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一篇，发在这里吧！——金庸的无极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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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 郭延坡</P>
<>　　近几十年内，金庸的武侠小说风糜华夏，近至域内，远及海外；老者古稀翁媪，稚者初学少年。现在金庸封笔已久，众多新派武侠此起彼伏，变幻纷纭，独有金庸的小说影响读者一如往昔，毫无衰微的迹象。这一文坛“怪象”如此现实地、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不容得我们再对它漠然视之，也不容得我们仅从传统理由中查列出几项几款来解释说明，真的智者和真正的文化探求者应该站在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直面金庸和金庸的小说、金庸的读者，直面且仔细地审视金庸厚重的笔触里蕴凝的可贵的思想内核。</P>
<>　　在已有的金学研究中，众多学者和文人都对金庸效应作了探析，但他们的研究大多局限在浅层次的领域和范围内，如金庸小说的思想主题、写作技巧、人物塑造、读者心理，很少有人对金庸小说所要表达的严肃的哲学思索作全面的、深层次的探讨，偶有几人提及，也只是笔不驻足泛泛而谈。事实上，当我们搜索着去谛视金庸的小说，品味他对笔下人物无可奈何的心态，我们就会发现已有的研究对于金庸所要表达的博大的主题显得多么偏颇和肤浅。正如陈世骧所说：“如果只用读武侠小说的眼光来读武侠小说，那将什么也得不到。”我们不可以简单的仅把金庸看作一个武侠小说地著者，在他的小说中，他借助着武侠小说的形式进行着形而上的思索，他在努力的把各种各样的文化价值观集合或单一的溶解在侠客们身上，再把这些侠客们放进武林（即社会）中生活，他所期待的是发现一种文化能更好的适应真实的社会，为生存，为解决现实的各种矛盾提供更佳的线索和出路。这种文化的逐一实验和选择在金庸小说中体现的巧妙含蓄又余味无穷，金庸笔下的社会无一不是夸大的社会，人物无一不是典型的人物，给人以极大的想象和阐发空间。儒释道三者可以并存，也可以相争，更有一者面对繁复的社会矛盾。武侠小说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点缀着浓厚的中国文化氛围加上金庸的浓厚的国文功底，使读金庸小说如饮醇酒，平平淡淡而耐人寻味久远。</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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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作用和效果看，在这条文化尝试选择之路上，金庸从原儒入正统儒，由儒转佛，由否定佛而转向虚无，到最终无路可去而封笔不出，他所进行的文化创造失败了。他最终没有能为生存，为解决现实的各种矛盾提供一条线索和出路、一种判断和准则。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金庸这种真正文化创造精神的敬佩，我们试着评述这场可以名之为“英勇的悲剧”的经历----金庸的文化创造历程就是为了让人们认识金庸和金庸小说的可贵思想和伟大之处，同时也要证明“金庸效应”不是文坛怪象，而是每一个人对自身和人类终极走向的热切关注和思考所引发的必然结果。</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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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的思想轨迹在他的小说写作顺序中隐约可循。在前期，小说主旨是围绕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文化进行方方面面的分析和检验。儒文化最重要的一点是对政治社会的亲和性。金庸处理儒文化也正是以次为前提，但他又并非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一个社会形态和某一个人，再把被处理过的社会和人物展现给读者，而是把儒文化和儒者放到真实又武林化的社会背景中，如战乱不止的宋元更替期，动荡不息的明清之际。循着儒文化的思路指导着儒者的行迹合情合理的推演者故事的发展，毫不牵强，最后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得出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儒文化和儒者的存在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矛盾体，且这纵横交织的多层次矛盾无法解决和跳过。</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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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教化是任何一种文化的社会体现得以实现的唯一途径。儒文化的精神内核同样通过对人的社会教化表现出来，但它的怪异之处在于社会教化结果的不合理性。文化的社会教化通常会出现两种结果：理想化人物和反理想化人物。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这不足为奇，原因在于人对外部世界认同的方式、程度不同，对所受教化的文化理解不同。