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战国风云录（长篇历史笔记）

韩江

战国风云目录
1、资治通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2、韩非子说：上古竟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3、做人要低调，不能太霸道
4、我的名字叫豫让
5、魏文侯：真性情的国君
6、一个好汉三个帮
7、我不是刺客
8、诸侯卑秦，丑莫大焉
9、称王
10、帝道、王道、霸道
11、商鞅变法
12、商鞅的悲哀
13、一代兵圣
14、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谓大丈夫
15、卑鄙是卑鄙者的墓志铭
16、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17、名将甘茂
18、梁启超语：自黄帝以后，数中国第一雄主
19、不失气节的楚怀王
20、孟尝君——鸡鸣狗盗之雄耳？
21、战国第二名将
22、阴谋家还是英雄
23、战国第一后芈八子
24、长太息以掩涕兮
25、将相和
26、绝世将星白起征战杀伐录
27、悲哀的春申君
28、马服君赵奢
29、七国形势
30、长平之战
31、将星陨落
32、春申信陵，并救邯郸
33、乱世中的投机者
34、范雎身退
35、英雄的悲哀
36、天下英才，尽汇于秦
37、征战匈奴
38、始皇帝九年以前七国战和关系
39、大阴谋：吕不韦之死
40、韩非
41、李牧之死
42、风萧萧兮易水寒

ps：这是我读战国历史做得一些笔记，写了大概二十万字，还差四五万字，估计就可以把战国写完，发上来和大家分享下。

韩江

一部《资治通鉴》写了一千三百六十余年的历史，一部《资治通鉴》展现了一千三百六十余年的世事沧桑。

《三国演义》开篇言道：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或许不是一条规律，却是一个事实，至少在历史的长河里，这句话一次次的被证明是对的。

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历经磨难，建立了晋国的赫赫威名，终成一代霸主。以晋国之强盛，我在想如果没有后来的三家分晋事件，统一中国的恐怕未必是秦国。只可惜，这是“我想”，三家终究还是瓜分了晋国。

这是《资治通鉴》里记载的第一件大事。

不过这部《资治通鉴》毕竟是写给皇帝看的，在书写那些绚丽多彩，动人心魄的历史之前，司马光还是要表现一下，他作为一个高级公务员的政治觉悟。

我最初听说司马光始于“司马光砸缸”，当时听老师夸奖司马光如何如何聪明的时候，我心怀不忿，这又什么了不起，我干过的事情比这惊心动魄。

直到后来，我才明白，司马光砸缸所以出名，不是因为他砸了缸，就算他砸得是人家玻璃，也会被看做具有反叛精神的典型例证。

当一个人成名以后，我们总要在这个人身上找些与众不同的东西，往往还有追溯到这个人的童年时代。

比如说华盛顿在他很年轻的时候，锯断家里的樱桃树，然后勇敢得向老爸承认错误，证明了他将来道德的高尚；爱迪生小时候躲在鸡窝孵鸡蛋，被认为是有探索精神的表现。同样，司马光在危急时刻，毅然砸缸救出自己的小伙伴，也可以被看做当机立断，与众不同的地方。

司马光最为人关注的，当然不是砸缸，也不是这部《资治通鉴》，而是一场变法，历史书上称作“王安石变法”。

学习高中历史的时候，教材对王安石变法大加赞扬，我也被蛊惑了，执拗的认为王安石是个改革家，司马光是个老顽固。可是当我知道苏轼这个既反司王安石又反司马光的人后，开始变得迷惘了。中国教育的逻辑是，反对好人的一定是坏人，反对坏人的一定是好人。可是这条理论用在苏轼的身上，就变得有些不可捉摸了，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政治斗争是极具复杂性的，政治斗争中的很多事情是我们难以理解的，好人之间存在着的严酷的斗争，坏人之间也存在着精诚合作。

那么司马光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历史给司马光的定位，他是一个保守派。近百年来，中国深受闭关锁国之害，近二十年来，中国深得改革开放之益，因此“保守”这个词往往是贬义的，在大多数人的眼中，保守是不对的——除了要求自己的老婆在别人面前穿的保守点。

然而，在王安石新政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恰恰证实了保守派的担忧和司马光政治上的老辣。

司马光并非完全反对新政，事实上，他也是希望改革的，不过是缓与急的差别。

好人坏人的定性是没有意义的，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人是有人性的，人性是善与恶的交锋，时而善良勃发，时而恶欲当道，正是因为人性的复杂，才有历史的变幻莫测，丰富多彩。

读史其实就是读人，读人就是读人性。

宋神宗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故钦赐名《资治通鉴》。

韩江

司马光说：我知道天子最重要职责就是维护礼教，礼教中最重要的就是区分地位，区分地位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

中国人有修史的习惯，自《史记》开始，到《清史稿》，浩繁卷轴，几千万字的二十五史，足够读得你吐血而亡——当然了，像印度、埃及这些文明中断的国家想吐血也不大可能，而像美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当我们在考察秦始皇陵的秘密的时候，他们也只能想想罗斯福当年养的那条狗叫什么名字，至于说号称东洋之花的日本，为了显示历史的绵长，也只好自编自导一场万世一系的天皇理论，略微安慰一下自恋的心灵。

然而中国的官方正史有一个毛病，太过刻板，除了少数的几部能够比较自由的，人性化的叙述历史，大多数的史书都是一副道学家的面孔，让人读来索然乏味。这倒也怪不得那些史学家们，毕竟是皇帝赏饭吃，况且当时写的时候也没考虑过销量问题，不想在网上赚点击率，少了些情趣也再所难免。估计《资治通鉴》将名字改成《中国的那些事儿》，网上点击率会暴涨。

司马光作《资治通鉴》，首先来了段君君臣臣，三纲五常的礼教宣扬，着实让我郁闷了一下，恨不能冲着他喊一句：“司马老儿，能不能先说点正事。”可是书是他写的，我有什么法子。更何况，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首先是一个政治家。

在司马光看来，到了周幽王、周厉王的时候，礼纪朝纲土崩瓦解，诸侯国君恣意征伐，整个国家已经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大周基业所以还能继续守下去，是因为周王室的子孙还能谨守名位。

接着他谈到了“三家分晋”。他说，有人认为周王室已经衰微，晋国的三家（赵、魏、韩）力量强盛，就算周天子不承认，他们也迟早会瓜分晋国。然而这样的观点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三家大夫所以可以成为诸侯，并不是因为三家破坏了礼教，而是因为周天子破坏了周朝的礼教。

唉，君臣之间的礼纪既然崩溃了，天下从此进入了靠智力和武力争雄的时代。

姑且不论这段论述是否有道理，也不论司马光这段感慨是否是发自真心，但是毫无疑问，他是有感而发——他针对的是新政。

这等于是在告诉宋神宗，祖宗之法不可毁弃，否则必定导致亡国之祸。

王安石变法对宋朝究竟是利是弊，我不敢妄加评述，从短期来看，王安石变法确实给宋王朝带来一丝新的气象，然而这种新的气象背后却是暗流汹涌。以至于在宋神宗死后，新法几乎全部被废，后来两派斗争，又闹出了“元祐党人”事件。作为一个政治家，王安石确实具有前人所未有的勇气，可惜他过于理想主义。

而理想主义者注定了是要失败的。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巴尔戈乔夫无奈的面对这昔日超级强国的土崩瓦解，仿佛一切就像是一场梦。所谓的休克疗法最终告于失败。同时代的中国却在改革开放中迎来了春天（当然，这其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变化，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经济的问题没有解决，就试图解决政治的问题，这是不可行的。苏联改革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动作过大，试图毕其功于一役，将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全部解决，而中国却始终不敢在政治上大加动作，而是以经济为出发点，纵使如此，还是引出了一些比较大的历史事件，诸如“**”事件。

