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长篇佚文 谈「彷徨与抉择」

学习雷锋

谈「彷徨与抉择」 金庸

编者按：前香港大公报编辑周榆瑞最近到伦敦定居，并出版一部个人回忆录——「彷徨与抉择」。这部书以英文书写（LONGMAN出版）所叙述者，为作者个人如何与大公报及中国大陆政府的意见分歧。此书颇受人注意。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前同周榆瑞一起在香港大公报工作，同事多年，对周氏个人的思想和私事知之甚详，故特就所著「彷徨与抉择」一书，予以评述。

金庸所撰之长篇文章，定名为「谈『彷徨与抉择』」。此篇文章由本期起在本报连载不久将转在第二版「小说世界」刊登，敬请读者注意。周榆瑞于一九一五年诞生在满洲，后来在北京大学毕业。毕业后曾任西南联大讲师，英美新闻机构职员、报馆特派社员、翻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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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于1963年4月23日连载于「明报」，与「倚天屠龙记」同期，署名作者：金庸，全文共40期，七万余字。第7期从缺，该期载于1963年4月29日的明报，如有金迷查阅图书馆的明报，恳请将此期补齐。



周榆瑞「彷徨与抉择」

学习雷锋

一、斜风细雨候选人

偶然在一本旧书上看到自己从前留下几个字批注，偶然翻到抛在抽屉角落里的一枝旧笔，偶然听到远方一位旧友的消息，往往会感到几分喜悦，几分惆怅。日子是永远永远的逝去了，但在心底深处，过去的事总是不能忘记。年青时代的欢乐与哀伤，偶然的，会在汽车声和电话铃中，蓦地里闯到脑海中来，于是，忍不住眼眶有些湿润，手掌有些颤抖。虽然是在现代大都市中的尘嚣中，我还是根深蒂固的带着中国封建时代的传统和温情。旧日朋友们的争执和吵闹都忘记了，只是记着他们的亲切。对于过去，我常常感到茫然和惋惜，很多歉仄，然而，没有什么后悔。

读到周榆瑞兄那本「彷徨与抉择」，许多早已模糊了的记忆，忽然又鲜明起来。第一件想到的事，是十二年前的秋天，一个斜风细雨的傍晚，我和榆瑞，芃如，刘朱，寿龄四个人，在山顶缆车站旁的茶室中喝茶。我们在等一个人——等费彝民先生。

这件事，当刘芃如兄去年去开罗途中在曼谷堕机逝世时，我曾想到过。我又忽然想到了英国哲学家宁罗素的一段话。他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历史完全是经济发展决定的，其实，世界上许多偶然的意外，往往会改变历史，如果当日德国的移民局局长消化不良、脾气不好，没有批准列宁离开德国到俄国去，那么苏联革命的面貌恐怕会大不相同。

我们这些小人物，当然对历史丝毫不起什么作用，但对于我们自己的生命，一些偶然的事件，却是影响了我们的一生。如果十二年前我们在山顶茶室中的商量有另一种结果，今天，芃如或许仍是在「新晚报」的编辑部中精心琢磨地翻译，榆瑞或许仍是坐在芃如的桌上肆无忌惮地大笑，寿龄或许正成为榆瑞取笑的对象，而我自己，正在给「新晚报」写着影评，或者正在将「大家谈」读者的投稿，一篇篇地投入了字纸篮——虽然，心中不无有些抱歉，为了这般的无情，将许多年青的希望投到了字纸篮中。

如果是这样，我们都会很欢喜的。

我们四个人那时都是「新晚报」的翻译。芃如兼编「大公报」的「文艺」副刊，我兼编新晚的「下午茶座」副刊。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过后，下午的闲谈是最愉快的享受。在芃如的发起下，我们计划出版一本杂志，一本文艺性的学术性的杂志。我们不准备这杂志中讨论政治，只是介绍外国的文艺作品，包括小说、散文和诗，也包括图画、音乐、电影、戏剧和舞蹈。我们介绍中国人最光采的才华，也介绍外国人最诚恳的成就。我们想，为了适合海外读者的胃口，我们应当办得尽可能的通俗。把乌兰诺娃和玛哥芳婷美丽的图片，放在一起，把大卫罗的漫画和黄永玉的装饰画放在一起，我们评论美国电影和香港电影，也评论明星和导演……这本杂志的名字叫做「新杂志」。

这时候，榆瑞写的几本「金陵旧事」出版后，销路很好，我译的「中国震撼着世界」销路也很好，芃如译的「外交家」刚脱稿，「新晚报」的销数已超过了「星岛晚报」……我们满怀信心，年青人的精力过剩，觉得国家前途光芒万丈，报纸的发展步调迅速，我们每天下午与其在咖啡馆中闲谈过去，不如替报馆多做一些工作。

我们已草拟了整个计划，这天约了费先生来，再跟他详细商量一下。天气突然的寒冷，细雨从窗中不住的飘进来。到了约定的时刻，费先生来了。他以一贯的兴高采烈，替我们叫了许多食物，又以一贯的兴高采烈，接受了我们的计划。他说：「良镛负责编辑，寿龄做经理，芃如负责国外的组稿，榆瑞负责国内的组稿。我先去筹一万元向华民政务司登记。」我们向他郑重声明，这些工作完全是义务的，绝对不要任何报酬。在几个年青人的眼中，薄暮时分的寒雨变成了阳光。对于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创造的喜悦是最大的喜悦。榆瑞提议：这本杂志第一期出版后，我们五个人每人手中拿一本杂志，再到这里来庆祝，「不过我还要带一瓶香槟！」芃如说：「新晚报是在狂风暴雨的飓风中诞生的，『新杂志』是在寒风苦雨中诞生的。」

但「新杂志」并没有能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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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刘芃如是一九四○年代四川大学外文系的翘楚，一九四六年获奖学金入读伦敦大学研究英国文学，一九四九年回国途经香港，受邀加入《大公报》任国际版编辑。一九六二年，刘芃如受邀前赴埃及参加国庆活动，不幸飞机失事，英年早逝，梁羽生亦有撰文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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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费彝民慷慨豪爽

我们所计划的「新杂志」没能出版，那是在山顶之会后的数天，费彝民先生通知我们的。他所说的理由是「社务委员会」没有通过。我们相信这是真实的理由。因为我们计划中的杂志，主要目的是为新中国的文化作宣传，就像初期的「新晚报」那样，没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但以新中国的好处，潜移默化的传达给读者。我们不接受从这杂志中得到任何报酬，也不想宣扬自己的名字。至于经费，那是没有问题的。费先生是一个很慷慨的人，他在香港有许多很有钱的上海朋友，例如维大洋行的董事长王宽诚先生（他是旧大公报的董事，现在是中华总商会会长）、前长城电影公司的董事长吕建康先生，随便要谁拿出一两万元来赞助一件文化事业，都是轻而易举，何况，这杂志未必会赔本，而费先生自己也有钱。

