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的不易系列 作者：钰无点

韩江

这是我的好朋友钰无点的文，她的文章我是十分欣赏的。对我来说，她是我在网络上第一个信赖的人，也是我的老师和朋友。
就写文读书来说，我被她打击过很多次，并且每次都被打击的心悦诚服。
她教会我很多的东西，作文、做人。
在此，我转发下她的文章《书生的不易系列》。
这是一部很不错的杂文系列。
讲述了中国文人的困惑、无奈以及悲哀，读罢这个系列，我深有感触，我之后写历史，写论语，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受她影响。这部系列文共有十一集。
后来，她让我写了第十二集书生的爱情，有狗尾续貂的感觉。

韩江

翻检史书，我心中常常会有一个疑问，为何明清文章没有了魏晋诗歌的飘逸风骨，缺少了汉唐辞赋的煌煌气象？
为何生产力日渐发展，却少有老庄、孔孟那样的思想大师级人物出世？是中国的文明在逐渐流失，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素养在集体退化？  
答案是中国的制度。
中国特有的人才选拔制度，在创造了科举取士这一相对公正体制的同时，也禁锢了中国文人几千年来的思想，当科举取士这一人才选拔机制发展到巅峰的时候，中国文人的思想也基本陷入了绝境，八股文在成就了许多读书人功名富贵的同时，也限制了书生们的最终想象力和直接创造力。
儒家传统的人格设计观告诉我们，白头书生、布衣卿相，若想企及自己的人生理想，走上历来为儒家所称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康庄大道，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完美统一，那么只有一条路——“为官”！尤其是当书生成为一种固定的身份和职业后，通过“科举”考试的遴选步入仕途，就成了封建社会众多书生别无选择或者说惟一为主流所认可的人生道路。
自隋开皇七年(公元587年)至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甲辰科会试止，在中国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上（中），科举取士以它三年一大比的规律规整出现。从隋文帝杨坚正式宣布“罢州郡之弊，废乡里之举”实行“分科举仕”，到武皇则天那富于创造性的“封卷取仕”，再到明太祖朱元璋蛮横荒谬的“八股取仕”。在历史那随意而散慢的前进中，作为与整个封建社会血脉相连的科举制度，曾经是那样有力的影响着中国社会，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书人的生存状态。
书生们征服文字，或者说征服科举的道路从一开始就是悲壮的。身为科举时代的书生，从《四书》到《五经》，从诸子百家到论语集注，为了实现自己或崇高或卑微的人生理想，他们终其一生遍览诗书，却有近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将与成功无缘，科举的竞争比之现今社会的“公务员”和“研究生”考试还要惨烈百倍，中举的几率就像中彩一样渺茫。对于大多数书生而言，也许从选择书本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已经选择了失败！
可即使事实如此，也无法改变书生们对于科举功名，或者说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资质平平者如此，才情高绝如“李杜”之流亦不能免俗。才华横溢、飞扬洒脱如柳三变，也有“功名榜上，偶失龙头望。”的无奈之句。
书生们对科举的投入从来都是终身性的，“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他们追求功名的决心百折不饶、勇气毅然而决绝。宋代的韩南直到73岁才勉强考中，登科后写诗解嘲道：“读尽诗书五六担，老来方得一青衫，逢人问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在今天读来，仍旧令人感慨万千。
同样的例子，还有蒲松龄，这个“观书如月、运笔成风”的天才少年自19岁“弁冕童科”后，屡试不第，直到71岁才才援例成为贡生。历史上众多耳熟能详的文人士子在这条通向功名的狭窄道路上竭尽一生、耗尽了心血，所以才有了唐朝太宗皇帝的会心一笑——“天下英雄尽入吾彀矣！”
既然给自己带上了名枷利锁，那就不可避免的成为了“八股垃圾”的顽强制造者和科举文化的坚定履行者。人生的意义也不再是做了什么，而是最终得到了什么，人生的价值也不再是心灵的充盈，而是功名爵位的高低。
在此请看大宋真宗皇帝的劝学文：“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曾记否？唐朝孟郊的那首《登第诗》：“昔日龌龊不堪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应为（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与之相比，温宪也有诗云：“十年沟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绝音尘，鬓毛如雪心如灰，犹作长安下第人！”同为长安之客，心境之高下竟如此之不同！
余秋雨曾说过：“科举就像一面巨大的筛子，本想用力颠簸几下筛选良种，可因为颠簸的太厉害太久，反而把一切上筛的种子全给颠坏了，震蔫了！”确实，即使那些通过了乡试、会试、殿试的层层选拔，走上“庙堂高处”的书生们，也是一个个酸甜苦辣的集合体。且莫说“伴君如伴虎”的尴尬两难处境，即使得蒙皇恩，幸运有如王安石、张廷玉，但真正能够推行自己政治主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主命”的又有几人？大多数的书生不过成了统治阶级粉饰乾坤、装裱太平的一颗颗棋子，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个幸运而又可悲的“戴着镣铐的跳舞者”。
漫看中国自有科举后一千多年的儒林大观，从喜极而狂的中举范进到“君子固穷，偷书不能为偷”的孔已己，不论是头脑迂腐、醉心举业的马二先生，还是临死前也不忘“伸着两个手指”的严监生，每每看到这些在衰老之年仍蹒跚于赶考路上的倔强身影，看到这一个个被科举体制所残酷绞杀着真性情的死魂灵，我都不免会为中国书生这悲剧性的个人宿命而叹息。
那三年一比，通往考场的漫漫功名之路，能否背负得起这沉甸甸的希望和沉甸甸的失望吗？！  

韩江

读书无用！这是当今社会颇为流行的一个话语，而与之紧密相连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读书何用？
如果说古人读书是为了科举应试，“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那么如今我们读书又是为了什么？为明理、为启智、还是为装潢？我们燃烧青春、遍洒热血，耗尽生命，究竟所为何来？为了赫赫声名、滔天权势、泼天富贵，身份地位、光宗荫祖、个人幸福，还是为了别的什么东西？
当人类个体脱离了温饱这个生存最低限度以后，幸福与否、成就与否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心态。那么，按照传统儒家的思维方式，读书说到底应该还是为了理想、为了“有为”——对社会、对国家、对个人有所作为！
那么，理想安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循着传统儒家“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经典人格设计，用毕生的精力来成就一个个“内圣外王”的道德楷模、文章典范吗？
千载之下，还是北宋时期理学大师张载的几句话说的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主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千百年后读之，仍有令人骤然奋起之感。澄清天下的远大抱负，吞吐宇宙的浩然大气，经世致用的实际精神，振衰起颓的文化责任，乐观清正的社会理想，都包含在了这浩浩汤汤的几句话里。
可为了这几句掷地有声的言语，为了实现自己完美而又遥远的人格理想，达到内心的和谐，一代代的书生耗尽心血，花费了毕生的精力苦苦追寻。
他们不仅需要坚忍不拔的毅力和超乎常人的意志力，往往还要付出超常的代价，做出巨大的牺牲。有时是国难当头时不计个人安危的犯言直上；有时是公理正义所在时忍痛割爱的大义灭亲；更多的时候，需要的是国家和道义之所在时虽百死而不悔，上下求索的执着和坚忍。
做书生难，做性格完美、内心和谐的书生更为不易。
一句“存天理，灭人欲”说的是书生们所要遵循的道德操守。在儒家礼教大行其道的封建社会，书生们要自觉而然的抗拒一切世俗的欲望和诱惑。程朱理学对书生的终极要求即为“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为学。”
一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讲出了书生坚忍而又执着的行为方式，充满了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和浓厚的悲剧意识。“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在古代中国那空想多于科学的年代，这句语出《论语》的名言曾经铸就了多少书生百折不回、万难不屈的坚强品质，使他们在自我牺牲中获得了道德的升华，在主观上实现了精神的崇高。
一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是道出了书生柔弱双肩所应背负的家国责任。这是著名儒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出的社会主张，顾是明末清初的反清志士，年轻时为复兴汉室江山而岌岌奔走，年老后豁然开朗，将天下和国家分开，号召人们不必为某个皇室的兴亡而奋斗，而要为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战。近代中国，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中又将其意更加发扬光大：“夫以数千年文明之中国，人民之众甲大地，而不免近于禽兽，其谁之耻欤？顾亭林曰：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以此激励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侵略，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战斗，这种观念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具有进步的思想意义。
其实不论何时何代，知识分子都是中国社会的真正统治阶级。天下兴亡与书生的个人前途命运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这是周恩来在1917年留学日本归来后做的一首诗，表达了为拯救中华，自己愿意奉献一切的决心。再想起他那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铿锵言语，还有总理平时襟怀坦荡、虚怀若谷的行事作风，综而观之，这些不都是张横渠那几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主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当代翻版吗?只有以天下为己任，对祖国和人民怀有深厚感情的人，只有对国家的前途命运、社会的进步发展、人民的幸福安康具有强烈责任感的人，才会毫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毫不在乎自己所受的种种打击委屈，甘愿为祖国和人民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对于这些有着崇高道德追求和高度自我期许的书生，也许还是孔子概括得最为简洁：“士志于道”。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书生，也正是以其道德担当和崇高人格俯仰于天地之间。他们主持正义，匡正时弊，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是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革故鼎新，激浊扬清”不仅是继承鲁迅杂文风骨的《杂文报》的办报宗旨，也是中国万千书生的责任担当之所在。
在市场经济大行其道、社会利益分化加剧的当下，我们不免希望有更多拥有“社会良心”的书生在维护公共利益、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有所作为。然而我们却失望的看到：知识阶层中有的人热衷于晋身仕途，在领导面前唯唯诺诺、诚惶诚恐之态可掬；有的人埋首书斋，沉湎于“个人学术”难以自拔，才多识寡；有的囿于自己狭小的专业领域，对复杂的社会问题丧失了判断能力，胆识俱无……难道在现代中国，“为天地立心”真的就只能是遥不可及的书生理想了吗？！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也许，只有在深刻领会了《易经》中乾、坤两卦的含义，我们才能明白，尽管“君子固穷”，尽管“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尽管“百无一用是书生”，可是在古代中国，每每遭逢民族板荡、朝廷昏聩之际，还是会有一辈辈、一代代的书生们前仆后继地站出来，站成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在坚持和固守着自己精神家园的同时，也在默默传承和继续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火种。

