,都是他努力的成果。
沈登恩来往于大陆和台湾,结交了许多大陆出版界朋友,每隔五六天就会联系一次,交换两岸出版信息。每到上海邀请朋友见面,吃饭,喝咖啡,逛书店,聊天,为的是将大陆学者的书引进到台湾。
受“去中国化”运动影响,“远景”在台湾遭受挫折。沈登恩急于东山再起,大陆有众多的创作人才,广阔的读者市场,他企图立足台湾,依靠大陆,重振“远景”雄风。他不止一次地指着外滩一幢十分气派的大楼,对朋友说,“远景”要在那里设立Office,在上海大干一场。虽然,他也知道这可能只是个“远景”,但他还是不懈地追求。因此,沈登恩骄傲地说,“出版社的成功在于它的风格,不在于规模大小。远景最大的特色,是出版我自己喜欢看的书,很少被市场所左右。”
身为出版人的沈登恩,对金庸文学地位的早日形成具有特殊作用,他也由此和金庸成了好友。新加坡武侠小说家温瑞安曾披露一事:有段时间港台盛传远景周转不灵,有些出版人便开始打金庸作品版权的主意,他拿此事询问金庸的看法,金庸断然道:“我跟沈先生是好朋友,除了出版我的书外还有一份情感,我不想在这时候做任何对他不利的事情。” 
2004年是“远景”创立三十周年,沈登恩雄心勃勃,准备出版三十种大陆作家的书以示庆贺,也借此向两岸三地读书界宣布“远景”的宏图大略。计划的新书中就有轰动香港文坛的毛尖的《上海通信》专栏文选,郭子善的《摩登上海》增订本和《说不尽的张爱玲》等,令人遗憾的是,2004年5月,年仅56岁的沈登恩病逝于台北,“远景”计划搁浅了。
现今,台湾远流出版公司接替远景出版公司出版金庸研究丛书,易名“金庸茶馆”。
 楼主| 发表于 2018-11-30 16:3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6-1 23:53 编辑

太晚发现金庸!射雕英雄传英译版登亚马逊分类销量冠军

环球观

百家号09-3023:55
知名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在今年2月被译成英文版出版之后,销量相当不错,在本月举办的“2018成都国际书店论坛”开幕时,《射雕英雄传》英译版的出版人受访表示,英语系国家这么晚才发现金庸,“真的太不可思议”,更赞许金庸的写作手法相当独特。


根据媒体报导,出版《射雕英雄传》英译版的出版人麦克洛霍斯(Christopher MacLehose)在被记者问到“你是怎么发现金庸的呢?”时,回答“你应该问,为什么等了这么多年,才终于有人将金庸的小说带进英语系国家?”,麦克洛霍斯认为,金庸的小说如此好看又畅销,长久以来却没被英语系国家的出版人注意到,是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

麦克洛霍斯说,他会出版这本书,是因为他的老友巴克曼(Peter Buckman)一日在网路上搜寻全球最畅销的作家,发现「金庸」就排在第5名,但他竟然对金庸一无所知,便邀请当时居住在中国的瑞典译者安娜·霍姆伍德(Anna Holmwood)初步翻译《射雕英雄传》,并将样本寄给各大出版商。其中1份就送到了麦克洛霍斯手上,“我第1次读金庸的作品,就深深感到着迷,金庸的写作方式也让我想起《金银岛》的作者史蒂文生(Robert L. Stevenson)”,麦克洛霍斯认为金庸同时带入历史与思想的写作方式,相当特别。

目前英译本的第1卷《射雕英雄传:英雄诞生》(A Hero Born: Legends of the Condor Heroes),在亚马逊书店的“武术书籍”类别,平装版夺下了销售冠军,电子书版则拿下了销售第3名,麦克洛霍斯透露,未来还有不少语言的出版商有可能出版《射雕英雄传》的译本,金庸有望借此机会,正式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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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金庸:余秋雨先生的家与我的家,只隔了一条江,对面对
余秋雨  余秋雨  1周前


总有人在路边问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两者关系如何?”

我回答:“没有两者。路,就是书。”






那天中午,在香港,企业家余志明先生请我和妻子在一家饭店吃饭。

慢慢地吃完了,余志明先生向服务生举手,示意结账。一个胖胖的服务生满面笑容地过来说:“你们这一桌的帐,已经有人结过了。”

“谁结的?”余志明先生十分意外。

服务生指向大厅西角落的一个桌子,余志明先生就朝那个桌子走过去,想看看是哪位朋友要代他请客。但走了一半就慌张地回来了,对我说:“不好,给我们付账的,是金庸先生!”

余志明先生当然认得出金庸先生,但未曾交往,于是立即肯定金庸先生付账是冲我来的。那么要感谢,也只有我去。

到了金庸先生桌边,原来他是与台湾的出版人在用餐。这桌子离我们的桌子不近,他不知怎么远远地发现了我。看到我们过去,他站起身来,说:“我认识秋雨那么多年一直没机会请吃饭,今天是顺便,小意思。”






确实认识很多年了。

最早知道金庸先生关注我,是在二十六年前。有一位朋友告诉我,金庸先生在一次演讲时说:“余秋雨先生的家与我的家,只隔了一条江,对面对。”



浙江桃花岛上的金庸雕像,两旁的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这件事他好像搞错了。他的家在海宁,我的家在余姚,并不近,隔的不是一条江,而是一个杭州湾。他可能是把余姚误听成了余杭。

初次见面时,我告诉他一件有趣的事。当时我的书被严重盗版,据有关部门统计,盗版本是正版本的十八倍。我随即发表了一个措辞温和的“反盗版声明”。没想到北京有一份大报登出文章讽刺我,说:“金庸先生的书也被大量盗版,但那么多年他却一声不响,一言不发,这才是大家风范、大将风度。余秋雨先生应该向这位文学前辈好好学习。”

金庸先生听我一说,立即板起了脸,气得结结巴巴地说:“强盗逻辑!这实在是强盗······逻辑!”

他如此愤怒,让我有点后悔不该这么告诉他。但在愤怒中他立即把我当作了“患难兄弟”,坐下来与我历数他遭受盗版的种种事端。他说,除了盗版还有伪版,一个字也不是他写的,却署着“金庸新著”而大卖。找人前去查问,那人却说,他最近起了一个笔名,叫“金庸新”。

我遭遇的盗版怪事更多,给他讲了十几起。他开始听的时候还面有怒色,频频摇头,但听到后来却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说:“这些盗贼实在是狡黠极了,也灵巧极了,为什么不用这个脑子做点好事?”

我说,每次碰到这样的事我都不生气,相信他笔下的武侠英豪迟早会到出版界来除暴安良。

他说:“最荒唐的不是盗版,而是你刚才说的报刊。我办《明报》多年,对这事有敏感。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传媒敢于公开支持盗版,因为这就像公开支持贩毒、印伪钞,怎么了得!”



明报连载版《神雕侠侣》

在这之后,我与他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多。北京举办一些跨地域的重大文化仪式,总会邀请他与我同台。甚至,全国首届网络文学评奖,聘请他和我担任评委会正副主任。颁奖仪式他不能赶到北京参加,就托我在致辞时代他说几句。平日,我又与他一起听李祥霆先生弹奏的古琴,喝何作如先生冲泡的普洱茶。彼此静静地对坐着,像是坐在唐代王维的别墅里。

有一天,在一个人头济济的庞大聚会中,他一见到我就挤过来说,北京有一个青年作家公开调侃他不会写文章,而且说浙江人都不会写,一个记者问起这件事,他就回答,浙江人里还有鲁迅和余秋雨。

我立即说:“已经看到了报道,您太抬举我了。其实那个青年作家是说着玩,您不要在意。”



接下来,发生了两件不太愉快的事。

一件好像是,某次重编中学语文教材,减少了原先过于密集的五四老作家的作品,增加了一段金庸作品中的片断。没想到立即在文学评论界掀起轩然大波,说怎么能引导年轻一代卷入武侠;

另一件是,金庸先生接受浙江大学邀请,出任文学院院长。不少学生断言他只是一位通俗武侠小说家,没有资格,一时非议滔滔,一些教师和评论者也出言不逊,把事情闹得非常尴尬。

这两件事,反映了当时大陆文化教学领域的浅陋和保守。大家居然面对一位年迈的文学大师而顽冥不知,还振振有词,劈头盖脸,实在是巨大的悲哀。

我立即发表文章,认为“金庸的小说,以现代叙事方式大规模地解构并复活了中国传统文化,成就不低于五四老作家群体。”

我还到浙江大学发表演讲,说:“东方世界的任何一所大学,都会梦想让金庸先生担任文学院院长,但没有一所大学能够相信梦想成真。不知浙江大学如何获得天匙,他来了。你们本来有幸成为本世纪一位文化巨人的学生,但是你们因无知而失礼,终于失去了自己毕生最重要的师承身份。”

显然这是重话,我对着几千学生大声讲出,全场一片寂静。

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进行更系统的阐述。因为,“金庸是谁”,已成了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重大课题。现在文化界的多数评论家还只把他说成是“著名武侠小说家”,并不错,但不到位。






事情还要从远处说起。

中国自鸦片战争开始爆发的军事、政治、经济危机,最后都指向了文化的重新选择。文化的重新选择应该首先在文艺上有强烈表现,例如欧洲自文艺复兴之后的每次重新选择都是这样,但中国在这方面却表现得颇为混乱和黯淡。

有人主张对传统文化摧枯拉朽,提出“礼教吃人”、“打倒孔家店”。这既不公平,也做不到,因为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留存至今的悠久文明,绝不可能如此粗暴地被彻底否定。而且,彻底否定之后改用什么样的文化来填补,这些人完全没有方案。他们自己写的作品,虽然在话语形式上作了改变,却没有提供任何足以代表新世纪的重大文学成果。

有人相反,主张复古倒退,因循守旧。这在陷于危亡的形势下更不会有成果了,参与者之一林琴南还在别人帮助下翻译了大量西方作品,因此便成了一种言行不一的虚伪论调。

更多的人是躲避了文化本体的建设重任,只把文学贬低为摹写身边现实、发泄内心情绪的工具。所谓现代文学史,大多由这样的作品组成,因此显得简陋和浅薄。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三拨人无论骂着、供着或躲着,谁也没有直接去碰触,去改造,去更新。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金庸。他不做中国文化的背叛者、守陵者和逃遁者,而是温和而又大胆地调整了它的结构,重新寻找出其间跨时空的故事因素并全面更新了讲述能力,再以现代都市的传播方式使之具备了当下发散的巨大魅力。

因此,他是一个把中国传统文化激活于现代都市的文学创新者。

两年前,我曾应潘耀明先生之邀,在香港作家联谊会的一次聚会中,作了以下三方面的演讲——



第一,金庸在守护中华文化魂魄的前提下,挪移了这种文化的重心。重心不在儒家了,也不在彻底反叛的一方,而是挪移到了最有人格特征和行为张力的墨家、侠家、道家和隐士身上。这是以现代美学和世界美学的标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格长廊内所作的一次重新发现。重新发现的结果。仍然属于这种文化、这部历史、这片山水。只是由于割弃了僵滞,唤醒了生机,全盘皆活。因此,如果原先不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下一代和外国人从中感受到了一种神奇的活力,也并非误读。这中间当然也包含着对传统文化的“局部反叛”,但这种局部反叛比彻底反叛更加重要,因为它调皮地抽取并延展了一种古老文化的宽阔生命。



第二,他在完成这一任务过程中,动用的是纯粹的小说手法,那就是讲故事,或者说“精妙叙事”。中国现代作家可能是心理压力太重,虽然文笔不错,也能描写,却严重缺少讲故事的能力,几乎没留下什么真正精彩的故事。本来,小说的基本功能就是讲故事。以万般虚拟故事的无常和有序,来补充人生的无常和有序,乃是天下小说家的天职。金庸在小说中所讲的故事,有别于《三国演义》的类型化,《水浒传》的典型化,《西游记》的寓言化,《聊斋志异》的妖魅化和《红楼梦》的整体幻灭化,而是溶化这一切,归之于恩怨情仇的生命行动。这种生命行动就是故事的本体,不再负载其他包袱,因此显得快捷、爽利、生气勃勃。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尽到了一个小说家最质朴的职业本份。需要说明的是,为小说、戏剧、电影、电视编好故事,已成为当代世界文学的一种共同承担。对于这一点,金庸很早已经领悟。



第三,就像《三国演义》、《水浒传》由于起自于“说书”场所,决定了它们的内在结构和表达节奏,金庸的小说也因产生的方式,形成了独特的形态和功能。这些为了逐日连载而写成的小说,几乎天然地具有强烈的情节性、行动性和悬念的粘着性。而且,它们又必须快速流传,流传在信息密集、反馈迅捷的街市间,人人抢读,处处谈论,随之也就成了现代都市生态的组成部分。这就是说,金庸不但让现代都市接受了他的江湖,而且让现代都市也演变成了他的江湖。江湖的本来含义,应该是“一个隐潜型、散落型的道义行动系统”;自从有了金庸,江湖搬到了城里,搬到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心间,它的含义也变了,变成了“一个幻想型的恩怨补偿系统”。对于这样的一个江湖,香港不仅欣赏了,而且加入了。结果,金庸小说里的那些人物,似乎也都取得了“香港户口”。香港因金庸而产生了文化素质上的改变,这可是一件不小的事情。世界上很少有作家做到过。



以上这三个方面,金庸显得既勇敢又沉着。他说北京有青年作家调侃他不会写文章,我大概猜出这位青年作家是谁了。这位青年作家很有才华,善于在反讽中解构,在解构中幽默,创造了新一代的文学风范。但他在反讽金庸时可能没有想到,正是这位前辈,完成了更艰难的解构。把庞大的古典文化解构成一个充满想象力的现代江湖,居然还让当代青年着迷,这还不幽默么?

海明威坚信,最高的象征不像象征。那么我们也可以顺着推延下去,最高的解构不像解构,最高的突破不像突破,最高的创新不像创新。金庸的小说,从总体上也可以看成是绣满了古典纹样的“后现代文学”。

细细想来,金庸只有在香港才能完成这个巨大的文学工程。为此,我更要对香港文化高看一眼。

听了我上面这个演讲,香港作联会的好几位年长作家问我,这种观点会不会引起大陆那些现代文学研究者的不悦?我说,让他们不悦去,我其实是在帮助他们。背靠着神奇的大湖视而不见,却总是在挖掘那些小沟小井,挖掘得一片狼藉。我劝他们转个身,看一眼水光天色,波涌浪叠。然后,到水边洗净自己身上的污泥和汗渍。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年过八旬的金庸先生又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要到英国去攻读博士学位。

很多媒体用嘲讽的语言进行了简略报导,说他是“为了一圆早年失学的梦”。我知道,这又是那些拿到过某些学位的评论者在借着金庸而自我得意了,就像当年放言金庸不能进课本、不能做院长那样。

金庸早已获得各种文化荣衔和国际名校的荣誉学位,还会在乎那种虚名吗?他是要在垂暮之年体验一种学生生态,就像有的健康老人要以跳伞来庆祝自己的九十寿辰、百岁寿辰一样。这种岁月倒置,包含着穿越世俗伦常的无羁人性。

我只担心,他如此高龄再到那么远的地方去过那样的学生生活,身体是否能够适应?

他妻子对我说:“已经劝不住了。如果你能劝住,我会摆宴请你吃饭。”



当然劝不住。

我只得问金庸先生:“你攻读学位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金庸说:“研究匈奴被汉朝击溃后西逃欧洲的路线。”

我一惊,这实在是一个最高等级的历史难题。匈奴没有能够灭得了大汉王朝,却在几代之后与欧洲的蛮族一起灭掉了罗马帝国。但由于他们没用文字,不喜表达,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资料。我在世界性的文化考察中,也常常对这个难题深深着迷,却难以下手。

我问:“你的导师有多大年龄了?”

