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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周报专访金庸:办报纸是拼命,写小说是玩玩
    [ 作者:金庸    出自:时代周报,记者:李怀宇    时间:2013-01-18    点击数:



      
    香港明河社的门口挂着金庸先生手书的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先生的办公室是一个宽敞的书房,落地窗外,维利多亚港的无敌海景尽收眼底。书架上的藏书,其中一面是各种版本的金庸作品集,两岸三地的繁简体版外,还有多种译文。

      金庸先生乡音未改,闲谈中多次提起家乡:“海宁地方小,大家都是亲戚,我叫徐志摩、蒋复璁做表哥。陈从周是我的亲戚,我比他高一辈,他叫徐志摩做表叔。王国维的弟弟王哲安先生做过我的老师。蒋百里的女儿蒋英是钱学森的太太,是我的表姐,当年我到杭州听她唱歌。”现在常常一起吃饭的朋友是有同乡之缘的倪匡和陶杰,而美食家蔡澜是新加坡人,只对中国的潮州、福建、台湾以及东南亚的菜肴有兴趣,金庸先生对这些菜能不碰就不碰。

      提起围棋,金庸先生谈兴甚浓。“围棋有五得:得好友,得人和,得教训,得心悟,得天寿。”之说,他颇为欣赏。“以前我兴趣最好的时候,请陈祖德、罗建文两位先生到家里来住。”而他与余英时先生的交往,多与围棋有关:“余先生喜欢下围棋,他棋艺比我好一点。他太太自称为‘围棋寡妇’,余先生老是下棋,没有时间陪她。”金庸先生笑眯眯地说,“余先生的岳父陈雪屏围棋下得很好,好像你要娶我女儿,先下一盘棋看看。”记者闻听这种“小说家言”,笑道:“听余先生讲,他和余太太陈淑平谈恋爱的时候,还不认识陈雪屏先生,是等到1971年结婚七年了才正式见到陈雪屏先生。”事后,记者为此事问过余英时先生,余先生听了哈哈大笑。

      金庸先生提起老朋友黄永玉、黄苗子、郁风的旧事,感慨郁风过世了。对书画,他时有出人意表的品评,又提起启功先生:“启功来香港见我,我写几个字请启功先生教教我,他唯一教的就是:‘你绝不可以临碑帖。你的字有自己的风格,一学碑帖,自己的风格完全没有了。’我说:‘启功先生,你这句话是鼓励我。我碑帖没有学,但书法极糟。’”

      金庸先生好奇心极重,不时主动问起记者访问过的学者近况。余英时、许倬云、金耀基的师承与学生的趣事,金庸先生听得兴味盎然。记者提起余英时先生的学生陆扬和金庸先生的老师麦大维(David McMullen)相熟,两人见面时曾细说金庸在剑桥大学研究唐史之事。又提起余英时先生现在戒烟,金庸先生说:“抽烟抽惯的人,要戒很难。邓小平当年见我,也谈到这个问题:‘我年纪大了,人家劝我戒烟,我不能戒,戒了反而身体不好。’”

      和金庸先生畅谈两个下午,恍觉曾经听说“金庸口才不好”不过是一种误会,原来只要是他感兴趣的话题,讲起来也像武侠小说一样引人入胜。谈话的焦点始终并非武侠人物,而是学界中人,南下香港的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远渡重洋的杨联陞、陈世骧、夏济安、夏志清,一一道来,如同江湖一样好玩。

      到剑桥目的不是拿学位

      时代周报:你在剑桥大学读书读得怎样?

