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将儒术策治安?

小剑仙

谁将儒术策治安——从左宗棠的“官路”看曾左交恶

曾国藩与左宗棠同属湘军一脉，左宗棠作为曾国藩之好友兼同僚，却在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之后，左宗棠参奏曾国藩的奏报有误；洪秀全之幼子洪天福贵在曾国藩的奏报里是死于乱军之中，而左宗棠参奏曾国藩奏报有误，纠正指出洪天福贵未死，而是“由东坝逃至广德”。虽然左宗棠说的是事实，但却引起了曾国藩的不满，他极力抗辩，当咸丰皇帝下问时，曾国藩毫不客气地把矛头指向左宗棠，指责他攻打杭州，让十万太平军突围而出。“杭州克复时，伪康王汪海洋，伪听王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全数逸出，未闻纠参。”妄想以抵其罪，这下可把左宗棠惹恼了，他上奏斥曾国藩说从未听说什么十万之众，攻下杭州两三小时之内怎么可能逃出十万之众来。在1864年10月，16岁的洪天福贵在江西被抓获，这场争论以曾国藩失败而告终，但左宗棠依然抓住此事，又大肆指责曾国藩，这下两人可谓翻脸了，据说从1864~1872年，曾国藩去世前，曾，李都未通信。

曾左交恶，历来众多学者都有论述，总得说来不外乎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曾国藩与李宗堂两人在做戏，二是曾，李作风，性格不合导致曾左交恶，笔者认为这两种说法虽然都有一定道理，但却没有说到两人交恶中有关切身利益的因素，笔者认为主要是利益才是导致这两人交恶的最深层原因。笔者近来读左宗棠的传记较多，想从以左宗棠的前半生履历为切入点，对二人交恶作一个简单的剖析。

先从左宗棠的生平来看，左宗棠是20岁之后，用六年的时间去赴京会试，而屡次不中，有点心灰意冷，决定“买山而隐，没世耕读”。然而历史是不会把他埋没的，1851年广西爆发太平天国起义，1852年太平天国的兵锋就直指湖南。湖南巡抚张亮基广招贤才，左宗棠受到老友郭嵩焘之劝勉，在胡林翼的举荐下成为张亮基之幕僚，在长沙保卫战中发挥了积极地作用。先是左宗棠帮张亮基筹措了十万两军费，又“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等。左宗棠几乎包揽了张之幕府所有的军务，1952年8月，太平天国派西王萧朝贵去攻打长沙城，可惜的是萧只带了1000多精兵，由于兵力太少非但没有攻下长沙还丧了命，洪秀全这次吸取了教训，率主力数万人而来，而清廷也不甘示弱，长沙驻军兵力三万，另两万援军也正赶过来。长沙城内张亮基，向荣，潘铎，徐广缙；两巡抚，两提督，高官数十人，足以见得清廷对这场战役的重视。太平军虽多，但长沙城坚不可摧，太平军的损失颇大，而各路清兵的援军合兵反倒把太平军推向了反包围之势。身为幕僚的左宗棠当时就分析：太平军背水面城，东有江忠源部扼其东北，南有赛尚阿部，“唯西路在土墙头，龙回潭。”如果派一支部队渡过湘江阻止太平军西窜，“则贼军可灭。”左宗棠的建议好是好，但太平军并非无能之辈，石达开早已于17日渡过了湘江，搭起了浮桥，连夜构筑了堡垒，已经做好了防范措施，即使张亮基派出了一部分兵力也攻而不克。而广西提督向荣率三千兵力想攻取湘江中的水陆洲，妄图切断湘江两岸太平军的联系，反被石达开预先设置的伏兵全歼，此次失败使得驻守长沙的清军龟缩城内，再也不敢轻易出城进攻了。太平军围攻长沙两个月，几次差点就要攻破长沙了，都被清军顽强地守住了，无奈之下太平军只有渡江绕道而行。虽然长沙之战左宗棠不过是个幕僚，但他初试身手的才华足以让张亮基刮目相看。随后在1853年初，左宗棠又协助江忠源镇压征义堂起义，不到半月的时间就让起义军烟消云散，左宗棠的谋划之功可谓功不可没。而此时在家为母亲去世而丁忧的曾国藩在好友胡林翼等人的劝说下来到长沙，担任起了督办团练之责，那是左宗棠和曾国藩第一次见面，按左宗棠的话说是“相见恨晚”。曾国藩是靠科举进士踏上官阶之路的，要比左宗棠顺风顺水些，而左宗棠不能以科举的道路出人头地，作为一个幕僚，比较曾国藩而言，感到自卑些，他若是没有过人之处就要默默无闻一辈子了，这就注定了他性格中特有的那恃才傲物，狂放不羁，不甘人下的性格，这就给曾左交恶埋下伏笔。

