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公愚、方介堪与温州书派

一二斋主人

学高身正 承前启后

——马公愚、方介堪与温州书派

陈胜武

2002年，我写了《“温州书派”刍言》，提出“温州书派”的概念。为了对这一理论概念进行建构和深化，我对温州有重要影响力的书法家进行了比较分析。我认为马公愚（1893-1969）、方介堪（1901-1987）作为生平好友，他们在人生经历、艺术风格、学术思想等方面有很多共同点，他们是温州书派的典型代表和杰出人物，也是温州书派并峙的两座高峰，对温州现当代书法篆刻的影响无人能出其右。本文从艺术风格与艺术成就、学术思想、道德楷模和治学典范、培养提携晚辈后学、对温州地域文化的贡献五个方面展开论述，分析研究马公愚、方介堪对温州书派的影响。

一、艺术风格与艺术成就

马公愚、方介堪青少年时期学习书法篆刻的环境其实是相当好的。马公愚出生于有“书画传家三百年”之誉的书香世家，其高伯祖马香霞是举人，高祖父马蔚霞是清道光戊子年解元，祖父马兰笙和父亲马祝眉都是秀才，马香霞、马蔚霞、马兰笙都是著名书画家，名著《中国美术家大词典》。马家历来重视教育，读书好学的氛围十分浓厚，书画、医学世代传承。兰笙公晚年不乐仕进，专以书画金石自娱，马公愚六岁时在兰笙公指导下学习篆刻，幼承庭训，故根柢甚深。他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又经系统的现代新式教育。他与兄长马孟容于1909年同时毕业于温州府中学堂（温州中学前身），又同时考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并分别获得理科、文科学士。期间受到孙诒让、张宗祥、马叙伦等人指导。方介堪的祖父养初是同治初年秀才，后来在府学助教，其父冠英为县学童生，以书法见重于时。方介堪七岁时即由父亲督导临池，九岁时学刻印章。方介堪虽然因为家庭清寒，没有机会接受新式高等教育，但是在1919年，温州著名书画收藏家、篆刻家谢磊明将方介堪招至家中，让他钩摹古今印谱文字，谢家收藏极丰，方介堪在谢家六年，因此眼界大开，学识大增。

马公愚和方介堪就是在这样的书香门第中成长起来的，他们都是文雅君子，敦厚仁者，书如其人，印如其人，他们在金石书画的审美情趣上都倾向于典雅整饬一路，形成以清正古雅、整饬大度为主调的风格，具有很浓的“文气”，这也正是“温州书派”的典型风格。1926年，马公愚、方介堪等一批温籍书画家先后来到百年来中国经济文化中心都市——上海，广交艺界名流，参与到海派文化的大潮中。温籍书画家凭借自己的艺术实力在当时中国的艺术中心舞台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展现了自己的群体力量，这是温州近代书法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马公愚和方介堪是他们中的艺术天才和多面手，都善于在艺术上独辟蹊径。

马公愚“举凡文人之事无一不能，无一不精”，擅诗文金石书画，素有“艺苑全才”之誉，经亨颐称赞他“五绝于今孰与俦”。其书篆、隶、真、草兼精，海上公推“四体俱精”第一。马公愚还精通英语，能用英语为外国友人讲解中国艺术和中国书法。