韩江

乱世出英雄，这话不错，而同时我们还可以注意到的现象有：乱世也出文章！
中国文化有个现象，大凡灾难从生、民族板荡的“乱世”，也正是中国文学最为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
杜甫的代表作品“三吏三别”即为诗人对晚唐时期动乱社会的真实写照，每每读到“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这些写实文字，难免就会想到天宝末年天子昏溃无能、奸臣把持朝政、文官迂腐懦弱、武将好大喜功、家国灾难深重的历史图景；而朦胧派诗人顾城著名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也不禁会让人想起文革岁月中长大的青年一代，他们对历史和苦难的承担以及试图透过黑暗寻找光明的坚定信念，至今读来，仍让我感动不已。
对此，宋朝理学家朱熹曾说过:“大率文章盛，则国家却衰。”
乾隆时期的清史学家赵翼也曾说:“国家不幸诗家幸。”
稍通历史的人都知道：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是一个王权式微、礼崩乐坏，大厦将倾的动荡时期，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政治上霸权迭兴，战乱不已，百姓生活也是动荡不安，可在思想阵地及文化领域却是一个百家争鸣的宽松解放时代，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各家各派闪亮登场，《春秋》、《尚书》、《周易》……一本本文化经典深度亮相，流派之多，文章之盛，可以说前所未有。
有唐一代，不论是贞观之治，还是开元盛世，都无文章，或者说并无好文，等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昌黎以“文以载道”的古文脱颖而出时候，李唐王朝已经走向没落。“安史之乱”后唐国势转衰，文人多有忧患意识，反而写出了更多爱国忧民的好作品。成就最高的，当属“沉郁顿措”的杜甫和“豪放清新”的李白。
在此，研究古代文学的袁行霈先生给我们做出了解释：“国家衰，则政令松驰，思想解放，文章乃盛；反之，国家盛，则法严令具，文化专制，文章乃衰。”国家的盛衰，政令的张弛，与文章的气象紧密相连，周、秦、唐、宋，乃至元、明、清各代，亦大抵如此。家国政治与文学艺术的暧昧关系，不可不谓之有趣。
但，乱世能够出文章，也不仅仅是由于政令松弛，思想解放的缘故，因为国家不幸而导致个人不幸，从而引发了书生文人对自身生存环境和个体生命的感慨，也是乱世出好文的原因之一。大多凄美绝艳的文字，如李煜词、纳兰词等，读来字字锥心，皆是血泪流成，这些文章的好坏高下与文人士子敏感脆弱的内心世界也是分不开的。
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间，干戈并举，战争频仍。战乱、饥馑、瘟疫、迁徙以及大量的死亡，这些都不可避免地深刻影响了书生们的文章心态与精神风貌。书生文人在普遍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命运的多桀、人生的祸福无常以及个体的无能为力之后，其生活方式或慷慨悲歌如嵇康，刑场上一曲绝响《广陵散》，数千太学生为之痛哭叹惋；或任诞放达如刘伶，“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终因好酒无为而遭罢免；或谨言慎行如阮籍，那个有着“青白眼”、曾感慨“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狂狷少年已经豪气不再，换来的是缄口一生的庸碌无奈；或追名逐利如钟会，这个“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的清谈贵公子，终因邀名不得而恼羞成怒，对当时的文坛领袖嵇康谗言中伤，终为后世文人所诟病。
所以说，乱世虽然出文章，可“乱世文章”也往往难有好结果。
“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唐朝诗人李贺本是一个才华过人、有远大抱负的天才诗人，可在藩镇割据、戚宦专权的政治混乱时期，他难以举仕，理想的破灭，对政治的完全绝望，再加上压抑而敏感的个性，于是诗人只好将一腔愤懑和怀才不遇的感伤情绪在诗中尽情发泄，所谓“痛苦出诗人”，这才成就了他“诗鬼”的文名。
李商隐亦是晚唐杰出诗人之一，但他身陷牛李党争之中，政治抱负无处施展，面对衰危动乱的国势，他写了让人感触颇多的“感时伤事诗”，《锦瑟》也好，无题诗也罢，从义山诗的曲折隐晦中我们也不难读出作者“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的郁闷心情。
不仅在朝代更迭的乱世如此，在人祸大于天灾、君权高于人权、人治多于法治的“乱政之世”，亦大抵如此。上下五千年，又有多少时代称的上是太平盛世？即便是在国力最为强盛的唐朝、疆域最为广阔的元朝，其政治上的黑暗、官场上的诡谲，也足以编排出无数个版本的野史传说。
所以，才会有人痛心疾首地说：“乱世文章不值钱！”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即使有科举大行其道，即使君王有“求礼于野”的念头，可是门阀森严、戚宦专权、用人惟亲、卖官鬻爵的黑暗现实，却让书生们到哪里去陈说激浊扬清的道德主张、乐观清正的社会理想？在生养病痛、人格尊严和个体生命都要大打折扣的“乱世”，书生文人想要保全自己的性命都堪称不易，实现自己的理想，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又是谈何容易之事。难怪赵壹会在《刺世疾邪赋》中直截了当的喊出自己的心声：“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
胸怀高远的书生在动荡时局、不可抗力的外部环境压迫之下，他们要么志气难舒，一生郁郁而终；要么在黑暗社会的洗礼下改变志节，成为封建官僚体制的忠实拥护者和积极践行者；再有的出路就是“挂职离官”，学陶渊明的样子啸傲云霞。生前身后，两袖清风，一轮明月，几卷书册，几幅墨笔。书生身处乱世，其身份地位本就可怜，那么在乱世之中诞生出来的众多流彩华章，对于书生而言，到底是幸抑或不幸呢？
在此，请君试读宋朝吕蒙正的这首《祭灶诗》：“清汤一碗文一章，灶君今日回天上。玉皇若问人间事，乱世文章不值钱。”身在乱世之中华，读书人三个字到底是清标傲骨的自豪还是善意无言的讽刺？！



     注：盛世之中，过于安逸的生活，让人失去作为人的责任感，没有危机意识的存在，因此很容易在盛世浮华中腐化堕落，失去了进取心，另一方面如作者所言，就是盛世中国家制度较为完善，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不可避免的要控制人的思想。因此盛世难出文章，一方面是国家层面的禁锢，另一方面是个人层面的禁锢。（韩江语）

