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江湖论坛金庸图书馆金庸江湖地图
金庸江湖网首页金老直通车金庸版本解读金庸金学研究金庸影视还施水阁

用户名:
密 码:
侠友注册
进入论坛

 




  • 从令狐冲和傅…[03-20]

  • 一生负气成今…[03-20]

  • 月云…[12-27]

  • 盘点《天龙八…[12-26]

  • 郭宇宽:对话…[12-10]

  • 郭宇宽:金庸…[12-10]

  • 金庸小说新修…[44253]

  • 金庸小说新修…[40534]

  • 金庸小说新修…[35381]

  • 金庸小说新修…[25343]

  • 金庸小说新修…[24531]

  • “金庸江湖网…[17850]

  • 金庸小说新修…[17082]

  • 金庸小说新修…[12962]

  • 金庸小说新修…[11054]

  • 金庸小说新修…[7851]

  •     喜欢去哪儿?网络金庸迷流向地大调查。
     金庸江湖网
     台湾金庸茶馆网
     百度金庸吧
     百度金庸子话题吧
     仗剑天涯版面
     各种金庸QQ群
     其他网络地儿

      

     

     

     

    金庸版本学
    [ 作者:林保淳    出自:金庸江湖论坛    时间:2010-10-08    点击数:

     

         金庸小说有新、旧版本的区别,所谓“新版”,指金庸自1973年始,十年修订后的“修订本”;“旧本”,则包括了早期刊载於报章的“刊本”、坊间刊印的“旧本”及台湾盗印的“盗本”。由於金庸修订幅度甚大,因此新、旧本有极大的差别。

      金庸“修订本”主要有三方面的易动,一是文辞(包涵回目)的修饰,二是情节的删易,三是历史意识的增强。其删削的标准,一是补苴罅漏,二是删除神怪的情节,三是强调史识。

      透过金庸新、旧版本的比较,我们可以推究出几点重大的意义:(1)可以了解台湾盗版的历史背景及现象,为研究台湾文化历史重要的资料;(2)可以明白金庸创作的心路历程,且窥探出金庸的思想、观念的转变;(3)可以为金庸武侠小说史上确切的定位,并消解独尊金庸的排挤效应;(4)可以透过金庸苦心孤诣的修订过程,重新正视通俗小说的意义与价值。

      版本研究向来是中国文学研究中相当重要的一环。版本研究的基本信念,在於肯定文本“历时性”或“同时性”所呈显的差异现象,足以作为文化分析的对象。从索绪尔的语言学角度而言,文本在“历时性”的发展过程中,充分受到当代语言体系的制约与影响,这不仅包括了当代文化思潮、政经因素等对语言的干扰,也包涵了作者个人(或继起者)运用语言的不同阶段特色特色。以《红楼梦》为例,“脂评本”与“高鹗续本”分别处在不同“历时性”的阶段,所代表的自然是不同时间中各异的观念,“红学”专家,正可自其版本的易变中,或言索隐,或言自传,或林林总总不同的议论;至於“同时性”的差异,则往往肇因於地域上的差别,张爱玲的《半生缘》,在旧版中题名为《十八春》,结局迥异於在台出版的今本,“张迷”亦自不妨从其差异中,分析探讨文本“同时性”所牵涉到的整个不同思想领域中的变化。基本上,文本的版本探讨有三个定点,一是作为始点的文本(未必是最早的文本);一是作为比较的文本(未必是最晚的文本),一是比较者。这三个定点,都各自牵涉到当代不同的文化体系,而其中有传承、有取舍、有变易,综合起来,颇能略窥文化系统中某种程度的演变痕迹。

      金庸武侠小说的研究,论者美其名为“金学研究”,相较於《红楼梦》的“红学”、《金瓶梅》的“金学”,学术研究成果固然还是远逊,但“金学研究”在当代却因拥有天时(现代性,整个创作的文化背景非常具体)、地利(完整性,作者及创作脉络非常明晰)及人和(普遍性,作品流传广远,读者众多),事实上却拥有最多的“研究人力”,茶馀饭后、街头巷尾,无时无处不可见到一副俨若“金学专家”的读者,有意无意间推动了金庸小说研究的风潮。尽管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这些“研究”充其量不过是主观见解的抒发,而且蒙昧浅陋,零金碎玉,不成系统;但却是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特殊现象,意谓着文学不该仅止於学院,而应考量着更普遍广大的读者,作更进一步的调整与发展。本文之作,正企图藉此为调合沟通的手段,为通俗小说的研究抛砖引玉。金庸小说版本系统  金庸从1955年开始创作《书剑恩仇录》,至1972年《鹿鼎记》完稿,一共创造了十五部武侠小说;1973年金庸封笔,开始着手作修订工作;1980年,修订版问世,这就是坊间常见的《金庸作品集》。  金庸作品的版本很多,基本上可以分作三大系统,一是报纸或杂志上直接刊载的版本,可以称为“刊本”,这是金庸作品问世的首度面貌,但并未正式发行印售。“刊本”在各报章、杂志逐日(周)刊载,鲜少中断,为配合读者的阅读需求,除了各单元自有其章回外,每日均有一提清眉目的小标题(以《天龙八部》为例,第一回〈无量玉璧〉,前五日的小标有〈白衣少年段誉〉、〈满手抓的是蛇〉、〈梁上少女,玩弄毒蛇〉、〈“禹穴四灵”的金灵子〉、〈神农帮采药取〉等),或文或白,判断应是编者所加;此外,有云君所绘的插图,相当精致,与早年台北真善美出版社的插图高手另人,可谓武侠插画的“双绝”。就在小说连载期间,由於金庸声名的迅速播扬,坊间书店往往应时集结成小册发售(应无授权),这是从报纸录,随写随刊的版本,可以称为“旧本”。此一版本最接近金庸的“原创意”,在修订本未面世之前,无论是香港各书局(如三民、武史、娱乐等出版社)所出的版本,或台湾盗印的诸作,甚至海外华人社会所流传的各种版式,皆属这一系统。“旧本”与“刊本”最大的区别,在於删除了每日刊载的小标,其馀的略无更动,因此可以视为同系。

