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首征高句丽劳而无功----解析唐帝国对朝鲜半岛发动的三十一年战争

不容青史俱成灰

本篇目录：

　　一、野望
　　二、出师
　　三、初捷
　　四、受阻
　　五、土山
　　六、铩羽
　　七、胜败
　　八、得失
　　九、伤亡
　　十、海战
　　十一、中箭
　　十二、毒计
　　十三、私欲
　　十四、民变
　　十五、丧生

不容青史俱成灰

1、野望
  
    早在秦汉之时，中原王朝就已经开始涉足辽东。每到强盛时，便挥军攻入辽东半岛，占据其南部一大块土地（大致为今辽宁省），有时甚至扩张到朝鲜半岛北部（今北朝鲜）；而当王朝衰弱时，则对这块飞地失去控制，势力范围退回关内，然后自身亡国，为新朝所代。在东晋和南北朝时期，中原式微，辽东半岛上的古国高句丽趁机崛起，占据了辽东半岛南部和朝鲜半岛北部，一度成为北亚强国，国力仅次于正如日中天的突厥汗国。
    大隋立国之后，由于高句丽统治者桀骜不驯，不肯口头上对文帝服软，加之其有能力对隋朝北线构成威胁，自然怀璧其罪，于是隋文帝和隋炀帝先后四次对其进行了倾国征伐，结果双方两败俱伤，隋帝国因国力耗费过大而激化了内部矛盾，亡于门阀、突厥、农民军的夹击，而高句丽也被打得民生凋敝，国力大衰。由于实力剧降，高句丽在唐朝建立后放低了姿态，在**厥和唐帝国间左右逢源。等到**厥亡于内乱，大唐代之成为北亚霸主之后，高句丽更是对大唐频频示好，还曾与高祖李渊交换过流亡人丁（唐朝得回了近万流民）。而唐帝国在初建时正饱受**厥欺压，国力也十分孱弱，无力对辽东下手，因此两国一时间相安无事。
    然而意外灭亡**厥却滋长了唐太宗扩张的野心，而此时朝鲜半岛上诸国不和，便更令其感到有隙可乘，遂产生了对半岛用兵之志。此时在朝鲜半岛上，有高句丽、新罗、百济三个国家，其中北部的高句丽最强，西南部的百济最弱，百济与新罗间矛盾颇深，相互攻伐不休，而高句丽则时常联合百济打压新罗，攫取利益。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尽管三国均只是在口头上向大唐称藩，唐朝对其的控制力极弱，但处境窘迫的新罗却颇为需要结唐以自固，而唐帝国也迫切需要一个像新罗这样的盟友，做为自己介入半岛的契机。
    642年，泉盖苏文政变，手弑国王高建武，立其幼弟高藏为傀儡王，掌控了高句丽的军政大权。大变初发，一时人心不固，国本动摇，唐太宗此时便已动了征辽之念。643年九月，百济与高句丽联手攻取新罗四十余城，新罗向大唐求援，唐太宗出面庇护，命高句丽立即罢兵，但泉盖苏文却根本不将这个所谓的宗主国放在眼中，断然拒绝，李世民遂决定以此事为借口，出动倾国之兵灭亡高句丽。有不少人认为，此次战争之所以爆发，仅仅是因为高句丽人没给大唐面子，这其实是一种比较浅薄的看法。李世民大举征辽是迟早之事，欲加其罪，何患无辞？高句丽人就算再谨慎恭顺，想发动战争者也能轻易找到借口，高句丽此次就算是罢了兵，大唐也可以另寻事由。太宗对辽东早存野心，筹谋已久，此时新罗求援，甘做唐帝国入侵半岛的内应，行事诸多便利，又能顺便扯起“援助藩属”的仁义大旗，出师有名，自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良机。
    虽然当代历史学家们找了许多冠冕堂皇的借口，试图证明唐帝国对辽东半岛的侵略有着各种各样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但不过都是些强盗逻辑，其实唐太宗说的那句“不贻后世之患”，已经从本质上诠释了隋和唐相继大举进攻高句丽的主要原因之一----即力图要将强大的潜在竞争对手打压甚至消灭于羽翼未丰之前，防患于未然，好为本民族谋求利益。
    尽管站在唐帝国的利益角度上，征辽意义重大，但太宗于644年时对辽东大举用兵，却并不适宜。从李世民626年上台之后，唐帝国就频频对外作战，此时建国未久，民生才刚刚有所恢复，国力尚且远不足以支撑连年征战，正是休养生息，厚积薄发之时。然而李世民为人素重虚名，且好大喜功，为了能在有生之年中开疆扩土，建立赫赫武勋，以博取后世美名，便不顾民生艰辛，过早地施行强硬的扩张政策，大规模远征一场接着一场，致使国力恢复十分缓慢，直到644年百姓的日子仍然困窘不堪。辽东偏远，数十万大军前往征伐，靡费巨大，其劳民伤财远胜于之前的各场战争，在民生困顿之时再伐辽东，对于唐帝国而言委实太过勉强。整体来看，唐太宗征辽既有国家利益的考虑，亦存个人私欲。无论是对“建千古功业、收万载英名”的个人渴求，还是出于长远的战略布局，都与当年的隋炀帝毫无二致。






2、出师

    唐帝国此次对高句丽发动的侵略战争规模宏大，总计出动了数十万大军。据《新唐书-东夷传》记载：“始行，士十万，万驱；逮还，物故裁千余，马死十八。船师七万，物故亦数百。”而据《唐会要》卷94记载：“初入辽也，将十万人，各有八驮，两军战马四万匹。及还，死者一千二百人，八驮及战马死者十七八。张亮水军七万人，沉海溺死者数百人。”两部史书所述相同：即陆军十万，海军七万，唐军总计出兵十七万人。
    然而这只不过是唐军的前锋部队，英国公李勣和江夏王李道宗率十万陆军进驻幽州，刑部尚书张亮统七万水师在登莱集结，两支前锋部队于644年十一月兵进辽东。而到了645年二月，李世民自己则“亲统六军发洛阳”（《旧唐书-太宗纪》），这才是征辽唐军的中军。在史书上，看不到这支太宗亲率大军的人数，不过既然号称“六军”，又是随驾的中军，有拱卫天子的重任，那依照精兵良将扈从御驾的传统来看，数量应该不会少，很可能还要超过前锋的十七万人。
    除此之外，唐廷还征调了大量藩属国和羁縻都督府的兵力。据《全唐文》卷7记载：“宜令营州都督张俭、守左宗卫率高履行等，率幽、营二都督府兵马，及契丹、奚……往辽东问罪。”这说明唐军的兵力中还要再加上幽、营两个都督府的兵马，以及藩属国契丹和奚的仆从军。而据《新唐书-东夷传》所载，唐廷“又发契丹、奚、新罗、百济诸君长兵悉会”，说明新罗人也出兵参战了，出兵数量在《旧唐书-新罗传》中有明确记载（“新罗遣大臣领兵五万人，入高丽南界，攻水口城，降之”），即出兵五万。而据《旧唐书》卷144记载，李世民在征辽时，曾为阿史那思摩（**厥灭亡后，降唐诸部的首领）吸吮伤口处的脓血，由此可知**厥降部也参与了此役。而据《新唐书-东夷传》记载，统掌半数西突厥降部的左卫大将军，昆陵都护府都护阿史那弥射此次也率部从征，由此可知西突厥降部也参与了此战。
    此外，唐军在兵进辽东的行程中，还沿途大量招募士兵入伍，名将薛仁贵就是这样投效军中地，所以唐军的数量还要再算上这一块。据《资治通鉴》卷197记载：“时远近勇士应募及献攻城器械者不可胜数”，可知募到的士兵数量甚众。事实上，仅仅在长安和洛阳这种生活不错的城池中，唐军就募得了三千人，全国各村各镇百姓的数量千百倍于这两城，其中贫苦思变者的比例又远高于两京，应募自然更为踊跃，有个十万八万亦属正常。大略计算一下，唐军此次自身出兵当在三十万以上，再加上契丹、奚、百济、新罗、突厥等属国军队，达到了四十余万，各支军队从不同方向协同夹击高句丽。
    据《新唐书-东夷传》记载：“帅江、吴、京、洛募兵凡四万，吴船五百，泛海趣平壤……帅骑士六万趣辽东”，而《旧唐书-东夷列传》和《旧唐书-太宗本纪下》中所载与此相同，即陆军六万，水军四万，一些人据此宣称唐军此次出兵的总数为十万，这显然是十分无稽地。首先这些兵马只是唐军前锋部队的数量，并没有计算李世民统领的中军，以及幽、营两个都督府的部队，而且也无视了契丹、奚、新罗等藩属的兵力。其次是并没有考虑到沿途招募之兵，如《资治通鉴》卷197中记载：“帅江、淮、岭、硖兵四万，长安、洛阳募士三千”，这些募于两京的三千士卒却在《新唐书-东夷传》中并未提及，应是为史官所遗漏，司马光在撰《资治通鉴》时据其它史料才补上。至于前锋部队到底是十万三千还是十七万，几家唐史各执一词，不过《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五》中的一条记载判明了真相。李世民在到达定州后，曾经提及陆军的先头部队，其中有一句“士度辽十万，皆去家室”，这足以证明陆军不会少于十万，六万之说显然不足取信。