王安石变法，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经济上的动作。但是他改革的本身就是针对地主阶级的。

老天，你要对统治者进行改革，怎么能够，怎么能够？国家富有了，我怎么办？老百姓没什么损失，我的损失可大了。

因此在没有解决好那些既得利益者问题，变法的阻力是无法抵抗的。

王安石比较幸运，遇上了一个欣赏他的领导，同样的理想主义者宋神宗。

宋神宗渴望像太祖皇帝一样，建立万世不拔之基业，也许他还曾偷偷的想过，统一中国，建立起若汉唐一般的帝国。只可惜，他以为皇帝可以做到一切，却不知道皇帝不过是百官的首领，失去了支撑的皇帝，就是一个光杆司令，有时候这个司令连囚徒都不如。这种例子在中国有很多，不必细细叙述。

北宋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宣仁太后处理军国事，司马光任宰相，新法全部被废。

我相信废除新法，司马光绝对不是出于私心，事实上司马光给王安石的评价还是很高的。新法的实行过程中，必定遇上难以想象的阻力，如果宋神宗能够长寿一些，做一个像朱元璋或是朱棣那样的铁腕皇帝，或许新法可能成功。可惜赵家的子孙大多不具备热血男儿的气质，且即位的哲宗皇帝不过九岁。因此由于历史的偶然和必然，注定了新法的失败。

也许历史总是喜欢在不禁意中幽人一默。

我是一个政治家，只是我生在了一个不属于我的年代。

我忽然想到了韩非子的一段话：上古竟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司马光开头的那段论述，其实隐含的表达了这层意思，他感叹周朝礼仪的崩溃，感叹祖宗之法的的篡改，他更想借此警示宋神宗，希望可以恢复祖制。

韩江

上帝把商业交给了犹太人，却把政治交给了中国人。

五千年的斗争史，五千年的尔虞我诈，让中国的厚黑学极为发达。

骗你？骗你怎么着了，有本事咬我一口？

杀人不见血，嘴下一点红。

这批政客们已然将杀人的本领练到了最高的境界。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三寸舌头还在，就可以游走于江湖之间，纵横于诸侯之列。

晋国的智宣子想将爵位传给智瑶的时候，找族人智果商量，智果立刻表示了反对。

智果冷静得指出智瑶虽然有五个优点，但是有一个缺点。这个五个优点总得来说就是帅哥加文武全才，且性格刚毅有男子气概。缺点是，思想品德恶劣。

司马光将人分为四等，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智瑶在司马光眼里，就是个小人。智果深知跟着这样的人混，迟早有一天会倒大霉的，趁着还占有些股份的时候，赶紧撤资。他离开了智氏，改姓辅。而后的发展证实了这位智慧果实的远见。

终于有一天，智宣子死掉了，轮到智瑶智襄子当政。

俗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老人言往往是很有道理，怎么说人家也多吃了几年饭。智瑶继承爵位之后，本性暴露，开始干些找死的事情。

一次，   他与韩康子、魏桓子在蓝台饮酒作乐。

智瑶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嗜好，喝酒就喝酒吧，几杯酒下肚，他开始变得不规矩了，大概是酒席间，没有安排歌女。

在没有女人的时候，我以戏弄男人为乐。

智瑶居然戏弄起韩康子，顺带得还侮辱了韩康子的家相段规。

好歹咱都是做大夫的，智襄子老弟，你这样搞法，实在是搞得我没面子。

韩康子大大的不满，可是也只能忍气吞声。虽说打狗还要看主人，可是智瑶比较牛逼，他连主人带狗一起给打了。

智瑶的家臣智国知道这样搞下去，是引火自焚，赶紧劝说智瑶收敛点。智瑶毫不在乎，霸道得说：

“他们的生死掌握在老子手里，老子不给他们颜色看就不错了，还敢唧唧歪歪什么？！”

霸道的人一定会持续的霸道下去，除非有一天他给打趴下了。

过了些日子，智瑶觉得自己的领地太小了，怎么办呢？找晋王讨封，一来麻烦，二来也没什么地可以封了。还是向老朋友伸手吧。

韩康子，我觉得你家那块地不错，给我好了。

韩康子当然不想给了。可是家相段规比较的坏，他献了一条姑息养奸的计策，说：“地我们给他，不给他的话，他一定要对我们动手。这种人刚愎自用，得志便猖狂，以后一定还会向别人要地，别人不给，他一定会动武，那时候，我们就可以伺机而动了。”韩康子觉得段规说得有道理，就忍了。

不劳而获，原来这么的容易，看来软实力理论在战国时代就已经盛行了。

俗话说得好：欲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恶。

智瑶得了好处，又向魏桓子要地。魏桓子当然也是不肯的，家相任章说：“给他地，他一定会骄傲自大的，其他的大夫们一定会因此警惕，那时候，智瑶就会得罪很多人，然后我们就可以寻找盟友，一起对付智氏，何必一个人和他对着干。”

韩康子、魏桓子都已经被敲诈了，三家分晋中的两家都遭殃了，那么剩下的赵家必定也难逃被敲诈的命运。

人的贪欲总是无限制膨胀的，既得陇必望蜀。韩、魏两家的纵容，大大增长了智瑶的贪欲，既然做了初一，又何必介意再做十五，况且他初一和十五都做了，现在要做的是三十。

可是赵襄子是个有脾气的人，智瑶提出要蔡和皋狼。赵襄子火了。

老子不给！（襄子弗与）

这回可是气坏了智瑶，老兄搞错没有，你敢拒绝我？我非给你点厉害看看。于是，智瑶踏上了罪恶深渊的第一步。

他率领着韩、魏的兵马去打赵家。

智瑶不知道是嫌自己命长，还是自信自己的人格魅力，竟敢带着两个被他敲诈过的人，大模大样的去抢劫第三个人。

赵襄子当然打不过三家联军，他只能跑了，可是该往哪里跑呢？

当时，他有三个选择：

长子城：最近，城墙坚厚完整；

邯郸城：仓库充实；

晋阳城，路途遥远，比较贫穷。

作为一个正常人，我想我们的选择肯定是长子城或是邯郸城，绝不会考虑路途遥远又穷的晋阳城，然而历史的有趣就在于，最不可能的选择，往往是最正确的选择，赵襄子最终选择的偏偏是晋阳。

有时候真得得感叹有个好老爹还是很不错的。赵襄子很幸运，他有这样一个深谋远虑的老爹，一个为他安排好一切的老爹。

赵襄子的老爹是赵简子，他派大臣尹铎去晋阳。临行前，尹铎问：“主公，你是想让我去替您聚敛财富，还是想作为保障之地？”赵简子说：“作为保障。”于是，尹铎便少报户数，减少赋税，换取民心。之后，赵简子又对赵襄子说：“一旦晋国发生危难，你不要嫌尹铎地位低下，也不要因为晋阳路途遥远，一定要以那里为归宿。”

赵襄子谨记父亲的话，把晋阳选为归宿，并且阐述了他本人的理由：“长子城墙虽然厚实，但是是百姓精疲力竭修成，现在又要他们和舍生入死陪我守城，怎么可能？邯郸虽然仓库充实，但是都是搜刮来的民脂民膏，百姓又怎么会和我同心？我们还是投奔晋阳，那里是先主的地盘，尹铎待百姓宽厚，百姓必定可以与我们和衷共济。”