马公愚的篆隶醇雅高古，最见功力，以临写《石鼓文》最为上乘。与吴昌硕的石鼓文相比，马公愚的石鼓文结体上减少欹侧略微缩短长度，用笔圆润而糅合方严，雄厚静穆，自成大家。马公愚金石篆刻功力最深，治印少而精，潜心秦汉，取法高古，无丝毫晚近习气。他用纯正的文字，精妙的刀法，工稳的结构，给人以喷薄而出的古韵⑴。马公愚不愿步人后尘，从诏版篆书中独辟蹊径，很好地把篆籀的整齐严肃和诏版的参差流丽结合起来。他以诏版篆书面目作印，章法散中有紧，紧中有散；刀法方折为主，辅以圆折，双刀横冲与单刀轻转兼用，恰到好处地表现了诏版文字急就随意、不事雕琢、似整非整的拙朴峻拔风格。他用诏版篆法和战国玺印文字作印、作对联或题画，郁勃有奇趣，开创了一代新风。沙孟海、诸乐三等先生称赞这是他的看家本领⑵。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直到建国后六、七十年代，马公愚和沈尹默、邓散木、潘伯鹰、白蕉、章士钊、乔大壮、汪东、曾履川等人，在上海高举“帖学”大纛，崇尚晋唐，力追“二王”。马公愚以其深厚的学识和极强的书写能力成为“帖学”集群的首要人物之一。他们文化素养颇高，心态文雅闲适，共同选择了“帖学”之路，他们在共同审美理想的基础上的创作实践，涉及文化、理论教育、出版各个方面，极大地影响了上海书坛的发展。他们的共同努力使得“帖学”在式微了300多年后，重新兴盛了起来⑶。“崇帖”的思想对温州书法影响很大，温州当代书法风格就是以“帖学”为主流，林剑丹、马亦钊等人注重引导青年人学习“二王”。陈忠康等人的书法深植“二王”，融入时代精神，别开生面，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力。

方介堪“由刻而书，由书而画，由画而诗，遂成多才多艺之人”。他精研汉印，以典雅整饬汉玉印和细圆朱饮誉印坛，被郭沫若称为“已达炉火纯青之境”。方介堪的篆刻“刀法明洁，篆法雍和，章法安稳”⑷，“集小篆之清与古玺之厚于一体，增强了笔墨书写的意味，故显得清纯古厚，较之其师赵叔孺印作更具‘书卷气’和‘金石气’”，是醇雅精蕴一派的代表，是典型的文人学者型印风。他在“对鸟虫篆的反复摸索中，又开辟出朱文鸟虫书印章这一新境，极大地拓展了传统印学的表现力”⑸。秦汉以后，鸟虫篆在歧路上沉寂了近两千年。方介堪是打破历史沉寂的开局者，他的成就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根本上使鸟虫篆印这一‘偶一为之’的形式发展成为当代篆刻的主流形式之一”⑹。这也使得方介堪奠定了他在现代篆刻领域的地位，使他成为近现代印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从方介堪到当今温州印坛的林剑丹、马亦钊、张如元、胡天羽、张索、南剑锋等人，篆刻风格也是一脉相承的。

二、学术思想

马公愚、方介堪的学术思想非常丰富，并且有很多共同点。就其对温州书派的影响而言，我认为以下三点是非常重要的。

1、注重学问素养，学术指导艺术。

马公愚认为“临池学字，必先读书，所蓄既富，气质自雅，游于艺者宜取法乎上”。关于书法，他主张“作书不可不通篆隶。今人作书，别字满纸，只缘未理其本，随俗乱写耳。通篆法则字体无差，通隶法则用笔有则。此入门第一正步”。他所指的篆法、隶法，决不仅仅是书写技法，而主要是指篆隶的文字学内涵。关于篆刻，他主张“摹印之道，岂易言哉！必精研六书，饫览古玺印及一切金石文字，融会贯通，识力兼臻，始足以语此”。马公愚古文字学问非常深厚，由于十年浩劫，他的书籍、著作已经荡然无存。但在马家珍藏的马公愚青年时代用过的汉碑拓本上，随处可见他的校注、考证、笔记，其博闻强记和治学之严谨令人叹服。

