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旧武侠”，就没有“金庸”

刘国重

拜读叶洪生先生的大文，总是很开心的事（参见拙文《一叶障目是耶非？——简论叶洪生之<论剑>》）。
2009年，叶先生著有《论武侠小说人物及其创作原型》一文。 叶先生，一面说：

古今中外凡涉及艺术创造活动都不是无中生有、凭空出现的；它通常是从某些老作品或原始素材中获得灵感和启示，方能借机生发，博采众长，研究改进，而创造出具有艺术特色的新作品。……凡从事武侠创作者，无论是新手还是老手，都不可能全然自我作古；而势必有一个借镜、观摩、学习、模仿或‘偷招’的过程。……只要你‘抄’得巧、‘偷’得妙，甚至改造成一个变形金刚也无妨。因为这显示作者在改造过程中也用上了一番巧思，能够推陈出新之故。……平江不肖生向恺然《江湖奇侠传》与赵焕亭《奇侠精忠传》都不约而同地从清人沈起凤《谐铎&#8226;恶饯》故事中取材；……至於还珠楼主代表作《蜀山剑侠传》前几集亦颇受《江湖奇侠传》影响，模仿之处不一而足。……戏法人人会变，但却不宜生搬硬套；而应借力使力，创新发展才行；否则亦步亦趋，人云亦云，了无新意，就没趣一起来了。

一面，又说：

（金庸）笔下的人物角色即或是由前人小说故事中取材，也很少明目张胆地直接模仿；而是采取极其巧妙的‘夺胎换骨法’，不露痕迹地改造成另一个‘新人’。此举暗中行事，颇不光彩，似有偷天换日的意味。

这样完全相反的观点，竟出于一人之口，又让他放在同一篇文章中。天壤之间，除了叶老先生，怕是少有人得具如此神奇的功力与法力。
叶先生又云：“金庸有没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本领并不重要，问题在于他是基于什么心理去‘夺胎换骨’且乐此不疲的！”
基于什么心理？
金庸“暗中行事”，试图“偷天换日”？
金庸从来没有否认自己自幼嗜读“旧武侠小说”。
1967年左右，金庸对《香港电视周刊》记者说：“我从小就是武侠小说迷，几乎各家各派的武侠小说都看。”（中国友谊出版社《金庸茶馆》第五册18页）
1969年，金庸与林以亮等人对谈，主动交代：“从小就喜欢看武侠小说。八九岁就在看了。第一部看《荒江女侠》，后来看《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等等，年纪大一点,喜欢看白羽的。”“还珠也喜欢的，他的想象力很丰富，……”（中国友谊出版社《金庸茶馆》第三册175页）
叶洪生在他这篇《论武侠小说人物及其创作原型》中，也谈到2003年金庸本人在《飞狐外传˙后记》所透露的：“现今我坐飞机长途旅行，无可奈何，手提包中仍常带白羽、还珠……的武侠旧作。”
金庸从不讳言对这些前辈们作品的喜爱，既如此，要是这些作品没有在金庸自己的小说中没有留下印记，便只有两种可能：或者，金庸太笨，怎么学也会不会；或者，这些武侠小说旧作写得太劣，无从学起。
金庸也不讳言他从“旧武侠”前辈那里学到了很多。他说：“我以前武侠小说看得很多，受过不少影响，……中国传统小说的结构较松散，但是也有他自己的长处。”（中国友谊出版社《金庸茶馆》第五册43页）
受了前人影响，又不想照搬，加入自己的一点新意思，这就是叶洪生所说的“暗中行事，偷天换日”？
民间口头文学，每经过一个传唱者，几乎都会发生变化。每一个传唱者，都想要偷天换日？都不光彩？
金庸已经交代了他阅读武侠小说的历程，只要还有人阅读旧武侠小说，就能看出其作品源流所在及受影响之处——尽管未必都猜得准确。
金庸应该不会幼稚到认为自己可以一手遮天，或者这些旧武侠说部仅剩他手里一套（或许叶洪生那里还有一套），是为海内孤本，再无人能察觉他是怎样化用前辈作品的。
金庸是有大才气的人，他要写作其他体裁的作品，成就未必便差于今。但金庸所写，毕竟是武侠小说，那就必须要说：如无“旧武侠”诸大家在前，为他开辟道路，金庸小说决无今日我们所见的高度。
没有“旧武侠”，就没有“金庸”。
把金庸小说的分数，截下一部分，转给影响过他的武侠小说前辈？
如果金庸小说能到80以上的分数，就不需要；如果他的小说很一般，又多取材于别人，那就更不足观了，如此，也谈不到截出一点分数补偿前辈的问题。本来就值50分，截出20分赠人，没啥意思，因为50分与30分的作品，没啥子区别，都是劣货，垃圾！
“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公理”，这话，用在其他领域是否合适，姑且不谈。个人愚见，在文学艺术领域，这一“公理”，完全成立。
1954年的金庸，没写小说，恐怕也没想过要以小说名世。这一年，他写《谈<驯悍记>》，内中说：“莎士比亚剧作的故事情节全部取材于别人，但这丝毫没有妨碍他的伟大。他的伟大是在于作品内容的深刻和人性刻画的生动。”这样的思想认识，决定了当金庸阴差阳错也写起小说，“取材于别人”，不会有什么心理障碍。
1998年，金庸在在科罗拉多大学举办的“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确是在为自己的小说作辩护了：“从古人书中取材，文学创作向来如此，歌德的《浮士德》、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故事均非独创，……”（作家出版社《金庸散文集》274页）《浮士德》与莎剧的价值，并不因此而减损半分。
金庸的海宁乡贤王国维先生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英国老约翰逊博士也说：“每个国家的声誉，都建立在国内文学家的成就与尊严上面。”而一个国家在一个时代，要出几位大文学家，可不是多么容易的事。
大文学家、大小说家，是有特权的，应得格外优容的——在创作上，在私生活上，皆是如此。
胡兰成曾经忐忐忑忑地对张爱玲说出《西游记》胜过《浮士德》的“谬论”，张爱玲却平静地回答，当然是《西游记》更好。吴承恩《西游记》与歌德《浮士德》， 有一共同点：整个题材，都非作者“原创”，而沿袭于前人。
歌德老人，才不把“原创”与否当回事呢：

