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所见、所闻、所思」 查良镛

学习雷锋

随着大陆在七十年代连串恢复外交活动，如1971年进入联合国，1972年与日本建交，而美国总统尼克松亦于同年访华，和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做法，这一连串事态的发展，都是符合《明报》以及金庸个人对中国国事发展的理念。《明报》对大陆的批评减少了，对大陆领导人，尤其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领导人，态度更转趋温和。《明报》在1971年、1972年的种种取态，虽然招徕香港左派与右派的一致攻击，但是金庸与台北国民党以至北京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却没有因为香港左、右派人士的攻击而恶化，《明报》因为拥有大量的知识分子读者，而大受两岸领导人的重视。

1973年4月，金庸访问台湾十天，与蒋经国及其他国民党领导人见面。 四分之一世纪之后，1998年金庸接受香港电台访问，忆述当时的情景。金庸说，蒋经国和他说上海话。“他是浙江人，我不把他看成是政治家，他一开口讲话我就觉得他是同乡，觉得好亲切。”蒋经国邀请金庸参加国民党的“国家建设会议”。金庸则劝蒋经国不要反攻大陆，因为反攻不会成功，而且会有数百万人死亡。金庸劝蒋经国改善台湾生活，人民生活好了，就算是成功了。金庸返港后，于6月7日至6月23日，一连十八天在《明报》刊登《在台所见、所闻、所思》。全文亦由《明报月刊》转载。

《在台所见、所闻、所思》一文，可以说是金庸为台湾国民党退出联合国后的一篇现状总结，也是金庸借此机会，公开他对两岸局势的一个总的看法。由于金庸访台期间，会见了“行政院长”蒋经国、“副总统”严家淦、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中央党部海外工作组主任陈裕清、大陆工作组主任徐晴岚, 还有军中的中将、少将等人，金庸对台湾政治、军事、经济等的观察和总结，引起各方的高度重视。

在这篇长达三万字的文章中，金庸对国民党在台湾的种种施政方针，基本上是持肯定的态度，认为台湾人民所享受的种种自由与权利，较之过去任何时期都好，当然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金庸在肯定台湾国民党的做法之余，也同时对大陆近几年的施政方针，持肯定的态度，认为“文革”结束之后，大陆多了温情，多了中国文化。

《明报》希望两岸能在和平竞赛的环境下改善人民的生活福祉，并以和平的手段达至统一的目的。谁做了有益人民的事情，《明报》就鼓掌称兴；谁犯了众怒，做了不利于中国统一的事，《明报》也谴责之。香港的各派人士，撰文攻击《明报》及金庸，说他是左摇右摆的墙头草。金庸曾作出这样的比喻作回应：

“我的立场，就像一双笔直的筷子，从来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桌上摆放食物的圆盘。圆盘转来转去，食物调来调去，人们便以为我的立场变 了。其实我没有，变了的是圆盘，是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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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所见、所闻、所思」署名作者：查良镛，本文以香港明报出版社的结集本为底本录入，该文亦于明报月刊93-95期连载，两者除个别分段位置不同外，其余并无差别。

学习雷锋

一、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

台湾问题是整个中国问题的重大关键之一，将来如何解决，不但影响到中国，而且影响到亚洲和整个世界，不但和我们这一世代的中国人有密切关系，也和今后许多代的中国人有密切关系。

一九四九年以来，我去过中国大陆八次，欧洲五次，美洲、中东、非洲、澳洲、日本、甚至东欧的南斯拉夫也去过了，东南亚各国差不多去遍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更是不计其数，就是台湾没有去过。

二十多年来，一直在注意台湾的情况。读到和听到的报道虽然不少，但总不及亲自去看看那么有真切的感受。台湾我有很多亲友，平时常常在想念他们。四月十八日我去了台湾，四月廿八日回港。在台湾留了十天，看到的很多，听到的很多，想到的也很多。

「明报」在一切问题上都力求忠实而客观，对于台湾的报道当然也应当严格遵守这个标准。不过忠实容易，只要不是故意的歪曲，那就是忠实，客观却很难。

这次台北当局邀请我去，作主人的盛意拳拳，事先答应了，我可以会见想见的人，去看想看的地方，在台湾及回来之后，可以发表任何批评和意见，甚至是极严厉的批评。

我是个很讲温情的人，自觉性格随和，注重礼貌，主人家这样客气，请了我去，怎么好意思讲许多不好的话？不过这次去台湾，并不是以个人身份到亲戚朋友家里作客，而是以明报记者的身份去采访消息。有关国家人民的事，做记者的应当忠于职责和良心，向读者忠实报道，如果只讲好话，有失报人的品格。台北当局和我在台亲友们看到这篇杂感时，也希望他们能谅解。在台湾，说捧场话的人已经够多了，再多听几句也没有什么用处。如果把我当作一个朋友的话，「友直」总比「友便僻，友善柔，友便佞」要有价值一些。

然而尽管直言无忌，我个人的出身、教育、经历、经济地位，尤其是个人的思想信仰，决定了一切观感和判断的标准。绝对的客观是不可能的。我只能根据十多年来在明报撰写社评的态度来看问题，也就是说，多多少少以明报大多数读者的态度来看问题。

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台湾或中国大陆，我于私人均无所企求。希望整个国家好，全国同胞的生活幸福，这样的愿望是真实而热切的。读者如果不同意我在这里所发表的感想，那是因为各人的意见不同。对任何事情都会有不同看法，对于国家大事，意见当然更加纷歧复杂。我们办报，一直遵照英国著名报人史各特（前「孟彻斯特卫报」的主笔）的一句名言：「事实是神圣的，意见是自由的。」意思说，事实不可歪曲，根据事实而发表不同意见，则人人均有自由。

所以，我在台湾十天的「所见、所闻」是真实的。「所思」则是个人的感想，其中不可避免的有个人的偏见，个人的浅薄无知，个人的热诚和愿望。

二、

在台北会见了蒋经国先生、严家淦先生、张宝树先生（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陈裕清先生（中央党部海外工作组主任）、徐晴岚先生（中央党部大陆工作组主任），以及其他许多位党政军的负责人。和上面这几位先生个别作了一次或几次相当长时间的谈话，我的问题提得很直率，他们都答复得很详尽。在台北所会见的人，没有一位声明过他们的谈话是不能发表的。但我一般上不准备直接引述他们的谈话。因为我发觉，他们所说的内容，有很多与报上所发表的官式谈话相距很大。或许因为很少有人这样没有顾忌的提出问题，也或许，他们在长时间的谈话之后，兴致好了起来，说了些不愿被直接引述的话。

每个人谈话的内容当然不同，但基调是统一的。如果我不引述谈话者的姓名，只是将他们主要的意见复述出来，相信并不致于歪曲了整个台北领导层的原意。但若与原意稍有不符，那是我对轻重分寸的掌握上有了误解，这是我个人的责任。

迄今为止，除了外国记者之外，似乎很少有中国报人曾经作过这一类比较客观的访问。凡是到台北去访问的中国报人，通常总是亲国民党政府的。我并不反对台北政权，但也不特别亲近。至于外国记者，语言是一个重大障碍，而且对外国记者谈话，总不免想到他是外国人，总不免多一些保留。

和蒋经国先生及严家淦先生会晤，我们都说上海话。上海话说起来很快，一分钟有一分半钟的谈话价值。

以后我用「他们说」来代表台北领导层的共同意见。这些话有的是蒋先生说的，有些是严先生说的，有些是别的人说的。他们之间对问题的看法不一定完全相同，因之任何人不能对我所记述的负责。其中也可能是我自己所加的若干说明和补充，目的只是让读者对他们的看法了解得更加清楚些。

我和台北政府中的当权者任何一人都没有私交。我堂兄二哥良钊本来在当考试院考试委员，但现在差不多是退休了，只在大学里教书。四哥良鑑当了很久的司法行政部部长，现在不当了，在做私立东海大学的董事长。我们兄弟相会，只叙家常，不谈国事。

做官的人接见记者，说的话决不可能句句是真心话。有时他们的话会过份的冠冕堂皇，或许显得过份的大公无私。这在中外古今都是一样的。然而任何人也不可能句句说的都是假话。「他们说」的话，我记在这里是「所闻」，我自己对他们谈话的感想，是「所思」。

学习雷锋

三、

目前人们最关心的，是台北当局对于北京的和谈呼吁作什么反应。

台北当局的反应是：决不和谈。

他们说：傅作义在北京「二二八座谈会」上的发言是看到了。傅作义是国民党政府的「叛徒」，由他来发出和谈呼吁，那是对国民党的重大侮辱，表示中共只是企图侮辱国民党，绝无和谈的真正诚意。如果林彪、黄永胜之类人物投向了台湾，由他们向中共发出和谈呼吁，中共会怎样想？

但如果是毛泽东或周恩来向台北呼吁和谈呢？

他们说：那也决不考虑。在目前情势下，北京强而台北弱，我们在许多方面都遭遇到困难。双方根本不可能进行任何平等的谈判。对台北而言，和谈就是投降。要投降，那也不用谈判，投降就是了。但我们决不投降。对于共产党打打谈谈的策略，我们是了解得很深刻的，过去也有过不少惨痛的经验。我们是全世界对共产党斗争最有经验的一群人。我们在大陆上失败了，但至少是从失败中得到了经验教训。

中共发出和谈呼吁的目的是什么？

他们说：中共企图分化我们的团结，打击我们的士气，摧毁我们的斗争意志，想要我们不战而降，想轻而易举的取得台湾。那是决计办不到的。

目前既不可能进行和谈，将来是否可能？

他们说：那是在大陆上政体的性质有了根本改变之后。如果大陆上出现了民主自由的政权，双方当然可以谈判，而且一定会进行得十分顺利，那时候台湾毫无问题的就成为中国的一部份，中国可以迅速的和平统一。这种性质的和谈，我们衷心愿望早日出现。

四、

中共进了联合国，与北京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台湾在国际间渐渐处于孤立，台北当局准备如何应付这样的局面？

对于这问题，他们作了详尽的答复。有些话说得十分漂亮，颇有外交辞令；有些话说得非常隐晦，显然不愿明白表示自己的心意。我的体会和了解是这样：

尽力争取和美国维持外交关系，决定不因美国和中共接近而刺激对美国的友好关系。在各种事务上和美国合作。最近美元贬值，美国的目的是在改进国际贸易逆差的局面，所以这次台湾并不完全依照美元贬值的比率而使台币贬值。台湾适当控制对美国的输出，同时台湾所需要的机械、原料等等，减少在别地的购买而向美国购买。

将来美国如真的要和中共建交，在台北是无可奈何的事，目前已有这种心理准备。当然希望这个日子来得越迟越好。现在台湾重要任务之一，是尽多尽快的吸收美国制造军火武器的技术和设备，将来万一美国断绝对台湾的军火供应，台湾要有能力自己制造。世界上有许多国家输出军火，所以这也不是无法克服的困难。台湾已在设厂制造战斗机。

许多国家和台湾断绝了外交关系，但贸易关系不但继续保持，而且大有増加。加拿大和台湾已无外交关系，双方的贸易量比之有外交关系时反而増加了一倍以上。最近加拿大曾卖给台湾全套巨型的原子能设备。

