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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刘国重

金庸生平[资料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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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8 23:0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1-4 16:45 编辑

大侠小事,金庸先生远离公众视线的这些年 | cover计划

原创: cover计划  棱镜  5天前


这是cover计划的第39篇文章
作者 | 潘丽琼
编辑 | 李伟



武侠小说泰斗金庸(查良镛)先生走了,留下太多的遗憾与不舍。

早年我应好友施洁玲导演邀请,为香港电台《杰出华人系列》采访金庸先生,有幸追随金庸伦敦走访剑桥,再回到香港。那段日子我们朝夕相对,聊他的商业王国、三段婚姻、长子去世的伤痛……后来我把马云介绍给金庸认识,马云邀请金庸到杭州,主持互联网界的西湖论剑,则是后话。

太多温暖的记忆与不舍,今日一并写下,是以为念。

Cover
马云索签名  金庸面色一沉

金庸是浙江海宁人,生于书香世代之家,说话一直带着浙江口音,对故乡有很深厚的感情。2000年,我受委托,邀请金庸先生和马云见面,当时老人家完全没听过阿里巴巴。我跟他说马云创立阿里巴巴一年时,就登上美国《Fortune 》杂志封面,而且马云是来自杭州的,金庸马上爽快说好。

马云酷爱金庸小说,他告诉我,自小读书不怎么样,数学还常常零分,唯独沉迷金庸小说,常常躲在被窝里拿电筒偷看小说,万一被父亲发现了一定挨骂。他在众多金庸小说中,最爱《笑傲江湖》中令狐冲师傅风清扬。

风清扬是世外高人,一直隐居华山思过崖,独门秘诀是孤独剑法,并非靠外在实质的兵刃,而是靠多年锻练的内功,击败对手,以无招胜有招,独步武林。

那次见面的地点就定在中环镛记酒家。镛记以烧鹅闻名海内海外,金庸经常在此宴客。这天他以“查先生”订房,和太太林乐怡(阿May)一同前来。

那天是2000年7月29日,我约马云在镛记楼下见。马云一身便服,早已站在大门口,像个小粉丝。

金庸一身西装笔挺,还带着上等红酒而来,由我介绍几句,两人以同乡相认,气氛融洽。马云满心欢喜地拿出金庸小说,请偶像签名。谁料金庸望一望封面,脸色一沉,冷冷道:“我不签,这是盗版!”全场气氛进入冰点。

马云拿着书,看了又看,尴尬的很,他也不敢相信这20多年来看的金庸小说,都是盗版。金庸说,多年来在内地售卖过亿本的金庸小说,九成都是盗版的,等于明目张胆地打劫他的财富,但他无论怎么投诉,总是无法杜绝,所以每次看到盗版小说,都会怒从中来。

当时马云频频道歉,而金庸也没再计较,还灵机一触,拿起桌上的餐纸,写上“神交已久,一见如故”的字,赠予马云,马云也很开心,气氛马上缓和起来。金庸当时年事已高,但对于同乡晚辈马云的生意十分感兴趣,听得津津有味。后来我把这两个人见面的故事,写在杂志上发表。

过了几天,马云突然致电我:“Carmen(我的洋名),我可以直接联络金庸先生吗?”我笑着回答:“当然可以。金庸不是我的私人财产啊!”


2000年9月,浙江杭州,马云和金庸先生在阿里巴巴

当时满脑子奇思妙想的马云,想着打铁趁热,找金庸当武林盟主,摆了一个“西湖论剑”,广邀互联网江湖上的各路英雄,新浪的王志东、搜狐的张朝阳、网易的丁磊和数十家公司的代表,举行武林大会。当时74岁的金庸,也欣然来到西湖湖畔赴会。

当年我采访刚起家的阿里巴巴时,还不觉得有金庸小说的影子,但据说现在整个阿里巴巴都浸沉在金庸小说的氛围之中,公司里有光明顶、桃花岛、达摩院,到聚贤庄、侠客岛等,不少主将还都有来自金庸小说的绰号。承接马云总舵主之位的张勇,就叫“逍遥子”,是《天龙八部》中世外高人。

金庸和马云,都带着浙江师爷的性格,是文人,但又雄心万丈打江山,生意手腕灵活变通,在多变的江湖屹立不倒。

Cover
金庸的多情与无情

金庸小说里有太多经典的爱情故事。那么他自己的爱情故事又如何呢?

