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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小说与古代戏曲
    [ 作者:司马牛    出自:金庸江湖论坛    时间:2013-10-07    点击数:

     

    一、情节构思

     

    中国古代长篇章回小说借鉴古代戏曲的不在少数,《红楼梦》等古典小说的代表作援用戏曲次数频繁。但红楼等小说虽对剧本曲词有所引用,但多是引入戏曲演唱,以丰富小说情节,渲染气氛,塑造人物,特别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些小说,更是常常借鉴甚至因袭元杂剧、南戏有关的故事情节。金庸则综合以上两种情况,既援用古代剧本曲词,又多从小说创作的角度去借鉴其矛盾冲突,构思小说的情节内容。叶洪生对此已有注意,说:“《射雕英雄传》在小说布局构思上,分由正、反两途出发:以种种阴错阳差,安排郭靖自幼即随母远居大漠,刻苦自励,始终不忘家恨国仇;而杨康则随母进入金国‘赵王府’,认贼作父,安享富贵荣华——这分明是脱胎自元代纪君祥《赵氏孤儿大报仇》的戏剧架构,却更有出奇的变化与发展。”金庸小说情节构思借鉴传统戏剧的现象并非个别,而且他对此具有明确的理论意识。

     

    金庸曾对戏剧小说情节的种类作过专门研究,他在《韦小宝这小家伙》一文中说:“西洋戏剧的研究者分析,戏剧与小说的情节,基本上只有三十六种。也可以说,人生的戏剧很难越得出这三十六种变型。然而过去已有千千万万种戏剧与小说写了出来,今后仍会有千千万万种新的戏剧上演,有千千万万种小说发表。人们并不会因情节的重复而感到厌倦。因为戏剧与小说中人物的个性并不相同。当然,作者表现的方式和方法也各有不同。”金庸已明确意识到小说与戏剧之间有共同相通之处,在他看来,小说和戏剧情节种类是有限的,很难突破,那么新作的小说,其情节也就不可避免地会与前人作品重复,但只要注重人物个性的独特与表现方式、手法的技巧,就是好的小说。既然小说情节难以超越这有限的种类,那么不如直接借鉴前人戏剧小说的情节,转而着力于其他方面,如塑造独特个性人物等。因此,在小说情节构思上,他有意识地借鉴古代戏曲的一些情节,加以适当的组合、改装,使之旧貌变新颜。他在创作处女作《书剑恩仇录》时就已开始这方面的实践。《汉宫秋》写汉元帝迫于匈奴大兵压境,为保大汉江山而忍痛割爱,将爱妃王昭君送给单于作阏氏,昭君行到番汉交界处,跳江自杀。《书剑恩仇录》中,反满组织红花会的总舵主陈家洛与清朝皇帝乾隆是嫡亲兄弟,都是汉族人。陈家洛以反满复汉为己任,力劝乾隆推翻满清,建立汉家王朝,自任开国皇帝。乾隆应诺,但他要陈家洛将其情人香香公主让给他。陈家洛以国事为重,忍痛说服了香香公主,后来香香公主得知乾隆食言变卦,饮刃自杀以通风报信。

     

