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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一捆矛盾
    [ 作者:刘国重    出自:金庸江湖论坛    时间:2010-12-08    点击数:

     

             每当从电视或图片中看到似乎总在微笑、“满面佛光”的查良镛先生,我总觉困惑:这位查先生,当真快乐吗?   
      揆情度理,似乎再没有比查良镛先生更不具备不快乐资格的人了。  
      金庸的大半生功成名就、花团锦簇,近乎传奇。他名满天下,闻达于诸侯乃至海峡两岸最高当局;富甲文苑,其财富较诸李嘉诚、郭炳湘等工商巨头或不足道,而在一干“爬格子”文人中却是自古及今,一人而已。比之欧、美、日畅销书作家的收入亦未遑多让。  
      金庸于著述治学与经商办报两途均有绝大的成就。在香江一隅之地固然是大人物,却也是全球华人圈中的大人物。似乎真的象令狐冲之吹捧盈盈:得尽了天下好处。  
      “九七”之前,有人猜度金庸颇有意于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的职位,金庸起而辟谣:“当行政首长有什么好?金庸的名与利相信都不会差过港督。今日全世界知道金庸的,会多过知道不论哪一位港督呢!一百年之后,恐怕相差更远吧?”话说得很大,却非骄狂。  
      尤属难能的是:金庸武侠小说日益得到文苑推重,自林野而臻庙堂,金庸的文学成就亦渐为学界所公认。  
      当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莫里哀分别完成他们最伟大的作品时,小说与戏剧完全不具备今日的正统地位,他们生前名气或许很大,但在当时的文坛及整个社会上不被看重,被认为只是一些些雕虫小技,不值一提。  
      同样从事与被其时代认为“未入流”的文学品类的创作,而能及身见到自己的作品的经典化,金庸几乎是中外古今第一人。  
      法兰西的金庸要等到逝后一百三十年才获得入祀巴黎先贤祠的资格,中国的大仲马则身名俱泰,入牛津、剑桥为院士,入北大为名誉教授,入浙大为文学院院长,而且他得到了陈世骧、夏济安、何清涟、冯其庸、严家炎、钱理群、余秋雨、刘再复、陈省身、莫言、贾平凹、杨振宁等中华文化圈最高层级学人的几乎一致的推许,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更称道“金庸小说已经是百节疏通,万窍玲珑”。虽间有鄢烈山、王朔等人起而鼓噪,却正如蚍蜉撼树,无如金庸的“大师”地位事实上早经确定,不可撼移。
      金庸无疑是极其幸运的一个人。
      但每次从电视或图片中看到似乎总在微笑、“满面佛光”的金庸,我总是想问一声:查先生,你真的快乐吗?

      这个问题势必牵涉到后期金庸皈依佛法之事。  
      当代文人中最擅长四面树敌、不给人留一点面子的是李敖。金庸表白:“自从儿子去世后,自己精研佛学,已成为虔诚的佛教徒”,李敖的反应是:“佛经里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你有这么多财产在身边,又说自己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巨额家产呢?”金庸无言以答。  
      李敖的解释是:“金庸的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  
      除去“伪善”的讥评外,我非常赞同李敖的观点:金庸不是也难能成为一个虔诚纯正的佛教徒。 
      论及传统文化对金庸的影响,人们往往过分重视他前期的‘崇儒’和后来的‘入佛’倾向。我倒分明感觉:与金庸天性最接近的反而是三教中最不被重视的道家思想。  
