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长篇佚文 谈「彷徨与抉择」

学习雷锋

一三、狂热份子和理性

中共的保密制度，当然比国民党严格而有效得多。国民党的保安手法，模仿日本和德国的那一套，本来也不输于中共的苏联方式，但尽管国民党的特务人员手段十分狠辣，整个政治制度的精神，却还是中国人传统，即「马马虎虎、得过且过」，有什么重大机密泄漏了出去，事后也未必有什么严厉的惩罚。

这种情形并非只见于国共的斗争之中，近三百多年来世界上发生过许多严重的冲突，一方面组织严密，纪律如铁，另一方面自由散漫，温情随便。我在这里想引一段罗素的话，他在「哲学和政治」那篇文章中，结论这样说：「许多人都认为，在自由主义者和狂热份子作战时，狂热份子一定会获胜，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目标正义性，有一种不可动摇的信仰。这个观念一直非常流行，虽然一切历史事实（包括最近几年来的历史），都证明这种说法错误。狂热份子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因为他们企图变成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目标，或者，即使他们的目标是可能达成的，但他们整个观念太不科学，以致不能采取合理的方法；他们所以失败，还因为他们将来企图团结的人，反而变成了敌人。自从公元一七〇〇年以来，在所有重要的战争中，总是比较民主的一边得到了胜利。其所以如此，一部份是由于民主和理性（这两者是互相密切联系的）并不必为了去配合理论，以致故意歪曲事实。俄国和加拿大的气候大致是差不多的，两国都希望改良小麦的品种，在加拿大，那是用科学实验的方法来进行，在俄国，却是根据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而来推想。

「不根据经验而只根据教条的制度，例如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他们非常重视理论，他们有一个长处，能使他们的信奉者坚决服从。但他们也有一个不利之处，那就是不免对人民中一部份极有价值的份子，进行迫害。西班牙因驱逐犹太人和摩尔人而衰败；法国在公布『南昂特法令』之后，大批新教徒流亡出国，使法国损失极大；如果不是希特勒对犹太人如此憎恨，第一枚原子弹可能是德国制造出来的（金庸按：在美国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许多是从纳粹德国逃出来的犹太人）。我们再重复说一下，根据教条的政治制度还有两个巨大的不利之点，第一，在许多十分重要的事实上，他们另有一种错误的信仰；第二，迫使那些不信仰这种主义的人，心中生出极猛烈的敌意。由于这许多理由，长期的说来，信奉教条主义的国家，不可能胜过那些比较根据经验而行事的国家。如果说，为了团结人民以合力的共成大事，因此非有一种教条式的坚固信仰不可，那也是不对的。以一九四〇年英国抵抗纳粹为例，英国人民没有共同的政治信仰，但他们举国一致的团结精神，没有其他国家能比得上。

「最后，我所以赞成理性，不仅因为它更加符合于真理，而且也更加道德。信奉教条的国家由政府当局控制舆论，禁止理智的思索，它不得不迫害思想不同的人，不得不敌对不信仰这种主义的人；它要求它的党徒们，必须有系统的憎恨，必须克制天性中的仁爱。为了要得到真理而进行辩论，那是决不容许的，那么，意见不同的人除了进行战争之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得到一个决定。而在我们这个科学时代，战争终于会是全人类的毁灭。」

对于某些读者，这几段话或许有点枯燥，可是我以为，这几段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其中指出了国民党为什么在大陆时是如此的不得民心，中共为什么近年来遭到这许多严重的失败。我以为罗素所指的「狂热份子」和「教条主义者」，不但包括中共的马克思主义，也包括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据我个人的所见所闻，由政府当局控制舆论，迫害思想不同者，迫使社会中许多有价值的人士成为自己的敌人、不正视现实、强调憎恨而反对仁爱、这许多情形，国民党政府是这样，中共政府也是这样。十多年前，中共在大陆上得到了摧枯拉朽、秋风扫落叶般的胜利，那主要因为在那时候，中共是比国民党更加民主、更加接近人民，更会争取知识份子、更加正视现实。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之后，罗素文中所提出的那些缺点，中共却是十分强调的表现了出来。

有两个噩梦常常纠缠我。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但直到今日，我仍是常常梦到，经历到很大的痛苦。第一个恶梦是考试数学，梦中是在考大学，或者是中学里的考试，试卷上写满了三角，大代数，解析几何的试题，但我一道题也做不出，经过一番激烈的挣扎之后，从梦中醒来，兀自心有余悸，但一面也庆幸这只是一个恶梦而已。第二个恶梦那是可怕得多，我总是看到三张照片，每张照片所摄的都是几千个骷髅头堆成的山。其中两张我是在江西广昌看到的，另外一张是在江西宁都看到的。那些骷髅人头，都是国共斗争中的牺牲者。

学习雷锋

一四、同学少年遭活埋

那是一九四二年夏天，我刚从浙东衢州中学高中毕业。日军从金华、兰溪一带攻了过来，我和七位同学向西逃到内地去投考大学。日本飞机沿途猛炸，路边看到的尽是死尸。我们每个人带着一辆单车，但公路早已掘得寸步难行，变成不是人骑单车而是单车骑人，必须把单车托在肩上，通过一条条独木桥似的窄梁。我们在浙赣边境的路旁看到一个被日本飞机炸死的农妇，她身旁有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抚着妈妈的尸体，呆呆的坐着。那死去的农妇身上没半点血，脸色黄得可怕，她是给炸弹震死的，不知怎样，那孩子却没有受伤。农妇身旁散开着一个包袱，有孩子的衣衫和小鞋。我们已是自顾不暇，除了给孩子几个烧饼之外，没有什么办法，三个女同学一面走，一面流眼泪。对于我们这八个十六七岁的少年，那是第一次见到人间的惨事。

我们到了江西广昌，住在区公所里。这一带是中共的根据地，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前，国共双方军队曾在这土地上打过极惨烈的仗。广昌区公所的墙壁上挂着两幅照片，图中是几千个骷髅堆成的一座山，每个骷髅上双眼和嘴巴的三个大孔，阴沉沉地对着看照片的人。说明文字写着，这是「共匪」残杀的良民。但后来我们问了一下当地居民，他们说，其中有共产党杀的人，也有国民党杀的人，谁也分不清楚。过了几天，我们到了宁都，又看到了一张类似的照片，只是那座骷髅山更高大。一个给我们送茶的老人叹了口气，说：「唉，大家都是中国人！」

从此之后，经常困恼我的恶梦，除了考不出数学之外，又有这三张骷髅山的照片，这些骷髅在活着的时候，有的憎恨共产党，有的憎恨国民党，但其中极大多数，恐怕完全不明白资本主义和马克思的分别。江西人见到每一个陌生人，都是亲热地称为「老表」，把你当作是他的表兄或表弟。这句称呼中含意说，我们虽然素不相识，但有共通的血缘，我们的上代很可能都是亲戚。由于一个德国犹太人想到了，必须用武装斗争的方法来实行共产主义，由于一个俄国人将这套理论试验成功，于是在中国的乡村中，「老表」和「老表」们互相残杀，将骷髅堆成了山。我们经过南城、南豊、广昌、宁都这些城市时，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鲜血早已干了，但痛苦的回忆还鲜明的留在人们心底，几乎每一家人家都失去了亲人。诚朴而善良的农民不怨恨国民党，也不怨恨共产党，他们只哀伤自己的不幸，想着：父亲是这样慈爱，丈夫是这样好，儿子是这样乖……他们的头颅，都去堆成骷髅山。

当时我们八个少年，只是叹息政争的残酷，但谁也没有料到，这样残酷的命运，几年之后，会降临到我们自己头上。我们之中年纪最大的是江文焕。三个女同学中一个叫程正迦，在学校里时就仿如是亲密的恋人。我们到重庆后，八个同学中有三个都考上了西南联大外文系，除了我和江文焕外，还有一个叫王浩然。后来我和浩然又都考上了中央政治学校，因为政校不用缴学费膳费，而我们家庭在陷沦区，经济接济不上，因此我和浩然上政校，而文焕则到昆明读联大。或许，周榆瑞曾教过他的功课也说不定。在香港的联大毕业生很多，一定有人认识江君的。