他是苏州的世家子弟，有相当的产业。当香港大公报向中共靠拢的前夕，总经理胡政之先生已逝世了，那时每天只销二千多份，经济窘迫之极，报馆的担子都压在费先生的肩头。后来他在同人的会议上透露，他从上海到香港，私人有几十根金条的财产带来，结果都在这段时期中贴在报馆里了。大概，以后大公报还了给他。「彷徨与抉择」中批评他生活豪华，据我看，费彝民不是共产党员，既然自己有钱，住得宽敞一点，有汽车坐，并不能说怎样过份。

一九五〇年，刘芃如的太太杨范如有一位女同学流落在香港，没法子回上海去。杨范如谈起这件事时，无意中给费先生听见了，他立时便送了一千元给她，使她得能北归。后来我到上海，还见到这位女士，她对费先生十分感激，说她始终没能见到费先生，向他说声「谢谢！」连他是怎么样的相貌也没法知道。

前年，书画鉴赏家朱省斋先生想出版一部「中国书画」，没有经费，费先生给他邀了几个朋友，每人筹借三千元，就解决了问题。

所以，我们杂志的流产，不是在于计划的本身，不是在于经费。问题在于，我们这四个人的作风太自由散漫，太没有组织和纪律的观念。将这计划「越级」去向费先生提出，本身就是违反纪律的事。我们以旧社会中天真幼稚、漫不在乎的方式，企图在一个左派机构中推行一个小小的计划。在十二年后的今天想起来，我们在政治上实在是不可饶恕的无知而单纯。

我谈到这小故事，决不是对大公报和新晚报的领导者表示抱怨，如果当时我是大公报的社务委员会之一，或许也会否决这个计划的。当然，榆瑞、芃如、寿龄和我四人失望之余，不免在咖啡馆中大发牢骚，指摘这个人眼光太小，那个人胸襟太窄，但我们就没有指摘自己的无知，没有责备自己缺乏必要的政治经验。

共产党认为每个知识份子都有本质上的严重弱点，太个人主义，太自由主义，凡是在一个左派团体中太突出的个人，迟早会被要求将锋芒和棱角磨光了去。我们四个人后来各有了不同的道路，那是这大时代中，香港知识份子的四种不同的道路。道路之不同，似乎主要决定于这个事实：他能不能放弃或改变自己的个性，以服从团体。芃如的路已走完了，我们三个人还在走着。

「彷徨与抉择」第一章开头记叙榆瑞在苏州被捕的情形说：「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二日，下午一时还差五六分钟，京沪直通车将到苏州车站。我和一位来自香港的银行界朋友在餐车中吃了中饭。他邀我到他车厢中闲谈。他将一个大柑塞在我手里，随口道：『潮州柑』。突然，一个铁路警察走进车厢来，说：『同志们，请拿通行证出来。』我的银行界朋友似乎有点紧张，立刻从皮夹中取了通行证出来，低声说了几句抱歉的话。我没有觉察出有什么不对，从左边胸口袋中取出了路条。我还没递给他，那警察就从我手中抓了过去。他对我的路条细细看了大约两分钟，于是说道：『你路条上注明只是从广州到上海的。』」

其后记述他如何被捕而送入上海的监狱，经过的情形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这里不必重述。榆瑞所说的银行界朋友，就是朱寿龄。他在上海解放之前，是中国农民银行的襄理。在任何场合之中，他都喜欢以「小丑」的姿态出现，但他决不是「小丑」。这是任何文学作品中都未描写过的角色，复杂的性格中充满着丰富的矛盾。我和他第一次相识，是颇为戏剧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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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为我要跳车自杀

火车缓缓地爬过巨龙般的钱塘江大铁桥，空气中有初春的花香，也有大江的水气。那是一九五〇年的一个春夜，我从北京回到香港来。我是浙江海宁人，儿童和少年时期在海宁和杭州两个地方长大，钱塘江日夜潮汐，西湖畔杨柳桃花，那是我生命的一部份。当火车带着我慢慢离开杭州时，窗外江南春夜的风，似乎用葡萄酒醉人的气息来酿成的。我凝望着西子湖边的万家灯火，灿烂的月光铺在滚滚的江水之上。铁桥上巨大钢柱的阴影，在窗子上迅速掠过，一回头，高高的六和塔耸立在江边。六和，那是六种和谐，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成熟文化结晶，这六和塔在庄严和雄伟之中孕育着温柔和平的精神。钱塘江大桥却是现代中国人的骄傲，杭州学生对这座大桥的景崇，代表着他们对现代科学和工程的向往。学校中大家津津地谈论，茅以升教授如何设计这座铁桥，怎样外国工程师对之束手无策的难题，这位中国的天才工程师却巧妙的解决了。茅夫人在工程上的帮助和贡献，尤其是女学生们最喜欢的话题。在抗战前后成长的我们那一带的学生，课余谈的总是鲁迅和郁达夫，总是茅以升和华罗庚。华罗庚的女儿是我们同学，大家对她很尊敬。那时蒋经国的儿子在杭州弘道女子中学附设的幼稚园读书，同学们见到他时，只是好奇地瞧瞧。我们只尊敬学者和诗人，不大去理会另外一些浙江的名人：蒋介石、陈诚、陈果夫、陈立夫……他们在浙江一般中学生心目中，远不如浙江大学校长、国际知名的气象学家竺可桢（在这样的风气下，所以浙江大学出了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我们同学从来不谈梅兰芳，更加不谈电影明星。那是上海、北平大都市中学生们的事。

从火车窗中望到对江，那是萧山和余姚，是大哲学家王守仁和黄宗羲的故乡。中国成了共产主义国家，在马克思这巨大的幽灵笼罩下，王守仁、黄宗羲他们还被人们尊敬么？

瞧着江水，心中想着这些杂乱的念头时，我脸上的表情一定很是古怪。突然间，一只手臂伸过来挽住了我的左臂，一个人靠到了我的身旁。我惊异地转过头来，朦朦的灯光下看到一张戴着眼镜的圆脸，是一个陌生的旅客，四十左右的中年人。他向我温和地微笑，说道：「心里不高兴么？ 」我摇摇头，说道：「离开故乡，有些难过。」他放心地松开了手臂，问道：「到广州？」我说：「是的，再到香港，你呢？」他兴奋地说：「那好极了，我也到香港。我们有伴了。我去香港大公报工作。你在香港那里得意？」我有些奇怪，道：「我是香港大公报的编辑。」