      金庸与池田大作对谈,曾同时谈及儒、释、道三家:,他认为“大乘佛教普渡众生的大慈大悲十分伟大,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也崇高之至”。可惜“我们大部分普通人是做不到的”,然后金庸就大谈“中国传统的处世之道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第四十四章)其出发点可以说是自私自利的,然而是十分高明的自私自利。一个人能克制欲望,能够知足,能够适可而止,做事不太过分,就不会受到羞辱,不会垮台,倒也合乎自私自利的原则,终究对己对人都大有好处。”(见于《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66页)——金庸对儒家与佛家思想都不乏敬意,但却自知‘做不到’,能做到的是道家、老子的训诫。  
      林语堂说的就不仅是哪一个人了,他认为“中国人民出于天性的接近老庄思想甚于教育之接近孔子思想。”(《吾土吾民》)  
      假设不曾自幼接受时代书香的儒学熏陶,假设金庸一生未读佛经,那么“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孔夫子老二”和释迦文佛的学说与金庸不会有任何干系。但我敢断言:就算生于火星,就算金庸如令狐冲几乎从来不读书,就算他与老庄思想从未有过接触,金庸仍然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自由主义者(金庸老友董千里先生谓:“我在金庸的作品中和谈话中体会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道家思想的“同路人”。
       “天生的隐士”一词是金庸对笔下人物令狐冲的考语,我们正可请君入瓮,将它套用到金庸本人头上。
      此一臆测应从以下事实得以证明:少年金庸两次因放言无忌而遭学校开除的经历;他对于“放下无求自在”的一贯追求;他“对于严守纪律感到痛苦的独往独来我行我素的自由散漫性格”(《探求一个灿烂世纪》)的自我认知;他对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这种“高明的自私自利”的推崇;《明报》事业在他手中三十年所坚守的自由主义立场……  
      金庸自称“我的权力欲很淡泊,我觉得且自逍遥没人管是人生的一大乐事。”他又在为吴霭仪《金庸小说中的男子》所作序言中大书直抒:“‘且自逍遥没人管’是道家的理想,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洒脱。”  
      金庸至为崇仰的历史人物是功成身退飘然而去的范蠡与张良,金庸的毅然退出《明报》也与范、张的行事风格相近,体现了道家“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人生理想。  
      金庸笔下最有光彩的人物,除个别例外,多染有浓重的道家色彩,如令狐冲、黄药师、郭襄、风清扬、杨过、张三丰、周伯通、任盈盈、何足道、韦小宝、石破天、张无忌诸人莫不如此。金庸对这些人的共同概括为“大吵大闹一通后飘然而去”。  
      《金庸作品集》中所杜撰的种种神奇武功,从陈家洛的参悟“庖丁解牛”到后来的“空明拳”、“九阴真经”、“黯然销魂掌”、“乾坤大挪移”、“北冥神功”、“吸星大法”、“孤独九剑”甚至“葵花宝典”,其灵感也无不源于道家典籍。  
      金庸难能成为“虔诚的佛教徒”,他是“杂家”,其思想与性情的底色则为道家,前期浸淫于儒学久,后期沉潜于佛学深,如斯而已。 
      金庸身上的道家特质出于天性,而非后天被动的接受,信从。我相信一个人的性格特征主要得自先天生成,而非后天的环境影响。这一点在中国的“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及西方的“星座”、“血型”等“迷信思想”中均有所体现。近来更有“基因破译”的科学理论以为验证。(附记:金庸一直因‘吝啬’为人所讥,而2007年以色列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的吝啬与否,是某种基因决定的。)在《韦小宝这小家伙》文中,金庸谈到:“一个家庭中的兄弟姐妹,秉受同样遗传,在同样的环境中成长,即使在幼小之时,性格已有极大分别。”  
      金庸将令狐冲称为“隐士”,并且称为“天生的隐士”(《笑傲江湖泛蠹恰罚?  