      一是台湾的“盗版”系统,此一系统,变化相当复杂,既有直接影印港版诸书而成的,也有张冠李戴、改头换面的版本,更有据内容改编的鱼目混珠之作,不过,基本而论,是依据“旧本”改换的。其间比较重要的易动为(1)作者及书名的改换:(请参考下表);(2)章回的重新拟定:在某些书中,章回的变换幅度极大(如《鹿鼎记》“刊本”前三章为〈楔子:如此冰霜如此路,痛哭流涕有若是〉、〈红巾方见剧贼走,白须又报官军过〉、〈琢磨颇望成全璧,激烈何须到碎琴〉;台湾盗版的《神武门》一回分成三章,〈楔子〉分为〈逐鹿中原〉、〈君子遭祸〉、〈雪中奇丐〉),大抵是为了配合台湾出版32开本的惯例。金庸武侠之饱受盗印摧残,自然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自〈戒严法〉颁布以来,金庸的小说一直在“禁书”目录中(全面的查禁,则自1959年底实施“暴雨专案”始)。据《查禁图书目录》所载,金庸小说中的《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及《射雕英雄传》三部最早的作品,曾在1957年“登台”过(由时时出版社印行),但均遭禁毁(甚至直到1980年,远景出版《金庸作品集》,已刻意更名的《大漠英雄传》,仍赫然入列),故此后台湾武侠出版社只能以各种名目盗版印行,以下是笔者经见的目录:

    《射雕英雄传》

      -《萍踪侠影录》,绿文著,32集,莫愁出版社,民47.3~48.5,17、18至27、28两集合订为一册,共26册。慧明书局於民61年亦重印。案:此书明显为据香港书翻印,且所据版本不同,故内文字体往往各集不一且集数参差不齐。此书於1957至1959连载於《香港商报》,显见台湾此书也是“旧本”,唯独藉梁羽生的书名为题,并捏造作者姓名而已。

      -《英雄传》,27册,新兴书局,民63年印行。

    《倚天屠龙记》

      -《至尊刀》,欧阳生著,33集(未完或缺),四维出版社,民53.7~54.3。案:此书几乎完全依据金庸,连文字亦大体未改,然书中人名一律改换,如张无忌葛百阳,张翠山葛慎之,殷素素尹薇薇,谢逊穆谦,张三丰葛圣伦(葛慎之之祖父)等,武当派也改为终南派。金庸此书於1961至1963连载於《明报》,故此书当是金书完成后改编者。

      -《天龙之龙》,12册,奔雷出版社,民53年印行。  -《天剑龙刀》,30册,新兴书局,民66年印行。

      -《忏情记》,4册,司马翎著,南琪出版社,民68年25开本。案:南琪出版社是台湾专业武侠小说出版社的“八大书系”之一,从民国61年起,即以司马翎、古龙名目印行金庸诸作,先是32开本,68年后改为25开本,一律改换书名,自拟回目,偶尔变更主角名姓。

    《鹿鼎记》

      -《神武门》,司马翎著,32集,南琪出版社,民61底至62初,民66再版。

      -《小白龙》,司马翎著,31集,南琪出版社,民62.5~63.2,民66再版。案:此二书割裂原书,且据原小说中的相关地点及人物外号命名。不过其中的韦小宝(小桂子)之名改成任大同(小柱子)。

    《笑傲江湖

      -《一剑光寒四十洲》,司马翎著,25集,南琪出版社,民62左右,民66再版。  -《独孤九剑》,司马翎著,29集,南琪出版社,民63.10~63.12,民66再版。案:亦割裂原书而成,前半部改换诸葛青云之《一剑光寒十四洲》书名,后半部则从小说中之剑法而来。《书剑恩仇录》

      -《剑客书生》,司马翎著,28册,南琪出版社,民66年;又,68年重印25开本,3册。《侠客行》

      -《玄铁令》,古龙著,上下二册,南琪出版社,民68年25开本。

    《连城诀》

      -《飘泊英雄传》,古龙著,上下二册,南琪出版社,民68年25开本。《神雕侠侣》等依原书名、作者名印行,新星书局,民64左右,32开本。案:这是台湾正式以金庸之名印行的小说,但并未获得授权。据笔者所见,有《飞狐外传》、《倚天屠龙记》、《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改名《大漠英雄传》)、《碧血剑》、《天龙八部》等。

      一是“修订本”,1980年,金庸将十年修订的成果授权台北远景出版社出版,共计25开15种36册,其后则由远流接手,这是流传最广、最普遍的版本。依其版式,有文库本(48开)、平装本及典藏本、线装本等。据闻金庸已经开始进行第三度的修订,远流亦策划出版“评点本”。此外,大陆三联书局、香港明河出版社(以新、马地区为发行网)则有简体字版本。这些版本,尽管外观、版式或序跋有所差异,但文本内容皆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金庸的作品至今已有多种外文译本,据廖建裕所述,东南亚的印尼在五0年代,已有金庸小说译本,据年代考察,译本所据当是旧本;修订本方面,1986年起,韩国翻译家金一江、朴永昌等,陆续翻译了全套的金庸作品;日本则有1997年冈崎由美等人翻译的《书剑恩仇录》(德间书屋出版);英文译本,最早是有Robin Wu於1972年据旧本翻译的《雪山飞狐》(Flying Fox of Snow Mountain);其后1994年,Olive Mok也译有此书(Fox Volant of the Snowy Mountain);最近出版JohnMinford的《鹿鼎记》(The Deer and the Cauldorn),则属修订本系统。  金庸的旧版作品,目前零星流散於私人藏书家之手,汇集起来,定有完本;但是藏书家宝爱逾恒,轻易不肯外示,因此究竟世面上曾出现过多少种不同的旧版,至今仍无法断定。在无法完整罗金庸旧版小说的情况下,欲作所谓的“金庸版本学”研究,可能是个奢谈;然而,版本研究的目的是可以多向度的,在此,我们将整个重心置於新、旧本情节、内容的差异上,藉新、旧本的比对,一则探讨其文学性的优劣,一则深究金庸“历时性”的创作心理,再综合二者,讨论相关的意义。