在所有与台湾断绝了外交关系的国家中，台湾都设有贸易办事处，只有伊朗一国没有。

美国、日本、西欧各国在台湾的投资都有急剧増加。「我们以前强烈反对日本的『政经分离政策』，在现在的情势下，我们反过来支持这个政策了。」

当中共进联合国、尼克逊到北京、日本与北京建交的消息接连传来时，台湾朝野有巨大震动。然而时间渐渐过去，大家对于新的形势也能适应了。如果世界各国都和台北没有了外交关系，台湾当然会感到困难，心理上有被孤立的感觉。「我们尽其在我。如果台湾能够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准一年年不断提高，政治清明而社会公道，而我们台湾一千五百万人仍是不能生存于天地之间，那我们也无话可说了。」

蒋经国先生提到一件事：当日本准备与中共建交之时，日本首相田中派了一个特使到台北去见他，解释日本的政策和立场。蒋先生那时对他详细分析了中共的作风，对于日本与中共之间的关系发展作了若干预言，断定日本一定会感到重大失望。他说：「现在我的预言完全证实了，日本所希望达到的目标一个也没有达到，田中先生反而在政治上遭到不少困难。」

国民党是否考虑过可能宣布台湾独立，脱离中国而自成一国？

他们的答复是决不考虑这个可能，理由有三：

第一、「大陆同胞对我们寄以期望，我们不能放弃千千万万的大陆同胞。台湾如果独立，我们对不起大陆同胞。」（我注意到，他们强调的是对全体中国人民的责任，而并不强调反攻大陆。）

第二、如果台湾独立，极少国家会予以承认，美国和日本都不会承认；要申请加入联合国，当然会被中共否决。

第三、中共当然不会承认台湾的独立，也决不会因此而放弃企图取得台湾的行动。

台湾如果宣布独立而成为一个国家，好处是可以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共不会以武力来攻打台湾。但这两个目标都是达不到的。所以是好处没有，害处却很大。

五、

以往阅读台北当局所发布的官方文告，心里总有一种「浮夸吹嘘」的感觉。什么「几年内反攻大陆」、「共匪伪政权转眼就要灭亡」之类，我当然并不相信，他们自己大概也不相信。说一些明知自己不信，别人也不信的空话，实在没有意义。如果我们确信他们是在「骗人」，对之当然不会有多大尊敬。国民党政权这些年来在国际间以及海外中国人心目中给人看不起，主要还不是在大陆上失败了，而是失败之后坚决不肯认输，不断的说些谁也不信的空话。

中国人重视谦逊诚恳，西方人重视体育精神。一个胜利者不断吹牛，中国人觉得此人太过嚣张轻浮，西方人会觉得他有自夸的权利。但一个失败者还在吹嘘，不论古今中外，大家都不免会对之轻视。如果是我们亲爱的人这样做，我们觉得伤心和羞愧；如果是漠不相干的人，我们觉得可笑；如果他是敌人，我们倒很感欣慰，因为这证明他心理上不平衡，不肯正视现实，没有多大翻身的机会。

在人生的斗争中，失败后气不可馁，这是必要的。但如只管编织些美丽的幻想来自欺欺人，那也是「气馁心虚」的一种表现。

这次我到台北，印象最深刻钓事，不是经济繁荣，也不是治安良好，而是台北领导层正视现实的心理状态，大多数设计和措施，显然都着眼于当前的具体环境。

我很喜欢下围棋，但因事情太忙，没有时间下苦功，所以棋力极低。从前教我围棋的老师不断谆谆叮嘱，下围棋的最大秘诀，是补好自己的一切漏洞，必须先求己之不可胜，然后求敌之可胜。这个秘诀，主要是「弱者的秘诀」。如果棋力高于对方，那么有些漏洞不补也不要紧，因为对方没有攻我漏洞的力量。但在弱者，非力求坚厚稳实不可。在台北的时候，好几次想起了这一个「弱者的秘诀」。

我感觉到，台北的领导人很明显的认识到自己和中共力量之间不成比例，形势十分不利。他们以前当然早也认识到了的，但嘴里不肯承认，心里念念不忘于重新夺回大陆的政权。现在的情形却大大变了。说是根本的改变，恐怕也不为过。

他们这样向我解释他们的政策：

我们的基本政策，是求生存，求保卫台湾一千五百万人的自由和生活方式，求把台湾建成一个富庶康乐的模范省，由此而影响大陆。

我们在大陆上与共产党斗争是失败了。从前我们犯了许多错误。今后我们力求在台湾少犯错误，有了错误就力求迅速改正。如果共产党犯的错误多而重大，而我们犯的错误较少、改正得较快，我们就有了胜利的机会。

我们和中共的斗争，现在已不是为了政权与政府中席次的斗争，而是「保卫自由的生活方式」的斗争。如果大陆上的同胞能过真正自由的生活，国民党毫不考虑的就将台湾的政权交给大陆上的任何政府，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在野党。甚至于，我们不再干政治工作，就做一个普通老百姓，享受自由自在的平民生活。

学习雷锋

六、

任何当权者如果不是迫于形势，而心甘情愿的将政权交出去，这种情形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因此我不相信台北的当权派会轻易放弃政权，即使大陆上真的出现了一个与台北政权性质差不多的政府。

然而台北的当权派不再寄望于回大陆去统治全中国，只是力求将台湾一省治理得很好，这种改变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那表示他们采取了现实的观点。

世界上最现实的事，无过于政治与商业。香港人不大懂政治，但精通商业。有多少本钱，就做多大的生意。如果你本钱有限，勤勤恳恳的做生意，尽可过得很好，很快乐，但要是定下并吞汇丰银行再加怡和公司的大计划，而且力求实现，你这一生非但一定不会快乐，你的生意恐怕也非垮台不可。

台北的领导人并没有明显说决定放弃反攻大陆，他们只说，反攻大陆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意思说，政治是决定性的，军事只是附属。

我以为更现实一些还要好，其实根本不必再提反攻大陆。作为一个政治家，如果有机会施惠于全人类、能对全国人民有重大贡献，当然极好；如果没有机会，那么为一省、一县、一乡、一村做些好事，仍不失为有具体贡献，不算虚度了一生。春秋时子产治郑、三国时诸葛亮治蜀，所管理的虽只小小一块地区，但有遗爱于民，百世之下，仍是为人敬仰。

台北当局只要真的全心全意为台湾一千五百万人谋幸福，使台湾在政治、经济、社会福利、教育、法律与秩序等等各方面不断有进步，那么当权一天，便是作了一天的贡献。政绩的优劣，全世界有目共睹，用不着花费太多的力气来宣传，更加不可作任何不符事实的宣传。宁可说得谦虚些、坦白些、诚恳些，即使是幽默的自我讽刺一下，那也不妨。

世人并不嘲笑弱者，毋宁是同情弱者，如果弱者发奋图强，那更能得人尊敬。中共入联合国后，台湾叫出了「庄敬自强，处变不惊」的口号。庄敬自强是很好的，「庄敬」是严肃的正视现实，是诚恳而稳健。「处变不惊」其实说明心中在惊，只是自己安慰：「别怕，别怕！」这句口号似乎改作「沉着应变」更加大方而积极。但战战兢兢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也是正视现实，远远胜过了「反攻必胜，共匪必灭」的口号。

七、

台北的领导人很明白的表示：我们和中共统治下的大陆相比，土地人口相差很远，军事力量不如，他们在外交上很占优势，我们处于劣势。甚至于，在海外中国人之间的宣传工作，他们也做得比我们更有效率。他们有核子弹，我们没有。

严家淦先生说：「不过核子弹是不能对中国人用的。共产党认为我严家淦是王八蛋，但不能对准严家淦的头丢一颗原子弹。所以核子武器倒不是问题。」

我问：「台湾是不是有制造核子武器的打算？」

严先生说：「我们绝对不造，我们在军事上唯一要防备的只是中共，他们也是中国人。我们不能对中国人投原子弹，相信他们也不会对我们投。发展核子武器要耗费巨大的财力物力。科学技术根本不是问题，现在世界上至少有二三十个国家有能力造核子武器，但都不造。已经有人批评我们在国防上花钱太多。我们的钱主要用来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我们在大陆上打不过他们，现在就跟他们比赛，谁能使大多数老百姓吃得更好，穿得更好，住得更好，受更好的教育，生活得更加自由而快乐。这要很多钱，很多很多的钱。花钱去造原子弹，老百姓就要勒紧裤带了。办政治和办经济，每一件事都是选择，每一块钱要发挥最高效用。」

我说：「听说台湾在原子科学的研究上很积极，那完全是用于和平用途了？」

严先生说：「对，对。完全是和平用途。我们要搞原子能发电等等。」

我曾去清华大学参观，那里有一座原子炉，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是要检定从海水中提炼铀二三五是否经济合算。这是原子能的主要原料。

后来又和台湾一位军人谈起核子武器的问题。他说：我们当然曾经详细考虑过这个问题，台湾只要有一些小型的战术性原子弹，目的只在对付中共渡海来攻的舰队，那就形成了有效的吓阻力量，台湾的防卫就「笃定泰山」。但最高当局所定的政策是决定不发展核子武器。第一、中国人不能对中国人用核子武器，否则的话，成为民族罪人，历史罪人。第二、花费太大，影响民生。（这两点和严先生所说的相同，下面是其他的理由）第三、中共的核子武器比我们可能发展成功的更大更多，如果我们炸了他们的舰队，他们来炸台北，害死了全台湾老百姓。第四、我们所拥有的导向飞弹非常新式，威力极大，打喷射战斗机都十分准确，要打军舰可说百发百中。军舰体积这样大，速度这样慢，那有打不中之理？单是为了攻击他们的渡海舰队，飞弹的效果和原子弹相差不会太远。

他又说：自从当年台湾海峡空战，我们的响尾蛇飞弹一下子打下他们几架喷射战斗机后，他们的战斗机从此不在台湾海峡上空出现。现代的科学发展太快，有了热向追踪的飞弹之后，飞弹跟着喷射机的热力系统，空战就和驾驶员的技术很少关系了。大家只是按钮。越南战争中美国飞机损失很多，因为北越有一些苏联的飞弹。他摇头叹息：「现代化的战争，尤其是台湾海峡中的攻防战，那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战争，不是我们军人的战争。」

另外一位中级官员解释不造核弹的一个原因，那是心理上的。台湾如果有了核子武器，不论是自己造的还是美国送的，全台上下就不免有了苟安心理，影响刻苦奋斗的精神，整个社会都有可能腐化起来。

八、

台湾虽然没有核子武器，但歌舞升平的气氛还是很浓厚，台北在这方面与全世界一般大都市没有什么分别。

有人告诉我：台北的「新加坡舞厅」规模之大、舞女之多，是全世界第一。漫画家牛哥与李凌翰（以前在明报画过很久漫画）带我去「观光」，的确规模很大。但说世界第一，恐怕还不见得。东京的米卡杜舞厅和大阪一家舞厅（名字忘记了），一定比台北「新加坡」大得多。（我记起了新生晚报的故社长张献励兄来，东京和大阪那两家舞厅，都是他带我去「见世面」的。现在生死相隔，他当年在这两家舞厅中用「大来信用证」来签单的模样，仍是如在目前。）