  


3、初捷

    与杨广当年一样，李世民此次也采用了水陆并进的战略，其行军情况据史载的战事情况可以大概描绘出来，即陆军自营州出兵，攻取今抚顺、辽阳一带；海军从山东登莱出兵，渡海攻击半岛南部的金州一带，南北合击，最终会师于平壤。
    645年四月，李世民统中军到达幽州，在誓师后发起进攻，唐帝国与高句丽间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拉开序幕，继隋炀帝三次征辽之后，中原王朝再次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在刚侵入高句丽国境之时，唐军的进展比较顺利，尤其仰仗了藩属军之力，“营州都督张俭将胡兵为前锋，进渡辽水，趋建安城，破高丽兵，斩首数千级。”之后唐军又在辽东城下击退了四万高句丽援军，歼敌千余，又花二十余日攻取了辽东城。
    之后唐军直扑白岩城。为了鼓舞士气，太宗诏令军中：“得城当悉以人物赏战士”（《资治通鉴》卷198），将满城百姓当做奖赏赐给了麾下的士兵。可叹怏怏中华，堂堂一国之君，竟然明目张胆地纵容甚至鼓励麾下士卒奸淫掳掠，烧杀屠城，大唐风气之野蛮鄙陋可见一斑。素来都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君王尚且如此，下面的将领自然也对士兵大加放纵，唐军的军容军纪之败坏不问可知。
    白岩城主见唐军势大，便遣使请降，太宗将唐军旗帜交予使者，允其归附（“必降者，宜建之城上”）。李世民此次改变主意，给了白岩城百姓一条活路，本是希望不战而下，节省时间，减少变数，并给后面的城池做个榜样，好减轻之后的攻城难度，但唐军将士眼见到口的鸭子飞了，便纷纷躁动起来，主帅李勣亲率数十甲士入账，为全军官兵请愿：“士卒所以争冒矢石，不顾其死者，贪虏获耳。令城垂拔，奈何更受其降，孤战士之心。”明确向皇帝指出，士兵们之所以奋勇作战，就是贪图“虏获”，因此不希望准降，而是要攻破城池，然后大肆烧杀抢掠。但太宗从大局着想，便道：“朕以库物赏之，庶因将军赎此一城。”即用白岩城府库中的钱粮，将满城百姓从麾下士兵手中赎买了回来，唐军将士得了钱财，方肯作罢。
    大唐窃以礼仪之邦自居，可无论皇帝还是将军，及至普通士卒，均将藩属国百姓视作战利品，靠纵容士兵任意荼毒无辜百姓来鼓舞斗志，朝野间弥漫的风气，竟与素来以残暴不仁、野蛮凶狂闻名于世的蒙古兵毫无二致。在以鲜卑人为主血统的大唐君臣的引领下，唐朝（尤其是唐初）的胡风胡俗极盛，野蛮成习，难怪大学者吕思勉在《读史札记》中指出：“盖唐室先世，出自武川，其自视原与鲜卑无异。”
    取白岩城后，唐军于六月进至安市城（今辽宁海城市）。据《资治通鉴》卷198记载：“莫离支之乱，城守不服，莫离支击之不能下，因而与之”，由此可知安市城主杨万春与高句丽的军政首脑泉盖苏文本是死敌，泉盖苏文之前还刚刚攻打过安市。但一逢外敌入侵，双方却马上就同仇敌忾，尽释前嫌，安市城为泉盖苏文扼守要冲，威胁唐军的补给线，令其不敢绕道进攻平壤；而泉盖苏文也表现出了充分的诚意，遣重兵救援安市。由种种细节可以看出，高句丽是一个民族性强烈的国家，大多数人均将抵御外侮视为第一位序，能够在家国大义之前做到摒弃小我，顾全大节。
    据《资治通鉴》卷198记载，此役高句丽前往安市的援军多达十五万之众，然而太宗却不以为意（“上谓侍臣曰……成擒在吾目中也！”）其实这多半又是中书舍人许敬宗为吹捧李世民而做的虚美之词。据《隋唐嘉话》记载：“驻跸之役，高句丽与靺鞨合军，方四十里，太宗望之有惧色”，显见在李世民心中，对此战也绝无把握。不过唐军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在城外设下陷阱，大破高句丽援军，斩两万，俘三万余。太宗将降军中的军官、酋长等三千余人悉数掳往中原，又下令将俘虏中的三千多靺鞨兵全部坑杀（“收靺鞨兵三千馀，悉坑之。”）太宗本欲用大屠杀的手段来恐吓城中将士，迫其开城投降，可结果却适得其反，城中军民眼见同胞惨死，非但没有被唐军的这种杀降暴行所吓倒，反倒被激出了血性，之后更是竭力死战。
    一些人对十五万这个数字心存疑虑，认为高句丽兵力有限，还要分驻各城，而高句丽的城池多达数百座，大城也有二十几个，势必要分薄大量的兵力，尤其是平壤城和几处依托天险的防线均需重兵把守，而南线也需要大量军队防御唐朝海军和新罗军，能够抽调的机动兵力有限，此时的安市城尚未展现出与其它已破城池不同之处，高句丽人不大可能出动超过举国兵力的半数去救援安市这样一个小城。笔者认为，李世民征辽无功而返，战绩乏善可陈，也就是驻跸山一战打了个较大的胜仗，史官自然如获至宝，对此竭力渲染，并夸大对方兵力，以捧颂君王之神武。







4、受阻

    在援军溃败之后，安市城便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被迫要独自面对铺天盖地的唐军。李世民打赢此仗后，表现得骄气十足，不可一世，先是得意洋洋地对归降者说：东夷少年，在僻壤海隅还能小小猖狂，一旦遇到硬仗，那和我这个“老人”相比还差得远呢，今后还敢再与大唐天子交战吗？随后又写信给留守的太子和大臣高士廉，自夸炫耀道：我若做将官，本领怎样？言行十分幼稚浅薄。此战之后，太宗本以为大局已定，安市城弹指即下，大唐很快便能灭亡高句丽，尽踞其地，可他却万万没有料到，自己竟会在安市这座小小的城池之下，遭遇与杨广当年如出一辙的命运。
    唐军的军事胜利就此止步于安市。七月，李世民挥军大举攻城，首先动用了抛车，“飞大石过三百步，所当辄溃，虏积木为楼，结短网，不能拒”；之后又使用了冲车和火攻之策，并成功地“坏其楼谍”。然而尽管有着诸多的攻城利器，但由于安市军民殊死力战，加上其善用，守御有方，唐军围攻一个多月仍不能下。
    由于高句丽人的顽强抵抗给唐军带来了重大伤亡，加上每当太宗的旌旗麾盖经过城下时，城上守军都擂鼓喧嚣，肆意嘲笑，并以弓矢相迎，令太宗怒不可遏，主帅李勣便趁机进献谗言：“克城之日，男子皆坑之”（《资治通鉴》卷198），竟然请求在克城之日，将城中男子尽数活埋。至于城中女子如何处置，虽然史无所载，但只要不是白痴应该就能想到。
    李勣之所以提倡屠城，其用意无非就是想为麾下士卒谋求一个奸淫掳掠的机会，可见其爱兵如子，也难怪颇为军中爱戴。不过此人三番两次提出屠城掳掠这种无耻要求，品性可谓极其恶劣。其实李勣自幼就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亡命之徒，杀人如割草芥，因此在心灵深处就根本不以诸般暴行为意。据《资治通鉴》卷201记载：“勣常谓人：‘我年十二三时为亡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惬则杀人。’”显见其性情残暴，动辄杀人，对血腥屠戮之事更是非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时常拿出炫耀。
    从李勣频频为麾下将士请愿屠城可以看出，此时的唐军兵将对于掳掠百姓的渴望十分强烈，时刻记挂于心。李世民答允了李勣的屠城之请，在坑杀降卒威慑未果后，他又试图以纵容士兵发泄兽欲之策来激发士气，强行破城。此举虽然确实令唐军士卒更加疯狂地进攻，但安市百姓在听闻此事后，更是人人抱定与城池共存亡的决心，皆全力相助士卒守城，军民一心，众志成城，唐军又猛攻两个多月，伤亡惨重，安市城仍旧岿然不动。






