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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殇八十年》第三章《太平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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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4-25 16:5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对中国近代史很感兴趣,于是打算写一个《国殇八十年——1840-1919》,不过终于还是没有写完,只写了四章。这是第三章。

一、农民起义
中国是有一个有着悠久农民起义历史的国家,几乎每朝每代都不乏举世闻名的大起义。秦朝末年,先有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然后是刘邦、项羽的灭秦农民战争。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同时伴生出了道教。隋唐初年,天下大乱,李密、窦建德、刘黑闼等各路义军四起,与李世民、王世充等各路军阀势力一起扑灭的隋王朝。李唐后期,黄巢起义,作下名满天下的菊花诗。北宋末年,宋江起义、方腊起义,被演绎为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元朝末年,红巾军四起,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等各路义军,将蒙古人赶出了中原,朱元璋更是继汉高祖刘邦后成为历史第二个纯粹的平民皇帝。明朝后期,李自成起义,其与吴三桂、陈圆圆之间的纠葛,成为千古之谜,为文人墨客小说家最爱的野史趣闻。等到了清朝,农民起义终于到达了高峰,出现了显赫十余年的太平天国。这些起义还只是其中最出名的代表,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很多不大出名的起义。如果由此来判断一个民族是否具有反抗精神,那么中华民族倒是世界上最有反抗精神的民族。

然而,历史却又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中国人是最具奴性的民族,中华民族是忍受君主专制政体最久的民族。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也忍不住说中国只存在两个时代——“做惯了奴隶的时代”和“欲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

由此可以得出,中国人并不具备什么反抗精神,那么农民起义究竟算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以为可以从三个角度去分析:第一,农民为什么要起义?第二,农民如何起义?第三,农民起义都干了些什么,最后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当我们回答好这三个问题,就可以对农民起义的性质有一个比较理性客观的认识。

第一,农民为什么要起义?

一般来说,我们说农民起义的原因,基本集中在政治**,天灾频发,民生凋敝等因素上。其中最直接的原因,往往是饥饿、活不下去。然而当我们往深处想,会发现在中国存在着一个治乱周期律。为什么会有这种周期性的治乱交替?究其原因,是因为一个根本性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这个矛盾是什么?人口的无限增长和土地的有限扩大。

古代社会是不实行计划生育的,而依靠传统的农业技术,粮食产量的提高是有限的。明朝土地的单位产量比之秦朝未必有多少根本性的变化。可是,土地的扩大是有限的,人口的增长是无限的,再加上古代中国并不抑制土地兼并。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土地开拓趋于极限,最终必然形成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大多数的平民处在少地或无地的地位。古语说,民以食为天,一旦土地减少,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普通老百姓无法保证温饱。如果再加上天灾,则连保证性命都困难。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出路就是结伙成群,进行大规模抢劫,富人仓储和官府粮仓就成为首先被攻打的目标。我们在很多史书上都可以看到农民一旦起义,首先是打开官仓或富人仓储,以供应平民。

因此,第一个问题就有了答案:农民所以要起义,是因为人地矛盾的无法解决,导致饥饿,从而威胁到生命,为了保证个人生命,不得不组织起来,进行有规模的抢劫活动。所谓农民起义,至少在起义之初,是强盗的聚集。这不是我污蔑农民起义,只要我们翻一翻二十五史或《资治通鉴》,就会发现彭越、翟让、窦建德、李密、李自成等一系列的起义英雄,一开始都是小规模的强盗集团[2]。

第二,农民如何起义?

中国农民起义方法之丰富,几乎形成了教科书式的套路。简而言之,借用鬼神之力,谎称与某贵族有联系,发动群众,同时打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类似于均贫富)一类的口号,号召农民一起反对政府。陈胜、吴广首创的狐鸣篝火,鱼腹藏书;黄巾起义与五斗米教有莫大干系;明教或白莲教主导的反元农民起义以及太平天国的上帝教,都有着浓重的邪教性。

邪教这个概念是现代意义上的,我国《刑法》是如此规定的:邪教组织是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

如果一些传统史学家非要坚持说五斗米教、白莲教、上帝教这些教派不是邪教,那么我只能认为这些传统史家是**的坚定支持者。

第三,农民起义都干了些什么,最后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农民起义往往打着均贫富的口号,斗争的对象肯定是政府,往往也包括一些富裕的家庭。然而,如果以法制的观念看,农民军的行为显然是非法的。反对政府已经构成了危害国家安全罪,这是不可原谅的重罪。而将抢掠富人的财物,杀害富人的性命,且不论富人是否为富不仁,农民军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非法侵害他人财物和生命安全罪。因为他们并不是民选出来的公权力,没有资格作出任何审判,更没有资格作出处决行为。事实上,他们的很多非法行径是在没有建立政府前就私自作出的。从这个角度看,枉死在农民军手中的人大概不少。

更何况,农民军也不是只抢掠、劫杀富人,对于穷苦百姓,他们同样不会放过。张献忠的四川大屠杀就是例子。[3]再去看看中国古代典籍,农民军乱杀平民的事情不可胜数,即令其中有一半是虚构的,余下的部分也足以说明,农民军并非像传统时史学家标榜的那样正义和革命。他们的很多行为与强盗并没有什么差别。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为什么常常几万官军可以追着几十万农民军打——因为他们无组织、无纪律、无理想,只是为了吃口饭而已,只会欺凌弱小,一旦遇到正规军,真正愿意拼命的没有几个人。

最后的结果又是什么?不外乎三条出路:一是被镇压;二是投降;三是转化为新的专制集团。而第三点正是一切农民起义军首领们所追求的终极目标。

传统史学家们喜欢用口号证明农民军的革命性,然而口号这东西只是用来喊的和蛊惑人心的,行为和目标才是判断是否具有革命性的根据。

革命一词,在英语是中性词,在国语中则为褒义词。那么让我们从褒义的角度去理解,至少应该是推翻旧的、落后的制度,建立新的、更好的制度,这才能算是革命吧。

如果以君主专制取代君主专制,能够算革命,那么政府内部帝王的更迭岂不也能算革命了吗?或许又有史学家说,农民起义后,至少可以与民休息,促进政府政治转向清明,像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他们在建国后,都采取了有利于民生的政策。那么根据这个逻辑,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从一个昏君过渡到一个明君也是一种革命呢?显然如此推断是荒谬的。

由此来看,农民起义的原因是出于饥饿,农民起义的方式是利用邪教,农民起义的作风近乎强盗,农民起义的目标是当皇帝,农民起义有什么好推崇和赞扬的?

事实上,农民起义还是有值得褒奖的地方,但是,这种积极性并不是农民军本身的目的,只是客观的效果。

农民起义必然产生巨大的破坏性,不仅仅破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也摧毁原有政府的制度,并且导致人口大量减少,从而缓解人地矛盾。当农民起义结束后,旧的政权必然加快走向死亡,新的政权则有机会登上历史的舞台,这样一来就给真正的革命提供了机遇。所谓不破不立,先破而后立。农民起义干得正是“破”的事情,他们摧毁了旧的政治、经济制度,导致了人口的大量降低,从而为新生的政权提供了成长空间,或者为新政体的出现,提供机遇。

清朝以前的农民起义基本上都是为新政权的诞生起扫荡乾坤的作用,而清朝以后的农民起义则为君主制度的灭亡、民主制度的建立扫清了许多政治、军事、经济障碍。

由此,可以得出最终的结论,农民起义的意义并不在于它的革命性,也不在于它的建设性,它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无与伦比的破坏性,它虽然不是修补创伤的良药,但是是割除肿瘤的手术刀,只有将肿瘤割除,才能下药,固本培元,打造出新的健康的躯体。

当然这些是对中国大部分农民起义的综合分析,就太平天国起义而言,则又有一些不同之处。



[ 本帖最后由 洛筱寒 于 2011-5-2 10:5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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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4-25 16:57 | 显示全部楼层
二、科场的失意[4]

想要全面的了解太平天国起义,至少需要了解两件事。第一,当时的社会;第二,洪秀全其人。

1840年,第一次战争爆发,清政府的战败,所丢失的不仅仅是领土、主权和大清帝国的尊严,相伴而来的还有中国自然经济的破坏,人民生活的愈加困苦。如果再爆发天灾,那么足够让人民走上起义的道路。

事实上,清朝自建国之初,就没有消停过,从反清复明到后来一系列的农民起义,已经成为清政府每日必谈的话题。即使在乾隆盛世,农民起义也是乾隆皇帝极为头痛的一件事情。乾隆三十八年、三十九年,山东大灾,当地农民王伦利用白莲教起义。乾隆四十六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苏四十三、田五领导的撒拉尔族和回族人民大起义。乾隆五十年,台湾林爽文利用天地会,领导台湾人民起义。这一系列的起义虽然被镇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实,那就是至乾隆晚期,盛世已经不再。至于嘉庆、道光年间,起义的浪潮更是一波接一波。作为其中最卓越的代表,白莲教和天地会极其活跃。尤其是白莲教。这个自元朝末年就盛传于世的民间组织,有着极其丰富的起义造反经验。乾嘉之际,白莲教领导的一系列的起义曾横扫湘、鄂、川、陕、甘五省。

正因为如此,以洪秀全等为首的太平天国起义并不能算作什么创作,甚至可以说洪秀全等人的起义是一次有预谋的投机行为,实在谈不上什么革命理想,他们更没有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为人民谋福祉之理想。很大程度上,他们只是一群仿佛野心家般的狂热分子,因为对现实的不满,企图通过非常的手段,获取意想不到的利益。

为何如此说,那么我们就需要了解洪秀全其人。

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生于嘉庆十八年,即1814年。而他生命里最重要的两个对手曾国藩、李鸿章则分别生于1811年、1823年。前者长洪秀全三岁,后者比洪秀全小11岁,因此,他们几乎是同一时代的人,经历上也几多相似。然而由于家境、地域的不同,心理上也大有不同。

曾国藩、李鸿章分别出生于今天的湖南长沙和安徽合肥,他们都是地主家庭出身,并且聪慧过人,精于儒学,在科举道路上,即使不能说青云直上,也可以说运气尚佳。曾国藩在28岁时的殿试中成为同进士,并且成为军机大臣穆章阿的得意门生。李鸿章18岁考中秀才,21岁中举人,三年后的会试以二甲第十三名的成绩,成为进士。

洪秀全呢?他出生在一间破陋的屋子里,他的父亲是个中农,因为处事公正,成为村中的保正。洪秀全出生后不久,即举家迁徙到了官禄村。村的名字虽然好,但是当地有民谚:

官禄,官禄,食粥送薯芋。苍蝇咬粒饭,追到新街渡。

这里实在是一处穷乡僻壤,至今洪氏族谱后还保留着卖田地、卖房子、卖儿女的契文。洪秀全就是在这样一个贫苦的地方长大的。史书上说,洪秀全很好学,然而我以为如果他真得好学,那么不是运气不好,就是人太笨了。到二十九岁他最后一次应试,依旧连个秀才都没考中。

可以说,生活的贫苦, 仕途的不畅,已经将洪秀全折磨到了极点。中国古代,将生活窘困称为穷,郁郁不得志称为困,洪秀全将近而立之年,一无所成,可说既穷且困。当再次落榜的消息传到洪秀全的耳中,他愤怒得说:“那就等我来开科取天下士吧!”