不久，晋阳被困。智瑶引水灌晋阳，这与《三国演义》里的关羽水淹七军，有异曲同工之妙。城市快要被淹没了，城中已经变成了中国的威尼斯。可是百姓们却没有丝毫背叛的意思。

这就是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铸成的城墙永远比砖瓦构成的城墙来得坚固。

城墙可以被击溃，民心却永远无法撼动。

韩康子和魏桓子在观看水上威尼斯的时候，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汾水可以淹没魏国都城安邑，绛水可以淹没韩国都城平阳，只要智瑶高兴，随时可以开个水上威尼斯连锁店。

韩康子、魏桓子的担忧被一个人看在眼里，这个人叫做疵。

疵看来是一个可以与段规、任章齐名的人物，他是智瑶的谋臣，他对智瑶说：“如今赵家旦夕可破，不久韩、魏就可以和我们一起瓜分赵家，可是他们却没有一丝高兴的神色，必定是担心唇亡齿寒，他们一定会反的。”

智瑶不知道是脑子有问题，还是觉得他的人格魅力很大——显然他不具备什么人格魅力。

他竟然将疵的疑虑告诉了韩康子和魏桓子。《资治通鉴》里没有载录问话的内容，不过我想我们可以猜测一下：

“韩康子、魏桓子，我的家臣疵说你们会谋反，你们会吗？”

韩康子和魏桓子又不是傻逼，就算会，也不会承认啊，连忙说：“这怎么可能，一定是小人在为赵家游说，想离间我们和主公您的感情。我们怎么会放弃将要到手的赵家的土地嘛。我们又不是白痴，不会干那么危险的事情。”

疵得知此事后，相当的郁闷，找了个借口，出使齐国去了。

韩康子和魏桓子的话确实有一定的说服力，将要到手的土地确实不该放弃。可是智瑶啊，你也是一块大肥肉，而且你还曾敲诈过韩康子和魏桓子，要是可以把你搞定，也可以荣华富贵的。

与其和小人合作，不如和君子合作。

与其让本来强大的敌人更强大，不如和相对弱小的敌人合作，灭了这个强大的敌人，取得一种平衡。

更何况，灭晋，早已是我们的既定国策，早在你敲诈我们的那一刻，我们就在等待这个机会！

赵襄子派使者张孟与韩、魏二人密谈。不必多说，协议很容易达成。

结果，三家分晋，智氏族人尽为诛灭，独辅果幸免。

在这里我必须说明一下，这里说三家分晋是一个不太正确的说法，三家真正的瓜分晋国是在周威烈王二十六年，魏、韩、赵三国一同把晋靖公废黜为平民，瓜分了晋国的天下。

做人要低调，不能太霸道。

韩江

我的名字叫豫让，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毕竟大部分人都难以坏到无亲无故的地步，若真能坏到这个地步，也是个人才了。智瑶虽然为人霸道，但是也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是如此，至少他还有一个朋友，这个人便是豫让。

《史记》中有《刺客列传》一篇，豫让毫无疑问是最悲情的刺客。据《史记》载，智瑶对豫让颇为优待（智伯甚尊崇之）。

三家瓜分智氏后，最恨智氏，莫过于赵襄子了，也难怪，谁要是让我的老家变成威尼斯，我估计也不会给他好脸色看。然而赵襄子毕竟不是个小气的人，虽然他恨赵襄子，但是在他的身上还是有很大度的一面。

自古道，杀人不过头点地，人死为大。不过这位赵襄子估计是恨智伯，恨得牙痒痒，积极发扬伍子胥鞭尸的精神，把智瑶的头颅做成了酒具——当然，据说少数民族有把人的脑袋做成酒具的习惯，赵襄子或许有少数民族血统，也不一定。

作为智瑶生平唯一的朋友豫让，如何可以忍受昔日的主公受到这样的侮辱，他发誓一定要报仇。

智伯知遇我，如今他的头颅被仇人用作酒具，我怎么可以苟且偷生，我一定要替他报仇，那样我才不会愧对我的灵魂。

可是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

豫让忍受着恶臭，躲在肮脏的厕所里，就等着给赵襄子一闷棍。可是不知道是豫让的杀气太浓厚，还是赵襄子有未卜先知的能耐（襄子如厕，心动），竟然发现了豫让。然而赵襄子并没有杀豫让，而是很大度的放了豫让，并且说：“你是一个忠义之辈，智伯死了，没有后人，他的臣子肯为他报仇，这是贤人的表现。”

豫让是个重情重义的人，赵襄子这样对他，他怎么会不感恩呢？可是，他同时又是一个恩怨分明的人。

赵襄子，你对我的恩，我永生不忘，但是人一生只能有一个主子，所以你必须死！！！

豫让的执拗就像痴心不改的少女，赵襄子虽然有着比智伯更好的条件，但是少女的初恋永远只能给一个人。

智伯，此生此世，你是我唯一的爱人。我只为你尽忠。

仇恨的力量实在是可怕，可怕的泯灭人性，又让人性的光辉发挥到一个极致。为了不让别人认出自己，他竟然不惜毁掉自己的容貌，吞炭使得自己的声音变得嘶哑。而他所做得这一切，为得就是一句：

“智伯当我是国士，我就该用国士的方法报答他。”

智伯，你当死而无憾，人生得此知己，夫复何求？

不过豫让家的祖坟显然葬错了地方，冒得都是晦气。他躲在桥下，等待着赵襄子的马过来，然后来个一击必杀，可是，就在将要得手的那一刻，赵襄子的马居然歇斯底里的跳了起来，赵襄子果断的做出了判断：

有刺客。

人背到这个程度，豫让还能说些什么，估计此刻他只剩下想死的心了。

赵襄子看着被抓的豫让，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忠勇的人，让他杀这样的一个人，他实在有些舍不得。

“你以前也和姓范的和姓中行的混过，可是智伯杀了他们，你为什么不替他们报仇？”

“他们当我是普通人，我就当他们普通人。智伯大人当我是朋友，我就该为大人尽忠！”

“唉，您要为智伯报仇，虽然失败，却因此而博得了美名。我赦免您的罪责，也算是对得起您，可是您一心要杀我，我也只好杀了您。”

“我听说贤明的主子不会掩盖他人的美名，而忠直的臣子要有死名之义。您上次赦免了我，天下人没有人不称赞您的贤明。今天我固然要死，但是我有一个请求，让我刺一刺您的衣服，也算我尽了报仇之义，虽死也可无憾。”

豫让带着无奈和悲情在赵襄子的衣服上刺了三剑，之后，拔剑自刎。

豫让死后，赵国的百姓都为他哭泣，为他流泪。（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

我的名字叫豫让，我为朋友而生，我为朋友而死！

（先发这些吧）

乱剑狂刀

希望楼主能发完，千万不要太监了

另外，为了保持贴完整性，请各位进来的侠友，暂时不要回复。
有什么意见，等楼主连载完了再说

（我这个回复也将在随后删除）

韩江

呃，我尽量吧，年后有时间，我把最后几万字写完

韩江

魏文侯是个懂得做国君的人，在他的努力下，魏国成为三家（魏、赵、韩）之首，各诸侯国都不能与它争雄（诸侯莫能与之争）。

《通鉴》里用了三个例子，正面叙说魏文侯的人格魅力：

其一，魏文侯每次经过名士段干木的住宅的时候，都要在车上俯首行礼；

其二，魏文侯与群臣饮酒时，忽然要离开，当时外面下着大雨。左右问他要去哪里，他说：“我与山野的一个村长约定一起去打猎，这里虽然快乐，但是我怎么可以失约呢？”

其三，韩国找魏国借兵打赵国，魏文侯说：“我与赵国是兄弟之邦，不能答应你。”不久，赵国来借兵打韩国，魏文侯用同样的理由拒绝了赵国。

这三个例子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展示了魏文侯的人格魅力。

其一，足见魏文侯是个礼贤下士的领导，这其中也许有做作的成分，但是一个人做作一次两次或许可以理解为做作，如果要是做作一辈子，就不好说是做作了吧？这件事的后果是什么呢？——四方贤士多归之。