      金庸:剑桥大学先给了我一个荣誉博士,剑桥的荣誉博士很难的,排名在一般教授、院士之上,所以我再申请念博士,他们说:不用念了,你这个荣誉博士已经比他们都高了。我说:我的目的不是来求学位,是来跟这些教授请教一下,念书。后来校长就同意了。在剑桥念博士有一个条件,就是博士论文一定要有创见,如果是人家写过的文章,就不要写了。教授委员会有二十几个教授,他们要我提准备写什么东西。

      我首先提到一个匈奴问题,因为中国学者认为在汉朝时,卫青、霍去病跟匈奴一打仗,匈奴打不过,就撤退到西方去。西方人就不同意这种讲法,认为匈奴是在东亚、西亚、中亚自己发展出来的一个民族,所以跟中国讲法不同。我准备用中国的史料写关于匈奴的研究,有一位教授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专家了,他用匈牙利文讲了一些话。我说:我不懂匈牙利文,对不起,你讲的意见我不懂。他说:这个意见已经翻译成法文、英文了,如果你去匈牙利,我可以推荐你,你可以念三年匈牙利文再来研究这个问题。我说:我年纪也大了,再去念匈牙利文恐怕不行了。他说:你最好另外写一个问题。

      我就想写一个关于大理的论文,因为我到云南去,大理送了我一个荣誉市民称号,送了我一块地:如果你喜欢在这里住,我们欢迎你。我说:我有一些研究大理的资料,也去过几次,我写大理成立一个国家的经过是怎么样的。大理是很好的,西方也不大了解。不过,有一个教授就讲了许多古怪的话,我也不懂,他说:这是藏文,本来南诏立国是靠西藏的力量来扶植的,所以大理等于是西藏的附属国,后来唐朝的势力扩张过去,才归附唐朝,大理跟西藏的关系是很深的。我说:我也不懂藏文。他也觉得写大理不大容易。

      那么,我就考虑到中国考古学家从西安发掘出来的东西。以前说唐朝玄武门之变,兵是由东宫从北向南走,再打皇宫。我说这条路线不通的,为什么要这样大兜圈子呢?直接过去就可以。所以,我心想唐朝写历史的人,是在李世民控制之下的,他吩咐这样写就这样写了。我研究发现是皇太子和弟弟过来,李世民在这里埋伏,从半路杀出来,把他们打死了。历史上这条路线根本就是假的,因为李世民作为弟弟杀掉哥哥不大名誉。教授说:有没有证据?我说:证据就是发掘出来,东宫在这儿,皇宫在这儿,过去就方便了,这样大兜圈子不通的。我认为唐朝的历史学家全部受皇帝指挥,不但是唐朝,从唐朝、宋朝,一直到“文革”时候,所谓真的历史好多是假的,喜欢怎么写就怎么写。原来历史学家完全是皇帝叫你怎么写就怎么写,现在的历史学家还是一样,还是假的。好像开国大典的照片出来,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彭德怀这些人都在哪儿。后来彭德怀发生问题,彭德怀在照片上没有了,后来林彪发生问题,林彪在照片上没有了,彭真有问题了,彭真在照片上也没有了。

      时代周报: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金庸:哪个人打败了,胜利的人喜欢怎么讲就怎么讲,现在林彪慢慢恢复名誉,林彪就慢慢出现了。现代的照片都有假的,我说唐朝的历史也有很多值得怀疑的地方。剑桥大学的教授就说:那你写这个问题好了,其中怀疑的地方必须要有历史根据。我说:中国历史上忠直的历史学家很多,但是假的历史也是很多的。所以我认为玄武门之变的那一段历史中有些假,那些教授就一致同意:这个问题蛮好的,而且在外国人中没有人提过,你把这个问题写出来。我的硕士论文就以玄武门之变为主要的内容:《初唐皇位继承制度》(The imperial succession in early Tang China)。得了很好的分数。

      时代周报:现在你的博士论文准备写什么?