如果将这看作洪秀全早有革命之心的豪言壮语,那就有些牵强附会了。事实上,时至今日,仍然会有很多人在失意的时候,会发出类似的感叹。况且洪秀全所愤怒的仅仅是“落榜”,而不是科举制度。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总要生存下去。中国的传统社会与今天大不相同,今天我们考不上公务员,还可以去企业,去学校,可以开网店,可以写书……总之有无数的选择。但是,那时候,一个读书人如果不能够进入官场,几十年的青春几乎是糟蹋了。否则古人也不会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以外感叹“百无一用是书生”。

读书,读书,读出来便是人上人,能够一朝得势,呼风唤雨,成就一生之伟业;读不出来,那便遭人唾弃,惹人白眼,像孔乙己一样,告诉别人“回”字有四种写法,并阿Q式的自我安慰,“这是我的才学”。这是读书人的喜剧,也是读书人的悲剧。

洪秀全如果一开始选择的是老老实实做个农民或者少年读书时便很笨,那么他可能甘心于平庸度日。可是,他偏偏读了书,在充满希望后,被人打入绝望,此种心境,足以让人崩溃。

当然,洪秀全性格中还是有刚毅果决,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所以,他才能够从万千失落的读书人中脱颖而出,掀起一个人间的天国。

洪秀全式的悲剧不是他个人的悲剧,是那个时代大多数读书人的悲剧;洪秀全式的悲剧不是那个时代独有的悲剧,是几乎所有读书人的悲剧。

西方哲学中有这样一个命题:痛苦的苏格拉底与快乐的猪[5]。读书可以使人明智,也可以树立人的理想,将人带到更高的欲望中。然而,读书却并不能保证实现个人理想和欲望。当我们付出了十几二十年的心力去攻读课本,把大把大把的青春年华都葬送的时候,最后社会告诉我们,回去吧,这里并不需要你,那时候,一切希望都会化作绝望,由绝望中生出怨恨,生出愤怒,最终可能形成一种反对社会的怨恨心态。这种情绪,如果只是在一个人两个人身上,倒也没什么,但是一旦形成一个群体,成为群体共有的情绪,那将是极其可怕的事情。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把一本书置于一个无知者的手中,就像把一柄剑放在一个顽童手中那样危险。”我却以为,把书放在一群绝望的有知者的手中,那比引爆一颗氢弹更加骇人听闻。

1836年,洪秀全第二次去广州应试,途中他得到了一本名为《劝世良言》的小册子,这是一部宣传基督教的小书,当时的洪秀全仅草草浏览,没有想太多。七年之后,洪秀全再次败倒在考场上,他彻底的绝望,同时翻开了那部《劝世良言》。这本小书布道的大意是:“上帝”是唯一真神,其他人们所顶礼膜拜的偶像都是妖魔。人人都是“上帝”的子女,都是平等的;“上帝”派遣他的儿子耶稣下凡,替世人赎罪;人人都要遵守十戒等等。恰好在1837年,洪秀全曾经做过一个诡异莫名的梦,于是他将书中的内容,与自己的梦综合起来。

洪秀全自谓曾被天使接引上天,见到了上帝。上帝赐予他一口宝剑和一颗印,命他下凡做太平真主,斩杀妖魔。因此洪秀全把《劝世良言》看作是上帝赐给他的天书,自信“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与及永生快乐之希望,甚为欢喜”,遂开始信奉上帝。

从现代精神病学角度分析,洪秀全的精神已经出现了问题,这是典型的自大妄想症。自大妄想症的患者会相信自己有不凡的身世,或者有特殊的背景,也许是名人之后,也许流有贵族血统,或者是上天派来的使者。一般而言,在传统社会里,自大妄想往往具有很强的宗教性,与神灵密不可分。

洪秀全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挫败后,又不愿意承认他本身的技不如人,从而导致了一种强烈的怀才不遇的心境。这种心境加上科举失败和宗教刺激,很容易形成自大妄想。

洪秀全此后的一系列表现证明他不仅仅有自大妄想,而且还有反社会人格障碍、被迫害妄想症、偏执型人格障碍等一系列的心理疾病。

当然,这不是洪秀全的个例。权力这种东西有着的极大的诱惑性和腐蚀性,如果一个人没有足够完美的人格,能够很好的控制权力,那么必然会被权力所控制,最终被一系列的心理疾病所困扰。更可怕的是,这些人拥有高高在上的权力,往往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事实上,何止个人如此,一个组织,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种文化都有可能陷入这一系列的心理疾病中。

洪秀全及其领导的太平军,天京变乱以后,暴发一系列事件,都无法单纯的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只有结合自然科学,对人性、心理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才可能真正的理解。

1843年,洪秀全创立了拜上帝会,决心实践自己的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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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4-25 16:58 | 显示全部楼层
三、洪秀全的思想

洪秀全并不是一个思想家,或者说至少不是一个纯粹的思想家。他所创立的宗教,从组织的角度看,应该给被称为拜上帝会,若以宗教的角度看,则应称上帝教。

与中国以前的农民起义不同,洪秀全不仅是义军的政治、军事领袖,同时也是义军的宗教首领。这情形有些类似于阿拉伯国家的哈里发[6]。如果硬要在中国找人类比,那么或许与黄巾军的首领们有些类似。

但是,从教义来分析,又有着本质的不同。

由于这里牵涉到了宗教问题,我们就必须搞清楚一个问题,什么是宗教,什么是邪教。这其实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宗教和邪教之间的界限难以明确。邪教往往具有反社会,反人类的特点,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和蛊惑性。宗教呢?事实上宗教也具备了这些特点,只不过当一个教派被承认后,它就由邪教变成了宗教。

这里我们可以看一看伊斯兰教的发展史。伊斯兰教[7]的创始人是穆罕默德,他与洪秀全有着某些相似。穆罕默德本人并不是一个虔诚的,相信真善美的教徒。他创立的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进攻性、侵略性。阿拉伯人长达数个世纪的征服史,正是伊斯兰教教义的反映。如果我们以此来判断,伊斯兰教显然具有反社会、反人类的倾向。然而,这种情况又仅仅表现在伊斯兰教身上吗?以基督教名义爆发的十字军东征[8],不也正是基督教的指引吗?

这时候,我们不难发现,世界上三大宗教,事实上只有佛教基本与政治无关。其他两大宗教,都有着强烈的政治目标,而为了实现政治目标,必然要求推翻现有的秩序,从而对部分人造成生命财产威胁。

因此,从这些角度看,将上帝教看作一种宗教也无不可。

但是,上帝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又有不同。基督教、伊斯兰教是在国家的外部产生,并没有受到法律的限制。而上帝教却产生于清政府的治下,是为清政府的法律所禁止的。从法律角度来分析,上帝教显然具备了邪教的一切特征。

因此,要严格给上帝教或者拜上帝会定性的话,最合适的定性是组织。

上帝教的教义基本上出自洪秀全的思想,而洪秀全的思想又主要反映在他的几部著作上,即《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文章上。

《原道救世歌》的核心内容是宣传“皇上帝”是古今中外唯一的真神,人人都必须敬拜,劝戒人们要反对“奸淫”、“忤父母”、“行杀害”、“为盗贼”、“为巫觋”、“行”等“六不正”。其旨趣在强调个人的道德净化,尚属宗教的说教。

《原道醒世训》中,洪秀全谴责“世道乖离”,“人心浇薄”,批评了现实社会中国家间、省府州县及各种姓家族间“相陵相夺相斗相杀”的现象,指出:“天下凡间,分言之则有万国,统言之则实为一家”,“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呼吁建立《礼记·礼运篇》所描绘的“天下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涂(途),举选尚贤”的大同社会[9]。洪秀全此举显然是一种政治口号,做不得真。

《原道觉世训》把社会划分为根本对立的两个营垒:一边是“皇上帝”和“皇上帝子女”,一边是“阎罗妖”和“妖徒鬼卒”。先前洪秀全把社会的黑暗不平,归于世人的“私心”和“量小”。因而强调个人自律,“改邪归正”;现在则把问题归结为“阎罗妖”的“作怪多变,迷惑缠捉凡间人灵魂”,因而号召人们独尊“皇上帝”,“斩邪留正”,击灭“阎罗妖”及一切鬼怪。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洪秀全的思想并非完全来源于基督教。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他,即使在家乡砸了孔子的牌位,却还是逃脱不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事实上,儒家思想对洪秀全的影响远远大于基督教思想。他不过是借助基督教思想创立他的宗教,以达到一些目的。他并不像西方人一样将“God”称为神,而是引为“皇上帝”。“上帝”之翻译本身就已经打上深深的中国特色。因为在基督教经典原文中,“上帝”是“God”,是神的意思,并没有世俗的意义。将“God”翻译为“上帝”,显然是从“天帝”一词衍生来的。而“天帝”正是儒家所敬仰的天的代表,所谓天子,正是天帝的儿子。洪秀全不满足于此,将“上帝”一词冠之以“皇”,可以说他对专制思想,对皇帝权威的崇拜,甚至超过了曾国藩、李鸿章这类士大夫阶层。他反对皇帝,并不是要推翻君主制度,而是要取而代之。这才是他的目的。

除了儒家思想,佛教和一些民间宗教观念也被渗入上帝教中。《太平天日》里绘声绘色地描写了洪秀全在天堂里打妖魔,从上帝居住的“三十三天逐层战下”,直到“凡间这重天”,以见其超凡的神性和神通。

事实上,洪秀全对基督教的了解是极其粗浅的,他甚至都不明白“圣父圣子圣灵”的真正含义(旧称圣神风),以至于将“圣神风”的封号随便给了杨秀清。因此,当时到过天京的西方人富礼赐说:“天王之基督教不是什么东西,只是一个狂人对神圣之最大的亵渎而已。而他的部下之宗教,简直是大笑话和滑稽剧……天主教教皇如有权治他,早就把他烧死了。”

然而,教义是什么,目的是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有人信,有追随者,这就足够了。上帝教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脱颖而出,披上西方宗教的外衣,将一神教思想带入中国,使得洪秀全得以拥有上帝次子的身份,成为农民大众的先知。

其实,上帝之子与天子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不仅宣告了世俗的权力,同时宣告神的权力,而后者仅侧重于世俗的权力。洪秀全此举足见他是一个极其聪明的政治从业者。利用宗教或神的力量进行起义,中国古已有之,但是不论是白莲教,还是天地会,一系列的起义都以失败而告终,他们虽然统一于一个教派或一个组织,却没有一个人格化的共同神灵,或者说没有一个神格化的人间领袖。洪秀全借助基督教的力量,创造出新的教派,首先可以给民众一种新鲜感——战争的爆发,虽然没有彻底撼动中国人的心灵,但是广东一带却是最早接触西方文化和承受西方打击的地方,民众对西方有一种本能的崇拜和恐惧。而洪秀全正是利用这样一种心理,将西方人的上帝搬到了中国,告诉无知的农民,在中国也有上帝的子孙,那就是我洪秀全。如此一来,洪秀全就很自然的集神权和皇权于一身,成为广东及其附近地区农民心中的神灵。

当然,洪秀全并不是一个人在作战,萧朝贵、冯云山、杨秀清、石达开、韦昌辉等与洪秀全一起构成了太平天国最早的领导核心。

从1843年拜上帝会创立,到1851年1月11日金田起义爆发,洪秀全为起义精心准备了整整八年。这和以往的农民起义爆发的偶然性、突发性有着本质的差异。甚至可以说,太平天国起义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武装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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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朝田亩制》[10]

《天朝田亩制》常常被用来证明太平天国起义是两千多年来,农民起义达到巅峰的证明。然而一份从来没有真正实施过的文件,能够有多少实实在在的意义,实在有待商榷。

《天朝田亩制》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大同的社会,是对传统大同社会的发挥。其核心内容不外乎三点,即平均分配土地、农工产品国家配给以及军事改革。

平均分配土地,这并不是太平天国的创举。均田制思想中国自古有之,所不同的是,均田并非绝对的均田,王侯将相们的封地多于一般人。一般人之间也因身份、性别的不同有所差异。而太平天国的土地分配,原则上是人人平等,基本精神是“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但是请注意,仅仅是原则上。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一原则基本没有被贯彻过。太平天国的实际赋税制度是“照旧交粮纳税”,不仅保护自耕农的利益,同时也保护地主的土地权和收租权。我提出这一点,倒不是要以此来驳斥太平天国的虚伪,在当时的情形下,并没有可以支撑“平均分配土地”制度的土地,文件自然无法兑现。况且以当时的局势,真正掌控国家力量的,还是士大夫、贵族和地主们,如果一味采取强制的手段,搞打土豪、分田地,那是不明智的。只是,由此来看《天朝田亩制》多少有些空喊政治口号的意味。

一切产品由国家配给,这有些类似于计划经济。历史上的前苏联曾经实施过,我们将之称为“战时共产主义”[11],为前苏联建国,巩固政权,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然而,这对于太平天国来说,则未免有些空想。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想要实现产品供给的计划经济,一个基本前提是什么?是生产力大幅度的提高,产品极度的丰富。前苏联、中国、越南、古巴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之初,都将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大旗的标志型经济方式,结果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长久的实施计划经济体系。长久施行的结果,要么国家垮掉了,要么经济贫穷不堪。中国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从计划走向市场,才能够形成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

