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北京？还是南京？——小论中华民国第一次定都之争

小剑仙

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之职。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帝退位。经过再三考虑，孙中山于第二天13日，向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递交辞呈。并推荐袁世凯为大总统。这自然是南北议和同盟会妥协的结果。但为了防止袁世凯独揽大权，能一心一意地把中国带入民主共和的正确轨道，孙中山在辞职提出了三个条件：一，临时政府必须设立在南京。二，参议院选举出来的新总统必须要在南京受职。三，必须保持临时约法。只有袁世凯答应了这三个条件，孙中山才能主动让位辞去大总统的职位。

2月14日，南京临时政府开始表决中华民国的定都议案，但令孙中山，黄兴等人没想到的是，参议院的表决结果竟然是以28票对20票——北京胜出。孙中山等人都大为震惊。当时设在南京临时政府的参议院还没有渗入袁世凯的势力，立宪派也只占了四分之一，可以说是由同盟会来把持参议院。怎么会出现这样违背孙中山愿望的结果呢？原来以宋教仁，章太炎为首的一干人等强烈反对定都南京，反而主张定都在北京。理由是如果定都南京，当时外蒙和东三省的局势还未定，这是极为不利于国家的统一的。孙中山对参议院这一投票结果表示强烈愤慨，而黄兴反应也颇为激烈，他甚至扬言要求派兵抓拿投北京票的同盟会员。由于黄兴，孙中山都是革命功勋，他们都很有威望。他们的强烈反对，使得参议院又不得不在2月15日又重新表决定都议案。经过孙中山，黄兴的耐心说服，解释，又一再地坚持，参议院以19票对7票推翻了昨天的决议。也是在同一天，袁世凯以17票（一省一票）的票数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可定都的事情还没完，又闹出了不小的风波。身为总统府枢密顾问的章太炎继续抓住此事不放，与孙中山，黄兴等人展开了定都之争的论战。他先是质疑第二次定都表决的合法性，说这是以“行政侵犯立法。”希望各位参议院的议员们“去就力争，保全天职。”章太炎就是要鼓动对孙黄不满的同盟会议员辞职，章说的还挺有些道理的。孙中山，黄兴以自己为革命功勋的威望推翻参议院一次合法的决议，夺得了第二次令他们满意的结果这的确是做得不妥，有妨碍立法之嫌。（后来在苏俄的列宁也干过）。章太炎反对定都南京而主张定都北京也存在着个人恩怨的因素。章太炎是光复会的党首，是同盟会分裂出来的一个革命组织，光复会与同盟会经常相互摩擦，制造了不少地矛盾。辛亥革命胜利后，陈其美在上海暗杀了陶成章，陈炯明在广东处决了许雪湫，导致光复会急速瓦解。章太炎虽然挂名做了孙中山的总统府枢密顾问，但这乃是虚职，章太炎极力反对定都南京，与袁世凯不谋而合，后来，他跑到北京成立一个统一党去了。袁世凯成立大总统之后，章太炎又摇身一变成了袁的总统顾问。纵观章与孙黄的这一次争论，抛开私心不讲，双方提出的观点都有道理。黄兴认为辛亥革命是革命党同盟会发起来的，就应该定都在南京，否则如果政府迁移北京反倒有共和投降于专 zhi之嫌。况且北京的封建气息太重，当时的皇室有优待政策，故宫依然是闭着门的小朝廷。民国政府与清廷共处一隅，非但对不起死去的辛亥烈士，反而看上去像只是改换门庭之嫌，而不是革命成功之实。这样做也会伤了起义民军的心。而章太炎的看法是既然你们选了袁世凯当总统，就该信任他，放权给他，你要是把他弄到南方来，这叫“掣肘”。你们既然怀疑他又何必选他当总统？外蒙和东北的局势未定，急需袁世凯坐镇北京，方能消除国家的隐患。这场争论最终以章太炎的失败而告终，因为他没有实权。章太炎说得再好，也改变不了什么。不过，还有一人主张既不选择北京，也不选择南京，而是选择以武汉为国家的首都。他就是中华民国的副总统黎元洪。当然，对于同盟会掌握着的参议院来说，他的主张没有多少人支持的。

袁世凯就在他当选大总统的当天2月15日。就发电给南京表示他暂时不能南下。他列举了几个理由：
一，“北方军民意见，尚多分歧”。
（清廷被推翻之后，北方的确有很多军人和民众还转不过弯来，对辛亥革命表示不理解。）