金庸笑了一下,说:“四十多岁”。

我知道他并不企图把这个难题研究清楚,而只想在那条千年荒路上寻找一些依稀脚印。即使找不到,他也会很愉快,返回时一定满脸泛动着长途夜行者的神秘笑容。而且,最让他得意的,是暮年夜行。



后来,我终于看到了他穿着红色学袍接受学位的镜头,身边是一大群同时获得学位的西方学子。



穿着红色礼袍的金庸先生

这些西方学子也许不知道,这位与他们一起排队的东方人是谁,有多大年纪。他们一定不知道,今天,自己与星座并肩同行。

面对这个镜头我笑了。眼前是一个最完整的大侠,侠到不能再侠;也是一种最顶级的美学,美到不能再美。这比东西方所有伟大作家的暮年,都更接近天道。在这种天道中,辽阔的时空全都翻卷成了孩童般的游戏任性,然后告知世间,何为真正的生命。

二0一八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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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的香港:有了一棵参天大树,沙漠就不再是沙漠。
余秋雨  余秋雨  1周前



总有人在路边问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两者关系如何?”

我回答:“没有两者。路,就是书。”







饶宗颐先生百岁高龄去世,香港和大陆文化界都在纪念。各地媒体都引用一句话来概括他的学术地位:“即使只有一个饶宗颐,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

有的媒体还标明了时间,说“早在二十五年前,就有人这样判断。”

但是,作出这个判断的是何人?却没有标明。忽然有一家大陆电视台透露,这话是金庸先生说的,于是其他媒体也都纷纷说是金庸。然而金庸不大可能说这句话,而且这话只有香港之外的人说,才有份量。

终于,香港大学前任副校长李绰芬教授在媒体上公布:“最先得出这个结论的,是余秋雨先生”。

这下我松了一口气,因为这个结论牵涉到一座大城市和一位大学者,已被大家广泛接受,如果由我自己来申领“发明权”,有点不好意思。

事情发生在一九九二年秋天吧,当时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做访问学者,实际上是在写《山居笔记》。当时我的《文化苦旅》已经出版,在华文世界颇为轰动,因此经常有香港记者来采访我。记者总是要我从宏观视野上来判断香港的文化地位,这是对香港政治地位谈判后的自然延伸。多数记者在提问中最在乎的,是一直有很多人断言香港是一个文化沙漠。

断言香港是一个文化沙漠,主要出自三个理由——

一, 文化历史太短;

二, 文化身份飘移(是皈依英伦文化,还是中华文化);

三, 社会话语缺少文化。

这三个理由,几乎成了铁板钉钉的事实,连香港文化界也不否认。在对政治前途依然信心不足的情况下,他们对香港的文化前途颇为沮丧。本来他们是不在乎大陆方面对香港文化的看法的,现在倒是渐渐敏感起来。大陆高层答应,香港那些殖民地色彩的路名,基本可以不改,维持报刊言论自由,而且“马照跑,舞照跳”。这些都属于“生态文化”的范围,也反映了大陆对香港文化的基本看法。香港领受了这种看法,却又对这种看法心有不甘。“香港文化难道就剩下这些了?”内心都在嘀咕,却又做不出响亮反驳。

当地媒体对我的预期,更是不太乐观。一批批记者几乎表达了差不多的意思:“从你的书里看,你只在乎敦煌、阳关、苏东坡,即使对西方,你也只在乎古希腊、贝多芬、黑格尔,估计不会对香港文化有太高的评价吧?”

有一家报纸在寄给我的书面采访题目中,干脆有这么一道:“香港,估计要花多少年才能从文化沙漠里跋涉出来?”

我的回答,让他们大吃一惊,以为我是客气。那我就只能以比较完整的方式,来表述一下了。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香港是当今世界一个重要的文化枢纽。

我作出这个判断,是因为香港承载着一系列宏大的文化融汇。第一,是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融汇;第二,是中国主体文化与海外华语世界的融汇;第三,是现代商业文化与古典文化的融汇;第四,是都市娱乐文化和精英文化的融汇。

照理,大融汇也是一种大冲撞、大消耗,在涛声喧哗中很难留下什么。但是,香港还是留下了。留下了领先全球华语世界的电影奇迹、歌唱艺术和高等教育,更留下了两座文化高峰,一座叫金庸,一座叫饶宗颐。

金庸以现代情怀重塑了中国传统的侠义精神并使之流行,功劳巨大;饶宗颐则把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宏大构架集于一身,体现了一个城市的最高学术品质。

我们且把一切热闹的景象暂时搁下,只看这个安静、专注的饶宗颐教授。他居然独独被香港守护了,滋润了,而不是华人世界的其他任何城市。由此,足见香港的文化气度。



夜幕下的香港

我的这个演讲,一度在香港学术文化界引起轰动,《信报》立即派出一名记者来采访我。记者说,我的论述,与目前流行的“文化沙漠”思维完全相反。于是我就说了那句话:“即使只有一个饶宗颐,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

这话,立即被广为刊登。有的报纸,还把它作为通栏标题。

饶宗颐先生当然很快就看到了。他指派他的一位上海籍的学生,通过报社记者问到了我在香港住所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一个信息:饶先生邀请我到家里作客,长谈,并请我吃饭。

到了约定的那天,饶先生又派那位学生来接我。那位学生的父亲,是上海的一位古文物专家,我知道。








在去他家的路上,我想,一见面他一定会提到这几天轰传香港的我对他的评价,他会说什么呢?我又该怎么接口?估计,他会自谦,那我就可以讲一讲作出这个评价的理由了。

高层文化界都忌讳在交谈中动用太重的美言,我应该说得放松、自然。但是,就怕在提到他的成就时出现记忆误差。他对甲骨文、敦煌学、楚辞地理和潮州文化的研究我都曾拜读,却记不准具体篇名了,旅居在外又不便查核。这是最脆弱的学术敏感线,讲错了,表面上对方并不在乎,但内心会有一点隐隐的不舒服。何况,他已是七十五岁高龄······

正担忧着,已经到了。是他自己开的门,握手之后就没放开,把我拉到座位上,看了我几秒钟,就开始谈话。出乎意料的是,他完全没有提起我对他的评价,只是表扬我的《文化苦旅》。他说:“为了呼应你,我也要写一本,叫《文化之旅》,一字之差,表示同中之异。因为是呼应你,我这本书要在大陆出版,最好在上海出,请你帮我联系一下出版社。”

我立即说:“能得到您的书,是上海出版界的荣幸。”

“明年就能交稿。”他说。

这真是为一天的长谈开了个好头。他先让开自己,把话题拉到客人身上,然后再轻松介入,不露痕迹地成了“文友”,一下子就没有障碍了。

与饶宗颐先生谈话是一大享受,因为他对中外文史涉猎广泛,不管话题跳到哪儿都谈得下去,而且谈得不同凡响。正巧我也是个天马行空的人,故意把话题拉开幅度,又快速转移,而且在高频率的切换中显得来者不拒,从容不迫。这种谈话乍一看像是没有逻辑的“意识流”,滑到哪儿是哪儿,断到哪儿是哪儿,一路腾跃,快乐极了。过后,就很难记得起来。好像是讨论到了孔子和老子的实际年龄差距,屈原沉江的原因,王国维在甲骨文研究上的贡献,以及日本敦煌学的特点。我突然想把谈话从这种宏观腾跃转移到个人趣味上来,就追问他在四十六岁时向一位印度学者学梵文的过程。

听他说完这个过程,我又问起他如此孜孜不倦却又如此健康的原因。

这一下,他来劲了,居然起身为我表演起一套套功夫。站姿、坐姿、静姿、动姿,都做得矫健沉稳。我站在边上一声声叫好,却又怕他累着,没想到他越来越虎虎生风,还告诉我各个姿势的名称:这叫“白鹤亮翅”,这叫“黑猴捞月”,这叫“懒虎打盹”······

突然他停了下来,拉我到另外一个房间。那是一个画室,画架上挂了一幅花卉,画桌上铺着一幅已经画好却还没有题署的山水。他的画我以前在书籍上见过,一看就知不是“文人余兴”而是达到了很高的专业水平,已经在好几个国家开过画展。现在直面真迹,更是产生了感官冲击。他说:“现在索画的人太多,我没有时间,就不多画了。只为慈善捐助,或哪个学术机构经费困难,才动笔”。



饶宗颐先生的唐韵莲花

看着他,我微笑着轻轻摇头,感到实在不可思议。那一排排学术著作,加上刚才看到的一套套功夫,再加上画室里的一幅幅画,居然都出自于同一个生命,实在叹为观止。

“下一次再让你看看我的古琴!”他兴致越来越高,顺势拉住我的手说:“走,吃饭去!”




他请我吃饭,不是在家里,而是去附近一家他最喜欢的小饭店。怪不得,刚才在长谈和表演功夫的时候,并没有听到厨房里有什么响动,也没有见到佣工。

从饶先生的家到那家小饭店,要走一段路。于是,他领着我,穿行在中午热闹的街市间。他个子不高,身材瘦削,一陷入摩肩接踵的人流,完全成了一个最不起眼的“市井小老头”。在最挤的地方,他还会搀住我的手腕,就像怕我丢失似的。其实,他天天就是这样行走的,谁也不认识他,永远的“市井小老头”。我忽发奇想,如果有人告诉周围的人,正是这个在人群里踉踉跄跄的瘦小身躯,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文化等级,给每个人带来了文化尊严,大家会是什么表情?也许,将信将疑;也许,没有表情。

这个街口不挤了,似乎稍稍显得有点安静。我听到他在耳边说:“余先生,有了我,沙漠还是沙漠。”

我立即回答:“不,有了一棵参天大树,沙漠就不再是沙漠。”

没想到,今天见面的主题,这时才出现。

他与我都知道碰到了主题,神情严肃起来,好一会儿不再讲话。

我在想,当一位大学者从书房来到街市,从那些他已经非常熟悉的古人中间抽身而出,来到眼下他感到非常陌生的今人之间,确实会产生一种沙漠感。那杂乱的身影,那冷漠的目光,会让他陡然反思,自己写作和研究的读者群究竟有多大。为此他会产生一种无力感、无助感,就像行走在沙漠里。

但是,我从外来人的眼光看去,寂寞的饶宗颐先生在这座城市并不真正寂寞,容我后文再讲。

终于走到了小饭店,这是一个摆放着很多桌子的门面。一位年长的堂倌见到饶先生,轻轻一笑,伸手把我们引到一张小方桌边上。饶先生说:“这是我的座位”,拉椅背请我坐下,然后对堂倌说了声“老样”,自己也坐下了。

他对我说:“老样,就是我的老食谱。我就不征求你的意见了,让你看看我平日吃些什么。而且,这是潮州菜馆,估计你这个浙江人也不会太懂潮州菜。”

这一下,就打开了地方文化的话题,两人越谈越兴奋。屋子里有点嘈杂,我们为了讲话,头越靠越近。上菜了,但我们的心思全在话题,虽然举起了筷子却不怎么在意盘碟里的风光。

饶宗颐先生是潮州人,年轻时就曾投入父亲未曾完成的《潮州艺文志》的编写,三十岁时又担任《潮州志》的总编纂,已经成为高层学者阐释地方文化的典范。我对潮州文化缺少发言权,只敢称赞潮汕商帮在全世界的惊人业绩。他笑了,说:“我们潮州人确实善于经商,但是不会从政。既能经商又能从政的,还是你们浙江人”。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潮州艺文志》

他把声音放低,略带神秘地说:“香港回归后,将要遴选政府首长,市民口头的候选名单里有两个有名的潮汕企业家,都是我的朋友。大家觉得,他们那么大的企业、那么多的资金都管得了,应该也能管得住这座商业城市。但是,政治和商业确实是两回事。我敢预计,真正能胜任香港政府首长的,应该是浙江人。”

对这个问题我很好奇,便问:“这中间的差别在哪里?”

他说:“潮州人敢于问津四面八方,但一旦出发,就只集中关注一个方向,一件事情了。政治不能这样,要随时随地都关注着四面八方,有一种下意识的全局目光。这一点,浙江人好得多,可能与早期教学中的自然熏陶有关。”说了几句,他立即声明,这事太复杂,有很多例外,他的预计不作数。

但是确实预计得不错。他对我说这话的五年之后选出的首任特首董建华先生,是浙江人;二十六年后他去世后主持悼念仪式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女士,也是浙江人。

那顿中饭,我们吃了近两个小时。饭后,我们又相扶相持回家。到家后泡了一壶茶,坐下又畅谈起来。不知怎么,下午的话题居然大多集中在成吉思汗身上。好像还是从我的《文化苦旅》和他的《文化之旅》起头,说到中国古代在没有先进交通工具时的艰辛旅行家,其中最年迈而又走得特别远的,要数全真教道长丘处机。七十高龄,走了几年,去见成吉思汗。说到这里,我们就撞上了一个世界性的大题目,不舍得离开了。

我说,我非常重视丘处机的这次西行,当年玄奘、法显是远行取经,而丘处机则是远行传经。他把中国的道家哲学传给了成吉思汗,劝他敬天爱民、少杀掠、清心寡欲。随之我也更尊重成吉思汗了,他不仅不生气,而且听进去了。这种发生在战争第一线的文化谈话,体现了中国道家文化的大善、大智、大勇。

饶宗颐先生很同意我的看法,认为我们确实应该对道家文化高看一眼。但是,他又希望我注意另一个方位。他说,和平主义很好,丘处机很好,然而如果隔了几百年来看,历史还会作出更宏观的判断。那就是,成吉思汗的战争,改变了世界文明的大格局。如果没有成吉思汗,现在的世界会是另一种庞大的力量在主宰。




在与饶宗颐先生长谈后,我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上海的报纸上,其中特别提到他领着我步行到小饭店去用餐的情景。那篇短文中没有写到我们在熙熙攘攘人群中的轻声对话——

饶先生说:“有了我,沙漠还是沙漠”。

我回答:“有了一棵参天大树,沙漠就不再是沙漠。”

后来,经常回想起这段对话。我觉得,那天我们所说的“沙漠”,含义有点不同。他说沙漠,是指他的研究成果在香港很少有人理解;我说有了他这棵大树就不再是沙漠,并不仅仅是赞扬他,更是赞扬了供奉大树的环境。这棵大树为什么能长得这么高大?除了本身的生命基因外,还因为周围环境的护佑和滋润。不错,香港市民的绝大多数不可能理解饶宗颐先生的高深学问,但漫漫几十年,他获得了足够的支持和尊重。这样的环境,怎么还能说是“文化沙漠”呢?

饶宗颐先生从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六八年在香港大学任教期间,开始还只是一名讲师,却拥有了最优裕的国际学术资源。他一次次到日本研究甲骨文和战国楚简,到法国国家图书馆阅读了原版敦煌经卷,遍访印度南北,学习了《梨俱吠陀》。他几乎能抵达一切他想抵达的文化库存地,结识一切他想结识的国际汉学家。结果,当他一九六八年离开香港大学时已经名震学界,应邀出任了新加坡大学的中文系主任、美国耶鲁大学的客座教授、法国远东学院的院士。

他从未遭受过什么政治运动的冲击,也没有在冗长的会议和行政程序中耗费时间,又没有一个半懂不懂的上司颐指气使,更没有被限制国际行程,当然,也未曾受到同行和媒体的诽谤、诬陷、攻击。这对一个处于成长期的人文学者来说,实在是得天独厚的福份。而这福份,恰恰是香港给予的。

说到这里,如果再重新读一下我的判断,就会有另一番理解了:“即使只有一个饶宗颐,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我肯定的是两端,一是饶宗颐,二是香港。

由此出发,我对香港文化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自己也切身投入了,不仅长期轮流在香港大学、中文大学、城市大学、浸会大学系统授课,而且还直接参与香港文学界、戏剧界的活动。结果,有一年香港举办国际城市论坛,有伦敦、纽约、巴黎、东京等城市的代表参加,我则由香港特区政府与上海方面商量,代表两个城市作一个主旨演讲,题目就是《双城记》。我给外国朋友讲了两座东方城市在鸦片战争之后互相呼应、互相觊觎、互相转移、互相弥补的故事,大家听得兴致勃勃。我直到今天仍然认为,香港,在文化冲撞和融汇的广度、深度、锐度上,还是超过上海和大陆的其他城市。

别的不说,还是回到饶宗颐,一个百岁老人的文化奇迹,就使我一直对香港文化保持深深的敬意,并由此思考一座国际大都市的文化奥秘。

请不要小看我所说的“一个”。每一座溢光流彩的大城市,可以罗列千般美景,万项成就,却能否拿出文化上的“一个”来看一看,比一比?