5、土山

    在万般无奈之下，唐朝君臣又想出一计，一面攻城，一面动用了五十万人次的庞大劳力，辛辛苦苦垒起一座比安市城墙还高出数丈的巨大土山，准备以之做为攻城的平台。然而就在辛辛苦苦修建的土山快要建成之时，山体突然倾颓，“压城，城崩”。原本这正是唐军大举进攻的良机，但由于土山前沿的指挥官傅伏爱此时不在现场，指挥不力，加上安市守军骁勇，不仅牢牢守住缺口（“堑而守之’），竟连土山也夺了去，于是这座耗费了无数人力、物力方成的土山反倒成了高句丽人的前沿工事，安市城防更加稳如泰山。唐军前功尽弃，本就低落的士气更是一蹶不振。
    此次土山拱手送敌，本应归咎于江夏王李道宗，但李道宗是太宗爱将，他足部受伤时太宗还曾亲自为其针灸，何等受宠不言而喻；加上李道宗又是关陇贵族集团的核心成员，还是皇亲国戚，李世民遂杀傅伏爱以泄愤，却对李道宗“舍而不问”。
    唐太宗此次的裁决极不公道，据《旧唐书-李道宗传》记载：“道宗失于部署，为贼所据。归罪于果毅傅伏爱，斩之。”而李道宗也自知罪过重大，“跣行诣旗下请罪”。有些人误以为土山失守全是因傅伏爱擅离职守所致，这种看法是不正确地。如果责任全在傅伏爱身上，李道宗仅仅是被牵连，须担负相应的领导责任，那断不至于“跣行诣旗下请罪”，旧唐书中也决不会指责他“失于部署”。其实史官在这里用了“归罪”二字，本身就是在隐晦地指责唐太宗处事不公，拿可怜无辜的傅伏爱做替罪羔羊。
    在土山被夺后，李世民又气又恼，下了死命令，唐军不计伤亡地狂攻土山三日，却仍然毫无成效。此时的唐军非但拿不下安市城，连城前的土山屏障都无力攻取，顿兵城下难以寸进，每日例行公事般进行着无望的攻城，徒增死伤，士气日趋低落。






6、铩羽

    这种令人尴尬的窘境一直持续至九月，“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此时唐军“骑失之八九”（《通典》，《新唐书》中记为“马死什七八”），因此野战能力也大幅下滑，非但破城已经成为不切实际的呓想，连自身都有了危险。如果再逗留下去，等到严寒降临，这些缺衣少粮，骑兵覆没大半的唐军如果再遭到高句丽军的全面反扑，很可能会像当年尽没于平壤城下的三十万隋军一样，全部覆没于安市城下。
    眼见事不可为，李世民被迫泱泱班师，唐帝国第一次对辽东地区的入侵以失败收场。兵微将寡的安市城在孤立无援的困境下，仅凭着自身的坚韧，硬生生地挡住了气势汹汹的数十万唐军，迫使其铩羽而归，令李世民灭亡高句丽的计划彻底破灭，创下了以少胜多、以弱克强的又一个典范战例。安市城以弹丸之地，在数量足以投鞭断流的唐军日夜狂攻之下，支撑了三个多月还不露败势，堪称是战争史上的又一幕奇迹。
    安市保卫战的辉煌胜利重挫了大唐帝国的扩张野心，保住了高句丽的国脉，意义非比寻常。在征辽前期，唐军的进展尚算顺利，可自从开始围攻安市之后，表现就变得十分拙劣，在数月的作战中不仅败招迭出，伤亡惨重，寸步难前，最后竟还为人作嫁，将辛苦造就的土山拱手相让，反倒增加了自己之后的攻城难度，实可谓上演了一幕战争史上的闹剧。
    如今有不少人认为，唐军原本势如破竹，只是在安市城下意外受挫，结果功败垂成，如果当时侥幸攻取安市，那后面包括平壤在内的城池根本不堪一击，高句丽弹指可灭……这种看法是不正确地。在抵达安市之前，唐军一共攻取了十座城池，看似颇具战果，其实不然。高句丽的“城”有大有小，辽东城这种大城还算得上是传统意义上的城池，而很多城则规模很小，驻军也不多，属于军事色彩浓厚的半地穴式结构，类似于我国魏晋时期的坞堡，而当时辽东地区城池遍布，仅鸭绿江两岸就多达二百座（《高句丽古城的构筑特点及其特殊规律》）。唐军此次仅取十座，可谓九牛一毛，在安市之后，尚有无数易守难攻之所。有些唐军能够绕过不攻，但有些地处要冲，又威胁到补给线，必须要先行拿下。
    安市城与建安城规模相仿，都不是大城，守军也不多，太宗曾称建安“兵弱而粮少”，由此可知安市城的粮储也不会充足。据《新唐书-东夷传》记载，在驻跸山战役后不足两月时，“帝闻城中鸡彘声，曰:‘围久，突无黔烟’”，可见此时城中的储粮已然紧缺。驻跸山战役发生于六月，唐军七月开始攻安市，说明八月初城中就开始缺粮，而城中军民在此等困窘处境下又坚持了两月之久，实在是难能可贵。而唐军连这种守军不多，粮草断绝的小城尚不能取，又何况余者？
    更何况，唐军前期之所以能够攻取十座城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高句丽采取了坚壁清野，集结兵力于坚城，纵敌深入的策略（这也是高句丽当年应付野战能力更强的隋军时所用的战法），并不是因为唐军做战犀利。事实上，此时唐军精锐的野战能力尚可，纵不如当年的大隋府兵，相差却也不远，但攻坚的能力却相当平庸，这从攻安市时的表现便可看出。高句丽的精兵良将大多屯驻于后方，据险而守，以逸待劳，这些和安市城一样的堡垒扼住咽喉要道，足以将唐军死死拖住，令其举步维艰，唐军就算攻下安市，想杀至平壤城下也并不容易。就算到了城下，想攻取其重兵拱卫的国都也是难上加难。尤其是唐军此次必须速战速决，从前期的战况不难看出双方士气和战斗力的情况，显而易见，唐军想在短短几个月中破安市，再一路攻克要隘抵达平壤城下，于严冬到来前攻破平壤，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
   