    陈家洛为其坟墓题字”香冢”,这与王昭君的坟墓被番王赐名“青冢”极为相似。可见《书剑恩仇录》对《汉宫秋》的借鉴十分明显:二者都是反映民族纷争的,都有历史的影子而能创新,男主人公迫于压力,将心爱之人送给对方,为的是大汉江山,都是爱美人更爱江山,女主人公都是同意之后不屈而死。不同的是,王昭君自请和亲以分君忧,而香香公主则是被陈家洛说服的。《书剑恩仇录》的新奇之处在于乾隆索要的人竟是自己亲弟弟的情人,而陈家洛丝毫不以为荒唐,天真地轻信乾隆的誓言,故而其结局就与《汉宫秋》大不相同:《汉宫秋》里番王虽未得到王昭君,但愿意与汉和好,永为甥舅,并将汉奸毛延寿交给汉朝处治。《书剑恩仇录》里反满复汉的大业落空,红花会群雄死伤惨重。二者结局虽都是虚构,但《书剑恩仇录》显得更合情理,更为真实。就矛盾冲突看,《书剑恩仇录》的冲突更为强烈,更富有戏剧性。对于《西厢记》,金庸小说也多次借鉴。《神雕侠侣》里杨过不顾昔日师长的反对,自主地与小龙女在全真教重阳宫当众拜堂成亲,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叛逆精神,这显然是借鉴《西厢记》中张珙和崔莺莺在普救寺私合的情节。崔张的私合与成婚,虽然也有反宗教禁欲、反对封建礼教的意义,但毕竟是张生上京赶考中状元,满足封建家长的要求而获得美满婚姻的,而且他们在普救寺里举行婚礼显得不合情理,崔老夫人为亡夫追荐法事已毕,贼兵已被白马将军平定,张生离去也已有大半年,可崔莺莺竟乐不思蜀,一直不回博陵老家,似乎要在普救寺安家落户。相对而言,杨过不顾世俗礼法的强大压力,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其所作所为更加勇敢,更加惊世骇俗,更加光明磊落,也更具理想色彩。

     

    《西厢记》里,孙飞虎带兵五千包围普救寺,要掳莺莺为妻。老夫人悬榜招亲,张生献策退兵,从此崔张爱情由地下活动转为公开合法。孙飞虎本想横刀夺爱,反倒成了崔张的媒人。《笑傲江湖》借鉴了这一情节。令狐冲吐血昏迷,任盈盈亲身背他到少林寺,求方丈传功治伤,而她作为魔教圣姑却任凭处置,因而被幽禁在少林寺。令狐冲初不明真相,负气离寺。后得知个中情由,他就率领江湖豪杰五六千人,高举旗帜,敲锣打鼓,来到少林寺,要救出盈盈。二者同样是带兵攻打佛寺,人数也相差不多,同样是为了一个女人,莺莺与盈盈名字声音相近,莺莺闹简赖简,盈盈欲盖弥彰,都不敢公开表白爱情,不同的是孙飞虎以叛贼之身去抢夺,令狐冲以情人之身去营救。两个情节的目的、效果都相同:巩固发展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使之由隐转显,由暗转明。

     

    《天龙八部》里乔峰独闯聚贤庄,《书剑恩仇录》中王维扬孤身前往狮子峰比武,都明显脱胎于关汉卿的杂剧《单刀会》。《神雕侠侣》里的师徒之恋并非罕见,关汉卿杂剧《玉镜台》中温峤曾受命教表妹刘倩英写字弹琴,二人有师徒之名,但后来结为夫妻。不过《神雕侠侣》的矛盾冲突更加激烈。小龙女隐居深谷十六年,一如她隐居古墓一样,遇杨过后才“死而复生”,由此可看到《牡丹亭》杜丽娘复活情节的影响。杜丽娘柳梦梅先梦中结合后成婚,是由虚至实,《天龙八部》中虚竹与银川公主在冰窖里的结合,互称梦郎梦姑,是以真疑幻。一假一真,都是“梦”中情人,都因“梦”成婚。

     

    金庸不仅借鉴古代戏曲的剧情来构思小说矛盾冲突,组织情节,而且还直接引用其曲文来充实小说情节,并以之比附戏剧情节。如《书剑恩仇录》中曾直接引用过《酬简》一折的曲文:”咳,怎么不回过脸儿来?”表现乾隆对玉如意的情不自禁;还引用了《桃花扇·访翠》的一曲锦缠道,金庸评说“曲中风暖花香,令人不饮自醉”,并借乾隆之口赞叹道:“真是才子之笔,江南风物,尽入曲里。”乾隆见玉如意唱此曲时眼波流转,不住打量自己,便知她是自拟于李香君,而把自己比作才子侯方域,因而大悦。这是以乾隆皇帝点花国状元来比附侯方域访名妓李香君。后玉如意又把该出的下场诗书写在香笺上送给乾隆。李香君是反清的志士,而玉如意后协助红花会擒住了乾隆,也成为反清的战士。这当是金庸引用此曲的弦外之音。此外,《鹿鼎记》中还引用了《桃花扇·沉江》的一曲及其下场诗,以表现陈近南、吴六奇如史可法一样誓死抗清的心情。这些曲文的引用,非常切合小说情境,不仅丰富了小说情节,有助于塑造人物,而且增加了小说的文化内涵。