方介堪先生对古文字浸淫颇深，对先秦文字的渊源理得很清楚。曾农髯称赞：“介翁考究金石之学，无一字无来历。”他在《玉篆楼谈艺录》中指出：“盖别篆属学术，择篆既属学术又属艺术，书篆则属于艺术。艺术只分优劣，学术要判是非，是非未明不能定优劣，故艺术须受学术指导。”他的《古玉印汇》不仅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印谱，而是在存世古玉印资料梳理、考订中融入当时印学发展成果，以及方介堪先生个人研究心得，同时又吸收了顾氏集古印谱开创的体例、形式，注重对古玉印蕴涵的文字史料、篆刻艺术价值进行阐释的著作，其中贯穿了作者的断代意识和类型研究理念。《古玉印汇》视野并不仅仅关注于篆刻艺术，他往往凭借渊博的知识，突破艺术与学术之间的界限，考究钩稽，发人所未发，使读者见微知著，认识古玉印作为历史文物的整体价值⑺。

马公愚、方介堪及其深厚的学问功底，使得他们的书法和篆刻作品透射出常人难以企及的“学者气”和“文气”，相比之下，当今书坛那些只注重笔墨技巧和视觉效果的书法，实在是显得苍白，这其实是书法的退化和书法美的流失。

2、注重对传统的学习，不逐时风。

马公愚幼受孙诒让教导，立志做金石家，书法上溯三代，从根源古籀上下功夫。他力主“作印必宗汉，犹书之于晋，诗之于唐也”。马公愚1948年给汪新士以“以古为师”为题的题赠，集中体现了他的主张：“篆刻不师秦汉，必堕恶道。盖秦汉人之作篆如北平人作平语，幼而习之，纯出自然。晋以后楷书既行，人不识篆。偶有所作，如闽粤人之傚平语，不能似也。…若论篆刻则汉以后之印，尽可不必寓目也。”马公愚师古不泥，翻新自卓，“其于刻印，根柢既深，故自然入古，直可置之汉玉秦金之侧，无一笔一画落入后世所谓皖浙派者之窠臼。”

方介堪始终以一个学者的姿态介入篆刻研究⑻，马衡称赞他“不屑与时流竞一日之短长”。方介堪认真阅读整理过谢磊明和张鲁庵珍藏的近千部古印谱，细心钩摹过周秦两汉的上万钮玺印，甘于寂寞，一心攻艺，不趋合时尚，走自己的路。韩天衡和林剑丹回忆方介堪多次教导他们：“千万不能学我的印，学了就超不过我。一定要学经过历史检验的最好的东西”，“搞艺术要取法乎上。学生不能死守老师那一套，要在继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一味求奇的路子是走不通的”。张索回忆他少年时受方介堪先生教诲：二王是正道，汉印是躯体，流派是枝节，要从源头去寻起点，一步一步往上走，学流派印，学风格书，终成不了大家。

3、篆刻之难在篆不在刻，主张篆法为本。

马公愚提出“篆与刻为二事”，“摹印之难在篆不在刻，…后世书体既变，篆法茫昧，纵抗心希古，终难脗合，势使然也”。方介堪《玉篆楼谈艺录》中主张：“篆刻艺术…乃篆与刻之艺术。所谓篆者，指别篆、择篆与书篆，统之则为篆法，刻则指刀法。认得文字，且能辨别其时代界限，此谓别篆。…择篆之要，一在正确选取同一时代文字，不错杂不同体系文字于一印。…能别篆、择篆然后始可论书篆，否则是“画符”。盖别篆属学术，择篆既属学术又属艺术，书篆则属于艺术。…别择既正，书篆又佳，始可谓得篆法。篆刻之难不在刻而在篆。”他把主要精力倾注于对篆法的把握，“摆脱有关刀法的种种扑朔迷离的论说的纠缠，以简单驭繁，干脆利落”⑼。他主张“篆法刀法之外，篆刻亦注重章法。…章法受篆法制约，而篆法既须服从章法之需要，其疏密、挪让、照应皆须一任篆法之自然，不可矫柔造作，竞奇骇俗。”

