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札记

洛筱寒

2009年毕业后，找到工作前，那段最无聊的日子里，每日读史写作为乐，本想写到近代的，但是只坚持到宋朝。发到这里交流下吧。顺便说下，其中的很多观点，现在可能有变化了，不过没有修改。
目录
历史为何而生        1
人类和国家的起源        3
封建社会        4
大国的盛衰        7
战国时代的重商主义        8
大思想时代        10
秦帝国的领袖们        13
秦国的统一和灭亡        14
汉初的三道难题        17
文景之治        18
秦汉时代的经济        19
两汉的选官制度        22
匈奴的历史        25
王莽与新政        27
一统国家下的思想        28
分裂时代的开始        30
从黄巾起义到西晋一统        32
短暂的统一        33
东晋、南北朝并立        35
多元化下的文化        37
乱世的经济        39
变相的封建和士族        41
隋炀帝与隋朝的灭亡        42
隋朝的政治与经济        44
李世民的人才与道德        45
分权与集权        47
女皇武则天        48
安史之乱        50
唐后期的四个问题        51
世人自弃我        53
中国人        55

洛筱寒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成果，它大概始于公元前2070年。由此来推算中国的文明史，大约为4079年。但是历史上关于夏朝的记载实在不多，可供佐证的历史遗迹也寥寥无几。1959年，徐旭先生在豫西发现了传说中的“夏墟”，经过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一系列的遗址，构成了二里头文化。经过碳—14测定，二里头文化大约存在于公元前1900年，属于夏纪范围内。不过，这并不能十分肯定的证明夏王朝确实存在，二里头文化就属于夏文化。
关于中国，较为真实可信的历史，大概始于商朝。即公元前1600年前后。若以此为标准，中国文明史便平白少了四百余年。所谓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仿佛中国文化中称皇帝为“万岁”，几层的糕点被叫作“千层糕”一般，或多或少的掺杂了些拔高——夸张而成就的博大正是中国人的习惯作法之一。也正因为这样的一种精神，我们才能够几千年来沉溺于天朝大国，无所不有的美梦中。直到轰轰的炮声，炸开中国大门时，我们仍不能立刻警觉，尚以为那是冲向中国上空的美丽礼花。
十九世纪60年代，清政府开始了持续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旨在自强求富，但是仍旧坚持国本不可动摇，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到被我们称之为倭人的日本国驾着他们的铁甲舰船驰往大清帝国，以轰轰炮声震动中国人的心灵时，我们才突然发现，“自强求富”了三十年的大改革，竟然只是一场梦幻。看似高大宏伟的改革大厦，却经不起轻轻的一推。
经济层面的改革，政治层面的保守，让一切努力都如梦幻泡影一般。直到此刻，中国人才开始认真反思，我们的文化是否如我们想象中的那般完美无缺。中国真得是世界的中心吗？于是有了维新变法，有了辛亥革命，有了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初期，大谈科学和民主，中国文化经历了中国史上第一次的全面溃退，几乎是以一溃千里的速度，被人们否定。甚至“汉字”本身也成了中国滞后于世界的一大流毒。这毫无疑问是另一种极端。这种极端的产生，也正是中国文化下中国人特有心理导致的结果。这就像一个曾经自以为天下无敌的大人物，突然被击倒时的自卑和失落，从极盛到极衰，彻底失去了信心。
二十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理论，将当今国际争端归结为文明的冲突。这种理论是否正确，尚无法做出最终的定论——但至少911事件的爆发，证明“文明冲突”理论的某些正确性。值得注意的是，亨廷顿将“儒家文明”列为当今世界存在的七到八种文明之一（西方文明、阿拉伯文明、东正教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而儒家文明的代表国家就是中国。可见，在亨廷顿眼中，中国文明非但不是一无所取，还拥有强大的足可以引起冲突的生命力。以文明来研究历史和看待国际问题的不止亨廷顿，在他之前，已经有人以此方法研究历史。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认为世界上存在八个独立的文化，即埃及、印度、巴比伦、中国、古典、伊斯兰、西方和墨西哥。他用的是“文化”的概念，亨廷顿则强调“文明”，暂不讨论“文化”和“文明”的差别，先看看二者在划分文明或文化时援引的类型。西方文明大致可以与古典文化和西方文化作个重叠——西方文明，可以算作基督教文明，古典文化则主要是希腊、罗马文化，但这些文化是西方文明的起源，即使已经是基督教文明的西方，也不能抹去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子。埃及文化与阿拉伯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拉美则可以对应墨西哥。东正教可以与西方重叠，日本文明也可以看作中国文化的衍生。另一位学者，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则将人类数千年文明分为二十六个或独立或有着亲子关系的文明，其中包括了西方基督教文明、拜占庭东正教文明、俄罗斯东正教文明、阿拉伯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等。显然，汤因比也认为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他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提出，希腊——中国模式可能是最理想的国家模式。足见其对中国文明的重视。
在十九世纪中后期以前，我们对自身的文明给予了过高的期待，导致了此后百余年的挣扎、失落、彷徨和无助；二十世纪后，我们对自身文明的过度贬低，则将我们带入了另一个极端，这种极端的后果仍然在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汉武帝时代确立了中国的官方哲学思想，即儒家思想，这种思想发展到后来，不仅仅是政府的思想，同时也成了民众的思想。但就其思想内涵来说，已经不是孔孟时代的儒家思想。为了适应中央改革需要，董仲舒对儒家思想作了加工，形成了一套新的儒学体系。儒家的礼治思想自然可以从中反应，但三纲五常则来自于法家。天人感应，上天示警于君王，则有阴阳家的味道。可以说，新的儒家思想是先秦诸子思想的一个大综合性的再创造。这种杂合各家思想，取其精华的想法，其实早在秦王政时代便初见端倪——《吕氏春秋》的编著，正体现了这一想法。
因此，我们在看待儒家文明或儒家文化圈时，不能仅仅将之定义为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而应该将之看作中国哲学思想的有机结合。
那么，“文化”、“文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文”与“化”的并联使用，大概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的易传。《易·贲卦》的《象传》说：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含义，大致便是“以文教化”。照此含义来看，文化的倾向性应该是在内在的精神之上。
那么，什么是文明呢？当我们谈及四大文明古国之时，我们首先想到的应该不是中国的儒家思想或者是印度的佛教圣哲，能够引发我们联想的应该是中国的长城，埃及的金字塔，巴比伦的空中花园。由这种联想，我们似乎可以看出，所谓文明，更多是倾向于外在的物质之上。
不过，这二者常常被混用，恰恰又说明了另一个事实，即二者不是截然对立和分开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灰色地带，即使不相交叉的泾渭分明地区，从根子里看，也存在着某些特殊的联系。
由于“文化”和“文明”包含了精神和物质两个层次，那么所谓一国的历史，大可以叫作一国的文化史或文明史。
因此，中国历史，从广义的角度说，也可以被称作中国文化史或中国文明史。
中国是个热爱写史的国家，相信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对本国历史的追溯和记载都不如中国详尽。两千多年的修史传统里，中国历史也因编写方法的不同，形成了若干种类。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大概是用得最多的。
而今编史，则多半是将编年和纪事本末结合在一起，以尽可能的还原历史真相和使我们清晰可见的了解历史。
然而，我们在读史时，应该更多的考虑一个问题是修史的目的何在？是为了追忆曾经的伟大和辉煌，还是为了从曾经的辉煌或失落中，找到一些对今天社会的启发？
假使，我们研究历史，只是为了沉醉于昔日的辉煌，或者仅仅作为一种乐趣，那么作为一个学科而存在的历史，则没有必要了。如果我们细心品味生活，品读历史，我们将发现，很多时候，我们都在今天中过着过去的日子。
历史，永远无法向天文学一样预测76年后，哈雷彗星将重返我们的星空；也永远无法向气象学一样，告诉我们厄尔尼诺将会出现在何年何地。然而，它却可以从昨天的故事里告诉我们明天会发生的事情。
也许，我们并不能改变命运的模式，但是我们却可以尽可能避免命运不幸的发生。当我们知道一种模式的命运结局是悲惨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避开，走一种新的模式。即使，历史没有告诉我们明天的命运如何，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从历史中了解，哪些命运的模式是失败的，至少我们可以不必重复昨天的错误。同时，我们也可以了解，哪一种命运模式，我们可以重复进行，并从中获得有益于自身的发展。
当然，历史终究是历史，昨天播放过的电影将在明天重播，但是因为播放时间，播放地点、导演、演员的改变，即使同样的剧本，也将会出现不完全相同的故事。所以，我们需要了解历史，但不必拘泥于历史，有些事，我们需要铭记，有些事，我们只需要能够偶尔想起。
完全真实的历史是不可被发现的，但是宏观的大历史是可以被发现的。我们所需要关注的应该是宏观的大历史，是存在于大历史中的文明和思维。