「新加坡舞厅」就算规模不是世界第一，但舞女小姐之漂亮，却是世界第一，他们这样坚持。我只好礼貌性的表示同意。不过，灯光这样暗，人这样多，实在不大看得清楚。

台湾的酒女制度恐怕眞是世界上没第二处，或许是从曰本的艺妓学来的。客人饮酒吃饭，她们坐在旁边，给你斟酒挟菜，陪着喝酒，还唱时代曲，每个酒女陪一次酒席是台币五十元。

台湾的武侠小说家诸葛青云、古龙、历史小说家高阳他们公请我，去了一家酒家。来来去去的酒女大约有二十个左右。这些酒女有的教育程度相当不错，有些是高中毕业的。有两位小姐在谈话中引了一些李后主的词、白居易的诗。诸葛青云在席上不断做对子，每人一联，将她们的名字嵌在里面。进来了一个新的酒女，古龙说：「咦，你不是不做了，怎么又来了？」她说：「东山再起，重作冯妇。」于是诸葛青云又做了一副对联。

台湾有公娼，听说北投有公娼六千多人。我曾不客气的问起中央党部一位官员。答复是：「那是日本统治时代遗留下来的风气。」

关于台湾风花雪月、歌舞征逐之盛，我也问过台北的领导人。他们答道：「我们不能干涉人民的私生活，那是人民的生活自由。但台湾的公务人员、教师、与军人，絶对不能涉足这些场所，发觉了就予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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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福州军区政治部联络部的简体字版相比香港原版，删减颇多，此段可窥一二：

学习雷锋

九、

不准公教人员与军人去风月场所，还是近年来的事。看来一般公务员相当严格遵守。我的襟兄黎君在红糖公司做事，他请我在宁波菜馆吃饭，请我去听音乐，对于不能「隆重招待」感到抱歉。他说「如果你在一年以前来，一定要请你去酒家看看酒女风光。现在我们公务人员不能去。」

在台湾时，在报上看到一则小新闻，一个外县的公务员到台北来出差，在北投召妓，不知怎样给查到了，判了一两个月徒刑。坐完牢后恐怕还要丢官。

在香港时曾听人说，台湾这些风尘女子有些是退伍军人的女儿，因为她们的父亲退伍后生活困难，不得不出来做这生涯。是不是事实，我不知道，想来其中总是有一些的。但这也不完全是为了经济原因。日本这样富庶，国民的平均收入是亚洲第一，但日本酒吧女郎数量之多相信是全世界第一。这与社会风气有关，同时做吧女、舞女收入比其他行业好。在所有的非共国家中普遍都有这样的情况。

以暴力或买卖的方式迫良为娼，那应当严格禁止，这是没有讨论余地的。至于一个女人自愿卖笑，是不是容许，西方国家的法律很有分歧，英国美国不可以，西德荷兰等国是可以的。台湾禁止公务员涉足风月场所，目的似乎在防止贪污与保持刻苦精神。风月场所的耗费很贵，要是经常去，公务人员如果不贪污，决计负担不起。还有，工商界人士一定会不断宴请有势力的公务人员。

台湾公共场所中没有人打麻将，在酒楼中吃饭之前先来四圈卫生麻将的事决计没有，因为在公共场所赌博是犯法的。香港的法律本来也是一样，但香港人会掩耳盗铃，赌钞票是赌博，不可以，赌筹码是娱乐，可以的。台湾人在家里打麻将的事也很普遍。听说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很反对打麻将，又听说蒋夫人和小蒋夫人闲来都喜欢在家里搓四圈，所以台湾也没有禁止打麻将。这是听人说的，不知道是不是事实。

十、

蒋经国先生以往人家在背后称他为「小蒋」，但现在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身材胖胖的，精神很好，看来很健康，似乎不过五十多岁的样子。

台湾人对他的口碑一般相当不差，都说他当行政院长后有了许多革新，也寄以重大期望。

他在行政院的会客室里接见我。会客室正中挂着一幅大油画，画中是他伴着父亲在山溪边观赏风景；另一边是一幅书法，写着几句格言，意思说成大事者必当坚苦卓絶，能忍人之所不能忍。

一位作家说最佩服蒋经国的是他的忍耐功夫，说蒋先生一生不论在政治上或是家庭中，都经历了极大的艰难困苦。他的长子身患重病，缠绵病榻，恐怕是不会好了，做父亲的心情自然十分痛苦。旁人都以为他是蒋介石先生的儿子，政治上自然一帆风顺，其实步步高升虽是事实，这中间的种种艰苦，却也不足为外人道。

蒋先生客气地要我对台湾提些批评。因为已经谈得很久了，我只提了一点：「听说台湾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事无巨细，都要由蒋先生亲自决定。我以为你应当只掌握政策，一般实际事务交由部属分层负责。在一个民主政体中，应当职权分明，同时你也可以节省些精力。」

蒋先生微笑着沉思，然后这样解释：「你的意见很对。只不过我求好的心太切，总想一切事情推进得快些。看到工作不如理想，心里就很焦急，我亲自去督促推动，总希望大家多加一把劲。」

这样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显然还是家长式的领导，还是继承「老先生」（台湾许多人背后这样称呼蒋介石先生）的传统来办事。这仍旧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在目前处变的非常时期，或许暂时有这样的需要，但长期来说，这不是真正民主的工作方式。

如果蒋经国先生遇到什么意外，台湾政权由谁来继续领导呢？

在目前，谁也不知道。我问过台湾的一些朋友，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有人忧虑保守的势力太大。如果蒋经国下台，很可能各种革新都会取消，政府又会被一批守旧而顽固的老官僚所把持，在大陆时期国民党政府中的各种腐败作风又会抬头。

我觉得，「制度化」是「政治清明」的基础，这在任何政权都是一样的。

公平的说，蒋经国当了行政院长一年，台湾各方面有显著进步。只在外交上有重大挫折，但这是任何人都无能为力的。如果我在台湾居住，我会投蒋经国一票信任票。然而如果以后他干得不好呢？我是不是有权投他的反对票？在目前情况下，肯定是没有这种权利。

台湾的政治气氛比以前是「开明」了，然而是当政者主动的开明，既非发源于人民大众，也不是在于舆论的推动。本质上，这还是中国数千年来的政治形式：遇到一个好皇帝、好宰相，那是百姓的运气好；不幸遇到了腐败的统治者，人民就大吃苦头。

台湾力图成为中国的模范省，希望台湾的各种设施能成为全中国的榜样。我觉得最重要的榜样，是要确立一种长期性的制度，使得人民有权选择政治领袖，有权力监督政府。应当由人民叫政府做什么不做什么，而不是由政府叫人民做什么不做什么。

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中，本来就规定人民有创制、复决、选举、罢免、监察等权。这是美好的理想。在这方面，台湾面前有一条漫长的道路要走。或许，现在还说不上已经起步。

十一、

台北的领导人承认在军事、土地、人口、外交各方面的力量不足以与中共对抗，但他们表示有最后胜利的信心。信心的根源在于两方面，一是「大是大非」，他们信奉三民主义，在政治上属于民主自由的体系，「三民主义是对的，共产主义是错的」；二是「中华文化的传统」，他们继承中华文化，而中共则破坏中华文化。

我个人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

我觉得政治没有是非，只有好坏，而好坏的标准是：使最大多数人得到最多的好处。

在政治上争是非，正如在宗教上争是非一样，永远不会有结论的。国民党说三民主义正确得不得了，中共则说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是絶对眞理。各是其是，永远没有判断的标准。

现代世界上只讲结果，不讲信仰，这是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是先假设一种理论，然后用实验方法来求证这理论是不是正确，如果根本不正确，那就放弃了这理论，另找理论，再作实验。如果理论一部份对而一部份错，则保留对的而扬弃错的，不断修正，不断发展。如果先固定一种万世不移的主义或方法，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改变，那是古代的方式，中世纪黑暗时代的思想形态。

不论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民主自由、中华文化的传统等等，其中可能有合理的部份，也可能有不合时宜的部份。在台湾而言，应当采用最能为台湾人民谋幸福的方法，最受台湾人民欢迎的方法，使得最大多数台湾人生活得最快乐。

台湾人民是中国人的一部份，他们的爱憎、悲喜、物质欲望、精神生活和一般中国人并无分别。台湾人内心所喜欢的事物，一般中国人内心也喜欢。台北当局的行政措施如能使台湾人民皆大喜欢，这种措施用在一般中国人身上也有同样的效果。

孙中山先生的设想是六七十年之前定下来的，到今日不一定全部适用。马克思、列宁是外国人，他们在五六十年以至一百多年以前的设想，到今日当然更加不见得适用于中国。目前西方国家所实行的民主自由制度中有极大的优点，然而我们也只能吸收其精义，不能全部照单全抄。

我以为台湾应当和中共竞赛，谁能使治下的人民生活得更幸福，而不是比赛宣传「谁的主义是真理」。

是否幸福是具体的事。最大多数人民的衣食住行标准怎样，教育与职业的机会怎样，社会福利、安全感、医药照顾、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怎样。

对于人民的权利与义务，个人的各种自由（如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等），「中华民国宪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所规定的几乎完全相同。因此这不是「是非问题」，在表面上，双方都是「是」，没有「非」。判断的标准是谁真的做到了，谁做得更加充分。

学习雷锋

十二、

民主并不只是由人民公平投票选举那么简单，其中另有更深厚博大的观念基础。

去年十一月初，英国外长许谟访问北京。他在演说中提到，英国人的基本信念是议会民主、言论自由、法治、人身自由四件事。其实所有西方国家人民的信念都是这样。当时我在「明报」社评中曾作分析，写了下面的话：

当年美国艾森豪总统和英国首相艾登发表过一个著名的联合声明，这个声明除了几句序言之外，只有一句话：「我们的基本信念是：国家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并非人民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存在。」这个声明是针对苏联而发，说明自由世界所以要和苏联所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抗，两者思想上的基本差别就在于此。在集权国家，国家第一，人民第九，为了国家的利益，人民必须作出任何牺牲。自由国家的政治哲学则认为国家只是一种工具，人民至上，国家不能以任何借口来剥夺人民的权利、限制人民的自由。政府只是国家的代表，政府犯法，任何人都可控告政府。

既然政府是工具、公务员是人民及仆，人民当然有权加以批评。批评得对，政府固然要听；批评得不对，政府也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议会民主，是由人民来选举政府；言论自由，是人民监督政府；法治，是政府与人民在同一的法律统治之下，任何公务员和普通人民都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这三件事，旨在保障每个人都享有人身自由。

由于基本信念不同，两种政治的施政要点也截然相反。在集权国家，政府惟恐人民不服从，怕人民不肯为国家而牺牲自己利益。在自由国家，宪法中的规定却都是惟恐政府越权，所以规定政府甚么事不可以做，甚么事可以做。惟恐宪法规定得不详细而政府走法律漏洞，所以许多民主国家的宪法中列举政府有权做的事之后，特别声明：「除上述明文规定者之外，政府一概无权。」

这四件事，和中华文化的传统颇有不同。中国人传统上没有议会政治，政府压制言论自由，不保障老百姓的人身自由，注重儒家的人治德治而不重法治。

但台湾当局显然在观念上是接受了现代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宣称要在民主自由上胜过中共。中共一直攻击国民政府独裁，不民主，剥夺人民的自由。可见「民主自由是好的」这个观念，双方并无多大歧异，双方的「是非」相同，不过中共认为他们实行的才是真民主、真自由而已。

