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上卿兄对我的批评，觉兄之所言甚是有理。非常喜欢和上卿兄这样的高手切磋和交流,同道者之间的切磋与交流有时候比自修境界提升还快.虽然关于传统文化的观点我与兄有别，但很欢迎兄能以批判的眼光对待之。版主言当时办此版的用意在于深刻发掘金著内涵，批判也是一种发掘，正反两反面都可互相借鉴，有批判和争鸣——尤其是象上卿兄这样高水平的争鸣——才能使我们双方对事物的认识更为全面、更为深刻。象上卿兄这样的高手越多，对我们理解金著进而理解传统文化就越有好处。我们可以各尽自己所能从不同方面来为理解和阐发金庸作品乃至传统文化作出自己的贡献。只是兄对我的观点似乎有些误解。辨证的看待金庸乃至任何一个人我是从内心毫无疑问就同意的，但我当时的想法无非是借金庸先生提供给我们的机会提醒每一个人去重新认识和发现我们自己传统中的优良之处——毕竟，这些东西是融入到我们的血肉和灵魂中的，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永远离不开的东西。可惜的是，自从近代以来，我们、包括一些大思想家、也包括现在的人们，已经近乎失落了自己的传统，变得虽然表面热闹非凡却内心茫然不知所措，可以说找不到北了。我们中国人的自信心哪里去了？鲁迅先生当年曾有此问，现在我们还是要扪心自问。
中国文化自诞生以来，应该说经历了三大阶段吧：春秋战国时期，百家并出，与世界上同时期的印度（佛陀时代，八派同流）、古希腊（古典时代）、犹太（先知时代）等伟大的文化体系东西辉映，共同开创了人类文明的纪元，这个时代奠定了未来直到今天几千年的文化根基，至今仍难以超越，故大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此为“轴心时代”。汉代之后至唐宋，佛学西来，中国和印度这两大东方文化巨流不断碰撞、交流最终完成了融合，以百家之学为本因，以佛学为强缘，因缘互通，终成三教合一之果——这个时期实际上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第一次危机，冯友兰言（这句话本来是说近代西学东渐之事，不过亦可通于此）：中国人自出世以来，轰轰烈烈，未逢敌手，现在忽然遇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所以他急于作出比较——审视一下自己，力图超越自我。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是大乘佛学在中国的高度成熟、宋明理学和心学的出现，中国文化至此犹如凤凰涅槃完成了新生。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又遭遇到另一个外来强大文化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已经陷入第二次危机之中，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解决这次危机，鲁迅先生、金庸先生，还有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家，都在积极探索中国文化复兴的道路。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对西方文化的研究象中国人这样精诚、这样旷日持久、这样深入，这样带有自我拷问的色彩。这次文化危机的解决方案实际上在理论层次已经完成——“贯通中西”就是其根本战略，当然如何实施，在实践上又如何具体完成是更进一步、更艰难的任务。我们作为炎黄子孙自然责无旁贷，应该对得起自己的祖先，让祖先的传统不仅得到传承且得以发扬光大，但问题是我们现在对什么是传统尚且未完全弄明白，更无法谈什么发扬光大了。时代的浮躁和物欲横流已经让我们不能真正静下心来认真思考这一问题，学术在当今的堕落，文章的教条主义，让人不可亲近，而时下流行的文学，大部分又助长了时代浮躁的风气。好玩的不深刻，深刻的不好玩。难得有象金老先生的作品这样适合让几乎所有人都能或都有可能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优秀之处的东西。其实金老决不是不知道传统文化有丑的一面，我想他对这一点的认识应该比很多人更胜一筹，《笑傲江湖》和《鹿鼎记》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劣根性的一面揭示、讽刺的还不深刻吗？当时我说金老的作品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这并不等于说，他因此就看不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了，相反，他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批判，只是这种批判往往掩藏在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美妙的文字之下罢了。