人人皆知金庸有三段婚姻,第一婚姻是1947年,当时23岁的金庸认识比他年轻5岁的杭州同乡杜冶芬,相恋并结婚;但金庸收入低微,加上杜不懂粤语,最后另结新欢,离开了他。根据后来的查太说,杜冶芬再婚后生活不如意,金庸对前妻没有宿怨,还会接济她。

第二任太太朱玫,新闻记者出身,1956年和金庸结婚,夫妻俩胼手胼足打江山。朱玫为金庸诞下两子两女,和金庸捱过最艰辛的创业之路,但可惜二人于1976年离婚。

金庸第三任太太,是比他年轻廿六岁的林乐怡阿May。在我们逗留伦敦拍摄《杰出华人系列》时,阿May 向我忆述,她和金庸戏剧化的相识经过。

忘年恋的开始,发生在1966年的香港,她只有十六岁,在香港岛鰂鱼涌丽池的一间餐厅当侍应生。那里距离《明报》北角办公室,只是数分钟的路程。

她记得大约下午时间,一个貌似生意失败的中年男子推门进来。他面容憔悴,满怀心事。林乐怡轻声问他,要吃什么呀?他不发一言。出于同情,少不更事的她说:「如果你冇钱,不如我请你食一个火腿扒饭呀,好吗?」

一顿火腿扒饭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翌日,她收到一份意想不到的礼物,是一个高及腰的大洋娃娃,送礼的人正是金庸。

林乐怡是越南华侨,本来是千金小姐,后来举家逃难到香港。出身富裕的父母不懂谋生,只靠16岁的她当侍应生养家。大作家金庸人人都认识,但当时的小妮子不知晓。

金庸当时心情低落,因为《明报》挥笔直书写社论,置自己于风波中。

林乐怡给予大作家温暖和关怀,金庸爱上了率真可爱的她。阿May 说,他成为她生命中第一个男人,但金庸家有和他辛苦打拼的妻子朱玫,和四个子女,注定了金庸和林乐怡修成正果之前的十年,是一段苦恋。阿May 说,她尝试离开金庸,到澳洲读书,也试过和其他人拍拖,但金庸追到澳洲,终于打动了她。

金庸长子之死,成为压垮金庸和朱玫婚姻最后一根稻草。

林乐怡忆述,那一夜,金庸非常伤心地来到她的家里,原来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长子自杀了。长子很有才华,读书成绩好,就这样走了,令金庸悲痛欲绝。

失去长子的金庸和妻子朱玫关系更差,1976年终于离婚。根据《壹周刊》报道,朱玫晚年失意,猝死在街上。金庸一直说对不起第二任妻子。

金庸还有一段没有开花结果的爱情。1953年至1958年期间,他为了心仪的长城电影公司的台柱花旦女明星夏梦,不惜入长城编写剧本。夏梦早已名花有主,襄王有梦,神女无心。多年后,查太还不时拿夏梦出来开金庸的玩笑。


金庸与夏梦

金庸曾经用生物学向我解释男人为何天性风流,因为男人要肩负繁衍下一代的使命,所以天性难以专一,女人负责抚育子女,所以专一得多。我没有反驳。

和金庸夫妇相处那一段日子,深深感受到阿May 对丈夫无微不至。金庸患有糖尿病,却嗜甜食,May 严格控制他的饮食。在马忌仙峡道的查家吃下午茶,我们吃芝士蛋糕,金庸吃燕窝粥。

晚年金庸的身体不算好。七十多岁时,曾经有一次在家中晕倒,马上通知当外科医生的女婿吴维昌,及时在医院动了大手术,死里逃生。金庸跟我说,动手术风险高,但查大侠不怕死。

有一个礼拜天,我们和金庸到伦敦的Harvey Nichols 吃饭,金庸看着书店上的物品发呆。碰巧和男制片散步的影星杨紫琼经过。杨紫琼热情地称呼他查伯伯,金庸带点茫然地微笑回应。

杨紫琼走后,金庸才细声地问我们:“她是谁?”原来金庸早前那次在家中晕倒,对记忆是有影响的,有些脑细胞死了不能复生。但金庸八十多岁仍坚持在剑桥大学完成硕士和博士论文,毅力不凡。

近年,金庸身体不太好,说话也有困难。他以94高龄辞世,爱妻林乐怡的悉心照顾功不可没。

Cover
金庸处事的“武林秘笈”