      金庸: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写安禄山造反,唐玄宗派了他的儿子荣王去抵抗,后来这个荣王死掉了,历史上也没有讲为什么会死掉了,他手下的两个大将也给皇帝杀掉了,我说这中间一定大有问题,是太子派人把弟弟害死了,把两个大将杀掉了。我找了很多证据,证明这个事件是历史上造假,其实是太子在发动政变,把弟弟杀掉了,而且他占有军队,连父亲也不敢动他。

      我的导师也同意。我就认为中国为什么缺少民主,从唐太宗开始,到宋元明清,都是所谓“枪杆里出政权”,哪个人兵权在手,就是哪个人做皇帝。我要在这上面发挥。我的导师就说:你这个意见蛮好的,可以写,尽量找点历史根据。外国论文好像跟中国论文没有关系的,外国人写论文,一定要有历史根据的,完全没有根据,自己想出来是不行的。我说:好吧,我会找根据。我的基本论点是中国的皇位从来不讲传统或宪法,宪法是讲皇帝的皇位应该传给嫡长子的,实际上是哪个有兵权,哪个会打仗,就传给哪个。中国是不讲宪法,讲兵权,外国也讲兵权,但是外国做得表面上漂亮一点。

      时代周报:那你的博士论文规定什么时候要交?

      金庸:博士论文本来规定要到剑桥去念的,一方面是我年纪大了,另外一方面我已经得到荣誉文学博士,地位比校长还要高。教授委员会决定我可以不在剑桥做研究,要研究中国历史,在香港也可以,在北京也可以,在西安也可以。我的指导老师麦大维年纪大了,已经退休了,他要等我两年,两年之内把博士论文写好。

      时代周报:你原来在剑桥大学读硕士时住了多久?

      金庸:我在剑桥大学真正读书差不多两年。在剑桥大学,本来我骑单车就很快过去,我太太说:年纪大了骑单车很危险,汽车也不大守规矩。所以要我坐的士去上课,坐的士就很贵,差不多一百块钱港币一次,也是她陪我去的。后来,我去一次,我的老师也会骑单车到我家里来教一次。

      时代周报: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你过了80岁,还到剑桥大学去读书?

      金庸:因为剑桥大学有学问的人多,教授虽然只研究一个学问,但是一门功课很复杂的问题他都了解。

      时代周报:可是你在世界上很多大学都拿了荣誉博士学位和教授称号,还是那么感兴趣到大学读书?

      金庸:我到剑桥,目的不是拿学位。我喜欢跟有学问的教授讨论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以前历史学家认为投向清朝的那些有学问的人是汉奸,现在我们的民族观念跟以前不同了,不大分汉族、满族,大家互相团结、互相帮助。我到北大演讲也主要讲这个问题。好像大家都是兄弟民族,我们汉族办得不好,你满族管管中国也不差的。

      时代周报:听说你小说封笔后,有人问你有什么感兴趣的事,你说想写一本中国通史,现在还有这个兴趣吗?

      金庸:我研究历史越多,就越觉得困难了,历史的观点也不同了。北京大学有一位教授苏秉琦先生,现在过世了,他说研究中国历史有两个怪圈,第一个怪圈就是我们用汉族观点,你满族人来侵略我们,投向满族的人就称为汉奸。我的观点跟苏先生一样,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各种民族文化融合在一起,一起发展。还有一个怪圈,他认为教条马列这种西方的观点来套到中国头上,是不对的,中国历史的性质跟外国历史的性质是不同的。马克思有一个观点我是很同意的: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因为经济问题,经济因素是很重要的。中国历史要经过五个阶段这一套,苏秉琦先生认为是不对的。我觉得苏先生这个观点对,中国历史不是照那个划分这样发展的。

      时代周报:余英时先生认为陈寅恪先生到了中年以后,已经没有写中国通史的想法了。

      金庸:我将来还是想写中国通史的,但是我觉得越来越难了。当时年纪轻,还不知道这样难,觉得照以前钱穆或者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改一下就可以了,现在我觉得他们很多都写错了,其实中国通史不应该照朝代来写,应从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一路发展下来,你到西安看看、到杭州看看哪一代的文化,不应该照朝代来写,而是照文化来写。中国通史是很复杂的。

      时代周报:其实你的一些历史观点已经表达在小说里了。

      金庸:像明代最后,李自成的手下到了北京城以后就奸淫虏掠,有些朋友就不赞成我这样写,他们认为李自成很好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有一位老师,专门把李自成放纵部下在北京做很多坏事的资料给我,我把这些资料都写到小说里面。

      时代周报:你是不是对明代历史读得比较深?

