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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以建:《明窗小札1963》编辑手记
    [ 作者:李以建    出自:《明窗小札1963》    时间:2013-11-04    点击数:
     
        两年前,金庸先生嘱我帮忙查阅和整理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撰写的专栏文章,其中之一,即用“徐慧之”为笔名,发表在《明报》的《明窗小札》专栏上的文章。
     
      本来以为此非难事,只需径直前往香港《明报》集团的资料室查阅和复印即可,未料,事与愿违,大失所望。原因有二:其一,资料室虽保存有旧《明报》的原版,但因为当年印刷的纸张质量欠佳,时隔50年,已极易脆裂,基本无法翻阅,更谈不上复印和翻拍,所幸多年前资料室为保存《明报》专门制作了一套较完整的缩微胶卷。其二,所保存的原版《明报》,早期的残破和缺失甚多,尤其是很多报纸都出现被人剪裁的痕迹,留下一个个无法弥补的大窟窿。
     
      心有不甘,我继续咨询和查阅了海内外诸多图书馆,包括香港各所大学和香港历史档案馆,颇出意料之外,居然没有一家图书馆和档案机构保存有完整的原版《明报》,他们所拥有的都是由香港《明报》集团制作的缩微胶卷。多年前,我曾前往香港《大公报》查阅金庸先生的资料,印象中似乎还看到保存有旧《明报》,遗憾的是,据说《大公报》移址后,清理过程中都处理掉了,也难怪,对于寸土寸金的香港,实属情理中之事。之后,我曾委托内地的朋友查询过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以及政府部门的相关单位和档案室,回复同样令人失望。由于一些特殊原因,香港的多数报纸一直未能进入中国大陆,尤其是五六十年代,还处于东西方冷战对峙时期,当时的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甚至被认为是敌对势力的桥头堡。又因为创刊早期的《明报》还不受人重视,因此,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这类国内最大的报业集团和通讯社,其数据文件库都没有收藏早期的原版《明报》。现在能够查阅到的,均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大约从八十年代初期至今的《明报》。这不仅令人扼腕感叹。
     
      历史的遗憾
     
      《明窗小札》是上世纪60年代《明报》为金庸撰写国际政局分析和时评专门开设的一个栏目,均署笔名“徐慧之”。实际上这个专栏是从1962年12月1日开始,直至1968年10月30日,除了1967年曾经中断约5个半月外,几乎每日一篇,间或遇到金庸先生公务繁忙或出差在外,该版面的位置会刊登其他作者的文章填补空缺,但都不标明属于《明窗小札》专栏,有时在文章后面附上一句说明,如“(徐慧之先生因病,《明窗小札》暂停两天,谨向读者致歉)”(1963年7月8日和9日),“(《明窗小札》续稿未到暂停一天)”(1968年1月3日)。
     
      此次结集出版的《明窗小札1963》,即收录了金庸于1963年在《明报》的《明窗小札》发表的专栏文章。该年发表在《明窗小札》上的文章,预计应该为320余篇,因其中有一个月的报纸迄今无法找到,故目前查阅到的篇数为295篇。由于某些篇幅残缺不全,或片断的字迹已无法辨清,加上部分内容的重复,或大同小异,故此次出版的仅为大半数,达三分之二,计194篇。分为上下册,上册96篇,下册98篇。
     
      为什么不从开辟专栏的当天开始选编,而从1963年起首呢?因为在查阅和整理过程中,发现三个棘手的历史遗憾:
     
      其一,即前述的原版报纸本身的残缺。早期的《明报》,尤其是60年代初的报纸,常常被人用剪刀裁掉一些文章,留下一个个方形的空白。我曾经就此事询问过金庸先生,他不无遗憾地告诉我,因为早期不太重视保存,之后由于有些编辑本身也参与撰稿,或创作连载小说等,当他们的文章和作品刊登在《明报》后,为了个人的保存,就将自己撰写的部分剪下来拿走了,于是留存的报纸就出现了大窟窿。更惨的是这危及到其背面刊登的文章,金庸先生撰写的社评和文章比较多,其中有些文章就遇到这种被他人剪裁而导致残缺不全的命运。比如,1962年12月份的《明窗小札》专栏,发表的文章应是31篇,但目前能查阅到的完整文章仅有7篇,其余24篇文章均遭剪裁,篇名和文章残缺不全。
     