文化,需要名字。而且,是里里外外公认的名字。





二十世纪最后一年,我应凤凰卫视之邀担任嘉宾主持,从香港出发冒险考察全人类重大古文明遗址,于新世纪的第一天返回香港。我的考察日记《千年一叹》一出版就创造了畅销纪录。香港特首董建华先生读了,在礼宾府设宴招待我和妻子,表扬我为香港做了一件文化大事。顺便,请我以走遍世界的目光,看看香港文化该如何着力。

一进礼宾府大堂,我就发现,正墙上展现的是饶宗颐先生书写的庄子《逍遥游》。整整一壁都是,气魄雄浑,令人一振。我站在那里,心想,这是香港向外呈示精神形象的第一面墙,现在让给了饶宗颐先生和庄子,实在非常合适。香港不老也不大,却可以通过“逍遥游”而接通古今,接通世界。我刚刚“逍遥游”回来,就皈附到了饶宗颐先生的笔墨底下。



饶宗颐先生赠送给礼宾府的“《逍遥游》书法八屏”

对于香港文化,我向董建华先生陈述了自己的一系列正面评价,并由此设想今后。我说,对于一座现代大都市来说,免不了会经常举行一些载歌载舞的欢庆仪式和文艺晚会,很多人认为这就是城市文化的集中展现,其实只浮浅的表面凑合,很不重要。

我说,城市文化分三层。底层是应对普通民众的文化消费;中层是打造接通世界的文化制作;高层是安顿跨越时空的文化灵魂。这三层,香港以前都做得很好,今后要顺势前行,更有创新。

我在说到“安顿跨越时空的文化灵魂”时,又看了一眼墙上饶宗颐先生的书法。

二0一八年十一月


还有一篇饶宗颐

 楼主| 发表于 2018-11-30 18:10 | 显示全部楼层
金庸武侠小说回目的新变

文/李小龙


作者按
金庸先生飘然而去,像极了他笔下那些归隐的大侠。大侠是“虽万千人吾往矣”的豪壮,我等读者却是“悄立雁门,绝壁无余字”的悲痛。在先生仙逝消息刚刚传来的时候,我的两位朋友都在第一时间写了文字来纪念,而我这个自诩的金迷却一直没有机会写点什么。其实,早在二十余年前(那时最让人怀念的不是青春的美好,而是金庸小说竟然还没有读完),我便为校报开了金庸的小专栏,记得所写第一篇是分析《天龙八部》的,当时计划每部作品都写几篇的,甚至列了提纲,但后来也不知为什么,没有如约写出。然后便因循至今。其实,每读金庸小说,都会有很多想法,就是近几年,也曾经计划写一书的,但仍然没有时间——希望以后我会找到时间完成这个愿望。现在,先生仙逝已经一月,想着还是要有些文字来纪念的,只好从博士论文中节出与先生作品有关的一部分来,算是在大侠归隐时送行的一杯薄酒吧。



章回小说文体自从沉入“通俗文学”之海后,回目这个鲜明的标签也随之离开了小说史家的视野,所以,从此角度来看,回目在近代以后就已消失(当然,很大一批章回小说也没有了回目)——虽然它其实只是潜伏,但这在不被关注的状况下便只能是一种隐性的存在。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如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全书八十回,完全使用双对回目,回目制作虽由于作品总体的通俗面貌而显得较为直白,但也可看出传统的影响,像“参加自卫团以真冒假 处死谍报员把假当真”便很典型。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作品之所以能浮出水面与当时需要“‘占领’‘旧小说’的读者群”,“能为广大‘劳动群众’所阅读”(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127页)的指导思想有关。

在现当代小说创作中,武侠小说这一题材类型几乎是章回体最后的阵地。汤哲声先生认为,通俗小说有四种题材类型,即言情、社会、侦探、武侠。不论其以题材为标准是否适当,仅看这几类作品,侦探小说来自西方,本身便无章回体的惯性,言情小说与社会小说事实上又不只是通俗小说的领地,所以,采用章回体最多者,仍为武侠小说。当然,这些武侠小说的章回体制也有了新的变化。回目在这一类创作中也有所发展。不过,大部分武侠小说仍在文学史视野之外,唯有金庸以其艺术成就颇高的武侠创作,使当年被弃置的“章回小说”文体开始从“通俗文学”的边缘向舞台中心移动,并进入文学史的研究领域(相关事件较多,仅以学位论文产生数量亦可知,据统计,大陆与港台以金庸小说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有二十余部,博士论文也至少有五部。),随着作品的浮出水面,其回目所体现出对传统回目的继承与新变也应当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金庸的第一部作品是《书剑恩仇录》,其书采用最为传统的双对七言回目形式——需要说明的是,金庸对其作品多有修改,有些改动幅度很大,如此书发表时回目是七言单句,后来进行了合并增改。虽然一般来说小说创作在发表后作者最好“规避”,但由于金庸小说发表与写作几乎同步的特殊情况,写作时不能推敲斟酌也是实情,修改后的文本在艺术上要明显高于原本,因此,本文以三联版《金庸作品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为引用文本。《书剑恩仇录》的回目大概是这样的:第一回云“古道腾驹惊白发 危峦快剑识青翎”、第三回云“避祸英雄悲失路 寻仇好汉误交兵”。金庸在此书后记中说:“本书的回目也做得不好。本书初版中的回目,平仄完全不叶,现在也不过略有改善而已。”此语确非谦虚,细察其目,问题倒并不在于“平仄不叶”——古代回目在平仄上并不像诗那样严格,只是大体上下句相对即可——主要在用语的不到位:仿佛初习古诗写作的人,意思的表达虽明白,但语言的择用与组合却不合适,有时候颇为生硬;且整体上也较呆板,全部为四三句式,其实,中国古代小说回目中,七言目最常用的句式为三四式,因为四三式太像七言诗了,作者都会有意无意地避开,况且这在叙事上也有局限。在第二部作品《碧血剑》中,金庸试用了五言回目的形式,应该说,在语言的熟练上要比前书好些,不过,五言概括叙事的功能则更差些。其实,以上所言此二书回目的问题均与金庸对回目的一种探索有关,那就是他努力地把回目当作诗来写,这一点在作者的夫子自道中即曾提及,再看此二书,均大致押韵,一如他在后来《倚天屠龙记》中所作的一样,只是隔句押韵而已。《书剑恩仇录》与《倚天屠龙记》的主要区别在于后期的金庸古典文学素养显然高了许多,因为前者虽欲写为长律的样子,但却想当然地用现代读音来押韵,以至于杂用了十一真、十二文、八庚、九青、十蒸五个韵部的韵字(《碧血剑》的押韵更差,二十回中有十二回与《书剑恩仇录》同,另八回却又莫名其妙地用了这几个相邻韵部以外的字);后者为柏梁体诗,本可不受平水韵的拘束,却反倒中规中矩地全出自七阳韵。



此后,金庸基本上放弃了传统联对回目的制作,虽有数部作品仍使用分章剖回的形式,但标目却成为了单句:或整齐而类于单句回目,或不整齐而类于西方小说标目,总之,都不是真正的回目。直到“射雕三部曲”之三的《倚天屠龙记》问世,金庸才又一次开始传统回目形式的尝试,这次出手,质量却大为不同。金庸自己说:“本书的回目是模仿柏梁体一韵到底的七言诗四十句。古体诗的平仄与近体诗不同,不可入律。我不擅诗词,古体诗写起来加倍困难,就当作是一次对诗词的学习了。困难之点在于没有‘古气’。”这四十句柏梁体诗的好坏暂且不论(因为它本来就不是诗,虽然金庸似乎愿意把它当诗来写),其创意却是十分值得肯定的。此后,金庸又在《天龙八部》及《鹿鼎记》中有更进一步的创造性表现。《天龙八部·后记》云:“在本书则学填了五首词作回目……这些回目的诗词只是装饰而已,艺术价值相等于封面上的题签——初学者全无功力的习作。”在这里,金庸是谦虚了,因仅就词论,其俊爽流宕、气象阔大,实非一般作手所能及。而且,每册(其书一般每册十回,故此每册一词)所选之词牌亦有深意(金庸于每词下均注云“调寄×××本意”),如第一册用《少年游》,此册则叙述段誉初出大理、四处游历;第二册为《苏幕遮》,则以萧峰为主,萧峰为胡人,金庸亦注云“《苏幕遮》,胡人舞也”;第三册用《破阵子》,有萧峰领兵争战的情节,都与所叙主要故事情节有关。



而最后的《鹿鼎记》则又有出人意料的表现。据作者在第一回后的附记中说,其书初在《明报》发表时,“第一回称为‘楔子’,回目是查慎行的一句诗‘如此冰霜如此路’”,后来全书“五十回的回目都是集查慎行诗中的对句”。金庸说:“《敬业堂诗集》篇什虽富,要选五十联七言句来标题每一回故事内容,倒也不大容易。这里所用的方法,不是像一般集句那样从不同诗篇中选录单句,甚至要从不同作者的诗中选集单句,而是选用一个人诗作的整个联句。有时上一句对了,下一句无关,或者下一句很合用,上一句却用不着,只好全部放弃。因此,有些回目难免不很贴切。”查慎行是作者远祖,金庸也承认“有替自己祖先的诗句宣扬一下的私意”,但这一形式的采用更是金庸在标目上苦心孤诣求新求奇的必然。我们阅读某回情节,再琢磨一下它的回目,会发现作者的功夫没有白费,总的来说还算贴切。


查慎行


《敬业堂诗集》

金庸以上三部作品的回目都试验了新的形式,其自铸新辞、别开生面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不过,这几种试验虽然使用了章回小说的回目形式,本质却与回目不大相同,作者在《天龙八部》后记中提到这些回目时也表示“作诗填词我是完全不会的,但中国传统小说而没有诗词,终究不像样”,可见他已将自己的回目制作向诗词靠拢了。这样的结果是其回目着眼点已不在于概括叙事,而在与情节的对读印证——此类回目在一个没有阅读过作品的人看来是不知所云的——这也正是西方大部分小说标目的特点。其实,在近代以后,章回小说的回目也开始受西方小说标目方式的影响,很多都呈现出这一面貌:具有传统回目的外在形态,却包含了西方小说标目的内核——也可以说,金庸的回目恰是以最中国化的古典诗句形式包装了西方式标目的内核,是一种中西小说标目的融合形态。

附:《天龙八部》第一册回目:调寄《少年游》:
青衫磊落险峰行。玉壁月华明。马疾香幽,崖高人远,微步縠纹生。谁家子弟谁家院,无计悔多情。虎啸龙吟,换巢鸾凤,剑气碧烟横。
 楼主| 发表于 2018-12-8 14:1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8-12-31 18:08 编辑

上海书评

赵跃利︱金庸笔名知多少
赵跃利

2018-12-08 10:55  来源:澎湃新闻
众所周知,“金庸”是香港报人、武侠小说家查良镛先生的笔名,时至今日,原名早已被笔名的光芒遮掩,远不如笔名传播之广、影响之深。而在他为数众多的著述之中,用原名出版的第一本书是与人合著的《献给投考初中者》,但这并非文学作品。
第一篇署名“查良镛”的见报文章,是1946年12月5日发表在《东南日报》第三版上的《英国最近的外交政策——艾德礼表示支持联合国》,这是金庸在《东南日报》社做记者兼英文翻译工作时,翻译伦敦《泰晤士报》记者斯蒂特的一篇稿子,因是译作,故署名为“查良镛译”。
署名“查良镛”原创的第一篇见报文章是《访问东方的剑桥大学——浙江大学》,刊于第一篇译作发表的次日1946年12月6日《东南日报》青年版第十九期,这也是金庸工作之后,作为外勤记者的第一篇访问记。
金庸在《东南日报》时期,所发表的采访稿和译稿寥寥可数,但署的都是原名,译稿则多加一个“译”字。比较而言,这类文章都是金庸更为重视的,写作态度也更为严谨。这种署名方式,也始终体现于以后他的各种文章中。
在《大公报》时期,他署名“查良镛”写的第一篇评论是1948年6月11日的《牧童·戏子·锻工·参议院》,但真正第一篇具有独立意义标志的社评,是发表于1948年12月13日的《论美军登陆护侨》。其后,1949年6月25、26日的《从国际法看新中国政府的承认》,1949年11月18日、20日的《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以及1950年11月13、14日的《从国际法论援朝志愿部队》,都是涉及国际法的重量级社评,引起了梅汝璈的注意,促成了金庸第一次北京之行。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译文,金庸也是署名“查良镛”而非“查理”“镛”等,“查良镛译”的第一篇是1948年4月18日的《东西之间的义大利》(现通译意大利),其后则有《英国有多强》《苏联的力量》等等,都可以看出金庸对署原名的文章的重视。


《从国际法看新中国政府的承认》
自著署“查良镛”,译著则多加一“译”字,唯一的例外是在《大公报》1948年6月25日发表的《美国的议员们》,署的是“查良镛译述”。有译有述,与今日的编译相仿。
查良镛一生之中,除了用原名发表作品,使用最多的就是金庸,至于其他的笔名,恐怕就知者不多了。本文将按照报刊发表时间的先后顺序,一一梳理如下。
(一)查理
这是金庸使用的第一个笔名。
金庸在衢州中学上高二时,给《东南日报》投稿,文章题目叫《一事能狂便少年》,登在该报的“笔垒”副刊,时间是1941年9月4日。这是金庸文学生涯中第一篇登报的文章。标题取自王国维七律《晓步》:“兴来随意步南阡,夹道垂杨相带妍。万木沉酣新雨后,百昌苏醒晓风前。四时可爱唯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我与野鸥申后约,不辞旦旦冒寒烟。”

《一事能狂便少年》
笔名“查理”据说是金庸的老师给他取的,“查”是本姓,配一“理”字,则透出浓浓的洋味。如此中西结合,不知是否另有含义。
在《东南日报》主持的第一个栏目是《信不信由你》,署名都是“查理”,从1946年11月27日至1947年2月21日,共十一期,三十六篇小故事。

《信不信由你》
查理的笔名从1941年初次投稿《东南日报》起,到上海时期的《时与潮》杂志还在使用,一直用到1949年金庸第一次离开《大公报》前夕止,最后一篇是1949年8月5日的《不健康的政治人物》。
用于自著,署“查理”;用于翻译,则署“查理译”。
(二)宜
金庸在《东南日报》副刊主持的第二个栏目是从“东南周末”第三期开始的《咪咪博士答客问》,从 1947年4月12日至1947年7月19日,共十五期,每期一般回答八至十个小问题,类似脑筋急转弯。

《咪咪博士答客问》
这个栏目第一期,署名“宜”,其余则署名“镛”。“宜”字是“宜孙”“宜官”的简称,流行的说法是金庸的祖父给他取的小名,笔者认为,“宜”字的称谓类似“可心”,金庸的降生满足了祖父多子多孙的愿望,称心如意,顺口就叫金庸做“宜孙”,是一种昵称。而他人则称“宜官”,所加“官”字是海宁地区对小孩子的美称。2000年第一期《收获》杂志“人生采访”专栏发表了金庸一篇带有自传性质的散文《月云》,小主人公的名字就叫宜官。
署名“宜”的小栏目,还有从“东南周末”第九期1947年5月24日开始的《看你聪明不聪明》,性质与《咪咪博士答客问》相近,只不过问题的答案藏在同版面的某个角落,需要读者去寻找。
在《大公报》时期,没有单独署名“宜”,只有几篇署名“宜译”,写关于体坛的逸话,因为当时金庸正交替使用“查理”等几个笔名,翻译1948年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世界运动大会的新闻,人手不足,拉来“宜”帮忙。
(三)镛
“镛”字是本名“查良镛”的简称,采用本名字数递减的署名方法,在当时《东南日报》上是很普遍的方式。同在《东南日报》的高阳,本名许晏骈,字雁冰,除了署本名,也常署“晏骈”。在高阳之前,有一位国际新闻的编辑杨雁冰,为了避免名字混淆,高阳尽管在副刊上发表文章,与杨雁冰的国际新闻不是同一个版面,但也未曾署“雁冰”,直到杨雁冰离开之后,高阳才在副刊署名“雁冰”或者只署一个字“冰”。“镛”也是这种情况,但金庸并没有遇到同名情况,所以,并未署“良镛”,只署一个字“镛”也不会与其他人混淆。
在《东南日报》上,从1947年4月19日“东南周末”第四期《咪咪博士答客问》第二期开始署名“镛”。从1947年7月31日“东南风”第三百三十九期开始的小栏目《咪咪录》,也是署名“镛”,《咪咪录》共连载五十期,每期不足百字,一问一答。