韩江

书本是极为沉重的，凡是搬运过书籍的人都会有同感！
每每读到台湾作家孙晓未成名前，在台湾的超市中贩卖图书，每卖出一本黄易的《大唐双龙传》，即附赠一本自己的《英雄志》时，心头就会不由的一阵感慨。
有时侯，书本确实是极为沉重的，尤其是在你踏上了“读书”这条路后，书本的重量就成了你人生的全部重量所在！而与这沉重书本紧密相连的，就是读书人三个字。自古清标傲骨的狂生常有而以富贵终老的书生却不常有，于是，在这“读书人”三个字的斯文外表之下，似乎也自然而然的平添了一分辛酸之意！
天下熙熙，皆为名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而在这熙熙攘攘的天地之间，读书人却自然而然的被定义成了一切诱惑的自觉抵御者。传统的儒家人格设计教导书生，要“存天理，灭人欲”，要“静心修德”，要自觉的抗拒一切世俗的欲望和诱惑。其中，做的比较好的被儒家所推崇发扬，成为了受万世敬仰的圣贤楷模。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颜回；有以一篇《岳阳楼记》而名垂青史，“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的范仲淹；也有于清朝末年“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之将倾”、被封建社会誉为“千古完人”的曾国藩；还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的文天祥。他们都是用坚忍的志节换来了历史和文化的认同彰表。
可是从古而今，真正能够做到在富贵面前不动摇，权势面前不谄媚，横暴面前不低头的文弱书生毕竟还是少数，许许多多意志不坚定的书生们被物欲横流的世俗风浪所裹胁，随泥沙俱下。有的丢掉了本分，如《铡美案》中的陈世美、《琵琶记》中中了状元不认发妻赵五娘的蔡伯喈；有的迷失了自我，如篡权乱政的田横、王莽，清朝第一贪官巨蠹和珅；还有的丧失了人格，如陷害忠良的秦桧、丧权辱国的袁世凯、卑膝求荣的汉奸汪精卫。他们自然而然的被儒家剔除出了书生的行列。“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儒家经典又一次为书生们划下了界限森严的人格标准。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可是，也许连设计了这一人格理想的“卫道”圣贤们也想象不到，白衣书生们摒弃诱惑，朝着他们设定的人格境界前进的道路竟会是这样的艰苦多磨，付出的代价竟会如此之高！
遭贬逐的林则徐言道：“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趋避之。”被罢官的海瑞明志：“三生不改冰霜操，万世常留社稷身。”断头台上，鉴湖女侠秋瑾高呼：“拼将十万头颅血，需把乾坤力挽回。”五丈原头，诸葛武侯一声长叹：“鞠躬尽萃，死而后已。”这些青史留名的将相书生们，用热血和生命书写了人格所能达到的最高极限，完成了自己一生最为盛大的人格献礼。
一死容易苟活难，与已经作古的人相比，那些在苟活中坚守志向、保持节操的书生更难。所以我们才会用敬仰的眼光去看待居匈奴十九年而志节不改的牧羊苏武，才会用欣赏混合着同情的心理去聆听才高命薄的蔡文姬弹奏她的《胡笳十八拍》。浩如烟海的五千年历史中，有些人如匆匆过客，滔天权势、功名富贵转瞬即释，有些人却如日月经天，声名事迹熠熠生辉、永垂青史。
可在历史的光芒所照射不到的旮旯缝隙里，还有更多的白头书生们则是在现实的泥沼中苦苦挣扎，执着而又坚忍地固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刘禹锡居陋室而言：“以天地为家，不嫌室陋”；曹雪芹披阅《红楼》十载，一生潦倒、辛酸自知；民国“卖文为生”的蔡东潘在“演义救国”思想指导下，终其一生创作了系列长篇“二十四史通俗演义”小说，借古人事迹，抒自己怀抱。
如果我们能够感受到个体生命与大时代或者说浑浊世俗对抗时的力量是多么的渺小，也许我们就能理解历史上中国书生是多么的不易，他们的生存状态是多么的乖丯和荒谬，就能明白他们是如何肩负着重压，抱持着文明的火种，从远古洪荒一步步蹒跚走来。
我之不幸生为书生，我之大幸长在太平！
既然我拿起了书本，做了书生，就不能回头；
我已经拿起了书本，做了书生，就不会回头！

韩江

书生与江湖，似乎是互相背离的两个世界。我们形容书生，用的词语多是文弱酸腐，即使再加上一个形容词，也不外乎“手无缚鸡之力的”。而一说起江湖中人，众人眼前想到的想必都是豪气干天、侠肝义胆的赳赳武夫。书生与江湖，似乎真的就是互相背离的两个世界！
书生与江湖的背离，主要是因为其道德准则和处世原则上的不同。书生们崇尚的是“礼义仁智信、温良恭俭让”，并制定了林林总总的规矩来规范“君子德操”并身体力行之，还时时刻刻以谨言慎行来约束自己。所谓“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而与书生们的文弱酸腐相比，江湖中人就要潇洒豪爽的多了。他们重然诺、轻生死，仗义执言、快意恩仇，义字当头不计后果，全然不把纲常礼教、礼法约束放在眼里。
也许正是因为性格和德行上的差异，于是那些处于历史大情节中的人物，一旦遇上不可抗力的人与时代的大冲突，书生们往往会联名奏表、犯颜直上，即所谓“以文干政”，有的还会选择撞柱、触墙，以死亡的极端方式来向统治阶级表示自己的不满。“天无道，吾宁死而已亦！”而江湖人士则是用自己手中的刀和剑来维护正义，履行自己心中的“道”，向一切不合理的、不公正的制度宣战。“侠以武犯禁 ”说的多为这个道理。
但若就此而说书生与江湖互相背离的话那也绝对是片面之词。“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历史上有胆气、有担当、有作为的书生也所在非少。一句“士可杀不可辱”，就将书生的凛然刚烈之气跃然写在了纸上。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不论是《南园》中的李贺，还是《从军行》中的杨炯，不论是“风雨渡江”、自号龙州道人的刘过，抑或是 “闻鸡起舞”的祖狄，他们的人生经历和诗文作品中无不充斥着豪迈深厚的家国之情。
历史文人中，一直都很欣赏苏轼。喜欢他大江东去的豪迈词风，更喜欢他那“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的豁达超然态度。“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宋词一向萎靡，多为婉约之语，惟有苏辛例外，称得上丈夫之作。苏轼的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写于刚四十岁任密州知州时候，全篇洋溢着作者宝刀未老、志在千里的报国热情，豪迈奔放，给人一种豪气直上干云天的快意感觉。
“将军百战声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大凡读过辛弃疾诗词的人，想必都能体会得到辛词中所含的英雄之才、忠义之心、刚正之气，以及那浸透笔端、难以割舍的家国情怀。与一般文人书生不同，辛弃疾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有将相才。年轻时曾组织义军，参加耿京队伍，后耿京被出卖，他率领五十骑，在五万人敌营中缚取叛徒，号召上万士兵反正投奔南宋。他曾为朝廷上《美芹十论》和《九议》，提出了符合强弱消长之势的北伐方案。但在小人得志的南宋小朝廷，他得不到重用，几年后赍志而没。

辛弃疾一生不平凡的经历和政治上遭受的压抑从他诗词中一眼就可看出。“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宇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还有陆游的《诉衷情》，“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心和身的分离，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形象地说出了两位诗人志在收复祖国山河而又有志难踌、不得已终老江湖的无奈和痛苦。
曹植曾有言：“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由此可见，书生爱国比之赳赳武夫丝毫不见逊色，只因书生与生俱来便被目为形容迂腐、胆气懦弱，因而每每遭逢国家危难和民族板荡之时，其不计生死、慷慨悲歌的行为反而更见壮烈。故而每读孙晓的《英雄志》，我都固执的认为，书中最大的“侠”，不是一代真龙伍定远，不是剑神卓凌昭，不是长胜八百战的宁不凡，也不是武功卓著、以天下为己任的卢云，而是那个雍容典雅，弱质纤纤，为了家国永无战争，为了百姓和睦安康，毅然放弃了家国和爱人，远赴西疆和番的银川公主。
在现代武侠作品中，也有许多集书生文人的迂直和侠客的豪爽于一身的书生侠客，陈家洛也好、张丹枫也罢，抑或是《天龙八部》里的段誉，他们总是一身书生打扮，飞檐走壁、纵横来去，衣袂飘飘、折扇轻摇，亦狂亦侠真名士、能哭能歌迈俗流。有时他们还会说上两句“自古兵者为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言语，以显示自己“知兵而非好战”，有时还真能收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在这些作品中，文人与侠客、书生与江湖、侠道与儒教似乎有些融合了，但我知道，这些融合仅仅只是表面上的相同，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应该是心灵上的契合，道德和行为准则上的一致。
我们喜欢读武侠作品，不是喜欢那充斥着暴力与血腥的征服与雄霸，而是喜欢那闪烁于作品之中、凌驾于人物之上的人性的圣光。喜欢文人侠客，不仅是喜欢他们莽莽苍苍、宁折不弯的丈夫气概，更加喜欢的是他们剑道天心、侠骨柔肠的为人品格，喜欢他们仗义执言、扶危济难的行事作风，喜欢他们国家和大义所在何惜恶名加身，“虽千万人，吾往亦！”的英雄胆气。
一直以来，都不知自己为何会被那些豪迈悲壮的英雄传说和江湖词赋所感动，直到有一天，当我读到“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八个大字时，才真正明白了侠客身上那民胞物与的博大胸襟，读懂了他们为国为民的家国情怀。我已经过了爱读武侠小说的年龄，可这句话和说这句话的金庸却成为我青春岁月里永远的想象，烙在了我少年的心底。

