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剑】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武侠总论

　　金庸的武侠小说可谓深得武侠小说之中道，自由出入于有无之际。有者，小说结构完备严整，内涵博大精深是也；无者，小说文势无拘无束，意境自在天然是也。总体来看，十四部作品以《书剑恩仇录》为宗本，一出手就显大家风范，此为金庸武侠小说之基，太极是也。由此生发相反相成之两仪：射雕英雄传与神雕侠侣。两书势分正奇而有异曲同工之妙，堪称珠联璧合，犹如两仪剑法，一阴一阳，一刚一柔。双剑合璧，乃归于倚天屠龙记，又一太极也。由此又生发两仪：天龙八部与笑傲江湖，至此，金庸经典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已达炉火纯青之境界。天龙八部堪称至法、至正、全有，包罗万象，武侠中之哲学；笑傲江湖堪称无法、至奇、妙无，随意挥洒，武侠中之诗。至法无法，至正至奇，全有妙无，哲学就是诗，所以两者自然融归于鹿鼎记，浑然天成，透彻圆融。如果按照独孤求败一生在剑道上达到的不同境界来看金庸的武侠小说系列，则书剑恩仇录是刚开始练剑，射雕英雄传是青锋宝剑，神雕侠侣是紫薇软剑，倚天屠龙记是玄铁重剑，天龙八部是草木竹石皆可为剑，笑傲江湖是自此精修，逐步超越草木竹石皆可为剑的境界，对应于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就是逐步超越武侠小说有的境界，逐步走向非武侠，鹿鼎记则是无剑境界。各选一种经典武学来论金庸的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是苗家剑法或胡家刀法的风格，射雕英雄传是降龙十八掌的风格，神雕侠侣是黯然销魂掌的风格，倚天屠龙记是太极剑法的风格，天龙八部是八荒六合唯我独尊功的风格，笑傲江湖是独孤九剑的风格，鹿鼎记是无剑境界。与此对应，金庸武侠小说之侠客也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发展系列：陈家洛是第一个侠客的化身，在陈家洛身上体现了金庸早期武侠小说侠客理念的实质是正统的民族主义和正统的政治主义的统一，因为以陈家洛为首的红花会将维护汉民族的民族利益作为自己的理想追求，而与此同时，汉民族自己的政权——明王朝，就是这种民族利益的载体和代表，在陈家洛眼中看来，维护明王朝的利益和维护汉民族的利益是一回事，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红花会把“反清复明”作为自己的终极理想。之后，郭靖和杨过在互补的意义上比较充分的展开侠客的内涵：郭靖是集体主义本位意义的英雄，杨过是个体主义本位意义的英雄。在郭靖和杨过身上，我们可以看出金庸对正统的民族主义和政治主义的取舍：政治主义被扬弃，因为北宋王朝昏庸无道，并不能维护也不能代表汉民族的民族利益；同时民族主义得以保留和升华，这就形成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侠客理想。郭靖是正统意义上的大侠，杨过则是反正统意义上的大侠，但正反一体，两者都是至情至性者无别。两者的内涵在张无忌身上得到融合。张无忌以巨大的包容性将正反两种意义的大侠化为一体。通过张无忌，金庸将大侠的理想境界建立于平凡普通之中，功力更见精纯。金庸在张无忌身上对胡汉冲突所采取的很特殊的解决方式——从维护民族利益立场上要抗元，而从与赵敏的爱情的立场上又超越了胡汉之分——表明金庸对政治主义和民族主义本性的认识处于将要彻底超越而还没有彻底超越的过渡阶段。此后，侠客的内涵最为典型的在乔锋和令狐冲身上得以展示，两人分别是郭靖和杨过的更高意义、更为自由的发展阶段：乔锋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无名老僧称赞他为“惟大英雄能本色”，“菩萨心肠”，“大仁大义”，这一点与郭靖毫无二致，但金庸通过乔锋乃至江湖众生相的深刻刻画，将武侠小说的境界提升到了对整个人类命运终极关怀的高度。在乔锋身上，才真正既超越了政治主义，也超越了民族主义：无论是北宋王朝还是辽国的上层统治者都不是本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而乔锋所致力于维护的既非契丹族的民族利益，也非汉族的民族利益，而是超越任何一个民族的天下苍生的共同利益或普遍利益。天龙八部就如一部佛学的史诗，饱含着悲天悯人的伟大精神。就武侠小说这种特定的文学形式而言，天龙八部事实上是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金庸武侠小说也可以说是新武侠小说真正的颠峰，无论是武学的整体实力，还是江湖世界的开阔宏大，亦或是武侠小说内涵的丰厚深沉，天龙八部都达到了最高峰——物极必反，从笑傲江湖开始逐步走向反武侠，直至鹿鼎记成为非武侠。就实质意义说，金庸的所有作品可以视为一部广义的天龙八部，从书剑恩仇录至鹿鼎记的金庸武侠小说整体从不同角度和层次展开了命运各异的江湖众生相，并揭示了造就众生命运的人性根源，乃至于应该说一切武侠作品最终构成了一部大天龙八部。令狐冲则更能体现对于个性自由的自觉追求和人自身命运的自主把握。杨过和令狐冲都是坚持自己个性自由的典范，但与杨过相比，令狐冲大原则把持得住，而小节则无可无不可，很好的统一了顺应世俗和坚持自己个性的矛盾。令狐冲代表了侠客个性解放的理想境界。在《笑傲江湖》中，金庸继续超越正统意义的民族主义和政治主义而向人性的深处进军：一方面，它是超民族主义的，因为它着力反映的是普遍的人性，另一方面，这种普遍的人性正是政治主义的底色和本性。