《咪咪博士答客问》
“镛译”的文章,则始自1948年11月15日《大公报》的《赛珍珠谈中国米价》,译自《联合国世界》。金庸用“镛”这个笔名译了很多文章发表,其中包括长篇《我怎样成为拳王——乔路易自传》,从1948年12月10日连载到1949年3月16日,共四十七期,这是1948年11月8日起在美国《生活画报》刊载的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乔路易的生活史。最后一篇“镛译”是1951年1月27日发表的《瓦维洛夫谈他的工作》。

《我怎样成为拳王——乔路易自传》
(四)白香光、香光、光
金庸在杭州东南日报社做记者期间,同时也往上海的《时与潮》杂志社投稿,在1947年5月1日《时与潮》副刊中,有两篇金庸的译作,一署“查良镛译”,一署“查理译”,但该期还有一篇“白香光”译的《万能衣服》,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一篇出现署名“白香光”的文章。
1947年5月16日《时与潮》半月刊第二十七卷第一期,也出现署名“白香光”的文章《美国梦想着帝国》。
1947年5月31日《东南日报》副刊“东南周末”第十期出现一篇《自由职业者》的小品文,写了医生、律师和强盗三种人的三个笑话,署名“香光辑译”,首次出现“香光”字样;1947年6月28日“东南周末”第十四期又出现一篇《古文观止》,辑录了“早降黄巢”、“不求闻达”和“决干太湖”三个段子,署名“香光辑”;署名“白香光”三字,是从1947年7月5日“东南周末”第十五期开始,至十七期结束,共三期的小栏目《成人的游戏》,介绍了三款适合大人玩的游戏。
1947年10月6日,金庸向东南日报社提呈辞职信,《东南日报》最后出现“白香光译”的文章是1947年10月23日的《求爱的礼节》,不知原作者是谁,其后,带有“白香光”字样的署名再也没有出现,此时的金庸已经来到了上海,并在《时与潮》半月刊做了编辑,译作很多。
1948年1月1日《时与潮》半月刊第二十九卷第四期上,发表了两篇翻译文章《日本对和会要求的秘密文件》和《日本天皇的命运》,分别署“查良镛译”“宜孙译”,但署“宜孙译”的文章内页却印成了“白香光译”。
《时与潮》最后一篇署名白香光的文章是发表在副刊第十卷第一期的《自然界的最大奇迹》,其后金庸离开《时与潮》,白香光又一次随金庸一起消失,真的仅仅是巧合吗?
金庸离开上海,去了香港《大公报》工作,“白香光”不请自来。这一次,可说真相大白。
1948年9月6日,《大公报》开始连载冷扬的短篇小说《记者之妻》,署名“白香光译”。冷扬,即美国小说家达蒙·鲁尼恩(现通译)。《记者之妻》发表后,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兴趣,1948年9月14日《大公报》的“答读者问”中,有一位署名海秋的读者好奇地问:“白香光是谁?是先生呢还是小姐?有名的还是没有名的?这篇登完之后,还能再登其他类似的么?”
回答是:“白香光是先生,他还年轻,未享盛名,但在我们看来,他对英文的了解程度以及他翻笔的流畅,比时下知名之士并不差。这篇已登完,还会登类似的。”后来果然在1948年11月23至28日,又刊登了一篇《会一会总统》,署名依旧是“白香光译”。
在《大公报》上,还有1948年9月26日署名“白香光”的《二十六个字母的秘密》,1949年3月5日署名“香光”的《最完美的容貌》,1949年4月16日署名“香光译”的《恋爱读本之一袋里只有五毫子》,1949年5月29、31日署名“光译”的《对作家的嘲笑》等等数篇。1950年9月4日,刊登的《世界名导演蒲多符金》,是白香光留下的最后一篇文字,从此报端不见白香光。
笔者锲而不舍地一路追踪“白香光”的蛛丝马迹,只为证明“白香光”就是金庸的另一个笔名,确凿的证据还是冷扬的翻译小说。
1956年4月,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了一部“滑稽讽刺小说”,书名是“最厉害的家伙”,这是一部短篇小说集,署名是“丹蒙·伦扬作/金庸译”。该小说集共收录七篇,篇名依次为:《吃饭比赛》《柠檬少爷》《记者之妻》《十二枪将》《最厉害的家伙》《超等大脚》和《恋爱之王》。
通过对比其中的一篇《记者之妻》,发现竟与白香光在《大公报》上的文字一字不差,金庸此时已经声名鹊起,不可能公然抄袭别人的作品。这只能说明一件事,就是曾经深深隐藏的白香光,就是金庸本人。此书除了把“冷扬”重新译作“丹蒙·伦扬”,金庸并没有重新修订译文,但不知为何,并没有收录《会一会总统》。


《记者之妻》
1981年3月1日,《南洋商报》在副刊“小说天地”连载完金庸的武侠小说《连城诀》之后,开始连载“滑稽讽刺小说”系列,署名“D. 伦扬著/金庸译”,正是《最厉害的家伙》一书收录的七篇,连载篇目的次序都没有改变,第三篇《记者之妻》赫然在目,而文字又是原封不动。
“白香光”是金庸的笔名之一,已是毋庸置疑,不过到底有什么含义,恐怕已无从考证了。
(五)宜孙、徐宜孙
在1947年11月1日的《时与潮》半月刊里,第一次出现“宜孙节译”的文章,很明显,“宜孙”是“宜”的延续,用的是祖父对他的昵称。
金庸在此杂志中轮流使用了四个署名:“查良镛”“查理”“白香光”,这都是杭州时期的老班底,还有一个新署名就是“宜孙”,用于“节译”和“译”的稿件。
金庸在半月刊里发表稿件最多的一期,是1947年12月16日的第二十九卷第三期,共有四篇文章:署名“查良镛”的《资本主义与世界和平》、署名“宜孙”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署名“白香光”的《巴勒斯坦怎么分治》,以及署名“查理”的《法国饥馑的原因》,都是译作。
“宜孙”这个笔名,首现于1948年5月19日《大公报》的一篇《苏联十四人》,到了金庸武侠小说遍地开花之时,《武侠与文艺》《艺与文》等杂志转载武侠小说,也用过“宜孙”署名。
“徐宜孙”则仅见1948年9月13日《大公报》的《香港的自由贸易》。“徐”姓显然来自金庸的母亲姓氏。
(六)良镛
金庸启用笔名“良镛”,却比简化到单署一个“镛”字要晚。最早一篇是《大公报》1948年5月22日的《市政的进步》,后来金庸交替署名“查良镛”和“良镛”发表国际社会新闻或风云人物的评论文章。最后署名“良镛”的是1951年2月1日和2日发表的《国际札记》,之后金庸离开《大公报》,这个署名随之而去,等到金庸再度归来,这个署名却没有随之而回。
1948年5月25日的《简洁新闻》是唯一署名“良镛”的文章。同年7月23日开始,金庸使用“良镛”这个笔名,开始辑译《世运前奏曲》一系列体育赛事的新闻,但这个笔名也仅使用了一次而已。
(七)小渣、小喳、小查
在1948到1949年之间,正是金庸在《大公报》发轫的两年,除了上述一些常用笔名或署名,还零星散见有署名“小渣译”“小喳”“小查辑译”等填报缝的小文章,恐怕也与金庸脱不了干系,尤其署名“小查”的文章,混杂在署名“良镛”“查理”漫谈世运的文章之中,更可确认就是金庸。金庸当时在报社是小字辈,老报人都很随意亲切地称他“小查”(读如“茶”,而非读如“渣”的正音)。
(八)乐宜
金庸离开《大公报》之后,就职于《新晚报》。在该报上,以“乐宜”的笔名,翻译美国记者贾克·贝尔登写的长篇纪实报道《中国震撼着世界》,从1950年至1951年9月22日,共连载三百四十一期。其后该书由香港文宗出版社结集出版,分为上下两册,1952年3月初版两千册,三个月后再版,又印了一千册。

《中国震撼着世界》
最后用“乐宜”笔名翻译的是英国记者R. 汤姆逊的《朝鲜血战内幕》,从1952年1月20日至1952年6月5日,共连载了一百三十八期,也由香港文宗出版社结集出版。
笔名来历不详,可能也是“宜”的含义延续。
(九)温华篆
温华篆如同白香光一样,也是一个不见提及的名字。
确认这个名字是金庸,不必像追寻白香光那么麻烦,因为接着《朝鲜血战内幕》连载的,就是署名“温华篆”的三部短篇小说译作,又是丹蒙·伦扬的作品,从1952年6月6日开始,连载二十七期,三篇小说名字是《马场经纪》《神枪大盗》《开夹万专家》,译笔与《记者之妻》诸篇如出一辙,也使用了一些香港本土方言,笔调风趣幽默,更易使读者接受。这个笔名最为典雅又富有书卷之气,但来历不详。此三篇也没有收录到《最厉害的家伙》之中。
(十)姚馥兰
姚馥兰,是“你的朋友”(your friend)的英文音译,是金庸在《新晚报》主持副刊“下午茶座”所使用的一个女性化的笔名,据说是为了冲淡副刊过重的男性氛围。金庸用此笔名写了影评专栏“馥兰影话”。
1952年8月21日,是“馥兰影话”的最后一篇,题为《姚馥兰小姐的信》,信中说:
我明天要走了……关于继续写影话的事,你催催子畅,要他快些开始,他这个人这件事也想做,那样东西也想学,整天忙忙碌碌,而且又爱玩,你不催他,他是不会动笔的……子畅这个人有时想法很公子哥儿气,可能与你的版面不很调和,如果他一定坚持这样写,你可以多和他谈谈,要他多听听别人的话,自己不要太骄傲了,总之要设法使我们的影话是不偏不倚最最公正的……
这里“不偏不倚最最公正”的夫子自道,恰是日后《明报》的办报宗旨。金庸最初在《长城画报》写“特稿”,还在用这个笔名。
(十一)林子畅
姚馥兰小姐走了,1952年8月22日,“子畅影话”如约登场,作者“林子畅”在第一篇《关于〈城市之光〉的故事》中即说:“我生平做过许多笨事,大概答应姚馥兰小姐来接替她写影话的工作,要算是最笨的事之一。因为大家想念姚小姐……”使了评书里惯用的“书接前文”修辞技巧。
金庸以“林子畅”这一笔名,一直将影话写到1953年2月16日,最后一篇是《再谈孽海花》,他在影话最后说:
读者们看到这篇影话时,我正在火车中,因为我要到杭州上海一带旅行一趟,看看同学朋友,看看电影和各种戏剧,再拍一些风景照片,预定一个月回来。
但事实上,惯写一诺千金的大侠的金庸,这回却失约了!他并没有再回到《新晚报》,而是又回到了《大公报》。这个笔名也曾出现在《长城画报》的“特稿”上,在姚馥兰之后、林欢之前。
(十二)萧子嘉
金庸重回《大公报》,自1953年4月28日开始写“每日影谈”专栏,第一篇是《蜡像院魔王》,署名“萧子嘉”。

《蜡像院魔王》
影谈内容与《新晚报》时期相同,每天一谈,“萧子嘉”一直写到本年年底,在1953年12月30日、31日,用两期发表了《与姚嘉衣兄一夕谈》,又如姚馥兰和林子畅的交接班一样,故技重施,萧子嘉煞有介事地对姚嘉衣说,他明年所属的公司要扩充海外业务,想多做点生意,有许多工作派给他,没有时间天天写影谈,所以请姚嘉衣帮忙。姚嘉衣推辞说不会写文章,但萧子嘉却说,“家常闲话式的影‘谈’”,一定会比他“板起了面孔的影‘评’受读者欢迎”,并答应姚嘉衣,“假如生意赚了钱,一定请他和他的女朋友看戏吃饭”,姚嘉衣也就顺水推舟、欲拒还迎地答应了下来。当然,萧子嘉不会蚀本,对承诺姚嘉衣的条件“很放心”:“因为第一,明年做生意赚钱希望很少;第二,像他那样牙擦的人,不见得会有什么小姐愿意做他的女朋友!”
(十三)姚嘉衣
萧子嘉消失不见,姚嘉衣闪亮登场。当然,姚嘉衣还是金庸的一件“马甲”。
姚嘉衣并没有立刻写影谈,而是在1954年1月10日起,开辟了电影信箱专栏,用于回答读者关于电影的若干问题,甚至琐屑到要回答明天上映什么影片、好不好看,姚嘉衣又不得不在同月30日开辟出小小一块方寸之地,来预告“今日电影”,写上百多字简要影评。“电影信箱”专栏文末署名简写为“嘉衣”,到“今日电影”文末署名简略成一个字“嘉”了。因署名都在文章之后,并未署名在文章标题之下,故“嘉衣”“嘉”不单列。
姚嘉衣在1954年2月7日才正式开写“影谈”,第一篇是《相爱与谅解——谈欢喜冤家》,不单谈电影,也谈及平常朋友们的闲聊,不像萧子嘉那么勤劳,没能保证每天一篇,但却写了很多长文影评,如1954年3月18日、19日的《漫谈红楼二尤》,5月9日、10日的《甲必丹之女——谈乱世英雌》,5月21日、22日的《高尔基与电影》等,至少两天才能谈完,“谈”兴之浓,是远超萧子嘉的,在影谈后期,1957年2月15日至17日的《谈码头风云》,3月17日至19日《谈战争与和平》都要谈三期,还尤未能尽兴。

《相爱与谅解——谈欢喜冤家》
姚嘉衣的最后一篇文章是1957年7月5日的《谈旧片的重映》,“影谈”还在继续,但姚嘉衣已经悄然离去。
(十四)畅
最早一篇署名“畅”的文字,出现在1953年7月1日《大公报》的“今天广播音乐”专栏,题目是《〈蜂飞〉及其他》,一篇介绍当日广播电台播放的节目内容,应该是金庸的临时客串。
在署名“姚嘉衣”的影谈连载期间,有三篇文章没有署名,但文后印有一个“畅”字,大概是金庸的即兴之作。一是1954年3月8日的《傅石婚礼花絮》,简洁报道长城电影公司傅奇和石慧的婚礼花絮。同月15日的《请动动脑筋》和16日的《单车比赛》,则又玩起了《东南日报》时期《看你聪明不聪明》的把戏。
(十五)子畅
《大公报》从1954年7月18日开始连载美国剧作家J. 劳逊的《美国电影分析》,连载至1954年10月20日结束,中间在9月25日至10月3日,因译者生病而暂停了九天,共连载了八十六期。每期均没有署名,仅在结束的最后一期,印有“子畅译”。
《美国电影分析》结束后两日,在22日,发表了一则“预告”,“本刊日内即将刊登《幸福婚姻讲座》连载,该文为法国著名作家安德莱·莫洛亚所作……本文已由子畅先生译出,不日刊登”。两天之后,自1954年10月25日起,即开始连载,共连载七十四期,至1955年1月10日结束。


《幸福婚姻讲座》
这是“子畅”这个笔名的最后一抹余晖。
(十六)金庸
千帆过尽,乱云飞渡,最伟大的笔名“金庸”登场,是在1955年2月8日《新晚报》开始连载的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这是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