儒文化在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人物社会化时，莫能例外的造就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物形象（但奇怪的是它所造就的反儒化人物却具有理想化儒者的形式和最丑恶的本质，而非彻头彻尾地对儒的背叛和重吸收）。 金庸对儒文化的试验和选择正是从儒文化所教化的人物开始的，金庸在小说中提出的理想化儒者为《天龙八部》中的大侠乔峰，反儒化人物的代表是《笑傲江湖》中的伪君子岳不群。</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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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峰一身正气、疾恶如仇、武功卓超、豪爽大度，再江湖上行侠仗义，人人佩服，甚至敌手对他的人格也赞誉有加，是孔孟以来几千年儒文化的最理想人物。金庸对乔峰也热情讴歌，喻他为武林中的擎天柱，称之为“南乔峰”。但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和小说本身思想逻辑的推演，乔峰自身的冲突，他和社会的冲突逐渐升级，最后到无法共存，金庸也不得不把自己塑造起来的英雄乔峰推下雁门关外的万丈深渊。空谷寂然，只剩下萧风苦雨，无论书中人物还是书外读者都不禁扼腕长叹，唏嘘不已。金庸在真实的历史废墟间行走，留下雁门关外一段段令人伤感不已的文字，努力构造一个个的小说故事，正是要告诉我们乔峰之死固然是小说情节发展的需要，然而这种社会文化意识所反映的社会存在却是众多溶解在日常生活里的儒式框范。乔峰之死的必然性就在于他所接受的儒文化。</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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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文化提倡忠孝。乔峰生活在大宋，受众多亲朋好友的呵护看视之恩，但他偏又是契丹人，契丹皇帝是他要尽忠的对象。当契丹和大宋的民族利益冲突出现时，体现在乔峰身上便是一对无法统一、无法解决、无法逃避的矛盾，不忠或不孝，二者必居其一。任何一种选择都不符合他的理想化儒者的角色，他不是不选择而是别无选择，除了死亡。面对乔峰这种无法改变的悲剧结局，不仅金庸，甚而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发问：一种有生命力的、合理的文化，其社会效果可以是死亡吗？如果灭亡为其目的和归宿，这一文化的生命力又如何体现，其存在又如何合理呢？金庸的小说中大多弥漫着这种松柏后凋于寒霜、鸡鸣不已于风雨的悲剧结局，同样都是对悲剧主体所接受的儒式文化的不合理性的批判。我们试将一种假设赋予乔峰，他可以忠可以孝，但忠不是盲忠，孝也非愚孝，遇事不明则要问清，有人行不义（契丹主攻大宋）则要尽力阻止，他是否会有另一种遭遇，是否会多一种选择？如果因不盲忠不愚孝遭社会重压非议，即使面对死亡乔峰也会死得明白从容无困惑，然而乔峰只是选择了儒文化的理想范式。金庸在小说中借乔峰之死要说出的是：儒文化存在的不合理性正是因为儒文化的精神内核在支配社会时却是反社会、反人性、反正义的，儒文化这种精神深处的反社会、反人性对于它的存在的被否定是根本性的，他作为一种对社会政治具有亲和性的文化对社会的前进和发展已失去正面的影响力，因为它自身的源泉已经干枯。读到乔峰之死，我们都有一种沉重地迷茫，我们习惯于在传统中生存，却不习惯于超越传统来审视我们的生活，金庸站在遥远的小说故事中向我们讲述对于儒文化本质的哲学思考及对它的批判，似乎暗合了今天儒教及其正统日趋没落的事实。</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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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笑傲江湖》中，金庸对儒文化的批判更加激烈。金庸惋惜地写乔峰之死，文笔指斥造成乔峰之死得根由是儒文化精神内部的枯萎。但写到岳不群，他甚至已经怀疑儒文化已失去社会教化的功能，只能随着自身的矛盾发展在前进的社会中由于不适应而不断膨胀，儒文化连盲忠愚孝的追随者也已失去，相反只是被人用作工具和手段。岳不群标榜为名门正派，满口仁义道德，所作所为却鄙然不堪、令人发指。在岳不群身上，找不见丝毫因文化认同不同而表现出来的反儒化思想线索和行为准则，岳不群是一个标准的儒者形象，然而儒者风范只是岳不群借以遮人耳目的一面幌子，他的出现让人发现，对于儒文化已经不存在“反儒化”的概念，儒文化努力社会化的结果只是造就反面人物的出台，这反面人物又不同于反理想人物，他从根本上不是因为对儒文化的反叛而脱离和欺骗儒者社会，而是纯粹因为儒文化从内容到形式不再引起人们的思索和批判，岳不群此类的私益膨胀者便乘机利用儒学文化几千年的影响和传统意识为自己谋私利。金庸的批判无疑是深刻的。他意图对儒文化进行根本性的批判，而且他确实也做到了对儒文化的连根拨起，同时他这种批判得以实现的真实性又在于金庸不是主观地讲述自己的见解，而且对真实的历史改头换面再表现出来,因而他的这种从社会真实性角度出发对儒文化的批判就显得真实可靠，并能为众多人认可。</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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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对儒文化的全面批判及否定直至《笑傲江湖》才有明确的体现，但他的这种批判倾向在他最前期的作品《射雕英雄传》中已初露端倪。