这样的会见实在很是戏剧化，原来他见我忧郁地望着江水，以为我要跳车自杀，好心地来拉住了。这个故事，大公报许多老同事都是知道的，以后常常引为笑谈。这位朋友朱寿龄，就是「彷徨与抉择」中所写的那个香港银行界人士。

我们谈不到一分钟，立刻就很亲热。因为他父亲朱老先生，是国民党政府的监察委员，浙江省监察专员公署的主任，与我家有些世谊，在杭州时我见过他几次。他弟弟朱启平，是大公报驻在纽约的特派员，从美国回来后，在香港大公报工作过一段时期，和我同在编辑部的国际组，晚上坐在一张桌子旁。

朱启平是北京燕京大学的毕业生。燕大的毕业生，在大公报中有比较特殊的地位。因为战时大公报和燕大在成都合办一个新闻系，由大公报拨付经费，系主任由大公报桂林版的编辑主任蒋荫恩先生担任。该系的优秀毕业生，自然都汇了大公报。那时在香港大公报工作的燕京学生，有马廷栋、李宗瀛、谭文瑞（现在在北京人民日报编国际新闻）、刘克林（现在是北京大公报的副编辑主任）、张学孔（现在是香港商报总编辑）、何巧生等等。另一位从纽约回到香港的特派员杨刚大姐，从英国回来的萧乾，也是燕京学生，不过他们是早期的。香港大公报内部没有派系，没有甚么结党把持的情形。那时我年纪轻，职位低，他们对我都很照顾。尤其是萧乾先生，他对西洋文学的爱好，自由主义者的气质，特别和我谈得来。詹姆士·乔埃士那部现代派技术的小说「攸利赛斯」，我读来读去不懂的地方太多，工作之暇，常常向萧先生请教。他总是很热心的指点。

在香港大公报向左转前后这段时期中，我在报馆中学到的东西，实在比大学所学到的更多。萧乾先生是我西洋文学的导师，杨刚大姐是我国际政治的导师，李纯青先生是我马列主义和中国政治问题的导师。他们的亲切和热诚，我终身会记得的。杨刚大姐到北京后，任中共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主任秘书，已于几年前逝世，萧乾和朱启平则在鸣放期间成为右派份子。

榆瑞和这些同事们的关系，却是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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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乔木谈香港前途

榆瑞在一九四六年参加上海大公报，我在一九四七年加入。虽然我只比他迟了一年，但两人的身份地位是颇为悬殊的。他在西南联大（当时全中国最好的大学）做过英语讲师，在英国和美国的新闻机构中担任过相当重要的职位，进大公报后就被任为驻南京特派员。我进上海大公报是考进去的，担任电讯翻译，那时白天还在东吴大学法学院读书，不论年纪、资格、能力，都和他相差很大（他大我十岁或十一岁）。对于当时香港大公报中李纯青、杨刚等共产党的领导人，我能心悦诚服的受教，而他则格格不合，那也是很自然的。那时候，香港大公报编辑部中，不但有李纯青和杨刚，还有王芸生、周太玄、杨东蒪这些第一流的左派学者，日夕的亲炙之下，我自己的思想情感很是和谐，确信共产主义是我们这苦难的国家唯一救星。在那时候，我的学识和见解，都没有使我能对马克思主义有丝毫怀疑，至于我发觉中共做法中的各种缺点，自己在思想上越来越离开马克思，终于成为罗素所主张的理性主义者，那是许多年以后的事了。

榆瑞是一个出色的记者，他坦白亲切，在几分钟之内就能和一个陌生人混得很熟。他个性极端外向 ，是典型的多血质性格。在于交际这一点上，倒是与费彝民先生很相像的。榆瑞记忆力很强，各种细微的小节都记得清清楚楚。他受过文学的训练，对于人的性格和言语，有强烈的兴趣，但他不是一个深思内省的人。他对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哲学这些问题，几乎是漠不关心。「香港时报」总编辑李秋生先生以「车攻」的笔名，在「新生晚报」写了三篇「再谈周榆瑞书中的人与事」，其中有一段说：「周不是个政治上有深刻的人，他只是一位硬干的职业性的新闻记者，从他的书中可以看到他缺乏思想上的深度，有时天真流于浅薄。因此对于『彷徨与抉择』一书你可以找出许多缺点。」李先生的结论，仍是认为这本书有价值。他不认识榆瑞，他对榆瑞的了解，只是根据这本书内容而达成的，但我以为这是与事实很接近的看法。

由于榆瑞过去在新闻界的成就和地位，由于他对政治思想的不感兴趣，更重要的，由于他直接认识周恩来、董必武这些中共要人，他对大公报中的左派人士自然不见得怎么尊敬。事实上，这些左派人士的过度狂热，什么事情都是一面倒的看法，往往成为榆瑞公开讥嘲的目标。下面这个小小的例子，或许可以说明当时香港左派新闻工作者（包括我自己）的心理状态。

一九四九年间，香港左派文化人中研究国际问题的，每星期有一个讨论会，经常是星期五下午，在干诺道中一二三号四楼（那时是华商报的报馆）举行。新华社的乔木（现在他是中共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主任，周恩来在外交问题上的主要助手）常常出席报告。此外夏衍、张铁生等也偶尔来分析一下当前的重要问题。因为参加这座谈会的领导人物，确是目光敏锐，学识丰富的中共优秀份子，我现在仍旧认为，这座谈会对于我这种当时什么也摸不着头脑的青年，有很大的启发作用。记得在南京解放前夕，我曾在这会中问乔木：「乔木先生，将来全国解放后，香港和澳门的问题怎样处理？」

他用手指轻轻弹着茶杯，想了一想，说道：「反对中国人民的，主要是美国政府。我们以后的重要工作，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据我个人看，香港的现状是否保持，要看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是不是有利而定。各国帝国主义者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但我们不能够一下子将全世界所有的帝国主义者都打倒了。」他在十四年前的分析，直到今日，似乎仍是中共对港澳的外交政策。应该承认，这是了解全盘局势的远见。

榆瑞对国际问题没有兴趣，从来不去参加座谈会。同时，他认为外国记者对局势的分析，一定比中国人更加准确。他并不掩饰自己这种观点。当时我们认为所有的西方国家记者都是大资本家御用的宣传员，而他对于西方记者的尊重，远胜于许多有头脑的本国人士的尊重。

不久，大公报驻美特派员朱启平从纽约回港，这个座谈会便请他去报告美国的近况。他的报告令大家很失望。他着着于美国民主党和其共和党之间的政争，但参加这个座谈会的人早就认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只是代表不同的垄断资本集团，他们互间的争权夺利，没有多大的重要性。他报告一完，立刻有人问道：「朱先生，据你所看到的，美国劳动人民现在的失业情形怎样？」朱启平道：「唔，唔，我想，我想，总有一百多万人。」