韩江

“终南捷径”出自《新唐书·卢藏用传》：唐睿宗李旦召见天台山道人司马承祯请教阴阳之术。李睿想留司马承祯在身边，随时讨论请教，但司马承祯执意要回天台山。尚书左丞卢藏曾经隐居在终南山，武则天时候应召做官。他指着终南山对司马承祯说“这山里有许多好地方，先生何必再回天台山呢”。司马承祯平静地说“在我看来，这终南山不过是入世做官的捷径罢了。”
其实卢藏用很有才学，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年少时就已出名。可与他大名不相称的是，他并没能考取科举功名，于是便写了一篇赋自慰，表明自己品性高洁，不愿为世俗名利所玷污，写完不久就到终南山隐居。可他身在山中隐居，心里却还念念不忘山外的事情，忘不了功名利碌，后来听到皇帝征召，就忙不迭的从山中跳了出来做官，在此，隐居也不过成了他沽名钓誉的手段。
无独有偶，宋代也有一位靠走“终南捷径”而出名的隐士种放。洛阳人种放少年时便卓然不群、沉默好学，兵燹战乱使他隐居终南三十年。被人称赞说“一流高士，有诗名”。种放出山赴阙后，放胆敢言，受到真宗的无比优礼，累拜给事中，迁工部侍郎。然而，这个经学满腹、因隐居而得名，曾为朝廷上“十议”国策奏疏的台谏大臣，在晚年却生活侈靡丧清节，丢掉了隐居时候的书生本色。
其实，走终南捷径的假隐士在古代中国也并非只卢藏用、种放两个。明朝大儒陈继儒作官后就曾被人讥讽“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家。”大诗人王维也曾几次跑到终南山上“隐逸”，后来终于耐不住寂寞，几经周折地跑到公主府上诵诗、弹奏琵琶，直到政治生命真正完结，才在蓝田山上修个辋川别业，真正地过起“诗佛”的生活。“但随朝槿伴啼莺，吟咏何需向帝京。归卧若为右丞志，蓝田别业匿声名。”就连大名鼎鼎的诗仙李白也曾一度隐居。虽然他后来应召入宫，大半依赖于他的诗名和友人推荐，但隐居还是发挥了一点终南捷径似的效果。
奔走在在长安城喧嚣的车马队里、辗转于朱门画阁的绮罗丛间，让书生们怎能不心生感慨，近而心生羡慕，再而心生嫉妒。“盛代无隐者”，王维此语，或可做一个最好的注脚。
在现代社会，通过隐居来出名或许是不大可能的。然而在古代，这确实是出名的好办法。因为隐士看上去淡泊名利，超然物外，常常会为世人所尊敬，他们名声越来越响，传到了朝廷，往往会被执政者征用。对朝廷而言，征召隐士来朝中做官，一方面为隐士提供了出仕做官、参与社会的机会，可以笼络人心、招贤纳士，另一方面有意标榜他们的恬退情操，借以消弥当时官场中的奔竞之风，同时还可以表明其统治英明，政绩卓著，朝廷何乐而不为？也正是由于此，隐居便常常被一些浮躁书生们利用，当作了出名升官的捷径。
千年之后，对于卢藏用、种放等人的人品操守我们已经不再议论评价，可“终南捷径”这个著名成语却一直流传沿用至今，其含义也已经不再局限于谋取功名，而多用来指代为达到某种目的的便捷途径了。
在信息网络化、价值多元化、交流数字化的当今社会，“炒作”和网络博客俨然成了另类成名的“终南捷径”！媒体和网络“造星”的速度不可不谓惊人，木子美、竹影青瞳、流氓燕这些网络红人的迅速蹿红，更引出了“芙蓉姐姐”、“天仙妹妹”、“二月丫头”等女写手的竟相模仿，为了出名，她们所用伎俩的拙劣低级暂且不说，单看她们网络声名的一路飙红，短时间内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女子变成炙手可热的网络大红人，名人效应所带来的“产品附加值”，就足以误导社会上那如许众多做着明星梦的少男少女。
张爱玲一句“出名要趁早”，俨然成了当代浮躁众生的人生写照。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为了能够片刻成名，迅速成功，大家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超级女生的一鸣惊人，梦想中国的大放光彩，众多媒体打着“平民化娱乐”的旗号，大开眼球之战，将网络选秀一路进行到底；还有如今竞争越发惨烈的“公务员考试”和走入瓶颈的研究生考试，如此众多称不上和谐的社会和文化现象，着实可见浮躁社会之一斑。
有人坦言，社会浮躁是因为人心太浮躁，在“两点之间，直线最短”思想大行其道的多元化价值观下，人难免会产生浮躁和功利心理。而在这里，问题的另一个关键所在就是，如果国家和政府不是求贤若渴，如果社会不是需要那么多所谓的高学历人才来“粉饰乾坤”,书生们自然也就不会苦苦寻觅那通向仕途的终南捷径！那么，掺水学历、假文凭、方鸿渐似的“假海归”、“假洋鬼子”就不会比比皆是，论文剽窃、学术**也就不会在高校校园里大行其道、蔚然成风，人才浪费现象也就不会让人唏嘘感慨。
说到底，还是社会太浮躁，在这资源有限、竞争激烈的浮躁社会里，人心也跟着浮躁和功利了。不仅古人如此，现代人也是一样！
“十年辛苦无人知，一朝成名天下闻。”中国书生在几千年前，就已经琢磨透了“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这个人生道理。所以，尽管会为时人所不耻，会为后世所诟病，但是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乃至将来，都会有那么的一批书生们，在通向成功的狭窄道路上苦苦寻觅着最适合自己的“终南捷径”。

