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史识与史料兼谈治战国史

玉君恕

        窃以为治史在明事晓理以资鉴于今，是以当以史家史才史识为重。朋友曾言若无史料，史家也只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诚然是理，我想朋友反对我以史料为工具之论，盖有所虑，即今人好为奇说，欲逞其辩而对史料合则曲附不合则弃之之陋习，不知然否？
        然此恰恰为我看重史家之因。如烛泪所说，古往今来所谓史料多为文字记载，偶杂器物，实为史料范筹之一小部分也。中国自古以来便有著史之美习，每读至《左传》“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一条辄对古史家起高山仰止之情，大家自然知道此事，但若幸有未知之读者阅此陋文，我略言之：“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权臣崔杼杀了国君齐庄公，并控制了齐国的国政。当时的史官齐太史在史册上写道： “崔杼弑其君。 ”崔杼恼羞成怒杀了齐太史。齐太史的二弟宁折不挠， 接着写道：“崔杼弑其君。 ” 崔杼又下令杀了他。齐太史的三弟将生死置之度外，又写道： “崔杼弑其君。 ”崔杼迫于舆论压力，只好放了太史的三弟。在崔杼放老三之前， 齐国有一个正直的大臣名叫齐南史听说太史二兄弟都死了，就拿着写上“崔杼弑其君”的竹简到朝中去。半路上听说太史三弟已记好史册并被放出来，这才返回家去。有人笑齐南史傻，说： “你明知道是要去送死， 还去京城这不是很傻吗？”齐南史严肃地说： “人终究难免一死， 既知生之必死，成之必败，又何须过分在意这条命呢？””
        故事虽然到此为止，但它的影响却一直延续至今。如陈寅恪先生晚年数忤毛、周二公以存宋史家治史之法，从皆叹先生之精神，然先生可不屈而世复有几人可不屈？
        提此一段题外之话，我想说的是史家之难能可贵，史料固然是史家治史之唯一根据，但若无有如温公那样的具有史才史识史德之史家，即使史料汗牛充栋，无论它如何之可靠详实，却也如废物一堆。俗语有云“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事情发生过，就必然会留下痕迹，只看你如何去发现，只看你以怎样的心态、眼光、才识去发现了。
         中国自春秋孔子著春秋，始坏史必有左右史官记之制，此后直至今天便一直存在两条记史之路，一为官修一为私撰，记不清是否为温公原语“官史也多讳野史也多妄”，即使同一件事由几个当事人同时记录，他们的史料不可谓之不真不实，然亦未必能真道出事情的公允实情，但若能不同角度以众人各自立场去相互印证，则离实情定不远矣。是以治中国之史，我私认为不在史料之阙失，相反则为太过庞杂，庞杂固然远胜阙失，然若无真史家则虚妄之说纷乱而起，后世复为虚妄之虚妄矣。
        是所谓人胜于物、史识重于史料矣。与朋友又谈及战国之史难治，朋友以为，在史料之阙失，我私以为亦不尽然，无治战国史之大家亦是一因。诚然战国史料与其它史料相比，确为珍稀，至今除《竹书纪年》与《战国策》外几无只字片语，而即使是此二书，《竹书纪年》又遭散失只余今王国维先生编订之《古本竹书纪年辑校》数篇，而《战国策》又为战国时期纵横家之说，期间多虚妄不实之处，然春秋史亦不过一本《春秋》而已，亦是由孔子删改之作，亦不可尽如史实原貌，然《春秋》有《左传》《公羊》《谷梁》三传，有杜注，《三国志》有裴注，《通鉴》有胡注，皆穷毕生之力而注史，遍观史册，《战国策》至今却仍无一善注本，亦不可尽数归罪于史料阙失，亦无人肯毕生而治矣。
        战国史料所以会如此残缺分散，有个特殊原因，就是秦始皇的“焚书”所造成。秦始皇“烧天下《诗》、《书》（指《诗经》、《尚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史记·六国年表序》）。由于《诗经》、《尚书》和先秦诸子，民间多有收藏，秦不能尽烧，后来还能重新发现。而东方六国的史官记载，只藏在官府，一经焚毁也就完了。当司马迁著《太史公书》即《史记》）时，号称“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可是战国主要史料只有《秦记》和纵横家书。因为秦原来文化比较落后，秦史官所记的《秦记》比较简略，“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史文阙（缺）轶（佚），考古者为之茫昧”（《日知录》卷十二“周末风俗”条）。