      基本上,我以金庸早期在报章上的“刊本”为始点,但在资料不足下,部分则取香港出版的“旧本”,更不得不在“旧本”难寻的窘境下,藉助於台湾的“盗本”。所幸,这几个版本虽互有差异(如回目),但大体上均与原“刊本”相差无几,已足够具体分析、解决相关问题。至於“修订版”方面,我用的是远流於1980年出版的《金庸作品全集》。

    金庸小说的“新”与“旧”

      金庸的作品虽仅十五部,但以字数来算,却将近三千万言;而且,金庸潜心案首,大到情节、人物,小至文字修辞,修定、更动之处极多,自不可能(也无必要)一一胪列标举。在此,我将举其荦荦大者,作具体的分析。

      金庸“修订版”小说,相对於旧版,变动的幅度极大,基本上,有以下几种重要的易动:  一是文字、修辞上的更易,包含了内文的修饰与回目的重新设计;

      二是情节的改换,包含了人物的性格、关系及情节的铺排;

      三是历史性的增强,包含了相关史实的增入及附注说明。

    (一)文字修辞方面

      金庸修订旧本小说,可谓达到了钜细靡遗的地步,在文字修辞部分,几乎每处皆有,是更动最多的部分。文辞的修订,使金庸文字的风格更见典雅朗畅、流丽高华,可读性也增强;尤其是金庸将若干仍饶具“说书”格套的“且说”、“话说”、“暂且不表”等尽行删削,使小说内文更见纯净。论者谓金庸小说“达到了白话文的新高峰”,虽未免夸张,但就通俗小说而言,金庸的文字风格确实有其独特的魅力,可作为初入文章门径者的津梁。当然,这琐碎细微的修辞工夫,虽也展现了金庸自我严肃要求的意义,但相对於我们探讨的主题,反而是较不重要的。  回目的重新设计,是金庸修订版中下得工夫甚深的部分,从《雪山飞狐》之不着一字(仅用一、二、三区隔),到《笑傲江湖》二字拟目(如“灭门”、“聆秘”、“救难”)、《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之四字拟目(前者如“风雪惊变”、“江南七怪”;后者如“风月无情”、“故人之子”),到《飞狐外传》等三、五、六字不等的白话“章”(如“血印石”、“大雨商家堡”、“风雨深宵古庙”);再从《书剑恩仇录》的七字联对(如“古道腾驹惊白发,危峦快剑识青翎”)、《碧血剑》的五字联对(如“危邦行蜀道,乱世坏长城”),到《倚天屠龙记》的“柏梁台体”拟目(从“天涯思君不可忘,武当山顶松柏长”以下共40句,句句押韵)、《天龙八部》的自创新词(分别以〈少年游〉、〈苏慕遮〉等五个词调分卷),到《鹿鼎记》集清人查慎行的诗句(如“纵横钩党清流祸,峭风期月旦评”、“绝世奇事传闻里,最好交情见面初”),变化繁复,风格各有差异。

      回目的编次,是作者匠心及创意的设计,在中国古典说部中有渊远流长的传统,大体上,古典说部以“联对”见长,我们所熟知的“四大奇书”与《红楼梦》,正是以五、七、八字的联对拟目的。武侠小说在回目的拟定上,是最具有传统古典风味的,从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首回“装乞丐童子寻师,起宝塔深山遇侠”),到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一集首回“月夜棹孤舟巫峡啼猿登栈道,天涯逢知己移家结伴隐名山”),著名的武侠作品,几乎都延续着此一传统,就是如文艺腔十足的王度卢,尽管内容可以写得宛若现代的言情小说,悱恻缠绵,但回目仍以联对为之(如《宝剑金钗》首回之“银髯铁臂老镖头隐居,美景芳春小侠女救父”);而平生向以创作武侠为屈辱的宫白羽,一鸣惊人之作《十二金钱镖》,也得依循故辙(如首回之“小隐侠踪闲居传剑术,频闻盗警登门借镖旗”)。据张赣生所论,武侠小说中的还珠楼主,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出色,“真正把这种回目的特色着意发挥,充分显示其独具的审美价值”,并举《蜀山剑侠传》之“生死故人情更堪早岁恩仇忍见鸳鸯同并命,苍茫高世感为了前因魔障甘联鹣鲽不羡仙”为例,许其“诗情奔放,意味隽永”。以联对为回目的“古典味”,在三○年代,曾因其代表的“封建”意味,受到某些专家的批判,如沈雁冰即以“作品中每回书的字数必须大略相等,回目要用一个对子”等,“把章回体的弱点赤裸裸的暴露出来了”,极力加以抨击。处在当时左翼文学势力如日中天的压力下,若干武侠作家也自有一套相应的更张;当然,武侠小说既以“通俗”形式存在,在面对通俗作品读者逐渐匮乏古典文学素养的情况下,如何以更妥善的方式处理回目,以博取读者的接纳,也是一个思考的重点。在此,朱贞木是一个重要的范例。朱贞木的武侠小说,无论遣词用字,都有十足的现代性,尽管写的是古代背景的武侠小说,但是流行的新兴名词,却敢於大量运用。在回目上,朱贞木亦多所更张,以白话短词、短句拟目,如《罗刹夫人》之“英雄黑里俏”(第1章)、“美男计”(第15章)、“肚内的秘密”(第23章),《七杀碑》之“新娘子步步下蛋”(第1章)、“诡计”(第11章)、“大佛头上请客”(第17章),“现代”的风味,一望即知。叶洪生曾谓“由於朱氏曾首创白话章回,而其小说笔法、内容又多为五十年代港、台武侠作家所仿效,因有『新派武侠小说之祖』的美誉”,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尤其是熟知古龙的读者,看到“活宝”、“陈大娘的纸捻儿”、“卖荷包的家”等回目,定然会觉得非常眼熟吧?