      《世说新语》记王衍品藻山涛:“此人初不肯以(清)谈自居,然不读老庄,时闻其咏,往往与其旨合。” 
      苏轼自号‘东坡居士’,似乎也在以‘佛教徒’自居。然而世人眼中的东坡总是与释家远,而与道家近;与佛陀疏,而与老庄亲。他自陈初读《庄子》的感受:“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刘熙载更认定苏轼诗“出于《庄》者十之八九”。(《艺概肥拧罚
      山涛与苏轼都不是被动地接受庄子学说,而是与庄周的精神契合,是睽隔千载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苏轼与金庸后天都受有相当程度的儒学与佛学影响,但他们“自由人”的本性无从更改,其主流与底色仍为道家。
      他们是道家思想的“同路人”而非“追随者”。
      苏轼更亲近庄子而金庸更接近老子。
      古人云:“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既将金庸定位为“天生的隐士”,那么他算哪一种呢?都有些仿佛,又都不是。其实金庸是隐于佛,刻薄点说,就像鸵鸟之埋首沙丘,金庸是将破碎甚至绝望的灵魂栖隐于释迦的寂灭之说,寻求逃避与解脱。 
      欧阳修在《释秘演诗集序》中说:“曼卿隐于酒,而秘演隐于浮屠”,栖息于佛学的隐士,古已有之。
      概括言之,金庸既是功名之士,兼具隐逸之心;既入世,又出世;其行为入世,而精神出世。如朱光潜先生所言:以出世精神来做入世事业。
      金庸“皈依佛法”之后,并不曾减少更没有放弃对现实生活的介入和干预。相反地,介入层面更广而干预程度转深。从他的立身处事上也看不出太多“四大皆空”的觉悟,而分明是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态度。  
      倡言放弃一切作为的是庄子,老子则否。对《道德经》中“无为而无不为”一语历来有不同解读,我的理解是:之所以“无为”正是为了“无不为”,这种解释至少用在金庸身上未见失当。林语堂对《老子的智慧》径以‘老猾’评之,对金庸一生尤其是后半生的作为,除‘老猾’二字外,我找不到更好的概括。  
      金庸在为《吴清源传》所作序言中,提到几个自己崇仰的人物:“以大智大慧而论,我最敬仰的自然是释迦牟尼;以人情通达而论,则最佩服老子……”,林语堂言老子‘老猾’,金庸看老子“人情通达”,这两个词汇的意涵,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金庸先提到佛陀,而后才论到老子。似乎前者对他更重要。但,‘大智大慧’对金庸的影响,体现在纯粹精神层面的哲理思索上。而‘人情通达’,则落实到了金庸的立身行事、待人接物的各方面。哪一个更紧要,识者宜可深长思之。
        与其说金庸近于佛,勿宁说更近于道;与其说金庸近于庄,勿宁说更近于老。  
      鲁迅知堂兄弟皆认为国人思想的根柢乃是道教(家),而金庸身上具有中国文人的典型性格。他的一切优点与缺点几乎都是‘完全中国’的。梁羽生乃以‘洋才子’目之,尤属皮相之见。  
      金庸的本性是自由主义者,是隐士,无奈当今之世久无桃源南山可供归隐。今日此地要获自由,则鱼与熊掌必须兼得,金钱与书籍不可或缺。财产、地位可使金庸获得行动上的自由,“且自逍遥没人管”的自由;而佛经及其他典籍则可使金庸获得心灵上的自由,“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自由。  
      于是我们看到的金庸,一方面精研佛学,另一方面却又坐拥数十亿家产,出现于各种场合,参加各种活动,发表各种见解,乐此不疲……
      金庸的“隐于浮屠”,无从证实其“虔诚佛教徒”的自我认知。入佛仅是一种手段与凭籍,仍无损于金庸的“隐士”本色,同时也就难逃李敖的“伪善”之讥了。  
      问题是:别人也倒罢了,金庸有什么资格不快乐以至于要从佛学中寻求逃避解脱?  