其二，这里可以看出魏文侯的两个特点。第一，重诺，虽说一言九鼎，可是古往今来，有几个皇帝国君能够做到一言九鼎？政治从某个角度来说，就是一种欺骗，不同的是，政治是一种高智商的欺骗；第二，性情中人，堂堂的一国国君，居然会和一个山野的村长约定一起去打猎，可见魏文侯性格的豪爽。

谁说，做国君就不能有真性情了，我魏文侯就行。

其三，这可以看出魏文侯的外交智慧和人品方正。魏、韩、赵三国本为一体，为了任何一家，得罪另一家，都不是什么上上策。三国只有保持友好的联系，才可能在那个诸侯纷争的时代里，取得相对的优势。魏文侯很好的把握了这种平衡。一句，你是兄弟，他也是兄弟，顿时将两国都征服了。这件事的后果是——魏于是始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

魏文侯毕竟也是人，是人就会有脾气。在打败中山国后，他将中山国封给了自己的儿子魏击，之后，他问：“诸位爱卿，你们觉得寡人是个什么样的君主？”这样的问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仿佛女朋友问你：“我和某某女孩谁漂亮？”一定要坚定不移的回答说：“你最漂亮。”不过也有那些一根筋的人会说：“虽然她比你漂亮，但是我爱的人只有你一个。”

魏文侯的大臣中就有那么一个一根筋的人，任座站了起来，说：“您得了中山国，不给你的弟弟，却给了自己的儿子，这算什么仁德的君主？”这句话气得魏文侯够呛，大发雷霆。

可是那任座也是个有脾气的主儿，二话不说，快步离座，扬长而去（任座趋出）。这够得上大不敬了，估计可以灭九族了。始皇帝以后，怕再没有如此牛逼的臣子了。

不过魏文侯倒也有趣，生气归生气，偏偏不信这个邪，问大臣翟璜：“你说我是不是仁德的君主。”翟璜不傻，任座那一刀已经捅进了魏文侯的要害，自己要在给他一下，魏文侯非要让他和任座并骨不可。他忙说：“我听说只有仁德的君主才有耿直的臣子。任座刚刚回答耿直，正说明您是仁德的君主。”魏文侯大喜，不但让翟璜把任座追了回来，还奉为上宾。还真是个性情中人。

这个例子被后来的长孙皇后（李世民的老婆）学习借鉴，救了大臣魏征一命。

可见多读历史，还是有好处的。

魏文侯，真性情也。

韩江

光杆不成司令。作为一个优秀的领导，如果没有一帮好的员工，这个公司是开不下去的，更不用说什么发展壮大。魏国所以能够成为当时的枭雄之国，与魏文侯下边的那帮好员工是分不开的。

田子方：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通鉴》曰：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师。

魏文侯曾与田子方一起饮酒，魏文侯忽然说编钟的乐声不协调。田子方就笑了。魏文侯很奇怪，估计在想：“我说老弟，笑什么笑啊。我说得不对吗？”田子方解释说：“您现在精通音乐，那么乐官就不必懂得音乐了，我担心您会疏忽任用官员的职责。”

这话说得颇有道理，这个世界上，就真有那么批凡事都精通的领导，什么事情都要插一脚，结果，手下人越搞越笨，最后公司倒了，还抱怨手下人不好好干活。三国时期，蜀相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结果自己累垮了，刘禅整傻了，蜀国整没了。倘若他老人家，能稍微给刘禅一点机会，给其他人一些机会，他不至于累死，蜀国也将多出一批精英阶层。

精英是怎么出来的？精英不是天生的，精英是干出来的。老板不给机会，下属怎么干得出来？

魏文侯的儿子魏击出门遇上了田子方，下拜行礼，田子方的架子够大，竟然不回礼。魏击面子上挂不住了。

我靠，搞错没有，身份，身份，我是谁——魏国未来的国君，你是谁——为我魏家打工的。

魏击愤怒得说：“你说，是富贵的人有资格对人骄傲，还是贫贱的人有资格对人骄傲呢？！”言下之意，你小子凭什么拽得二五八万似的。

田子方估计颇有魏晋狂士风骨，说：“当然是贫贱的人有资格对人骄傲了。国君对人骄傲，就会亡国；大夫对人骄傲，就会亡家。贫贱的人因为骄傲能够失去的不过是贫贱。话不中听，行为不合意，穿上鞋子就告辞，到哪里得不到贫贱呢？”魏击愣住了，怔怔得看着田子方，是啊，贫贱中的人对人骄傲，能失去什么？这番话还真是还有道理。田子方，你行！

是啊，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一无所有的最坏结果，不过是一无所有。

所以年轻人应该狂一点，大不了咱在从头再来，凭什么畏畏缩缩？那些老子辈的人们该对我们恭恭敬敬才对，否则得不偿失的是他们！

李克：用人五条

李克有五条用人的标准：

平常的时候看他所亲近的，富贵的时候看他所交往的，显赫的时候看他所推荐的，穷困的时候看他所不做的，贫贱的时候看他所不取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五条标准：

第一，平常的时候看他所亲近的。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看一个人的人品，最好的法子，就是看他的朋友。一个人平时与哪些人的交往，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出他的志趣爱好人品。

第二，富贵的时候看他所交往的。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的**有人在。一个人如果富贵了，依旧可以保持平常的交往，那么这个人可以说是一个君子。所谓贫贱之交不可忘。

第三，显赫的时候看他所推荐的。中国的政治向来时候以结党营私闻名，大凡在朝中有些势力者，都不忘记结党营私，以谋大权。这是政治的一大弊端。所以才有了后来的科举制。然而科举制依旧无法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在朝的高官，所推荐的人才，多为门生故吏，而今社会，此种状况，依旧存在。显赫时，如果还能保持自我，秉公而为，自是君子。

第四，穷困时看他所不做的。人穷志短，为求显贵，不择手段，自古使然。明朝就有大太监王振，为了显赫，竟不惜阉割了自己。这等勇气，非凡人所及。君子固穷，但是青云之志不可毁弃。穷而弥坚，方为真君子。

第五，贫贱时看他所不取的。“嗟，来食。”君子不是嗟来之食，所谓贫贱不能移，正是这个道理。

有此五条，足见一个人的人品。

李克向魏文侯说了这五条，魏文侯立刻知道了他的宰相人选是谁了——当属魏成。

事后，另一个宰相的有力竞争选手——翟璜，愤怒得找李克理论，说：“西河守令吴起，是我推荐的。国君担心内地的邺县，我推荐西门豹。国君想征伐中山国，我推荐乐羊。中山国攻克之后，没有人去镇守，我推荐了先生您。国君的公子没有老师，我推荐了屈侯鲋。凭耳闻目睹的这些事实，我哪点儿比魏成差了！”

李克平静得说：“你把我介绍给你的国君，难道是为了结党以谋求高官吗？国君问我宰相的人选，我说了刚才那一番话。我所以推断国君肯定会选中魏成为相，是因为魏成享有千钟的傣禄，十分之九都用在外面，只有十分之一留作家用，所以得到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国君都奉他们为老师；而你所举荐的五人，国君都任用为臣属。你怎么能和魏成比呢！”

这段话颇有杀伤力。

翟璜，你推荐的人只能做臣子，魏成推荐的人却为帝王师，孰高孰下，还用我多说吗？

翟璜被征服了，从此甘心为李克的弟子。真可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这里是《通鉴》上关于李克的记载，李克其实还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比李克要响亮——李悝。当然这个说法存在着一定争议，因为在《汉书》中，是将李悝与李克看做两个人的，前者是法家，后者是儒家。李悝的著作主要收录在《汉书·艺文志》，其中有法家类《李子》三十二篇，儒家类《李克》七篇，兵权谋家《李子》十篇可能也是李悝所作。在此我们接受李悝和李克是一个人的说法。