洛筱寒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人类记载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约170万年前的元谋人。从元谋人到18000年前的山顶洞人，如此漫长的时期内，人类社会的发展速度极其缓慢，其变革常常以十万年乃至百万年记。而当人类社会跨过原始群，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发展到氏族公社时期后。其发展速度，远远胜过先前的数百万年，历史不再以百十万年记。等到进入新石器时代，时间大约是一万年前，母系氏族公社进入了繁荣阶段，其发展速度又是一变。短短五六千年内，人类社会迅速掌握了农业，分化出畜牧业和手工业，实现人类社会的两次大分工，然后从母系氏族公社时代跨入父系氏族公社时代，进而发展出阶级社会，导致早期国家的出现。
为何在先前的数百万年内，人类社会发展如此缓慢，而等到原始社会末期，速度忽然快了起来，其原因究竟何在？
我们首先来思考一个问题，即人类是如何产生的。
关于这个问题，本身存在着两重含义：第一，生物学上的人从何而来；第二，社会学上的人从何而来。
《新全球史》中说：“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考古学家、进化生物学家以及其他学者为我们增加了大量的关于人类起源以及我们远祖生存状况的知识。一方面，他们的研究说明人类与大型猿类具有明显的相似性，不仅形体等外部特征如此，就连构成基因的最基本元素、化学成分——DNA、染色体、维持生命的蛋白质和血型也极为相似。科学家在对比了人类和黑猩猩的DNA后发现，他们之间的差别只有1.6%。生物学家因此将人类与猴子、黑猩猩、大猩猩以及其他大型猿类一起归于灵长类动物。”由此来看，生物学上的人是由猿类进化而来的。
那么，为什么人类可以从猿进化成人？普遍的观点认为，是劳动产生了人。既是劳动促使了猿向人的进化，也是劳动促使了人类向社会人转化。那么人类为什么要劳动？这似乎是一个很多余的问题，劳动自然是为了生存。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类为求生存，不得不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向抗衡，从而锻炼出灵巧的双手和脑容量逐渐的增大。并且因此有了氏族社会以及国家的产生。但是，不仅仅人类的先祖从事着与自然抗争的劳动活动，生活在地球上的其他种族也在从事着相类似的行为，他们所面临的环境既不比人类的先祖恶劣，也不比人类的先祖优越，他们也不都比人类的先祖更具力量和智慧。那么为什么只有人类的先祖最终成为了万物的灵长，地上的国王？真得仅仅是劳动创造了人吗？
这是一个值得人深思的问题。人类的天性中是否存在着一种与其他动物不同的品质？
孟子主张人性趋于善，荀子主张人性趋于恶，庄子认为人性天真，韩非认为人性本恶。关于人性的讨论，先秦诸子早有议论。人性究竟是本来就有，还是在后天的环境中逐渐形成？人类和黑猩猩那1.6%的差距是后来进化过程中产生的，还是本来就有的？人类究竟是来源于猿类，还是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种族？
事实上，对于人类起源的问题，现在的考古学并不能完全给出结论，其中仍然存在着很多未解之谜。也许在人性中本就存在着与其他种族不同的品质。
原始群时期，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人类社会不得不结合成一个个集体，相互依存，亦毫无羞耻心，一起过着杂居的生活，依靠采集、狩猎为生。然而，人类的追求似乎与其他种族有着显著的不同。众所周知，过着群居生活的不仅仅有人类，狼群、猴群也一样过着群居生活，但是数百万年来，他们的生活状态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而人类不同，并不能满足于饥寒交迫的生活，他们总想着改变现状。于是，人类开始打制石器，进入了旧石器时代。
不过，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发展依然缓慢，在漫长的一百万年间，已经进化为直立人的人类不过12万人。但是，到了约10000年前，这个数字变成了532万。而此后的8000年内，人类的总数更是激增到了13300万。面对如此人口激增，仅仅靠互助，已经无法满足需要。迁徙、疾病、抛弃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口激增的问题。为了解决生存问题。人类开始动用逐渐变得聪明的大脑，观察动植物的生长，以求新的谋生之道——这一点可以从现代印第安人原始部落的发展模式中得到证明。当人类懂得种植和畜牧的时候，迁徙不定的采集、狩猎生活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人类社会也就从原始群跨入了氏族社会阶段。
氏族社会初期，人类社会以女性为主，这由女性在农业和畜牧业中担当主要角色决定的。
此刻人类的婚姻制度也开始发生变化，由原始群时期的杂交，演化为族外群婚制，即一个氏族的同辈男子和另一个氏族的同辈女子相互通婚。等到母系氏族公社发展到繁荣阶段，族外群婚变为对偶婚。男女双方存在一个固定的主妻或主夫。对偶婚是一夫一妻制产生的前提。
当今中国考古遗迹中，最具代表性的母系氏族文化即仰韶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其时期分别在约5千年前和6到7千年前。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耕地面积扩大，蓄养量扩大，女性渐渐失去其主导地位。而男人体能上的天生优势，必将导致此后的父系氏族公社阶段。定居生活带来的相对舒适，使得人们不可能不去追逐更多的食物。这就需要人们加大劳动力的投入，于是，拥有体能优势的男人登上了历史的舞台，逐渐取得主导地位。男性在经济作用上的主导，必然导致其社会地位的变化，于是，男人开始领导女人。以女性为主的对偶制也就被以男性为主的一夫一妻制所取代。家庭式生产取代了氏族公社式的生产。
人类在追逐更多食物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剩余产品。这就为私有制的出现提供了基础。初时的贫富分化应该是来源于耕作能力和土地上的差异。而剩余产品的产生的导致了交换，存在交换即可能存在无可交换。当相对富裕的人用自己的产品去交换，而相对贫穷的人无从交换时，那么穷人只能出卖自身，以获取所需的产品。由于，对富人来说，这种交换是温饱之余的交换，并不会决定其生死存亡，而对于穷人来说，可能是必需品，因此主动权就必定掌握在富人手中，那么剥削的基础就产生了。在频繁的交换中，最终穷人失去了所有——土地和自由，从而沦为奴隶。富人也就成了奴隶主。
在另一个层次，由于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存在着战争，因此就有了军事民主制，有了军事民主制下的首领。这些首领人物虽然有公选产生，但是随着人类欲望的增大，通过战争获取奴隶、生活生产资料的愿望增强，部落战争也就变得日益频繁。因此，本来任期不长的军事民主制首领，任期逐渐增长，在部落或联盟中威望逐渐提高，久而久之，便成了终身制的首领。这虽然依旧是基于民选的首领，但是已经由初时的不定期不专职的军事首脑变为终身专职的军事首脑。由于掌握了暴力机器，军事首脑们所能掌控的就不仅仅是军事，还将涉及到经济、文化等诸多部分。于是，军事首脑开始逐渐演变为具有国王性质的人物。财富激增，人口激增，私有制产生，必然导致部落规模扩大。原来的军事首脑或称部落首领，已经不可能独自一个人管理整个部落，他需要帮手，需要一帮人和他一起治理整个部落。于是，有了政府的雏形。
生产力继续在发展，人类的欲望继续在膨胀，追求日益提高，奴隶和奴隶主出现，政府日益完善，征服愈加扩大。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势力越来越大。等到了生产力足够发达的时期，国家也就应运而生了。
对此，法国学者卢梭有过经典论述，他认为，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存在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由于私有制的产生而出现了财产上的不平等，从而有富人和穷人的差异。富人不断扩大对穷人的剥削，穷人越加贫困。富人和穷人之间产生统治和反抗，出现了可怕的战争状态。为了维持这种状态，富人欺骗穷人，打着“维护公民与和平”的幌子，诱骗穷人参与制定了法律，建立了国家。于是，从经济上的不平等发展到政治上的不平等，有了不平等的第二阶段。此时，国家和法律成了帮助富人和强者奴役并统治穷人和弱者的工具，用以确保私有财产和不平等状态永远存在下去。随着派系的冲突和内战的尖锐化，政府首领必定制造种种事端，扩大自己的权力，政府也会逐渐腐化败坏，出现了专制权力。一小撮最有钱有势的人达到了富贵的极点，民众则陷入更黑暗的困境中。到头来，暴君把一切个人变成盲目地服从的奴隶。也就到了不平等的极点，进入了一个封闭圆圈的终极点。
父系氏族公社阶段末期，大禹治水有功于天下，其地位逐渐提高，在诸部落中建立了威望，涂山之会后，夏王朝正式建立。从此中国社会进入了奴隶制国家时代。

