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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生对谈录--关于金庸作品经典化及其他
    [ 作者:陈洪等    出自:金庸江湖论坛    时间:2012-11-26    点击数:

     

     

       陈洪(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孙勇进(博士生)陈宏(青年教师)

     

      ★1998年可以说是一个金庸的文化热点年。5月份,在美国召开了关于金庸作品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又有香港(海外)文学艺术协会颁授"当代文豪金龙奖"给冰心、巴金和金庸三人。另据《文汇报》报导,金庸已着手再次修改他的武侠小说,这更进一步引起人们对他的关注。

      在我的印象里,仅《中华读书报》这一两个月就有四五处内容涉及到金庸

      金庸50年代开始创作武侠小说,到现在已经将近半个世纪,其创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或者保守一点说,产生的不可忽视的影响,有目共睹。严家炎最近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金庸作品造就了千千万万的,也带来了许许多多的""。的确,金庸现象留下了许多值得深入探究的课题,已不仅仅是要探讨金庸的武侠作品对武侠小说这一小说类型发展做出的贡献,更有学者开始在整个20世纪文学的大背景下来审视金庸作品的意义,1994年聚讼纷纭的大师文库的编选,即着眼于此。今年5月,"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举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学府,以及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和日本、英国、加拿大等地的学者到了会。

      这意味着金庸武侠小说开始进入国际汉学界的视野。此外,《当代作家评论》今年第五期就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问题刊发了刘再复、陈平原、陈墨的三篇文章。

      其实还可以对金庸现象给予更高层面上的文化阐释。本世纪末,可以说是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或者说是小传统全面扩张的时代,相比于过去曾占统治地位的精英文化、雅文化或大传统,前者已经居于很大优势,发挥着越来越强劲的影响作用。"金学"的兴起,正是这一趋势的表现。

      夏志清的《文学的前途》这篇文章,已多少涉及这个问题。金庸的作品,立足于小传统,但又能从大传统、雅文化中汲取文化资源,并借助影视传媒强大的影响,一方面顺应了商业时代广大观众接受心理,取得惊人的接受效果;另一方面,又开始向大传统、雅文化强有力地渗透,就本世纪末大小文化传统交融的趋势来看,金庸现象具有某种典范意义。

      这也是在本世纪末的今天探讨金庸作品能否被经典化的特殊意义所在。

      "登峰造极""空前绝后"

      从传媒看,金庸作品的影响力是惊人的。有一篇文章言之凿凿地说,某名牌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腿部摔伤之后,读金庸的小说,获得了重新站起来的力量。有的大学生失恋后,读金庸小说,恢复了对人生的信念。严家炎在《中华读书报》上撰文,更是列举了大量的事例,说明金庸在海内外华人文化圈的巨大影响。

      有些学者据此作出极高评价,如冯其庸就发表过这样的看法:"金庸是当代第一流的大小说家。他的出现,是中国小说史上的奇峰突起;他的作品,将永远是我们民族的一份精神财富。"

      可以说,在华人文化圈中,金庸营造了一个商业时代的文化神话。

      其实,在营造神话的过程中,主要是传媒和评论者起的作用。金庸自己倒是一直取低调。在写于1969年的林以亮等的《金庸访问记》中说:"武侠小说虽然也有一点点文学的意味,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三十年后,今年又在美国的国际研讨会闭幕式上发表演讲,称自己写的小说内容平凡,没有多大深刻意义,不值得劳动许多学者先生们来研讨,说到'金学',万万不敢当。

      传媒和评论界把这当作"伟大的谦虚",所以调门反而越来越高,急于将金庸的作品经典化。

      这就必然会引起怀疑和反弹。其实批评的调子早就有,如香港霍惊觉、许希哲等,还有李敖,写了"'三毛式伪善''金庸式伪善'""'武侠小说',着镖"等文章,更是断然否定武侠小说的价值。其中霍惊觉的《金学大沉淀》值得注意,是香港阅林图书公司1990年出版的。很可惜,这本书我还没有见到,从古远清介绍它的文章中可知,它十分不满当时各种"伪研究",想把"金学"从高位上拉下来。这本书具体地分析了金庸现象,认为它是一种跨文化领域的现象,并具有以下特点:一、它是长青的,而且影响广泛和深远;读者重复不断地阅读金庸小说,仍旧可以获得乐趣。二、它引发一连串一面倒倾向的称赞,其中表面赏析远多于深层研究。三、由于种种助力和自己的努力,它由流行消闲小说升格为精致、高级文学,等等,大约有五六条之多吧。