文焕毕业后便和正迦结婚，那是十年恋爱的美满结合。但两人结婚不久，文焕就被国民党的特务活埋了。

浩然的父亲是衢州乡下的一个小地主。学校放假时，我不是到文焕家里，便是到浩然的家里渡假，因为我自己的家在沦陷区，没法回家。浩然的父亲是忠厚长者，收藏着一些赵之谦、余绍宋、吴昌硕的浙东名家的字画，主要兴趣是种橘和鉴赏书画。衢州解放不久，他就在土改运动中被枪毙了。

写着这篇文字时，我自然会想着，二十多年前和文焕、浩然同窗共砚的亲密情形。我们三个人的零用钱从来不分开，始终一起使用。我最穷，当然也是最占便宜。有一次，我们的公共财产只剩下相当于港币二三毫子，文焕拿去买了一块粉蒸肉，放在我的饭碗底下，让我吃到一半时忽然发现，得到了意外的惊喜。那时我们除了缴学费外，每学期还要缴一百多斤谷作膳费，浩然的父亲从来不等我开口要求，每学期开学时，他家里长工挑到学校来的谷子，有他儿子的一份，也总有我的一份。有一年冬天，浩然和他父亲冒着大风雪走了三十多里路，接我到他家里去过年……

难道人的生活，就必须这么残酷么？如果我们几个人，还能像二十多年前那样，在火炉旁边吃着糖年糕，听浩然的父亲解释赵之谦书法的笔意；如果我还能像二十多年前那样，将文焕一封情意缠绵的书信，送到他爱人的手里，因而赢得一个温柔的感激的眼波……（未完）

学习雷锋

一五、人间大残酷事

我高中最后两年，是在浙东的衢州中学读的。那两年中，几乎每天都听到日本飞机的炸弹声，老师在讲解功课，轰轰的炸弹在杀害生命。第二年春末，我又目睹了一件人类历史上的大残酷事。日本军阀奈何不了坚毅不屈的中国人，于是在浙东用飞机散播鼠疫细菌，衢州是他们攻击的重点。

香港也曾发生过可怕的鼠疫，但那是天然的不幸，不像衢州那样，日本的化学家们在实验室中培养了无数细菌，投掷在人口密集的城里。没有亲身经历过这种惨事的人，很难想象到其中惊心动魄的恐怖。在抗战时期的医药条件，一染上鼠疫便是死亡，那是无可医治的。染上了鼠疫的人被放在一条小艇中，艇中放一些食物，流在衢江之中，过得三天，一把火便将小艇烧了，没有人理会他当时是死是活。只要有一家人家发现了鼠疫，附近七八家人家的房屋必须全部烧毁，除了金器之外，什么也不能携带，连钞票都要烧去。往往，一晚之间，一家店铺中的人尽数死了，从此这家店铺的门板不再打开，没有人敢开门进去瞧瞧，只有放火将屋子烧掉。衢州是个十万人的城市，每天，数百人数百人在疫病中死亡。

我们学校在乡下，但鼠疫细菌还是散到了。我同班好友毛良楷，突然间染上了鼠疫。他是江山人。深夜两点多钟，他在床上呻吟起来，那时候，人人都知道鼠疫的症状，立刻全校震动。我们的老师姜子横先生化了两个月的薪水，才雇到两个乡民，用担架抬着毛君送到他家里去。我和另外两个同学提着灯笼，和姜老师跟在担架后面护送，心中也不知难过更多，还是害怕更多。山道旁树林中的猫头鹰在啼叫，毛君躺在担架上不住问：「这是鬼叫么？我是得了鼠疫么？」我们只有安慰他，说绝对不是，渐渐的，他神智迷糊了，只是叫唤：「我不要死，我不要死！我要骑马，我要骑马！」声音慢慢微弱，没到家就断了气。

学校里养得有四匹马，每星期体育老师教一次骑术，毛良楷是学得最热心的。他是天才的运动家，田径和各种球类无一不精。然而从日本生物实验室中出来的鼠疫细菌，钻到他的肺里。一个生龙活虎的少年，深夜里在山野中呼喊：「我不要死！我要骑马！」

等我们回到学校时，校里的同学都已逃光了。文焕和浩然还在等我，当天，我们逃到了文焕深山中的家里。「十日谈」中那十个逃避鼠疫的男女，每天讲的是恋爱和私情的故事，而我们在文焕家中，想到的只是疫病的恐怖、战争的残酷、良友的永别。在那段时期中，我们惊吓实在太过厉害，少女的俏影对我们都失却了意义。

抗战和国共战争使我们失去了许多亲人，如果不是这些战争，我父亲、母亲、弟弟，那些亲爱的人一定还好好的活着，团聚在一起，至少，我们总能常常会面。这些永难弥补的悲痛，决不只是我一个人的经历。然而，世界上居然还有人高声叫嚷战争，美国和苏联的将军们不断发出威胁：「如果你们怎样怎样，我们就以核弹对付。」中共的领袖们说：「我们不怕核子战争，中国六亿人即使在核子战争中死去三亿，我们还有三亿。」他们就是没有想到，那将是多少母亲的眼泪，多少情人的鲜血，多少深情和友谊的破灭，多少家庭和幸福的摧毁。

毛泽东先生的前任夫人杨开慧，一九三〇年在湖南被何键杀死。毛先生的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争中战死。赫鲁晓夫的一个儿子，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牺牲的。丧失爱妻和爱子的痛楚。即使是世界上最大的权势和最高的光荣，也未必能够补偿。毛泽东先生在一九五七年写了一首「蝶恋花」词，赠给在国共战争中战死的老友柳直荀的妻子李淑一。那首词的第一句是「我失骄杨君失柳」，最后一句是「泪飞顿作倾盆雨」。即使是最反共的人，读着这首词时，或许也会同情一个作丈夫的、一个作妻子的丧失了爱人的哀痛。这种哀痛，许许多多国民党一方面的人也是同样经受到了的。赫鲁晓夫说，如果我们对西方国家作战，不免杀死千千万万无产阶级的兄弟，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却先杀死这许多无产阶级兄弟，那是不值得的。罗素说，在一场核子大战之后，不论是那一方面胜利，人类都是再也没有信心活下去了。但愿人人都同意这两句话。

一九四九年冬天，我坐火车经过徐蚌战场，一眼望出去，莽莽黄土，广原无垠，地下尽是一条条深达丈余的战壕。一个中共士兵在车厢中讲这场徐蚌大会战的惨烈经过。并不像中共许多文艺小说中所描写的解放军战士那样，这个士兵虽然在叙述胜利，语调中仍是流露出他当时的害怕，他提到许多同袍的名字：老张、小王、小李（这些人名，我当然记不得了）……这个人是怎样牺牲了，那个人又是怎样牺牲了。

金庸的江湖

刚刚去把一些敏感词解禁了，应该不会再出现词语过滤了。

学习雷锋

金庸的江湖 发表于 2015-11-27 21:49
刚刚去把一些敏感词解禁了，应该不会再出现词语过滤了。

这篇文章涉及的敏感词还好，如反 共，我加了个空格，共產黨員，國际公法等使用了几个繁体字，基本都能解决

学习雷锋

十六、千秋功罪谁与说？

天黑了，我从火车窗中望出去，那些深壕变成了一条条黑影，极目所至，无穷无尽。那个中共的士兵说，这些壕沟是解放军发动了成千万民夫挖的，用以困住国民党机械部队大炮和坦克车。远处，有许多小小的火光在闪动，一个旅客说：「那是鬼火！」另一个说：「不，这是死人骨头中的磷质。」其实那有什么分别呢？科学知识的进步，并没有能使人类免去战祸，这片纵横数里的大战场上，数十万人暴骨荒野，变成了鬼也好，只留下一些磷质也好，他们家人的眼泪累积起来，真要填满这些壕沟了。我们不禁想起「吊古战场文」中的那几句话：「秦起长城，竟海为关，荼毒生灵，万里朱殷。汉击匈奴，虽得阴山，枕骸遍野，功不补患。苍苍蒸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足如手？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

