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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访谈录【辑录,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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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20 08:4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7-17 06:05 编辑

目录第一页:

金庸一百问……金庸是怎么走后门上剑桥的……金庸剑桥:唐朝宫廷政治…… 郭宇宽:对话金庸……《红楼梦》英译者霍克思访谈……万润龙《金庸剑桥“论剑”》…… 《环球》杂志专访金庸:我的一生都在学以致用……在金庸豪华家宴倪匡痛饮威士忌……严家炎访金庸……我不赞成有金学……李怀宇……南方人物周刊访金庸:拒绝理想主义……杨澜查良镛办公室,八年前做了第一个访问……金庸养生:心平气和 讲究中庸之道


第二页:


中国新闻周刊专访金庸:我没有忘记外面的世界……白岩松与金庸对话……金庸叮嘱网络文学创作坚持原创性,新浪华语原创文学大奖赛……访问记,漫天风沙日子金庸到北京。我按赶到香格里拉饭店……中國文豪 查良鏞(金庸)博士,池田大作……『闲闲书话』 遭 遇 金 庸……外滩画报专访金庸:走进查先生的香港办公室……生活时报 温迪雅访金庸……《环球》杂志驻香港记者一场请辞引发了一场争论……湖南卫视访金庸:猫头鹰曾为我点烟……南方周末访金庸:学问不够是我的一大缺陷……中华读书报金庸:学问不够,是我人生的大缺陷 ……祖业水西庄 “微服”金庸偕夫人天津寻梦……独家专访金庸小女查传讷…… 金庸梦中情人“小龙女原型”夏梦谈金庸……李以建《明窗小札》……金庸访谈录谭胜……北京娱乐信报,金庸:最大心愿是和平统一

第三页:

金庸的政治主张……许戈辉……金庸访谈录——写小说犹如弹钢琴无任何捷径可言 ,新华网 ……金庸访谈录之三,写《天龙八部》时,我大哭过 ……金庸访谈录之五:我喜欢与青年朋友在一起 ……剑桥金庸访谈录  ……广州日报访金庸:回归后,港人怕老婆不怕政府……岳麓书院……金庸主持的网络峰会访谈全文……金庸访谈录,英语……金庸访问记 林以亮……长风万里撼江湖,杜南发……香港学术界与金庸讨论武侠小说,刘晓梅


第四页

如椽飞笔渡江湖 ……新闻文学一户牖 ……金庸谈艺录 ,张大春……陈鲁豫访问金庸……剑桥求学曾想骑自行车……独家专访金庸:修改原著绝非为了版税 ……金庸访问少林寺……严家炎就金庸作品答问……金庸访问实录一国两制实施的很好,香港现在啊……金庸:我崇拜女性  ……金庸、王蒙对谈《红楼梦》:崇拜女人是对的……在南开大学文学院接受记者专访……金庸军艺论剑……董橋:在《明報》因爲查先生在……金庸的故乡情怀……嘉兴在线新闻网 ……金庸妙语连珠 ,中大学生见面会……金庸:草庵明教不是我杜撰的……金庸VS文字暴力…… 王朔的《我看金庸》刊发后,金庸做过两次回应……大义精诚,侠士人生查良镛(金庸)先生趣谈大学、人生,中山大学


第五页


衣要尺度米须斗量——“华山论剑”说金庸,贾平凹等……解放军艺术学院进行讲座……吴清源……金庸一元转让京剧版《射雕》版权……八旬老人侠士风骨……金庸为自己设计墓志铭……《新闻会客厅》节目:金庸-笑说神侠……我给金庸李嘉诚当秘书……金庸三篇佚文,可删


第六页


关于“金庸茶馆”等几篇佚文…… 金庸武侠六十年 金庸的学术、文艺朋友圈【好文也收】……金庸的天津情缘:论剑马蹄湖 终成南开人……金庸台北会萧蔷……郭宇宽:金庸和他的江湖 【重复?】……谈「彷徨与抉择」


第七页

谈「彷徨与抉择」 ……许戈辉对话金庸:写尽江湖事 八十高龄笑谈人生……和金庸聊天2000中华读书报……「在台所见、所闻、所思」……

【【【【【【【【【【【】】】】】】】】】】】】】】】


一、金庸一百问


金庸答客一百问(全)


金庸答客一百问》(简称《金庸百问》)是金庸应清华大学之邀再次造访台湾期间,应台湾金庸茶馆所请,限时征集100个问题,一一作答产生的,当时有卫星电视直播的,权威性无庸质疑。

武林盟主金庸于四月中旬应清华大学之邀再次造访台湾,所到之处,自然引起金式旋风,浮世绘版「金庸茶馆」背负众金迷之厚望,一定得为大家A到一个专访金庸的机会,就在金庸先生离台当日中午 ,我们把限时征得的「金庸一百问」当面一一请教。金庸对于金迷的各种问题,回答得兴高采烈,连一些被一问再问的老问题,金庸先生也说:「很有趣,很有趣!」
  在这次限时征求一百个金迷最想问金庸的问题中,可真是包罗万象,有人一再咬住小说作品中的诸多疑点追问;有人对金庸先生的私生活特别感兴趣;也有人就教于写作灵感的取得;还有位自称可以找出小说一千个错误的「狂人」来下战帖,不过也得到正面响应。金庸说,只要他能详列五百个错误(错字不算),必重重有赏,显见金庸对作品的用心、对金迷的尊重。
至于有人想询问《神鵰侠侣》古墓内寒玉床的明确地点与方向,这位看倌,您也太入戏了吧!还有人用尽各种方法,无非就是希望金庸小说能再多出几册,就算挤出一点新鲜的文字也行。譬如有人想知道《倚天屠龙记》最后结局的结局;有人关心韦小宝后来的下场;有人建议修改《射鵰英雄传》,好让秦南琴复活等等。经编辑询问,金庸先生目前除一再修正小说版本外,似乎对创作新小说兴趣缺缺呵。

  在题目挑选过程中,我们尽量挑选问题不重复,或金庸先生并未在任何场合回答过者。现在就请金迷们一睹为快!



金庸在1994和2001两次去台湾,回答学生提问,台湾网站“金庸茶馆”把它们整理成为金庸答客百问,了解金庸的想法

《大家》金庸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XoWbpYnGjRM/

《香江传奇》之采访金庸http://v.ku6.com/show/Ap3ElegLm6ElMtpH.html

查良镛 (金庸) 先生粤语访谈片段http://www.iqiyi.com/w_19rt92cg5d.html

《人物》武侠小说作家金庸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3B-i_0j2GjM/

20131124 黄永玉回忆与金庸共处经历 讲述写信批曹禺http://tv.sohu.com/20131125/n390701890.shtml

金庸先生谈死记硬背http://baidu.ku6.com/watch/01581 ... page=videoMultiNeed

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金庸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rR_wnovRsks/

笑傲江湖——金庸【东方卫视】洛丽塔嫌疑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 ... 6source%3Dautoclick

背后的故事之金庸 下张丹丹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 ... -91.3.2-2.1-1-1-1-0

金庸北大讲座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JbTqfhDnygo

金庸Louis Cha:武侠小说泰斗的多面人生-杨澜访谈录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 ... -91.3.3-2.1-1-1-2-0

【【【【【【【【【【【】】】】】】】】】】】】】】】】】】

金庸真人采访视频 痛批06版 依旧中意83版——短http://tieba.baidu.com/p/1267548696

[资讯]金庸专访,短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 ... 6source%3Dautoclick

孙颖采访金庸先生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U0ODYxMjMy.html

陶杰追忆金庸https://new.qq.com/omn/20181103/20181103V0K7D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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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兄在大学
大学生杂志  2018-12-18
文/徐玲玲 袁晓宇


  金庸老师去过不少大学。

足迹

  1994年10月,赴北京大学

  1996年,赴杭州大学(1998年,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了新的浙江大学)

  1997年,赴浙江大学

  1999年,出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

  2000年9月,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2001年5月,赴南开大学

  2002年5月,赴华东师范大学

  2002年5月,赴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2003年11月,赴中山大学

  2004年4月,赴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2004年9月,赴四川大学

  2004年11月,赴华侨大学

  2007年6月,赴北京大学

  2007年9月,赴苏州大学

  2007年11月,受聘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名誉院长

  2008年10月,赴吉林大学

名誉

  北京大学

  杭州大学

  浙江大学

  南开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中山大学

  四川大学

  华侨大学

  吉林大学


答问

  金庸在多所大学演讲,与师生座谈,有很多精彩对话。

  学生:在您创作的14部武侠小说中,您最喜爱的小说人物是谁?

  金庸:段誉。他有一种隐忍的精神,无论别人怎么打骂都不介意,还是一样热心助人。令狐冲我也很喜欢,淡薄名利,乐观,追求自由的个性。

  (2003年,在中山大学)

  学生:在浙大的时候,您一直称自己是学生们的大师兄,就像令狐冲一样,您说自己在学问上还不够资格做老师。那么在您的14部武侠小说中,您觉得哪位大侠最适合做大学老师?

  金庸:《笑傲江湖》中的风清扬。

  (2003年,在中山大学)

  学生:您的小说中,有许多的武术门派,您是怎么想象出来的?比如九阴真经、降龙十八掌。您会武术吗?可以比试一下吗?

  金庸:有些武术门派本来就有,像少林、武当。我曾多次去少林寺,一位高僧要教我内功,但我说太麻烦了,就没去学。

  当然,一些武术门派是我想象出来的,像降龙十八掌就是我从《易经》中想象出来的。中国的道家,讲究的是不能太强,不能打得人家无法还手,降龙十八掌中的第十八招亢龙有悔,讲究的就是出手留情,只用三分力,七分力留着给对方一个悔改的机会。

  (2007年,在北京大学)

  学生:您对韦小宝这一人物进行塑造的时候,是否加入了对现代人的理解?因为他和您其他作品中的人物风格迥异。

  金庸:韦小宝这个人物,其实我是受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的启发。在书的后记中,我也写到了年轻人切不可学韦小宝。我想把小说的结尾修改了,让他在一次赌博中把全部家产赔光,几个太太也走了一大半。但有读者就给我写信,说文学是要讲究完整性的,这样一改,就不完整了,虽然有了教育意义,却没有了文学意义。于是我也只能作罢。

  (2007年,在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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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4-20 08:4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5-7-13 11:00 编辑

敢问三十多年前的「帝疆争雄记」「剑神传」是您的早期作品吗?
     
金庸:不是。

===
●如果宇宙飞船邀您去太空,但只能带一本书去,您会选您的武侠小说吗?如果会的话,您会选哪一本呢?
     
金庸:我不会选自己的作品,自己看自己的没意思。只能带一本嘛,嗯,带莎士比亚全集吧!

====

●您的作品差不多都拍过电视剧或电影了,但大多数都不获好评,原因多是剧本与原著相差太远,人物的性格和情节常常被改得面目全非。请问金庸先生会不会亲自出马,监制一部或几部您的作品的电视剧或电影版,以作为金剧的经典?这也可以看成是金先生对自己作品所作的另一种诠释!
     
金庸:亲自当监制,那不可能,要做就做编导,编剧、导演一起当,这样才能掌控全局,监制没办法控制剧情,那不行。但我也不可能去当编导。
========
我是一个十九岁要重考的小孩,在我心里常常思索着未来人生的路,您的小说使我对人性有着失望又有着希望,小说没必要影射谁,却常常出现与现实不谋而合的状况,因此您的著作中提供我自己许多自省的机会,而我想问您的是,是否文章一定要载道,如果只是写些风花雪月,抒情感性,就是无甚意义的文章,对社会人们无 所裨益,这样的文章,是否不如不写的好,请您告诉我您的看法。

金庸:那不一定,一部分文章会讲道理,一部分讲感情,都可以的,如果所有文章都讲道理,那就没意思了,还是要有一些讲感情的。
=====

您是否学过武功或曾与江湖道上的人或武林高手有过交往?不然,怎么会写出那么多的武侠钜构。

金庸:没有学过武功,也没有和有武功的人交往过,那并不重要。就像写女人不必要是女人,写**也不用去当**。多读书、多观察、多体会就行。
====
您有打坐修炼内功吗?
     
金庸:没有。
=====

目前您对死亡的想法是?
     
金庸:我比较相信佛教中的人死后会转世的说法,但也不是绝对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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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世上对您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金庸:我所爱的人们(包括太太、小孩、朋友等等)都对我很好,我也对他们很好。

======

为什么您每次来台湾只有五、六天,您可以安排一次只见金庸迷的行程,办个北中南巡回演讲吗?
     
金庸:我现在很忙,将来有空的时候,很希望有这样的机会。

======
看到金庸迷这么多痴傻的问题,您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您会不会很烦,没关系请直说无妨。

金庸:很高兴、很开心,一点也不烦。
======

您有没有哪位知交原来只是您的读者迷?如果读者写信给您,您会回吗?
     
金庸:有,中国时报的副总编辑苏墱基就是代表之一,我很希望都能亲自回信,但实在太忙,所以无法一一回信,但很喜欢读者写信给我。
======

您有没有被痴迷读者骚扰过?是怎样的?
     
金庸:我不是有很大的经验有被读者打扰,大概就是写很多信、很多信而己。
======

●您学识渊博名利双收,在社会上又倍受敬重,那么,现在的您内心还有恐惧吗?如果有,那是什么?
     
金庸:大恐惧没有,小恐惧就是怕读者不喜欢我吧!(金庸瞇瞇一笑)另外,也怕亲人的死亡,怕朋友的死亡,但对于自己的死亡并不恐惧。
======
●金庸您用计算机吗?
     
金庸:不用,不用,基本上我对计算机反感。不过偶尔用,大概就是记录一些英文资料时才用,或者是用计算机下围棋,用计算机买书而已,其它时候都不用计算机。
=======

您现在有什么新的学习?
     
金庸:研究罗马史,因为我对那个时代很感兴趣,还有学习新的语言。
=======

听说您很喜欢学外语,现在在学哪个语?
     
金庸:这也是因为研究罗马史而开始学的,就是拉丁文。(不过金庸先生说,他本来不打算让读者知道他正在学习的语言,怕学得不好,说了,有压力。)
========

您最近的一次旅行是去哪里?下一次旅行的地点是?
     
金庸:最近一次是到日本的金泽,下一次则会到中国内地天津一带。
========
您现在住在香港还是澳洲?听说您在澳洲有大别墅,藏书都已经运过去了,是真的吗?
     

金庸:我住的地方包括香港、澳洲、英国和杭州。澳洲只是个house,不是什么大别墅,是有一部分书运去了,因为我爱看书,到哪里都要看书的。
========

您打算在浙江金华故乡养老是吗?
     
金庸:我的故乡是浙江海宁,不是浙江金华,如果要养老,应该会选杭州或澳洲,而不会选我的故乡。
=========

有人说您近年的言论似乎颇积极向**政府示好,对此您同意吗?为什么?
     
金庸:我不同意,我从来不向任何一派或任何一边示好,而是这个人提出的政策好,我就支持。
========

金老,既然您愿意写中国通史,为什么不再写武侠小说呢?
     
金庸:我现在的与趣在历史,小说已经写得差不多了,都「江郎才尽】了,现在流行的小说,形式也已不同于过去了。
=======

●我觉得金庸也在刻意或不刻意间,把自己的一部分重要人生经验写入小说的某些人物中,不知金老是否同意?
     
金庸:有的。
=======

《天龙八部》中萧峰、段誉、虚竹和扫地僧,究竟谁武功最强?包括内力经验绝技等?
      
金庸:扫地僧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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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文学底子怎么打的?


●请问您是否有可能开设金庸个人网页,俾使读者能与您相互交流阅读心得与了解您最近著作状况?
     
金庸:不会,我对网页很反感,也不用e-mail,其实对计算机也很反感,我喜欢书,不喜欢计算机,所以看到书会很开心,计算机用来下下围棋还可以。
======

请问您的文学底子是如何打造出来的?谢谢!
     
金庸:多看书,我从小就爱看书

==========
当您写第一部武侠小说时,心理处于什么样的状熊?是心里有一个故事,写出来一看,属于武侠小说呢?还是心里已经很明白以武侠小说的结构要素和其它相关内容,才开始建构一部武侠小说?
     
金庸:一开始就已想好以武侠小说形式,但没什底安排计画,第一部开始在报纸连载时。当时只随兴写好一半,就匆匆忙忙推出,所以连笔名也想不出来,只好用自己的名字中的「镛」字拆开来变成「金庸」这个笔名。后来第二部以后,就都是想好结构大纲才开始写的。
===========

武侠小说中人名武功招式名称是怎样得来的灵感?
     
金庸:在设定名字时,跟那个人的个性或出生背景等等有连带关系,而像武功招数及名称,如果那个人的文学底子是比较深厚的,就会用比较深的名字,也和武功的使用者有相关。
========

为何您的小说里,男主角几乎都是资质鲁钝,傻傻憨憨甚至像韦小宝那样粗鲁**,可是却可以获得众多女孩子的青睐,是不是您要表现出什么心态?这跟您的生长背景有关吗?
     

金庸:没有多大关系,我的小说男主角也没有资质鲁钝,只是我比较喜欢外表看起来傻傻其实很聪明那一型的,我不喜欢张扬招摇的男人。

=========

《倚天屠龙记》中的明教,当时是否真有此教?若有,那朱元璋当时只是众多首领之一?
     
金庸:有,当时就是利用明教推翻元代,朱元璋当时率领的是「洪军」,但写作时,因为怕与共**「红军」混淆,所以没有提到。
=========

请问李安先生所拍「卧虎藏龙」的境界,是否符合您心目中对自己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媒体的标准?和李安先生有没有可以互相合作的机会?
     
金庸:我很喜欢「卧虎藏龙」,如果李安先生有兴趣,我很愿意自己的作品给他拍,甚至不要版权费也没关系。
=========

创作过程或生活中,可曾有过仙佛点迷津的奇象?
     
金庸:没有,有时候是在思考过程中心领神会,本来不懂的,忽然懂了,这只能叫开悟,但不是什么仙佛点迷津。
========

大师今生可还有所求?
     
金庸:希望学问好一点。

===========

您所编撰的角色中,哪一个人物的性格最能代表您呢?
     
金庸:没有。但我很喜欢段誉对什么都无所谓,连女朋友对他不好也无所谓的个性,也喜欢张无忌对人很宽厚、以及乔峰豪爽的性格。
我到现在还常拿自己的小说出来翻翻,自己看起来也满有意思的,我想我现在是写不出来这样的小说了。小说里的大部分人物,在我脑子里都有形体容貌,跟我像老朋友一样了。

===========

●在所有的轻功身法中,何者是金庸认为最上乘最快跑最远的?
      
金庸:韦一笑吧!我想他的轻功最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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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说香香公主第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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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所写的十四部小说所提都是剑术,请问您何以较少对刀术有所提及?
      
金庸:一般来说,剑比刀高级,不过胡一刀和苗人凤对打时,他的刀术就比较强。
=========

●扫地僧的内力真的有那么强吗?
      
金庸:有吧!北京曾经开会讨论到底有没有什么内力、外力,结果他们以科学看法来看,没什么内力外力之分,力的来源和性质是一样的。
==========

葵花宝典所记载的武学,到底是剑术还是内功?
金庸:我想是以内功为主的

=======
●杨过到底练成了独孤剑法没有?他的武功境界到底如何?
金庸:有一部分因为独孤求败传下来没这么完整,所以他的剑法没有很强。但他的内力强过令狐冲,因为十六年在山崖对着瀑布练习,内力甚强。

============

●书中人物,您心目中谁是最美的女性?为什么?现在社会都在宣扬新好男人,您认为十四部小说中,哪一位男主角最符合此一形象?
     
金庸:以外型来说,香香公主最美,小龙女的美人分数也很高。台北女孩应该最喜欢段誉,因为脾气好,对爱情很专心。

=========

请问清朝是否真有红花会这个帮会?
     
金庸:没有,创造的。
==========

为什么您十五部武侠小说的历史背景几乎都设定在宋朝之后?
      
金庸:因为越早期的朝代,年代太远较难考证,而明朝的喝酒啦、生活用具啦、生活习惯都与现代相似。

===========

为何小说中的人物多是好坏分明,而少有亦正亦邪?
     
金庸:亦正亦邪的也有,人物在不同情况会有不同的行为反应。
=============

天龙、连城、飞狐等书中,曾详述过茶与菊两种花卉,极引人入胜,但书中曾提的「抓破美人脸、红妆素裹、春水碧波、绿玉如意、金波旬花、七心海棠」等花卉,曾翻阅相关花卉专书,其间有同名异化,有连名亦不见者,敢问大侠,书中所描述之花卉,为实物记载,或为大侠巧笔杜撰?
     
金庸:有这些花的,这位读者可能书读得还不够多。
===========

清朝皇帝的姊妹或女儿不是都叫做「格格」吗?可为什么《鹿鼎记》中的康熙妹妹是叫做建宁「公主」呢?
     
金庸:也可以叫格格,但格格是满州话,如果在小说中突然出现满州话,很奇怪,一部书或电影,若都叫王子公主。却突然叫prince或princess,就很奇怪。
==========

在《天龙八部》中,所提及的包不同、包不靓父女,是否和《射雕英雄传》的包惜弱有关联?若有,又是什么关系?
     
金庸:没关系,都姓包而已。(金庸又笑着补充,这个问题也可以问问「包青天」。)
===========

《笑傲江湖》的朝代是何时?书中似没提过。
金庸:有些读者研究是明朝,但创作时未给予朝代,因为只要不讲到官场,跟朝代背景是没太大关系的。

==========

金庸去过少林寺、武当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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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武侠小说其历史背景很强,但不知有没有考量写科幻版的武侠小说?或以现代的时空背景来写一部新的小说?
     
金庸:以现代时空背景来写新小说,也不是绝对不可能,也许可以选香港或台北这些城市。至于科幻小说,我是绝对不写,看都不看,而且反对。因为科幻和个人的感情、人生经验没关系,和外星人恋爱就是奇怪。当然,我也不是全面反对科幻,法国科幻小说家Jules Verne的小说像《地心旅行》《神秘岛》等是比较特别的,另外还有像Time Machine等其它科幻小说家作品也都可以,但科幻不讲感情,我不喜欢。
==========

葵花宝典(辟邪剑法)和独孤九剑相较何者强?

金庸:我想应该是独孤九剑会赢吧!

===========

《倚天屠龙记》里谢逊说的山中老人霍山的故事和《连城诀》的故事架构,是否都出自金庸最喜欢的外国作家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
     
金庸:山中老人那段不是,过去真的有此传说,《连城诀》的监狱那一段有一点,但不一定是参考他的,是参考很多书的。

==========

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是否在人物个性上的连贯性曾留心或考证,抑或以心理学的角度来决定整本小说的归宿和结局呢?
金庸:我是纯以社会经验和小说主角的个人性格来决定结局的。

==============

就小说的叙述来看,白衣女子出现特别多,请问是否有什么特别含意?
     
金庸:白衣服看起来比较清洁、飘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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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小说的开头总是写到,您所写的是一个「无法治」的武林世界,您个人认为因江湖恩怨而生的杀人事件是否有道德上的罪行?
     
金庸:当然有。但古时候的人在道德上容许此事,甚至官府也容许有仇必报这样的事,像在秦汉时代,若父仇不报,会被全世界的人看不起。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现在都想存有这种观念。但在道德上,武林中人很看重的是,**不对,对不会武功的人动手也不对。

========

请问您是不是认为时空背景为现代的武侠小说没有存在的空间?
     
金庸:还是有存在的空间。武讲的是器械,侠是一种个性,是一种气节,大陆文革时,那些宁死坚持不出卖朋友的人就被视为一种侠气,它的背景就是现代,只是「器械」改变而已。

============

真实世界的武当少林,和笔下世界有何差异?
     
金 庸:少林寺我在一九八二年去过,寺里和尚的武功肯定没小说里写的强,寺院也没我写的大,寺里收藏的古本秘岌,讲练功的也少,大多是一些药方。今年我还会再 去,因为那里有个立碑仪式,是找我题字立的碑。(编按:金庸已在五月廿日前往揭碑)至于武当到现在我还没去遇,武当的真武观请我去过好多次,我也没去。我本来还想去郭襄的出生地襄阳,可是因为坐火车不舒服,也还没去。

============

您的小说中,主角几乎为男性,而女性的命运多半为自己所钟爱的男性所左右,即使聪明才智如黄蓉,也希望郭境的武功能强过自己,请问您对女性主义的看法为何?
     
金庸:我写的时候可能是不知不觉,不是故意的。在我看来,女性的道德较高,不像男性要争名利,女性特别珍重感情,也能为爱人牺牲。女性主义如果讲男女平等,我是支持的,但如果主张要超过男人,那我就不太同意了。


==========

前阵子,台北有位**因窒息式**而死亡.在《天龙八部》中的阿紫和游坦之都有此种虐待与自虐的人格特质,请教大侠对于今世此种特质的人越来越多有何看法?

金庸:这是对他人的不尊重与不恭敬。在资本主义、机械化的时代中,个人独立很难,物质生活中群体的压力很大。在生物学上,老鼠在狭小的空间中会有互咬及自杀倾向,因为对生活产生厌 倦,这是动物的本能。人要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要有独立的人格才行,这样才能超越组织、群体的束缚。我有个儿子,就因为感情问题,在美国自杀,我没教好他,再来一次,我也只能多鼓励、帮助他发展独立人格而已,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办法。这是普遍的时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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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笔下黄药师,生于南宋,然非孔孟,薄汤武,指礼教为吃人不吐**之物。且不提他武功文才,天文地理,水利土木,无所不精,无所不会,光是「礼教岂是为吾辈所设」此等放荡落拓之胸怀,便不愧为武侠史上一代奇人。却问先生本人对「礼教」之看法又是如何?
     
金 庸:「礼教」有两面性。维持中国社会的稳定,消除内部斗争冲突,达成人际关系的融洽及和谐,有其积极作用。中华民族内部团结之后,力量强大,与外族斗争时 占到优势,是中国强盛兴旺的主要因素。但过分注重礼教之后,只重集团利益而抹煞个人权利,强调统治阶层之重要性而抹煞下层社会及弱势人士(如妇女、儿童、 小辈、奴仆),造成社会上之极不平等情况。有识之士(如黄药师)出于同情心以及公道观念,反对礼教的过分行使及作用,也有其现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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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我们曾经在课堂上以「金庸是否有男尊女卑的观念?」「金庸是否重视女性?」一系列的问题进行正反两方的激烈辩论,由于双方各执其词,皆说得头头是道,所以想请金庸大侠您亲自做个澄清吧!
     
金 庸:我并无男尊女卑观念。不过我所写的武侠小说,以中国古代社会的背景,当时流行男尊女卑观念,不过是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我尊重女性,认为女子一般上重 视感性,重视家庭,重视爱情及亲人,一般男子则重视名与利,**,社会地位,重视私利而轻视感情。以价值来论,大多数女人较大多数男人品格为高。不过 男子往往可以为国家民族群体利益而牺牲自己,这又胜于女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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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些从事「纯文学」创作的朋友,他们认为「武侠小说」只能归类到「俗文学」,甚至不能登文学殿堂,请问您的看法为何?
     
金 庸:「俗文学」也是文学。文学之雅或俗,只是欣赏者的范围较小或较大,并不表示何者较高,何者较低。雅文学中有极低品味者,如打油诗、堆砌性之辞赋;俗文 学中有极高品味者,如「西游记」、宋词、元曲等。武侠小说的读者人数多,普及于各阶层,可以说是俗文学。但「纯文学」有好有坏,有些品味极为低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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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小说又是叛逆,又是善良,又是斗技,又是斗智,在您的人生历练中真正感受到人的本性是什么?
     
金庸:人性十分复杂,任何较好的小说,都会写各种不同的人性。正因为人性绝不单纯,所以我认为正邪截然分明,一望而知的人物,是不真实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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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何着手可练就写一部好的「武侠小说」的身手,增加和提升着墨武侠小说上好的功力?
     
金庸:武侠小说是小说的一种,如果它是好的,就已进入了文学的殿堂。任何小说的写作都是一样的,要能描写人物和事件,包含一定的思想内容,能反映一部分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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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教金庸先生的治学方法、治学范围、材料收集以及归档如何形成?
     
金庸:我研究学术的范围大致是文、史、哲三方面,历史是中国史与希腊罗马史。文学是中国古典文学及西洋古典文学。哲学以英国的各学派为主。治学方法除了苦读之外,别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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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金庸先生目前平日作息大概?
     

金庸:目前平日作息大概:在浙江大学及英国牛津大学期间,日间研究及教学,晚间读些较轻松的书。不在学校时,作息任我行,并无规律,睡得很晚,起得也晚。不吃早餐,每天两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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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客行》部分,主角石破天因为意外获得玄铁令而卷入武林风波,石破天在学得太玄经之后,故事竟然就此画下句点了,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这到底是因为金庸先生掰不下去了?还是另有原因?
      
金庸:石破天学得当世无敌的武功之后,以白阿绣为妻,又有石清、闵柔两大高人指教,他本性善良,行为必正,结局必佳。人人可以想象得到,无甚好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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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雕、神雕、倚天是三部曲,但是人物在时间上却很不合理,难道说古人活得比较久,还是人生真的七十才开始呢?听说已准备三度修改小说,这部分有列入考虑吗?

金庸:人物的年龄在三版修改时应当调整,使之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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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穆念慈的角色是替代旧版的秦南琴吗?若是,金先生的用意为何?
     
金庸:穆念慈的角色兼了旧版中的秦南琴。二女的作用及个性遭遇颇为相似,略嫌重复,合二为一,可以简化。小说战则,均以简单为佳,如两者个性及作用大大不同,则不可合并,例如程英不能与陆无双合并,周芷若不能与赵敏或殷离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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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旧版《天龙八部》,您有明白写道段誉最后在大理群僧指导下,内力武功能运用自如,即六脉神剑得心应手,不会时灵时不灵了,为何在新版,将这段删掉呢?
金庸:段誉的六脉神剑时灵时不灵,是他个性中的一种趣味,宜保持之较有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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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您对新版金庸作品集中,最不满意的是哪段情节?而您又想怎么样改?
金庸:需要修改的段落很多,现在不便宣布,修改的工作很繁重,不是一下子就可完成,要慢慢思考,改了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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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历史作家高阳先生在其描述清高宗(即乾隆皇帝)的身世之谜时,对您书中的描述略有异见,如果说高阳先生能活至今日,当面向您询问:「乾隆到底是不是陈家洛的兄弟?」时,您会作何反驳?
     
金 庸:陈家洛本无其人,当然不是乾隆的真正兄弟。但在《书剑恩仇录》中,乾隆确是陈家洛的亲哥哥。高阳先生是第一流的「历史小说家」,他当然知道历史与小说的分别,他决不会问我这问题的。高阳先生在生时,和我是相当好的朋友,我明白他的个性和修养。有的「历史学家」,反而不了解历史与小说的分别,由此而斤斤置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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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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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天龙八部》里头的**,在武林中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但是,当他的同道为了掩饰他的身分而纷纷遇害时,他为什么都不肯出面,最后才在萧远山**迫下,承认自己就是**?

答:这 个**,就是玄慈方丈。好像有位先生提到,当萧峰看见被康敏诬指为**的段正淳只是中年人时,他应该要想到,从雁门关一役发生的时间推算起来,段 正淳的年纪不应该是这样轻的,这是很有道理的。对一般人来说,找**找了那么久,突然间找到了,情绪一定很冲动,所以是不大去想这个问题的。但萧峰是 很细心的人,他应该会考虑到,所以能补救一下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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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段正淳到处让别人戴绿帽子,到了最后,他自己也戴了一顶很大的绿帽子。请问金庸先生,您是用什么心态去安排这样的情节?

答:这并不是因果报应的问题,而是戏剧结构的问题。在《天龙八部》里,段誉跟了很多女孩子谈恋爱,结果他发现那些女孩都是他爸爸的私生女,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如果安排段誉后来发现自己不是段正淳所生,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所以主要是戏剧性结构的问题。并不是说,段正淳勾引别人的太太,别人也来勾引他的太太。如 果是这样的话,段正淳的太太不是太无辜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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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笑傲江湖》中的桃谷六仙,已经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家。但书中却有一段文字提到,其中一仙曾经对另外一仙说:你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曾经有一次到邻居家里偷采东西吃?另外一仙则说:那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如果桃谷六仙真的是六、七十岁,那么在三十几年前,他们就应该是三、四十岁的人,怎么还可以称作「我 们小时候」呢?

答:第一,桃谷六仙应该没有六、七十岁这样老,可能只有四、五十岁。第二,桃谷六仙的脑筋是不太清楚的,儿童时代在他们的生命中间,是很重要。所以,他们随口一讲,就是「我们小时候」,那是习惯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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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黄 药师有六个徒弟,排名是陈、梅、陆、曲、武、冯。如果按照这样的排名来看,陈玄风应该是大师兄。可是有一次,**梅超风却说陈玄风是排名第二,她自己是第 三。照这样推算,到底谁是大师兄呢?另一方面,曲灵风又名曲三,照说应该是排名第三,可是有一次,黄药师又对陆乘风说:「你那三个师弟」。那么,到底是 陈、梅、陆、曲,还是陈、梅、曲、陆?(台北?何国文)

答:这个问题,我要从头好好想一想,但曲三不一定就是在同门间排行第三的意思。陈玄风、梅超风、曲灵风这些关系要重新再安排一下,《射鵰英雄传》的楔子里有的漏洞,是要补救一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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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台中的廖佩羚**问道,金庸先生十分推崇郭靖是个很有原则的「侠之大者」,那么,为何郭靖在早期曾经因为杨过、小龙女是师徒关系,而不许他们在一起;也就是 当大家都唾弃杨龙两人的时候,郭靖也对他们吐了好大的一口口水。但在十六年后,当杨过成为神鵰大侠,受到众人爱戴,郭靖却表现出和杨过、小龙女一家亲的模 样。这种前后不一的表现真的是「侠之大者」的作风吗?

答:当时的宋朝,甚至现在的台湾,都认为师生情是不伦之恋,但我觉得师生是可以恋爱的。在我的想法是,如果法律规定不可以结婚的人,他们就不能恋爱,因为恋爱总是和性有关。但每一个国家的法律规定并不相同,这其中牵涉到民俗传统观念等问题,例如:在英国和法国,cousin是可以结婚的;但在中华民国,表兄妹可以结婚,堂兄妹却不能结婚。而**与不伦是不一样的,**是父亲和女儿,哥哥和妹妹,或者弟弟和姊姊......, 这当然是不可以的。不过,是不是**,也是因时而异的,譬如:汉高祖的儿子汉惠帝,他娶的皇后就是他姊姊的女儿。外甥女嫁给舅舅,在现在的台湾、香港或者 大陆都是不被法律允许的,但是在汉朝就可以。所以,汉惠帝娶皇后的时候,就由皇太后吕雉正式主婚。总之,我的意思就是法律规定可以的就可以,恋爱可以、发生性关系可以、结婚也可以。南宋和北宋是中国礼教最严格、思想最封闭、最不开放的时代,当时的人认为师徒不能结婚,所以杨过与小龙女就不能结婚,当然也就不能恋爱了。我对郭靖的形容,既然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那就是背**家不可以,背叛人民不可以,而侠的信条则是必定要遵守。在郭靖的想法是,杨过既然已经为国为民立下大功,像师徒结婚这种社会道德的小问题,自然就可以原谅而无所谓了。大节不踰矩,小事件就随便一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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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令狐冲在思过崖的石洞里,意外地发现密道的石壁上刻有许多剑招;又看见魔教长老被困山洞时所斧凿的通道,再隔几寸就可以凿穿山壁,脱困而出,没想到最后他们却因力尽而死。我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会有人在受困时,不尽力去凿出路,反而去刻剑招?如果魔教长老们少刻两招,不就有机会脱困了吗?

答:在人生当中,偶然的因素是很多的。小说家倪匡先生,曾经为人生的悲惨发出感叹,因为人生即便是相差一点点儿,也大有不同,而生死的距离往往也就取决在一点点 之间。譬如:情人的不期而遇,往往是多走一步,或早到五分钟,就碰见了;而少走一步,或迟到五分钟,两个人就没办法相遇。我这样写魔教长老,就是说,有的 人运气不好、少砍了两斧头,便走不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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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金先生,您在《书剑恩仇录》当中,曾经运用您家乡海宁的一则历史传说:乾隆是雍正以女向陈世官换来之子。请问,您认为这则传说的真实性有几分?

答:这 个事件的真实性很难说,有很多历史学家都考证过此事,好比孟森先生以及北京的一些历史学家,他们都曾为此大作文章。所以「大作文章」,是因为这个疑案,很 多人相信。我自己是一个小说家,原本是不太相信这则传说的,但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题材,是可以拿来利用的,所以就把它放在小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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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话说《神鵰侠侣》中,最令读者失望的一段,大概就是小龙女居然因尹志平而失贞。小龙女自幼生长在古墓之中,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她认识的人很少,所以对于自己熟识的人应该特别清楚。孙婆婆死后,她和杨过朝夕相处多年,杨过身上的味道、呼吸声、动作轻重等等,小龙女应该都十分熟悉,怎么会误以为尹志平是杨过呢?另外,从武学的角度来考虑,杨过和尹志平所练的内功心法不同,在这么近的距离中,小龙女难道没有办法根据呼吸来分辨杨、尹二人吗?怎么会就这样轻易地失了身呢?(台北?黄宗旻)

答:我想提出这个问题的读者,他的年纪大概很小,完全没有性的经验。试想小龙女被**的时候,是个从来没有性经验的处女,她第一次和人发生性关系,心里当然是又 吃惊、又害羞、又欢欣、又愤怒,所以情绪是很混乱、很复杂的。如果依照情理来看,小龙女是不太会去思考武功的问题,假使她会去考虑的话,她就不是一个毫无 性经验的少女了。事实上,在那种情况下,不要说是小龙女,就算是对再细心、武功再高,甚至年纪更大、性经验很丰富的人而言,也不可能去考虑武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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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张翠山与殷素素在冰火岛上结婚且同居十年之久,为何只生了张无忌一个孩子?难道当时就有非常进步的避孕技术吗?虽说为了配合剧情,张无忌并不需要其它的兄弟姊妹,但总是有些不合理,可否能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呢?

答:这 个问题,如果很简单地来回答,就是殷素素她没有再生。至于为什么不生呢?生物学上常有的一种解释是,如果生长环境不好,动物自然会减少生育。例如天气太寒 冷,白熊之类的动物也不能大量繁殖。一般来说,寒带地方的生物繁殖不易,热带地方的生物就可以繁殖得较多。殷素素所住的冰火岛,天气太寒冷,所以她的生育 能力自然会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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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小龙女在被郭芙以冰魄银针射中之后,身上所中之毒,既然都已深入五脏六腑,照理来说她是活不成了。但为什么当她跳下绝情谷底后,由于吃了蜂蜜、白鱼,却又康 复了?这样的安排,是不是因为杨过和小龙女当初缘于个性之故,没有向周遭的人求救,以致均不明白,其实小龙女中毒的程度并不深。个性使然,造成两人必须分 离十六年之久?

答:杨过和小龙女之所以没有向周遭的人求救,原因之一是小龙女中毒以后,杨过与小龙女两人的心里都已很绝望;原因之二是,唯一可能就他们性命的天竺僧,又被李莫愁害死了;原因之三是,他们俩的婚姻,原来就一直被郭靖、黄蓉反对。所以他们的想法是,活不成也就算了,反正他们的恋爱本来就没有前途,不如死了,一了百 了,自然也就不会想到要找人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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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小龙女在绝情谷底居住了十六年,为何用树皮制成的白衣,历经十六年风霜,依然是白衣?(这个问题在网络上曾引起热烈讨论)

答:关 于这个问题,苏墱基先生刚才提供了一种解释,他说在绝情谷底是没有灰尘的,所以小龙女本来穿的是白衣,十六年后,仍然就还是白衣。倘若小龙女的衣服破了, 她拿些树皮、剥下纤维、补在破洞上面,再洗一洗,结果也还是白衣。不过,小龙女在谷底待了那么久,当杨过看见她时,她最好是全身衣服都有破洞,补也补不好 了。但是,白衣还是白衣,不可能变成**、红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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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倚天屠龙记》中,灭绝师太曾经说,屠龙刀和倚天剑是黄蓉用杨过送给郭襄的玄铁重剑镕解之后,再加上西方精金铸成的。屠龙刀里藏的是武穆遗书,那是希望后 世取得武穆遗书者,可以用之破元;而倚天剑里面藏的是九阴真经,那是假设一旦运用武穆遗书破元之人,不能造福百姓时,另外一人能够用九阴真经的武功来取破 元者的性命。但是,要取得武穆遗书或九阴真经,是必须以屠龙刀、倚天剑互砍,这样一来,两部宝典不就都落入同一个人手里,那么黄蓉的预设不就都不能成立了 吗?

答:这确实是一个漏洞,刀剑在互砍之后,两样宝典都会落在一个人的手里,届时要某一个人克制另一个人,真的就不可能了。这个问题,我还要想一想。如果各位有什么好的意见,也不妨提出来,使我能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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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板 桥的林雅玲**问,为什么小龙女从绝情谷一跳,就能直接落入谷底,而杨过必须跳二次,最后还得要凭借抱着大石头才能沈到谷底?难道是因为小龙女当时的心情 已经「跌」到谷底,所以能直接空降到谷底;而杨过有美少女郭襄作陪,所以心情没有那么「沉重」?要不然,就是小龙女比杨过重喽?否则怎么会这样?

答:这个问题恐怕是少了几句解释。因为潭底有暗流,暗流是不停地冲来冲去,起伏不定的。当杨过跳下去的时候,暗流可能是正好向上涌;而小龙女跳下去的时候,暗流则可能是正好向下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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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三重林怡利**问,在《神鵰侠侣》中,杨过与小龙女隔着花丛初练「玉女心经」时,因受尹志平、赵志敬两人**,以致小龙女走火入魔,身受重伤。当时杨过因闻 小龙女说「血行不足,难以运功治伤」,所以就将自己手腕的筋脉咬破,把伤口放在小龙女嘴边,让鲜血流入小龙女口中。请问杨过这种输血方式,真的可行吗?如 果二人血型不合,岂不是加重小龙女的伤势吗?