二，“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
（当时满清遗老遗少也四处活动，据说在某些外国人的支持下要搞武装复辟；而清皇室的裕隆太后和前清的王公大臣得知袁世凯要南下，各个大哭，说袁世凯是他们的保护伞，如果袁离开了北京，北京的满人就会失去了保护伞，必遭屠戮。）

三，“北京外交团向有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奉黑两省，实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讧外患，递引为牵，若因凯一去变端立见。”
（这次袁世凯用老外来说话了：外国人几次对我说了我若离去，东北和外蒙形势如此不稳定，这一走，必定会生事端破坏稳定。）

如果非要袁世凯南下受职，那么袁世凯会怎么做呢？他在电报里是这样说的：“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盖民设之政府，民举之统一，其事较变，今日之计，惟有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军队妥筹接收以后，世凯立即退归田里，为共和之民。当接收之前，仍当竭智尽能以维持秩序。决不欲以大总统问题酿成南北分歧之局……已请唐君绍仪代达此意。”这明摆着是以辞职之名相要挟，以退为进，自认自己是一个负担危机又不可或缺担当重任的人物，说什么要南方政府接收北方军队后，自己就会自动辞职，这完全是不可能之事。别说统一北方各省的军队了，就单是他北洋军一系又岂是南方政府有本事接收的。这摆明了是给孙中山出难题。袁不但给南京发电表示自己不愿南下，也给驻武汉的黎元洪发电，希望争取他的支持。电文大意和发给南京的电文基本相同。“昨天孙黄二公及同盟会员，又频频电促，希望鄙人赴宁，惟北方军民，意见分歧，种种忧患，在在隐伏，驻京外交团亦予离京之非，且黑奉二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情形复杂，恐一度去京，变端立见，实非予爱国救民之素志。”

孙中山接到袁发给的电报后，并不理会袁的种种推迟南下的理由，于2月18日再次要求袁世凯南下，并说明定都南京的意义：“系中外之具瞻，勿任天下怀庙未改之嫌，而使官僚有诚社尚存之感。”并要派特使团去北京劝说袁世凯来南京接任大总统一职。特使团的团长是教育总长蔡元培，团员有法制局长宋教仁，参谋次长钮永键，外交次长魏宸组，海军顾问刘冠雄，以及同盟会员汪精卫等人。2月27日，特使团来到北京，袁世凯派长子袁克定去火车站迎接。特使团在袁克定的招待下在六国饭店赴宴。蔡元培与北京各大商界政界人士交谈，他们都表示对于袁世凯南下的顾虑，恐怕袁一走，北方不稳。而蔡元培不为所动，坚持要求袁世凯一定要南下。第二天，袁世凯会见了特使团团长蔡元培。让蔡想不到的是袁世凯竟然没有拒绝南下，并没有提要求答应了南下，并说出了他所选择的出行路线，袁要从京汉路南下到达武汉，会见副总统黎元洪，袁要与副总统一道沿长江乘船而下到南京参加受职典礼。听到袁世凯愿意南下，蔡元培可算松了一口气。可没想到的是到了次日就是29日晚，北京竟然出现了北洋第三镇哗变之事。北京东安街门外一带遭到了乱兵的抢劫，纵火，受害商户达到了数千家。特使团的住所亦遭到乱兵的骚扰，蔡元培等人不得不跑到东交民巷有外国驻军保护的六国饭店去。三十日下午，特使们又得到消息，哗变已经祸害到了天津，保定，通州一带。各外国使馆，兵营紧张戒备。俄国从哈尔滨调集一千士兵南下北京。日本也从南满驻屯军调一千士兵进入北京，借口是保护侨民。在这种情势下，袁世凯根本无法及时南下。这也恰恰印证了袁世凯先前说的话：“北方军民，尚多分歧”“若凯一去，变端立见”的说法。现在绝大部分资料都声称这场哗变是袁世凯特意安排的。但也有资料并不那么认为，比如说冯玉祥写的回忆录《我的生活》就提出了相反的结论。冯在当时虽投靠在袁世凯的部下陆建章的麾下，但此人思想进步，又参加过反清革命，自然不是和袁一条心，他的言论并无有偏向袁世凯的可能。按他的观点来看哗变是一个敏感时期的偶然现象。一，段芝贵给第三镇的减饷是哗变的导火索。二，曹锟的第三镇的军纪太坏，还可以在总统府吃喝嫖赌都敢做，还有什么胆大包天的事做不出来呢。三，第三镇大部分官兵还是忠于前清，丝毫不把袁世凯放在眼里。仇恨袁世凯的人很多，是断然不会被袁所摆布的。冯玉祥是这场哗变之目睹者，也没有必要撒谎的可能，其观点看似有道理，但罗列的证据乃是自己感觉和道听途说，很难有说服力，依笔者来看裁饷的不但有第三镇还有第二镇和第四镇，怎么会单单是第三镇出现了问题呢？况且，这常哗变持续了三天，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这就十分让人起疑，即使这场哗变纯属偶然，袁世凯也利用了这场事件。