榆瑞的「侍卫官杂记」，另一部在新晚报连载的唐人的「金陵春梦」，都描写了国民党当局要人在国共战争中的言行。我也读过一些中共方面描写这场战争的文艺小说，例如在「保卫延安」中，就曾写到彭德怀。我们看到，双方要人所关怀的，只是战局的胜败，没有人惋惜人命的牺牲。我不知那些人们真正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然而从他们亲手写的文章诗词中，我找不到有一句话是出于对生民疾苦的悲悯。胜利者是志得意满，气焰万丈；失败者是垂头丧气，怨天尤人。难道千千万万老百姓的流血丧命、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这种种深切的苦难，都不值得大人物们有片刻的伤心和自责么？莎士比亚在「麦克白斯」中描写，麦克白斯夫人谋杀了国王，手上染上了鲜血，从此之后，她晚上梦游时都想竭力洗去手上的血迹。那是良心的苛责，她知道杀人是最大的罪行。但全世界的政府领袖们、将军们，制造武器的科学家们，却从来不觉得自己的手上是染满了永远洗不去的鲜血，毛泽东先生在咏昆仑山的「念奴娇」词中有云：「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他说的是发源于昆仑的长江与黄河，然而使人民成为鱼鳖的，岂仅江河而已？千秋功罪，岂仅供后人评说一番而已？

「侍卫官杂记」中写的，主要是蒋介石先生的私事，偶尔也提到国民党政府内部官僚们的一些明争暗斗。提到人名时，他用的都是谐音字或同义字，例如陈纳德的「飞虎队」，他称之「飞猫队」。我以为这部书有一定的宣传价值，因为是暴露党国要人的私生活内幕，读来也颇具趣味。主要的缺点，似乎是没有接触到书中人物的内心世界，更加完全没有涉及社会上正在起着的天翻地覆大变化，榆瑞记忆力强，留心生活中的小事和细节。这部书的优点和缺点，有许多和「彷徨与抉择」是共通的。

榆瑞说在大陆狱中时，常读的一部书是斯特拉契的「维多利亚女皇传」。斯特拉契是英国著名的传记文学家，以「维多利亚女皇传」一书成名，他书中也极多名人生活细节的描写。例如在「女皇传」中，他写女皇如何和丈夫亚尔培亲王吵嘴，亲王闭门不出，女皇如何在半夜里去敲门。亲王问外面是谁，女皇说是英国女皇，亲王不肯开门，一定要她低声下气，自称是「你的妻子」，这才开门而言归于好。这些细节丰富了书中人物的性格，同时对当时的世界大事和英国社会，也以许多生动的细节来加以反映。这些优点，似乎是榆瑞的作品所不及的。

我们再来谈「彷徨与抉择」。他书中说：「我被推荐担任副编辑主任没有得到批准，我相当失望而怨恨。其后共产党人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用以检查工作者的忠诚和效率，在这次运动中，我对报馆的社务委员会（费彝民是主任委员）提出了一些厉害的批评，我这样做，得到了大部份低级同事的拥护，但却使负责的人们（包括费彝民自己）相当不快。结果，我在报馆里的地位越来越不稳了。虽然有些朋友劝我离开，我却下不了决心，因为我对报馆有感情上的联系，同时我又相信，中共将会和西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

关于「对报馆有感情上的联系」，我也深有同感。转变之前的大公报，实在是中国知识份子理想的工作处所。这张报纸有国际声望，它的舆论能直接影响到国家大事。傅斯年在「大公报」发表一篇「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就此下台。当然，这中间有陈诚和宋子文的暗斗，有政学系和CC暂时联手等等内在的政治因素，但大公报在舆论上的影响力，毕竟是不可轻视的。全国大学教授、作家、大学生，极大部份都是大公报的读者。我们今天晚上在编辑部中写一个字，这个字明天就传到了全国各界重要的人眼中。

学习雷锋

十七、大公报的自由与温情

在抗战胜利后到大陆易手前这段时期中，上海「新闻报」工作人员的待遇，可能是全中国任何中国机构中最高的，「申报」与「大公报」比不上新闻报，但相差也不甚多。在那个法币和金圆券疯狂贬值的时代，我们在报馆中当一个小职员，生活勉强还可以安定。大公报在伦敦、纽约、以及全国各大都市都派得有特派员，只要你有才能，工作努力，不愁没有升迁的机会。编辑部的重要人员，每星期有三天至四天的休息。像萧乾，他从英国回上海后担任报馆的社评委员，每星期只须写一篇社评，其余的时间就供他自己读书进修。工作到了一定年限，报馆就分给股份。编辑部半夜里吃的宵夜，醉鸡、炸虾仁，烧卖、白粥的水准之高，大概是香港任何上海馆子所不及。即使像我这种小职员，报馆中的茶房也是不停送上雪白滚热的毛巾，以增加你工作时的舒适。

最值得羡慕的，是报馆内部思想上的自由。报馆并不干涉工作人员个人的思想，在任用编辑和记者时，也唯才能是尚，不考虑你的政治倾向。「彷徨与抉择」中常提起的一位CS，那是许君远先生，他是上海大公报的编辑主任，为人潇洒风趣。他将编辑部中所有的人员分为「国特」与「共特」两派，凡是思想比较右倾的，他称之为国民党特务，简称国特，思想比较左倾的，则是共产党特务，简称共特。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时与潮」杂志的总编辑邓先生等到编辑部来访问参观，许君远逐一介绍，在每一个同事的头衔之下，都注明这是国特或共特。所谓国特和共特，当然完全是开玩笑，其分类只根据各人的经历，未必真正符合于各人的思想情况。例如陈芃如，因为在担任广州特派员时曾被罗卓英关过牢，于是被封为共特；当时担任采访主任的李宗瀛兄，因为进报馆之前是京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上校秘书，乃被封为国特。榆瑞书中说，香港大公报推荐三位副编辑主任，结果两者获准而他不得批准，那另外二位便是陈李二君。至于我，在许先生口中属于国特类，因为我曾在蒋介石先生做校长的学校中读过书。

这样的分类，当时人人不以为忤。本来在那时的环境下，国民党特务为士大夫所不齿，而共产党特务则是可予枪毙的罪名，但一来这只是并无恶意的玩笑，许君远因自己做过于斌主教的秘书而也自称国特，二来在大公报内部，大家认为政治思想是每个人自己的私事，不是决定地位、品格、和才具的标准。我们试想一想，即使在号称十分自由的香港，如果大公报或文汇报中有一人被称为「国民党特务」，香港时报或真报中有一人被称为「共产党特务」，就算是随口开开玩笑，那也会被认为是严重的侮辱，非引起重大冲突不可。

说到这里，我们或许有一点小小的值得自豪之处。「明报」编辑部的工作同仁，有些是思想左倾的，有些是右倾的。我们仍旧认为，要做好一件事，才能比政治思想重要。唯一的要求，只是不许任何一位工作人员根据自己的政治偏向而在报上歪曲事实。如果有这种情形发生，那是他对不起报馆，对不起明报的读者。至于他个人是参加十一国庆或是双十国庆，我们以为那是每个人的自由。直到目前为止，明报中左派和右派的工作人员一直能够携手共事，相互间也有很好的友谊。我们相信，如果我们的目的只是寻求事实真相，无意于存心偏袒那一方面，不同政治思想的人们并不是绝对不能合作的。当然，在极左和极右的同业眼中，我们不是思想模糊，便是丧失立场，但我们以为一个诚实的报人应当坚持真理和事实。如果我们今天错了，明天在弄清楚之后，立刻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

我们相信，世界和人类的希望，不在于极左派的绝对胜利，也不在于极右派的绝对胜利，而在于理智、仁爱、温情、宽厚等等精神为极大多数人士所接受。在这样的精神下，左右双方渐渐接近，终于互相容忍而和平共处。当然，我们决不敢狂妄得自以为「明报」已有了这种精神。我们人微言轻，无财无势，既无学问，又乏经验，不会发生什么重大影响，然而精卫虽小，却可有填海之志。我们办了这张小小的报纸，与其用来鼓吹大战、斗争、憎恨、怨仇、报复、以致增加人们的痛苦，还不如尽其微力，用来赞成孔子、耶稣、释迦牟尼、孙中山、罗素等哲人的仁爱之道。