     

    二、人物塑造

     

    古代戏曲塑造的人物一般好坏分明,性格单纯,缺乏变化,易于把握。而传统的武侠小说作为通俗的类型小说,就如古代戏曲一样,向来正邪分明。金庸在创作武侠小说塑造人物时吸取了古代戏曲的有益经验,而且他曾明确地意识到,在《射雕英雄传》后记中说:“《射雕》中的人物个性单纯,郭靖诚朴厚重、黄蓉机智狡狯,读者容易印象深刻。这是中国传统小说和戏剧的特征,但不免缺乏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大概由于人物性格单纯而情节热闹,所以《射雕》比较得到欢迎……但我自己,却觉得我后期的某几部小说似乎写得比《射雕》有了些进步。”尽管小说因此获得巨大的成功,但金庸却已感到这种方法的缺陷,并在以后的小说中有所改进。

     

    其实,有的古典戏剧作家早就不满于这种状况,尝试作些改革,开始塑造一些性格复杂的人物。如孔尚任《桃花扇》在人物塑造上能够挖掘、展现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复杂性,写出正面人物的缺点,也肯定反面人物的才能。剧中的杨龙友就较为复杂。他是一个罢职的县令,很有才华,能书善画,扇上桃花就是他所画。他既是凤阳督抚马士英的妹夫,原做光禄阮大铖的盟弟,却又与复社文人侯方域走得很近,设法出资帮助侯方域梳弄李香君。他既出面为阮大铖做说客,而在马士英、阮大铖陷害逮捕侯方域时敢于直言,并报信相助,在李香君面临杀身之祸时巧言救护。这个人物世故圆滑,周旋于两种力量之间,不能简单地以好坏来区分。

     

    金庸对《桃花扇》颇有研究,在小说中曾多次引用其曲词及下场诗,因此在创作小说时,就注意借鉴《桃花扇》的写法,试图塑造出较为复杂的形象。他在《鹿鼎记·后记》中表明了这种想法:“小说的主角不一定是‘好人’。小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创造人物;好人、坏人、有缺点的好人,有优点的坏人等等,都可以写……小说中的人物如果十分完美,未免是不真实的。小说反映社会,现实社会中并没有绝对完美的人。”他在创作《神雕》时已开始了这种尝试,其人物个性就相对复杂得多,李莫愁虽然杀人如魔,但对人质小郭襄极为关爱,金轮法王也有非凡的才气和武功成就。比较突出的是杨过。他是金国小王爷杨康之子,又是西毒欧阳锋的义子,他受过郭靖、黄蓉、洪七公等侠士的正面教育,又受过欧阳锋、裘千尺、金轮法王等人的负面影响,既学会了洪七公的打狗棒法,又练成了欧阳锋的逆转九阴真经,善恶双承,正邪兼修,介于敌我之间,时而帮助大宋守军,时而投靠蒙古,时而非常感激郭黄,时而又想杀害郭黄。这个形象的身上就有杨龙友的影子。(杨过与小龙女的相会、结合,是否”杨龙友”姓名的演绎? )《鹿鼎记》塑造的韦小宝善恶同体,好坏兼容,浑然一体,复杂难辨,成为文学史上不朽的典型形象,大大超越了古代戏曲人物塑造的成就。

     