《书剑恩仇录》
金庸,是本名查良镛的“镛”字一拆为二,金庸自承没有什么特殊意思,恐怕当时也的确没有什么意思,只是无心插柳,如果他能够想到将来会因武侠小说而获得巨大成功,是不是会好好想一想,起个更武侠一点的笔名呢?
除了武侠小说,“金庸”还与百剑堂主、梁羽生三人合写“三剑楼随笔”专栏。1957年6月30日和7月1日发表的一篇杂文《在广州看武术》,也署名金庸,是个罕见的异类。
(十七)林欢
与金庸名字同期相伴的笔名,除了姚嘉衣,还有一个新笔名:林欢。
林欢是仅次于金庸而广为人知的笔名,又因为传说与两位美女有关,一直受到关注和争议。
一说与金庸当时的妻子杜冶芬有关。按杜冶芬的弟弟杜冶秋在《杭城一段情》的说法:“林”是因“查”“杜”二字的部首均为木,从而移花接木为“林”字,“欢”自然是指他们当时幸福快乐的生活。但该文又说,“直到1953年初,查哥(指金庸)才到上海和姐姐(指杜冶芬)办了离婚手续”,从时间顺序来看,金庸取名“林欢”的时候,是在他俩已经离婚之后,再确切地说,是金庸已经关注夏梦的时候了,至于此时金庸与夏梦是否已经相识,不在本文考证之列。
另一说就是与夏梦有关。金庸以姚馥兰、林子畅、萧子嘉、姚嘉衣笔名写的影谈,谈的几乎清一色都是外国电影,鲜见香港本土电影。但是,林子畅的最后两篇影谈,即1953年2月13日和16日,连续两次谈电影《孽海花》,而该电影正是夏梦主演,可说是夏梦的成名作,金庸甚至注意到“单是夏梦唱歌时,脸在水缸中的水中反映一个镜头,就足足拍了七个多钟头,而在银幕上,只出现三四秒钟的时间”。
其后,已经逐渐成名的金庸纡尊降贵给长城公司做编剧写特稿,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情,目前发现在《长城画报》最初一篇署名“林欢”的“特稿”,是1953年5月第二十八期的《古装电影的要旨》,林欢的笔名一直用到《新晚报》1958年10月5日发表的《给新晚报送礼》,甚至1959年9月10日上映的电影《午夜琴声》,编剧署名还是林欢。如果“林欢”的名字与杜冶芬有关的话,估计早已遭到废弃了,此时金庸与第二任妻子朱玫已结婚好几年,总不至于还在用一个与已经离婚的杜冶芬纠缠不清的笔名。
“林欢”与夏梦有关,更令人信服。夏梦原名杨濛,“查”与“杨”二字的部首也恰好组成“林”,至于“欢”,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


《吟到恩仇心事涌——谈庆顶珠》
“林欢”除了在《长城画报》写“特稿”和编剧署名,还在《大公报》写各种影评剧评和文艺批评。1956年10月由长城画报社出版了署名林欢的《中国民间艺术漫谈》,结集的文章,分歌舞、京剧、电影三类,都曾以姚嘉衣或林欢之名发表在《大公报》或《长城画报》上,其中歌舞和京剧的文章,是1956年6月和7月间中国民间艺术团在香港演出时所写的急就章。电影部分则选自1954年到1956年的影谈。
(十八)徐慧之
1959年5月20日,金庸创办《明报》,除了继续以笔名金庸发表武侠小说,姚嘉衣、林欢等笔名均再未见报端,江山更替,继之而起的又是一批新贵。“徐慧之”是其中之一,这个笔名用于写“明窗小札”专栏,评论国际上的重大事件和新闻,共写了六年,从1962年12月1日起,直到1968年10月30日,除了1967年曾经中断将近半年时间,几乎每日一篇。
目前香港明河社出版公司正在陆续整理出版《明窗小札》系列,目前已出三辑,2014年7月出版了《明窗小札1963》(上下),辑录了一百九十三篇社论时评及漫谈等杂文,2015年10月出版了《明窗小札1964》(上下),辑录了两百四十余篇,2016年7月出版了《明窗小札1965》(上下),辑录了两百四十余篇。均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徐慧之,应该又是取自母姓,也许是为了纪念母亲。
(十九)黄爱华
1963年1月17日,金庸在“明窗小札”专栏中以“明辨是非 积极中立”为题,旗帜鲜明地告诉读者,此专栏所秉持的依然是《明报》的宗旨,即“明辨是非,积极中立”。
在这篇短文开头,他却写道:
从昨天起,我正式加入明报编辑部工作,除了写这《明窗小札》专栏,还协助金庸兄选择《自由谈》的稿件。过年之前多了一份兼职,心境愉快,偕妻子到裕华国货公司买了一个大花瓶,准备新年里插桃花之用。
金庸在1963年3月26日《明窗小札》专栏的《谈“自由谈”》谈到:“《自由谈》的发刊词中,提出‘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八个字,作为这刊物的信条。”
可见,武侠小说虽大,“自由谈”虽小,但无论大小,金庸对自己的孩子都是一视同仁的。
金庸在“自由谈”专栏,所用笔名是“黄爱华”,在1970年7月《明报月刊》连载署名“黄爱华”的《七十年代的中共》,金庸在“编者按”中又故弄玄虚,说“黄爱华先生是海外一位著名华侨的笔名,他关心中国事务,对中共问题深有研究”云云,结果下一句“数年前在《明报》发表《论祖国问题》一文”,就把自己暴露出来了。的确,《论祖国问题》早已出版了,真正的作者是金庸,也不是秘密。《论祖国问题》收录的是自1963年9月3日“自由谈”第一百一十七期始,至1964年3月9日止的六十四篇文章。
黄爱华,笔名有如玄铁重剑,重剑无锋,大巧不工,估计就是字面上的炎黄子孙热爱中华的意思吧?
(二十)华小民
“自由谈”在1962年6月和7月间的随笔,又曾改用过“华小民”的笔名。金庸说“那时正是大陆上民食不足,大批农民涌来香港之后”,这是金庸在1966年10月的《明报月刊》所载《随笔读史五则》的前言所记述的。金庸自谦是“华小民”,时刻在替生活艰难的小民担忧呢。
结语
从查理、白香光、乐宜、温华篆到姚馥兰、林子畅、萧子嘉、姚嘉衣、林欢,再到金庸、徐慧之、黄爱华、华小民,金庸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采用不同的笔名,扮演不同的角色,撰写不同类型的文章,在不同的文字领域,均取得不同的非凡成就。虽然有些笔名已经难以知道由来和准确含意,但是它们都分别代表了金庸的一段生涯,勾勒出彼时金庸的心路历程,从初中生到记者,再到报人、小说家,终成一代传奇。
鉴于目前掌握和挖掘的资料有限,难免在重大时间节点上出现一些错误或遗漏,希望同好补充指正。也特别感谢严晓星先生的指点、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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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图有真相之金庸轶事2:芭蕾舞https://www.meipian.cn/1tbo64nn? ... are_source=timeline
2018.12.20 茶本
阅读 266

上次发的金庸和夏梦的照片,算是“有图有真相金庸轶事系列”之一,这次的就叫之二。

金庸粉们都知道,金庸年轻时曾学过舞蹈,确切地说,是芭蕾舞,金庸自己也曾在公众场合说过,在与池田大作的《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里也提起过。但要再深问一下,金庸什么时候学的芭蕾,跳得怎么样,会跳什么舞,恐怕就答不上来了。
我是能提出这个问题,但我也答不上来。
金庸在其《舞蹈杂谈》一文中,谈起舞蹈来,头头是道,完全是内行,因为他确实学过舞蹈,是个行家里手。杨莉歌的《金庸传说》,罗孚的《南斗文星高》,傅国涌的《金庸传》,也都对金庸学习舞蹈一事有过叙述。
这里还有如下一版故事:
据说金庸是跟随一个英国老师学习芭蕾,同金庸一起学习的还有同在长城电影公司工作的同事演员张铮。
根据这个信息,可以猜测个大概,金庸是进入长城电影公司之后,才学跳芭蕾的,是写影评写剧本的需要,应该在1953年这个时期,他在《舞蹈杂谈》里举过一些例子,当时的很多电影,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天鹅舞曲》、《魔宫艳舞》、《人情海潮》等都有舞蹈片段。
有一天,他和张铮在舞蹈室练习舞蹈,其中与张铮共舞的是个比较胖的女学员,张铮要不时地托起这位胖女伴,不知张铮是有心还是无意,托起放下之间,就有那么一次,张铮的手就碰到了胖女伴的胸部。
按我想,两人练习舞蹈,摸着这儿碰着那儿的,都难以避免,其实胸部大小也和胖瘦无关,胖人未必胸大,瘦人未必胸小,我就见过……
我靠,跑题了,言归正传,胖女伴并没在意,倒是把张铮吓了一跳,手一松,胖女伴就掉在了地上。当事人都没什么反应,英国老师反倒不干了,了解情由,大骂张铮,无非是你跳个舞,还讲男女授受不亲啊之类的,碰就碰着了,摸就摸着了,你把人摔地上算怎么回事。金庸动了侠肝义胆,抱打不平,站出来替张铮说话。结果,英国老师把二人双双开除,勒令退学。
下面,就是有图有真相的重点了!
长城电影公司举办“除夕共狂欢,影人迎新岁”晚会,迎接1954年新年的到来,长城同人以丰盛的节目,载歌载舞,辞旧迎新。
就是在这次晚会上,金庸和张铮表演了一段芭蕾舞,这恐怕是金庸留下的唯一芭蕾舞图片了吧?当然,那时还不叫金庸,而叫林欢。能上台表演,至少说明学得还可以。
至于他俩表演的是什么舞蹈曲目,我就没有那个慧眼了,也许是《天鹅舞曲》中普莱列兹谢卡雅的那场双人舞吧。不知道他俩有没有托起动作,谁碰到谁的胸没有。这段轶事就算讲完了,但是,先别走开



再发一个彩蛋,请注意——
“除夕晚会过了以后,长城同人又在元旦晚上举行了一次新年狂欢晚会。”
我是不是写糊涂了,怎么先过除夕,后过元旦,这个好像不对了。我问过香港人,人家说,他们的除夕是年尾的12月31日,元旦是第二年新年的第一天1月1日,与咱们内地不同,我不知真假,请注意这句话,有引号,我是完全照抄的,转载错了别怨我。
这次晚会,没有见到金庸跳芭蕾舞的照片,大概昨天跳累了,但是,他也没歇着,和乐蒂翩翩起舞,这回跳的是——
请看图片!金庸旁边还有个龙套,不知道是谁了。
(图片均出自1954年1月长城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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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图有真相之金庸轶事③
2018.12.22 茶本 阅读 514

在2018年12月的《明报月刊》“金庸纪念专号”里,有一篇《关于金庸——倪匡、潘耀明对谈》,是2018年11月6日下午,潘耀明在倪匡的北角寓所,访谈倪匡。
有一段关于历史小说写作的对话,倪匡回忆金庸,说金庸“要写那个黑旗军刘永福!”倪匡认为“这东西冷门到极点了!”,但金庸说“愈冷门愈好,愈冷门愈可以发挥。”又以杨贵妃为例,说“杨贵妃还有什么还写?都给人写完了!”倪匡说“这个题材没有人猜得到。当时我和董千里听到都愕然。”随后,潘耀明继续追问这个话题,问倪匡“他是什么时候跟你说想写这个的?”倪匡说:“很久了!很早了!他说他想写在《武侠与历史》里,你说有多早?因为这本杂志,写武侠的人多,写历史的人少。”
我也曾去倪匡的北角寓所拜访过倪匡几次,每次都听他讲掌故,虽然他不习惯我的东北话,我也不大适应他的上海话香港话,但总归能听得懂,知道彼此在说什么,能聊到一起,偶尔听不清楚,我还要请他再说一遍。大家都称呼他“倪老爷”,我却有些很不礼貌,总是称呼“倪匡”,他也不以为忤,还说“这个小友好玩”。倪匡讲述的一些掌故,不清楚的以为是信口开河,其实,我很鸡贼地记录了下来,回家后按图索骥,却发现,除了时间上,不是很准确,但其事确实存在!
记得有一次,委托蓝色手套问他“南宫刀”是谁,蓝色手套表现很诧异,说,这叫什么名字,倪老爷怎么会知道。我说,让你问,你就问,你不知道,怎么知道倪匡不知道,他一定会知道。
结果,蓝色手套一问,倪匡果然知道,告诉蓝色手套,南宫刀就是陈耀庭,陈耀庭写武侠小说用南宫刀的笔名,写言情小说用何行的笔名,又很好奇地问蓝色手套怎么知道,蓝色手套就把我供出去了,说其实是鲈鱼脍问的,倪匡又好奇了,心说,鲈鱼脍又是怎么知道的?
那么,倪匡和潘耀明讲的这一段金庸要写刘永福,有没有此事呢?而且,对谈中,还有一个当事人,董千里,看来此事很靠谱。


因为,当时的《武侠与历史》情形确实如此,写武侠的人多,写历史的人少。写历史的其实只有一位“疑史楼主”在大写清宫秘史,疑史楼主就是宋玉,也写了很多武侠,但几乎没有结集出版过,而写武侠的,除了金庸自己,还有倪匡以“岳川”笔名,卧龙生以“马正璧”笔名,张梦还等好几位,武侠明显比历史多好几倍。金庸想亲自动笔写历史小说,大概是要起一个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我是党员,这种话说得很熟练)。于是——有图有真相的重点来了!


在1962年5月11日第79期的《武侠与历史》第20页,就出现了一个预告,预告最上面一行是“金庸先生又一新作”,下面是新作的名字,大大的字体,印着“黑旗英雄传”五个大字,最下面两行是内容简介,“叙述两广英雄刘永福及其部属之事迹。情节曲折离奇真人真事,较之凭空创造者更为引人入胜。请注意刊出日期。”
所以,倪匡说的“很早了”,也就是在此时之前。《武侠与历史》就是金庸自己办的杂志,此时的主编人,就是金庸本人,如果没有写这部历史小说的想法,金庸怎么可能自己打广告?所以,倪匡说得还真是一点不差。
广告上说“金庸先生又一新作”,是因为此时这本杂志上正连载金庸的《倚天屠龙记》,其实是从《明报》转载过来的,刚连载到张无忌住在朱长龄家里,朱长龄设计骗张无忌,说“张翠山是朱家的恩人”的情节,所以说是“又一新作”。
广告打出之后呢,再无下文,倪匡也说“他一直没写,我也觉得奇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得金庸没有动笔,或者改变了想法,这个问题将永远没有答案了。
https://www.meipian.cn/1th36izr? ... are_source=tim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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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么女查传讷:阿爸是王重阳 我眼中他是傻爸爸

看印尼啦  10月31日



(联合早报网讯)著名作家查良镛(又名金庸)逝世,享年94岁。金庸的么女查传讷去年接受《明报》专访时指父亲是其笔下武侠小说人物“王重阳”,又形容“父亲是一位慈父,在我眼中他是傻爸爸”。

据《明报》报道,查传讷表示,父亲不喜欢别人为他写传记,是因为“他的小说就是他的平生,所以他写完一本又一本,每本都是他的人生经历,霍青桐就是我妈妈”。

查传讷忆述,小时候,父亲以一种实践性和摸索的方法教育孩子,会让她管理鱼池,给她一个小鱼捞,发发白日梦捞捞鱼。她又记得小时候常黏着埋头埋脑写稿的父亲,绕在父亲身边玩,还看着父亲练习拳术:“我父亲是懂武术的。”

在金庸笔下,王重阳是中国道教全真派的创始人,是中神通,纵横贯穿东南西北,是天下五绝之首,提倡儒释道合一,功夫超高绝顶,智慧出尘,他腰佩长剑,风姿飒飒,飘逸豪情,虽然在金庸的武侠系列中出现不多,但在“华山论剑”一出场,就凭道家的“先天功”令人心服口服,夺得天下第一和《九阴真经》。 但金庸安排这个角色,不为称霸武林,而为化解江湖的腥风血雨,查传讷说:“这一切都是父亲想出来的。”
责任编辑:丁雄飞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06591  原来有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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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昨天下午听视频电话时“含笑而逝”儿女朋友讲述临终情形
转载 2018-10-31 16:46:56
标签:倪匡金庸武侠小说
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 王玲 综合整理