大公报这「大公」两字，原是每个报人的理想。国民党时代的大公报，有时固不免成为某些野心家的政治工具，但整个说来，它已接近于自由主义者知识份子心目中的理想报纸。在报馆内部，也是充满着自由和温情的空气。报馆内部事行一种刊物，专供津沪渝港四处分馆及各地办印处的同人阅读，那是许君远先生编辑的。这刊物代表了报馆同人间融洽亲切的感情。

学习雷锋

十八、不党不私 不卖不盲

大公报这本内部刊物，每十天或半月出版一期，由各地的同事撰稿。内容分为两部份，一部份是讨论报馆的工作与业务，另一部份是报道同事的私生活。在许君远先生的编辑下，这本刊物是生气勃勃的，现在担任新晚报总编辑的罗孚兄，那时是重庆版的副刊编辑，他追求他夫人吴秀圣时，写了三首香艳缠绵的情诗。这三首诗被他同事发现了，抄下来寄到上海，在内部刊物上登了出来。于是从天津、香港到伦敦、纽约，许多大公报人员都把这三首诗念得朗朗上口。虽然大多数人不识罗孚，却都知道了他的风流文采。

我昨天提到，上海大公报编辑部的重要工作人员每星期休息三天到四天，有人觉得难以相信。其实到了香港，我在担任国际版编辑时，每星期也可休息两天。大公报当局认为，人才的培养与工作成绩是同样的重要，两者也是互相有联系的，必须有充份的时间给同事研究进修，报纸的内容才能不断进步。大学教授讲课的时间少而研究的时间多，大公报虽不能和大学相比，却也吸收到这种精神。另一方面，因为人手多而工作量少，有可能精细打磨，提高工作的品质，减少错误。原来担任台北特派员的吕德润兄，回到上海编辑部后，只是编写一些比较不重要的新闻。这些新闻通常只是做一栏高的小字标题，于是他幽默地自封为「一栏编辑」。中共政府成立后，他参加政府工作，担任的似乎是轻工业部的人事处处长。当然，他是有才能的人。选择有才能的人来担任份量并不太多的工作，让他慢慢思考，精益求精。这是旧大公报成功的秘诀之一。

新闻界的朋友们有许多人都知道，当日本投降而我国政府下令停战时，重庆中央日报和大公报都出版号外。中央日报的大标题是「下停战令」，大公报的大标题是「停战令下」。四个字是完全相同的，但声势之强弱，文气之优劣，却是相差极远，何况中央日报这个标题没有主词，在文法上说并不完全。当然，单以这两个标题而论，只是两家报馆中的编辑偶尔表现了不同的才气，未必能证明什么。但中央日报的主要目标是投合蒋介石先生的心意，大公报的主要根标是作全国知识份子的喉舌，平时的努力方向根本不同。中央日报的几任社长，胡建中先生曾是我旧上司（我在杭州东南日报做过一年记者，胡先生是东南日报社长），马星野先生当我在政治学校读书时他是新闻系系主任，阮毅成先生曾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他儿子和我中学时同学。这三位社长我都认识，阮先生尤其相熟，在杭州时，他常邀我去他在迎紫路的家中作客。我以为这三位社长都有办报纸的才能。阮先生的中西学识更是极有修养，他对浙江省世家大族家谱和遗传学的研究，可说是全国的权威之一。然而中央日报作为一张报纸，始终地位不高。我想根本原因，在于这是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它不可能有独立的评论，一切都须代表官方意见。

官方的机关报第一原则是须使政府首长满意，从新闻、副刊，以至广告，在在都须配合政府路线。即使是报界不世出的奇才，也无法使一张官方的报纸不致枯燥乏味，中央日报引不起读者兴趣，人民日报也引不起读者兴趣。就评论说，现在的大公报已远远不及从前大公报社评的水准。

从前的大公报，当世比之于英国的孟彻斯特卫报，因为这两家报纸都十分重视社评，同样的，两家报纸都力求新闻的正确，不受歪曲。我以为，卫报一百周年的该社社长兼总主笔史各特所写的那篇社评，应当是每个报人的信条。文中说：「报纸的基本作用，乃是报道新闻。它必须使新闻不受任何色彩的歪曲，否则便损害了报纸的灵魂。在它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以及报道的方式中，都不可使真理受到污辱。评论是自由的，事实却是神圣的。」他认为每个人和每家报纸都可以有不同的自由意见，但决不能故意歪曲事实。他主张社评应当诉诸读者的理智，应常宽容而有说服力。他写道：「应当让读者听到朋友们的意见，也应当让他们听到反对者的意见。评论必须有节制。坦白是很好的，但公正更加好。」在史各特八十岁生日时，也说过一番极有意义的话：「有些报纸是不能出卖的——宁可让它关门停版。应当是这样。读者们有权这样要求。在一个伟大的社会中生长起来的报纸，从这社会中得到营养，在各方面反映这社会的利益和精神，事实上是属于这个社会的。这家报纸为了尽它责任，为了报答读者们所给予它的好处和信任，除了坚持它一贯的方针和作风之外，还有什么路好走呢？」

大公报本来的社训是「不党、不私、不卖、不盲」。作为一张理想报纸的信条，我们实在想不出另外有更好的八个字。（未完）

学习雷锋

十九、光荣传统 公正爱国

大公报本来的社训是「不党、不私、不卖、不盲」。不党是不依附于任何集团；不私是不因自私自利的目的而歪曲事实；不卖是不接受贿赂，不受人收买；不盲是有独立见解，不是盲目的人云亦云。大公报原来的西文名是一个法文L'Impartial，那便是无党无派、不偏不倚、独立公正的意思。二十年前，全中国大部份报人都以无党无派、大公无私为可贵，但在今日香港，许多人却以为无党无派、大公无私乃是脚踏两头船，是左右逢源。或许，人们习惯了报纸的党派性，以为非左即右，如果真有人努力公正中立，别人以为他不是替中共做统战，就是暗中受了蒋经国或所谓「第三势力」的收买。其实，报纸的力求公正，乃是全世界与中国报业的最佳传统，问题在于：是不是真的能做到大公无私？

旧大公报的光荣，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公正，二是爱国。我不以为旧大公报是绝对公正的，它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是有名的「小骂大帮忙」，在国民党内部派系的斗争中，它偏袒政学系。然而在爱国这一点上，却是绝无可疑。大公报本来是天津的报纸，在国难深重的年月中，当华北许多报纸受到日本人和汉奸的收买时，大公报始终坚持爱国抗日的立场。一九三五年冬季，华北当局受日本的压迫，下令邮局不得寄递大公报，使这张全国性的爱国报纸局限于天津一地，于是大公报创办上海版。在抗战前夕和抗战期间，它在鼓吹抗日、号召全国同胞共赴国难的工作中有很大贡献。抗战初起时我刚进初中，当时读到的大公报上的几篇文章，直到今天还是记得清清楚楚。范长江先生描写汤恩伯死守南口，沸腾了多少青年的热血；蒋百里先生分析日本侵华必败，大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信心。

一九四一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选出大公报是该年度全世界最佳的外国报纸，赠予奖状奖章，那是中国报界首次在国际上获得的荣誉。该学院教务长法兰克·马丁在写给大公报的信中说：「贵报确是一家外国的自由报纸，在悠久的过程中，对公众有优异的贡献。我们这项决定，兼得深知贵报伟大贡献之美国报人的一致赞许。」当举行颁奖典礼时，重庆报界举行庆祝会，由大公报社发表对美国的广播，其中声明：「大公报的言论是独立的，我们不接受投资，同人不作政治活动。中国抗战的目的，在争取自由独立。中国盼望美国出来保卫文明，干涉侵略。中国相信反侵略势力最后一定胜利。中国将来一定奉行民主政治，决不会实行一党独裁或阶级独裁政治。」但这个声明中最后几句话，到目前为止并未实现，台湾在实行国民党一党独裁，而大陆则在实行无产阶级独裁。