      金庸先生基本上不太留存手稿,无论他为《明报》,还是为其它报刊,以及外来的邀约撰稿,目前所存大多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由秘书负责保留的,至于1950~70年代的,几乎都无法寻觅到。原因之一,由于当时都是用铅字印刷,金庸先生每天写好文章之后,就交给排版的工人,由他们按照文字挑选出每一个铅字,然后排版印刷,可以想见,经由这些工人之手的手稿,当铅字版排好可以送去付印之时,那手稿可能已经揉皱到无法辨认,或是残缺破裂了,根本无法再收存保留。原因之二,金庸先生对写作十分投入,笔耕甚勤,但对于留存底稿,或是重新抄写一遍历来都不太重视。
     
      其二,除了部分文章的残缺外,更为严重的是,报纸的缺失。《明报》在早期创刊阶段,总共才有四五个人,不仅要负责采访撰稿和编辑报纸,还要负责市场发行,根本无暇顾及必须有意识地保存归档,可能连最起码的数据室都没有。这些报纸是丢失了,还是被人拿走了,原因不详。从某一版面,到某一整日,乃至一整个月的报纸,有的迄今仍无法见到。仅以1963年为例,其中1月1日、3月30日、4月1日等的报纸属于残缺,2月28日的报纸没有,6月份整个月的报纸连一张都没有。
     
      其三,由于当时使用铅字拼板印刷,许多常用字因使用的次数过多,磨损很快,于是在报纸上就出现这种现象,但凡是常用字使用一段时间后,变成残缺不全,比如“在”、“之”、“的”、“是”、“道”、“这”、“大”、“为”、“都”、“到”、“有”、“不”、“得”、“所”、“中”、“在”、“他”、“过”、“了”、“加”,等等,实在难以枚举。又由于经过缩微胶卷放大后打印出来的稿件,就更加模糊不清了。个别字词尚可由上下文来辨别判断,加以补遗,但有的文章因油墨消退或泛污,甚至造成整句话或一整段的文字模糊一片,难以辨清。
     
      编选的原则
     
      为了保持历史的本真面目,金庸先生对曾在报纸上发表的《明窗小札》原作不作任何修改。诚如他在“后记”中所言:“这些集子所收的文字,是从近二千篇中挑选出来的,之前都没有结集成书出版。这次编选时,主要根据内容来分门别类,加上小标题注明,完全是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每一篇文字都注明了发表的日期,排列按照时间先后的顺序。每一篇文字的内容,和当日《明报》发表时完全相同,不作任何改动,以保持其历史的原来面貌。”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明窗小札》中的某些地名或人名,与现今流行的译法和使用的汉字存有差异。仅举二例,如美国总统坚尼迪(Kennedy),在大陆通称为肯尼迪,台湾多用甘乃迪,而香港以前习惯用坚尼地,后来又多称为肯尼迪,其实均指一人,只是由于两岸三地的音译所使用的汉字不同而产生差异。中国大陆制定了统一的用法,可参照《新英汉词典》所附的“常见英美姓名表”,所有报刊文件均以此为准。而香港则没有划一的翻译用字标准,尤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多是根据译者的理解来定。加上须兼顾到广东话的发音,且受台湾的影响,因此“坚”字就转为“甘”,而“乃”字又变成“乃”。再如,英国首相麦米伦,现在已基本通用麦克米伦。事实上,保持原有的译名汉字,也有好处,可以兼顾到两岸三地的读者。一般政坛的名人,只要略微熟悉当时历史的读者,均可明晓,而文中若遇到读者较为生疏的名字,通常都附有英文原文。
     