金庸不是只躲在书房低头爬格子的文人,而是耳听八方,不断寻找商机,又灵活变通的成功商人。

1952年他调入《新晚报》编辑副刊,因为澳门一场轰动的比武,副总编辑罗孚安排查良镛与梁羽生写武侠小说于副刊连载,梁羽生编写《龙虎斗京华》,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写《书剑恩仇录》,甚受欢迎。顿时金梁齐名。

他的武侠小说畅销,令他不甘心呆在《新晚报》当一个副刊小编辑,但他也不会像同期出道写《白髮魔女传》走红的梁羽生(真名陈文统)把书交出版社算了,而是借武侠小说畅销获得第一桶金创业。

1959年,他和中学同学沉宝新各集资八万和两万创立《明报》。即使创业初年惨淡经营,他还是咬紧牙根靠武侠小说杀出生天。沉宝新负责经营,他负责内容。他于《明报》上连载《神雕侠侣》,很快打稳阵脚。同时成立《明河》出版社出版自己的小说,亲自洽谈电视电影版权,将小说利益最大化。

在设计《明报》王国版图时,金庸亲自操刀,有引人追看、刺激紧张的武侠小说,有吸引知识分子的社论,有娱乐新闻祖师爷雷坡的娱乐版,以及畅销几十年、至今屹立不倒的八卦杂志《明报周刊》,更有文坛教父胡菊人主理的高档《明报月刊》,以及由后来创立《信报》的林山木打理的、财经为主的《明报晚报》。每一个版块,代表了金庸广阔的视野,也是他性格的延伸,亦狂亦侠亦逍遥,亦雅亦俗亦畅销。

之后,他还在马来西亚成立《新明日报》,成立了明报出版社与明窗出版社。1991年1月23日明报企业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当年3月22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明报集团1991年度的盈利接近一亿元,金庸在那年的《资本杂志》的《九十年代香港华人亿万富豪榜》名列中排第64位。

1993年4月,金庸宣布辞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职务,改任名誉主席,将明报集团售予于品海。退休以后,金庸多和妻子游山玩水,在剑桥深造。


金庸与第三任妻子林乐怡

金庸领导群雄的方式,是下达“武林秘笈”。1985年,为迎接80年代中英谈判的大时代,决定聘请二十名大学生入《明报》,其中香港大学毕业,后成为执行总编辑的冯成章记得,金庸曾给他一张八字真言的亲笔字条:“有容乃大,无欲则刚”。

我记得为了拍摄,曾相约所有明报编辑吃饭,金庸逗大家:“你们个个我都满意,除了一位。”席上众人面面相觑,都心想:是不是我?金庸捉弄人时,活脱脱一个会玩儿韦小宝。

金庸曾给马云写了一封短笺,鼓励他善用人才。内文如下:“善用人才为大领袖之要旨,此为刘邦刘备之计,已创大业也,马云兄常勉之。金庸 公元二千年九月于阿里巴巴宝洞。”

他自己何尝不是如此?他筹划的《明报》副刊,网罗了香江第一才女林燕妮、鬼才黄霑、作家倪匡和香港爱情小说祖师奶奶亦舒等,如此阵容,香港其他报刊无人能及。

多年后,我和金庸伉俪在马己仙峡道的家里吃下午茶,回忆满满。还有一段故事是,曾被指抛妻弃子的黄霑,便是金庸证婚下,向林燕妮下跪求婚,成一时佳话。谁料一对璧人,最终关系破裂,老死不相往来。两人都是金庸多年好友,叫他非常唏嘘。

Cover
金大侠物业遍全球

金庸还有个爱好——买房置业,包括北角明报写字楼和他曾居住的山顶道1号独立屋。山顶道1号原本由外国领事持有,金庸在1985年以1250万港元购入,居住至1996年,以1.9亿港元出售。

为什么金庸会迁出这个豪宅?查太解释,他们看新闻说有山顶独立屋被人行窃,户主还被剥光吊在树上,吓怕了,宁愿搬进马己仙峡道的分层住宅。

金庸非常喜欢旅游。直飞伦敦时,我们到头等舱探望他时,他笑起来,双眼眯成一线,像小孩子一样兴奋,倒是查太怕搭飞机。金庸似乎不喜欢住酒店,在伦敦时住在自置的豪宅,雇有外籍管家打理;剑桥大学附近也有寓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查太笑说,这里没佣人,连倒垃圾都要查大侠亲自出马呢!