马公愚、方介堪的注重学问素养、注重学习传统、印宗秦汉、篆法定章法等学术思想，契合现代书法篆刻史的主流思想，尤其对温州现当代书法篆刻的影响极为深远。温州当代书法篆刻名家大多与马公愚、方介堪有直接或间接的师承关系，经过林剑丹、马亦钊、张如元、胡天羽、张索、陈忠康、南剑峰等人的共同努力，马公愚、方介堪的学术思想得到了很好的整理和传播，对于温州当代书风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道德楷模与治学典范

马公愚、方介堪不仅学高而且身正，他们至今仍然是温州艺术界的道德楷模与治学典范。

他们“贫贱不能移”，在民族大义上气节凛然。凇沪抗战时，日寇横行上海，马公愚在兄长马孟容的一幅蟹画上题诗：“结队披坚执锐，原来无腹无肠。任尔横行江海，酒边终伴橙姜”，以此表达对日本侵略者的极大愤慨。抗战初期，马公愚在上海邮局兼职，珍珠港事件后，听说邮局将被日军接管，他毅然辞职，鬻字谋生，蓄须明志。抗战期间，马公愚一度生活困顿，他的同乡同窗暨姻亲梅思平在汪精卫伪政府担任要职，想让他在伪政府挂个空衔，领点薪水改善生活，公愚以民族大义为重，予以婉言拒绝。方介堪抗战起回温避寇。日寇侵温时，有鬼子慕名登门求刻印章，方介堪弃刀不刻，藏堂后避之十余日，寇退始出。而此时他的生活却是无以糊口，赖友人接济才能勉强度日。马公愚、方介堪都乐观豁达，淡泊名利，不趋权贵，生活俭朴。马公愚的朋友和学生中不乏位高权重者，但他从不趋炎附势，作诗明志：“淡中别有味，清极不知寒”。方介堪生活俭朴，但对于亲友和学生的接济帮助却十分慷慨。方介堪经常击节高吟“从未百金留二日，不知隔宿有余粮”。他对学生要求不仅要有高超的艺术造诣，还要有高尚的人品道德，他自谦“无师吾何以成，无友吾何以成”，“谦于终身为益，勤则百事可成” ⑽。时人称赞方介堪是“金玉其作，金玉其人”。

马公愚、方介堪治学之严谨用功，足以垂范后学。马公愚于金石文字“三十余年，几日无不寝馈于其中。于三代秦汉魏晋六朝，凡金石瓦甓之有文字者，见无不摹，摹无不精，其于刻印，根柢既深”。“其书斋积楮累累，墨盎笔架，纵横于案头，自朝至暮，奏刀挥笔，迄无暇晷，终日乐此不疲”。马公愚亲自为侄孙马亦钊的书斋取名“劳谦室”，并为跋曰：“劳以戒惰，谦以戒傲。惟斯二者，终身可蹈”。劳、谦二字，是他一生为人治学的准则，也是他对晚辈后学的严格要求和殷切期望。方介堪异常勤奋，治印多且精。青壮年时，每天治印不下50钮，一生治印在三万方以上，这个数字在篆刻界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尤其是他的《古玉印汇》，需要采撷三十来种谱录资料，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只能靠响拓（钩摹）来完成，而能够达到形神兼备、不让真迹的艺术效果，其毅力和功力令人叹为观止。

马公愚、方介堪和老一辈书家为温州书派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温州当代中青年书法家就是在这种艺术和道德沃土上成长起来的。

四、培养提携晚辈后学

马公愚、方介堪是温州书派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们历来乐于奖掖后进，诲人不倦，当代温州很多书家受他们照拂陶染。