      听起来也还比较全面客观,尤其是第二点。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今年出了套"金庸茶馆"丛书,共六本,收了很多港台评论者的文章,我大致翻了下,确实是表面的欣赏性文章多,真正深层剖析的很少。

        ★这套书我也看过,确实如此。除了港台学者,来自大陆的否定意见也有。如王彬彬在"红学?李学?金学"一文中说:"真正冷静严格地从小说艺术的角度审视,金庸则有着太多的弊病。""说到底,金庸小说仍然是一种'高级通俗小说',仍然是一种'高级文化快餐',仍然深深打上了商业文化的印迹。"又认为企图造就"金学",是"日夜不分后的一种'昏话'"。又如陈辽等都提到金庸的成就和影响不及张恨水。还有一个青年作者骆爽,更是激烈地宣称金庸神话的终结。但是恕我直言,这些否定意见均不足以动摇金庸神话。说金庸的成就和影响不如张恨水,有什么根据呢?是高级通俗小说又怎样呢?一定就不如纯文学?倒是今年海天出版社出的阎大卫的《班门弄斧--金庸小说挑点毛病》很厉害,在金庸的几部小说中挑出了大量的细节和结构上的毛病,有些毛病,用纯文学的标准来衡量,可以说是致命的,在赞誉声居于压倒优势的大陆,此书的出现,可说得上是一个异数。

      这书我也看过。其实,金庸小说的毛病,以前我也发现了不少。问题是这些毛病有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

      比如,很多人称道金庸的史学修养,但我前不久重翻《碧血剑》,里面写到温仪回忆和金蛇郎君成婚,温氏三老来诱骗金蛇郎君时,赫然写着三老"穿了长袍马褂",在明末浙西的乡村中,怎么可能有人穿长袍马褂?这样的错误,一个中学生都不应该犯。

      这我倒没注意。

      又如,阎大卫的书中举例说,《射雕英雄传》里写到大理国的辛未状元,但是历史中大理国并没有开科取士;《天龙八部》写到了鲜卑文字,可是历史中鲜卑族也并没有文字。

      这没什么太大了不起的,武侠小说毕竟不完全等于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也还有个七实三虚,像这种地方,小说姑妄言之,你姑妄听之也无妨。

      话虽是这么说,但我记得鲁迅讲过这么一句话:"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实在靠着小说。"问题就在这,你总不希望中学生看了《碧血剑》后受其影响,真的就认为明朝人穿长袍马褂吧?一般读者读了以后,因精彩的小说情节留下的深刻印象,很可能并不姑妄听之,而是信以为真,比如都以为全真七子是抗金英雄,而实际上丘处机是在金国统治者的支持下进行传教活动的。当然像丘处机这种例子,金庸这样写算不算问题呢?可能是见仁见智。

      我看过二月河的《康熙大帝》等系列历史小说。文笔老辣,刻画人物也相当出色,但是与历史事实相去也相当远。看样子涉及历史题材的作品应多大程度地遵守史实,这还真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阎书中又举例,《天龙八部》里介绍保定帝段正明时,说这位皇爷"在位十一年,改元三,曰保定、建安、天佑。"而书中的段誉又是出生在保定二年,而全书故事结束时,段正明刚退位,这样一算,全书结束时,段誉难道还不到11岁?引入历史年号,历史感是有了,也给人以作者博学的印象,但情节的矛盾就不顾了?

      这些地方确实是问题,但只要修改时再做些技术处理就可消除,这些恐怕都不能算作什么致命伤。至于你引的鲁迅那句话,意思与梁启超所说"国民性由小说塑造"差不多,指的是那个文盲半文盲充斥的特定时代。由小说而求知,是功能错位,问题主要方面在读者而不在小说。否则,首先该打板子的就是鲁迅,他的《故事新编》对缺乏幽默感和文化常识的人,肯定产生误导。

      这一点我也同意。不过金庸的类似疏漏还是多了一些。我读过香港学者杨宝霖写的《袁崇焕杂考》,指出金庸附在《碧血剑》后的《袁崇焕评传》中的不少错误,这些都确实容易让人怀疑金庸的史学修养是否像人们吹捧的那样高明。所以对金庸的赞扬还是有点分寸好。

      当然。金庸是个很聪明的杂家,而不是专家。有时涉及较专的问题便会出纰漏,如关于古小说《寺行者》的出处,还有与池田大作的对谈中关于"圣叹"的解释等,都有这种情况。当然,这也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不过是说,把他看作大学问家,把他的小说当作"求学"之捷径,都不太妥当罢了。