    金庸小说有些形象明显受到古代戏曲人物的影响,如《射雕英雄传》中杨康形象的塑造可看到元代纪君祥《赵氏孤儿》里赵氏孤儿的影响。杨康身世与赵氏孤儿极为相似。金国赵王完颜洪烈垂涎于其母包惜弱的美色,买通大宋官兵将其父杨铁心诬为反贼,加害至死,他自己则英雄救美,身怀六甲的包惜弱终成为他的王妃,腹中胎儿带进了王府,生下来就是小王爷完颜康。可杨铁心并未死去,十八年后突然出现,夫妻重逢,揭穿了杨康身世的真相。杨康经过母亲、师父的点醒,本有九成相信,但他内心贪恋富贵荣华,不愿跟穷父亲浪迹江湖,因而拒绝承认。他从小娇生惯养,浮猾狡黠,轻佻凉薄,师父丘处机多次教诲为人立身之道,他总是油腔滑调地敷衍应付,对善良仁慈的母亲也存心欺骗。这位抗金名将的后人甘愿认金贼作父,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杨康并未象赵氏孤儿那样报仇,究其原因,是因为他早已习惯富贵的生活,弄清身世后,亲生父母尚健在,并非被完颜洪烈害死,而是自杀而死,因此,他不像赵氏孤儿那样身负血海深仇,而完颜洪烈于他有养育之恩,加之他贪恋富贵,狡猾凉薄,所以认贼作父是必然之事。

     

    三、插科打诨

     

    插科打诨是古代戏曲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王骥德《曲律》称它是剧戏眼目,并说:“插科打诨,须作得极巧,又下得恰好。如善说笑话者,不动声色,而令人绝倒,方妙。”李渔《闲情偶寄》说:“文字佳,情节佳,而科诨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即雅人韵士,亦有瞌睡之时。”而科诨可以提神醒脑,是“看戏之人参汤”。因此古典戏剧很看重插科打诨,喜剧自不必说,即使是悲剧,也离不开插科打诨,金庸将戏曲的插科打诨引入小说中,以增加小说的娱乐性,给读者提神醒脑。他的小说常常在大战来临之际,安排一些幽默诙谐的人物语言动作,进行插科打诨。如《倚天屠龙记》里屠狮英雄会上,武林中人都想夺得屠龙刀,成为武林至尊,可好酒的司徒千钟(外号醉不死)只想做酒林至尊,要与好色的欧阳牧之,合创一个酒色派,以会天下高手,“群雄哈哈大笑,觉得这司徒千钟不住的插科打诨,逗人乐子,使会场平添不少笑声,减却了不少暗中潜伏的戾气。”在《飞狐外传》的天下掌门人大会上,“这些亲贵大官看着众武师比武,原是当作一桩赏心乐事,便如看戏听曲、瞧变戏法一般,一连串不停手的激烈打斗之后,有个小丑来插科打诨,倒也兴味盎然。”《笑傲江湖》里,五岳剑派并派,桃谷六仙大肆插科打诨,将一个盛大的典礼搞得好似一场儿戏,使左冷禅恼怒不已。《鹿鼎记》中韦小宝夜里在军营赌博,被王屋派摸进营帐,擒住了,他只好嬉皮笑脸,插科打诨,大做小丑模样,引得敌人分神,以突发奇招,反败为胜。可见,金庸在小说中有意引入古代戏曲的插科打诨,并充分发挥其作用:一是在激烈的打斗中安排科诨,做到张驰相间;二是对你死我活的争权夺位予以讽刺,给庄严隆重的场面涂抹一点滑稽的色彩,做到亦庄亦谐;三是由一般性的穿插而发展为情节转变的关键因素。

     

    戏曲中担任插科打诨任务的角色叫“丑”。金庸就很注意小说中丑角的作用,在打斗当中有些欢乐的气氛,要使小说张驰相间,就必须有丑角的插科打诨。金庸小说中几乎每一部都有这类丑角,如《天龙八部》的包不同、南海鳄神,《笑傲江湖》的桃谷六仙、不戒,《侠客行》的丁不三、丁不四,《射雕英雄传》的周伯通、侯通海,《鸳鸯刀》的太岳四侠,《碧血剑》的黄真、崔希敏等等,如此众多的喜剧形象呼之欲出,栩栩如生,以致著名文学批评家陈世骧先生觉得读金庸小说如读元杂剧。

     