战国时期有三次值得一提的变法，即李悝变法、吴起变法和商鞅变法。

李悝曾授业于子厦的弟子曾申门下。子夏这个名字可能有的读者不熟悉，不过他的老师我想大家都知道，那个人叫做孔丘，我们尊称他作孔子。因此李悝的思想不可避免的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

当然作为魏国著名的法学家，他的成就更多是体现在变法上。

有关他的事迹，我在此不多说了，不过我想稍稍点一下，他在魏国编纂了一部叫做《法经》的东西，这本书后来被另一人带到了秦国，在这本书的基础上，那个人搞了一场变法。

那个人叫做公孙鞅，那场变法被称作商鞅变法。

吴起：为什么，为什么，难道有才也是错吗？

吴起是个性格复杂的人。造成他性格复杂的原因，我只能说是时代的因素。他本来是卫国人（卫国真的是一个出人才的地方，后来的商鞅也是卫国人），在鲁国为官。却因为妻子是齐人，得不到重用，于是他杀了自己的妻子，以换取鲁王的信任，成为鲁国大将，大破齐军。然而自古以来，树大招风，小人妒贤。吴起虽然战胜了齐军，却成为他不幸命运的开端。

“吴起当初曾为曾参的弟子，母亲死了也不回去治丧，曾参与他断绝关系。现在他又杀死妻子来求得大将的职位。吴起，真是一个残忍缺德的人！况且，以我们小小的鲁国能有战胜齐国的名气，各个国家都要来算计鲁国了。”

打胜仗，也是一种过错，吴起可以说些什么？

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在这个纷乱的时代里，实现我人生的抱负，这难道也有错吗？

无奈之下，吴起只有逃到魏国，在李克的建议下，成为魏国的大将。

可能读者会说吴起杀妻求功名，确实残忍缺德，怎么算是恶意中伤？

我不知道他究竟有无杀妻，我宁可相信史料的本身遗漏了些什么。就他对待士兵的态度来看，他不太像这样的一个人。他做大将的时候，与士兵同吃同住，行军不骑马，亲自挑士兵的粮食。这些足以说明他有一个优秀将军的特质。但是尚不足以说明他的仁心。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让我有些无语了。我相信从古至今，除了那位卧薪尝胆的勾践前辈，再没有第三个人肯做这样的事情。

他竟然为患了毒疮的士兵吮吸毒汁。

最让我震撼得不是他为这个士兵吮吸毒汁，而是那个士兵母亲的一段话：

当年，吴将军为孩子的父亲吸过毒疮，他的父亲作战从不后退，战死在敌阵中。吴将军现在又为我儿子吸毒疮，我的儿子一定也会勇猛作战，有一天也会战死沙场，我为我的儿子心痛。

面对这样的告白，吴起可以说什么？他是应该失落，还是应该得意？

是啊，最好的士兵，就是肯为将军忘死的士兵；可是士兵的忘死，却是一个家庭的悲哀。吴起对士兵推心置腹，是用真心换勇气。这是将帅的人格魅力。如此的将军，怎么可能是一个好杀之人？

周安王十五年（前387年），魏文侯去世，魏击即位，是为魏武侯。

魏武侯顺黄河而下，看到稳固的山川，不禁得意，说：“稳固的山河真美啊，这是魏国的国宝！”吴起却指出，国宝在于德政，而不在于地势险要，如果国君不修德政，就会成为天下的敌人。足见吴起见识之远，也足见吴起的仁德。

后来魏国任命田文为宰相，吴起很不高兴，找田文理论。他自认为文治武功均在田文之上，凭什么田文可以为宰相，而他不能。田文只是淡淡地说：“主少国疑，大臣还没归附，百姓尚未信服。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谁当宰相更合适呢？”

吴起沉默了。

这是他的悲哀，他的悲哀不是无才，他的悲哀是太有才了。

自古以来，功高震主，谁能放心将国家托付给这么一个有能耐的人？清朝的睿亲王多尔衮为清朝立下了汗马功劳，结果呢？被顺治皇帝一笔勾杀了他的功劳。直到乾隆朝，方才得以正名。

为什么，为什么，难道有才也是错吗？

名将多毁在小人之手。

魏国国相公叔对吴起有疑忌，想要除掉吴起。他的仆人献上了一条计策：

吴起为人刚劲而沾沾自喜。您可以先对国君说：“吴起是个杰出人才，但君主您的国家小，我担心他没有长留的心思。国君您何不试着要把女儿嫁给他，如果吴起没有久留之心，一定会辞谢的。”主人您再与吴起一起回去，让公主羞辱您，吴起看到公主如此轻视您，一定会辞谢国君的婚事，这样您的计谋就实现了。

吴起是个坦坦荡荡的君子，怎么会想到这样的计策，他果然上当，最终被魏武侯猜忌，被迫投奔了楚国。

那个仆人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如果好好培养一下，应该是块搞阴谋的料。

吴起在楚国南征北战，为楚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结果还是被猜忌。楚悼王死后，群臣和贵族作乱，攻打吴起。吴起逃到了悼王的尸体边，试图用悼王的尸体保护自己，可是那群人显然疯了，最终吴起和悼王的尸体一起被射成了马蜂窝。

事后，楚肃王也没放过作乱的大臣和贵族。命令楚相全数翦灭作乱者，因射吴起之事而被灭族的多达七十余家。这个楚肃王显然是一个大阴谋家，利用一个吴起，将阻碍他掌权的所有势力都给荡平了。

所谓过河拆桥，大概就是这样的吧。

吴起死了，他能够说些什么？悲哀，还是无奈。他一生的悲剧，只因为他太有才了。可是他的一生又活得轰轰烈烈，活得充满了精彩。

如果有来生，我仍旧要做一个才气纵横的吴起。

韩江

中国古代有过很多著名的刺客，仅在司马迁的《刺客列传》中就记载了五位名动一时的刺客。

曹沫——他的名字叫鲁莽；

专诸——他的名字叫智勇；

豫让——他的名字叫悲情；

聂政——他的名字叫孝义；

荆轲——他的名字叫悲壮。

这五位刺客中，我最看不起的是曹沫，最欣赏的是专诸，最愿意与之结交的是豫让，最敬重的是聂政，最可叹的是荆轲。

聂政，轵深井里人。

这是一位极具个性的刺客，做刺客做到他这样高调，就不能叫刺客了，仿佛李寻欢的飞刀无论如何也不能叫暗器。我们先看看他是如何刺杀韩国宰相侠累的。

那是周安王五年（前397）的一天，虽然《通鉴》和《史记》里都没有具体说明刺杀的时间，但是我想依据聂政的性格，他肯定会选在正午的时候去做这件事。这才符合他的性格特点。

且看看《史记》是如何记载聂政刺杀过程的。

剑至韩，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卫。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

我们可以用武侠小说的笔法描写一下这段刺杀：

正午，烈日当空，一个孤独的身影拖着一柄剑，走过寂寞的大街。刺眼的阳光映在那张冷峻而刚毅的脸上，看不出一丝的表情，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没有人知道他将会干些什么。可是没有人敢靠近他，因为他就像一柄剑，一柄出鞘的剑。

韩国相府，侠累端坐在会客厅中，正在品尝一杯韩王御赐的佳酿。忽然他打了个寒战，莫名的心慌。

“我这是怎么了？”