      回目的拟定,不但关涉到作者创作时全文情节的设计、主要内容的提示,更是藉以吸引读者目光的噱头,传统联对式的拟目,“精练、醒目,且具有形式美”,所长在其诗化语言的文字艺术功力及明显而扼要的括内容,但由於读者之疏离於古典诗文,故所短则在文字障,如前所举还珠楼主的“生死故人情更堪早岁恩仇忍见鸳鸯同并命,苍茫高世感为了前因魔障甘联鹣鲽不羡仙”,一般读者恐怕连标点都会感到困难,同时,自不易明了此回主要内容;自朱贞木而下的现代拟目法,所长在文字简易明了、重点显豁,且具有悬疑性,以古龙的《萧十一郎》为例,从“情人的手.风四娘的手.花平的手”而下,主要都是藉“的”标回目,文字尽管浅白,但重点十分清楚,且让读者不禁会饶有兴致地欲窥知“究竟这些手有何特色?”具有先声夺人的悬疑作用。但所短则在於作者任情标目,往往故弄玄虚,回目与内文根本无法系联,如温瑞安《杀人写好诗.深喉》之以“不管白狗黑狗,咬主人的就是衰狗”、“不论白马黑马,跑不动的就是劣马”拟目,不过是书中人物的一句话,就不免走火入魔了。传统与现代,互有短长,但看不同时期读者的抉择。  金庸修订本小说的拟目,有若干配合小说内容的成分,如《雪山飞狐》以崭新的西方模式“不结之结”创作,留下一个悬疑让读者揣摩,因此在回目上,也仅以一、二、三、四标出,倒也颇能相得益彰;不过,大体上以兴到笔随为主,无一定成见,有时候仅仅取旧文重新编次,有时即兴作诗、填词,更有时为了推扬先人而集句。兹将其重要的编目简说如下:

    (1)重新编次者:

      《射雕英雄传》,旧本80回,修订本40回,大致上取二回并成一回,如旧本1.2回〈雪地锄奸〉、〈午夜惊变〉缩成“风雪惊变”;79.80回〈异地重逢〉、〈华山论剑〉缩成〈华山论剑〉。各回起讫不划一,盖因有所增删之故。

      《书剑恩仇录》,旧本40回,修订本20回,变化幅度较多,主要是改单句为联对,其中既有直接取旧目而不改易者,如旧本23.24回,并成12回〈盈盈彩烛三生约,霍霍青霜万里行〉;亦有取旧目括者,如旧本3.4回〈秋风野店书生笛,夕照荒庄侠士心〉,修订本2回作〈金风野店书生笛,铁胆荒庄侠士心〉;更有重新拟定者,如旧本35.36回〈竟托古礼完夙愿〉、〈还从遗书悟平生〉,修订本18回作〈驱驴有术居奇货,除恶无方从佳人〉,回名不同,显见重点有异。  《神雕侠侣》,刊本30回,修订本40回,变化也很大,不过原有的四字成词结构并未改变,主要是重新编次后,再据内容主体拟目,如旧本前2回为〈深宵怪客〉、〈桃花岛上〉,修订本的相应回目是〈风月无情〉;刊本末3回为〈三世恩怨〉、〈襄阳鏖兵〉、〈尾声〉,修订本则为〈大战襄阳〉、〈华山论剑〉。

    (2)作诗填词者:

      《倚天屠龙记》,刊本分正续集,共33回,原为四字回目,如前2回为〈花落花开〉、〈屠龙宝刀〉;末2回为〈共举义旗〉、〈是耶非耶〉;修订本40回,每回改为七言一句,合为40句的七言古诗,“天涯思君不可忘,武当山顶松柏长。宝刀百生玄光,字作丧乱意徨。……”为句句押韵的“柏梁台体”古诗。

      《天龙八部》,刊本分八部64回,四字回目,前2回为〈无量玉璧〉、〈神驰目眩〉;末2回为〈佳兵不祥〉、〈雁门关外〉。修订本50回,每10回成一词调,依序为〈少年游〉、〈破阵子〉、〈苏幕遮〉、〈洞仙歌〉、〈水龙吟〉,由於词调句数不定,故每回单、双句不一。

    (3)集句者:

      《鹿鼎记》,刊本22回,修订本50回。除了楔子〈如此冰霜如此路,痛哭流涕有若是〉外,均为七言联对,首回〈红巾方见剧贼走,白须又报官军过〉,修订本首回则作〈纵横钩党清流祸,峭风期月旦评〉;刊本末作〈云点旌旗秋出塞,风传鼓角夜临关〉,修订本末回则为〈鹗立云端原矫矫,鸿飞天外又冥冥〉。这些联对,均是自查慎行《敬业堂诗集》中辑出的,作者自言“所用的方法,不是像一般集句那样从不同诗篇中选录单句,甚至是从不同作者的诗中选集单句,而是选用一个人诗作的整个联句”,之所以锺情於查慎行,“康熙曾经看过”,固是原因,但真正的用意,恐怕还是在“替自己祖先的诗句宣扬一下”。

      总体而言,金庸修订本的回目,“露才扬己(包含了祖先)”的意义,远大於回目本身的适切性,经过修订后的回目,典雅精致,处处透显文人色彩,因此高华流丽,与其内容上的文字同一风格;但是若要说到回目与内文的相关性,发挥相辅相成的效果,恐怕仍有一间之未达。其中尤以自作诗词与集句者为最,盖诗词创作较受格律牵拘,欲藉此钩勒每回要旨,本就甚难(此所以联对回目逐渐消失),尤其是用“集句”(又限於某人之诗)的方式,更是戛戛乎其难尤甚。因此,作者自己固然不得不承认其中“有些回目难免不很贴切”,学者更是很容易就发现此一类似“儿戏”的编目,“多少对小说有所损失”的弊病。平心而论,金庸修订过后的回目,较诸旧本,实未见精采;而诸所撰诗词联对,恐怕也是平稳有馀,神气不足。从通俗的角度而言,过度的“露才扬己”及文人化,势将造成作品与读者间的隔阂,杨兴安谓“看回目便摸不着头脑”,正指出了这个问题。事实上,金庸未必不明白这点,因此屡以加注的方式弥补,“回目中有生僻词语或用典故的,在每回文末稍作注解”,问题是,金庸固然用心良苦,却模糊、混淆了小说的特色,我们很难想像,如果金庸不是如今的“金大侠”,读者接受的可能究竟有多大。

    (二)情节的改换

      就通俗小说而言,情节(plot)永远是最吸引读者的聚焦点,因此,不但金庸的“十年修订”以此为重心,就是论者也多半集矢於此。金庸改换的情节相当多,倪匡最先提出《倚天屠龙记》中有关“玉面火猴”被删掉一事,继而潘国森、杨兴安也提到《碧血剑》、《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倚天屠龙记》、《笑傲江湖》等多处增删之处,如果花些精力,将金庸新旧版本加以比对,相信一定远比想像中为多。在此,仅取其具代表性的改换部分,略述如下:

    (1)删除的情节

      金庸增删的情节,向来颇为老读者瞩目,其中较重要的有《射雕英雄传》中“蛙蛤大战”、《倚天屠龙记》中“玉面火猴”及《神雕侠侣》中杨过的生母秦南琴。兹简述如下:

    【玉面火猴】

      在《倚天屠龙记》中,诞生於海外绝域冰火岛的张无忌,原本有一玩伴“玉面火猴”,修订本则加以删除。据旧本,“玉面火猴”为张无忌在冰火岛上的童年玩伴,之所以称为“火猴”,是因其“入火不焦”,堪称神物。倪匡对金庸删去此物,大致不满。

    【秦南琴与蛙蛤大战】

      在修订本中,已不见秦南琴的踪影,但在旧本中,秦南琴是杨过的生母,其父秦老汉捕蛇为生,由於县太爷藉口需索毒蛇,强抢此女作抵;郭靖仗义相助,并收服了血鸟。其后,秦南琴为铁掌帮所掳,裘千仞命父女二人驱蛙、蛇、蛤蟆相斗,欲从中习得破解欧阳锋“蛤蟆功”的武学;接着,将她转送给杨康,惨遭污辱,以此怀了杨过。由於删改的幅度甚大,因此旧本中许多重要的情节也随之简省,其中如秦南琴对郭靖的微妙情愫、秦南琴受辱后的激烈性情(与杨过颇类似)、秦南琴撕毁《武穆遗书》、毒蛇克星“血鸟”、“蛙蛤大战”等,皆完全不见踪影;而为了改穆念慈为杨过生母,也只得将原来殉情杨康的穆念慈,重新还魂。粗略估计之下,相关情节被删除不下於一万五千字。

    (2)改换的情节

    【小说开场】

      修订本中,金庸於《碧血剑》、《射雕英雄传》等书的开场,均作过大幅度的修订。《碧血剑》原由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开场,引出袁承志;修订本则改为以一心向慕中原文化的张朝唐串场。《射雕英雄传》原来仅由“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晚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一诗,点出时代背景的轮廓;修订本则篇幅扩增,以张十五说书,将详细的历史现象及人民观感,一一申说分明。

    【韦小宝的武功】

      说韦小宝是个“武林低手”,相信阅读过修订本《鹿鼎记》的读者,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在尚武的江湖世界中,韦小宝不能不会武功;因此,金庸也赋予了他某些“必要”的武功,如打斗危急时,出奇制胜用的“救命六招”(“美人三招”和“英雄三招”)、“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脚底抹油功”(“神行百变”),但也不让他专精,仅仅点到为止。不过,很少有人注意到,金庸的旧本《鹿鼎记》中,韦小宝刚开始时是颇具一般武侠小说中的“侠客架势”的。他不但“肯”虚心学习陈近南所传授的武功,以致武功大有进展;同时天性聪慧精明,海老公所传的“大擒拿手”、“大慈大悲千叶手”,可以“轻易”学会;甚至还安排了一部海老公与《四十二章经》一起收藏的“图经”,韦小宝用陈近南的秘诀导引,“津津有味”地练成了四图,金庸谓韦小宝“无意之间,已将两门截不相同的武功揉合在一起”,“成为武学中从所未有之奇”。顺此发展,韦小宝之与其他侠客般,自创绝学,成为“武林高手”,应是可以水到渠成的。可是,后来金庸构想改变,不但以前所学会的初级武功派不上用场,一味死缠烂打,狡狯脱困,连这一“自创武功”图经,也消声匿迹了。其实,据旧本看来,韦小宝未必不懂武功,而是作者金庸“废”了韦小宝武功不但在旧本中半途易辙地“废”,更在修订本中弥补了前后设计不一的缺陷,大力删削,终究形成了武侠小说中唯一不懂武功却能在江湖世界中大放异采的“千古人物”!

    【铁胆庄风云】

      《书剑恩仇录》中,张召重大索铁胆庄,搜出文泰来;陈家洛率群雄兴问罪之师,大闹铁胆庄一段,写得相当精彩,其中尤其是庄主周仲英徘徊於朋友义气及亲情之间的矛盾复杂、辛酸悲痛,更是入木三分,令人荡气回肠。修订本中,文泰来的藏身之所,是张召重以言词相激,周英杰小孩好胜,脱口而出,因而败露;其后,周仲英气怒责子,误抛铁胆,伤其性命。旧本则写张召重以西洋千里镜(望远镜)为饵,步步为诱,终於搜出文泰来;而周仲英在得知情实后,则先命周英杰交待未完的心愿、向母亲叩谢怀养之恩,然后“在周英杰天灵盖上一掌,『噗』的一声,孩子双目突出,顿时气绝”。