左宗棠虽属湘军，先开始给张亮基当幕僚，后来有给骆秉章当幕僚，他归于曾国藩的麾下是1860年的事了，左宗棠曾有两次离职，第一次是1853年，清廷把张亮基调到山东出任巡抚去了，换上了湖广总督吴文镕，左宗棠可傻眼了，抬举自己的伯乐走了，左宗棠当然不能也追随其到山东去，离开了镇压太平天国的战场，那可就一辈子当幕僚了，可新来的吴文镕会不会重视自己呢？不好说，左宗棠打算先辞职看看再说。1853~1854年那段正是太平天国锋芒锐不可当的时候，石达开的西征，一占九江，二破庐州，清廷大将江忠源跳水自杀身亡，汉口，汉阳相继陷落，安徽22个县城被太平军攻下，湖广总督吴文镕自杀而死。太平军西征从安徽由北向南，直插湖南，攻下岳州，湘阴（左宗棠退隐的家乡），左宗棠即使在太平军扬言要搜山捉拿他，倒也颇沉得住气。先前曾国藩训练的湘军已成，特邀左宗棠前来相助，可左宗棠心高气傲得很，曾国藩大业未成，左宗棠可是给张亮基当过幕僚的人，必定是再要攀高枝的，现在哪肯屈尊到初出江湖的曾国藩帐下呢？于是左宗棠给曾国藩的回信先是妄自菲薄了一番，说自己个性刚直，才疏学浅，是不配用那么美好的词称赞的，这样含糊地推却了曾国藩诚心的邀请。后来太平军在湘阴县越闹越凶，左宗棠再也呆不下去，只好把家眷送往别处，自己带着女婿直奔长沙而来。他明白只要到了长沙，湖南巡抚骆秉章是不会“放过”他的。果然骆秉章知道他来大喜，力邀他再次入长沙署衙的幕府，这次左宗棠象征性地推辞了一番之后，就正式入驻了。

