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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事变之后，清廷大局堪危。“夷强中弱”落差不断拉大、民间反抗风暴此起彼伏、革命党推翻满清暴政思潮日益蔓延、立宪人士立宪呼声群起高涨……面对中国当时亘古未有之变局，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更加深刻的意识到 “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备十倍精于其军事技术……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张之洞《劝学篇》）
引进西方政治制度，发展立宪政治，从而使中国国强民富的立宪思潮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思潮。在“夷强中弱”落差和“内忧外患”的压力下，在“自强之根本在于采用西法”的社会呼声下，清廷统治阶层意识到，不变法则国将不国。
1901年1月清廷发布上谕，宣布开始“变法”实施“新政”。1905年，正式宣布筹备“仿行宪政”，并在其后的两年时间里，先后两次派遣大臣前往日本和西欧考察宪政。时人有评：庚子后“预备立宪之风乃大盛。废科举、试特科、引用留学生、设资政院及省谘议局，以为君主立宪张本；复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以新外人耳目。”（《清末筹备立宪档案资料》）
1906年9月1日，光绪皇帝颁发了“预备立宪”圣旨，宣布“预备立宪”开始，立宪将“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之道。”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资料》）但满清统治者并不情愿旁人染指其统治大权，所以借“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为由，宣布正式实施宪政的日期须查看情形再行确定。
在清廷宣布立宪的进程中，考察宪政大臣载泽和达寿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日本考察宪政期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对身为满清皇族的载泽谈到“贵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国是">国是ersonName>君主国，主权必集中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于">于ersonName>君主一人之手，断不可旁落于臣民；臣民的自由权由法律规定，是政府所给予，而非按照人民的意志自由。”（张晋藩、曾宪义：《中国宪法史略》）伊藤博文的教示对载泽影响很大，回国后载泽向朝廷阐述君主立宪有三大利端，即“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在载泽看来，君主立宪后，政府责任全部由内阁承担而不是由君主承担，议院还可弹劾内阁使之引咎解散。这在“君主神圣不可侵犯”的大原则下，无异于中国历代“相位旦夕可移，君位万世不易”的情形。所以君主立宪最有利于尊崇国体，强化皇权，转移矛头，延续帝祚。（《清末筹备立宪档案资料》）
第二批考察宪政大臣中的达寿主张效仿日本宪政体制。他认为，日本内阁表面上权限很大，但日本君主立宪的微妙之处就在于：内阁表面上是对议会负责，但因天皇对内阁保有任免解散权，因此内阁实质上受制于天皇。最重要的是日本天皇对军队拥有统帅权且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乃宪法原则，即便立宪，天皇仍然总揽大权。因此，他认为效仿日本模式的宪政体制，满清国本可固，社稷可延。
相对于满清贵族“延续巩固大清社稷”、“削弱汉族督抚权力”等主要考虑。清朝中叶以来知识分子对宪政的主流见解就显得有很大不同。君主立宪和议会内阁等制度框架在更多的立宪派知识分子眼里，并不是西方限制政府权力和维护民众权利那么简单，而是这些制度框架能够集思广益，消除君民隔阂，固结民心国本，壮大国家国力。
“苟得君主于上，民主于下，则上下之交固，君民之分亲矣。内可以无乱、外可以无侮。而国本犹如苞桑磐石焉。由此而扩充之，富强之效，亦无不基于此矣。”（王韬《弢园文录外编》）
“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至秉公，法诚良，意诚美矣。无议院，由君民之间多隔阂。故欲藉公法以维大局，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泰西各国咸设议院，朝野上下，同心同德。合众志以成城，致治固有本也。”（郑观应《盛世危言》）
王韬和郑观应的宪政思想对后来的立宪派人士影响很大，并为主流立宪人士所继承。立宪派中的主导人物多为汉族督抚和开明绅士，他们还希望通过立宪，限制满族统治权，加大地方和汉族督抚权力，提高自己政治地位。因此，在预备立宪过程中夹杂着满汉之争、中央与地方之争。