      关于这一点,陈平原在《当代作家评论》今年第五期上有一篇文章--"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一个看法,认为金庸小说在历史知识与文化修养的丰厚方面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是与新文学家的"主动弃城"有很大关系,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学家放弃"古已有之"的传播文史知识的功能,反倒是武侠小说,包容了古典诗词、历史学、地理学、民俗学等方面的知识,所以不少人将好的武侠小说作为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入门书来读,这与新文学家在传播文史知识方面的明显不负责有关。这篇文章里又说,对金庸的史学修养不应估价太高,金庸对中国历史的独立思考,才是金庸小说成功的一大关键。这些分析和说法就比盲目的不着边际的赞扬有分寸,也更有说服力。

      ☆"入门书"一说还可推敲。关于小说中文化知识含量的问题,我看米勒的"寄生"说倒是有些启发。

      ★◎愿闻其详。

      只说大意吧。米勒认为,文学活动的全过程中,文本寄生于文学史与文化史,阅读、批评又寄生于文本。按这种理论,一部作品由文学史与文化史而滋生,其意义又须靠文学史与文化史来充分获取。我想,意蕴丰厚的作品就是深入"寄主"须根特多的作品,但无论怎么多,须根吸取的成份都要融入寄生物自身,成为其有机构成。这一重寄生性越强,为下一重寄生--阅读、批评之寄生,留出的空间就越大,提供的养份就越多。读金庸的作品,往往觉得视野开阔,如行山阴道上,道理就在于此。金庸小说、《红楼梦》,都属于这种"须根特多"的作品。

      我听不出这种高论的特别优越处。

      特别之处在于它强调了创作中广泛吸收的异质营养,必须融为作品的有机构成;而阅读、批评所感受的意蕴丰厚之魅力,也绝非教科书式的知识供给。想一想《红楼梦》与《镜花缘》的区别,自可明白。我历来佩服金庸的创作天才,以为梁羽生远不可及,主要也由于其特强的"寄生能力"。如果是掉书袋,稗贩文史常识,你我又何遑多让。

      若说"有机融合",确是金庸的强项,有时也真的达到了"羚羊挂角"的境界。不过,以寄生比喻,此老未必首肯吧。

      不说那段了。再有,就是关于金庸小说的结构,赞扬的话我听了很多,都捧得极高,如冯其庸的说法是:"金庸小说的情节结构,是非常具有创造性的,我敢说,在古往今来的小说结构上,金庸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冯其庸是著名红学家,由他口中讲出"古往今来""登峰造极"可非同小可,这就意味着连《红楼梦》在结构上也比不上金庸的小说。

      作为个人见解,这样说也没什么不可以。

      但问题是这种说法非常可疑,比如《倚天屠龙记》,在开头写到武当三侠俞岱岩下山,无意间撞见一些小帮派争夺屠龙刀,当时刀是在洪炉上高温炼了很久的。可是后来又写周芷若得到屠龙刀与倚天剑,将刀剑互斫,得到藏于刀剑中的《武穆遗书》、《九阴真经》。问题是藏在刀中的兵书或武功秘笈是用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能在洪炉上炼这么久而不受损伤?如果在这一点上不能自圆其说,后面很多情节不就全成了无本之木?

      我倒没觉得这算多大问题,或许《九阴真经》就是写在特殊材料上,这种事可以做很多种解释,武侠小说本就具有很强的传奇色彩,这种地方不一定都要以常理度之。

      问题不在于此。金庸小说的长处很多,总体来说,作为武侠小说"空前"当无问题,"绝后"也差不多。但结构却恰恰是其弱项。不过,你所举的屠龙刀之例并不是结构问题,而是情理问题。结构方面的毛病主要有两点,一是有些作品结构简单,如《连城诀》、《飞狐外传》等,缺少整体运思营造;二是有些作品结构失衡,如《天龙八部》,可能是由于"八部"之思,造成强枝弱干,虚竹的故事铺衍过甚,""大不掉。

      说到《天龙八部》,我见过好多人称赞它气魄宏伟、结构严密。气魄宏伟没问题,结构严密却未必,事实上它漏洞也很多。最典型的如乔峰打死阿朱一段,可说是全书中悲剧的震撼力仅次于乔峰之死的段落,是全书情节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捩点,但这段情节漏洞也不少,经不起推敲。

      经不起推敲?