      吾人尝试论之: 
      第一,金庸有着极为深彻的人伦隐痛。 
      “母亲和我最亲爱的弟弟都是在抗日时被日本人间接害死的”(见金庸与池田《对谈录》)。其母因“战时缺乏医药照料而死”。《书剑》中陈家洛吊祭之母一节,情意真切,应有作者本人的情感投注。其弟死因金庸不曾细说,十几岁的少年遽而夭亡,诚堪痛惜。  
      1950年查枢卿先生被国家政权以“反动地主”的罪名枪决,后虽予以平反并致歉于金庸,无补于人子的惨痛。“倚天”中的张三丰临摹《丧乱帖》“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先墓再罹荼毒追惟酷甚”时书空咄咄,忽忽如狂。王羲之、张三丰那“字作丧乱意彷徨”的心境,金庸也曾身历。  
      1976年,金庸长子查传侠以十九岁的英年自杀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金庸“伤心得几乎自己也跟着自杀。”四个月后金庸为《倚天》写出《后记》;“……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得太也肤浅了,真实人生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我还不明白。”  
      金庸于丧父、丧子之时都曾痛哭几日几夜。他曾多次表示对处决老父的那个政权并无恨意。我相信金庸于此并无诳语。然而有没有恨意是一回事,有没有痛苦则是别一回事——有时仇恨且有助于消解痛苦。  
      金庸极重亲情,却接连遭逢丧母、丧弟、丧父、丧子且均非自然死亡的惨祸,心中凄苦莫可言喻,中心藏之,又何日忘之!  
      第二,金庸内心的痛苦有来自地域文化的影响。  
      在提及近世海宁乡贤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时,金庸写道:“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书剑泛蠹恰罚?  
      这分明是金庸的夫子自道。能如此深入地体认海宁人物的共同禀性是因为金庸“心有戚戚”而致同病相怜。  
      金庸与王、蒋、徐诸先生不同程度地拥有源自海宁潮的天性与禀赋。他与蒋百里、徐志摩且有相当深的血脉关联。金庸称蒋百里的女公子蒋英为表姐,而志摩之姑正是金庸之母。 
      尤其可注意的是:三(四?)个人身上都有某种厌世轻生的倾向。蒋百里于保定军官学校校长任内开枪自杀获救;王静安“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自沉于昆明湖;徐志摩死于飞机失事,但此前情绪极其消沉,多次发出类似“这魂魄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的哀鸣。我也曾于《连城诀》读到一个对人性绝望到近乎崩溃的灵魂。金庸并坦陈查传侠自杀后自己曾有过从亡儿于地下的心念。 
      沈西城谈到:“一个作家做到金庸的地步,可谓苦乐兼尝。他一方面享受成功带来的乐趣,另一方面又受着精神压力煎熬的苦处,正是茫茫然不知所措。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便是受尽这种心情的煎熬而踏上自毁之路的。金庸比川端康成聪明得多,在事业上,他有《明报》,让他享受成功的果实,在精神上,他籍自潜修佛经和围棋来得到解决,所以他能超脱,不会有任何困扰。”  
      ‘不会有任何困扰’?不见得罢!不过金庸确实从佛学中获得了心理平衡与精神寄托:“佛法解决了我心中的大疑问,我内心充满喜悦,欢喜不尽。”(《探寻一个灿烂世纪》)  
      第三,金庸有非常惨淡的家国情怀。  
      百年前的倭仁,徐桐犹能自慰:虽不及欧美富庶雄强,要论道德文章,中国终是天下第一。这种论调到了王国维、陈寅恪一辈就已经很难自欺了。再到金庸、高阳一代,答案久已彰明昭著地摆在那里:国势不强,这个民族的文化在世界上就没有地位甚或被认为毫无价值。
      高阳生平至感遗憾的是:没有学好英文,不能将己作亲手移译而使欧美人士亦得见识高阳小说写得如何之好。  
      金庸、高阳的文学成就未必逊色于欧美名家,而文人著述总切望得到更大范围、更多人的欣赏,这都事属寻常。  
      不寻常的是:当北海太守孔融被困于黄巾贼迫不得已向刘备求援时,至感荣宠的反而是被求助的一方:“孔北海亦知世间有刘备耶?”(《后汉书》),至于吾家玄德公久闻海内大名士孔融其人,则属题中应有之义,毫不稀奇。  