哗变平息后，袁世凯来到了六国饭店安抚特使团，对哗变一事做出了道歉，并说现在北方局势不稳，不能南下受职，希望南京临时政府能给予他六个月的时间来先平定北方的局面再说。这招真够老辣，南方的孙中山已声明递交辞职，众人皆知，只是差新总统来受职而已。而北方的袁世凯已被选当总统，就差个仪式来任命而已。如果还拖半年的话，当选的新总统不能任命，声明辞职的原总统没法离职，中间半年的权力真空对于刚刚建立起来的共和国，难免会造成政局不稳。这对于同盟会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于是特使团成员汪精卫提出了个妥协方法：“南方政府先妥协,让袁世凯破例在北京举行宣誓就任大总统仪式,等北方政局平稳后再到南京就职。”就这项提议得到了蔡元培，宋教仁等人的支持。3月2日，特使团致电南京称:“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为重要，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

在北洋第三镇哗变的时候，孙中山就致电袁世凯称这是“不逞之徒，藉反公南下为词，扰乱秩序，至堪悬念。”并打算组织一支“北上劲旅”，“助公平定叛乱。”袁世凯随即表示拒绝，称：“惟今日时局已定，镇静如恒，勿庸劳远军旅，请停止出发。”孙中山必定知道袁世凯利用这次哗变不肯南下，却也没有好的方法来阻止。连他派去的特使团都和袁世凯站在一边。孙只好要求袁派代表到南京向政府来解释这次事件的前因后果。袁世凯于是派出了唐在礼和范源濂两位代表到南京向参议院对事件作出解释。3月6日，在南京参议院上唐在礼为袁不肯南下的原因作出了解释，所说的理由主要是北方局势不稳的问题。他的解释不仅得到了众多议员们的谅解，还赢得了不少掌声。这使得孙中山和黄兴等反对派人士颇为尴尬。3月6日，南京参议院通过了统一南北政府组织的六条办法：一，电报通知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受职。二，袁世凯自接到电报后，即复电参议院宣誓。三，参议院接到复电后，就向全国通电袁世凯为大总统。四，袁世凯就职后，把拟定的国务总理和国务员（各部总长）的成员名单通电给南京参议院。五，参议院确认名单后，国务总理即国务员要在南京交待事宜。六，孙总统于交代之日起才能辞职。这样本该在南京受职的袁世凯就靠打电报来履行任职仪式。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3月29日，由袁世凯任命的内阁总理唐绍仪公布内阁各总长的名单，这份名单虽然看上去是各派妥协的结果，其实里面大有玄机。北洋系掌握军权，内务总长为赵秉钧，陆军总长为段祺瑞，海军总长为刘冠雄。同盟会掌握国家建设的权力，教育总长为蔡元培，司法总长为王宠惠，农林总长为宋教仁，工商总长为陈其美。财政大权为立宪派熊希龄掌握，外交总长则是前清朝驻俄公使陆征祥。最后一个交通总长为唐绍仪兼任。虽然同盟会看上去是掌握了一半的内阁总长位置，但实际上这都是冷衙门。而熊希龄，陆征祥都是倾北洋系的。这样袁世凯就掌握军政，财政，外交这三大政治命脉。更没想到的是在同盟会掌握的参议院竟然顺利通过这项内阁名单。除了一人外，参议院没有反对意见。（原先提名交通总长的梁如诰被参议院否决，只好由总理唐绍仪兼任） 4月1日，孙中山辞去大总统的职位后，袁世凯正式接任大总统，他现在更有理由让南京的政府迁移到北京去了。否则大总统在北京，政府却在南京，这算怎么回事呢？