金庸写《射雕英雄传》较早，或许他还只是处于对儒文化的试验和评判阶段，但他作为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把握深厚的作家，他从他的的潜意识出发为儒者设置一个自相矛盾的理想结局，已经预示了他将要对儒文化展开的批判和实际上宣告一种外围批判的开始。郭靖是《射雕英雄传》的主人公也是理想化的儒者，但他的“天下第一”式的存在与真实的历史进程无法调和，金庸此时天真地赋于他一种原儒情怀，以期迎合某种社会心态或小说固有的好人长寿的结局。原儒精神指的是从殷周贵族武士阶层转化而来的那种文武兼包，大义凛然的精神。郭靖后来死守襄阳，将一腔热血为神州百姓而洒的明知不可而强为的行径正是这种原儒精神的体现。然而原儒情怀固然可敬，却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历史，且它早已失去存在的根基，小说家可以夸张但却无法避开前进着的历史，金庸对郭靖的同情和对儒者的幻想只能达到理想的惹人神往的原儒情怀，然后不得不止步，笔锋转开。郭靖和儒者们必然走过历史，成为前朝旧事。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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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文化统治中国几千年，建立起一整套森严的等级制度和伦理准则，以维护统治阶级所期望的社会秩序。但它的这种制度和准则极为不合理，有时近于禁欲。金庸在《神雕侠侣》中对杨过和小龙女的爱情描写，就是对这种禁欲准则的反应和不满。总的看来，正统的儒文化在参与社会的时候对社会的影响消极多于积极，对生的抛弃也在情理之中。金庸并非直接采用真实的历史进程中的儒教正统在今天已日趋没落的事实来进行自己的文化创造，而是通过对自己的小说的思想主线地把握，对小说人物的存在描写剖析来达到一种结论。从《射雕英雄传》到《笑傲江湖》的过程就是金庸对儒文化批判和否定体系的完成。全面而真实地说，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文化创造过程，金庸得出这一结论确是从自己的实验出发，属于真正从内心认可的结论；同时这一结论又和真实的历史相一致。但也正因为金庸对儒文化的批判和否定，他急需一种文化以支撑起社会的大梁，这就迫使他转向对佛学的尝试和分析。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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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学作为一们宗教文化在中国流传甚广，其地位也几起几落，对中国社会有相当程度的影响。金庸的佛学取向正是对佛文化作一完整全面的界定。在金庸的小说中，几乎都不同程度的闪耀着佛的智慧和光芒，不同点仅在于，在前期作品中，佛的存在只是儒文化为精神龙骨的社会的一种补充。佛之所在是一方乐土，是消释罪衍、顿悟人生的绝妙去处：《射雕英雄传》中陷于情感纠纷的南帝段皇爷隐于空门；《书剑恩仇录》中对尘世心灰意冷的余鱼同悄然断发，与晨钟木鱼为伴；《倚天屠龙记》中杀气太重，冤孽无可化解的谢逊也心向佛土以作忏悔；还有《天龙八部》中的慕容博、萧远山等在儒文化圈的冲突中失败的人物，都转而向佛，以期在内心世界寻求一种平衡，从而得证大道。金庸对佛这种补充地位的首肯还有比较着批判儒文化的用意，儒文化对政治社会中的现实问题的亲和具有影响，但一旦面对人的存在价值、人性、意义、目的等带有终极底蕴的人生问题时，其解答就显得苍白无力且肤浅，这也是正统儒文化渐趋解体的原因之一。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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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金庸的后期小说中，佛学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此时金庸迫于对儒学的否定，急于寻找一种文化充作社会的砥柱，佛学便紧锣密鼓地从后场的客串地位变作了社会的台柱。用佛的教义和原则诠释世界，论证世界的佛性秩序和指责背叛佛性之不该成了小说的主旨。在金庸小说中，从前到后，佛的取向越来越倾斜，佛学智慧越聚越浓，直至《天龙八部》根本性转变的完成。在《天龙八部》中佛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和判断指南，极力宣扬一种人生无常和世事皆苦、一切皆空的思想，所谓“无人不冤，有情皆孽”。告诫人们只有到佛法中去寻求解脱，才可能摆脱一切愁苦烦恼。世间万事都须按着佛的指点，于是杀人者可以不死；学武者要顺乎自然；慕容复的王霸雄图更不可贪；段誉的情欲更属多余。</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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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的这种佛学支撑社会的构想很快便遭到了失败，根本原因在于佛文化的自身条件。佛学固然可以对人生的种种问题做出较有见解的回答，但也只是自家之言，只是一种只图神游不知实存的言说。它的最本质思想还在于出世和逃避，一切皆空。然而社会有世态百相，人生有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皆不是一个“空”字可以完全概括和解释的，金庸很快就得出了这个结论。