      是的,乔峰为什么要打死阿朱?是因为夫人告诉他段正淳是"带头大哥",所以乔峰才误杀来为段正淳替死的阿朱。但是段正淳这一年也不过四十多岁,三十年前他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可能做中原武人的首领?精明的乔峰怎么会被这种话骗过去?并且,他又明知段正淳的武功远不如自己,有什么必要一见阿朱假扮的段正淳就痛下杀手而不细细盘问?这些地方不能自圆其说,后面的悲剧全都落了空。这样的例子,阎大卫的书中举了很多。说实话,我看到阎书时心里是很受震动的。王彬彬从真正冷静严格地从小说艺术的角度审视,金庸则有着太多的弊病,这话并不是全出于偏见,但是弊病在哪,王没说。倒是阎大卫这个物理学博士、电子工教授,专门写了本二十万字的书,一条一条地把毛病列了出来,这对国内金学界一些搞人文的学者没完没了的一味吹捧,倒是一帖清凉剂。

      其实,金庸也认为自己小说的问题主要在于结构,金庸在对记者谈起自己再度修改作品时说到这一点,说《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的最大毛病就在于结构,又说这些结构上的缺陷再改恐怕也改不过来。

      我记得曾看过香港作家沈西城的《三会金庸》,里面说到,1981年,他在"无线"工作,创作组决定把金庸的《天龙八部》搬上荧幕。一队工作人员每人事先精读《天龙八部》,发觉漏洞百出,编剧人员只好想尽办法修补。

      不过,你的话也有漏洞。阿朱的例子仍不完全是结构问题,其中既有情节疏漏,也有情理欠妥的事儿。

      你作为学院派,似乎过于抠概念。我看,漏洞人人有,老师也难逃。既然你说其结构并不十分高明,又承认情节也有疏漏、情理也未尽妥,那方才空前绝后之说岂不落空。

      请注意,我的用语是很谨慎的。我说的是"'绝后'也差不多""差不多"就是还留有余地。但是,我的真实想法是很难逾越了。这除了特定的时代、特殊的环境、特出的人物的际会遇合很难再有之外,另一个更根本的理由是金庸"英雄传奇"这一文类的表现特性吃透了。在他几部最好的作品中,既把这种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又超越传统,把这一文类的表现潜力最大限度地发掘、张扬出来。

      哇塞,又要上课了。

      余之患,在好为人师嘛。所谓英雄传奇的文类特性,包括人物性格类型化、情节冲突戏剧化、人情物理超常化等。《水浒》、《三国》即为典范。好看的武侠小说必不悖此道。金庸当然吃透了这些。但他又不限于此,而是在此前提之下,适度地融入了现代的文学手法,把武侠小说的表现能力提升到新的高度。例如写人,传统的类型化意味着人物善恶分明,作家以鲜明的态度写,读者以鲜明的态度读。金庸中后期的作品则在此大框架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意味含混人物,如李莫愁、周芷若、阿紫等。文本没有提供完全明确的价值指向,从而为读者阅读留出了介入的空间,借用罗兰?巴特尔的说法,就是对于读者既有"可读性"又有"可写性"。至于《鹿鼎记》,由于采用了反讽手法,更使其意味复杂而无穷。其他如情节设计,有人说金庸的最大长处在于编故事,殊不知其真实本领在于使精彩的故事与细致而夸张的情感描写、心理剖析浑融一体。金庸的高明在于这个融汇的""把握得恰到好处。基本的手法充分张扬,不如此即不足为武侠;他山之玉酌情取用,不如此则难以别开生面。以传统、规范为正,以新变、超越为奇。这恰如周信芳当年之开新局于菊坛。

      不过,我总觉得金庸小说的创作过程有个先天的不足,就是它不是纯创作,而是还有商业生产的成分在内,我们毫不怀疑金庸即使在为报刊写连载时,创作态度也是非常严肃的,金庸自己的话来说,是"一字一句都斟酌,所以一千多字的稿,往往改了又改,起码花两个钟头。"但是毕竟事先没有一个严密的通盘构思,金庸才力再大,也难以所有的线索都照顾周全,虽说金庸后来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将全部作品修改过一遍,但是毕竟成品已经在那了,总不能全部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吧?比如,阎大卫在他的书中指出的《天龙八部》中玄慈身上的诸多矛盾、《射雕英雄传》中黄蓉年龄的前后不合等,毛病多源于此。

      我看你已由"金迷"转为"阎迷"了。阎大卫的书我看过,是举出了一些问题,但也有因为不懂文艺规律说的外行话。我说过,过去我读金庸作品时,也发现不少毛病,但这不应该妨碍给金庸作品一个高的定位。

      其实我也持这种看法,记得温瑞安就说过:金庸的小说不是没有缺点,只不过修为炉火纯青、笔力已臻化境的作者,能把缺失尽量修饰、减少,令人不易察觉出来,而把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我虽然在上面列举出一些毛病,这也只是反对动不动就说什么登峰造极之类,这种不着边际的赞扬对研究的深化没什么好处,但不管怎样,金庸的作品还是非常出色的,这两天我又在读金庸,明知道它毛病不少,还是读得废寝忘食,仍然是佩服不已。