在此期间，袁世凯定都北京的主张还得到另一个人的大力支持，他就是副总统黎元洪。自辛亥革命后，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本应到南京来述职，可他就是赖着自己的地盘武汉不走，以军务繁忙，局势未定为借口不想到南京去，深怕被同盟会削弱了权力。在北京发生第三镇哗变之时，他就向全国发出了通电说什么：“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的言论。袁世凯觉得这里有文章可作，就发电给他说：“现得南京孙总统同意，委托足下即日赴宁代予接收一切事权。”黎元洪知道这是袁世凯拿自己来投石问路，来安抚同盟会。黎元洪也不傻，为了待在自己的地盘上，所幸向袁世凯摊牌，说自己主张袁老不宜南下，政府还是待在北京的妙。他列出了四个理由：“一，公（指袁）及元洪皆难就职，三权分离，主权无所属。二，北人入阁，势必南来，他日迁徙之时，复揩北去，道路跋涉，徒费时日。三，政府既成，派师护送，徒事劳动，内外张皇。四，北京兵变后，人心动摇，设久无政府，内乱再萌，外患交迫。”不如“暂于北京政府，俟明春财力充足再南迁。”黎元洪的表态给袁世凯不想南下多加了一个有力的砝码，此后袁和黎达成默契，黎元洪继续以副总统之名待在武汉，哪里也不用去。直到二次革命后，他被袁世凯诓骗到北京，几乎被软禁起来。

当时，支持袁世凯不宜南下的有哪些势力呢？有北洋系，立宪派大部，北方的各大商贾，前清宗社，还有革命后北方独立的各个地方派都督和军阀。其中张作霖就是一例，他在2月17日，致电袁世凯称：“大总统公选全权，为天下人贺，唯莅宁一节，军界不甚允协，仍以北京为妥，如必莅宁，恐有他变。”在同盟会也有相当众多的人对定都北京的支持，他们肯定也不想袁世凯南下的。南下受职就意味着要定都南京。从这可以看出，袁世凯要不要南下受职，其实是北京与南京的定都之争的一个延续。大部分势力都倾向于袁世凯，而孙中山，黄兴等人却是孤掌难鸣。内阁总长北洋占大头后，对于定都在哪的问题，孙中山等人更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了。在孙中山辞职的当天，唐绍仪秉承袁世凯的旨意代大总统向南京参议院提出咨文：“此后大总统所发表的命令，须有国务总理及各总长副署，若南北睽隔，政务无由执行，请贵院与临时政府移至北京。”众所周知，政府若迁往北京，与定都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4月2日，南京参议院作出决议把政府迁至北京，这就是“迁都”。从4月8日起，参议院休会十五日，各议员要在4月21日之前，齐聚北京。至于南京，设一个南京留守处，由黄兴来管理，处理南方的裁军和政务工作，可以有事先不必请示大总统先斩后奏之权力。4月29日，参议院在北京原清朝资政院旧址举行开院仪式，中华民国这第一场定都之争以北京胜出暂告段落。

一个国家的首都可以反映出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如何和当时的政府的利益需要。袁世凯夺得了定都之争的胜利，足以表示当时各派都急需一个强者来稳定当时革命之后动荡不安的复杂局势，都期望一个强力铁腕之人来领导中国复兴。而实际上所谓北京和南京之争，首先是考虑的是双方当时的政治利益，反映了当时北洋系与同盟会之间的政治角力。若是建都在北京，则同盟会的势力受到削弱，若是建都在南京，则袁世凯的权力会受到削弱。而大部分同盟会员以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优先权，抛开了政党利益的斗争，对袁世凯再三妥协，放弃了孙中山提出的以地势制约袁世凯的要求，只保留《临时约法》。不可不令人赞叹。而遗憾的是袁世凯在治世则是个英雄，若是在乱世则是个枭雄，事实证明同盟会的退让也给后来其袁世凯迈向复辟篡国的事业上铺上了一段平坦的道路。

当然，孙中山选择以南京作为中华民国之首都也并不是全是为了党派利益，从历史上看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地理上都有不容小觑的地方。比如她连通长江，交通航运比较发达，又有长江天堑作为保障，属于长江下游的军事要冲。地理上处在比北方经济发达的江南，又与国际都会上海近在咫尺，有利于联络江浙商团，便于财政的疏通。更重要的一点，也是孙中山说的十分重要的理由是北京当时的东交民巷驻扎有外国军队，随时有借口调兵介入，这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威胁，在北京建都不利于安全，而在南京则没有这个问题。孙中山临死之前，要求把国都建立在兰州，却恰好证明他不是不把领土完整作为国都的考虑因素的。但孙中山始终觉得袁世凯对于共和来说是靠不住的。在第一次国都之争的十六年后，1928年又爆发了一场国都之争，同样是北京和南京，也是一场两派之间的政治角力，主张建都南京的依然是孙中山组建的国民党，而主张建都北京的则变成了冯玉祥，阎锡山为代表的北方实力派。最终以蒋介石牢牢掌握了中华民国的中央政权而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