到底台湾在「民主自由」上做得怎样？

十三、

台湾作为一个民主自由的政体，显然有许多大大不足的地方。

最显著而最为人诟病的，是国民大会代表与立法委员。这些代表都是从前在大陆选举出来的，分别代表中国的各省市，如上海、浙江、广东等等，选出的时间已在二十多年以前。不论时与地，当然已全无代表性。这情况如果不迅速纠正，台湾的所谓「民主」实在是一个笑话。台湾现在所采用的方法是渐进式的，任由国大代表与立委一个个老死，然后补选新人。我以为这方法十分不妥，必须请目前的国大代表与立委们全体辞职，再全体改选。新选的代表只能代表台北政府所实际能控制的地区。这是民主的基本原则，没有通融的余地。

最大的困难是所谓「宪法问题」。全国国民大会选举「中华民国」的总统、副总统，台湾一省不能选全国的领袖，而国民党政府所以能统治台湾，法理上的根据是依宪法而选举产生。其实只要将「中华民国总统」的头衔改为「中国国民党总裁」，法理问题就解决了。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主席，是大陆上不争的领袖。既然台湾不能改变以党治国的方式，那么暂时以国民党总裁作为台湾的领袖也并无不可。由在台与在海外的国民党党员选举总裁，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台北当局或许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但总之不能让「北平市国大代表」这样一类人物继续在台湾当民意代表。如果一定要保持「总统」、「行政院长」等等名称，那么召开一个「非常时期国民大会」，在台湾新选一批「非常时期国民大会代表」来组成，也远胜于目前绝对不合理的情况。

十四、

台湾省议员、县市长等等选举，听说近年来办得相当公正。有些地方国民党的候选人落选而无党无派的候选人获胜。具体的情况我不知道，但要说绝对公正，国民党完全没有运用当权派的地位而加以操纵，我也不大相信。

听人说，国民党对地方选举一般上极少干预。候选人大都是当地的绅士名流或富商，基本上都是支持国民党的，所以不论是谁当选，对于国民党中央并无多大分别。然而由此产生了一个弊病，候选人都拼命的花钱。落选了的不但失面子，往往耗去了一大半家财，对政府势不免极度不满。当选的想设法翻本，那也是人情之常，于是贪污和舞弊的事由此而生。

贿选的事是严格禁止的，然而事实上在所难免。在台湾时就在报上看到有人因贿选而被判刑的新闻。不能要求绝对没有贿选，但要求严密侦查，严加处罚。

我以为在任何选举中，都应当规定竞选的最高费用。任何候选人要呈报竞选花费的清单，超过规定数额或瞒骗账目的都要受惩处。许多民主国家都有这样规定的。一直到现在，还有人在查尼克逊竞选总统的费用清账。

将竞选费用限制于一个适当的水平之下，则为了竞选而倾家荡产的事就不会发生。同时家境贫寒而有才能的人也有机会参政。如果只有富人方能做民意代表，他们所代表的恐怕也只是有钱人的「民意」而已，这固然不公平，而台北政权也就始终不会有真正的群众基础。

学习雷锋

十五、

台北的新闻界同业一直认为他们有新闻自由，而国际间报界对此颇有怀疑。「国际新闻协会」的会员资格规定，只有具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地区中的报纸与其他大众传播事业机构，方能参加该协会。台湾的报纸以前不能参加，后来几经努力，始得获准。但前年在芬兰开会时，为了菲律宾于长城、于长庚兄弟事件，台湾是否有新闻自由一事又受到严重挑战，大会要求台湾分会暂停活动。

国际间对于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标准，简单的说，是能不能在报上批评政府、攻击政府、反对政府？能不能自由刊载对政府不利的消息？

美国的水闸事件证明美国有充分的新闻自由，英国的「丑闻」证明英国有充分的新闻自由。香港虽然是殖民地，这里的新闻自由也是很充分的。

台湾并非完全没有新闻与言论自由，可是相当有限度。政府虽不事先检查报纸内容，但各报不敢正面批评蒋氏父子，在新闻的采用上顾忌很大。不过尺度显然是在放宽，某些对中共有利的消息，近来也经由外国通讯社而在台湾报纸上出现。

比较起来，台湾的新闻自由比言论自由为多。台湾居民对于全世界的消息，所知不在任何自由世界中的人民之下。在新闻的报道上，台湾报纸虽有偏倚，但极少隐瞒，中级政府机构的腐败事件也是毫无保留的加以揭露。不过如有类似「水闸事件」、「丑闻」的内幕，牵涉到高级大官，那当然是不能发表的了。至于直言无忌的批评政府和政策，我以为和自由世界的标准相差甚远。台北几家大报规模很大，业务上有很高水准。

说到法治与人身自由，恐怕也有待重大改进。普通老百姓控告政府、结果在法庭中得到胜诉的事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人民和政府打交道，公事公办的水准相信不及香港。我举不出具体的例子，只是有这种感觉。香港公务员贪污的水平决不能说低，然而一般市民只要依法行事，任何政府人员不敢故意与你为难。在台湾，人事关系占的比重太大，党政军人员总比老百姓多占些便宜。

普通人民决不是生活在恐怖的特务统治之下，我相信这是肯定的。台湾当然有保安人员与特务，他们所要对付的主要是两种人，一是拥护中共的，一是企图推翻现政府的。这两种人并不多。一般老百姓并不受到保安人员的干扰。

然而工人没有罢工的权利，游行示威是非法的，出境旅行相当不容易，警察和法庭有颇大的权力来侵入民居和捕人。以西方国家或香港的标准来看，台湾人的人身自由并不充分。

十六、

台湾是处在半战争状态，随时要准备中共的大军渡海来攻，要对付中共各种在内部发动的颠覆行动，要应付中共公开的与非公开的宣传与心理攻势。任何民主自由国家在战争时期对于民主与自由必定有所限制。

台湾以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确定目标，当局认为中华文化的传统必须继承。三民主义与西方的民主自由并不完全相同，中华文化的传统更与近代的西方政治原则大异。中国人并无必要全盘接受西方式的民主自由。

台湾人民所享受的民主权利与个人自由，与西方国家相比虽有不如，但与中国大陆的人民相比却要充份得多。

上面三点我都同意。但我仍旧以为台湾应当让人民有更多的民主权利与个人自由。

台北的领导人表示，台北用以和中共竞争的主要是两张王牌：民心与经济。他们说，国民党与中共斗争，现在已不是为了夺取政权，而是在保卫中国人所喜爱的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包括精神方面与物质方面。物质生活的标准，不论在什么思想体系下都是一样的，除了丰衣足食之外，还要进一步求生活水准的提高。精神生活的标准就颇有不同，有人以为只要国家强大，一切都可牺牲；也有人认为个人言论与行动的自由比什么都重要。但对于最大多数人来说，精神生活还是有普遍标准的。

中国人有传统的生活方式。几千年来，中国人民能忍受皇帝与官吏的欺压，能接受政府无限制的权力，觉得那是理所当然，但当与现代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接触之后，立刻就认识到民主与自由的好处。正如一个一生在落后社会中生活的人，并不觉得油灯、牛车、葵扇、柴灶有什么不好，但当他享受过电灯、汽车、冷气机、石油气炉之后，自然会对油灯、牛车等等不满意了。中国人并不是不喜欢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只不过以前没有机会享受到而已。有些西方学者说中国人能忍耐统治者的专横，那是中国人的民族性。这种说法是侮辱了中国人，等于说中国人犯贱。只要是好的东西，人人都会喜欢的。穷乡僻壤中的居民所以用油灯，并不是由于他们不喜欢电灯。

中国人生活方式中也有好的一面，例如我们对家庭的重视、对父母的敬爱和抚养、对朋友的义气、邻居之间的守望相助等等。以具体的小事来说，中国人善于烹调，讲究食物的美味，这是生活中胜于西方人的一面，西方人也不是不能欣赏。中国餐馆遍于天下，就是一例。

台湾要和中共竞争，单是民主自由比他们多一点是不够的，必须多到使治下人民十分满意的程度，必须达到世界的最高标准。只有这样，才能够将这方面的优点充分显现出来。因为中共在军事、外交、土地、人口各方面的优势，并非只比台湾多这么一点儿。

退五十步的人不能嘲笑退一百步的人。只有一步不退，才有资格骄傲。

十七、

我曾和台北的一位领导人谈到台湾的民主空气，谈到雷震、李敖、台湾大学的年青教授与学生。

他说：「雷震已释放了。对于李敖他们一些人，我们的处理也比以前宽大得多。」

他解释最近逮捕了一群台大师生的事件。这一群人收听中共的广播，并且用录音带录了下来。警备司令部知道了，把他们捉了去查问。他们说只是好奇，想知道中共呼吁和谈，到底是说些甚么。警备部相信他们说的是实情，第二天就全体释放，只是没收了录音带。这位领导人说，如果在从前，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可以说是「企图颠覆」，也可以说是「为匪宣传」，单是听听共产党的广播那也罢了，录成录音带，显然是意图广为传播。

我说：「为了维护人民的民主权利与自由，台湾各方面的措施似乎应当进一步的放宽。有些事情其实不一定会损害到安全。」我又说：「卫生的要旨是维持身体健康，培养身体的抵抗力，比绝对的消毒更重要。一个自由的社会不可能完全隔绝外来的影响。要隔绝外来影响，势不免损害到人民的自由。」

他同意这种看法。他说，「警备司令部负责安全，自然在这方面特别小心些。我们和他们的看法不尽相同，经常商量研究。警备部的处理方式近年来是温和得多了。」

明报的一个青年编辑告诉我，他在台大读书时，曾参加一份由各大学师生出版的刊物的编辑工作，对于台湾当局时有激烈批评。毕业后要来香港，警备部不批准他出境，后来他向中央党部申请，徐晴岚先生调查他的情形后，代他说项而获批准。他说：「我到香港后，从来没有说过台湾一句坏话，我怕对不起徐先生。」

如果台湾永远不许他出境，他留在台湾而心中愤愤不平，对台北政权不会有甚么好处。

学习雷锋

十八、

任何国家对于外国人的入境都有限制，但只有集权国家才限制本国人民的出境。民主自由国家的人民出境不需要得到政府的批准，只有犯法或欠税的人才在出境时受到限制，此外，在战争时期也对人民出境有较严格的管制。因此，是否管制人民出境，也可算分别是否自由国家的一个标准。

台湾和中共处于半战争状态，对于入境者有严密的审查自然是必要的。然而如果有人不愿意住在台湾，即使他信仰共产主义而要去大陆居住，我以为尽可让他自由离去，对台湾并没有甚么损失；如果他离开台湾后要讲台北政府的坏话，也让他讲好了。在人民言，那是有充份的自由；在政府言，那是宽容。

宽容、理性、与渐进，这三种心理状态和真正的民主自由是不可分割的。

民主社会的工作方法，主要是一点一滴的渐进改革，而不是革命性的急剧转变。所以虽然以国际性的标准来说，台湾的民主自由颇有不足，但他们的确是在改进，那就是好的。

十九、

台湾在经济上的发展成就很大。这件事众所周知，不必细说。自从一九六五年美国对台的经济援助计划终止以来，台湾经济一直维持了每年百分之十以上的平均实际増长率，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増长率之一。去年的増长率是百分之十一。对外贸易去年出口増百分之四十八，进口増百分之四十七，总数六十亿美元。估计今年可达七十五亿美元，到一九七六年可能超过一百二十亿美元。国民平均收入超过三百七十美元，在亚洲仅次于日本、香港与新加坡。