但在当时，美国失业者高达三百二十余万，是参加座谈会的人个个挂在口上的。朱启平的答复，立刻显出他对美国的弱点认识不够清楚，也就是说，思想不够前进。于是，一连串的问题向他提了出来，登时令他颇为狼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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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乔木，即乔冠华，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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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周榆瑞向来反共

座谈会中所提出来的问题，全都着眼于对美国不利的方面：美国周期性的经济恐慌目前有什么象征？白人对黑人的歧视，是否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垄断资本家财富的集中，在政治上有什么具体表现？美国共产党力量的发展，是不是有长足进步？美国人民怎样反对政府的庞大军费预算和援外计划？华莱士领导的进步党有无可能在国会中多占一些席位？

这些问题，平时我们在座谈会中是已研究得很清楚了的，但朱启平显然没有多大准备，因此答复得令与会者大大不满，而这些不满，有些人当时便礼貌地表示了。大公报派朱启平到纽约作记者时，那是国民党政学系的报纸，真正的主持人吴鼎昌先生是贵州省政府主席和蒋介石先生的文官长，总经理胡政之先生是国民参政员。大公报对国民党政府的基本方针本来是「小捧大帮忙」，朱启平带着这样的方针到纽约去，他不可能将这方针全部抛在太平洋中而回来。他在座谈会中所显示的狼狈，正表示了大公报在短短一段时期中转变得如何快，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也无法圆满地与之适应。同时，这也表示，一般过激的左派文化人，只愿意听好消息而不愿听坏消息。

「报喜不报忧」的作风，不能容忍与官方路线有任何距离的意见，我以为这是中共许多人士的重大缺点。朱启平这件事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以后事过境迁，也没有留下任何不愉快的回忆。但这个小插曲是有象征意义的。我个人以为，「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件事，是中共的「三失」。这「三失」之所以造成，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许多原因之外，在心理上，那是当政者不容忍异见的直接后果。

朱启平当时在座谈会中的发言，并没有赞扬美国，事实上已是尽可能的予以抨击，只因为抨击得不够狠、不够热心，只因为他对苏联和中共所惯用的逻辑太不熟悉，所以即使是在一个学术性的讨论会中，很快就令人感到「难以容忍」。

周榆瑞的态度，与朱启平更有距离。这些自由参加的讨论会，他根本从来不出席，在报馆内部的学习小组，他在发言时最通常的方式，总是说：「对于这问题，外边的毛子们（指外国人）如何如何看法。」他决不掩饰自己与英美人士的熟悉，事实上，他对外国人的意见很有兴趣听取。由于异乎常人的记忆力，他把这些意见都记在心里；由于个性不喜欢研究政治和哲学等抽象理论，他也没有什么驳斥这些「毛子们」的自己意见。

我和榆瑞在政治上的见解并不一致。他一直反共，我一直不反共。不认识榆瑞的人，以为他写这本「彷徨与抉择」，是一个极重大的转变，但我和他有十多年的交情，直到今天，我仍旧认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却以为他根本没有什么转变。他一生之中，从来没有信仰过马克思主义，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唯物辩证法、剩余价值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等），从来没费心研究过，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也不见得有什么关心。虽然在大公报的公开集会中，他没有发表反共言论，但在他可以信任的朋友面前，从来没有说过半句有利于共产主义的好话。

他只对具体的人有兴趣。他在「新晚报」上写过许多攻击国民党要人的文章，然而这些文章之中，谈的只是某某人某一件事的荒唐和昏庸，某一桩有趣的桃色事件，他对罗家伦的英文名字叫做「拿破仑·华盛顿」嘲笑得最厉害。他反对国民党，并不是认为国民党的政策对国家人民有害处，只是瞧不起官僚们的腐败和低能。他很尊敬周恩来，出发点不是相信共产主义是中国最佳的希望，而是尊敬周恩来的才能和性格。这一点他在「彷徨与抉择」的序言中说得很明白：「一九四六和一九四七年，我在南京担任一家主要中国报纸的特派员，在中国人目光中，总是将这家报纸比作『卫报』和『纽约时报』，我的职位使我经常能会见共产党的领袖周恩来（现在是北京政权的总理）、董必武（现在是北京政府副主席），而他们的主要助手，几乎每天都和我相见。他们都给我以『坦白』与『诚恳』的印象。周恩来曾不止一次强调地对我说，如果他们建成了共产国家，中共要争取西方国家的同情与友谊，他们决计不愿将中国关在一张铁幕的后面。那时我还不过三十岁，对中国国民党的无能与腐败又十分失望，所以我立刻接受了他的话，毫不保留的信任了他。」

我和榆瑞过去在政治上见解的不同，并没有影响到我们成为好朋友，今后，我相信我们的友谊也不致因此而有什么损害。现在和过去所不同的是，他将内心的反感，公开发表出来，而我希望借这个机会，指出中共的许多缺点，提出一些理智的批评。这些批评，我三年多来经常在本报（即香港明报）的「社评」中发表，所不同的，只是现在署上「金庸」的名字。（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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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回忆苏联展览会

榆瑞在他这本书的序言中又说：「虽然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共产党统一中国的大事业，使我有深刻的激动。自从我儿童时代起，我就被教导必须爱国，共产党掌权后，我决心通过共产党而表现我的爱国心。但另一方面，我所受的自由主义教育，以及我作为一个独立报人的生涯，使我成为一个真理和自由思想的主张者。我拥护共产党，但同时，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我却绝不赞成。当他们派遣军队进入朝鲜时，我不能认为这是合理的，我甚至在大公报的办公室中说出了我心中的不安和反对。」

我以为，榆瑞全书写得最好的，是这篇「序言」，有概括的思想而不单只是描写一些琐屑的细节。我说他对政治和经济问题不感兴趣，说他在报馆中公然发表反共言论，他在上述引文中自己也这么说了。榆瑞因为是大公报高级职员，又因为这些反对言论是随口说说的，所以当时并未受到甚么处分或批评。如果换一个身份不同的人，或者这种意见公开在报上发表出来，情形当然就完全不同了，下面我举两个小例子：

一九五六年秋天，苏联在广州举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香港所有的左派人士，全部分批去参观。那时中共和苏联的友好关系正到达高潮，苏联展览会有新建的固定的华南会所，是中共不惜工本全力建造的。上海的苏展会天花板用真金镀顶，以致后来成为浪费和奢侈的典型例子。广州的苏展会虽然不及北京和上海，那也是华南数一数二的大建筑。