      此外,由于当年的《明报》面向的读者都是香港本地的居民,其时广东话是流行通用的母语,因此在《明窗小札》的某些文章中偶尔也会冒出一两句广东话,或是广东话的用词。熟悉方言的读者都知道,每一种方言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尤其是其中有些用词,言简意赅,形象生动,但却难以用标准普通话的对等词来准确地直接表达出来。比如“车大炮”,意指吹牛、夸大事实、瞎编滥造(《谈“自由谈”》,1963年3月26日);再如“杰桥”,意指最佳的方法、手段、计谋(《康熙出术 折辱俄史》,1963年3月20日)。然而,方言运用恰到好处,往往增添生动活泼,颇有画龙点睛之用。比如,1963年3月16日的《二千五百年前的一封信》,这篇文章论及当年中苏两国关系,其主要部分则是引用《左传》的《郑子家告赵宣子》的一段文字,以此来讽喻苏联以强凌弱。所引用郑国的大臣子家写给晋国的赵宣子信,原文依然是文言文,但在每句话后面则加上括号的白话文阐释,这阐释并非停留在将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更在夹杂讥讽言辞影射苏联,其中就使用了广东话中的俚语和俗语,如“你吹我胀乎?”(这是用来挑衅别人的用语,意指你能把我怎么样);“你大国乌龙龙的乱发命令”,(乌龙龙即乌龙,意指胡涂冒失造成的错误)。文言文本身是很典雅的,尤其是这封信词藻讲究,但整封信中却是“充满一团愤懑之气”,郑国表面上对晋国兢兢畏惧,内里却一连串指责晋国的错误。然而,金庸却刻意将白话文阐释化为出自社会底层的引车卖浆者之口,粗鲁而直率,毫不修饰,俗话连连,笑骂自如。二者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不仅具有辛辣的讽刺,更耐人寻味。究其因由,惟有这样才能将中国人胸口所有的愤懑全部宣泄出来,面对苏联根本无需以小国自谦而扮演貌似的战战兢兢,而应理直气壮,据理力争。倘若将这些话语改成一般的普通话,字里行间的讽刺意味全失,言语的改动将导致身份的模糊,更会令整体文章无法显出其内在的深刻含义。显然,惟有保留其原汁原味,才是最佳的编辑方式。
     
      撰稿的来源
     
      近20年前,我刚去上班,金庸先生吩咐我做的事,其中之一,就是整理他那些大书橱的书籍,并将其归类登记。印象十深刻的是,有不少佛教经典,其中光《大藏经》就有两套,不少典籍金庸都圈点阅读过,还在眉批上用红笔留下墨迹,比如《楞严经》、《大智度论》等。之后,我才知道,金庸不仅曾深研佛学,而且为了探究佛学的真谛,他不满足中文的翻译,专门到英国图书馆翻查过最早的英译本,如《阿含经》等,希望从中窥探出早期经典翻译的原意。这也许就是他后来一再表示希望学习梵文的真正目的。由此可见金庸的语言天赋非常人所能企及,对学问的钻研达到精深的层次。
     
      金庸精通英语,年轻时任职杭州《东南日报》,第一份的工作就是担任翻译,之后来到香港,一直到前往剑桥大学攻读历史硕士和博士学位,数十年来他不仅能阅读精深的国外经典著作,而且一直都能用英语直接对话,并能熟练地用英语来写作。而金庸的中文水平更是众所周知的,因此他的专栏文章,不仅可以来自外国的第一手数据,而且能融会贯通地化为中华民族的母语,撰写出脍炙人口的好文章。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新闻消息的传播远没有今天如此方便,大都靠通讯社的电报传真供稿,而要将远在千里之外的国外信息移植传播到香港本地报纸,尤其是用中文出版的报纸上,首先必须精通外语,其次要有信息提供的便捷渠道。信息提供,靠通讯社及时提供是一方面,从国外报刊杂志获取也是重要的途径。
     