台湾目前致力于发展经济，有人说现在的行政院是「经济内阁」。严家淦所以能升到副总统的高位，主要就是在于他在经济建设上的贡献。

严家淦先生最感兴趣的，相信还是经济建设。我到「总统府」去见他，从大门起踏着红地毡一直到会客室，两旁卫兵持枪敬礼，局面严肃之至，但听严先生谈话，却感觉是在一位经济学教授家里听他讲经济理论。他个性平易近人，那是早就听说了的，所以也不感到意外。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主要谈台湾经济的缺点，而不谈优点。

他说：就对外贸易与整个经济的比例来说，台湾仅次于荷兰，在全世界占第二位。比重太大，这是缺点。和外国的经济关系这样密切，如果主要的贸易对手发生了经济困难，国际间有重要的金融动荡，台湾不免受到重大牵累。

他说：我们过去的出品着重香蕉、凤梨等农产品，对日本的依赖性很强。现在输出以工业产品为主，市场是分散了，已安全得多。但我们的基础还是相当脆弱。想到我们可能遭遇到的各种困难，而这种困难的解决又不是操在自己手里，常常很感焦虑。

他说：我们的国防费用负担很重，预料美国的军援不久就会停止。但我们要尽快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关于国民收入，有很多种解释，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平均收入很高，但军费开支、政费开支用去了一大部份，老百姓的真正收入就不太多。我们要使老百姓的真正收入増加得很快。

他说：台湾工业在纺织、化学、机械方面发展得相当有成绩，但产品的质量还不很好。我们过去是尽量利用劳力，今后的方针是要大量増加投资，购买最新式的机械与设备，建造全世界最新式的工厂（他在解释这点时用了许多经济学上的英文名词，说是要从labor intensive转为capital intensive）。主要的原因是必须尽快提高工人的工资，工资増加后成本必高，只有大量的投资才能做到工资高而成本低。

他讲到最近两次去美国的情形，一次是参加杜鲁门总统的丧礼，一次是参加詹森总统的丧礼。他说：「有几个美国朋友见到我时很惊讶，话中的意思是说：怎么你还在这里？我以为台湾早完蛋了。」他心平气和的笑笑，说：「如果我们勤勤恳恳的为老百姓做事，我们是不会完蛋的。」

海外有许多人以为严家淦只是虚居其位，不过是摆摆样子的，因为一般国家的「副总统」都像是球队的后备员。但严家淦显然是在领导台湾的经济建设，在做很多实际工作。

他谈锋很健，谈得早超过了预定的时间。一个秘书进来轻轻说：「张秘书长在外面，有事请示。」我起身告辞。严先生说：「不忙走，不忙走。」他亲自出去请张宝树先生（中央党部秘书长）进来，要他一起参加，继续谈下去。

二十、

台湾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准到底怎样？这是评价一个政权的基本标准。

可惜我在台湾的时间太短，对这个关键性的问题没有深入了解。我所接触的人，除了官方人士之外，其余亲戚、报界同业、小说作者等等，都是中上收入的阶层。他们的生活不错，但不足以表示农民、工人等占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情况。

离开高雄时是大清早，曾见到成千人坐电单车在马路上迎面而来，颇为壮观。一问之下，原来是一家大工厂的工人去上工。至少，大工厂工人的生活水准不算低。

在桃园和新竹随意去看了几家农民的家庭，只在门口张了张，没有作采访。房屋很简陋，家具也有些破烂。但一家有电视机和电单车，另一家厅上有一只小小雪柜，桌上堆着一叠报纸和杂志。看到在田地里操作的农民很多人穿胶靴、乡下姑娘电髪、穿花裙子、戴劳作手套、田边放着原子粒收音机听时代曲，就像香港新界的农家姑娘一样。

听人说，目前台湾人生活上比较困难的是低级公教人员与一部份退伍军人。工人和农民大致上过得去。

学习雷锋

二一、

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所以失败，主要原因之一是经济的处理一场胡涂，滥发钞票，物价一日数涨，当真是民不聊生。那样的日子的的确确不是人过的。在最后这几年，大陆上的人民谁都不会一张张的数钞票，只是将银行扎好的一大叠钞票，几百万元、几千万元、几亿元的推出去买几斤米、几斤菜。

现在台币的币值相当稳定，物价増长的情况在世界各国中算是很低的。去年和今年的情形比过去厉害了些，但并不算严重，物价仍比香港为低。不过我觉得趋势似乎不很好，需要密切注意。从一九五三年到六零年的八年中，消费品物价指数平均每年増百分之九点七，相当厉害。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七一年的十一年中，每年只増百分之三点二，那就好得很。可是去年与今年又増加得快起来了。

台币币值所以能稳定，与政府的预算没有赤字有关。政府的开支控制得颇为稳健，不像从前在大陆时那样，政府随便用钱，不够了就随便印钞票。

一九七四年的预算仍旧没有赤字。国防费用的比例降低到只占总开支的百分之四十八点九一。今年还在百分之六十以上，过去曾高到百分之八十。占第二位的是社会福利支出，第三位是经济建设与交通，第四位是教育与科学文化。国防费用降到百分之五十以下，是廿五年来的第一次。蒋经国表示，今年决不办追加预算。同时除了外交与国防的项目之外，其余的各项开支公开交由立法院审查，那也是一项新的改进。

二二、

贫富不均的情形当然在所难免。和一般先进国家相比，我相信台湾的情形是更加不平均。由于经济发展，社会上涌现了一大批资本家。个人所得税征收得似乎很松弛，有钱人缴的税太少。对于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节制资本」，台湾显然做得并不起劲，相反的，是在极力鼓励私人资本的増长，用以促进经济。

大资本家大都是台湾本地人。大官僚成为大资本家的情形很少，至少在表面上看不出来，一般人也不知道。台湾没有从前的孔祥熙、宋子文一类大官僚资本家。我只听说台北、高雄那家富丽堂皇的圆山饭店是蒋夫人与孔二小姐投资的，此外就没听到甚么。

城市中的地价涨得很高，但比起香港来自然是便宜得很了。台北的地产商也建了许多大厦分层出售，分期付欵，建筑没有香港的房屋那么考究，设备也差些，价格当然低廉得多。

近年来投机的空气很盛。股票市场没有香港热闹，买卖股票没有成为风气，最热门的股票是塑胶工业。台湾股市的规矩是某股每天涨跌超过百分之五后，就须停止交易，称为停板，明天再做。当局对股票经纪管得很严。我在台湾时，见到报上有逮捕某经纪的新闻，因为他在一只股票涨停板后代客做黑市交易。

在台湾办工商业，当然不及在香港自由，限制多得多。说到做生意，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香港那么自由放任。

二三、

土地改革办理得相当成功。陈诚一生有很多缺点，然而在台湾办和平土改，却的确是遗爱在民，据说直到现在，台湾农民心中对他还是十分感激。

土改分几个步骤进行。第一步是三七五减租，本来地主获得收成的百分之六十左右，改革后规定地主只能收租谷百分之三十七点五。第二步是政府以公营事业的股票向地主收买土地，再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转卖给农民，同时政府还拨出大量公地来转卖给农民。第三步是重划和整理农田和城市土地。

现在土改完成已久，「耕者有其田」的目标已达成百分之九十。在土改进行期间，地主的反对当然是有的，但据说是「没有杀一个人」，不遵守法令的地主只是抓起来坐牢，坐到他「被迫勉强同意」为止。由于公营事业赚钱，地主持有股票事实上并没有吃亏，所以到现在，对这件事的反感也已过去了。

现在在台湾，买土地来建屋、开工厂店铺是可以的，买土地来租给佃农收租就不可以。但地主和佃农的关系也没有彻底消灭，还有百分之十的农业人口是佃农。为甚么要留下这样一条不合理的尾巴，我就不知道了。似乎由于在土改时给地主保留了小量土地，而这些土地仍由佃农耕种。

桃园有一所土改博物馆，陈列着整个土改的过程和历史遗迹。还有一所土改讲习所，专收外国留学生，将台湾和平土改的经验和方法教给他们。我去参观了这博物馆和讲习所。讲习所中目前最多的学员来自南越，是西贡政府派来的。据说阮文绍很有决心在南越实施台湾式的和平土地改革，以便争取农民的支持而和越共对抗。

讲习所的一位主持人说，菲律宾总统马可斯曾去台湾参观过土改方法，当时极有兴趣，很有决心在菲律宾实施。但回到菲律宾后，受到大地主集团的包围，整个计划就此告吹了。

谈到土改问题时，台北的领导人非常遗憾和痛心，说在大陆时由于内战，没有时间与条件来实施土改，否则的话，共产党就未必能胜利。我想，他们若不是在大陆上受了这样的打击，到台湾后未必有决心实施土改。如果真有决心，在抗战之前就可实施，抗战时在后方可以实施，战后在国民党控制的广大地区中也可实施。

土改不但使广大农民免于地主的剥削，同时土地属于自己之后，农民对生产的兴趣大大提高。台湾目前农作物的亩产量比土改前已増加得很多。一九七一年与五二年时相比，稻米亩产量平均约増百分之五十。

学习雷锋

二四、

去参观了石门水库，那是相当巨大的工程。水库管理局局长魏巍先生向我解释这水库发电多少千瓦、灌溉多少万亩田地、每年可以増产多少粮食、如何防止下游的水灾旱灾等等。那当然对民生贡献很大。但我曾见过大陆上更大的水库，所以对石门水库也不印象如何深刻。

印象深刻的是魏先生对于延长水库寿命的热诚。他解释，每一座水库都是有一定寿命的，石门水库的寿命可以短到五十年，也可以长到八十年，就跟一个人的寿命差不多，寿命的长短全看平时怎样保养。由于泥砂冲积，水库势不免越来越浅，到后来终于不能使用了。挖去泥砂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事，费用还大过建造一座新的水库，所以管理局的主要任务是尽力阻止上游的泥砂冲入水库。这一带石质很松，极易风化，防护工作特别困难。

台湾的河流和大陆上的完全不同。由于坡度峻急，源近流短，不下雨时根本没有河水，一下雨就泛滥成灾，直冲入海，所以台湾没有内河航行。这些河流实在不美，简直是十分丑陋。河里没有水，只有光秃秃的大圆石，我看到时心里有些难过。这似乎象征台湾人的处境，他们自古以来生活在一块艰苦的土地上。

台湾最大的水库是曾文水库，刚刚完成，比原定计划提早了大半年，可以早一年赶到雨季而储水。听说兴建曾文水库的总工程师是廖文毅，以前「台湾独立运动」的领袖，曾在日本自封为「台湾大总统」的。他是土木工程专家，现在是以自己的专长真正为台湾人谋幸福了。

经过横贯公路见到了达见水库的建筑工程。达见是原来的地名，现在要改称德基水库。我倒觉得原来的名称也很好。我们要求于台北当局的，「见识明达」比「以德为基」似乎更加重要。

横贯公路是我生平所经历最惊险的旅程之一，与以前在内地时经过的川湘公路、川贵公路等各有各的惊险。这条公路是退伍军人所建造的，坐在汽车里走一遭都有栗栗危惧之感，当年开山辟路的艰辛，可想而知。听说在这条路上开公共汽车的司机开一天车便要休息一天，休息的那天必须在公司宿舍里住，以便保养精神体力，应付第二天的危险任务。