答:这 完全不是血型的问题。用这种方式输血,血液到胃里面消化,并没有血型合不合的问题发生。按照一般的情理而言,如果你跟爱人身处荒野,突然之间,他血流不 止,而你又没有医学常识,只见他的脸色愈来愈苍白。这时,你所能想到的,就是「他的血液不够,我要让他喝一点血」,于是你自己就割一点血,让他喝下。这当 然不一定有效,不过,当你很爱他的时候,在情急之下,也只好用一个最原始、最没有办法中的办法,让他用消化的方式,来补充一点血液。讲到血型,中国时报的 副总编辑苏墱基先生,曾提过一个问题是更加重要的。在《笑傲江湖》里面,蓝凤凰和四个苗女让水蛭先吸了自己的血之后,再让水蛭咬住令狐冲的血管来输血给令狐冲;这种直接输血的方式,就与血型是否相合有关。蓝凤凰等人的血型不可能都和令狐冲相同,所以这种输血,恐怕就比较行不通。因此,必须想个办法解释一 下,可能的说法是,令狐冲那时的内功很奇怪,如果苗女的血型跟他不同,就无法输入他的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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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很多人在算过「降龙十八掌」之后,认为「降龙十八掌」只有十五掌或十六掌,而根据我自己算出来的结果却是十八掌。不过,有几招似乎是重复了,即「龙战于野」跟「战龙在野」,「鱼跃于渊」和「或跃在渊」。请问金庸先生,这几招是不是重复了?

答:「降 龙十八掌」不一定要在小说当中尽数施展,是可以只用十六掌的。至于另外的两招之所以不使出,那是洪七公或郭靖两人故意要留一手的。各位,我的解释有时好像 是强词夺理或者说笑话,所以只能勉强说得通,其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开心一点,一旦正式修改的时候,我会尽量遵照各位的意见,改得比较合乎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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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金庸先生,您在《天龙八部》第一册当中写到,少林七十二技除了在宋初的时候,曾有一位高僧身兼二十三门绝技之外,从来没有第二个人练到第二十门以上;但在 《天龙八部》第四册中,您却又有「故老相传,上代高僧之中曾有人兼通一十三门绝技,号称『十三绝』神僧」之语。请问这两个地方是不是有问题?

答:我想这是一个矛盾,将来修改的时候,我会统一用十三门,来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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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投 稿金庸茶馆的作者华书颀说:「金庸害她扣三分」,因为有一次学校历史考了一题:「宋人抵抗蒙古十分壮烈,请问宋人坚守襄阳城共几年之久?」她本来记得六 年,但因为《神鵰侠侣》中郭襄未出生前,郭靖、黄蓉就已助守襄阳,而郭襄十六岁生日时,襄阳城也还未被灭,所以便改六年为十六年,结果被多扣了三分。请问 金庸如何**小女子的冤情?

答:好 的,我来**。关于宋人到底守襄阳城多少年?我肯定不是六年。根据史书记载,蒙古人攻打襄阳城,最早是在公元一二三四年,即宋朝理宗端平元年,蒙古人攻打 襄阳城的原因,是缘于南宋在和蒙古人约定联合灭金后,趁机收复了襄阳等地,而蒙古人却认为那些领土是他们的,所以便开始攻打襄阳,但总是攻不进襄阳。后 来,蒙古人绕到西边的四川来攻打襄阳,也没有成功;于是又绕到南方的大理,采取两边夹攻,这才攻破襄阳,当时是公元一二七三年。因此,宋兵在襄阳城共守了 三十九年之久,绝对不止十六年,当然也就不是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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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是这次参加活动中,提问次数相当多的一题,就是「黯然销魂掌共有几招?」杨过曾经对周伯通说:「这是我自创的一十七路掌法。」但经读者仔细地一算再算,竟 发现共有十八招,其中包括:心惊肉跳、杞人忧天、无中生有、拖泥带水、徘徊空谷、力不从心、行尸走肉、倒行逆施、废寝忘食、孤形只影、饮恨吞声、六神不 安、穷途末路、面无人色、想入非非、呆若木鸡、神不守舍(或魂不守舍)、若有所失。请问金庸先生,黯然销魂掌究竟有几招?

答:我看十七招是比较合理的,当初也许是讲错了,也许是印错了,现在我就确定它是十七招好了。因为杨过在施展黯然销魂掌的时候,总是魂不守舍、迷迷糊糊地惦记着小龙女,所以他是不会去计算十七招或十八招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杨过随口讲错,我想各位也不必责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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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 一题是一个年龄问题。台北的黄宗旻先生问:假设黄药师在三十岁时,参加了第一次的华山论剑,那么当他参加第三次华山论剑时,大概就有八、九十岁了。至于比 黄药师年长的如一灯大师、老顽童周伯通,以及在《射鵰》中就已经是老道的全真七子,到了《神鵰》中不就都老得不象话了吗?这一群「百岁俱乐部」的人,竟然 能在第三次华山论剑时于华山顶上活蹦乱跳,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这样的情节虽然有趣,但是否可能?

答:练武的人,尤其是内功好的人,寿命一定是长一点。所以周伯通这些人,如果八、九十岁还能华山论剑,我想是有可能的。如果不可能,我们不妨放他们一马,让他们寿命长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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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看金庸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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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会后悔那一部小说当初剧情不该那样子写?

金庸答:没有。但如果有瑕疵的地方,我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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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胡斐与苗人凤一战结果到底如何?

金庸答:让读者自己去想象,胡斐那一刀究竟有没有砍下去?如果有,会是如何?如果没

        有,那又会怎么样?这就是有趣的地方,所以就不告诉读者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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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龙女复活,破坏神鵰特质,有没有后悔把她写活过?

金庸答:小龙女如果没有活着,我第一个会先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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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鹿鼎记》的风格和其它小说差异这么大?

金庸答:是因为不想重复以前的小说,想要创新,所以故意让它和其它的作品差距大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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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倚天屠龙记》是您最满意的作品吗?

金庸答:每部作品都像是我的儿子,不能分彼此高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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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自己以前的创作有什么感觉?

金庸答:刚开始写的时候由于是连载,写得很匆忙,所以有些地方不够周详,现在我希望把

        这些作品好好地修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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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边写边想?还是架构完之后才动笔?

金庸答:大架构是事前就规画好了,细节是边写边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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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创造杨过时,有没有以谁为典范?

金庸答:没有。而杨过的个性应该是具有现代性、反叛性,以及独来独往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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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将书中人物放在同一年代,您认为谁会是『天下第一』?

金庸答:这应该要问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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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为何能描写出令人神魂颠倒的男女主角?

金庸答:不是那些人物会令人神魂颠倒,是读者自己神魂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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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金先生最喜欢笔下的哪位男性和哪位女性?

金庸答:男性中郭靖、乔峰、令狐冲这些人我都很喜欢,女性像黄蓉、任盈盈、小龙女等人

        都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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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的武功招式和名称的灵感从那来?

金庸答:招式名称有的是从书上得来的灵感,如「降龙十八掌」的招式是从易经上得来的灵

        感,有的是自己想的,我喜欢用一些比较特别的名称,而不是一般武侠小说常会见


        到的招式,如「黑虎偷心」之类的,就太平常了,不能引起读者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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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您有没有计划让36本书都有一些连贯性?

金庸答:没有,我觉得没有必要,太刻意让这些作品有时代的连贯性反而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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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认为哪一部作品中的社团、帮派组织是合理的世界?

金庸答:前几日的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司徒达贤教授曾提出我的小说中的男主角和

        帮会组织都不懂得管理学,我承认这一点。像丐帮的管理就不太好,那么大的一个

        帮派,洪七公却整天见不到人,
所以说,它的管理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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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与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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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看见作品改编成连续剧、电影有什么感想?

金庸答:原本我把小说的版权卖给连续剧、电影的制作人,是希望能有多一点的读者知 道我的小说,有些人原来没有看过小说的,先看过连续剧和电影后才去看小说,这样也挺好的,但是我没想到那些编剧先生们会把我的小说改得全走了样,让我看了 很心痛,他们加了许多东西,把我的小说改得面目全非,人物的性格完全不一样了,这一点我很不赞同,如果是因篇幅太长,我可以接受让他们删掉一点,但不应该 自行添加其它的情节,如果他们真的觉得像他们那样改比较好,那他们干脆自己去写另一部武侠小说,不要说是改编我的,改成那样,已经不是我的小说了,也或许 是他们觉得自己能改编金庸的作品很了不起吧!今后,我把小说的版权卖给这些制作人时会更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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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你一生的一句话?

金庸答:好像没有一句话会影响我的一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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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诠释您书中角色的演员,您认为谁是表现的最恰如其分?

金庸答:每个观众的感觉不同,我个人比较喜欢刘德华和陈玉莲所演的杨过和小龙女。吴倩

莲的小龙女有几个镜头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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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武侠小说可以再进一步发展,那么可能突破的方向应为何?

金庸答:对于往后武侠小说的发展,我认为仍以具侠气、正义、见义勇为等为主要呈现的精

神,也可将现代的枪炮、拳击等元素加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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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最喜欢的作家?

金庸答:国内的作家,我喜欢的是沈从文;国外的作家,我喜欢的是大仲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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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写作时的癖好?

金庸答: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习惯,当时写武侠小说是报纸连载,常有截稿的压力,所以训练了到那里都能写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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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不后悔倪匡把阿紫的眼睛弄瞎了?

金庸答:那时我出国旅行,因为是连载,所以请倪匡先生帮我代笔,他大约替我写了两万字,但是后来出书时几乎都删掉了,我另外又修改了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不过还是保留了阿紫眼睛瞎掉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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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喜欢的诗词作者?

金庸答: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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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的反应会不会影响你的写作方向?

金庸答:多少有一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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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人物的琴棋诗画、奇门数术,是为了写小说去学的吗?

金庸答:我其实只会下围棋,其它都不会,那些都是看书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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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下的大侠和侠女,好像都忙着行侠仗义,他们靠什么维生?

金庸答:郭靖因为帮助守城,应该会有领到粮饷,其它人像老顽童周伯通脑袋就不太清楚,

多半是会去跟有钱人「借」,只是大概不会经过人家同意,也不会还钱吧!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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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鵰英雄传》里面的佳肴名称是如何想出来的?

金庸答:只想把它写得好听又特别一点,没想到会这么难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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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没有打算写历史小说?

金庸答:我曾尝试写汉唐的历史小说,但因对当时的风俗还不甚了解,所以迟迟未动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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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觉得自己创作的极限在那?

金庸答:我想我大概不能写纯粹的爱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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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如果不当作家会做什么?

金庸答:新闻记者,因为我原本就是在作这个的。只是因为需要才变成武侠小说作家,所以

应该没有不当作家会变成什么的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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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相信算命?哪一种最准?

金庸答:曾经有人帮我算过八字、紫微斗数,有些事情都满准的,另外,香港有一种铁板神

算,也是很准确,但是我想它算过去是很准,对它所算的未来,我则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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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相信轮回吗?是否曾想象过前世是谁??来世会是什么样的人

金庸答:我是个佛**,如果没有轮回,佛教也就不成立,所以当然相信轮回,但我不知道我的前世是什么人,也不知道来世是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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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最崇拜的历史人物是谁?

金庸答:范蠡和张良。因为范蠡有美女西施相伴,又很会投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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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最爱吃的食物是什么?

金庸答:我喜欢小点心类的甜食,不过,现在因为血醣的关系,我太太不淮我吃,可能是不能吃就愈想吃吧!所以,被问到这个题目时,我有点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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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喜欢听什么音乐?

金庸答:我喜欢听平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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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一生之中,在甚么地方最快乐逍遥?

金庸答:有很多时候啊!像现在各位喜欢读书的朋友在这里共聚一堂就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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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喜欢哪种类型的电影?

金庸答:歌舞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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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最认同中国的哪个时代?

金庸答:唐朝。我认为唐朝不但文治武功鼎盛,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雍容大度的朝代,在当时就有位宰相是外国人,这种只问能力,没有民族成见的泱泱大国的自信,不要说是中国其它朝代,就连外国也不曾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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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最想居住的城市?

金庸答:杭州吧!那里风景好,朋友多,我有一个小房子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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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写作灵感从哪里来?

金庸答:灵感就在脑子里,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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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有宗教信仰?如果有,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影响?

金庸答:佛教,最大的影响是我现在比较不怕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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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

金庸答: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最想再去研究学问,当一名学者,我每次看到那些学者都很自卑,觉得自己学问不好,但是我想当初如果我不是写小说,而是去做学问的话,我一定也可以成为一名学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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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金大侠您希望江湖上人人称您什么呢?为什么?

金庸答:我这次来台湾,大家都对我很友善很客气,称我「查先生」,我很感谢各位,也很

高兴大家这么称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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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限时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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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 胆请问您,谢逊带翠山夫妇前往冰火岛并失去双眼的过程,为何与杰克伦敦的《海狼》神似?丁典冤狱与《基督山恩仇记》似乎也相当类似?韦小宝到神龙岛,见教 主夫人任意撤换岛上人事,教主却麻木不仁,又和**带红卫兵作乱,**不闻不问也相当类似,是否真有关联?(洪振发/高雄)

金庸答: 你希望在看过的作品中找寻相同的事例。其实西洋文学研究者作过一个归纳统计,认为古往今来,故事大致大同小异。各种名著的主要情节,归纳起来只有三十六种, 例如复仇、误会、相貌近似、浪子回家、兄弟相认等等。莎士比亚的三十七个戏剧作品,本事全部以别人的著作改编而来,歌德的伟大作品《浮士德》,故事也经不 少人写过。这两位大作家在老故事中注入了深刻的内容,改变了角色的性格、增加了丰富而复杂的人生含义。莎士比亚的大悲剧《李尔王》写三姊妹的故事,这在任 何民族的民间故事中都有的,两个姊姊阴险不仁,第三的小妹妹仁善而可爱,童话《灰姑娘》中就有这故事。

广州中山大学的教授施爱东先生分析《射鵰英雄传》中郭靖桃花岛求亲、黄药师考以三题的情节,出于我国呆婿的民间故事,我写作时心里无此意会,但他一加分析,我就觉得很有道理。

许多文学作品往往受到民间传说的滋养而作者不一定自知。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中有不少俄罗斯民歌,我们听来特别亲切好听。施爱东先生分析《天龙八部》中马夫人与乔峰的怨恨有武松杀潘金莲、石秀杀潘巧云的影子。他的分析很好。

不过最近拍成的《天龙八部》电视本,将马夫人写成潘金莲、将乔峰写成武松,那便是 很大的败笔,将本来相当精采的马夫人(我自以为,马夫人是《天龙八部》中最成功的人物之一,仅次于乔峰,在文学上品味算是高的)全然庸俗化了,编剧与导演 根本不懂书中的马夫人(女演员演坏了,但不是演员的责任,锺丽缇**的扮相和演技都很好),编导要她这样演,她没有法子。

演马夫人最好的演员,我以为是香港话剧团的覃恩美**,几年前我在英国牛津大学的 食堂中遇到她,原来她嫁了牛津大学医学院的谭教授。最近又在香港大学的一个聚会中见到她,原来她先生谭教授做了港大的副校长。两次意外相逢,都不胜惊喜。 除了她自己的杰出演技外,还因为舞台剧《乔峰》的编导卢景文先生艺术修养很高,他曾去意大利学歌剧艺术,在香港制作和导演过好多部意大利歌剧,现在是香港 演艺学院的校长。

我不能期望根据我小说拍摄的影视片编导都是演艺学院的校长,主要演员都是牛津大学教授、港大副校长的夫人,但可以盼望编导先生们不要任意改动小说的内容,然而,即使最近这部《天龙八部》电视整体很好,马夫人部分却很令我失望。

马夫人是马夫人,潘金莲是潘金莲,两个女性完全不同。洪振发先生喜欢将不同作品中 的人物与情节拿来比拟,觉得很像,那是一种危险的习惯。潘金莲不同于潘巧云,也不同于卢俊义的夫人李氏。芳官有点像晴雯,柳玉儿也有点像晴雯,然而三个姑 娘完全不同,如果老是想她们的共同点,文学欣赏力就有待提高了。(美国当代有一位很有地位的文学教授Harold Bloom,他目前在耶鲁大学、纽约大学教人文与文学,有部新作How to Read and Why,教人怎样读小说和读诗,内容不算十分精采,但值得一读。我以为读到教人怎样读小说,小说家V.Nabokov的「文学演讲录」可能更合用,那是他在史丹福大学、康乃尔大学教小说的讲义。台湾人喜欢美国教授,所以我这里不介绍英国的作品了。)

一、当与一个体魄及武功远远超过你的人同处于一地而他企图伤害你时,最直接的方法往往是攻击他最纤弱的器官,那便是眼睛。荷马所作的《奥德赛》中,攸里西斯为巨人西克洛斯(Cyclops) 所困,西克洛斯身躯大极,但只有一只眼睛。攸里西斯弄瞎了他这只眼睛而逃命。中国旧小说《绿野仙踪》中,学练仙法的冷于冰奈何不了巨大的鲲鱼精,只得放出 戳目针,戳瞎了鲲鱼精的双目,才夺到「天罡宝枢」的天书。杰克伦敦多半读过《奥德赛》,但我相信他一定没有读过《绿野仙踪》。

二、狱中难友间结成好友而传授本事,那是极自然的过程。中国扒手的神技,多数是在 狱中学来的。柏杨先生在台湾蒙冤入狱,他在回忆录中说,他在狱中也曾结识了一些同遭不幸的难友。《三国演议》第七十八回「治风疾神医身死,传遗命奸雄数 终」写曹操将神医华佗下狱,华佗在狱中得狱卒「吴押狱」善待,华佗便在狱中将神奇医书「青囊书」传于吴押狱,传其神妙医术,大概法国大仲马并不是读了《三 国演义》而得此灵感。

三、韦小宝在神龙教,见到教主夫人重用少年男女。教派领袖爱用少年男女,自古已 然,少年人入世未深,经验不足,知识较浅,易受鼓动指挥,遇事时奋勇当先。太平天国洪宣娇的红灯照部队中吸收大量少女,义和团中多少年男女均是其例。古波 斯山中老人以青少年作暗杀**,效果极佳。相信**女士并不是因为读了《鹿鼎记》中神龙教的故事而重用红卫兵。阁下极喜联想,我看了你的名字「洪振发」, 联想到「水遍」,洪水振发、遍地是水,大概与**先生没有巧合吧?

公元前三三三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高蒂姆,当地有一个极难解开的绳结,相传有谁能解开,就能君临万邦,征服世界。亚历山大到达后,觉得此结无法解开,就拔出剑来,一剑斩开,这结就算解开了。后世称之为cut the Godian Knot, 「一剑斩开高蒂姆结」即意为「快刀斩乱麻。」我国北齐时,齐高祖高欢拿一大堆乱丝,叫他的几个儿子解开,先成者胜。次子高洋提刀将乱丝斩开,宣称「乱者须 斩」。亚历山大与高洋后来都了不起,高洋个性**,但办事明快果决,相信不是照抄亚历山大的故事。唐太宗有一匹劣马,不能驯服,群臣鞭打索套都没有办法, 武则天叫人拿铁挝击马头、用**刺马首,搞得流血满地,那马就驯服了。三个故事有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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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看过一个大陆作家,他提到金庸老师有意写三国谋将周瑜,是真的吗?您对周瑜的评价为何?(安裴淳/台中.梧栖)

金庸答: 我 在和日本池田大作先生的对话中,曾谈到《三国演义》,我说《三国演义》大大歪曲了诸葛亮与周瑜的关系,根据正式的历史记载,赤壁之战东吴与蜀汉联军的胜 利,主要是周瑜与孙权的功劳,诸葛亮不过在旁参谋而已,但《三国演义》抹杀了周瑜的贡献,而且将他丑化了。我说我曾有意另写一部关于三国的历史小说,抬高 周瑜、赵云、顾雍、陆逊、羊祜等人的地位,但后来想《三国演义》写得这样好,又已深入人心,我另写历史小说,一定及不上罗贯中先生,这个主意就不去实行 了。将来如果我写历史的评论文章,或许会评述这些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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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金庸小说》修改版引起相当多人的讨论,我好奇的,金先生的改写对于大众娱乐的影响或许不大,但明显冲击到「金学研究」的讨论,请问先生如何看待不同版本的问题,或是读者应抱持何种态度?(李志桓/嘉义.中正大学)

金庸答: 一个作者(或任何艺术家)修改自己已出版的作品,是**行的惯例,英国小说家狄更斯(Charles **ens)在他的《锦绣前程》(The Great Expectati**)出版后,变动了结局另写。亨利.詹姆士(HenryJames的小说《一位女士的肖像》(ThePartrait of a Lady) 在一八八○年出版,二十八年后他大改而特改,到一九○八年出版定本时,结尾与原来大不相同了。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一本作品的著作权属于作者,也即知 识产权属于产权的创作者,这是国际通例。有人认为作品发表后,作品即为社会「公器」,属于社会所有,这样理解是不合法的。作品的知识产权,要到作者逝世五 十年之后才属于社会「公器」。所以目前任何人不能修改古龙先生的作品,但可以修改《红楼梦》或《三国演义》,因为后两书的作者逝世已超过五十年,虽然,任 何人大胆修改《红楼梦》或《三国演义》,读者一定不接受。我的好友沈君山先生初闻我修改小说,大大不以为然,当面表示**。后来读过《射鵰英雄传》修改本 后,写信给我,赞扬改得好,认为远比原作进步。可能他的赞誉主要是出于对我的友谊,无论如何,我十分感谢他的欣赏。你问学术讨论中的版本问题,我以为新旧都可读。可以说改得好,也可以说改坏了。对于狄更斯的《锦绣前程》,后世的评论有人认为改由大团圆结局较好,也有人喜欢维持原来轻微的哀愁气氛较有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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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您觉得您笔下的人物之中,谁最可能成为勤政爱民、政通人和的政治人物?(小米/台北.士林)

金庸答: 我小说中描写的政治人物不多,要求他「勤政爱民、政通人和」,大概《射鵰英雄传》中的耶律楚材,会是一位较好的政治人物,其次是《天龙八部》中的段誉、萧 峰;《鹿鼎记》中的康熙;《射鵰英雄传》中的段皇爷、朱子柳;《笑傲江湖》中的定闲师太。他们多数不是政治人物,但品格很好,如果当政,未必勤政,害民却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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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住在台湾的「金庸迷」日本人,记得您在某次访谈中提及看过吉川英治等日本作家的作品,想请教的是,《书剑恩仇录》里头,陆高止用金针把苍蝇钉在板壁上,吉川英治的《宫本武藏》也提过武藏用筷子抓苍蝇,这两个绝技是否有关?(户田一康/台北.松山)

金庸答: 陆 高止把停在板壁上的苍蝇射金针钉住,并不太难,宫本武藏用筷子夹住正在飞的苍蝇,我想起来几乎不大可能。吉川先生的想象力比我更夸张了。我写陆高止,完全 没有受到吉川先生的影响。我写陆高止金针钉苍蝇是在一九五五年。我至今不能阅读日本文,读到吉川小说的中译本,至少是在写陆高止的二十年之后了。吉川先生 写宫本武藏,最好的一段情节,我以为是他能从高手以长刀劈削花枝的手法中看出高手的刀法来。一般而言,日本武侠小说中所描写的武技,远不及台湾、香港武侠 小说的多彩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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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作品中,那一个人物您最喜爱?您认为他/她对于您创作武侠小说有什么影响?因为《哈姆雷特》似乎被认为具有武侠小说的通型?(Khong Man Woo/马来西亚.沙巴)

金庸答: 我 最喜欢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及《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完全不像武侠小说,其主旨是写丹麦王子对人生和生活中无奈情况的探索,着重内心的反省, 缺少行动的能力,恰与武侠小说通型相反。反而,白羽先生的《十二金钱镖》,结构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有一点点类似,但绝不是抄袭莎剧,因《十二金钱镖》以 喜剧收场,更类似于西班牙的名著小说El 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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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整部《笑傲江湖》中充满「隐喻」。令狐冲天生赤子的隐、任盈盈厌弃世俗的隐、莫大先生大隐于市、任我行等待东山再起的隐、向问天怀才不遇的隐,试问东方不败练成葵花宝典,甘居妾妇是否亦为隐呢?(林宜贤.林尚颖/台中.潭子)

金庸答: 《笑傲江湖》确是写了很多「退隐」,江湖人物中的有识之士,对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情况感到不耐,希望「退隐」而寻求到自我与自由。东方不败是一个有强烈同性恋倾向的武学高手,他身为男子,但很盼望做女子(是否练成葵花宝典或辟邪剑法不是问题之所在,主要是遗传与基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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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侠客行》里头的龙、木两岛主,是否为龙树菩萨的隐喻呢?《天龙八部》、《侠客行》是否表达佛学两大支柱(慈悲与般若)的著作呢?(邝万禾/马来西亚.沙巴)

金庸答: 我并不十分崇拜龙树菩萨的佛学。《大智度论》可能不是龙树菩萨作的(?)。我十分倾倒于《大智度论》,但对《中论》、《十二门论》等等中观之学不大懂。《天龙》受到佛学影响,那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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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您笔下的女子性格、形像是有所凭的吗?您是先架构出故事再塑造人物,还是依人物创造故事呢?(任意门/台北)

金庸答: 我笔下的女子,性格塑造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我周遭的女性,很少有阿九、阿碧、小昭、郭襄、阿朱那样可爱的性格。我创作武侠小说之时,人物和故事同时构造,两者必须一致而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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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降龙十八掌的所有掌法名称是什么?因为我总兜不齐。(辛悦庆/高雄)

金庸答: 降龙十八掌的全部名称,在修订版《天龙八部》中会出现,因为我自己不会打这十八掌(一掌也不会),无法向萧峰与洪七公、郭靖三位大侠请教,修订版的稿本又不在手边,现在不能答复你了,对不起!(这一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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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小宝曾算出行刺吴三桂的「王**」就是阿珂,请问一个连自己姓名都写不出的人怎会有此慧根?(杨佩玲/台中.龙井)

金庸答: 这条问题其实是「指教」,很有道理,多谢。我今年下半年要修订《鹿鼎记》,那时要改为韦小宝身旁有人提醒他(例如是徐天川、钱老本之类人士)说:「韦香主,这姑娘多半是你的心上人阿珂。」韦小宝这才恍然大悟,拍腿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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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倚天屠龙记》之中,为何峨嵋的灭绝师太会对明教如此深恶痛绝呢?(洪显荣/台中.大里)

金庸答: 因为明教杨逍害死了她的师兄(可能是她少女时暗恋的对象),又害死了她的爱徒纪晓芙(纪是她自己打死的,但她认定是明教害死),而张无忌为救锐金旗,又使她大失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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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看过有人说,东邪影射日本,黄药师的四大弟子即日本的四个岛;而欧阳锋影射西洋,即「欧洋风」,真是这样子吗?(侠道/台中.太平)

金庸答: 我任何小说的情节,都不影射任何事物。所谓「影射」云云,全都是瞎猜,认为《笑傲江湖》有影射性的人更多,也都毫无根据。自古以来,所谓「影射」,都是捕风捉「影」,无的「射」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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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五专生,我有志于武侠小说的创作,请问您,好的武侠小说需具备那些条件?(陈美君/台南)

金庸答: 年 轻学生不要学写武侠小说。写小说很不错,但写所熟悉的人与事就好,例如父母、祖父母、邻居老师、朋友同学、兄弟姊妹等等。武侠小说包含的社会太广大,又是 古代,写起来很困难的,对大人的感情也不会有深切的体会。大陆上有几位年轻的小妹妹,写了武侠小说要出版,请我题书名、写序,我全都不答允。她们写的小说 还不错,但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怎么懂大人社会和大人感情呢,单是文字有「神童水平」也没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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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看修订本的《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发觉差异甚大。请问您,在原创和新意之间如何取舍?(王怡仁/高雄)

金庸答: 新想法基本上不去牵动原创意。只有在发觉原创意不妥、不完全,新想法更好之时才有改动。原创意是「主」,新想法是「辅」、「宾」,不能「喧宾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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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撰文讨论「香香公主在云端」,认为香香公主在云端是给予陈家洛力量;但金老好像认为那是陈家洛「幻觉」。笔者身为医师,觉得以「幻觉」视之未必妥当,不知金老如何解释?(王怡仁/高雄)

金庸答: 王 怡仁医生关于「香香公主在云端」的想法是很有道理的。我写这一段时,主要是从陈家洛的心理出发,他盼望香香公主又在云端现身,和他对话,而她所说的话,其 实是陈家洛自己心中所要说的。他想象香香公主复活了,或者盼望她灵魂重现。王医生从医学观点,认为「显灵」更加可能,我想这样的观点可能更正确,也符合小 说本意。小说家从心理着眼,觉得对陈家洛而言,幻觉与「显灵」其实并无太大分别,有些情况,其实是陈家洛的一厢情愿。一般人常在梦中见到去世了的亲人。亲 人在梦中对他所说的话,其实正是他自己所盼望听到的,有些是他自己心理的反映。《红楼梦》中写贾宝玉梦入太虚幻境,真真假假,可以说是幻觉,是他内心想象的反映,也可说是他见到的「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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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您笔下的乔峰、洪七公、郭靖三人之中,谁的降龙十八掌最厉害?(荒野猫/台北.北投)

金庸答: 这三人中,乔峰的降龙十八掌最厉害,洪、郭二人的掌法,都是从乔峰手下传出来的(经虚竹代传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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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小龙女的真实姓名究竟是什么?(林昀/嘉义.民雄)

金庸答: 小龙女是给父母遗弃在终南山重阳宫之外的,全真教道人拾到她时,只在襁褓上见到一张字条:「此女姓龙,仁人君子若加抚养,感恩无既。」没有名字,后来她的师父领去抚养长大,只称之为「龙儿」,没有**。金庸叙述她的事迹,称之为小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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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您,《神鵰侠侣》「十六年后,在此相聚」的伏笔是早已拟定,还是应读者要求而写?您又如何在长期写作中克服文风可能不一的困扰?(小玉西瓜/新竹)

金庸答: 我写小说,不受读者反应的影响。我要杨过、小龙女团聚,不是由于朋友或读者的意见,而是自己同情他二人的爱情,不舍得这样可爱的一对情侣到死不能相会。文风不一致,以后就要修改,使得统一较好。小说发表后又要修订,是因为重读自己的作品,发觉不满意的地方很多,非改不可。

你的笔名很有趣,小玉西瓜很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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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曾在《倚天屠龙记》后记提到,当时尚不解张翠山自刎时张三丰的心情,如今是否可趁着修订版,一写「老侠」历尽沧桑的心情?(王靖斐/高雄)

金庸答: 我从原创时杨过的年纪,现在增长为黄药师的年纪,不能依此而改动小说中人物的心情。现在已是「老顽童」的年纪,如果把杨过、张无忌、段誉、胡斐、狄云、黄蓉、郭襄他们全修改为「老顽童化」,那就**矣!这些是「坚决不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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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天山童姥的身高问题,《天龙八部》第三十五回和三十六回说法不一,请问如何解释?又请问李秋水的脸伤,是在入西夏皇宫前或后造成的呢?(廖明达/台北.三峡)

金庸答: 所 提的两点都是矛盾,不能自圆其说,要勉强自圆其说,变成不方不圆,须在新版「天龙」中大幅修改,才能解决矛盾。修改的办法:一、童姥幼时三焦经脉有问题, 师父授以神功,修补缺陷,发身长大,与常人已无多大差异,故无崖子爱上师姐。她廿六岁时,李秋水喝醋,害得她神功受阻,三焦经脉再损,又再变成侏儒,不能 越过二十六岁这一关。二、李秋水当成皇太妃后脸颊为童姥所伤,那时她武功高极,要掩饰甚易,如有人拆穿,举手即可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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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老笔下的主角除郭靖有力守襄阳的功业外,其余都从江湖中激流勇退。请问他们如何安排落差极大的退隐生活?若转业,会从事何种行业?(黄素惠/台中)

金庸答: 这 些大侠既决心退隐,落差很大的退隐生活不是他们努力寻求的目标,他们「看破、放下、自在」了,决不再努力去维持成就感。如再设法维持,就不是退隐了。武林 中「金盆洗手」极难,行动上固须努力,心理上也须努力。杨过有小龙女相陪、张无忌有赵敏相陪、令狐冲有任盈盈相陪、狄云有水笙相陪、石破天有阿绣相陪、退 隐有何难哉?不过这些大侠似乎其志只在追求到一个倾心相爱的爱侣,不存「为国为民」之心,并非「侠之大者」,袁承志似乎应当复回中华,努力于抗清大业;张 无忌可能不能忘情于小昭,想到波斯去走一遭,但赵敏神机妙算,张教主大概不敢去、去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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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为何您认为宋朝是中国的盛世?以一个过度重视文字而轻视武功的国家,是否足为太平盛世的基础?

答: 宋朝是中国最兴旺的时代,当时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整个生产力兴盛,不论生产、技术、文化、艺术都是全世界最高的,俄国、美国尚未开发,英、法、德要和宋朝 比还远得很,每一个时代都有优缺点,应该全面检讨,它的文官制度、考试制度健全、人民安定,但国防不强,所以常受人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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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对康熙皇帝的评价,是否为中国皇帝第一人?还有您对孔子的看法。

答: 在中国皇帝中,我对康熙的评价很高,他不但思想开明,而且很好学,还去学了外国的学问,另外我很欣赏汉文帝。他的风度很好,他在去世前,写了一个遗诏说他 一生做了很多错事,真正对不起,向全国人民道歉,这种风度很难得,如果发生灾害如地震、水灾时,他就写文章向全国人民公布,说是因他做得不好,所以上天惩 罚他,自己感到很抱歉,批评自己,以前皇帝是圣人,从没有做错事的时候,错的都是其他人。另外汉朝的汉光武帝也很好,对待人民都是泱泱大度。孔子是万世师 表,有教无类,每个中国人的生命中都留有孔子的教化,尤其他的“克己复礼”,克己就是能克制自己过分的欲望,而礼的范围很广,包括制度、文化、法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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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历史小说和武侠小说最大的不同点?名历史小说家高阳先生的历史小说是否有借镜之处?如果您写“红顶商人”,您会如何诠释?

答:我很喜欢高阳先生的小说,历史小说有个基本范围,被历史事件所局限,限制较多、想像空间较少,像《鹿鼎记》比较像历史小说,但真正的历史小说,有可能让韦小宝娶七个老婆,却不能创造出韦小宝和俄国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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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请问对曹操和武则天两人的评价。

答: 这两个人在历史学角度来看是了不起的人,曹操曾经自豪说,如果没有我,东汉末期生灵涂炭,君王称霸,是我让人民生活好过一些的,这句话是真的。像当时群雄 各据一方,做生意的人要越过各个山头的关卡,海关若收钱收个没完,人民哪受得了?一旦统一,一路可以畅行无阻,经济自然发达,对中国经济有其贡献,但他一 旦占了某个城市,就下令**,实在太过残酷而没必要,如果他不做这些事,早就统一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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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请问对苏东坡先生的看法。

答:苏东坡什么都会,书法、画画、诗、词、文章、为人品格都是第一流的,本身才能又好,更令人羡慕的是,连父亲、弟弟都是一流的文学家,这种事机缘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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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请问您是否有“偶像”或崇拜的人?

答:历史上我很崇拜岳飞,他为了国家,抵抗外敌,牺牲自己的利益,但最后又被冤枉害死;司马迁、司马光我也很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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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黄蓉适不适合生活在这个年代?她会不会参加联考?

答:黄蓉如果参加联考,我怀疑她会**,她很聪明,学物理、数学都很快,当然不需要**,但她的性格要求完美,如果有题目做不出来,她一定会想办法**,而且**老师也抓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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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您的小说女性人物中,最希望谁当老婆?

答:很多男人觉得,女性最好不要太能干,所以如果黄蓉当老婆,大家都怕,什么行动都没了,所以我最不喜欢黄蓉当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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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如何看待韦小宝?为何前半部的韦小宝看来温情,后半部却是滥情又邪恶?

答:这是一个男人成长的必然。普遍来说,男人对爱情,是年纪越大越差劲,一方面他经验丰富,另一方面,物质条件和权力都更大,所以欺负女性的机会也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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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请问您如何创造出岳不群这号人物,是否与周遭生活有关?可否从心理层面分析。

答:我是一步步推想岳不群 这样的人物,其个性、年纪、性格特徵、动机如何,以及他想达成的目的为何,依其才能与个性,为求目的会采取怎样的手段,遇到困难时会怎样解决?岳不群这种 人的心理,可能发生在很多人身上,但一般人武功没他高、用心没他深刻而已,我特别强调了他深谋远虑的部分,其实生活上用心机、用诡计的人,处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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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自己可能是下一世代眼中的历史人物,您如何看待自己这个位子?历史人物与政治之间,究竟应持何种态度?

答:中 国传统历史人物向与政治不可分,司马迁写《史记》中的列传,以人物为主角,居全世界第一位,没人早过《史记》,后来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也以个人为主体, 但年代迟了许多。中国整体社会习惯,对政治特别重视,除了政治人物,历史书中的其他人物都被安置在比较不重要的位置,像“儒林传”、“列女传”、“奸人 传”虽以人为主,但都不如政治人物来得重要。至于我个人是否能成为历史人物并不重要,我只希望一、二百年后,还会有人喜欢读我的书,还能有一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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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请说明“无招胜有招”的境界。

答: 整个社会其实还存在着教条主义,什么都有某某主义,都喜欢说“**讲过”、“孙中山讲过”、“**讲过”,这些招数都已经固定,其实社会千变万化,很 多事情是古人想不到的,像现代科技的电脑网络,恐怕连列宁、孙中山都想不到吧!教条不适用,正如无招,没有固定的信念,发生什么事情,就用实际的方法解 决。又如比武,看对方出了什么招,找出他的缺点,一剑便刺死,这就是无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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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请问您小说中的武侠人物是如何赚钱过生活的?

答:有些武侠人物当镖客赚钱,这是比较下等的,有些门派是地主,像武当派,可以自己过生活的,但有些派别比较穷,像华山派的令狐冲,如果师父不给钱,他连酒也买不起,大致上,这些侠客都是穷的居多。因为经济活动不是武侠小说的主要题材,所以常常略过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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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是否曾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与武侠小说中气质或个性相当的人?

答:我想找不到的,因为小说中的人物性格都夸张化了,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么可爱的女性或男性,那些都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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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小说中的女性大多貌美如花,唯独程灵素,个性相当与众不同,请问创作她的动机是什么?

答:可 爱的女性不一定漂亮,漂不漂亮是父母天生的,自己努力不来,但是漂亮的人不一定好,我的小说中,好的女性又漂亮,当然是得天独厚,但是这种事不常遇到。相 貌太好也许是一种缺点,自恃美貌便不守规矩,做事过分,别人也纵容她,这样对她是不好的。程灵素相当可爱,她人聪明,用情又专一,很难得。人不可貌相,相 貌和品性完全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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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为何杨过不适合现实社会,而令狐冲却适合?

答:杨过是个完全不妥协的人,而令狐冲比较无所谓、随便一点,在社会中遇到问题不太计较,他比较逍遥自在,凡事不一定非如此做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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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黄蓉这样的天之骄女,为何会爱上郭靖这样的傻小子呢?

答:爱情是有补偿作用的,常常你喜欢一个人,他和你的个性却有很大不同,像黄蓉如此聪明伶俐,看到郭靖如此诚实,会感受到彼此性格的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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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请问您看不看改编过的电影、电视?您觉得谁演得最传神?

答:我的小说改编的很多,编剧先生们又喜欢改,我看了不太满意,我认为小说长,删没问题,但最好不要加,但电影、电视就偏偏喜欢加一点东西,像《射雕英雄传》中让黄药师养一只猫,中国传统养狗是可以理解的,养猫的情况就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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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请问小说中的历史人物中是否会参杂个人情感,喜欢的写好一点,不喜欢的写坏一点?

答:这是必然的。加上历史人物,是为了增加真实性,反正有历史人物陪衬,读者会觉得小说故事可靠性多一点,但也因此加了不少个人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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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杨过和小龙女的爱情不见容于现实,除了遁世,还有无其他方法,情人可以相守?

答:这两个人的个性和宋代的封建社会是很难调和的,如果不遁世,会搞得天翻地覆,江湖问题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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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所创造的武侠人物中,谁是您自己的化身?

答:我的小说中没有自己的化身。小说人物只是在满足自己的想像,我会去揣想如果我是这个人,我应该怎么反应?如果我有这个武功,要对付这个人,要怎么对付?有些个性,是我希望有的,他武功很好,人家报复他,他不记仇也不**,总是“算了算了”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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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的武侠作品中,充满侠义,但结局多为退隐江湖,请问您对退隐江湖的具体看法?

答: 退隐江湖可能只适用于古代社会,用在现代观点看可能很不合理,但武侠人物不退隐江湖也没有其他退路了。如果你武功很好,结合一批人推翻前朝自己做皇帝也许 比较圆满。不过像明太祖朱元璋,把一些觉得元朝不好的人吸收结合,一起推翻前朝,然后自己做起皇帝来,可是他皇帝做不好,所以其他不满意的人就干脆任由他 乱搞,也不参与了。参与下去没有了结,因为每一次起义,举著为人民谋福利,都是很正大光明的理由,一旦自己成功建立王朝,又反过来压迫人民──做皇帝怎可如此?这些人看不顺眼,帮忙解决完事情后,只好走人,拜拜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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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的小说中,男主角总是有一堆女主角爱他,像琼瑶小说都是一个女主角有一堆男生爱她,请问您的爱情观?另外,在您的小说中,女主角的个性都不如男主角发展得完整,您会不会觉得遗憾?有没有考虑以女侠来当做小说中的主角?

答:我是男人,所以对于女**没办法都了解,如果把女侠当主角,要自己去想她可能会怎样怎样,这个很不容易,写男的,自然会有那些反应,比较简单,要跟人家打架,也不用先梳头、化妆一下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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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何写一部武侠小说?如何取材构思?您的小说结构绵密复杂,常常看到后面忘了前面,却又前后呼应、安排巧妙,请问是否曾经过沙盘推演,精心排练?