我以为一家理想的报纸，根本政策应当公正而爱国，在报馆内部，应当自由而开明，任何人不因政治思想而受到歧视。榆瑞所说「我对报馆有感情上的联系」，相信是指旧大公报这些精神而言。

由于国共双方正在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双方的报人都成了「宣传工作者」，双方的报纸都由党的宣传部领导，「公正」两字，那是谈不上了。敌方只有坏处而没有好处，己方只有好处而绝无坏处。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情形。何况，这些好处和坏处，都是被极度夸张的予以描写。大陆易手后我前后曾去过八次，其中有几次停留的时间并不短，据我亲眼所见，大陆的真正情形，并不如大公报、文汇报所描写的那样是「幸福的天堂」，也不如香港时报、真报所描写的那样，是「恐怖的地狱」。在许多地方，它有很大的好处，在另外许多地方，也有极重大的缺点。

榆瑞的书并没有完全能避免这种从「政治宣传」出发的不公正，例如其中有一段说：「每当大陆为了宣传而派出戏剧团或杂技团来到香港时，新华通讯社就全面展开工作，组织观众和欢迎团，赠送免费戏票以设法争取中间人士，同时将当地的反应，向北京和广州当局报告，有时演出这种表演的戏院不能满座，新华社就动员所有左派机构的工作人员去坐满这些空位。虽然必须付出惊人高昂的票价，但没有人能加以拒绝，因为这是一种政治任务。」

每次大陆表演的团体来到香港，欢迎和欢送的人们总是那一批左派人士，这是事实；赠送少数免费戏票给一些写文章的人，希望他们撰文捧场，这是事实；新华社将当地的反应报告给北京和广州当局，我猜想那也是事实。然而自一九五六中国民间艺术团来港演出，以后潮剧、越剧、杂技、青年京剧团、评弹、青年音乐家，以至目前正在上演的北京京剧团，我不知道有那一次曾出现过不能满座的情形。所谓「强迫看戏」，迄今为止是从来没有发生过。我在左派机构中工作的朋友很多，但每次买票都会发生很大的困难，为了不好意思多麻烦朋友，只好多出几块钱去买黑市戏票。

学习雷锋

二十、中共剧团在港演出

大陆表演团体每一次来香港演出，确实受到爱好戏剧艺术的香港人热烈欢迎。但这种欢迎主要是出于对中国艺术的喜爱，不一定和共产主义思想有什么关联。观众最喜欢的，是感情丰富、技术深湛、教条气息最少的节目。凡是略微沾上了公式化、共产主义八股味的演出，观众便不欢迎。越剧的「红楼梦」、「碧玉簪」和「西厢记」，潮剧的「陈三五娘」和「扫纱窗」，京剧的「白蛇传」和「姚期」，这些戏剧深深的打动了人们的心灵，喜剧中的欢乐和幽默，悲剧中的崇高和痛苦，使观众经历到了真切的喜悦和哀伤。如果中共在香港的演出都强调党性而否定人性，宣传革命斗争而不是描写爱恋和温情，即使香港政府不加干涉，恐怕也不会有多少观众了。

我不同意榆瑞的说法，说这些戏剧表演不能满座，以致新华社不得不强迫左派机构的工作人员忍痛买票看戏，相反的，由于座位有限而想看戏的人多，我只觉得左派主持者在戏票的分配上，似乎太看重「特权」和「地位」。中共号称工农联盟、无产阶级专政，然而我以为中国广大农民的地位并不见得提高了多少，如果不是共产党党员，一般工人也不见得有什么真正的政治权利。中共派到香港来的戏剧表演是十分精采的，但新界的农民、渔民、荃湾和官塘的工人们，能有机会看到么？戏院内前排中座最佳座位里的座上客，极大多数是左派机构的高级职员，中华总商会的大老板他们珠光宝气的太太小姐、电影明星……。你和中共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政治地位」越高，你的座位也越好。左派机构中的低级职员和工人，即使愿意出钱，也未必有机会能看一场来自大陆的戏，更不用说有好座位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是「金钱挂帅」，共产主义社会中则是「政治挂帅」。中共剧团在香港演出，如果关系够不上，无法买到戏票，那么多出点钱买黑市戏票，也还可补救，这是「政治挂帅」和「金钱挂帅」的「双帅制」。但在大陆，如果不是有相当地位，不是有特殊关系，根本不可能看到最精采的戏曲节目和艺术表演，有钱也没用的。

分配戏票只是一件小事，我个人更是毫无怨言，我有时只觉惭愧，因为听到许多人说无法看到大陆戏曲演出而深感遗憾，而我大致总有机会看到每一场好戏。但由小也可以见大，在国民党统治时代，许多人享有特权，到了共产党统治时代，仍是有许多人享有特权，不过享有特权的人换了一批而已。所谓政治，归根结底，只是享有特权的人如何努力保持他们的权力，而没有特权的人如何努力争取权力。

在任何社会之中，人的地位总有高低之别。英国首相或美国总统请客，礼宾司对客人席次的安排有严格安排，大使当然坐在公使上首，部长当然比次长更靠近主人。苏联和中共对这一套的重视，丝毫没有差别。我并不企图指责这种习俗。事实上，这种习俗也有它的好处，可以鼓励人们力求上进，但同时也在不断提醒人们对名位和虚荣的重视。初唐四位大诗人的排名是王杨卢骆，挂二牌的杨炯颇有牢骚，表示「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卢前王后」的心理，虽贤人亦所不免。看来，西方人发明的鸡尾酒会和「布番」自助餐，倒是一种更民主的方式。

对居高位者持一种现实观点，那是每个人的本性，事实上我们也不可能对每一个人都一视同仁。在舞台上，我们不能要求马连良和跑龙套的有同样轻重的戏份；在人生舞台上，自不免也有地位高低的分别。主张将一切都拉平的「平等主义」，不但幼稚，事实上也根本行不通。因此我不相信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最终理想，是可以达到的。我们在大陆戏曲表演戏票的分配中，看到了有特权和政治待遇的分别，然而如果没有各种分别，人人要各取所需，各要最佳座位，就算是在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能办到么？

说到对中共剧团演出的评价，左派报纸自是一贯的喝采叫好，作为负责宣传任务的官方报纸，原是应有的责任。然而在具有艺术良心的人们看来，有时会觉得这种宣传不免价值不高。我不相信世界上有完美无缺的政府和政党，也不相信世界上有完美无缺的艺术和戏剧。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广告手法，将艺术商品化了，而共产主义的宣传手段，却是将艺术政治化了。我们在左派报纸上看到的评论，似乎凡是来自大陆的艺术，都是好得无以复加，而美国和台湾的电影，简直是一无是处，我认为大陆派到香港来的戏曲表演有极高的艺术水准，但并非每一个节目都好，更不是每一个人都好到了极处。政治和艺术虽有关连，但两者究竟各有各的范围和标准。

学习雷锋

廿一、扶植旧剧 功大于过

共产党认为文艺和新闻根本便是「宣传」。中共和苏联最近在战争与和平、革命斗争等问题上，双方有极重大的歧见，但关于文艺和新闻政策，意见完全一致。苏联许多国际知名的作家、诗人、音乐家、画家最近要求创作自由，引起了官方极重大的压力。有一位苏联作家到美国游历，回国后发表游记，提到美国的某些好处，结果受到十分严厉的批评。对于这种方针，我是根本就不同意的。我以为任何艺术创作如果受到官方压制，那根本就不可能表达个人的风格和才华；任何评论如果必须遵从官方的路线，那必定会违反评论者自己的良心。