侠累看了看两旁的卫士，三十名持戟的卫士整整齐齐的站立在两旁，威武而忠心。侠累暗暗松了口气，继续品尝着手中的酒，可是他依旧心神不宁。

“啊——”一声惨叫传来，紧接着，就听见“砰”得一声巨响，相府的大门被踹开了。

聂政，拖着长剑，剑刃犹在滴着鲜红的血液，正快步向厅内逼近。

“快，快拦住他，快拦住他！！”侠累大叫着。卫士们不是吃素的，他们一起涌向聂政，一柄柄丈八长戟刺向聂政，可是聂政就像是没有看见似的，随手砍杀着两旁卫士。

挡我者死！

一颗颗头颅被砍下，一腔腔热血喷涌而出，一条条生命从此消失。

十步一杀，一步杀十。

聂政踏上了台阶，侠累转身疾奔，可是已经迟了，聂政紧紧得抓住了侠累的手臂。恨得侠累只想把自己的手臂给砍了——他在想：“我为什么要好奇，为什么要看这场游戏？”

聂政的剑刺入了侠累的后心，直透入心房。与此同时，卫士们的长戟也刺中了聂政后心。

“哈哈哈，严仲子大人，我为您报仇了。”

长剑反削在聂政的脸上，他将自己的脸皮给刮了下来，双目也被剜了出来，之后，长剑顺着他的小腹刺入，拖开。

侠累死了，聂政去了。

活着的卫士们都惊呆了，他们怔怔得看着那个凶神的尸体，却认不出究竟是谁。

聂政大概就是这样杀了侠累，这样光明正大找上门杀人的，真得很牛逼。曹沫、专诸、豫让、荆轲，谁也没这个勇气啊。可是聂政不但这样做了，而且还成功了。如果当时有吉尼斯之最的话，他绝对是最有价值的刺客。

这样的行为，如果按照武侠小说的定义，已经不能说是刺客了，他可以归为侠或是杀手。

聂政所以让我敬重，当然不仅仅是他的刺杀方式。而是他的孝义。

可以肯定得说，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刺客，至少需要三个条件：

第一，   处变不惊的性格，泰然自若的风度。

第二，   洞察时局的能力，平民道德的存在。

第三，   过人的武功。

聂政显然符合一个优秀的刺客的特点，我相信在武功上，他一定比荆轲强，荆轲与秦始皇近在咫尺，却功败垂成，而他只身拼杀，竟能杀数十人，而斩侠累，武功之高，绝对可以上百晓生的兵器谱。至于说第一个条件，不必刻意证明，他的行为就是最好的说明。

那么平民的道德如何理解？平民的道德是简单的道德准则，符合自然法的准则，简单来说，可以有这么一条，有恩报恩，有仇报仇。

韩国的严仲子与侠累有仇，被侠累逼得流亡国外，几乎成了无国籍人士，他听人说聂政很牛逼，就去找聂政。聂政本来杀过人，有案底，只能靠屠狗卖肉为生。严仲子却能够像朋友一样对他。他很感动。但是却不能答应严仲子的要求。他说：“对不起，我的妈妈还在，我要奉养我的妈妈。等我的妈妈去世后，我一定为您尽忠。”

后来聂政的母亲去世，聂政兑现了他的诺言。

到了这里，本该结束了。可是我们不禁奇怪，他为何要在杀死侠累后，自残身体，毁掉容貌？

姐姐，我杀了人。我不能连累你。

聂政是细致的，他不要他的姐姐因为他而受牵连。

他的姐姐呢？他的姐姐是如何对这个弟弟的？

韩国的人将聂政暴尸于集市之中，悬赏千金，查问聂政的来历。聂政的姐姐听说侠累被杀，知道一定是弟弟干的，伤心不已，她来到了聂政的尸体前，伏尸痛哭。有人问她，你难道不知道韩国悬赏千金询问刺客的来历吗？她说：

我当然知道。因为我和妈妈，阿政一直没有答应刺杀侠累的事。一直到妈妈走了，我出嫁了，阿政才去帮助严仲子杀侠累。士为知己者死，阿政为了报答严仲子，杀侠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如今阿政为了我，自毁容貌，我这个姐姐怎么能因为怕死，而不来见他，最终埋没他的英明呢？！

《史记》载：（聂政的姐姐）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

我不是刺客，我只为侠义而生。

我不是刺客，我只为孝义而生。

韩江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春秋时有春秋五霸之说，五霸之一乃秦穆公。那时候这个从西面迁入的国家，就如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崛起于中华大地。

据《史记》记载，秦国国君乃是少昊氏之后。前770年，秦襄公因为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秦始建国，占领原周朝在陕西的领地。几百年的发展，到了战国初期，秦国已经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中原大地上，七国纷争，战乱不断。周显王元年（前368），齐国伐魏，夺取观津。赵国入侵齐国，夺取长城。而秦国的铁骑也没有停下来，周显王三年，秦国在洛阳击败魏国和韩国的军队。周显王五年，秦献公在石门大败三晋（赵、魏、韩）联军，斩首六万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人口估计在2000万左右，按照这个比例，这一战真得是一场大兵团作战。周显王七年，秦国再败魏国军队。此时我们不难看出，身为战国七雄之一的秦国已然显示出了一种咄咄逼人的攻势。但是这种攻势还不足以让秦国具备一统天下的能力。秦国还需要更加的强大，强大的根本动力是什么？人才。

于是一个对秦国历史，甚至对中国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出现了。这个人复姓公孙，名鞅。当然他最出名的名字不是公孙鞅，也不是卫鞅，而是另一个名字——商鞅——因受封于商地，故又名商鞅。

在周天子的带领下，各诸侯国以相互攻伐为乐，而各国的人才也并不一定要效忠于自己的诸侯国，他们更乐意选择一个强大的老板，因为只有在强大的老板的带领下，才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这一点秦国做得相当好。从秦缪公时代，秦国就广纳天下人才，嬴政时代的著名移民李斯在他的《谏逐客书》中提到了百里奚、由余、蹇叔，丕豹、公孙支、商鞅、张仪、范雎等多位著名人物。这些人来自各个诸侯国，被称为客卿。他们为秦国的赫赫功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周显王七年（前362），秦献公驾崩，秦孝公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这位秦孝公在位二十余年，他是战国时期一位很有名气的君主。贾谊在他的《过秦论》中评价秦孝公，说：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这是何等的气魄，何等的霸气。可以说秦国所以最终能够成为战国七雄中的超级大国，是与秦孝公分不开的。让我类比一下的话，我认为，对于秦国他可以与美国的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相比。

秦孝公在位二十余年，能够让人记住的只有两件事。不过这并不影响他的伟大。人这一生中如果能够做一件真正有价值的事情，就足够称得上伟大。

那么他究竟干了两件什么事呢？

第一，   迁都咸阳。

第二，   商鞅变法。

当我们知道是这两件事的时候，我们还在怀疑秦孝公的伟大吗？

即位之初的秦国，虽然国力日渐强盛，但是仍然不为各个诸侯国所重视。刚刚满21岁的秦孝公愤然得说：

天下诸侯都看不起秦国，世界上最大的耻辱莫过于此！（诸侯卑秦，丑莫大焉！）

周显王八年（前361），秦孝公颁布了招贤令，他说得很明白：“谁能帮我把秦国搞起来，我就给他做，给他封地。”这种是最行之有效的许诺。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著名法学家商鞅同志一路西行，来到了秦国。

韩江

商鞅的一生既是辉煌的，也是悲哀的。作为法律的制定者，却终究没能逃脱自己的制定的法律。也许作茧自缚说得正是这个道理吧。

中国人喜欢问出身。英雄莫问出身，是没有出身的人，给自己找的一个借口。想刘邦一朝，布衣天子，布衣朝臣，满朝皆是老百姓。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刘邦不是还给自己搞了个赤帝子的名头。而那常常自谓“淮右布衣”的朱元璋若不是与朱熹年代太近，不容易巴结上这么亲戚，估计就变成朱熹的什么什么孙子了。