左宗棠成为骆秉章之幕僚，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磨合期后，如鱼得水。工作也相当卖力，他“四处筹划，内清四境，外援五省，开源节流，筹集饷银。”长达六年之久，可在左宗棠内心深处总有一丝遗憾，虽然他也被骆秉章保举为官（四品卿衔），名声也大，但始终还是巡抚大人的“幕僚级”，不能独立发展，左宗棠的目标是要封疆大吏，封侯拜相的。不过皇天不负有心人，随着湘军在围剿太平军的作用取代了八旗和绿营，越来越为清廷所倚重，咸丰皇帝和肃顺等人都对湘系，湘军人物重视起来。1858年，著名的湘军将领郭嵩焘受到咸丰皇帝的接见，咸丰与他谈及剿贼情况，还有湘系的各个将领与知名人物。郭嵩焘心里有一笔帐，他把湘系比较知名的将领如曾国藩，胡林翼，李续宾，罗泽南等人都推崇了一遍，当咸丰帝问到左宗棠时，作为左宗棠亲家的郭嵩焘狠狠地“推”了左一把，说其很有才干，“无不了之事，人品端正，众人皆服。”咸丰听了大为有趣，就叫郭嵩焘转告给左宗棠：“何必以科名为重，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所得孰多？”意思就是皇帝不在乎左宗棠不是进士出身，只要有救国之才就会重用的。郭嵩焘这一晋见，就给了左宗棠开启了进入仕途的大门。不过，哪知就在节骨眼上闹出了“樊燮事件”。这个事件最广的流传版本是左宗棠看不起满人永州总兵樊燮，在巡抚衙门出言讥讽他，两人就动手打起来，这个传说虽然符合左宗棠那种狂高性格，但作为懂得礼仪，受过教育的左宗棠是不会做那么激烈之事，况且人家还是个幕僚呢怎能对抗总兵呢？真实情况是樊燮人品低劣，贪污受贿，被骆秉章参劾查处，哪知樊燮意图报复，得知参劾自己的奏章是左宗棠代笔的更为怨毒，向湖广总督官文高发，说左宗棠为“劣幕”以幕宾的身份把持湖南军政要务。说左与永州知府黄文琛一起诬陷他。此事实质是樊燮与官文都是满人，对于崛起的汉族势力嫉恨如仇，官文向咸丰禀报自然要歪曲事实，添油加醋。骆秉章位高权重，动他不得，就拿他的幕僚开刀。此事风波闹得不小，咸丰皇帝震怒，命令官文及湖北正考官钱宝青对左宗棠进行审办，并交待：“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 可即就地正法”。不过，好在湘系在朝中也有不少人能说得上话。比如咸丰帝的侍读学士潘祖荫就替左宗棠说情，还说了那句千古名言：“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连肃顺都在一旁为左宗棠说好话，由于湘系势力崛起，众多人为左宗棠求情，咸丰帝不好与之闹僵，只好大事化了，小事化无。以左宗棠退出幕府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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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场纠纷，左宗棠又一次心灰意冷，看来做幕僚的再怎么有才，总会被朝廷大员欺负，而且自己的性格又是那么地狂傲，不能“随俗俯抑”，引发小人的嫉恨在所难免。左宗棠辞去幕僚后，打算到北京参加为咸丰皇帝三十华诞而特开的“恩科”会试。幻想依靠科举重新出人头地，有所作为。胡林翼知道了，就马上修书一封给他大意是：劝他别去北京，樊燮那事还没了，现在北京谣言四起，你去了正好自投罗网，羊落虎口。这番连唬带吓可把左宗棠给吓醒了，太平军尚未剿灭，国家正当用人之际，你应该静观其变，怎能轻易走人？况且恩科又不是那么好中的，这次不中岂不是又耽误时间？左宗棠只好留下来，过了不久，胡林翼推荐他投靠曾国藩，他只能去了。出了樊燮事件，脱离了骆秉章，那些督抚高官都视其为烫手山芋，也只有曾国藩处可以待得住他。其次曾国藩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已经混出了名堂，成为打击太平军的骨干了，跟着他一定有大好前途。曾国藩倒是很爽快地答应他进入幕府，没想到这一下子时来运转，1860年6月23日，左宗棠被清廷任命为四品京堂候补，这显然是湘系大力推荐的结果，在此不久，曾国藩也被升为两江总督，总理江南地区作战的军务。左宗棠成为曾国藩的幕僚后，曾对他极为重视，把组建一支新湘军的任务交给了他，这支军队预计招募5000人，曾国藩还把王鑫的余部1400人划拨给左宗棠。曾国藩打算让左宗棠管理一半，另一半交给自己的好友刘蓉来管理，可是谁曾想到刘蓉是一介书生，他以不懂军事为由怎么也不肯出山。作为朋友的曾国藩和左宗棠一起来劝都没有用。刘蓉倒也有自知之明。这支新招募的军队结果就由左宗棠一手包揽了顺理成章地管。左宗棠为了显示自己部队与曾国藩的老湘军区别开来，特独树一帜称之为“楚军”。 建立这支楚军，左宗棠也有与曾国藩不同的招收策略，他不像曾国藩那样主要招收湘乡的农民作为兵勇，而主张在湖南各府县招募，增加了军队中出身城市人口的比例。湘，楚虽为一家，但钉归钉，铆归铆，恐怕这也是当初收留左宗棠的曾国藩也未能预料到的。不久之后，李鸿章也如法炮制，搞出了一个淮军。