      金庸:明代历史比较懂,明代、清代跟现代比较近一点。

      时代周报:有人考据说,《笑傲江湖》就是发生在明代的。你的小说没有写过唐代,但是论文现在写到唐代了。

      金庸:我觉得唐代历史比较难写一点,因为唐朝离开我们太远了。我的《射雕英雄传》最早写到宋朝,宋朝还可以,唐朝的人坐在地下,喝的酒、茶跟现在不一样。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辉煌的,但是唐朝的生活习惯我不大了解,所以我不写,因为写武侠小说要写到一个人的生活习惯。

      办报纸和写小说都要讲老实话

      时代周报:我听说你对《资治通鉴》读得非常熟。

      金庸:因为那时候《资治通鉴》比较好看,容易看,我小时候在家里没有事,看《资治通鉴》像看故事一样,我觉得文笔好。

      时代周报:有人说,你也把《资治通鉴》运用到《明报》的领导上来。

      金庸:办《明报》跟你们办时代周报不同。如果今天晚上港督打个电话给我:“查先生,这个问题你明天怎么写怎么写。”我就把这个电话录音下来了。我明天去报告英国政府,明天就炒他鱿鱼了,所以港督是不敢这样做的。任何香港政府的人员想要干预舆论,你录音下来确定证据,告诉英国政府,英国政府马上把港督召回。

      时代周报:许倬云先生讲,新闻是短历史,历史是长新闻。你做新闻的信条是什么?

      金庸:英国报人史各特(C.P.Scott)讲:“事实不可歪曲,评论大可自由。”(Comment is free,but the facts are sacred)事实很重要,不能够歪曲,港督讲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情,或者某某某做过什么事情,这个事实不能歪曲,但是评论可以自由。我们的意见可以不同,但是根据同样的一个事实是不能歪曲的。这一点是我们办《明报》必要的信条。

      时代周报:你从《大公报》出来,到了35岁时自己创办《明报》,重要的缘故是什么?

      金庸:我在《大公报》工作时,《大公报》还是独立、自由的,所以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报纸。我考进去,当然是希望讲真话,后来到了大跃进,开始讲假话,我说这个报纸不行了。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它还是讲一亩地出5万斤粮食,我讲这是假的,我亲自到广东去参观过。

      时代周报:后来《明报》还跟《大公报》打过笔战?

      金庸:他们(文革左派)要来打《明报》,《明报》就退让,不跟它真正打。他们打到《明报》门口,工人就把铅熔化了,放在楼上:你们过来,我们就倒下来。他们也不敢过来了。

      时代周报:1966年创办《明报月刊》时,中国正是风雨飘摇的时候。

      金庸:《明报月刊》的态度还比较温和一点,有些内地的学者或研究机构还可以订。《明报》就是跟“文化大革命”对着干。我说过办《明报》是拼了性命做事。幸亏最后没有死,那是运气好。

      时代周报:当时你和朋友姜敬宽通信时,就认为《明报月刊》的风格想办成“五四时代的北京大学式”、“抗战前后的大公报式”。

      金庸:对,那是很公正,凭良心讲话。到《明报月刊》四十年时,我还是讲:我当时是拼着性命来办的,准备给打死的,结果没有打死,还好。他们觉得我很勇敢,我说在香港做事情,勇敢一点也不奇怪。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广州,勇敢才了不起。香港这个环境中,要勇敢很容易的。

      时代周报:你投入到办报的精力比写小说的精力更多?

      金庸:办报是真正拼了性命来办的,写小说是玩玩。

      时代周报:你怎么不把自己在《明报》的社评集成集子?

      金庸:现在大陆是不能出的,我出一本《金庸散文集》,很简单的,我访问胡耀邦、邓小平,这些在国内的《参考消息》都发表过的,他们还是建议这两个访问记都删掉。

      时代周报:你跟同辈的罗孚先生、梁羽生先生还有联系吗?