传统意义上理解的侠客至此而极——大侠至萧峰而极，乃变而为游侠和浪子令狐冲，故到最后一部作品，主人公成为非侠韦小宝和康熙大帝。虽然是非侠，实际上是对传统意义上侠客理想的超越，也可以说非侠首先彻底的、比侠客本身还要更好的实现了侠客的理想追求。象康熙皇帝，如果以大侠的标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和造福苍生而言，则康熙乃至历代圣王励精图治，给百姓带来安居乐业、海清河晏的盛世局面，正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侠。犹如《庄子》言，天子之剑，以道化天下；诸侯之剑，辅帝王而和百姓；庶人之剑，命绝而无所益于人。比之于圣王之雄才大略，武功可以说微不足道，如此说，可谓至侠无武也。所以武侠小说乃至于经典意义上侠客的理想本身就终结了。我们可以看到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彻底超越民族主义之后的对政治主义的更高层次的也可以说真正的回归：真正的政治主义就是谋求超越任何民族或集团利益的普遍利益，或者说，只有顺应历史发展大趋势的政治主义才是政治主义的真正归宿——这样，金庸的武侠小说由武学到侠客到民族利益到政治到人性到历史直到大道逐层展开，终归于其自身的最高峰。因此，当有人以金庸从乾隆写起、以康熙结束而断言其历史观的倒退时，事实上是不理解其间发展的内在逻辑与真实进程：金庸在书剑恩仇录中是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来理解和塑造乾隆，但到了鹿鼎记之中，金庸已经彻底超越了民族主义，而站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角度来刻画康熙，前者是批判和改造的对象，后者则是历史的理想化身，可见，其间不仅没有倒退，相反，在经过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之后，金庸对侠客、历史、人性的认识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和飞跃。简单总结一下，金庸从民族主义（从书剑恩仇录到倚天屠龙记逐步深化）写到人类主义（从天龙八部开始），从人的命运（天龙八部）写到人性（笑傲江湖）最后归结到最凡俗的非武侠、生活、历史本身，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可谓善始善成。整体而言，金庸由非武侠小说而武侠小说，此为无中生有，越来越精深，达到最高境界又归于非武侠小说，又由有而归无，完成了一个大循环。因此有关金庸封笔，可以引老子一言以蔽之曰：功成身退，天之道哉。

　　就金庸小说所反映的中国传统文化而言，书剑恩仇录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儒家文化为起始，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在不同意义上对此进行了相辅相成的展开和转化，射雕英雄传通过郭靖主要展开了儒家兼济天下的崇高境界，而神雕侠侣通过早期杨过展开了道家率性而行的境界，后期杨过则又向兼济天下的境界回归，因此杨过是一个半儒半道的人物，如此，就自然过渡到倚天屠龙记所展示的道家的境界，倚天屠龙记所展示的道家的境界是正宗的哲学化的道家，偏于老子一面，主要得道家文化之自然、质朴和博大；之后，金庸在两个方面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对倚天屠龙记的道家文化精神进行了更深入的拓展，一个是深化的方面，深化了倚天屠龙记的博大之处，此即形成为天龙八部，武侠小说至天龙八部，达到森罗万象、无所不包的境界，犹如华严宗的一真法界，另一个方面则是对倚天屠龙记的道家文化精神进行了自我转换，使道家文化的自然风骨展开为飘逸与逍遥，此即形成为笑傲江湖，笑傲江湖的道家是诗化的道家，偏于庄子一面[天龙八部将道家文化的博大展开到完备浩瀚的程度而笑傲江湖将道家文化的自然展开到自由自在的程度]，于是乎就为金庸的武侠小说最终归宗于平常、本真的鹿鼎记做好了铺垫，鹿鼎记是平常质朴、返朴归真的境界。因此，金庸的武侠小说由儒变而为道又由道变而为佛再归于道[同时兼赅墨法兵阴阳等各派]，直至回归到生活和历史本身，乃越来越炉火纯青的进程，整个发展过程逐步递进而又浑然一体。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侠客的三种境界：作为初级境界的正侠，作为经典境界的大侠，作为最高境界的至侠。而且我们说：从正侠到大侠再到至侠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是揭示和理解金庸武侠小说乃至整个新派武侠小说之真谛的关键所在。