横贯公路的中途站是梨山，漫山种遍了梨树，也都是退伍军人的产业。在春天，梨花盛开，烟雨蒙蒙，想象起来当有回肠荡气和慷慨悲壮的兼美。

在高雄去参观了石油公司。从中东运了原油来提炼，生产的汽油三分之一供给本省所需，三分之二出口，副产品有塑胶原料、沥青、硫磺等等。石油公司的规模极大，赚钱也多，听说每年上缴的利润在政府收入中占相当大的比例。

台湾公营事业大都赚钱。负责退伍军人福利事业的荣工处赚很多钱，退伍军人所办的欣欣餐厅之类机构和大理石厂赚钱，国民党党营的中央日报赚钱。比之许多国家的国营或公营事业通常要亏本而由国库拨款支持的情形，台湾的公营企业算得是很有效率的。由此推想，公营事业中如果有贪污的话，也不会太严重。

二五、

台湾的交通建设、工厂、水利建设等颇具规模，但当然不能和大陆的相比。台湾是中国最小的一省，自然资源很缺乏的一省，公平的来说，只能和福建、云南、贵州、广西等某一省单独的作对比。何况台湾小小一省负担了六十万军队的开支，负担了从大陆撤退下来的整个中央政府的开支。

台湾和大陆的经济建设都有成绩。可是廿四年来，那一个国家、那一个地区没有进步呢？只要没有战争，即使是最懒惰的国家也有进步。问题是进步的速度，以及大多数人民分享了多少好处。整个社会的财富是大资本家、大地主、特权阶级攫去了，还是主要由人民大众所得？是给政府拿去了，还是普遍的「藏富于民」？

我个人不赞成马列主义，所反对的不是马克思所主张的改善工人生活、公平分配财富，而是其中所包含的剥夺个人生活自由、阶级斗争、政府权力至高无上。就发展生产来说，自由经济的制度好得多，但社会主义制度对财富能作比较公平的分配。现代的潮流是资本主义国家多多少少已带有社会主义的倾向，而共产国家也不得不采用自由经济制度的某些优点。

台湾明年度的预算中，社会福利经费占第二位，教育文化经费占第四位，应当说是有意义的趋向。对于退伍军人的生活处理，如兴办集体化的工厂、农场、商店，就带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中共近年来多了些文化与温情，少了些政治斗争。这种趋向是大多数中国人所欢迎的。中共在争取民心，国民党也在争取民心。

中共说国民党在台湾压迫人民、腐败无能。国民党在大陆时确是这样，但近年来是在大大的改进了。中共的所作所为，也不是如国民党所说的那么一无是处，至少，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有了许多令人赞赏的改变。

台北当局在宣传上必须攻击中共，自然在所难免，但在作重大决策之时，应当作平实而客观的估计。大陆的人民并非个个反对共產党。大陆的穷人虽然所享受的自由并不多，但他们本来就没有多大自由，虽然生活水准并不怎么高，但他们以前是处于饿死的边缘。

台北当局应当体会到，提高人民生活固然重要，但一个政权要得人民拥护，人民还需要感到公平——法律上的公平、机会的公平、以及财富分配上的公平。不是平均，而是公平。

学习雷锋

二六、

去金门访问，中央党部海外工作组副主任梁子衡先生、国防部军事发言人李长浩少将、军事发言人室的林祖阁上校三位陪我同去。一起去的还有国防部政治部副主任白万祥中将。

白将军是山东人，以前在江西做政治工作，长期来追随蒋经国。国民党现在对军中的政治工作非常重视，主要任务是激励官兵的士气。在大陆时，国民党军队里没有政治工作，士兵不知道为甚么打仗。中共部队的政治工作却做得极好，政委的权力比部队指挥官还大。国军装备精良，人数众多，可是在大陆兵败如山倒，士气不振是重要原因。他们接受了经验教训，于是对军中政治工作做得不遗余力。蒋经国自己，在做国防部长之前就是当国防部的政治部主任。

李将军是带兵官出身，少年时入海军小学学海军，抗战时进中央军校，学的是炮兵，毕业后入伍当炮兵少尉，到缅甸打仗。胜利后与共军作战，在东北打仗时升到炮兵营长，应考合格而派到美国学海军陆战科。他现在的军阶是海军陆战队少将。他是广东人，典型的广东军人模样，身材瘦小，但精悍干练。

那天早晨金门在下雨，云层很低，我们在台北的空军基地等候天气好转，足足等了三个钟头，也和白、李两位将军谈了三个钟头。李将军是和中外记者打惯了交道的，但对我所提的问题一切答复得非常详细，完全没有官方军事发言人的官腔。我很喜欢他坦率的作风，心里想：「和这样的人交朋友很有乐趣。」

白将军公务很忙，在等飞机的时候，也不断有部属来向他请示，所以我的各种问题主要是向李将军提出的。下面所记是他谈话内容的一部份。

二七、

军队分派系，是国民党在大陆打败仗的主要原因之一。现在分派系的情形已彻底肃清。任何带兵官的职位限于两年一任，在特殊情形下可以延长一任，必须得到国防部批准。延长任期的情形极少，通常也只批准延长一年。例如某人当甲军的军长，两年任满后如果不升职，就调去乙军当军长，乙军的军长则调去丙军当军长。师团营连排长都是这样的轮调。因此再没有某部是某人嫡系部队，某人是某长官亲信老部下的情形。

听说这种情形中共部队还不能彻底做到。林彪掌握军政军令大权时，曾想打乱各野战军的传统系统，由他四野的亲信去控制所有的部队，但遭到重大抗拒而无法办到。台湾地方很小，军队都在附近，要办到这件事是容易得多，不像大陆上的军队分驻遥远的地区，易于形成地方性的势力。

我觉得台湾的办法有些像唐初的「府兵制」，将官和部队并不联系在一起，命将出师之时，每一个将官可以统率任何一支部队。

部队属于国家而不属于将领，那么军人要发动武装政变就几乎不可能，这是西方国家一般的军制，可说是民主政体的一种保障。我还想到，这种制度不但使得部队长官不能挟兵自重，无法向中央跋扈，同时，中共要游说某一个国民党将领「起义靠拢」而举兵造反，那也极不容易办到。这是我内心所思，没有跟李将军提起。

但将领如此调动频繁，兵将不亲，战斗力是不是会减弱呢？

他认为并不会。因为各部队的训练方式划一，指挥方法也一致。同时作为部队骨干的班长并不调动。班长大都是职业军人，富于经验。

台湾行征兵制，年满十八岁的男青年都要当兵两年，如果是空军、海军、陆战队、炮兵、技术部队则是三年。要读大学的可以缓役，毕业后仍须当兵。以前，大学毕业生可以当少尉或准尉，现在大学毕业生入伍的多了，大都是当上士。服役完毕后退伍，列为后备役，战争发生时应召入伍。这些年累积下来，后备军人的数量已很大，一旦总动员，受过至少两年训练的官兵会超过现役军人好几倍。

台湾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士兵最低的教育程度是初中毕业，高中毕业生很多，大学生也不少。这些「学生兵」会不会有战斗力？能不能率领大批戴眼镜的书生去冲锋陷阵？

李将军说，他在新一军时从排长当到营长，从缅甸一直打到长春、沈阳，所带的兵大都是知识青年。在国民党军队中，他们的部队是战斗力最强者之一。知识青年不能像农民那样吃苦，但由于学校中的体育训练，更加敏捷机动.。说到怕死不怕死，其实任何人都是一样的。用刺刀来肉搏当然不及老粗，可是今后的战争主要是机械化的，尤其是台湾的攻防战，更以科学技术为主。在现代化的军队里，懂得机械、化学、数学的士兵，战斗力比老粗要高许多倍。

军队中的士兵可以说全部是台湾出生的，有些人的父母来自大陆，但其间并无甚么分别。高级军官大都是大陆来的。

当局不大愿意台湾本地人当高级军官？

他说决无歧视。不过做到高级军官，必定要经过一系列的过程，像他自己，从军校毕业、作战、受训、带兵，三十多年才升到少将，中间还没有甚么挫折。台湾人以前在日本的统治之下，极少有他这样的机会。但如是职业军人，台湾本省人升职的机会决不小于外省人。他举了陈守山将军的例子。陈将军是台北市人，抗战时在大陆读军校，与李将军同期，都是黄埔第七期，现在是中将，担当很重要的实际责任。李将军说，时间过去，年老的将领要退休，将来台湾本省人升将军的一定越来越多。

学习雷锋

二八、

谈了一个多钟头，林上校来向白、李两位将军报告，金门不下雨了，上空的能见度八百公尺，还须再等一会。李将军想到了一件事，要林上校去打个电话给一个美国老太太，教她怎样去办一项手续。李将军对我解释，这个美国老太太的丈夫是牧师，两夫妇在高雄附近的左营传教，前年丈夫死了，她回到美国去和儿子同住。那知儿子、媳妇完全不理她。她在中国地方住得久了，深感美国社会冷漠无情，没有中国人社会中温暖和亲切的人情味，于是申请到台湾来永久居留。李将军以前在左营的陆战队基地服务，识得这对牧师夫妇，答允做她的担保人。

于是他谈到生活方式的问题。他说我们反对共產党的生活方式，并不是说就全盘接受欧美社会的生活方式。「我们军人献身党国，但仍旧有自己家庭、朋友、个人生活的自由。我们军人的生活本来没有老百姓那么自由，可是当兵的最怕关禁闭，那就是怕没有自由。」他说：「共产党如果打过来，我们军队一定抵抗到底，城里和乡下的老百姓也一定打，这一点毫无问题。乡下老百姓不懂甚么叫生活方式，然而决不肯过共产党统治下的日子。如果一九四九年时共产党一下子打进了台湾，台湾老百姓不见得会抵抗，他们不明白共产党。现在可不同了，大大的不同了。」

他谈到这几天心情比较轻松，刚考试完毕，倘若成绩合格，可以拿到两张证书。原来台湾军中有各种各样的讲习班，他修习的是电脑分析与国际贸易两科，都是请大学教授来讲授的。 我觉得有些奇怪，高级将领读国际贸易有甚么用。他详细介绍军中进修的情形，说自上将到小兵，除了学军事外还得学其他学科，凭各人自愿选择。青年人入伍两年到三年，在军队里一样可以学到谋生的技能，这两三年时间在人生的历程中决不是浪费。比方说学修理汽车，保养飞机，都是培养了专门技术人材。至于军官继续进修，一来是求扩大眼光，现代化军队的军官不能再是老粗，再则是为实用。他举例说，基隆或高雄港口司令应当懂税务、航海学、交通运输、工商业管理。台湾是一个海岛，一切军事行动都与海洋有关，陆军指挥官也应当懂气象学和海洋科学；台湾时时有地震，军官应当懂地质学。

有些军官读「比较宪法」，可以知道真正的民主和人权是甚么，军人应当是民权的保护者，而不是去侵犯老百姓的人权。也有些军官读哲学、逻辑、外国历史、中国历史，「全军上下要充分明白为甚么打仗，为甚么一旦有战争时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

白万祥将军对于推动军中的进修负很大责任。他说，政府有意思让所有的文职公务员也参加进修。科目的选择是绝对自由的，总之要自己感到兴趣，学到的东西对自己有用。对自己有用，也就是对国家社会有用。「我们不可以干涉人民的私生活。进修学问和学习技能是私生活，军人与公务员也是人民。不过政府努力提倡，供给师资和环境。」