    《鹿鼎记》中的澄观是八岁出家的和尚,七十年来足不出寺,全然不通世务,寺中僧侣严守妄语之戒,从来没人跟他说过一句假话。阿琪被澄观点中穴道,手臂动弹不得,就骂他是死和尚。澄观道:“我是活的,若是死和尚,怎能用手指弹你?”阿琪又骂道:“少林寺的和尚就会油嘴滑舌。”澄观一听,心想:“难道今天斋菜之中,豆油放得多了?”他伸袖抹了抹嘴唇,不见有油,舌头在口中一卷,也不觉得如何滑了,因而感到莫名其妙。这真是“不动声色而令人绝倒”的科诨。这样的科诨在《鹿鼎记》中、在金庸其他小说中不胜枚举。这些插科打诨不仅仅是为了吸引读者,使读者获得审美愉悦,娱乐身心还能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这些插科打诨设计得极为巧妙,使金庸小说生动风趣,诙谐幽默,大大增加了它的吸引力。

    四、武功招式

     

    金庸喜欢将古典诗词融入武功之中,只因其整齐押韵,流播广泛,读者熟悉,容易引起共鸣,所以他小说中诗化武功很多,如侠客行武学、唐诗剑法等。但他并不满足于此,而有意突破自己,追求新奇,尝试着将古代戏曲与武功进行嫁接,借用曲词作为武功招式名称。曲词虽然押韵,但句子长短不一,为与武功招式相配,他就予以修改,使其整齐美观,好似诗句一般,因而它很容易被误解为古典诗词。《鸳鸯刀》中厉害无比的夫妻刀法,共七十二招,小说明确提到前十二招,其名称风光旖旎,均为七言句,陈墨误以为是集前人歌咏爱情婚姻的诗句而大成。其实,这些名称全部引自元代高明《琵琶记》第十九出《强就鸾凰》,有的曲词原封不动地录用,有的略加改变,以符合招式命名的需要。

     

    第一招“女貌郎才珠万斛”,取自【鲍老催】一曲“意深爱笃,文章富贵珠万斛,天教艳质为眷属”和下场诗中“清风明月两相宜,女貌郎才天下奇”,去掉“文章富贵”而换以“女貌郎才”,以表现出古人理想的婚姻观,点明武功的情感内涵,切合刀法的“夫妻”之名。第二招“天教艳质为眷属”则是直接引用。第三、四招“清风引佩下瑶台”、“明月照妆成金屋”,也是第三支【画眉序】中的原句,丝毫未加改动。小说解释是双刀齐飞,飒飒生风,刀光如月,照映娇脸。第五招“刀光掩映孔雀屏”,由第二支【画眉序】的“光掩映孔雀屏风”改变而成,加“刀”字以与夫妻刀法的名称相配,形容刀法严谨,如孔雀开屏,密不透风。第六、七、八、十招名称采自第一支【画眉序】中“攀桂步蟾宫,岂料丝萝在乔木,喜书中今朝有女如玉……这回好个风流婿,偏称洞房花烛”,略加变化,而取名“喜结丝萝在乔木”、“英雄无双风流婿”、“却扇洞房燃花烛”、“今朝有女颜如玉”。第九招“碧箫声里双鸣凤”取自首曲【传言玉女】中“玉箫声里,一双鸣凤”,以形容双刀如凤舞鸾翔,灵动翻飞。第十一招“千金一刻庆良宵”,取自本出宾人赞礼之词“庆会良宵,观光盛事”,并化用了苏轼“春宵一刻值千金”的诗句。第十二招“占断人间天上福”,直接引用尾曲【余文】的句子。

     

    这些招式名称虽然取自古代戏曲,但经金庸加工之后,长短参差的曲词变成为整齐美观的七言句,顺连起来,偶句押韵,就像是一首完整的七言诗。戏剧中才子佳人虽强就鸾凰,勉成连理,仍喜结良缘。而金庸小说中则是英雄美人侠骨柔肠,浓情蜜意,花开并蒂。只在富丽堂皇的喜庆气氛里,偶而显露一下刀光剑影,就将纯文的传统戏剧曲词与武侠小说里的武功巧妙地结合起来。名为”刀法”,其实重在”夫妻”的配合。林玉龙、任飞燕虽为夫妻,但两人性情暴躁,使起夫妻刀法,不能互相配合,仅一招就被卓天雄制服。而袁冠南、萧中慧是刚刚认识的青年男女,仅学了十二招,仓促上阵,由于能互相回护,竟立见奇效,打得卓天雄肩头流血,狼狈逃窜。二人因为这套武功而“强就鸾凰”,结为夫妻,成就了“百岁姻缘”。由此可见,金庸对古代戏曲的借鉴灵活多变,系刻意而为。