　　首先，金庸武侠小说作为一个整体，十四部作品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必然环节，每部作品都有自己的独特视角和内涵，相互之间无法替代，因此，对金庸武侠小说的全面理解必须建立在对全部十四部小说的完整把握之基础上，但这并不意味着每部作品在金庸武侠小说的整体中所占的地位和具有的意义是一样的。最为明晰的展示金庸武侠小说发展脉络和规律的是三组九部作品，它们恰好构成三个不同层次的三部曲系列，三大三部曲系列逐层递进，逐步深化，逐渐完善，最终又构成一个总的三部曲系列，使得金庸武侠小说呈现为一个严整有序的系统：书剑恩仇录、飞狐外传和雪山飞狐为小三部曲，乃正侠境界的三部曲，其侠客的内涵主要是民族利益和社会正义，贯穿于其中的主线是“反清复明，侠之正者”，正侠所代表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传统文化的正统观念，正侠就是此正统观念的维护者和践行者；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是中三部曲，乃大侠境界的三部曲，其侠客的内涵主要是天下苍生的普遍利益，贯穿于其中的主线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大侠所代表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为人民服务”，大侠就是此天下苍生之道的担当者和践行者；天龙八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是大三部曲，乃至侠境界的三部曲，它探询人类命运，开掘人性的本质，反思历史的真理，贯穿于其中的主线是“觉悟解脱，侠之至者”，至侠所代表的核心价值理念是“自主把握命运，顺应历史大势”，至侠就是此究竟大道的觉悟者和践行者。

　　至于其余作品，《碧血剑》明显与《书剑恩仇录》属于同一级别；而《连城诀》极写人性之恶，《白马啸西风》彰显人性之善，可与《笑傲江湖》同归于写人性的武侠小说之列；《鸳鸯刀》乃非武侠小说的开山之作，可归于《鹿鼎记》之下，《侠客行》为哲理小品，主人公并非侠客，其核心理念也与侠客理念大相径庭，故亦可归于《鹿鼎记》之下。于是乎金庸武侠小说全部作品从整体上最终可分为三大系列：小三部曲和《碧血剑》为武侠小说的经典形态系列，这四部作品在金庸武侠小说之中只是初级境界，但在整个武侠小说之中都是上乘之作。金庸凭此四部作品已经踏入武侠小说作家一流高手之列，已经可以与梁羽生并驾齐驱。不过仅凭此四部作品还不足以奠定金庸武林至尊的地位。中三部曲和《天龙八部》更上一层楼，不仅将武侠小说之精义发挥的淋漓尽致，而且将武侠小说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一个与高雅文学同列文学殿堂的境界。如果说《射雕英雄传》初步奠定了金庸武林至尊地位的基础，则《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无疑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地位，到《天龙八部》则使这种地位变的牢不可破，武林群雄莫可与抗，“屠龙宝刀，号令天下”。《连城诀》、《白马啸西风》、《侠客行》、《鸳鸯刀》、《笑傲江湖》、《鹿鼎记》作为一个整体则迈出了堪称伟大的一步，因为它们标志着金庸已经超越了经典意义上武侠小说的范畴。这六部作品从不同意义上反映了传统意义上侠客理念的局限性，对狭隘的侠客理念持批判态度，属于金庸对武侠小说本性的反思与超越系列。它们甚至超越了文学本身而进入人性解放和历史本性的境域之中。这六部作品为金庸进入文学大师之列奠定了基础。从小三部曲和《碧血剑》到中三部曲和《天龙八部》实际上代表了新武侠小说在传统意义上武侠小说的特定轨道上逐步走向顶峰的过程，《射雕英雄传》是其中最关键的环节，而《天龙八部》是这个过程的完成；《连城诀》、《白马啸西风》、《侠客行》、《鸳鸯刀》、《笑傲江湖》、《鹿鼎记》这六部作品则意味着金庸最终走出了传统意义上武侠小说的特定轨道，《笑傲江湖》是其中的主要转折点，《鹿鼎记》则是这个过程的完成。二十世纪没有任何一位作家能够达到金庸的境界，因为金庸从俗文学开始，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使俗文学获得与雅文学同等的地位，最终又超越了俗文学与雅文学的对立而达到雅俗共赏的境界。能够超越俗文学可称杰出，而超越雅俗之对立乃至超越文学就是伟大了。而在古龙看来，武侠小说也可以达到伟大作家们创造的伟大境界。武侠作家也可以像《战争与和平》的作者，《老人与海》的作者一样，用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想象力，悲天悯人的同情心，有力地刻画出人性，表达出主题，使读者在悲欢感动之余，还能对人生的真谛看得更为深远一些。的确，经过梁羽生、金庸和古龙三位大师艰苦卓绝的努力，新派武侠小说的确已经成为文学的经典。那些以“武侠小说是通俗文学”为理由而断言武侠小说不登大雅之堂的人恰恰不知道，被推为文学典范、占据文学殿堂重要地位的四大名著当初全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何况，所谓雅俗之分者，实皆为人之偏见也，恰如武侠小说中自居名门正派者实际上皆门户之见，此误人极深。