马公愚、方介堪都有丰富的高等院校任教经历。1926年，马公愚、方介堪都被刘海粟、黄宾虹聘为上海美专、上海新华艺专教授，是我国近代美术大专院校最早开设篆刻课程，系统传授学习方法的先行者。马公愚后又任大夏大学（华东师大前身）文书主任兼书法教授。尤其是马公愚、方介堪和马孟容、张红薇、郑曼青等人共同在上海美专任教的时候，当时上海艺专的18个国画教授里，就有7个是温州人。清末民初，包括温州在内的大批浙江青年画家集聚上海滩，接受来自现代文化的熏陶。由于马公愚、方介堪等人的大力提携，上海美专成为温州书画人才走向全国的重要桥梁。据奚立镇先生编纂的《温州历代美术家》一书介绍，经上海美专培养的温州书画家在50人以上，形成一个庞大的书画家群体，如苏昧朔、谢印心、孙孟昭、金作镐、朱夷白、郑野夫、林夫、张明曹、叶曼济、戴学正、李成勋、张怀江 徐伯清、王卉等都曾经就学于上海美专。1964年，浙江美术学院率全国之先开设书法专业，方介堪作为篆刻艺术教育家，应潘天寿之邀，到校讲授篆刻。他一生诲人不倦，桃李满天下，培养了不少优秀的书法篆刻名家，现代篆刻中坚大多出其门下。

马公愚长期寓居上海，交游极广，桃李满门，极有影响力。他参加了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任上海国画院画师、上海文史馆馆员。还被聘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参与文字简化工作。刘旦宅等温籍书画家在上海大多受他照拂。

建国后，方介堪长期留居温州，他和谢磊明、曾耕西、吕灵士、吴鹭山等人成为解放后温州书坛的领路人，培养了一批后辈书法人才。从六十年代初至文革前，一批温州书坛日后的精英如林剑丹、马亦钊、张如元以及在温服役的韩天衡开始走入书法之门，他们俱拜在方介堪门下。由于方介堪的培养提携，这一代书法家文革后在全省书法界脱颖而出，在八十年代初即迅速崛起于浙江书坛，并渐渐为全国所瞩目。

五、对温州地域文化发展的贡献

马公愚、方介堪毕生积极从事书画创作与文化教育活动，致力于推动文化教育发展，尤其对于温州地域文化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马公愚与兄长马孟容于1912年从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毕业返乡后，在家乡创办“东瓯美术会”、“永嘉启明女学”等，推动家乡文化教育发展。1919年，马氏昆仲与郑振铎等73人发起组织“永嘉新学会”，倡导力行“改革旧思想，创立新思想与新生活”，创办《新学报》，宣传反帝救国，摆脱旧思想的束缚，倡导新文化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方介堪积极投身家乡文物工作，任温州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温州博物馆馆长，是温州文博工作的开创者。他带头捐献历代文物，不辞辛劳征集民间藏品，抢救整理出土文物，积极筹划馆藏文物展览。温州博物馆文物的数量和质量在全省位居前列，这与方介堪等人的贡献和努力是密不可分的。六十年代，方介堪兼任温州工艺美术研究所副所长、浙江美术学院教授，作品曾两度受文化部特邀送日本交流。六十年代中期以前，方介堪曾代表温州、与全国书画界、文学界友人建立起了密切联系，为进一步推动温州和各地的文化交流，发展传统艺术，起到了巨大的了推动作用。

2005/10/20

参考文章：

⑴《书画传家三百年(上)》，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11，P194，林乾良：《西泠群星·马公愚》

⑵《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二期，马亦钊：《马公愚的篆书和篆刻艺术》

⑶《上海百年文化史》，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5，中，第二卷，《书法的百年拓进》，P1018-1019

⑷《方介堪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P62，刘一闻：《雍穆方严 简静平和——略述先师方介堪篆刻艺术的结字之美》

⑸《方介堪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P54，戴小京：《方介堪先生百岁诞辰电视片解说词》

⑹《方介堪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P107，俞丰：《浅读方介堪先生的鸟虫篆印》

⑺《方介堪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P80，孙慰祖：《方介堪先生与〈古玉印汇〉》

⑻《方介堪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P54，戴小京：《方介堪先生百岁诞辰电视片解说词》

⑼《方介堪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P118，戴家妙：《方介堪的篆刻艺术》

⑽ 张如元《方介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