    【降龙十八掌】

      “降龙十八掌”是金庸武侠小说中最引人瞩目的武学,究竟这十八掌名目为何,讨论的人多如过江之鲫。“降龙十八掌”之所以吸引读者,不但是因为此武功正气威猛,而且在《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天龙八部》中,皆与众所喜爱的洪七公、郭靖、萧峰紧紧系联;更由於其名目取之於《易经》,却模糊笼统,让读者一时无法确定。以“降龙”为名的武功设计,最直接的联想便是与龙有关,金庸於此转化一层,将《易经.乾卦》中的概念化入武功,而“乾卦”六爻中可用者原不过四爻(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故不得不借他卦经文补足(有无龙字就不予考量了),而成为如今脍炙人口的武学这是金庸修订本中的构想。不过,旧本原先的设计,是纯粹以“龙”为主的,如“双龙抢珠”(后改“履霜冰至”,且增加一段阐释武学的说明)、“云龙三现”(后改“羝羊触”)、“六龙回旋”(已删)均曾用过;而“神龙摆尾”,原为旧招,却“一气化三清”,分别转成“鸿渐於陆”、“震惊百里”、“神龙摆尾”(此招金庸曾特别说明,其原名为出自《易经.履卦》的“履虎尾”,因嫌其“文诌诌”,故改名如此;但旧本则无,可见金庸重新设计的苦心)三招。换句话说,修订本充实且深化了“降龙十八掌”,使得金庸的武学设计更上一层楼。  金庸新旧本情节的优劣,论者各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针对其间单一的情节,更是人各一词。不过,大多数人似乎偏好旧本,如倪匡、潘国森、杨兴安等,皆明白言之,后者甚至认为金庸改得最好的,只有“语嫣”两字。不过,我个人倾向於认同修订本。以“降龙十八掌”的重新设计而言,我们不得不承认,金庸在“武学文艺化”上功力,的确是精益求精,造诣非凡的了。同时,在修订本中,金庸重塑韦小宝,使此一机智伶俐、油腔滑调的“不学无术”人物,跳脱了旧有武侠小说的格局,更彰显了此一角色在武侠小说上的独创性。的确,韦小宝以一介市井混混,夤缘庙堂,於江湖、宫廷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中,纵横得意,无往而不利,真的是个“异数”。宫廷之间,以倾轧斗争、尔虞我诈为能事,韦小宝的机智伶俐,於此场合中可以如鱼得水,这倒不见希奇;而江湖这个“尚武”的世界,韦小宝的“三脚猫”功夫,居然也能折服三山五岳的武林高手,就真的让人意外了。《鹿鼎记》在本质上是武侠小说,但经金庸如此设计,却整个“颠覆”了武侠小说的体质,这真的是“前无古人”的创举。

      当然,优劣的论评,往往仁智互见,甚难划一,大体上,天机流行、情感自然充沛,为旧本所长;而精密谨严、妥贴稳重,则修订本为优胜,相信是新、旧本公允的评价。

      在此,我们姑且不论其优与劣,而试探讨一下金庸修订所持的标准。

      金庸是武坛中第一个严肃面对自己作品的作家,颇有以其作品鸣於世的雄心,因此,在求好心切之下,不满於当时受限於仓促、急迫、间歇时间压力下的连载作品,而欲出之以精密之思,一修再修乃至於三修,是很容易理解的。平心而论,旧本中不乏前后无法贯串的矛盾(如韦小宝的武功),及牵强违理的情节(如周仲英之为友杀子),修订本一一予以更换,自是必要之举,因此,苴补罅漏,当是金庸修订的标准之一。其次,诚如杨兴安所指出,金庸“删笔尺度,务求不致过於神异而求可信性”+;倪匡亦指出,金庸删除“玉面火猴”,是因为“这种灵异的猴子曾在许多武侠小说中出现过,为了不想落入『俗套』”。所谓的“神异”,当指“蛙蛤大战”、“血鸟”之类的异物异事,熟悉武侠作品的读者,当然不会忘记“旧派”名家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甚至台湾早期的“旧派”如墨馀生《琼海腾蛟》、衡山向梦葵《紫龙佩》等)中的许多神物灵怪,金庸创造这些作品之时,尚颇多沿袭前辈大家之处,居十数年之后,以删削当开新,亦未尝不是金庸精益求精之意,所谓“不落俗套”,正可此角度视之。金庸刻意避免“神异”之处,也可由“蝮蛇宝血”中窥出。郭靖之学“降龙十八掌”,以其驽钝之资质,尽管具有“人家练一朝,我就练十天”的不懈精神,但“降龙十八掌”奥妙不在招式,而是内力,郭靖此时根本未习上乘内功,如何能学成,相信读者不免滋疑。事实上,在旧本中,郭靖误饮“蝮蛇宝血”,内力明显增强,正是为后来习“降龙十八掌”作伏线;但是,类似的情节,几已成为武侠俗套,且未免过於“神异”,因此金庸於修订时大力删削,却忘了予以补救。至於“可信性”,则是金庸整个删削事业中最明显的标准,将於下文论之。(三)历史意识的强调  金庸的小说,向来以其浓厚的历史氛围,为读者所津津乐道。一方面,作者刻意在作品中凸显出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背景,如《天龙八部》取北宋初年宋、辽争持的场域为背景,《射雕三部曲》则从南宋之宋、金对峙,历元蒙崛起到元末群雄并起的初期,《碧血剑》写明末流寇倡乱、清人入关,《鹿鼎记》叙康熙一朝盛事,《书剑恩仇录》则述乾隆皇帝身世秘辛。其中虽然以“虚构”为主,但是正史、野史、轶闻,相互参杂,主脉朗显,令人印象深刻。一方面,作者在正文中随处附加了注文、按语和楔子,如《天龙八部》正文前的一段〈释名〉,就在解说完《天龙八部》书名之由来后,清楚地标示整个故事的确实年代在“北宋哲宗元佑、绍圣年间,公元1094年前后”。有时候,作者更不惜长篇大论,引述史料,加强其历史真实感,如《鹿鼎记》中有关吴六奇、查慎行之事,以按语方式,增录了《聊斋志异》和《孤》的记载,详述构思过程,并引介查慎行《敬业堂诗集》之诗,篇幅长达三千馀字,有如学术论文。金庸小说“历史感”之强烈,往往使读者分辨不出究竟他是在写“历史小说”还是“武侠小说”,其中尤其是《鹿鼎记》,连金庸自己都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而且,金庸武侠小说中有关历史部分的可靠与翔实,甚至也博得了专门史家的赞赏,诚如倪匡所说,“历史在金庸笔下,要圆就圆,要方就方,随心所欲,无不如意。可以一本正经叙述史实,也可以随便开历史玩笑。可以史实俱在,不容置辩,也可以子虚乌有,纯属游戏”,套句王国维的话,历史在武侠小说中的运用,到了金庸,才真正的“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金庸出神入化、虚实相生的笔法,委实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历史意识的增强,是金庸修订本中最明显的企图,事实上,许多情节的易动,也与欲以历史故实增强其可信度、展现金庸的史识有关。众所周知的《射雕英雄传》“张十五说书”一段,金庸虽以“传统小说发源於说书,以说书作引子,以示不忘本源之意”为解,然真正用心,却在藉张十五的说书内容,详细交代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更重要的,金庸对这段历史的评论毕竟,若真的不忘本源,则“且说”、“话说”等语不必尽删;而张十五以两宋之人,居然会有类似“这两个昏君自作自受,那也罢了,可害苦了我中国千千万万百姓”的“大逆不道”之语,也未免荒唐。类似的情形,在修订本中俯拾可见,除了在可以寻找到任何历史证据之处,随时以各种夹注说明外,很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将具体的年代标示出来或增入史料,如《天龙八部》的〈释名〉中,旧版原无“据历史记载,大理国的皇帝中,圣德帝、孝德帝、保定帝、宣仁帝、正廉帝、神宗等都避位为僧”、“本书故事发生於北宋哲宗元佑、绍圣年间,公元1094年前后”等语;《碧血剑》中,金庸将原来的引首人物侯朝宗,改换为渤泥国的张朝唐,因而大引史料入文,都是同样情形下的产物。