　　因此，谈及金庸的武侠小说，一个必须要说清楚的问题是：武侠小说，特别的，金庸的武侠小说，究竟是不是经典，能否成为经典？有人以“流行的东西未必是经典”而下结论说金庸的作品虽然很流行但未必是经典，的确，流行的东西未必是经典，但经典首先是流行的东西，是流行的东西的极致境界，是最流行的东西，是普遍流行于各个时代的东西。什么样的文学作品能成为经典、能成为总是在流行着的东西？世界上所有伟大的文学经典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是雅俗共赏、长盛不衰，也就是既拥有高低深浅各个层次的读者群体，同时也能够获得各个时代读者的接受和共鸣，因为文学经典都具备时空两个维度的特点：在空间上作品应尽可能涵盖各个层次和方面，作品本身就是一个广阔博大深邃无限丰富的世界，甚至应该同人生、宇宙同样浩瀚；在时间上作品能够超越不同的时代而反映超越特定时代的永恒价值——只有作品从本性上超越了不同历史时代的局限性，它才能包容不同的历史时代，才能经得起不同历史时代不同读者的检验，才能获得不同历史时代各种读者的共鸣。如此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可以称为经典。金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子百家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在金庸小说中，不同的观念可以多元并存，和而不同，构成一个包罗万象而又浑然不可分的整体。无论作为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儒道佛还是作为非主流思想的其余各家各派都在金庸小说中各得其所。就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解之广博与精深而言，金庸可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人。金庸的武侠小说犹如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于东方文化的一座长廊，琳琅满目。曾有一位学者用一副对联评论金庸的成就：打通佛道儒，驱琴棋书画；驰骋文史哲，遣星相医卜。因此，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读者可以各取所需，故金庸小说才拥有了最广泛的读者群。但金庸让人称道、难以企及之处还并非单纯是他的作品所具有的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而是在此基础上对不同流派的思想境界、对不同人物性格与命运的恰如其分的把握。这种精当的分寸感和纯熟的火候是金庸功力精醇纯正的体现。正因为有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后盾，金庸的文学作品就具有了极为丰厚的文化底蕴。但金庸的作品并不仅仅具有传统文化意味，而且也具有现代乃至后现代精神，正如1997年12月20日，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奖名单揭晓，对金庸的创作成就做的如下评述中所揭示的：“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超越了传奇故事的格局，打通俗与雅的界域；还贯通了传统和现代，从施耐庵到茅盾，都有所取资。大部分小说虚中带实，又似英国的施各特、法国大仲马，未尝不可视为‘新派历史小说’，到了《鹿鼎记》，甚且以‘反英雄’而‘颠覆’了武侠小说这个文类的成规，更深具‘现代’乃至‘后现代’的艺术意识。于是金庸的创作虽仅武侠小说一门，但于文学典律，却有更深重组之功；读者深浅自得，玩索不尽。香港文学中，广为世界各地华人阅读者，金庸堪称一人”。但金庸作品最超凡之处并不在于、主要不在于、首先不在于对中国或东方文化的理解与阐发，而在于在中国传统文化这种特定的形态中揭示了超越时代和地域的人类的永恒价值与普遍的大道。何谓也？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人类对于自由的追求，对于自己命运的认识和把握，对于社会规律和宇宙之道的求证，并不只是对于江湖人才有意义，也并不只是对于古人才有意义，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首要意义，是我们生存的意义之源。因此，金庸的武侠小说因含纳万状而在当代做到了雅俗共赏，它也必能因趋近永恒而在各个时代长盛不衰。

　　其次，站在对侠客三重境界的划分之境界上，我们能够非常清楚的看到，古龙的意义就在于将金庸在后期作品中展开出来的至侠境界以及至侠境界所代表的“自主把握命运”的理想作了更为直接、更为自觉、更为充分的发挥，因此，古龙的出现才标志着新派武侠小说真正的完成。虽然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对侠客的三种境界都有所表达，但正侠境界毕竟还不足以代表金庸思想之本色，而金庸对至侠境界的表达，无论是对达摩祖师、王重阳还是对独孤求败这些绝顶高手的境界，基本上都是从大侠的境界（主要从主人公的角度）侧面、隐约揭示出来的，而很少直接、正面，更没有详细加以展开。在金庸武侠小说中，至侠境界的意义在于，它是大侠修习过程的终点和最高理想，代表了大侠的终极追求。金庸在他的作品中揭示的最为充分也最为成功的是大侠的境界。因此，就新派武侠小说的整体而言，也存在着一个三部曲结构格局，这可称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广义三部曲：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最擅长也最充分的展开了正侠的境界，同时对大侠的境界也有所揭示；金庸的武侠小说最擅长也最充分的展开了大侠的境界，同时兼赅正侠和至侠的境界，对侠客三重境界的揭示最为全面；古龙的武侠小说最擅长也最充分的展开了至侠的境界，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仍保持了大侠的境界。