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周末》=Q 李以建=A
Q ：《明窗小札》是金庸先生在办《明报》时用笔名“徐慧之”开的一个有关国际政局分析和时评的专栏，文章风格与他的武侠小说完全不同。这个专栏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开设的，金庸先生为何要用“徐慧之”这个笔名？
A：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视觉文化产品甚少，更谈不上普及，因此报纸刊物种类繁多，竞争甚为激烈，丝毫不亚于现在。诸多大报，均设立专栏，范围涉及很广，但更多是街谈巷议和生活小知识之类。虽也有少数涉及海内外政经评论的专栏，但都囿于左右的政治立场，无法做到客观中立。
金庸当年创办《明报》提出了“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的办报方针。《明窗小札》是当年《明报》为金庸撰写国际政局分析和时评专门开设的一个栏目，正是为了秉持“明辨是非，积极中立”的原则。取笔名“徐慧之”，有着多重考虑，其目的在于有意识地将自己在报纸上扮演的不同身份和角色严格区别开来，这是很有深意的。他为了让外界读者不至于将“徐慧之”等同于创作武侠小说的金庸，以致先入为主，认为只是从事文艺创作的作家议论政局时事。金庸刻意隐去其作家身份，是为了表明自己是一名从事新闻事业的时事评论者，他将给读者呈现的是专业人士的评论。其实，这从金庸曾使用诸多笔名可以窥探出他的用意。
Q ：金庸先生用过哪些笔名？
A：他曾以“姚馥兰”等笔名撰写影评，以“林欢”笔名撰写文艺批评文章，以“金庸”笔名撰写武侠小说和翻译外国小说。创办《明报》后，除了撰写《明报》社评不署名外，他继续用“金庸”笔名写武侠小说，翻译严肃的学术性文章和著作，例如英国大哲学家罗素的《人类的前途》等，分别连载在《明报》上。他在《自由谈》上则以“黄爱华”笔名撰写了《祖国的问题》，在报纸上连载，之后结集成书。此外即以“徐慧之”笔名来撰写《明窗小札》的专栏文章。由此可见，他有意识地将文艺创作、评论、政论和翻译加以区别，即通过撰写不同类型的文章来扮演不同的角色，也不断提醒自己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周围的世界。
严格来说，金庸的这种写作策略，无论是双重身份的互换，还是三种身份的重叠，或是四重身份的交错，其中最清晰的是他作为新闻工作者和文学作者的泾渭分明。即小说就是小说，新闻就是新闻，二者不容产生混淆。
Q ：《明窗小札1963》后记中说，《明窗小札》这个栏目从1962年12月起开设，前后约六年。据说金庸先生当时几乎保持每天一篇的频率，为何这次先结集出版1963年的专栏文章？
A：这个专栏是从1962年12月1日开始，直至1968年10月30日，除了1967年曾经中断约5个半月外，几乎每日一篇。为什么不从开辟专栏的当天开始选编，而从1963年起首呢？因为在查阅和整理过程中，发现三个棘手的历史遗憾：
其一，原版报纸本身的残缺。早期的《明报》，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初的报纸，常常被人用剪刀裁掉一些文章，留下一个个方形的空白。金庸先生撰写的社评和文章比较多，其中有些文章就遇到这种被他人剪裁而导致残缺不全的命运。
金庸先生基本上不太留存手稿，无论他为《明报》，还是为其他报刊，以及外来的邀约撰稿，目前所存大多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由秘书负责保留的，至于1950至1970年的，几乎都无法寻觅到。
其二，除了部分文章的残缺外，更为严重的是，报纸的缺失。《明报》在早期创刊阶段，总共才有四五个人，不仅要负责采访撰稿和编辑报纸，还要负责市场发行，根本无暇顾及有意识地保存归档，可能连最起码的数据室都没有。
其三，由于当时使用铅字拼板印刷，许多常用字因使用的次数过多，磨损很快，于是在报纸上就出现这种现象，但凡是常用字使用一段时间后，就变成残缺不全。又由于经过缩微胶卷放大后打印出来的稿件，就更加模糊不清了。个别字词尚可由上下文来辨别判断，加以补遗，但有的文章因油墨消退或泛污，甚至造成整句话或一整段的文字模糊一片，难以辨清。因此这次收录了金庸于1963年发表的《明窗小札》专栏文章，预计应该为320余篇，因其中有一个月的报纸迄今无法找到，目前查阅到的篇数为295篇。由于某些篇幅残缺不全，或片断的字迹已无法辨清，加上部分内容的重复，或大同小异，故此次出版的仅为大半数，达三分之二，计194篇。分为上下册，上册96篇，下册98篇。
Q ：读这套书里的文章，能够感觉到，似乎都保留了原样，忠实于历史。金庸先生为什么没有像修改小说一样修改这个专栏的文章？
A：三年前，金庸先生嘱我帮忙查阅和整理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撰写的专栏文章，其中之一，即用“徐慧之”为笔名，发表在《明报》的《明窗小札》专栏上的文章。金庸先生不仅亲笔写下当时所用的笔名交给我，而且在结集成书的编辑过程中还特地告诉我，要尊重历史，保持所有收集到的数据的原貌，不作任何修改。其目的就在于“以史为鉴”，希望读者能“温故而知新”，既不要忘记过去的历史，能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也不要做事后诸葛亮，刻意修改或掩饰自己当时的观点和立场。他认为，文学创作和时政评论不同，前者允许不断修改，臻于完善，后者则不容随意修饰或篡改，因为公道自在人心，一切都应留给历史去评判，这不仅包括历史的事件，也包括金庸先生自己的政论文章和观点。
Q ：金庸先生本人对这套书的香港版和大陆版满意吗？
A：都很满意。金庸先生为自己的专栏文章能结集成书，并能够继香港之后在大陆地区首次出版发行，深感欣慰。他表示，会继续将余下数年的《明窗小札》结集，按照年份来编辑成书，更希望广大读者能给予指正。
Q ：您作为这本书的收集者和编辑，阅读这些专栏文章有什么特别的感触能和我们分享吗？
A：我是先阅读到金庸小说，而后才有机会比较全面地阅读到金庸的政论专栏文章。唯有用“敬佩”二字才能形容我的感受。因为他写这个专栏并非偶尔为之，而是贯穿于毕生的写作担当。金庸惊人的天赋和能力展示，体现了他极为尊重不同文类的写作，且对各领域都研究得极为深透，无论是双重身份的互换，还是多种身份的交错，从来不会有丝毫的含混。
Q ：您在金庸先生身边工作二十年，在您眼中，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A：在我眼中，金庸先生不仅是蜚声世界文坛的中国文学家和学者，也是华人世界的著名新闻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更准确地说，金庸先生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之一。他涉猎的领域之广，视野之阔，著述之丰，对中华文化贡献之大，在华人世界以及中华文化历史中都是极为罕见的。
Q ：金庸先生已有多年不参加社会活动，也不接受媒体采访，他的身体还好吧？
A：金庸先生身体很健康，精神很好，依然关心外界所发生的事情，每天都翻阅报纸杂志，而且保持读书的习惯。只是暂时不接受记者的采访，也不参加外界的社会活动，保持自己清净的生活。近两年来，由于社会各界人士和机构来信提请金庸先生为大作写序作评或题词者甚多，金庸先生为一视同仁，以免引起各方的误解，表示不再接受类似的请求，敬请大家给予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