7、胜败

    此次征辽失败，与李世民的御驾亲征不无关系。皇帝一旦参与某事，那必定排场巨大，耗费激增，徒添百姓负担；而李世民在前线指手划脚，干涉军务，外行领导内行，也必然也会束缚前线诸将的手脚。更重要的是，皇帝不可能像将领一般急行简从，必然导致效率低下，迁延时日。本来唐军劳师远征，日耗无算，不宜拖延；且高句丽冬季气候极寒，对来自中原甚至南方的唐军十分不利，因此在出征前就以速战速决做为指导思想，唐军的整体部署也是直捣平壤，施行“斩首行动”。在这种宏观战略指导之下，唐军前锋早在前一年的十一月便已出兵，早早就抵达了战场，可由于担心抢了圣上的风光，均不敢捕捉战机，在李世民未至前先行发动进攻。为了将功劳都留给圣上摘取，十万大军始终虚张声势，七万海军也毫无作为，直到李世民于第二年四月率中军赶到幽州后（“誓師於幽州部”），才开始进行攻击（“李勣克蓋牟城”）。换言之，为了等李世民来摘桃子，十几万大军和数十万民夫硬是在前线干耗了数个月，国内百姓节衣缩食，运输途中损耗庞大，民夫们历尽艰辛送到辽东的粮草，就这样被大批浪费。更严重的是，此时辽东地区的雨季已然来临，无论是攻城还是运送补给，对客军都极其不利。总体看来，李世民成为了整场进攻中唯一不和谐的因子，拖了大军的后腿。当然，就算他不亲征，不耽误那几个月，以当时高句丽上下的精诚团结，及双方的战斗力对比来看，唐军也不可能攻取平壤，因此李世民亲征倒是并未真正影响到此战的结局。
    李世民曾经带过兵，肯定知道御驾亲征对胜算的负面影响，他手下的谋臣们想必也早已将厉害得失为他分析地清清楚楚。其实他不是不明白这些道理，也并非不知道帝王亲征会令本就不堪重负的百姓更加困顿，但比起自身的帝王功业，草民的死活在他心中显然微不足道。李世民的忠言逆耳，并非因昏聩而不识好歹，只是毫不犹豫地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和百姓利益之上罢了。自从玄武门兵变夺得皇位之后，由于得位不正，根基不固，李世民始终不敢离开中枢，亲自出征，可唯独此次征辽大违常例，不顾众人的劝阻，执意要亲往辽东，其动机无非便是要通过此役来建立显赫的武勋，青史扬名。对于高高在上的他来说，也唯有亲手扩疆，才能最畅快地满足内心的虚荣和成就感。
    此时太宗执政已久，统治已然比较稳固，又自恃国大兵强，认为此役可操必胜，所以才敢于亲自出马。和当年一征高句丽时的杨广一样，李世民在出发前狂妄轻敌，还学当年的隋炀帝般总结了好几条必胜之道。太宗认为，此次能够稳胜，有五大原因：“一曰以大击小，二曰以顺讨逆，三曰以治乘乱，四曰以逸待劳，五曰以悦当怨”，显见在其心目之中，早已将伐辽之役视为一场唾手可得的胜利了，更当成是自己捞取威望和功业，在史书上扬名的大好良机。将士们前线浴血，君王青史留名，本该是何等的美事！可惜结果最终却不如他意。
    李世民不擅分析形势，又因利欲熏心而失去理智，低估了对手，在不恰当的时间发动了一场十分勉强的远征，最终落一个铩羽而归的结果半点不奇。当泉盖苏文于642年篡权，杀死高句丽王和百余大臣之后，国中政局大乱，于是太宗便一厢情愿地认为“一国之人引颈待救”，都正翘首企盼唐军前去救他们脱出苦海，所以急急发动了征辽之役。然而当战争开始后，高句丽国内的各支势力非但没有如他想象般喜迎王师，阵前倒戈，各地的军民官绅反倒同仇敌汽起来，在唐朝侵略军的威胁下摒弃前嫌，携手对敌，这不免让他大跌眼镜。不知道高句丽人的民族性十分强烈，正是李世民判势不明的表现。他如果在642年泉盖苏文刚政变时以锐兵出击，也算是成功地趁人之危，或能生效；如果遣人暗中分化瓦解，加剧内乱，也未尝不是可行良策，可他直等到644年泉盖苏文已经大致控制住局面后，再派出大军压境，举动实可谓愚不可及，等于是帮了泉盖苏文的大忙，助他聚拢人心，避免了高句丽国内本可能出现的内乱。在击退此次唐皇的御驾亲征之后，主帅泉盖苏文威望大增，唐朝的军事失败反倒促成了他对高句丽朝局、人心的更好掌控。
    李世民的另一桩不智之处就是因为自觉必胜，便兴不仁之师，未采用怀柔仁政。唐军在战争初期进展顺利，其中固然有高句丽的主力并未迎击之故，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与高句丽内乱方罢，将士们心思不稳不无关系。然而唐军杀俘、掳掠，恶行昭彰，还以破城后大肆屠城来激励士气，种种暴行令高句丽军民越来越抵触憎恨，抗击自然也就越来越顽强不屈，增加了不少阻力。不过唐军掳掠成风，确实也很难禁止，日后大唐在百济由治转乱，局面日非，也是拜这点所赐。






8、得失

    李世民发动的这场征辽战争，其实就是隋炀帝征高句丽的翻版，无论是动机还是结局，都惊人地相似。和当年的杨广一样，同样的骄傲轻敌，同样的自觉必胜，同样的御驾亲征，同样的不纳谏言，同样的越俎代庖，同样的前期顺利，同样的顿兵城下，同样的一筹莫展，最终同样的无奈班师……在不同的时空中，两个同样醉心于功业和千古令名的君王，绘出了一幅同样拙劣的画卷。
    在第一次伐辽中，唐军将士和民夫伤亡惨重，连李世民的爱将，左武卫大将军王君愕都在安市之役中战死。唐军劳师远征，每日耗费的钱粮比就地取食的高句丽军多出数倍，几十万大军日耗无算。东征历时一年，国内百姓不堪重负，李世民刚从辽东回到长安，便有十四个县上万民书，要求减赋罢征。可在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之后，唐军却连惨胜的结果都未能获得，数十万大军鏖战经年，进军尚不足百里，只攻下高句丽十座城池，远未达成既定的战略目标。唐军撤走后，高句丽人又收复了所失的土地和城池，将国境重新推回到辽水一带。大唐劳心劳力，最终却一无所获。
    唐太宗生性不够沉稳，在战争初期攻取十座城池之后，便在这小小的胜利下飘飘然起来，认为高句丽不堪一击，此番必能灭其国，夺其地，于是便一边向前进兵，一面急不可耐地在这一小块刚刚攻取的土地上施行起了统治，在盖、辽、岩三地费了老大劲设置州县，其行为看起来十分浅薄。后来的事实证明，李世民只是盲目乐观而已，低估了对手的坚韧顽强，很快便寸步难前，最终不得不黯然撤军，此时只得又“罢辽州都督府及岩州”，灰溜溜地从这块新置的郡县上撤走，徒然惹人发笑。唐太宗又羞又怒，只能把威风宣泄到高句丽百姓头上，强迁辽、盖、岩三州七万人回唐，几乎将这三州变成了无人区。
    当然，此次高句丽的损失也不小，士兵折损了五六万（大部分没于驻跸山之战），失陷过的地方一片凋敝，农耕经济被残暴的唐军破坏殆尽，还被掳掠走七万人口，国力遭到了严重削弱。其实早在大隋数次倾国远征之后，高句丽便已经疲惫不堪，男丁伤亡惨重，国力和战争潜力早已大不如前，唐军此次面对的，只是一个“重伤号”而已，可即便如此，大唐倾尽全力却仍然对其无可奈何，显然唐军的战斗力并非很多人印象中那样无坚不摧。高句丽人的野战能力一般，当年大隋征辽时基本上不敢出城，只能据城死守，可在与大隋两败俱伤，实力剧降之后，却仍然敢频频与唐军野战，显见唐军的野战能力远不如大隋府兵，不擅长的攻城水平自然就更不用说了，此次在安市城下束手无策其实半点都不足为奇。