洛筱寒

中国进入王国时代后，开始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为什么中国可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这种特色的历史文化是什么？
人类最初的发展是相当的，但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这里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应该是地理因素。地理上的差异性是造成历史文化不同的第一要素。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代希腊、罗马不同，中国的边疆很难逾越。中国的北部是一片高寒的荒原，数以万里的土地基本上不适合人类的生存——俄国的强大也只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中国西边和西南边有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和高原，连绵的雪峰和5000米以上的高原，几乎成了人类生存的禁区，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很难形成强大的王权国家，而西北边更有著名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即使是在今天，想要逾越这样的沙漠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至于东部和南部，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大洋太平洋——直到十五世纪后期，新航路的开辟，人类才开始跨越太平洋的阻碍。中国所需要面对国家，大概也只有日本、越南、缅甸等一些蕞尔小国。即令这些国家，它们的发展基本是在中国强大之后的事情。可以说，直到甲午战争前，在东亚、东南亚还没有哪个国家对中国构成过真正的威胁，最多也只能做出一些骚扰边界的事情——当然这不包括北方的游牧民族。
这样天然的封闭环境，为古代中国营造了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而黄河、长江等若干水系自东向西流入大海，在中国东部形成了一片片肥沃的土地，这些土地成为中国文明的起源。
中国最初的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在经历魏晋南北朝的永嘉之乱、唐朝的安史之乱以及南宋的靖康之变后，中国的经济重心才彻底转移到了南方。因此，关注中国文明，首先应该关注中国的北方。
我们无法从史籍和考古遗迹中得到太多关于夏王朝的历史记载，对于夏王朝以后的朝代商朝，我们的了解却要多很多，这要得益于文字资料的出现。
中国最早的具有大规模使用价值的可考的文字应该是甲骨文。十九世纪末，甲骨文的发现和被认识，引起中国古文字学、历史学的巨大变革。显然，甲骨文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文字，不大可能是初创时期的文字。中国最早的文字究竟是什么，尚无定论——仅仅可以从史料中作一些推断。在马天瑜等人合著的《中华文化史》中提及，中国最早的成形文字出现于夏代初期。不过，终究只是推断，并无佐证，不便深入讨论。甲骨文上承陶符，下启金文，已经具备了“六书”的特点，是我国研究商人历史的重要资料之一。其实，对于世界上其他文明来说，文字的出现基本都代表文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因为有了甲骨文，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商朝的历史。
礼记中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商文化中最具特色的便是鬼神文化。不论是中国，还是世界，最早的一批文化人都是巫师，他们代表苍天与人类进行沟通和交流，传达神旨，给民以启示。在自然科学出现之前，人类对苍天和神灵总有一种敬畏——即使在科技如此昌明的今天，对于很多问题，我们依旧无解，只不过我们相信科技，认为一切未解之谜，总有揭破的一天，却也因此少了几分敬畏之心。古代人类只能将希望寄托在神使的身上，即巫师。当我们提及巫师，能够想到的常常只有祭祀、算卦一类的事情。事实上，巫师所承担的工作远远不止这些。总得来说，巫师的工作包括占卜、祭祀、观测天象、书写历史、传播教育和行医问药等。在古代社会里，巫师有着崇高的地位。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演进，神本主义的文化逐渐向人本主义文化过渡。
而国家体制、社会结构也在这一演进过程中发生转变。
夏朝、商朝与周朝相比，有一些不同。夏商两朝的国王更像联邦中一个大邦的首领，并没有形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周朝则不然，身为天子，便是天下共主，关于这一点，则要从从井田制、分封制和宗法制说起。而周朝也自此进入了封建社会。
什么是中国的封建社会，这个问题在学界是有争议的。观点各不相同。钱穆（钱穆）先生认为秦汉以后的社会不应该被称作封建社会，而是以郡县制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社会，这个社会不妨称作“四民社会”（四民者，士农工商也）。主流的观点则认为，自从春秋战国时代以来，中国便进入了封建社会，并且有了两千余年黑暗漫长的封建时代。
然而这一种封建社会与西方中世纪时代的封建社会并不相同。《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封建主义”的解释是：“一种以土地占有权和人身关系为基础的关于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封臣要为领主尽一定的义务，并且必须向领主效忠。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封建主义一次指‘封建社会’，这是特别盛行于闭锁的农业经济中的一种文明形式。在这样的社会里，那些完成官方任务的人，由于同他们的领主有私人的和自愿的联系，接受以领地形式给予的报酬，这些领地可以世袭。封建主义的另外一个方面是采邑制或庄园制，在这种制度中，地主对农奴享有广泛的警察、司法、财政和其他权利。从这个解释看，西方中世纪的封建传统与西周以来的分封制度是最为符合封建主义定义的。
公元前1046年，在牧野之战中，商朝战败，周朝取得了胜利，从而成为天下共主。为了稳固西周王朝的统治，周天子实行了分封制度。
分封的对象主要有同姓贵族；异性亲戚；元老重臣；古代圣王后裔。分封的国家主要有卫国、鲁国、齐国、晋国、宋国、燕国等。
周代封建诸侯，要举行隆重的仪式。“授土授民”，谓之“锡（赐）民”，受封者接受周天子的册命，称为“册封”，
在分封制下，周天子是天下共主，有权任命诸侯国重要官吏；定期巡狩，到各诸侯国视察；并有保护各诸侯国免受外来侵袭和调解其内部纠纷的权力和职责。
各重要诸侯国的国君兼任王室的卿士，表示服从王室；要派遣技能队戍守周王的都城或随王外出征讨，定期朝聘，到王廷述职；定期向王室交纳贡品；派人为王室服役。
在各诸侯国内，国君将都城附近的土地或军事要地留归自己直接管理，其他地方分封给卿大夫作为“采邑”。卿大夫再拿一部分土地分封给士，作为他们的“食地”。这样上至天子，下至士，形成了一种按宗法原则进行等级分封。
通过层层分封，周王朝在各地建立起政治、军事据点，形成了一个以同姓贵族为主体，联合异性贵族的遍及全国的统治网，它加强了周王室对四方疆土的控制，明确了周王室“天下共主”的地位，使国家朝着统一的方向前进一步。同时也密切了中原地区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联系，有利于各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边远地区的开发。
但是由于这种制度带有武装殖民性质，由此形成国家，不是一个有机的政治经济整体，而是蕴含着分裂割据的因素。等到春秋时期，终于酿成诸侯割据的局面。
而与之相适应的还有一套宗法制度。宗法就是宗族之法。处理宗族内部成员间的亲疏、等级和世袭权利的制度，便是宗法制。宗法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它起源于氏族社会，由家长制演变而来。宗法制形成于商末，在西周充分发展。
其大致内容：周天子为天子大宗，王位由嫡长子继承，别子为小宗，受封为诸侯；诸侯在受封国内位大宗，嫡长子继承权位，别子为小宗，受封为卿大夫；卿大夫在其采邑内位大宗，权位由嫡长子继承，别子为小宗，受封为士；士亦由嫡长子继承，别子不再分封，为平民。宗法制通行于百姓贵族，以姬姓宗族为首。姬姓贵族与异性贵族之间通过婚姻结成的甥舅关系，也包含在宗法制范围内。
宗法制规定，嫡长子为宗子，具有绝对的继承权，别子只能接受宗子的分封。按照这个原则分配权力和财产，避免了贵族子孙之间的矛盾冲突。所以宗法制是分封制得以实行的理论基础，其本质在于确定权力和财产的分配原则，稳定奴隶制的统治秩序。它和分封制相结合，构成了奴隶等级制。它以“尊组”、“敬宗”为信条，严格规定了自下而上应承担的义务，建立起一个金字塔式的统治网，从而确保了周天子天下大宗和政治共主的地位，宗法制将宗族关系和政治关系相结合，以族权强化政权，从而加强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
本质上来说，所谓的封建社会是一种贵族社会，一种从血统门第出发的贵族社会。因此，毋庸置疑，西周到秦汉这段时间是当之无愧的封建社会。至于西周以前，似乎还不具备完整的封建意义。因为夏商两朝并没有形成形式上的统一政府，即不存在周天子这样一个形式上的中央权威。夏商两朝虽然也有夏王朝和商王朝，但是这并不具有中央王朝的意义，更像一个联邦制国家中的大的邦国。放大了看，则有些类似东亚封供体系中的中国地位，显然，我们不能认为当时的安南、高丽、日本等是中国的诸侯国，只能说，在外交上，这些小国家与我们结成了一种同盟，而中国是盟主。夏商两朝亦是如此。周王朝则是利用伐商的机遇，建立了形式上的统一，然后，以天子的名义将土地分封给贵族子弟和功臣良将。故而，对于夏商周三朝的历史划分，可以将夏商两朝划分为奴隶社会。从西周到春秋则是属于封建社会。
公元前221年，秦国灭山东六国，乃建秦王朝。秦王嬴政号皇帝，自称始皇帝，后世称其为祖龙。始皇帝接受了李斯的建议，进一步推广了自商鞅变法以来便在秦国有的县制（窃以为秦国对六国的战胜，也是制度上的战胜，六国尚是封建社会时，秦国已经走入了郡县社会），在整个中国范围内推广了郡县制，从此以后，中国社会基本脱离了传统的封建，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独属于地方的军队和制度基本不存在（一些特殊情况不能纳入普遍情况中探讨），基本实现了军队国家化、政治国家化，经济国家化。
现在来讨论下中国的地主和西方的领主。
西方的领主，其实不必详细讨论，基本上参照中国的诸侯王和公卿大臣就可以了。他们有自己的领地，在自己的领地里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制度，自己的臣民和家臣，可以选用官吏，分封土地。但是有一点，他们的土地是通过政治上的分封得到的，即不可能任意扩大或缩小。
中国的地主，首先土地来源就不同。不错，确实有一些大臣和将领因为功劳，被皇帝赐予了土地。但是，大多数地主的土地是通过购买兼并等手段得到的。而土地的大小是变化的，是可以买卖的，用途也只能限于经济目的，或者说生活生产目的。你不可能划分出一块土地出来，在上面建立一套制度，再摆上二三十万大军。而就土地面积来说，封建地主的土地再大，也不大可能大过一城一郡。他们的一切言行都是在国家制度体系内，受到制约的。他们并不是贵族，或者说不是以血统而成为贵族的，而是以经济实力或者名望成为地方的领袖人物。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地主是不同于西方的领主。
其实，看当今中国，仍然存在这样的地主。所谓地主，简而言之，就是拥有大批土地的主人。如果以此为理论，中国当今社会的很多人似乎都可以被称为地主了，那么将今天的中国称之为封建社会，恐怕不合适吧。
所以将中国近两千年的古代社会称之为封建社会，根本上是中国学者在用新史学观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自觉或不自觉的将西方理论引入了中国。用西方的历史发展模式来套用中国的模式。
可以这样说，中国社会，夏商以前乃是原始社会，夏商则为奴隶社会社会（或可以称为初级联邦社会），西周乃至春秋战国，为封建社会。秦汉以降，则主要为大一统下的郡县社会。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制度的确立必定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制度，西周时代封建制赖以存在的经济制度即是“井田制”。
井田制是西周土地制度的主要构成形式，是奴隶制国家的经济基础。井田制具有国家土地所有制性质，土地不能随意转让、买卖，即“田里不鬻”。因纵横交错的道路和水渠将田地分成棋盘状的方块田，故曰井田。
井田上的劳动者被称为“庶人”、“庶民”，他们随着井田一起被封赐给各级奴隶主贵族，因此人身是不自由的，实际上已成为贵族的奴隶。不过，他们的地位比家庭奴隶高些。井田制下的土地分为“公田”和“私田”。所谓“公田”实际上是奴隶制确立后保留下来的原始公有地的残存。农村公社成员通过共同耕作一定面积的“公田”，向国家承担缴纳赋税的义务。所谓“私田”，则是公社成员的份地。公田的收获物完全归国家或奴隶主所有；私田上的收获物归公社成员所有，以维持公社成员生命和再生产。
通过井田制的实施，旨在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而，事实究竟是否如此？从历史的发展已经可以看出，这个目的最终是没有达到的。原因何在？
原则上，每家自耕百亩，以其产出供一家的温饱，再由八家共耕百亩公田，以其产出作为田税，此一方式即被称为“助”或“籍”。由于当时农业以外缺乏就业机会，故农业劳力的机会成本近于零，且因公田与私田同井，交易成本也等于零，以致助法，等于是农民以几近零的劳动成本，去支付必须的义务，田税或明显的制度成本几近于零，对农民当然有利，此所以孟子引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然而由于人类自利的本性，共耕私田用心，共耕公田偷懒，必然导致公田产量低下。所以西周政府改变彻法，即以九百亩地的平均产量为一亩公田的产量，若公田实际产量低于此，则有农民分担，其所谓“皆什一也”。由此来看，井田制似乎无弊端可言，于公于私，尽皆有利。
然而，有一个问题却是无法解决的，即土地是有限的，人口是无限增长的。
在西周时代，尚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尽管生产力低下，人口仍然是在增长的。但是井田制的推行，在一开始就已经将土地划分完毕。初始，百亩之田，尚可以养家。等到后来，人口激增，人地矛盾就突出了。久而久之，必然导致井田制的瓦解。当井田制趋于瓦解的时候，那么建立在井田制上的封建体制也就必将瓦解。