那么为什么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不能实行计划经济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白一点,计划经济的分配方式,骨子里的理想是“按需分配”。然而当供给不足时,按需分配就成了一个荒唐的梦。由于供给不足,又偏要平均分配,结果只可能是普遍的不满。贡献少者,会因为分配不足而不满,贡献多者,会因为回报太少,更加不满。因此,在太平天国的治下,想要实现计划经济,按需分配,那比较荒谬的,甚至是可笑的。如果要将这种美好的幻想,这种不切实际的文件看作思想的高度发展,那就和把一个疯子的妄想当作伟大一样荒谬。

至于第三点,《天朝田亩制》的军事改革,实在没什么稀奇,不过是兵农合一的制度罢了。并不比清朝入关前的八旗制度更加高明。

总体而言,《天朝田亩制》是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们为了吸纳更多的农民加入起义队伍,扩大军事力量而提出的政客的许诺,没有任何先进性可言,也没有多少可操作性。当然,如果硬要将《天朝田亩制》当作对共产主义的美好勾画,那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我以为,即使是幻想,如果是由圣西门、傅立叶这类空想社会主义学家提出,那是一种创举。但是作为一个政府,作为军政要员,颁布这样一种不切实际的文件,就不可取了。

我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问题。作为一个学者,可以在现在的经济技术条件下,提出一个完整的移民月球计划,并且向社会公布,这可以体现出学者对人口问题的思考,对科学发展的前瞻。然而,一个政府,在当前的经济技术条件下,赫然以政府的名义发布一份移民月球的红头文件,并振振有词的告诉国民这是可行的,那就显得太荒谬可笑了。毕竟政治家不应该是小说家。

事实上,太平天国的首脑们过得是怎么样的生活?概括而言,可以说是等级森严,远非此前历朝历代专制政府可以媲美;生活腐化,超乎人类的想象力,从秦始皇到溥仪,都不得不感叹自己想象力的匮乏。

“凡东王、北王、翼王及各王驾出,侯、丞相轿出,凡朝内军中大小官员回避不及,当跪于道旁,如敢对面行走者,斩首不留。凡检点指挥各官轿出,卑小之官兵士,亦照路遇列王规矩,如不回避或不跪道旁,斩首不留。”

政府公务员和军队尚且如此没有人格和尊严,更不必说平民百姓。这仅仅是其中一例,诸如此类的规定,多得不可胜数。这样一个政府比任何一个政府都要专制,都要野蛮,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在明朝那个混乱的时代里,还有些民主和自由可言,还有海瑞那样的官敢写折子骂嘉靖皇帝。在清朝这样专制到巅峰的时代里,刻薄寡恩如雍正,还知道体恤民情。自大号为十全老人的乾隆尚懂得敬老。洪秀全之流,究竟算什么?不过是一群农民出身,没有政治理想,没有人文情怀,一朝得势,便忘了自己的出身。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将那些抬着他们的平民百姓们,狠狠的踩在脚下,实现他们“皇上帝”的梦想。所谓的革命,不过如此。

古代说皇帝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那只是一种说法,除了个别变态的皇帝外,大多数的皇帝并没有那么多的女人。像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位缔造了康乾盛世的皇帝,妃子的数量也不过七八个到一二十个。而洪秀全呢?仅仅妃子就过千人,若在加上宫女、女官,那是一个上万的数字,这足以让当今那些找不到老婆的男人恨之入骨了。洪秀全从四十一岁进入天京,到五十二岁病逝,这长达十一年的过程中,仅仅发出二十五篇诏书,平均每年三篇诏书都不到。这不能不让人汗颜。即使是秦二世这般将天下当作自己淫乐对象的著名昏君,见到洪秀全后,怕也要谦虚的说一句:“承让,承让,请教,请教!”

正统教科书上一直将曾国藩、李鸿章称作人民的敌人,称作剿杀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我倒想请问,如果真的让洪秀全这样的人取得了天下,中国将会被带到什么样的境地?只怕那“半殖民地”要改作“殖民地”了。从这点来看,曾国藩、李鸿章最终平定太平天国,实在是做了一件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好事。

当然,腐化者不仅仅洪秀全一人,其余诸王也是有过之而不及。整个天京,用“乌烟瘴气,秽乱成风,腐化若渣”来形容,绝不为过。曾经亲身到过天京的容闳说:“其所招抚,皆无业游民,为社会中最无知识之人。以此加入太平军,非独不能增加实力,且足为太平军之重累,而使其兵力转弱。”“迨占据扬州、苏州、杭州等城,财产富而多美色,而太平军之道德乃每下而愈况。盖繁华富丽,固足以消磨壮志,而促其灭亡也。”可见,当时的知识分子对太平天国也无甚好感,颇多诟病。

每当我看到这些,再想到孙中山先生自诩为“洪秀全第二”,总忍不住替先生惋惜。洪秀全是何等人,怎么有资格令先生追随?如果一个人因为科场的失意,便狂妄的以为自己是天神下凡,然后走上的道路,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伟大,那么太平天国中这样伟大的人物太多了。

在一个时期,政客们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或政治野心,将洪秀全之流塑造成为革命的英雄,中国的伟人,倒也可以理解。但是,时至今日,如果我们还刻意沿袭历史的说法,不能够清醒的去看待那些历史人物,那不仅仅是一种悲哀,更是一种危险。

试想一下,当我们的下一代,发现我们的教科书上所弘扬的英雄人物是一个如此践踏民权、自由,是一个如此专制、骄奢淫逸的人,他们该怎么想呢?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将会怎么样呢?他们会不会将洪秀全之类的人物作为一个榜样去崇拜呢?他们会不会竭力去模仿洪秀全之流的言行呢?如果我们的下一代,将践踏民权、自由看作英雄的行为,我们还可能营造出一个自由、民主、和平的社会吗?如果没有自由、民主、和平,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还有明天吗?我们还有文明可言吗?

难道说,我们一定要通过歪曲历史,来宣扬革命精神吗?我以为,那些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士大夫们也比洪秀全之流伟大的多,我以为曾国藩、李鸿章这些大清朝的中流砥柱,他们在那个民族危亡的困难时代里,为国家、民族做出的贡献也远远高于洪秀全之流。即使以个人而言,他们的人品、学识、精神,也远远胜于洪秀全之流。

如此的言论,或许会招来正统史家的反驳,但是,我想问,你们敢用曾国藩或李鸿章的文章勉励自己的子孙,教育他们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你们敢用洪秀全撰写的那些文章教育子孙吗?如果你们不敢,说明你们所以称赞洪秀全之流,要么是盲目的崇拜,要么是违心的恭维。

钱穆先生曾经说过,研究中国通史需要身兼史才、史识、史德[12],我认为“史德”最重要。什么是“史德”,简单说就是一个史学研究者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感,一个史学家是不是以天性的良知来研究史学——事实上,这也不仅仅是对历史学者的要求,更是对一切学术研究者的要求。中国今天并不缺乏才识兼备的学者,却少有“才识德”三者兼备的学者,这也是为何中国当代不见大师的一个重要原因。

学者应该具有传统士大夫的精神,或者说是有儒家提倡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献身精神,他们是民族的脊梁,是国家兴盛的希望。如果学者们都不敢讲真话,都明哲保身,都将学术当作混饭吃的技艺,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将没有希望,没有明天,就算今天高高在上,迟早也会重重的摔落在地面,成为世界的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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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4-25 16:59 | 显示全部楼层
五、天京变乱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金田村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当年12月17日,太平天国在永安建制。根据洪秀全的诏令,杨秀清被封为东王,节制以下诸王: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13]、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这一任命,表面上看,确立太平天国的领导核心,然而天京变乱也由此埋下伏笔。

很显然,东王杨秀清实际掌握了权力,成为太平军的实际领导人,而洪秀全虽然高高在上,却只是形式上的权威。那么随着太平军力量的发展,洪秀全和杨秀清之间的矛盾必然激化。

杨秀清此人出身赤贫,自幼父母双亡,是他的伯父将他抚养成人。在加入拜上帝会时,他也只是一个普通的烧炭农民。然而,这样一个人的性格发展大概有两种趋向,一种是因为贫苦的生活而极度自卑,从而失去做人的希望和信心;另一种是在心理种上对整个社会的仇恨和愤怒,表面上虽然波澜不惊,但是内心里却是暗流涌动,只要有一个机会,那一定会爆发。

在世界史上即有一个这样的著名人物,那就是出生在科西嘉岛上的法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拿破仑。如果我们翻阅《拿破仑传》,将会发现这个出身贫寒的孩子,性格孤僻冷漠,行事狠辣,没有人敢惹他。成年后的拿破仑权力欲极强,是一个仿佛成吉思汗、俾斯麦般的铁血人物。而杨秀清在成就东王的地位后,也变成了这样一个人物。他具有极强的行动能力和组织能力,行使雷厉风行,权力高度集中,全国政治、军事大权完全掌控在他的手中。东王一声令下,全国兵将星驰电集,赴汤蹈火,如身使臂,臂使指。

农民军向来无组织、无纪律、无信仰,他们起兵为得不过是有一口饱饭吃,而不是为建立什么大同社会,这样的一支军队,如果没有一个铁腕人物统领,那将只是一盘散沙,毫无战斗力可言。正是因为杨秀清这样的铁血人物,才能有太平军的战斗力。因此,杨秀清能够以东王的身份凌驾天王洪秀全之上,绝非幸致。

然而中国数千年的政治文化中,为人臣者最忌讳的就是功高盖主,杨秀清之功已然震主,更可怕的是,这个人物还是一个权力欲极重的人。因此,洪秀全必杀杨秀清。换言之,天京变乱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

当然,天京变乱不仅仅是洪秀全和杨秀清之争。当时还活着的开国元勋还有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翼王石达开有无野心尚不可知,但是北王韦昌辉却是一位有着极强权力欲的人。

韦昌辉出身富贵,他所以投身太平军,只是因为有钱无势,饱受压迫。所以,他才不惜造反,也要获得权势。然而,进入天京后,他发现,尽管他被封为北王,可是依旧是有钱无势。可能,他的境遇还不如曾经。毕竟以前只是受到压迫,而现在他已经是杨秀清专权的一个威胁,不但受到压迫,还可能有生命威胁。因此,他和杨秀清之间也有难解的矛盾。

1856年,杨秀清的权力欲望膨胀到了极点,他自称天父下凡,逼迫洪秀全封其为“万岁”。上帝有无下凡,洪秀全知道、杨秀清也知道,可是,他们却不能说那是扯淡的事情。上帝教成就了他们的地位和名声,可是,也因此束缚了他们的发展。况且,此时的杨秀清势力庞大,洪秀全根本无力对抗,百般无奈的洪秀全只有同意加封杨秀清为“万岁”。

自古权臣,莫过于此[14]。

洪秀全对杨秀清的愤怒到了极点,他发誓一定要杀了杨秀清。为了稳住杨秀清,他答应同年九月二十三日(杨秀清生日)正式册封杨秀清为万岁。暗地里却密令韦昌辉、石达开进京勤王。九月初二,韦昌辉、秦日纲进京,诛杀杨秀清全族。然而,韦昌辉与杨秀清根本是一丘之貉。当他成功的控制天京后,大肆屠杀,整个天京有两万多名忠勇的将士被杀,观音门前的江面上漂满了尸体,昔日繁华如梦的六朝古都变成了人间炼狱。此举让洪秀全震惊、震怒,却又无可奈何,韦昌辉赫然已经是第二个杨秀清。

石达开进京后,并不想卷入这场权力斗争中,他试图劝说洪秀全和韦昌辉和解。然而,韦昌辉却并不打算放过石达开。石达开被迫自卫反击。当年11月,韦昌辉全家被杀。

本来,天京变乱应该就此划上句号。然而,洪秀全经过一系列的变乱后,变得不再信任任何人。迫于无奈的石达开,只得带着他的人马离开太平军,最终在大渡河全军覆没。[15]

很多历史学家将天京变乱看作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罗玺纲编著的《太平天国》一书中提出:“太平天国没有天京事变,清朝就不可能反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者也不敢触犯它。中外反革命联合起来向太平天国进攻,那是经过天京事变走下坡路之後的事。”然而,我以为,天京事变不过是加速了太平天国的灭亡。太平天国即使没有清政府和外国势力的双重打压,灭亡也是必然的。

在上一节中,我已经指出,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骄奢淫逸,专制无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样的一个政权是不可能长久的。即使,没有政府的镇压,也无法取得民心的支持。