9、伤亡

    在此次征辽中，唐军战死、累死、病死、冻者不计其数，大批士兵没能返回中原，随军的民夫更是不知累死、病死多少，可在《旧唐书-太宗本纪》中却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至九月不克，乃班师。”试图藉此来淡化太宗的失败。明明是攻坚持久不下，死伤无算，劳师耗民却一无所获，导致颜面尽丧的败笔，可经史官们利用事实的选择性和语言的倾向性扭曲之后，竟然反倒被粉饰成了大捷，其手法之高妙委实令人钦佩。
    据《资治通鉴》记载，此次数十万人远征辽东，一年中多经恶战，可唐军的损失却还不到两千人（“战士死者几二千人”），这个数字大概是司马光据《新唐书》所记而得（陆军“物故裁千馀”，水军“物故亦数百”）。而《通典》中也记载：“役殆两千余，骑失之八九。”这种天方夜谭欺骗了不少人，经改史大王李世民授意爪牙篡改后，唐史中只要与他扯上关系的地方就多有明显失实（或者倾向性极强）之处。有鉴于此，笔者下面对唐军的伤亡情况做一个粗浅的分析。
    据《唐会要》卷94记载：“张亮水军七万人，沉海溺死者数百人”，说得好像海军的伤亡都是淹死的，没有死于战事者，这显然不够客观。此次海军先攻取卑沙城，又在建安城下遭遇突袭，主帅张亮吓得面无人色，呆坐不能言，最后侥幸将对方击退，难道这两仗都会不死人么？仅这两役的伤亡，再加上淹死的数百人，仅海军的伤亡恐怕就已超过两千之数，海陆总共折损“几二千人”的说法根本不足取信。
    唐朝陆军沿途攻破十座城池，而攻城又是很容易造成伤亡的军事行动，即使守军软弱，伤亡也绝不会少，何况高句丽人还素以顽强著称。如果十座城池仅仅战死千余人，那岂非攻取每座城时才伤亡一百多人？这一看就不符合常情，别的城池不说，就当年阻挡百万隋军，令其围攻数月，伤亡甚众仍不能下的辽东城而言，唐军难道仅死几百人就能拿下么？世上还有比这更荒诞的事儿么？
    尤其是唐军还曾在安市城下与十五万高句丽大军决战，并重创对手，斩杀两万，俘虏三万，显见战役规模颇大；而从太宗爱将、左武卫将军王君愕战死便能看出，此役战况颇为惨烈，双方伤亡俱重。“驻跸之役，高句丽与靺鞨合军，方四十里，太宗望之有惧色”，试问这样一场数十万人激战的大规模战役之中，歼敌数万，唐军自身的损失又怎么可能仅有一千多人呢？ 笔者认为，虽然唐军确实在驻跸山一战中取得了大捷，歼敌五万之众，但自身伤亡亦大，当在万人以上，唐史中对此战轻描淡写，好像唐军几无伤亡就平灭了对方十五万大军，这显然是不符合逻辑地，一看就是史官为了夸大李世民的武勋而做的曲笔。
    此战过后，唐军又在安市城下攻坚长达三个月之久，数十万人四面攻城数月，难道伤亡只有千余不成？在土山丢失后，李世民曾于恼恨中下令不惜代价强攻三日，光这三日的伤亡就不可胜计。数十万唐军千里迢迢而来，耗费无数，国内稼禾因之荒芜，付出了惨重代价，如果攻安市时的损失尚不到两千人，那李世民又怎么可能甘心罢手，不再加大攻城的力度呢？事实其实昭然若揭，唐军在攻安市时肯定死伤惨重，却仍然难以破城，最终才不得不死心撤军。   
    除此之外，数十万士兵远涉异乡，劳累且水土不服，沿途病、累而死者想必也不少。在归途中，大雪纷飞，将士们饥寒交迫，衣衫褴褛，据《资治通鉴》卷198记载：“十月，丙申朔，上至蒲沟驻马，督填道诸军渡渤错水，暴风雪，士卒沾湿多死者”，这数十万将士和数十万民夫在暴雪封山、补给断绝的严冬绝境中苦苦支撑了两个月，又会有多大的伤亡？
    只要认真分析诸家史料，便能通过记述的一些细节感受到此次征辽之战的残酷程度和作战规模，从而对伤亡的数量级产生一个新的认知。铁勒大将契苾何力“次白崖城，中槊，创甚，帝自为傅药。”契苾何力身为前军总管，担任方面指挥要职，连他这种高层指挥官都受了重伤，不难看出战况何等残酷。事实上，在这次远征中，唐军高级将领重伤者比比皆是，战死者也不乏其人。左武卫将军王君愕战死；突厥降部首领，右武卫将军阿史那思摩重伤，李世民亲自为其伤口吮血，悉心医护，但由于受伤过重，最终仍然一命呜呼。像这种数员重将伤亡的惨烈战事，显然不可能仅仅折损一千多人；而据平素唐军将领与兵士的伤亡比率来看，连主将都身陨，麾下士卒的死伤也决不会少。上面唐军的诸般行为，任哪一项的伤亡恐怕都不止一千多人，几项加起来还不到两千人，根本就是瞪眼胡诌，可谓破绽百出，太宗手下的奴才史官们为了吹捧主子，弱化他此次御驾亲征的失败，连最起码的逻辑都不顾了，可偏偏还有许多人对此深信不疑，真是令笔者又觉好笑又感可怜。
    在撤军的路上，李世民沮丧地说：“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还派人到魏征坟上吊唁了一番，显见对此次的孟浪用兵颇为后悔，隐隐承认了此次远征以失败告终。而据《新唐书-东夷传》记载，在李世民黯然回返至柳城时，“帝临哭，从臣皆流涕。”如果唐军此次仅仅损失一千多人，却歼灭了数万高句丽军，那就算最终没有完胜，也根本无须如此沮丧悲哀，这些细节其实均从侧面证实了唐军损失惨重，恐怕还在对方之上。日后李世民的妃子徐惠在劝谏他不要继续穷兵黩武时，曾提到过一句“以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 。如果此役仅仅损失不到两千人，那对于唐帝国而言根本微不足道，徐惠也不大可能如此郑重地专门提出“丧军”的危害。
    仅需要最基本的常识和逻辑，我们便能看出，此次唐军绝对不可能只折损一千多人，数万、甚至十数万人埋骨辽东还差不多，民壮更是不知有多少死于沟渠。当年隋炀帝征辽时，士兵病累而死者不多，民夫已然死伤惨重，沿途尽是尸骨，此次连唐军士卒都“沾湿多死”，民夫又会有多少倒毙于道边？只不过唐史对此避讳不载，才不为人关注罢了。也正是因为人员伤亡极重，耗费的财力和物资又远远超过防守的高句丽人，此次征辽严重得不偿失，所以唐朝君臣才会如丧考妣。否则只要胜负之间还稍有狡辩的余地，以李世民的虚伪好名，多半也要夸败为功，大造面子工程，粉饰出一场辉煌大胜地。此次征辽规模甚大，太宗相关之事在唐史中又素来浓墨重彩，事无巨细，若非结局和过程均不光彩，撰史者皆欲遮羞讳言，新、旧《唐书》中又怎会对此战寥寥几笔带过，很多地方还刻意语焉不详呢？
    大学者吕思勉对这个所谓的“二千伤亡”颇为不齿，在自己的著作《隋唐五代史》中提出了明确的质疑：“新唐书高丽传曰：始行，士十万，马万匹，逮还，物故裁千馀，马死什七八。船师七万，物故亦数百。（通鉴曰：战士死者几二千人，马死者什七八。）此乃讳饰之辞，岂有马死什七八，而士财[才、仅]丧百一之理？”不过尽管吕思勉说得有条有理，一语道破玄机，但他毕竟人微言轻，孤掌难鸣，又如何能与弥漫世间的造假潮流相抗衡呢？
   