      其实,多一些反弹琵琶的论调,指出金庸作品的种种不足,没什么坏处。实际上,金庸小说研究中,正反两方面可说的话都还很多。正面的是缺少深入、广博之作,论者大多取仰视之态。如果不能比作者站得更高些,眼界更宽些的话,起码也要平视。反面的则由于凡论金庸者十九为"",或囿于"此山中",或不忍为之。其实,以承认金庸作品有欠缺乃至重大欠缺为前提,再来探讨金庸成功的奥秘,尤其是探讨它那能使人忽略种种缺陷的巨大的叙事魅力是怎样产生的,这才更有意义,才能真正使研究深化。

      问题是,当指出金庸作品的种种不足后,是否影响对它在文学史上地位的评价?

      "文学史""经典化"

      我记得金庸说过,他的武侠小说是第一流的,但说是伟大作品,那就不够资格了。他又说,武侠小说本身是不是文学,是大可以讨论的问题。他本人认为武侠小说还是娱乐性的,是一种普及大众的文字形式,不能当成是一种纯文学。

      金庸的作品是第一流的武侠小说,这应没问题。作为同行的古龙、温瑞安也对金庸的作品推崇备至,只有梁羽生化名佟硕之的《金庸梁羽生合论》,对金庸的评价倒是有很多保留。不过梁羽生这篇文章中的见解,今天能让人赞同的就不多了。

      比如他批评《天龙八部》,认为金庸的作品回到《书剑恩仇录》那种民族主义立场才算正路,今天能接受他这种见解的人恐怕不会太多。

      不过金庸武侠小说毕竟是娱乐性的,不能当成是一种纯文学,这种看法倒是值得注意,说实在的,我原来一直十分推崇金庸,认为即使放在纯文学里,他的小说也应该是一流的,可是照刚才那么一说,金庸小说究竟应该给定位多高,就很难说了。

      我说过,金庸小说是有不算少的问题,不能动不动就用"登峰造极"这类的词来形容,但他的作品仍是出类拔萃的。

      这就让人奇怪了,你是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你刚才已经承认,金庸作品中的一些缺陷用纯文学的眼光来看是致命的,那你总不能完全以大众的口味来判定文学作品的价值吧?

      当然,问题复杂就复杂在这里,既然我们也来凑热闹,来探讨金庸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定位问题,有些前提就应该先搞清楚,要知道,文学史从来就不等于"纯文学"史,这是一;第二,文学史的眼光也不全等于文学的眼光,这既要有诗学的视角,又要有史学的视角。这样说也许还比较抽象,这样吧,现在不妨拿金庸的小说和与中国几部古典小说名著做一比较。首先,你不会否定《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在中国小说史乃至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吧?

      这没问题。

      那好,现在要说的是,金庸小说被人发现的毛病,几部古典名著中都有。

      都有?都有让明朝人穿长袍马褂这类的错误吗?

      《三国演义》里的关云长使青龙偃月刀,但历史中关羽使的可能是矛,青龙偃月刀这种兵器是唐宋以后才出现的;《西游记》故事的历史背景是唐代,但里面出现了明代的官职。

      《射雕英雄传》将在大金国支持下传教的丘处机写成抗金英雄,这可比一般的征引史实错误更让人难以接受。

      这样的例子《三国演义》里多得是。最典型的莫过于把鲁肃单刀会关羽改作关羽"单刀"会鲁肃了。不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无非造出了无数关帝庙而已。这时的"关羽"已成了另一个符号。只要鲁肃的后代不控告罗贯中侵犯名誉权,那对于我们,只消自问"干卿甚事"就可以了。

      《水浒传》里的地理更是错得一塌胡涂,其它错误也很多,何心的《水浒研究》就辟了专章,列举出《水浒传》里很多历史知识、地理知识以及情节方面的问题。

      金庸的作品和《水浒传》有许多可比性,不仅仅是侠义主题方面的相似,它们最初成书过程中的商业动机的影响,它们对国民心理的反映,它们对大众文化的影响,它们由通俗文学升格为纯文学经典的被接受、阐释的过程等等。记得1986年在沈阳开明清小说研讨会,与端木蕻良老先生闲聊。他对初露端倪的武侠热颇不以为然,并问我的看法,我说"梁羽生且不论。金庸可惜写得多了些,精力未免分散。若集中力量写三、两部,便是五百年后《水浒传》。"老先生当时很惊讶。我历来认为,研究金庸小说,《水浒传》是第一个参照系。

      五百年?什么意思?是"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悬记,还是孙猴子压在山下的五百年磨+折历练?