另外,历史上从没有哪一支文盲式的农民军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不久后,陈胜便自大狂妄,招致兵败被杀;明代李自成起义,刚刚进入京城,就大发淫威,结果被吴三桂和清军击败,李自成自杀身亡。这些例子都生动的说明了一个道理,一支没有理想,没有追求的所谓的起义队伍,只能是暴发户式的强盗集团,不可能长久。

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冯云山、萧朝贵、石达开,这六位主要的开国领袖,或没有经世治国之材,或在早期战死,或迫于无奈别走他地,最后活下的只有那位无德无才的小人洪秀全。同时,太平天国又大量吸取了的基督教思想、民间宗教思想,构成了一个人间的“天国”,用一种近乎邪教的方式来治理国家,这样的政府怎么可能真正获得民心,走向成功呢?而当时中国盛行的文化不外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前者已经被洪秀全之流在表面上否定,因此天国的政权不可能真正赢得传统知识分子的拥护,也就谈不上得人。后者,由于农民出身,对西方民主自由政治更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认识和领悟,那是完全没有吸收的可能。因此,这两类当时最有效的治国之道都被否定了。

太平天国,在起义之初,还可以依赖军事胜利,掩盖政治上的弊端。可是,一旦定都,建立政权,需要进行根据地建设的时候,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大部分的政令都殊乏可取之处,想象多过实践。这样的一个政府,即使没有天京变乱,没有北伐的失败,没有清政府的打压,没有外国势力的干涉,最终的命运也只会是灭亡——因为人民是容不下这样的政权的——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儒家文化根深蒂固的国家,更不可能容忍如鬼如神的上帝教长久存在下去。太平军们或许一时接受了这个新鲜的玩意,但是,他们在中国的大地上成长,不论他们是哪个阶层,有没有读过儒家的经典,他们的意识中都深深打上了儒家文化的烙印。要想消除这种文化的影响,除非对方的文化至少在某些方面更为先进。这是上帝教经典不具备的。

太平天国之败是一种必然,就像历次的农民起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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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4-25 17:00 | 显示全部楼层
六、曾国藩与湘军[16]

自从清军入关,到太平天国起义,清朝建国已经两百余年,此时的八旗兵早已经没有了昔日的锐气。大多八旗兵都沦为纨绔子弟,最擅长的大概也只有吃喝玩乐。上战场打仗,那简直不可想象。况且,自乾隆的十全武功之后,大清朝承平日久,少有战事,满人尚武之风已然不复存在。至于由汉人组成的绿营兵,大致沿袭了宋朝太平时期养兵的传统,常年招兵。因而清朝的八旗兵和绿营兵加在一起,大概有九十余万。然而,这些绿营兵多是地痞流氓,无业游民,战斗力之“强”,在战争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验证,望风而逃,那是他们最得意的事情。指着这些人对付太平军,显然是自杀。

满清高层也多是穆章阿、琦善之类的庸庸碌碌之人。整个大清朝可以说是暮气沉沉,无甚希望可言。当此之时,一向被政府所排挤的汉族势力,就有机会抬头。

由于八旗兵、绿营兵的战斗力实在太差,连强盗都打不过,这促使民间不得不设法自保,一些地主开始训养团练,自行抵抗强盗,保护土地财产。曾国藩的湘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

曾国藩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是大清朝的中兴名臣,有人说他是镇压人民革命的刽子手,孰是孰非,似乎难有公论。

但若让我评价曾国藩,此人担得起“君子”二字,更是一代名臣。

曾国藩出生于1811年,比洪秀全略长两岁。他的家境不错,有田有地,因此他不曾亲身尝试过种田劳作之苦。然而,他毕竟出生民间,比起很多朝廷大员,更知道民间疾苦。同时,他又自幼接受了严格的儒家礼教思想。青少年时,便树立了“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

自隋唐开创科举制以来,参加国家举行的公务员考试便成了读书人一生必然要经历的事情。曾国藩也不例外。他的学业很好,二十三岁考中秀才,二十四岁考中举人。与吴敬梓笔下的范进相比,那要优秀得太多。之后的两三年内,他两次参加会试,均落榜而归。不过这并不算什么。

中国的科举取士一向严格,三四十岁考中举人都算年轻,当时曾国藩虽然两次会试落榜,亦不过二十六七岁。在曾国藩二十七周岁的时候,第三次参加会试,以第38名中试。四月,殿试三甲42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一等三名,以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道光二十年散馆,列二等19名,授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

未及而立之年,即有此成就,年轻的曾国藩可谓意气风发。也就在此时,曾国藩自号涤生,更名国藩。乃是“涤其旧染之污”而新生,立志为国家之藩屏。这时候正是1840年。

这场战争给曾国藩的震动并不是十分大,但是也让曾国藩意识到一些问题。等到太平天国起义后,曾国藩更是接连上书,以至于咸丰皇帝大怒,“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幸亏其他大臣求情,曾国藩方才免罪。

这件事给曾国藩的映像是深刻的,他开始明白,说话是要靠实力的,他无权无势,人微言轻,是无法与天子对话的。

咸丰二年,曾国藩母亲病逝,曾国藩因为丁忧,回家守孝。古代为官者最怕的就是丁忧,当官当得好好的,被突然搞回家待个三年,政治前途几乎就全毁了。因此,很多官员,宁可“夺情”,被文人百姓痛骂不孝,也要留在朝廷中。明代张居正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不过,曾国藩的这次丁忧却给他带来了机遇。

1853年1月21日,在太平天国起义后的两年,曾国藩接了一封上谕,要他以籍侍郎的身份协助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乡民”。

在朝廷中,曾国藩只不过是一个小角色,他的宏图大志,他的满怀抱负都无从发挥。然而,回到家乡,创立湘军,将曾国藩的才能发挥到了极致,也让曾国藩一生的事业达到了巅峰。

曾国藩的湘军极具特色,而这些特色也正是湘军战斗力极强的原因。湘军多来源于湖南,相互之间多为兄弟父子,浓厚的亲情和地域感情,将这些士兵紧紧联系在一起。同时,湘军主要由将帅亲自招募,层层节制,最后归曾国藩统帅。军令统一,即使百万雄兵,指挥起来也如一人。同时,曾国藩极其强调军事训练,重视武器性能,并且给予湘军士兵高额的军饷,当时他手下的陆勇月饷四两二钱,水勇三两六钱,这个数目是绿营兵的两倍。

这些是曾国藩军队的特色,但是却不是曾国藩军队唯一的特色。事实上,明朝的戚家军、关宁铁骑都具备了这些特点。曾国藩治军最具特色的是,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调政治治军的统帅。在提高军队的身体素质和战斗力的同时,他更注重对士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曾国藩在治理军队的时候,很强调将儒家程朱理学中忠君、卫道的思想灌输到士兵心目中。在湘军中盛行儒家伦理道德,从军官到士兵概莫能外。这就使得湘军不同于一般的清兵,他们打仗不仅仅是为了一份养家糊口的饷银,同时也是为了捍卫儒家的道统,捍卫国家、政府、民族的利益,因而他们有坚定的信念,“崇纪律,重廉耻”,战斗力极强,更不会有吸毒、、、亵玩妇女、结盟拜会等一系列清军恶习。这样的一支军队,怎么可能没有极强的战斗力?

毛泽东年轻时曾经精心研究过曾国藩的道德文章,曾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他在治军时,极其强调政治治军,并将这作为**军队的一条基本原则,有理由相信,毛泽东这一理念的形成,或多或少受了曾国藩治军思想的影响。

当拥有这样一支强大的军队后,曾国藩就有力量与太平军一试身手了。在此之前,曾国藩因为镇压民间会党,手段狠辣,曾获得“曾剃头”的恶名。这也是史家诟病曾国藩的一个重要依据。对此,我不想做太多的评述,只想说一句,为政府之官员,镇压之武装,何错之有?

曾国藩以儒家的道德武装了他的军队,其本身也是儒家坚定的信徒。因此当他知道洪秀全彻底颠覆(曾国藩如此认为)他的信仰,他无法抑制心中的愤怒,洪秀全已经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敌人。他在“讨贼檄文”中如此写道: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正因为如此,在儒家思想成长起来的曾国藩,靠着他独特的为人处事之道和对儒家程朱理学的坚定信仰,锻造出一支战斗力卓绝的湘军。这支部队最终成为太平军的噩梦。[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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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4-25 17:00 | 显示全部楼层
七、天国的覆灭

天京变乱以后,太平天国已经外强中干,外无良将御敌于国门之外,内无谋臣理政于国邦之内。为了挽救危局,洪秀全开始重用三个人,即洪仁玕、李秀成和陈玉成。

洪仁玕和天国的其他要员不同,他去过香港,在那里呆了四年。这四年里,洪仁玕大量的接触外国传教士,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有关西方的先进的科学知识;同时,他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西方文献,比如《大英国志》、《地理全志》、《联邦志略》等。这些先进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促成了洪仁玕思想的变化,他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因此,当他回到中国内地,被洪秀全任命为干王,总理全国朝政时,他觉得他施展抱负的机会到了,提出了太平天国后期的治国纲领《资政新篇》[18]。《资政新篇》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宣扬了资本主义思想,提出言论自由、兴办教育、发展科技、自由贸易、平等外交等一系列具有现代民主意识的措施。客观来说,这是一份很不错是资产阶级施政纲领。这份纲领基本上是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来改造中国,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达到“兵强国富、俗厚风淳”的目标。它反映了时代特点,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虽未付诸过实践,却为近代中国探索国家出路提供了可贵的思路。然而其中也不乏一些落后的思想,比如狭隘的民族观,将中国划分为“中地、满地、蒙古地、前藏、后藏”等。

洪仁玕[19]或许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是一个思想上的先锋,但是却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他看不到太平天国的问题所在,一切设想都纯粹主观的幻想,不切实际,不能反映出太平天国最紧要的问题。

天京变乱后,太平天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自保,而不是搞资本主义建设,也没有这个基础实施资本主义建设。如何解决农民利益问题,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纲领,才是最为紧要的。只有这样才可能重新笼络人心,引领天国走向成功之道。

如果洪仁玕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这时候,他应该做四件事:第一,在有限保障地主们利益的同时,尽可能的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欲望,让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达成一个相对的平衡,一方面缓和内部矛盾,另一方面有利于吸引统治区外的地主和农民;第二,尽力说服洪秀全有限的保留上帝教思想,恢复儒家的道统,大量吸收汉族知识分子加盟,以争取人才;第三,牺牲部分国家利益,满足列强的侵略野心,与列强达成妥协,就像俄国人在十月革命后所做的——与德国人签订《布列斯特和约》[20],以牺牲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大量人口的代价,获取新政权发展所需要的时间和支持;[21]第四,加强军政建设,训练出一支具有强烈政治信仰的军队。

倘若洪仁玕有务实的精神,切实做到这四点,则太平天国未必不能推翻清政权。然而,洪仁玕受命于危难之际,却弄出这么一个不痛不痒的资本主义改革方案,实在愧对洪秀全的信任。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这些天国的领导人,他们需要对天国的覆灭付主要责任,洪仁玕出任总理一职,却不能安邦定国,行有效之政策,也罪责难逃。

事实上,太平天国后期,真正的擎天之柱,只有李秀成、陈玉成二人。

毫无疑问,李、陈二人都是卓越的军事将领,他们有着卓越的指挥才华。在太平天国后期的战斗中,他们屡挫湘军锐气。甚至让太平天国一度出现中兴之象。这不能不归功于二人的天才。

然而,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愚蠢的领袖,**的朝政,是无法维系一支强大的军队的。政治和军事相辅相成。当政治不能为军事提供不竭的动力时,军事也就无法为政治提供稳定的保障。1861年,安庆陷落,天京失去了重要的屏障,岌岌可危。次年,陈玉成兵败自杀,时年26岁。1863年1月,苏州失守,天京失去了再失一道屏障。次年5月常州失守,天京东南再无屏障。

1864年6月3日,心力交瘁的洪秀全在天京病逝[22]。同年7月19日,天京陷落,李秀成带着洪秀全之子洪天贵出逃。为了保护洪天贵,李秀成将自己的马匹让给了洪天贵,自己则被曾国藩兄弟俘虏。

李秀成被俘后,写下数万言的供词,这份供词成为研究太平天国的重要史料。同时也成为李秀成叛变的证据。然而,这是史学界的一大疑案,很难得到确实。毕竟李秀成后来是被杀害的。如果,他是真心投降,以李秀成之能,当有可能得到重要。当然,也许是曾国藩为了避嫌,宁可杀一良材。

不过我却更愿意相信梁启超先生对李秀成的评价:“李秀成真豪杰哉。……我闻李秀成之去苏州也,苏州之民女老幼,莫不流涕。至其礼葬王有龄,优恤败将降卒,俨然文明国战时公法之意焉。……使以秀成而处洪秀全之地位,则今日之城中,安知为谁家之天下耶!……虽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曾、左、李(秀成)亦人豪矣!”

