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中华上邦,文明悠远,传承不息,千古流芳。尝辉煌若星河之灿烂,尝悲凉若腊月之寒风。吾等国人历经沧桑,亦沐浴辉煌,始有今日之中国。吾可言:“予乃华人。”乃因吾等心中尚存本国史。使吾等忘本国史于脑后,惟仰他国之富强。届时,吾等将迷惘不知“何为吾”、“吾为何”,亦必为列国所讪笑。 中华史大略可追溯至三皇五帝。今人论史,喜自夏起。然因文献匮乏或缘他故,吾等于夏商史知之不详。令吾等热血沸腾,血脉贲张之本国史,当始于周。 自周以来,中华历经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共和国等若干不同政权。然不论分裂,抑或统一,吾之民族,吾之同胞,终抱一念:“予乃华人!”——此念之生,与儒学干系甚大。故欲知中华之史,必知中华之文化;欲知中华之文化,必知儒学之精神。唯此,方知“予乃华人”之义。所谓“仁、义、礼、智、信”,大略乃儒学概括。 知“予乃华人”,即可知中华之历史,中华之文化。然古史易解,今史难明。 古史,殊乏文献记载,然亦无政之干涉,舆论所向。故学者能秉笔而书,能以良知作史。故虽时代久远,吾等亦可见史之全貌。论人论事,当可畅述胸臆,发真知灼见。 今史,文献若海,记载繁复,本为史家之大幸。然年愈近,愈难以发胸中之感慨。一言一语,皆受政之影响。当权者曰忠,则奸者亦大忠;当权者曰奸,则忠者亦大奸。所谓是非善恶,当权者言,为唯一准绳。如此研究,又岂能见真情真性,发有识之见? 吾读今人所作国之近代史,亦多老生常谈,拾人牙慧,无用心之语,益无真性情见诸于笔端。每每读来,味同嚼蜡,殊乏情趣,若非作史,吾断不致翻阅一二。 然中亦有精彩文章若干,若蒋光鼐先生之《中国近代史大纲》,若陈旭麓先生之《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均堪称上上之作。虽有细微差池,抑或缘未明之故,未能直书,然白璧微瑕,难掩其瑜。比之所谓教材,境界、哲思、论人、论事,高出数筹。 教材必无趣乎?理论必枯燥乎?吾阅西人史学,如汤因比之《历史研究》,斯塔夫里阿诺斯之《全球通史》,又或本国史家钱穆先生之《中国文化史导论》、《国史大纲》,皆引人入胜,令人欲罢不能,手难释卷。 近人作史,勿论古今,皆以马氏之理为根据,言必称阶级、革命。为官、为学者必难逃“封建地主阶级局限性”一语。及至近代,提及西方,亦必语带仇视,不能以客观见之。而与西方讲和者、妥协者,必为国之大佞、大奸,譬如李文忠公、恭王奕?。而与政府决绝者,与洋人对抗者,则必为英雄豪杰,譬如洪秀全、杨秀清之流。设若作史者,能设身处地,异地而量之,则评判,结论必大大不同。 梁公曰:“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天下无从一而忠者,亦无从一而奸者;天下无至忠者,亦无至奸者。所谓“功大于过”、“过大于功”,皆史家一人之言,或某集团之言,是非功过,岂是我等可以尽知? 秦王一统天下,今人论之,多曰“功大于过”,然则,时天下一统,六国谤怨,谓秦王英雄乎?一暴君耳。太宗兴唐,世称明君,然其弑兄、杀弟、迫父,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勘称人乎? 予作《国殇八十年》,述“通商”及“五四”之事,不求闻达于学界,但求以心见史、见人,显吾所见之近代史。为我叹者,鸣一二不平;为我敬者,歌三两豪语;为我怒者,吐四五愤怨;益为我所爱之中华,见前日之失,预他日之事。 设若此作,有一二知己者称道,吾必大笑,相约之,同浮一大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