      就金庸的小说而言,“历史感”是无论新、旧本皆“一以贯之”的。大体上,旧本的“历史感”,着重於钩勒背景;修订本的“历史感”,则在强调“史识”金庸娴熟书史,既“藉历史写武侠”,自然也不会放过在传述信史的过程中,展现他的“史识”。可以如是说,金庸在修订本中表现得最显豁的,就是他的“历史癖”。

     

    金庸版本学”的意义

      金庸小说的版本,连同刊本、旧本、修订本及各地授权发行、外国译本,林林总总加起来,至少有数十种之多,仅仅从金庸小说版本的数量,我们就可明白,金庸是近代以来最受欢迎的中国作家,论者谓“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说”,绝非谬赞之语!

      金庸小说版本的差异,有属於“同时性”受地域影响的部分,如台湾的“盗版”系统,肇因於政治因素,在1979年以前,金庸因《明报》(或曰因《射雕英雄传》书名暗用了毛泽东〈沁园春〉“弯弓射大雕”之语)被归为“附匪文人”之列,以致遭到台湾当局全面禁止。因此,台湾早期出版金庸小说,只能以暗度陈仓的方式盗版,或或变易作者(其中司马翎是被借用最多的),或改其书名(如《萍踪侠影录》等),或据原书改编(如欧阳生《至尊刀》),或更动主角姓名(如《神武门》及《小白龙》)。金庸小说的盗版现象,可以窥见台湾在“白色恐怖”时期中,出版商(或文化工作者)如何突破防禁的苦心孤诣(当然,不能讳言,“商机”也是一大诱因),不失为研究台湾文化发展的重要史料。

      不过,大多属的金庸小说版本,是属於“历时性”的差异的。金庸的修订工作,始於1973年,诚如叶洪生所言,“金庸是用一九七三年的见识眼光来修改十六年前的『旧作』”,“迥异於一般修饰、整理,殆可视为脱胎换骨,重新改造”,因此,如果取金庸的新、旧本予以核对,自当可以深入了解金庸从开始创作以来的心路历程,有助於读者更进一层而了解金庸的作品。从最简单的地方说起,历来论者对金庸《天龙八部》书名的意涵,饶具兴趣,却往往无法直探其微,无论是将八部天龙一一附会於书中人物,或是取其寓意,视为一种象徵,总觉主观意识过浓,不惬人心。然而,“刊本”却可提供一些切入的线索。在“刊本”中,此书原分“八部”,作者自云“这部小说将包括八个故事,每个故事为一部。但八个故事互相有连系,组成一个大故事”,而第一部是“摩呼罗迦(梵文Maharaga)之部”这是“八部天龙”中的“乐神,其形蛇首人身”,“无足、腹行之神,因毁戒、邪谄、多嗔、少布施、贪嗜酒肉、怠慢持戒,遂堕为鬼神;其体内多嗔虫啃食其身,痛苦异常”。熟悉此书的读者,当然知道这一故事以段誉为主角,主要在叙述云南大理国纠结复杂的恩怨情仇、冤孽果报。细窥金庸原意,各部之名,应在呈显故事的“内容”,而非“人物”。不过,金庸写到一半,似乎就改变了主意,故自第二部起,就不再标示“某部”,而“八个故事”的构想,也告中道而废了。至於金庸於修订本序言中所说的“只是借用这个佛经名词,以象徵一些现世人物,就像《水浒》中有母夜叉孙二娘、摩云金翅欧鹏”,显然只能代表“修订时”的构想了。

      此处之所以强调“修订时”,主要是欲表明,金庸在修订时,整个思想、观念,均与原创时期有极大的差异,而此一差异,透过新、旧版的比对,是相当清晰的。以“铁胆庄事件”为例,旧版的情节安排周仲英“亲手”杀子,并相当戏剧性地演出“交代遗愿”、“叩谢生养”的场面,震撼力十足;周仲英为朋友义气,不惜泯灭父子亲情,很明显是继承旧有的侠客形象而来的,我们在《史记.游侠列传》郭解不为外甥报仇、《太平广记.豪侠》贾人妻狠心戕杀亲子及历来流传甚广的“赵氏孤儿”故事,也依稀可见到类似的影子。侠客的生命重心在“广交游”,透过义气朋友的网络,建构自我声名,而支撑起这个架构的,就是所谓的“江湖道义”;周英杰“出卖”文泰来,是“见利忘义”,因此“周英杰受贿卖友之事,铁胆庄的人全都认为奇耻大辱”,如果不是因为周英杰仅仅只是个“十岁小儿”,周仲英如此讲究“江湖道义”,恐怕真的是“大仁大义”了。然而,朋友之道果真远较父子之情为重要吗?假如周英杰是成年人,周仲英应不应该“大义灭亲”?此处,实际上牵涉到侠客“义气”施用於社会现实面的难题及缺憾。而且,周英杰年方十岁,江湖对他而言,根本是虚幻的世界,周仲英强将“江湖道义”加诸小孩身上,不惜以牺牲其生命为祭献;而“红花会”得理不饶人,大兴问罪之师,实在令人怀疑,所谓的侠客,果真就是如此不近情理吗?在真相大白之后,章驼子这个直性人,居然仅仅用“一揖”,就掩盖了此一人伦悲剧,暗示了此一不近情理的行为之“理直气壮”。很明显地,金庸此时对侠客的观念,还是相当传统而模糊。修订后,金庸将“受贿”改成“相激”,“亲手”改为“误杀”,“一揖”改成“嗑头”,正是思考到此“为义气杀子”的不合理,而作的改弦更张,也代表了金庸自身侠义观念的改变不过,金庸事实上还是回避了“义气施用”的问题,这是相当可惜的。