韩江

寻找“终南捷径”来步入仕途，这是中国书生典型的“以退为进”。
朝隐江湖之远，暮登庙台之高，他们在很含蓄的跟政府，或者说跟自己兜了一个大圈子后，又最终回到了做官的老路上。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深得中国文化的含蓄之味。所谓“引而不发，跃如也。”所以，才有了“渭水垂隐”、“三顾草庐”的经典美谈。“以退为进”的智慧，在历史典故中比比皆是，一个“欲擒故纵”的掌故就颇能说明问题，就连老子也曾有过“以退为进，以与为取”的思想。因此可以说，退一步再进，是一种成熟和修养，更是一种眼光和境界。   
可问题的关键是，有时候即使你退了，也未必能够达到自己理想的高度。那么在被政治抛弃之后，在对仕途完全绝望之后，“隐逸”就自然而然的成了书生们的另一种生存状态了。
不论是“梅妻鹤子”的林和靖，还是“一琴一鹤小生涯”的仇远，隐士们寄情山水，不愿为或者说不必为五斗米而折腰。他们在吟风弄月之余，也许还会说些“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道不行，乘桴浮与海！”之类的话。道理似乎不错，可这话语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听来，似乎都有那么一股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意味。隐士在表面上超脱，在意识形态上也表现出超脱，“越名教而任自然”，实则内心都有不得已的痛苦。
以一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而饮誉文坛的林和靖，自称“梅妻鹤子”，无意功名。可在隐居西湖小孤山之初，他也曾有过汲汲于功名的念头，做官的朋友王济来访，便忙不迭的将自己的诗文作品拿出求推荐，只是真宗皇帝知道这些书生文人所学的知识多为空疏无用，在赞叹文章之余，“赐粟帛”给予俸济，比之仁宗皇帝对于柳三变“且去填词”的四字批语，可谓已经客气了许多。千年之后，我们不必要再追问林是否虚伪，因为中国书生无不是在出仕与退隐之中实现着对社会的参与和超越，可令人无奈的是，处于瞬息万变的历史大情节之中，书生们的命运又不免深深地打上了君王个人意志的烙印。
在这里，历史的真实就是，没有一个书生是生来就愿意做隐士的，道理就如同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一样。书生们大多是因为不得志，只好通过与世俗的对立，来达到一种自我实现，他们“不得不隐”、“不能不隐”，隐的有些委屈，有些无奈，还有些不服气。“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义山和李贺诗都曾给我很大感触。说到底，“出仕”还是中国书生们挥之不去的思想情节。
李白也曾放言：“大鹏一日因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写这首诗的时候，想必李白正是意气风发、风华正茂的壮年，还没有遇到过让他“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的政治难题。可问题的关键是，在黑暗的封建社会，这因风而起的时势，真的是书生们坐在书斋里涂写诗歌就可以等来的吗？
隐士们标榜要“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要追求内心的宁静致远，可更多的情况是，他们寻到的往往不仅有宁静，还有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失望，翻看一下史上如许众多将君王比作丈夫的“怨妇诗、闺怨词”就可想而知，潇洒豪放如辛弃疾，也有“千金纵买相如赋，默默此情谁诉？”的无奈之句，更何况其他追逐于名山利海中的书生呢！
书生们求政不得，完全被政府抛弃之后，要么转向自然，一边感慨世风日下，狷介的念叨着"天下无道则隐"，一边寻找自己心中的“桃花源”，对着大山大水来抒发怀抱。书生们隐身“桃源”，忙时耕田、闲时造文，于山林间指点江山，在文章上慷慨激昂，晴耕雨读的日子看似悠闲惬意，实则心底都是寂寞无限。在此，王康琚的《反招隐诗》就将书生们的虚伪一语道破，“ 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伯夷窜首阳，老聃伏柱史。昔在太平时，亦有巢居子。今虽盛明世，能无中林士……”。
要么就是转向内心，"高尚其志，不事王侯"，从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直接滑入“清净无为”的老庄冲虚之学来平衡心理。在《射雕英雄传》中，那个始终没有出现的“中神通”重阳真人也并非生来就是道士，少年时他也曾勤奋攻读儒家经典，企图科举仕进。但在因宋金两国交战的岁月里，靠科举夺取功名没有什么出路。于是王重阳转而习武，笔墨纸砚换成了刀枪棍棒，终于考取了刘豫所建的“大齐”国武举，名中甲科，但“大齐”刘豫政权黑暗昏聩，王重阳十年磨一剑，却只被派到一个小村庄当了一名收酒税的小官吏。一气之下，愤然辞官。王重阳是在仕途无望的痛苦中，才最终选择了道教。同样，李叔同和苏曼殊也都是从佛家典藏中找出路的榜样；再要么像李白一样，“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借酒而遁隐。
还有实在思想不开的，悲观绝望之余可以像林黛玉一般的焚毁诗稿，也可以像嵇康一样带着一身傲视绝学奔赴黄泉，再要么如屈原一样，怀着忧国忧民之心以身殉道。还有贾谊，中国历史上小心眼的书生不少，但因小心眼而忧烦至死的，贾谊当属头一个。所以才会有人感慨：“一个理想主义者，不是神灵就是魔鬼。”或者说，理想主义的书生本身就生活在两种极端的生活里。
这种有些虚伪，或者还有些许自虐倾向的“隐逸”思想，在塑造了一批批文化高士的同时，也湮没了历史上许多优秀的精神文化遗产。嵇康刑场上一曲绝响《广陵散》，万古同悲；许多书生文人生前死后，大肆焚毁书稿文章，千载之下，不由得不另人扼腕叹息。因此可以说，书生的寂寞其实是社会的寂寞，书生的“不遇”说到底还是体制的不明和时代的不幸。
故而，在历朝历代的文字堆里，我们都能很轻易的找到那一个个恃才傲物、浮白买醉的书生身影。
(书生系列中最满意的文字)

韩江

对于有才能、天分高的书生来说，科举和隐逸似乎都是可以达到的为官之路，再要么世家子弟，富贵楣门，世袭或者捐班，也都是他们的谋官之路。可为数众多的、一般贫苦人家的读书子弟，身无半亩之长，才学也没有特别过人之处，身处九流之下、倍受等级压制的底层书生们，若要求官，似乎真的比登山还难。但是，在特殊的时间和空间里，有时这也并非是毫无办法之事。
“若要富，跟着皇帝卖盐醋；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
想宋江原本是山东郓城县的一个刀笔小吏，江湖上薄有微名：“孝义黑三郎、山东呼保义、及时雨宋江宋公明是也!”可仅仅凭借这点小小名头想要爬上高官的位置似乎并不太可能。升官实在无路，再加上几番机缘凑合，及时雨上了梁山，谋反就是谋反罢了，可聪明如宋江者，不仅打着老天的旗号来忽悠大众，还要美其名曰：替天行道。在既无西方舶来的拜上帝教可以愚昧群众、也无马恩真理可以做革命指导的十三世纪的封建中国，宋江同志能够想到这样一个名正言顺的口号使之反对政府的行为看上去似乎合理兼合法化，头脑当真不简单。而后赚卢俊义上山、三打祝家庄，其智商韬略还有见佛就拜、逢人就哭的厚脸皮，历史上也仅有刘备刘皇叔有的一拼。
起义越做越大，朝廷慌了手脚，这时候的宋江可能已经有些明白，自己闹得越大，那么和朝廷摊牌的底价也就越高。果不其然，一旨招安诏书，几番拼杀挣扎，宋江终于挣来了自己的“顶戴”——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
可我们需要想到的是，宋江的这顶官帽是用兄弟们鲜血换来的“血红顶戴”，看看《水浒》中梁山一百单八好汉最后的结局就可想而知。在这里，宋江的行为方法和成功之道比之现在那些忙于炒作自己，只要出名就好，方式手段、名气好坏都无所谓的网络或者现实名人还要稍微体面那么一些，毕竟人家宋江还打着个“替天行道、忠君爱民”的旗号，而后者则是赤裸裸的只讲金钱和“曝光率”。
其实说到底，还是应了那句俗话——“会哭的孩子有糖吃！”宋江同志面子工作做的到位，做的让人无话可说，这才理所当然的得到了那顶“血红”顶戴，至于当官以后的不济遭遇，只能说该同志政治尚欠成熟，揣摩领导意图方面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加强。
再看一部《说唐》，瓦岗山十八路英雄轰轰烈烈，杀人有道，造反有理，最后归顺李唐，可谓称得上史上最为成功、最为经典的“求官典范”；一本《七侠五义》，故事的引子不就是锦毛鼠与御猫、官兵与盗匪的来往故事；《水浒传》中水泊梁山上的第一个寨主，白衣秀士王伦，不就是因为科举不第，这才落草上山的吗，若不是早早的就被林冲给“火并”了，谁又敢说他不会是个宋江式等待招安的书生？仅看他对待名将之后杨志与越狱囚徒林冲的冷热两幅面孔就可想而知了。
由此可见，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倍受压抑的底层书生，在煎熬挣扎之下，将心一横，走马梁山，等待或者“暗示”政府招安，也是他们一条另类的求官途径，这条求官的途径，虽然有些艰难，有些铤而走险，可还是有人愿意去走。尤其是当值民族板荡、外寇入侵、哀鸿遍野、民生凋敝，国家危亡系于一线的时候，这种似乎有些另类的跑官、要官之路，可谓屡屡见效。
元朝末年，群雄并起，逐鹿中原。什么做过乞丐的陈友谅，贩过私盐的张士诚，给人家放过羊的后来的“小明王”韩林儿，还有当过和尚的朱元璋，他们在从社会或者书本上学到了知识，脱离了自己本来的农民身份后，为了争夺皇位，追逐更为成功的生活，混战不已，争战不息。最后，还是杀人无算，拥兵无数的最大书生——朱元璋，摘到了那顶最大最红的皇帝顶戴。后来，朱皇帝为了巩固政权，给胆小懦弱的太子上台清路，大兴杀伐，仅明初的“篮玉案”、“胡惟庸案”就几乎将全国官员血洗一半，生为明初的官员，每天胆战心惊，他们头上之乌纱顶戴，也可称得上是血淋淋的血红，只不过染上的是自己颈上之血罢了。
中学时候，读二月河先生的《康熙大帝》，犹记得书中大学者方苞曾戏言道：“有清一朝，三品以上大员，才能在帽子上加戴红宝石的顶戴花羚，这红顶子红分几种，有靠着打江山的战功或者是治理地方的政绩硬挣来的‘正红’顶戴；有投了哪位大老爷的面子委派的‘笺红’；有拿银子买来的‘银红’；有苦熬硬撑到头发白了时的‘老红’；有赶喜事送厚礼得来的‘喜红’；有靠女人裙带的‘肉红’顶戴；还有的，就是凭人头报功，硬是用百姓鲜血染红了的‘血红’顶戴……”
如今，煤矿安全事故屡屡见诸报端，有的地方官员为了保住头上乌纱顶戴，瞒报、漏报、缓报、少报死亡人数，记者来调查，更是骗、哄、打、拉，诸般手段无所不用其及，视国家法纪如无物。死者长已矣，生者尚麻木。却不知这些官员，头上这顶沾满了百姓血泪的顶戴乌纱，又算的上是哪般之红？