二九、

关于金门的情形，报道已有过很多。古宁头和共军作战，金门的地下坑道，地底下巨大的「擎天厅」，当年的炮战等等，我所见到和听到的，与其他去参观过的人也没甚么两样。

金门岛现在事实上是一个大要塞，地底的坑道纵横全岛，大卡车和坦克车通行无阻，地面上和地底下，到处都是炮位和机关枪阵地。

金门的防守副司令接待我们，带领我到各处去参观，回答我所提出的各种问题。

共产党如果要打金门，是不是能拿得下来？他说：世界上没有絶对攻不陷的要塞，问题是代价。他们要是倾全力来攻，不惜任何牺牲，金门的防军和老百姓全部战死了，当然也是攻得下的。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牺牲一定重大之极，一定比我们大好几倍，在最初几个月中，他们必定要吃几个大败仗。他们要考虑到是否值得冒险。或许中共不怕牺牲兵员，但如久攻不下，面子攸关，也不是小事。

现在还是隔日炮轰金门么？只是形式上的，他们偶尔打几发空炮，送些宣传品过来。我们通常并不还炮。双方的心理战、喊话、广播、空飘和海飘也都降级了。我们避免挑衅。

双方渔民误入对方海域，或者遇到飓风而到对方港口中避风的事也常有发生。双方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请对方渔民很丰富的吃一餐，带领他们去参观当地老百姓的生活，然后奉送些粮食礼物，让他们自由离去。现在大家对这些渔民都不作甚么政治宣传。

他详细解释金门増产粮食和大种果树的计划，几年之后，金门将有大量水果运去台湾和出口到国外。金门在经济上将来不再是台湾的负担，而是一项资产。

金门和离岛的驻军有六万余人，老百姓也是六万余人。金门居民满十八岁后，不论男女，一律参加军事训练，人人发枪发子弹。男子满四十五岁，女子出嫁后，收回，所以金门的青年人人枕头底下有一根枪。「全世界都知道以色列的女兵厉害，却不知道我们金门的女民兵也了不起。共军来攻金门，不但要对付我们正规军，还要对付每一村、每一家人家的民兵。这件事证明人民和政府完全是一条心，如果人民和政府对立，我们怎么敢发给老百姓？几万有枪的老百姓造起反来那还了得？」

金门大概是全世界最清洁的地方之一。（据我所见，广东的佛山大概也是全世界最清洁的地方之一）。金门正在推行礼貌运动，希望人人恭谨有礼。我想，这是很有必要的。家家户户都有枪，如果礼貌不好，邻居们打起架来可问题大了。

三〇、

如果中共决心大建海军，要派遣大军去攻打台湾，而那时美国已撤销了对台的协防条约，台湾在全无外援的情况下，是不是会考虑与苏联订立某种形式的军事同盟？

在一般人想来，苏联与中共双方各有大军在边界上对峙，苏联与台湾结盟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如果美国的第七舰队撤出台湾海峡，苏联派一支舰队在台湾海峡游弋，中共军队就无跨海东攻的可能。人们又想到，蒋经国曾留学苏联，他太太是俄国人。

我曾向台北的领导人提出这个问题。

他们的答复是：永远不会和苏联结盟。

他们说，曾看到「明报月刊」上的一篇文章，转述香港一家左派刊物的报道，据说有几个台湾居住在外国的侨民到北京，周恩来接见了他们。周恩来说，苏联要求使用澎湖的海军基地，作为苏联船舰的修理与补给站，但为蒋介石严词拒絶。周恩来认为蒋介石的态度很好，不过蒋经国怎样，那就无可预料了。台北的领导人说，周恩来一定是得到了错误的情报，苏联从未向台湾提出过这一类要求。当然，如果苏联提出的话，我们也一定严词拒絶。对这种事情我们并无隐瞒的必要。

他们说：我们是为了保卫民主自由、为了保卫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所以坚决和中共斗争到底，这是根本的大原则。假使我们的目的是在争权夺利，只是为了维持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权，那么和苏联合作可能是有利的策略。美国停止对我们的援助，我们可以争取苏联的援助，但我们的基本原则决不容许做这种事情。

他们说：和苏联结盟，那就是接受共产主义和集权政治。我们始终是民主自由世界的一部份。全世界的民主自由国家可以全部和我们绝交，但我们决不放弃民主自由的原则，决不放弃中国人一向认为宝贵的价值。假使我们可以接受苏联的共产主义，为甚么不能接受中共的共产主义？

他们说：我们都是几十岁的人了，我们确信自己做的事对国家人民是有利的。倘若整个民主自由世界要孤立我们，我们也只好孤军奋斗，死而后已。只要无愧于心，一切努力就有了价值。是功是过，留待历史判断好了。和苏联结盟是出卖了中国人民，当然也是出卖了住在台湾的中国人。过去我们犯过许多错误，现在正在努力改正。若和苏联结盟，那是最大的错误，你放心，这种错误我们决不会犯。

学习雷锋

三一、

台北政权如果没有外援，那么依赖甚么作为支持的基础？

他们说：我们依靠台湾一千五百万人民的支持，海外广大侨胞的支持，大陆上千千万万反共同胞的支持。

说依靠侨胞和大陆人民的支持，就算不是空洞的官样文章，至少，这种支持是极其有限的。台北政权必须得到台湾大多数人民的支持，这一点却绝无可疑。如果说以前国民党政府在台湾的统治，主要是由于从大陆带去了几十万军队的武装力量，但廿多年过去了，老将老兵死的死，退伍的退伍，现在的军队主要是由台湾本省人组成的，党政机关的基层干部也多数是本省人，如果得不到本省人的支持，国民党政权的确无法存在。国民党不可能再到大陆去招募几十万新兵来「镇压台湾人」。

所以，台北政权力求振作，撇开各种原则与「为国为民」的话不谈，那也是为求生存之所必需。

台湾当局力求消除外省人与本省人之间的界限。「台独」分子指责国民党歧视台湾人，我相信那已是过去的事，因为国民党现在没有歧视台湾人的「本钱」。时间慢慢过去，来自大陆的人老了死了，他们的子女都是台湾人。国民党如果歧视台湾人，那是违反他们自己的最佳利益。

外省人与本省人普遍通婚。蒋经国的女儿就是嫁给台湾本省人的。

台湾人除了极少量的高山族之外，都是从大陆移去的，只有先到后到的分别，其余的完全一样。大家都说国语，相互间交朋友也全无隔阂。那天古龙他们请我吃饭，客人之一是电影「鬼见愁」的主角易原，他是台湾本省人，和诸葛青云他们「大哥、二哥」的叫得挺亲热。他在席上高歌台湾民歌两曲，调子爽朗，他也唱得爽朗。

但如说国民党在政治上对本省人完全一视同仁，在目前还不见得。我猜测，国民党不可能完全忘了「二二八事件」，一定会提防本省人闹独立，将外省人全部排挤出去。至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台独」的活动主要都是在海外，在台湾境内全无力量之可言，但也不是不存在，发生过彭明敏事件，发生过蒋经国在美国被「台独」分子行刺的事件。台湾省省主席谢东闵是本省人，担任部长级高官的本省人也多了。各个机构的主管如果是外省人，通常总有一个副主管是本省人。在心理上，外省人与本省人的分别还是有的。真正的主要权力是在外省人手里。

我以为台湾应当取消「籍贯制度」。一个人出生在那里，就是那里人。中国人的传统习惯，父亲是那一县的人，儿子也是那一县的籍贯，跟他本人的出生地无关。所以我的儿女算是浙江海宁人，其实他们一句浙江话也不会说，对于我的故乡知道得极其有限，更加谈不上有甚么乡土感情。中国人从前讲究门第家世，科举考试不得「冒籍」，同乡间要互相奥援，所以籍贯有其重要性。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籍贯毫无作用。人的眼光与胸襟在不断扩大，到将来，世界大同，天下一家，连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分别也要消失的。

台湾如果取消了籍贯制度，将来连在心理上也没有了外省人与本省人的界限。这件事对于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很有关系，那时候选人惟才，用人惟才，谁来管他是甚么地方人。

三二、

以前在国外曾遇到些台湾的留学生，和他们讨论过台湾问题。其中有些是基本上拥护国民党但颇有批评意见的，也有几个是「台独份子」。「台独份子」的主张现在似乎和前几年已有重大改变。从前他们认为「台湾人」不是中国人，所以国民党无权统治他们。但现在他们同意大陆来的外省人与本省人有同等的权利，不过国民党政府独裁、不民主，所以非推翻不可。他们要独立为一个自由的国家。

说「台湾人」不是中国人，那是无论如何说不通的。他们说中国话、写中国字、遵守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他们的祖先也是来自福建、广东各省，唯一的不同只不过是移居到台湾去早了几代而已。中国数千年来，那一省的人不是东南西北的移居到别省去的？

我说：「既然你们承认新到台湾的外省人和本省人有同等权利，那么在进行全省普选时，外省人也有同样的选举权和被选权了？」他们说：「是的。如果是真正民主的选举，蒋介石也有资格当选为台湾总统。」我说：「那么你们反对国民党，只不过为了他们不民主，而不是为了他们是外省人？」他们承认了这一点。我说：「这样说来，你们其实只是争取民主，而不是为了台湾要独立。」他们说：「台湾要先独立，然后组织民主政府。」我说：「如果民选的议会不赞成台湾独立呢？」他们说：「一定赞成的。」

我又问：「如果中共派军队去攻台湾，台独的立场怎样？」他们说：「台湾人一定坚决抵抗，战到最后一人。」我说：「你们在国外，说说这种话很容易。」他们说：「如果共产党派兵来，我们大家回台湾去拼命。」我说：「那么你们和国民党要采取联合行动了。」他们说：「不错。不过我们希望中共了解我们的立场，支持我们的独立主张。任何地方的人民都有自决的权利，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

我觉得他们不大懂实际政治。或许，我所遇到的那几个青年，并不能完全代表「台独」的意见。

这次去台湾，当然没有遇到「台独份子」。在台湾，他们决不敢公然露面的。

台湾赞成和中共谈和而统一的，目前似乎只有大学中的若干青年教授、讲师和学生。据「台独份子」说，「他们是大陆来的人，或者是外省人的子女，他们的根源在大陆。他们主张和中共进行和谈，只不过自己想回大陆去。他们并不是为台湾人着想，站的不是台湾人的立场。」

我在台湾也没有亲耳听到有人赞成和中共谈和。当然，如果有人赞成的话，也决不敢对我说。

来自北国江南、川湘岭南的人，谁不想念故乡呢？二十四年过去了，故乡山水风物依然，人事却已全非。或许是变得更加好了，或许我们不喜欢这样的改变，但午夜梦回，总是会有乡愁罢。这种心情，我们从大陆来到香港的人也是一样。飘零海外，自不免有故乡之思。可是，只有老一辈的人才有这样的感情。三十岁以下的人却不会有了。

三三、

香港也是中国人组成的社会，「中国风格」却比台湾欠缺得多了。香港人在英国长期统治下，毕竟是受到了很多的西方影响。

在台湾，人情和习惯就像是从前的中国大陆，没有受到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和香港相比，台湾有更多中国社会的优点，也不免有更多中国社会的缺点。

台湾人很有礼貌，待人亲切和蔼。商店的店员、餐厅的侍者、的士司机、开电梯的人，几乎个个笑脸迎人。开汽车的遇到交通阻塞，极少会说粗话骂人。日本人在表面上更有礼貌，但我总觉得他们的笑容和九十度鞠躬通常总是冷冰冰的，不像台湾人的礼貌中有一份温暖的亲切。