在组建楚军完毕后，又发生了一件事，石达开部已流入西南，需要一名大将把石达开解决掉，清廷选择了左宗棠，但左宗棠深知石达开已是强弩之末，无论派谁去都可以圆满解决，而现在苏浙战事吃紧，立功的机会稍纵即逝，于是写信给胡林翼表示：“我志在平吴，不在入蜀矣。”而曾国藩对此事的反应则有些复杂，他首先赞成左宗棠赴蜀：“则当令其速了蜀之小事，而后再谋吴之长局。”当曾国藩得知左宗棠不愿赴蜀后，又立刻变化，转向支持他的决定。“愿共事于皖南，不欲独入蜀中，至慰至幸。”随即胡林翼上疏清廷改变赴川人选，清廷于是用骆秉章去接追杀石达开的活。虽然曾国藩在此事件上看似对左抱有理解和迁就，但笔者推测从此事件中曾难免对左怀有疑虑，因为左宗棠真是个不好驾驭的部下啊。

提起曾左交恶，不妨说说那两个著名的案例，一是曾国藩丁忧事件，二是李元度被参劾事件。1857年3月，曾国藩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后，即向清廷请假，回家丁忧去了，曾国藩此举引出了很多争议，因为战争期间，如果官员丁忧，朝廷是可以夺情的，免去丁忧之责。而曾国藩不等清廷批复就走了，就说明即使朝廷夺情，他还是会丁忧的。这实在不把朝廷放在眼里，也是违背臣子之道。引发了一些人的批评，其中左宗棠说的比较不留情面：“忠臣之于君也，不以事不可为而奉身以退，其任事也，不以己之不能而他诿之……但谓匆遽奔丧；不俟朝命，似非礼非义。”后来曾国藩也觉得自己有些过分，后悔了就复出了，只有左宗棠还在尖酸地挖苦：“既不俟命而归，岂复可不俟命而出？”（没有朝廷的批复，你怎么能想离开就离开，想回来就回来呢？）  曾国藩为何要急切的回家丁忧，且不等朝廷是否夺情？笔者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曾国藩是个儒士，在孝道上师极其恪守礼法的，当初他受命为湖南督办团练大臣时，赶上母亲去世，曾国藩在家守丧，还特意上疏清廷请允许他为母亲守完丧，后来经过郭嵩焘，张亮基，刘蓉等人的劝说，曾国藩才在1853年出山，要不是母亲去世的话，曾国藩应该提前一年就行动了。二，1857年3月前，那是湘军比较黑暗的岁月，1856年湘军大将罗泽南因伤去世，江西55个县被太平军占领，曾国藩与江西巡抚闹僵被刁难。当时湘军的处境极为不顺，咸丰皇帝也指责：“若徙事迁延，劳师糜饷，日久无功，朕即不加侍郎等贻误之罪，该侍郎何以对江西士民耶。“屡败屡战”这词的典故也是从那一时期来的。这样地焦头烂额，曾国藩此事急需一段时间来清静来思考，正好丁忧是个不错的借口，可以逃避一时。左宗棠批评曾国藩丁忧看似有道理，实际上他是最没资格骂曾国藩的，他也有耍性子，打退堂鼓的时候。张亮基调往山东时，他也归隐了，怎么劝也劝不出来，直到太平军杀到他老家，快危机长沙的时候，他才出来。还有一次，他觉得骆秉章不信任他，他想要辞职，后来被人劝说又被留住。他自己也有不负责任，撂挑子的时候，他凭什么来指责曾国藩呢。据说由于左宗棠在此事件上的刻薄评价，1858年这一年曾左两人鲜有书信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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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就是李元度的事情，凡是熟悉李鸿章的人都知道，李鸿章第一次离开曾国藩的幕府就是因为这个李元度，李鸿章离开的原因是李元度防守徽州，被太平军杀得大败，曾国藩就上奏朝廷参劾李元度，作为李元度的朋友的李鸿章认为这样做不妥，因为李元度是曾国藩的救命恩人，1855年，曾国藩率领一班水师进入鄱阳湖内，没想到被太平军包了饺子，曾国藩欲投水自杀，被李元度拉住，李元度背曾国藩过江，这才逃过了一劫。李元度对曾国藩是有救命之恩的，况且书生治兵，哪有不打败仗的？李鸿章出道时，败仗就很多，李鸿章有点兔死狐悲的感觉，一赌气之下就离开了曾幕。而左宗棠不满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不是因为其丢掉了徽州，而是因为其丢掉了杭州。李元度在徽州事件后，为图东山再起，在平江私自招募兵勇8000人，称为“安越军”。在浙，赣一带打游击，1861年奉命援助浙江，1862年，杭州遭到太平军围攻，本应援助杭州的安越军却姗姗来迟，救援不及，导致杭州城破，浙江巡抚王有龄自杀。曾国藩大怒，称李元度“前既负臣，后又负王有龄，法有难宽，情难恕。”奏请朝廷对李元度进行严惩，而作为曾国藩部下的左宗棠却既不情愿这样做。李元度原先得到的布政使，按察使的职位正好是左宗棠推荐的，他要是被严惩，左宗棠脸上也无光。左宗棠觉得李元度固然有错，但导致兵败的根本原因却是曾国藩的战略问题。曾国藩特意将鲍超、张运兰等部配置在皖南东部，叫左宗棠率军入皖南，两边掩护曾国荃的侧翼进攻。左宗棠对于曾国藩这样部署颇不以为然，觉得皖南的太平军威胁少，这样做无疑会把太平军有驱向与浙江，而浙江兵力空虚，就会导致祸害，以至于杭州被围，没有援兵，只能调远在浙赣边境的安越军来解围，当然会贻误战机了。况且左宗棠觉得曾国藩参劾李元度还有点假公济私，李元度招募安越军，明摆着就是与老湘军闹分家，他还与王有龄接近，这更加触怒了曾国藩要求解散安越军，严惩李元度。左宗棠不免觉得曾国藩所列罪状属实的话，李元度真是人头不保，极力上奏为李元度开脱，又加上李元度的人缘较好，李鸿章，彭玉麟等宿将都很待见他，清廷只是裁决“革职，以观后效”而已。