韩江

书生做官的道路有很多条，科举抑或隐逸，方法有很多种，仅看看正红、笺红、银红、老红、血红这几个触目惊心的字眼就可以明白书生“出仕”的决心是如何的毅然决绝。在见惯了历史上一个个靠“隐逸”博弈而谋求出位的“假隐士”后，这里不得不提到的是，还有一些是确实想要追求心灵自由的真隐书生。   
试看书林隐处，几多俊逸风流。史上最为高调的书生隐士当属陶渊明。他那一声“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引得林泉激荡，岩穴来风，千载之下，令无数书生追慕不已。宋代文豪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足见其对后世文人影响之大。
自古因高官厚爵而得享盛名的书生不多，而以隐逸闻名的书生却多有所闻。左思、陆机……魏晋南北朝时的诸多名士，都曾作招隐诗来描绘隐士生活的美好飘逸和心灵的自由充盈。“杖策招隐士，荒涂横古今。岩穴无结构，丘中有鸣琴……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
宋朝词人朱敦儒也曾作词放歌，表达自己不愿为世俗羁绊的旷达心情。“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慢带疏狂。曾批给露支风敕,累奏留云借月章。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宋钦宗曾召他至京，欲授以学官，朱固辞道：“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禄非所愿也。”终究拂衣还山。这首《鹧鸪天》当是他人生态度和襟怀抱负的集中反映。  
但是，真隐士也并非是忘怀现实，只是追求个人完美的清净闲人。陶渊明虽归隐田园，却并非消沉颓废，他的作品除质朴天然、含蓄委婉的田园诗外，也有《咏荆轲》这样慷慨激昂、雄壮悲愤的“金刚怒目”诗。《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其实也是对灾害频仍、动荡社会的一个反讽。只因理想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出路，基于对幸福安定生活的向往，他才会写出一个乌托邦式的桃花源，希望建构一个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自食其力的理想社会。
历史上诸多的真隐士们往往都是原来庙堂之上的政治书生，归隐也并非想象中的清净无为，在厌倦了迎来送往、尔虞我诈的官场生活后，隐士往往是希望通过与世俗的对立，来完美自我人格，他们常常会不自觉的作为社会道德力量的承担者，在多元化价值观的混战中，通过完美小我以期达到救赎大众的目的。历史上最早的隐士当属伯夷、叔齐，当他们两个渺小的个体不足以拯救一个覆亡的帝国时，他们只有以身相殉，耻食周黍饿死在首阳山下，以此来成就隐士永不舍弃自身宗旨和道德操守的人格力量。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可现实中的水清、水浊是我所不能操控的，唯能左右的可能只有内心这个不变的“我”。在书生眼中看来，也许只有心与身的完全归隐才是保持灵魂中真我完整的唯一方式。
“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道理似乎不错，但历史上真正能够做到“在而为官、出而为隐”，能上能下，穿梭辗转于庙堂与山林之间的，除了东晋谢氏家族外，毕竟所在不多。更多的将相书生为了追求自由的生活，终究还是不得不打破政治的枷锁，官爵的樊笼。
元代散曲家贯云石出身维吾尔族贵胄，文武双全，27岁便有‘小翰林’之称，踌躇满志的他曾想凭借才能建功立业，在想法遭到无情现实的打击后，经过一番苦闷挣扎，他将官职军权让给弟弟忽都海涯，自己飘然世外，疏放旷达。“与文士徜徉佳山水处”，“倡和终日，浩然忘却”，真是：“弃微名去来心快哉，一笑白云外。知音三五人，痛饮何妨碍！醉袍袖舞嫌天地窄。”难怪后人评说：“元廷少一将军，史上多一才子。”
当然，也不排除许多书生隐逸的目的是为了寻求政治避难？譬如骆宾王，宋之问那出名的“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两句，相传就是骆宾王避难隐居时吟诵的。“桃源深处，可避暴秦！”书生们提前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却又在文学与艺术的殿堂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不可不称之为“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额外收获。
既然真的要隐，那么隐居地点的选取就成为了关键，杏花烟雨的江南无疑是每个中国书生的精神故园。六朝烟雨、秦淮风月、武林旧事、靺陵春梦……也许，只有在这弥漫着水气和烟雨的江南水乡，书生们才能写出那些氤氲生香的文字，也只有混合着糯米清香的吴侬软语，才能让书生们忘记政治和君王带给自己的隐痛。悲壮豪迈、言词激烈的江湖派词人辛弃疾，也有《村居》一首：“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那么现代人呢？现代人最怕丢失的是财富，而最先丧失的是精神。在物欲横流的浮躁年代，一切可以隐逸古人的大山大水都被推向了市场，山林可以购买，自由可以拍卖，灵魂可以放逐，书生们感叹，天下何其之大，这天地之间可还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来栖息心灵吗？
“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其实，真正不为世俗所沾染玷污的“桃花源”只能存在于古人和今人的臆想之中，道理就如同“静止是相对而运动是绝对的”一样。尽管我们不可能像古人一样“买田数亩，买泉一眼”来安顿自己的心灵，可做为占有着大量物质文明和科技生产力的现代人，对自由生活的渴望，却是作为人类生活的终极向往，大量的出现在了影视和文学作品当中；对真实性情和美丽心灵的向往与追求，也将会成为人性中最为闪光的一面，永不泯灭。
在此不得不提的是，在思维和价值观都已经多元化的今天，有人开始对古人的隐逸提出了质疑，首先就是拿陶渊明“开炮”，说他“不为五斗米折腰”实际上就是读书人使性子。借用“人不可隐，不能隐，亦无所谓隐。有孔子周公之才而不仕，乃可以以隐称。”之语，指称陶渊明之流是自知没有用世之才，连称“隐士”的资格都没有，还要装作自命不凡的清高样子。
也许，历史上诸多的陶渊明之流真的是吟风咏月有余，而操天下之柄则不足。可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还有必要去与古人计较这些一人一心的得失吗？