      哪有那么复杂。《水浒》问世到今天,有五百多年吧,我的意思不过是说《水浒传》的今天--被堂而皇之地写入每一部文学史,就是金庸小说的明天;反言之,金庸小说也只有等到"明天",才会享有《水浒传》的待遇。从这后一层意思说,你的"压在山下""磨折历练"倒也属于题中之义。

      你所说的"待遇",是不是指的"文学经典"地位。

      是的。

      那恐怕不需要五百年。近年来金庸收到的"经典"桂冠已经有十几顶了,肯定不稀罕你这"迟来的爱"

      是啊。这几年虽然文学创作有几分寂寞,评论界却是"经典"大丰收。

      咱们不要把话题扯远,还是集中谈一下围绕金庸小说的文学批评问题,特别是那些使其"经典化"的努力。

      其实,这里有一个正名的问题,也就是说论者在什么意义上视其为经典。是泛泛的赞颂,还是文学史研究中的定位?

      这就看如何来界定"经典"这个词的内涵了。"经典"这个词这两年使用的频率非常高,仅以《中华读书报》为例,这两个月内"经典"一词出现的次数,在我的印象里,大概就不下十次。

      金庸武侠小说经典化的文字也不少。

      这方面的材料我收集了一些。如把金庸名列小说大师第四的大师文库中说到:"以经典性作品为20世纪中国文学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谢冕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收入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一位专搞大陆的金庸研究论文索引的青年研究者丁进则说,金庸作品的思想的广度和深度,在艺术上的成功,已经超越了《红楼梦》而成为中国文学史的新经典。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的"金庸茶馆"系列丛书的序言,王荣文的《金庸研究的新起点》一文中说:"面对可能来临的波澜壮阔的金庸研究,如果拿《金庸作品集》与《水浒传》相比,我们不能不说金庸">金庸先生是位幸运的作家,因为他极有可能在他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作品'经典化'的完成。"

      如同前面所说某些批评家对金庸小说赞颂之歌高了八度一样,这种"经典化"的努力未免操之过急。

      是吗?我倒是认为将金庸的作品经典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合理,关键是要搞清楚,我们是在何种意义上把金庸的作品经典化。

      不管是在何种意义上,经典的认定都应该有个前提,那就是要隔上一段时间距离,经过岁月的淘洗以后,才能真正确立一部作品的经典地位。要知道,三四十年代,旧武侠小说也同样风靡一时,还珠楼主五十多集的《蜀山剑侠传》,每一集印出来,万册之数三四天内一抢而空,茅盾在《封建的小市民文艺》里,也谈到三十年代《火烧红莲寺》放映时观众如痴如狂的情景,但是今天恐怕没有人会认为《蜀山剑侠传》堪称文学经典,《火烧红莲寺》堪称影视经典。经典的判定是应该隔着一段时间距离的。

      我也同意这种看法。

      持这种看法的人大概不少,《中华读书报》曾登童庆炳的《文学批评首先要讲常识》,里面提到了确立经典的三个标准,那就是:必须经过时间的筛选;是达到艺术极致的作品;是开辟了新的艺术范式的完美之作,可以供人永远效仿的。童文首先强调的也是时间筛选这个因素。这种说法并非完全不合理,不过,有个问题是,我们必须经过多长时间的筛选才可以确认作品的经典地位?有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就是说,你这种标准有没有可操作性?比如,马尔克思的《百年孤独》算不算经典?川端康成的《雪国》、《古都》算不算经典?

      应该算吧。

      那好,据我所知,《古都》是从1961年底开始,到1962年初,在《朝日新闻》上连载的(这一点和金庸武侠小说的最初创作过程有点像),到6月再发行单行本。在这个时候,金庸已完成《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雪山飞狐》、《飞狐外传》等的初稿。同样的时间,为什么可以确立川端康成作品的经典地位,而不能确立金庸作品的经典地位?《汉语大词典》在解释经典这个词的现代汉语用法时,也只是说是"权威著作""具有权威性的",并没有特别强调时间这一因素。

      强调时间因素,是从""--文学史的角度立论。一部经典作品应该是能对后人产生深远的影响的作品。怎样才能证明深远影响呢?需要时间。刚才你说的童庆炳的文章里使用了"范式"这个词,而"范式"的确立也是需要时间来证明的。依我看,文学经典的标准应是传世、权威、范式,因为"艺术极致"容易误解。艺术有"极致"吗?有缺陷的作品能说达到"极致"吗?用了这个标准,文学史不免会落得"白茫茫真干净"了。"权威"则不然,只须多数人承认其崇高地位即可。传世、权威、范式,全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也就是说,都指向文学""研究的领域。

      我的看法不完全一样。在我看来,"经典"这个词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使用、来理解,比如可以是指文本艺术形式的完美和揭示人性的深刻,这是从纯文学的立场立论。也可以是指一部文学作品植根于一种文化传统又反过来对这种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三国演义》,比如《水浒传》,这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立论。这两种角度可以同时使用,也可以只用一种。

      你大概是想从后一角度来判定金庸作品的经典地位吧?