武侠小说泰斗金庸昨日逝世,享年94岁。据了解,金庸是昨天下午约4点半离世,其子查传倜回复都市快报称:“下午走了,很安详!”一位与金庸比较亲近的友人透露,接到消息称当时金庸在默默聆听一位亲友视频电话,“听着听着,他含笑而逝。”

去世前几天听朋友讲世界格局“眼睛发亮”
其子查传倜在微信上载多张查良鏞生前图片,并留言“有容乃大侠客情,无欲则刚论政坛,看破放下五蕴空,含笑驾鹤倚天飞。”

他又感谢各方好友慰问,对未能及时接电话及短信感抱歉。

跟金庸相识及共事多年的作家陶杰昨晚在社交媒体上忆述近日到院探望金庸的点滴,他写道:“今天下午接到消息,说他走的时候,在默默聆听着一位亲友视像电话对他说话,听着听着,他含笑而逝。”


陶杰引述查家的人称金庸临终时很安详,“全身一点异味都没有,一直很干净。”

陶杰上周曾到医院探望,先在床边用上海话向金庸述说世界格局,“他的眼睛发亮,抓着我的手。我告诉他今天几月几号,中国和美国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全神贯注地听着,像一个纯真的小孩。”

陶杰续称,前日也有到医院,当时金庸在熟睡,“他的面色很好。我以为他总还有几星期。”据陶杰称,金庸近两年已不能说话或书写,有肾衰竭、心脏问题,肺也花了,亦有脑退化,但他一直没有病容,看到别人便有笑容,和他说话也有反应。

他最后说,“查良鏞先生真是儒侠,三百年来,绝后空前。查先生,我们舍不得您。”

小女儿查传讷:“父亲是一位慈父,在我眼中他是傻爸爸。”
金庸小女儿查传讷去年接受《明报》专访时指父亲是其笔下武侠小说人物“王重阳”,又形容“父亲是一位慈父,在我眼中他是傻爸爸。”


2011年金庸出席查传讷的画展。

查传讷表示,父亲不喜欢别人为他写传记,是因为“他的小说就是他的平生,所以他写完一本又一本,每本都是他的人生经历,霍青桐就是我妈妈”。

查传讷回忆,小时候,父亲以一种实践性和摸索的方法教育孩子,会让她管理鱼池,给她一个小鱼捞,发发白日梦捞捞鱼。她又记得小时候常黏着埋头埋脑写稿的父亲,绕在父亲身边玩,还看着父亲练习拳术:“我父亲是懂武术的。”

“香港四大才子”忆金庸 倪匡:只能了解他不到万分之一
曾经当过金庸小说代笔的香港著名科幻作家倪匡,在一个专访中坦言,虽然做了几十年老朋友,倪匡觉得金庸想法高明学问广博,且心思深不可测,只能了解他不到万分之一。

“有人说我写的东西没结构没组织,又有人在一个演讲场合当面批评我的小说跟金庸相比望尘莫及,我说‘你们太抬举我了,望到尘应该不会隔好远。’”


左起李纯恩、金庸、蔡澜和倪匡1991年游日本。

当年与金庸、倪匡和黄霑并称“香港四大才子”的蔡澜,回忆起“查先生当年认真的观察良久才让我开笔写专栏,但我也是很认真的,没有被他骂过,没有让他失望。”

蔡澜眼中,金庸也是一个不计较、很能包容别人的旅伴。“我喜欢吃古灵精怪的东西,会食黎巴嫩生羊肉,查生不大喜欢的,但每次外游他总会跟着我们去吃,这个很难得。”

《明报》发悼文:对香港新闻事业、乃至华文文学界都是一大损失
金庸一手创办的《明报》也在昨天晚间9:10发出纪念金庸的悼文《悼查良鏞先生》,全文如下:


中联办主任王志民致电表示沉痛悼念。王志民指,金庸作品深蕴“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对海内外华人产生了深远影响,赞扬“毕生心系国家、爱国爱港,为促进‘一国两制’事业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弘扬中华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特首林郑月娥发表声明深切哀悼,指查良鏞作品“对传承中华文化有莫大贡献”,创办《明报》及撰写社评亦“为社会建言,深得业界敬重。”

来源  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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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查传讷曾谈金庸:父亲告诫我人贵在有“自我”

环京津新闻
百家号10-3021:57

(原标题:金庸小女查传讷:金庸的晚年生活,他与儿女们的相处之道)

今天,一代武侠小说大师金庸逝世。金庸女儿查传讷以一句“多谢关心,恕不接受采访”,谢绝一切采访。

然而女儿眼中的父亲究竟是什么印象?

在《神雕侠侣》中,金庸笔下的小龙女留给世界惊世之美,倪匡曾报料“小龙女”原型就是金庸的小女儿查传讷。

庆幸的是,2012年3月,金庸小女儿查传讷曾接受了成都商报独家专访,这也是她首次接受内地媒体独家专访。查传讷向成都商报读者讲述一代大师金庸温暖的晚年家庭生活、与儿女们的相处之道,以及那些惊心动魄的武侠小说创作细节……

▲金庸与女儿的合影 (图片来自金庸女儿微信朋友圈)

谈父亲

父亲告诫我:人贵在有“自我”,独立自主

父亲常常叮嘱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要模仿他,人,贵在有“自我”,独立自主。

成都商报:金庸先生最近身体如何?有没有外出的活动?去年你说过金庸从早到晚都在看书,还会趁大家不去影院的时候看电影。他现在仍然保持这个习惯吗?

查传讷:在此,我想代父亲多谢你们广大读者们的关心。父亲年纪不小了,可是脑筋甚灵活。他在洗手间里甚至放了一套《资治通鉴》,阅读间更是放了一本本有关国家大事的时政杂志,闲时他喜欢和九段职业围棋高手一较高下……智慧不容置疑。

不过,他身边的老朋友们一个个先他离去,所以他没有太多可以倾诉的对象,这是事实。“细妈”(“细妈”林乐怡是金庸第三任太太。因为父亲娶林乐怡女士之时,查传讷的母亲尚在世,所以不能唤她作'后妈')有时会和老父二人出外看戏,在非繁忙的时段。

成都商报:虽然是一代武侠小说宗师金庸的女儿,但你一直很低调。现在似乎过着隐居的生活,这个和你父亲有关吗?

查传讷:以前的生活比较简单,父亲拥有爱戴他的读者,查家不需要另一个小说家;我和你们一样,心里万分倾慕金庸,不同的只是:我乐于做大侠膝下的一个小女。

成为讲故事高手,素来不是我的梦想。打从我懂涂鸦开始,整天嚷着父亲去找一支魔法笔给我,好让我把画得丑丑的小动物都变得活生生的。终于,父亲拿我没法子,叫我替他打理锦鲤鱼池,把癞蛤蟆都一一赶上岸。

隐居大概是形容文人弃官场归故里之意。只可以形容我一直非常低调,因为我知道自己尚有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希望他日能够在父亲有生之年,踏足国际舞台。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金庸最喜爱吃川菜里的东坡肘子

成都商报:不少媒体报道金庸儿女们都没有从事写作,金庸先生会不会感到遗憾?

查传讷:父亲三番四次,在“细妈”、我的丈夫面前,对我说,我以你为荣。外人怎样报道,怎样形容,我也懒于理会,也不要解释。

父亲常常叮嘱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要模仿他,人,贵在有“自我”,独立自主,自己管掌命运,努力上进。金庸的儿女们都没有从事写作事业,可是传字辈有一个从事艺术的人。写作和绘画一样,也是艺术,不是吗?

成都商报:都知道金庸现有三个子女,能不能聊一下你的兄弟姐妹查传倜、查传诗的近况?

查传讷:(查)传诗排行最大,移居加拿大温哥华,育有三个子女。(查)传倜现居深圳,专注饮食事业。现在我们三姐弟各自有自己的生活圈子。童年时同桌吃饭,长大了各自修行,这或许是一种遗憾。不过,人生无常,我自小早已明白了。上天对我很公平,我有了这些就没有那些,上天赋予我的必有其原由。我不能住得离老父太远,婚后这些年也和他住得比较近,方便照顾家父。

成都商报:听说金庸最喜爱吃川菜里的东坡肘子这道菜?

查传讷:其实,凡是那种看起来弹性十足的富含胶质的美食他都喜欢,比如我们广东菜里的“白膏”,比如肘子,甚至包括海参。

我的二哥传倜很懂得美食,我可没有他那么丰富的美食阅历。有许多朋友形容过我,说我不太懂享受,每天只懂画、画、画,没有其他……

谈武侠

父亲笔下郭襄是我最爱

我最喜欢金庸笔下的郭襄,我觉得自己最像她了。什么都懂点皮毛,足矣!

成都商报:平时和父亲在一起时,查先生会和你们探讨关于武侠的话题吗?你最喜欢哪一个武侠人物?为什么?

查传讷:父亲很欣赏自己的作品,每每翻阅之,也会笑眯眯地说,写得真的好!

“探讨”这二字,口吻像高考试题,或金学研究学者常用的字眼。我从小就有机会接触文化界雅士和众多大导演,父亲平日话语不多,倒是他们在一起时很爱争相谈论小说的情节。

我最喜欢金庸笔下的郭襄,我觉得自己最像她了。什么都懂点皮毛,足矣!如果最终可以成一派宗师,更不错啦!为什么是她,不是小龙女?郭襄属于金庸着墨不多的人物,发展空间较大。

成都商报:电视上经常播出金庸的武侠剧,你们喜欢吗?最满意的一部是哪一部?你认为是否拍得和小说贴近?

查传讷:我有严重的“电视剧障碍症”,无法“坐定定”(坐不住)。每每欣赏任何电视剧集,总是无法集中精神。奇怪啊,戏院里上映的,倒是可以很沉着地观赏。

至于你问的最满意、最好、最贴近的一部,就留给金庸迷们去探究吧!现阶段,我不懂得去形容。或许将来可以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成都商报:金庸先生塑造的主角经常会在几个女性之间徘徊,是否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关?

查传讷:试问,谁人不想有更多的选择?孔雀开屏求偶,雌雀外表平凡,所以一雄拥数“妻”。雌雄难辨的,多奉行一夫一妻制。男人有魅力,才会迷倒天下间的女人。

成都商报:你画画也是搞艺术创作,父亲的小说也是艺术创作,这点是否是受父亲影响,如果有可能,你会不会创作一些和金庸武侠有关的美术作品?

查传讷:金庸的小说已有别人为他画插图了,我再画会变得画蛇添足。倪匡先生曾建议,把全部小说都翻看一次,你最有资格去画你爸爸的小说人物。其实说实话,作为大侠小女,我承认,心理压力不少。

成都商报:你为了推广金庸武侠具体做了些什么事情?你自己喜欢的艺术创作是什么风格?

查传讷:说没有做,是假的,不过这涉及能力问题。我酷爱画人物,不过武侠小说如果以油画物料表现,相较现代映画,有很多限制。人们都跑去影院看戏,我凭什么吸引别人看我的平面艺术?打破框架,很重要。正如韩国艺术家李二男的电子版中国四季山水,他的作品很打动人,没有文字解释……这些就是艺术了。

成都商报:对和金庸同时期同名气的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大家,你有什么评价?

查传讷:论辈分,我哪里有资格去评价他们!想也没想过,能够成为武侠已非易事,更不要说一代宗师了!好像坊间没有速成班或补习班教写长、短篇小说的吧?为什么呢,我认为创作是需要有很大勇气的事情,它要求把身体里所有的欲望,全部注入一个个理性经营的人物角色,又要顾及大小场景、历史背景、故事发展……不容易啊!

成都商报:去年你在香港地区举办个人画展,为香港贫穷的弱听儿童筹钱买助听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时,你也曾参与捐款,你是否经常参与公益活动?这一点和金庸小说中的“侠义”契合,是否受到父亲小说影响,还是父亲从小对你的言传身教?

查传讷:做善事,很自然的。没有受什么人影响,我只是普通人,以平常心,在能力范围内去做喜欢的事。

成都商报:倪匡先生曾说你就是金庸笔下的“小龙女”原型,你怎么看?

查传讷:哈哈,我也不会“打功夫”,潜水、帆船、游泳倒是懂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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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金庸女儿查传讷:金庸武侠小说的人和事 在她画笔下有了新世界
www.scol.com.cn (2018-11-01 06:24:32) 来源:成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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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波  

  2011年5月15日,金庸(左)在香港视觉艺术中心参加女儿查传讷个人画展 新华社发

  “她把一小撮风干了的桃花,加进调好的墨中,泡出带有桃花的颜色,就以这种墨绘画‘桃花岛’。金庸武侠小说的人和事,在她画笔下有了新世界,乔峰再不是梁家仁的样子,而是从相由心生的想象中,重新创作金庸的武林。”这是去年5月,香港《明报》策划的金庸专辑最后一篇“专访查传讷”的导语。

  一代武侠小说泰斗金庸的生命定格在2018年10月30日,他的几位子女却无人从事文学创作,但他的江湖传奇和武侠血脉,如今或许会因爱女查传讷的金庸系列画作而承传相连,延续下去。

  从2012年至今,成都商报记者陆续与查传讷进行过数次访谈,探寻其用绘画方式延续金庸武侠的传奇世界。

  父亲的“偏爱”

  给她取外号“木灵子” 为她的画题字

  查传讷之前还专门给成都商报记者发来一则消息,欲了解彭州敖平镇的传统风筝制作,并请记者介绍一位老师教她制作,原因是“金庸武侠小说中有提到这个,我要去学,去研究。”

  如今,金庸仙逝,她作为大师的幺女,热爱绘画,正开始一个十年大计,以突破文学和武侠之间的创作,希望把金庸武侠小说的人和事,绘成画。查传讷的画作似乎很善于讲故事。想必也是来自于会讲故事的金庸的遗传。

  查传讷说,她从父亲口中学会了讲故事的技巧,“我举三个例子:1、父亲说故事忌说‘让我讲一个笑话,你听完,一定捧腹笑’;2、形容科目范畴,忌说 Englit (English literature,英国文学,泛指英美文学)、 Geoga(Geography,地理学) 、中史(中国历史);3、多看外语书,融会贯通之后,视野自然别有洞天。”

  金庸给了查传讷一个很优美的外号,叫“木灵子”,小时候的她不喜欢这名字,因为不懂,现在她却说:“我太喜欢这外号了!四个孩子之中,就只我有外号,将来我也会用这名字。”人人都说查大侠最疼这小女儿,虽然查传讷总跟人说父亲四个孩子都疼。“查传讷”这个名字,“父亲取自《论语》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和‘刚毅木讷近仁’,传讷是指说话安静不吵嚷。

  成都商报记者曾在她位于香港跑马地黄泥涌道的画室,见到过金庸给她的画题的字:爱女木灵子初学山水居然有江南倪云林意境……欣喜之意溢于言表。在这幅画的旁边,是一则金庸题写的《洞仙歌·输赢成败》书法扇面:输赢成败,又争由人算。且自逍遥没人管。奈天昏地暗,斗转星移。风骤紧,飘渺风头云乱。红颜弹指老,刹那芳华。梦里真真语真幻。同一笑,到头万事俱空。糊涂醉,情长计短。解不了,名疆系嗔贪。却试问:几时把痴心断?