可是要香港人去参观苏联展览会，这决定未必明智。因为苏联经济建设之所长，集中于重工业，它的消费品生产，却远远落在资本主义国家之后。它在火箭、飞弹、氢弹、坦克上的成就，展览中是看不见的；它的重型机械、采煤技术、石油制炼，香港人是看不懂的。我们大家所懂的东西，它偏偏制造得最弊。苏联的汽车、雪柜、冷气机，那里有美国人的好？它的照相机、望远镜，岂能和西德相比？它的收音机、电唱机，比日本货差得多。展览会中大量展出的绒料、时装、衣饰，和英国法国的水准相距实在太远。它的糖果、香烟、塑胶用品，连香港工展会也未必及得上。香港市场上集中了全世界最精巧、最丰富的消费商品，可以说资本主义国家最精灵新奇的产物，天天都在这里开展览会。苏联笨拙而呆板的商品设计，在香港人眼中看来，觉得那都是半个世纪前的过时货。

苏联实施的是计划经济制度，它的消费品注重实用，因为商品之间没有竞争，它不必花费金钱和心力去注重式样的新颖和美观。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它可能是比香港更为先进的。这个展览会对于大陆人民有启发作用，显示了一种模范和远景，但一般香港人无法领会到它的优点，只能看到它的缺点。因为它的优点在于制度上经济平等的理想，在于重工业的飞跃发展，却是展览不出的，而所具体看得到的东西，在香港人眼中，都成为「班门弄斧」。何况，我们游惯了工展会和百货公司，看到中意的东西立刻便可以购买。但在苏展会中，每人只能买四角钱的苏联糖果，每人只能喝一杯饮料，吃一件点心，不但要凭票购买，还得排队轮候，而且质料甚差。

总之，这展览会展出的是社会主义的弱点。我们只感到凭证购买和排队相当无聊和不自由，不会想到人人有饭吃的伟大理想，很难感觉到财富平均分配的制度，比集中于少数大富翁手中是更为公平。参观了苏联展览会，再去参观最近在香港举行的意大利展览会，如果不是经济学家、工业专家、或者是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者，一定会觉得意大利产品之精缤富丽，决非苏联之可比，很少会想到苏联巨大的重工业潜力胜于意大利不知多少倍，很少会想到苏联普通人民的科学水准和文学修养比意大利一般人高得多，更难想到一个意大利失业工人的孩子，生了病买不起药，他母亲会眼睁睁的看着心爱的儿子痛苦地死去。

对苏联消费品根本瞧不起的心里，我们都是世故地藏在心中，但有一个工友却直言无忌的说了出来：「这些东西香港都有，有甚么希奇？香港百货公司的东西远好得多。」回到香港之后，这句话使他被记了一个大过。这处分写在簿子上，通传全报馆的同事作为一种教育。

这位工友的意见虽然不是全面的，但他所说的却是事实，是人人都感到了的印象。只是旁人比较聪明而他比较老实。聪明人不着边际的表示了赞叹和钦佩，老实话却受到惩罚。我相信中共大陆上任何团体中都存在着这种现象。那就是没有言论自由，就是鼓励虚伪和世故。于是，整个事业受到了报复和损害。

我们几个朋友私下也谈到了对苏联展览会的不佩服，那主要是关于所展出绘画的枯燥乏味。（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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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从缺待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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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个性坦白直率

前天晚上，一些朋友们谈起这篇连载的文字时，董千里兄说：「我觉得有些文不对题。这篇文章应该批评周榆瑞的『彷徨与抉择』，但是在你笔下，许多地方都越出了评论该书的范围。我说：「你的批评很对。其实，周榆瑞的书，主题是谈在他大陆被捕，和受审的经过，要评论这部书的优点和缺点，写一两千字也就谈完了。我现在是在借题发挥，主要是写我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或许那也是香港许多知识份子的思想和感情。千里兄点头说：「你的主题是在写你怎样渐渐离开马克思主义，转而信仰罗素的理性主义。这篇文章中，所写的思想和感情，和我所了解于你的，丝毫没有分别。」

对于常常在一起的朋友，一个人是很难掩饰自己的个性和想法的，偶然的一个小动作，一句闲谈，总是泄露了自己的内心状态。我在认识榆瑞的第一天，就觉到他对外国和外国人的兴趣，远胜于对本国人事的关切。他在家中和儿子女儿谈话，大部份是用英语的。他儿子安尼往往叫他的英文名字「艾立克」而不叫他「爸爸」。有一次我眼睛有病，他介绍我去看他的襟兄眼科专家程伯京医生。他随手用英文写一张便条。在我们所有的朋友和同事之间，这种习惯和作风显得很是突出，别人虽然不致不愉快，却总有一些不自然的感觉。又有一次，我们几个朋友在一起吃西餐，朱寿龄将刀子放到了口里，又用小匙羹来掏咖啡喝。于是榆瑞便大大的嘲笑他，似乎餐桌上一些小小外国礼节的错误，是世界上最失面子的事。可是在中国人的礼貌观念中，别人的失礼是不可指出的，只能假装看不见，以免对方尴尬。他指出别人外国礼节的错误，这件事本身的失礼，可能更加重大些。当然，我们大家是好朋友，谁也不会介意。

他的坦白和热诚，常常使他的粗鲁变成无关紧要，别人反而会感到他的亲切，大公报附属的「文宗出版社」初成立时，出版了几本英文对照的小册子，叫做「中国的光荣」，内容是介绍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历史上各种伟大的成就。中文部份是上海大公报编辑部的同人撰写的，英文的译文则由香港大公报同人分篇执笔。全书译就后，主持翻译工作的杨历樵老先生叫我写一篇英文序言。我的英文写作平时极少练习，水准很低，这篇序言写得自然十分拙劣。榆瑞一看之下，立刻就说：「你的英文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太不时髦。」我说：「快给我修改一下。」他毫不客气的提笔就改，将长句子缩短了些，将迪更斯小说中所用的字眼，改成了「时代周刊」中所用的现代化语句。结果是流畅得多，简洁得多。中国文人写了一首诗一篇文章，送给别人欣赏时，总是说：「敬请某某仁兄斧政」，如果这位某某仁兄当真「斧政」了一两个字，说不定双方从此生了嫌隙，因此向来是谁也不敢「斧政」的。然而榆瑞对人的坦率，胸中极无城府，以我所知，很少有人对他的批评指教有甚么反感。

相形之下，在这方面我之对他，却是不及他对我那么「够朋友」了。他曾以「田牧风」的笔名，在新晚报写过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书名似乎叫做「异域英雄传」。他对外国有兴趣，因此中国武侠小说的背景也搬到了外国。这部小说人物的性格模糊，故事缺乏高潮，男女侠士动不动就结婚，因之报馆中有一个同事在背后挖苦说：「这小说的书名应当改作『侠客结婚记』。」我只对榆瑞简单地提了几次意见：「对话太多，情节不够紧张，没有作为中心的人物和故事。」却没有好好的和他讨论，如何补救和改进。现在想来，不禁内心有愧。虽然，这种游戏笔墨本身并无多大价值，他在这方面尝试失败，那也算不了甚么。