10月,洪仁玕、洪天贵先后被俘,遇害。此后,一些零星的太平军势力渐被扑灭,持续了11年,转战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彻底覆灭。

太平天国纵横中国十一年之久,对中国政治、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它并没有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也不曾真正向君主专制制度宣战。但是,客观来说,太平天国起义还是沉重打击了清政府和君主专制制度,同时对遏制列强的侵华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本身并没有什么革命思想,也不曾想过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文明社会,但是,他们却被后世革命家们引为精神偶像——因为尽管太平天国的领导们主观上不革命,客观上斗争的却是革命的对象。洪秀全也因此被美化成了一个革命的象征,成为孙中山一类革命者心中的英雄。这是历史的幽默,却也是历史的必然。如果太平天国起义不是发生在清朝,而是明朝,是不会被如此重视的。如果清朝之后还有其他君主专制的朝代,太平天国起义也不会被认为是革命的代表。它只是适逢其会的成为一场“闹剧式的革命”。

与一切农民起义一样,太平天国不曾真正建设过什么,不曾真正发展过经济,不曾真正给人民生活带来福祉,甚至可以说,太平天国的起义,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太平天国起义的十余年间,其统治区域内的人们饱受压迫,深受迫害,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了极大的损害。我相信,其统治区域内的大多数人,比清政府更希望太平天国灭亡。我更相信,当曾国藩、李鸿章带着湘军、淮军征剿李鸿章时,太平天国统治区域内的人们在内心是极其欢迎的。太平天国所伤害的不仅仅是其统治区域内的人,即使未在其统治区域内的人,恐怕也视太平军为魔鬼。这绝不是当时的人们缺乏革命意识,或者不知道好歹——一个政权究竟是好是坏,不在于喊了什么口号,也不在于它反对谁,而在于它为人民带去了什么,它为文化、为经济带去了什么。[23]

当然太平天国起义并非毫无意义。但是它的意义与革命毫无关系,它的意义只在于它强大的破坏性。它反对了清政府,给本已摇摇欲坠的腐朽的清政府重重得踢了一脚,促进了清政府的灭亡。而随着清政府的灭亡,与清政府相伴生的传统集权体制,也在中国趋于消亡。与此同时,太平天国本身的专制,也为后来的革命树立了一个反面典型。

天国的失败原因的有太多太多。教科书通常主观原因归纳为小农阶级的局限性,客观原因归纳为中外势力的联合剿杀。再加上偏师北上等军事策略上的错误。

然而这些都是教科书式的字样。什么叫小农阶级的局限性?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这几个人可以代表整个农民阶级?不可以!国民党军队的主要构成是什么阶级?农民。**革命时,军队的主要构成是什么?农民!而追溯到古代,汉高祖、明太祖起义成功,他们的军队构成又是什么?农民!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不错。然而,决定历史走向的,往往是少数几个领袖人物。中国古代农民往往既无智识,有无理想,他们所追求的仅仅是一口饭吃。只要当劝者能够保证其温饱,他们是绝不会造反起义的。因此,攻城略地,开荒种地的确是都是农民,但是为什么要攻城略地,为什么要开荒种地,却是领袖人物想的事情。试想一下,如果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是毛泽东、周恩来一类的人物,太平天国的结局会是怎么样的?因此,我以为所谓的小农阶级的局限性根本不存在,中外势力的联合剿杀也绝不是问题。问题的根本仅仅在于,这场所谓的起义不过是一群别有用心的阴谋者、反社会者鼓动的暴动,农民阶级只是被极少数的人利用了。这些人利用农民达成目标后,便不再进取,摇身一变,成为和他们所反对者一样的玩意,甚至比他们反对的有过之而不及。这样的政权又怎么可能长久?

太平天国除了以其强大的破坏性产生摧枯拉朽般的攻击力,破坏了清政府的建设。同时,还催生了一批汉族地主,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刘铭传等一系列的汉族地主势力,都是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而走向兴旺的。

又正是因为这批汉族官僚地主的出现,才能掀起长达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使得清政府在走向没落的时候,表现出中兴的假象。从这个角度来说,太平天国一方面给清政府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另一方面又因催生出汉族官僚,延续了清政府的生命。这不经让人陷入迷惘,对清政府而言,太平天国究竟是一场噩梦,还是黎明前的黑暗?不过不论如何,我以为清政府无论如何都不希望再有人大闹十一年。

或许洪秀全之流不曾有过崇高的理想,不曾有过明确的目标;或许洪秀全之流,醉心于天京的繁华,醉心于生活的腐化;或许洪秀全之流掀起的十一年的刀光剑影,对国家百姓并无益处。然而,他们以最下层贫民的身份,勇敢的挑战那个专制时代,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一股天国的飓风,这不能不说是宏大的气魄。

太平天国覆亡了,但是它曾经的辉煌和功业却成为历史永恒的话题,孰是孰非,又岂是我辈后人可以妄加窥测。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从历史残留的遗迹中,作出粗枝大叶的判断,尽可能的还原我们自己心中的历史。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有如此言语:“洪秀全以市井无赖,一朝崛起,不数岁而蹂躏天下之半,不能以彼时风驰云卷,争大业于汗马志上,遂乃苟安金陵,视为安乐窝,潭潭府第,真陈涉之流亚哉!”梁公此言大致公允,只是我以为,陈胜、吴广于大泽乡揭竿而起,乃是贫苦农民,受压迫之至,方才崛起;而洪秀全之流,阴谋数年,反抗之意极少,投机争权野心不小。陈胜、吴广尚可以豪杰论之;而洪秀全之流,则大都难以英雄称之。

也许,我不得不说:“我虽不想承认洪秀全是个革命者,也不想认可他是个英雄,但是我不得不说,对讲述中国近代史的人来说,他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他和他的同伴们所创造的功业或许是一种伟大,只是我不能够理解。”

最后我想用马克思的一段话,作为我对太平天国起义的总结:“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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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李侃等:《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

3、吕思勉:《吕著中国近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4、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

5、[美]杰里·本特利等著:《新全球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6、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

7、范文澜:《中国通史》

8、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9、张传玺等:《简明中国古代史》

10、侯家驹:《中国经济史》,新星出版社

11、马天瑜、何晓明、周积民:《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2、吕思勉:《中国通史》

13、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中国古代史》

14、罗玺纲:《太平天国》

15、郑师渠:《中国近代史》

16、蒋光鼐:《中国近代史大纲》

17、[英]崔瑞德等著:《剑桥中国史•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8、[英]崔瑞德等著:《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戴逸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第三卷上》,红旗出版社

20、黄波:《李鸿章传》,老羊皮文库藏书

21、彭孙贻:《平寇志》

22、倪世雄等著:《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3、赵尔巽、柯劭忞等著:《清史稿》

24、作者不详:《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

25、潘旭澜:《太平杂说》,百花文艺出版社

26、施渡桥、梁巨祥、张一文等著:《中国近代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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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1]
潘旭澜先生在他的著作《太平杂说》中提到,他认为太平天国对一些省份的军事占领,并不能构成一个国家,因此如果要记载太平天国的历史,不应该以“太平天国史”为题,而应以“太平军史”为题。本文中,我沿用了一般说法。


[2]
【农民起义与《水浒传》】中国历代步伐农民起义者。然而,这些起义军一开始并没有将斗争的矛头指向政府。通常情况是三五成群的啸聚山林,以打家劫舍为生。甚至也不愿意与政府对抗。在《资治通鉴》里就有这样的记载。李密劝说瓦岗寨首领翟让起义。翟让回答说:“吾侪群盗,旦夕偷生草间,君之言者,非吾所及也。”一般来说,农民起义都是随着势力的壮大,其领袖人物的野心逐渐膨胀,才走上的道路。当然,也有陈胜、吴广等一开始就将斗争矛头指向政府的,但是这些起义往往具有应激性,即因为某个突发事件,迫使个别人物走投无路,加上政局动荡、民生凋敝等原因,他们就利用农民对政府和富人阶层的怨恨,煽动叛乱,从而达到逃避法律制裁的目的。

一部《水浒传》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问题。不论是晁盖的智取生辰纲,宋江的义杀阎婆惜,还是鲁达的怒打镇关西,抑或武松的血溅鸳鸯楼,都是因为触犯了刑法,他们才会进入梁山为盗。施耐庵对宋江等人进入梁山后的心理作了恰如其分的生动刻画。宋江等人并不是不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为触犯法律而担忧,需要一个借口来安慰自己的心灵,同时像政府示好,那个借口便是“替天行道”。何谓“天”,“天者”,天子也。施耐庵是个现实主义作家,他没有去写宋江等人的桀骜不驯,而是以招安作为梁山的结局,正说明所谓的农民起义,也只是利用自己扩张的势力,取得与政府叫板的筹码——当然,施耐庵还写了另一个典型,即方腊,方腊的目的则是利用农民,达成他当皇帝的愿望。最后,宋江、方腊两股起义军在火并中趋于灭亡,则反映出,所谓的农民起义,到最后,仍旧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

施耐庵写得是小说,更是现实。黄巢起义之败,很大程度上就是他部下的投降——比如朱温,这位起义军将领在投降唐朝后,最后又利用唐朝给予的权力,废了唐朝的皇帝,自立为帝;而元末农民起义中,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之间的斗争更成为小说家、艺术家们最喜欢的题材之一。


[3]
【张献忠杀人】在撰写本文时,我参考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其中包括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这部历史书确实下了些功夫,然而我认为这部史书并非良史,有着很浓重的意识形态,在很多问题上避重就轻,或略述,或不提,或歪曲史实。自从我接触到历史学以来(大概要从小学开始算起),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对农民起义一律采取褒扬的态度,基本上对不利于农民军的言辞,一概予以删除。白版的《中国通史》亦是如此。在这部通史的《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上,有一节,专述张献忠,整篇行文基本上都是褒扬的态度,绝少批评。对于不利于张献忠的史实基本予以忽略。1635年,张献忠攻克明中都凤阳,白版的《通史》一味强调张献忠如何作战勇猛,此战对明廷的震动,却丝毫未提“士民被杀者数万,刨孕妇,注婴儿于槊,焚公私庐舍两千六百五十余间”。同年攻克和州,“是时杀戮惨毒,有缚人去淫其妻杀之者,有裸孕妇共卜腹中婴儿男女刨验以为戏者……所虏子女万千,临行多不能带,尽杀儿趋,暴残恒古未有。”(出自《平寇志》,该书存在一些前后矛盾之处,我不排除一些记载可能有误,但是相较于今人,清初学者的记载总可信得多)

而张献忠在四川进行的大屠杀,白版的《中国通史》基本上没有提及。1646年,张献忠退出成都,绝望之际,在四川进行了空前的烧杀破坏,成都40万人被杀戮的仅剩下20万人。整个四川人口更是从三百文锐减到八万人,导致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清政府不得不移湖广填四川。即令如史学界怀疑,张献忠在四川屠杀是否如此之众,给他打个五折,也有一百余万。此等行径,比之侵华日军也不遑多让。这样的军队若能被称为革命之军队,那么我就无法理解,我们为什么还要日军承认南京大屠杀了。

张献忠和他的队伍绝非农民起义的个案,如果正统史学家还想与我辩论,硬要证明农民起义的正义性,我愿意搜集有关起义军滥杀平民的一切史实予以驳斥。

所谓革命,为得是什么?当然是国泰民安。历朝历代的集权政府虽然对人民压迫深重,但是一般还不至于如此堂而皇之的威胁人民最基本的权利——生存权。倒是所谓的起义军,屡屡屠杀民众,却还被冠之以“革命”的美誉,岂不令人齿冷?白版《通史》给张献忠的死用了“牺牲”一词,我颇不以为然。