洛筱寒

公元前476年，齐国田氏代齐。公元前453年，赵、魏、韩三家瓜分了智氏土地，实际控制了晋国。公元前403年，周王室正式承认赵、魏、韩三家为诸侯。公元前376年，赵、魏、韩三家废除晋静公，将晋国公室剩余土地全部瓜分。自始，战国时最为强大的七个国家秦、楚、齐、赵、魏、燕、韩全部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大兼并时代开始。
战国时代，首先称雄于天下乃是魏国，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三世奋战，称雄于诸侯国。魏国任用李悝变法，迁都大梁，与赵、齐、秦三国多有战事。先占秦国河西之地，又灭中山之国（中山国后又重建），再以三晋之军攻入齐国。而后伐郑、败宋、破楚，至文武两朝，已然初具霸业规模。到魏惠王时，虽因桂陵之战，魏国败于齐国，霸业稍受挫折，然依旧为七国之强。及至马陵之战，孙膑以佯败之策，于马陵一战，尽破魏国十万大军。此一战后，魏国国力大损。之后，秦任商鞅变法，国力大增，商鞅计擒公子昂，再败魏军。自此之后，魏国乃失霸主地位。齐国会诸侯，代魏而称霸。
与此同时，秦国也因为商鞅变法，摆脱了“诸侯卑秦”的局面。
于是，齐秦两大强国，进入了对峙的局面。各大国也陆续称王，周天子的权威几乎丧失殆尽。在三晋中形成了两大派系，即联齐而抗秦或联秦而抗齐。合纵连横成为一时风尚。上下为纵，东西为横。当时秦居于西，齐居于东。燕、赵、魏、韩以及楚自上而下成为一纵。所谓合纵，乃“合众弱以攻一强”，所谓连横，乃“事一强以攻众弱”。战国之初，连横既可以联秦，也可以联齐，而合纵自然既可以攻秦，也可以攻齐。直到长平战后，合纵才变为只对秦国。当此之时，乃有张仪、苏秦善辩之士游说于诸国，宣传合纵连横之策。
几番争斗，秦破三晋，败楚国，逐渐做大，由一普通强国，渐成七国首强。而齐国因乐毅破齐七十二城，齐国仅余莒和即墨两城。后虽经田单复国，亦不复强盛，终于无力与秦争霸。
公元前278年，秦国又破楚国都城，楚被迫迁都于陈，国力大大削弱。
于是，历史进入了秦赵相持阶段。然长平之战，赵国战败，四十万大军毁于一旦，赵国再无力与秦相争。秦国开始踏上一统天下的步伐。
公元前256年，秦国灭西周，公元前249年，秦灭东周。周天子不复存在。
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病死，13岁的嬴政即位。公元前238年，22岁的嬴政从吕不韦、嫪毐手中夺回大权，重新部署对付六国的战略和策略，开始了统一中国的战争。
公元前230年，韩国被灭，韩地置为颖川郡。
公元前228年，邯郸破，赵王室逃至代郡，自立为代王，与燕军合并一处。
公元前225年，名将王翦之子王贲率军征伐魏国，引汴河的水灌淹魏国都城大梁。三月，大梁城垣塌毁，魏王魏假投降，为秦军杀死。魏国遂告灭亡。
公元前224年，王翦率六十万大军进攻楚国，破楚军，俘虏楚王。公元前222年，王翦率军渡过长江，平定了楚国在江南之地，降服越君，设置会稽郡。楚国亡。
公元前222年，秦国大举兴兵，派王贲率兵进攻辽东，俘获了燕国国君姬喜。燕赵两国彻底灭亡。
秦始皇二十六年，秦将王贲率军从燕国向南进攻齐国，突然攻入都城临淄，齐人懦弱，竟然毫无抵抗。秦国派人诱降齐王，约定封给他五百里的土地。齐王投降，齐国灭亡。而齐王被迁移到共地，安置在松柏之间，最终被活活得饿死。
这一年是公元前221年，至此秦国统一了天下。回顾七国战史，除韩国外，几乎都有极盛之时，而终究归于秦。
魏国乃战国七雄中首雄之国，自公元前424年魏文侯在位，有吴起、李悝等人助魏国强盛，使得“诸侯莫能与之争”。而后又经过武侯、惠王，三代经营，魏国的国力达到了巅峰。但是，桂陵之战、马陵之战严重挫败了魏国的国力，自此之后，魏国在七国之中便沦为中等强国，没什么特别的作为。期间又经过魏襄王、魏哀王、魏安厘王、魏景湣王，到魏王假，前后延续了差不多两百年的魏国终于覆灭。
想文侯、武侯时代，何其强大，迫使秦人拱手而让河西之外，然而就是那个边陲小国，在两百年后吞并了魏国，这又有谁想得到呢？
战国时代第一个被灭的国家韩国。韩国同为三晋之一，史上最强的时代便是韩昭侯时代，当时，有法家申不害为相，内政修明，也曾使得韩国显露头角。然而韩国北有赵、魏，南有强楚，东有大齐，西有霸秦，毫无发展空间可言，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终战国近三百年历史，未见韩国有所作为。公元前403年，韩、赵、魏得到周天子承认，韩国正是列于诸侯。等到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掉了郑国，建都新郑。此后，韩国的历史便是不断的挨打，不断的求和，不断的委曲求全，直到韩非死后三年，公元前230年被秦国灭亡。
地缘政治对一个国家的生存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想二战时的德国，因为地缘政治问题，不得不面对两线作战问题，两次大战都告失败。而当今中国，北有俄罗斯，东有日本，西有印度，大国环伺，周边安全同样不容乐观，所幸中国还算强大，可以自保，但若想外扩，举步维艰。
赵国列居战国七雄之一，不论从疆土、人口，还是实力上来说都不是最强的。楚地方千里，带甲百万，地处南方，战略地位可攻可守；齐占东方，国家财富居战国之首，民众粮足；魏铁甲步兵称雄七国，数次攻赵，甚至占据邯郸三年之久；秦地势险要兵伍善战。只有燕，韩实力稍逊。而赵地处各国之要冲，可谓争地也！北有胡林匈奴，南有悍魏，东有强齐，西有霸秦。环境如此恶劣，比之韩国，更见艰难。
然而，赵武灵王不愧为古今第一雄主，胡服骑射，两立君王。一时间，强大如秦国，也不得不对其唯唯诺诺。然而其分裂国家，复兴封建，大权不明，终于导致沙丘之乱，丧尽一生英明。饶是如此，赵国在改革之后仍然不失为战国时代的强大国家。至长平战时，就军事实力而言，几乎可以说是战国第二强国。先有名将廉颇，后有名将李牧，战国四大名将，赵国据有二人。也只有赵国在与秦国的作战中能有一些值得夸耀的战绩。若非主上昏庸，谗言作祟，或许七国是另一番景象。
至于燕国，其历史源远流长，自西周时，便是中国北方的一个诸侯国。据《史记》记载，周武王灭商以后，封宗室召公于燕。燕国的都城在“蓟”。周的贵族和当地旧商的贵族以及当地土著建立了联合政权。最终使该地区原来的东胡民族逐渐融入华夏族。燕国建国以后与中原各地来往甚少，文化较中原落后，在春秋初年的外族入侵中更是险些亡国，凭借齐国“尊王攘夷”的军事帮助才得以保全，方才有日后的发展。然燕昭王时，重用大将乐毅，几乎灭齐，燕国的势力发展到了极致。田单苦苦支持，难有胜局，直到燕惠王即位，听信谗言，迫走乐毅，才有齐国复国。而燕国也自此一蹶不振，虽曾妄图攻赵，终不敌老将廉颇。太子丹策划刺秦事件，终招杀身之祸。
楚国是自春秋时代便有的诸侯国，楚国祖先姓芈，熊氏，最早兴起于古荆州之地，故楚国又作荆楚。辖地广阔，包括现在湖南、湖北全部、重庆、河南、安徽、江苏、江西部分地方。其祖先出自帝颛顼高阳氏。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春秋时代，五霸更迭，其中便有问鼎中原的楚庄王。到楚怀王时，灭掉越国，楚国的势力范围达到了巅峰。然而正是由于楚怀王的失策，才使得楚国一步步走向下坡路，成为任人宰割的鱼肉。最终招致亡国之祸。
齐国同样是春秋时代就存在的诸侯国，它的先祖便是愿者上钩的姜太公。后来齐国田氏政变，取代了姜氏。春秋中期，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口号，首霸春秋。由于齐国与秦国相距遥远，一向为秦国远交。基本上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发展态势，公元前288年，曾经与秦国并称东西帝。直到燕昭王时代，乐毅破齐，才给齐国造成了几乎致命的打击。后来田单复国，但元气大伤，再无力与秦国争夺天下。于是，偏安东海一隅，不求进取。而国人多懦弱，遂为秦所灭。
秦国原为西陲小国，为诸夏所不齿。魏国初霸之时，秦国在魏国的连连打击之下，几乎亡国。然而秦国自秦献公时，便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经过秦孝公、秦惠王、秦武王、秦昭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秦王政七代人的努力，重用商鞅、范雎、李斯、白起、王翦等一批良臣武将，终于完成了一统天下的千古大业。
秦王政也自此一改称号，登上帝位，自称始皇帝。
秦国统一六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国历史自此是一变。封建制到此遂告灭亡，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秦国创立和实施的多项政治举措，为后世沿用，影响中国历史两千年之久。
其实，自战国后期，井田制便已破灭，县制普遍推行，分封近乎消亡，重商主义思想逐渐盛行，中国历史已经处在大变局之中，此等变局早已预示着封建制的灭亡，此等内容，将在下一章予以讨论。
六国一，四海平，自是千古盛事，这场持续了三百年的大兼并战争，终于结束。中国建立了第一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联系加强，为日后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此等统一是否达到了真正的统一，则又是一说。
疆土的统一，并不代表人心的统一；政权的统一，并不代表思想的统一；县制的推行，并不代表封建的彻底灭亡。统一大业自秦始皇时，是一开创先河之伟业，但是，统一信念深入，尚须进一步的民族融合、政治融合、经济融合，乃至思想文化融合，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恒久之一统。