台湾人对客人很热情。中国人向来是这样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也是这样。香港人却往往做了几十年邻居而从来不含笑招呼。

台湾的治安很好。原因之一是当局对暴力罪行犯采取严刑峻法，三人以上的合伙抢刦要处死刑，单人匹马的盗匪处无期徒刑或极长期的徒刑。听说有一个小岛叫火烧岛，犯了重罪而不致处死的往往要流放火烧岛，歹徒听了怕得要命。

在酒店里遇到了几位香港来的熟人，于是约了一起到一位朋友家里玩「沙蟹」，一直玩到深夜。三点多钟出来在冷僻的街上走，没有人觉得害怕。在香港，这样的「安全」是许多年以前的事了。

台湾人情味浓，大家做事不免讲情面。只要有熟人，什么事情都方便些，大大小小的特权阶层自然由此产生。甚至买一张对号火车票、订一家酒店房间，往往也要讲交情和面子。不像香港那样一切直捷爽快，公事公办。

工作效率有大大提高的必要，许多事情实在组织得不够好。台湾人做事不大紧张，还颇有东方农业社会中那一份闲散。多一些闲情逸致，本来也是生活的情趣，那是一般西方人所领会不到的。然而讲发展经济，工业化，做组织工作，总不免落于人后。

见到一些人很爱摆架子、打官腔，那通常是较低级的公务人员，事情办不好，先把一切责任推在别人头上再说。这种作风已有二十多年没见到了，香港和新加坡极少有，台湾却相当普遍。

一般人不大守秩序，马路上的汽车交通更是混乱之极，驾车人对马路中心的白线视若无物。不守公共秩序似乎是一件威风神气的事，在心理上，好像侵犯旁人的权利是表示自己是高人一等。当局正在努力纠正，宣传标语多得很，但显然还没有收到多大成效。

学习雷锋

三四、

台北的领导人在和我谈话时，称中共为「共产党」。他们自己人之间谈话，则仍是称「共匪」。中共当然不是土匪。土匪以打家劫舍、奸淫掳掠为生，不可能建立一个规模宏大的政权。单以国民党本身的利益来说，称中共为「共匪」恐怕也是不妥的。因为这是轻视了敌手，减少了「如临大敌」的恐惧戒慎心理。再者，自己被一群「土匪」打败了，那也没有什么光采。中共从前称国民党为「蒋匪帮」，后来将这个「匪」字取消了。其实国共双方都不是「土匪」，而是两个政见不同的政党。现代宣传的原则，不论是商业的或政治的，与其空洞的侮辱对方，不如以具体事实指出自己的优点与对方的缺点。当然，更重要的是必须努力扩大己方已有的优点，创造新的优点。

中央党部大陆工作组除了对大陆广播、以汽球将宣传品送往大陆等等之外，研究大陆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也是重要的工作。他们的大陆研究人员为我举行了一次座谈会。这些研究员都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从大陆出来的，对中共的内情相当了解。座谈会中谈到邓小平复出事件。我的看法在「明报」社评上都写过了，没有什么新鲜意见好说。从他们的谈话中，我觉得他们对大陆的研究倒是相当平实的，并不像国民党公开发表的文字中那样，一味认为中共「内外交困，灭亡在即」。他们提到，中共中央大致上能够有效的控制全国，地方军人事实上不能建立地区性的「独立王国」。他们说，沈阳军区司令陈锡联手下一共有十三个副司令，对他的牵制很大，陈锡联不可能反抗中央。其他各军区也有类似的情形。

在和蒋经国谈话时，曾提到周恩来。他说：抗战时在重庆常和周恩来见面，他的确是很能干的，很会玩政治手段。他认为周恩来对中共有大功劳，如果中共没有周恩来，那是搞得一团糟了。

近年来中共领导人在提到蒋氏父子时，也不再有谩骂的口吻。

国共双方的政治风度显然都増加了。或许因为大家年纪大了，火气少了些；或许因为目前国民党既不能「反攻大陆」，中共也不能「解放台灣」，不如大家客气些。

我们报馆有一个同事三月间在美国曾遇到傅泾波的女儿，谈了很久。傅是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机要秘书，当年司徒雷登调解国共内战之时，傅泾波很出了一阵风头。现在中共呼吁和谈，傅泾波又有跃跃欲动之势。据那位傅小姐说，中共当局曾通过驻外使馆，送了两斤特级吉林老山人参给蒋介石，以资补养，请他保重身体。台北方面说不知道有这件事，如果有的话，也不过是中共的和平攻势而已。

蒋介石的身体确是不很健康，目前是在家里休养，听说是从感冒而起的，近来已康复了些。在教育部的一次午餐席上，闲谈中有人提到欧洲注射羊胎素的老年保健法。有人说：「不知能不能请老先生试试。」

我想起了三国时魏国羊祜和吴国陆抗各领大军隔江对峙的故事。某次陆抗生病，羊祜送了药去。陆抗的左右劝他决不可服敌人的药物，陆抗说：「岂有酖人羊叔子哉？」服药之后，果然病就好了。两人的政治家风度千古传为美谈。

政治上双方尽管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寸步不让，但风度毕竟也是重要的。

金门前线双方善待对方的渔民，也可说是「羊陆遗风」。陆抗常常告诫部属：「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无求细利。」

三五、

台湾的前途究竟怎样？

中共明确表示要以和平方式解决。和谈是和平方式之一。国民党坚决拒绝和谈。中共是否可能以内部顛覆的方法搞垮国民党政权？在目前的情势下，可能性也是极小。

中共在各种和平手段都试过而无效之后，是不是会终于发动军事进攻？

中国的历史经验中有一条原则：攻人之国，必须乘敌之衅，卽左传上所说的：「雠有衅，不可失也。」又说：「观衅而动。」衅，是间隙，是有机可乘。必须等敌人内部发生了重大错误，这才动手。当年吴国想伐魏，陆抗认为不可，上疏说：「昔有夏多罪而殷汤用师，纣作淫虐而周武授钺。苟无其时，虽复大圣，亦宜养威自保，不可轻动也。」

毛泽东用兵的原则是「不打无把握的仗」。攻打台湾是一件动员数百万兵力的大行动，双方都是能胜不能败。国民党一败，就此灭亡；中共若败，那也是动摇国本，大损威信。

中共要对台湾用兵，我认为必须具备四个必要条件，缺一不可：（至于取得制空权、制海权等等军事上的必要条件暂置不论。）

第一、中共内部安定，政治上的主要问题都已解决。

第二、苏联在军事上威胁中共的情况已经解除。

第三、美国明确明示，中共如果攻台，美国不在军事上协助台湾。

第四、台北政权腐败无能，台湾人民普遍不满，人心思变；或者，台北政权内部分裂，互相斗争，发生内乱。

中共的内部情况如何，美、苏与中共关系怎样演变，那都是台湾所不能控制的。台北当局唯一所能做的，只是修明内政，亲附百姓。如果台湾极大多数人民喜爱现在的生活状态，坚决不愿改变现状，当中共大军来攻时的的确确要竭力抗拒，那么台湾是无隙可乘，中共大军就不会来攻。尽管中共军事力量比台湾强大得多，但如这一仗没有必胜的把握，中共自然知道「养威自保，不可轻动。」

学习雷锋

三六、

国民党退到台湾后，以「毋忘在莒」的口号自励，所以金门有「莒光楼」，台湾有「莒光号」火车等等。这句口号用的是战国时田单复齐的典故。燕将乐毅攻齐，取齐七十余城，只有莒、即墨二城未下，后来田单凭借二城，破燕军而复国。国民党以这故事作为奋斗的模范，表示失地虽多，只要奋斗苦守，终有尽复旧地的一日。

分析这桩史实，有几个重要的因素是值得注意的。

首先，齐国起初所以大败，是由于齐愍王横暴虐民，后来所以复国，是由于继任者痛改前非。这一点乐毅在攻齐之初即就料到了的。他开始进军时打了大胜仗，有人劝他适可而止。乐毅认为机不可失，非根本摧毁齐国的力量不可。他说：「齐王伐功矜能，谋不逮下，废黜贤良，信任谄谀，政令戾虐，百姓怨怼，今军皆破亡，若因而乘之，其民必叛，祸乱内作，则齐可图也。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过恤下而抚其民，则难虑也。」

国民党当年在大陆，「政令戾虐，百姓怨怼」这八字评语恐怕是免不了的。一九四九年时国民党「军皆破亡」，中共如因而乘之，一鼓作气的攻台，台湾有极大可能「其民必叛，祸乱内作」。现在国民党颇有「悔前之非，改过恤下而抚其民」的情况，二十四年下来，此时再攻台，不能说一定攻不下，至少是「难虑」，没有绝对把握。

其次，当燕昭王决策英明、知人善任之用，田单无机可乘，直到昭王逝世，继任者惠王作了错误的决定，不用乐毅而用愚将骑刦，田单才能反攻。

再者，田单在即墨城和士卒一起做苦工，「妻妾编于行伍之间，尽散饮食飨士」。鲁仲连后来对他形容他那时的作风说：「将军之在即墨，坐则织篑，立则仗锸（努力生产劳动），为士卒倡曰：『无可往矣！宗庙亡矣！今日尚矣！归于何党矣！』（没有退路了，祖宗的祠堂也给人毁了！今日如不决战而投降，真是没有下场了）当此之时，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闻君言莫不挥泣奋臂而欲战，此所以破燕也。」

因此，「毋忘在莒」，并不只是坚守待变那么简单，其中包括：痛改前非、恤下抚民、努力生产、同甘共苦、激励士气、上下齐怀必死之心等等因素在内。但即使能够这样做，如果对方在政略与战略上不犯重大错误，仍是未必能够成功。

三七、

中共要「解放台灣」主要包含两个意义。一、台湾人民苦受国民党政府的压迫，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共为了爱护中国同胞，所以去解其倒悬，使得台湾人民得和大陆上的人民一样过幸福生活。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必须统一。

既然是「解放」，被解放者必须日子难过，渴望改变。如果台湾人民的生活并不痛苦，和「已解放者」相较也不更差，那么「解放」就不成其为解放。因此「解放」两字之中，含有苦乐对比的意义。

目前双方都不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双方所努力的，就应当使得治下人民的生活，比对方治下的人民更好。这样的和平竞赛，对于全中国人民都是有利的。

台北当局只有使台湾人民爱惜现状，人民才肯出力来保卫现状。中共如能以具体事实表现，生活在中共政权下确比受国民党统治好得多，「解放台灣」决非难事。

至于中国要统一，这个原则是谁都同意的。毛泽东这样主张，蒋介石也这样主张。问题是怎样统一，在甚么情况下统一。

越南停战前后，北京曾数次正式表示态度，赞成南越和北越将来和平统一，组成一个「独立、民主、中立、人民享有宗教自由、信仰自由、言论出版自由、企业自由、居住自由、行动自由、集会结社自由、财产权、人民权利获得充分保障的民族和睦政府」。

我相信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所盼望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政府，希望大陆和台湾将来终于能够和平统一，组成一个独立、民主、中立、人民享有宗教自由、信仰自由、言论出版自由、企业自由、居住自由、行动自由、集会结社自由、财产权、人民权利获得充分保障的民族和睦政府。

我这一生如能亲眼见到这样的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出现，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

（原载一九七三年六月七日至廿三日香港「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