      是这样,判定作品的经典地位,还有个大传统、小传统的问题,植根于小传统的作品,对文本的要求可以放宽一些,有些错误,如地理知识的错误,文史方面的错误,放在《水浒传》里,可以不必过于计较,如果放在《红楼梦》里,就会是个大问题。我反复强调这一点,就是想说,在我们确认金庸作品的经典地位之前,还有个先给他作品植根的传统定位的问题,还有个从什么立场立论的问题,通俗一点说,金庸的作品,到底是《水浒传》型的经典,还是《红楼梦》型的经典?从传媒的报导和现在大多数研究者的论调来看,是把它当成后者,是从纯文学的立场来立论,但是这种做法很可疑,实际上,正如王彬彬所说的真正冷静严格地从小说艺术的角度审视,金庸则有着太多的弊病。一旦碰到阎大卫这样较真儿的读者,在金庸作品里找出一堆大大小小的毛病,就让人觉得所谓登峰造极之类评论营造的金庸神话,不过是场大笑话。本来,陈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里早就提出"研究武侠小说之类通俗文学,必须有不同于纯文学的评价标准和理论框架",但是这种意见并没有得到真正重视。

      那么从你话来看,你是认为金庸的作品是植根于小传统的《水浒》型的经典吧?

      是这样。

      你这倒算得上一家之言。车行车路,船走船道,两不相妨,各行其是。

      谢谢夸奖。

      不要高兴太早。你的基本观点我并不同意。先挑小毛病。《红楼梦》就完美吗,难道你没听说过"大宝玉""小宝玉"之说吗?在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中,不同的标准是存在的,但这主要是因文类不同而生的差异。当人们把《水浒传》当成英雄传奇来接受的时候(指不自觉的阅读期待),同时也就接受并容忍了诸如夸张,过于巧合之类的弱点。而当人们远隔逝水之渊而仰视它的时候,这种宽容就会加倍,而这些弱点自然连同其他这样那样的缺陷一齐被摒于视焦之外。经典化就这样开始了。事实上,《水浒传》的经典化是与《红楼梦》结伴的,而且是在同一标准下操作的。这个标准就是"五四"前后输入的西洋文学观,以及衍生的白话新文学观念。所以,对于文学史来说,并没有两类"经典"。我要强调的是,"经典"的词谁都可以用,用起来内涵也各有不同,但你用了并不能真正使冠名作品经典化"经典化"总是与文学史研究联系在一起的,这与当前文学批评有很大区别。就说金庸小说吧,《笑傲江湖》、《天龙八部》、《鹿鼎记》都有影射文化革命以致某些政治人物的笔墨,对此,70年代、80年代与90年代,人们的关注程度与评价显然大不相同。当时的批评体现了当时的舆论氛围,但与"经典化"相关联的结论,无疑还是须待尘埃落定时再作,其寿命方能久长。

      你是说。现在根本不应该对金庸作品"经典化"

      正是。对当下作品"经典化",不仅是违背了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的一般规则,而且妨害文学批评的正常开展。以对待文学史上经典作品的心态来进行当下批评,难免出现盲目崇拜、过分颂扬、缺乏平等对话勇气等现象。实际上,《水浒》问世于元末,它曾经历两次经典化过程。一次是晚明,李卓吾肇端而金圣叹踵武,背景是启蒙市民文艺思潮的兴起。另一次是本世纪初,胡适鲁迅肇端而郑振铎踵武,背景是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而真正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是经历了第二次才完成的。对于金庸的作品,我们可以预言在不久的将来,它会在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并在那时被人们当作经典来研究。但在本世纪余下的日子里,我们还是不要赶末班车似地突击提拔经典的好。

      我忽然产生一种想法,金圣叹当年以"才子书"的桂冠赠予《水浒传》,真意在于自己厕身"才子"之列。今天,"金学"圈里的人,匆忙祭起"经典"之旗,是不是也有标榜自己慧眼之意?