就主体风格而言，从梁羽生到金庸最后再到古龙，正好完整、充分的展开了正侠、大侠和至侠的三重境界，三位大师的作品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形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可见，如果说金庸的武侠小说有什么缺点，那么，很简单，金庸对禅的境界之阐发尚欠精妙，少林以及佛门武学之博大精微的境界金庸阐发极佳，然而自由自在的禅的境界还远未精纯，笑傲江湖[可惜]只达到了道学中庄子的境界，离禅尚有距离----令狐冲和风清扬都没有达到禅的境界，风清扬最多只是类似于狂禅而已，这就说明金庸自身的武侠小说修为还没有真正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没有能够发挥出禅之妙谛。因此如以佛学来理解金庸的武侠小说之整体，它们只发挥到了华严宗的境界，还未达到天台宗的境界，至于禅的境界和密宗的境界，金庸领悟的并不精纯。这一点从小说中佛门高手所展示给我们的境界上可以看出来，佛门高手都是庄严、让人肃然起敬的高僧，而不是智慧高绝而又和蔼可亲的长者或朋友，也不是随机教化、自由自在的禅师，对于这种境界的揭示，我们可以看到，金庸是通过一个道家人物——张三丰加以迂回表达出来的，这就说明金庸对道家境界的整体把握和运用要比对佛门境界的整体把握和运用更好。金庸在道学境界之中可以塑造出象周伯通、张三丰这样游戏神通、活泼自在、生动有趣的人物，在佛门境界之中我们就找不到类似的人物了。在道学的境界之中，金庸能让我们感到好玩，而在佛门境界之中我们就感觉不到好玩了，这就说明，在佛门境界之中，金庸并没有玩到家。在道家的境界之中，金庸更为游刃有余，而在佛门境界之中，华严之前的境界金庸做的非常好，到了天台的境界就功力不纯了，而禅宗和密宗高手的顿超、当相即道的境界远未揭示出来，所以小说中既缺少禅师式的绝顶高手，而密宗的高手象金轮法王乃至于鸠摩智也都不是绝顶高手。其实并不是缺少禅师式的绝顶高手，也不是密宗的高手无法达到绝顶高手的境界，而是金庸对禅宗和密宗的理解没有达到最高境界。这一种境界古龙阐发的更好。不仅如此，所谓禅云者，说到底最重要的就是对于自我的觉悟和自己命运的自主把握，就主人公对于自我的觉悟和自己命运的自主把握而言，我们看到，陈家洛显然还没有跳出命运的樊笼[在爱情上尤其如此]，更远远谈不上对于自我的觉悟；郭靖和萧锋，他们的意义主要在于金庸通过他们而分别在民族和人类两个不同的境界展开了儒家精神的理想追求，并非禅的境界，萧锋固然可以说具有大慈悲的菩萨心肠，最终终于实现了宋辽两国罢兵、天下太平的心愿，但他的内心实际上是痛苦的，甚至是迷茫的，他的具有悲剧意义的死亡虽可谓是对内心痛苦和迷茫的解脱，但并非觉悟自己本性和自主把握自己命运意义上的解脱，在命运面前，萧锋仍然是无能为力的；张无忌和虚竹只是因福缘深厚而与大道暗合，一个顺其自然，一个随遇而安，不是对于自我的觉悟和自主把握自己的命运；令狐冲和杨过要更好一些，在他们身上更多的体现了对于自由境界的追求，但令狐冲最后归于看透了江湖本质之后的无奈因此选择了隐居的道路，也不是真正的自由，杨过对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具有更为强烈的追求，但我们在杨过身上看到的与其说是自我的觉悟，不如说是强烈的叛逆精神，离着最上乘的禅的境界仍相去甚远。最上乘的禅的境界只有在绝顶高手身上才能得到直接、最彻底的展示，但金庸小说的主角，都不是绝顶境界的高手，即使在绝顶境界的高手之中，象张三丰、黄裳等多是道学的境界，而非禅的境界，而佛门的达摩祖师、无名老僧等绝顶高手的境界，在金庸小说中并无任何真正得其真谛的详细揭示，最典型的象《天龙八部》中的无名老僧，无名老僧本人也许已经达到了最上乘的境界，但就金庸在其中所传达、所揭示出来的境界而言，无名老僧身上所呈示出来的还是针对众生烦恼和执着而加以破除和超越的“对治法”，而非彻底觉悟自性、应用无染、自在无碍的无为法。经无名老僧点化后的萧远山和慕容博所觉悟到的只是“大燕复国是空，不复国亦是空；帝王如尘土，庶民亦如尘土”的境界，这种境界最多只达到了六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的无相境界，并不是真实境界，还远不是六祖彻悟、见性之后“一切万法不离自性”的最上乘境界，所以无名老僧最终给人的印象终究还是佛门高僧，而非禅师，故有一种说法是金庸的作品最终给人以一种虚无感，而不是禅的真实，禅是在普通的生活中去领悟，去达到那个永恒的生命的真谛，从而进入自己把握自己命运的自由境界——在这一点上金庸的境界不如古龙，“对自己本性和人生真谛的自我觉悟以及建立在自我觉悟基础上对命运的自主把握”这一点的揭示，我们发现，在金庸作品的主人公中，无论是早期作品中的陈家洛、袁承志或中期作品中的郭靖、杨过、张无忌还是后期作品中的萧峰、令狐冲、韦小宝，都没有达到觉悟自己本性的自由境界，他们与古龙作品中的主人公李寻欢、傅红雪或谢晓峰相比，也许是伟大的道德英雄或人生道路的探索者，但绝非自在解脱的自由人，这就是古龙胜于金庸之处，而且也是大陆新武侠胜于金庸之处，因为综合了传统的仙侠、修真和现代的奇幻、玄幻等因素在内的大陆新武侠的核心、神髓和最深刻的主题就是觉悟自己的本性、激发自己的潜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也许大陆新武侠不及金庸等人的作品博大厚重，但对人性和内心世界的揭示更为深邃、彻底。有人也许认为独孤求败比较接近此境界，然独孤求败一生修练武学的进程都是渐修的境界，直到最后都是“渐进于”无剑胜有剑的境界，与最上乘的禅宗顿悟境界相去甚远。简单说，金庸的作品最终达到的是大乘破相教的无相境界，而非最上乘的见性成佛、顿悟成佛的禅之境界——少林寺本为禅门正宗，金庸在揭示少林武学之时恰恰于禅境最欠火候，惜哉！一言以蔽之，金庸虽已不着道相，然犹着佛相。禅宗顿悟境界的绝顶武学和其中所反映的自由的境界在古龙小说的主角身上揭示的更好，因此将金庸和古龙两人的长处彻底结合起来，才是武侠小说的完美境界，这也就是为什么武侠小说除了金庸之外，可以没有温瑞安，甚至可以没有梁羽生，可以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武侠小说作家，但却不能没有古龙的原因所在。