      金庸:我跟他们都是《大公报》同事,后来办《新晚报》。罗孚和梁羽生都是我的好朋友,罗孚常常见面的。梁羽生现在澳洲,生病生得很厉害,我准备过年的时候去看望他。他在香港中风进医院,我去看过他。现在我年纪大了,以前很多老同事都过世了。

      时代周报:跟新闻界的晚辈交流多吗?

      金庸:我在浙江大学做人文学院院长,其中有一个系是传播系,我在演讲的时候,有些同学就问我:你在香港办《明报》很出名,办得很成功,而且人家要杀掉你,你也不怕,我们现在学传播媒介,应该取什么态度?我跟学生讲:你们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这是唯一的标准,不能跟我在香港那样写文章,我在香港是拼了命来做的,是准备把性命牺牲,把报馆也准备让他们铲掉了。你们现在不能牺牲性命,牺牲报纸事业,你的报纸事业还没有牺牲,人已经先被炒了鱿鱼。如果做坏人的话,不做报纸也可以做坏人,男人可以做强盗小偷,女人可以做妓女舞女,宁愿做坏人的话,不一定做新闻工作,什么坏人都可以做。假设浙江一个高官老是贪污,老是欺压老百姓,你写一篇文章美化他,违背良心,这是不可以。

      时代周报:你在香港办报纸和写小说,最核心的精神是什么?

      金庸:最核心的精神是讲老实话。中国好的,我就讲好,毛泽东讲大话,我就揭穿他的大话。写武侠小说是为了写正义的人,好人就讲他好的,坏人就讲他坏的。社会上有这种人,我就要把他表现出来。

    时代周报:听说你现在还在改自己的小说,是真的吗?

      金庸:现在不改了,已经改了三次了,第三次已经改完了。《碧血剑》、《天龙八部》、《雪山飞狐》改得多。我第三次修改,陈墨提了很多意见,很多意见我都接受,主要意见是《侠客行》、《飞狐外传》、《雪山飞狐》。

      时代周报:还会再改小说吗?

      金庸:第四次将来再过十年再改吧。

      时代周报:沈从文先生晚年喜欢改自己的小说,张兆和就跟他说:你不要再改了,越改越没有以前那么好。

      金庸:小说是自己的作品,自己看总是觉得不好,需要修改一下。人家的作品我觉得不好,但是不好去修改人家的。

      时代周报:你是自己喜欢改还是听了别人的意见才去改?

      金庸:自己喜欢改自己写的文章。鲁迅也讲,一篇文章写好了放在那里,不要发表,过十几二十天拿出来看看,觉得不好,再修改一下,又觉得好一点,还是放在那里,再一年半载拿出来看看,再改一下会好一点。

      时代周报:你的小说在48岁以前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就写完了,后来做了第一次修订,还有第二次,还有第三次,这个我就觉得很好奇。

      金庸:我自己不是好的作家,好的作家都是这样子的。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写好以后要交给印刷厂去付印了,印刷工人觉得这个字钩来钩去看不懂,他太太就重抄一遍,抄好了放在那里。托尔斯泰看这完全是根据自己修改的来抄,当然好得多,但是他觉得自己写得不好,又把他太太抄的草稿改得一塌糊涂。印刷工人还是看不懂,他太太又帮他抄一遍,托尔斯泰又把它改了。所以自己写的文章,一定可以改的。

      时代周报:问题是人家觉得你的小说已经可以不朽了,还要那么改?

      金庸:不敢当,不敢当!我这个明河社是专门出我的小说的,我修改之后要重新排过,每修改一次要花很多钱的。普通作家写了以后,叫他修改一个字,他也不肯修改的,改一个字花钱太多了。这个明河社本来是可以赚钱的,赚的钱都花在修改上面。普通作家没有这个条件,给了印刷厂,印刷厂就不肯给你改的,要拿回来修改一个字也很麻烦的。

      时代周报:你有那么时间和精力来改自己的小说吗?

      金庸:当时看看改过已经不错了,但是再过十天八天看看,觉得如果这样写会好一点。我写武侠小说还是比较认真,比较用心的。

      时代周报:你的小说在中国大概是被改编成为电影、电视最多的吧?