清廷对预备立宪的有意推搪延缓，引起了立宪派人士的不满，立宪派领袖之一的张謇组织各地立宪团体代表人物云集北京请愿，呼吁朝廷速速立宪。清廷迫于“国势阽危，人心浮动，内忧外患，岌岌堪虞”的局势，不得不于1908年8月日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开始实行君主立宪，以此作为延续社稷之策。
1908年颁发的《钦定宪法大纲》共23条款，由正文“君上大权”和附录“臣民权利义务”两部分组成。序言明确表示：“君上有统治国家之大权，凡立法、行政、司法皆归总揽”。“君上大权”部分共有14条款，前两条分别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远尊戴”和“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后12条则明确记载君上的十二项大权。
附录“臣民权利义务”也规定了臣民享有的一些权利，但这些权利在“君上大权”的压制下，缺乏物质和制度保障，实质上在愚民。君主权力集中而臣民权利苍白的大纲结构，让立宪派大为失望，梁启超批评《钦定宪法大纲》是“涂饰耳目，敷衍门面。” 立宪派于是兴起了三次速开国会请愿运动，作为抗议。
这部《钦定宪法大纲》主要借鉴的就是日本近代君主立宪政体。日本实行的宪政体制实际上是宪政外壳下的“开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明">明ersonName>君主专制”，关于“开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明">明ersonName>君主专制”，日本学者加藤弘之在其著作《真政大意》中阐述得很明确：“立宪政体乃理想国家维系方式，开化文明尚不发达诸国，一举而实立宪政体，乃危机书生之见。宜先取专制政体，臣民之权利亦自须限制。若骤变政体，赐臣民以十分自由之权利，反将大害于治安，故决不做此迂阔之事。唯以逐渐启迪人民知识，渐变政体宪法为其方策。”
在这样一个二千年以降，国民不知立宪为何物，欠缺宪政心理和内在动力的国家；在这样一个抛弃本国传统，惊于宪政虚名，而非洞澈宪政精髓的国家，照搬西方制度，遽然实施宪政，无疑于在“扑火“的同时又在“玩火”。因为“各国立宪，多由群下要求，求而不得则争，争而不已则乱……定于一则无非分之想，散于众则有竞进之心。其名至为公平，其势最为危险。行之而善，则为日本之维新。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于式枚语，出自《清末筹备立宪档案资料》）
基于当时的时局，清廷需要应付的是立宪派势力和海内外革命党势力，而非普通民众，推行君主立宪，主要是为了维系国家人格化的君主权力。另外中国传统国家概念是“家国天下”，家国本位思想历史悠久，不允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许产生">许产生ersonName>君主（国家）与民众的对峙。因此宪法大纲中臣民权利的苍白也就不难理解了。在这样的宪法大纲体制下，想争取民众力量，只能适得其反。
而从中国帝王统治的法理道统依据上讲，《钦定宪法大纲》隐约标志着中国自汉武帝以来，历代帝王“君权神授”法理道统基础的崩溃，君权开始由“神授”转化为“人授”。中国历来就讲究君主统治必须要有法理道统依据，刘邦是平民出身的帝王，他不具备“高贵血统”，因此汉朝皇帝急需为自己代秦统治提供一套合理的法理道统依据。最终以“德”为基础的“君权神授”理论为汉武帝所接受，成为后世帝王统治的法理道统依据。因此作为“天子”的皇帝乃是奉天承运，代表上天治理社稷，从而拥有着绝对的唯一最高权威。而现在，清朝君主的权力和权威竟然要凭借人定的宪法大纲来赋予和确定，完全违背了中国传统政治中君主大权乃天授，不得见诸律典的基本法理。《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后，在“君主权威”一元论上，出现了另外一个最高权威，即“宪法权威”，形成了“二元权威”。君主的神圣性因为世俗的影响而受到严重削弱。最关键的还是清廷自鸦片战争以来丧权辱国，已被认为失德，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支撑">支撑ersonName>君权神授理论的基础正受到质疑而日益崩溃，要维系君权就必须寻找新的理论支撑点，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讲，《钦定宪法大纲》的颁布，肤浅地从表面上解决了这个君权支撑理论转换的问题。面对因“君权人授”而遭到严重削弱的君主神圣权威，清廷不得不采用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强化">强化ersonName>君主世俗权力的方式来弥补。由此可知，清廷在统治的法理道统上和统治的世俗权力上陷入了进退维谷，顾此失彼的两难境地。