　　在本章的最后部分，我们必须对金庸武侠小说中经典意义上侠客的最高典范——萧峰作出重点论证，而且从广义上说，萧峰不仅是金庸武侠小说中经典意义上侠客的最高典范，他也是自梁羽生以来整个新武侠武侠小说中经典意义上侠客的最高典范，甚至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经典意义上侠客的最高典范，体现了金庸武侠小说中“大侠”的最高境界，而且更进一步说，只有我们看清了从萧峰到令狐冲再到康熙大帝的内在发展关系，才能真正理解金庸武侠小说乃至整个武侠小说之真谛。

　　英雄萧锋的命运是一个真正的悲剧——不过这决不是在“他的命运是悲惨的，可怜的”这种意义上来理解，如果仅仅如此，则萧峰的命运只是值得我们同情，或值得我们痛惜，但决不会具有象天龙八部书中所揭示出来的那种崇高伟大的品格。何为悲剧？悲剧不仅仅是将美好的事物毁灭，其中蕴藏着更为深刻的内涵，甚至是人类文化与哲学的终极问题，这就是人的命运问题：究竟什么是命运？我们应该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就如我们每个人发自内心深处的一问：我往何处去？在此意义上，怀特海对“悲剧”的理解可谓深刻之极：“悲剧的本性并不是不幸，而是命运与必然性”。萧峰与其说是大侠，不如说更象一位殉道的圣者，无名老僧说的“菩萨心肠”，“大仁大义”的确不假。萧峰的问题，其最明显的意义就在于，金庸通过萧峰，提出了英雄如何承担和完成自己命运的问题。另一位大哲学家黑格尔对悲剧的理解也极为深刻：“悲剧是两个合理的力量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悲剧的冲突并不是发生在恶与善两种力量之间，也不是一种恶的力量将一种善的力量加以毁灭，而是两种同样合理的力量之间发生了冲突。两种力量都合理，为什么会发生冲突呢？那只是因为这两种力量本身仍然只具有有限的合理性，因此还没有完全、彻底实现自己的本性，此时就必然产生悲剧，因此，悲剧是人、人类本性自我完成的必然环节，由此，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喜剧与悲剧的关系：喜剧是人的自由境界，而悲剧则是通向自由境界的必由之路。因此，只有英雄和圣人才能承担这种冲突并且把它作为自己的命运，这就是为什么悲剧具有崇高与伟大品格的原因所在。萧锋之死，正是如此：在萧锋身上，一方面，作为大辽国的臣子，应该忠于自己的君主，这是合理的，在那种历史条件下，这就是谁也不能违反的法则和必然性，所以，这是一种合理的行为，正确的选择，符合那个时代的价值观；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英雄，他又体现了超出时代的普遍的必然性，在此，可以认为这种普遍的必然性就是英雄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谋求天下苍生的幸福，这与郭靖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之追求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在郭靖那里还不存在萧峰意义上的冲突，这也是合理的，甚至是更合理的。但两者在英雄萧锋的身上是冲突的，因为他要忠于的国君所谋求的利益是有害于天下苍生的，引起宋辽战乱，给两国百姓带来灾难，而两方面的责任萧锋都不能回避，必须要加以面对，并且还要都承担起来，更要加以解决，至于如何解决，我们看雁门关一战就知道，采取的是最悲壮的方式，萧锋威逼辽国君主订下盟约，保证终生不侵南宋，而后将箭插入自己心口，自杀身亡，这个场面可能是金庸小说中最震撼人心的场景。但这是萧峰的命运，萧峰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没有逃避命运，而是坦然承担了这种命运，而且通过死亡，萧锋真正完成了自己的命运、解决了两种合理的力量之间的冲突：如果按照臣子不忠于国君就是罪来说的话，那么，萧锋以死谢之，已经解决了这种矛盾；更重要的，萧锋的死，真正完成了他生前的愿望，那就是当年在少林寺，当慕容博激将萧锋“你是大辽国的大臣，若只记得父母私仇，不思尽忠报国，如何对得起大辽？”时，萧锋回答道“我对大辽尽忠报国，是在保土安民，而不是为了一己的荣华富贵，因而杀人取地，建功立业”，这是对于道的忠诚，对于百姓的忠诚，萧锋以一人之生命，换来宋辽两国百姓的平安，可谓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真正成就了自己。返璞归真、已经自主把握自己命运之人可谓自由人，追求觉悟、力求自主把握自己命运之人可谓大智者，承担命运、无论命运如何、无论人生有多少艰难险阻决不逃避、“虽千万人吾往矣”之人可谓大勇者，萧峰真乃大勇者也。