再者，金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不是简单否定，因此不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当然也让一些人觉得不过瘾，他往往是以否定之否定的境界来批判传统文化不好的一面，这样批判起来效果上就柔和很多，但也很容易让人误解为根本无关痛痒、摸棱两可或者又回到老传统中去了。金老对传统的批判是仁厚长者型的，不同于鲁迅先生的斗士型。其实金老（对传统文化理解之深刻我就不再说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是极为辨证的，比我们表面上看到的要更辨证，有一个评语说“金庸在自己的作品中所要做的并不是反传统，而是反正统”，可谓的论。不要把传统看死了，看僵化了，传统是活的，说到底，现代也是传统的组成部分，是传统在新时代的自我展开。现代是传统的现在时，未来是传统的将来时，历史是传统的过去时。何况我们这样来看，还是在表面上做文章，仍然没有到达对金老先生作品理解的根基之处——金庸作品的超凡之处并不在于、主要不在于、首先不在于对中国或东方文化的理解与阐发，而在于它揭示了超越时代和地域的人类的永恒价值。人物和历史背景是中国的、东方的，但人性、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和困惑，社会和宇宙的大道却不是仅限于中国或东方的。尼采说过：真正的哲学家（推而广之，一切真正的思考者）要在自己的身上超越他的时代。何谓超越？不是简单跳出、逃出其时代——谁又能跳出去呢？而是真正彻底理解他的时代，并在对自己时代的理解中比常人看的更深远，看到超出自己时代的东西，看到所有时代共同遵循的普遍规律。如果马克思仅仅是揭示了他所处的时代的规律的话，那他就不能也不应该论证共产主义的必然性。马克思是在资本主义中超越了资本主义而不拘泥于资本主义之现象，他看到的是整个人类的规律、道，这种规律在资本主义中也有所表现，以资本主义自身特有的方式表现出来，但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的一切。老子的思想为什么直到今天仍然有价值就是因为他的思想——应该说是他的思想所呈现出来的大道——早就在本性上超越了时间，所以从时间上看它是“过时”了，但本性上却没有。时间的久远与历史的沧桑不仅不能使它变得苍老，相反只能使之更为青春焕发，更为光彩夺目，历久而弥新。而人类的真善美、人类对自己命运的探求、人类对于大道的求证难道仅仅是社会背景或阶级分析方法就能解决、解释的吗？相反，社会的历史进程、阶级的产生和消亡、它对人类的影响本身原来都是道、都是规律的产物和表现。至于这种道、这种规律是以哪种形式，是以中国的文化样式还是以西方的文化样式，是以历史小说还是以武侠小说，是以雅文学还是以俗文学等等来表现，那是作家的自由，但我们却不可将作家用来表现本性的方便法门等同于他要达到的大道本身。就好象佛祖所说，法只是渡船，过了河——到达理想的彼岸之后就可以舍去了，过了河之后还用背着船走吗？船是目的地吗？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过河，而不是执着在船上不下来，更不能认为船就是我们的目的地。
上卿兄认为金庸先生对杨过这个人物的处理意念不连贯欤？或者是金庸先生好不容易有突破自己模式的机会而最终错过去了？杨过是金庸先生武侠小说创作的缺口乎？不用多说，杨过的确是个叛逆者，但最后成为神雕侠之后，尤其是在襄阳城下击毙（此处不谈历史，要谈历史的话，郭靖和杨过都是子虚乌有）蒙古大汗之后，进城之时，襄阳百姓罗拜相迎，此时，郭靖携着杨过的手，拿起百姓呈上来的一杯美酒，转敬杨过，说道：过儿，你今日立此大功，天下扬名固不待言，合城军民，无不重感恩德。此时杨过心中感动，“有一句话藏在心中二十余年始终未说，这时再也忍不住了，朗声说道：郭伯伯，小侄幼时若非蒙你抚养教诲，焉能得有今日？”“他二人自来万事相照，不说铭恩感德之言，此时对饮三杯，两位当世大侠倾吐肺腑，只觉人生而当此境，复有何求？”。郭靖其实从来就把杨过视如亲子——有人也许会认为郭靖这样对待杨过是为了赎罪，其实杨康之死完全是咎由自取，这一点在杨过得知真相之后已经得到证明，因此说到底，郭靖没什么罪可赎。郭靖就是出于自己的本性，终生以“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来教导杨过，这种教导不是说教，而是以自己对国家和百姓的一片赤诚，以自己的整个生命来为杨过做了一个榜样、一个表率。其实郭靖当年对杨康何尝不是如此？但此时杨过在某些人看来就又回到正统的老路上去了，所以究其实，金庸先生对杨过由叛逆而退缩或妥协的成长道路就成了一种失败，一种半途而废的败笔。什么是叛逆？所谓叛逆尤其是对正统的叛逆并不是简单推翻正统、一味和正统对着干，那样的话就成了叛变了。我们每个人在青春期都有一个叛逆期（还有一个是在三岁左右），首先表现为反叛父母——而我们以前是依赖于他们，基本与他们保持一致的。但随着我们对社会和人生认识的深化，随着我们的成熟，我们最终会明白原来父母是正确的——不是指他们的说法，而是指他们所要让我们明白并且我们大家共同遵循的道理，我们这时将与我们的父母一样也回归到正统了。