　　 司马迁所作《史记》，所凭战国主要史料，除《秦记》以外，惟有纵横家书，就是司马迁所说：“战国之权变亦颇有可采者。”当秦、汉之际和西汉初年，纵横家游说和献策的风气依然盛行。所谓“纵横长短之术”，如蒯通、主父偃等人正递相传授，因而纵横家书的各种选本仍多流传，不为“秦火”所烧尽，汉初皇家书库和民间都有收藏。西汉末年刘向编辑《战国策》，就是依据当时皇家书库所藏纵横家书的六种选本：《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种帛书的选本二十七章（现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就是民间所藏的一种选本。而且蒯通等人为了传授其“纵横长短之术”，也有选编的选本流传，《汉书·蒯通传》称：“通论战国时之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首，号曰《隽永》。”
        《诗》、《书》、先秦诸子及纵横家说皆因当时所盛行于民间、诵于民口而得以免“秦火”，其情一也，世人皆是《诗》《书》及先秦诸子，何独非《战国策》耶？况战国之游士，其辞可夸张，其事能欺今人，恐难欺当日之君主矣。
        即便战国策虽多游士虚妄不实之言，然亦有一别种史料不及之处，则为往往一人一事见于数策数人之口，便如一事多记，若能考证其语出于何国何人，其目的为何，其师承如何，事之实情不中亦不远矣。
        今试举一例，事主即为“秦火”之下令者，秦始皇帝政之血嗣疑案。
        “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这是太史公在《史记》中记载的秦始皇，他叫赵政。关于他叫越政而不叫赢政，是因为秦国因先宜造父封赵城，是以以赢为姓，以赵为氏，而先秦男子称氏女子称姓，这个史家已无疑异，有的是姓赵还是姓吕这一问题。
        《史记吕不韦列传》中记载：“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秦王政为吕不韦后盖因此段文字而起。然而太史公又紧接着记载道：“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围邯郸，急，赵欲杀子楚。子楚与吕不韦谋，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脱，亡赴秦军，遂以得归。赵欲杀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国君立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归秦。”此二段显非出于同一书，且传奇色彩甚重，子楚夫人若为赵豪家女，又如何成为吕不韦一个商贾之歌女？盖太史公亦不能辩其真伪，故两存之，而在秦始皇帝本纪中仍称赵政。
        读温公通鉴前二五九年至前二一零年始皇帝卒，并无此段文字，温公断无不晓此列传，盖知其荒诞不可信，故不采矣。
        《史记秦始皇帝本纪》又载“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曰：
　　周历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吕政残虐。然以诸侯十三，并兼天下，极情纵欲，养育宗亲。三十七年，兵无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盖得圣人之威，河神授图，据狼、狐，蹈参、伐，佐政驱除，距之称始皇。”，后世遂有秦始皇帝“吕政”一说矣。然孝明皇帝乃后汉即东汉光武帝秀之四子，如何能在太史公书中？后人考其非得出：“孝明皇帝”句下，脱“班固《典引》云：后汉明帝永平十七年，诏问班固：太史迁赞语中宁有非耶？班固上表陈秦过失，及贾谊言奏之”四十二字。可知固非太史公语，而“吕政”一词实含政治意味甚显，后世遂复更有“秦亡六国之先已为六国所亡”之论。
        今试略辩之：秦庄襄王见吕不韦诸姬中一姬而悦之，遂娶之，乃生始皇帝政。此一史事大概是实，然始皇帝到底称赵政还是吕政，则无明载，亦难有明载。盖其事主有吕不韦、异人即庄襄王、政、政母即后人所谓赵姬四人。而真正能确切知道答案的只有一人，那便是政母，即使是政母，也有可能嫁于异人时怀孕而不自知，此可能性甚小，吕不韦与异人则只能推测，政更只能靠听说了。再看制造此言论者可能为谁，即对谁有利，很明显只有吕不韦一人，政母绝不敢讲，而异人也绝不可能讲，很大可能性根本不会知道，若知，岂会立其为嗣？要知政其年方十有三岁，是以此事甚明，因赵政之母曾为吕不韦诸姬之一，抑或吕不韦令下人暗中散播政为其嗣之谣言，或后世读史者妄加之论矣。

[ 本帖最后由 玉君恕 于 2010-2-2 20:07 编辑 ]

夏雪鸿

看了一大堆半文半白，晕了~~
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