洛筱寒

政治制度的建立离不开经济的变革。政治制度往往是静态的，经济变革往往是动态的。先有经济之变革，然后有政治之革命。自西周以来，经济上推行井田制，政治上推行分封制，与宗法制度相结合，实现家国同构的体制。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封建制度，从而建立了封建社会。然而等到东周伊始，井田制趋于崩溃，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的封建体制也就趋于瓦解。
关于东周社会属性之讨论，学界是存在争议的。郭沫若先生认为，东周乃是奴隶制到封建制之转变；范文澜先生认为东周乃是由封建的领主制变为地主制；还有一种意见则认为，东周是由不发展的奴隶制转变为发展的奴隶制。
对于此三种观点，台湾学者侯家驹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国经济史》中一一作了反驳。
侯家驹先生援引多位学者的观点，认为西周乃封建制建立之初，至春秋中后期，封建制便趋于瓦解。因此东周时代乃是一个封建制渐趋瓦解的阶段。钱穆先生、萨孟武先生、陈登原先生、童书业先生等均持有此观点。
侯家驹先生在他的《中国经济史》第六章《东周——由封建社会到重商主义》中如此论述道：
“西周明明是封建制度，到春秋中期以后，封建制度才趋于崩颓，但郭沫若等人却将西周与春秋都划入奴隶社会，而将当时封建制度业已崩颓的战国时期视为封建制度。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固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毛泽东语录，郭氏抓着毛泽东一句话，‘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
对于第二种观点，侯家驹先生认为：“此一看法在表达现象上虽甚正确，但只显示封建制度在趋于崩颓，而难以掌握该时代的脉动，盖因在整个东周，土地只是非正式的与零星的由公有转化为私有，而正式的全面有，则发生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是以，‘地主制’难以代表战国时期的特征。”
至于第三种观点，侯家驹先生则极为反对，他说：“‘东周的奴隶来源，买卖是一个主要途径’，是和后世奴婢买卖相同，而‘在我国历史上，不但两汉由很多关于奴婢的记载，就是到明清时代，奴婢仍在大量存在。清代有一些外任官员在赴任时，还携带‘奴婢有多至数百人，甚至千余人者’。是以，若是此一看法得以成立，岂不是意味，从东周到清末，中国都是处于‘发展的奴隶制’时期？者该是多么荒谬！”
由此来看，战国时代只能是封建制度的崩颓时期。
西周发源于今陕西渭水中游的黄土高原上，西周的建立的是中国北方的文化，而中国南方文化则被视为外来力量。所谓南方文化，主要是楚、吴、越三国。在第四章业已说过，此三国在西周时代是被看作蛮夷的，直到东周时代，方才崭露头脚。后来吴为越所灭，越又为楚所灭。南方文化之代表则主要为楚国了。
秦之商鞅变法，重农抑商，而其他诸国，也多推行“士农工商”四民划分，以士农为先，工商为末。但在楚国却是另一番气象，其四民为“商农工贾”。（关于商和贾的区别，郑玄注《周礼》大掌九职曰：“行曰商，处曰贾”，注“地官司市”时曰：“通物曰商，居卖物曰贾。”）由此可见，在南方的楚国是存在重商主义传统的。
楚国灭越之后，地方几千里，物产丰富，中原各国多须通商于楚，以获得所取商品，其中重要的工业原料——青铜，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产于楚国”。而北方诸国货币多为铜币。楚国却已经有金、银、铜三种货币。金币曰郢爰，银币曰空首布、铜币曰蚁鼻钱。蚁鼻钱以个计值，为当时各国金属货币最轻小者，这在当时铜币四大体系（刀、布、圜、贝）中最为先进，也最为便利交易，足见楚国当时商品经济之发达。且因楚国使用金币，促使各国普遍以黄金为计价单位。
楚国的商业文化是因为其疆域扩大而对中原诸国的封建制度产生了冲击
在前文中，已然说过，县制的推行并非首创于秦，早在春秋时期，已经有县制。楚国本为西周封建下一四等子爵国，地方不过五十里，经数代开拓，乃有千里地方。而楚国亦不服周，自称楚王，意在与周并驾齐驱。故而楚国政制与周不同。东周初期，“楚武王克权，使斗民缗尹之”，后又“迁权于那处，使阎敖尹之”，由此楚国开县制之风，到了楚文王时期，则以俘虏彭仲爽“为令尹，实县申、息”。而这一制度的推行，对中原各国亦产生了影响，这才有了后来列国盛行的县制。
因商业文化的发展，促使了县制的形成，因县制的发展，冲击了封建制度的根本——世卿世禄制。从而导致了整个封建体制在中原各国的垮台，重商主义横行于世。
及至春秋战国时期，黄金成为重要的流通物。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黄金有着天然货币的特质。它的流通一方面说明商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极大的促进了商业的发展。《管子•地数篇》中说：“夫齐衢处之本，通达所出也，游子胜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币，骐骥黄金……然后天下之宝壹为我用。”这“天下之宝”便是黄金。从这里可以看出，外来商旅所支付的饮食等费用，须用齐国货币，则应用黄金兑换。由此可见，齐国在追求国际收支顺差，并视黄金为至宝或国富。
而秦国虽云“士农工商”，实则追求财富，重视商业。《史记•货殖列传》载：“秦文、孝、繆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孝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狄，栋通三晋，亦多大贾；武、昭治咸阳……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在这种情况下，秦之咸阳，当然为大都市。至于其他，《盐铁论》亦云：“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宛，陈，郑之禹县，三川之两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
至此，已足见重商主义在列国的蔓延。即令从战争角度考察，亦可见春秋和战国之差别。春秋之战，在于霸；而战国之战，趋于利。当然，战国时期重商主义精神发生蔓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政治改革所带来的后果，同时也是技术革新引起结果。
其中最大的技术革新，第一在于铁器，第二在于牛耕。铁器的大规模使用，牛耕的推广，促进了农业文明的发展，从而为商业的发达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
战国时期重商主义的盛行，所带来的积极意义颇多。大致来说有以下几点：第一，突破了封建制度的世袭统治，促使阶级的流动性。依照封建体制，士农工商名份已定，各个阶层不得逾越。而重商主义盛行，导致了经济的发展，贫者不恒贫，富者不恒富。从而为社会个体创造了平等的机会，亦带来自由讲学之风气，开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先声。第二，重商主义之发展，促进了手工业之发展，因为有商业之流通，则带来消费之需要，有消费之需要，则必定促进新商品之开拓，而欲开拓新商品，则必导致手工业之创新，之发展。第三，重商主义之盛行，则有货币之发展，而货币之发展又反过来促进商业之发展，同时亦有利于信贷之发达。这样一来，势必又会促进经商之风，促进经商之风，则一切皆可购买，土地的私有化，劳动力的出卖，新的雇佣关系的出现，又将促进商业兴隆。第四，重商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符合人逐利的本性的，而列国各自独立，不成一统，经商之路势必要遭逢重重的关卡，为求商业之发达，通货之顺畅，则民心必趋于一统。此重商主义盛行根本之利也。
不过，战国时代，重商主义发展是不充分的，仅仅是一个开始。而重商主义固然因列国的对立征战，发展有所限制，但同样因为列国的对立，才有自由之思想，自由之风气，因此也才有自由之商业。等到了秦汉一统，商业关卡虽然渐趋消亡，但是因为重农抑商政策的大力推行，商人地位比之战国时，实际有所下降。
此中利弊，孰轻孰重，实在令人深思。
礼乐的崩溃、列国的混战、商业的盛行、信义的缺失，使得春秋时代既是一个残忍野蛮的时代，又是一个开明尚学的时代。于是百家争鸣，乃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阴阳家等诸学派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掀起了一场思想界的风暴浪潮。