他们的物业遍布全球,包括澳洲和巴黎等,我说他是环球物业收藏家。金庸嘱咐我:“你切勿让人知道啊!”我保守秘密多年。

金庸真正遍布全球的,首要的不是物业,而是粉丝。我们在伦敦鹿鸣春中餐馆吃饭时,被一个侍应生发现金庸大驾光临,马上通知全酒楼所有伙计,各人拿一本金庸小说出来,排队索取签名,显然金庸小说是他们随身的精神食粮。我们临走的时候,全酒楼的其他食客纷纷站立,目送大师,连我也沾到一点光彩,毕生难忘。

笔者后记

“和金庸夫妇闲聊、喝咖啡、品美食的日子,历历如昨;1996年的5月12日,阿May 知道是我的生日,专诚为我庆生,还送我黑色真皮Gucci银包做礼物。我们的司机是个博士生,原来也是围棋高手,特别安排了他和金庸对奕。谁胜谁负也不重要。

介绍马云给金庸认识,自是难忘。我之后再见了金庸两次,一次是从他手上代表天地图书,领取香港印艺学会的最佳印刷大奖。我和他久别重逢,特别开心。最后一次见查大侠,是天地图书三十周年庆典,梁羽生也专程从澳洲回来。武侠小说两位大师同场,是经典场面。然而,典礼后,梁羽生中风,几年后过世。

金庸近年身体不好,能活得九十四岁,因为他热爱生命。他曾向我形容自己如一颗钻石,有很多侧面,这些光芒将会恒久不灭,活在每个人心里面。”

潘丽琼:香港资深传媒人,曾任《壹周刊》副总编辑、天地出版社副总编辑。

文末小福利
武侠小说泰斗金庸(查良镛)先生走了,留下太多的遗憾与不舍。他写下的或许是一个时代,激荡的是一代代人们的心。对此你有什么想发表的,请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留言点赞第1名获得100Q币(可兑换5个月腾讯视频会员哦!)截止至11月6号(下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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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人金庸与他进击的《明报》

   

    作者邹思聪

    自由撰稿人

    在1962年,创刊不到三年的《明报》,突然成为香港报刊的一时之选。

    在此之前,金庸创办的《明报》只是一份小报,从1959年创刊以来,《明报》一直靠金庸的武侠小说以及独有的精彩马经,狗经,明星的轶闻艳史来招徕读者。

    彼时,《明报》日销量已上升到22000份,比之于许多小报,成绩堪称优秀。然而,这远不是金庸的理想。

    一年之前,《明报》已经决定转型。1961年7月16日,金庸发表社评《本报进行加强国际新闻》,“从明天起,逐步加强国际新闻,严格遵守公正无私、不左不右的立场,拥护中国人的利益,香港人的利益。”

    但1961年的《明报》,并未正式涉足严肃政治和新闻,直到1962年5月,广东的饥民为了求得生存,开始逃往香港。

    然而这样关乎香港稳定繁荣的大事,香港的大多数媒体并未做好准备。在普遍左倾的世界思潮冲击下,香港的很多报纸全线左转,对于大陆的负面消息一概沉默,而许多右派大报也对此反应姗姗。

    当然,《明报》除外。

    “金庸出身《大公报》,自然知道你们对付异己的态度”

    金庸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定报道五月逃港潮的。

    按照《明报》之前的中立立场,如果报道五月难民潮,会有两层忧虑。作为老板,金庸首先考虑的是非法入境者问题并不好报道。而更让他顾虑的,则是可能会引起“左派”报刊的不满。

    彼时,左倾思潮不仅仅存在于大陆。共产主义吸引着全世界的知识分子,相反,资本主义正陷入政治和道德的危机。

    香港亦是如此。中共建国之后,大公报从张季鸾时代的“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客观立场急遽左转,成为香港最大的“左派”报纸之一。除此之外,还有文汇报、新晚报、晶报、香港商报等四家“左派”报刊。

    金庸本出身于《大公报》和《新晚报》,也在此写作武侠成名,在《大公报》左转之后,忍受不了而离开。他深知“左派”报纸打击异己的方式。金庸后来写道,“金庸出身于《大公报》,自然深知你们对付异己的态度。我们决定刊登五月人潮的消息,金庸内心难道不怕么?难道不想到自己安危和妻子儿女么?”

    然而,从1962年4月起,《明报》的记者都开始抱怨,因为他们所写的难民消息一律都没有见报。记者们去边境采访之后,个个回来都异常沉重。记者们对报社的不作为不满,纷纷质疑自己的老板,“这样的大消息也不登?”