      盖孔融,刘备二人在当时的位望、势力相差悬殊,远不相侔也。  
      没有一个欧美作家抱憾因不曾掌握中文而失去十三亿可能的读者。以欧美之雄强,其文苑艺界诸名家亦必为举世所瞩目。其作品自有各东方民族最优秀的学人译者争相绍介。  
      高阳此念此语,充分表露了处身于一个世界二、三流强国(陈寅恪所称‘非驴非马之国’),中国文化及中国文化人的尴尬与窘困。  
      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其缘由人言言殊,众说纷纭。陈寅恪则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王国维无力承受这种痛苦,终致率尔自戕。  
      金庸像他的海宁前辈王国维一样,身罹此痛。相较于此一痛苦,其他各种苦难颇减份量,如此消除此一痛苦,一切牺牲在所不计,在所不惜。  
      只要金庸能使自己相信造成父亲死亡的那一势力同时有助于中国的复兴和传统文化的重光,他是能够相对平和地承受、处理此事的。因此在其父遇害后金庸“很悲伤,但没有怀恨在心”。为了及身见到民族的复兴、文化的重光,金庸当然不会亲手把老父送上祭坛,但事情已经发生了,金庸诱使自己相信:这是民族复兴路上必需付出的代价之一。至于他近来所发“新闻记者应向军队学习”的惊人之论就不难理解了:只要能促成国家强大,牺牲一些些新闻自由又有什么了不起的!  
      “记者学军”于国家有何裨益正可商榷,金庸那份对神州故国及传统文化的强烈归属感和炽热恋情委实可敬可悯。  
      金庸晚年言行可议处正多,但如傅国涌那样,将金庸的做法完全解释作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精确算计,未免有失公允。虽不能排除讨好当权者的用心,金庸所言所行多是受心中民族情绪控制,甚至有几分身不由己。  
      只是金庸对国家强大的热望近于偏执,身上的民族主义情绪近乎狂热,从佛教的本初教义而言,总是“有所执”罢?  
      下面我尝试推想金庸这份家国情怀之来影去踪:金庸生于1924年,其时蒋的北伐军已如箭在弦,不数年便削平群雄,中国复归一统。1928-1937年,在全球经济萧条的大背景中国发展速度应属难得。无奈倭贼不欲坐见华胄的壮盛,悍然西侵,八年苦战,与美国协同作战,虽取得了百年来国际战争的第一次胜利,赤县神州却已是“残山剩水无态度”,国穷民困,“惨胜”而已。加以国民政府措置失宜,贪腐横行,民不聊生。少年查良镛面对国事蜩螗,国运不张,且身经丧乱,满目兴亡,谅必忧心如捣,有何快乐可言?  
      其后国共内战,中共开国,一时确有除旧布新,发愤为雄的气象。金庸感叹:“我国自唐汉以来,直到今日才有真正再有泱泱大国之风”。其时心中正有无穷热望,并曾北上入京试图以自己的国际法知识为新朝效力,虽铩羽而归,亦无怨悔。无奈其后种种倒行逆施纷至,金庸除了创办《明报月刊》,在“破四旧”的喧哗与骚动中“保藏一些中华文化中值得珍爱的东西”之外,虽心忧故国,却完全无能为力。 
      皈依佛法,此正其时。
      第四,金庸身上有太多不可调和的矛盾需要调和,心中太多无力解决的冲突仍待解决。  
      古来文人就没有不矛盾的,但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存在如此繁杂而剧烈的矛盾冲突如金庸者,仍属罕见,一旦从金庸身上发现某一性格特征和思想倾向,我们立刻可以找到与此正相反的性格、思想也正存在于此人身上,且难分轩轾。  
      金庸其人既有恢廓大度的一面,又有睚眦必报的一面;既有向崇高人格理想的践履,又不乏庸人气息;既是“世故老人”,却又童心未泯;既乐天知命,又悲观厌世;既尊尚文化,又政治本位;既矫矫不群昂首天外,又不免对大政客的英雄崇拜;既崇尚自我,又强调群体;既道学气十足,又时而放浪形骸;对名利既趋之若鹜,又似避之唯恐不及;既是功名之士,又具隐逸之心…… 
      金庸内心满是困扰:儒、释、道三家的莫衷一是;从商、论政、治学、述侠的轻重权衡;希望与绝望的瞬息更变;色与空的迷茫莫辨;“可爱”与“可信”间的依违不决;理智与情感的冲突;忠与孝的两难;神与魔的对垒;天人交战……,一时间金庸分明已达到接近鲁迅的思想高度,随即又退回到离辜鸿铭老先生不到五十米的地步。  
      金庸如身中“玄冥神掌”的张无忌,一阴一阳,一冰一炭集于查氏一身,当此境遇,欲求心魂的自在无碍,岂可得焉?  