韩江

每读明史，我的心情都会因为一个书生的名字而震动。
这个书生就是方孝孺！
每每读到他在朱棣皇帝面前那掷地有声的一声怒喝：“莫说九族，就是诛我十族亦有何妨！”我的心都会被书生这种道高于命的悲哀紧紧攫住，一如太阳黑子一般，穿越千年而来，在瞬间侵蚀并攫住了我的心房。
这是一种巨大而无奈的悲痛，也是一种百死其犹未悔的坚持。我一直有相信，没有大气节、大操守的人，是很难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也是断然作不出这样的事情。
《明史》中，对方孝孺其人是这样做传的：朱棣篡大明皇位后，迫令方孝儒为他起草即位昭书。方宁死不从，掷笔于地说：“死即死耳，诏书不草！”燕王大声说：“诏不草，灭汝九族！”方孝儒针锋相对：“莫说九族，十族何妨！”朱棣反复劝说方孝儒，方孝孺依然不屈服，后来他从地上拾起笔来，大书四字“燕贼篡位”。朱棣大怒，他命人拿刀来从方孝孺的嘴角直割到耳旁，并将他投入监狱。见方孝孺仍不屈服，朱棣下令将方孝孺在午门内凌迟处死。并加上方的朋友、门生一族，处死方孝孺十族共计873人。
相传明宫午朝门内丹墀上的血迹石，即为方孝儒鲜血所溅而成。
方孝孺，这个历史上惟一一个被诛十族之人，“三代以来所未有也”（姜清语），倒在了血泊之中。
很多人说，方孝孺是死于气节，然而还有人觉得他没有从人道角度考虑而连累枉死了很多无辜之人，但在设身处地的为他考虑之后，我更愿相信他在那样的情形之下说出那样的话语，仅仅是激于义愤。
但是也正因为是激于义愤而说出来的话语，才是最为真心的气节所在，其中所积淀的是对儒家忠孝节义的深层次归属——一种让人近乎于愚忠的归属！
方孝孺的行为简单解释一下，其实就是那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在朱棣攻克南京，篡位登基等一个个自己所无力左右的大势所趋之下，如同很多处于历史大情节中的人物一样，不约而同的选择了死亡，他想要用身上那件沾染了鲜血的青衫，来告诉世人一个事情的真相，告诉人们什么是道义，什么是对错。
可是，书生对于政治的反抗，永远都是最无力的。与浩瀚千年中宫廷争斗的鲜血淋漓相比，一个秉笔书生的存亡与否从来都是苍白孱弱的。
但是，书生对于政治的反抗，同时又是最坚决的。亘古至今，因直言上谏而获罪的书生又何止方孝孺一人？政治同正义永远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与君王天下的政治相比，正义就如同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般，永远只能是政治之下一朵陪衬的小花，屈居于一隅，孤芳自赏。
于是，方孝孺不合时宜的正义就不可避免的成了政治之下的牺牲品，成了朱棣皇帝登基大典上的一道华丽献祭。
其实，在所有靖难之役中殉难的文臣当中，方孝孺是最有资格也是最有可能存活下来的人物。《明史"方孝孺传》中曾有这样记载：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儒，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由此可见，朱棣一开始其实并不想杀方孝孺。
因为朱棣知道方孝孺作为宋濂诸弟子之冠，在读书人中的影响力，做为表率天下的棋子，方孝孺无疑是最为合适不过的，奈何棋子非但不愿为自己所用，反而头角铮铮，一身鲠骨反而扎的朱棣口角生疮。
方不可能降朱，朱也不可能宥方，姚广孝对方孝孺的书生性格与皇权政治的游戏规则一向熟稔的，他用自己浸淫历史多年的经验，早早地就预料到了这出悲剧的发生。
正如同明皇心里并非真的想要杀上官婉儿一样，朱棣一开始也并不想杀方孝孺。
但是，方孝孺和上官婉儿的悲剧都在于，在一个两军对垒的特殊场合中，他们都站错了队伍。立场的错误永远比政治上的弱智更为严重。
在这里，书生们流血的原因只在于他们太在意自己心中的“道”了。书生们爱他的“道”而不爱他的君，无论何时，他们都是会惹上麻烦的。
当皇帝的政治权力和书生的儒家道德规范相左之时，书生们就不可避免的成了牺牲品。
于是，朱棣用方孝孺的十族873口人的性命，封住了天下读书人的悠悠之口，用方孝孺凄惨而又悲壮的死亡做祭礼，开辟出了一个君权天授、万寿无疆的永乐盛世。
同时，也因此而决断了天下读书种子的爱国殉道之心。
一直以来，人们都有这样疑问：宋、明两朝都是重文轻武且被异族入侵灭亡的朝代，为何宋朝亡国时候，殉节臣子无数，为历朝历代之首，而明朝在国家灭亡之时却少有忠臣殉国？而洪承畴、祖大寿、吴三桂这些赫赫有名的变节臣子，在清康熙皇帝之后，更是被记录在了《清史稿  贰臣传》中。在此不得不说的是，除了有开国皇帝朱元璋胡、蓝两案等“文字狱”的影响外，朱棣皇帝对方孝孺“诛杀十族”的做法，也不能不说是冷了天下士子的殉节之心。对此，李贽就有明确解释：“一杀孝孺，则后来读书者遂无种也。无种则忠义人材岂复更生乎？”（《续藏书》卷五）
文天祥倒下了，方孝孺也倒下了……他们都不可避免的被青史记载，成为历史上一个个鲜艳夺目的符号，记存在了一代代书生们的心中，成为他们杀身取义、血染青史时头脑里第一时间呈现出来的印象。
在思接古人的一瞬，我有想到，如果历史可以瞬间穿越，那我相信，方孝孺定然会是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定然会是血照青史的史可法，定然也会是那个不吃美国面粉而贫病终老的朱自清。
千百年后，我们再来翻看这一件件透血的青衫，为那些如同方孝孺一般恪守内心、忠于“道义”的书生们感慨唏嘘，对其气节所在也是尊重和肯定的，可历史的对错、正确与否？真的就如书生们所想的那么简单么？
行文至此，我的笔已经无力去探究一个所谓正确的答案了。
因为，我的笔已经无力！这个离书生逐渐远去的时代也已经无力！
一句“书生本色”足以说明很多。

韩江

一直以来，都觉得中文是世界上最唯美多姿、含蓄隽永的语言。
喜欢一个人，可以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思念一个人，可以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回忆一个人，可以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初相遇时可以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爱别离时可以是“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西风悲画扇?”
两情相悦时“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情到深处时“问世间情为何物，只教人生死相许。”
一部《诗经》告诉我们，当一个男子欢喜一个女子的时候，“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而当一个女子爱恋一个男子的时候，“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坚贞的爱情是“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而美满的婚姻则是“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也许女子都是天生“八卦”，少年时翻看中国古典传奇小说，除了情节的紧张和语言的华美之外，我关注最多的却是那才子佳人墙头马上一见钟情、花园幽会私定终身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每每看到最后才子高士金榜题名，与多情小姐一起携手风尘的大团圆式结局，总会唏嘘感慨，从而更加坚信了“只要心中有爱，一切皆有可能”的想法。
可随着年岁日长，我已不再是昔日的青葱少年，在经历了一些人生的悲喜离合，吃过了太多“琼瑶式”的感情甜点之后，对于爱情，抑或说对于完美，也终于有了自己的认识。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每次读这首苏轼的《江城子》，心头都有种特别的感动。这词是苏轼怀念亡妻王弗所作，苏轼是个风流才子，曾有过许多的小妾，但从这首词来看，我却宁愿让自己相信，苏轼与他的发妻之间确实有着至死不渝的感情……
一度也曾为元稹那“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痴情和坚守而感动，他的《遣悲怀三首》用世间至大至美的形象来表达对亡妻的无限怀念，也的确感人至深。在此我不得不承认这个伪君子很能煽情，后来读过了他的自传体小说《莺莺传》后，就更觉得人的誓言有时候真是可笑的东西。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鲛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陆游与妻子唐琬本来感情很好，但因母亲不喜欢这个儿媳，夫妻被迫分离。后来陆游另娶，唐琬嫁人。一次在绍兴的沈园相遇，唐琬殷勤招待，陆游非常伤感，写了上面这首《钗头风》。唐琬见后和作一首，不久抑郁而亡。
都说世界上有两种感情最让人难忘，一种是求不得，还有一种是爱别离。对于前者，把爱放在心底，虽然是最无望的，却也是最安全的，向往多于惋惜；而对于后者，因为曾经的拥有，这份别离之痛往往来得更加深刻。苏轼对于王弗的悼念，陆游对于唐婉的追悔，为何其最强烈深沉的感情抒发都是在分离之后的追忆中？后人也有说，沈园的故事其实是杜撰，唐婉的词的确是写在沈园，而陆游的词却是在成都而作，时间上有差异，并非当时相和。这里真相到底如何已经不再重要，因为在感情符号日渐稀缺的今天，人们宁愿相信一种完美，宁愿在心中相信陆游与唐婉之间确实是存在着坚贞不愉的爱恋的。
而对于元稹这样习惯于用小说来记录感情的文章高手，虽然不齿其为人的卑劣功利，可对其文字我还是极为佩服的，无论自己昔年心中的想法有多市侩多龌龊，可多年之后佳人已成白骨，自己却是春风得意，一床锦被掩风流，到老来追忆往事，再次将感情倾注笔端，其文字依旧是那么的朦胧幻美，令人读来心动。
诚然，中国并不缺少才子佳人式的爱情神话，仅一条烟波皓渺、横亘明清的秦淮河，就说不完她那柔媚香艳的风月传说。可是，拨开十里秦淮那风情万种的面纱，我们看到更多的还是青楼女子的凄凉无奈。尽管董小宛有倾国的才色，她的良人江南名士冒辟疆出逃时也曾一度将她抛弃；旷达任侠、能诗善画的马湘兰，穷尽一生的爱恋，最后郁郁而终，却只是为了一个并不能给她很多承担的懦弱男子王稚登；而有“闺中阔少”之称的横波夫人顾眉与浪子宰相龚鼎孳这对神仙眷属，如若抛却了政治利益，亦不知是否真的就能够走到一起；还有令人冲冠一怒而几乎改写历史的陈圆圆，红粉飘零于乱世之中，辗转于他人之手……
现实永远都是粗粝无情的。文字的华美遮掩不住内心的遗憾，而表面的圆满也永远改变不了世情的功利薄凉，这些道理一旦想明白，心中关于“完美”的想象立刻轰然崩塌。
而那些英雄美人携手风尘、相忘于江湖的美满故事，也许我们只有从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中才能寻找痕迹了。可也正是这位给了世人无穷幻想的金大侠，却也不能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诠释那“问世间情为何物，只教人生死相许”的爱情传奇，面对自己离离合合的几次婚姻和历史上太多的悲欢离合，金大侠给我们写下的注脚是：“情深不寿、强极则辱”。
也许，真正的完美和圆满都是书中才有的传说……