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佛在他的小说种的重要地位，这与历史、文化相吻合。佛作为一种文化，在中国流传久远，已经深深的融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不灭性。虽然如此，它毕竟力图远离社会，非但不能支撑起社会大厦，甚至都不能作为一种社会的主流文化。</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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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的悲剧性的一面，在此和此后就体现得很深刻，他否定了儒，否定了佛，感到需要重建一种文化来维系中国社会，但他又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儒文化和佛文化之广泛性大为不解和深觉矛盾。他并没有解开自己提出的矛盾，而是在避开的基础上重建自己的文化观和社会人物。韦小宝是他塑造的最后一个人物形象，同时也是他思想矛盾的体现，此后他封笔不出，对于读者和社会时悬念和惋惜，于他本人却是一种必然的逻辑归宿。</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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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小宝是《鹿鼎记》中的主人公，它非儒非佛，除了朋友义气之外，一切信念和准则全不感兴趣，金庸却赐予他高官厚福。在韦小宝身上体现了金庸的两份想法，一是对正统社会无论儒佛一概否定，二是金庸对于社会的重新改造和自己社会观的确立，这二者又是相承的。一般来说，对于一种文化或思想的批判和否定必然会导致另一种文化和思想的诞生。金庸在他的文化创作之路上也不例外的承袭遵循这一原则。在他的小说中，借助真实的历史、典型的人物、实际的矛盾、文化的影响合情合理得对儒和佛进行批判和否定，要说明的是他所有的批判和否定都是以社会的前进为前提的。这种批判和否定最终完成在《鹿鼎记》上，也可以说这是金庸对旧有的文化传统进行反思的最终产物，它是真是可贵的，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文化建设有同样重要的参考价值。但金庸在进行文化重建时却出现偏差，他提出奇人韦小宝作为它的文化典型，这与实际明显相悖。韦小宝一身痞气，每日想的仅是开心取乐，左右逢源，对于国家大事、社会前进发展，从来不想，这与金庸的初衷已是大相违背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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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金庸这种文化偏差的真正原因在于他简单化的同看待武林社会一样看待复杂的现实社会，在武林社会中一个人或一个派别被否定可以通过杀死他们来达到。但对一种文化的否定却无法通过什么捷径来实现，唯一的方法只能是超越，因为文化一旦得到流传，便会溶解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逐渐根深蒂固、影响久远。金庸则认为儒佛一旦被否定，便应该从社会中被连根拔起，成为历史，然后再重建一种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文化来取代它们，事实上这与历史无法一致。因而大多数人都认为韦小宝的存在不合理。同时金庸认定的一种文化的绝对主导地位的提法也与历史相左逆，一个社会是复杂的，正在于其文化是多元的，一种文化的存在必然和另一种文化相比较、互为条件，绝不会有一种文化绝对的支配着社会，也不会有一种文化的衰退可以在一夜之间杳无踪影，金庸所期望的正是这种无法做到的效果。他的这种逻辑与现实的格格不入，迫使他无法逃避的承认自己创作的失败，但他又不能摆脱自己简单化的世界观，不能重新思索失败的原因，他最终选择了封笔，选择了大声呐喊后的缄默不语作为他文化创作历程的终结。他是在历史的轨迹里奔跑，却没有循着历史要经由的路线飞越，因而他的失败又是不可避免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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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金庸和金庸的武侠小说，他在文化之路上独辟蹊径，对中国文化进行方方面面的试验和创造：从对正统儒的否定转向对原儒的幻想，原儒与现实的差距导致对儒的全面否定；转向佛之后，又因佛的出世逃避而将其否定；最终又误于对社会的把握偏执而走向韦小宝式的虚无，最后封笔。对于金庸来说这场文化创造失败了，但对于读者和社会来说，则留下了许多思考：其一我们可以对金庸小说的轰动效应作出完整深刻的解释，产生金庸小说效应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对中国社会文化的观注而进行的思考；其二我们可以成金庸的这场创造为英勇的悲剧。对于金庸，这场创造的终点是失败，对于整个人类文化，却可以称之为金庸的无极之路。</P>

峰萧萧兮易水寒

似乎在哪里见过~~

边城浪子

并非原创，转至乾坤挪移~

shaolinpai

好文章。

江风暮雪

挖坟有理，造神无罪；

满篇空谈，误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