商鞅的出身我们也是要看看的，他是卫国宗族的旁支，姓公孙，名鞅，有贵族血统，据《史记》说，他的祖上原来是姓姬的，够牛了吧，和周天子一个姓。他最擅长的事情就是研究法学，是当时著名的法学家。他原来是魏国打工。那么他的老板是谁呢？

我们的一位老朋友登场了——公叔座。不知道诸君还记不记得这位老朋友的名字，我给提个醒吧。还记得吴起是怎么从魏国去楚国的？正是拜这位魏国国相公叔老弟所赐。

看到这里，读者心里面不禁会犯嘀咕，怎么又是这位老弟，商鞅不会给他整惨了吧？

中国人的思维逻辑常常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做了一件我们所认为的坏事，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事实上，人就是人，人是有人性的，而人性的本身掺杂了善恶，很难说谁是绝对的好人或是坏人。公叔同样如此。他其实是一个懂得看人才的人，吴起所以被他记恨，根本在于吴起不仅仅有才，而且正在施展他的才干，并且咄咄逼人，让他这个国相无处容身。人为了自保，难免会做出些小人的行为。

商鞅一直在公叔的手下打工，《资治通鉴》上说公叔深知商鞅是一个有才干的人，只是还没来得及向魏王推荐，就重病不起。这个说法，我觉得有待商榷。从吴起事件上，我们对可以对公叔的品性察知一二，这个人应该不会允许一个有可能威胁到自己地位的人爬到自己的头上。而从后来商鞅在秦国干得那些事，足以证明，商鞅是有潜力爬到公叔的头上去的，并且只要给了商鞅机会，他一定会这么做，在权力的道路上，商鞅不是善类。

因此公叔不可能在自己还没有死的时候，就向当时的魏惠王推荐商鞅。这至少有两个不妥：

第一，给自己树立了一个敌人。历史告诉我们，人的本性中更多的是忘恩负义，一旦与权力沾上边，父母兄弟尚且可以不管，更不必说一个外人。如果让商鞅得到重要，他很有可能取代公叔的地位，这不是公叔希望看到的。

第二，让自己少了个得力干将。对于商鞅的才干，我想没有什么人会怀疑吧。这样的人才放在自己的智囊团中，有事的时候可以给自己出谋划策，没事的时候，可以给自己说个笑话解解闷，多有意思啊——聪明人拍马屁总是拍得不显山不露水，既让你舒坦了，又让你觉得是那么回事。这点我们可以从《铁齿铜牙纪晓岚》中看出些门道。同样是拍马屁，纪晓岚的道行就是比和珅强。

公叔在魏武侯和魏惠王两朝任国相，是一个政治老油条，当然深知这些，因此他只有在临死前，才可能给商鞅出头的机会。当公叔病重之时，他和魏惠王有过一番关于商鞅的交谈。

在叙述这段交流之前，我想插叙一段内容。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公叔所任的两届政府，其最高元首的称呼是有差别的。前者称作侯，后者称作王。在那个讲究血统身份的时代，这种称呼的变化是有其特别的意义的。

周天子取得天下后，分封天下诸侯，各诸侯国的元首有公侯伯子男五种爵位，每个诸侯国内部又有卿、大夫、士三个级别。《孟子·万章篇》中就有这方面的论述：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视侯，大夫受地视伯，元士受地视子男。

各诸侯国的首脑是不可以称王的，他们一般只能以公或侯称呼，比如春秋五霸里的齐桓公、秦穆公，上文提到过的魏文侯等。从权力和地位上来说，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在礼节上则有差别。当然了，我们知道，通常一般矛盾和特殊矛盾是并存的，总有那么一些人比较的有个性。比如说，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他的称呼就是王，而不是公。难怪至秦国统一六国，唯有楚人不服，尚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楚人的叛逆精神。

那么魏武侯到魏惠王的变化是怎么产生得呢？周安王二十六年（前376），魏、韩、赵三国正式接管了晋国的江山，这家股份制公司被彻底瓦解，晋靖公被废，晋国从此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周烈王五年（前371），魏武侯病逝，因为没有立太子，他的儿子魏和公中缓争位，国家陷入大乱。韩赵两国趁机落井下石，攻打魏国。然而在最后的决战中，赵成侯和韩懿侯的意见相左。赵成侯认为应该杀死魏，立公中缓为国君，这样就可以割地赔款，大大的捞一笔，看来他很具有帝国主义的潜质。而韩懿侯则想得更为长远，他认为应该让魏和公中缓各领魏国半壁江山，从而相互制衡，再不能对两国产生威胁，用心之歹毒，让人汗颜啊。最终两人搭不成协议，各自领兵回国，无功而返。

魏乘这个机会杀死了公中缓，即位为君，是为魏惠王。

在这个事件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启示：

第一，储君的重要性。不论是世袭制还是选举制，不论是国家还是公司，未来领导人的培养和确立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将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权力，这个东西就像某种神秘的药品，明明知道一旦沾染就无法摆脱，但是还是有无数人心向往之，恨不能得。储君之位未定，这就给了大股东们一个机会，你可以称王，我也可以称王，大家都是两个眼睛一张嘴，凭什么让你做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因此争夺就不可避免。如果确立了储君，相对就好了许多。尽管这仍旧难以避免权力的争夺，像康熙的十几个儿子，闹得还是很凶，但是所谓名不正，言不顺。名正言顺总还是有些作用的，毕竟既敢当婊子，又敢树牌坊的人不多。

第二，学会妥协，学会沟通。韩、赵两国本来可以就这个机会将魏国的实力瓦解，从而消除这个埋伏在身边的庞然大物。但是，他们最终选择了分道扬镳。如果韩赵两国可以取得一个妥协性的约定，就不会有以后“围魏救赵”一类的事件了。其实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必定是存在冲突的，学会妥协才可能取得利益的平衡。在国际政治学中有一个模型，被称作“囚徒困境”，即被关押的一对囚徒本来可以死扛到底，打死不认罪，从而取得最轻的惩罚。然而由于被分开关押，信息交流不畅，担心对方出卖自己，从而交代了对方的犯罪事实，以取得相对较轻的惩罚。这个模型被用来解释国家之间的关系，两个国家之间本来可以通过交流妥协，取得最佳的利益分配，但是由于彼此的不信任，从而导致不信任的安全危机。

第三，即当时周天子的威信已经丧失殆尽。在废除晋靖公后，韩、赵两家还有些顾忌。魏国却已经不在乎了。魏取得国君之位后，正式称王。此事件后，韩、赵两家最终也选择了称王。

称王已经是大势所趋，这是一种风尚，这是一种潮流。

我不再称侯，在这个群雄奋起得时代里，我要为王！

韩江

现在我们来看看公叔和魏惠王交谈的内容吧。

魏惠王坐在公叔的身旁，看着行将就木的公叔，说：“您如果不幸病逝了，国家大事应该交给谁去处理呢？”

公叔说：“在我府中任庶子之职的公孙鞅，年纪虽轻，却是一个奇才。我希望您将国家大事交给他。”

魏惠王听了，沉默不语，看来他并不想用这个人，又或者正在考虑该不该听公叔的话，毕竟公叔现在病重，也可能是病糊涂了。用错一个人，他或许可以不在乎，但是听了一个老糊涂的话，这可就有损他魏惠王的英明神武了。这个问题他必须慎重。做皇帝做国君的大多将面子看得比国家重要。