    港闻版编辑韩中旋、王陵在此时也站在了记者的一边,一直向金庸争取发稿,“采访归来的记者蓬头垢面,满脸泪水”,向他们哭诉,抱怨。而出于对“左派”的顾虑,金庸仍然没有答应。

    直到手下大将采访部主任雷炜坡和记者陈非以辞职相逼,他们力争,即便《明报》不刊登,“左派”报纸不刊登,香港其他非“左派”报纸,《成报》《星岛日报》《华侨日报》也会刊登。况且,整个香港都被难民潮所牵动——港府对于如何安置聚集在梧桐山的难民一筹莫展,香港居民也忧心忡忡……这个老板终于被说服。

    在后来与《大公报》的论战中,金庸解释,“我们不能视若无睹,只好刊登一些。但再过几天,《明报》的采访课整个沸腾了。记者们从边境带回来的眼泪,洒在编辑部的桌子上和地板上,他们激动地表情和心酸的言语,使每个人的良心不能平静。”

    终于,《明报》开始大量刊登独家新闻。这个被逼无奈的决定,将成为“左派”报纸围攻《明报》的把柄。在未来,《明报》不得不面临一场战争,而金庸甚至会遭遇死亡的威胁。

    但现在,《明报》忽得大名,纸贵洛阳。

    “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

    从5月8日开始,《明报》开始零星的试探着报道难民潮。而5月11日起,下定决心的金庸几乎派出所有记者——到沙头角、粉嶺、元朗、罗湖等移民聚集的地方一线采访。

    5月11日的《明报》头条并非难民新闻,而是本港新闻,“昨晚九龙荔枝角道停电带来一场大火”,“少女跳海”,“少妇割颈自杀,下体亦有血流”……看上去,一切都和那份格调不高的小报无甚差别,但潜藏的暗流,在翌日彻底涌现。

    5月12日,《明报》以《大陆人民波浪式涌入香港,边境军警搜捕亦疲于奔命》的大横幅头版报道逃港潮。在头条下方,又有记者撰写的《偷渡者皆具无比决心》来描述难民们不顾一切的逃港,报道称,“许多人已偷渡六七次,他们获中共批准出境米证即取消。后退无路,唯一办法就是闯入香港”。“人浪向香港冲来,廿四小时内不停,当局已感到棘手……他们不心灰,又做第二次偷渡,或第三次,四次……直到成功为止”。

    到5月13日,《明报》发表头条《官方公布偷渡者万人被捕,港督昨赴边境巡视难民营》,《港政府首次发表声明,人潮袭香港数字庞大》,称“非法入境者包括农民工人及学生……大陆人民非法偷渡入境者越来越多,官方宣布逮捕者达万人之众。”而在《自晨至午捕获千人,偷渡者如水银泻地》中,记者详细描写了偷渡者分别由沙头角落马洲打鼓岭渗入,“今日凌晨陆续有大量难民非法逃入边境已为警察截获……他们是由中英边界之梧桐山进入”。

    除了大量地细致报道难民情况之外,《明报》也发表了表明态度的社评。在1962年之前,金庸还是靠武侠为人熟知,但至此之后,他的社评将比小说更加知名。金庸的社评在大逃港的报道中,让《明报》迅速的区别于其他报纸,独树一帜。

    社论浩叹,“巨大的痛苦和不幸!”。然而,人道主义的关怀和现实处境的艰难仍然摆在《明报》的面前——“由于连续三年来大陆上的灾荒,粮食发生严重困难,他们便背井离乡,来到香港。这些人百分之九十以上,获得中共当局的出境许可,但未被香港批准入境。据说,中共当局批准其出境后,还给米票取消,因此他们如果一次入境不得,势必至于要第二,三次的前来。但香港地方这样小,如何容纳得下源源而来的大量人民?”