  之前都知道金庸的毛笔字舒展圆劲,功夫了得,那次得见真切,名不虚传。

  “阿爸是王重阳”

  他是一位慈父 “在我眼中是傻爸爸”

  查传讷提到一个细节,她说,“父亲是一位慈父,在我眼中他是傻爸爸!”他是否是孩子眼中的周伯通?“不!我阿爸是王重阳!”小时候,金庸以一种实践性和摸索的方法教育孩子,会让查传讷管理鱼池,给她一个小鱼捞,发发白日梦捞捞鱼。小学时他们住在北角半山,中学时住山顶道一号,那时作家倪匡去探望,看到庞大的花园就跟金庸笑说,你家要打电话才找得到人,搬离大宅后,她和父亲都住在半山,就在附近,互相照应。“父亲让我们有自己的世界,任我在花园搞东搞西,让我在草坪上发现小昆虫,但我妈妈却不来这套,她又严又恶。啊!不是恶,是很严,我家是严母慈父。今天才明白,成就今天的查传讷,二人对我的教育,缺一不可。”

  成都商报记者时不时会在微信里把最新看到的一些水墨作品发给她欣赏,她都赞赏,时不时也认真问这位艺术家的功夫、出身和学养。金庸很早就发现她想象力丰富,画画天分高,只是没想过半个世纪过去,她用画作承传父亲的武侠文学。

  查传讷提到,12岁时就拜水墨名家丁衍庸为师学习国画,后又追随同门师兄关绍彬学习工笔和大写意。自2007年起,查传讷开始涉足塑彩和油画,2010年5月,查传讷成立个人工作室,开始独立创作。成都商报记者还在她的画室见到她2007年的油画处女作。画上一位外国女佣,沉静、舒展。

  幼时神态像极金庸

  也喜欢《白发魔女传》 幻想自己是练霓裳

  成都商报记者在查传讷画室的桌几上,看到两张她3岁多拍的照片,乖巧、安静,样子和神态像极了金庸。她用铅笔头上的橡皮部分蘸上白色颜料来画画,用梁羽生小说《白发魔女传》的魔女形象描绘自己众多天马行空的感受。她甚至有宏愿,要让自己的余生,都竭尽全力将自己父亲小说中的人物搬到油画布上!

  问她何来的灵感,她说:“搞艺术创作的人,多少都享受自主,不爱他人在旁边指指点点,你该如何表达,该表达什么,该用什么材料表达等,都是不需要的噪音和杂音。电影的普及,很容易让画家迷失方向,独立去幻想另一个白发魔女,不容易。许多朋友曾经说过,我笔下的人物都有固定特色,不是泪如泉涌就是热泪盈眶,很悲恸,要么就是无奈或者无助。或许是下意识的,画家自画像或肖像画多是描绘画家当时心境的,所以不可能和照片一样。”

  查传讷说,自己创作任何一件作品,必先经历一个阶段。“我幻想我是练霓裳(《白发魔女传》女主人公),性情中人,遇到优柔寡断的人。练霓裳感情丰富,嘴巴白里透红,鼻子高高,大概是因为性格较爱逞强吧。我看来,是薄情郎令她一夜白发,如果描写卓一航(《白发魔女传》男主人公),他嘴角会是扁扁薄薄,然后微微颤动。练霓裳卓一航,一暑一寒、一草一楷、一狼女一掌门。道不同,不与为谋。”

  “只有一个金庸大侠”

  小时候,父亲每天都埋头写小说和办报

  记者特别注意她提到小时候与金庸的相处细节,比如她小时候常粘着埋头埋脑写稿的父亲,绕在父亲身边玩,还看着父亲练习拳术:“我父亲是懂武术的。”她在《明报》记者的笔记本上画了一个圈,再打个箭头,就是坐标北,金庸的北丐东邪南帝西毒,就在圆圈上浮着,她把王重阳画在中间。在金庸笔下,王重阳是中国道教全真派的创始人,是中神通,纵横贯穿东南西北,是天下五绝之首,提倡儒释道合一,功夫超高绝顶,智慧出尘,他腰佩长剑,风姿飒飒,飘逸豪情,虽然在金庸的武侠系列中出现不多,但在“华山论剑”一出场,就凭道家的“先天功”令人心服口服,夺得天下第一和《九阴真经》。但金庸安排这个角色,不为称霸武林,而为化解江湖的腥风血雨,“这一切都是父亲想出来的。”

  “我年纪尚小的时候,父亲每天都埋头写小说和办报,他把宝贵的时间都花在为你们创造一个群英侠义的世界上了。父亲是我的学习榜样,天分以外还需努力。学识不等同智慧,后者需要生活磨练。他经历过战乱、分离之苦,这一切,我概括之:‘只有一个金庸大侠,没有另一个一模一样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立个体,经历也不一样。’”

  爸爸不喜欢别人为他写传记

  “他的小说就是他的平生”

  “觉不觉得在我爸爸的武侠中,女人都好惨?我会用第二种方法画女人,不画出样子来,有武侠feel,观者自己想象。”——从安静的半山家庭画室,到跑马地开设自己的工作室,如今她希望与人分享,希望延续父亲的武侠文化。如果你能见到查传讷的笔记本,会看到裘千尺(《神雕侠侣》人物,绝情谷的女主人)的草图,会看到丐帮弟子的纸本墨草图;她说不会在面簿粘贴太多武侠系列的画,免得画展时没新鲜感。

  当时她受访说以金庸小说作画的人物和意境,多是水墨,自己会在2018年开办第一个以金庸小说为主题的画展,而且地点不在香港,会在其他地点“初试啼声”。而现如今,父亲仙逝,不知道她的计划会否如愿实现。

  据说,查传讷的金庸武侠画构思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符号,九阴真经的符号,是大自然的符号,理论是阴阳五行,父亲的小说也是以这个想出来;第二部分,是绘画我爸爸的武侠人物和景物,这正是我与金庸武侠的关系,是我的十年大计。”

  有一个细节必须要提,“你知道为何我爸爸不喜欢别人为他写传记?”她解答说:“他的小说就是他的平生,所以他写完一本又一本,每本都是他的人生经历。”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图据查传讷微信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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孻女:爸爸就如王重阳
2018-10-31 03:16:20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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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金庸十分爱的是孻女查传讷

  【大公报讯】查良镛育有两男两女,四名子女都有他武侠小说角色的影子。长子查传侠,天赋聪颖,似《天龙八部》的“段誉”;次子查传倜古灵精怪,似《鹿鼎记》的“韦小宝”;大女查传诗因为失聪,所以称她“小聋女”;而“小龙女”的原型,最初是来自次女查传讷,因她有画画天赋。孻女查传讷形容,父亲是《射鵰英雄传》的“王重阳”,是一位慈父,她眼中的傻爸爸。

  长子自缢晴天霹雳

  查传讷又指,父亲不喜欢别人为他写传记,是因为“他的小说就是他的平生,每本都是他的人生经历,《书剑恩仇录》的霍青桐,就是我妈妈”。四名子女都是他与第二任妻子朱玫所生。

  查传侠最具父亲遗传基因,在四岁时能背诵全本《三字经》,六岁能背诵《增广贤文》。讵料於1976年10月,当时19岁的他,於美国与女朋友在电话裏吵了几句而自缢身亡。查良镛痛苦地回忆接获儿子死讯的感受:“我记得接到大儿子在美国过世的消息后,好灰心,好难过;但那天还要继续在报馆写社评,一面写就一面流泪,一直都很伤心,还是要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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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8 15:3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8-12-8 15:33 编辑

.成年人的童话(1)
作者:陈祖芬 |返回:祖国高于一切

  金庸有再大的武功也不好办了


  走到铁门前,才现这是后门,锁着。如果绕到正门,就要晚几分钟见到查先生。我一步登上铁门栏杆,爬越起来。肩上的背包和相机吓坏了似的直捅我,叫我快下快下。我以前爬过门,不过这个“以前”是什么时候?童话的开头常常这样写:很久很久以前。这次用两条病腿爬门,真有点奋不顾身。查先生说“奋不顾身,拔刀相助”这八个字可以概括侠的精神。查先生人称大侠,这四天来我天天见大侠,或许沾了一点侠气,也飞檐走壁起来。
  查先生说过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位教授,80年代中住院期间下肢瘫痪,两腿皮包骨头。每天用双手拉住病床上边的栏杆练站立。五分钟下来已是一身冷汗,再坚持不住。正好同病房的人带着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北大那位教授就把这部书放在病床上,一边拉床上栏杆,一边读射雕英雄,径直进入物我两忘境界。这一次他站了十五分钟。《射雕英雄传》他是站着读完的。待他站着读完金庸的三部武侠小说,他架着一根拐杖出院了。
  北京大学的高科技企业北大方正,京城几乎无人不晓。方正的某位负责人忙得十年不敢碰小说。惟一能把他从计算机旁拉走,而且使他连续两天不工作的,惟有金庸。他去上海出差时带上两本《笑傲江湖》,读完了直着急——还有一本在北京没带来。可是他还得有一个星期才能回京,也就是说还有一个星期他才能知道令狐冲和任盈盈后来到底怎么样了。金庸小说的绚烂壮阔可不是电脑软件能编制出来的。
  北京大学有多少金庸的读者呢?北大周围的书店可是没有一本金庸的书——进货多少售出多少。
  1994年10月25日,北京大学举行授予查良镛先生北大名誉教授的仪式,并有查先生的演讲。如果不是凭票入场,那么礼堂或许会变成爆米花。学校说每班五张票。学生说不赞成票,给谁不给谁呀。抽签,抓纸球。无线电系九二级一班三十几人,有二十多人读金庸。我问了几个学生竟都是读完十五部小说。说功课紧张,只有读金庸的书可以忘却一切,无比快乐又得到了休息。五张票怎么分?每个宿舍先抽签,从抽出来的人里再抽五名幸运儿。抽不上的对幸运儿“威逼利诱”,说只要你让给我去听演讲,我请你看电影好不好?要不请你吃小炒(学生食堂的好菜)?要不以后我代你打开水?咱俩一宿舍住着一食堂吃饭的多好,你那天正好有课,你就让给我去听吧!金庸讲话我准保全记得住,听完了给你传达还不行吗?
  不行。
  25日下午查先生演讲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北大教授严家炎在贺词中讲到查先生用十四部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写成的对联。他刚念了“飞(《飞狐外传》)雪(《雪山飞狐》)连(《连城诀》)天(《天龙八部》)”,全场学生像大合唱似的一起接下去念:“射(《射雕英雄传》)白(《白马啸西风》)鹿(《鹿鼎记》),笑(《笑傲江湖》)书(《书剑恩仇录》)神(《神雕侠侣》)侠(《侠客行》)倚(《倚天屠龙记》)碧(《碧血剑》)鸳(《鸳鸯剑》)”。我看整个礼堂一排排学生在“大合唱”,不知怎么想起了合唱《欢乐颂》。唱罢全场大笑。因为会心,因为高兴,因为共鸣,因为来劲。
  查先生演讲时,学生们一直笑,一直张着嘴。好像嫌耳朵太小,干脆张大了嘴来听。或是嫌两只耳朵不够,要张开第三只耳朵。
  大会一结束,查大侠嗖的一下就没了——被人保驾进了贵宾室。警卫们层层把着门,每次放四名同学进来。学生捧着各种版本的金庸小说,包括翻版的盗版的,自觉不自觉地四人一行排着队走向查先生请他签名。我走出贵宾室想拍摄二道门外蜂拥的学生。不,走不出去。那么多人在合力往门里挤。警卫打开一道门缝,就见外边的学生像叠罗汉般叠在门缝里。警卫催我快快快回贵宾室。势这么紧张,我匆匆照上两张就往里撤。
27日查先生第二次在北大演讲。***演讲时间是下午两点半,不到十二点持票的学生们就进礼堂抢前边的座位了。我走到北大正门,觉势更紧张了。警卫不让我进。北大友人介绍我是作家。警卫说:证件!我什么证件也没带,怎么办?狼狈不堪像街头被追查被吆喝的无照商贩。后来,后来一急就来个妹妹大胆往前走。
  礼堂外边哄哄地挤满了想走近大侠的烧友。面前只有人没有路,只有人的墙,没有了可以进入其中的门。除非一跃而起,飞将过去,嚓嚓嚓几下从空中降下。
  我记不清怎样穿越人墙,怎样突破一道道警卫的。几次被人喝住:喂,你上哪儿!喂!你!
  我?我是谁?我乃今天一侠客。昨天和明天就不一定是了。今天好像进入一个武林世界。学生抱着金大侠的书,大侠演讲完,学生们站起来涌向前。好像武打片里的武林高手,眼看都要腾空而起,几个筋斗翻到讲台旁。主持会议的北大教授对着麦克风说:现在的势,金先生有再大的武功也不好办了。
  这位教授在演讲开始前一口一声查先生,待查先生讲完武侠,教授不自觉地称金大侠了。大概也物我两忘地进入金庸的武侠世界了。
  又是警卫手拉手地拦住全场武林高手。我走到贵宾室门口,那边已拥满学生,挤着呼着叫着要见查先生。不知怎的就乱起来,有人扭打起来。大约五年前,查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国际武侠小说研讨会上,说小说里每次武林大会后总是盛宴,接着就打个你死我活。这次我们开武侠小说研讨会,也是武林大会,不过诸位小宴后,千万别打斗。
  28日查先生与北大中文史哲教授座谈前,生了我爬越铁门的全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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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谈经济讲武侠论人生



  查先生与北大师生的三次演讲和座谈,我切碎、分类,再装进这只大拼盘——
  我这次能和北京大学拉上一点关系,感到很荣幸。(全场大笑)我伯父当年就是北大学生。家乡人不知道他成绩怎样,只要听说是北大的,就觉得不得了。(大笑)我一直做新闻工作,什么都懂一点,不过很浮浅,不像北大教授那么有学问。knowsomethingabouteverything.knoweverythingaboutsomething.做教授我没资格,幸亏是名誉教授,讲错了也不要紧。(笑)
  4月去绍兴时,人家在兰亭叫我写字。我说在王羲之的故乡怎么能写字?兰亭挥毫,班门弄斧,草堂赋诗,都是太狂妄了。今天再加一样:北大讲学。(全场大笑)
  北大有特点。一是深切地关怀国家社会,二是有容乃大的学术空气。我每年在牛津大学待一段。那里博大的学术空气是世界一流。但是对国家、社会、人民的关怀就远远不如北大了。
  牛津大学原来的一位副院长,是研究东亚经济的。他有很多数据,说中国在1820年之前,经济收入一直是全世界第一。他说到2020年,中国又是全世界经济收入第一。我觉得他,分析得相当有道理。
  不同的文明遇到挑战,如果能够应付,就能展;不能应付,就要消退。我们历史上,常常先统一,再**,然后有人入侵。不过中国人有韧力,经过文化的同化融合,把入侵变为转机,又统一壮大。唐宰相中至少有二十三人是胡人,也就是现在说的洋人。唐朝可以说是鲜卑人和汉人的共同统治。历史上哪个民族强大了统治一下,轮流坐庄。少数民族对我国的展有很大贡献。我一直想写文章,不赞成说元朝、清朝是异族统治。不是异族,是中华民族一部分。
  今天世界面临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人口爆炸。中国的强调和谐、合作、团结的哲学思想,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泰晤士报》总编辑说,19世纪金融中心在伦敦,20世纪初在纽约,21世纪,肯定在中国,在北京还是在上海还不知道。我看,在北京在上海不是问题,在中国就很好。(全场大笑,全场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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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前景我是看好,所以我把我在香港的旧房拆了重建,现在还没建好。***
  讲到武侠小说(全场快活大笑),有一位洋人介绍我,说我是写功夫小说的。我就不大喜欢。功夫只是表现形式。打斗不是武侠最主要的部分。侠,是不顾自己生命危险,主持正义。武侠小说是侠义的小说。义,是正当的行为,是团结和谐关系。譬如中国固有道德现念:朋友妻,不可戏。但是在外国,这是很重要的故事。西方是向上面的,对上帝负责,所以个人主义达。中国是横面的,讲究人际,所以集体、群体达。义,是中国团结展的重要力量。
  武侠故事是所有民族都有的。中国文学传统有温柔敦厚的一面。中国的侠常常代表反叛的平民思想,不过不是针对法律的。老百姓常说:你不讲王法了?百姓对王法是尊重的。是贪官先不守法。老百姓还有句话叫:老天爷你要长眼睛。所以有宋江的替天行道。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文人也可以有侠气。李白有《侠客行》。有侠气也是侠。
  我小说的主角里,韦小宝不会武功。(大笑)有人喜欢韦小宝,说小宝是不是一种理想。不是。韦小宝是适应能力强。他的性格是清朝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的。中国人去海外安身立命,在很多大城市展起唐人街,表示我们中国人有很强的生命力和适应环境的能力。
  有同学递条,问武侠小说有没有不良影响(大笑)。我看,如果吃饭吃下十八碗,也有不良影响。(笑)如果读武侠小说失去了节制,妨碍了考试,就有不良影响。还有,可能产生暴力方面的影响。(笑)当然是马路小青年,对北大学生不会。北大戴眼镜的人多,太用功,要注意身体,多一点尚武精神也好(大笑)。太用功了,也有不良影响(笑)。
  有张条子问我是不是特别喜欢忠厚老实的小伙子和美丽聪明的姑娘结合(大笑)。如果聪明美丽的小伙子和忠厚老实的姑娘结合也很好,不过(全场大笑)如果两个人都忠厚老实也很好(大笑)。如果两个人都聪明美丽就可能有点麻烦了。(全场大笑)
  小说里有琴棋书画,有的同学以为我都懂,其实我真正懂的,只有围棋。写小说与做学问不同。不懂得的地方可以避开不写。做学问就不能避开了。
  武侠小说将来怎么展,我看希望在内地。内地有不少翻版书,我也不很生气(笑)。我的书接触到很多内地读者,我很高兴。当然收不到版税不是很高兴。(大笑)
  我在爱丁堡大学讲学时,讲过《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消失》。我在国外头两三天可以吃西菜,然后就找中国菜。在巴黎法国菜很好,吃多了就不及中国菜。(笑)我们的小说可以西化,但不可以全部欧化。武侠有没有是无所谓的,但是中国传统文化要保留展。《水浒》看了一遍一遍,不是看故事,是看文字。读我小说的人,不见得喜欢打斗,是喜欢这种传统的文体。不必讲雅和俗,总要大多数识字的人喜欢才行。(笑)
  有同学问我爱经历。我想说,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也会经历很多。(大笑)
  中国人年纪大了,渐渐由儒入道,也有入佛。常说淡泊名利,这是道家思想。我自己与很多中国人一样,觉得有些事最好淡泊一点。一切看淡一点,幸福就增加一点。幸福程度不相对于得到的,而是相对于愿望。增加知识是人生最大愉快。我喜欢在大学接受文化生活,听听课,讲讲课,和年轻人交朋友,在大学里混混,很高兴。
  听查先生讲话。想到他小说的内力,核心或是个“义”字?他小说的张力,关键或是个“博”字?他从1955年到1972年,每天写一千字武侠和八百字社评。这次他在北大的演讲座谈,武侠也有了,社评也有了。
  金庸喝豆汁吃生葱蘸酱
  查先生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太太?如果叫大家构想,一万人就有一万种设计图样。但是只有一个人的设计对了:查先生自己。
  查先生博大丰厚,好像生下来就洞悉古今通晓中西。他太太纯真可掬,好像再也长不大。反差很大而气韵很合。两人结伴而行,使人觉得人生是这样的丰富而美丽。