我回忆到这两件小事时，想起了一九四九年春天和杨东蒪先生的一席谈话。杨先生是著名的学者，对先秦诸子很有研究，那时是大公报的顾问。现在他是广西大学校长，中共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那一次我向他请教的，主要是「墨子」和「庄子」上的几个问题。他谈了一些古代哲学后，兴致勃勃的谈到「与人为善」这四个字。他说，我们一切工作的目的，应当是为别人好，「与人为善」这四个字，几乎可以包括中国所有大思想家的全部政治哲学。只不过一般哲学家大都是空想的、不切实的。他对我说：「你将来一生之中，会遇到许多严格的批评和考验，不过你只要记得「与人为善」，即使你情感上一时受不住，理智上却会懂得这些批评是为你好。知识份子有强列的自尊心，受到批评时会很痛苦，但我们只须了解，批评只是『与人为善』，并非打击和损害。」

杨东蒪先生这番话说得很诚恳，完全出于爱护，当时令我很是感动。（待续）

刘国重

楼主功德无量，期待后续。

学习雷锋

九、胖子和间谍

那一天春日艳艳，南国的香港已如江南初夏。杨东蒪先生穿一件白色的夏威夷衫，手中插着一柄葵扇，在大华酒家顶楼的茶座中纵论世事，潇洒如晋人挥麈谈玄，清言妙语，差相仿佛，而诚恳拳拳，又有过之。可是时间过了十多年，我在左派团体中的经历，却发觉很少有人在提出批评的时候，是根据「与人为善」的原则来进行的。或许这是因为人性中「恨」的冲动，比「爱」的情操有更原始更长期的传统。现代心理学家与人类学家得出来的结论说，人类在许多方面，和数十万年前实在很少差别，每个人下意识中，自然而然的会认为旁人是他的敌人，认为他可能夺去自己的食物或配偶。「幸灾乐祸」是人的天性，从打击别人中所得到的愉快，远比帮助别人为多。「助人为快乐之本」，那只是一种道德理想，对于大多数人，打击别人才是快乐之本。这种人类的天性，几千年的文化教养使它隐晦了些，但并不能根本的予以铲除。中国人是这样，美国人是这样，爱斯基摩人和伊里安的猎人头族也是这样。在历史学家的眼光中看来，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马克思主义，想要彻底改变人类的天性，那未免是一种奢望。

如果我们想得透彻一些，如果我们能心平气和一些，应该可以认识到，许多人类的弱点固然是一种不幸，但究竟世界上向来是这样的。刘邦擒杀韩信、凯撒被他爱将布罗特斯刺死、美国大资本家范特皮尔逼得他许多合伙人破产自杀、赫鲁晓夫将斯大林的尸体迁出红场……封建社会中是如此、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如此、在共产主义的国家和组织中也是如此。

然而，在临到自己遭遇到损伤和不幸时，我们很难能以哲学家的气度，处之泰然。我个人在左派团体中没有受到什么真正的打击，然而精神上的创伤和苦痛，仍旧是很巨大的。现在隔了许多年再来回想，我不以为这是共产主义特有的偏狭和冷酷。如果我曾在国民党时代工作很久，那些想起来很心酸很没趣的遭遇，一定会同样的遇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斗争，不见得比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斗争更加温和，更加的「与人为善」。所不同的是，资本主义的「绅士们」，比之共产主义的「同志们」坦白些，打击就是打击、排挤就是排挤、逼得破产就是破产、自杀就是自杀。他们不称这种行动为「帮助」、「说服」、「教育」、「改造」。

我不相信个性可以「改造」。学习一些表面上的口号与言论，那是很容易的；要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服从，要人们虚伪地说些违心之论，只要有足够严厉的惩罚和制裁，也不困难。但我不相信「批评和自我批评」真正能对一个人有什么根本的好处。唯一的好处，只是强制他服从权威。一旦外在的压力消失了，他所表现的反抗，只有更加强烈。在我看来，共产党人的批评和教育，实际上的作用和资本主义国家「罚款」很少差别。批评和罚款使身受的人痛苦，以后要更加小心，不要犯规，同时使没有身受的人有所警惕。至于「与人为善」，那只是某些高尚的心灵的理想。

中共给榆瑞所受的批评教育，是一种极强烈的方式，但并不是最严厉的。在肉体上，更严厉的方式有强迫劳动；在精神上，更严厉的是遭受家人、朋友、同事的侮辱。他在书中描写中共公安人员对他不公开的侮辱和审讯，但我想他还是很幸运的。如果责骂他的是他的妻子儿女，是他的同事好友，如果这些羞辱是公开的，那可能会比死亡更加不幸。事实上，曾有许多人受过这种折磨。

我详细读了榆瑞的书后，发觉他自称中共冤枉他是外国间谍，但真正内在的原因，似乎只是反对他和外国朋友的过份亲密，只是惩戒他拒绝「改造」和不遵从工作的调派。榆瑞实在是世界上最不适宜于做间谍的一种人。他说中共释放他的条件，是要他回到香港来替中共做间谍。「间谍」这个名词，不免用得有些夸张。他在报馆中的绰号，叫做「周大炮」，由于他直言无忌，想到什么便说什么。他有一百八十多磅体重，即使以西方人的标准来说，那也是一个胖子。我不知道全世界的间谍之中，有没有胖子，至少，恐怕没有一个成功的胖子间谍。因为一般胖子总是太爱说话，太不善于保守秘密。

榆瑞和外国朋友交际，不免谈到大公报的情形，广义的说，那也可以认为是泄漏了国家宣传机构的内幕情形。他和领导人员谈话时，不免也转述了外国人的意见，这当然也帮助了中共了解西方人士的观点。然而我想这些谈话都不致有什么重大的军事或政治意义。双方或许都是有意通过他而探听消息，在他自己，却只是坦率的，没有什么目标的闲谈。（未完）

学习雷锋

十、周榆瑞的同居者

榆瑞书中谈到他一九四九年春天去香港时的情形说：「在南京『解放』前夕，我决心留下来。但报馆的代理总编辑劝我离开，我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廿一日飞到上海，就在这—天，共军进入南京。我在上海短时期的停留是很不愉快的，报馆没有工作给我。我和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记者亚尔拔，雷文霍特在百老汇大厦中一起住了几天。后来，报馆当局决定调我去香港分馆，我大为高兴，立刻准备动身，因为自从徐州陷落后，我家属便已到了香港。那是我到了香港之后，才知道报馆已靠拢了共产党。」