答:我写小说都是一天写一段,有些一写二、三年,有时候写到后面忘了前面是否交代过,有时没有伏笔,事后补救,反正读者看到时都被补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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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您的小说中,举凡棋艺、武功、医学、佛学都有深刻的钻研,令人叹为观止。请问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造就如此深厚的功力?

答:写小说是你懂的就写下来,不懂的就可以不写,不像教书,如果学生要问你,不懂是不行的,武侠小说完全由作者控制,你不懂的,书中人物也不懂嘛!写小说可以慢慢查,如果有查不到的,就换一种病、换一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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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能不能请问您封笔的原因?

答:现在写小说已经没有动机了。以前是为了报纸销路,现在报纸也不办了,写小说是相当辛苦、相当痛苦的,尤其连载每天都要写一段不能停的,如果要到国外旅行,不 是先写好几段留下来,就是带到国外,晚上不睡觉拚命写,一大早快信寄回来,心理压力很大。将来我也希望有充裕的时间再写小说,写那种很大的娱乐性,自己写 了也高兴的,可以分享自己的经验。自己胡思乱想,几千几万人跟著自己胡思乱想,觉得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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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5-18 16:4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6-11-7 10:46 编辑

剑桥金庸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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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言吾言》    发表时间:2006-08-19  
内容摘要 背景:去年听到金大侠来剑桥接受荣誉学位和要在剑桥就读的消息,OBC、言吾言、剑河风闻风而动,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采访了金庸先生。 文中人物介绍:金:金庸田:ppcambridge 刘:hyacinth 林:Yin 王:id  



在剑桥800年的历史长河中,孕育出了无数的中外名人,比如说英国的牛顿、罗素,中国的徐志摩。而今,金庸,一个在中国人中几乎是无人不知的名字,也将记录在英国剑桥的历史上。

2005年4月2日,剑桥大学教授会全票通过了对金庸的提名推荐,金庸成为剑桥的荣誉博士生。6月22号,他接受了菲力普亲王亲自颁发的文学博士学位,成为St John’s College的一名院士。现在的金庸,虽然早已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名人,是大学的教授,更是受人尊敬爱戴的作家,可他依然保持着谦卑严谨的态度,尤其是在面对学问时。正如他在以前的采访中所说:“追随前辈,明志求学,广学博闻,以增见识。”在6月12号为他洗尘的Garden Party上,他对大家说:“以前,我的学生们是我的小师弟、小师妹;但是在这里,各位都是我的师兄、师姐。”
步达剑桥,金庸先生暂居于剑河畔绿草成茵的Garden House Hotel。本次采访就是在这间美丽Hotel的餐厅里进行的。时为早上,很多人正在吃早餐,采访十分随意,像是在和一位知识渊博、平易近人的前辈聊天。金庸先生的太太为大家定了早餐,浓浓的奶茶,缕缕的阳光,采访就这样自然和谐的开始了。

田:休息得还好吗?
金:很好,这里的环境很好。

田:以前有来过剑桥吗?对这里的第一印象如何?
金:曾经来过两次,觉得这里风景优美,住下来就不想走了。剑河风,剑河美。

田:听说您曾经去过牛津,是去学习吗?
金:在Oxford 住过两年,做访问学者。在Oxford有个小Flat。

田:牛津和剑桥有什么不同?
金:牛津更方便一点,有个比较大的Town,不大像学府。在牛津郊外有个很大的汽车工厂,做生意的人和工人很多。

田:在那两年有没有发表些文章?有没有写过关于生活的一些经历?
金:没有写,一直待在St Antony’s College。

王:是不是在牛津做研究员?
金:在牛津做研究员,和牛津的两个学院都有关系。在Magdalene做 Honorary fellow(Winfred Fellow,Winfred是Magdalene College的创办人,所以他们有一种fellow叫Winfred Fellow),还有一个在St Antony’s做的Honorary fellow。

田:以前来剑桥有没有到过所有的剑桥学院?
金:第一次和Bertrand Russell通信,那时你们可能还没有出生呢(笑)。那时我在办报纸,我想访问他。他的秘书和我通信,说Russell有个规矩,传媒访问他,他可以见一个钟头,但是要50镑。(众人笑,齐说,那我们现在很幸运。)但50镑不是他自己要的,他那时有个course在world peace,是提倡世界和平的捐款。那我说好,没有问题,我就捐50镑给他。但Russell当时不在剑桥,在Windsor。

还有前几年,还没到Oxford之前,来剑桥玩。我的表哥,叫徐志摩,在这里念过书的,在剑桥很出名的中国人。

(众人有点惊讶:徐志摩应该是剑桥历史上最出名的中国人了。当时只知道查先生的家庭背景很好,没想到和徐志摩还是表亲。徐志摩以前在King’s College就读。)

田:有没有去过剑桥的中餐馆?最喜欢吃哪个国家的食物?
金:喜欢吃中餐。我太太在这里住了十天,也想念中国菜了。

田:准备在这里读两到三年吗?
金:已经申请了,可还没有给我。他们说已经给我学位,可以不用念书了。

田:如果可以读,准备在这两到三年里写哪方面的博士论文?
金:我有一个Proposal,给东方学系,写唐朝唐诗的。
王:那您是用英文写还是用中文写?
金:要用英文写。

刘:您是准备集中写哪几个流派,或是哪几个诗人?
金:我想要自己创建人家没想到过的东西。(众人笑)

刘:是不是要保密?现在不能透露?
金:剑桥和牛津老师都在讲,你有创见就写论文,如果是为了读学位,写没有意识的文章(没有意义),所以一定要有自己的见解才可以。

刘:那可不可以问个不是那么秘密的问题。现在在国外读中国文学的人,有很多都是在做比较文学,就是把国内的东西和国外的东西进行比较。
金:Oxford和Cambridge都对比较文学完全看不起的。有个法国的比较文学大师,来这里申请文学名誉博士学位,这里的教授不通过他,说这个不行。他是结构主义的创建人,他当然学问比我好得多。所以我觉得惭愧,这样的文学大师都没得当(文学名誉博士),我反而当了。

田:听说您要重新休整您的14 部著作印刷新的版本,那么现在这个工作进行到哪里了?
金:现在修改一下,并没大改,大改不容易,因为整个结构都写好了。《天龙八部》改得比较多,因为故事太长,太复杂,漏洞也较多。要把这些漏洞都补上。

刘:听说有一段是您去美国玩,倪匡代写的。
金:那一段在第一版出版的时候就已经删掉了。

刘:最近两年倪匡都不怎么出书了。
金:你们也喜欢看很多他的书?
刘:我可能不太喜欢浪子型的人物,所以像他早期的高达系列都不是很喜欢,不过卫斯里系列是一本不落的看。您的书,亦舒的书,古龙,还有他的书,基本上中学六年就干这个去了。

田:您中学是读文科还是理科?大学呢?
金:那时候不分文理的。大学是学的法律。

田:后来有没有做过关于法律的工作?
金:没有,后来离开大学后就去办报纸了。

王:那您现在对时事政治也很感兴趣吧?
金:因为做这个工作,没兴趣也不行。香港制定文学Constitution(章程)的时候,我参加了起草的。所以法律工作一定要做。

田:您觉得在您这一生中,哪段时间最有灵感写作?
金:灵感对念书和写作没多大关系。主要我自己喜欢看小说。当时是有兴趣看,没想过后来会自己写。

王:您除了写作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爱好呢?
金:中学时候喜欢踢足球,打排球。岁数大了之后呢,就下围棋,但下不好。

刘:听说您还拜 “棋神”聂卫平为师?
金:聂卫平是老师。日本有个围棋大师叫木谷。他收了很多的徒弟,都是日本第一流的好手。他们下棋都是讲段数的,最好的九段,八段七段一直下来。木谷的弟子段数加起来最多,我这个弟子的老师段数加起来最多。(众人笑)这么多些围棋好手都教给我下棋。我下得不好。

田:那您后来下到了几段?
金:我这个叫“业余段”,他们这个专业段都很难。中国给我六段,日本给五段。这些段数都是有名誉份的。因为写作方面的名气,他们给段位的时候就给高一点。日本就有个规矩,日本首相如果下棋的话,如果他是五段,都会给他六段。因为他的地位高。
刘:您享受了首相待遇。

田:您一生最崇拜谁?有没有偶像?
金:没有什么特别崇拜。在围棋上崇拜吴清源,是教过我的老师。

刘:有没有喜欢的作家?像以前的报道中有写过您喜欢大仲马和斯考特。现在年纪大了,读书更多了,有没有什么变化?
金:大仲马我从小喜欢。莎士比亚我有很多新的创见。在这里跟老师念莎士比亚还是很好的,可老师不收我。

刘:听说您的藏书特别的丰富,您现在有没有数,到底收藏了多少书?
金:在香港的话算很多的。因为香港的地方很小,要买个房子或租个房子很困难的。人家家里有了书,也都放不下。所以我的书在香港还算很多的。

田:都是关于哪些方面的藏书?
金:文学历史等都有。

刘:有什么特别得意的藏书啊?
金:我不收集版本。碰到了,喜欢看就买一本。

刘:就是说您买书主要还是为了看的。
金:对。Professor McMullen带我去看了St John’s的图书馆。有个铁栏杆爬上去,里面有很多名贵的书。有战争的那些,还有香港总督送给Professor McMullen,他又转送给St John’s图书馆的。到现
在还是保存得很好。

田:您在中国浙江大学任教几年,又在英国呆过很长时间,在中西方的教育方面有什么见解?
金:我觉得这边的思想比较开放。中国的大学现在还必须教马列主义呢。我在大学做文学院院长的时候,也是政协会的。我们开过全国高等大学政协会议讨论是不是现在还一定教马列主义。大多数教授,像是武汉大学以前的校长陶德麟,思想都很开明,认为不应该反对马列主义,但应该告诉学生世界上不单有马列主义,还有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英国经验主义、洛克、休谟等都应该教给他们。不该迷信也是马列主义思想的一种。在浙大哲学系,可以研究自己喜欢的(派别)。但都比较难一点。

田:那么国内的大学通常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必修学科,您觉得这样好吗?
金:我们不干涉,也不反对它。学校有些**,或者教毛泽东思想或者教马列主义,请他们去教好了。我们不干涉,也不辩论。近几年,有个好处是,思想比较开放,像是生物学,韦波耳都教一点点。

刘:说到这个,想起来前两个月看到过的一本书,叫《香港的流行文化》,分文学、电影、音乐等各方面,讨论香港流行文化的发展。其中有一篇是写您的武侠小说的,但那一篇的立脚点比较有意思,就是从您的武侠小说来分析您的政治思想。作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从您的武侠小说中看出您在武侠小说中推崇的还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思想,而您本人的思想是倾向于精英政治的。您对这个怎么看?
金:这两方面本来有矛盾的。不过就这位学家所说的精英政治,我不知不觉有柏拉图的想法。但要哲学家做判断。

刘:那您自己觉得比较理想的政治思想是什么?
金:我觉得还是中国儒家思想。


后记:

金庸先生之后又和我们聊了学科方面的问题。从历史、哲学,到生物、数学,内容涉及思想的变化发展、人类的遗传学、达尔文进化论、数学微积分等等。他在每方面都有所见解。

金庸先生博学多识、谦逊和蔼,还有他做学问时虚心好问、诚恳朴实的态度,都深深感染着我们。这次采访与其说是采访,不如说是新老剑桥生,前辈和晚辈的一次对话。在我们面前的金庸,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作家偶像,再也不是报章、电视上的二维图像,再也不是侧面的客观报道中的人物。他是真实的,坐在我们的面前,和我们一起喝茶吃早点,和我们笑论人生,畅谈这里的生活。这一次短短几十分种的谈话,让我们体会到,即使一个人功成名就、年过古稀,依然可以淡薄名利、不负辛苦远赴他乡而求学。可谓是应了那句老话:活到老,学到老。         








【【【【【【【【【【【【【【【【【【】】】】】】】】】】】】】】

金庸是怎么走后门上剑桥的(转载)时间:2007-01-16 15:32:00 点击:492 回复:4




去年秋季,八十岁高龄的金庸先生要到剑桥攻读博士。
  
    一位八十岁的老人,决意去剑桥读博士,精力上先不说,手续上就很是麻烦。剑桥是西方老店,想要跨入它的门槛,耄耋之年的金庸先生还得按它的规矩走。
  
    校方首先要求金庸先生出示出生纸。八十年前的中国,风雨如晦、动荡飘摇,小孩子能否生存下来,都是一个未知数,更谈不到子虚乌有的出生纸了,再说那时的中国也没有出生纸制度。据说金庸先生花钱在香港某律师行办了一张宣誓书,声明自己某年某月某日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这一问题最后得以解决。
  
  
  
  
    随后,剑桥又要金庸呈交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和大学的成绩单以及大学毕业证书。在那个年代的中国,金庸先生不会有高等考试四个A的成绩,他也没有大学毕业证书。金庸先生于是拿出一大摞的荣誉博士、荣誉教授证书来应酬,同时还声明,他在上海读大学时,适逢国内国共内战,上海附近陷于激战,学校提前放假,什么大学毕业证书都没有。
  
    剑桥又有要求,要申请人所学的专业必须符合相关语言要求,金庸先生于是请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院长和剑桥大学的一位教授出具证明,证明他能写能读中国古文,并无任何困难。英文方面金庸先生不可能和现在的年轻人一起,考英国的雅思,美国的托福之类。
  
    剑桥的教授们于是改请他提交一份发表过的英文文章。金庸先生交了一篇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讲关于香港回归问题的英文文章。剑桥大学教授们的结论是,即便文章不算很好 ,英语老式了一点,但用于念研究生课程已经是可以的了,最终全票通过。
  
    剑桥还有最后一关,很简单也很实际,要金庸先生出具个人经济能力的证明。金庸先生先请英国银行的总经理写了一封信,证明他的财务能力,又请了一位香港银行家作担保,保证他在剑桥读书期间,不会拖欠剑桥的一分一厘。家资数亿的金庸先生,在剑桥面前自己却不能担保自己。于是他又开具了一张现金支票,足够在剑桥一年的花销。就这样反反复复,到金庸先生正式收到入学申请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三个月的时间。
  
    海内外对于金庸剑桥读博士,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有人说,金庸是在作秀。金庸先生倒也实在,他说:“我本来是在中国的浙江大学做教授,但我对学生们说,我没本事做你们的老师,不过年纪大些,做你们的大师兄好了。”有人也亲自问金庸先生,说您既然刚刚获得了剑桥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这已经是剑桥最高级的学位了,又何必花钱费力,去读剑桥的这个普通博士学位呢?
  
    金庸先生说,之所以要到剑桥去读书,是服膺于已故中国学人陈寅恪先生的一句话:“不求学位,只求学问。”因为中国近代大史学家如王国维、陈寅恪、钱穆等诸位先生,都是博古通今、学贯诸门的大学者。但他们并没有什么博士、硕士的头衔。他说自己的‘荣誉教授’、‘荣誉博士’、‘荣誉院士’等荣衔已经太多了,学位只是一个虚衔。他感到学问不够,简直与这些荣衔极不相称,实在是‘名不符实’,所以决意要到剑桥去读书。
  
    金庸先生专门提到:“大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人和小朋友们,只要一提到金庸,就佩服我学识渊博,无所不知,其实我自己‘无所不知’是假的,我是‘只写所知,不知不写’,‘非知不可,快去查书’”。他还说:“我姓查,笔名金庸,我要自己把握住这个‘查’字,多用功读书,化去这个‘庸’字。
  
    “虽然王朔先生说我是四大俗之一,我并不在乎,我写通俗小说,俗字是免不了的。但是有人公开批评我学问不好,我就相当地重视了。学问不好是事实,唯一补救的办法是令自己的学问好一点,不是好过别人,而是今天好过昨天的自己,只要自己用功,每天都可进步一点。”
  
    有人也提醒金庸,说他到剑桥读博士是自暴其丑,没有学问而心虚。金庸先生这样回答:“我到剑桥读博士,不是为了赚钱和升职。因为学问是学来培养人格修养和人品见识的,读书在其次,书是全世界都有的,但是剑桥是世界上顶尖级的学府,通人学者却只有好的大学中才会有。”
  
    金庸先生去剑桥读书,如今尘埃落定,不再各执一词,沸沸扬扬。但是我们现在细细品来,金庸先生“学然后知不足,知不足然后学”的求学思想,是不是对于我们当今重学历不重学问,要学历不要学问的现实状况,会有一些积极意义呢?
  
    金庸先生的做法,无疑就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所处的这一时代虚邈沉沦,功利浮躁的特殊一面。金庸先生剑桥读书的结果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盛名之下,坦心求学的一种谦逊精神,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恰恰缺少的就是这种精神。
  
    我们应该感谢金庸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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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5-18 17:0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7-1-23 11:03 编辑

金庸获剑桥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唐朝宫廷政治


2010年09月09日10:36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9月9日电 据香港《明报》报道,武侠小说名家金庸(查良镛)86岁考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金庸的老师、剑桥汉学名誉教授麦大维(David McMullen)表示,金庸的博士论文研究唐代盛世时期,东宫太子继承皇位制度,由开国的唐高祖说到唐玄宗,不单生动刻划了古代太子的礼节、职责、继位仪式及东宫的影响力,更透过整合正史、野史,分析太子继位牵涉的宫廷政治及权力斗争。
  
    “没有学者对此作过如此深入的研究。”麦大维对金庸透彻分析唐代政治权术,深感佩服。
  
    金庸的博士论文提及唐代由盛转衰的一段关键史——安史之乱。安禄山叛变时,唐玄宗李隆基派了儿子荣王平乱,后来荣王战死,正史没提及死因,金庸觉得正史有问题,分析太子把弟弟荣王杀掉。
  
    金庸去年说过,“我找了很多证据,证明这个事件是历史上造假,其实是太子在发动政变,把弟弟杀掉,而且他(太子)占有军队,连父亲也不敢动他。”
  
    金庸接着思考说,“从唐太宗开始,到宋元明清,都是所谓‘枪杆里出政权’,哪个人兵权在手,就是哪个人做皇帝。”
  
     攻读博士追求学问非学位
  
    麦大维透过电邮向媒体表示,今年7月决定向金庸颁授哲学博士学位。金庸和其它博士生一样,撰写论文的过程中会拿着草稿跟麦大维多次讨论修订, “当金庸住在剑桥时,我会去他家倾谈论文,他的妻子会帮忙将修订部分打字记录。”金庸申请念博士时,已获剑桥颁授荣誉博士。金庸曾说自己追求的不是学位,而是学问,而他获剑桥取录的条件是:博士论文一定要有创见。
  
    比金庸年少15岁、刚届七旬的汉学大师麦大维说,他在金庸的论文中更深入了解唐代的政治文化,“金庸有见地解构唐宫政治,对我的研究有很大启发”。
  
    装扮派对 郭靖黄蓉致敬
  
    【麦大维忆述,金庸在剑桥时和普通学生一样,每周参加研究生读书会,“有次我们讨论到一个中国古墓穴的题辞,来自北京大学及欧洲的学者都不明白,金庸就向我们解释内容,他的古文修养真是一流”。】
  
    “金庸很喜欢跟剑桥的学生接触。”麦大维记得,一次圣约翰学院的学生为金庸搞了个派对,有些来参与的华裔学生,特地装扮成金庸小说的角色,“郭靖、黄蓉、杨过、小龙女”一同出场向眼前的武侠小说大师表示敬意。麦说,平日在圣约翰学院的饭堂里,金庸会和一般大学生研究员一同食饭,为人亲切友善,并乐意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研习汉学的外国人,分享心得。
  
    “金庸也是我的老师”
  
    “其实,金庸也是我的老师。”麦大维与金庸亦师亦友,对自己能够担任金庸的硕士及博士论文老师,深感骄傲。
 【【【【【【【【【【【【【【【【】】】】】】】】】】】】】

2005年,当时81岁的金庸选择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东方研究专业博士学位。前天,正在放暑假的金庸在香港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受《鲁豫有约》专访,畅谈自己的传奇人生经历。金庸说,博士毕业后他没有兴趣再读博士后,而是会花五年时间写一部带有自己观点的中国历史。

  ■剑桥求学

  曾想骑自行车上学

  金庸说,在剑桥大学,他想努力摆脱一切光环,安安静静地当学生,但来找他签名留影的人还是不少。


“我说我现在是学生,不是作家,等我不做学生的时候,我空下来一起跟你喝咖啡、喝茶,然后拿出我作家的身份给你签名。”在剑桥,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尊敬他,习惯称他查教授,“我的同学里有韩国人、英国人、德国人,他们遇到太难的不懂的古文,老师会说你问问查先生就可以啊,然后我来教他们。”

  由于租住的房子离学校太远,金庸曾打算骑自行车上学,但被妻子林乐怡以安全为由否决了。老师看他每次打的上课要花一百多元人民币,感觉太贵,就主动每周到他家里教一次课,“这样我一周打的去上一次课就行了。”金庸说他特别享受当学生的感觉,“做老师还不如做学生味道好,做学生你不懂可以问别人。”


  ■青春年代

  曾两度被学校开除

  金庸还谈起自己青少年时期求学过程中的种种趣事。15岁那年,上初中的金庸与另外两个同学一道儿编了一本考试教材,全是自己出的题,像小学升初中的习题集一样。这本教材销往福建、安徽、福建等省,广受欢迎。三人从中狠赚了一笔,以至整个中学期间他们都没再向家里要钱花。金庸的中学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我们那个训导主任很凶,老是没理由地骂同学。我在黑板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讽刺他,然后我就被开除了,我觉得那老师也有一半的错。”

  1944年,20岁的金庸考入“中央政治学校”(台湾政治大学前身)外交系,当时校区在重庆小温泉,校长是蒋介石。由于大多数学生都是国民党,见到校长的时候他们会马上起立、立正,而且像电影里面看到的一样,把脚一碰,磕出声音来,这让金庸感觉很不习惯。“我就说这个好像在喊‘嗨,希特勒’一样,同学就骂我、打我,就吵了起来。后来学校说我对蒋校长不尊敬,怎么能把他比作希特勒,结果又把我开除了。”与外交官生活失之交臂的金庸现在想来偶尔也会感到遗憾,“那时候想当大使,被派到国外去。但他们说我这种个性当不了外交官,我不守规矩,不守纪律,自由散漫惯了,经常说不该说的话,第二天就会被开除。”

  ■家庭生活

  不听指挥不做家务

  生活中,金庸是个从来不做家务的人,理由很简单,他不喜欢被人指挥,“如果人家叫我干什么,我就偏偏不干。以前报馆有上司要指挥我,我偏偏不做,而是往外边走,说一个钟头回来,我准时交卷就是了。老板说你这样子不行的,所以我给人家打工很困难,要自己做老板。”在家里,金庸与妻子是典型的各自为政,“她指挥不了我,我不听她的,她也不听我的。”

  除了不干涉妻子的生活,金庸对子女也完全不管,“我觉得他天生好就是好的,天生不好就是不好的。我太太就非常不赞成我,觉得我对待儿女太宽松了。”金庸说他的四个孩子都比较懂事,惟有二儿子不太听话,书念得不好,并且把原因归咎于父亲把好的DNA基因全拿走了,没给子女留下一点。相比较,女儿比较好养,比较听话一点,现在两个女儿都已成家,金庸对两个女婿也比较满意,“我运气好”。

  金庸最大的业余爱好是下围棋,并自称业余六段,而且还得到聂卫平、陈祖德、马晓春等人的指点,“聂卫平让我五子,我大概就能赢他了,最近在杭州赢了他一次。”

  ■当下计划

  用五年写中国历史

  明年博士毕业后,金庸表示无意继续读书,“博士后不念了,一个头衔嘛无所谓。”他下一个梦想就是花五年时间写本中国历史,视角将与别人不同,“写这个起码需要五年时间,现在才写了一部分。”金庸说,他会继续自己当年写武侠小说的老套路,边写边发表。
【【【【【【【【【【【【【【【【【【【【【【】】】】】】】】】】】】】】】】】】】】】




  ?? 我向金庸介绍了以上背景,并介绍了西南师范大学(引者注:原西南师范大学已和西南农业大学合并为西南大学,仍归国家教育部直接主管)韩云波教授对“金庸时代”武侠小说家与“80后”武侠小说作者的评点。韩教授认为,金庸时代的武侠小说是哲学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而“80后”武侠小说则体现出科学主义、理想主义和和平主义。
  ?? 金庸认真地听完我的介绍,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科幻小说不是武侠小说。我写的小说没有神,也没有鬼怪。现在有些小说以武侠小说冠名,却有地球人与外星人的对话,上天入地十分容易。”
  ?? 他认为,武侠小说同样需要社会阅历和生活经历,“光凭想象,我不相信能够写出合乎情理的武侠小说。”
  ?? 3年前我曾经向金庸转达一位读高中时就已经出版武侠小说的女孩子希望与金庸对话的建议,当时他一口回绝,并表示不提倡中学生写武侠。这次提到步非烟,提到步非烟的《曼荼罗》、《修罗道》等武侠小说,金庸却表示,下次有机会去北京,愿意与这位“北大才女”见见面,当面探讨一些问题。“但步非烟这个名字取得不好,建议她把名字改掉。在唐朝,有个歌妓叫步非烟;在我的《笑傲江湖》中,有个曲非烟,她的人生不快活,只活了十几岁。不过,有才气与改名字没有关系。”
  ??  看得出来,金庸先生远在剑桥,对于大陆新武侠并不是非常了解,但他对于大陆新武侠是关心的,即便大陆新武侠的一代作者中有人要“革”他的“命”,他也是宽容的,从这里我不由得又对金庸先生多了一分敬仰之情、向慕之心。
  
  来自:韩云波专栏 http://www1.tianyablog.com/blogg ... 28&Key=25123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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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5-26 16:4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5-7-13 12:11 编辑

郭宇宽:对话金庸
[ 作者:郭宇宽    出自:金庸江湖论坛    时间:2013-12-10    点击数:408 ]



    【中国人的精神还乡】



郭: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武侠小说曾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学品类,您现在当然是获得了世人的肯定,可在当时为什么选择这样一种不主流的方式来传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金:最早我一人孤身远离家乡,在香港,写一些大家都爱看的东西也是为了谋生。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我从小就爱看《七侠五义》这样的武侠小说,喜欢里面的人物和故事,觉得很好玩。



我觉得武侠小说这种传统中国形式可以借鉴。我也喜欢西洋音乐和油画,但我更喜欢中国古乐和山水画,我很眷恋古典中国的美,中国人骨子里喜欢中国的东西,这没有办法。



郭:古人说“侠以武犯禁”,今天有一些知识分子认为武侠小说所传达的精神内涵是和现代法制精神相违背的,您如何看待?



金:当时没有太多考虑评论界的观点,主要看社会影响,能吸引大家,让老百姓觉得好看。我的小说里也一直对下层社会很关注,特别是那种远离高高在上的庙堂的生活。



郭:您说的很谦虚,说是为了好看,可我们看您的小说,我们常会被打动,不仅仅因为好看,更是因为看您小说中的英雄人物那种高洁的人格和理想主义的追求,想必也寄托了您的怀抱。



金:是的,我一直敬佩历史上那些舍生取义、坚持理想的英雄、非常执著的追求信义,为了守信和道义不惜牺牲生命。
遗憾自己有时候也作不到,为此我经常感喟,现在这种人太少了。但我希望大家能感受到中国人历史中有这样的人物,这些值得我们向往的人物。所以我在小说里创造一个现实中不大可能的世界,即是安慰自己,发怀古之幽思,也想借一只笔,记录传达中国人灵魂中曾经有过的美好情怀。



郭:有很多读者对您封笔都感到遗憾,还有人觉得好奇,您的作品中塑造了这么多顶天立地的拔尖人物让人荡气回肠,可为什么在炉火纯青的封笔之作中塑造了韦小宝这样一个有些萎琐,在对自己没有太大伤害的情况下才讲一点义气,却在官场人生都处处逢源的主人公形象?这是否出于对民族性的悲观。



:我生活在在香港,每天看到和接触到很多中国同胞,大陆当然也有,他们物欲很强烈,没有信念和原则,整天吃喝嫖赌,不正经做事,说话不算数,讲一套作一套,有好处就投机,当然也不是没有可爱的一面。

我们中国男人是不是骨子里就是这样?我有些担心,心里很不舒服,我写韦小宝实际是要揭露这种人,基本是否定的,有反思批判的意思,不是要大家去学。但是我没有他塑造的很丑陋,很倒霉,叫大家一看就讨厌他,因为这样就没有意思了。



郭:把您各个时期的创作连贯在一起看,会发现您在比如国家民族观,道德正义观方面您一直在变化或者说修正自己,那么您怎样看待您早期的作品,比如《书剑恩仇录》?



金:很惭愧,《书剑恩仇录》是我年青时的作品,很多道理我还没有真正懂得,老实说有一些大汉族主义,以为只有汉族才是正统,杀其他的民族是杀鞑子,好像汉族的好汉才是英雄,还有以为正邪是绝对对立的,君子杀小人就是天经地义。这些观念是狭隘的,后来我对历史有了一些理解,渐渐才明白这些道理,不希望看我小说的人有这样的偏见,所以在我的后来小说里都努力避免。



郭:从您的小说中我们能感觉到扑面而来的中国文化之美,有人把您的作品视作对中国文化最深沉的一次回眸,为什么这次回眸偏偏是在香港这个殖民地的文化孤岛上完成的?



金:我是从大陆过去的,从小读的是中国的书,我的根在大陆。在香港生活以后,远离故土,那个时候和大陆交流不方便,只是远远的看到大陆发生的一切,害怕文化的根断了,也有一种忧患在里面。只有用小说寄托对故土延绵不绝的思念和乡愁,也许是离的越远这种情感反而越强烈。



【现代社会的侠义精神】



:您的作品中给人以幻想的空间,一个善良的人得高人传授剑术,或者意外获得武林秘笈,有了盖世武功从而能锄强扶弱,替天行道,那么现实社会中一个没有武功的人,甚至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如何行侠义之道?



金:没有武功的人也要有一颗正义的心,街上有歹徒行凶欺负弱小,就算打不过,也应该站出来。我原来也是当记者的,我相信作一个记者要敢说真话,除非你不干这行,否则要替弱视群体说话,当有看不过的事发生要有责任心指出来。主持公道,打抱不平。

降龙十八掌、独孤九剑这样的武功是虚构的,生活中没有这样的功夫,要作一个有侠义精神的人,会不会武功不是关键。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人我很佩服,她一个弱小女子(指的是刘姝薇),是一个学校的老师,发现一个很有背景的大公司发表年报是假的,骗股东的钱,她就指出来,揭露它。她也没有很多钱,别人要收买她她不理,恐吓威胁她也不后退,倾家荡产都要拼到底,最后把那个大公司拉下马。中国需要这样的人多一点。



郭:在个人精神领域怀着侠义心肠相对比较容易,政治生活常常需要妥协和交易,在其中一个人无法报着理想主义率性而为,您的作品中英雄人物最终结局常常不是杀身成仁就是退隐江湖,远离政治。我想这是否也有您自身精神困境的写照?



金:圆满的人生是很难的,如果参与政治之中,最起码要讲公道,不能恃强凌弱,要讲是非,谁对,谁不对。掌握力量的人不应当欺压弱小,靠暴力主宰秩序,使得人家没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极大的痛苦。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为那些不幸的人感到难过,对那些欺凌别人的事非常愤怒。



郭:我在读《笑傲江湖》从中从中可以体会出很多对于政治和权力斗争的残酷丑陋的反思,很深刻的揭露了政治对人性的异化,其中很多描写我几乎可以百分之百肯定的说,是一一对应的影射我国文革的一幕幕荒诞剧。而奇怪的是,据我所知您在以前各种公开场合都从不承认自己的小说里有影射,让大家不要朝这方面想,当做是巧合。我想认真的请教您,这样此地无银三百两,到底是一种明哲保身、回避政治风险的圆滑,还是别有考虑?



金:这件事有一个背景,从理智上我一直持这样的观点,文学要和现实和政治保持距离,要描写永恒的人性,我认为小说毕竟不是用来讲道理的。写《笑傲江湖》的时候,文革正在大陆发生,香港也很动荡,白天我在报馆办报纸还要写评论,我每天从各种途径了解关注大陆发生的一切,那种最丑陋的事在上演,毕竟是自己的故土,不仅悲痛而且愤怒。晚上坐到书桌前写小说的时候,总想静下来,但可能是我下笔时控制不住自己,把这种情绪和思考流露于笔端。



【秩序与天下太平】



郭:在武侠小说的创作中,除了传统的恩怨情仇发掘到了极至,您对于自由、权力和人性的关系也有很多开创性的深入思考。可是到了《鹿鼎记》,您突然封笔,是否意味着您无法超越自己?有人说武侠小说已经让金庸写尽了,假设上天再给您时间和激情,您觉得还有待开发的思想资源来源何方?



金:我的小说表现了很多个人的精神自由的追求,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自己的作品里还有一点遗憾,就是秩序这个主题我涉及的比较少,一个国家光有自由是不够的,光有秩序也不行,特别是如何处理好社会的秩序和个人的自由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也希望有更多的有学问的人来一起研究思考这个问题。



郭:有一个迷一直使我困惑,想请您回答,我从各方面了解到,您的家庭大陆解放以后遭到很多磨难,您的父亲查枢卿先生作为一个地主被新政权镇压惨死。可是长期以来您在香港都被视为“亲**人士”,甚至被有些人称作“马基亚维利型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参与基本法起草的过程中更是顶住误解的压力,您是如何走出和超越这段阴影,您的信念是什么?



金:我父亲是一个和善的人,只是生在这样的家庭,继承了一份家业,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当时听到他的事情,我很难受,在香港痛哭了很久,半年多才恢复过来,但我没有恨那个政权,因为我已充分了解,这是大时代翻天覆地的大动荡,里面难于避免很多悲剧。在那个年代受伤害的不止我的爸爸,在过去的战乱年代很多穷人家骨肉分离、妻离子散,他们有更多的苦。


我后来这些年来一直都很尊重中国**,尽管它有过很多缺点。这不是出于个人的好恶,它让国家强大不再受外国的侵略,改革开放,社会稳定,让老百姓富裕起来,这些大方向都是对的。



郭:您现在在大学当教授,令很多人遗憾地不写小说改为研究历史,如何看待自己作为一个文化人安身立命之所?



金:这些年来一些朋友对我的小说评价比较高,过奖了,其实没有那么好。早年实在工作太忙,我自己想偿还一个遗憾,希望能多读一些书,最好去学校里,多研究一点问题,弥补自己的不足。如果说有什么愿望,我盼望我们国家富强,天下太平,老百姓都能有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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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8-1 19:0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6-12-27 06:56 编辑

《红楼梦》英译者霍克思的访谈


2004-08-13  作者:赵武平  



          “我都是老爷爷了,能给你谈些什么呢?”

          听说我人还在大英图书馆,戴维・霍克思(DavidHawkes)老先生在电话里好像很犹豫。他似乎对翻译《红楼梦》的话题,没有特别的兴趣。他先是说译著已经出版多年,自己上了年纪,差不多与世隔绝,没有什么好说的,后来又说最近身体不大好,第二天还要去看医生。于是,我说:“那么今天下午我从伦敦赶到牛津怎样?”他迟疑一下, 然后就说:“那当然好了。”

          那是去年11月23日早餐后,我检查电子邮件,意外看见博德里安

        图书馆中文部主任来信,说霍克思教授仍住在牛津,可以通过电话直

        接与他联系。这马上让我想起一天前在坎特伯雷大教堂附近小巷里,

        偶然买到的那本阿瑟・魏理1918年翻译的《中国诗170首》,还有他导

        言里提出的那个问题:“中国有荷马,埃斯库罗斯,莎士比亚,或者

        托尔斯泰吗?”我希望见到霍克思时,也拿这个问题来请教他。此前

        我在书评里,曾疑他译《鹿鼎记》一章却不署名,是不想让世人知道,

        他这位曹雪芹的译者,也有兴趣翻译金庸。


          当我冒着霏霏烟雨,几经周折来到牛津他的家中,却发现年届八

        旬的霍克思老人,正在阅读一本中国小说。他说自己不研究当代中国

        小说,但觉得手上这本书写得还可以,“有乔伊斯的风格”。

          “金庸的书呢?你翻译他是出于兴趣吗?”

          “他的小说有娱乐性,读者很多,可我说不上有什么兴趣,没有

        读过他几本书。韦小宝的流氓性写得很成功,可他心性残忍,杀人如

        麻,我没法喜欢。”
他告诉我,1993年大女婿闵福德(JohnMinford)

        翻译金庸甚为忙碌,他闲着没事就“帮个小忙”,信手译出一章,不

        愿署名是因为“不足挂齿”。

          闵福德是霍克思执教牛津时的学生,1968年返校向老师建议,携

        手同译《红楼梦》。霍克思说,“不巧的是那时我已同企鹅签约,要

        把《红楼梦》译出来,列在他们的古典丛书里。我只好对他说,如果

        他有兴趣,后四十回由他译,我译前八十回。俩人译速度可以加快,

        能早些把书印出来。”他本人相信曹雪芹只写了八十回,但也不认为

        高鹗的续写就没有价值。1973年,《石头记》第一卷在伦敦出版。其

        后四卷,也在80年代前后相继问世。

          弟子当然乐意从命,后来不仅成功合译出五卷本《红楼梦》,而

        且后来还成了老师的乘龙快婿。他在香港任教并从事中国小说翻译,

        去年5月还请他所在的岭南大学翻译中心,出资套色影印了霍克思翻译

        《红楼梦》的所有笔记。霍克思对之很觉满意,还特地为我从藏书中,

        找出这本大开本精装书:《〈红楼梦〉英译笔记》( The Story of

        the Stone,A Translator's Notebooks)。

          “在你心目中,金庸是否和曹雪芹平等?”

          “你说呢?”他显然是在对这个不明智的问题皱眉头。

          谈话中间,霍克思老是抱怨记忆不如以前。说到一些人名和书名,

        经常要我一同帮着想,才能回忆起来。但听到敏感提问,他回答的方

        式那么机智,让你不得不佩服他的敏锐思维和谦虚宽厚品格。闵福德

        的同事拿他翻译的《石头记》(他认为用英文直译“红楼梦”,会让

        读者产生悖于作者原意的联想),对比杨宪益、戴乃迭( Gladys Yang)

        合译的《红楼梦》,断言“翻译的好坏,最易从两个不同的版本对比

        下鉴辨出来。杨宪益夫妇译《红楼梦》,呕心沥血,若无霍克思译本

        同时出现分庭抗礼,杨氏文彩不足的地方,常人也不易看出来。可是

       拿霍氏译文对照一下,不必专家也可看出杨译技逊一筹。” 我想知道

        他对杨译的意见,他却坦言自己“不好意思对比”,也就没有什么要

        说的。他相信杨和戴的翻译一定很认真,“周围都是红学家,他们译

        的时候肯定很小心。”戴乃迭是牛津第一个以研究中文获得学位的毕

        业生,霍克思说自己是第二个,他读书时戴已离开。

          霍克思二战期间进入牛津基督教堂学院,本应入伍参战,因体检

        没过关而免上战场。应战时之需,他由拉丁和希腊文专业改学日文,

        并一度出任英军日语教师,战后因对日语没有兴趣,转而研究中国文

        学。1948年毕业后,借助燕卜荪教授的援手,他由海路旅行一个月,

        经香港到北京大学中文系留学,1951年秋学成返牛津出任中文讲师。

        他说:“我在牛津时,同学裘克安就借给我一本《红楼梦》,当时一

        点也读不懂。后来在北大,也听过俞平伯的杜甫讲座,但没有意识到

        他是红学家。他一口浙江方言,我不大听得明白。”他的翻译得益吴

        世昌的红学研究很多,因为吴是他在牛津的中文老师。他在北大研究

        屈原,返回英国后出版了他翻译的《楚辞》,另外也在牛津大学出版

        社印行过一本杜甫研究专著。

          “有人批评你的翻译吗?”

          “怎么会没有?有人就说我用拼音翻译袭人的名字不对,可他译

        根本就不像人名。去他的,我才不在乎呢。”他对旁人的指责并不在

        意。

          他早在译序中声明,“我恪守的一条原则是要把一切都译出来,

        甚至包括双关语在内。因为原书虽然……是一部‘未完成的小说’,

        但却是由一位伟大作家用血泪写成,并反复修改的。因此我认为凡是

        书里有的,都有它的作用,所以总得要设法表达出来。我不能自认为

        处处都处理得很成功,可是如果我能够使读者得到我读这本中国小说

        时获得的乐趣的百分之一,也就不虚此生了。”有了这样的信念,他

        怎会在乎别人的挑剔呢?