      金庸:很多改编把我的小说歪曲了。香港人看了也不满意,他们说:如果你有金庸这个本事,自己写一个好了。他们不会照我原来的小说这样拍的。

      时代周报:张纪中拍的电视剧改编怎么样?

      金庸:我跟他说,你改了,我不承认。他拍的,我有些看,有些不看。有些拍不好,我就不看,我跟他说你有些拍得不好,当面骂得他哭了。(笑)我太太就讲,你为什么骂人家,朋友嘛,他很努力拍,拍得不好有什么办法。我说:他不改好了。

      时代周报:我觉得《天龙八部》拍得比较好。

      金庸:《天龙八部》没有什么改动的。以前我说:你不要改了,要改不如让编剧自己去写好了。编剧写不出来就没有本事吃饭了。

      时代周报:其实你在创办《明报》之前就曾经做过电影编剧,你的很多小说一章一节就是电影、电视的写法。

      金庸:是的。我写剧本,当时是左派电影公司,他们要讲阶级斗争,讲贫富悬殊,要打倒有钱人,但是电影老是讲阶级斗争,人家是不喜欢看的。

      时代周报:你原来看过许多西方电影,然后把电影手法融入到小说里?

      金庸:对,西方电影、电视我都看。当时在香港写影评,就每天看一部电影,香港放电影很多的,每天看一部都看不完的。现在没有这么多电影看了。

      和诸先生的交往

      时代周报:我到北京访问过李君维先生,当年他跟你一起考进《大公报》。

      金庸:他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跟我一起考进《大公报》的。我到香港来跟他有关,本来要派他到香港来,他刚刚结婚,不来,那么,报馆就派我来了。他现在怎么样?

      时代周报:李君维年轻时写小说很像张爱玲,非常可惜,后来几十年都不能写小说了,就在北京的电影公司任职。

      金庸:这个人蛮好的,当时在上海,他穿得漂漂亮亮的。如果他不是结婚,派他到香港来,我就不来了,那我就糟糕了,我在上海要经过“反右”,一定反进去,“文革”一定糟糕,“反右”和“文革”两次一定非常糟糕的。说不定“文革”的时候就死了,武侠小说也不会写了。李君维后来不写文章也好,逃过“反右”,逃过“文革”了。

      我和李君维相识也非常偶然。我在中央政治学校念书,后来给学校开除了,那时候孙国栋比我高两班,也是历史学家,周策纵也是校友,我们学校最出名的就这两位。孙国栋就讲柏杨翻译《资治通鉴》有很多毛病。柏杨第一次来香港,我跟他辩论了一次。他认为秦始皇很好,我认为秦始皇坏到透顶,我们辩论得好剧烈,他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把一些乱七八糟的小国统一成为一个国家,所以秦始皇对中国有贡献。那时候张彻、董千里都是我的好朋友,大家围攻他一个人。后来我们不谈了,去吃饭。讨论学术问题也不损害友谊,后来我们也是蛮要好的。柏杨生病的时候,我去看过他。

      柏杨认为秦始皇好,我说:你是受到毛泽东洗脑。柏杨其实有很多意见很好,像“酱缸”,“丑陋的中国人”。秦始皇这一点,很多中国历史学家讲秦始皇好的,我认为不好。

      时代周报:后来张艺谋拍《英雄》不就又说秦始皇好吗?

      金庸:人家来访问我,我说:“张艺谋拍《英雄》一塌糊涂。”

      时代周报:你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心理,觉得自己没有很完整地读过大学,所以退休之后想到大学里去读点书?

      金庸:我喜欢读书,我觉得跟大学生做做朋友很有味道的。年轻人什么话也不客气的,大家放肆地随便讲,在浙大、在北大,这些同学谈天蛮好的。

      时代周报:当年你被中央政治学校开除是怎么回事?