当徐蚌大会战胜负一决，香港大公报便靠向中共，这其间所起作用最大的，当是杨刚和李纯青，他们都是有长期党龄的共产党员。等到总编辑王芸生先生从上海来到香港。香港大公报的态度已非常明确，从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蒋介石发布「在五个条件下进行和谈」的声明之时起，香港大公报的倾向和面貌已和现在没有多大分别。南京的易手是在四月廿三日，二十一日是共军全面渡江的日子。那一天毛泽东发布那著名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凌晨我在利源东街十五号三楼（新生晚报的楼上）大公报的编辑部，翻译这个命令的英文稿（是外国记者抢先发出的），「坚决、澈底、干净、全部歼灭」的语句，就是出现于这个命令之中。其中一句话我译作「不论他们逃到甚么地方，均须缉拿归案」。李纯青说：「这个命令看来是毛主席自己亲自写的，」他将译文中这句话，提笔改成「不管他们逃到何处」。后来新华社的中文原稿到达，果然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这篇文告，大公报当然做了第一版的头条。）

当时国民党政府或和或战，举棋不定。香港大公报虽已很明显的亲共，还是能销到广东四乡，远及沪杭，榆瑞在上海大公报时，应当已经知道香港分馆的情形。

他书中谈到到香港不久，费彝民就要他去看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负责人乔木，他写道：「那时，乔木和他妻子龚澎住在英皇道一所旧楼中。所有的国民党官员蜂涌而至，谈判他们向共产党靠拢的条件。乔木虽然很忙，还是摆脱了其余的访客而接见我，他仍旧和从前那样，亲切友善，兴高采烈的和我说笑闲谈。他说到，我在香港的工作将很是重要。他似乎仍旧确信，中共决心与西方友好。他强调说：「艾立克，我们知道，你在英美的外交家和记者之中有许多朋友。如果你和留在香港的那些人继续保持友好，那会很有用处。打听他们对于新中国的观感。我一向认为，这种个人之间的接触，有助于决定我们的外交政策。我们现在需要朋友，你要负责为我们国家争取朋友……』乔木的话使我印象十分深刻，我转述了给费彝民听，他立刻同意，我应该和外国人保持接触。」

事实上，报馆在铜锣湾新宁道租了一层相当考究的楼给他住，作为他招待外国朋友的地方。和他同住的是周太玄先生。周老先生是四川人，著名的生物学家和佛学家，为人和蔼可亲，兴趣极为广泛。在香港时是大公报的顾问，常常向同事们作学术性的演讲，回大陆后曾担任四川大学校长，也是中共的人民代表。在香港时我偶尔同他去看足球比赛，那时南华的高保强正当新扎，周老先生对他的球技极是欣赏，谈起来津津有味。他在西南素有人望，在香港和西南各省人颇多往还。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上旬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人投向共方，周老先生大概在其间做了一些穿针引线的连络工作。周老先生对佛学有很深湛的研究，有一次我听他谈论佛学中的「因明」，那是和西方的「逻辑」差不多的一门学问，分析之精，说理之明，令人欢喜赞叹。他虽是佛学家，但思想向来进步。星岛日报资料室保存得有全套「东方杂志」，前几年时我常去借阅，看到一九三〇前后周老先生在「东方杂志」上所发表的生物学论文，已是根据辩证唯物论的哲学。

周老先生回大陆后，榆瑞一家住这样一层楼，房租很贵，他一个人负担不起，费彝民私人付给他房租津贴。我不知道这房租津贴付到甚么时候为止，但报馆当局鼓励他交外国朋友，这是无疑的，周榆瑞太太现今仍旧住在那层楼，当然，中共再也不会付房租津贴了。

中共所不满于榆瑞的，据我推想不是在于他和外国朋友接触，而是在于他的立场和态度。很可能在这些西方人士的交往中，榆瑞的同情是更加倾向英美一面。他在中共的机关中工作，身份很是明显，外国人和他接触时自然深具戒心，不可能透露甚么重要的情报给他，除非是故意要中共知道的消息。相反的，他个性坦率随便，又没有中共所十分重视的那一套「保密」习惯，说不定反而无意中透露了一些中共方面的情况。

学习雷锋

一一、对乔木的印象

榆瑞书中引述乔木的话，要他和西方友人保持接触。乔木说：「我一向认为，这种个人之间的接触，有助于决定我们的外交政策。我们现在须要朋友，你要负责为我们国家争取朋友。」或许乔木确曾对榆瑞这样说，但乔木是「党性」极强的共产党人，我相信他决不认为西方人士的意见，可以有助于决定中共的外交政策。

中共党员对于「党性」这两个字十分强调，那包括有坚持立场、服从组织、为了党而牺牲个人幸福和个人意见等含义。一九五〇年春天我曾在北京大公报的办事处住了一段时期，常和乔木、李纯青、杨刚等见面。有一次在闲谈之中，乔木说到周恩来对杨刚的一句批评。那时杨刚担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主任秘书，工作十分忙碌，身体不大好。周恩来对她说：「杨刚同志，你对自己的健康，警惕性太低。」乔木正在旁边，半开玩笑地接口说：「杨刚同志的党性很强。」周恩来笑着点点头。在他们认为，「党性很强」这句评语，几乎是一个共产党员所能获得的最高评价，成为是津津乐道的事。

共产党人注重党性和斗争性，要坚决克服自己的个性以服从集体，凡是在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稍有温情主义的倾向，那便被认为是「党性不强」。乔木在考虑中共的外交政策时，一定将共产党人的党性和斗争性提到最高限度。据我的看法，西方人士的意见他或许会听听，但对于中共的外交政策，决不致发生任何影响。

有一天，他约我到中共外交部去见他，我所获得的印象，和榆瑞书中所写颇为不同。

中共的外交部，所在地就是从前北洋政府的外交部，钢骨水泥的现代化建筑，巍峙庄严，规模宏伟。大门外没有携带武器的卫兵，传达员的态度也很平易近人，我只在一张小单子上填写「要会见乔木同志」，他要我在会客室中坐坐，替我斟一杯白开水，将小单子拿进去，不久乔木出来了。这张「会客单」，印在一些用过的废纸背面。那个传达员只有十八九岁，穿着不很干净的棉制服，神态和说话，完全是一个质朴的青年农民。我当时所感到印象，这绝对不是「官衙」，而的确是一个「人民」的组织，我不知道中共的外交部现在是不是仍旧这副样子，然而我后来在另外许多方面看到中共的情形，官僚习气、统治者的威风架子，那是渐渐浓起来了，「为人民服务」的味道，是越来越少了。这个青年农民型的传达员，在接待我这种毫无地位的人是这样平易，在接待贵宾时，我相信他也是这样平易，也不过是温和地笑笑，说：「你请坐，喝杯水，我去跟他说。」但就我们在香港所见到的某些左派团体而言，对待「贵」与「不贵」者的差别是很明显的。如果中共能像解放初期那样，「官性」很轻而「人民性」很重，老百姓对他们的拥护，一定会多得多吧？