      王国维自沉之后,吴宓深有枨触,在与陈寅恪的谈话中,提出了“二马之喻”:两条处世之道,或积极入世谋求功利,或怀抱理想恬然退隐。如果硬要二者兼得,就如同二马并驰,两只脚分别踏在它们背上,勉强要求它们并驰一途。然如果控制不当,则二马分途而奔,自身必将受车裂之刑矣。
        金庸的复杂、矛盾成就了他笔下人物的奇情壮彩,作品的瑰丽变幻而不可测,同时却也造成他精神上的大苦恼。  
      佛陀于是入于金庸之心。
      金庸于是入佛。  
      谈到金庸的入佛,《素心剑》(《连城诀》)一书不可不读。此书是金庸作品中最为独特的一部,与其他十四部小说一起编入《金庸作品集》,一时竟有鹤立鸡群或鸡立鹤群的突兀之感,不协调的紧。这一篇相对较短的作品,却对其他十四部在理念上构成了颠覆罪,或是一,或是十四,其间总有一项不真实或不够真实,掺杂有太多“瞒和骗”的“童话”成分。  
      《素心剑》是一本描写苦难与欲望的“言志”之作。狄云身上仿佛浓缩了五十年来历次运动中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们的全部苦难,似乎凝结着近代一百五十年来国人兵罅偷生、前路无望的一切祸殃,也似乎积存着中华五千年兆亿民众挣扎求生、死里求活的所有伤楚。  
      而造成这大苦难的,是人性中的贪婪与邪恶,是人心中的魔念!  
      只有这部书中,金庸才真正抛开一切粉饰与遮掩,对人性作出切实而痛苦的揭示。  
      “我写的武侠小说…… 偶然也有一些对社会上丑恶现象与丑恶人物的刻画与讽刺,然而那只是兴之所至的随意发挥。真正的宗旨,当是肯定中国人传统的美德和崇高、崇高思想使读者油然而起敬仰之心”,由金庸的此段文字,不难看出他在描绘自己所见的社会现象和人物时绝非不偏不倚,如实道来,而是有所侧重,有所遮瞒。摹写美善则浓墨重彩,大肆渲染,刻画丑恶则轻描淡写,若不经意。这固然是武侠小说这一文学品类的内在要求,却也是出于金庸的“有意为之”。  
      金庸对池田大作说过:“我的小说往往把友情过分美化了,理想化了。”其实金庸所加以“美化与理想化”的绝不仅止于‘友情’,而是美化理想化了整体的人性。这一倾向在《素心剑》中接近于零,于是人性在此书中袒露了几乎全部的真实与荒诞。  
      冯其庸陈赞金庸小说“无一雷同,无一复笔”此语大致不差,但仍有例外。金庸笔下就多次重复出现过大恶人因滥杀无辜有愧于心在临敌之际神志错乱致使为敌所乘的情节。《素心剑》则大为不同:“万震山(自认为)将师兄戚长发杀死,将尸身砌在墙中,藏尸天迹,他做了这件事心中不安,得了离魂病,睡梦里也会起身砌墙。不,他不是心中不安,他是十分得意,这砌墙的事,不知不觉地要做了一次又一次……刚才他梦中砌墙,不是一直在微笑么?”(《素心剑》三联版P357)  
      两相对照,何者为真,何者为假?何者更接近人性的本来面目?  