《钦定宪法大纲》大纲遭到立宪派的反对，也正是宪政思潮中“开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明">明ersonName>君主专制”与“立宪民主政治”之争的体现。
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实质上标志着清廷走向“开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明">明ersonName>君主专制”最佳时机的丧失。庚子大劫后，中国陷入了水深火热的内外危机之中。立宪派人士倾向的是西欧模式的立宪民主政治而不是日本模式的开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明">明ersonName>君主专制。因为他们认为，民众是救国希望之所在，立宪民主政治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能">能ersonName>君民同心，群策群力，最大程度凝聚民众参与政治从而扩充民众救国力量。以“立宪民主政治”为主流的宪政思潮犹如决堤洪水，汹涌澎湃，势不可挡。正验证了“人情易动则靖之实难。民智易开则愚之无术。”的格言。对于开匝放水的清廷来讲，是极不情愿而又无可奈何地搬起石头在砸自己的脚。
理想的开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明">明ersonName>君主专制是想凭借圣君贤相专制一二十年，期间普及教育培养国民资格，发展议会培育国民政治经验，待时机成熟，再行立宪民主政治。其实也就是想通过加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强">强ersonName>君主权威来解决国家问题。但当时的局势，显然已经不允许清廷搞这样的政治整合，因为当时清廷的统治权威已近荡然无存之地步，它的国家控制力和民众号召力不足以掌控开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明">明ersonName>君主专制这样的政治整合，一味冒进，只会不自量力，导致国家动荡失控，走向分崩离析。清廷的这个迷梦坚持到武昌起义爆发后彻底破灭。迷梦破灭的标志就是清廷迫于局势颁发的，以限制君权为宗旨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 十九信条的颁布，君主权威遭到民众普遍质疑，信仰基础基本崩溃，理想的开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明">明ersonName>君主专制自此以后更加无从谈起了。
而立宪派欲通过效仿西欧的立宪民主政治，来扩大民众政治参与，达到强国富民目的。则千疮百孔的中国，社会颓败、政治腐朽、经济落后、国力困顿、教育陈旧、民众幼稚……与西欧国家立宪时的基础相比相差甚远。加上立宪思潮与中国传统习俗制度的严重脱钩，西方文化引入中国后的畸形变异，“自由之说入，不以之增幸福，而以之破秩序；平等之说入，不以之荷义务，而以之蔑制裁；竞争之说入，不以之敌外界，而以之散内团；权利之说入，不以之图公益，而以之文私见；破坏之说入，不以之箴膏肓，而以之灭国粹。（《梁启超文集》）”，立宪之路可谓举步惟艰。这样的民主立宪，放松了对民众的教化和政治团体的控制而听其参与政治，使得各种矛盾冲突外在化，一旦驽控不好，就会产生新的民乱风暴，导致多元思潮泛滥，国家凝聚力丧失，届时国将不国。
“沉酣朝野仍如故,巢燕何曾危幕惧。君宪徒闻俟九年,庙谟已是争孤注……养兵成贼嗟翻覆，孝定临朝空痛哭。再起妖腰乱领臣，遂倾寡妇孤儿族……” 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里为清末立宪和清亡这段历史扼腕叹息。清末的预备立宪未能挽救清廷的覆亡，“开明君主专制”与“立宪民主政治”之争在君主体制下的中国，也是个历史死结。时人以为只要有了立宪这把“牛刀”，中国问题就能像“庖丁解牛”一样迎刃而解，其实既然跳不出君主体制，那么不管“牛刀”有多锋利，都无从寻找空隙避开矛盾达到解剖效果；不管采取什么形式的君主立宪都等于是在火上浇油，玩火自焚。然而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清末预备立宪也无疑具有“望梅止渴”般的积极意义，充当了中国历史进步的“荷尔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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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5-12-10 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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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2-11 06: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