中共提倡戏剧不遗余力，由国家的力量来训练和组织人才。老艺人的生活安定，年青的一代也在国家的培养下发育成长。我们在香港所看中共的越剧和潮剧，那绝对不是以前演出所能比拟。我以为中共在保存和发扬中国旧戏这件事上，功劳极大。作为一个旧戏的热烈爱好者，对于他们的努力，我有真诚的感激。但他们关于旧戏的改革和整理，有些地方也不免损及艺术的价值。例如「四郎探母」，那实在是京剧中最优秀的剧目之一，角色齐备、唱腔精采，故事中有强烈的矛盾冲突，感情上有深刻的苦恼缠绵，但中共认为杨四郎没有国家民族观念，实际上是个汉奸，因而禁止了这个戏。其实在任何伟大的文学和戏剧中，主角都是有弱点的，不一定要求他在道德上是个完人，相反的，正因为他性格中有矛盾，内心恩怨纠结，难以自已，这才显出了人生的真实，表现出悲剧中的深刻意味。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斯是谋杀者、奥赛罗是杀妻者、李尔王昏庸胡涂，哈姆莱特犹豫不决，那一个是思想的完美人格呢？那些传诵千古的希腊大悲剧，有的主角娶母亲为妻，有的杀死了父亲，以惊心动魄的罪孽，构成惊心动魄的悲剧。

中共信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辩证法哲学，完全是从黑格尔思想中承袭过来的，只不过马克思说黑格尔是唯心的辩证法，而他的哲学则是唯物的辩证法。但如果没有黑格尔，就不会有马克思的辩证法，这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黑格尔于古今悲剧，最推崇希腊沙福克里斯的「安蒂琪」（Antigone），认为古今戏剧，以此为首。安蒂琪是一个美丽而刚烈的少女。她哥哥为争王位，借了敌国的兵来攻打自己祖国第伯斯，在战斗中被杀死了。他是卖国贼，当无疑问。第伯斯国王克利昂下令，有人敢收葬这卖国贼的尸体，便处死刑。安蒂琪轻生重义，毅然把她哥哥的尸骨收葬了。安蒂琪是国王之子希蒙的未婚妻。国王经过一番内心的矛盾，终于将她绞死。希蒙心伤情人之死、唾弃父亲的不仁，也自杀了。安蒂琪的故事，有些类似我国战国时的聂嫈，她不怕严法而收葬弟弟聂政的尸体。郭沫若先生曾以此为题材写过一部话剧「棠棣之花」，我不知道他是否因「安蒂琪」而触动创作灵感，但由此受到若干影响，想来在所不免。

「安蒂琪」的故事虽和「四郎探母」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便是人情和国家观念的冲突。从中共的道德标准看来，被黑格尔认为「古今戏剧第一」的「安蒂琪」，想必是应当禁演的。

又以「三岔口」为例，武丑刘利华本来是个开黑店的店主，但中共的戏剧改革家们认为如将这角色处理为坏人，不免损害爱国义士的性格。于是阴险狠辣的黑店店主成为一个偶然心生误会的莽夫。连带的，小丑脸上丑化的油彩也取消了，成为俊扮。这种改变符合了中共「爱憎分明」的道德观念，却削弱了摸黑相斗中生死悬于一线的惊险。演刘利华最出名的武丑叶盛章，是反对这样改变的，他的反对，在反右斗争中几乎成为他一项重大的罪名。

整个说来，中共对旧戏的扶植和改革，我仍以为成绩比缺点大得多，益处远远超过了害处，可是对于话剧、电影等主要现代主题为内容的、现代形式的戏剧，中共的干涉和限制，我却以为所造成的损害远比好处为大。

曹禺在解放后将「雷雨」作了重大的修改，便是一例。「雷雨」大概是我国话剧中最动人最深刻的悲剧。它描写命运的播弄、生命的无常、幸福的幻灭，触及到人生中许多最强烈的感情。然而曹禺在根据中共的文艺政策而加以修改后，变成了一部枯燥黯淡的公式化舞台说教。原来极富于戏剧性的动人场面都被删去了，激情变成了宣传，人性纳入了模型：周朴园是剥削工人血汗的资本家，周萍是玩弄女性的花花公子，鲁大海是革命的劳动者，鲁妈、繁漪、四凤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坏人不可以有好的一面，周朴园不得对鲁妈有真诚的怀念，好人也不可以有坏的一面，繁漪不得怀有性的苦闷。

学习雷锋

廿二、文艺和新闻的政策

一般说来，中共在文艺方面的工作，对于旧事物的整理和培养，远胜前人，而于新作品的独创，未免恹恹无生气。这是什么原因呢？据我想，要创作伟大的艺术作品，必须有相当的创作自由。整理旧物，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组织能力和财力，这一点中共是具备的，而新的创作，起决定性作用的却是作者个人才华的自由抒发，是个人内心激情的迸露，这一点在大陆受了限制。中国成千成万文人写了数百年的八股制艺，但竟无一篇不朽的传世之作，根本原因，便在于这些制艺必须根据钦定的公式和思想来写作。我当然不是说大陆上没有新的优秀的文艺作品，我只是觉得，以中国文化传统之深厚，人才之众多，这十多年来应该有极大的成就才是。在目前的文艺政策下，恐怕不易产生像鲁迅那样尖锐辛辣的散文，像郭沫若那样热情奔放的诗歌，像曹禺那样深刻感人的戏剧，像茅盾那样气魄雄伟的小说。

中共最优秀的戏剧，是京剧、潮剧、越剧、川剧、汉剧。最优秀的电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林家铺子」、「祝福」、「杨门女将」、「碧玉簪」……那都是承袭了前人的创造基础，再加以发扬光大。「白毛女」电影也极好，其所以动人，主要因为它描写的是真实的激情，是一个被压迫的少女的真实遭遇。但许多以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斗争、知识份子改造为主题的电影和戏剧，创作上便受到很大的束缚，缺乏深度，无法使观众心灵震荡，情难自已。

我们在香港买到的中共出版的古书，那真是精采。每一部都是由全国第一流专家校订和注释。版本极佳，错字减少到了最低限度。例如「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现在阅读起来多么方便！我在学校时，有一年暑假的读书计划，中文是读「资治通鉴」，英文读四部莎士比亚悲剧。莎氏悲剧有详细的注释和分析，虽然是外国文，读起来反比中文容易得多。「资治通鉴」是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本一共有九十册，要读通它的标点，就要化相当力气，至于难字难句、典章制度，更是查不胜查。结果只读到六十余册，暑假就完了，学校开课，于是和世界上大多数读书计划的命运相同，我的计划也无法完成，数年前中共的新版本「资治通鉴」出版，其时披卷夜读，综览千载，几乎是像读历史小说那样容易，那样的兴味盎然。

三年前的某天，傅奇、石慧夫妇在我家闲谈。石慧看看我的书架，她发现架上有许多中共整理出版的古书，也有一些「战争与和平」、「罗亭」等俄国的古典文学译本。她问我：「你为什么不读国内的新小说？为什么不读苏联的新小说？」我觉得这句话很难回答，想了一想，才说：「一个人一生能读的书很有限。古典作品经过时间淘汰，证明已有固定的价值，读了不会浪费时间。」这几句话虽然是一部份理由，但更主要的原因我那时觉得不便出口。事实上，我读过许多中共和苏联的文艺小说「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等都是读过的，这些作品的思想性很强，技术水准很高，但我不喜欢它们的公式化。在中共和苏联，所有能发表的文艺作品，都严格依据官方的政治路线，我知道这种政治路线，那么，只须读了一部小说开头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便猜想得到以后人物和情节的发展。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讽刺解放区某个乡村中选举的不民主，他说既然年年大家都一定选这个人，何必费事填写选票上的人名？不如刻个印板，每年拿来印上一印，岂非简单省事？对于许多公式化的文艺作品，我禁不住也有这样的感觉。虽然，这个「印版」不免要大些，内容也要复杂些。

榆瑞书中有一节提到，香港的左派报纸绝对不提对中共不利的事实。他说：「他们隐瞒新闻的政策，引起了我的愤慨。从一九五九年起，大陆上粮食的极度缺乏越来越严重了。香港大部份居民在中国都有亲友，要求寄粮包回去的信件，像潮水般涌到这岛上来。但香港的共产党报纸对饥荒的消息只字不提，而在共产党机构中工作的人，没有一个敢谈论这件事。当别人问起时，他不得不违背良心而断然否认。」