          要告别时,深秋的牛津暮色已降,霍克思先生坚持陪我前往车站。

        他在路上告诉我,自己对中国古典文学依然兴趣不减,眼下还在译介

        元代杂剧,手头译的是《柳毅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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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8-7 19:3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7-1-23 12:48 编辑

金庸剑桥“论剑”——万润龙

题记
   
    2005年10月1日,年逾八旬的查良镛(金庸)先生,在夫人的陪同下,离开香港,直飞英国,开始了他在剑桥大学的求学生涯。而此时的金庸,刚获得剑桥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
   
    离开香港前,金庸接受我的独家采访时表示:他此次赴剑桥读书,是不求学位,只求学问。并表示,为了专心求学,在剑桥读博期间,他将谢绝一切与学业无关的社会活动邀请。
   
    此后,金庸便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在导师DavidMcMul l en教授的指点下,潜心于唐代史的研究。由于他的大学时代适逢战争时期,金庸没有大学文凭。根据剑桥大学的规定,金庸首先需要获得硕士学位,才能再攻读博士学位。
   
    如今,金庸刚完成自己的硕士论文,回到香港度假。
   
    上周,我到香港采访。赴港前,我致电金庸办公室,向秘书小吴询问金庸是否在香港。当天下午,吴小姐就给我电话:金庸先生要请您吃饭,您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们约定16日中午见面。并且与金庸先生约定:饭后到他办公室,再做一次独家访谈。(2005年1月17日,文汇报《近距离》曾发表了我采写的特稿《十问金庸》)。
   
    在剑桥做“半个老师”
   
    “我刚把硕士论文交给导师,过几天还需要接受一次面试,”说起读书,金庸笑得很开心。
   
    读剑桥大学的博士必须具备硕士资格。早年金庸在读大学时适逢战争时期,连大学毕业文凭都没有。因此,他现在必须先获得硕士学位。
   
    “我的硕士论文是有关唐朝王位继承问题的,写了3万5千多字,我太太帮助打的文稿。剑桥对论文字数要求很严格,要求你写3万5千字,字数不到要扣分,字数超过太多也要扣分。”看得出金庸对自己的论文很满意。他说:“我已经交上去了,应该通得过。”
   
    现在金庸正忙着准备面试。时间初步定在本月24日,时长为1小时。考虑到他正在香港度假,面试将采用视屏对话的形式,即租用一台可视电话,考官在视屏的那一端提问,考生在视屏的这一头回答,彼此神情互见。“我的导师不参加对我的面试。考官是学校学术委员会专门请的,他们是谁,会出什么题目来考我,我都不知道。但是我已经做了充分准备。”
   
    我问金庸:平时上课是否很紧张?他告诉我,课时安排并不紧张,一周也就上一次课,平时主要是自己找选题,与导师一起讨论相关内容。
   
    “上学读书是人生最快乐的事,与年轻人在一起,心态会变得年轻。”与金庸同班的有中国学生,也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学生。金庸本学期每周上两次课,从不缺课。他的唐代史导师DavidMcMullen教授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古文和历史尤其精通。金庸的同学经常会在上课时提问,DavidMcMullen教授就会停下讲课对全班同学说:“这个问题,请查先生来给你们讲解,他可以当你们的半个老师。”而金庸则很乐意完成导师交给的任务,“他们很喜欢听我讲。因为导师讲历史主要是引经据典,而我则是给他们讲故事,许多故事是课本里没有的。我一讲就是10来分钟。”说到这里,金庸露出童稚般的笑容。
   
    记者发现,金庸身体和精神状况俱佳,比2003年参加“华山论剑”和“五岳联盟”时要好。对于一位年逾八旬的长者来说,实在难得。这或许就是读书对金庸的回报。
   

硕博论文都研究唐史
   
    2003年,记者随金庸去四川、湖南采访“华山论剑”和“五岳联盟”。在西安,金庸访法门寺、谒武则天无字碑、与四川省社科院和考古所的一批唐史专家对话,所展露出的对唐朝历史的熟知和独到的见地、对民族融合观点的阐述,令在场的专家教授称许不已。这次去剑桥读博士,他选的依然是唐史。
   
    我问金庸,您选学唐史,剑桥难道有精通唐史的高师?
   
    他回答得十分肯定。在金庸看来,衡量一所大学的高低,不是看这所大学有多少单个领域的人才,而是看这所大学有多少通才。剑桥大学之所以有地位,是这所大学的通才较多。
   
    谈及自己的剑桥导师,金庸充满着尊敬:“我们研究唐朝历史,只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根据中国史书的记载;他们研究唐朝历史,是综观各国专家的研究,日本、德国、法国都有专家在研究中国的唐代史,出发点不一样,研究结论也不一样。”
   
    比如,中国有学者认为匈牙利人是中国历史上匈奴的后裔,近年来有关“最后的罗马兵团”的题材十分红火。但欧洲的学者则认为匈牙利与中国历史上的匈奴无关,匈牙利人只是中亚西亚人的一支。导师告诉金庸,研究匈奴的历史未尝不可,但需要看看西方学者的论著。
   
    一次,金庸报了自己的研究选题:想研究武则天。导师表示,武则天的题材写的人已经很多,中国颇有成果的有林语堂,外国也有许多,选题不会有太多的新意。建议换选题。
   
    金庸又告诉导师:大理国在唐朝很有地位,自己颇有兴趣研究。导师回答:大理国后来在历史上消失,此研究课题距现实太远,没有必要为此耗费珍贵的时间。
   
    金庸对玄武门之变一直存疑,最近的考古成果证实了他疑之有理:当时太子的东宫与皇帝的宫殿之间有一条直接的通道,而历史记载的玄武门之变却绕了那么多的弯道。这段历史有必要重新审视。“历史是文人受命而写,皇帝为了稳固自己的皇权,授意文人按自己的意愿写历史不可避免。”导师认为金庸的这个选题很有研究价值:玄武门之变是重大历史事件,而且有新的考古发现佐证,值得研究。
   
    我感慨金庸的好学和剑桥大学教授的博学。他已话锋一转,谈到未来3年的博士选题:“我会向剑桥大学学术委员会提出申请,到北京、西安做选题研究。研究唐朝历史,到实地考察,与相关专家一起讨论,大有裨益。我的这个申请理由能够成立,相信会得到学术委员会的支持。”
   
    金庸表示,民族融合的观点在唐朝可以找到许多佐证。比如,唐朝有23位宰相是少数民族,其中多为鲜卑人。李世民的母亲也是鲜卑人。在中国历史上,什么时候民族大团结了,中国就强大、进步;什么时候大搞阶级斗争,搞民族争斗,中国就羸弱、倒退。“两岸关系也一样。两岸统一中国就会更加强大,两岸如果分裂就会打仗,老百姓就会受苦受难。这个道理我与台湾的领导人都说过。”
   
    金庸打算在完成导师面试后去台湾一次。台湾故宫博物院近期展出一批馆藏珍品,难得一见。“当年国民党军队离开大陆时带走了大批珍宝,台湾故宫典藏着品类繁多、世界一流的中华瑰宝,据说典藏总数超过六十五万件,年代跨越七千年。我希望能亲眼目睹其中的部分,这不仅是读博士的需要,也是一种文化享受。”
   

做事做生意从没亏过
   
    2006年,金庸有10个月时间在英国剑桥大学度过。
   
    “剑桥有非常严格的规矩,离开学校一个晚上都需要向导师请假,”金庸拉开了话匣子,“我回香港,是经过导师批准的,去年我在香港的时间也就是两个月,基本上是利用假期回香港。”
   
    金庸对剑桥的校规十分遵从。“我在剑桥的身份是学生,学生就要遵守学校的规矩。我从不缺课。剑桥有许多中国学生,他们经常会在校园里请我签名题字。我告诉他们,在校园里我是学生,不能给你们签名。等我放了学,坐在咖啡馆里喝茶喝咖啡,我会给你们题名。”
   
    为了照顾自己和太太的生活,金庸从香港带了一位工人一起去剑桥。“我们喜欢吃中国菜。这位工人主要是打理我们的饮食。到外面吃太贵,自己烧既合口味又实惠。”
   
    刚去剑桥时金庸是租房居住,不知现在是否还租着房子?金庸告诉我,现在已经买房了,在剑河旁,花了30多万英镑。“那里的住房升值很快,去年买的小房子,现在已经涨了5万多英镑。等我读完博士,可以赚一笔小钱。”金庸笑得很开心。
   
    记得金庸曾经与我说过,15岁那年,他和同学一起编写了一本指导学生升初中的参考书《给投考初中者》,那是他第一次赚钱。从那以后,他做事做生意就从来没有亏过。
   
    我顺便问了金庸在杭州买的那套别墅。10年前,金庸将自己出资1380万元建造的杭州云松书舍捐赠给杭州市政府后,随即在杭州玫瑰园买了一栋别墅。前些日子听人说那套房子已经卖了,金庸明确回答:没有卖。
   
    我告诉他,玫瑰园的那栋房子,价钱现在至少比10年前翻两番。
   
    金庸没有带车,也没有在剑桥买车。“年轻时我上学读书是骑单车,到了剑桥还是很想骑单车去读书,但我太太不让我骑,怕出安全问题。我只好打的去上学,单趟需要7至8英镑车费。我的导师很照顾我,有时候是他骑着单车到我的住处来给我上课。”
   
    写韦小宝无关“文革”
   
    金庸修改自己的小说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他曾表示,将修改《鹿鼎记》的结局,给韦小宝一个凄惨的下场,但遭到部分读者的反对。在上一次采访时,金庸已表示将尊重广大读者的建议,保留韦小宝这个特定人物的原貌,包括他的人生结局。这次见面,我们又谈及《鹿鼎记》和韦小宝。
我告诉金庸,年前有两次关于读书的调查结果公布。一次是“第四次中国国民阅读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我国读者最喜爱的作家排首位的依然是金庸。前十名的顺序依次是:金庸、巴金、鲁迅、琼瑶、贾平凹、老舍、古龙、冰心、余秋雨和曹雪芹。金庸与鲁迅、巴金、老舍、琼瑶、古龙、贾平凹已经连续四次名列我国读者心目中最受读者喜爱的作家排行榜,而且金庸已经连续三次排位第一。另一份调查是高校做的。武汉科技大学图书馆进行了一项统计:该馆借阅频率最高的是文学类书籍,以平均30.4%的比率居排行榜首位,其中最受欢迎的是金庸小说《鹿鼎记》,达76.0%。借阅频率紧随其后的分别为《双响炮》、《基督山伯爵》,排行前10的还有《巴金选集》、《中外诗选》等。

金庸对这两次调查结果极为看重,也为此感到欣喜。

我问:在您的14部长篇小说中,中国读者为什么最喜欢《鹿鼎记》?

金庸表示,中国读者喜欢现实主义作品,他的其他13部小说浪漫主义色彩比较重,而《鹿鼎记》是现实主义的,所以读者喜欢。



“韦小宝与‘wenge’无关,”金庸明确表示,“这个人物的由来主要是受海外华人的启示。中国人去海外发展的很多,在美国就有100多万,在欧洲、澳大利亚都有许多。他们讲义气,内部很团结,对环境的适应性很强,但是也有许多不好的习惯。”他举了个例子:德国原先的税收政策比较宽松,于是在德国发展的华人就变着法儿瞒税;后来德国收紧了税收政策,华人很快就改掉了瞒税的习惯,依法纳税。“环境好就成为好人,环境不好就干坏事。这是我写韦小宝的一个主要原因。”

有学者曾经把韦小宝与阿Q相提并论,认为金庸笔下的韦小宝与鲁迅笔下的阿Q有同样深刻的社会意义。孔庆东教授甚至说过:鲁迅写了阿Q,因此鲁迅不朽;而金庸写了韦小宝,因此金庸不朽。

谈及鲁迅和阿Q,金庸说,写韦小宝确实是受了鲁迅的影响,“但鲁迅笔下阿Q的精神胜利法主要针对的是中国社会底层人物,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而韦小宝式的人物在中国的各个层次都有。”

我问:韦小宝这个人物有没有您查先生的些许影子?

金庸毫不责怪,坦荡地说:在构思一些故事情节时,曾设想自己如果遇到韦小宝当时当地的境遇,自己也会作相同的选择。

“环境非常重要,要改掉陋习,一定要营造文明环境。”金庸连声说。

要见见“革金庸们命”的步非烟

年前阅读“金庸茶馆”网站——在数以千计冠名“金庸”的网站中,我以为这是办得最好的一个,点击率也特高——在这个网站上看到一则新闻,标题是“有人要革金庸们的命”。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位笔名“步非烟”的北大女研究生,在一次武侠作品的颁奖活动中说了类似的话。这位获得三等奖的女孩子后来作了解释,称“革命”不是打倒,不是背叛,只是希望超越的意思,但还是激起了轩然大波。众多的学者介入了有关“80后”武侠小说作者的讨论。

我向金庸介绍了以上背景,并介绍了西南师范大学韩云波教授对“金庸时代”武侠小说家与“80后”武侠小说作者的评点。韩教授认为,金庸时代的武侠小说是哲学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而“80后”武侠小说则体现出科学主义、理想主义和和平主义。

金庸认真地听完我的介绍,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科幻小说不是武侠小说。我写的小说没有神,也没有鬼怪。现在有些小说以武侠小说冠名,却有地球人与外星人的对话,上天入地十分容易。”

他认为,武侠小说同样需要社会阅历和生活经历,“光凭想象,我不相信能够写出合乎情理的武侠小说。”

3年前我曾经向金庸转达一位读高中时就已经出版武侠小说的女孩子希望与金庸对话的建议,当时他一口回绝,并表示不提倡中学生写武侠。这次提到步非烟,提到步非烟的《曼荼罗》、《修罗道》等武侠小说,金庸却表示,下次有机会去北京,愿意与这位“北大才女”见见面,当面探讨一些问题。“但步非烟这个名字取得不好,建议她把名字改掉。在唐朝,有个歌妓叫步非烟;在我的《笑傲江湖》中,有个曲非烟,她的人生不快活,只活了十几岁。不过,有才气与改名字没有关系。”

崇拜女性但不喜欢“女强人”

在金庸的作品中,不管是长篇武侠还是千字散文,笔下的女性大多是正面形象,小龙女、阿朱、霍青桐、莫愁、秋水、芷若、无双……不但长得漂亮,而且名字也充满诗意。金庸对女性的尊敬我一直耳闻,而且亲眼目睹过多次。比如签名,每每有女孩子拿着书来请题名,金庸总会问明对方的姓名,然后在书上写上“某某小姐,请指教”,并签名。

这次在他办公室,面对维多利亚港湾,金庸心情愉快,彼此间都很放松。我就引出了“女性崇拜”的话题来请教。

我之所以把女性写得比较好,因为女性有许多地方值得崇拜。她们的武功不一定比男人强,但她们专注于爱情与家庭,这是男人比不上的。在女性眼中,名誉、地位、财富、权力等等并不重要,她们爱得往往比男人深刻。许多男性争权夺利,贪污腐败,做了许多坏事,而女性对这些往往看得很轻。”

在金庸的小说里,好的男人一定是男强人,而愈是可爱的女子,女性性格也一定十分明显。“我不喜欢女强人,‘母大虫’、‘母夜叉’,一听就让人反感,女人就要像个女
人,女人一旦像个男人,就不可爱了!”

希望在大陆出版更多的书

一走进办公室,金庸就让秘书取来几本新书。“这是刚出版的《金庸散文集》,请作家出版社出的。”一边说,一边在扉页上题名。我接过赠书说,已在媒体上看到这本书出版的消息,并在网上读过其中的几篇,印象深的是金庸谈舞蹈和谈书法的,“查先生对舞蹈和书法的研究,写得很到位,是请教了学者还是自己的思考?”

金庸又笑脸灿烂:“是我自己的思考。当年办《明报》,加上一些媒体的约稿,经常写一些随笔散文,题材不限,写得比较自由,涉及的领域很多。作家出版社希望给我出一本书,我就稍作整理,将当年自己发表过的作品编成一册。完全保留原样,不像小说作了修改。”

接下来金庸还有几本书要出版。《金庸课外读本》是选择金庸小说中适合学生阅读的精华编辑而成,已经与相关出版社说定;《金庸社评集》将选择他当年在《明报》上发表的部分社评结集出版,已经与上海文艺出版社说定;此外,还有《金庸访谈录》《金庸谈人生》等著作也在计划之中。“大陆的出版环境改善了,我希望有更多的书在大陆出版,但这三年我的主要精力还是要在剑桥完成博士学业,有些书要等到三年后再出。”

浙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去香港的那天,我正好在香港的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为庆祝浙江大学110周年校庆的到来,浙江大学香港校友会的成员举行聚会,浙江大学新任校长杨卫、浙江大学原党委书记张浚生参加了聚会,金庸也参加了。我随即问起这次聚会。因为金庸在1998年之后应邀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两年前他以自己年事已高和要去剑桥读博士为由提出辞呈,引起媒体关注,本报也做过数次独家报道。

“杨校长对我很尊重,希望我在剑桥完成学业后再回浙大。”金庸端起茶杯,“几位学校领导对我说,浙大的学生很挂念查院长,您一定回来看看。”金庸表示,浙江大学的学生很优秀,“他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同学叫我‘大师兄’我也称他们为‘小师妹’‘小师弟’,我乐意与他们讨论和交谈。”

金庸希望《文汇报》帮他澄清一件事:“有人在网上说,我修改《射雕英雄传》时把黄药师和梅超风两个人物改成暧昧关系,是因为我招收了女博士生的缘故。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我1998年已经修改好《射雕英雄传》。我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是浙江大学等四校合并之后的事,那已经是在1999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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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距离十问金庸——万润龙
2005年01月18日09:46:38 新华网 


  一问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记者:您一生中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小说家、报人、社会活动家、学者等等。如果让您自己选择,您认为您最大的成就是哪一类?

  金庸:(稍作考虑)就影响而言,应该是小说。早几年,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向我提供的数据是,金庸小说的销量是3亿套(册),现在应该还不止这个数。从读者反馈给我的信息看,他们还是喜欢我的小说的。有这么多成亿的读者跟着我的小说展开想象的空间,对我来说是十分开心的事。

  记者:武汉有一位女学生曾完成了两部武侠小说,一部是在高中时完成的,另一部是在考入大学时完成的。这两部小说都已经由出版社正式出版。给这位女生出版小说的出版社编辑曾找过我,希望能让这位女生来拜访您,最好有一次对话,请您给她一些指教。

  金庸: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我也不希望太年轻的孩子去写武侠小说。

  写任何作品都需要有经历,有经历才会有创作,才会有故事。没有经历就只能编造故事,而缺乏经历的故事是空泛的。一个小孩子,还没有爱情的经历,也不会有太多的社会阅历,我很难想象能够写出有精彩故事的武侠小说。如果要对话,要给那位女生一些指点,我也是跟那位女生说这些话。

  二问金庸小说修改进程如何

  记者:这两年,您一直在修改自己的小说,不知修改的进程如何?我注意到,对您的修改,专家和读者的意见不尽相同。专家说好的居多,而读者却是反对的多。

  金庸:已经改得差不多了,《笑傲江湖》已经收尾,《鹿鼎记》也只有一点尾巴了,估计到今年上半年可以全部结束。

  这是我对自己小说的第三次修改。第一次我整整改了10年。由于是连载,每天有读者等着看,有许多是急就章,又来不及查看前面的文章,因此在时间、地点和情节上难免会接不上头。那次修改尽力将前后故事的情节全部理顺。但读者对我的要求很高,我每天都会收到许多读者的来信或来电,与我讨论我小说中的有关情节,提出他们的不同意见。但有些意见是完全对立的,比如韦小宝的结局,比如段誉与王语嫣感情的结局,比如黄药师与女弟子梅超风的暧昧感情等等,读者的意见有时完全相反。在无法与所有的读者朋友一起讨论的情况下,我只能和几位我熟悉的朋友讨论,并尊重这些朋友的意见。

  我也曾就韦小宝的结局提出过自己的修改意见,我准备让好赌的韦小宝家破人亡,让他的7个老婆大多都跑掉,这样改的目的是让年轻人不要学他的样。没想到遭到了那么多读者的反对。在最后定稿时我会充分考虑读者的意见。

  三问小说重故事还是重思想

  记者:苏州大学汤哲声教授评价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金庸小说是第三座高峰。20世纪20年代,武侠小说将武侠带入了江湖;40年代初,武侠小说又使江湖与“江山”相结合;金庸小说则继承了武侠写江湖、写历史的传统,又创造性地创作了人性化的武侠小说。汪道涵先生说,从您的武侠小说中看出了两个字:“仁”和“义”。您最近几年又在多种场合强调了“民族融合论”,并举了小说中的不少例子。您在创作过程中,是着重考虑故事的好看,还是融进了自己的思想、道德内涵?

  金庸:最初创作时,我主要是构思故事,设法将故事编得好看。但我在编故事的时候也有自己的原则,那就是褒扬真善美,抨击假
恶丑,这是发自我内心的基本原则。在我的作品中不会把恶人写成好人。当然,在我的小说中,没有绝对的坏人,也很少有十全十美的好人,因为生活的真相就是这样,我不能脱离了生活来编故事。

  我写小说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历史的过程,因为我的小说大多与历史相关。“民族融合”的认识是在写小说的过程中逐步认知并不断增强的。在《书剑恩仇录》中,汉族和满族是对立的。可以说,当时还没有自觉意识到“民族融合”的观点。随着对历史事件的了解,对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越来越感到中华民族的历史不应该是阶级斗争史,而应该是民族融合史。有了这种认知后,就自觉地在小说中加以体现。到了写《射雕英雄传》和《天龙八部》时,就已经很自觉地将民族融合论的观点融入故事之中。

  四问还是浙大的院长吗

  记者接着问了金庸辞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职务的传闻,金庸先生作了翔实的回答。

  金庸:我向浙江大学递交了辞职信后,浙大十分重视,通过多个渠道与我作了沟通,表示了挽留我的意思。昨天上午,浙江大学新任党委书记张曦先生和我的老朋友张浚生先生来看我。他们继续表示希望我能留下来担任院长。他们说,校领导已经开会研究过我的辞职请求,一致表示要挽留我当院长。如果我坚持要辞职,也希望我等到本届学校领导班子任期到期换届的时候再决定是否同意我的辞职请求。(据记者向浙大新闻发言人徐有智先生了解,浙大领导班子换届的工作将于今年上半年结束。徐有智表示,换届讨论时估计会出现两种意见:一是继续挽留金庸,那就得再做金庸的劝留工作;另一种是同意金庸辞去院长职务,聘任一位合适的人选担任新院长。)记者:

  在浙大领导换届前,您是否还是浙大人文学院的院长?

  金庸:是,但我已经表示,院长的行政事务我不再过问。校方已经安排了常务副院长、副院长,行政事务由他们分担。但只要是浙大的事,我还是会像过去一样尽力去做。

  五问如何评价所带博士生

  记者:2003年起您带了三名博士生,有媒体说您对他们的评价是“不好”,并说您的话引起了浙大学生的愤怒。

  金庸:我不知道这名记者什么时候采访过我,因为我从来没有对三名博士生作过“不好”的评价。我去年(2003年)去西安参加“华山论剑”活动,万先生您也是一起去的。当时有记者问我:对三名博士生如何评价?我回答说“很好”;那位记者又问我:过去为什么不招博士生,为什么到今年才招?我回答说:过去几年也想招,但考生的成绩不好。这本来是两个问题的答案,不知为什么被记者“嫁接”到了一起,成了现在的样子。即使我说过这三位弟子不好,也不可能引起“浙大学生的愤怒”,最多是引起这三名弟子的愤怒。那位记者不知道有没有到浙大采访过。

  六问不满金庸剧为何还签约

  记者:2003年10月,在嘉兴举办的“金庸影视剧国际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对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剧进行了猛烈地抨击。您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也表示:就已经完成的金庸剧而言,没有一部影视剧能让您满意,49部影视剧大多不及格,最好的也只能打60分。但是,您还是不断地与人签约,让别人将您的小说改编成影视剧。这是为什么?

  金庸:对“金庸剧”,我确实不是很满意。尤其是那些胡编乱改的,简直是糟蹋我的小说。你如果有水平,你可以自己去写一部小说,再去改编成影视剧。你不要乱动人家的作品。当然,也有改得好一些的。我对“金庸剧”的评价标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改动得多不多,改得越多,分数越低。

  我之所以还是愿意和人签约,让别人来拍“金庸剧”,是希望看到有更好的“金庸剧”出现,这种期待已经有很长时间。从另一方面来说,“金庸剧”的热播对我的小说的销路很有好处,许多人是看了影视剧后去买我的小说看的。他们看了我的小说,自然会知道是小说写得好还是影视拍得好。

  记者:我注意到,有些导演与您的关系很好,连挑选演员这样的事也来与您商量。那么,在您看来,作为一名演员,究竟是形象重要还是内涵重要?

  金庸:这两者并不矛盾,一般来说,形象好的演员往往也是有内涵的演员。如果两者不能在同一人中得到统一,那么,我一定会更看重内涵。

  七问怎样看待“金庸错误百出”

  记者:您辞职的事已经成为岁末年初的一大新闻事件,众说纷纭。而南京大学人文学院董院长的评说又特别引人注意。不知您有没有注意到,是否在意他的说法?

  金庸:我从来不去评说别人,对别人对我的评说我也不作评说。我是浙江大学的人文学院院长,更不会去评说南京大学人文学院的院长。那次我去南大讲课,是南大诚恳邀请,我也愿意与南大的学生交流,才欣然前往。我在南京大学讲学的水平怎样,南京大学的学生听了我的课是如何的反映,学生们会有评说。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徐岱副院长、毛丹教授是一起陪我去南大的,他们是在场的见证人。听说毛教授已经就董院长的说法写了一篇文章。你们可以去问问当时在场的师生。我还记得一个细节,那天演讲结束后,这位董院长给我说了许多好话,学校还一定让我在南大校园里种了一株“金庸树”。我一生最愿意做的事就是向人求教,如果我在南大演讲中有讲错的地方,我很乐意有人向我指出来。但四年多来没有人向我作过提示指正。董院长在文章中说我有错误“百出”,最好能说得明确一些,让我知道这“百出”的错误错在何处。否则,我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


  八问心目中最喜爱的作家是谁

  记者:查先生,您有没有注意到,2004年12月3日,北京公布了第三届“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的结果?在这项调查中,有一个小项:我心目中最爱的作家。公布的结果是“金庸”,而前两届都是“老舍”。

  金庸:万先生,我对这项调查不是太清楚,能不能给我介绍介绍?

  记者:这次活动是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组织实施的。1999年、2001年举行了第一、二次,这次是第三次,选择了20个城市或乡村,采取入户调查方式,最终获取了300万组调查数据。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有读书习惯的国民只占5%。而在最受读者喜爱的作家调查中,您和鲁迅、巴金、老舍、琼瑶、曹雪芹、贾平凹等名家在三次调查中都榜上有名,而您今年则取代了老舍,成为了北京读者心目中的最爱。

  金庸:感谢北京读者对我的厚爱。但如果让我投票,我一定投给老舍。老舍先生的作品我十分喜欢,而且人品很好,值得我们大家敬重。

  九问如何“一手写小说,一手写社评”

  记者:还不仅是中国读者,我看您的书已经被翻译成多个国家的文字,前不久,您还被法国政府授予“艺术文学高级骑士勋章”。

  金庸:是法国文化部长德瓦布尔亲自给我授的。能够获颁法国“艺术文学高级骑士勋章”,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奖项,特别有意义。这次获奖跟以前很不同,因为法国文化对我有过极其重要的影响,法国作家大仲马更是影响我最深的作家。如今,我的多部武侠小说被翻译成法文,《射雕英雄传》是最近被译为法文的,在法国销得很好,这或许是作品中有不少故事和情节比较浪漫,与法国的浪漫文化相接近有关。法国总统希拉克先生亲口对我说,他看过我的小说。我很感谢法国政府和人民对我的作品的喜爱。

  记者:作为同行,您的报人生涯也值得圈点,“一手写小说,一手写社评”,已经成为报业同仁的美谈。

  金庸:我从事媒体业的经历比写小说时间要长,从一名普通的记者,到创办《明报》可以说的事情不少。当记者也好,当社长也好,有一条原则我始终坚守:做好人,说真话。其他人干坏事我管不了,当记者的不能干坏事。当记者的可以不说话,但是,你一旦要写文章,就一定要说真话,不要说假话。我办《明报》的时候对记者有要求:言论可以自由,新闻必须真实。如果我发现哪个记者说了假话,写了假新闻,就马上开除。如果媒体不能说真话,那么,媒体就会失去公信力。

  十问“金庸热”还能持续多少年

  记者:两年来,媒体举办过两次调查,一次是由多家主流网站和平面媒体发起的“20世纪的文化偶像”,一次是新浪网的有关读书的调查,参与者很多,没有什么人为的操作。前一次调查结果,在20世纪10大文化偶像中,鲁迅排名第一,金庸排名第二;后一次调查中,您成为读书人心目中最喜爱的10位中国作家之一,在读书人喜爱的10本书中,您的书就有两本。而且,在喜爱您的读书人中,年龄比例相对比较匀称,老中青少幼都有。您估计,您的书还会热销多久,“金庸热”还能热多少年?

  金庸:(沉思良久)这个,我自己不好说。读者喜欢我,喜欢我的小说,这是我的荣幸。但是,我不能对自己的小说作太多的评说。这也是南京大学请我去演讲时我向他们提出的意愿。

  但是,我还是希望读者愿意看我的小说。从这个角度说,我希望我的小说能够历久热销,时间越长越好,希望“金庸热”热得越长越好,最好永远热下去。

  

  对于金庸先生来说,2004年依然是他丰收的一年。这一年,法国政府授予他“艺术文学高级骑士勋章”,由他的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依然在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热销,各地政府和机构邀请他的请柬依然使他应接不暇,最让金庸感动的是,在12月上旬公布的第三届“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结果中,金庸第一次成为北京读书人“心目中的最爱”,而前两届北京读书人“心目中的最爱”则是一代文学大师老舍。

  2004年,对金庸先生的争议也依然不断。对他是否该改动在读者心目中已经定型的金庸小说的争议,对热播中的“金庸剧”的争议,对金庸频繁参加各类社会活动的争议……进入冬季,又冒出两大新闻:常州老人李延良以“金庸小说中有许多差错”为由,欲将金庸告上法庭,法院则以“诉讼理由不能成立”为由拒绝受理;金庸欲辞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的职务,浙江大学校方恳切地挽留,此事尚在沟通与商讨过程中,却有媒体“超前”发布新闻:金庸辞去院长职务,并有了金庸该不该当院长、能不能当院长、有没有能力当院长等争议。

  针对2004年有关金庸先生的话题,记者与金庸相约,在香港维多利亚港湾的金庸办公室见面,就读者关心的话题向金庸先生作了请教。1月9日,金庸又在浙江大学杭州紫金港校区会见了记者,作了进一步的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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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8-28 16:1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7-1-23 22:10 编辑

1988年元旦,冯育楠与冯其庸、胡文彬等几位学者,赴香港参加国际武侠小说研讨会,应邀到金庸先生家里作客。在那宽敞典雅挂着巨幅名人字画的客厅里,大家纵情畅谈,谈着谈着话题转到宫白羽先生身上,金庸先生盛赞宫白羽武侠小说寓意深刻,文字超凡,对中国武侠小说的发展做出过一定贡献,堪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武侠小说界一代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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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杂志专访金庸:我的一生都在学以致用
时间:2005-02-16 15:51来源:《环球》 作者:廖翊 点击: 6次
金庸,一个无需任何介绍的名字,一个与一大串豪侠联系在一起的名字。 读者或观众在欣赏郭靖、杨过、韦小宝的故事时,大可追问他们的究竟,但对于创作者,往往不甚了了许多作家、艺术家据此保持自己的神秘与清高。作为性情中人的作家,哪怕演绎过无数繁复跌宕
  金庸,一个无需任何介绍的名字,一个与一大串豪侠联系在一起的名字。
  读者或观众在欣赏郭靖、杨过、韦小宝的故事时,大可追问他们的究竟,但对于创作者,往往不甚了了——许多作家、艺术家据此保持自己的神秘与清高。作为性情中人的作家,哪怕演绎过无数繁复跌宕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极为纯真,并且极度固守这份纯真。《环球》杂志记者见到的金庸就是如此,尽管他已80高龄。

  《环球》杂志驻香港记者/廖翊

  一场请辞引发了一场争论,成为记者采访金庸的直接原因。处于风波中心的金庸,心情怎样?

  “我,一笑了之!”老人慨然,一脸慈祥。

  金庸的明河集团有限公司位于香港北角渣华国际中心。公司大门两侧橱窗摆放着金庸著作的插图:《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笑傲江湖》《鹿鼎记》《碧血剑》……记者恍然感到某种童话色彩。

  童话的主人——集作家、学者、报人、出版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本身是一个神话。

  “知识分子一定要有入世精神。我的一生,都在学以致用。”金庸说。

  采访在金庸敞亮的办公室里进行。巨大的落地窗外,是香港美丽的海景;倚墙而立的大排书橱,摆放着金庸各种版本的小说和论著。记者与金庸就这样“依书面海”而聊。

  “英雄”也问出处

  “府上哪里?”金庸问记者。

  “江西吉安。”

  “那可是名人荟萃之地啊!文天祥、欧阳修、杨万里、刘辰翁、解缙……江西自古地灵人杰,唐宋八大家,江西占了三席。”金庸如数家珍,“我在浙江大学(以下简称“浙大”)所带的博士生中,有一个就是专门研究宋朝政论性散文的,离不开研究江西大家。”

  “我和你算得上老乡——我的祖籍是江西婺源,后来才迁到浙江海宁的。”这是记者第一次听说,十分惊讶。

  “日本侵华时,我和家人南下逃亡,从金华进入江西上饶、吉安、瑞金、赣州;然后到了广东,虽然当时年纪不大,但战乱中途经江西的经历,记忆犹新。”

  他说,很想回江西看看。

  一个念旧的人,自然讲情义。当初,正是难拂老友张浚生的情面,金庸出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兼博士生导师。

  “我当时与浙大党委书记张浚生达成了心照不宣的谅解:他何时离开浙大,我就什么时候辞职,共进退吧!”鉴于张浚生目前调离浙大,金庸此番请辞,完全是照计划进行,由此引发的风波,为老先生始料不及。

  “我觉得很奇怪。不久前,浙大医学院院长也辞职了,又请了一位医学院士当院长,很正常啊,反应很平静呀。大概是我写小说出名了,所以,有人拿来做文章。”金庸很不解。

  争论和风波的焦点是关于金庸人文学院院长及博士生导师的资格认定。当记者问及金庸如何看待这种质疑、以及某些人质问出处时,老人十分平静:“这只是个别学校、个别人的观点,我一笑了之!我的任职资格是经过中国教育部审批的,如果教育部觉得我的资格不够,不批准就是了!”

  他表示,假如媒体对他的任职资格展开讨论,这是十分正常的,他很欢迎,“但是,现在国内某所大学的个别老师,像美国一样对别人说三道四,这就不好了。按中国的习惯,一般不对同行内部的变动发表什么看法,这是人家内部的事情,应该尊重。”

  不以“资格”论英雄

  “您怎样看待学者的学术资格?”记者问。

  金庸回答:“全世界的研究机构或学术部门、大专院校等都会有资格、级别的认定。资格的形成,除了学问、涵养,还有资历的积累。但不一定级别低,学问就差。”

  对于某大学教授“金庸连副教授资格都不够”的说法,金庸说:“这个我不会生气。孔夫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副教授不一定比教授差,教授比副教授差也很常见。浙大有些副教授学问很好,我自认为很多地方不及他们。一个人学问的高低并非由职称来决定的。”他认为,这种观点正如北京一个教授指出的,是一种陈腐的“学术血统论”。

  他还表示,“鲁迅和郭沫若都是学医出身,但却成了大文学家和大历史学家,大学者陈寅恪连正规的大学文凭都没有,现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据说是工科出身……这些都不很重要,衡量一个学者的资格关键看学问。”

  金庸感慨道:“现在的博士与以前的博士意义不同了,今天的博士研究学问的范围越来越小,越来越窄,已经不‘博’了,越来越跟社会脱离关系了。”

  谈及自己所带三女一男四个弟子,金庸很满意:“他们分别研究清朝李慈铭的日记,唐朝小说传奇,宋朝政论性散文等,学问都做得不错。在做《华山论剑》的电视节目时,我对他们是赞扬和鼓励的。其中一位突然对阴阳五行产生了兴趣,我对这个不大懂,认为这是迷信,没什么研究,我提议她向浙大一位对阴阳五行很有研究的老师学习。”

  他表示,学者应有严谨的学术精神及正确的学术观,并对一些无端传闻予以澄清:

  “有人说我在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笑话百出,错误很多。其实,那场演讲就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南京的历史地位,我提到南京是与台湾发生关系最早的大陆城市,早在三国时期,东吴就派几千人从南京出发前往琉球,也就是现在的台湾,这是一段重要历史;第二个问题是,从宋朝到明朝,南京和福建建阳同为中国雕版活字印刷的中心,是中国文化中心之一。我认为,历史上的南京作为中国海上交通的地位及文化中心的地位值得骄傲,南京大学学生应有责任继承和发扬。这个讲话可能出错吗?

  “当时,还有同学要我就意大利一位哲学家‘一切历史就是现代史’的观点发表看法。我表示不同意这个观点,我主张应还历史本来面目,像‘猫头鹰’那样拿所谓的‘儒法斗争’来配合政治是不符合真理的。但我表示,问题超出了演讲内容,应由贵校历史老师来讲,我不能喧宾夺主。

  “这怎么可能让学生笑话呢?实事求是很重要!浙大有位传播系学生问我:‘如何做好一个新闻工作者?’我说,尽量说真话,但绝对不能说假话!”

  剑胆映琴心,治学为“入世”

  作为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多所名校荣誉学位获得者及牛津大学荣誉院士,金庸表示,一个真正优秀的学者,一定要独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没有学术贡献和发展,叫什么学者?”同时,还应关怀社会和人民,要学以致用。

  “学者应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对社会有贡献,应该有入世的精神。”金庸说。

  他同意北大一位学者的观点:历史学家和历史工作者不同,历史工作者重考据,而历史学家则通过朝代更迭看趋势,以警示今天。他觉得历史学家的工作对今天更有意义,“比如,对王安石变法研究的意义,远远超出考证哪个皇帝皇后的生卒年月”。他谈到对中国现存问题的思考和忧虑:

  “我一直不赞成中国发展小汽车,而应该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小汽车的发展和普及耗费大量石油,目前中国每年进口石油已经超过1亿吨。中国出口的服装、鞋子、农产品等赚取的外汇,拿来买石油烧掉,浪费能源,污染空气,影响长远发展。如此下去,将来势必发生能源危机,并可能造成其他危机。今天的美国已经提供了前车之鉴。”

  他说,他曾就这个问题与香港中文大学校长、著名经济学家刘遵义进行探讨。他说,这种始终一贯的关注其实也体现在小说创作中,这是他的“新武侠小说”之所以受到人们欢迎的深层原因。

  “我的小说都有很曲折的故事,包括动人的爱情故事。爱听故事,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传统。以前的武侠小说大多表现的是为朝廷和官府服务,压迫人民,思想意识还是反人民的;新武侠小说有人民观,讲人民反抗朝廷的压迫。同时,还表达了我自己的思考,我认为,在中华民族发展的长河中,汉族和少数民族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在写《天龙八部》时,就表达出汉族和契丹不要战争、要联合的观点,没有任何大汉族主义思想。”

  记者笑道:“现在的问题是,在某些人眼里,这些思想似乎都无以构成你的学术资格。如果你研究一辈子《七侠五义》,对这本书逐一考据,那么,你的学术资格没有问题。反之,你即便形成了自己的人文观点,写出更精彩的作品,但你的学术资格还是要被质疑。你怎么看?”

  “我想,这不是我的悲哀。”金庸说,“我还是这个观点,真正做个学者也不能完全坐在书房里,知识分子一定要有入世精神。我研究历史,也研究社会学。做学问一定要学以致用,这样的学问对社会才有贡献,才有意义。”

  近两个钟头的谈话在自然轻松的氛围中结束,不见金老先生有任何倦意。临别,他笑吟吟地对记者说:“想送你一套我的书,你自己挑一套吧!”

  这是记者求之不得的赠予。从长长的书橱里,从各种不同版本中,记者挑了一套精装的《神雕侠侣》,恭敬地放置于金庸先生的案头,老人家伏在宽大的办公桌上,认认真真地写上他的赠语。今天的金庸,赠给了一个老读者崭新的侠客故事。
花枝春满,天心月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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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8-28 16:1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5-29 21:57 编辑

琐忆倪匡

□ 王春瑜

前些时看凤凰卫视曾子墨采访香港奇才倪匡,但见他大腹便便、拄着拐杖,蹒跚地走入镜头。仅比我大两岁的他,让我吃了一惊:这老兄怎么老成这样?莫非像当年大理寺评事雒于仁上疏批评万历皇帝说的那样,是被“酒、色、才(按:财文是财,我看倪匡非财迷,稿费丰厚,也不缺财)、气”掏空了?但随着采访的进行,倪匡对答如流,实话实说,思维敏捷,嘻嘻哈哈,我这才感到,眼前的倪匡还是那个口无遮拦、幽默风趣、神采飞扬的倪匡。老的是容颜,不老的是那颗炽热的赤子之心。

曾被视为“反共作家”

1988年初,香港中文大学举办了史无前例的“国际武侠小说研讨会”,一位不肯透露姓名者赞助了一笔巨款,金庸先生赞助了10万港元。我说的“史无前例”,并非夸大其词,武侠小说——尤其是以金庸为代表的新式武侠小说,尽管拥有众多的读者,但从来没有举办一次国际讨论会,把武侠小说置于学术殿堂,由专家、学者于学术层面加以分析、评判。应邀到会的有美国、法国、中国大陆及香港台湾的多位学者。大陆赴会学者有冯其庸、冯育楠(已故)、胡文彬、冯统一等。但他们办入港签证相当不顺利,以致会议结束后才赶到。我呆的机关是“大庙”——正部级单位中国社科院,院外事局的同志办理出国签证非常有经验。因此,我准时到会,成了大陆代表中的独行侠、“任我行”,有了与赴会学者及嘉宾交流的较多机会。

早就听说过倪匡的大名。以前我已来过香港,我院“情报文献中心”的港、台报刊不少,我常去阅读,知道倪匡是位文学奇才,一天能写一万多字小说,同时为几家报纸写小说,这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就说我吧,没人说过我笨,下笔千言,不打草稿,但要我每天抄一万字,绝对受不了,更别说写一万多字的小说了!他以卫斯理笔名发表的几十部长篇科幻小说,天上人间,千奇百怪,想象力的丰富、诡异、瑰丽,着实让人惊叹。我记得研讨会的第二天上午,倪匡风风火火地赶到会场,坐下来就大声说:“我看了学者们的论文,也听说了发言情况。你们太严肃,太正经了!武侠小说是写给读者看了玩的,他们看了开心就好,哪有那么多思想性、学术性?我也写武侠小说,从来就没有想到那些。”他的这番话,真是语惊四座,让我辈冬烘一愣。我立刻问身边的《明报》记者林小姐:“此公是谁?”她小声说:“倪匡先生。”我情不自禁地“哦”了一声。会议期间,有几次宴会,我曾与倪匡多次交谈,听他滔滔不绝、出语惊人的妙论、宏论。

倪匡曾被目为“反共作家”,他的作品在大陆被封杀(按:近十年来,他的科幻小说己在大陆出版)。我确实听他笑着说过对中共很刺耳的话,但我也听他很严肃甚至感叹地说过:“啊,大陆搞改革开放,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共产党;台湾已经政治民主化,中国国民党也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国民党。海峡两岸都有很多新变化,让人目不暇接!”我以为,倪匡的这一看法是理性的、客观的。倪匡常去台湾。他说,多年前,国民党有位将军曾邀请他去谈写剧本事。此人很阔气,是镀金的。他要求倪匡写国、共打仗,甚惨烈,最后国军大获全胜,共军落花流水。倪匡忍不住说:“戏怎么能这样编?你们大获全胜,共军落花流水,那么是谁把你们赶到台湾了?”这位将军一听大怒,竟拔出来,倪匡立即从他家落荒而逃。倪匡笑着说:“国民党的一位老将军,就这个水平,让人哭笑不得,还扬言反攻大陆,亏他想得出!”走笔至此,我不禁想起一件事:10多年前,我在从香港返京的火车的软卧席内,与一位台湾退伍的国军老营长聊天。此公安徽人,70多岁,满口金牙,准备去内蒙探望战友。他跟我说:“什么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是根本没有的事!实际上,他们就是在我老家大别山里转来转去而已。”我听了不禁哈哈大笑。一位将军,一位营长,如此水平!