　　当然，萧峰之所以无法解脱或者说只能以自杀的方式获得解脱，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他没有大彻大悟，没有超越那个时代的局限，所以，萧峰的悲剧与其说是他个人的悲剧，倒不如说是时代的悲剧，是只要人类还没有达到自由王国就必然会发生、必然要发生的悲剧。试想，如果萧峰真的达到大彻大悟的境界，认识到忠于道才是真的忠诚，则上面造成萧峰悲剧根源的“两个合理的力量之间的冲突”就不存在了，因为：萧峰采取威逼辽君折箭立誓的方式换取宋辽两国休兵，这既对得起天下苍生，但也不能说对不起辽君，因为是辽君首先违背了道，才导致萧峰只能采取如此方式解决冲突，也就是说，如果说有什么错的话，错也不在萧峰，而在辽君。设想：如果换成令狐冲，则这个冲突可能解决的更好，且看《传剑》部分：令狐冲笑道：“对付卑鄙无耻之徒，说不得，只好用点卑鄙无耻的手段”。风清扬正色道：“要是对付正人君子呢？”令狐冲一怔，道：“对付正人君子？”一时答不出话来。风清扬双目炯炯，瞪视着令狐冲，森然问道：“要是对付正人君子，那便怎样？”，令狐冲道：“就算他真是正人君子，倘若想要杀我，我也不能甘心就戮，到了不得已的时候，卑鄙无耻的手段，也只好用上这么一点半点了”。就是说，只要目的光明正大，倒不必过分拘泥于手段是否正当，甚至可以说，只要目的光明正大，无论什么手段都是正当的，令狐冲这种人生态度和处事方式倒颇有禅宗“邪人行正法，正法亦邪；正人行邪法，邪法亦正”的意味。从令狐冲处理林平之的手法上（象东方不败对待任我行一样，将林平之锁于梅庄湖底的黑牢之中），我们固然可以说令狐冲具有拿得起、放得下的大丈夫本色，但也可以说令狐冲是有一些刚狠果决的枭雄作风的，令狐冲如此对待林平之有些无情，甚至有点残酷——虽然林平之本身的确也是自作自受。我们当然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令狐冲已经达到大彻大悟的境界，但至少，如果按照令狐冲的处事方式，则他既可以象萧峰一样做出威逼辽君折箭立誓之举，但他也决不会因此而自杀，因为令狐冲能够认识到：他这种行为并没有对不起辽君之处。因此，萧峰固然是金庸武侠小说经典意义上侠客的最高典范，但令狐冲才真正超越了经典意义上的侠客而走向了更高的境界，忠于道而不必忠于违反了道的人的境界，沿着这条道路走到极致，就是达摩祖师那样大彻大悟或康熙大帝那样内圣外王的至侠。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笑傲江湖》说明了一个道理：身负绝世神功的大侠敌不过枭雄或小人的阴谋诡计，由此我们看出经典意义上侠客的局限性，但如果由此就匆忙得出侠客本身的理想已经破灭之结论，那我们就还没有真正理解金庸的武侠小说，没有得金庸武侠小说之真谛，因为这种局限性只限于正侠和大侠的境界，是侠客还没有完全实现其本性时所不可避免的，如果达到至侠的境界，这种局限性就得到了彻底克服，因为达摩祖师或康熙大帝那样的至侠对付枭雄或小人是游刃有余的，达摩祖师既有普度众生的菩萨心肠，也具有降妖伏魔的金刚手段，是能够非常自由的做到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的，而康熙大帝这样的明君圣主在治理天下的时候也是深谙王霸兼施、刚柔并济之道的，故通常盛谈的侠客的局限性并没有理解到侠客精神的最深处。在此处，我们将更为明确的阐明侠客的三重境界，即正侠-大侠-至侠之间的关系。正侠在江湖和武林的世界中做得相当成功，但超出此领域，进入政治范畴就显得力不从心了；正侠在维护民族利益的意义上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超越民族主义，进入到人类主义的层次就无能为力了，这种矛盾只有上升到大侠的境界才能解决。大侠首先在江湖和武林的世界中都是高手，而且在进入政治范畴和人类主义的的层次也做得很不错，与此相比，正侠意义上的侠客就成为侠之小者了，但即使象萧峰和令狐冲那样的大侠也对人心之险恶、人类的劣根性无可奈何，因为大侠的境界对教化人心、拯救灵魂、移情化性方面有力不能及之处，这种矛盾只有上升到至侠的境界才能得以彻底根除。至侠的境界，一种形态是以达摩祖师为代表的一切佛菩萨，他们的历史使命、“本职工作”就是教化众生、让众生觉悟自己的本性并将自己的真实本性完全实现出来，而且佛菩萨具有种种法门、无量方便促使一切众生觉悟真理，认识人性的真谛，因此而变革升华生命，主宰自己的命运。至侠的另一种形态是康熙大帝这样的明君圣主，他们可以以不同但同样有效的方式达到与达摩祖师等圣贤一样的目的，只要顺应历史大势、顺应民心，制订出正确的治国之策，比如大力推行圣人之道，则这一招“功夫”在教化人心、改造人性方面的威力比大侠的任何神功绝技，无论是降龙十八掌还是小无相功抑或是打狗棒法要强大得多。理解到如此境界，才是真懂金庸。

　　也只有在此处，我们才会真正体会到：将金学与红学并称、将金庸（和古龙）的作品与《红楼梦》并称并没有拔高金庸（和古龙），因为金庸（和古龙）的作品所达到的境界比《红楼梦》更高。《红楼梦》的最高境界只是揭示了大观园中众女子的悲剧命运，最后以各人承受各自的命运、“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为终结；而《红楼梦》中最具有自由精神、最清醒的贾宝玉，虽对人生悲剧命运的觉悟最深但也无力超越，最后只能出家了此尘缘。无论《红楼梦》在文学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有多高，但它最终的结局是虚无主义的，《红楼梦》中众人都没有达到主宰自己命运的自由境界，因为《红楼梦》毕竟是衰世的悲歌，整个社会都难以超越自己的历史命运，何况是其中的个人？但金庸（和古龙）的作品却不然——这正是两人最伟大的地方！