      若谓:两者都有现实可能性,那么何以前一种情节在金庸笔下多次重现,而后一类则仅此一见?  
      华罗庚称“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诚属见道之言。武侠小说确有张扬美善、隐讳丑恶的“瞒和骗”的成分,代表武侠小说最高成就的《金庸作品集》亦未能免俗。《素心剑》则是一个异数。  
      近代以来,不乏虐杀数百万上千万生灵的独夫民贼,只是从他的谈话及文字中,我们感触到一种“天生德于予”的浩然正气,全不见“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的细微迹象。  
      在红色高棉治下300万柬埔寨平民惨遭屠杀,当美国记者问及此事时,波尔布特先生瞪大了眼睛,满脸无辜的表情:“你可以看着我的眼睛,我是一个野蛮人吗?一直到现在,我的心都是清白的。”  
      夫复何言?  
      相较于“连城诀”,我更喜欢原先“素心剑”的书名,应是出自陶渊明“闻多素心人,相与数晨夕”的句子。只是书中的“素心人”多乎哉?不多也!全书数十人物,称得起这一名号的不过丁典、凌霜华、狄云、水笙、戚芳寥寥数人而已。余者都是人性被各种欲望和恐惧所扭曲的“社会的人”,“书中的世界是朗朗世界到处芷着魍魉和鬼蜮”(陈世骧评《天龙》语),这一点,《素心剑》较之《天龙八部》
         如此江山如此路,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水笙说:我等了你这么久!我知道你终于会回来的!”书末水笙与狄云不约而同地前后回到荒蛮的雪谷,两个“素心人”,同命鸳鸯,相依为命,而与红尘隔绝,正是不得不尔。因为人心太可怕,他们别无他处可去!  
      我读到此书幽微之处,不禁毛骨悚然,有一种怕敢读下去的恐惧,又猜想作者撰作此书时,内心该是何等的荒凉与绝望。  
      我总感觉:只有这本书背后所隐现的才是接近于完全真实的查良镛先生。去伪装,少遮瞒。  
      金庸将一切看得太透,太明白,而情愿糊涂。  
      佛学不能使人更糊涂,却有助于金庸把世事看淡一些,看得更疏离一点。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先生有言:“宗教是民众的麻醉剂”,对编户齐民如是,不料,对通人如金庸亦复如是。 
      相信金庸在五十岁前后的“封笔”也与此有关。此前的种种“美化、理想化”尤可自欺。怪自己少不更事,过于轻信,而过了“知天命”之年,再这样做,将一切美化、理想化、童话化,总不成个样子。  
      金庸越来越难以自欺了。  
      金庸自言他写作的动力是“自娱娱人”,但“几十部写下来,娱乐性也差了,现在娱乐自己的成分是越来越少了,主要都是娱乐读者” 
      折磨(欺骗)自己去娱乐(哄骗)读者,智者不为也。  
      金庸于焉封笔。  
      于是,金庸在十数年间写出了十五部武侠小说。从《书剑江山》到《鹿鼎记》完成了一个轮回:始于书剑飘零、指点江山,终于逐鹿问鼎、一争天下;始于乾隆的少不更事,终于康熙的老谋深算;始于红花会,终于天地会;始于满汉之争,终于满汉全席;始于“庖丁解牛”,终于‘神行百变’;始于天山,终于鹿鼎山;始于残缺的英雄,终于完美的流氓;始于查良镛自撰联语为回目,返祖为取查慎行的诗联为回目;始于“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春忧郁,终于“却道天凉好个秋”的强自宽解;始于“齐人有一妻一妾”的茫然,终于唐伯虎坐拥七美的坦然;始于万隆会议开幕的序曲,终于“文化大革命”的尾声;始于书、剑,终于鹿、鼎;始以江山,终以天下……
      此中因缘,殊不可解。
      
     
       
       2006、8、29 改定旧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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