   有人说婚姻和爱情的不幸是人生最大的不幸，对书生们来说尤其如此。“红袖添香夜读书”曾经是多少中国文人士子孜孜想望的美好！可这样的个人愿望却往往难以实现。于是，富有奇思、耽于幻想的书生们开始用他们手中的笔，从神仙列传、志怪传说中寻找他们心中的“添香红袖”。
    不论是被压雷峰塔下的白娘子，还是苦恋书生宁采臣的聂小倩，不论是《裴航遇仙》中的云英，还是《柳毅传书》中的洞庭龙女，书生笔下臆造的女子从来都是美丽贤淑、法力无边的，仅仅翻开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就可以看到婴宁、红玉等等诸多或仙或怪、或鬼或狐的美丽形象，而她们身上，又何尝不是寄托了书生对女性和爱情的所有美的幻想？

    也许，其中也包含有一丝对无奈现实的遗憾吧。

韩江

“问世间情是何物，只教生死相许。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喑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元好问在进京赶考的途中，他在路上遇见一个猎人，猎人射杀了一只大雁，另一只大雁在天空久久的盘旋，不愿离去，嘶叫声凄惨，动人心魄，最后那只大雁竟投地而死，元好问于心不忍，买下了这对大雁，并将其合葬于一处，取名为雁丘。并且写下了这首传诵千古的《雁丘词》。

“问世间情是何物，只教生死相许。”这大概是对爱情最简单的诠释，也是最为炽烈的诠释。爱到深处，莫过于生死相许。苏东坡在妻子王弗死后，写“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句子，然而比起这“生死相许”，是显得那么无力和苍白了。据说苏东坡在妻子死后，还是娶了侍妾朝云，并且很是恩爱。喜新厌旧，故人去，新人到，本来很寻常，不必批判。只是却不是爱到深处。爱到深处，我总以为应该是生死相许的。唯有此，才能不顾一切，抛开一切。才能冲破现实的重重阻碍，最终走到一起。

《饶歌》十八曲中，有《上邪》，曰：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是何等的决心，如此的爱恋，可谓轰轰烈烈了。如此的爱恋，如果可以经历，此生也许就无憾了。如此的爱恋如果遭到了背叛，却又会怎么样？十八曲里，《有所思》云：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这种恨也恨到了极点。我总以为，当你离开一个深爱你的人时，他或她若不恨你，那么这份爱必定不够。只是这种恨的表现方式是极其复杂的，未必真得要将对方挫骨扬灰，其实乃是反语。如果真得将对方挫骨扬灰了，又何必一遍遍地提醒自己，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

相思真得可以与君绝吗？只怕那份爱早已经深深的在心底打上了烙印，就算是穷尽三生的力量也难以消弭。就像是一匹白布，一旦抹上黑色的印迹，无论怎么洗涤，都还是会有痕迹的。仿佛宿命般的无奈——如果宿命的开始注定是一场悲剧，无论你如何的痛苦的挣扎，结果都将是一场悲剧。

记得在金庸小说《雪山飞狐》里，胡一刀对他深爱的女人说，便是千万黄金也及不上他爱侣的一根头发。这种话我相信，天下情侣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可以说出来，但是真正可以做到的能有几个？如果有人愿意用一亿美金换你一生所爱，会有几个人不动心？如果有人愿意用至高无上的权力换你一生所爱，会有几人不愿意？

世间的爱情是多么的脆弱啊。很多人在现实面前低头，从某种角度来说，其实就是对爱情的不虔诚。比如说，大学时代的爱情，当毕业那天到来的时候，面对不同地域和未来的选择，分手往往成为必然的选择。而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爱情的双方都觉得为了更好的事业，这是必要的。其实这与用一亿美金交换爱情有什么区别？也许，这种选择比后者更为低廉，更为让人不齿。只是前者没有量化的标准而已，反而让人觉得是一种无奈。其实根本是一种无耻。

书生的爱情，充满理主义色彩的爱情。宋哲宗年间，饶州举子张生进了太学，与东曲妓女杨六相恋。张生落第回乡，相约半年再来会聚，却因为一些原因，误了约期。等张生再回东京是，杨六已经不知道去向。痴情的张生踏遍天下，山川间洒满了他的苦泪和足迹，可是终究一生遗憾。书生非名人，妓女非名妓，这样的故事又有几人知晓呢？淮上名士仲弥性为了爱情，放弃了他的官位，带着他深爱的女子远走高飞。这样的人必定为礼教所不容，岂能为后世称道。这样的书生，这样的爱情，即使在今天也会被很多人说傻，说无聊的。甚至会被你深爱的人认为无聊，认为没有必要，甚至会因此说你书生气太重，说你不切实际。

功名利禄，荣华富贵。人类似乎总难逃脱物质世界的困惑，便是爱情，也必须要有面包，纯粹的爱情是注定了死亡的。贫穷时代的爱情注定了是悲剧结局的。因为太多的不确定性了。

贫者，身无长物，孑然一身，能够给对方的只有承诺，对她说，此生我只爱你，只为你付出。

穷者，困于一地，有才难伸，能够给对方的依旧是承诺，对她说，相信我，我会为你努力，让你看到我们的未来。

只可惜，这个时代喜欢童话的女孩或许还有，但是相信童话的女孩早已不再。

朋友写了一首诗歌，其中有几句，很是俏皮，却也无奈：追女孩失落难免，安娜已经走远，小白嫁了许仙，和洁西卡也回不到从前。是啊，所有的一切都已经成为了过去，再也回不到从前，留下来只有感伤，无尽的思念，和一遍遍地提醒自己，忘记吧，忘记吧。却怎么也不能忘记。

相爱太短暂，相忘太长。爱上一个人或许只需要不到十万分之一秒，忘记一个人却要耗尽半生精力，爱情真得是不能计算成本的，太贵了。玩不起。所以，大多数人选择得不是爱情，仅仅是婚姻，完成一个人在这个社会的责任而已。

没有真正的恋爱过，但是我想爱过吧，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真得用心去爱过，也曾以为幸福唾手可得，结果得到的却是一种无可奈何，不生不死，仿佛一根系在脖子上的白色绸缎，让人上气不接下气，却不得死。时时恐惧，时时担心。想起一段佛偈：一切恩爱会，无常难得久。生世多畏惧，命危于晨露。因爱故生忧，因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释迦牟尼似乎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才教人们放弃爱。佛家讲七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前面四个说得是人生的自然现象，而后面三个几乎都是与爱相关的，可见爱真得是人生痛苦的根源之一。只是我在这里把佛家的爱狭义了。

此刻又将如何面对爱情？当爱情重新来临时，又将如何选择呢？不知道怎么了，在心底深处总会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不知道是害怕失去，还是害怕再次受到伤害？不敢抓得太紧，因为害怕凡是太近，缘分势必早尽。可是又不敢不抓紧，因为爱情就像是天际划过的流星一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忽然逝去，再也不会回来。

究竟想要怎样呢？究竟想要一个怎么样的爱人呢？也许这般书生气，本就不该去找一个太现实的女孩，也许只有当两个人愿意一起做梦的时候，才能将梦境变成现实。可是爱情从来都不是可以选择的，爱情是一场偶遇，偶遇中的人们，在缘分和现实的世界里挣扎着，磨合着。可能最后得到了，可能最后失去了，没有法子预料结果。也许这便是爱情的无奈，也是爱情让人着迷的地方。因为人性本就是猎奇的，越是不可捉摸，越是可以吸引人吧。

小剑仙

两千年宣扬道德和性善论的结果，伪君子比真君子不知多得多少，龚自珍在一百年前就说读书人的最终会被朝廷“戮其心”也。孔子那年代还传授音乐和算术，自打科举几乎全是八股文的道德，书生已被做官文化垄断，导致后来被八国联军欺负的苦果。

慕容筱茜

某珏的文，额很喜欢。
赞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