——金庸（和古龙）的作品通过正侠—大侠—至侠的逐步提升，通过对武侠小说内在发展逻辑和贯穿在其中的武侠小说之“道”的不断探寻和突破，终于在现实意义上而非乌托邦意义上提供了自己把握自己命运、自作主宰的范例：达摩祖师的自觉与觉他，康熙大帝的把握历史方向、顺应历史潮流，傅红雪的自我寻找和自我超越等等。《红楼梦》达到的只是一个否定的结局，它也许在离弃和批判旧世界之后启示了一个新的世界的曙光，但毕竟并没有亲眼看到那个新的世界，更无法告诉我们：怎样、靠什么才能建成那个新的世界。《红楼梦》只是向往而没达到的理想境界在金庸（和古龙）的作品中却做到了，金庸和古龙靠对传统武侠小说和传统侠客理想的真正超越做到了这一点，金庸和古龙靠对人性、社会和大道之本性的深刻思考做到了这一点，金庸和古龙把曹雪芹的“空想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就对传统文化的态势而言，在《红楼梦》中，我们只看到传统文化的没落，它的腐朽，而在金庸（和古龙）的作品中，传统文化观念既受到了批判，也得到了发掘、继承和弘扬：儒家文化兼济天下的伟大胸怀在郭靖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理念和实践中得以充分彰显；道家文化的博大深邃、随和谦冲、包罗万象、自在逍遥在张三丰、黄裳、王重阳、无崖子等人身上得到多层次、多角度的丰富展现；佛家文化的大智大慧、普度众生的慈悲之心、“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伟大境界在达摩祖师传法、一灯大师化导裘千仞、空见大师教化谢逊、无名老僧化解慕容博和萧远山之仇恨等等事件中得到大力张扬。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不仅是东方文化的精髓，而且也代表了人类的永恒价值，是不能简单的一批了之的，金庸（和古龙）的作品才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儒家，什么是真正的道家，什么又是真正的佛家，什么才是对待它们的正确态度。但有人会从而且已经从表面的区别出发而下结论说金庸的作品更富有传统文化气息而古龙的作品更具有现代社会精神，却不明白，传统和现代本来就是时间的两个互补的维度，现代是传统的延续，传统是现代的源泉，因此，对传统的真正理解和继承并不是以与传统对立的现代的观念取代传统、消灭传统，而是让传统自我生发出现代、转化为现代，对现代的真正理解和发扬也不是以与现代对立的传统的观念来反对现代、拒斥现代，而是让现代回溯到传统、展开出传统。对于传统和现代关系的真正理解首先就是要打破和超越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二元对立而将两者置于统一的整体之中，把两者化为一个整体，这样，我们才会进入既不局限于传统也不局限于现代而是贯穿于传统和现代之中乃至于贯穿于一切时代之中的普遍的人性和普遍的大道之境，这样，我们才会彻底理解：武侠小说的意义并不是如何对待传统，也不是如何看待传统和现代的关系等等，而是向我们揭示了超越时代和地域的人类的永恒价值，宇宙的大道。“我应该如何去生存？”，“怎样才能找到幸福？”，“如何做自己命运的主宰”，“如何达到自由境界？”，“如何去求索大道？”，这些问题不只是对江湖人有意义，而是任何人——无论他生活在何时何地，只要人类还存在，只要人类还没有彻底解决自己的困境——都必须要加以面对并必须加以解决的永恒课题、最高课题，而对这一最高课题，遍观整部《红楼梦》，我们看不到出路何在，但在金庸（尤其是古龙）的作品中，尽管其中也有迷惑，也有沉沦，甚至也有罪恶，但毕竟给我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切实可行的道路。金庸（尤其是古龙）作品中的主人公，各有各的苦恼和磨难，各有各的人生求索和成长历程，但最终都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都找到了自己的实现人生价值之路，给我们提供了一部很好的人生启示录：无论你从哪里出发，无论你的人生历程多么曲折和艰险，总有通往解脱和自由之道，人最终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也只有在此处，我们才能真正明白至关重要的两点：

　　1、如果我们不理解侠客的终极理想——至侠的境界，那么我们不要奢谈对武侠小说或对侠客理想的超越。彻底掌握了金庸武侠小说内在逻辑和根本精神的人将非常清楚，《鹿鼎记》这部在通常意义上看来最不具有武侠小说特征的所谓“非武侠小说”恰恰是金庸武侠小说的最高境界，《鹿鼎记》完全达到了武侠小说的无剑境界。与通常人们对金庸作品之核心精神的理解相反，金庸从来就没有对侠客的理想失望过，他只是告诉我们，不要停留在侠客的有限境界，而应上升到侠客精神的最高境界去理解侠客和侠客所代表的人类本性。

　　2、《鹿鼎记》作为金庸武侠小说的终点，启迪出了武侠小说的真谛所在：侠客的最高理想不在别处，而是蕴含在历史和人性的最深处，所以无论历史如何变迁，也无论世事如何变幻，只要人类存在，则人性永存，故侠客的终极理想不灭。不过，这一武侠小说的最高理想必须要在彻底领悟金庸作品的本性之后才能完全显现，由此，我们就极为清晰地看清楚金庸和古龙之间的关系：古龙就隐藏在金庸武侠小说的最深处，将金庸深藏不露、深藏若虚的最高境界彻底发挥出来，就是古龙，所以，当金庸武侠小说达到大解脱和大自由之时，当金庸武侠小说的妙道冲破一切束缚破茧而出、破壁飞去之时，金庸就象涅槃的凤凰一样，幻化出了、幻化成了——古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