      曾有读者来信询问金庸的信息来源,金庸很坦率地回答说:“买来的。”《明报》初期,经济上还十分拮据,不可能订阅诸多的报刊杂志,于是金庸就充分利用报摊和书店的便利,每天都花时间去翻查,只要发现可以用于撰写专栏的数据,他就将其买下来。当时他住在港岛,而报馆的办公室在九龙,每天都要乘坐渡轮横越过维多利亚港湾,他谈到,“九龙尖沙咀码头前,有一档报贩专卖外文航空版的报纸,美国的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英国的泰晤士报、卫报、每日电讯报、每日快报、每日邮报,西德的佛兰克福日报、汉堡日报,日本的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以及曼谷日报,马尼拉时报,新加坡海峡时报等等都有”。仅从他如数家珍似地提起这些报刊,即可见他每天翻阅的报刊数量之多,接触的信息面之广。当然,如金庸所说:“如果每种都订下来,当然太不经济,我也没有这许多时间去阅读和利用。我经常去翻翻,看到有合用的资料,就花一元买一份。”金庸关心报刊内容,且熟悉价格,包括长期订阅和零卖的差别,这无疑都跟他本身也在办报密不可分。(《七元五角买一份报纸》,1963年1月22日,《明窗小札》)。
     
      公正的立场
     
      自创办《明报》伊始,金庸就持有自己独立的新闻理念和原则,并将其贯彻到整体的办报过程,以及写作之中。凡涉及新闻的,无论是撰写通讯报道,还是专栏文章和社评,他都坚持不变,始终不渝。
     
      金庸十分敬仰当年创办《大公报》的张季鸾先生,立志以其为榜样,尤其是遵循从事新闻事业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原则。因而,他也很赞赏英国曼彻斯特的《卫报》。金庸曾于1963年2月10日的《明窗小札》专栏上发表了《谈孟彻斯特的〈卫报〉》,开篇写道:“《大公报》在张季鸾先生任总编辑、总主笔的时代,有‘中国的孟彻斯特卫报’之称。因为当时大公报不注意新闻抢快,而注重社评的精辟,正和《孟彻斯特卫报》的作风相同。同时,两家报纸都是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他也敬佩《卫报》当年的总编辑司各特(C.P. Scott),指出《卫报》“起初只不过是一张平平无奇的地方性报纸,但自从史高特于一八七一年加入该报任总编辑后,三四十年之间,一张地方性的报纸竟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大报(大公报在天津初创时也只是普通的一家地方性报纸,至张季鸾先生主持笔政后,方始脱颖而出)”。而“《卫报》之所以成功,唯一的因素在于史高特所写的社评。他对于每一个问题,都提出了公正合理的主张,绝对不为政治因素所左右。他认为新闻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对新闻的看法和解释,他始终坚持真理,有时全国的舆论一致和他相反,但他绝对的不去迎合俗好”,“他的社评写得平易近人。他经常向该报的工作人员指出:‘在卫报上所登载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必须是普通男人和女人所能了解的。’他写社评的信条是:‘必须有说服力’”。不难看到,如果说张季鸾先生对金庸的影响更多在于秉持的新闻理念和办报的原则;那么,《卫报》的司各特则是金庸直接仿效的榜样,包括撰写具体的社评和政论文章。
     
      同样,1963年1月17日,金庸在《明窗小札》专栏中还以《明辨是非积极中立》为题,旗帜鲜明地告诉读者,此专栏所秉持的依然是《明报》的宗旨,即“明辨是非,积极中立”,“所谓‘积极中立’”,“乃是站在中国人的爱国立场,对中共和国府的施政一视同仁地对待,凡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赞扬之,有害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反对之。如果国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发生矛盾之时,我们以老百姓为重”。他认为自己有三方面的优势,即文中所谓“我们占了三大便宜”:“第一是旁观者清,没有利己利党的打算,头脑容易清醒。第二是说话总比做事容易,指手画脚的批评,自是方便过手忙脚乱的做事万倍。第三是我们很肯接受读者诸君的批评意见。”
     
      写作的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金庸的《明窗小札》是用笔名“徐慧之”来撰写的,但在上面提及的这篇《明辨是非 积极中立》短文开头,他却写道:“从昨天起,我正式加入明报编辑部工作,除了写这《明窗小札》专栏,还协助金庸兄选择《自由谈》的稿件。过年之前多了一份兼职,心境愉快,偕妻子到裕华国货公司买了一个大花瓶,准备新年里插桃花之用”。何以在此金庸故意隐去自己的真实身份,扮演一个兼职的编辑徐慧之呢?
     