丁忧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左宗棠和曾国藩只是“情理之争”，左宗棠说得有理，曾国藩说得情有可原，这点小摩擦如同投入一石之涟漪，起不了多大的波澜，而李元度事件，表面也似个“情理”问题，但实际上已经触发到曾，左二人的利益范围了，平静的水面下，暗流涌动。1862年1月，左宗棠接替死去的王有龄出任浙江巡抚，只有两年的功夫，左就从四品京堂候补上升到他梦寐以求的封疆大吏了，足见左宗棠受到清廷多名大的重视，肃顺倒台，慈祥与奕?把握了清廷的大权，虽然一直延续咸丰，肃顺时代重用汉官打击太平天国之政策，但也有了变化，对左宗棠，李鸿章的蹿红和抬爱明摆着是要分化和牵制争战了十年的老湘军曾国藩一党了。

1862年又发生了一件事使得曾左关系剧烈冲突公开化了。5月，湘军水陆并进开始了发动攻打天京的战役，只有五万人马的湘军要对付太平天国十三路王的数十万兵马，曾国荃主攻雨花台是主要攻城战场，然而几个也激战下来，湘军的粮饷几近断绝，瘟疫流行，三分之一的士兵病倒，只能靠喝米粥来维持，打到10月，江西巡抚沈葆桢突然把供养湘军的漕折银（漕粮折算的银子）五万两截留，不仅如此，他还要求清廷把原本拨给湘军的厘金（商业税）收回。曾国藩大为恼怒，立即与沈葆桢展开论战，说江西欠饷不过五个月，而湘军断饷已十七八月了，并指责沈葆桢行为不仅不合理还越权，还指责他记假账，虚报饷银。而清廷的裁决却偏向沈葆桢将江西厘金一半划归沈葆桢。沈葆桢可是曾国藩的部下，也入驻过幕僚，这个江西巡抚之职也是曾国藩举荐的，可沈葆桢怎么会做出这样的恩将仇报的举动来？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只要查查就不难发现，湘军也罢，淮军也罢，作为私军，团练最开始经费是来自民间筹集而不是清廷的调拨，随后，这些军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湘军将领地位的提高，加官进爵之后，就逐渐掌握地方上的军政财大权，这样湘军的经费就与地方摊派相结合。例如沈葆桢的江西，漕折，厘金，牙税（营业税）都是要拨付给曾国藩的湘军充当军饷的，可是由于江南战乱不断，灾害频发，民生凋敝，经济衰退，税银越来越苛重，除了湘军要拿一大笔军费外，还得交付京饷给中央财政。与之对应的事湘军和淮军不断扩充人员和装备，购买洋枪洋炮，而湘军的兵力也已接近绿营，有四十万人以上了，如此大规模的兵力，给养费用巨大，地方财政实在入不敷出，苦不堪言。