10、海战

    大唐数十万陆军在安市城下难以寸进，表现一般；而七万海军的表现也同样乏善可陈，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拙劣。此次为了从海路夹击高句丽，以配合陆军的攻势，唐太宗在战前不惜民力，大造海船。据《资治通鉴》卷197载：“（644年）七月，辛卯，敕将作大监阎立德等诣洪、饶、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载军粮。”而在《新唐书-东夷传》中也记载:“新罗数请援，乃下吴船四百棺运粮。”《资治通鉴》卷197中则载：“帅江、淮、岭、砍兵四万，长安、洛阳募士三千，战舰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趋平壤。”而在《新唐书》卷100中也记载，阎立德受命于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由上述记载可知，此次战前共建大舰九百艘，战船五百，粮船四百，海军之规模可谓空前宏大。当然，耗费也庞大。可尽管唐帝国为造这些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百姓深受其苦，可在战时却并未发挥什么效用，除了攻破小小卑沙城外，可以说是再无作为（之后又围攻建安城不克），委实令人感到失望。
    据 《新唐书-东夷传》记载，李世民起初曾有“以舟师自东莱帆海趋平壤，固易”的想法，这其实是遵循了612年来护儿统三万大隋海军直入浿江，攻破平壤外廓的军事思路。然而到了开战之时，大唐海军却不敢直趋平壤，而是先去攻打了辽东半岛上的卑沙城（今大连金州，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由此可以看出太宗的勇气和魄力终究不如当年来护儿，也可能与唐军的战斗力达不到隋军当年的水准，导致信心不足有关。
    携粮众多的海军还担负着为陆军运粮的重任，于是在攻下卑沙城后，便前往建安城（今辽宁盖州青石岭），据《旧唐书》卷211记载，唐军“列长围以攻焉”，说明只能围城，无力攻坚。城中守军丝毫不惧唐军，不屑于据城而守，反倒从城中杀出，给了唐军一个下马威，显见对大唐海军的陆战能力并不放在眼中。海军主帅张亮踞坐胡床，被吓得呆如木鸡，直视不能做声，可麾下将士见他神色不变，反倒以为主帅冷静沉着，成竹在胸，于是军心反定，副总管张金树聚众将高句丽人击退。不过由于唐军不擅攻城，无法拔取建安，在城下呆了几个月后，见皇帝统陆军攻安市未果，铩羽而归，也只好率军撤退。
    据《旧唐书》卷73记载：“进兵顿于建安城下，营垒未固，士卒多樵牧。贼众奄至，军中惶骇。亮素怯懦，无计策，但踞胡床，直视而无所言，将士见之，翻以亮为有胆气。其副总管张金树等乃鸣鼓令士众击贼，破之。太宗知其无将帅材而不之责。”其中最后一句充分体现出了唐太宗的任人唯亲，赏罚不明。为了照顾亲信，李世民竟将七万军卒的命运交到一个明知是庸才的家伙手中，显然士兵们的死活在他心中无关痛痒。像张亮这种懦弱无能的主帅，再统领一群遇敌就“惶骇”的士兵，攻不下建安城，在整场战役中几乎毫无建树，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也有一些人认为，或许太宗任命张亮为海军主帅，恰恰就是看中了他的庸碌无能，循规蹈矩。在此次出兵之前，李世民颇有信心，认为陆军足以节节推进到平壤城下，并取得最终胜利，而海军只需达成干扰和运粮的任务就好，因此根本就没准备倚靠海军。航海运兵较快，且能选择不同的登陆点，避开敌人野战主力，高句丽的主力又都在北线防御陆军，如果海军主帅颇具军事才能，又锐意进取，那当陆军尚在辽东大地上缓慢前进时，海军就可能已经耀武扬威地杀到平壤城下了，那岂非抢了李世民自己的风头，让他凭借此战留下千古美名的梦想出现瑕疵。
    由于证据不足，上面这种想法只能停留在猜测阶段。如果属实的话，那太宗在大敌未灭前就已经狂妄轻敌，并且不顾大局，开始考虑与自己的下属争功，那其心思和气度就实在是狭隘可笑得很了。






11、中箭

    据《旧唐书》记载，李世民是因“服胡僧药，遂致暴疾不救”，即为了长生而瞎吃丹药，最终死于药物中毒（通常是银汞中毒）；但据《朝鲜通史》记载，李世民在征辽时被迫退兵，还有着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即在指挥攻城时受了箭伤。尽管在现存的各家唐史中并无李世民中箭的直接记载，但从不少细节处却能看到些蛛丝马迹，因此这种说法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地，不能简单地斥做胡言乱语。
    据《资治通鉴》卷198记载，就在唐军班师的途中，唐太宗突然患上了“痈疽”，而且病情严重，到了不得不“御步辇而行”的程度，与出征前的生龙活虎判若两人。到了定州后，留守此处的太子李治“为上吮痈，扶辇步从者数日”，显然其病情并不容乐观。侍中兼民部尚书刘洎入内室见驾，出来时“色甚悲惧，谓同列曰：‘疾势如此，圣躬可忧。’”痈疽按现在的说法，就是火疖子，本为小疾，不过肿痛而已，慢性痈疽更是根本不会有生命危险，刘洎又何必如此忧虑？此节未免令人生疑。李世民为人善于做戏，在征辽过程中，曾数次亲临战场督战，过沼泽时还干过铺路之类的苦力活，这样一个喜欢在战场前沿作秀的帝王，为流箭所伤也并不奇怪。而太宗颇重颜面，为了遮羞而将箭伤托辞为“痈疽”，亦是顺合情理之事。
    刘洎探病出来后没几日，太宗便于重病中突然下诏，以“与人窃议，窥窬万一，谋执朝衡，自处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的古怪罪名赐他自尽。刘洎本是太宗亲信，更是他在出征前亲自为太子选定的辅政重臣，当时已成为唐帝国中枢实权最大的几人之一，却竟在半年后便被赐死，而诸如“试图杀尽大臣”之类的罪名更是牵强荒谬，显见其中大有可疑。一些人认为，正是因为刘洎“与人窃议”，泄露了太宗的“痈疽”其实是箭伤这一实情，令李世民失了面子，才给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
    虽然依据现存的史料，李世民中箭之事并不能确定，但他的健康状况在征辽后急转直下，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自辽东回来之后，李世民便病体沉重，一直无法视事，军国枢要皆交由太子处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一年多，才“上疾愈，三日一视朝”。痈疽本是小恙，服用一些下火药物，几日内即可缓解，但李世民的“痈疽”却持久不愈，可世间又哪有持续一年多的痈疽之疾呢？其实所谓的“疾愈”也多半并非事实，充其量只是病情暂时略有好转罢了，之后仅仅过了一年多，李世民就一命呜呼。太宗有一定的武人根底，寻常病根本不致于绵延数年之久，严重箭伤的可能性倒是更大一些。而他体格原本健壮，又经众人精心照料起居，却年仅五十就丧生，未免有些短命，除了瞎吃丹药外，或许箭伤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韩剧“”中，有一个李世民被射成独眼龙的剧情，应该就是据此事艺术化而得。笔者认为，射中眼睛多半是失实地。一是这个位置太巧，哪能恰好就射到小小的眼睛这么一个特别的位置上？二来利箭如果真地入眼，恐怕李世民也就活不了三年多了。更重要的是，虽然李世民控制了史官，大肆篡史，但一个独眼的李世民的形象未免太过明显，即使以其通天彻地的改史之能，恐怕也无法完全彻底遮掩，难免会在许多野史话本中流露出蛛丝马迹。因此，独眼龙的剧情应该是韩人对他这个侵略军头子有意进行的丑化，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地。