今年他们到浙江,到台湾、新加坡、日本、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法国,10月24日又到北京王府饭店住下。***25日、27日、28日都要去北大,26日中午他们驱车到西城辟才胡同17号。查太太说她还是第一次进胡同。这个17号,是个四合院,门口挂块牌:“忆苦思甜大杂院饭庄”。所谓苦,也就是老北京过去常吃的饭菜。进屋就上炕,这于查太太又是第一次。
  服务小姐问要什么饮料。查先生要北京二锅头。我怕他平时不大喝白酒,能喝下二锅头?他说到这里就要真正北京的。我问要不要来点啤酒?他说太洋。
  我随身带了一包消毒湿纸巾,给每人一片。大家用来擦手擦碗筷。查先生不用,直到吃完饭也没用,真正的要土个彻底。
  小姐很快端来了生葱和酱。查先生用手拿起一根葱很标准地蘸了酱吃。又上麻豆腐,浅绿的一摊,我稍尝一口,再吃不下。查先生胃口很好地吃下他那一份。想起1993年在港和他一起吃法国菜,每一道他总吃得干净。小姐端来一盆油炸知了,查太太不敢吃,我也有点怕怕的。一位朋友用筷子夹起一只知了,往嘴里一扔,几口嚼了下去。查先生用孩童的眼神看着他,又像孩童学大人那样,用筷子夹起一只知了,快速夸张地往嘴里一扔,几口嚼了下去。连节奏、连韵律都一样。我说照一张查先生吃知了的照片。他用筷子举起一只知了。我这边照相机还没调好,他不能长时间在那里浪费表,他把知了塞进了嘴里,我说照不上了,而他并没有真吃进去,只是咬住半截知了,定格,让照相。
  像一个聪明机灵的调皮孩子。内心又很为别人着想,很仁义。
  查先生又夹起一只知了给他太太,说闭起眼睛吃,有点冒险精神。
  查太太吃了,没有闭起眼睛,而是睁大了眼睛直点头,说好吃好吃,说着又去夹。
  就好像大侠要经过一道又一道的难关。更大的难关来了:一人一碗豆汁。我喝一小口,赶紧把碗推远。查先生正把头埋在豆汁碗里极认真地喝着,很规范地再夹口咸菜再喝豆汁。朋友说这豆汁不合格,上面漂水不匀和。大家听了也就听了。惟查先生立即用筷子把剩下那一点豆汁搅匀了再喝。就是只剩一点点,他也要喝个正宗,喝个地道。
  有这份精神,武侠也能写好,社评也能写好,老板也能做好。
  一桌子的菜查先生全吃了过来。好像他笔下酒量也大饭量也大的侠客。他又把窝头、菜团子、贴饼子一样样拿过来吃,此时方见大侠本色。
  席间北京朋友您您您的,查先生下意识地也把你改说您。看来查大侠任何方面的消化能力都过人。不管是文史哲,是英文法文,是政治,是经济,还是佛经。3月在港时,他问起我贾平凹,又问起《白鹿原》,问起王朔。像文学青年一样熟知热点作品和作者。好青春的心境。
  查先生走路快而有派,有大侠气势。他是真大,大得哪儿有中国人哪儿就有他的小说。他平素寡,不说话的时候像雾中雕像,有一种神秘感和莫测感,叫人肃然。他一笑,眼睛里流动着幽默和自信,流动着活泼泼的生命。他的眼睛笑得弯弯的,笑意顺着笑纹扩散开来,笑皱一池春水。笑没了眼睛,或者说除了眼睛,人笑没了。
  能这么笑的人,才能有一种不竭的浪漫的想象力,才能产生那些常人的想象力够不着的武侠世界。
  他在北大未名湖畔散步时,迎面走来一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生化系的教授。他一看到查先生,说你的十五部小说每一部我都读过五遍,说他这次回国有两件事,其中一件事就是要买一套完整的金庸小说。
  北大的学生读金庸,这些学生的父母也会有很多人读金庸,这些学生的孩子也会有很多人读金庸。本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偶像,一代作家有一代作家的读者。金庸的读者一代传一代,没有代沟。
  他给一个寂寞的世界带来多少力和美,多少仁和义,多少热闹,多少缤纷。当他把这一切给了世界的同时,留给自己的是淡泊,甚至是寂寞。

他25日第一次在北大演讲时,大家都知道他讲武侠小说。但是他不讲武侠,也不讲小说,只讲历史、经济、民族、社会、国家。我看到他快步从历史深处走来。
  26日午饭后,查先生和查太太走到“忆苦思甜大杂院饭庄”门前,我为他们照了张相。人生就是辛苦,苦的间隙是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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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的金庸



  整个世界在我眼前奔。哦不,是我疾走着穿越整个世界。刚才在香港中文大学等校车就等了好长时间,还要坐火车乘地铁上地面入闹市坐车上山。还要碰到木令耆——谁能想到去看查良镛先生的路上,会神话般地遇到这位从波士顿飞来的作家?一年未见查先生,竟如隔世!1995年3月22日傍晚,他突然心痛大作昏倒在浴室地上。他妻子林乐怡正代他做东在宴请友人。大侠不愿失约于人,而友人在席间哪里会想到此时金大侠一人在浴室地上人事不知生死难卜!两小时后,乐怡代大侠完成了使命回到家里,天哪!
  查先生笔下多有英雄大难不死。金大侠自己大难时,有人为他日日焚香恭书般若心经一篇,有人双目失明还摸索到他的病房看他。“居然有这许多人关怀我,真心地爱我,觉得我这个人还不讨厌,还可暂时不要死,不妨再多活几年,瞧他以后还做些什么。”查先生在11月底的一封信上说。
  乙亥年是查先生本命年。是不是本命年容易有病?还是乙亥年文化人容易有难?12月初:他就好关切地问起钱钟书先生的病。我一想到钱先生在经受那样的病痛,心往下沉:难道大智慧者就得这样承担起人类的苦难吗?我继而讲起乙亥年我们失去了夏衍、牟宗三、张爱玲等等多少文学家、艺术家,好像上帝在这年收文化人。不过查先生有大侠之真精神,自能绝处逢生。他已做好血管绕道手术,简称“搭桥”。生命之桥已经搭好,渡到丙子1996年,自然就顺遂了。
  查先生讲起中国古代的月旦人物的传统,相信人心的邪正有时可以从形貌上反射出来。当然要看得准也难。否则就不需要那么多武侠了。武侠小说无论怎样浪漫怎样超乎想象,甚或怎样现代,有一点是不变的:惩恶扬善。查先生把武侠小说写到极致,当然有他对世道人心的省察。
  窗外,一轮明月挂在暗蓝的天空中,一行鸟飞在墨绿的树丛上。
  我们开始用点心和菜包。查先生拿起一大盘菜包让我夹。这么重的大盘要是我拿,一定抖动的,一定要用两只手来端。但是他很平常地一手拿着,一动不动。他的体力在毋庸置疑地恢复。
  我想起前年在港,又是查先生把一盘上海生煎馒头推到我这个上海人面前,用上海话说:“生煎馒头。”又把一碟醋推过来,用上海话说:“醋。”声音轻轻的,不会干扰不懂上海话的人,而懂上海话的人又能听个真真切切亲亲切切。
  查先生在生活里不是大侠,是亲亲切切真真切切的一个人。就是场很大,大得世界上哪里有炎黄子孙哪里就有金庸。前不久我在台湾一家卖电脑书的书店里,看到一本书叫《金庸快打》。郭靖、张无忌或令狐冲,不会想到他们有一天会打到电脑屏幕上来,再顺着信息高速公路大展中国人的功夫。前年10月查先生接受北京大学名誉教授荣衔,在北大礼堂作演讲。学生们听讲时的神,比看武侠片更投入。我就想,一代人有一代人心仪的作家,而金庸是永远的,永远的金庸。
  我从查先生家出来、去看他的新办公室。办公室因为主人没来,所有的桌椅书棋全部静静地一不。写字桌上放着很大的一个看书用的木制斜坡。是不是查先生老是写书下棋颈部有不适?记得有一位北大学生问他,说读他的小说觉得他精通好多事。他说他精通的只有一件事:围棋。等查先生来这儿上班了,笔就会快活地从笔筒里一跃而出,说:用我来写字吧。围棋子就会从棋盒里蹦蹦跳跳出来说:写书累了休息会儿下盘棋吧。只要查先生一来,这儿一切都活了。
  有统计说,全世界住得最高的人是香港人。查先生的办公室虽然不是香港最高处,但望出去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壮阔感。阔大又阔大的窗外,是维多利亚海港,对面老有飞机从机场起飞。终于查先生今年又飞到了北京。我想,他办公室的桌椅书棋一定又趴在大玻璃窗上,眼巴巴地看着他乘坐的飞机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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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的997房间和1997年


  1996年12月15日,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参加文代会作代会的代表,排成长长的半圆,等待中央领导的接见。有人告诉我,金庸来了。那不,在第一排就坐的那一位。好一段时间了,我常在外地的电视里看到他,高兴随着“九七”的到来,他来来往往于大陆香港之间。一个做了心脏搭桥手术的人,还如梭般地奔忙!我以前不知道这个可怕的外科学上的名词。只是在他做了手术后,才知道什么叫心脏搭桥。后来,一次次报道叶利钦做这个手术的时候,我想起的总是查良镛先生。
  与查先生好久没见面了,突然就近在眼前。我跑过去,跑过罗湖桥,过了这边的海关,过了那边的海关,跑进港岛,跑上山顶道,喊一声查先生好!当然,那是在查先生做手术不久,我去香港他家看望他的那一次,他瘦了,弱了。离开他的时候,我笨笨的,重重的——他减去的体重,就压我的心上了。
  没有想到,后来他就为“九七”回归搭桥了。
  我在宴会厅几步跑到他跟前:“查先生!”这一次他的体重明显恢复了一些。他说他住王府饭店。我问房间号。他说:“997,迎接1997年。”他笑起来,弯弯的眼睛像智慧的星空。
  他听大报告开小组会被朋友记者崇拜者追星族包围。作家们开会之余,招呼朋友开怀大笑,享受一份自由的、自己的空间。然而查先生是没有自己的。他早就被他创造的大侠们带到了世界各地。他一出现就永远有人在夺走他的自由,包括我。我真觉得,一个人,当他把自己最多地分给了世人之后,世人往往还要他更多地付出。
  他18日就要回香港。17日晚在王府饭店大厅的一角,他又在对一圈记者付出。我想抓拍几张照片,匆忙间就见他身后怎么一派星光?哦不,是灯光。他身后不远处正好是一棵挂满彩灯的大圣诞树。一树灯光反映在光洁的大理石地上,就是一地星光。他前边大玻璃窗外,是一排排挂满彩灯的小圣诞树。他上下前后灿烂着。然而看到这灿烂的大概只有我。记者们大概只看到那最璀璨的——金庸。
  有记者问他很浅近的问题,他总是笑笑地、平和地、诚心诚意地道来。以前,有的记者问不讲道理,他偶也不客气地讥讽几句。然后就要反省自己,觉得可以驳斥人家,但是不应该对年轻记者不客气。像查先生这样的人望,还在不断修正自己,包括他的小说。他后期的小说明显地比前期的小说更有包容性。
  他平和地说着平实的话,平等地看待世界。这种心性的平和,如同作家的文风,平实是一种最高的境界。
  当然,如果倒回三十年,金庸先生更加激越。1966年有人下手破坏中国文化,他就是要承续中国文化。那年底他创办《明报》月刊,一些学者的文章。月刊一期期出来,炸弹一颗颗寄来——货真价实的炸弹,交香港警方引爆了。当时在港的极端分子扬要谋杀香港三个人,查先生“排行”第二。排第一的开车在街上驶过时,被化装成修马路的人拦住汽车,然后往他身上浇汽油,点火烧死了。查先生是大侠。大侠历千惊万险而不死,才是顺乎天意民愿。
  了解我们是怎样走到今天的,才更加珍爱今天。查先生参加了三天作代会,很感叹今天有一个好的文艺创作的环境。他说三十年前是绝对不想来北京的。现在他在长安街上买了一套住房。
  浙江人查先生原来要在杭州西湖边上安个家。杭州在宋代曾是都。查先生的房屋、花园和家具,一切按南宋的设计,成为和西湖相谐相彰的一景。查先生本说好这房屋和里边的藏书,将来一应捐给政府。房屋建成后查先生去看了,说这么好的房子自己不配住,自己也是个老百姓,干脆现在就把新的房子捐给政府,爽爽快快送政府。
  在查先生平和的语下面,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大侠。他有一度下围棋下得一个月都想不起来回复重要的信件,又无法叫自己不下棋。他只好把围棋重重锁起来,如果想取出棋盘棋子,那可困难重重了。
  查先生做了四十年的报纸,对历史一直有兴趣,又在写一部历史小说。“不满意就不表。”他说。像一个第一次写小说的年轻人那样真率。
  告别王府饭店的997房间,再有十多天就是1997年了。我叫上出租车在长安街上驶过。街边楼群里,每一个灯光下都有一个故事。忽然想到,长安街上又要亮起一盏灯了,查先生北京家里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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