      此外,金庸在修订本中所凸显的“历史癖”,也是值得探讨的心路历程之一。文学作品,如金庸一般以大量的史料、注脚、夹注、说明充斥其间的,金庸小说算是绝无仅有。读者不妨激赏,不妨赞叹,但是却不能将此视为其作品的一部分,从而误认为这是一种高超的表现方式。诚如陈墨批评《碧血剑》,“作者过多地关注历史和历史人物,固然使我们谈『史』时眉飞色舞,但小说本身却不免要大受影响”,是相当一针见血的。不过,在浓厚的“历史癖”中,金庸似乎并未察觉出自身的问题。金庸的“历史癖”使他在小说中往往忽略了真实与虚构的分际,以《鹿鼎记》中的建宁公主为例,金庸以按语谓“建宁公主其实是清太宗之女,顺治之妹。建宁长公主的封号也要到康熙十六年才封。顺治的女儿和硕公主是康熙的姊姊,下嫁鳌拜之侄。但稗官小说不求实事与正史相合,学者通人不必深究”,金庸的“历史癖”於此显露无遗,但也往往自相矛盾,混淆了小说与历史的界限。以建宁公主而言,事实上最适当的定位就是“纯属虚构”,盖因书中的建宁公主,未婚前即已不守妇道,且又分明有性虐待的癖好,自当与历史上实有的建宁公主区别开来(小说中当然不妨有另一个虚构且名为建宁公主的角色),但金庸为了满足其历史癖,反而刻意强调其虚构的“建宁公主”的历史性,牛头驴嘴,不免自乱阵脚。如硬要与史上的“建宁公主”相符,则此一满清公主之能否下嫁韦小宝,不仅令人滋疑,且与史实不符,何况更牵涉到“私德”问题,原无必要作此澄清,迳视之为一虚构的建宁公主即可。  金庸写武侠,同时也以武侠成名,但金庸实际上对其赖以成名的武侠小说(指类型而言),并没有多大的好感(这是大多数武侠作家的共同观点,据笔者所知,除了古龙和温瑞安外,没有一个作家认为武侠小说可以当做一个文人的终身志业),甚至,武侠小说连历史小说也比不上,如果说通俗小说是“次级文类”的话,则金庸心目中的武侠小说,极可能是“次次级文类”。因此,金庸颇沾沾於《鹿鼎记》“毋宁说是历史小说”之语;同时,在许多场合,宁可以“小说家”为名,而讳言“武侠小说家”。说《鹿鼎记》是“历史小说”,不仅混淆了历史小说与武侠小说的界限,甚至,也代表了金庸武侠小说爱恨交加、迷离纠结的观念。

      有关金庸小说的评价,自倪匡以“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盛加称誉以来,论者几乎众口一词,颇有“无所不用其极”的意味;然而,也因此而造成了影响极大的“排挤效应”,金庸武侠,在某种意义上就代表了全部的武侠小说,彷佛除了金庸,其他为数达三千种以上的作品,均无一可观。这不仅仅使得许多优秀的作品、作家,深罹蒙尘、遗珠之憾,实际上也模糊了武侠小说发展史的客观现象。由於金庸小说创始的年代,正值武侠小说重新出发的时期,金庸挟盛名之力,往往也被误认为是所有“新派武侠”的鼻祖,自金庸以下,所有的武侠小说都是在金庸影响下创作的;而且,所有的作家,无论再如何能够创新,也都在金庸的笼罩之下。换句话说,金庸一个人就可以抵敌所有的武侠,金庸成了武侠的“唯一”唯一值得读,也唯一值得研究的武侠。

      关於武侠小说发展史的实际面相,笔者在《民国以来“武侠研究”评议》及《解构金庸》二文中,均有所论列,主要是强调:港、台的武侠创作,基本上是同步进行、双峰并峙的;同时,金庸的作品固然优秀,但无法奄有众家之长,金庸无法涵盖所有的武侠作品。从金庸小说新、旧本的比对中,我们可以发现:金庸小说的早期面貌,与修订后有相当大的差距,修订本已将旧本中许多明显的罅漏弥补完成(如韦小宝的武功)虽未必即无懈可击(金庸打算三度修订,正是为此)。因此,如果我们欲研究金庸武侠小说上的独特成就,修订本当然是“盖棺论定”所依;但是,如果欲将金庸置於武侠小说历史的发展中窥其成就或影响,则“旧本”才是最确实可靠的,因为,金庸於此曾花了十年的精力,而其他作家,则一仍旧貌,没有提供最佳面目的机会。

      最后,从金庸版本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窥出金庸对通俗作品(尽管金庸意不在此,但对象却正在此)的严肃要求,这是极具意义的。武侠小说此一文类,向来有“不登大雅”之讥,读者固然以休闲消遣视之,以情趣为主,随阅随弃,就是作者,亦多半为稻粱而谋,随写随忘,极罕得有人以严肃的态度面对。金庸肯以十年精力,潜心修订,且不厌其琐碎,博纳雅言,一改再改,可以说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严肃认真的通俗作家,这是具有深刻意义的,我们虽不敢就此论断武侠小说从此就步入文学殿堂,足以与典雅文学作品等量齐观,但却不能不承认,金庸以如此严谨的态度面对自己的作品,无疑将一新论者耳目,且有助於其他通俗作者对自我的肯定与要求。以此更进一步,相信通俗文学与典雅文学双峰并峙的日子,将为期不远了。

    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 金庸小说新修版《射雕英雄传》大体改动…[01-10]

  • 金庸小说新修版《神雕侠侣》大体改动…[01-10]

  • 金庸小说新修版《倚天屠龙记》大体改动…[01-10]

  • 金庸小说新修版《天龙八部》大体改动…[01-10]

  • 金庸小说新修版《笑傲江湖》大体改动…[01-10]

  • 金庸小说新修版《侠客行》大体改动…[01-10]


  • 金庸江湖主站 | 金庸江湖论坛 | 金庸图书馆 | 金庸小说世界 | 金庸作品网购
    金庸影视年表 | 武侠图书馆 | 江湖官方微博 | 关于江湖 | 网站导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