[4]
【科举制度小史】科举制始于隋唐,终于清末。在中国盛行一千余年。并为朝鲜、越南所仿效。

科举制的产生是为了取代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于世的九品中正制,与九品中正制以家世门第录取人才为官不同,科举制是通过考试的方式,为政府选举官吏。科举制度实在是我国政治文化的一大进步,一大创举。它的推行,为寒门子弟提供了一条晋升之道,对于实现社会公平极有好处。与统治者或政府而言,也有利于扩大统治基础,从而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说:“儒以文乱法。”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如果得不到妥善的安排,任由其闲散在社会,那么他的破坏性将是可怕的。自古以来,未尝听说过纯粹的农民起义可以成功的。大凡成功的起义,比如汉之刘邦,明之元璋,所以能够成就霸业,正因为他们运用了大量的读书人。张良、刘伯温更是成为中国古代智圣的代表人物。

孔子说:学而优则仕。这是大多儒门子弟的理想,可是如何实现这个理想,却不知道。汉武帝时有察举,魏晋南北朝时有九品中正,可是这些措施,始终摆脱不了家世门第的影响。唯有科举制开启了一条相对公平之路,遂天下仕子进入磬中,成为政府最大的干部储备库。

隋唐时,虽有科举,但是朝中官员未必尽是科举出身,及至唐朝后期,尚有因为官道路不同导致的牛李党争。宋代以后,科举制度被大大强化。宋初太祖、太宗、真宗等朝,在革除唐代科举制弊病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相当完整、严密的科举制度,成为集权社会的一个重要制度构成。科举在宋朝时,科目较多,有贡举、武举、童子举、制举等。贡举又设进士、明经诸科。宋朝后期,科举科目逐步减少趋势,进士科愈益成为最主要的科目,士人皆以进士科登第为荣。

宋代实行解试、省试、殿试等三级考试制。由于宋朝科考制度严密,科目众多,为宋朝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大批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文学家、科学家皆由科举中脱颖而出。辽夏金元等朝,科举制不如宋朝昌明,尤其是元朝,科举制基本上没什么影响。

明清两朝,科举制发展到了一个极致,对于明清两朝官场影响极大,因此对于“十年寒窗苦读,只为一朝大人”的读书人来说,更是意义深远。

明代选拔官吏,虽以岁贡、荐举、进士分为三途,但偏重进士。

明代科试每隔三年举行一次,分乡试、会试、廷试三级。乡试中试者称举人,第一名为解元。中举后方能参加在京师举行的会试,中式者为贡士,其第一名通称会元。廷试即殿试,紧接会试后举行。初为三月初一,后大都定为三月十五。会试中式者均可应考。以一、二、三甲为名次。一甲止三人,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和探花授翰林院编修。第二、三甲各若干人,均赐进士出身,其第一名通称传胪。二、三甲考选庶吉士者,皆为翰林官。其他或授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国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廷试由皇帝主持,用翰林及朝臣文学之优者为读卷官,共阅对策,拟定名次。

廷试的难度不必笔者细说。乡试、会试也是极难。乡试在各省举行,录取人数最多不过一百余人;会试的录取人数也不会超过两百人。因此很多像曾国藩、李鸿章这样二十来岁即可中举,不到三十岁即能在廷试中取得名次的,那当真是全国精选出来的高材生。不过从明朝开始,科举考试内容日趋僵化,内容不过四书五经,形式则是“闻名遐迩”的八股文章。

清朝,于顺治二年(1645)实行科举取士。其制既承明制,又有所发展,是科举制的最完备的形式,包括有文科、武科、制科和翻译科。在科考内容上,清朝沿袭了明代的制度,以八股文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

后世在论及科举制时,往往诟病极多,称赞极少,仿佛中国近代以来的衰落,皆由科举制起。然而,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也是缺乏理性分析的。关于这一点,我将在《清末新政》一章中详加分析。

顺便提一下,太平天国也搞过科举考试,不过,它的科举本质上是反社会,反传统,非理性的。比如其考题有:“天父七日造成山海颂”,“天王东王操心劳力安养世人功德巍巍论”,“平定江南论”,“立整纲常醒世,莫教天光鬼迷解”,“四海之内有东王”,“禾王作主教人善”,“真道未知须醒悟”,“不好拜邪神赋”,“诛残妖以安良善策”等等。总的看来,是要求为洪、杨歌功颂德,顺从军事统治,信仰邪教。美化暴政,谩骂清朝政府与传统文化,有很强的宣传教育含意。


[5]
在哲学史上早有如此悖论,做痛苦的苏格拉底,还是做快乐的猪。人一生下来,就要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to be or not to be,更是恒久以来折磨着人的灵魂。对读书来说,这种挣扎尤为明显。洪秀全就是这样一个鲜明的例子。


[6]
哈里发,意为真主的继承人,是阿拉伯国家政教合一的领袖人物。


[7]
伊斯兰教起源于7世纪初的阿拉伯半岛上,由麦加人穆罕默德所复兴。在伊斯兰教的推动下,曾经创立过倭马亚、阿拔斯、法蒂玛、莫卧儿、奥斯曼土耳其等一系列的帝国。


[8]
【十字军东征】从公元11世纪到13世纪末,西欧教俗封建主在教皇的带领下,以收复基督教圣地为借口,对地中海东岸各国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侵略战争,这一系列的战争被称为十字军东征。

这场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是西欧封建主对领地和财富的渴求,以及教皇希望通过战争,获得对东正教的控制以及夺回被伊斯兰占据的土地。

十字军东征自1096年开始到1291年最后据点阿克城失守,彻底失败,前后共进行了八次。第一次东征攻占了耶路撒冷,建立了耶路撒冷拉丁王国;第二次东征为响应耶律撒冷王国求援,企图夺回被土耳其军队收复的埃德萨,结果失败;第三次东征是为了夺回被埃及攻克的耶律撒冷,亦失败;第四次东征是由教皇英诺森三世发动,在这次东征中攻陷了拜占庭帝国,建立了拉丁帝国。第五、六、七次东征均是以埃及目标,然而均告失败;第八次东征进攻突尼斯,也告失败。1291年,最后据点阿克城的失守,标志着十字军东征无可挽回的失败了。

十字军东征给东方各国人民带去了深重的灾难,无数人在战争中丧生,经济、文化遭到了严重破坏。但同时对西欧社会也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教皇权威和地方封建势力被严重削弱,从而西欧社会中央集权的加强,促进西方封建社会体系的瓦解。同时这场战争摧毁了阿拉伯、拜占庭商人对东西方贸易的垄断地位,加强了西欧商人的贸易优势,并将东方先进的科技和文化带到了西方,促进了西方文明的进步,以及因为奢侈生活方式传到西方,刺激了西方实物地租、劳役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转变,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历史的发展常常就是这样一个轮回,正是东方的先进文化滋养了西方,才有西方在十七世纪以后的崛起。崛起后的西方社会又在强兵压境的同时,摧毁了东方的集权体系,并带去了他们的文化。


[9]
【大同社会】大同社会是中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们的一个设想。早在孔子时代,孔子就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为大同。”老子则说:“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晋代陶渊明更是在他的《桃花源记》中描述了一个大同社会的典型范例。事实上,传统思想家头脑里的大同社会,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宣传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人可以安居乐业,人尽其才,人类的文明和品行也发展到了极致,不存在私有的观念,天下的一切都是共有的。如果非要说什么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那么孔子、老子,比起圣西门、傅立叶等要早得太多。洪秀全提出这些,并不算什么创新,也没什么可提倡的。后世史家,对一份从没有有效实行过的《天朝田亩制度》大加讴歌,试图以此来说明太平天国起义的伟大性,实在是欺人之谈。试想一下,一个既不是太平天国领导们想出来,也从没有实现过的理想,又能证明些什么呢?


[10]【天朝田亩制】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的基本内容是:(一)平均分配土地。具体办法是,先将全国土地按年亩产的高低,分为上中下3 9 等。上上田亩产为1200斤。以下各等以100 斤递减,第九等以下田亩产为400 斤。然后好田、次田互相搭配,按照每家人口的多少、年龄的大小进行分配。凡16 岁以上的男女,每人皆可分得一份数量相同的土地,15 岁以下者减半。土地所有权归天国所有,“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天下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二)农副业的生产和产品分配原则。《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每25 家为一社会组织的基层单位,称作“两”,督理农民进行生产。“力农者有赏,惰农者有罚”。“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率为之,农隙治事”。每年收获后,“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皆“给钱一千,谷一百斤,通天下皆一式”。凡鳏寡孤独废疾者,亦由国库供养。力图借此防止贫富两极分化,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三)建立兵农合一的军政制度。《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每户需出一人为兵,每5 人为一伍,设伍长一人;5 个伍为一两,设两司马一人;4 个两为一卒,设卒长一人;5 个卒为一旅,设旅帅一人;5 个旅为一师,设师帅一人;5 个师为一军,设军帅一人。“通军人数,共13156 人。”这些伍卒,亦农亦兵,“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耕田奉上”。另外,《天朝田亩制度》还对司法、职官、文教等方面问题作了具体的规定。


[11]战时共产主义是前苏联政府在政权建立之初实施的经济政策,主要内容有:(1)实行余粮收集制,把农民手中的余粮全部收集到政府手中,并垄断粮食贸易,禁止一切私人交易;(2)对几乎全部工业企业一律实行国有化;(3)对国民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生产资料由国家供应,全部产品也由国家直接分配;(4)推行义务劳动制;(5)实行生活必需品的定量配给和实物工资,禁止市场交易。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使苏维埃得以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来保证前线的需要,为粉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奠定了物质基础,捍卫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但是,随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战争中作用的发挥,加之受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认识的影响,俄共企图将这些战时的非常措施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有效途径,是一种错误。


[12]
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到:中国人向来讲史学,常说要有史才、史识与史德。一、史才:贵能分析,又贵能综合。……二、史识:须能见其全,能见其大,能见其远,能见其深,能见人所不见出。……三、史德:有了史才和史识,又更须史德。所谓德,也只是一种心智修养,即从上面所讲之才与识来。要能不抱偏见,不作武断,不凭主观,不求速达。然而我以为史德应当具有更广泛的概念,还应不畏强权,秉笔直书。即使有所曲笔,也应将史实暗含其中。隐恶扬善绝非史家之所为。


[13]【冯云山的悲剧】
冯云山在太平天国的起义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尽管他死得很早,但是如果没有他,就没有太平天国的起义。

洪秀全此人无才无德,不过是一个落第之后,满怀抱怨和不平的穷秀才。他所以最终会走上起义的道路,完全拜冯云山的鼓惑。李秀成在他的供辞中说“谋立创国者出南王(即冯云山)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

论文化武术,以翼王石达开为尊;论铁血手腕,非东王杨秀清莫属;若论文韬武略,则以冯云山为第一人也。冯云山是广东花县人,家道段实富足。除儒家典籍、八股制艺外,天文、历法、兵书、相术、占卜均有涉猎,或许是因为所学过于广博,以至于用心太杂,不能高中。不过,更可能是他本身就不善于八股文章。古代文采超群,却被拒之科举门外的才子大有人在,吴承恩、蒲松龄便是例子。

而冯云山最不该学习的就是相术,这实在是一门害人不浅的学问。他早有起义造反之雄心,但是,却自认为无帝王之象,所以迟迟不肯谋造反之路。然而,当他认识洪秀全后,认为洪秀全“多异相”,“仪表不凡”,“有王者风”;生时日月,当贵为“九五之尊”。于是,他大力鼓惑洪秀全,诱发了洪秀全的自大妄想症。终于引领洪秀全走上了造反之路。

洪秀全名为首领,实际上在造反的具体行动中,他并没有起什么作用。是冯云山将洪秀全打造成了一个神灵,工具就是上帝教。而太平天国早期的领导人,杨秀清、韦昌辉、萧朝贵、石达开都是冯云山挖掘的。

然而永安建制时,冯云山却位列洪秀全、杨秀清,甚至武夫萧朝贵之后。难道说,洪秀全不知道冯云山的能耐吗?他并非不知,说来说去,还是洪秀全此人殊无器量,容不下功勋卓著的冯云山。加上他屡屡败于科举,内心深处怕还有些对读书人的不满。在他看来,杨秀清、萧朝贵都只是区区农民,毫无智识,是他能够控制的——然而,正是这一安排,葬送了太平军的事业。

秦末刘邦无文无武,单单论才华,比洪秀全强不了多少。可是,他心胸宽广,有帝王雅量,更有帝王心术,能够用张良、萧何、韩信、曹参、樊哙等一批比他强的人,终于成就了五百年的大汉基业。洪秀全之败,实乃咎由自取,不必叹息。