这样的事情早在几年前就有了，那时江西巡抚是叫陈启迈，曾国藩当时拿江西很多饷银不说，而且还屡败屡战，陈启迈对他很不待见，曾国藩就以“掣肘”为名参劾陈启迈，清廷另换一个叫文俊的满官接任江西巡抚，这个文俊设立了厘卡收集湘军的经费，暂时缓解了双方的关系。对于沈葆桢而言，湘军是在哭穷，湘军与淮军的军饷是可通的，而淮军刚打下了上海，李鸿章占据那里的关税和商税，有很多油水，而且人员扩充迅速，装备也是鸟枪换大炮，这怎么能叫没钱呢？在沈葆桢眼里曾国藩还有点处置不公，曾国藩曾经说过：“湖南出兵，江西出饷。”曾国藩还曾上奏安徽民生凋零，给予减免税收的话，给军饷的责任全压在江西身上。（笔者看来沈葆桢的确是有些误解了曾国藩，当时苏皖浙赣均有战事，但赣省战事是最轻的，江西出多钱也是情有可原的）。虽然曾国藩对沈葆桢有恩，但沈葆桢首先要以江西的利益为考虑的。在江西也有三万水陆军等待粮饷的给养，江西也有战事，而发军饷的钱都快没有了，这才把沈葆桢逼急了，他肯定要先满足本省的需要的。当然，笔者认为从长远利益的大局来看，沈葆桢这样擅自做是不对的，这是以下犯上不说，当时的天京战事毋庸多说是最重要，关系社稷的存亡，是不得有闪失的，列宁曾有一句话：“一切为了战争”就是这个道理。沈葆桢只顾及到了江西一省，而没有顾及到长远利害，这显然是不对的。然而左宗棠对于这件事是偏向于沈葆桢的，因为曾国藩的某些做法也损害了作为浙江巡抚左宗棠的利益。1862年，李鸿章率领淮军援助被太平军围住的上海，在解上海之围后，得每月厘金二十万两，关税更是有六十万两之巨，而后淮军又占据了平湖、嘉善等县，李鸿章的淮军不但有扰民劫掠之行为，李还在“淮统区”自给自足，任命淮军官员侵占地方财政，对于浙江为左宗棠所辖之地全然不忌惮，搞得老左很郁闷。忙向曾国藩告状大意是说：“我和李鸿章素来没什么交情，听郭嵩焘说他是你的弟子，我以为他有本事，现在看他所作所为，我感到恶心……”随后把李鸿章淮军是怎样杀人放火，专权跋扈说了一遍，可曾国藩却不闻不问。这个例子足以证明左宗棠对曾国藩干预地方财政，偏袒李鸿章的行为有所不满，浙江本来左宗棠的地盘，李鸿章擅自出兵“收复”，且揽权扰民，干扰地方政务，左宗棠是咽不下这口气的，这就是他同情倾向沈葆桢的原因。而曾国藩为了扩大军饷来源，甚至意图霸占两淮盐税，提出的“止论辖地不论引地”的方法，致使曾国藩所辖的江苏，安徽，江西的盐厘归自己所有，左宗棠对此做法大为不满在给他写信当中狠狠地批评了曾国藩的““止论辖地不论引地”的原则，没想到曾国藩没有罢手的意思，还上奏朝廷让左宗棠所辖的浙，闽一带的景德镇，河口，婺源的厘税分拨给他，气得左宗棠无可奈何。不过气归气，左宗棠至少没有像沈葆桢那样干出截留税收的事情来。