“你应当叫倪无匡”

宴会上,只要有倪匡在场,差不多都是他一个人说话,天南地北,海内海外,“荤素不挡”,我们常常听了大笑。我清楚地记得,在金庸豪华的家宴上,倪匡痛饮威士忌,喝完一瓶就对金庸夫人说:“小二,拿酒来!”查太太立即就拿来一瓶。他感叹地说:“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好喝的酒了!”一边饮一边说:“我是台湾一位大酒商的代言人,广告片在电视台放过很多次,我过台湾海关时,工作人员立刻就认出我。有一次,一位朋友一定要我写一副对联送给他,我大笔一挥:“喝酒要论好歹,做爱不遗余力。”金庸微笑着说:“那你就不遗余力好了!”冯其庸忍俊不禁地说:“你哪里是倪匡啊,应当叫倪无匡。” 倪匡听后大笑。倪匡还说起,他曾经与台湾一位女友打得火热,结果被其夫告上法庭,很狼狈,幸亏他的好朋友琼瑶给他献策,赶紧躲到美国去,官司一拖,不了了之。他依计而行,果然平安无事。我心想,倪匡真是无一事不可对人言,恐怕中国文坛上,没有比他再襟怀坦荡了!

当然,倪匡一本正经说的有些故事,是真是假,我们听了一笑置之而已,料想其他在座文友亦如是。例如,他说他的好友古龙并非病死,而是被人谋害:这个凶手的暗器,是套在手指上的,能飞速旋转。又说他去台北奔丧,在古龙的棺材盖上,凿了个小孔,将一瓶XO打开,放在一个支架上,酒瓶打开,呈45度倾斜,酒刚好一滴一滴地透过小孔,滴到古龙的嘴巴里,好让他死后仍有好酒喝。这样离奇的情节,倪匡似乎不是在跟我们讲往事,而是正在写着武侠小说,无人质疑,扫他的兴。我想朋友们都心照不宣,默想:“我辈是何等人哪,老兄说的分明是小说家言嘛!”

香港才是真正的家

倪匡并不是恃才狂傲、目空一切的妄人,他对朋友是真诚的,金庸就是他最知心的朋友之一。与倪匡第一次见面时我还是副研究员,但他没有怠慢我。在金庸的家宴上,我与倪匡紧挨着入席。当戴着很高白帽的厨师送上鲍鱼时,金庸说:“我在北京,赵紫阳总理请我吃饭,也有鲍鱼,但那是渤海湾的,这个鲍鱼是泰国的。”倪匡马上问我:“王先生,你知道这只鲍鱼多少钱?”我说“不知道”。他说“两千港币”。这让我吃了一惊!当时我的月工资才几百元人民币。(按:后来我在香港用金庸先生预付给我的稿酬3000港元,花了2000元,买了一台日本原装东芝牌冰箱。金庸“预付”云云,客气话而已,他知道大陆我辈均穷儒也,担心我们在香港缺钱花)接着厨师又给每人上了一小碗燕窝粥。倪匡很客气地把他的一碗也让给我,说:“这是真正的泰国燕窝,一小碗五百港币呢,你都吃了吧。”这使我感受到了倪匡的真诚。香港的大名人都不用名片,金庸、倪匡都如此。倪匡随手撕了一张纸条,给我写了他的家址,这张字条,至今我还保存着。我请他挑一本他的杂文集、一本科幻小说寄给我,他说:“一定。”我回到大陆后,过了两个多月,才收到海关转来的倪匡杂文集《皮靴集》、小说《蓝血人》,《皮靴集》里夹了几十张海关检查时的纸条,但终于还是给我了,没有没收,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礼尚往来,我随即给倪匡寄去我的作品。1992年,我的一本杂文随笔集出版,给倪匡寄去,不久却被香港邮局退了回来,说该址无此人。我以为他搬家了。所幸我很快应邀到中文大学历史系演讲,朋友们告诉我,香港街头,有一名右派记者被人打死,本来是个刑事案件,与政治无关,倪匡却很担忧香港回归后他的安全问题,举家移民美国旧金山去了。我想,这是隔膜的悲哀。但2006年,倪匡又举家返港定居。在接受曾子墨采访时,他坦承自己当年对回归的看法和预估是错误的。当然,他回香港也是为太太考虑,说:“她住到美国后,像一朵花蔫了,而回到香港后,这朵花又水灵了,像水浇过的一样。”我真为倪匡高兴!

我的小姨子从美国来,送我一瓶威士忌。此刻,是北京宁静的春夜。遥望香江,我举起酒杯,默默地祝福:倪匡老兄,别来无恙乎?干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原载于《同舟共进》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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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谈“风流”  
http://www.sina.com.cn 1999年12月5日 15:33 扬子晚报
  成龙
搞婚外情令吴绮莉诞下“龙女”,他曾解释Playboy是风流而不下流。但笔下写尽无数风流人物的金庸, 却认为真正的风流人物只是多情,却不涉及性关系的,相反的便是下流。

  金庸说:“风流与下流之间本来就有很大的分别!”记者希望他进一步解释清楚,金庸即时挥笔写下两句:“风 流,有情,多不发生性关系;下流,无情,性关系多。”他说:“多情只是用情多,不涉及性关系的。但下流呢,是无情的, 彼此只有性关系!”记者问:“那么你认为成龙令吴绮莉诞下龙种,究竟是风流还是下流呢?”金庸顿了一顿,眉头轻锁地微 笑说:“成龙是我朋友,对朋友我不想加以批评。”  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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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成龙损金庸 黄沾痛快淋漓过嘴瘾
http://www.sina.com.cn 1999年12月7日 15:41 羊城晚报
  自金庸加入“风流下流”之论战,本已渐渐平息的成龙“误中”吴绮莉案又成热点。日前,名嘴黄X忍不住加入 战团,大过嘴瘾。

  黄沾(同音)说:这种事根本全属下流,哪来的风流?风流一词不过是一种修辞手法而已。金庸则更没资格谈风 流下流,因为他太少女人,只懂用脑写小说。没性关系就是不下流,难道用脑来精神自慰吗?

  黄沾(同音)最后称,其实他自己也没资格讲风流下流,成龙才有资格讲。  (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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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10-4 15:0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5-7-13 12:26 编辑

严家炎:


      我和查良镛(金庸)先生曾有机会多次接触,聆听过他的许多高见,但常为时间或场合所限,一些很想知道的问题往往无法涉及,或因谈得不畅而感到意犹未尽。于是我改变办法,事先将问题书面寄给查先生,请他专门接受一次采访,终于在1995年3月3日下午实现了这个愿望。近日稍加整理,并请查良镛先生审阅改定。

  这次采访是在轻松漫谈的方式中进行的。可惜当时没有带录音机,记得不好。下面是我提问和查先生回答的大致记录。

  问:您幼年读过四书五经吗?何时开始接触诸子和佛家思想?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怎样?

  答:我祖父是清朝进士,大伯父是清朝秀才。到二伯父,就进北京大学国文系念书。我父亲是祖父的小儿子,他上的是震旦大学。我哥哥也上新式学校,与冯其庸是同学。我自己小时候没有进塾读四书五经,一开始就念小学。传统文化除耳濡目染外,主要是我自己慢慢学的。佛经读得更晚。

  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好东西。像中国史笔讲究忠于事实,记录事实,这就很好,与西方观点也完全一致。史识是作者的,但事实是客观的,不能歪曲。评论可以自由,事实却是神圣的,春秋笔法就是于记载事实中寓褒贬。齐国崔杼杀了庄公,齐太史就记载:“崔杼弑其君。”这位史官很快被崔杼杀了。

  史官的弟弟上任后还是那样记载,又被杀。到第三个弟弟,还是写崔杼“弑庄公”。这种史笔就很了不起。

  我对传统文化是正面肯定的,不会感到虚无绝望。

  当然,中国传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东汉、宋朝、明末都发生过学生运动,就看引导的方向如何。

  我在香港大学讲演,题目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强调要保持独立思考和独立见解。这就是传统文化观念的现代发挥。

  中国传统文化观念讲究有节制,要含蓄,不赞成廉价宣泄,这也是很好的主张。

  我并不排斥西方。西方哲学家像罗素、卡尔·蒲伯,我也很喜欢。

  问:您何时开始大量接触外国作品?在欧美文学方面,您喜欢哪些作家作品?

  答:抗战后期我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念外交系,那个学校国民党控制很严,国民党特务学生把很多人看做“异党分子”,甚至还乱打人。我因为不满意这种状况,学校当局就勒令我退学。我只好转而到中央图书馆去工作,那里的馆长是蒋复聪,他是蒋百里先生的侄子,也是我的表兄。我在图书馆里一边管理图书,一边就读了许多书。一年时间里,
我集中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有一部分读的还是英文原版。
  我比较喜欢西方十八九世纪的浪漫派小说,像大仲马、司各特、斯蒂文生、雨果。这派作品写得有热情、淋漓尽致,不够含蓄,年龄大了会觉得有点肤浅。

  后来我就转向读希腊悲剧,读狄更斯的小说。俄罗斯作家中,我喜欢屠格涅夫,读的是陆蠡、丽尼的译本。

  至于陀斯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是后来到香港才读的。


  问:在中国新文学方面,您接触或喜欢过哪些作家作品?
  
  答:中国新文学作家中,我喜欢沈从文。他的小说文字美,意境也美。鲁迅、茅盾的作品我都看。但读茅盾的作品,不是很投入。

  问:您在《倚天屠龙记》中写谢逊这个灵魂和肉体都受尽创伤的人物时,说他的叹声“充满着无穷无尽的痛苦,无边无际的绝望,竟然不似人声,更像受了重伤的野兽临死时悲嗥一般”,这令人想起鲁迅小说《孤独者》写魏连殳的哭声“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二者意象的相似,是不是说明您潜在地受过鲁迅的影响呢?

  答:是的。我的小说中有“五四”新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影响。但在语言上,我主要借鉴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最初是学《水浒》、《红楼》,可以看得比较明显,后来就纯熟一些。

  问:您从事的编剧和电影的实践,对您的小说创作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您的小说笔墨形象特别鲜明,而且具有强烈的质感和动感?

  答:我在电影公司做过编剧、导演,拍过一些电影,也研究过戏剧,这对我的小说创作或许自觉不自觉地有影响。小说笔墨的质感和动感,就是时时注意施展想象并形成画面的结果。

  戏剧中我喜欢莎士比亚的作品,莎翁重人物性格、心理的刻画,借外在动作表现内心,这对我有影响。

  而中国传统小说那种从故事和动作中写人物的方法,我也努力吸收运用到作品里。我喜欢通过人物的眼睛去看,不喜欢由作家自己平面地介绍。中国人喜欢具体思维,较少抽象思考,我注意这种特点,尽量用在小说笔墨上。这些或许都促成了我的小说具有电影化的效果。

  我在小说中也确实运用了一些电影手法。像《射雕英雄传》里梅超风的回想,就是电影式的。《书剑恩仇录》里场面跳跃式的展开,这也受了电影的影响。

  一些场面、镜头的连接方法,大概都与电影有关。

  至于把小说场面舞台化,当然受了西方戏剧的影响。刘绍铭先生曾经提到过《射雕英雄传》里郭靖的“密室疗伤”,是戏剧式的处理。(严插话“其实,这类例子还很多。)《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的故事出自众人之口,有人说这是学日本电影《罗生门》(据芥川龙之介原作改编》三个人讲故事,讲同一件事但讲法不同。不过,在我其实是从《天方夜谭》讲故事的方式受到了启发。不同之人对同一件事讲不同的故事,起源于《天方夜谭》。

  问:您什么时候开始写散文的?40年代写过小说吗?

  答:写散文主要到香港之后。40年代在陈向平主编的《东南日报》副刊《笔垒》上也发表过散文。

  我在重庆时曾经写过短篇小说,题为《白象之恋》,参加重庆市政府的征文比赛,获得过二等奖,署的是真名。题材是泰国华侨的生活,采用新文学的形式。

  《绝代佳人》是根据郭沫若写如姬的剧本(严按:即《虎符》)来改编的,曾得过新中国文化部的奖。

  问:有人说郭靖形象中有您的影子,这可能吗?

  答:作家其实都有折射自己的时候,都会在作品中留下某种烙印。

  写郭靖时,我对文学还了解不深,较多地体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的人格。如果说有自己的影子的话,那可能指我的性格反应比较慢,却有毅力,锲而不舍,在困难面前不后退。我这个人比较喜欢下苦功夫,不求速成。


  到后来,随着对文学理解的加深,实践经验的增多,我的小说才有新的进展。后面的小说,处理这个问题比较好。

  问:可不可以说您把武侠小说生活化了?使武侠小说贴近生活,贴近人生,是您的自觉追求吗?

  答:生活化问题,不一定是有意的追求。我的小说写武功的那些情节,是比较神奇的,并不生活化。但一写到人物的经历、感情,以及和人们的相互关系,这些就必须生活化,必须使读者感到真实可信。

  问:据说一九七一年(?)香港的左派青年叫嚷要“烧死”您,因由到底是什么?

  答:不是一九七一年,而是一九六七年。那时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林彪、“猫头鹰”
气焰如日中天,北京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香港左派也受影响,起来造反。《明报》当时持稳健的立场,对“文革”有批判、有意见,对香港的左派造反也表示了反对的意见。于是香港的左派提出要杀死5个人,第一名叫林彬,是电台的广播员。左派事先打听好了林彬上班的路线,装成修路工人,拦住林彬的汽车,拉开车门给他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我是五个人中的第二名。另外三人,一位是立法局的议员,一个是香港政府的高级官员,还有一个是新界的群众领袖。林彬事件发生后,香港政府采取措施保护4个人的安全,那时左派就对香港政府武斗,并且到处放炸弹。

  《明报》报社也收到邮包炸弹,后来周恩来总理公开出来表态,才控制住了局面。这就是那场“红色风暴”。

      问:有部《金庸传》里提到您对曾国藩的看法,不知是不是像传中所说的那样?

      答:我年轻时读过《曾国藩家书》,那时对曾国藩是否定的,把他看成汉奸。因为蒋介石很捧曾国藩,我们就坚决反对。后来才改变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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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10-4 15:1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5-7-13 13:31 编辑

我不赞成有金学


很多人给你写传记,你自己看吗?

人家写的传记不对,全部是假的,我可以肯定讲一句,完全没有一个人来跟我谈过。我自己不写自传。写自己的事情,坏的事情自己不大会写的,一本书全部讲我自己好的,那这本书就是假的。



香港明河社的门口挂着金庸先生手书的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先生的办公室是一个宽敞的书房,落地窗外,维利多亚港的无敌海景尽收眼底。书架上的藏书,其中一面是各种版本的金庸作品集,两岸三地的繁简体版外,还有多种译文。

金庸先生乡音未改,闲谈中多次提起家乡:“海宁地方小,大家都是亲戚,我叫徐志摩、蒋复璁做表哥。陈从周是我的亲戚,我比他高一辈,他叫徐志摩做表叔。王国维的弟弟王哲安先生做过我的老师。蒋百里的女儿蒋英是钱学森的太太,是我的表姐,当年我到杭州听她唱歌。”现在常常一起吃饭的朋友是有同乡之缘的倪匡和陶杰,而美食家蔡澜是新加坡人,只对中国的潮州、福建、台湾以及东南亚的菜肴有兴趣,金庸先生对这些菜能不碰就不碰。

提起围棋,金庸先生谈兴甚浓。“围棋有五得:得好友,得人和,得教训,得心悟,得天寿。”之说,他颇为欣赏。“以前我兴趣最好的时候,请陈祖德、罗建文两位先生到家里来住。”而他与余英时先生的交往,多与围棋有关:“余先生喜欢下围棋,他棋艺比我好一点。他太太自称为‘围棋寡妇’,余先生老是下棋,没有时间陪她。”金庸先生笑眯眯地说,“余先生的岳父陈雪屏围棋下得很好,好像你要娶我女儿,先下一盘棋看看。”记者闻听这种“小说家言”,笑道:“听余先生讲,他和余太太陈淑平谈恋爱的时候,还不认识陈雪屏先生,是等到1971年结婚七年了才正式见到陈雪屏先生。”事后,记者为此事问过余英时先生,余先生听了哈哈大笑。

金庸先生提起老朋友黄永玉、黄苗子、郁风的旧事,感慨郁风过世了。对书画,他时有出人意表的品评,又提起启功先生:“启功来香港见我,我写几个字请启功先生教教我,他唯一教的就是:‘你绝不可以临碑帖。你的字有自己的风格,一学碑帖,自己的风格完全没有了。’我说:‘启功先生,你这句话是鼓励我。我碑帖没有学,但书法极糟。’”

金庸先生好奇心极重,不时主动问起记者访问过的学者近况。余英时、许倬云、金耀基的师承与学生的趣事,金庸先生听得兴味盎然。记者提起余英时先生的学生陆扬和金庸先生的老师麦大维(David McMullen)相熟,两人见面时曾细说金庸在剑桥大学研究唐史之事。又提起余英时先生现在戒烟,金庸先生说:“抽烟抽惯的人,要戒很难。猫头鹰当年见我,也谈到这个问题:‘我年纪大了,人家劝我戒烟,我不能戒,戒了反而身体不好。’”

和金庸先生畅谈两个下午,恍觉曾经听说“金庸口才不好”不过是一种误会,原来只要是他感兴趣的话题,讲起来也像武侠小说一样引人入胜。谈话的焦点始终并非武侠人物,而是学界中人,南下香港的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远渡重洋的杨联陞、陈世骧、夏济安、夏志清,一一道来,如同江湖一样好玩。



到剑桥目的不是拿学位



李怀宇:你在剑桥大学读书读得怎样?


金庸:剑桥大学先给了我一个荣誉博士,剑桥的荣誉博士很难的,排名在一般教授、院士之上,所以我再申请念博士,他们说:不用念了,你这个荣誉博士已经比他们都高了。我说:我的目的不是来求学位,是来跟这些教授请教一下,念书。后来校长就同意了。在剑桥念博士有一个条件,就是博士论文一定要有创见,如果是人家写过的文章,就不要写了。教授委员会有二十几个教授,他们要我提准备写什么东西。
我首先提到一个匈奴问题,因为中国学者认为在汉朝时,卫青、霍去病跟匈奴一打仗,匈奴打不过,就撤退到西方去。西方人就不同意这种讲法,认为匈奴是在东亚、西亚、中亚自己发展出来的一个民族,所以跟中国讲法不同。我准备用中国的史料写关于匈奴的研究,有一位教授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专家了,他用匈牙利文讲了一些话。我说:我不懂匈牙利文,对不起,你讲的意见我不懂。他说:这个意见已经翻译成法文、英文了,如果你去匈牙利,我可以推荐你,你可以念三年匈牙利文再来研究这个问题。我说:我年纪也大了,再去念匈牙利文恐怕不行了。他说:你最好另外写一个问题。

我就想写一个关于大理的论文,因为我到云南去,大理送了我一个荣誉市民称号,送了我一块地:如果你喜欢在这里住,我们欢迎你。我说:我有一些研究大理的资料,也去过几次,我写大理成立一个国家的经过是怎么样的。大理是很好的,西方也不大了解。不过,有一个教授就讲了许多古怪的话,我也不懂,他说:这是藏文,本来南诏立国是靠西藏的力量来扶植的,所以大理等于是西藏的附属国,后来唐朝的势力扩张过去,才归附唐朝,大理跟西藏的关系是很深的。我说:我也不懂藏文。他也觉得写大理不大容易。

那么,我就考虑到中国考古学家从西安发掘出来的东西。以前说唐朝玄武门之变,兵是由东宫从北向南走,再打皇宫。我说这条路线不通的,为什么要这样大兜圈子呢?直接过去就可以。所以,我心想唐朝写历史的人,是在李世民控制之下的,他吩咐这样写就这样写了。我研究发现是皇太子和弟弟过来,李世民在这里埋伏,从半路杀出来,把他们打死了。历史上这条路线根本就是假的,因为李世民作为弟弟杀掉哥哥不大名誉。教授说:有没有证据?我说:证据就是发掘出来,东宫在这儿,皇宫在这儿,过去就方便了,这样大兜圈子不通的。我认为唐朝的历史学家全部受皇帝指挥,不但是唐朝,从唐朝、宋朝,一直到“文革”时候,所谓真的历史好多是假的,喜欢怎么写就怎么写。原来历史学家完全是皇帝叫你怎么写就怎么写,现在的历史学家还是一样,还是假的。好像开国大典的照片出来,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彭德怀这些人都在哪儿。后来彭德怀发生问题,彭德怀在照片上没有了,后来林彪发生问题,林彪在照片上没有了,彭真有问题了,彭真在照片上也没有了。




李怀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金庸:哪个人打败了,胜利的人喜欢怎么讲就怎么讲,现在林彪慢慢恢复名誉,林彪就慢慢出现了。现代的照片都有假的,我说唐朝的历史也有很多值得怀疑的地方。剑桥大学的教授就说:那你写这个问题好了,其中怀疑的地方必须要有历史根据。我说:中国历史上忠直的历史学家很多,但是假的历史也是很多的。所以我认为玄武门之变的那一段历史中有些假,那些教授就一致同意:这个问题蛮好的,而且在外国人中没有人提过,你把这个问题写出来。我的硕士论文就以玄武门之变为主要的内容:《初唐皇位继承制度》(The imperial succession in early Tang China)。得了很好的分数。

李怀宇:现在你的博士论文准备写什么?


金庸: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写安禄山造反,唐玄宗派了他的儿子荣王去抵抗,后来这个荣王死掉了,历史上也没有讲为什么会死掉了,他手下的两个大将也给皇帝杀掉了,我说这中间一定大有问题,是太子派人把弟弟害死了,把两个大将杀掉了。我找了很多证据,证明这个事件是历史上造假,其实是太子在发动政变,把弟弟杀掉了,而且他占有军队,连父亲也不敢动他


我的导师也同意。我就认为中国为什么缺少民主,从唐太宗开始,到宋元明清,都是所谓“枪杆里出政权”,哪个人兵权在手,就是哪个人做皇帝。我要在这上面发挥。我的导师就说:你这个意见蛮好的,可以写,尽量找点历史根据。外国论文好像跟中国论文没有关系的,外国人写论文,一定要有历史根据的,完全没有根据,自己想出来是不行的。我说:好吧,我会找根据。我的基本论点是中国的皇位从来不讲传统或宪法,宪法是讲皇帝的皇位应该传给嫡长子的,实际上是哪个有兵权,哪个会打仗,就传给哪个。中国是不讲宪法,讲兵权,外国也讲兵权,但是外国做得表面上漂亮一点。


李怀宇:那你的博士论文规定什么时候要交?


金庸:博士论文本来规定要到剑桥去念的,一方面是我年纪大了,另外一方面我已经得到荣誉文学博士,地位比校长还要高。教授委员会决定我可以不在剑桥做研究,要研究中国历史,在香港也可以,在北京也可以,在西安也可以。我的指导老师麦大维年纪大了,已经退休了,他要等我两年,两年之内把博士论文写好。

李怀宇:你原来在剑桥大学读硕士时住了多久?


金庸:我在剑桥大学真正读书差不多两年。在剑桥大学,本来我骑单车就很快过去,我太太说:年纪大了骑单车很危险,汽车也不大守规矩。所以要我坐的士去上课,坐的士就很贵,差不多一百块钱港币一次,也是她陪我去的。后来,我去一次,我的老师也会骑单车到我家里来教一次。


李怀宇: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你过了80岁,还到剑桥大学去读书?


金庸:因为剑桥大学有学问的人多,教授虽然只研究一个学问,但是一门功课很复杂的问题他都了解。


李怀宇:可是你在世界上很多大学都拿了荣誉博士学位和教授称号,还是那么感兴趣到大学读书?


金庸:我到剑桥,目的不是拿学位。我喜欢跟有学问的教授讨论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以前历史学家认为投向清朝的那些有学问的人是汉奸,现在我们的民族观念跟以前不同了,不大分汉族、满族,大家互相团结、互相帮助。我到北大演讲也主要讲这个问题。好像大家都是兄弟民族,我们汉族办得不好,你满族管管中国也不差的。

李怀宇:听说你小说封笔后,有人问你有什么感兴趣的事,你说想写一本中国通史,现在还有这个兴趣吗?





金庸:我研究历史越多,就越觉得困难了,历史的观点也不同了。北京大学有一位教授苏秉琦先生,现在过世了,他说研究中国历史有两个怪圈,第一个怪圈就是我们用汉族观点,你满族人来侵略我们,投向满族的人就称为汉奸。我的观点跟苏先生一样,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各种民族文化融合在一起,一起发展。还有一个怪圈,他认为教条马列这种西方的观点来套到中国头上,是不对的,中国历史的性质跟外国历史的性质是不同的。马克思有一个观点我是很同意的: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因为经济问题,经济因素是很重要的。中国历史要经过五个阶段这一套,苏秉琦先生认为是不对的。我觉得苏先生这个观点对,中国历史不是照那个划分这样发展的。



李怀宇:余英时先生认为陈寅恪先生到了中年以后,已经没有写中国通史的想法了。



金庸:我将来还是想写中国通史的,但是我觉得越来越难了。当时年纪轻,还不知道这样难,觉得照以前钱穆或者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改一下就可以了,现在我觉得他们很多都写错了,其实中国通史不应该照朝代来写,应从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一路发展下来,你到西安看看、到杭州看看哪一代的文化,不应该照朝代来写,而是照文化来写。中国通史是很复杂的。



李怀宇:其实你的一些历史观点已经表达在小说里了。

金庸:像明代最后,李自成的手下到了北京城以后就奸淫虏掠,有些朋友就不赞成我这样写,他们认为李自成很好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有一位老师,专门把李自成放纵部下在北京做很多坏事的资料给我,我把这些资料都写到小说里面。


李怀宇:你是不是对明代历史读得比较深?


金庸:明代历史比较懂,明代、清代跟现代比较近一点。


李怀宇:有人考据说,《笑傲江湖》就是发生在明代的。你的小说没有写过唐代,但是论文现在写到唐代了。


金庸:我觉得唐代历史比较难写一点,因为唐朝离开我们太远了。我的《射雕英雄传》最早写到宋朝,宋朝还可以,唐朝的人坐在地下,喝的酒、茶跟现在不一样。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辉煌的,但是唐朝的生活习惯我不大了解,所以我不写,因为写武侠小说要写到一个人的生活习惯。


办报纸和写小说都要讲老实话


李怀宇:我听说你对《资治通鉴》读得非常熟。







金庸:因为那时候《资治通鉴》比较好看,容易看,我小时候在家里没有事,看《资治通鉴》像看故事一样,我觉得文笔好。



李怀宇:有人说,你也把《资治通鉴》运用到《明报》的领导上来。


金庸:办《明报》跟你们办时代周报不同。如果今天晚上港督打个电话给我:“查先生,这个问题你明天怎么写怎么写。”我就把这个电话录音下来了。我明天去报告英国政府,明天就炒他鱿鱼了,所以港督是不敢这样做的。任何香港政府的人员想要干预舆论,你录音下来确定证据,告诉英国政府,英国政府马上把港督召回。



李怀宇:许倬云先生讲,新闻是短历史,历史是长新闻。你做新闻的信条是什么?


金庸:英国报人史各特(C.P.Scott)讲:“事实不可歪曲,评论大可自由。”(Comment is free,but the facts are sacred)事实很重要,不能够歪曲,港督讲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情,或者某某某做过什么事情,这个事实不能歪曲,但是评论可以自由。我们的意见可以不同,但是根据同样的一个事实是不能歪曲的。这一点是我们办《明报》必要的信条。



李怀宇:你从《大公报》出来,到了35岁时自己创办《明报》,重要的缘故是什么?



金庸:我在《大公报》工作时,《大公报》还是独立、自由的,所以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报纸。我考进去,当然是希望讲真话,后来到了大跃进,开始讲假话,我说这个报纸不行了。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它还是讲一亩地出5万斤粮食,我讲这是假的,我亲自到广东去参观过。



李怀宇:后来《明报》还跟《大公报》打过笔战?


金庸:他们(文革左派)要来打《明报》,《明报》就退让,不跟它真正打。他们打到《明报》门口,工人就把铅熔化了,放在楼上:你们过来,我们就倒下来。他们也不敢过来了。


李怀宇:1966年创办《明报月刊》时,中国正是风雨飘摇的时候。


金庸:《明报月刊》的态度还比较温和一点,有些内地的学者或研究机构还可以订。《明报》就是跟“文化大革命”对着干。我说过办《明报》是拼了性命做事。幸亏最后没有死,那是运气好。



李怀宇:当时你和朋友姜敬宽通信时,就认为《明报月刊》的风格想办成“五四时代的北京大学式”、“抗战前后的大公报式”。


金庸:对,那是很公正,凭良心讲话。到《明报月刊》四十年时,我还是讲:我当时是拼着性命来办的,准备给打死的,结果没有打死,还好。他们觉得我很勇敢,我说在香港做事情,勇敢一点也不奇怪。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广州,勇敢才了不起。香港这个环境中,要勇敢很容易的。

李怀宇:你投入到办报的精力比写小说的精力更多?

金庸:办报是真正拼了性命来办的,写小说是玩玩。

李怀宇:你怎么不把自己在《明报》的社评集成集子?

金庸:现在大陆是不能出的,我出一本《金庸散文集》,很简单的,我访问、猫头鹰,这些在国内的《参考消息》都发表过的,他们还是建议这两个访问记都删掉。

李怀宇:你跟同辈的罗孚先生、梁羽生先生还有联系吗?

金庸:我跟他们都是《大公报》同事,后来办《新晚报》。罗孚和梁羽生都是我的好朋友,罗孚常常见面的。梁羽生现在澳洲,生病生得很厉害,我准备过年的时候去看望他。他在香港中风进医院,我去看过他。现在我年纪大了,以前很多老同事都过世了。

李怀宇:跟新闻界的晚辈交流多吗?

金庸:我在浙江大学做人文学院院长,其中有一个系是传播系,我在演讲的时候,有些同学就问我:你在香港办《明报》很出名,办得很成功,而且人家要杀掉你,你也不怕,我们现在学传播媒介,应该取什么态度?我跟学生讲:你们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这是唯一的标准,不能跟我在香港那样写文章,我在香港是拼了命来做的,是准备把性命牺牲,把报馆也准备让他们铲掉了。你们现在不能牺牲性命,牺牲报纸事业,你的报纸事业还没有牺牲,人已经先被炒了鱿鱼。如果做坏人的话,不做报纸也可以做坏人,男人可以做强盗小偷,女人可以做妓女舞女,宁愿做坏人的话,不一定做新闻工作,什么坏人都可以做。假设浙江一个高官老是贪污,老是欺压老百姓,你写一篇文章美化他,违背良心,这是不可以。

李怀宇:你在香港办报纸和写小说,最核心的精神是什么?

金庸:最核心的精神是讲老实话。中国好的,我就讲好,毛泽东讲大话,我就揭穿他的大话。写武侠小说是为了写正义的人,好人就讲他好的,坏人就讲他坏的。社会上有这种人,我就要把他表现出来。

李怀宇:听说你现在还在改自己的小说,是真的吗?



金庸:现在不改了,已经改了三次了,第三次已经改完了。《碧血剑》、《天龙八部》、《雪山飞狐》改得多。我第三次修改,陈墨提了很多意见,很多意见我都接受,主要意见是《侠客行》、《飞狐外传》、《雪山飞狐》。



李怀宇:还会再改小说吗?



金庸:第四次将来再过十年再改吧。



李怀宇:沈从文先生晚年喜欢改自己的小说,张兆和就跟他说:你不要再改了,越改越没有以前那么好。



金庸:小说是自己的作品,自己看总是觉得不好,需要修改一下。人家的作品我觉得不好,但是不好去修改人家的。



李怀宇:你是自己喜欢改还是听了别人的意见才去改?



金庸:自己喜欢改自己写的文章。鲁迅也讲,一篇文章写好了放在那里,不要发表,过十几二十天拿出来看看,觉得不好,再修改一下,又觉得好一点,还是放在那里,再一年半载拿出来看看,再改一下会好一点。



李怀宇:你的小说在48岁以前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就写完了,后来做了第一次修订,还有第二次,还有第三次,这个我就觉得很好奇。



金庸:我自己不是好的作家,好的作家都是这样子的。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写好以后要交给印刷厂去付印了,印刷工人觉得这个字钩来钩去看不懂,他太太就重抄一遍,抄好了放在那里。托尔斯泰看这完全是根据自己修改的来抄,当然好得多,但是他觉得自己写得不好,又把他太太抄的草稿改得一塌糊涂。印刷工人还是看不懂,他太太又帮他抄一遍,托尔斯泰又把它改了。所以自己写的文章,一定可以改的。



李怀宇:问题是人家觉得你的小说已经可以不朽了,还要那么改?



金庸:不敢当,不敢当!我这个明河社是专门出我的小说的,我修改之后要重新排过,每修改一次要花很多钱的。普通作家写了以后,叫他修改一个字,他也不肯修改的,改一个字花钱太多了。这个明河社本来是可以赚钱的,赚的钱都花在修改上面。普通作家没有这个条件,给了印刷厂,印刷厂就不肯给你改的,要拿回来修改一个字也很麻烦的。



李怀宇:你有那么时间和精力来改自己的小说吗?



金庸:当时看看改过已经不错了,但是再过十天八天看看,觉得如果这样写会好一点。我写武侠小说还是比较认真,比较用心的。



李怀宇:你的小说在中国大概是被改编成为电影、电视最多的吧?



金庸:很多改编把我的小说歪曲了。香港人看了也不满意,他们说:如果你有金庸这个本事,自己写一个好了。他们不会照我原来的小说这样拍的。



李怀宇:张纪中拍的电视剧改编怎么样?



金庸:我跟他说,你改了,我不承认。他拍的,我有些看,有些不看。有些拍不好,我就不看,我跟他说你有些拍得不好,当面骂得他哭了。(笑)我太太就讲,你为什么骂人家,朋友嘛,他很努力拍,拍得不好有什么办法。我说:他不改好了。



李怀宇:我觉得《天龙八部》拍得比较好。



金庸:《天龙八部》没有什么改动的。以前我说:你不要改了,要改不如让编剧自己去写好了。编剧写不出来就没有本事吃饭了。



李怀宇:其实你在创办《明报》之前就曾经做过电影编剧,你的很多小说一章一节就是电影、电视的写法。



金庸:是的。我写剧本,当时是左派电影公司,他们要讲阶级斗争,讲贫富悬殊,要打倒有钱人,但是电影老是讲阶级斗争,人家是不喜欢看的。



李怀宇:你原来看过许多西方电影,然后把电影手法融入到小说里?



金庸:对,西方电影、电视我都看。当时在香港写影评,就每天看一部电影,香港放电影很多的,每天看一部都看不完的。现在没有这么多电影看了。



和诸先生的交往



李怀宇:我到北京访问过李君维先生,当年他跟你一起考进《大公报》。



金庸:他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跟我一起考进《大公报》的。我到香港来跟他有关,本来要派他到香港来,他刚刚结婚,不来,那么,报馆就派我来了。他现在怎么样?



李怀宇:李君维年轻时写小说很像张爱玲,非常可惜,后来几十年都不能写小说了,就在北京的电影公司任职。



金庸:这个人蛮好的,当时在上海,他穿得漂漂亮亮的。如果他不是结婚,派他到香港来,我就不来了,那我就糟糕了,我在上海要经过“反右”,一定反进去,“文革”一定糟糕,“反右”和“文革”两次一定非常糟糕的。说不定“文革”的时候就死了,武侠小说也不会写了。李君维后来不写文章也好,逃过“反右”,逃过“文革”了。



我和李君维相识也非常偶然。我在中央政治学校念书,后来给学校开除了,那时候孙国栋比我高两班,也是历史学家,周策纵也是校友,我们学校最出名的就这两位。孙国栋就讲柏杨翻译《资治通鉴》有很多毛病。柏杨第一次来香港,我跟他辩论了一次。他认为秦始皇很好,我认为秦始皇坏到透顶,我们辩论得好剧烈,他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把一些乱七八糟的小国统一成为一个国家,所以秦始皇对中国有贡献。那时候张彻、董千里都是我的好朋友,大家围攻他一个人。后来我们不谈了,去吃饭。讨论学术问题也不损害友谊,后来我们也是蛮要好的。柏杨生病的时候,我去看过他。

柏杨认为秦始皇好,我说:你是受到毛泽东洗脑。柏杨其实有很多意见很好,像“酱缸”,“丑陋的中国人”。秦始皇这一点,很多中国历史学家讲秦始皇好的,我认为不好。



李怀宇:后来张艺谋拍《英雄》不就又说秦始皇好吗?



金庸:人家来访问我,我说:“张艺谋拍《英雄》一塌糊涂。”



李怀宇:你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心理,觉得自己没有很完整地读过大学,所以退休之后想到大学里去读点书?



金庸:我喜欢读书,我觉得跟大学生做做朋友很有味道的。年轻人什么话也不客气的,大家放肆地随便讲,在浙大、在北大,这些同学谈天蛮好的。



李怀宇:当年你被中央政治学校开除是怎么回事?



金庸:我到台北,我的表哥蒋复璁在故宫博物院做院长。他是我们海宁人,我们海宁地方小,世家大族通婚姻就这几个人,所以徐志摩、蒋百里、蒋复璁都是我的亲戚。蒋复璁带我去见李济、屈万里,我说,以前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念书,蒋介石是我们的校长,一听到蒋介石的名字要立正敬礼,我就说:“对校长当然要尊敬了,可是这样子就像对希特勒一样。”那些学生就打我:“你为什么把我们校长比希特勒,怎么可以比呢?”后来学校就把我开除了,说:“你污辱校长。”我说:“我对校长很尊敬的。”这一次到台湾去,现在政大的校长说:“查先生,以前我们把你开除了,很对不起,现在言归于好,好不好?”我说:“我当时应该开除的,我把校长比作希特勒。”他说:“我们言归于好,送你一个文学博士,你接不接受?”我说:“当然接受,不是言归于好,是我向你们道歉。”我和张忠谋、林怀民三个人一起拿了文学博士。



我在政治学校是念外交系,现在外交系这些年轻学生都是我的师弟师妹了,他们让我去演讲:我们现在台湾念外交有什么出路?我说:你们学外语,现在台湾外交当然没有什么希望,你们学一些偏门的外文像阿拉伯文或非洲的文字,将来你是全中国唯一懂阿拉伯文、非洲文的人,人家如果跟他们做生意,非得请教你不可。这些师弟师妹们很兴奋,见了我就问学什么文字好?我说东南亚这些小国家文字、伊朗文、土耳其文都有用,他们以后就去研究这些文字了。



李怀宇:你到台湾去得多吗?



金庸:那时候蒋纬国生病很厉害,我去看他。我就跟蒋纬国讲:在搞“**”,你一定要反对“**”。他说:查先生,我现在每天都在反“**”,他讲“**”,我就骂他。我最反对“**”了,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搞“**”呢?后来蒋纬国的家私都给拿出来抖在街上。他说:我也不行了。



  “我不赞成有金学”



李怀宇:我曾问陶杰:香港谁的文章写得最好?他说:金庸。我又问:金庸之后谁的文章写得好?他说:董桥。



金庸:董桥在《苹果日报》,我跟《苹果日报》这些人都不往来。他年纪大了,兴趣在古董字画上面了。



李怀宇:当年他和胡菊人主编《明报月刊》各有各的精彩。1966年《明报月刊》的发刊词写得真好,是你写的?



金庸:是啊。后来也登了余英时和姜敬宽的信。我和胡菊人先生去访问过钱穆先生一次,钱先生的眼睛瞎了,报纸、书都是他太太念给他听。



李怀宇:钱先生晚年的《晚学盲言》就是由他口述,钱太太记录的。他讲话无锡口音重吗?



金庸:无锡口音,跟我是一样的。无锡出了很多名人。章太炎先生在无锡也教过书,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也是有名的。钱钟书先生送了一套书给我,写一句“良镛先生指教”。我说《管锥编》当中有些我还看不懂,他送给我书,我就写了一封信多谢他。钱先生写信很客气,但是口头讲话就不留情面的,很锋利。



李怀宇:钱钟书对陈寅恪是很有看法的。



金庸:钱钟书写东西一点一点,写《管锥编》不成为一个系统。陈寅恪喜欢成一个系统,自己有前后,成为一个系统不容易,中国历史研究成为一个系统,这中间一定有毛病。



李怀宇:余英时先生关于《红楼梦》的观点也跟一般的“红学家”不同。他也不是专门研究《红楼梦》,只是玩玩,当时正好中文大学有个演讲谈《红楼梦》,后来成了《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金庸:余先生关于《红楼梦》的想法我很欣赏,一般人不是研究《红楼梦》,是研究曹雪芹,我就认为这个作品可能不是曹雪芹作的,作者如果不是曹雪芹,研究曹雪芹根本是错的。余先生的方向我觉得是对的。潘重规先生在中文大学的时候,我跟他也熟的,潘先生就是“索隐派”,他认为《红楼梦》是反对满清。



我认为《红楼梦》不见得是曹雪芹写的,完全没有证据证明是曹雪芹写的,现在有人研究曹雪芹生平,一写几十万字,我觉得这个路线可能是错的。如果最后证明这个小说完全不是曹雪芹写的,那你的研究完全是空的。需要肯定作者是谁,如果连作者都不知道,去研究曹雪芹完全没有用的。



李怀宇:现在除了“红学”,人家还提出“金学”。倪匡说,“金学”是他开创的。



金庸:我不赞成有“金学”!