      金庸:我到台北,我的表哥蒋复璁在故宫博物院做院长。他是我们海宁人,我们海宁地方小,世家大族通婚姻就这几个人,所以徐志摩、蒋百里、蒋复璁都是我的亲戚。蒋复璁带我去见李济、屈万里,我说,以前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念书,蒋介石是我们的校长,一听到蒋介石的名字要立正敬礼,我就说:“对校长当然要尊敬了,可是这样子就像对希特勒一样。”那些学生就打我:“你为什么把我们校长比希特勒,怎么可以比呢?”后来学校就把我开除了,说:“你污辱校长。 ”我说:“我对校长很尊敬的。”这一次到台湾去,现在政大的校长说:“查先生,以前我们把你开除了,很对不起,现在言归于好,好不好?”我说:“我当时应该开除的,我把校长比作希特勒。”他说:“我们言归于好,送你一个文学博士,你接不接受?”我说:“当然接受,不是言归于好,是我向你们道歉。”我和张忠谋、林怀民三个人一起拿了文学博士。

      我在政治学校是念外交系,现在外交系这些年轻学生都是我的师弟师妹了,他们让我去演讲:我们现在台湾念外交有什么出路?我说:你们学外语,现在台湾外交当然没有什么希望,你们学一些偏门的外文像阿拉伯文或非洲的文字,将来你是全中国唯一懂阿拉伯文、非洲文的人,人家如果跟他们做生意,非得请教你不可。这些师弟师妹们很兴奋,见了我就问学什么文字好?我说东南亚这些小国家文字、伊朗文、土耳其文都有用,他们以后就去研究这些文字了。

      时代周报:你到台湾去得多吗?

      金庸:那时候蒋纬国生病很厉害,我去看他。我就跟蒋纬国讲:陈水扁在搞“台独”,你一定要反对“台独”。他说:查先生,我现在每天都在反“台独 ”,他讲“台独”,我就骂他。我最反对“台独”了,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搞“台独”呢?后来蒋纬国的家私都给陈水扁拿出来抖在街上。他说:我也不行了。

      时代周报:你和李敖的交往怎么样?

      金庸:我跟李敖本来要好的,他请我到他家里去。后来因为他跟胡茵梦离婚了,《明报》照实报道,他怪我为什么不帮他,我说:我们办报纸的人完全公平讲话,绝不因为私交好就帮你。我到台北去,他有一个房子想卖给我,我说:我在台湾不置产业。他说这个房子半卖半送给我,我说:你再便宜我也不要。

      时代周报:这一代人中,余光中最近刚过80大寿,他的诗名气很大。

      金庸:余光中是因为温家宝喜欢引他的诗,引了他几次所以名气很大。他最近不大写什么东西了吧。他如果再早一点,跟徐志摩他们写文章,就蛮好的。生得迟了!徐志摩是我表兄。他爸爸是大哥哥,我妈妈是小妹妹。

      “我不赞成有金学”

      时代周报:我曾问陶杰:香港谁的文章写得最好?他说:金庸。我又问:金庸之后谁的文章写得好?他说:董桥。

      金庸:董桥在《苹果日报》,我跟《苹果日报》这些人都不往来。他年纪大了,兴趣在古董字画上面了。

      时代周报:当年他和胡菊人主编《明报月刊》各有各的精彩。1966年《明报月刊》的发刊词写得真好,是你写的?

      金庸:是啊。后来也登了余英时和姜敬宽的信。我和胡菊人先生去访问过钱穆先生一次,钱先生的眼睛瞎了,报纸、书都是他太太念给他听。

      时代周报:钱先生晚年的《晚学盲言》就是由他口述,钱太太记录的。他讲话无锡口音重吗?

