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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人情物理处读金庸
    [ 作者:张国功    出自:中华读书报    时间:2013-05-12    点击数:

     

       相对于文史考证,我更钦服严晓星“识小”文字对金庸小说中隐幽人情世故、世道人心之发覆。世间万般书本,说到底都是写人。金庸小说的魅力,固然在于其荷载的深厚文化传统,更在于写透了人性与世情。

      欲罢不能地品读完严晓星的《金庸识小录》,我不得不承认,即使读闲书,也确乎是有境界高下的。就像学者胡文辉在序中所说,金庸小说是我们一代人“成长时代共同的青春课程和集体记忆”,但读过也只在纸上江湖快意恩仇一番,很少人像严晓星那样,能够不紧不慢地写出“识小录”这样文史互证的文字来。四十二篇札记,加上所附《金庸年谱简编》,不足十万字,多是对金庸作品的溯源、索隐、发微、指谬,旁征博引,趣味横生;而又不动声色,扎实耐读。这需要“读书心细丝抽茧”的细读,需要这个喧嚣时代稀缺的淡定,还得有“杂食”读书练就的强大“消化能力”。这种读书功夫与境界,胡文辉与萧恒等读书界博雅君子多有揄扬。

      相对于文史考证,我更钦服严晓星“识小”文字对金庸小说中隐幽人情世故、世道人心之发覆。世间万般书本,说到底都是写人。金庸小说的魅力,固然在于其荷载的深厚文化传统,更在于写透了人性与世情。严晓星循此而入,知人论世,读书得间,故常能在他人轻忽处盘桓咀嚼,深得三昧。金庸修改《书剑恩仇录》时,将周仲英杀子的情节改为怒中失手;《倚天屠龙记》中宋远桥杀子未遂,《侠客行》中父亲宁可性命不顾,也要“护孽子周全”。在列举上述笔墨后,严晓星引金庸随笔《韦小宝这小家伙!》中所说“大义灭亲这句话只是说说好听的,向来极重视亲情人情的中国人很少真的照做。倒是‘法律不外乎人情’、‘情理法律兼顾’的话说得更加振振有词。说是‘兼顾’,实质是重情不重法”,指出金庸在这一问题的思考,日趋温情,贴近本民族心理特点。1977年金庸反思自己《倚天》一书写到张三丰见张翠山自刎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书中写得也太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严晓星敏锐地指出这句“舒缓的蕴涵着深深的体会和失落的话”,实则指1976年10月金庸长子自杀这一伤心之事。“平平淡淡十个字,正是作者心血所系,倘若不知其详,闲闲读过,岂不体会不到作者的大悲之心?”此正是结合“今典”读小说的高明之处。《蝶梦记》一则,则引金庸《中国民间艺术漫谈》中提及故乡流传梁祝故事,并称双飞蝴蝶为梁祝之习俗,解读《书剑恩仇录》、《白马啸西风》、《倚天屠龙记》、《连城诀》等书中多处写到蝴蝶蹀躞,主题皆为哀伤和不幸。这种抓住典型意象的读书法,犹如当年鲁迅以药、酒等把握魏晋风度,大大加深了对小说立意的理解。

      人情物理之特殊处,无疑是政治。严晓星不满意当下太多庸碌的传记作者卖力地称呼“金大侠”,而忽视金庸一生以政治融入小说与社论的做法,认为应该抓住金庸的政治情怀这一主线。此可谓的论,超出种种“金学”家言多矣。黄药师其人,离经叛道,至情至性。严晓星剖析这一形象的创作,与1959年金庸与《大公报》左翼阵营冲突而最终离开大有关系,“郭靖还是规规矩矩地向着大侠的未来成长,黄药师却光彩夺目地寄托着他对教条的厌恶与对个性的张扬”。《神雕》、《笑傲》等屡写正邪主题并向“正邪不分”发展,正是60年代金庸不满左翼阵营教条主义而自立门户,坚持独立思考,反对“文革”等心路历程的曲折寄托。因此《天龙八部》中萧峰在聚贤庄中与往日兄弟干杯断义,未免是作者“借聚贤庄中的酒杯,以浇自己胸中的块垒”。作者引金庸与池田大作对话提及幼时读《三国》为蜀亡而流泪这一个体经历,解读《鸳鸯刀》中“仁者无敌”四字,认为金庸所说“仁,一是重视和平,坚守和平;二是重视人民生活,改善经济。为政者以此为出发点,就是成功的政治。这种政治定会赢得人心,胜过穷兵黩武和漠视民生的政治”是理解金庸小说的钥匙与金庸的政治思想的基点。

      《笑傲江湖》中令狐冲在洞中“诸人都如失却了理性,没头苍蝇般瞎窜”的混乱群体中,为摆脱死亡威胁,丧失理性,陷于疯狂。《碧血剑》所附《袁崇焕评传》提到民众听信谣言,大骂袁崇焕害人。“合群的动物在遇到危难时,往往会撕杀同类。”严晓星引莫斯科维奇名作《群氓的时代》,分析这种谣言主宰之下群体关系疯狂恶化的混乱情景。再如作者胪列赵俪生引唐文标语、钱锺书引古罗马诗人语,解读《射雕》中郭靖诘问成吉思汗“一人威风赫赫,天下却不知积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儿寡女之泪。……人死之后,葬得地下,占得多少土地?……杀这么多人,流这么多血,占了这么多国土,到头来又有何用?”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作者以此发掘出金庸小说反思战争这一文眼。上述读金方法,可以说几近政治伦理学的哲学层面了。不过这种解读,也偶有误记之处。如《保守主义》一则中,严晓星引《天龙八部》中对“新法”的排斥、金庸在《明报》制度化进程中的点滴改良,以及认同邓公“摸着石头过河”的政治理念,认为金有稳健、保守思想。这自然是知人之论。但书中偏多出一笔,说借用时下某些学者对20世纪知识分子的代际分法,金差不多要归入“一二·九”一代,“而这一代的总倾向,恰好是‘文化保守主义’”,此言差矣。1924年出生的金庸,在附录的年谱中“一二·九”之年空白无所记。更重要的是,韦君宜等“一二·九”一代,多专注政治且激进,何尝文化且保守!如果说光芒四射的晚年,也多以其“衰年变法”与反思批判性回归到自由主义之思想原点,而与“文化保守主义”格格不入啊。

      现代史上以杂学著称的周作人在《一蒉轩笔记序》里曾说:“文章的标准本来也颇简单,只是要其一有风趣,其二有常识。常识分开来说,不外人情与物理,前者可以说是健全的道德,后者是正确的智识,合起来就可称之曰智慧。”从人情物理处读金庸,严晓星的“识小”,庶几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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