人们老是在谈独创性，但是什么才是独创性！我们一生下来，世界就开始对我们发生影响，直到我们过完这一生。……如果我能算一算我应归功于一切伟大的前辈和同辈的东西，此外剩下来的东西也就不多了。（《歌德谈话录》）

歌德当然可以这样说，因为，他是歌德！
木心先生在他的《文学回想录》中，谈吴承恩《西游记》：

与吴承恩的《西游记》……相干的是杨致和《西游记传》……两本对照，可见吴本的高超。
所以天才者，就是有资格挪用别人的东西。拿了你的东西，叫你拜倒。世界上只有这样强盗是高贵的，光荣的。莎士比亚是强盗王，吴承恩这强盗也有两下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文学回想录》430页）

文学领域如此，艺术领域也如此，毕加索那句“优秀的艺术家模仿,伟大的艺术家则是剽窃”，便如此理直气壮。
金克木先生看金庸：“迈过前人，难有后继。”金庸，确为“武侠小说”这一文学形式的“集大成者”。其“迈过前人”处，有三：一、人物形象塑造之完满，金庸也说“和以前的武侠小说比较，或许我人物的掌握比较好点”（中国友谊出版社《金庸茶馆》第五册43页）；二、语言之纯熟自如；三、小说结构之完整。
总体而言，“旧武侠小说”仍以“故事”而非以“人物”为中心。《荒江女侠》的故事，很精彩，但书中主要人物，包括岳剑秋、方玉琴，面目都很模糊，反而是出场不多的几个小配角比较出彩。
“旧武侠”的小说结构，更成问题，有些根本就无结构可言。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旧武侠”仍自有其光芒煜煜之处。草创时期，难免简陋，但元气充足；其时中国社会仍有其连续性，“去古未远”，中国的文化传统也还没发生断裂，“旧武侠”诸大家的“旧学”根底比多数的后来者可深得多了，他们的作品就有着浓浓的中国味道、中国情怀。
个人浅见：将金庸排除在外，则“旧武侠”的成就，未见得就低于“新武侠”。
金庸应该感谢这些前辈小说家为他“导其先路”。我个人既然极爱金庸小说，对金庸之前“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几位“旧武侠”大家，也就常怀感激。
金庸也不曾抹杀自平江不肖生以来几位“旧武侠”前辈的成就与贡献。1981年，金庸说：“武侠小说虽然出现的时间不算短，但写得比较好的还是近代的作品；从前的武侠作品虽然多，杰作却少见，……”（中国友谊出版社《金庸茶馆》第五册第8页）这“近代的作品”，便指由顾恺然先生（平江不肖生）所开创的现代武侠小说，也就是所谓的“旧武侠小说”。
本文多次引录中国友谊出版社所出《金庸茶馆》，见出金庸对前辈武侠名家的推重。这套书早在1998年就出版了。甚至，这书最早也不是友谊出版社所出，是从台湾引进的。台湾学者叶洪生先生不致于读不到的。
与金庸相关的重要资料，读都未读，便想象金庸“心理”有多么阴暗，判定金庸“暗中行事”、“不光彩”， 如此信口雌黄，有何“光彩”可言？叶先生如读过此书而仍作此论，那我真不知他自己是“基于什么心理”了。
如叶洪生先生一样，我也认为顾恺然、王度庐等人的成就仍未得到公正的评价。
由叶先生说来，这几乎全是由金庸造成的。因为金庸抢尽了风头，得尽了便宜，“占尽了天下的好处”（令狐冲语），乃令上一代的武侠小说名家们向隅，落寞。这却非我所能赞成的了。
由我看来，对王度庐们的评价固然不公正，即是一时风头无两的金庸小说，也远未得到公正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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