12、毒计

    在第一次征辽遭遇重挫之后，为了雪耻，唐太宗于647年便再度对高句丽用兵。经过上一次的失败，李世民对高句丽的强悍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也改变了先前高傲自大，认为轻易便可击破的浮躁心态，也明白了唐军先前屡次能够得逞的“以大兵团迅速击破”的战略，只适宜于应对陷入内乱之敌，或者高昌这种很弱的小国，对上高句丽这种实力稍强的国家则难以奏效。
    有鉴于此，太宗开始施行一条险恶且高明的计划，即每到收获时节，大唐就自海、陆两线出动数波精锐部队，轮番攻入高句丽境内烧杀抢掠（“少兵番次蹂其边场”）。647年三月，李世民遣大将牛进达率万余海军，李绩统三千陆军夹击骚扰。648年二月再次出兵，大举攻掠高句丽百姓，然后“焚其外郭及村落而还”。唐军不求攻城掠地，而是专门着力于破坏高句丽国内的生产，减少其农耕收获，摧毁其经济基础，从而削弱对方的国力。李世民原本和隋炀帝当年一样，希望堂堂正正地推平高句丽，风光大胜，好好争一回面子，这回失败后也总算是学乖了，知道即使数十万人倾国而去，靠正面硬打也难以取胜，所以才用上这种见效比较慢，不够磊落的手段。
    李世民这条毒计十分高明，成效立竿见影。唐军在半岛纵横来去，破坏力惊人，几年下来，高句丽国内田野荒芜，粮食匮乏，穷困凋蔽，百姓苦不堪言，呈现出一片“岛夷之邑，千里荒芜”的可喜面貌。李世民闻知大喜，据《新唐书-东夷传》记载:“帝与长孙无忌计曰:‘高句丽困吾师之入，户亡耗，田岁不收，盖苏文筑城增阵，下饥，卧死沟壑，不胜弊矣。’”言辞中显然对这个结果非常满意。
    高句丽人拙于应付唐朝的袭扰战术，只得口头服软。据《三国史记》记载：“（647年）冬十二月，王使第二子莫离支任武，入谢罪，帝许之。”“七年（648年），春正月，遣使入唐朝贡。”高句丽以王子出使谢罪并朝贡，是规格很高的外事行为，李世民也接受了朝贡，收取了贡物，做出了许和之态。但就在当月，李世民却又背信弃义，遣大将薛万彻统三万海军自莱州泛海再击高句丽，四月时又令大将古神感率军渡海，再次大肆侵扰破坏。六月时又正式确定了第二次大规模进攻高句丽的军事计划，初步决定于649年征发三十万唐军，以周边诸部、各国为助，彻底荡平高句丽。






13、私欲

    由于立国未久，大唐在贞观年间仍然民穷财匮，所以尽管在采用这种几万人规模的袭扰作战之后，国内的财政压力比起先前出动数十万大军时要小上很多，可帝国仍然难以负荷。李世民在登基之后，为了建立帝王功业，连年对外发动战争，大唐百姓本就苦不堪言，第一次征辽更是戕民甚深，败归后本应让百姓休养生息，可战事却毫无止歇之象，不免令百姓和各级官吏心怀不满，举国尽是罢征的呼声，最后连太宗最为宠爱器重的后妃徐惠都看不下去，上书反对他继续对辽东用兵。
    徐惠首先提出了“黩武玩兵，先哲所戒”的警示；继而劝谏李世民不要“以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还明确指出过于广阔的疆土并不利于长治久安，而无节制劳役百姓反倒容易引发变乱（“昔秦皇并吞六国，反速危亡之基，晋武奄有三方，翻成覆败之业；岂非矜功恃大，弃德轻邦，图利忘危，肆情纵欲之所致乎！是知地广非常安之术，人劳乃易乱之源也。”）这实际上已经是在委婉地指责太宗不合时宜地坚持对高句丽用兵，穷兵黩武，并非是为了国家和百姓，而只不过是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满足虚荣心，“肆情纵欲”，因私废公罢了。
    李世民生性虚伪好名，素来两面三刀，说一套做一套。他大加赞赏了徐惠的上书，为自己谋取了虚心纳谏的美誉，可对战争的准备工作却丝毫不变，而且很快就变本加厉，准备第二次出动倾国大军，再伐高句丽。这个决定一出，天下哗然，劝谏者不计其数，重臣房玄龄在临死前仍竭力请求他暂缓征辽，但太宗却一意孤行，强迫全天下按着自己的意志错误运转。
    众臣之所以大多反对征辽，就是因为所谓的“贞观盛世”，实际上只不过是浪得虚名。其实直到贞观中期，唐帝国才刚刚能让大多数百姓勉强吃饱肚皮，国家的财政根基还非常薄弱，因此才被迫推行省钱却问题多多的府兵制，以这样的国力和民生情况，根本就不适宜大规模对外用兵。而且由于府兵制颇有缺陷，持久作战会重创国内的农业经济，因此唐帝国此时并没有大规模对外长期战争的能力，劳师远征就更是勉强，就算侥幸取胜，自己也会大耗元气，与对方两败俱伤；而一旦战败，或者陷入持久战，那国内田地荒芜，财政崩溃，就可能像当年原本如日中天的隋王朝一样，把自己硬生生地拖垮断送。总而言之，李世民此次在民力已经衰竭的情况下强要再伐辽东，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地，很可能会重蹈隋炀帝当年的覆辙，这正是众人不惜触怒他也要直言劝谏的主要原因。
    其实大家说的这些道理李世民自己未尝就不明白，他也不是不知道征辽给百姓带来的艰辛苦痛，更清楚唐王朝此时的国力并不适宜再次发动战争，只是他终究放不下自己的面子这一关，又心存建功扬名的贪念，更不能容忍后世史书上记载他铩羽辽东，功业未竟，所以宁冒天下大乱的风险，宁忍亲手促成无数百姓流离失所，也仍然坚持要孤注一掷。尽管唐太宗满口都是“君舟民水”之类冠冕堂皇的大道理，竭力为自己营造出了“惜民”的形象，但那不过是在搞宣传，装样子，一旦事关他的切身利益，尤其是影响到他最为在意的后世口碑，那百姓的死活马上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不惜冒着“水覆”之险以全自己的功业了。在利益攸关之时，一个人的真面目才会显现，到了这后世声名与百姓活命二选一的关键时刻，李世民自私刻狠的本性立时便暴露无遗。
    自从篡位登基后，李世民便不顾国家的经济现状频频发动战争，大唐百姓们饱受兵役徭役之苦，民间多有自残手足，以躲避强制征募者。不少人采取烧、烫、烙、熨等手段，或用麻染石蜡，缠绕手臂或大腿，再点火将自己烧成残疾，情景惨不忍睹，却被自残者们美其名为“福手福足”，认为虽残躯体，却能得保性命，比起那些被强征到战场丧生者，还算是福气不浅。大诗人白居易深感民生疾苦，曾做了《新丰折臂翁》一诗，描述了逃役百姓的可怜凄惨之景：“……惯听梨园歌管声，不识旗枪与弓箭。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是时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捶折臂。张弓簸旗俱不堪，从兹始免征云南。骨碎筋伤非不苦，且图拣退归乡土。臂折来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飞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诗中讲述了玄宗时一农民将自己捶成“福手”，以保全性命的辛酸过程，嘲讽了帝王将相们为了“封狼居胥”而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玄宗讨伐藩属时如此景象，太宗时连年对外作战，百姓对征发又何尝不是同样痛恨，境遇又何尝不是同样凄惨？白居易若早生个几十年，且不被强征死于战场，恐怕在贞观年间也会写出像《新丰折臂翁》这样的诗作来。
    笔者将心比心，颇能感觉到当时的大唐百姓在太宗的苛政之下那种无奈绝望的痛苦，可当李世民听闻“福手福足”这件人间惨事后，非但不觉同情怜悯，反倒因治下“刁民”竟敢以此伎俩逃避徭役而勃然大怒，马上下诏道：“自今有自伤残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隋炀帝征辽时天下百姓同样民不聊生，也有不少“福手福足”之惨事，但那时自残躯体尚能躲避征发，保得残生，而太宗对百姓却比杨广还狠，竟连自行致残都无法逃避兵役徭役，非但要带残从征，还要被再行加罪。
    在唐太宗第一次征辽时，虽然也有不少人希望能藉军功来改换门庭，所以自愿应募从军，但在被征发的数十万士兵和数量更多的民夫中，大部分还是希望过平凡却安全的日子，而不愿到域外泣血博命。然而此时自残躯体的路子已被堵上，所以唐军中充斥着大量被迫前来，不情不愿的士兵和丁夫，有不少人宁可自此弃家流亡，也要冒死从军中脱逃，显见对强征深恶痛绝。据《旧唐书》卷74记载，当民部侍郎崔仁师在河南为海军督办粮草时，“韦挺以壅滞失期，除名为民，（仁师）以运夫逃走不奏，坐免官。”韦挺运粮失期，多半就是强征来的民夫大批逃亡所致，诸官多半也曾尽力去弥补过，但最终却瞒不下来，仍然失期误事，主官崔仁师也被罢职，由此可知此次逃亡的规模不小。