洛筱寒

西周之后，中国便进入了东周时代，此间的历史分作春秋和战国。这两个时期是一个大混乱大变革的时期，也是华夏民族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就混乱而言，这四五百年的战争与和平，与南北朝、五代十国相较并无本质上的差异，所有的战和，几乎都离不开统治阶层的权力争夺。基本上，此时的历史，可以用现实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即权力争夺乃是争端之目的。故就战争而言，并不值得深究，也非此时代的贡献所在。此时代最大的贡献，在于思想的奠定。可以说，中国此后两千余年的思想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基本形成，后世所做的事情仅是补充和完善。因此这个时代，理所当然的被认为是一个大思想时代。
关于春秋战国的思想有百家争鸣之说，其中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则主要为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和阴阳家。
西汉司马谈将“诸子”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区别“所从言之异路”，予以评论：
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司马谈在这段话中，对诸子百家长短一一作了评述。在他眼中，百家固有不足，但亦有所取。而事实亦然。百家争鸣，在“争”，在“鸣”，若不“争鸣”，则无所谓百家。
韩非子的《显学》篇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家、墨家乃春秋战国两大显学，其中争执亦多。
儒家的创始人乃是孔子，其思想核心在“礼”，在“仁”。东周以来，诸侯争霸，西周确立的家国同构的体制趋于崩溃瓦解。面对此种纷乱，孔子认为，春秋所以纷乱，根本在于礼乐的崩溃。故而孔子一生致力于礼的复兴。而礼又与仁相通，所谓“克己复礼为仁”。
孔子的政治思想是恢复周朝的礼，他是传统社会制度的捍卫者，他的思想必定会反映当时奴隶主阶级的利益要求，他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按照传统的观点看这是在维护奴隶社会等级制。然而换个角度看，“君臣父子”这些社会关系的名都有着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负有这些名的人都必须履行他们的责任与义务。在孔子看来一个理性的社会就应该各司其职，而不应该有所逾越，否则社会就是不稳定的。事实上，社会秩序的建立正是为他的人本主义思想服务的，因为只有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才可能为人类提供理想的发展空间。但是与法家不一样，孔子并不主张以法来治国，他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孔子看来，法律虽然可以制约人的某些行为，但这种制约是不彻底的，人只是因为有所顾忌才不敢违法。而以礼治国则不然，人们的行为是源于人性中的羞耻感，是自觉的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的规范。只有这样的秩序才是永恒的，稳定的。
孔曰成仁，“仁”这个字在《论语》中出现了109次之多。可以说一个“仁”将孔子的所有思想都包含进去了，是“孔子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与逻辑前提”。他说“仁者，爱人”，“仁”是最基本的社会道德准则，是人世间最为本质的东西，在天地万物中没有什么比“仁”更值得爱的了。汉字中“仁”由一个“人”与一个“二”字组成，所谓“仁”，即人存在的意义在于沟通。因此，孔子从两个角度阐述了“仁”的内涵：首先，人为何存在，人应当是怎样的；其次，人类社会具有复杂性与多样性，这就决定了沟通的多样性。
人为何存在，人应当是怎样的？人所以为人是因为人具有支配自己存在的思维意识，对人而言，只有在社会中才可能体现出人的价值，故而人在社会中自我价值的实现，是人存在于社会的理由。正如儒家所提倡的“齐家治国平天下”
。因此人们塑造他们的共同存在，超越一切本能而结合，以一种理性的方式构建一个区别于自然世界的人类世界，这才是人应有的样子，这一点与道家小国寡民的思想是大不一样的，也正是儒家思想的“入世哲学”的体现。或许老子的“道”超越了善恶的彼岸，将善的追求直接上升到一个极高的境界，这种“善”超越了尘世中一般意义上的善；孔子却走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他以间接的方式，首先构建了一个规范的社会体系，在此基础上建立世人的善，进而逐渐达至天地之间的至善。虽然说老子在哲学思考上似乎比孔子更近了一步，但就实现的可能性与推广的简易性而言，则是孔子更胜一筹。因此孔子也就更为彻底地解决了人之为人与人应当为人的问题。
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决定了沟通的多样性。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多样的，因此，在处理这些关系之时，沟通的方式、渠道，甚至态度也应顺势而变。在有关人际交往上，孔子有很多论述。他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对待父母要“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对朋友，要“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忠告而善道之”；对待当权者要“勿欺也，而犯之”“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言行孙”；对待下属“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已。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对待小人与女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如此等等。当然这其中有一些不妥之处，如将女人与小人放在一起，这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的体现，应当予以批评。但是不可否认，其思想的积极性多于消极性，孔子这些言行为我们指明了立身处世之道，也充分阐释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沟通的多样性。
对于鬼神，孔子表面上对天崇敬无比，但在具体的做法上，却是“敬而远之”，他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孔子事实上是不关心神鬼之事的，他更主张重视人的价值。然而他又强调敬天——显然敬天并不是孔子的目的，通过敬天达到民心的积聚，才是目的所在。众所周知，中国是没有诸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一类的宗教势力的，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不存在宗教。事实上，宗教对于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
中国的宗教相对于西方世界的宗教是有些奇特的。
中国民间信仰多神，厨房有灶神，门口有门神，经商有财神，如此等等。而这些神既有虚构的人物，也有真实的历史人物。秦叔宝、尉迟敬德、关羽、吕洞宾，这些神灵都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而像赵公明、玉皇大帝一类，则是虚构出来的。中国古代的神灵之多，几乎很难做个完全的统计。然而，拥有众多的神灵，并不代表存在着一个宗教。中国人信神，本质上是求利益的，与信仰无关。假使神像是用黄金打造，当饥荒来临时，大可以拆除神像。古代中国固然有强大的一面，但是古代人民未必幸福。多灾多难的生活，让他们求个寄托，求个保佑，与信仰没什么关系。因此，可以说中国民间并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中国永远不可能爆发“十字军东征”、圣战之类的事情。
但是，中国是有宗教的。中国宗教中并没有具象的神，我们听不到真主安拉的大名，看不到上帝耶和华的神通。中国的宗教也不是多神的，而是一个抽象化了的“天”。可能，作为天的代表，有过玉皇大帝、天帝一类的具体化的神灵。但是，这些显然不为官方认可，且随意性也很大。中国仅仅是敬天而已。
就官方的敬天来说，可能也是以利益为主——这种利益是证明政府的合法性。但是，又与人民的求财求子求平安大有不同。一方面，皇家政府通过敬天，表明自己天之子的地位；另一方面，则以天子自居，以统万民，以慑人心。这一思想不是孔子创制，却因孔子而强化。
在价值判断上，如何确定人的行为是否符合“礼”的规范、“仁”的精神，儒家提出必须以“义”为价值准绳。孔子以义为立身之本，说：“君子喻于义。”孟子则说：“义，人之正路也。”荀子则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因此君子须守义，由此乃可得仁，乃可复礼。
总体而言，孔子的思想是贵族的，是官方的。
与贵族、官方相对的则是平民的，民间的，作为民间的代表则是墨家。
墨家始祖乃是墨子，因墨子之名而名之为墨家。为何称“墨”？钱穆先生认为，墨翟所以姓墨，是因为其受过墨刑。更有人认为“墨”乃黑之意，由此推断墨子非中原人。种种说法，难辨真伪。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墨家应当始于平民和奴隶阶层。
孔子致力于复礼，从本质上来说，是在维护贵族阶层的利益；而墨子起于平民奴隶，维护下层阶级的利益当在首要。因此二者发生争执便很自然。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说：“孔子是古代文化的辩护者，辩护它是合理的、正当的，墨子则是他的批判者。孔子是文雅的君子，墨子是战斗的传教士。”
儒家所代表的是文士阶层；墨家所代表的是武士阶层。
墨家讲究的是“其言必信，其行比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图”。他们共同组成学派，也俨然是一个军事团体，有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
墨家的核心思想在于非攻、兼爱，而在鬼神观上，则承认鬼神之存在。
儒墨之争，也就发生在了核心思想之争上。
儒家讲究仁爱，墨家讲究兼爱，二者虽然同样讲究爱，但是却有不同。春秋战国，战事频繁，民不聊生。儒墨两家皆认为，有此现状，皆因人与人之间缺乏相爱而致。因此，都将“爱”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加以宣传。
但是“兼爱”和“仁爱”却大有不同。“兼爱”乃是无差别的爱，即是说对待他人与家人，爱应该是相同，无差异的。而“仁爱”则不同，乃是有差别的爱。孔子主张正名，则爱亦有差别，所谓亲亲相爱，越亲越是爱。
如此来看，似乎墨子高尚，孔子现实。
然此种不同，乃是二者所居时代不同。孔子生于春秋后期，墨子生于战国初期。春秋时期，礼乐尚未完全崩溃，社会尚不如战国时代令人绝望，故而孔子尚可致力于复礼，也温和得多。到战国时期，则不然，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战争的破坏性也也越来越大，尤其是下层社会深受战争之苦。因此“非攻”、“兼爱”就比较符合人民的愿望。墨子之论便属必然。然而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孟子则比孔子性情刚直许多，言语间少了许多温和。仁亦发展为仁政，乃是一变。
儒墨之争，还在礼乐之争。儒家重礼乐，墨家却反对礼乐。儒家重厚葬，认为厚葬才能表达出礼，所谓“慎终追远”。墨家提倡节俭，反对厚葬，此一点恰与儒家对立，更符合了下层人民的愿望。
因为思想的不同，儒墨两家所提倡的社会也大有不同。
孔子认为，应当复礼，回到西周时候的社会；墨家认为，崇尚兼爱，应该回到氏族时代。
但是到了道家，又有不同。道家主张清净无为，回到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更为妥帖。
道家的代表人物乃是老子和庄子。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就是老子的“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对于儒家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欲拯救社会于狂澜中，道家是嗤之以鼻的。道家认为，社会所以会坏，正是因为儒家大讲特讲的仁、义、礼、智，正是人为的产物。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上天即以无为而长存，那么人类也应采取无为的法则，方可以长存。
然而老子的无为和庄子的无为实则不同。
老子假无为，庄子真无为。
老子说“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无为而无不为”。“无为”的目的并不是真得为了“无为”，而是为了无所不为。庄子的无为才是真的无为，《庄子》开篇即云《逍遥游》，又有《齐物论》。在庄子看来，是非、生死、可与不可，其性质、差异都是相对的。以“道”观之，它们的性质、差异、矛盾关系都是不断变幻的，都是处在循环无尽的运动之中，“道通为一”，故庄子得出万物齐一的结论。“从道的观点看事物的人，好像是站在圆心上，他理解的圆周运动着的一切，但是，他自己则不参加这些运动。”
老庄二人虽都强调人的价值，但却有所不同。老子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矣。”老子虽强调了人之大，但是出于纯粹理性之说。真正从人的本性的意义上突出个体的地位、个体的尊严、个体的价值的，却是庄子。
春秋战国时代，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精神上的丑恶。面对这样的现状，道家强调从人的个体自身价值入手，呼唤人性的回归。老子向往回到“小国寡民”的社会，庄子则更为彻底，要回到“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的母系氏族时代。
庄子反对“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黑暗现实，同时又反对儒家为改变这一切而强加给人们的“仁义礼智”的精神枷锁。因此庄子虽然包含着对人类的同情，却又不愿为官。这点与他差不多同时代的孟子相比，大不一样。
孟子是孔门高足；庄子乃道家真人。
孟子的道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庄子的道是大道不行，何不归隐？
楚威王曾经想用重金邀请庄子来楚国做丞相，却被庄子拒绝了，庄子说：“千金，确是厚礼；卿相，确是尊贵的高位。您难道没见过祭祀天地用的牛吗？喂养它好几年，给它披上带有花纹的绸缎，把它牵进太庙去当祭品，在这个时候，它即使想做一头孤独的小豬，也不可能办得到。您赶快离去，不要玷污了我。我宁愿在小水沟里身心愉快地游戏，也不愿被国君所束缚。我终身不做官，让自己的心志愉快。”
庄子似乎是在自命清高，其实他的心中却有莫大的悲哀，他把这个时代看得通通透透，再多的挣扎，不过是百姓受苦。于是选择放纵，选择逃离，选择自我放逐。
庄子说：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也。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两句话看似不同，却又明显让人感受到了相似。庄子是社会之于个人，孟子是个人之于社会。
庄子是自由主义的，孟子是集体主义的。
然而战国时代，是个有强权无公理的时代。韩非也说，上古争于道德，中世争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庄子所目睹都是战乱和纷争，即使有心报国，也无力回天。于是他选择了退出，冷眼旁观，用看似漠视的态度对待芸芸众生。
庄子不是没有孔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只是他将那个时代看得太通透了，通透到心痛，到绝望，到哀莫大于心死。所以他不想再做无谓的挣扎。而孟子也将这个社会看得很通透，很绝望。只是个性不同，庄子来得潇洒，孟子来得执拗。孟子仿佛就义赴难的死士，宁肯一死，也绝不向现实屈服，他要在激荡的历史大潮中，尽情挥洒最后的光辉。
这既是孟子和庄子的区别，也是儒家和道家的区别。
然而，不论是道家，还是儒家，抑或墨家，他们的学说都解救不了当时的社会。最终将分裂之中国引入一统的，乃是法家。
儒墨道三家皆主张复古，法家却以为当求新。儒墨道将“民道弊”归结为道德沦丧，法家虽然也承认古人的淳朴道德，却认为那是由于当时的物质条件使然。韩非说：“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劳力而供养薄，故民争。”（韩非：《韩非子》）
儒家崇尚文王、周公；墨家崇尚更早的大禹；道家则崇尚比大禹还要早的伏羲、神农。法家对此很是不屑，法家先驱商鞅说：“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世。”韩非更是做“守株待兔”之寓言，以嘲笑那些泥古不化者。
所谓“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古今情势不同，自当因势而变法。正因为如此，法家的学说与儒墨道三家都不一样。儒墨道三家的学说与其说是政治学，倒不如说是哲学。而法家的学说切中时弊，不但有学说，更有实践。将政治理想与社会实践合二而一，成就法家之霸业。
法家曰法，曰术，曰势。
“法”的思想首倡于商鞅。商鞅主张政治要“一任于法”，统一的法令“为治之本也”。他在秦国的变法取得了大成。但韩非子认为商鞅只讲“法”而不讲“术”，虽然民富国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商鞅自己最后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
“术”的思想，源于申不害。申不害主张君主要“藏权术于心中，玩臣下于股掌”。韩非子认为他只讲权术，不知立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
“势”的思想，始于慎到。他认为“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韩非则认为慎到的所谓“势”乃是自然之势，还不能保证天下之治，必须代之以“人为之势”，即用善恶赏罚的手段来抱法处势，才能一匡天下。
韩非综合了“法”、“术”、“势”思想之大成，构成了诸子百家中最切实有效的政治学说。韩非说：“势者，君之马也。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乱，有术以御之，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也，皆帝王之具也。”
法家为求实践学说，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春秋战国，以学说而身死者，唯有法家。前有商鞅，后有韩非。商鞅死于法，韩非死于术。这是法家的悲哀和无奈。
除儒墨道法四家之外，还有阴阳家、兵家、农家、名家、小说家等诸派思想盛行于世。
虽诸子百家争鸣，思想多有不同，但是均本着和而不同的精神共同存在。虽彼此批评，相互辩论，亦承认其思想或辩辞有可取之处。
就总的哲学观来说，各家都不约而同的信奉“道一元论”。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说：“道通为一。”管子说：“道在天地之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韩非说：“道无双，故曰一。”《易传》说：“一阴一阳谓之道。”
从学术渊源上看，诸子学说，则源于六经。事实上，诸子百家虽然思想各有异处，但是亦多相通。而就其用心来说，皆为救助当时之世。
及至吕不韦编纂《吕氏春秋》一书，糅合了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纵横家、兵家、阴阳家等百家思想，成就一部杂家之作。这对我们看待诸子百家思想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启示。诸家思想各有长短，我们对待各家思想，自应取长补短，结合当代之现实，使之百家思想发扬光大。