李怀宇:余英时先生家里有一套你送给他的金庸作品集,他说睡觉前看一看。



金庸:余英时先生跟我下过一盘棋,我认为他的棋比我好,因为他一开头不小心让我占了上风,没有办法转,结果这盘棋他输了。我现在还是认为他的棋比我好。



李怀宇:余先生以前跟沈君山先生还参加过新英格兰的围棋赛。



金庸:我们几个人中,沈君山的棋最好,沈君山让我三子,让余先生两子,我跟余先生还不及沈君山。牟宗三先生就比我们两个差一点,他的棋瘾很大,我请他星期天来下棋,他一定来的。



李怀宇:以前余英时先生和张光直先生在哈佛大学谈武侠小说,严耕望先生从来不看武侠小说,听他们谈,最后受感染了,临行时向余先生借了一部武侠小说作为途中的读物。



金庸:严先生算不算余先生的老师?



李怀宇:不算,是师兄,他们都是钱穆先生的学生。很有意思,黄仁宇先生比余英时先生大12岁,却是他的学生



金庸:余先生的学问做黄仁宇的老师绰绰有余,我认为黄仁宇非常不对,余先生教得不好。余先生学问很好,不应该教出这样的学生来,这个学生很差。余先生我很佩服,可是余先生这个学生我一点都不佩服。



李怀宇:许倬云先生也喜欢看你的武侠小说。



金庸:他们拿武侠小说来换脑筋。很多科学家喜欢武侠小说,比如陈省身先生、华罗庚先生、周光召先生。北京天文台发现一个行星,来征求我的意见,叫“金庸星”,我说:那欢迎得很。这些天文学家说:我们空下来就谈金庸小说。


有人说你是中国历史上最畅销的小说家。



我的小说容易看,像沈从文的小说我比较喜欢,但是比较高深,比较难懂,鲁迅的小说也很好看,但是我的小说比较热闹。



如果没有香港这个地方,也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小说?



在内地不可能,在台湾可以,古龙也蛮不错的。



你相信一百年以后还有人读你的小说吗?



我希望有。



你有没有想过“不朽”的问题?



创作没有人生这样好,人生可以不朽,创作故事很难不朽。



有人把金庸、倪匡、蔡澜、黄称为香江四大才子。



这个讲法靠不住,不对的。倪匡本来在美国的,他最滑稽了,讲笑话。从前写书的时候常常和蔡澜在一起,我跟蔡澜讲:你讲好吃的东西,我绝对不吃。他是新加坡人,喜欢的东西我全部不喜欢,你美食家再美也跟我没有关系,你推荐的东西我就不吃。倪匡和陶杰跟我比较投机,陶杰的妈妈是我们杭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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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10-4 15:3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5-7-13 13:47 编辑

南方人物周刊访金庸:拒绝理想主义
2014-03-12 17:21:26  作者:南方人物周刊  



  
  8月中旬,在香港北角嘉华国际中心的金庸办公室里,今年正好80大寿的他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除了香港政治,我们什么都可以聊。”金庸说。

  当八十高龄的金庸正式在他渣华道毗临维多利亚港湾的豪华大办公室里现身的时候,记者已经不觉在他十六个落地通天的书柜前流连了半小时,他轻轻道一声“抱歉”,出其不意地登场——

  以为他穿件司空见惯的白色衬衣,实际上面有极淡的黑色格子;以为他脚上是双平凡无奇的黑袜,慢慢看才看出上面有极细的白色纹线。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鼻梁上架半框金丝眼镜,裤缝笔直,皮鞋看上去干净舒适,一件鹅黄色的休闲西装衬得他神采奕奕,腕上戴块白色表盘、黑色指针的男式大表。

  一副脍炙人口的对联就张贴在他办公室的玻璃门口——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窗台摆了一溜七八个奖座,除了当代文豪奖、千禧人物奖等,较多的就是最受中学生喜爱的作家和作品奖,几乎每年的都有。与报业有关的奖项,有一个2000年香港报业工会颁发的最佳新闻奖。

  靠近沙发的整整一个书架都装满了他自己半生所著的武侠小说,各种版本、各种出版社,简体、繁体、外文,横排、竖排、连环画,适合各个年龄层次、消费层次的读者……一般的作家说“著作等身”,面对金庸,不知该用什么来形容。整个书架内江湖多诡儿女情长刀光剑影,落地大窗外维多利亚港湾波澜不惊云卷云舒。

  “我不出自传的”

  人物周刊:先从您的武侠小说开始谈起吧,您的作品在国内改编得比较多,您觉得改编得比较好的是?

  金庸:最近的《天龙八部》是比较好的。

  人物周刊:同一个制片人张纪中,您对他之前的《笑傲江湖》很不满意,那为什么还要跟他继续合作呢?

  金庸:是他保证不再改动了。《天龙八部》最后真的不大改动,我就跟他们交易了。但我还有非常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他们把马夫人这个形象改成潘金莲那样,我觉得(小说)《天龙八部》的人物创造是比较有特色的,特别有点文学意味的就是马夫人,结果改成那潘金莲样的!(面容有点生气)编剧不动脑筋,走最简单最容易的路子,其实照原来的人物就行了。

  人物周刊:您曾经说过比您有才的人一般不是编剧,看来您对编剧的意见很大。

  金庸:我自己做过编剧的。好编剧如果去编人家原来的著作,并不需要太大的改动。

  人物周刊 :武汉作家池莉曾说“小说就像自己生的儿子,改编权的问题就相当于把孩子交给别人收养,怎么养她就不管了”,为什么您会对您作品的改编问题这么重视呢?

  金庸:(有点茫然)你说谁?

  人物周刊:池莉,武汉的一个小说家。

  金庸:(严肃地)我还是希望(改编)作者能依照我原来写的。虽然说你把人家这孩子领去了,但你说把他手砍掉就砍掉,你说他痛心不痛心?这个我是不同意的。你把他校一校改一改可以,但是你不能把他手也摘掉,耳朵也摘掉(摸摸自己的手,摸摸耳朵)。

  人物周刊:一百年来的中国作家,您比较喜欢的有哪些?

  金庸:一百年有很多人啊。沈从文吧,文字好,路子好。

  人物周刊:好像您跟他的风格有接近的地方,古典式情感——

  金庸:沈从文喜欢,巴金也喜欢。

  人物周刊:当代有吗?

  金庸:当代喜欢陈忠实,《白鹿原》。

  人物周刊:说到改编问题,您好像格外青睐导演《卧虎藏龙》的李安?

  金庸:因为这部小说本身写得不好,但李安把它改编好了,这是很难得的。

  人物周刊:为什么李安的第一部武侠片,没有拍您的作品呢?

  金庸:这个问题李安没跟我谈过。他的弟弟倒是找过我,说他喜欢我的作品,想拍,但我拒绝了。我说,李安的弟弟没有他哥哥站不起来的,弟弟恐怕还没有哥哥那样的才能。

  人物周刊:您喜欢您的小说给张艺谋拍吗?他很会造势的。

  金庸:他没有表示过要拍我的小说,他自己喜欢编故事。与其给他拿去大改一下,还是不要给他拍了。

  人物周刊 :您看过他的新电影《十面埋伏》了吗?

  金庸:没有看过,很多影评都说不好看的。

  人物周刊:那里面讲两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追逐,在你的故事中似乎很少出现,两个侠客喜欢一个女子,好像没有吧?都是很多女孩子喜欢一个男子的。

  金庸:不会。像令狐冲的小师妹就不喜欢令狐冲,而喜欢一个林平之。

  人物周刊:但是也不会像《十面埋伏》那样,“刘德华”和“金城武”两个男人正面起冲突,然后火拼。

  金庸:如果那样,也可以写的。张艺谋拍《菊豆》、《红高粱》,我很喜欢。但《英雄》的故事太糟糕。

  人物周刊:据说您是您那个时代写影评最好的?

  金庸:(认真地)我不是写得最好的,但我是最用心的。

  人物周刊 :为什么您没有出自传?为什么没有给自己的社论作品出一本集子?

  金庸:我不出自传的。至于我的社论集子,现在有一个秘书在给我编,编了两年了,还没编好。

  人物周刊:为什么?

  金庸:(微微一笑)有些文章在内地还不方便出版吧。

  “中国女性就要温柔、忍耐”

  人物周刊:为什么您不写当代生活的小说?

  金庸:(很谦虚地)我不敢,写当代小说比较困难,我喜欢写武侠。

  人物周刊:现在还有写小说的冲动吗?

  金庸:能够写得好就写。

  人物周刊:《收获》曾发表过您的一篇短篇小说,写您小时侯家里的一个丫鬟,那篇文章是这几年写的吗?

  金庸:是前年写的。还可以吧?

  人物周刊:可以可以(笑)。您怎么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中产生的精明人,比如韦小宝?

  金庸:韦小宝最后还是成功了,中国文化最后还是要成功的。

  人物周刊:听说您正在修改小说,您的小说中哪些部分是准备改的?

  金庸:我现在改了些,《鹿鼎记》还没改。《鹿鼎记》最后韦小宝的结局要小改的,要给他一点教训。

  人物周刊:《天龙八部》怎么改?

  金庸:改到段誉后来跟王语嫣,因为她老是不理他,于是他也跟她普普通通了。我对你这样好,你不放在心上,做妹妹了。段誉后来又认了很多妹子,木婉清、王语嫣、阿朱……,这一次没讲结果,最后不了了之,段誉做和尚了。

  人物周刊:您的小说有一种现象,就是一个英雄出来,周围就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他,怎么老这样安排呢?

  金庸:真是英雄的话,就会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他。正常的吧。

  人物周刊:但为什么总处理成这些女孩子都很坚贞不移,一定要跟他好,如果不能嫁给他,也一定要守住。

  金庸:目前这样(安排)不大自然,这些女孩子也有个人自由,不行的话就算了,是吧?

  人物周刊:这暴露了您多少有点重男轻女是吧?

  金庸:要说重男轻女,好像封建社会就是这样子。我就有四五个祖母;再早一点,曾祖父什么的都有六七八个太太,(这种情况)很多很多。只有一个少奶奶的就很出名。我去参观过一个人(的住所),发现一个很有趣的情况:他的电话线(分别)通到各个姨太太房间,他共有13个姨太太!

  人物周刊:可能您也喜欢有那么多的姨太太。

  金庸:一个人受社会影响会很大。他就应该是这样子的,这在当时很正常。

  人物周刊:在您塑造的角色中,男性人物比较喜欢谁,是过去你说到的乔峰,还是郭靖?

  金庸:郭靖。

  人物周刊:但是我问过许多成功人士,他们都希望能做乔峰。

  金庸:郭靖有点傻。

  人物周刊:对。而乔峰够完美,够专情。

  金庸:乔峰性格比较刚强。

  人物周刊:您说过人是很容易产生感情的,经常会发生爱情。如果再有一次感情发生,您是忠于自己的感觉呢,还是忠于自己的家庭?

  金庸:中国人讲有情有义,外国人是只讲情不讲义。虽然我很喜欢某个女孩子,但是良心上我过不去,在义上我不能负我的妻子。

  现在的女孩子被外国人西方化了,都不讲义气的,(只追求)有钱的爱情,这个观念我不大接受。

  人物周刊:您怎么修改自己的小说呢?新版本的《神雕侠侣》我看了一点,您改的那个杨过跟小龙女的对白很现代的,觉得甚至不像是出自您的手笔。

  金庸:(笑)人在现代社会生活久了就比较现代化了嘛。都是我自己改的,没有人帮我改。只有两个台湾的女编辑,如果我改得不准确,她们就发传真给我,说你这里改错了。比如岳州(岳阳),现在的印象中是属于湖南的,湖南就是湖广南路,湖北就是湖广北路,于是我说现在岳阳就是在湖广南路。那编辑说不对。一般古代地名我都会去查古代地图,像岳阳这种地名我知道得很清楚就不会去查,但这位编辑就很仔细,查出来在宋朝时是在湖北隋州下面的,属于湖广北路,后来我就改了。你说的对话,杨过改得是比较现代了。

  人物周刊:杨过好像说:“我每天想你好多次,一天想你一千次……”

  金庸 :不会,想三百次就够了。(笑)你觉得这样改不好吗?那该怎样改才好呢?

  人物周刊:像您这么一个官宦和士族大家庭里长大的人,对今天的社会有怎样的观察?比如说对木子美现象?

  金庸:木子美我没有看过她的小说,不过听说过这个事情。我认为整个大陆生活提高之后,有些人生活得很无聊,“饱暖思”嘛,就把那些艳遇什么的都写出来,满足一部分人对于**描写的需求。如果是在抗战、内战时,大家全心全意艰苦奋斗,这个现象不会出现,因为整个社会也比较严肃。现在大家生活没有忧虑了,这种作品可以满足社会上一部分人的要求。

  人物周刊:您是把她当成作家,但作为一个人,一种社会现象,她身后的价值观,您是怎么看的?

  金庸:这种人总是有的,从来就有的。

  人物周刊:您那个时代多吗?

  金庸:我那个时代在香港都比较普遍了。

  人物周刊:喜欢什么类型的女演员演您的女主人公?周迅喜欢吗?

  金庸:可惜周迅的声音太难听了。

  人物周刊:您曾说您崇拜女性,那您觉得女性永恒不变的美感在哪里?

  金庸:中国女性就要温柔、忍耐;外国女孩子很活泼,但这是有年龄限制的,年纪大了,太活泼就不太美了。

  “说我小气就小气好了”

  人物周刊:生活中您是什么样子?

  金庸:不是很苦,也不是很浪费。

  人物周刊:您今年已80高龄了,每天的时间都怎么度过?

  金庸:过去两年,我一直想把小说再全部修改一下,可到现在还没修改完。现在我每天用两小时来修改小说,念德文每天还要两个钟头,余下的时间就读读历史书。

  人物周刊:您的历史小说开始动笔了吗?

  金庸:我正在自学考古学,中国解放后考古发展很快,对照今天的考古发现,许多古代历史的讲法都错了,夏朝、商朝、周朝,有很多都讲乱了。这些东西都需要我们去学。

  人物周刊:参观了您这里的16个书架,发现真的有很多考古方面的书,靠窗的那个书架有半架都是:敦煌壁画、图志……

  金庸:走走,我带你们去我的小书房,那里刚刚买了很多的考古书,来,看看。

  (小书房就在同一层写字楼的十步之内,有6到10个书架的书,桌子上还堆积了一些,很多成套的线装书。金庸翻着书,神情很是愉快。靠近门口的白墙上,挂着一面椭圆镏金边的镜子。然后回到原地沙发坐下。)

  人物周刊:当年您是因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才离开上海到了香港,如果留在内地您会怎么样?(编者注:1948年,因《大公报》香港版创刊,急需从上海《大公报》抽调人手,本来抽调了另一位国际电讯翻译,正值该人新婚,才临时派金庸前往。那年金庸24岁。)

  金庸:那“反右”就反到我了,就算“反右”反不到,“文革”也一定被打垮了,说不定已经死了。

  人物周刊:您研究历史,为什么20世纪的中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您的看法怎样?比如“文革”,为什么惟独在中国发生?

  金庸:现在的中国大陆,既有新的信奉马列的传统,也有旧的几千年的帝王封建时代的传统,影响很难泯灭掉的。

  “文革”并不是单单只在中国发生,以前意大利天主教统治的时候,他们有宗教裁判所,不信教的人都被迫害烧死。希特勒也是你不听他的话,那就打死你,这种事情在任何一个专制时代都会有。毛主席借“文化革命”之名,来去除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腐朽的、不合理的东西,但这种方式没能使真正的文化意义的大革命成功。

  人物周刊:您后来离开电影业,出来创办《明报》时,生活问题解决了吗?

  金庸:本来要靠它拿薪水的,但我离开它就不能靠它了,结果薪水送来我也不收。

  人物周刊:在您的个人经历中,是否有意识地把《明报》和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联系在一起?

  金庸:我在《大公报》受到一个新闻工作者应有的训练,和培养起一个报人的理想。我办《明报》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够主持公正,把事实真相告诉给读者。

  人物周刊:办报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金庸:最大的困难是经济问题。

  人物周刊:有没有政治压力或别的压力?

  金庸:政治的压力我不理他。当然引诱也是有的,美国给我钱,我没要;英国给我钱,我也没要。但是在危险的时候他们派警察来保护我,我接受了(编者注:“文革”期间,由于金庸在《明报》坚持反对在香港搞文化大革命,被称为“豺狼镛”,曾遭受生命威胁,《明报》也曾遭到攻击)。有一阵子新闻纸很紧张,贵得不得了,还买不到,就有人打电话来说“我们借给你”。接受赠物嘛,是玩不起的,因为你只能拿文章作回赠,但我实在不想受他们影响而换文章。这样下贱的(交换)我不要。

  人物周刊:现在内地的新闻业在生长,市场化的步伐已开始了,他们也会遇到很多您在五六十年代办《明报》时遇到的问题,包括商业化对报纸品质的影响等,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

  金庸:商业化、广告压力是一直有的。有些大广告商有意见,打个电话给我,我如果不同意发表他的意见,他可能下次几十万的广告就不登了。但你要有勇气拒绝,苦一点就苦一点算了。收入来源少了,大家的薪水就加不了了,我只好请大家原谅,我自己也苦得很呢!

  人物周刊:听说您最苦的时候,您的娱乐就是坐电车出去游车河?

  金庸:有的作者老是写文章,说金庸办报纸小气得很,但作者的生活一般都比我们的编辑记者好,苦的时候我与其给作者加稿费,还不如给编辑加编辑费,我是要从全局考虑的,说我小气就小气好了。

  人物周刊:听说您对待工作、对待《明报》,也是一个非常全权的、类似帝王的统治,是这样的吗?

  金庸:我不大喜欢跟人家讨论,我自己很有自信。(小声地)这样是不太好的。

  人物周刊:有下属跟您顶牛吗?

  金庸:顶牛有啊。

  人物周刊:那您会给他们穿小鞋吗?

  金庸:不会。因为顶牛就把他开除,不会。(想一下)年轻人多点思想、多点见解,好。

  “我从没改变的就是不讲假话”

  人物周刊:您办《明报》是“文人办报”的一个很成功的典范,请问您认为“文人办报”的理念在内地能实行吗?

  金庸:内地新闻业是党领导的,文人办报必须要政府来领导。

  我在浙江大学做人文学院院长,人文学院也有新闻系,他们学生就老是问我——“院长,您对我们将来的工作,主要的期望是什么?”我说很简单,第一就是要为中国人民服务,做对中国人民有利的事情。第二是不要讲假话。你要揭露黑幕,比如社会上、官场里有很多贪污腐化的事情,暴露它很不容易啊,但至少你的最低限度就是讲真话。

  做人有最低限度,新闻记者的最低限度就是不讲假话。但做到这个很困难,因为做人本来就很困难,但你要做一个坏人就很容易啊。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最低限度是不要做坏人,你只要讲假话你就是坏人了。

  人物周刊:在您一生中,人生哲学里有没有从没改变过的东西?

  金庸:从没有改变过的就是不讲假话。我本来在《大公报》,后来离开那里自己办报纸(《明报》)。我办报纸问心无愧,从未故意制造谣言欺骗读者,这是不行的。错误当然有过,但我后来专门更正、公开认错,绝不制造谣言。当时大陆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一亩地产三五万斤粮食,这个当然是假的,放屁,于是我就不登。所以我问心无愧。“文革”的时候又批判彭德怀,我也不跟着骂他。

  人物周刊:您当时是根据什么样的消息渠道,来保持对大陆局势的观察和判断?

  金庸:大陆发生的情况香港的消息反而很灵通,因此我们就比较了解,大陆自己倒不知道。甚至有关红卫兵的报纸、大字报,我们都有收到,知道得很清楚。

  人物周刊:听说《明报》当时做了很多的资料搜集工作,当时搜集的那些大字报现在哪里?

  金庸:现在还在《明报》的资料室里头,都是非常宝贵的。我们还做了一本很厚的、关于邓拓的资料,吴晗的也有一些。

  人物周刊:说到您办报,大家总要提起的就是您社论的预言现实问题。那些预言那么准,您是怎么做到的?

  金庸:(笑)其实这个没什么的。我本身运气比较好,住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方。根据英国法律,香港政府如果有人干预报纸言论、妨碍言论自由是要坐牢的。从来没有港督打电话给我,说这个可以登那个不可以登,完全没有。

  人物周刊:以您80高龄的见识,做了一辈子新闻工作,相信“一支笔比得上三千毛瑟枪”,新闻真有这么大力量吗?

  金庸:(笑)没有。你拿一支毛瑟枪就把我打死了(边笑边做个枪的手势),但如果你真的能够将真相暴露给人民大众,那么人民大众的力量就要强过三千毛瑟枪。新闻只是一支笔,一个人就可以拿起来写,因此中国新闻界每个人都有一支毛瑟枪,但不是每个中国的新闻记者都可以做到。

  “让理想主义者走开!”

  人物周刊:您格外强调“自由”这个概念,《明报》副刊就叫“自由谈”,您怎么看“自由”?

  金庸: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自己生活无忧就是自由的首要条件。

  人物周刊:您1980年代前期的社论作品,曾编成《香港的前途》一书出版,您说香港“自由+法制=繁荣+稳定”,为什么自由排第一位?为什么不能是自由+民主呢?

  金庸:我们讲过不谈香港政府的。

  人物周刊:您现在已经非常成功了,您出来讲话的意义已经超过了您出来讲什么话的意义,这些待遇给您的感觉是怎样的?

  金庸:我现在好像变成名人了,可以自由发言了。香港的民主派说,我能够把真心话跟他们讲出来,把他们骂得一塌糊涂,老是跟他们吵架。其实我现在年纪大了,也没几年跟他们吵架了。

  人物周刊:读您的社论文章,您实际上在政治观点上是偏保守派一些,是自由保守派。

  金庸:也不算保守,是稳健派。你说保守也可以。

  人物周刊:为什么您会形成这样的见解?

  金庸:我看中国历史,中国传统思想对我影响很大,“孔夫子”当年就是比较保守的。中国很多事情都需要慢慢地改革,不要像文革那样把很多人吊起来打。

  人物周刊:您的个性因素,对您政治观点的形成有影响吗?您年轻时是个很平和的人吗?

  金庸:我强调“自由”,因为我天生的反叛性格,所以在学校,读中学也开除,读大学也开除,不大听话的,家里父母亲也不大管教我,还从小离开过家庭。

  人物周刊:但现在您是一个很儒雅的人。

  金庸:也不见得。(笑)

  人物周刊:您性格里有很张扬的一面,但您很强调“中庸”的概念,怎么调和的?

  金庸:中庸之道,一方面讲不偏不倚,另一方面讲你坚持的主张,不要常常改变,坚持的路就要坚持下去。

  人物周刊:谈到“中庸”,有研究者说《明报》办刊的一大理念就是“尊崇儒家的人文思想”,请您谈谈您对儒家文化的思考。今年国内正讨论一个话题:有些知识分子主张搞“读经运动”;一个中年学者蒋庆,在贵州开了一个书院,也是倡导读经。有很多学者参加讨论,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您怎么看?

  金庸:如果他要我去当这个书院的教授,我是不会去的。年轻人现在最主要的应该是接触现代思想,更广泛的现代思想。

  中国人读经有很大的偏差,认为“四书五经”讲的就一定是对的,古代圣贤讲的是绝对没错的。现代青年应该有自己的思考,想一想他这个话对不对?对的你就相信他,不对的就要修正。毛主席反对修正主义,我就不赞成反对修正主义。“修正”就是,你本来不对的,把它修正,为什么不好呢?

  人物周刊:您刚才说要学习现代的观念,向西方学习……

  金庸:不一定就只是西方,是向全世界学习。中国古代也有可取之处,但毕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哲学观。

  人物周刊:那什么东西是标准呢,道德观吗?

  金庸:现在连我自己也想不到。猫头鹰讲的要根据中国特色,选择符合中国发展的,就是说最适合当地环境的、最适合我们中国人心理的、在中国社会行得通的。

  人物周刊:6月份300名香港的知识分子发表声明,要维护“核心价值观”,您认同这个概念吗?

  金庸:核心价值观至少要争取民主。《基本法》写得清清楚楚,要循序渐进地推进广泛的民权,不是一步就能改了。香港现在的条件不成熟,应该循序渐进地走向民主。

  人物周刊:李光耀一直在提倡“亚洲价值观”,您赞同吗?

  金庸:价值观没有什么亚洲欧洲的分别,只有适合不适合。

  1981年我和猫头鹰见面的时候,他就当面问我:“全世界有多少社会主义?”我说:“对不起邓总理,我不知道。”他说不要紧,我们研究一下。他说你到过多少社会主义国家?我说瑞典、挪威、芬兰、丹麦这些国家我都去过,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他们也实行社会主义,每个国家都不同的。苏联我没去过,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跟中国的也有很大不同。猫头鹰就很赞同,拍大腿啦,说:“很对!每个国家什么东西都不同的,不要讲社会主义有不同,英国的资本主义跟美国的也完全不同。”

  人物周刊:在政治家中,为什么您独独对猫头鹰这么推崇?

  金庸:(有点激动地)英雄,大英雄!我写武侠的,见到大英雄我心里就佩服。见到他,讲几句话,我就真的佩服他了。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毛泽东?

  金庸:我个人主张循序渐进,不喜欢一下子天翻地覆,不主张大革命,很多事情不慢慢地改变是行不通的。在这一点上,猫头鹰比毛泽东伟大。

  人物周刊:对猫头鹰的评价有这样的说法:猫头鹰先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不太像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某种程度上可能更为奔放。

  金庸:(越说越激动)我不赞同理想主义者,让理想主义者走开!我做事比较现实,根据现实走最好的道路,最伟大!

  人物周刊:您这辈子做过错事没有?

  金庸:很多。给学校开除就是做了很大的错事。

  人物周刊:外交家没有做成,也是错事吗?

  金庸:幸亏没做成,外交家不自由。中国干部中最不自由的就是外交家了。比在军队里更加不自由,部队听指挥听命令就行了。当外交家一步也不能走错了。在美国,驻美大使去纽约要申请,到南方观光也要申请,约束很大的。

  人物周刊:您现在有80岁了,这辈子有没有什么遗憾的事?

  金庸:最遗憾的,就是我儿子在美国自杀了,这是最遗憾的事情。他为了爱情,自己上吊死了。

  人物周刊:您当天还坚持写专栏?

  金庸:(眼里依稀有泪光)对,我写社评。

  人物周刊:这个非常难以做到。

  金庸:做了新闻工作者,你必须有困难也要把工作做完。心情很不好,但工作一定要做好。

  (实习记者李灵灵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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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10-4 15:3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5-29 20:15 编辑

金庸和杨澜(转载)



题目:听金庸先生谈文学、历史和人生

日期:1998年4月11日

嘉宾:金庸(作家、报业家)

引入语:他以金庸的笔名让你我在武侠世界中如痴
如醉,又是香港举足轻重的报人和评论家,查良镛
先生谈文学、历史和时事。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
十年书。

(这一次接受我们独家专访的是著名作家和报评家查良镛先生。
如果觉得这个名字有点陌生的话,让我告 诉你他的笔名—金庸。
啊,原来是他!把他称作武侠小说大师,恐怕是没有人会提出
异议的,不过,他在 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究竟占什么样的地位呢?
就让他自己来说一说吧。)

Y(杨澜):查先生,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能够接受我的采访。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统
计过,您的这十五部武侠小说,迄今为止,作为正版来说发行了多少册呢?
Z(金庸):正版也没有一个统计。香港盗版很多,台湾也很多,大陆更多。
Y:现在凡是问起能够读汉语的年轻人,恐怕年轻时代都有几个晚上不睡觉,在看您的
小说作品。所以有人说,连上正版,带上盗版,恐怕您书的发行量可能跟《毛泽东选
集》差不多了。
Z:不能这么说,因为《毛选》是当时大家都要买的。
Y:人手一本。
Z:我的书要看你喜欢不喜欢,喜欢的人多,不喜欢的人也不少。
Y:不过,起码从年轻人来说,好像是必读的作品。我发现很多在海外成长起来的第二
代华人,让他们读古典文学,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您的作品他们都还看,成为
我们交谈起来的一种共通的语言。有人对您在文学界里的评位,说您是仅次于鲁迅、
老舍、巴金的一位二十世纪的文学大师,我不知道您是如何评价自己在文学界的地位
的?
Z:多谢他们这样的评价,实际上是不敢当。因为排位在鲁迅、巴金、沈从文之后,我
完全同意,但是其实还有好几位作家,好像茅盾、老舍,也应该排在我前面。
Y:在您领取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成就奖的时候,您曾经说了一段话,你说:香港的文
学作品的确带有很强的商业性,但是不因为它有商业性就不是一种艺术。而且,您还
谈到有些评论家认为越是通俗、越是受欢迎的作品,越是上不了档次,让人们越看不
懂的越好。在这里能不能给我们谈一点您对通俗作品的看法?
Z:这是世界上文学评论家的普遍风气,我是不赞同的。毛主席说过:文艺应该为工农
兵服务,越是大众化的,作用越强。但是现在评论家认为越是为工农兵服务,越是不
好的作品,这个想法我个人不同意。
Y:其实在文艺界这个现象蛮多的。像电影界,一些独立制片人以完全很晦涩的艺术语
言来表现的故事,好像也被人标榜到一个很高的档次。而相反,一般娱乐片反而被人
说成…
Z:电影得奖的,或评论家喜欢的,群众不一定喜欢,或群众根本看不懂。你要得奖,
就必须是评论家喜欢的这种,文学界也有这种情况。在香港就不是,香港是很商业性
的社会,任何艺术作品都必须要群众接受,才能够生存。如果群众不喜欢的话,你在
这儿根本没有发表的机会。
Y:我觉得,您一直比较注重所谓“通俗”和“庸俗”之间,应该是有界线的。
Z:那当然。
Y:您认为这个界线应该在哪里?
Z:过份迁就市民、大众的口味就庸俗化了,我也不同意。通俗一点,让他们可以了解
欣赏的意义。
Y:实际上,您自己个人谈到:您更喜欢古典的文学作品,而不是当代的文学作品,是
不是这样呢?
Z:外国大学邀我去演讲讨论中国小说的时候,我说中国五四以后的小说实际有很多非
常好的作品。可是我个人觉得,有一个缺点就是他们用外国的文化来中国化,来写中
国的生活、中国人的小说,我就不是很赞成,最好用真正的中国汉语来写中国的文学
作品。

Y:其实刚才我们谈到,关于这种通俗作品后来也可以成为经典作品。像《水浒传》、
《三国演义》,甚至《红楼梦》,当初作者写他的时候,其实也是很通俗的作品,是
登不了大雅之堂的。
Z:像中国整个文学的发展都是这样子的,像唐诗、宋词、元曲,起初都是民间的东
西。像宋词,是大家喝酒吃饭的时候,歌女来唱的,跟现在流行歌曲差不多。到后来
文人雅士把它发展成为当时最著名的文学作品。唐诗,以前也是拿来唱的,元曲更是
舞台上表现的,到后来变成很好的文学作品。小说也是,像明代的小说也是给别人拿
来讲故事的,讲了故事之后,才把这些内容用白话写成小说供人消遣,慢慢发展成很
好的文学作品。中国有很多文学作品都是经过民间通俗的提高,受到士大夫喜欢,
后越来越搞得民间不懂了,而民间又有另外一种文学形式。

Y:作为经典性的《诗经》,其实是民间的一些山歌和对唱,是再通俗不过的一些东西
了。
Z:中国文学发展的这个阶段跟西洋有所不同。
Y:那您在最初写小说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要去创立一个通俗文学的新领域,或是抱
着什么样的文学使命来进行创作?还是当时觉得,要生存下去就要多写一些东西。
Z:我在报纸上写,报纸是很群众性的工具,有一点群众接受,你才有意义。如果你都
在写古文,写得深奥的不得了,只有二、三个批评家喜欢的话,他把你捧得很高,群
众却看不懂,他们不会喜欢的。
Y:也没有生命力了。您写的这十五部小说的确部部脍炙人口。我看见您办公室门口贴
着一个对联,正是其中十四部的第一个字:“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那十五部作品我都看了,虽然后来有些作品会混在一起,但是其中有一部不会混,就
是您的处女作,在五五年创作的《书剑恩仇录》。其中有一个陈家洛的形象,也让我
联想到《水浒》里的宋江,好像他们的性格都有很多矛盾的东西。像《水浒》连续剧
在大陆播出的时候,许多人对宋江成天要招安感到很咬牙切齿的。在您的小说中,其
实也写到陈家洛是有这种矛盾心理的旧世英雄人物。
Z:对,陈家洛的出身比宋江高,所以他的书生气,或者说贵族气比宋江还要厉害。宋
江是一个县令,相当平民化的,而陈家洛比较高一点,所以他的封建思想更加厉害一
点。我们写古代的史事,不要用现代马列主义或唯物主义去看古人,应该考虑他的历
史背景,想到他在什么环境下生存就要想到他是哪种人。宋江是北宋、南宋之间那个
时候的人,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怎么样,如果把他写成现代,在阶级斗争思想下,我
觉得不太合适。
Y:所以毛泽东也批判他。不过,我们倒没想用那么多,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武装他,
我们只是看了觉得窝囊、不解气,总觉得他怎么这样不爽快。
Y:看您的小说,我最喜欢《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很特立独行,有自己的见解。
Z:其实《笑傲江湖》的基本思想已经很现代化了,写是写的古代,其实是把现代思想
化妆成为古代了。

Y:我看您在《书剑恩仇录》以后的作品,其实反映社会进步的观点,比过去的武侠小
说都有更进一步的思想。比如在《鹿鼎记》里也写到,康熙皇帝说:“你们为什么成
天要光复明朝?其实在我的统治下,老百姓不是都过得很好吗!而且,我能够励精图
治,难道你们想让老百姓过不好的生活?”这是不是也反映出您的一种社会理想呢?
Z:是啊!想象在当时封建王朝的时候,最好的皇帝他的想法也不能脱离这样子,他不
能要民主、要自由,他不能这样讲。他能够爱民,让老百姓过得好,他就认为“人无
完人”了。当时好的理想就是:好的皇帝可以让老百姓生活过得下去,中国长期以来
封建时代政治理想就是这样子。
Y:在您作品中,反映民族冲突的也蛮多。像《天龙八部》中的萧峰,一开始叫乔峰,
他的形象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他一开始以为自己是大宋人,后来发现自己是契丹人,
而且发现双方都在向另外一方施加残暴的杀戮,他觉得非常痛苦,最后为了维持短暂
和平,只有以自杀来了结。那么从他的身上也反映出您对民族平等的一个观念,您是
不是觉得21世纪的人类……
Z:不光是人类,现在中国也推行民族平等的政策,这个政策也可以推广到全世界去,
任何民族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之分。当时契丹掠夺汉人的财产、子女,汉人也
相反掠取、杀戮,他们都有。而从现在观念来看,都应该和平共存、和平相处。
Y:于是,这引起最近有一个文字的案子。就是有一位作家,其实也是根据一个不实的
报道,说您想为秦桧翻案这件事。其实再多说也是挺无聊的,但是因为很多人都看过
这篇文章,所以想听听您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
Z:其实作为刘先生写了这篇文章,其实他是不了解台湾的这个情况。这所谓“秦桧和
谈”,中国历史早已不成为问题了。宋朝一千多年以来,秦桧是大汉奸,没有人反对
的。我是杭州人,更加知道,秦桧就跪在我们杭州人面前。他之所以提到这个问题,
完全是受到台湾宣传的蒙骗。我到台湾去跟他们政界、文化界的人讨论问题,就跟他
们说:我们中华民族应该大家和平共处。现在台湾出路怎么样,只有北京、台北双方
领导大家谈判,最后用和平的方式全部统一,对所有全中国都有好处,是大家都希望
的事。台湾有一批人要求台湾独立,称为“台独份子”,他们就很反对和平谈判、和平统一,他们认为和平谈判就是台湾向北京投降。他们因为不能够反对和平谈判、和平统一,就放一点空气出来,哪一个主张和平、主张统一的就是秦桧,就是大汉奸,就应该对付他、反对他。他们不敢公开说我们反对和平谈判、反对和平统一,就另外转移目标:我们反对秦桧、反对和谈人、反对和谈主义、反对卖国。而不讲内部就谈不上卖国的问题,大家都是中国人,有什么卖国不卖国。研究历史第一个问题,就是考据事实的真假,你讨论秦桧,先问他秦桧卖国不卖国?这个问题现在不存在,不用讨论了,现在要讨论的是了解我有没有讲过这个话,或在当时什么政治环境之下讲这个话的。我的主张是两个政权应该和平谈判、和平统一,不应该互相打仗;台湾不应搞独立,应该和中国大陆统一,变成一个国家。而台湾就认为这种意见是“秦桧论”,卖国论,应该反对。
Y:所以才有了这么一场争执。
Z:我主张和平谈判、和平统一,他们又认为是秦桧思想了!
Y:那查先生,在您的武侠小说中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好人和坏人不是泾渭分明
的单纯的好人和单纯的坏人。即使在《天龙八部》里的十大恶人,也有他们让人同情
的一面。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时候还是会想,为什么您的最后一部封笔的作品
《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好像完全是一个反英雄的形象,是个小流氓,又会撒谎,有
会偷懒,但最后您给了他七个美貌的太太,还有财宝,最后在一个小岛上过逍遥自在
的日子。您为什么那么优待他呢?
Z:我当时写韦小宝这个人物时候,受过鲁迅先生的启发。他写的阿Q是当时中国人的
典型,一方面写他的精神胜利,一方面描写大多数中国人的愚昧、盲目,浑浑厄厄、
糊里糊涂地过了一生,受到欺压,最后杀了头,好像很可怜。阿Q是早一个时代的人,
现在的人当然与阿Q不同了,现在解放建国之后,阿Q精神更少了。你现在到中国农村
去也看不到阿Q了,你和他们谈世界大事、谈克林顿,他们都知道,讲英国也知道,和
阿Q这种人不同了。
Y:有报纸、有电视、有广播吗!
Z:我写的韦小宝就是在海外见过的人多了。我想,阿Q是以前典型的中国人,现在典
型的中国人不是阿Q。
Y:是韦小宝了吗?(笑)
Z:对,是韦小宝了,不是说中国大陆,而是海外的、香港的。有一批中国人,因为华
侨众多,为求生存,有一些中国传统中很不好的道德品性和个性。有一部分典型中国
人,像韦小宝这样子,自己为了升官发财,可以不择手段,讲谎话、贪污、腐败,什
么事都干。这种事情在康熙的时候很普遍,现在可能也没有被完全消除掉。
Y:这恐怕是整个人类存在的问题。但是这样的人生活过得很好,您在最后让他又有美
满的家庭,又有…
Z:在合理的社会中间,这种人将来要受到惩罚的,如果是很讲法制、法律的地方,像
韦小宝这样完全不遵守法制、法律的人,杀人放火、坑蒙拐骗什么事情都干,在不合
理的社会,这种人能很好,不止一个太太,有七个太太。有人问为什么写七个太太?
我说那时候七个不够,还要多。
Y:妻妾成群啊!
Z:那时候做大官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太太,历史上是这样子,不是讲现在,而是讲康熙
的时候。
Y:所以跟你过去的武侠小说所不同的,是用一个反英雄的角色,也是表达自己的一种
社会理想,反面来写的。
Z:不是理想,而是当时社会的现实。在一个很不民主、不讲法律的、专制的时代中
间,韦小宝这样的人就会飞黄腾达,好人会受到欺负、迫害,所以写韦小宝这个人也
是整个否定那个封建腐败的社会。
Y:查先生,我们都在读您的作品,觉得您作品中的很多人物对我们都有很深的影响。
那么对于您来说,对您影响最大的作家又是谁呢?我知道您从小就读很多书,您觉得
谁对您的…无论是从个性方面、思想方面,还是文学上,都有很深的影响呢?
Z:法国的大仲马,英国的司各特,他们写的小说。
Y:浪漫主义?
Z:也有冒险的,斗争性强的小说。
Y:像大仲马写的《三个火枪手》也蛮像武侠小说。实际上,人们说二十世纪有一个很
大的发明就是电影,它把人们从一个现实生活中带到一个很浪漫、很脱离现实的幻境
中。而我觉得您的小说有时候也达到同样的作用,好像把我们从一个很平凡、很平庸
的现实生活中,提升到很神奇的世界。
Z:一般浪漫主义作品的想像都是不太现实的,写实主义的作品都是很真实的,不真实
人家就批评你是不是假的、靠不住的。
Y:那您72年封笔的时候就想写到韦小宝就够了,再写也不会有新意了,是不是这个原
因?
Z:武侠小说已经够了,其它的小说还可以再写一些。
Y:最近您还想在退休之后写一些关于历史方面的小说,关于汉唐这个时期的,不知道
是不是已经动笔了呢?
Z:还没有动笔。现在在研究汉唐时期的生活习惯,这个比较难一点。研究下去,研究
方向错开了,本来是研究社会生活,但是一研究社会生活,就涉及到政治问题上去,
后来想像到跟外国大帝国做比较了,研究的方向就比较宽大了。
Y:最后,我们除了读小说以外,可能还有一本历史书,还有一部政治书,很多研究出
来的作品。真的希望能早日看到。
Z:当时汉朝都不能坐在椅子上,是坐在地下的。我们都要考虑用一种语言,当然不能
用他们的话讲,《史记》上的话大致是汉朝的话。吃饭怎么吃法,穿衣服怎么穿法,
做什么车,骑马怎么样,屋子结构怎么样,床怎么样,都要研究一下。
Y:我一直有一个个人化的问题想要问问您,就是武侠小说里那么多的武功,您是凭空
想出来的?
Z:武功有二个来源;一个是中国著名的武功都有书记载的,好像武当派、少林派的少
林拳什么的。你到书店一看,许多派系的武功书都有的,这是一个来源;另外一个来
源就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Y:恐怕《东方不败》就是您自己想出来的?
Z:大多数又是神奇,又是做不到的都是自己想出来的。所有记载的武功都是平铺直叙
很现实的,它教你怎么出手、怎么出拳。
(一个作家能够在有生之年享有崇高的名誉和地位,同时又能拥有价值几亿的资产,
这在古今中外都是非常罕见的事情,而查良镛先生似乎就是这样一个幸运的人物。等
会儿回来,就请他谈谈他的处世之道吧!)
(欢迎回到杨澜工作室。今天我采访的是著名的作家与报业家查良镛先生,也就是笔
名叫做金庸的那个人。他的笔下产生了那么多豪情侠义的壮士,难怪别人送他一个绰
号叫他“查大侠”。那么这位查大侠来自怎样的一个家庭呢?听起来还是一部小说的
素材呢!)
Y:那么多的读者从您的武侠小说认识到您以后,在59年的时候,您就开始创办了《明
报》,以后很多时间您投身到到一些报业的管理和社论的撰写中。其实对您的读者来
说,非常想了解一些您个人的身世方面的。我知道您的曾祖父好像是得到过乾隆皇帝
赐的一块匾是不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
Z:是康熙的。
Y:那就更古老了,当时是出于什么原因呢?因为你们查家在海宁是个大户吗?
Z:我祖先曾做翰林,后来升上去叫“陪读学士”,陪皇帝读书的。皇帝念书的时候,
他就坐在旁边,皇帝问他:“这是什么字?”他就告诉他;如果皇帝作诗,就问:
“这首诗平仄对不对?”他也负责给他提意见。所以跟皇帝很亲近,他就求皇帝,家
里有一个堂,请您写一个堂名可以吗?
Y:就跟现在请领导题字一样。
Z;对,康熙的字写得很好,那你叫我题,我就题了,所以有一块匾,什么堂这样子。
他拿到家里挂在大厅上面,三个字旁边有金的九条龙。
Y:那是御字亲题。那我看到一个报道中间说,您的祖父曾在江苏省丹阳县当过县令。
很巧的是,我的祖籍正好在丹阳。前几年回家省亲的时候,当地的县长也告诉我说:
“你知道吗?金庸的祖父也在我们这儿做过县令的。”因为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丹
阳教案”的事情,能说说那个情况吗?
Z:这件事情对我们家影响很大。我祖父那时候在丹阳做县令,丹阳人与当地的天主教
徒发生冲突,因为教士到中国来传教,在各个地方办了教堂,有一批当地的流氓、坏
人就借着外国教士的势力,在外面敲诈、欺负百姓。
Y:比义和拳还要迟一点,义和拳已经过去了,但一般老百姓对外国人还有反感。后
来,天主教士和老百姓发生了冲突,老百姓就放火把教堂烧掉了。在江苏省到处都有
老百姓和教士冲突烧教堂的事件,但丹阳第一个发生,所以法国人就与清朝交涉,慈
禧太后当政下令,因为义和团之后,清朝很怕外国人又来打了,所以叫总督刘奎义严
办。哪个放火的,杀几个人就算了,杀几个人外国人高兴了,这件事就平息了。总督
就命令我祖父,当时哪几个为首的,你至少杀十个、八个来斩首,叫外国人来看看,
他们就满意了。我祖父觉得老百姓和外国人交涉,双方都有不对。烧教堂固然不对,
但也不可以就这样杀老百姓的头,后来他表示反对这件事,那总督又下命令说:你十
个、八个不杀,至少杀二个。
Y:已经有妥协了。
Z:我祖父觉得二个也不杀,他就把二个人放了。第二天,自己写报告说:这二个人逃
走了,我失职,自请离位处分。总督就写报告给慈禧太后说:这个姓查的县令办事不
利,现在我已经把他开除回家了,这二个人就此得到幸免。后来我祖父在家住了多年
后去世了,这二个人从丹阳很远跑来我家吊祭、磕头,感谢救命之恩。
Y;很感人,您祖父也很有您武侠小说中侠士风范。那我想可能对于您为人处世的一种
准则也很有影响吧!
Z:我到现在还很佩服,很不容易。因为当时作官,我祖父是丹阳进士出身,后来在丹
阳作官因为有本事已经做了县令,马上可提拔做知府了,加了一个头衔叫“同知”,
就是准知府这样子。
Y:能够为了几个百姓的性命放弃自己的锦绣前程,在当时那个社会里是非常不容易的
高风亮节。
Z:在现在也不容易。
Y:您说的对。不过很多人都赞叹您的身上也有一种侠士之风。比如说93年,您把《明
报》转让给于平海的时候,当时您借给他很多的股票,还在舆论各方面都很支持他,
但是结果出来却并不是象人们预料的那么好。您有没有想过,实际上这种做出侠义的
举动,所谓成功的时候,只有在您的小说里才能够实现,在那么复杂的商业社会里,
它成功的概率有时候蛮小的。
Z:当时把《明报》卖给于平海。因为我自己年纪大了,《明报》不想办,只想卖给人
家了。当时想买的有很多,有美国人,有日本人,有英国人,有本地香港人。但是
《明报》是爱国的、爱香港的报纸,如果外国人买去,它不能坚持原来的方针政策,
所以我不喜欢卖给外国人。也有新加坡的人都想,台湾背景的人也有,我想最好还能
够香港本地人买去。香港本地人接了几个头也没谈好,于先生他来和我谈的时候年轻
有为,脑筋也很好,而且对新闻工作真的很热心。我觉得他香港本地人,如果他来办
应该可以继承原来的方针政策办下去,所以我把价钱……
Y:所以,您在各个方面,价钱方面都很支持他。