去年五月间大量大陆同胞涌到香港，此间左派报纸也是完全不加报道。

所有这许多情形，都是基于一个根本原因：共产党认为文艺和新闻就是「宣传」。任何文艺作品和新闻报道，必须有党派性、有战斗性。中共前驻印尼大使王任叔（笔名「巴人」）主张文学中应有普遍的人性，他认为喜欢香花美景、男女之爱和亲子之爱，乃是人的天性，资产阶级是这样无产阶级也是这样。这种理论使他成为右派份子。共产党的新闻学观点，猛烈攻击「有闻必录」的无原则态度，他们强调说，所有文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都必须是党的宣传员。在这一点上，一般反共文艺和反共报纸，却与共产党具有相同的观点，他们也认为文艺和新闻的目的只是宣传，反共宣传。

理性主义者不同意这种态度。我们认为，文艺应当抒写真实的情感，新闻应当报道真确的事实，评论应当作公正的断判。

学习雷锋

廿三、个人生活 不必干涉

昨天看到「彷徨与抉择」中译的单行本，有一篇作者的「中译本自序」，文中说：「『期我甚切』的朋友们认为我不该强调『食色』，可是『食色性也』，孟子已有明训。」榆瑞所以有这两句话，大概是读到香港许多批评文字，有感而发。

榆瑞书中不但津津有味地叙述每一次美食的享受，并且以同样的兴趣叙述他对跑马的热中。他确是个很喜欢享受生活的人。这使他易于结交朋友，大家在共同的生活享受中得到乐趣，很快的便产生了志同道合之感。他比较舒适的生活方式，有时会在报馆中引起批评。可是反过来，他却又在书中批评大公报某些高级职员生活奢侈，收藏古董字画。我以为双方这些批评都是不必要的。只要他这些钱不是贪污或偷来抢来的，实在不必多事地去干涉旁人的私生活。

一个人生活的特别严肃，不喝酒，不吸烟，不跳舞，不打牌，不看马路上经过的美丽女人，中国人往往叫他为「和尚」，外国人则称之为「清教徒」。一般共产党人都是生活比较严肃，如果有谁私生活不加检点，就会受到很严厉的批评。到底生活严肃好不好呢？我以为生活严肃当然很好，但强使旁人非严肃不可，那就不好。我以为中国的和尚好过外国的清教徒。因为和尚自己严守戒律，吃素念经，并不勉强旁人跟他一样的严守这种种清规戒律。清教徒却有将种种清规戒律强加于别人身上的习惯。共产党人以生活的刻苦自励，受到我们的尊敬，而其中有些人企图使旁人跟着他们一样刻苦，那就引起了别人的反感。这种清教徒作风，在美国也是很流行的，二十年代的「禁酒」，便是这种作用的充份表现。许多美国人每星期上教堂、听到别人口出粗言就皱起眉头，但在歧视黑人的事上，却是竭力以赴。在我们以为，道德的标准，在于是否利人或损人，却并不在于是否利己或损己。损人利己或损人不利己，那是最坏的道德；利己而不损人，但也不利人，在道德上无所谓好不好；损己利人或不损己利人，那在道德上是好的。

道德是人和人之间行为的规范，只有牵涉到旁人的时候，那才发生道德问题。独处荒岛的鲁滨逊的生活中不存在道德问题。一个人喜欢、喝酒、或买古董，那是个人的私事，没有必要加以干涉。只有他挪用公款来或买字画，因为是损人了，这才需要干涉。

但许多人心目中所谓的「好人」与「坏人」，却并不根据这标准来判断。似乎私生活刻苦严肃、没有嗜好享受，那就是「好人」；常常喝酒打牌、奢侈浪费，那就不是「好人」。罗素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好人所做的坏事」，他举了许多例子，说明一个人虽然私生活极好，却可做出许多有害于大众的事来。例如英皇乔治三世，私生活高尚严肃，但对不同宗教的人民压迫极烈；又如德皇威廉二世，私生活可说完美无疵，却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祸世界。斯大林和希特勒，就私生活说，也不见有甚么不道德的地方。希特勒不吸烟、不喝酒，临死时和他情妇正式结婚，可说是有情有义。

罗素又举例说，许多通常被认为「不好」的人，却在文化学术上作了重大贡献：「以华兹华斯为例。他年青时同情法国的大革命，到了法国，写了许多好诗，生了一个女儿。在这时期中，他是个『坏人』。后来他变好了，离弃了他的女儿，奉行正确的规条，于是写了许多坏诗。柯勒立芝也有同样的经历，在他邪恶的时期，写了著名的长诗『忽必烈汗』，当他改邪归正时，他就写神学论文。我们无法举出一个例子，证明任何一个诗人是在他做『正人君子』之时，写下了伟大的诗篇。但丁由于从事颠覆政府的罪名而被驱逐出境。以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中所表现的内容来看，美国的移民局一定不许他在纽约登岸（金庸按：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中所描写的，一般认为有同性恋倾向。）『好人』必须是拥护政府当局的，那么在克伦威尔统治的时代，米尔顿是个好人，在此之前和以后则是坏人，但事实上，他所有的诗篇都是在他的坏人时期写的，其中大部份，更是在他险些以反 政府罪名被吊死之后写的。他还举了诗人杜恩纳、史温朋等的例子。在科学上，加里略和达尔文是坏人；在哲学上，史宾诺沙是坏人，迪卞尔为了恐惧被当局迫害而流亡出国。文艺复兴时代所有的大画家，没有一个是正人君子。」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个人的私生活不一定是决定一个人好坏的标准，是否服从政府当局的官方路线，更不是好坏的标准。在我们看来，对旁人有贡献的人是好人，贡献愈大，享受到他好处的人愈多，这个人愈好。李白、杜甫、白乐天、苏东坡的诗词使千年之后的人们仍旧享到美感，我们便说他们好。至于李白饮酒过量，白乐天和苏东坡各娶妾侍，杜甫直言批评皇帝的过失，对当时的政权不断「鸣放」，以致成为「右派份子」而去官。这些「私德」，并不影响他们的人品和贡献。

学习雷锋

廿四、佛山清洁甲天下

中共和国民党对于干涉人民的私生活，都很感兴趣。蒋介石先生有「新生活运动」，提倡「礼义廉耻」。每次做总理纪念周时，要精神训话，要念十二条什么「助人为快乐之本」、「整洁为强身之本」等等守则。还有一个甚么「新生活运动委员会」，任务在于督促全国人民实行新生活。抗战时期的重庆，市中心区耸立着一根木柱，上写「礼义廉耻」四个大字，称之为「精神堡垒」，意思说中华民族可以凭着四维八德，抵抗日本军阀的侵略。但一般官员不廉无耻如故，贪污腐败如故。由于政府的低能，当局虽想干涉人民的生活，事实上却办不到，连政府中公务人员的生活都管不着，不用说管人民的生活了。中共政府却是组织严密，效率极高，中央一个命令下来，全国人民的一举一动立刻都在当局控制之下。

一九五八年夏天，我随着长城电影公司的编导、演员等，到广州一带参观。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佛山。垂杨流水、桑田小桥，真像江南一般的美丽。当地的领导人向我们报告「爱国卫生运动」的经过，一位壮健的女党委不断的说：「干劲冲天，干劲冲天！」她这篇报告之中，「干劲冲天」四个字似乎用得太多了些，但事实上，他们的确是个个干劲冲天。我以往认识的共产党人，大多数是文化工作者，或者是地位较高的首长，在佛山见到这些干部，却是地方工作人员。他们不是知识份子，但都有相当文化修养，有一位管工业的领导人，谈吐中更显得学问很好。对于他们意气风发、全力以赴的工作精神，我当时很受感动。他们的姓名我现在都忘了，但一个个人的面貌和语调，我还是记得很清楚：穿着黑胶绸无领衫的第一书记，穿白衬衫的市长……他们个个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后来不断听到大陆上大跃进失败、粮食缺乏种种坏消息，我不自禁的会怀念那几个诚朴的忠心耿耿的干部，他们的工作做坏了没有？他们之中有谁犯了错误没有？