      不排除这样因素。但恐怕还有两个因素也须指出:一是炒作,不是炒作金庸小说(金庸小说不需要廉价炒作),而是用乍眼的词炒作自己的评论文章;二是以此为一种策略,来实现对传统、正统文学观念的颠覆,是我们在开端提到的世纪末文化走向的反映。这后一种因素倒是不可断然否定的。

      我看前一种也有合理性,炒作行为本身就是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嘛。

      按你们的逻辑,说不定若干年后,"炒作"也成为经典化的对象--只要再有个什么思潮兴起就可以了。

    得了,这个话题到此为止吧。

      余论:武侠小说的前景

      我还有个放不下的问题,想听听两位的高见,就是武侠这种小说类型的发展前景如何。金庸本人对此曾持低调,说武侠小说本来是一种娱乐性的东西,作品不管写的怎样成功,事实上能否超越它形式本身的限制是个问题,又说武侠小说的发展前途不大。

      武侠小说的发展前景问题其实可以分解为两个小问题,一是武侠小说这一文学类型的表现潜力如何,一是武侠小说所不可或缺的武侠精神在现代文明中人类重建的精神家园中是否可占一席之地。

      陈平原在"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里,对此持一种比较谨慎的乐观态度,正是从这两点出发的,一方面,他强调:"后起的武侠小说,有能力博采众长,将言情、社会、历史、侦探等纳入其间,这一点其他小说类型均望尘莫及。"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游侠精神也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悠远的传统,不应该从新文学家的视野中消失,所以从这两方面看,武侠小说应该还有向更高层发展的余地。

      第一点没问题,武侠小说类型具有很强的综合能力,这一点古龙、温瑞安都谈过。实际上,中国小说史上这种"综合"的努力早已有过,《铁花仙史》就是以武侠为基础综合其他的范例。不过,我以为武侠小说在艺术上的提高,不应着眼于"综合",而是前面所说的,首先是认清自家本相,不可流连忘返。这里的"根本"除去前面说的艺术特性外,还包括内在的侠情义气。现在大量的武侠只顾编造打斗情节,忽视这一内在品性,作品便无灵魂。其次是多生"须根"以增加内涵;同时在艺术表现上多加借鉴,正奇相生而求创新。比较复杂的倒是第二点,即如何看待游侠精神及相关联的一系列思想观念。

      是这样。如果认为它们在根本上是与人类现代文明建设相冲突的,那么武侠小说这种无法克服的先天缺陷就注定了它来日无多。台湾的侯健就是一贯持这种看法,他在《武侠小说的发展》里说:"武侠小说……依其内容来说,它引人入胜处其实是人性中阴暗一面的感情。好勇斗狠,英雄主义,而视社会礼俗、国家法律为弁髦,终非人类之福……武侠小说在潜移默化中,使人习于麻木,浑忘同情,恐非好事",又在《武侠小说论》里说:"当前的武侠小说因受后天的局限,结构不够严谨,文字不够洗练,这种毛病不难疗治。但它在先天上所受局限更为严重,以致在伟大作品的天平上称起来,分量就重不了。因此,它虽可以在文学的巨厦中分上一间房子,除非有不世出的天才,廓清武侠小说的积秽,建立新的殿堂。它那间房子大约是要留在地下的。"这话就很严重了。国内这方面的批评意见(不是针对金著)也是很多的,如说武侠小说反映了中国人残忍好杀、阴暗嗜血的心理,还有人说武侠小说的风行反映了中国人法制观念的淡薄,等等。

      但也有肯定性意见,比如陈山的《中国武侠史》,书中先从历史的角度谈到,春秋时期兴起的侠士继承的是史前"英雄时代"的尚武传统,而儒士则继承了夏商周三代的礼乐文化传统,两种文化传统的消长,决定了华夏民族文化性格自我塑造的方向。正因如此,中国人喜读武侠事迹,是心灵深处集体潜意识的流露,是对中国人"有生以俱来""勇为达德"的集体历史经验的向往。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这本书认为,武侠精神是可以进行现代的创造性转化的。

      不过,武侠精神究竟能否进行"现代性转化"之类的话题未免过于功利,而且也有点大而化之。用方才的话讲,似乎近于"炒作"。我看,心理原型是存在的,但不一定要扯到上古、初民和集体潜意识,那未免舍近而求远。其实,这么多人这么长时间迷上武侠文学,就只能用某种共同的阅读期待、接受心理来解释,也可以说存在某种(或几种)心理原型,如英雄崇拜,如快意恩仇等。只要这样的心理结构不变,武侠小说就会有读者。而如果(!)有新的天才作者出现,也有再掀新武侠热的可能。另外,再罗嗦一句,你方才所说陈山的那种"儒士""侠士"二分法,实在缺少扎实的文献基础。其实,孟子的"大丈夫"论,特别是所倡"自返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凛然大义,才是杨过、萧峰的灵魂,也是华人"金迷"与杨过、萧峰心息相通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武侠小说的生命存在于我们民族文化的血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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