Z:各个方面都支持他。后来于先生他一来根本没有经验,有些好的人离开了,有的人
和他意见不和离开了,所以报纸办得不太成功,有些投资也不太成功。不然应该我的
股票全部买去的,后来他没有能力买了,我也谈不上侠义,我觉得这也不是他的过
失,他经营生意不成功,我觉得很可惜。如果他很成功,他完全可以根据我们订的合
同,把我的股票全买去,我们双方都很满意了。但现在不是他故意来对我反悔,或者
故意欺骗我,不是的,因为他自己做生意没成功,所以他没有力量完成这个合约,我
可以原谅的,也谈不上侠义,做事情通情达理罢了。
Y:您非常宽容。
Z:他没有力量,你逼他也没有用呀!第二,他不是故意骗我,他真的是事情做失败
了,我只能同情他了。
Y:其实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您还是能为他着想,我觉得也是您这个处世的高明之处
了。
Y:人们都在想,在您的笔下能出现那么多侠骨柔肠的义士,您怎么样描述您自己的为
人呢?如果您想自己描述一下金庸是怎么样一个人,应该怎么说呢?
Z:金庸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做生意还是相当有头脑,不太失败的,就是这样一个人。
Y:您太谦虚了。不仅是不太失败,而是办报能够赚钱的人已经很少,文人能够经商,
又成功的人就更少了!
Z:香港是经营企业比较方便,比较好的环境,尤其大家遵守法律,香港整个大环境
好。如果不在香港,其它地方就不可能有这样。
Y:我知道您年轻时候的志向并不是当一个作家或者报人,而是想当一个外交官,但是
最后没能如愿。
Z:这个出发点主要我从小喜欢看外国文学,所以对外国社会很有兴趣,想亲身去看
了。在那边生活了一段时候,有一个很热烈的愿望。但后来我中学就发生抗战了,一
直到高中毕业,还是在抗战时期。当时的情况下,象你个人出去,到外国去游历根本
没有可能,外国留学也是很难很难,很多很多钱才有可能。当时好像唯一可以到外国
去见识见识的,一是做外交官,或者是在大公司做事,公司派你出去,但这种很渺茫
的。那么我在抗战时期,正有一个学校在招生考试,有一课是外交的,我也去报名,
考取了。当时就觉得如果能够做外交官,做一个外交领事馆的小职员,也可以派到外
国去。
Y:但是您现在回头看看,当时没有做外交官,其实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您看现在做
了作家,也可以旅游啊,更可以自由,并没有自己不能说的话啊,等等!
Z:现在当然回想幸亏不做外交官,这个话也不是我自己想的。以后在做香港新法起草
委员的时候,碰到外交部很多同事他们也来参加,对新法起草好象调协司司长邵天生
先生,外交部有好多人在做委员,我们交了朋友,谈了过去经历。他们说:查先生,
你如果在外交部做了我们同事,他们开玩笑,你幸亏不来,来的话,第一反右这关你
过不了。
Y:家庭出身不好。
Z:第二,文化大革命你一定也遭殃。
Y:第三的话,我们今天少了个金庸,而多了个查局长什么的,恐怕也不怎么好。
Z:后来他们说:你做外交官,更可能做国民党的外交官。后来我碰到当时读外交的同
学,有的做了总领事,有的做了大使。我们同许多国家建交,那些大使一个一个夏季
回国。后来到台湾,碰到他们一些人,象赵安民说:我做过大使,现在你一个报社社
长比我舒服多了!
Y:风光多了!不象人马灰溜溜的。不过您做外交官的宿愿,应该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
了实现。象您参加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又是香港特区的筹委,其实做了很多港人
和北京之间的交流和沟通的这种作用。是否是您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是蛮有天赋的?
Z:也不是在外交,大家同胞之间讨论问题。自己后来到70年国际法有时间得到法律训
练,我学的法律在起草基本法的时候有用。在写社评我本身一直很主张法制的,中国
国家前途在执行法制、法律很严明,从上到下大家遵守法律,国家一定会大治的。
Y:我最近读到王仁羽先生写的《中国大历史》这本书,我不知道您是否看过?他其中
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说:中国几千年封建的社会都是靠表面的宗孝仁义这些很虚的道德
规范来约束人们,要求人们利他呀,克己呀,但是却没有一个数字化的管理,没有一
个法制的明确的制度,这点上您是不是也跟他有相同的看法?
Z:他这本书写得好,但基本精神我不同意,他这是从资本主义观点来下结论的。他说
的数字化就是一切都要用钱来计算,我这个观点应该,是从法律来计算,不是说你用
资本主义的量化,什么都用钱。
Y:商业化。
Z:是商业化了,这个基本精神我不同意,他写的很有见地的人啊!
Y:那么在建立法制这个方面,我知道您是赞同一种比较渐进的方式,而不是非常急躁
的。比如说,当初有人马上建议说:香港要实现一人一票的这种直选民就反对。这种
基于您对国情和历史的一种怎么样的了解呢?
Z:中国这样大,我赞成邓小平时候的改革,只不是一下子马上革命社会主义,要实现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地方大、人口多,你不能说很急的一下子革命,就
马上成功,事实上不太可能。我主张一方面开放,一方面改革。改革是比较慢的,渐
渐地一步一步稳步前进,根据国家情况来改革的。所以实行法制也不是中央领导下了
命令,全国一定这么法制、不法制,马上坐牢或枪毙,这个事情大概行不通的。
Y:你还需要一种潜移默化的不断教育、传播。
Z:一方面教育,一方面司法改革,整个法制观念推行,人民代表大会开始一路一路法
制强化。
Y:那么在刚刚开过的两会当中,中央政府也提出象精简机构,还有经济方面的各种步
骤等等提案。您觉得其中让您最感到兴奋的是什么?
Z:我想自从上两届人民代表大会,他们很重视订立很多新的法律。这种重视法律的执
行,有法可依,而且有法必行的精神,现在还继续这种精神向前迈进。
Y:在总理这次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他有一段特别提到回归,八个月以后的香港,
能保持它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不变的这么一段,我不知道您看了没有?因为您是
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又是香港特区的筹委之一,您对回归后的香港,您能不
能同意总理的看法?
Z:总理提到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执行一国两制的方针,他认为在过去八个月
来,执行得很好,我也很同意。一国两制在这里很充分体现,我希望这个精神能长期
地继续下去。这个精神体现得好,无论中央,还是特区政府,大家都严肃、严格遵守
基本法来办事,所以我国在两会以后,中国整个的基本方针施用的大计也跟执行基本
法一样。总之,有了法律,大家要遵守,不论最高领导到普通老百姓,大家遵守法
律。那么有什么事件发生争执,意见不同或是有谁犯法,一定要根据法律来完全平等
地、严格地办理。如果中国长期几千年大家都讲人情、不讲法律,我想中国很多大问
题就因为不讲法律而发生的。如果大家以后推行,人民代表大会过去几届很明确地在
向这个方向发展,要制定很多好的法律,同时要推动大家各级机关遵守法律。这个精
神一路一路更加发展下去,我们中国走向富强就更加有保障了!
Y:您觉得这种法制的基本观点,跟您在武侠小说中提倡的这种传统的忠孝仁义的美德
有没有相冲突的地方呢?
Z:没有冲突的!中国长期来老讲道德,不讲法律,这是一个缺点,应该规正。
Y:比如说在传统中,你要是为了一个生病的妈妈吃药而去偷东西,或抢东西,好象大
家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可以原谅的。好象始终还是把孝道啊,朋友之间的义气啊,放
在一个特别重要的地位。
Z:法律不外乎人性、人情,把人情提到中国情理法,第一讲人性,第二讲道理,第三
讲法律。我们应该法、理、情这样倒过来,如果违法的话,中国也讲大义灭亲啊。所
谓大义,如果讲法跟义跟理不通的话,自己的亲人也要依法办理,中国传统的想法都
这样的。以前有一个官叫高瑶,人家问:高瑶的父亲犯了死罪,你高瑶怎样制他
呢?他答复说:他法官不做了,跟他父亲逃走了。
Y:这个可能是过去作官的人想到的一条出路吧!
Z:他好象我这个孝,父亲犯法,我不能判他死罪的。
Y:先做孝子。
Z:不判死罪的话,又违法自己基本责任,所以我这个官也不做了,跟父亲逃走了,只
能理解这样子。
Y:其实现在很多的文人和知识分子都认为中国,特别是在21世纪,要真正振兴起来成
为一个更加富强的国家,其实真正不是靠几个侠客,或者几个法官,甚至不是靠几个
明君,而是要靠一个完整而严密的一种法律制度来保障国家的发展。
Z:在现在社会,清官还是要的,侠客就不可以,侠客是犯法的。
Y:侠客自己拿把剑,就说话了。
Z:要施刑的。个人自己来执行法律,可以侠客做的事,还是合乎人情、合乎法律的。
但是你不是法官,你不可以做这个事情。
Y:所以人们还是要把浪漫的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能有一定的区分。
Z:为什么这样呢?武侠小说不能主张犯法,只能鼓励人们的勇敢精神,对于正义感要
强调。
Y:那我接下去想问点关于报界方面的问题。您做了这么几十年的报人了,现在不光是
香港,包括世界的媒体都有一种趋势,特别热衷于名人的花边新闻。无论是从戴安娜
的狗仔队,还有到后来关于到政治与性丑闻,大家及其热衷地报导。与您当初在创办
《明报》时,提出的那种干净、健康,要问心无愧那样的一种创报的宗旨,您觉得这
时下的风气是不是和那时候有很大的改变呢?
Z:有很大改变的。如搞揭发人家的隐私,我一直反对的。我曾经办过一张晚报,后来
很成功,因为那个总编辑当时喜欢揭发人家的隐私,这样个人的私生活就会令读者很
多,一下子这报纸很成功,我就下令停办了。我们不做这种事情,不能说为了报纸成
功,专做这种可耻的、无聊的事情。
Y:那么您觉得象您过去这样比较严肃的办报宗旨,在竞争那么激烈的商业时代,还能
够继续维持下去吗?还是说只是一种理想?
Z:我想可以的,因为人的性格一时短时间象这个人有什么隐私啦,有什么性丑闻的,
很有兴趣地听一听。这个报纸如果长期地报道这种东西,至少人家就看他不起了。这
个报纸是个无聊的报纸,不是很正派的,不受尊敬的报纸,而且它讲的话大家也不太
相信它。如果你坚定干净的、健康的,短期可能比不过人家,但长期的话,一定会有
公信。做人、做事,或者开一个店,外面人识你做生意最重要的一定要诚实。你短期
骗人卖东西什么可以赚钱,但时间一久…人家总是说:人民眼睛雪亮的。我这句话是
很相信的,长期的话,人家会分辨得出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如果你卖真药的
话,这家店可以长期开下去,卖假药可能开不下去。
Y:过几年就要倒闭了。您现在对世事有这样透彻的一些看法,可能跟您信仰佛教有很
大的关系。经历了这么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以后,您觉得现在对这个世界是否有一种
“旁观者清”的这种味道?
Z:没有。佛教对我只能是抑制欲望,您想要这个、想要那个,佛教教你不要要求这么
多,自己淡一点算了。
Y:那您是怎么样开始信佛的呢?
Z:这个宗教经验很神秘的,不能讲的。
Y:我听到您在不同的场合批评现在时下有一种“拜金主义”,那么有人就说:象查先
生您自己名利都双收了,站在这么高的地位,当然就可以说不要拜金。那么针对这样
一种评论,您会怎么反驳他们呢?
Z:我也说,不是不要钱,钱当然有重要性的,不要过份要钱,有适当就可以了,而且
不能用不正当的手段去不择手段地赚钱。赚钱还是需要的,一个人的物质生活当然重
要,不要过份就是了。
Y:我不知道您最终的人生理想是什么?或者抱着一种怎么样的信念?过去古代的儒士
都说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Z:修身、齐家,任何社会都重要的。治国的话,如果你参加政治工作,当然要参加治
国的工作。以前的儒士如果不参加政治活动,其它没有什么事情好干了。但现在社会
上,可以做的事很多,做科学家也好,做文学家也好,做教授也好,做企业家也好,
许多工作都可以做了。
Y:那您人生的指导原则是什么?
Z:应该修身、齐家之后贡献社会,自己学有所成之后把自己的才能贡献给社会。你讲
话讲得好,你就做广播工作,做电视工作,也服务于社会了。
(查良镛先生的文学作品不仅被翻译成很多文字在世界广为流传,同时那些故事也超
越了文字本身,被拍成非常流行的电视剧、电影,被画成卡通,甚至进入了电子游
戏。他的影响已经超越了国界,也超越了这个时代。从这一点来说,他的成就的确是
旁人很难超越的。在这里我们也再一次感谢他能接受我们的独家专访。好,今天的话
题就是这样,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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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微博):在位于香港北角的一座写字楼里有着著名作家和报人查良镛先生的办公室,八年前我也是在这里跟他做了第一个访问,记得当初我们两个人一坐下来,他就问我要我手里的那个采访提纲,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公平,哪有两个人一过招,先把对方的招数先预习一遍的?还好,我手里拿的并不是什么武林秘籍,只不过是一张字迹潦草的提纲,现在想起来,还让我觉得非常的惭愧。所以这次我学聪明了,所有的问题没有写在纸上,而是记在了这里。

  杨澜:查先生,非常感谢您在八年之后再一次接受我的访问,还是在这个办公室,还是有无敌海景。

  金庸:希望再过八年,我在16年之后再见到你,但不一定,这个办公室可能没有了。

  杨澜:我们约定好啊,我数着日子啊。

  金庸:如果八年之后我再有价值,你觉得访问有意思,我跟你谈谈天,聊聊天很高兴的。

  杨澜:谢谢您,受宠若惊。查先生,最近很多人都在议论,说您正在修改自己的武侠小说,特别是《鹿鼎记》里韦小宝这个人物呢,好像您会对他的结局有所修改,是不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是不是您的社会责任感更强了,说不要让青少年去学习韦小宝,所以要把他的那个结局写得差一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考虑?

  金庸:有过这个想法,因为现在武侠小说修改,改了七年,我全部改完 了。从《书剑恩仇录》开始改,有15 部小说,每一部小说大概差不多要改,有时候要改大半年,有时候改差不多一年,所以前后改了差不多七年,现在已经全部改完了,新的修改本也已经全部出版了。《鹿鼎记》我酝酿很久,常常也觉得有很多年轻读者他写信给我,说他最喜欢韦小宝,他想模仿韦小宝。所以我觉得这个小说,虽然小说不是社会教科书,不一定要教人家怎么样怎么样做,但是如果社会影响不好的话我觉得也是不好的,所以我希望读者看了我的小说之后受到良好的一种感染,所以我曾经想过把《鹿鼎记》的结论最后大大修改一下。我想了故事了,我想韦小宝他喜欢,他现在很有钱了,我想把他跟人家遇到高手,人家骗他他把钱输得很厉害,而且现在皇帝很宠幸他,但是后来他走了,皇帝到处找他找不到,所以他跑到云南去,我想就碰到几个老的,老朋友,有个老朋友敲他竹杠,要他多少钱多少钱,他就给他钱了,这个老朋友很坏了,要把他抓到北京去见皇帝,他就很怕了,再给他贿赂倒出来,我想在他很倒霉的时候,他几个很不喜欢的太太,逃走三四个人。

  杨澜:逃走三四个人,还有三四个人留下来。

  金庸:我想使他倒霉的时候受点教训,我想对读者而言这个印象好一 点,但是有很多读者表示反对,实际上我写小说人家赞不赞赏我不去理他的,但是人家的反对我觉得很有理由。

  杨澜: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金庸:他们认为《鹿鼎记》本身这部讽刺性的小说并不是叫人家学哪一个,学哪一个,韦小宝也不是正面的主人公,而且这个小说不 是要以主题为主的-- 我一直主张写小说不要主题为主- - 而要表现人性,表现人的情感,所以韦小宝这种人在清朝的时 候可能存在,民国时候可能存在,现在中国内地上有,台湾有,香港也有,而且在全世界有华人社会的地韦小宝这种人还是有的。所以我写韦小宝这个人,写他这种个性,写他吹牛,他求 生存,这种人中国人好像几千年来几百年来就是这样子,是一种特别的现象。我写韦小宝就想到鲁迅先生写阿Q,他写阿Q 主要是写阿Q 的一种精神胜利法,我就觉得精神胜利,中国人性格中间最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要求生存,只要人家不打死我,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而且要赚钱,要自己想自己要发达,什么事无所不为,什么手段都可以用,所以我想写这样一种人,韦小宝就是这样一种人,而且无往不利的。韦小宝,中国社会上有这 样一种人,我就写这样一人,不一定要人家学。所以最后我想 既然有这样一种人,就不一定写他赌钱输了,因为这种人不大 会输的。

  杨澜:所以您决定不改这个结局了,还让他继续有着七个老婆和很多的钱财。

  金庸:嗯,七个老婆,是。

  金庸最终并未修改韦小宝的结局,这也让很多“金迷”都长舒一口气。而 在八岁那年第一次读武侠小说的金庸,又怎会料到日后的自己居然成了万千书迷心中功力最高的那位"帮主"。其实对于当初年幼的金庸来 说,他最初的偶像并非是任何奇侠好汉,而就是自己的祖父查文清。

  杨澜:我记得八年前跟你做访问的时候,你曾经谈到过自己的祖父他在丹阳做县令,做知县,而且很快要升知府了,是吧?

  金庸:对。

  杨澜:因为丹阳的教案,他庇护了当地百姓,所以辞官不做。应该说他对您幼年的所谓这种正义感,为民请命这种基本的价值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金庸:不单单是祖父,而且从小受这个教育,中国人教育都是教育做个好人,做正派点的人,都不要做坏事。我祖父干了这个事情对我当然有切身的影响,所以有影响的,我觉得做一个好人好像是天经地义应该做的,也不能说是希望做好事将来有好报,我 今年八十岁,我自己人生经验就是做好事不一定有好报的。

  杨澜:但是仍然要做,是吧?

  金庸:好像是问心无愧,然后朋友也好,子女也好,好像都对他得起, 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唯一觉得心里良心不好过的,就是我跟我 太太结了婚之后我有婚外情,我就对她不起。这个事情已经过 去了,也没办法补救了,除此之外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是问心无 愧的,所以这个事情也不是说为了将来有好报,好报恐怕没有。

  杨澜:除了您祖父的影响之外,像父亲和母亲对您在这方面影响大吗?您当时跟父亲和母亲哪个更加亲密一些?

  金庸:我母亲是个很正派的女人,她不会做坏事的,就是这样一种平平常常的一种影响。我父亲开钱庄,做企业,一个地主,但是我 觉得他人很好的,但是没什么用,庸庸碌碌的,所以也没什么很 重要的影响,我只有一个印象就觉得,我这个父亲好像没用。

  杨澜:那时候觉得父亲没有用啊?

  金庸: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十三四岁就觉得父亲没用。他把钱借给人家,他有时去讨钱,带我一起去了,我觉得人家请他喝酒讲好话,父亲就好像良心很好的,就好像老朋友,这个钱你不还了就算了,人家存钱存在你这里你要还给人家的,所以搞到后来我也很狼狈的,人家问你讨钱,人家借钱不还,我只好自己卖田地卖了垫了还给人家,我觉得父亲没用,做生意不是这样做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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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就饱读诗书

1924年出生于浙江海宁的金庸,原名查良镛。查家在海宁是望族,曾经 出过七位进士、五位翰林,所以书香门第的熏陶也让金庸从小就饱读诗 书。但要是以此就把他视作"文弱书生",估计第一个不答应的就是金庸 自己。

杨澜:上中学的时候您曾经因为写了一篇文章,取笑训导主任,被勒令退学啊?

金庸:嗯,是啊。

杨澜:那也算是您第一次对传统,就是对已经有的这种制度有一种叛逆的?

金庸:对,有叛逆性,很自然的。我觉得训导主任对同学很不公平的, 我们下午一起有空下来就下棋,下棋他也来干预,他说不准下 棋。我觉得非常没有理由,当时觉得很气愤就写一篇文章讽刺 他一下,后来这个训导主任坚持要把我开除,我当时在学校念 彷书是免费,可以有饭吃,可以有地方住,后来开除了就很徨 了。

杨澜:彷很徨?

金庸:嗯,很困难了。

杨澜:但是后来你又考取中央政治学校的外交系,又被勒令退学,那又是为什么呢?

金庸:中央政治学校是国民党的党校,这个学校比较难考的,在这个 学校里因为党校有一批职业性的学生,特别是国民党的或者青 年团的这些人,他们就要求一听到蒋委员长这个名字马上要站 起来,脚这样一靠。

杨澜:啪,要立正。

金庸:要立正,有些同学觉得我们对校长当然应该尊敬的,当时我 们鞋也没有,袜子也没有,很穷,校长到学校来见学生,要发 新的鞋,新的袜子,所以大家很欢迎他来的,但是你这样一 靠,好像很……

杨澜:看不惯。

金庸:看不惯,好像有点无耻这样子。

杨澜:你怎么表达自己,这次又是写壁报吗?

金庸:那不是,有的同学说:我不赞成这样子,一听到他声音就要站 起来,脚一靠,我们尊敬他心里尊敬就是了。那么这些反对派就 说,你不敢这样,你是异党分子,这些人就给这些国民党的职业 学生拉到台上去打他,叫他们跪在地下忏悔,我就跟训导主任 去交涉,我说,大家用武力暴力叫同学跪在地下,这个不应该 了。

杨澜:所以说你也被开除了。

金庸:后来到了学期终,也不是开除,他说你在我们学校思想不是完全党国化,所以应该退学。

►在文学中畅所欲言

离开了学校,又逢政局混乱,金庸再次面临生活的危机,却也因此更确 立了自己"不怕重压而在文学中畅所欲言"的性格。1946年,当时中国 最好的报纸《大公报》在全国招聘编辑,几千人报名参考,最后只录取两 三人,金庸便是其中之一。两年以后,《大公报》在香港复刊,金庸被派驻 香港,这也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小时候的金庸,和许多人有过同样的 理想-- 当外交官。在加入大公报前,他还曾去上海攻读国际法。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金庸获得一次去外交部工作的机会,多年来的梦 想眼看就要实现,但事情的结果却富有戏剧性。

金庸:璈后来邀我到北京外交部去,姓梅的梅先生,叫梅汝先生,他是 国民党的国际法学专家,他是参加东京审判东条英机他们这些 人的国际法庭的官。他在这里跟我谈谈,看到我写的文章, 他觉得中国好像研究国际法的人还是比较少的,外交部需要这 种人,所以他到了外交部的时候,就打了五次电报来要我上去, 那么我到了北京之后见到乔冠华-- 乔冠华我在这就认识了。

杨澜:对,他在香港也工作过很长时间。

金庸:他是新华社社长,我在这里《大公报》编辑国际版的。

杨澜:对呀,那为什么后来你又没有去成呢?

金庸:常常见到面的,他跟我私人关系还可以,还不错。

杨澜:那后来为什么又没有在外交部做事呢,好像说他们其实……

金庸:乔冠华跟我提了,他跟我比较关系好的。他就很亲切地讲:你 在外交部工作,一定要是共产党员,但现在也不能马上入党的, 你现在就到中国人民大学去,再去经过人民大学一个短期的学 习,在中国人大毕业,我再跟你介绍入党。当时他是周恩来外交 部的特别助手。

杨澜:对,那您为什么又回到香港了呢,您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希望,是不是觉得?

金庸:我觉得我对共产党是很有好感的,但是他们号召这个社会铁定纪律,党叫你干什么你就一定干什么。

杨澜:您觉得接受不了?

金庸:我这生最大的脾气就是人家指挥我什么事情都不听的,父亲母 亲指挥我也不听的。(笑)杨澜(笑)训导主任也不听的。 是啊,训导主任也不听的,当时《大公报》很希望我回到这儿来 工作。

杨澜:你还是回来了。


金庸:我就回来做事了。



杨澜:最初开始写武侠小说,这个时候是为了一个乐趣,是不是?

金庸:最初是工作上需要的。主要是我在《新晚报》做编辑,《新晚报》 需要这样一篇稿子,那么我跟另外一个作者梁羽生是好朋友, 也是《新晚报》的同事,常常谈武侠小说,人家知道我对武侠小 说很懂的,所以他写了之后写得很成功,他不写了要我接上去, 我就接下去写。

杨澜:你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写到那么受欢迎是吧?

金庸:不知道的,我就试试看,我从来没写过小说。

杨澜:那时候用什么时间来写呢,晚上睡觉之前呢?还是……

金庸:写这样一篇东西大概只要一个钟头,一个钟头总之什么时候都有。吃过晚饭,我在睡觉之前,下班之后。

杨澜:你会不会写到自己也都很兴奋的那种状态?

金庸:也很有兴趣的。

杨澜:你觉得写到哪一本小说或者是写到哪一个人物的时候你决定要这样必须写下去,就是对自己有一个很强的信心了?

金庸:《书剑恩仇录》一开始写,我就准备写陈家洛一个主角,还有霍 青桐跟香香公主一对姐妹,因为这三个人我想好了就写,写了 他们之后,跟他们情感上有联系了,感到兴趣了。

杨澜:其实应该说,陈家洛的身上也反应了您当时在年轻时代书生时 代很多的理想在他的身上。你看他又是一个富家的公子啊,又 能文又能武,又很维护着正统是吧?各个方面都那么的完美,在 这之后好像没有一个英雄是像陈家洛这样来写的,从身世上各 个方面来这样写的了。

金庸:也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陈家洛,现在我回想,还是也有很多缺 点,很多想象不实际的地方。

武侠小说的成功,也为金庸办报创造了机缘。1959年10月,一份四开 小报-- 《明报》进入了香港报业市场。报纸经营初期,销量不足一万 份,全靠金庸小说吸引读者。但此后,金庸却硬是将《明报》办成了香港 知识分子心中的第一大报,而他靠的也并非小说,而是社评。一个人,两 支笔,在"武侠宗师"的名号之外,金庸又以"第一社评家"的美誉,闻名香江。

杨澜:那在1959 年的时候您开始创办《明报》,那个时候创办《明报》你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觉得当时没有其他的一份报纸可以代表你的立场,是吗?

金庸:我进《大公报》,《大公报》当时是中国很正派的,完全真实的,是 不讲假话的,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很正派的、很正义的一 个报纸,但是后来它这个报纸性质慢慢慢慢改变了,我觉得做 新闻工作不应该这样做。最大的不满意就是关于人民公社的, 人民公社进行的时候我也到广东去看过,这个完全讲假话,一 亩地可以生产四万斤、五万斤粮食,根本不可能,假的,他把所 有的苗子重重叠叠地放在一起,把上面的算产量,我说在骗人, 你广州的来骗广东省,广东省来骗中央,全中国都在讲谎话。

杨澜:所以那个时候希望能够更有一个代表知识分子立场的这样一份报纸?

金庸:我在报馆做了差不多有十年了,所以对报纸本身有热爱,有兴 趣了。当时经过这个大跃进之后,很多讲假话的事情都暴露出 来了,我就觉得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你老欺骗没意思的,而且 当时《大公报》来跟我开笔战,来攻击我,我又找它的毛病,它的 毛病越找越多。

杨澜:在"文革"的时候你曾经受到过生命的威胁对不对?

金庸:当时香港有一批文革的,很"左"派的。

杨澜:狂热的,当时有这种暴乱嘛,是吧?

金庸:对,他们把这些炸弹送到我报馆来,我的秘书看到炸弹就报警察,警察来拿了这个包放在马路上叫军火专家来引爆就炸了。

杨澜:那时候有过害怕吗?


金庸:当然害怕,没办法,已经骑虎难下了,总之"文化大革命"它越搞越无聊,我反对它越来越厉害。

杨澜:但是你每天就还是在写?

金庸:每天还在写。

杨澜:那您是用什么方法来保护自己呢?采取了一些什么措施来自卫?

金庸:当时香港政府已经派个警察在家里,门口放个凳子,一个警察24 小时都在那里。

杨澜:都在你们家门口?

金庸:都在门口。警察给我一些假的车牌。

杨澜:假的车牌?

金庸:假的车牌,真的车牌可以套在上面的,比方我现在这个车牌,现在是BG2420,假的车牌可能3450 这样。

杨澜:最主要是为了迷惑人家跟踪你?

金庸:对,你每天换一个,他给我十个车牌,十个车牌换来换去,他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他就跟踪不到了。

杨澜:您那时候已经有小孩子了,对不对?

金庸:已经有孩子了。

杨澜:您那时候不害怕自己的太太和孩子有危险吗?

金庸:这个当时也顾不到了,我自己生命都顾不到了。


自从1955年《书剑恩仇录》石破天惊般地问世之后,金庸的武侠江湖从 此风生水起,群侠并出。如果说最初的几部作品还是以浪漫成分居多, 那么到了《笑傲江湖》,人们已经可以明显地体会到金庸对政治和现实 的隐喻。其中的令狐冲也好,任我行也罢,还有被无数次演绎过的东方 不败,他们或自由不羁或唯我独尊的鲜明性格和言行,无不透露着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金庸对社会变化和复杂人性的思考。

金庸:其实《笑傲江湖》我是想这种权利斗争在政治环境之下什么时 代都有,所以《笑傲江湖》没有时代背景,清朝也可以,明朝、宋 朝、唐朝每个时代都一样的,不论哥哥弟弟、父亲儿子碰到权利 就杀人放火什么事都干了。

杨澜:在这部小说里出现的令狐冲跟您过去写的郭靖、杨过、张无忌这些都有很大的不同啊,他是一个很有自由思想的一个人?

金庸:特别强调一下,个人好像如果没有权利的欲,没有名利的欲,我就自由自在,潇潇洒洒,但是如果在大家权利斗争很厉害的时候,你想自由自在也不可能。

杨澜:所以其实在他的身上有一种您对过去所谓的这种英雄形象的反思在里面的?

金庸:我希望有一种个人,好像知识分子,中国自古以来有一种隐士 的欲望,希望不要做官,能够退隐,但是在当时要退隐不容易 的,所以一个人能够脱离名利牵绊,能够不受这个权利的控制 是个很难的事情。

杨澜:我想说在您这些小说中出现的这些大侠,就是说从陈家洛到郭 靖、杨过、张无忌,然后乔峰,然后到了令狐冲再到韦小宝,似乎 我们看到您笔下的英雄从原来正统的那种英雄越来越走向叛 逆啊,当然韦小宝是可能更反英雄的这样一个角色,这个是不 是反映出您当时有一种悲观的情绪?

金庸:不是的,我越来越对人性可能了解多了,年纪大了对世界上的 事情了解多了,年轻的时候崇拜英雄,好像还是有点迷迷糊糊 的,好像英雄真的是大英雄,但年纪慢慢大了之后,知道这个 大英雄后边其实有他自己卑鄙的一方面,有他见不得人的一 方面。

杨澜:也有很矛盾的一方面,像乔峰最后只有自杀才能够了结自己的痛苦,是吗?

金庸:是啊,到后来这些人性的困难慢慢了解了,起初写的英雄人物, 写的黑白分明、很简单的,鲁迅也分析这个,中国的小说以前都 是坏人就是坏人,好人就是好人。

杨澜:二元论?

金庸:就很简单的。

杨澜:人性很复杂的。

金庸:人性没有这样简单的。

如果有人问金庸到底有多出名,恐怕把他称为近代华人世界拥有读者 最多的小说家也并不为过。虽然金庸称自己"文人性格"太重、不是当政 治家的料,但是作为成功的作家和报业家,要对政治免疫,恐怕并不容 易。事实上,自从想当外交官开始,金庸的心里始终有一份"政治情结"。

杨澜: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在六七十年代你的书在大陆也是被禁 的,在台湾也是被禁的,在台湾被禁说是有统战思想是吧?说你 的书?

金庸:台湾毕竟主要因为《射雕英雄传》,毛泽东写过一首词。

杨澜:对,《沁园春?雪》嘛。

金庸:《沁园春》。就说,成吉思汗弯弓射大雕,射雕讲成吉思汗,他说你这部书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

杨澜:其实没有关系的。

金庸:其实没有关系的。

杨澜:很有意思是这两本书在大陆和台湾同时都被禁了,但是呢,同 时又在七十年代末的时候呢,两岸又慢慢地开始对你的书解禁 了,先是蒋经国邀请您去台湾,对不对?

金庸:是啊。

杨澜:他有没有跟你谈到你的武侠小说?

金庸:谈的。杨澜他喜欢谁?

金庸:他没有讲哪一个,他说我的武侠小说他都喜欢看的。

杨澜:他都喜欢看,他还让您去参观了金门是吗?

金庸:金门我也去过。那时候对台湾的政府提各种意见,他问我作为 一个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的一个中立人士对台湾有什么 看法,有什么意见。

杨澜:他跟您的讲话当中至今给您留下印象比较深的是什么?

金庸:我总在劝他不要老是想反攻大陆,我说:你反攻大陆没有希望的。

杨澜:您就这么直白跟他说的吗?

金庸:你国民党的兵力六七十万拿到大陆一下子完全没有了,你搞得 台湾人民生活也痛苦,你这样子反攻大陆没有希望,不如你好 好地把台湾建设得好一点。

杨澜:他怎么说?

金庸:他说意见很对很对。他说:我最近也不大提反攻大陆了。


虽然生长在大陆,但上世纪50 年代离开之后,一直过去了30年,金庸才重返故土。而那一次大陆之行,令他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津津乐 道的,则是他与邓小平的会面。

杨澜:您第一次见邓小平是什么时候?

金庸:1981 年。新华社邀请我去见他。

杨澜:他怎么样跟您谈起您的作品?

金庸他对《明报》意见,《明报周刊》,因为《明报》主要反对"文化 大革命",拥护邓小平的,他说:你们《明报》意见大部分我同意, 但有一部分我不同意的,我说当然了,我不是共产党,您的意见 我也有很多不同意的。

杨澜:听说他的桌上还曾经放过《射雕英雄传》,还是-- -?

金庸:他桌上没有放。但后来他跟我要些小说去,他的床头放了。

杨澜:床头放,他有没有跟你说他喜欢哪个人物的?

金庸:他说你的武侠小说我喜欢看的,没有指出哪个人物。跟我谈的镕镕很详细的就是朱基。朱基看我的小说。

杨澜:您那个线不能在手里拿着,您得把它放回去。

金庸:哦。他常常去考人家,你读金庸的小说,他讲他这副对联什么,如果人家讲得出,他就说,你可以跟我谈谈金庸的小说了。

杨澜:不过我觉得查先生,这个历史有的时候很有一点讽刺的意义, 你曾经是一个被两岸都不接受的人,然后后来又被两岸都接受 了,甚至还能够在两岸的高层之间有某些信息的往来是通过您 来完成的,或者说能不能这样来理解,其实在中国半个多世纪 的各种战乱和政治的纷争当中还是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的,就 是中华民族还是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而且在您的小说当中实 际上是有相当集中的一种体现?

金庸:看过我小说的人,我的小说基本上……

杨澜:大家都能接受?

金庸:代表中国的传统思想。


杨澜:您觉得这个核心的价值是什么?

金庸:我觉得忠孝仁爱这种道德观念,对人应该要真实的,应该对父母有孝敬,这种价值观念是中国人大致一样的。

杨澜:两岸的政治领袖同您的这样一种见面以后,会不会让您对所谓中华民族的未来有一个更积极的看法?

金庸:我觉得两岸的领导人大致,无论蒋经国、邓小平、都是很 通情达理的,而且我感觉到他们对于国家都有一种献身精神, 不是自私自利,好像要利用国家、利用权力来达到自身目的的, 一种为国为民的精神都有的,所以我想从为国为民这样一种感 情出发,中华民族应该有前途的。

►如何讲好一个故事

也许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一边深陷于金庸的武侠世界不能自拔, 一边又抑制不住地好奇这些沁人心腑的情节,金庸到底是怎么想出来 的?