1852年,太平军欲趁湘江水涨,分水陆两路沿江而下,进取湖南。出发前,冯云山曾提出,湘江水涨流急,清军易于利用两岸条件设伏;为了保险,应由步兵从两岸先行,再以舟船运载人员、辎重后进。洪秀全急于取湖南,认为步兵从两岸先行则迟缓了,会延误目的之实现,不予考虑。冯云山于是提出,这太危险,让他率兵乘船在前,免得天王遭到不测。洪秀全既要坚持己见,更要自身安全,便答应了。结果,冯云山在蓑衣渡中伏,苦战多时,中炮而死,时年三十七岁。

冯云山之死,令人惋惜,然而“就洪的人品、行为、各方面的综合指标来说,根本不值得冯为之贡献一切的。从洪发动的造反对中国历史进程的作用来说,冯对他贡献愈大,对中国走向文明进步的负数也越大。”


[14]
【权臣论】中国自古以来就不乏权臣。秦之赵高,汉之霍光、曹操、诸葛亮,曹魏之司马懿,南北朝时桓温、刘裕、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杨坚,后周赵匡胤等等,都是显赫一时的权臣,他们中有很多人都取前朝而代之,成为天下的君主。然而,自宋朝以后,朝廷之中,就很难再见权臣身影。明朝张居正大概还能算一例,清初多尔衮、鳌拜亦可以算作此例。但是,他们的权力已经不能与以前的朝代相比。原因何在?其实所谓权臣之争、之论,都与君权、相权之争紧密相连。自唐朝时,便开始大力分割相权。明清时期更是发展到了极致,相权几乎被分割殆尽。诸如内阁、军机处,在这些地方当值的官员,虽行丞相之事,却未有丞相之名,更无丞相之尊。“坐而论道”的场景不可复见。说到底,只因权力越来越集中。集权在某些时候,确实可以短时间内发挥出巨大的行政效力。但是,风险极大。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推崇贤人政治,其实也就是君主专制,只不过这个君主必须是贤明的。当然,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位聪明绝顶,品质极高,责任心极强的圣人,那么由他来执掌全国大小权力,倒也不必担心出现乱政的现象。但是,这种圣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从长远来看,则风险极大。可以说,一个国家越是集权,则越是**,越是落后。


[15]
【惜哉,石达开】石达开是太平天国开国元勋中一位难得的才德双全的人物,他出生于
1831年,自幼习文练武,品性纯良,颇得乡里尊重,被称为石相公。在他十六岁时,洪秀全、冯云山慕名而至,邀请其出山。他为太平天国的建立立下了赫赫战功,被封为翼王。然而,天京变乱后,他却被洪秀全猜忌,不得不离开天京。1857 10 月,石达开率领10 余万人马自安庆出发,进军江西,开始了独立的军事行动。

1861 年石达开率部出广西,攻入湖南、湖北,后流动作战于川、黔、滇诸省,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 1863 5 月,石达开在四川大渡河紫打地(安顺场)被清军包围,陷入绝境。他在绝望中写信给四川总督骆秉章,要求:“宥我将士,请免诛戮”。随后自带5 岁的儿子石定忠、宰辅曾仁和等人赴清营。他想以牺牲自己来换取保全余部,然而,清政府背信弃义,将他的士卒尽皆屠杀。石达开后被解至成都,敌人曾对他劝降。他“辞气不卑不亢,不作摇尾乞怜乞语”,最后被凌迟处死。“临刑之际,神色怡然”,时年33 岁。

石达开在太平军中享有极高的威望,李秀成、陈玉成对其皆十分佩服,前者称“独服石王”,后者则曰“(太平军将领)皆非将才,独冯云山石达开差可耳”。曾国藩、骆秉章均认为这是一个极难对付的对手。而一位美国传教士则说:“这位青年领袖,作为目前太平军的中坚人物……可以说是太平军的培雅德(法国著名将领和民族英雄)。他性情温厚,赢得万众的爱戴……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敢作敢为的人。”

石达开投身太平军时才十六岁,牺牲时亦不过33岁,正是年富力强,大有可为的时候,如果他能够遇到李世民、朱元璋那样的一代明主,未尝不能成为唐之李靖,明之徐达。然而,他偏偏遇上了洪秀全。洪秀全无才无德,能够成为天王,全在阴谋,因此方才先为杨秀清所欺,后为韦昌辉所胁。石达开在这样的君王手下,不要说革命,即使是建立一个新的集权政府也不可能。况且像洪秀全这类领导,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手下的能力、威望超自己。冯云山、萧朝贵、杨秀清、韦昌辉死后,太平天国开国元勋仅剩洪秀全、石达开二人。洪秀全能力、威望恐怕都未必能与石达开相比,若非石达开忠厚,只怕他这天王的位子是坐不下去的。然而,石达开毕竟深受儒家教化,心存忠义,不欲与洪秀全相争。只能别走。此石达开之仁义,亦石达开之不智。顾小义而损大节,大丈夫之所为乎?汉之樊哙,以一屠夫出身,尚能言: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以石达开之智、之才,怎么会想不到?或许,性格即命运。石达开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亦是其性格的悲剧。我为翼王长叹。


[16]
有关湘军的真正领导人物是否是曾国藩,我曾见过不同意见。在1993年的《岭南文史》上,一名叫贾熟村的作者撰文《试谈骆秉章与湘军》,认为骆秉章才是湘军的实际领导人物。此观点,从另一个角度讨论了湘军的发展。我以为颇具新意,不妨将其观点略作整理如下:

“湘军”一词最早出自《湘军志》,此后是《湘军记》,在这些书籍中,所说的“湘军”就是湖南的军队、而骆秉章是湖南巡抚,当然就是湘军的首领。当时左宗棠只是类似于一个参谋长的职务,而曾国藩当时,也只是协助骆秉章编练湘军。只是后来曾国藩闻名于天下,他所编练的湘勇,被认为是湘军。事实上湘军内部有湘勇、楚勇、江家军等若干派系之分。在湘军建立之初,骆秉章指挥的是湘军的全部,而曾国藩指挥的是局部。


[17]【曾国藩等平乱】直接葬送太平天国的主要是汉族士大夫,他们是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他们是晚清时期,汉族势力崛起的代表人物,为挽救危局付出很多。除了胡林翼于1861年,因为为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劳顿呕血而死,其余三人都是后来三十年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在他们的人生中,或许有过过错、过失,甚至是不可原谅的错误,但是绝不在平定太平天国起义一事上。我相信稍有良知者,在看了我写下的文字后,都可以理性的判断出,太平天国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些领导人们究竟在干着什么样的勾当,他们究竟是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社会,还是要建立一个比清政府更加专制的小帝国。

清、民时期,曾国藩等人都颇受褒奖,评价都还不错。然而,及至新中国建立,为了某些需要,将太平天国抬到了一个从所未有的高度,大加褒扬。而曾国藩这些前人赞扬过的名臣们被说得一无是处,俨然是人民的敌人,自私自利的混蛋,仿佛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纯粹出于自私的目的,比洪秀全一类的人物下流多了。然而,不要忘了,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年轻时,曾细心研读过曾国藩,并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以毛泽东之才气,之见识,之气度,之豪迈,之功勋,他所佩服的人物,想来不会太差。

曾国藩他们都是儒家经世致用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自幼接受儒家文化熏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的人生信念。太平天国起义,席卷大半个中国,给国家经济,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为民众所忌恨。或许,曾国藩之流平定太平天国起义的举动,主要是为了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但是亦不排除有救民于水火之心。他们平定太平天国起义,结束了洪秀全的“天王”生涯,将这个比清政府更腐朽的政权给消灭了,且不论主观,至少在客观上是于国于民大有裨益之事。

自太平天国起义,到太平天国覆灭,前后十余年。曾国藩一行可以说呕心沥血,九死一生——即使用上这些词汇,怕也显得轻描淡写。胡林翼因辛劳过度,吐血而死;曾国藩数次几乎投水自尽,他四个弟弟,三个参与平乱,两个死于战阵,可说是鲜血淋淋,犹在眼前。

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出身虽不算高贵,但也算家庭殷实,即使不在朝为官,也可生活小康,平安一生。时太平天国起义,声势浩大,席卷全国。北方豪绅地主,皇亲贵族都已经打算逃跑。征剿
太平天国绝非美差,非有绝大勇气者,绝大才气者,绝大仁心者,是不敢在此危难之际,接受如此重任的。

直到今天,我们的教科书,依旧在斥责这些人是“镇压农民革命的元凶”、“地主阶级的反动头子”、“大刽子手”、“大汉奸”,能够想到的恶毒词汇,都用上了。这是不公平的,不仅仅是对他们个人不公平。也是对像他们一样为国家社稷奋斗不息的人的不公平。同时也是对国民智商的侮辱,更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不自信的表现。

难道我们一定要用太平天国的几句口号证明其行为的正义性吗?倘若真是这样,那么接受“大东亚共荣圈”的说法也未尝不可了!

照李秀成供辞,南京被湘军攻下时,只有军民三万余人(一说只有一万余人)。这么一个几十万人口的江南大城市,怎会只剩下这点人呢?因为很多人被杀了,少数的人逃走了,还有很多人被强迫拉去打仗,战死了。

在天京这个六朝古都里,没有活泼的商业,只有被焚毁的文化;没有美满的家庭,只有被强行分开的鸳鸯;没有扬眉的男子,只有被用来泄欲的妇女。

太平天国所谓的反传统,只不过是毁灭式的消除中国人的根本,那是中国文化的灾劫,实在没什么积极意义可言。如果有一天,我们的传统文化全都消失了,不知道什么是仁义礼智信,不知道什么孔孟老庄,不知道什么叫炎黄子孙,不知道什么叫龙的传人,那么我们还有什么,我们又是什么?

我真得非常感谢曾国藩等人平定了太平天国,假如真得让洪秀全之流得逞,统治了中国,只怕到今天,即使中国还存在,我能念叨的大概也只有“皇上帝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即将大败太平天国的时候,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王闿运都曾婉转或明确地劝说曾国藩做皇帝,李秀成被俘后,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思。其目的或各有不同,但是有两点是相同的:“一是,出于满汉之分,认为汉人做皇帝比满人好,可以改变小民族统治大民族的状态。二是,清廷**无能。皇室与中枢掌权者只知勾心斗角,内忧外患接连不断。”

当时湘军是全国最强大的军队,加上李鸿章的湘军,若再得李秀成出面收拾残局,则曾国藩等立时可以掌控大半个中国,未尝不能南面而王。

然而曾国藩没有。

我以为原因至少有二:其一,曾国藩饱受儒学教育,不欲为乱臣贼子,留千古骂名;其二,曾国藩不愿与清廷对抗,造成中国之分裂,给列强可趁之机。

如果说曾国藩当真是为了私心而平太平天国之乱,何苦如此考虑?他又何必在平定太平军后,主动削减湘军?

他以他的地位、他威信、他的机智,用十四个字回答了劝进的人们:“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曾国藩等,他们是值得我们景仰的——至少在平定太平军之乱上是这样的。

以脆弱双肩,靠一腔信念,担国之重担,平天下大乱,此非英雄,何为英雄乎?


[18] 1859年,洪仁玕从香港来到天京,不久即被封为干王,总理太平天国朝政。洪仁玕向洪秀全提出了一个统筹全局的方案——《资政新编》。内容:⑴政治上,主张“设法用人”,反对“结党联盟”,强调“权归于一”。⑵经济上,主张效仿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近代交通运输事业,金融事业,资本主义工商业。⑶文化习俗上,主张兴办教育医院慈善事业,禁止旧的风俗习惯。⑷外交上,主张与外国平等交往,自由通商,进行文化交流。但不允许外国人干涉太平天国内政。


[19]【真实的洪仁洪仁玕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因为他的《资政新篇》被此后的历史学家所称颂。然而洪秀全对他的提拔,却谈不上破格提拔,更多的是任人唯亲。

洪仁玕在起义之初,并没有跟随洪秀全起义,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他在被俘后说:“予原意只欲到京奏明家中苦难,聊托恩荫,以终天年。”洪仁玕不是一个愚蠢的人,他作为太平天国晚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不可能得到清廷的宽恕,他如此言语,自然不可能是为了获得清廷的原谅,他也没有必要污蔑自己。因此,这只可能是他的真实想法,他所以会参加太平军,不过是为了求一场富贵。

我们都知道洪仁玕撰写了《资政新篇》的精彩篇章,以为此人必定如何了得。然而就像我在正文中分析的那样,洪仁玕绝对不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甚至连一般的政治常识都没有。

然而,中国的教科书都喜欢断章取义,仅仅留住对大力歌颂人物有利的内容。事实上广封爵位,以达到分散削弱李秀成大权的目的,这个主意正是洪仁玕出的。同时,洪仁玕的两个哥哥还将这个主意加以发展,卖爵换钱。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理,不为政府、人民利益考虑,作此等勾当,岂能算合格的执政者?