   

14、民变

    征辽路途遥远，粮秣是战争的关键，而运粮就要大举造船，于是早在在644年第一次伐辽之前，李世民便令将作大匠阎立德“诣洪、饶、江三州，造船四百艘”（《资治通鉴》），以充当运粮船；又于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新唐书》卷100），做为战舰，这九百艘大船一时成为了江西三州百姓的噩梦。此次再伐高句丽，太宗对海船的需求更大，有大臣见该地百姓已然不堪重负，心怀不忍，便在648年六月为民请命，建议将负责造船之处改为剑南道，原因是“属者辽东之役，剑南复不预及，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舰”（《资治通鉴》卷199，下同）。但到了八月，太宗仍然“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千一百艘”，非但不体恤百姓，要求反倒比先前的九百艘更高，民间负担益重。既然这个大臣曾专门提及未承担过造船任务的剑南地区还能保持富庶状态，那言外之意自然是造完船后的江西地区已经沦入贫苦状态了，真不知道这些可怜的江西百姓又该如何再承荷这一千一百艘的重负。
    当然，太宗也并没有放过富庶的剑南地区，噩运同样也降临到了蜀地百姓的头上。太宗先是在648年七月“于剑南道伐木造舟舰”，此举已然扰民极深，可李世民旋即又令巴蜀百姓大造船舶，每家每户都摊派下重负。由于身体堪忧，太宗又急于在生前灭亡高句丽，赶临死尽量谋取名利，因此催逼急苛，民工夫役日夜不停赶工，徭役奇重，百姓苦不堪言。司农少卿长孙知人便曾奏称：“蜀人脆弱，不耐劳剧。大船一艘，庸绢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山谷已伐之木，挽曳未毕，复征船庸，二事并集，民不能堪，宜加存养。”可见这两项摊派迫民何等深重。
    由于身处山地，不擅造船，官府又催逼急切，蜀人多被迫去江南买船交差，或雇佣湖南潭州人代造，一时间船价奇高，巴蜀百姓大多倾家荡产，很多人卖田卖地不够，还被迫要卖儿卖女，无数人间惨剧就这样在太宗的功业大梦中上演，最终导致巴蜀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骚动（“蜀人苦造船之役，或乞输直雇潭州人造船；上许之。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蚤然。”----《资治通鉴》卷199）
    蜀地的少数民族也深受征辽徭役之苦，他们可不似汉民般乖顺，活不下去便要起事。于是就在所谓的“贞观盛世”里，剑南道（川贵地区）竟然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大量少数民族百姓于648年武装暴动，大唐出动了两万多大军才将这场民变镇压下去，显见其规模颇大。
    剑南地区的大动荡终于令太宗感到惊惧，知道自己迫民过甚，已经超出其忍受底线，便不敢再漠视百姓的苦痛，继续催逼，但造船征辽的计划当然决不能停，于是便“敕潭州船庸皆从官给”，由官方出了买船的这笔钱。其实此时巴蜀百姓已被榨干，再逼迫也无济于事，只能徒增社会动荡而已。与很多人想象中不同，太宗迫苦百姓，并不完全是为了对外做战，就在百姓们卖田卖宅卖子女，以向前来逼催的官吏交税顶役时，李世民这个“仁德”君王却正在他们的血泪上大肆挥霍，就算在连年征战之余，在第二次大举筹备伐辽之时，这个自私自利之徒竟仍然不忘大建宫室，奢靡享乐，真是好一个仁义爱民的君王。






15、丧生

    唐太宗第二次征辽前的情景，与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前十分相似，都是民怨沸腾，都是劝阻无数，都是一意孤行。二人唯一不同的只有结果，杨广把第三次远征做全了，于是国家财政和农业经济被彻底拖垮；而李世民却幸运地于649年五月病死在出征之前，不仅结束了大唐百姓的灾难，也全了自己的后世声名。他第一次倾国而出时对安市城无可奈何，第二次就能攻下了么？高句丽这个半山地国家中又还有多少个如安市这样的坚城？唐帝国要花上多少时间，用几次征伐，才能够彻底取胜？唐帝国自身又能否撑到那个时候？
     事实上，在李世民殒命之时，大唐百姓已然不堪其苦，所谓的“贞观治世”早已变得民怨沸腾。为了缓解一触即发的社会矛盾，李治甚至还来不及正式登基便匆忙下令：“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停止了征辽准备和李世民劳民伤财的大修宫室等奢靡行为。笔者认为，幸好李世民死得早，如果他晚死几年，为了私欲再强撑着远征几次高句丽，很可能就会走上和隋炀帝一模一样的绝路，把唐帝国也断送在辽东。
    在太宗临死之前，曾经立遗诏罢止二伐高句丽，这充分说明他心中完全清楚此次征辽很勉强，风险很大，胜算不足。由于上次征辽时损耗的国力还未恢复，内部反对的呼声又很高，而对手刚刚击退唐军，达成了保家卫国的目标，正是士气高涨之时，内部有隙而对手斗志旺盛，于此时发动大规模战争，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不占，显然并不适宜。其实李世民对这些早就心知肚明，但他身体不支，无暇再等，因此不管百姓能否承受，不管再次失败后国家的损失会有多大，不管又将有多少人埋骨辽东，都要不顾一切地进行这场军事。
    李世民生前顶着诸多压力，拼命筹备征辽，可在死前却不让儿子继承自己的遗志，伺机对辽东用兵，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一些人认为，从李世民先前的诸多表现，已经能够看出他根本不以百姓死活为意，因此他在临终前下诏罢征，显然并不是因为体恤百姓疾苦，真正的原因则是因为李世民心胸自私狭隘，既然一征失败，就不希望儿子李治能够击败高句丽，反衬出自己的无能，更不愿儿子立下开疆扩土之功，在功业方面超过自己。他费尽心机，使了不少手段，在史书上丑化了老父李渊，将这个雄才大略的开国君王贬低得一无是处，并且成功骗过了不少人，将开唐之功尽数揽于己身，抢走了本该属于亲爹的光环，以一个二世继承者的身份，竟然攫取了开国之君的尊荣，如此阴私好名之人，担心儿子的成就超过自己，因而竭力阻挠，这其实半点也不奇怪。
    不过李治也不是傻子，他也想建立功业，留千古英名，所以根本不肯遵从李世民的遗志，高句丽是一定要去伐地。不过李治还年青，无须像李世民一样急着出兵，迫民过甚，他用了数年时间让百姓休养生息，直到因李世民连年发动战争所损耗的国家元气有所恢复后，才寻了一个较好的契机，再次对高句丽发动攻势，最终还趁着高句丽内乱成功将其灭国，达成了李世民豁出老命也未能实现的梦想。

乱剑狂刀

感觉好像是对几次征东的声讨。从隋文帝到唐高宗，前后几任皇帝，能力有大小，性格截然不同，可是对棒子的态度出奇一致，难道不值得后人深思？简单一句“好大喜功”把他们都归结为一类人，合适么？

不容青史俱成灰

乱剑狂刀 发表于 2012-11-3 21:21
感觉好像是对几次征东的声讨。从隋文帝到唐高宗，前后几任皇帝，能力有大小，性格截然不同，可是对棒子的态 ...

在文中第一段中就曾说过：“整体来看，唐太宗征辽既有国家利益的考虑，亦存个人私欲。无论是对“建千古功业、收万载英名”的个人渴求，还是出于长远的战略布局，都与当年的隋炀帝毫无二致。”

并不仅仅是好大喜功，要将有威胁的对手打压在羽翼未丰之前，争夺东北亚强者的身份，亦是中原王朝屡次征伐的动机。当然，帝王个人的功业私心亦占据重要成分，尤其是征时不考虑时机，李世民二征、隋炀帝三征时，天下纷乱，民生困苦，其实都时机未到，但二人为了私欲和后世功业声明，强行为之。杨广做完了，隋亡；李世民病死在出征之前，唐不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