      我以为,金庸采用了一种多重角色的写作策略,其目的在于有意识地将自己在报纸上扮演的不同身份和角色严格区别开来,这是很有深意的。
     
      一方面,他为了让外界读者不至于将“徐慧之”等同于创作武侠小说金庸,以致产生某种先入为主的看法,认为只是从事文艺创作的作家议论政局时事,特别强调《明窗小札》是从“徐慧之”角度来看世界,来评论世界。金庸刻意隐去其作家身分,是为了表明自己是一名从事新闻事业的时事评论者,他将给读者呈现的是专业人士的评论。尽管事实上,是同一个人用不同笔名在撰写文章,但由于文类和内容的各各有别,因此其思考的方式、撰写的方法和文章的风格也截然不同。
     
      其实,这从金庸曾使用诸多笔名可以窥探出他的用意。他曾以“姚馥兰”等笔名撰写影评,以“林欢”笔名撰写文艺批评文章,以“金庸”笔名撰写武侠小说和翻译外国小说。创办《明报》后,除了撰写《明报》社评不署名外,他继续用“金庸”笔名写武侠小说,翻译严肃的学术性文章和著作,例如英国大哲学家罗素的《人类的前途》等,分别连载在《明报》上。他在《自由谈》上则以“黄爱华”笔名撰写了《祖国的问题》,在报纸上连载,之后结集成书。此外即以“徐慧之”笔名来撰写《明窗小札》的专栏文章。由此可见,他有意识地将文艺创作、评论、政论和翻译加以区别,既通过撰写不同类型的文章来扮演不同的角色,也不断提醒自己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周围的世界。
     
      严格来说,金庸的这种写作策略,无论是双重身份的互换,还是三种身份的重迭,或是四重身份的交错,其中最清晰的是他作为新闻工作者和文学作者的泾渭分明。即小说就是小说,新闻就是新闻,二者不容产生混淆;换句话说,文学创作归艺术虚构,新闻评述则归事实陈述,各自凸现其特色。因此,我们难以在金庸武侠小说中寻觅到新闻事件和政局评述的痕迹,虽然在报纸上连载武侠小说时,曾出现某些影射现实的手法,比如《笑傲江湖》中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狂热政治运动形式和口号的影射等,但这在后来经过他整整花了10年时间批阅增删的改写时,都已经完全抹去类似的表面痕迹。正由于此,金庸的小说才堪称经典的文学著作,被列入文学发展史而占有一席之地。同样,金庸所撰写的社评和专栏文章,尽管也涉及艺术的批评、小说和电影的评论,乃至社会趣闻传奇的描述,但这些文章均非来自虚构之笔,而是源于有根有据的新闻事实或报道翻译,绝无天马行空的杜撰或臆想。
     
      另一方面,金庸在行文中特地表明自己只是一名《明窗小札》专栏的编辑和作者,每天都要阅读众多的投稿和读者来信,并从中编选出适合刊登的稿件,乃至称金庸只是“徐慧之”的同事,经常在一起讨论和策划这个栏目,力图将自己作为总编辑和社长的身份隐去,在读者面前扮演一名称职的编辑和擅长于国际形势评析的时事评论员。他希望不要让外界造成一种误会,感觉到报纸的诸多栏目都是出于一个人之手,以显出报纸的多样化和知识观点的多元化。
     