洛筱寒

思想多元化后趋于一统和融合，政治上的分裂也必将趋于一统。
公元前221年，秦国灭山东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传统的封建制国家到此基本完结——在后世封建虽有所抬头，但终究不成气候。
秦国的强大并不是一朝一昔的事情，从秦孝公建国初的“六国卑秦”到秦始皇时的一统，期间经过数代人努力。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一公一后一王一帝的努力。一公便是秦孝公，商鞅变法和迁都咸阳是秦孝公时期最伟大的政绩，对于秦国后来的发展，影响极其深远。一后便是秦昭襄王的母亲宣太后，这位来自楚国的女子，执掌秦国朝政三十余载，从辅助秦昭王登位，到稳定秦国政局，以及稳定秦国后方，与匈奴人虚与委蛇，等等功绩，不可不提。一王便是秦昭襄王，秦昭王自公元前324年即位，到公元前251年驾崩，前后长达五十六年，基本奠定了秦国统一的基础。在软禁了他的母亲宣太后后，他重用范雎，制定了远交近攻的国策，逐步蚕食周边国家。长平之战就是在秦昭王在位时打的。一帝自然是秦始皇。
秦始皇在公元前247年即位，即位时，年仅十三岁。在除掉吕不韦之前，秦国的朝政都掌握在这位历史上最大的商人吕不韦手中——这段历史大概有九年。与吕不韦同时期的秦国另一位重臣则是奉行老鼠哲学的李斯。李斯入秦的时间，与秦始皇即位的时间大致相当。而其入秦不久，即成为秦始皇的心腹谋臣，可以说秦始皇法家思想的奠定，实在有赖于李斯。
因此，秦始皇、吕不韦、李斯是缔造大秦帝国最重要的三个人物。
吕不韦是个商人，包括他在秦国为相，也是作为一名商人在收回他的投资；同时，他又是一名政治家。长平之战后，秦国虽然沉重打击了赵国，六国中再无敌手，但是秦国自身也是元气大伤，据《吕氏春秋》载，秦国在长平战后，士卒损伤过半，国力几乎被掏空。此后的二十年，秦国在统一战争中，基本上再没有大的动作，进入休养生息阶段。尤其是在昭襄王末年的攻赵战争中，楚国春申君黄歇和魏国信陵君无忌精诚合作，大败秦国。秦国的东进受到遏制，不得不暂时扼守关中。吕不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进入秦国的权力核心中。吕不韦执政的时间大致为十二年（包括庄襄王的三年），这十二年是秦国政治经济逐步恢复，蒸蒸日上的十二年，吕不韦功在大秦。
十二年后，秦始皇成年。王权和相权之争凸现出来。吕不韦身败名裂，被迫自杀，这是权力斗争下的悲剧。
继吕不韦之后，李斯成为秦国中央实质上的第二号人物。
当李斯被赵高构陷，身陷大狱时，曾写过一封信给秦二世，陈述他的七大罪：
臣为丞相治民，三十馀年矣。逮秦地之陕隘。先王之时秦地不过千里，兵数十万。臣尽薄材，谨奉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脩甲兵，饰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罪一矣。
地非不广，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见秦之彊。罪二矣。
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亲。罪三矣。
立社稷，脩宗庙，以明主之贤。罪四矣。
更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罪五矣。
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罪六矣。
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
李斯大概是公元前247年来到秦国，死时为公元前208年，前后三十九年。
刚刚来到秦国的李斯，不过33岁，正是而立之年，男儿成就事业之时。而始皇帝初即位，不过13岁。李斯大了始皇帝足足二十岁，他辅佐始皇帝，一天天成长起来。名为辅臣，实则为始皇帝恩师。完全有理由相信，始皇帝治国的所有思想基本都来自李斯。李斯自云有七大罪，其实乃七大盖世奇功。
李斯初到秦国，始皇帝地位不稳，内有权相、奸佞，外有六国虎视眈眈，而秦地不过方千里，带甲之士数十万。李斯竭忠尽智，辅佐始皇帝内除权臣，外定六国，成就始皇帝一生霸业，为千古一帝。
北驱胡虏，南定百越，扩大秦国疆界。提拔有能大臣，增加他们的爵禄，使得他们甘心为秦国效劳。为大秦建立社稷，修建宗庙，彰显秦国王室。缓刑罚，薄徭役收取民心，稳定大秦国本。桩桩件件，均是奇功。
至于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修建驰道，建立郡县制，更是万世奇功。
李斯对秦国的功绩，可以说是无可比拟的，即使为秦国立下赫赫军功的白起也不能与之相较；对中国历史的进程来说，李斯之功更是功在千秋。
那么作为帝国的开创者秦始皇，他的功过又该怎样评述？
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中，秦始皇大概是最具争议的一位。汉武、唐宗、宋祖、明祖等等，这些皇帝虽然也为史家褒贬，但是总体而言，舆论还是呈现出一片倒的局面，唯独始皇帝，史家、政治家、学者们对他的评价却是毁誉参半，褒贬平分秋色，或称其为暴君，或称其为大帝。秦王朝的二世而亡，在中国史上也是少有的，只有隋朝与之相似。其他大一统的王朝存在的时间则远远长于秦王朝。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们又不得不联系到帝国的首脑秦始皇。
显然，造成秦朝二世而亡，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因素，即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
而个人因素中，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秦始皇的性格。
关于秦始皇最为详尽确实的记载来自于《史记》，通过对《秦始皇本纪》、《吕不韦列传》等的研究，我们大致可以了解秦始皇的一生。
秦始皇病死于沙丘，临死前曾令人长子扶苏回朝，后世便以为秦始皇欲立扶苏为继承人。但事实上，《史记》并未作出说明，这只是后人的猜测——中国人本来就是容易倾向于同情弱者和喜欢假使历史的。面对秦朝的覆灭，总以为是始皇帝的暴虐和胡亥的昏庸导致，如果换个皇帝，可能会好些。事实上，这是将国家的兴联系在一个人身上，忽视了社会因素在国家兴亡中的决定作用。
秦始皇死的时候，只有四十九岁。在皇帝中不算短命，但也不算长命。虽然《史记》中没有说始皇帝死于服食丹药，但是从始皇帝晚年热衷于炼丹和神仙方术，完全有理由相信，他的身体因服食丹药而受到损伤。当然，他的死并没有引起史学家们太大的兴趣，引起史学家兴趣的是秦始皇的生。
关于秦始皇的身世，历来被认为是一个谜题。这来自于后世对《史记》的解读，在《吕不韦列传》中有如下记载：
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史学家们由这段历史推测出，秦始皇乃是吕不韦的儿子。暂不讨论这段话，我们再看一段资料：
於是李园乃进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园乃与其女弟谋。……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园女弟，谨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为太子，以李园女弟为王后。李园既入其女弟，立为王后，子为太子……而李园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为楚幽王。
这段材料引自《史记·春申君列传》，与吕不韦事件何其相似。这样的事情发生一起已经是千古奇闻，而不必说是两件，且被同一位史学家记录在了史书中，其可信度究竟有多少，实在让人生疑。
再者，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各国史书基本被毁灭，仅留秦国史书，而秦始皇必然又不会允许这等事情记载在秦朝的史书中。那么此等宫闱秘闻，司马迁又是如何得知的？况且史料本身就前后矛盾“大期”乃是十二个月，如果加之“知其有身”，始皇帝怕已经在娘胎里呆了十四个月以上，这不是太荒谬了吗？
并且在《吕不韦列传》中还提到一句话：欲杀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赵姬的出身，她是赵国豪富家的女儿。这样的身世，她又怎么可能沦为商人的姬妾？况且，庄襄王娶赵姬，是在他被立为秦国王位继承人之后的事情，那是庄襄王将赵姬纳为妾室，或许可能，娶为正妻，将来还立为王后，实在有些难以置信。
此等传言必不可信，但是却反映出一个事实，即始皇帝的幼年生活是不幸的，甚至于他是否是大秦血脉都是被质疑的，加之他身为质子之子，父亲尚且朝不保夕，更不必说他了——吕不韦带着庄襄王逃回秦国，顾不得带始皇帝母子，就是明证。这一切不可能不对始皇帝的性格形成造成极大的影响。
正因为这种不幸的童年，才有始皇帝的阴鸷、坚忍和手段狠辣，同时也造就了他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性格。这样的一种性格，让他不大可能接受儒家的仁义道德。法家的法、术、势，更容易为之接受。当然这一切，仅仅是从个人因素阐述，造成秦国危局的，更重要是在社会因素。
公元前221年，秦国统一了天下，造就了一个大一统王朝，这个王朝究竟后世留下了什么？