      金庸:无锡口音,跟我是一样的。无锡出了很多名人。章太炎先生在无锡也教过书,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也是有名的。钱钟书先生送了一套书给我,写一句“良镛先生指教”。我说《管锥编》当中有些我还看不懂,他送给我书,我就写了一封信多谢他。钱先生写信很客气,但是口头讲话就不留情面的,很锋利。

      时代周报:钱钟书对陈寅恪是很有看法的。

      金庸:钱钟书写东西一点一点,写《管锥编》不成为一个系统。陈寅恪喜欢成一个系统,自己有前后,成为一个系统不容易,中国历史研究成为一个系统,这中间一定有毛病。

      时代周报:余英时先生关于《红楼梦》的观点也跟一般的“红学家”不同。他也不是专门研究《红楼梦》,只是玩玩,当时正好中文大学有个演讲谈《红楼梦》,后来成了《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金庸:余先生关于《红楼梦》的想法我很欣赏,一般人不是研究《红楼梦》,是研究曹雪芹,我就认为这个作品可能不是曹雪芹作的,作者如果不是曹雪芹,研究曹雪芹根本是错的。余先生的方向我觉得是对的。潘重规先生在中文大学的时候,我跟他也熟的,潘先生就是“索隐派”,他认为《红楼梦》是反对满清。

      我认为《红楼梦》不见得是曹雪芹写的,完全没有证据证明是曹雪芹写的,现在有人研究曹雪芹生平,一写几十万字,我觉得这个路线可能是错的。如果最后证明这个小说完全不是曹雪芹写的,那你的研究完全是空的。需要肯定作者是谁,如果连作者都不知道,去研究曹雪芹完全没有用的。

      时代周报:现在除了“红学”,人家还提出“金学”。倪匡说,“金学”是他开创的。

      金庸:我不赞成有“金学”!

      时代周报:余英时先生家里有一套你送给他的金庸作品集,他说睡觉前看一看。

      金庸:余英时先生跟我下过一盘棋,我认为他的棋比我好,因为他一开头不小心让我占了上风,没有办法转,结果这盘棋他输了。我现在还是认为他的棋比我好。

      时代周报:余先生以前跟沈君山先生还参加过新英格兰的围棋赛。

      金庸:我们几个人中,沈君山的棋最好,沈君山让我三子,让余先生两子,我跟余先生还不及沈君山。牟宗三先生就比我们两个差一点,他的棋瘾很大,我请他星期天来下棋,他一定来的。

      时代周报:以前余英时先生和张光直先生在哈佛大学谈武侠小说,严耕望先生从来不看武侠小说,听他们谈,最后受感染了,临行时向余先生借了一部武侠小说作为途中的读物。

      金庸:严先生算不算余先生的老师?

      时代周报:不算,是师兄,他们都是钱穆先生的学生。很有意思,黄仁宇先生比余英时先生大12岁,却是他的学生。

      金庸:余先生的学问做黄仁宇的老师绰绰有余,我认为黄仁宇非常不对,余先生教得不好。余先生学问很好,不应该教出这样的学生来,这个学生很差。余先生我很佩服,可是余先生这个学生我一点都不佩服。

      时代周报:许倬云先生也喜欢看你的武侠小说

      金庸:他们拿武侠小说来换脑筋。很多科学家喜欢武侠小说,比如陈省身先生、华罗庚先生、周光召先生。北京天文台发现一个行星,来征求我的意见,叫“金庸星”,我说:那欢迎得很。这些天文学家说:我们空下来就谈金庸小说。

      有人说你是中国历史上最畅销的小说家。

      我的小说容易看,像沈从文的小说我比较喜欢,但是比较高深,比较难懂,鲁迅的小说也很好看,但是我的小说比较热闹。

      如果没有香港这个地方,也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小说?

      在内地不可能,在台湾可以,古龙也蛮不错的。

      你相信一百年以后还有人读你的小说吗?

      我希望有。

      你有没有想过“不朽”的问题?

      创作没有人生这样好,人生可以不朽,创作故事很难不朽。

      有人把金庸、倪匡、蔡澜、黄称为香江四大才子。

      这个讲法靠不住,不对的。倪匡本来在美国的,他最滑稽了,讲笑话。从前写书的时候常常和蔡澜在一起,我跟蔡澜讲:你讲好吃的东西,我绝对不吃。他是新加坡人,喜欢的东西我全部不喜欢,你美食家再美也跟我没有关系,你推荐的东西我就不吃。倪匡和陶杰跟我比较投机,陶杰的妈妈是我们杭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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