为了争取军功,建立威信,洪仁玕曾不顾自身能力,“提出经营江浙、西征武昌的战略。这个主意,当然可以讲出许多冠冕堂皇的道理。不便明讲的,是他要加强对陈玉成、李秀成的领导与指挥,让他们乖乖地所从他调遣。可他并不了解实际。没考虑到陈玉成镇守的安庆随时有受攻击的危险,更不考虑李秀成先要着重稳住和经营江浙的强烈意愿。”这一战略计划的实施,导致后来安庆被围,陈玉成仓皇东返,最后非但未能解救安庆之围,还葬送了陈玉成的性命。

而后为了争权夺利,洪仁玕和他两个哥哥还给李秀成制造了一系列的麻烦。

因此,尽管洪仁玕对洪秀全很忠心,最后宁死不降。但是,洪仁玕被任命为军师,却加速了太平天国的死亡。我不得不说,洪仁玕是太平天国的一大罪人。


[20]
【布列斯特和约】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由于原来俄国属于协约国一方,与同盟国处于交战状态,为了退出战争,争取时间稳定政权。苏俄政府在提出的和平建议被协约国拒绝后,便与同盟国的德国进行和平谈判。1917123日,谈判开始,德国提出了把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的局部和拉脱维亚、白俄罗斯的全部割让给德国,并赔款30亿卢布,条件之苛刻,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引起了严重的分歧。

作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列宁主张接受德国的条件,签订和约,为新生政权争得喘息机会。而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则反对签订和约,主张对帝国主义宣战。托洛茨基则主张停战,但不与德国签约。最终列宁的主张得到了贯彻。

191833日,《布列斯特和约》正式签订。按照合约,苏俄割让上百万平方公里领土,赔款60亿马克。对苏俄来说,这绝对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但是苏俄成功地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争取了喘息的时间。德国战败后,于1111日同协约国签订了停战协定,苏俄政府立即于1112日宣布废除此条约,使得该条约的内容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

这是以空间换时间的一个经典案例。太平天国完全可以先与列强妥协,给予列强比清政府给予他们的更多的特权。这样,就可以争取到国际势力。等到太平天国政权稳定后,再去毁约——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政权被颠覆,比之立即倾覆要好得多。日本明治维新前主动敞开国门,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一旦强大后,日本政府立刻开始了军事扩张道路,一跃成为东亚第一强国。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国,不仅政府不懂外交,民间亦无识外交之人,须知在国与国相交中,本无信义可言,无所谓永久的朋友和敌人,追逐权力或利用权力达到收益,才是国际交往的根本准则。


[21]
【天国的外交】罗玺纲在《太平天国史》一书中盛赞太平天国的外交搞得不错,屡有溢美之词,可是我只想说罗玺纲不懂外交,他表达的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如果由罗玺纲所写的是他的真实想法,那他去搞外交的话,必然是惨败,中国的外交家们如果都是如此,那么不知道会丧失多少利益。

自然,若以阶级的观点,革命的观点来看太平天国的外交,确实可圈可点,毕竟其以天朝大国的心态自居,盲目的拒绝了外国人,倒也是一种“反侵略”的优秀姿态。然而此种外交思想,在太平天国当时的处境下,究竟能给太平天国带来多少好处?又能给国家人民带来多少好处?

太平天国起义之初,列强并没有进行干涉,保持中立状态。当然不是列强不敢干涉,也不是太平天国外交的成功,而列强还不确定谁是将来中国的主人。当他们发现太平天国是扶不起来的阿斗时,才放弃中立,与清政府合作,剿杀太平天国。

近人史书常赞太平天国不与列强合作,避免引狼入室,保持了国家的独立和尊严,实在是了不得的大事。然而这实在不值得一提。作为个人,可以以性命保持个人的名节。作为政权,则不然。事实上,太平天国除了不与列强合作基本做到了,其他的都没做到。首先,它放弃合作,等于将列强推到了清政府一边,最后招致自身的灭亡。政权都不在了,还谈什么避免引狼入室,保持国家独立和尊严?假使太平天国真有搞外交的心思。就该放下天朝大国的痴妄,以平等狡诈的心态与列强结交。

只要能够利用列强的势力,将清政府击垮,待太平天国政权巩固,国力强盛后,大可以毁约不认,列强又能奈太平天国何?列强曾提出与太平天国瓜分中国,太平天国不允,被认为是慷慨大义,此论不免有些孩子气。当时的中国并不完全太平天国手中。太平天国答应了,也没什么意义。太平天国不允,等于将列强推到了清政府那边,列强与清政府合作,瓜分中国,太平天国又能如何?假使太平天国答应了列强,待消灭清政府后,那时候,太平天国背信弃义,列强又能怎样?

须知外交从来都不是信义的产物,它是国与国之间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交往。想秦汉之交,项羽、刘邦各霸一方,韩信为当时权重。韩信对刘邦说,他要做代理齐王。刘邦大怒,幸亏得到张良劝阻,方才免除一场大祸。刘邦得到韩信的帮助,由弱变强,而后天下一统,除掉韩信。韩信只能后悔,却无可奈何。

19世纪中期,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最后能够完成德国的统一,所赖者,一是军事,二是外交。

茅家琦在《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说:“(太平天国)的主要错误在于他们没有能够利用清王朝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长期存在的,很难解决的矛盾,组织两者相互勾结反对自己,使外国资本主义长期执行中立政策。”此言正解。


[22]【我眼中的洪秀全】对于太平天国起义,我丝毫不感冒,更不明白中山先生何以以洪秀全第二自居,此种心理实在难以明白。或许在孙中山的眼里,反清的就是好的。太平天国起义中,涌现出来的人物不少,最广为人知的有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洪仁玕、李秀成、陈玉成。这几个人中,我最欣赏的人物是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也不错。洪仁玕尚有些才气,有点见识,只是坐在了不合适的位子上。杨秀清人品低劣,然尚算有才干,有可圈可点之初。唯有洪秀全,在我看来,一无是处。他既没有足够的野心,也没有足够的谋略,更没有广阔的心胸,他不过是一个受人鼓惑的投机者,一个贪恋享受,毫无作为的庸庸碌碌者。潘旭澜先生对其有段评价,不妨引用之:

这个农村小知识者,是太平军主要缔造人之一。而他的恶劣思想、心理的膨胀,又必然要亲手葬送太平军。他本质上的缺陷和局限,尤其是晚年的恶性发展,决定了他的所作所为。除了失败,不可能有更好的结局。他没有统一全国,绝非中国的不幸。本质上蒙昧主义。非文化、反人类进步潮流的君权加神权统治,只能对中国走向近代文明造成极端严重的阻塞。

他在客观效果上,使当时许多中国人更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再也不能照老样子一成不变地维持下去了。还有,就是留给后代一个“不应当这样干”的难得的标本。可惜,这个标本却长期被误读。很有几分像《红楼梦》里的风月宝鉴之被正照。

他不是“匪”,不是“贼”.而是一个造反得逞的农村小知识者,一个极端利己主义、目光短浅、胸襟偏狭、性格固执、有轻度精神病的准皇帝。他因避讳上帝而不称皇帝。其实他吸收了历代皇帝的大量病毒,尤其是极端专制统治和极端享乐主义。只不过他没能占领全国,而姑且称之为准皇帝。如果中国皇帝分上、中、下三品,这个准皇帝理所当然归于下品。然而。几十年来。顶着连他自己做梦也没想到的光轮。被美化、被歌颂,以致干没有深入揭示他留下来的教训,这真是历史和历史论著的双重迷误。


[23]
【太平天国的治理】
18533月,太平军占领了南京。进入南京后,洪秀全都干了哪些事呢?

首先下令改两江总督府为天王府,并大肆扩建,“周围十余里”,比周围约里的明清故官大一倍多。其次,洪秀全之流大肆搜刮财富民间都传说天王府中金银如山如海。湘军攻占之时,曾国荃于此“获资数千万”。然后他强化专制制度,大力摧毁传统文化。“只有臣错没有君错,只有子错没有父错,只有妻错没有夫错”,“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今上帝圣旨,大员妻不止,无责之人,只娶一妻”等等,比之清政府的集权统治有过之而不及。

而洪秀全所代表的太平天国又是怎样建设的?

1、大量清除“妖”人。清朝官员、满族百姓、僧尼道士、缙绅、商人、知识者,皆被视为“妖”,掳掠屠杀不在话下。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杀光。许多汉人满人,不甘受辱而被杀,就全家或数口一同白尽。整个南京,在极其恐怖与血腥之中,建立了洪、杨等极少数人的“天国”。

2、男女分开,夫妻分居,泯灭人性。而洪、杨等人却妻妾成群。

3、一切归于圣库,名义上是搞公有制,实际上却是敛财之道。

4、废止商业,毁灭传统文化。占领南京后,毁夫子庙。烧寺院古迹,废除私塾书院.严禁古书流传。洪秀全曾下诏书说:“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比赢政(秦始皇)还彻底。对传统文化之破坏,几可说空前绝后。

除此以外,还有普通军民严禁烟酒,婚丧要按照洪氏邪教仪式,官轿出行军民回避不及当跪道旁。平时不得口角打架……凡有违反,“斩首不留”。诸如此类多如牛毛的严酷戒律,就难以一一细说了。

仅仅列举一二,便可以想见天京的景象,这样的一个城市,好好的一座六朝古都,在洪秀全之流的精心治理下,变得污秽不堪。

“它成了一个严厉清除了异己的大军营,一个不伦不类的洪氏大教堂,一个在愚昧高压下文明濒于断气的小世界,一个绝大多数人成了一无所有的奴隶而极少数人享不尽荣华富贵的集中营,一个充满血腥和阴谋、亲贵嬖臣蝉联秉政、腐烂得比清朝还快的小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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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4-25 20:32 | 显示全部楼层
受教了!

洪秀全的是非对错,可以从他对当时社会以及后续影响的角度去评价
不过我觉得,历史不论对错的时候才能保持客观公正,不让现代的道德观念左右对历史的评判

该用户从未签到

发表于 2011-6-24 18:22 | 显示全部楼层
因为刚看完罗尔纲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和《太平天国史》,所以有些大略看了一下,首先楼主说的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人地矛盾,强加上什么古代没有计划生育之类的恐有不妥吧,就像一个人有生老病死一样,一个朝代当然也有治衰兴亡,若先秦之世、三国纷争等乱世之时,有计划生育一类的政策,矛盾便可以解决岂不可笑?
其次,洪秀全,仁杰也,虽谋不及东、南、翼诸王,然自古领导者,何须事事皆精?便如刘邦,市井无赖一样成就帝王之业。。。洪秀全若非仁杰,又岂能驾驭诸王?
第三,何为宗教何为邪教?岂能明白地划分得清?太平天国初期,实纪律严明,不扰民也,这个事实是在清朝和西方诸列强的论述中证实的,非是太平天国自诩。。。
第四,石达开虽为俊杰,但太平天国之败,他实难脱责也。。。。分裂天国当不诬也。
最后,曾李左之流,不愧中国历史上之名将相也,不需要靠贬低太平天国来抬高,时间仓促,有空再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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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2-14 15:53 | 显示全部楼层
原来楼主是我的马甲,难怪说看这文字很眼熟。

签到天数: 9 天

[LV.3]见龙在田

发表于 2017-2-14 21:36 | 显示全部楼层
韩江 发表于 2017-2-14 15:53
原来楼主是我的马甲,难怪说看这文字很眼熟。

希望楼上能继续完成这个系列,然后综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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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6-16 21:13 | 显示全部楼层
不是真龙天子,坐不了天下。老百姓的大俗话。

该用户从未签到

发表于 2019-6-16 21:14 | 显示全部楼层
天下未定,自己人先和自己人互相杀戮,很难成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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