     

    五、回目设计

     

    金庸在《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中一改传统武侠小说的对联式回目,试用四字文句作回目,如“弯弓射雕”、“华山论剑”、“神雕重剑”等,简明扼要,适应现代生活的快节奏,真可谓“一目了然”。后来《笑傲江湖》,用二字词语作回目,更为简炼。这二字回目大多为动宾词组,“灭门”“传剑”等,概括准确,简洁明了。这些二字四字回目制作新奇,大快读者耳目,梁守中、陈墨都注意到它们的简炼省事、整齐好看、别出心裁,叶洪生则进一步注意到其影响:“《射雕》统一用四字文句分章回,促使60年代以后台湾武侠作家群起效尤,蔚为风气。”

     

    但他们都未考察其来源。这些整齐划一、简洁明了的二字四字回目的设计,明显借鉴了古代戏曲出目的作法。古代戏曲对出目的讲究有一个发展过程。宋元南戏有出而不划分,如《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一连到底,不分出数。到了明初,戏文改编本里开始分出,但不标出目。到了明传奇,不仅划分出数,还要标出每出的出目。出目的字数也逐渐形成了主要的两种:出目一般都用几个字概括本出主要剧情。最初字数并不统一,出目有两个字的,也有五个字的。万历以后每剧各出统一,或用二字,或用四字。如《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都是以二字作出目,《琵琶记》、《白兔记》、《拜月亭记》都是以四字作出目。金庸在小说中还提到传统戏剧的一些出目,如《桃花扇》的“访翠”、“沉江”,金圣叹批改《西厢记》的“惊艳”、“酬简”,《牡丹亭》的“游园惊梦”,搬演《赵氏孤儿》剧情的出目”搜孤救孤”等。

     

    由此可见,金庸小说的二字四字回目明显学自传统戏剧的二字四字出目。金庸武侠小说为中国传统小说形式,因而在《书剑恩仇录》、《碧血剑》中,就是用传统章回小说的对联回目标目。但他作对联回目不尽合乎平仄,他曾在修订《书剑恩仇录》后说:“本书的回目也做得不好。本书初版中的回目,平仄完全不叶,现在也不过略有改善而已。”因此受到佟硕之等人的指责。他似乎感到作对联回目非其所长,也太束缚人,而且现代读者也不习惯,于是试用一些比较自由的词句作小说回目。他既然舍弃传统章回小说对联式回目,又要让其保持一定的传统风味,就转而到古代戏曲出目中去取经,因而有了二字四字回目。金庸向古代戏曲学习,作出二字四字小说回目,给传统章回小说文体输送了新鲜血液,取得了成功。可是,佟硕之并不认为它们是回目:“《碧血剑》以后诸作,就没有再用回目,而用新式的标题。”

     

    综上所述,金庸小说对中国古代戏曲进行了多方面的借鉴:借鉴其情节构思,利用戏剧冲突来构筑小说中的矛盾冲突,学习中求变出新,吸取了塑造人物的成功经验,将戏曲的插科打诨,引入到小说中,并且引用传统戏剧的曲词作为武功招式名称;二字四字回目的引进,也一改传统小说对联回目的繁琐冗长,而变得简洁精炼。武侠小说作为通俗小说,向来不登大雅之堂。金庸以自己思想性高、艺术性强的小说,改变了世俗之见,提高了它的文学地位,获得了学界一致好评。著名学者陈世骧更是直接将金庸小说比之为元杂剧,认为:“其精英之出,可与元剧之异军突起相比”,诚灼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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