乔木那次约我去见他，主要是谈谈我所写的一些关于国际公法的文字。他谈话的要点是这样说：你这些论文分析细致，立场也稳，但是有一个要点没有认识到，国际公法整个系统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学者发展起来的。这些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在于维护西方国家既得的掠夺利益。他们不重视落后国家的主权，不承认被压迫者的革命权利，反对弱小民族求解放的斗争。他说，我们在和西方国家交往时，在一般习惯上遵守全世界通行的国际法，然而决不能让资产阶级学者定下的法律，牢牢的缚住我们双手。他举例说，如果我们遵守国民党政府的戡乱法，共产党领导的解放运动还能成功么？乔木那番话的中心思想是这样：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国际公法中公平合理而于革命有利的，我们遵守，于革命不利的，我们或者要求修改，或者反对。决不能以西方国家所谓「权威学者」的著作，作为理论根据。

乔木在香港时，曾以「于怀」为笔名，写过许多评论国际时事的文章，出版过几本评论美国经济的书。从这些著作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他决计不会重视西方资产阶级人士的意见。（待续）

学习雷锋

一二、「侍卫官杂记」

榆瑞书中说到他担任新晚报的翻译，辞去印刷公司经理的职务。「不久，在一九五一年，费彝民很客气的将督印人的名义从我手里接了过去。我并不怎么介意，因为这个头衔对于我并无多大意义。后来报馆改组，我被推荐为三名副编辑主任之一。另外两名得到了批准，我却没有。这使我相当的不快。但不久我便置之度外，因为在那时候，我第一部连载小说已带给我相当大的声望。」

这部连载小说，便是他以「宋乔」为笔名写的「侍卫官杂记」。我是这部小说的第一个读者，因为这篇小说在新晚报的副刊「下午茶座」连载，而我当时是这副刊的编辑。小说通过蒋介石先生一个侍卫官之口，用第一人称叙述。故事包括两部份，第一部份是蒋先生和一位陈小姐的恋爱，第二部份是那侍卫官和一个军长的姨太太的恋爱。故事的背景是庐山。榆瑞跟我说，除了加插一些细节之外，两个故事都是真实的。当时他是大公报驻南京的特派员，蒋先生上庐山避暑，中国的政治中心便即随而转移。他也跟着「身在此山中」，每天晚上总是和蒋先生的侍卫官们喝酒打牌，许多消息便在闲谈中透露了出来。这位陈小姐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侄女，据说做过蒋的私人护士。私情之中当然不免也有些政治因素。榆瑞的书中描写，蒋夫人知道这消息后，如何大发脾气而去了美国。那个侍卫官的爱人，榆瑞说是四川军人范绍增的姨太太，现在他们已结了婚，好好的住在台北，也有了孩子。电影明星李嫱（范之慧）是范绍增的女儿，她在闲谈之中，对父亲的风流艳事并不讳言。我曾问过她关于这位姨太太的事，她笑着说：「爸爸的姨太太太多，我也不大弄得清楚，可能是有的。」

蒋先生的侍卫官们会不会泄漏「先生」（蒋的侍卫官们都称蒋为「先生」）的秘密呢？我以为是可能的，当然，泄漏秘密的不一定就是这个姓陈的侍卫官。榆瑞是东听一点、西听一点，综合起来写了这个故事。在这里，我不妨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一九四三年秋天，我在重庆南温泉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读书，蒋先生是我们校长。蒋的侍从室第三处，也是在南温泉，就在学校隔壁。第三处中有几位股长股员很喜欢下围棋，我和他们结成了棋友。逢到「刑法概要」、「民法总则」、「三民主义」这些索然无味的功课时，我总是溜出课堂，和他们下棋去。那一年十月间有一天，一位棋友兴匆匆的来找我，说：「这几天你有没有考试？如果没有，我们下三天棋。」我问他为什么这样空闲，不必办公。他说：「先生到开罗去了。你不知道么？」蒋先生到开罗去和罗斯福、丘吉尔开会，那是国防大秘密，如果给德国人和日本人知道了，自然会不顾一切的派出大队飞机来拦截。可是蒋先生动身的第二天，中央政治学校中倒有一大半人已经知道了。讲到保密工作，国民党那是绝对不能和中共相比。这次中共的货轮「跃进号」沉没，五十九名船员被日本船救起，关于沉没的情形，五十九人没一个吐露当时实情。在这种生死一线的情形下，对于自己的救助者居然仍是这般保密，说是「组织观点强」也好，说是「不近人情」也好，总之是十分「难能」。至于是否「可贵」，那要看你是共产主义者还是温情主义者而定了。

「好奇」本来是人类的天性，这种性格在许多动物身上也有。许多人所以「追」报上连载的长篇小说，就是出于好奇的心理，为了「欲知后事如何」，才每天不断的「且听下回分解」。「天方夜谈」中的波斯王后薛哈拉查德所以能保全她的美丽的脑袋，全靠她能说一千零一夜处处充满了悬宕的故事，使得波斯苏丹晚晚非听下去不可。我们这些写连载小说的人、电台中讲故事的人，从伟大的迭更斯、柳敬亭以至最没出息的笔耕者和舌耕者，所以能够生存，主要就依靠于一般人的好奇心。如果人们缺少了好奇心，报纸是否能够存在，那根本便是一个疑问。

在共产党团体中，好奇心却往往是一种惹麻烦或自讨没趣的原因。与你无关的事，你最好别问。上级认为你应当知道的，自然会在适当的时候告诉你。否则你问也没用，甚至他们会怀疑：「你打听这些消息有什么用意？」在左派机构中工作过的人，大概多多少少曾碰到过这些软钉子。往往，一件事本身既无关重要，而外界许多人也早已知道了，在机构内部却还在紧紧张张地保密。你能够被容许知道多少消息，通常是一种「政治待遇」。知道得多一些的人，在知道得较少的人面前，常常会流露出一种优越感来。我和榆瑞一起时，称这种情形为「故作神秘」。最佳的对待办法，乃是「不稀罕听」，或是以「故作更神秘状」反击之，表示：「我知道得比你更多，不过不能告诉你」。如果你根据新闻记者的传统，好奇地询问几句，那别人马上就会比希治阁更加紧张，比蒙娜丽莎的微笑更加神秘。（待续）

小飞刀

好文章，难得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