公叔见魏惠王不说话，怕他不用商鞅，急忙说：“大王，您如果不想用公孙鞅，那就请您杀掉他，千万不要让他去其他的国家。”

不愧为一个政治家，大有顺之者，逆之者亡的味道。人才若不能为所用，我只有将你推荐给阎王爷了。

魏惠王心中翻起了嘀咕：“这个老家伙，一定是病糊涂了，一会儿劝我重要公孙鞅，一会儿又要杀了他，唉，人老了，也糊涂了。我还是回去吧。”想到这里，他和公叔寒暄了几句，便离开了。

公叔见魏惠王离开了相府，以为魏惠王一定听了自己的话。全然不知道自己在魏惠王心里已经是一个老糊涂了。他又令人招来公孙鞅，一本正经得说：“我说阿鞅啊，你别怪我。我所以建议大王杀你，也是为国尽忠啊。唉，我看你还是快逃吧。”商鞅心里估计把公叔的祖宗十八代都给问候了：“妈的，大王要杀我，我现在跑还跑得掉吗？”不过他知道魏惠王一定不会杀他的。只是淡淡笑道：“大王既然不肯听你的话重用我，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杀我呢？”

这话说得颇有道理。魏惠王如果相信公叔的话，相信商鞅真得有经天纬地之才的话，一定会重要商鞅——因为他和公叔谈话的目的，就是要求公叔推荐人才，而他若肯用商鞅，商鞅也必不会推辞。他若不信公叔的话，就没有杀商鞅的理由了。——当然也有些比较变态的皇帝，本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精神，将所有可能构成威胁的人都给消灭掉。

我们要感谢魏惠王，如果他真这么变态下，历史也许就会改写，而我们存在的因素就是历史，历史被改变了，我们可能就都不在啦。

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

魏惠王不是商鞅的风云，他要去另一个地方，一个可以施展他的才华和抱负的地方，只有在那里，他才能化作翱翔九天的飞龙。

那个地方叫做秦国，那个地方有一个被称作秦孝公的年轻人正等着他。

有关商鞅和秦孝公的第一次见面，《通鉴》里叙述的并不详细，只是说公孙鞅到了秦国后，托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推荐自己见秦孝公，陈述了自己富国强兵的计划，然后就得到重用了。然而根据《史记》的记载，过程没这么简单。事实上，商鞅与秦孝公见面三次之后，才得到秦孝公的赏识，这才有机会进行第四次深谈。司马光的《通鉴》未及细说，我不知道是为了《通鉴》的详略得当做了删减，还是为了其他什么目的，我更倾向于后者。

先让我们看看这三次对话的全过程。

在景监的安排下，商鞅和秦孝公有了第一次正式的会面。商鞅是个精通各种政治权术的人，在没有明白秦孝公真正的政治意图前，他必须做一定的政治试探。《史记》中说，商鞅见到秦孝公后说了很久，但是秦孝公不停得打着瞌睡，根本提不起半点兴趣。等商鞅离开后，他把景监大骂了一顿，说：“你推荐的那个人脑子有毛病，只会胡思乱想，哪堪一用（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很郁闷，心想：“商鞅啊，商鞅，你都和大王说了些什么？”事后，他把商鞅找来骂了一顿。商鞅解释了一下。

过了五天，景监又一次找来商鞅。商鞅再次与秦孝公会面，结果景监又被骂了一顿。景监再次责备商鞅，商鞅又解释了一番。

等到第三次会面后，秦孝公的态度忽然变了，他对景监说：“你推荐的那个人说的话很有道理，可以一用。”景监赶紧再次去请商鞅，这次商鞅却说自信满满得说：“我知道大王一定再次召见我的！”之后，他与秦孝公有了第四次深谈，成了大秦帝国的重要谋臣。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前三次谈话都分别说了些什么呢？每一次，商鞅是如何向景监解释的？

第一次：我和大王谈论帝道，但是大王没有兴趣。

第二次：我和大王谈论王道，但是大王依旧没有兴趣。

第三次：我和大王谈论霸道，大王对此深感兴趣，我知道大王一定会重要我了。

事后证明确实如此，秦孝公说：“帝道和王道的实现要耗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我等不了。”

秦孝公何以会对霸道如此感兴趣？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帝道、王道、霸道。

帝道：好民之所好，恶民之所恶，天下共举，依然辞让，仆人之出，天下庆幸

王道：一心行仁，泽及百姓，万国景仰，莫不愿为平民，征伐一地，多地盼王师

霸道：修刑厉法，富国强兵，使民怀刑畏威，以法服人。

从这里可以看出三者之间有一定的差别，所谓帝道，大抵有无为而治的味道，老子曾在《道德经》中说：“最好的君王，百姓不知道他的存在；次一等的君王，百姓亲近并称誉他；再次一等的君王，百姓畏惧他；更次一等的君王，百姓反抗他。”（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中国古代很崇尚这样的一种政治，治大国如烹小鲜，给百姓们最大的自由，才是最好的君王。这种观点在汉初时得到了广泛的推行，这才有了文景之治。客观来说，这种治国理论，在今天的社会依旧有他的积极性。最好的政府就是要创造这样一种状态，政府的运行是隐匿的，人民不知道政府的存在，但是却可以感受到政府的功效。

何为王道呢？儒家最为推崇的就是王道。以仁治国，以百姓之心为心，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王道从根本上来说，是有为而治的。按照老子的说法，可以算第二等的君王。王道要求施仁政，给百姓恩惠。如果有必要，君王可以牺牲自己。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事实上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儒家对于王的尊重是有限的。“三纲”二字最早见于《韩非子》，而“三纲五常”连用则是在董仲舒之后的《白虎通义》中。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在儒家经典的基础上，结合了法家、阴阳家、道家的学说，创立他所谓的“独尊儒术”。如果儒家也有原教旨主义的话，董仲舒的思想必定属于异端。

那么什么是霸道呢？霸道是法家最为推崇的。也是战国时代最流行的思想，至于说儒家、道家什么的，在诸侯的面前都是非主流。像吴起、商鞅都是法家的著名人物，而集法家之大成者，莫过于韩非子。所谓的霸道，在我看来是某种程度上的依法治国，当然这与现在的依法治国不一样，更多强调刑法的作用，有国家恐怖主义的味道。君王和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力，百姓只能按照君王和政府制定的政策，像机器一样为国家服务。

当我们明白什么是帝道、王道、霸道后，就很容易明白秦孝公的心态了。

让我们返回到上文，秦孝公说商鞅是一个妄人，不堪一用。但是这是他的真心话吗？显然不是，否则第一次会面，他也不会听了很久，才让商鞅离开，更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召见商鞅。那么他为什么要选择霸道？

这也很容易解释，战国时代，七雄并立，战乱连连。在这样的时代里，施行所谓的帝道或王道是不现实的，有些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味道。霸道可能会导致一些民怨，但是最容易见成效，而帝道、王道虽然可以获得长久的效益，但是见效太慢。可能还没等你把仁政推广下去，你的国家就被灭掉了。如果要推行帝道、王道，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不受威胁的中央王朝做后盾。而这个条件是战国时代任何一个诸侯国都不具备的。这就很好的说明了为什么孔孟之道难以流行了。

当商鞅将自己最擅长的法家思想倾囊相授时，秦孝公的积极性被彻底调动了，这正是他需要的人才，也正是他要做的事情。

我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我要让我的意志灌注到每一个国民心中。

shaolinpai

皇道,帝道,王道和霸道其实就是 老子 德经 中 第一篇 里的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有为而无以为,上义有为而有以为
简单说,皇道就是自然合道,帝道就是修德合道,王道是以德为本,霸道以功为主

韩兄功力深厚悠长,见地独到,在下深表佩服

韩江

好久没更新，抱歉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