但这种回归是一个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最终它把正统之常与反叛之变全部超越并完美结合在一起了。所以我们所要反叛的是父母所说的道理的说法的特殊性和主观性，而不是道理本身，我们所要超越的是我们自己认识上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也不是道理本身。道理、规律是不可能被超越的，但我们对规律的认识、领悟尤其是践行却可以而且必须要不断的被超越，也可以说是不断的去回归。超越——回归，回归——超越，本来就是一体之两面，本来就是永恒流转的两仪，焉可分为两截，只取其一面而置另一面于不顾？杨过的叛逆和他的“改邪归正”正体现了人认识和实现自己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必然性和完整性，没有这种叛逆对正统的超越和随之而来的对叛逆的更高的超越，那就是周伯通的境界了——所以这就决定了他只是一个赤子，永远都不会成为圣人，永远都不可能达到最高境界。因此，金庸先生对杨过叛逆和回归的揭示不仅不是败笔，正好相反，从中正体现了金庸先生对人性认识的独到、深刻甚至老辣之处。试想，如果杨过一路叛逆下去而永不回归的话，就象他年轻时那样，总由着自己的性子行事，以他后来如此高绝的武功，必定会成为残害苍生、为害武林的大魔头，无异于又一个西毒——我们看到，即使不断受到郭靖的教化和矫正，杨过尚且差一点成为蒙古南侵大宋的帮凶。杨过乃郭靖之变体，郭靖乃杨过之底色、本色——为国为民是这样，感情上的精诚执着也是这样。此处的“为国”不是愚忠，而是为天下苍生，这一点郭靖在忽必烈面前已经说得很明白：郭某纵然不肖，岂能为昏君奸臣所用？只是心恨蒙古残暴，侵我疆土，杀我同胞，郭某满腔热血，是为我神州千万百姓而洒。后来到了倚天屠龙记的主角张无忌那里，郭靖和杨过所代表的侠客理想在更高的层次中融为一体了，“射雕三部曲”至此方“曲谐”。因此，我们看金庸先生的作品时一定要把它们看作一个整体，不能断章取义，更不能望文生义。相当多（决非全部）对金庸先生作品缺陷的揭示，其缺陷都是作者自己造成的，很多情况下并不是金庸先生错了，而是作者理解得太浅、太偏、太不到位，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金庸先生永远都不会犯错误，而是意在强调，我们在评价金庸先生的作品时要思考得更深一些，更精一些，更少偏见一些（再强调一个基本观点：雅俗本身也是一种偏见，故不可以雅俗论高下。交响乐与山歌从道的境界来看是完全平等的）。
其实金庸先生最让人称道、最难以企及之处还并非单纯是他描绘了各种不同的人物性格和他们的命运或他的作品所具有的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而是在此基础上对不同流派思想境界、对不同人物性格的恰如其分的把握。这种精当的分寸感、这种纯熟的火候是金庸先生功力精醇纯正的体现。博大是向外开掘，而精纯是向内、向本性深处锤炼，所以我们才说博大——精——深。如果说博大是包罗万象的话，那么精醇纯正则是将博大所包罗的万象化为一体而达到浑然一体之境界，就是贯穿一切的那个“一”，而此时并不是每个个体失去了自己的个性，而是每一个事物都各得其性，各就其位，随在各足，不相妨碍——不仅不互相妨碍，而且相辅相成、相济相化，如此方为自由和谐、透彻圆熟的境界，之后才可达到“深”，深不可测，也就是微妙到极点，微妙到不可思议的境地，无形无相，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所以到最后一部作品〈鹿鼎记〉，“这部小说背景广阔，场面纷繁，人物众多，从卖笑的青楼妓院到金马玉堂的宫闱朝堂，从繁华如梦的江南都会到冰风雪飘的极北之地雅克萨要塞，从勾心斗角的官场到神秘肃穆的江湖帮会的香堂仪式，作品几乎将当时中国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的人情事态写尽”，历史与现实在金庸先生笔下可方可圆，亦虚亦实，汪洋恣肆而又行云流水，真正达到了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因此到得此处，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水到渠成，彻底完成了自己的发展历程，同时又瓜熟蒂落，自然而然将自身消弭于无形，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至此成为绝响。
有关帝王情结问题，有关对英雄和圣人的评价，我正在构思一篇文章，名曰《剑道 禅心 诗魂》，其中有关英雄和圣人的看法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即使还不敢说是解答或答案的话。
最后，无论如何，我都对上卿兄的信任和批评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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