      这种写作策略可以理解。由于《明报》出于创刊初期,人手配备和经济能力都不允许金庸完全按照自己的理想和计划,放手招聘多名编辑,并广邀各个领域的作家来撰写文章。自创刊到60年代初这段时间内,对外,他必须负责以《明报》名义的所有应酬和活动,乃至商业的谈判、交往等等;对内,他必须完成总编辑需要承担的所有工作,从整体的策划,编前的会议,到最后版面的审阅、大样的签发和送交印刷,直至报纸发行到市面,香港称为“出街”为止。这还不包括他日常需要操心的人事安排、资金统筹和调配等等诸多的社务。
     
      从1960年代初的《明报》撰稿来看,他既是报纸的主笔,也是报纸的作者。金庸经常每天在《明报》上甚至扮演了四个不同的角色。其一,撰写社评,这是一张报纸主笔的工作,需要面对的是全球和香港本地最新的时事动态和新闻,撰写代表《明报》立场和观点的文章。其二,他必须完成每天连载的武侠小说。其三,撰写《明窗小札》的专栏文章,以分析国际形势为主。其四,发表连载的翻译文章。多重身份的展现和不同角色的扮演,这是现实的必要,无可厚非,却也是金庸惊人的天赋和能力展示。从某种意义上说,迄今为止,金庸堪称报界的第一人,因为这不是偶尔的几天突击,也不是几个月的特殊情况的应变,而是长达数年持续不断的每天写作担当。
     
      不过,饶有趣味的是,虽然金庸在文章的开头从总编辑和主笔变为一个普通编辑和撰稿员,自喻为只是“十万个臭皮匠的收发员”,但到篇末却无意之间又显露出自己扮演主角的身份。他写道:“我们说的对,请大家赞同,我们说错了,请大家指正。欢迎读者们不断来信。”从前面的“我”,到行文一半之后,就开始转用“我们”,单数的“我”是作者本人,而复数的“我们”则代表编辑部乃至《明报》了。尤其是最后一句,“欢迎读者们不断来信”,类似口吻和语气不是一个专栏作者所说的,而是应该出现在总编辑的“编后记”里。
     
    类似的现象还可以从《明窗小札》中涉及论述到《明报》及其栏目的文章中看到。《自由谈》是《明报》于上世纪60年代初开设的栏目,该栏目内的文章所讨论的内容以中国大陆当时的时政经济为主,针对同样的现象或问题,刊发不同意见的文章,甚至是双方观点尖锐对立的辩论。金庸在1963年3月26日《明窗小札》专栏的《谈“自由谈”》谈到:“《自由谈》的发刊词中,提出‘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八个字,作为这刊物的信条。经过七十多期之后,虽然‘大’是谈不上,‘刚’也不见得,至少,‘有容’与‘无欲’,我们是做到了。”这种语气绝对不可能来自一般的编辑,或某一部门的负责人。“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是金庸当年创办《明报》就提出的,它不仅仅是一个栏目编辑的方针,更是《明报》整张报纸一直遵循的方针。上述这段话是一种自谦的总结,也是一种充满自信的肯定。更不用说紧接着金庸还谈到,“目前的困难,是《自由谈》的篇幅还嫌小了些。为了发挥这刊物更大的作用,我们希望在经济上许可的时候,每星期能再加多一期。”毋庸置疑,这完全是总编辑或社长的话语了。
     
      《明窗小札》文章摘录
      所谓自恋狂(Narcissism)是一种心理学名词,或可称为“自我崇拜”。这种人一定是因幼年受了父母的过份宠爱,或是受了父母的鄙视,因而发生一种心理变态,追求权力,性情孤僻,不惜想尽辨法牺牲别人以满足自我。
      在历史上,阿历山大大帝是一个具有自恋狂的人。她的母亲,将他宠爱无比,使他目空一切,把什么事物都不放在眼底。
      陈丽春虽然也有自恋狂,但她的情况与阿历山大大帝不同。陈丽春的父母对她并不宠爱,从最近陈丽春登门访父,陈文章拒不见面一事也可看出,正因为陈文章夫妇对陈丽春的兄弟姐妹偏爱,却对她带着歧视的心理,才使她成为如此冷峻倔强的女人。
    ——摘自《陈丽春的自恋狂》 1963年11月4日
     