要描写佛山那种清洁的情形，用任何语句来形容都不会过火。我相信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恐怕任何地方都不会有这样清洁。李萍倩、胡小峰、姜明等等都是吸烟的，但没有人敢把香烟灰弹在地下，每个人都随身携带一只香烟铁盒，小心翼翼的把烟灰弹在盒里，唯恐有一点烟灰落在地下，破坏了街道上这种明净无尘的状态。我们几乎对自己鞋底的带有泥土，也感到了歉意。

街道和里巷中的清洁，那是一眼就瞧得见的。当地政府更邀我们去参观居民的住屋。佛山是一个大市镇，里弄不可胜数，每一家人家的大门和房门都打开着。政府人员领着我们随意行走，一家家的去参观。每一家人家的客厅、卧室、厨房、厕所，全都维持着「世界整洁冠军」的水准，每枝牙刷、每块毛巾，都是放得整整齐齐，洗得一尘不染。我们口中当然是啧啧称赞，认为是个奇迹。但要做到这步田地，个人的自由不是牺牲得太多了些了吗？中共的干部不用敲门，便穿房入户的任意走到每一家人家。我们跟在他后面，只看了三四家，我内心就越来越不安：「我是什么人？我只不过是香港一个平常的文艺工作者，有什么资格这样肆无忌惮的走进每一家人家，去看他的被褥是否洗得清洁、毛巾是否叠得整齐？我们又不是这家人家邀请去的？他们口头上虽不敢拒绝，心里却不一定欢迎。」我所以这样想，那是出于西方「居所神圣」的观念。在香港，警察如果没有官方所发的「入屋令」，是不能随便走到任何一间房屋中去的。西方的个人主义观念，认为自己的家就是一所堡垒，只要自己不犯法，有权拒绝任何人进来。但自古以来，任何中国政府都不尊重人民这种权利。

这种西方的「居住自由」观念，是有益还是有害，我没有资格加以判断，然而从我们做老百姓的立场看来，人民有了这种自由，生活是幸福得多，可贵得多。如果任何官方人员有权随时来到我的家中，即使他每次都是友好的善意的拜访，我也未必喜欢，至于他是来检查我的毛巾牙刷，我更是意兴索然了。我们在佛山遇到了一些诚朴可亲、勤奋刻苦的中共人员，他们努力为人民工作，做了许多有益的事，然而他们侵犯了人民的自由。或者，这些干部们根本不以为这是有害的；或者，他们认为从集体主义的观点来看，所谓「个人自由」的思想根本便要予以驱除。但我却以为个人生活的自由，是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在国家遇到侵略、天灾等等重大变故时，个人自由是可以牺牲一些的。然而在和平时期，每个人民的私生活都要由国家来管制，那是绝难忍受。偶尔进行一次大扫除和清洁检查，我并不反对，但如香港卫生局人员领了碧姫巴铎、马伦白兰度之类人马在我家里走进走出，研究我的卧室和厨房是否清洁，要来便来，要去便去，即使有明星可看，我也会觉得太丧失了自尊和自由。

学习雷锋

廿五、立场不同见解各异

大陆易手之后，我回去旅行过八次。这些旅行，一部份是中共所招待的参观和游览，一部份是私人性质的旅行。中共所组织的访问，使我们看到的当然都是大陆上最好的事物，比较差的现象，可能会设法不让我们看到。但在广州、上海、北京、杭州、苏州、无锡等地，我都有很要好的亲友。我住在他们家中，实际的情形当然能够亲眼看到。我问到什么事情，我的亲兄弟姊妹和亲朋友、亲同学，当然不会有任何隐瞒。中国人传统上重视亲戚友谊，政治思想放在第二位。我只发觉有一位从前很亲近的朋友，分别六年之后重逢，忽然变得满口官腔，企图帮助我这个从海外归来的小资产阶级份子进行思想改造，老同学之间的谈话变成了学习小组中的政治讨论。我敷衍几句之后立即告辞。至少，对方说的是真心话还是在打官腔，我总分辨得出来。

短短的几次旅行所见自然有限，而且一定极不深入。我决不以为因作过几次旅行，就有资格评论中共的功过。我只写自己的见闻和感想。并且我深信每个人的看法必定有其局限性，而且不可避免地，一定有他个人的偏见。我只能力求诚恳，力求公正，然而在一个和我思想立场、截不相同的人看来，我的公正根本就是深受中国封建社会毒素（儒家「仁」的思想），深受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毒素（罗素理性主义的思想）之后的表现。也或许有人以为，我始终摆脱不了受共产党「洗脑」之后的影响。我想，人们由于立场不同，看法一定有异，这是无可避免的。一九四九年秋天，夏衍先生（现在是中共的文化部副部长）曾和大公报一些同事们闲谈。夏衍有这方面的才能。电影导演程步高先生最佩服他写的剧本，老是说：「真像一杯龙井茶，碧绿，清香，淡雅，涩口而有回味。」夏先生人如其文，雅致中见其深远。那次闲谈中他说到立场问题。他说：「刚才天下大雨，我经过铜锣湾，马路上积了很多水。一辆汽车开过，将一个路人溅得满身都是泥水。那路人指着汽车破口大骂，汽车中一个女子也伸出头来还骂，说他不该拦在当路，阻碍交通。这就是立场不同。如果那路人坐在汽车中而那女子在路旁被溅了泥水，两个人的观点和想法就根本相反了」。我觉得这段短短的话，将立场和观点的问题解释得非常清楚。每个人的思想和看法，不得不受他教养和环境的影响。

世界上许多争执和不幸，都是由于大多的人认为只有自己所见到的，才是正确无误，才是真正的真理。西方有一个小故事说，两个武士对面走来，同时看到一面盾牌，一个说盾牌是金的，一个说是银的，两人争之不已，因而拔剑决斗，结果各受致命重伤，两人在垂死之时，才发觉这面盾牌原来一面是金的，一面是银的。每个武士都只看到了盾牌的一面，于是以为自己绝对正确，对方绝对荒谬，不惜以生命来继续真理。如果每个武士都能想到世界上任何真理都有其片面性，能够站到对方的立场上去看一看，非但生命不必牺牲，连争吵打架也是可以避免了。这个小故事，龙马公司的「一板之隔」曾加以利用，电影中江桦做了一只一面黑一面白的布袋，让李清和韩非说这只袋是什么颜色，于是看到黑一面的坚持说黑，看到白一面的坚持说白。「一板之隔」的含意很好，要大家能替对方设身处地，同情谅解。

我再引一段罗素论「自由主义」的话：「自由主义的信念，实际上是自己过得去也让别人过得去，容忍，在不妨碍公众秩序的范围内尽量自由的守中庸之道，在政治的纲领中决不狂热过激。即使是民主吧，如果到了狂热过激的程度，例如法国大革命中罗骚的信徒们所干的那样，那也已不是自由主义了；事实上，如果对民主有一种狂热的信念，便会使民主制度无法实施，例如在克伦威尔统治英国的时朝，罗伯斯皮尔统治法国的时期便是这样。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并不说：『这是真理。』他说：『在目前的环境下，我个人觉得这种见解可能是最好的。』只能在这种有节制的、非死守教条的意义之下，他才主张民主。」

他在论「思想自由」的一篇文章中，认为我们所有的见解，都谈不上是绝对正确的、其中不免有若干模糊或错误的地方。罗素是当代数学的权威之一，他认为即使是纯抽象的数学，也不能说绝对正确。所谓科学方法，只是设法将我们信念中的错误成分，尽可能的减少。那要听取各方面意见，设法证明各种有关事实的正确性，和意见相反的人们讨论，以纠正我们自己的偏见，如果证明我们的假定确是错了，要立刻予以放弃。这种方法，每个科学家都一致遵守，因此自然科学不断获得进步。但在政治上，却很少有人守这种方法。总以为自己是绝对正确而正义的，反对者总是错误而邪恶的。

其实，每个人的行为都可能发生错误，见解也可能发生错误。中国的圣人在数千年前就说「人孰无过？」「过则勿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