洛筱寒

公元前221年，秦国灭山东六国，乃建立起中国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此事件之于中国，无疑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业。
秦朝以前，虽有夏商周三朝，但夏商仅为诸联邦之强，周乃封建王国之最高领导，均不具备中央集权之意义。秦朝的建立，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之建立。
钱穆先生称秦朝的建立，至少与四件事有关：
第一，为中国版图之确立；第二，为中国民族之抟成；第三，为中国政治制度之创建；第四，为中国学术思想之奠定。……教育主于启发与自由，政治主于德感与平等，对异民族主于我同化与和平，处处表示其“大同”之怀抱。此乃先秦学术共有之态度，所由形成中国之文化，抟成中国之民族，创建中国之政治制度，对内，对外，造成此伟大崇高之中国国家，以领导东亚大地数千年之文化进程者，胥由数种观念为之核心，而亦胥于先秦时期完成之也。此四者，乃此期间中国民族所共同完成之大业，而尤以平民社会之贡献为大。即秦人之统一，亦为此种潮流促成。（钱穆：《国史大纲》）
事实上这四件事，既推动了秦朝的统一，反过来又为秦朝的统一所推动发展。
秦朝建立之后，秦王嬴政取“三皇五帝”之名，乃自称“皇帝”，又废“谥”法，故而自云“始皇帝”，其子孙则为二世、三世、四世……乃至万世而君临天下。
秦朝以前，列国虽在周天子治下，然而并非统一之中国。各诸侯国虽然由周王朝分封，但是列国自有政制，各自独立为王，彼此相交，或战或和。而又各自抵御外侮，不成一体。文字、尺度尽皆不同。实难将列国看作一国家实体。甚至连一联邦国家都算不上。此等情形，易于为戎狄蛮夷所侵，导致国家民族之分离，终不成一中华大国。
自秦朝一统中国后，彻底从体制上废除了封建制，建立了大一统的郡县制。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郡，而后又增加南海、桂林、象三郡。秦王朝的版图“东至海暨，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响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一起政制皆由中央出，人民再不分齐国、楚国、燕国、赵国、魏国、韩国，都是秦朝子民。大一统的观念始深入人心，中国之版图也自此奠定。因版图之奠定，便有民族之抟成。七国百姓不再相与为战，彼此为一体，交流日盛，文化、经济相互交融，各国百姓之差异日趋消亡，终于形成一新的民族——秦人。及至日后，汉民族的形成便建立在此基础上。
秦朝之建立，为求天下一统，实现郡县制，不再实行分封。秦朝初定时，究竟该实行封建还是郡县，在秦庭内部是有争议的。丞相王绾力主封建，李斯却不以为然。始皇帝曰：“天下共苦战乱不休，以有侯王。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从此确定了秦国郡县之制度。等到汉朝建国，郡县、封建同时实行，然而终于导致异姓王反叛和七国之乱。汉景帝平七王之乱，汉武帝实行推恩令，终于让汉之封建趋于消亡。晋惠帝时，虽有八王之乱，“然此乃权臣之擅政，非古代封建之比”。等到后朝，诸如唐宋，王室子弟虽有王爵，然不赐地，不赐民，再无封建之实。只是到了明朝初建国时，明太祖朱元璋行事多效仿汉高祖刘邦，分封同姓子弟为王。终于在建文帝一朝，导致了持续四年的靖难之役。永乐立朝后，再不推行封建，始有明朝稳固。分封之害，可谓深矣；郡县之利，可谓深矣。
中国大势，分合相间。自秦至两汉，乃一统。三国两晋南北朝，乃一分。隋唐，又是一统；自五代以至于辽、宋、金、西夏、大理、吐蕃诸国，又是一分。然后，元、明、清以至于今，中国基本为一统之局面。何以中国能够在历经几百年的分裂之局后，仍能够趋于统一？
一则思想，一则制度。就制度而言，则须归功于郡县制。因为郡县制的实施，中国百姓心中便只有一个中国。政府上，可以有南北朝，有十六国，有五代更替，十国并立。但是对于下层百姓来说，则无此分别，任谁做皇帝，他心中便只有一个中国，求一统，始终是民心所向，人民已过不惯侯国并立的生活。
书同文，又是一利于千秋的创举。始皇帝令李斯、赵高、胡毋敬共同规范秦国文字，约定小篆为官方文字，成为中国今日文字之基础。中国地大，方言极多，甚至百十里内，语言皆不相通。倘若，没有统一文字，两千年下来，只怕中国已如印度一般，各种语言混乱不堪，同时，也不利于文化之交流传播。中国文化能有数千年不灭，数千年连绵，实有赖于统一文字之功。
至于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一方面加强了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则通畅交通，利于商业发展，对于以后中国经济之发展有百利而无一害。
这些制度不仅仅被汉朝所承袭，更为历朝历代所承袭。
秦在地方推行郡县制，在中央则推行九卿制。所谓，乃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辅助皇帝处理军国大事，太尉统帅全国军队，御史大夫则负责监察百官。此制度的创立，对中国来言，可说影响深远。后世虽多有损益，然追本溯源，秦之制度确立实为渊源。
至于思想之奠定，如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所言，大致有：
一曰“大同观”。王道与霸术，即“文化的世界主义”与“功利的国家主义”之别也。先秦思想趋向前者，以人类全体之福利为对象，以天下太平为向往之境界，超国家，反战争。秦汉大一统政府，在当时中国人心目中，实已为超国界之天下也。
二曰“平等观”。阶级与平等，即“贵族主义”与“平民主义”之辩。先秦思想趋向后者，而以仁爱中心的人道主义为主。
三曰“现实观”。天道与人道，即“宗教”与“社会”之辩。先秦思想趋向后者。 庄老之自然哲学，其反宗教之思辨最为彻底。（钱穆：《国史大纲》）
此三等观点，固然推动了秦朝的统一。在秦朝统一后，因封建制度的消灭，整个社会不再是贵族社会，日趋平民社会，这才有了汉朝初建国时，自皇帝到群臣皆多布衣的情形。
然而秦朝如此多的创制，如此多的伟业，却为何在短短三代，便覆亡于农民起义呢？
多有人认为秦朝之亡，亡于暴政，“一夫作难而七庙毁，身死人手，为天下笑”，是因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据此观点，还有颇多证据，比如修建长城，修建阿房宫，修建骊山陵墓，收天下兵器于咸阳以铸铜人，再如秦法严苛等等。
然而有些问题，我们必须客观的去看待。首先说，修筑长城。这常常被作为秦始皇暴政的一大证据。
然而如此说法，未免有失公允。
战国末年，七雄并立，内战连绵。匈奴人屡屡骚扰中原各国，遂有秦、赵、燕三国长城。匈奴乃游牧民族，善于骑战，“兵贵神速”四个字在匈奴人那里用得出神入化。如果没有长城的阻止，匈奴南下，便可直捣中原。然而正是因为有了长城的阻挡，长城一时间不易被攻破。而秦、赵、燕三国只需要派少量兵马守在长城一线，便可以力保不失，省去了大量民力、兵力，此乃长城之功。
绵延万里的长城并不仅仅是一道城墙，而是一个综合防御体系，包括城墙、敌楼、关城、墩堡、营城、卫所、镇城烽火台等多种防御工事。这一防御工程体系，由各级军事指挥系统层层指挥、节节控制，从而有效得起到了防卫作用。
到了秦朝统一六国，始皇帝为了有效的阻击匈奴，方才动用大量的财力、民力筑造长城防御工事。想当时科技落后，没起重机、挖土机之类的设备，要想修筑如此长城，不动用大量的民力、财力，可能吗？
自古以来，民众所能看到的往往是眼前的利益，而政治家所要考虑的是长远的利益。长城的修筑虽然会使秦朝遭一时骂名，但是于国于民却是千秋万代的利益。事实上，直到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还是以长城为据点。由此足见长城的价值所在。
修建阿房宫，修建骊山陵墓，确为满足嬴政穷奢极欲所建，但是我们不能要求古人的思想超越现代。现代人有钱有势之后，还想摆一摆排场，更不必说千古一帝。此虽嬴政施政之弊端，但非嬴政所独有，历朝历代皆难避免。此不足以作为秦朝灭国之诱因。
至于收天下兵器以铸铜人，更不必大惊小怪。政府之创建，自希望稳定，控制武器，使民不争，实属应当。即今日之中国亦不许武器公开买卖。若将此视为专政，则今日之中国更显专政。毕竟古代，锄头的攻击力和马刀的攻击力相去不会太远。
钱穆先生认为：秦代政治的失败，最主要的在其役使民力之逾量。
然而这只能看作一个诱因，并不能看作根本原因。自古以来，使用民力过量的朝代时有存在，但未见得都亡了国。汉武帝一朝，为了击破匈奴，将文景两朝积蓄耗尽，而后虽由政府屡开财源，终究给汉朝带去大量的遗祸，但汉朝却因此走向了事业的巅峰。
秦朝之灭亡是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的。
吕思勉在他的《中国通史》中说：“统一虽然是势所必至，然而人的见解，总是落后的，在当时的人，怕并不认为合理之举，甚而至于认为反常心态。”（吕思勉：《中国通史》）此一言可谓一语中的。
秦亡并非亡于暴政，而是亡于传统。
至于民力使用过量，二世淫乱，皆为诱因。即使秦始皇后有明君，秦朝只怕仍难免覆亡之危险。
秦国一统虽大势所趋，但大势乃是一种潜藏于民之中的洪流，而未必是人人都可以意识到的，甚至于是很多人意识不到的。此等大势，唯有聪明卓绝，有识之士方能看透，方能引领人民趋于此等大势，终究成就一番伟业。
试看清朝末年，变法图强实乃大势所趋，但是中国人中晓此大势者又有多少呢？李鸿章谓此乃中国未有之变局，然其仍不能决心改革，终究只动器物，而不变体制。梁启超、康有为之流，遂与其成为政敌。再看人民，晓此大势者更寥寥无几。我国教科书，在分析戊戌变法之败时，常言维新派不发动群众，仅寄希望无实权之君主，实在是一种偏见。非不用民，而是短时期内民不可用。及至民国建立，四亿国民仍旧浑浑噩噩，被鲁迅认为是毫无血性的“看客”。然因有孙中山、胡适、李大钊、毛泽东等有识之士引导，民智遂在数十年内开化，大势遂明，民主之国遂成，共和之念深入人心，帝制一去不复返。
秦朝建国，亦是如此。
自西周公元前1046年封建分国，到公元前221年，长达八百余年的封建体制深入人心。等到春秋战国时代，思想融合，商业通行，戎狄蛮夷与诸夏之间交流日盛，统一民族趋于必然，统一大势已成。秦国正是借此之势，才可以完成统一大业。
然而此等大势，却并不为民众所了解。始皇帝说：“天下共苦战乱不休，以有侯王。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此乃真知灼见，可是又有几人了解始皇之心呢？郡县制建立之初，便有丞相王绾要求封建。而后又有淳于越，再提封建，这才有了焚书坑儒事件——始皇为维护统一大业，此举实属无奈，千秋功罪，孰是孰非？
可以说，封建思想在当时是很有市场的。六国虽灭，六国旧族仍在，稍作异动，封建之思便会兴起于世。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史学界认为，此乃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然而，我们认真分析灭秦战争，虽有农民首举义旗，但真正完成灭秦战争的则主要是六国贵族。诸如项梁、项羽、张耳、田儋、田荣、田横，包括楚王等等，这些人都是出身于贵族阶层的。战争尚未结束，山东六国皆已复国，六国遗族尽皆已为王，此一场战争哪里还有什么农民起义的味道？或许，有人会说韩信、英布、刘邦之流皆为布衣。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问题，大汉王朝的开国功臣们多是在楚汉战争中立功的，而不是灭秦之战中。或许又有人言，灭秦主力军乃是农民。然而自春秋战国以来，可当兵者，已非贵族阶层，主力军基本都是平民了。因此是否农民起义并不能由军队的构成决定，而应由其领导者决定。
所以灭秦之战，本质上是一场六国贵族对秦的战争，而非农民起义。农民起义不过是提供了一个机会。
而六国何以要复国，并非仅为仇恨，更因封建思想之余毒，迫使六国贵族天生有一种使命感，必待天下有变，图而复国，重建封建体制。
至秦被灭，项羽自称西楚霸王，便大举实行分封，复辟古制，以符合当时社会之思潮。
及至汉高祖刘邦时，此等思想依旧严重。吕思勉说：“于是共尊汉高祖为皇帝。然虽有此称号，在实际上，未必含有沿袭秦朝皇帝职权的意义。做了皇帝之后，就可以任意诛灭废置诸王侯，怕是当时的人所不能想象的，这是韩信等在当时所以肯尊汉高祖为皇帝之故。”（吕思勉：《中国通史》）
等到汉朝初年，异姓王有楚王韩信、梁王彭越、赵王张敖、韩王信、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这些王是本来就有的，即使刘邦想不封，恐怕也不行。等到后来，刘邦将这些异姓王一一消灭。又大封同姓王。“以一个政府之力统治全国，秦始皇是有此魄力的，或亦可说是有此公心，天下废除封建，汉高祖却无有了。”
由此可见，封建思想在当时残留之严重。
秦国虽然顺应大势，统一了六国，但是此等大势还不为人民和旧贵族所知。故而，秦国的郡县制虽然符合历史潮流，但是此等先进之识只有始皇帝、李斯这等聪明智绝之辈方能明晓，也只有有大气魄者，才敢于实施。
秦朝之灭，实在是始皇帝之理想过于远大，以致超越了时代。假使，始皇帝能够急事缓办，郡县制和封建制并行；以郡县制为主，以同姓王的封建制为辅，再逐步削藩，或可以使秦免于速亡之命运。但亦可能使秦朝陷入藩镇割据，诸侯坐大，威胁中央的局面。
秦朝之立，乃是为后世王朝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国家模式。中国此后两千年的各个王朝几乎都是在这个模式上修修补补，略加创新，建立起来的王朝。
秦朝建立的最大功勋，不在于确立郡县体制，不在于促进民族融合，不在于扩大文化交流，而在于它为后世王朝的建立，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提供了一个可供改造的模式。

张八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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