前面开头说了幼天王洪天福贵事件，起因乃是曾国藩奏报有误，在被左宗棠戳穿后，今时不同往日，曾国藩已经嗅出了自己功高盖主的味道，觉得自己引起了清廷了猜忌了，早在攻破天京之后，清廷先是不准曾国荃等八百里红旗报捷；然后推翻先帝（咸丰）对曾国藩做出的平乱之后就能封王的许诺，只赐给他一等侯爵；又有人参劾曾国荃私藏太平天国金银等罪。这一波接一波的发难，使得曾国藩寝食难安。哪怕一个小错都会导致“狡兔死，走狗烹”的结局。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下强烈狡辩也是唯一可图，他所以就把左宗棠攻打杭州时放走十万长毛给写在奏章上，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无非是为了自保，制造出现查左宗棠，再查曾国藩的言论来，把难题丢给清廷，如果朝廷要过河拆桥的话，干脆连我们一起办算了，只要你朝廷能不顾脸面。而后曾国藩又积极配合清廷，大举裁减湘军，使清廷知道自己没有谋反之心。那么到底这是不是曾和左合作的一场骂战呢？笔者倾向于一种结论就是这事的开端曾，左二人本身没有事先通气，曾左不合在这里爆发也是确有其事，但是值得玩味的是曾国藩依靠这件事情妥善地“料理”自己的后半生，跳离了权力斗争的风波，安享晚年。有人说左宗棠没道理指责曾国藩奏报有误，这对左宗棠没好处，分明是两人事先商量的，依笔者看来左宗棠能作出这种薄情之事不是很稀奇，因为除了曾国藩之外，左宗棠对他的好友兼亲家郭嵩焘也做过这种事。1965年左宗棠在广东督办围剿太平军残部李世贤时，身为广东巡抚的郭嵩焘与两广总督瑞麟不合，他们两相互针对影响了左宗棠在广东的军事行动，于是左宗棠干脆不留情面上清廷数次参劾，把他们连根拔，结果巡抚和总督都被解职，搞得郭嵩焘气愤难平，当初郭嵩焘向咸丰帝推荐了左宗棠，对左的前途是有功劳的，然而他今天如此不顾情面实在太过薄情。
       
左宗棠以幕僚发迹，他与曾国藩对比，以我个人而言，论军事才干和治国能力，左宗棠都在曾国藩之上，然而左宗棠有一种心结，就是他不是科举进士出身，这种心结就造成了他的性格是恃才傲物，性格冒尖，不善入俗，不敢受制于人，认为不对的就会不留情面地批评。（据说，左宗棠做了两江总督后，在接见下属时总喜欢先见举人，而后才是进士）  然而曾国藩学识广博，心胸豁达，善于用人，更善于做官。曾左交恶后，虽然两人不通信，而对于国事并没有因为私人旧怨而耽误，1866年，左宗棠任陕甘总督，率部镇压回民起义。当时左宗棠对别人说：“我既与曾（国藩）不协，今彼总督两江，恐其扼我饷源，败我功也”。然而，左宗棠西陲用兵期间，曾国藩则大力支持，不仅竭尽所能协济粮饷，而且还高度评价了左宗棠的维护国家统一之行为，称之为“天下第一”，左宗棠在出征胜利后，给清廷的奏章中也表示对曾国藩的感激之情：“臣与曾国藩议论时有不合，至于拔识刘松山于凡众中，信任最专，其谋国之忠，知人之明，非臣所及”。这已表示二人有复合的迹象。曾国藩去世之后，左宗棠还给曾国藩的儿子写信说：“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他致挽联曰：“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他还特意表明先前与曾国藩的争斗乃单纯是“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自曾国藩走后，左宗棠还十分照顾曾家，还特意帮其次子解决了家中的“财政危机。”虽然左宗棠一再表明曾左交恶乃是政见上不同，但我前文已分析过交恶之结果实质上的确是有自身利益的冲突的，再加上清廷特意抬高左宗棠，针对曾国藩势力的打压和遏制，左宗棠为了自己利益又特意迎合了清廷所给予他的这种“战略手段”，使得曾左的矛盾更加激烈化，公开化，最后到了洪天福贵事件就是二人关系矛盾冲突的高潮。

[ 本帖最后由 小剑仙 于 2010-4-2 23:42 编辑 ]

血刀

长，好长。我只知道这两个人都是湖南人，还是半个老乡。左宗棠比较真性情，恃才放旷，曾国藩比较隐忍。

玉君恕

政见不合，难免中因自身利益的原因。。。。。。人思考问题，谁能真正完全抛开自身的利益呢？当然，以曾左二人，自非那些庸官碌吏所能比，然既同为人，只是多与少、显与微上的差别吧，很赞同楼主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