对于如何讲好一个故事,金庸从来不谦虚自己的天赋。而无论是写作还 是经营报纸,他确实都表现出了过人之处。但是唯独涉足政治,恐怕旁 观者会感叹他的"心有余而路不平"。在经历了上世纪60年代同"左"派 激进分子的激烈碰撞后,到了上世纪80年代,在参与香港基本法的起 草过程中,金庸提出的方案又遭到了民主派的猛烈抨击,从而令他经历 了"文革"之后的又一场论战风波。

杨澜:在这之后您担任了《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里面政治体制小 组的组长,也推出了所谓主流方案,那么曾经有一段时间民主 派对您的攻击也是很厉害的,您也是在《明报》上又跟他们开始 了第二场大的笔战啊,这一次的感觉跟"文革"的时候那个感觉 有什么不同?

金庸:我觉得跟"文革"是一样,我就坚持,"文革"的时候坚持反对中 国文化,我就觉得中国文化应该值得保护的,中国文化不能够 一笔抹杀的。

杨澜:因为当时对您的批评-- 他们就说您可能是两面倒了,从过去 被"左"派批评,现在是被右派来批评,他们也用一些很难听的 话了,就觉得是不是您已经堕落了等等,对您来说您的主张其 实没有变?

金庸: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正确的,他们是错误的,你是牺牲香 港人的,香港人七百万人,八百万人这个福利经济对中国都有 好处的,你去胡搞,明明搞一件事搞不成的,你去为了自己自私 自利的目的去搞,搞不成的。你把几百万人的利益牺牲掉了,把 香港搞垮了,对你有什么好处?总而言之这个事情最后我认为 是不成功的。

杨澜:所以从您的角度来说,您的立场并没有改变?

金庸:完全没改变。

还是从香港的角度?

金庸:我是为了香港好,当时跟"左"派斗争也是为香港好,现在跟这 些民主派也是为香港好,你牺牲香港利益为你自私自利目的, 我这个人,我觉得这种事情不能做的。

金庸常常被武侠迷们称为"大侠"和"帮主",在他笔下众多风流潇洒的 男主人公里,人们总也禁不住会猜想哪一个更有金庸的影子。而那些令 歔无数读者欷感叹的情感故事,则更让人好奇哪一种爱情才是"金大 侠"心中的理想。其实现实生活中的金庸和每个人一样,也在人生的旅 途中经历着快乐和伤悲。

杨澜:在您的武侠小说中有很多让人神往的爱情,你觉得哪一对人物中间的爱情是代表了您对爱情的一种理想的想法?

金庸:我对爱情理想的想法,不能说哪一段,总之对人很忠心的,没有 三心二意的,一直从一而终的这种感情我是很钦佩的,自己也 做不到的。

杨澜:自己做不到,所以很愿意去把它描绘出来。

金庸:是啊。

杨澜:您在最前面说,觉得这一辈子没有对谁不起,只不过就是在你的那个婚姻当中有过婚外情,你对这件事情至今想起来还是觉得有内疚是吗?

金庸:是啊。

杨澜:但是您觉得这更多的是一种自己年轻时候的一时糊涂呢,还是说是命运当中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

金庸:避免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我没有自己故意去控制自己感情,所以也觉得对不起人,这不对的,不好的。


杨澜:后来您的这位……就是这位太太,朱梅女士去世的时候好像身边也没有人是吧,在医院里?

金庸:我不知道。

杨澜:您都不知道?

金庸:我不知道,我一直想接近她,想帮助她,她拒绝,她不愿意见我, 我通过叫儿子去照顾她,她也不愿意见到,她情愿独立,她去世 之后还有相当多的财产都分给了三个子女,就这样。

杨澜:这件事情是你一辈子很大的遗憾吗?

金庸:我觉得遗憾。

杨澜:可能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也是我很难提起的,但是我看到您跟池 田大作先生的那个谈话录里边,也有说到,就是儿子19 岁去世 对你一辈子的打击是很大的。

金庸:嗯。

杨澜:那个痛苦要到多少年才过去?

金庸:一直要到我真的学佛教,对人生比较了解多一点了才过去,大概要三四年。

杨澜:我想对于您这样一个很有独立思考,而且又很智慧的一个人要 接受一套宗教的学说,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金庸:是啊。我儿子去世之后大概三年四年,我一直研究佛教,研究佛 教的书,从这个佛教里面得到的智慧,就自己个人的痛苦而言, 觉得其实每个人大家都有一样的痛苦,想到是这样,做人就是 痛苦的,你是避免不了的。

杨澜:即使像您这样一个我觉得一直希望把命运抓在自己手里的人,其实也有自己完全不能控制的事。

金庸:也是做不到的。

杨澜:你会自责吗?你觉得自己需要对他的去世承担责任吗?

金庸:对他的去世,大概我没有责任,但是可能有间接影响,至少他不喜欢我跟他妈妈离婚,但是他自杀不是因为我的关系。

杨澜:所以这个痛苦,我想对一个父亲是很难承受的。

金庸:是啊。那段时间可以说是我一生精神上最痛苦的时候。

杨澜:但是您不去跟别人分享是吧,你不会去跟别人诉说吧?

金庸:没有诉苦,我这个痛苦快乐,我自己个人是很保守的,什么感情都放在自己心里,跟人家没关系的。

我们的采访在金庸位于港岛北部的办公楼里进行,从16 年前卸任《明 报》社长之后,金庸平时很少回这里办公,而是把更多的时间分给了社 会活动和各地游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也许就是1999年他受聘于浙江 大学人文学院,担任第一任院长,并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此后,关于金 庸的学术水平和任师资格的争论,一度成为学术界的焦点之一。

2004 年底,金庸辞去了浙大的职务,开始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

虽然金庸常常为笔下的武侠人物选择"潇洒归隐"的结局,但是在现实的江湖中,也许谁也无法轻言退出吧。

杨澜:您曾经说过一个话,说武侠小说是没有前途的,因为这些古代 的事情离现在的生活越来越远了,但是在现实中我们是恰恰看 到金庸的小说被无数遍地改编,然后可以成为电脑游戏,然后 成为每一代年轻人的、主流的、通俗的、文化的这种产品,这之 间有矛盾吗?

金庸:我没有说武侠小说没有前途,我意思是说要发掘武侠小说越来越困难了。

杨澜:要再写下去越来越困难?

金庸:对,如果有聪明才智之人,那么把这些资料也可以发展的,我想将来这个武侠小说的前途不是写古代了,可能是写现代了。

杨澜:当然我们看到西方社会有他们的《蝙蝠侠》、《蜘蛛侠》,还有《超 人》啊,中国也有这些飞檐走壁的英雄啊,所以有一些学者一直 也是说,其实武侠是中国人自我陶醉或者是自我麻痹的一种方 法,其实因为根本就没有那样的出神入化的武功存在嘛,是不 是因为中国人一直很自卑,所以需要有这些超现实的英雄来拯 救我们?

金庸:我想其实这些人对武侠小说不懂,武侠小说并不是表面上好像 有着武功,或者一些奇怪的技能。武侠小说精神在侠,这个侠字 不是武字,侠就是为了牺牲自己利益去帮助人家主持正义,这 种精神在社会上永远存在的,永远有的,只要人与人之间有关 系,这种侠的精神永远存在的。因为武功只不过是武侠小说细 节化的,容易使人家了解的原因,容易表现的一种方式而已,太 注重武功的话,这种人对武侠小说完全不了解的。

杨澜:作为人生的境界来说,您现在最希望自己能够达到的一种境界是什么?

金庸:我现在年纪大了,我希望把学业告一个段落之后,那么平平淡淡过生活,过一点清闲的生活,平平淡淡的,能够游山玩水一下。

杨澜:回顾自己的一生,您觉得自己的这一生成功吗?

金庸:我觉得不能说成功,只能觉得自己一生运气还不错,蛮好的,碰到一些关键问题,常常自己做的选择做得比较好的,都对自己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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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10-4 15:3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7-1-25 11:50 编辑

  

金庸养生:心平气和 讲究中庸之道
时间:2013-09-10

金庸原名查良镛,是知名的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学家、社会活动家,虽已过古稀之年,依旧面色红润饱满、风度翩翩。探究金庸先生的养生之法,核心关键还是他良好的“中庸”心态。
正是这种人生观指导着金庸,万事不强求,能有所作为当然好,不能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寻求内心的闲适,要自己获得满足。他曾提到这样一个例子,到北京来看到一个朋友生活虽不富裕,但一家人和睦相处,其乐融融;而一位香港的朋友虽是家财万贯,却烦恼缠身,不得安逸。他说还是北京那个朋友过得好一些。
金庸先生说:“我的身体一向还好,但并不像有的媒体说的那样功夫了得,其实我不会功夫,一点也不会。1995年在香港家中突发心脏病,院方尽了最大努力,成功地进行了小球弹性通塞手术,使我转危为安。许多人到医院看我,问候我,使我深刻感到真情的可贵。倘若没有这样一次死里逃生的厄运,自己还不知道。以我这样的性格,平日很少对人热情流露,居然还有许多人关心我,真心地爱我……我心肌虽然坏死了16%,心中的温暖却增加了160%。”

现在我每日绕圈散步,走45~50分钟。不过,我的散步并非步伐缓慢,而是要达到有急促呼吸的急步,直到出汗为止;至于太阳过猛或下雨时,则会留在家里踏健身单车30~45分钟。”
品茗绿茶是金庸先生的养生之道,他对绿茶有一定的研究,他说:“最好的绿茶茶叶是鲜嫩的,清明之前便要采下。饮茶与养生是相通的,茶可以使人怡神健脑,这一功能恰是养生所需要的。但我以为,喝茶的量不要太多,就如我每日的食量亦很少,尤其是淀粉、蛋白质食品均会吃少一点。我认为人遇上困难事,愈轻松愈容易应付,愈紧张便愈难应付。无论看书还是写书法,都会令自己的生活变得轻松,达到保持健康的目的。”
谈到在新疆落下帷幕的由金庸、聂卫平、林海峰、沈君山(台北清华大学原校长)4人发起的第三期“炎黄杯”名人围棋邀请赛。金庸先生说:“我一直对围棋很有兴趣。我的老师是聂卫平,我向他鞠躬拜过师,可惜的是聂卫平没有时间好好教我,我也没什么进步。
目前,我是业余围棋六段。中国棋院所有的职业棋手都与我下过棋、教过我,所以教过我的老师的段位加起来,可能是世界最高的。在我的许多作品中也都写到了围棋,《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下围棋,用棋子做暗器;《笑傲江湖》中的黑白子痴迷围棋;《天龙八部》的玲珑棋局等,不同的人物下围棋体现出了不同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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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10-4 15:4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7-1-28 20:02 编辑

杨澜访金庸-[踏雪转]



嘉宾:金庸(作家、报业家)  

  引入语:他以金庸的笔名让你我在武侠世界中如痴如醉,又是香港举足轻重的报人和评论家,查良镛先生谈文学、历史和时事。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这一次接受我们独家专访的是著名作家和报评家查良镛先生。如果觉得这个名字有点陌生的话,让我告 诉你他的笔名—金庸。啊,原来是他!把他称作武侠小说大师,恐怕是没有人会提出异议的,不过,他在 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究竟占什么样的地位呢?就让他自己来说一说吧。)  

  Y(杨澜):查先生,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能够接受我的采访。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统计过,您的这十五部武侠小说,迄今为止,作为正版来说发行了多少册呢?  

  Z(金庸):正版也没有一个统计。香港盗版很多,台湾也很多,大陆更多。  

  Y:现在凡是问起能够读汉语的年轻人,恐怕年轻时代都有几个晚上不睡觉,在看您的小说作品。所以有人说,连上正版,带上盗版,恐怕您书的发行量可能跟《毛泽东选集》差不多了。  

  Z:不能这么说,因为《毛选》是当时大家都要买的。  

  Y:人手一本。  

  Z:我的书要看你喜欢不喜欢,喜欢的人多,不喜欢的人也不少。  

  Y:不过,起码从年轻人来说,好像是必读的作品。我发现很多在海外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华人,让他们读古典文学,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您的作品他们都还看,成为我们交谈起来的一种共通的语言。有人对您在文学界里的评位,说您是仅次于鲁迅、老舍、巴金的一位二十世纪的文学大师,我不知道您是如何评价自己在文学界的地位的?  

  Z:多谢他们这样的评价,实际上是不敢当。因为排位在鲁迅、巴金、沈从文之后,我完全同意,但是其实还有好几位作家,好像茅盾、老舍,也应该排在我前面。  

  Y:在您领取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成就奖的时候,您曾经说了一段话,你说:香港的文学作品的确带有很强的商业性,但是不因为它有商业性就不是一种艺术。而且,您还谈到有些评论家认为越是通俗、越是受欢迎的作品,越是上不了档次,让人们越看不懂的越好。在这里能不能给我们谈一点您对通俗作品的看法?  

  Z:这是世界上文学评论家的普遍风气,我是不赞同的。毛主席说过:文艺应该为工农兵服务,越是大众化的,作用越强。但是现在评论家认为越是为工农兵服务,越是不好的作品,这个想法我个人不同意。  

  Y:其实在文艺界这个现象蛮多的。像电影界,一些独立制片人以完全很晦涩的艺术语言来表现的故事,好像也被人标榜到一个很高的档次。而相反,一般娱乐片反而被人说成…  

  Z:电影得奖的,或评论家喜欢的,群众不一定喜欢,或群众根本看不懂。你要得奖,就必须是评论家喜欢的这种,文学界也有这种情况。在香港就不是,香港是很商业性的社会,任何艺术作品都必须要群众接受,才能够生存。如果群众不喜欢的话,你在这儿根本没有发表的机会。  

  Y:我觉得,您一直比较注重所谓“通俗”和“庸俗”之间,应该是有界线的。  

  Z:那当然。  

  Y:您认为这个界线应该在哪里?  

  Z:过份迁就市民、大众的口味就庸俗化了,我也不同意。通俗一点,让他们可以了解欣赏的意义。  

  Y:实际上,您自己个人谈到:您更喜欢古典的文学作品,而不是当代的文学作品,是不是这样呢?  

  Z:外国大学邀我去演讲讨论中国小说的时候,我说中国五四以后的小说实际有很多非常好的作品。可是我个人觉得,有一个缺点就是他们用外国的文化来中国化,来写中国的生活、中国人的小说,我就不是很赞成,最好用真正的中国汉语来写中国的文学作品。  

  Y:其实刚才我们谈到,关于这种通俗作品后来也可以成为经典作品。像《水浒传》、《三国演义》,甚至《红楼梦》,当初作者写他的时候,其实也是很通俗的作品,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  


Z:像中国整个文学的发展都是这样子的,像唐诗、宋词、元曲,起初都是民间的东西。像宋词,是大家喝酒吃饭的时候,歌女来唱的,跟现在流行歌曲差不多。到后来文人雅士把它发展成为当时最著名的文学作品。唐诗,以前也是拿来唱的,元曲更是舞台上表现的,到后来变成很好的文学作品。小说也是,像明代的小说也是给别人拿来讲故事的,讲了故事之后,才把这些内容用白话写成小说供人消遣,慢慢发展成很好的文学作品。中国有很多文学作品都是经过民间通俗的提高,受到士大夫喜欢,然后越来越搞得民间不懂了,而民间又有另外一种文学形式。  

  Y:作为经典性的《诗经》,其实是民间的一些山歌和对唱,是再通俗不过的一些东西了。  

  Z:中国文学发展的这个阶段跟西洋有所不同。  

  Y:那您在最初写小说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要去创立一个通俗文学的新领域,或是抱着什么样的文学使命来进行创作?还是当时觉得,要生存下去就要多写一些东西。  

  Z:我在报纸上写,报纸是很群众性的工具,有一点群众接受,你才有意义。如果你都在写古文,写得深奥的不得了,只有二、三个批评家喜欢的话,他把你捧得很高,群众却看不懂,他们不会喜欢的。  

  Y:也没有生命力了。您写的这十五部小说的确部部脍炙人口。我看见您办公室门口贴着一个对联,正是其中十四部的第一个字:“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那十五部作品我都看了,虽然后来有些作品会混在一起,但是其中有一部不会混,就是您的处女作,在五五年创作的《书剑恩仇录》。其中有一个陈家洛的形象,也让我联想到《水浒》里的宋江,好像他们的性格都有很多矛盾的东西。像《水浒》连续剧在大陆播出的时候,许多人对宋江成天要招安感到很咬牙切齿的。在您的小说中,其实也写到陈家洛是有这种矛盾心理的旧世英雄人物。  

  Z:对,陈家洛的出身比宋江高,所以他的书生气,或者说贵族气比宋江还要厉害。宋江是一个县令,相当平民化的,而陈家洛比较高一点,所以他的封建思想更加厉害一点。我们写古代的史事,不要用现代马列主义或唯物主义去看古人,应该考虑他的历史背景,想到他在什么环境下生存就要想到他是哪种人。宋江是北宋、南宋之间那个时候的人,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怎么样,如果把他写成现代,在阶级斗争思想下,我觉得不太合适。  

  Y:所以毛泽东也批判他。不过,我们倒没想用那么多,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武装他,我们只是看了觉得窝囊、不解气,总觉得他怎么这样不爽快。  

  Y:看您的小说,我最喜欢《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很特立独行,有自己的见解。  

  Z:其实《笑傲江湖》的基本思想已经很现代化了,写是写的古代,其实是把现代思想化妆成为古代了。  

  Y:我看您在《书剑恩仇录》以后的作品,其实反映社会进步的观点,比过去的武侠小说都有更进一步的思想。比如在《鹿鼎记》里也写到,康熙皇帝说:“你们为什么成天要光复明朝?其实在我的统治下,老百姓不是都过得很好吗!而且,我能够励精图治,难道你们想让老百姓过不好的生活?”这是不是也反映出您的一种社会理想呢?Z:是啊!想象在当时封建王朝的时候,最好的皇帝他的想法也不能脱离这样子,他不能要民主、要自由,他不能这样讲。他能够爱民,让老百姓过得好,他就认为“人无完人”了。当时好的理想就是:好的皇帝可以让老百姓生活过得下去,中国长期以来封建时代政治理想就是这样子。  

  Y:在您作品中,反映民族冲突的也蛮多。像《天龙八部》中的萧峰,一开始叫乔峰,他的形象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他一开始以为自己是大宋人,后来发现自己是契丹人,而且发现双方都在向另外一方施加残暴的杀戮,他觉得非常痛苦,最后为了维持短暂和平,只有以自杀来了结。那么从他的身上也反映出您对民族平等的一个观念,您是不是觉得21世纪的人类…
Z:不光是人类,现在中国也推行民族平等的政策,这个政策也可以推广到全世界去,任何民族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之分。当时契丹掠夺汉人的财产、子女,汉人也相反掠取、杀戮,他们都有。而从现在观念来看,都应该和平共存、和平相处。Y:于是,这引起最近有一个文字的案子。就是有一位作家,其实也是根据一个不实的报道,说您想为秦桧翻案这件事。其实再多说也是挺无聊的,但是因为很多人都看过这篇文章,所以想听听您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

Z:其实作为刘先生写了这篇文章,其实他是不了解台湾的这个情况。这所谓“秦桧和谈”,中国历史早已不成为问题了。宋朝一千多年以来,秦桧是大汉奸,没有人反对的。我是杭州人,更加知道,秦桧就跪在我们杭州人面前。他之所以提到这个问题,完全是受到台湾宣传的蒙骗��
Y:所以才有了这么一场争执。  

  Z:我主张和平谈判、和平统一,他们又认为是秦桧思想了!  

  Y:那查先生,在您的武侠小说中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好人和坏人不是泾渭分明的单纯的好人和单纯的坏人。即使在《天龙八部》里的十大恶人,也有他们让人同情的一面。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时候还是会想,为什么您的最后一部封笔的作品《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好像完全是一个反英雄的形象,是个小流氓,又会撒谎,有会偷懒,但最后您给了他七个美貌的太太,还有财宝,最后在一个小岛上过逍遥自在的日子。您为什么那么优待他呢?  

  Z:我当时写韦小宝这个人物时候,受过鲁迅先生的启发。他写的阿Q是当时中国人的典型,一方面写他的精神胜利,一方面描写大多数中国人的愚昧、盲目,浑浑厄厄、糊里糊涂地过了一生,受到欺压,最后杀了头,好像很可怜。阿Q是早一个时代的人,现在的人当然与阿Q不同了,现在解放建国之后,阿Q精神更少了。你现在到中国农村去也看不到阿Q了,你和他们谈世界大事、谈克林顿,他们都知道,讲英国也知道,和阿Q这种人不同了。  

  Y:有报纸、有电视、有广播吗!  

  Z:我写的韦小宝就是在海外见过的人多了。我想,阿Q是以前典型的中国人,现在典型的中国人不是阿Q。  

  Y:是韦小宝了吗?(笑)  

  Z:对,是韦小宝了,不是说中国大陆,而是海外的、香港的。有一批中国人,因为华侨众多,为求生存,有一些中国传统中很不好的道德品性和个性。有一部分典型中国人,像韦小宝这样子,自己为了升官发财,可以不择手段,讲谎话、贪污、腐败,什么事都干。这种事情在康熙的时候很普遍,现在可能也没有被完全消除掉。  

  Y:这恐怕是整个人类存在的问题。但是这样的人生活过得很好,您在最后让他又有美满的家庭,又有…  

  Z:在合理的社会中间,这种人将来要受到惩罚的,如果是很讲法制、法律的地方,像韦小宝这样完全不遵守法制、法律的人,杀人放火、坑蒙拐骗什么事情都干,在不合理的社会,这种人能很好,不止一个太太,有七个太太。有人问为什么写七个太太?我说那时候七个不够,还要多。  

  Y:妻妾成群啊!  

  Z:那时候做大官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太太,历史上是这样子,不是讲现在,而是讲康熙的时候。  

  Y:所以跟你过去的武侠小说所不同的,是用一个反英雄的角色,也是表达自己的一种社会理想,反面来写的。  

  Z:不是理想,而是当时社会的现实。在一个很不民主、不讲法律的、专制的时代中间,韦小宝这样的人就会飞黄腾达,好人会受到欺负、迫害,所以写韦小宝这个人也是整个否定那个封建腐败的社会。  

  Y:查先生,我们都在读您的作品,觉得您作品中的很多人物对我们都有很深的影响。那么对于您来说,对您影响最大的作家又是谁呢?我知道您从小就读很多书,您觉得谁对您的…无论是从个性方面、思想方面,还是文学上,都有很深的影响呢?

Z:法国的大仲马,英国的司各特,他们写的小说。  

  Y:浪漫主义?  

  Z:也有冒险的,斗争性强的小说。  

  Y:像大仲马写的《三个火枪手》也蛮像武侠小说。实际上,人们说二十世纪有一个很大的发明就是电影,它把人们从一个现实生活中带到一个很浪漫、很脱离现实的幻境中。而我觉得您的小说有时候也达到同样的作用,好像把我们从一个很平凡、很平庸的现实生活中,提升到很神奇的世界。  

  Z:一般浪漫主义作品的想像都是不太现实的,写实主义的作品都是很真实的,不真实人家就批评你是不是假的、靠不住的。  

  Y:那您72年封笔的时候就想写到韦小宝就够了,再写也不会有新意了,是不是这个原因?  

  Z:武侠小说已经够了,其它的小说还可以再写一些。  

  Y:最近您还想在退休之后写一些关于历史方面的小说,关于汉唐这个时期的,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动笔了呢?  

  Z:还没有动笔。现在在研究汉唐时期的生活习惯,这个比较难一点。研究下去,研究方向错开了,本来是研究社会生活,但是一研究社会生活,就涉及到政治问题上去,后来想像到跟外国大帝国做比较了,研究的方向就比较宽大了。  

  Y:最后,我们除了读小说以外,可能还有一本历史书,还有一部政治书,很多研究出来的作品。真的希望能早日看到。  

  Z:当时汉朝都不能坐在椅子上,是坐在地下的。我们都要考虑用一种语言,当然不能用他们的话讲,《史记》上的话大致是汉朝的话。吃饭怎么吃法,穿衣服怎么穿法,做什么车,骑马怎么样,屋子结构怎么样,床怎么样,都要研究一下。  

  Y:我一直有一个个人化的问题想要问问您,就是武侠小说里那么多的武功,您是凭空想出来的?  

  Z:武功有二个来源;一个是中国著名的武功都有书记载的,好像武当派、少林派的少林拳什么的。你到书店一看,许多派系的武功书都有的,这是一个来源;另外一个来源就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Y:恐怕《东方不败》就是您自己想出来的?  

  Z:大多数又是神奇,又是做不到的都是自己想出来的。所有记载的武功都是平铺直叙很现实的,它教你怎么出手、怎么出拳。  
  (一个作家能够在有生之年享有崇高的名誉和地位,同时又能拥有价值几亿的资产,这在古今中外都是非常罕见的事情,而查良镛先生似乎就是这样一个幸运的人物。等会儿回来,就请他谈谈他的处世之道吧!)  

  (欢迎回到杨澜工作室。今天我采访的是著名的作家与报业家查良镛先生,也就是笔名叫做金庸的那个人。他的笔下产生了那么多豪情侠义的壮士,难怪别人送他一个绰号叫他“查大侠”。那么这位查大侠来自怎样的一个家庭呢?听起来还是一部小说的素材呢!)  

  Y:那么多的读者从您的武侠小说认识到您以后,在59年的时候,您就开始创办了《明报》,以后很多时间您投身到到一些报业的管理和社论的撰写中。其实对您的读者来说,非常想了解一些您个人的身世方面的。我知道您的曾祖父好像是得到过乾隆皇帝赐的一块匾是不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  

  Z:是康熙的��
Y:那就更古老了,当时是出于什么原因呢?因为你们查家在海宁是个大户吗?  

  Z:我祖先曾做翰林,后来升上去叫“陪读学士”,陪皇帝读书的。皇帝念书的时候,他就坐在旁边,皇帝问他:“这是什么字?”他就告诉他;如果皇帝作诗,就问:“这首诗平仄对不对?”他也负责给他提意见。所以跟皇帝很亲近,他就求皇帝,家里有一个堂,请您写一个堂名可以吗?  

  Y:就跟现在请领导题字一样。  

  Z;对,康熙的字写得很好,那你叫我题,我就题了,所以有一块匾,什么堂这样子。他拿到家里挂在大厅上面,三个字旁边有金的九条龙。  

  Y:那是御字亲题。那我看到一个报道中间说,您的祖父曾在江苏省丹阳县当过县令。很巧的是,我的祖籍正好在丹阳。前几年回家省亲的时候,当地的县长也告诉我说:“你知道吗?金庸的祖父也在我们这儿做过县令的。”因为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丹阳教案”的事情,能说说那个情况吗?  

  Z:这件事情对我们家影响很大。我祖父那时候在丹阳做县令,丹阳人与当地的天主教徒发生冲突,因为教士到中国来传教,在各个地方办了教堂,有一批当地的流氓、坏人就借着外国教士的势力,在外面敲诈、欺负百姓。  

  Y:比义和拳还要迟一点,义和拳已经过去了,但一般老百姓对外国人还有反感。后来,天主教士和老百姓发生了冲突,老百姓就放火把教堂烧掉了。在江苏省到处都有老百姓和教士冲突烧教堂的事件,但丹阳第一个发生,所以法国人就与清朝交涉,慈禧太后当政下令,因为义和团之后,清朝很怕外国人又来打了,所以叫总督刘奎义严办。哪个放火的,杀几个人就算了,杀几个人外国人高兴了,这件事就平息了。总督就命令我祖父,当时哪几个为首的,你至少杀十个、八个来斩首,叫外国人来看看,他们就满意了。我祖父觉得老百姓和外国人交涉,双方都有不对。烧教堂固然不对,但也不可以就这样杀老百姓的头,后来他表示反对这件事,那总督又下命令说:你十个、八个不杀,至少杀二个。  

  Y:已经有妥协了。  

  Z:我祖父觉得二个也不杀,他就把二个人放了。第二天,自己写报告说:这二个人逃走了,我失职,自请离位处分。总督就写报告给慈禧太后说:这个姓查的县令办事不利,现在我已经把他开除回家了,这二个人就此得到幸免。后来我祖父在家住了多年后去世了,这二个人从丹阳很远跑来我家吊祭、磕头,感谢救命之恩。  

  Y;很感人,您祖父也很有您武侠小说中侠士风范。那我想可能对于您为人处世的一种准则也很有影响吧!  

  Z:我到现在还很佩服,很不容易。因为当时作官,我祖父是丹阳进士出身,后来在丹阳作官因为有本事已经做了县令,马上可提拔做知府了,加了一个头衔叫“同知”,就是准知府这样子。  

  Y:能够为了几个百姓的性命放弃自己的锦绣前程,在当时那个社会里是非常不容易的高风亮节。  

  Z:在现在也不容易。  

  Y:您说的对。不过很多人都赞叹您的身上也有一种侠士之风。比如说93年,您把《明报》转让给于平海的时候,当时您借给他很多的股票,还在舆论各方面都很支持他,但是结果出来却并不是象人们预料的那么好。您有没有想过,实际上这种做出侠义的举动,所谓成功的时候,只有在您的小说里才能够实现,在那么复杂的商业社会里,它成功的概率有时候蛮小的。  

  Z:当时把《明报》卖给于平海。因为我自己年纪大了,《明报》不想办,只想卖给人家了。当时想买的有很多,有美国人,有日本人,有英国人,有本地香港人。但是《明报》是爱国的、爱香港的报纸,如果外国人买去,它不能坚持原来的方针政策,所以我不喜欢卖给外国人。也有新加坡的人都想,台湾背景的人也有,我想最好还能够香港本地人买去。香港本地人接了几个头也没谈好,于先生他来和我谈的时候年轻有为,脑筋也很好,而且对新闻工作真的很热心。我觉得他香港本地人,如果他来办应该可以继承原来的方针政策办下去,所以我把价钱……  

  Y:所以,您在各个方面,价钱方面都很支持他。  

  Z:各个方面都支持他。后来于先生他一来根本没有经验,有些好的人离开了,有的人和他意见不和离开了,所以报纸办得不太成功,有些投资也不太成功。不然应该我的股票全部买去的,后来他没有能力买了,我也谈不上侠义,我觉得这也不是他的过失,他经营生意不成功,我觉得很可惜。如果他很成功,他完全可以根据我们订的合同,把我的股票全买去,我们双方都很满意了。但现在不是他故意来对我反悔,或者故意欺骗我,不是的,因为他自己做生意没成功,所以他没有力量完成这个合约,我可以原谅的,也谈不上侠义,做事情通情达理罢了。  

  Y:您非常宽容。  

  Z:他没有力量,你逼他也没有用呀!第二,他不是故意骗我,他真的是事情做失败了,我只能同情他了。  

  Y:其实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您还是能为他着想,我觉得也是您这个处世的高明之处了。  

  Y:人们都在想,在您的笔下能出现那么多侠骨柔肠的义士,您怎么样描述您自己的为人呢?如果您想自己描述一下金庸是怎么样一个人,应该怎么说呢?  

  Z:金庸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做生意还是相当有头脑,不太失败的,就是这样一个人��

Y:您太谦虚了。不仅是不太失败,而是办报能够赚钱的人已经很少,文人能够经商,又成功的人就更少了!  

  Z:香港是经营企业比较方便,比较好的环境,尤其大家遵守法律,香港整个大环境好。如果不在香港,其它地方就不可能有这样。  

  Y:我知道您年轻时候的志向并不是当一个作家或者报人,而是想当一个外交官,但是最后没能如愿。  

  Z:这个出发点主要我从小喜欢看外国文学,所以对外国社会很有兴趣,想亲身去看了。在那边生活了一段时候,有一个很热烈的愿望。但后来我中学就发生抗战了,一直到高中毕业,还是在抗战时期。当时的情况下,象你个人出去,到外国去游历根本没有可能,外国留学也是很难很难,很多很多钱才有可能。当时好像唯一可以到外国去见识见识的,一是做外交官,或者是在大公司做事,公司派你出去,但这种很渺茫的。那么我在抗战时期,正有一个学校在招生考试,有一课是外交的,我也去报名,考取了。当时就觉得如果能够做外交官,做一个外交领事馆的小职员,也可以派到外国去。  

  Y:但是您现在回头看看,当时没有做外交官,其实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您看现在做了作家,也可以旅游啊,更可以自由,并没有自己不能说的话啊,等等!  

  Z:现在当然回想幸亏不做外交官,这个话也不是我自己想的。以后在做香港新法起草委员的时候,碰到外交部很多同事他们也来参加,对新法起草好象调协司司长邵天生先生,外交部有好多人在做委员,我们交了朋友,谈了过去经历。他们说:查先生,你如果在外交部做了我们同事,他们开玩笑,你幸亏不来,来的话,第一反右这关你过不了。  

  Y:家庭出身不好。  

  Z:第二,文化大革命你一定也遭殃。  

  Y:第三的话,我们今天少了个金庸,而多了个查局长什么的,恐怕也不怎么好。  

  Z:后来他们说:你做外交官,更可能做国民党的外交官。后来我碰到当时读外交的同学,有的做了总领事,有的做了大使。我们同许多国家建交,那些大使一个一个夏季回国。后来到台湾,碰到他们一些人,象赵安民说:我做过大使,现在你一个报社社长比我舒服多了!  

  Y:风光多了!不象人马灰溜溜的。不过您做外交官的宿愿,应该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实现。象您参加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又是香港特区的筹委,其实做了很多港人和北京之间的交流和沟通的这种作用。是否是您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是蛮有天赋的?  

  Z:也不是在外交,大家同胞之间讨论问题。自己后来到70年国际法有时间得到法律训练,我学的法律在起草基本法的时候有用。在写社评我本身一直很主张法制的,中国国家前途在执行法制、法律很严明,从上到下大家遵守法律,国家一定会大治的��

Y:我最近读到王仁羽先生写的《中国大历史》这本书,我不知道您是否看过?他其中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说:中国几千年封建的社会都是靠表面的宗孝仁义这些很虚的道德规范来约束人们,要求人们利他呀,克己呀,但是却没有一个数字化的管理,没有一个法制的明确的制度,这点上您是不是也跟他有相同的看法?  

  Z:他这本书写得好,但基本精神我不同意,他这是从资本主义观点来下结论的。他说的数字化就是一切都要用钱来计算,我这个观点应该,是从法律来计算,不是说你用资本主义的量化,什么都用钱。  

  Y:商业化。  

  Z:是商业化了,这个基本精神我不同意,他写的很有见地的人啊!  

  Y:那么在建立法制这个方面,我知道您是赞同一种比较渐进的方式,而不是非常急躁的。比如说,当初有人马上建议说:香港要实现一人一票的这种直选民就反对。这种基于您对国情和历史的一种怎么样的了解呢?  

  Z:中国这样大,我赞成邓小平时候的改革,只不是一下子马上革命社会主义,要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地方大、人口多,你不能说很急的一下子革命,就马上成功,事实上不太可能。我主张一方面开放,一方面改革。改革是比较慢的,渐渐地一步一步稳步前进,根据国家情况来改革的。所以实行法制也不是中央领导下了命令,全国一定这么法制、不法制,马上坐牢或枪毙,这个事情大概行不通的。  

  Y:你还需要一种潜移默化的不断教育、传播。  

  Z:一方面教育,一方面司法改革,整个法制观念推行,人民代表大会开始一路一路法制强化。  

  Y:那么在刚刚开过的两会当中,中央政府也提出象精简机构,还有经济方面的各种步骤等等提案。您觉得其中让您最感到兴奋的是什么?  

  Z:我想自从上两届人民代表大会,他们很重视订立很多新的法律。这种重视法律的执行,有法可依,而且有法必行的精神,现在还继续这种精神向前迈进。  

  Y:在总理这次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他有一段特别提到回归,八个月以后的香港,能保持它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不变的这么一段,我不知道您看了没有?因为您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又是香港特区的筹委之一,您对回归后的香港,您能不能同意总理的看法?  

  Z:总理提到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执行一国两制的方针,他认为在过去八个月来,执行得很好,我也很同意。一国两制在这里很充分体现,我希望这个精神能长期地继续下去。这个精神体现得好,无论中央,还是特区政府,大家都严肃、严格遵守基本法来办事,所以我国在两会以后,中国整个的基本方针施用的大计也跟执行基本法一样。总之,有了法律,大家要遵守,不论最高领导到普通老百姓,大家遵守法律。那么有什么事件发生争执,意见不同或是有谁犯法,一定要根据法律来完全平等地、严格地办理。如果中国长期几千年大家都讲人情、不讲法律,我想中国很多大问题就因为不讲法律而发生的。如果大家以后推行,人民代表大会过去几届很明确地在向这个方向发展,要制定很多好的法律,同时要推动大家各级机关遵守法律。这个精神一路一路更加发展下去,我们中国走向富强就更加有保障了!  

  Y:您觉得这种法制的基本观点,跟您在武侠小说中提倡的这种传统的忠孝仁义的美德有没有相冲突的地方呢?  

  Z:没有冲突的!中国长期来老讲道德,不讲法律,这是一个缺点,应该规正。  

  Y:比如说在传统中,你要是为了一个生病的妈妈吃药而去偷东西,或抢东西,好象大家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可以原谅的。好象始终还是把孝道啊,朋友之间的义气啊,放在一个特别重要的地位。  

  Z:法律不外乎人性、人情,把人情提到中国情理法,第一讲人性,第二讲道理,第三讲法律。我们应该法、理、情这样倒过来,如果违法的话,中国也讲大义灭亲啊。所谓大义,如果讲法跟义跟理不通的话,自己的亲人也要依法办理,中国传统的想法都这样的。以前有一个官叫高瑶,人家问:高瑶的父亲犯了死罪,你高瑶怎样制他呢?他答复说:他法官不做了,跟他父亲逃走了。  

  Y:这个可能是过去作官的人想到的一条出路吧!  

  Z:他好象我这个孝,父亲犯法,我不能判他死罪的。  

  Y:先做孝子。  

  Z:不判死罪的话,又违法自己基本责任,所以我这个官也不做了,跟父亲逃走了,只能理解这样子。  


  Y:其实现在很多的文人和知识分子都认为中国,特别是在21世纪,要真正振兴起来成为一个更加富强的国家,其实真正不是靠几个侠客,或者几个法官,甚至不是靠几个明君,而是要靠一个完整而严密的一种法律制度来保障国家的发展。  

  Z:在现在社会,清官还是要的,侠客就不可以,侠客是犯法的。  

  Y:侠客自己拿把剑,就说话了。  

  Z:要施刑的。个人自己来执行法律,可以侠客做的事,还是合乎人情、合乎法律的。但是你不是法官,你不可以做这个事情。  

  Y:所以人们还是要把浪漫的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能有一定的区分。  

  Z:为什么这样呢?武侠小说不能主张犯法,只能鼓励人们的勇敢精神,对于正义感要强调��

Y:那我接下去想问点关于报界方面的问题。您做了这么几十年的报人了,现在不光是香港,包括世界的媒体都有一种趋势,特别热衷于名人的花边新闻。无论是从戴安娜的狗仔队,还有到后来关于到政治与性丑闻,大家及其热衷地报导。与您当初在创办《明报》时,提出的那种干净、健康,要问心无愧那样的一种创报的宗旨,您觉得这时下的风气是不是和那时候有很大的改变呢?  

  Z:有很大改变的。如搞揭发人家的隐私,我一直反对的。我曾经办过一张晚报,后来很成功,因为那个总编辑当时喜欢揭发人家的隐私,这样个人的私生活就会令读者很多,一下子这报纸很成功,我就下令停办了。我们不做这种事情,不能说为了报纸成功,专做这种可耻的、无聊的事情。  

  Y:那么您觉得象您过去这样比较严肃的办报宗旨,在竞争那么激烈的商业时代,还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吗?还是说只是一种理想?  

  Z:我想可以的,因为人的性格一时短时间象这个人有什么隐私啦,有什么性丑闻的,很有兴趣地听一听。这个报纸如果长期地报道这种东西,至少人家就看他不起了。这个报纸是个无聊的报纸,不是很正派的,不受尊敬的报纸,而且它讲的话大家也不太相信它。如果你坚定干净的、健康的,短期可能比不过人家,但长期的话,一定会有公信。做人、做事,或者开一个店,外面人识你做生意最重要的一定要诚实。你短期骗人卖东西什么可以赚钱,但时间一久…人家总是说:人民眼睛雪亮的。我这句话是很相信的,长期的话,人家会分辨得出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如果你卖真药的话,这家店可以长期开下去,卖假药可能开不下去。  

  Y:过几年就要倒闭了。您现在对世事有这样透彻的一些看法,可能跟您信仰佛教有很大的关系。经历了这么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以后,您觉得现在对这个世界是否有一种“旁观者清”的这种味道?  

  Z:没有。佛教对我只能是抑制欲望,您想要这个、想要那个,佛教教你不要要求这么多,自己淡一点算了。  

  Y:那您是怎么样开始信佛的呢?  

  Z:这个宗教经验很神秘的,不能讲的。  

  Y:我听到您在不同的场合批评现在时下有一种“拜金主义”,那么有人就说:象查先生您自己名利都双收了,站在这么高的地位,当然就可以说不要拜金。那么针对这样一种评论,您会怎么反驳他们呢?  

  Z:我也说,不是不要钱,钱当然有重要性的,不要过份要钱,有适当就可以了,而且不能用不正当的手段去不择手段地赚钱。赚钱还是需要的,一个人的物质生活当然重要,不要过份就是了。  

  Y:我不知道您最终的人生理想是什么?或者抱着一种怎么样的信念?过去古代的儒士都说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Z:修身、齐家,任何社会都重要的。治国的话,如果你参加政治工作,当然要参加治国的工作。以前的儒士如果不参加政治活动,其它没有什么事情好干了。但现在社会上,可以做的事很多,做科学家也好,做文学家也好,做教授也好,做企业家也好,许多工作都可以做了。  
  Y:那您人生的指导原则是什么?  

  Z:应该修身、齐家之后贡献社会,自己学有所成之后把自己的才能贡献给社会。你讲话讲得好,你就做广播工作,做电视工作,也服务于社会了。  


  (查良镛先生的文学作品不仅被翻译成很多文字在世界广为流传,同时那些故事也超越了文字本身,被拍成非常流行的电视剧、电影,被画成卡通,甚至进入了电子游戏。他的影响已经超越了国界,也超越了这个时代。从这一点来说,他的成就的确是旁人很难超越的。在这里我们也再一次感谢他能接受我们的独家专访。好,今天的话题就是这样,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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