    《明窗小札》文章摘录
      所谓“积极中立”,并不是消极地既不亲共又不亲台,既不fan gong又不反台,更不是什么第三势力、中间路线,尼赫鲁式的不结盟主义,狄托式的修正主义。乃是站在中国人的爱国立场,对中共和国府的施政一视同仁地对待,凡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赞扬之,有害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反对之。如果国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发生矛盾之时,我们以老百姓为重。
      当然,我们也不免有看错了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的见解件件正确,岂非比北京和台北诸公更加明智?事实上决无是理。但我们占了三个大便宜。第一是旁观者清,没有利己利党的打算,头脑容易清醒。第二是说话总比做事容易,指手划脚的批评,自是方便过手忙脚乱的做事万倍。第三是我们很肯接受读者诸君的批评意见。
    ——摘自《明辨是非 积极中立》1963年1月17日
     
      《明窗小札》文章摘录
      近半年来看了许多武侠小说。最近香港武侠小说作家的产量很少,而台湾方面,却是风起云涌,层出不穷。读这类小说,我是速度奇高,一个晚上看两部,每部十册至二十册,所以能够读这么快,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些小说情节大同小异,故事成了八股,随手翻去,几乎很少见到有什么新意。
      下面这些情节,是大多数台湾武侠小说共同所有的……
      ——摘自《台湾武侠小说的套子》1963年4月25日
     
      《明窗小札》文章摘录
      周兄在香港时,曾说他那部书的书名决定叫做 《香港之北》。现在改了《彷徨和抉择》。前一些时,又听人说,那部书的第一章叫做“费彝民和我”。费先生我也相熟的,我很想看看那书中说些什么。周兄到伦敦后,我从没跟他通过信,偶尔见到他太太只是间接的相互问候一下。昨天读了中央社的通讯,我心中只是想着《乐毅报燕王书》中的两句话:“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我读榆瑞兄过去的文章,往往觉得他对国民党人员挖苦得太刻薄了些,有伤忠厚之旨。他这本新书是否会反过来挖苦一下中共和大公报中的许多旧友呢?
      中国读书人一向把“温柔敦厚”四个字,作为文章风格的最高标准,也是做人风格的理想之一。如果我有机会写一封信给周榆瑞兄,一定是为了劝劝他: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政治理想,然而在持身立品这方面,总是要勉力做个君子。
    ——摘自《读周榆瑞兄近况有感》 1963年2月25日
     
      《明窗小札》文章摘录
      本报的长期读者们或许都会记得,几个月前,当古巴危机十分严重时,本报社评曾大大赞扬英国的哲学家罗素,说他是最明智的哲人,说他是本报最佩服的当代伟人。这不仅因为他大声疾呼的反对核子战争,以九十高龄,尚自为了人类前途而甘心入狱,还因为他向来主张容忍异见,主张开明,主张头脑清醒而反对盲目崇拜。他的人生哲学是:“找寻一种方法,使得人类在社会中生活,不必竭尽所能来损害旁人。”我们办报的哲学,主要是孔子的哲学,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中庸之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这与罗素的哲学几乎是一致的。就像孔子一样,罗素的最终理想是大同世界。在他每一部讨论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书中,他都认为,人类的前途寄托于一个世界政府的组成。
      我们也拥护世界政府的理想。虽然目前看来似乎很困难,但我们深信,这是一条必然的途径。当春秋战国之时,中国就是天下,晋楚之争、秦赵之争,其激烈之程度,也不亚于今日美国和苏联的冲突。但这些国与国的界限终于泯灭了,中国大一统而成为一个国家。今日从莫斯科到华盛顿,比当年从秦国的咸阳到齐国的临淄实在要方便得多,迅速得多。不能说世界大同的理想是不能实现的空想。
      ——摘自《罗素的信仰》 1963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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