    面对饥民的惨状,和香港容纳不下的现状,社论说:“最近我们很少发表社评,因为事实上,许多问题我们困惑不安,可是又提不出可行的合理办法……这样巨大的痛苦,巨大的不幸,谁都会感到束手无策。”

    然而,连篇累牍的报道仍在继续。5月14日,《明报》发布了头条《边境采访记》,介绍“大陆人民非法抵港路途增加,偷渡者继续源源进入香港境内,自晨至午又有数百人被逮捕”之后,便是一篇《梧桐山中云愁雾惨,遗下不少伤病妇孺》。《明报》记者龙国云等人看到,香港当局出动大批警察拦截难民,导致大量偷渡者被堵在山上,老弱妇幼在山上摔倒跌伤,水尽粮绝,不得已而吃树皮,木菌,别无他法,只有坐以待毙。

    翌日,15日的《明报》便刊登龙国云的特写《梧桐山上惨绝人寰》,尽管,这并非现代意义上新闻专业主义的特稿。龙国云写道,“此刻,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把已经观察的事实,重现在各位面前。”

    报道分为四部分,“人性与同情”、“吃树皮木菌”、“创伤了小心灵”和“遥远的期待”,细致的描述了梧桐山上的难民惨状——“许多偷渡的老弱妇幼,在山上跌伤,患病,他们水尽粮绝,坐以待毙。至亲的人,也无法相救,于是夫弃其妻,兄舍其弟……谁无父母?谁无骨肉?这些不幸的人,急待援救。”

    特写的右侧,是难民获得医治的最新新闻,《非法入境之患病受伤者获许在港留医》,副标题则是“传说有万人在华界边境等候机会再偷渡入本港”。下方是一篇人物稿,《慈母背雏儿翻越梧桐山,母死儿生哀啼尸侧》,“同行者恻然但无人愿加援手”。

    而最为震撼读者的,又是《明报》的社评,在报纸最右,几乎竖排通栏的大标题《火速!救命!请立刻组织救援队上梧桐山》。

    社论写道,“一个偷渡的中年妇女因体力不济而在梧桐山上死了,她携带的孩子坐在母亲身旁啼哭,每个人经过孩子身旁,没有一个人敢抱了他走,因为谁都感到自身难保。我们热切希望,这个孩子现在还没有死,能有人抱他下山。……我们在香港的居民,幸而没有受到饥饿的威胁,但我们多数也都是从大陆来的,只不过早了些时候而已。想到那些陷身于苦难中的同胞,谁都会感到恻然难过。我们亟盼中共当局派人来救援,也亟盼本港当局派人去救援。”

    面对每天增加的难民,《明报》并无两全的对策,但在大量地实地采访之后,一向中立的《明报》表达了先救人的态度,这篇社论在文末,几乎是大声疾呼,“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

    而此刻,香港官方正忙于堵截和遣返偷渡者,并不关注难民的生存状态。香港“左派”报纸则始终缄默不语,只字不提。而一直以知识分子为对象,关心大陆事务的《星岛日报》等右派报纸也是在5月15日之后才以显著篇幅,报道难民消息,《明报》比它们早了五天以上。

    详实的特写、全面的逃港潮呈现以及以社论之重的大声疾呼,引起了读者的巨大反响。众多读者致电询问报道所写难民的最新情况,并表达要施以援助的意愿。

    之后,《明报》会有更大的动作,在财力人力都不及《星岛日报》《华侨日报》等大报的情况下,这份报纸将另辟蹊径。

    “读者纷纷响应本报呼吁”

    5月16日,《明报》依然是一整个头版的难民潮内容,头版头条是《偷渡抵港饥民昨日破空前记录》,接着报道《军警自晨至午截捕约三千人》。记者写道,“一个逃港的少女对本报记者称,淡水的上老屋村,上山屋,下山屋,石桥,上下廖屋等村已十室九空,居民百分之八十走向香港”,“人潮波浪式淹至遣送工作赶唔切粉嶺临时收容所内,十六座营帐住到满,军警搜捕偷渡者,山头一片哭声。”在报纸中左部分,记者则着重描述港人对难民的救助,“上水围村做善事,施粉施茶,分派过路饥民”。

    而在报纸正中的内容,则只可能为《明报》独家享有,因为它来自明报的读者——《读者纷纷响应本报呼吁,愿参加救援队上梧桐山救人》。

    这是《明报》的独家救援,其他任何报纸,即便是《星岛日报》等大报,都没能做到这种地步。

    社论写道,“大陆饥民来港,有如一副悲惨之流亡图,烙印本港居民脑海,本报昨日社论,高呼‘火速救命’,获得广大反响,询问关于捐款救济同胞之情况,不少读者,愿参加救援队上梧桐山救人。本报已定今日再携带食物往边境赠予各同胞。”

    除此之外,还答复读者关于昨日报道中婴孩的疑问,“又读者郑太询问山上那个可怜的婴孩的卜落如何?知已经被救下山。关于他的下落,已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本报记者对此,甚感抱歉。”报告最新的救援情况,对读者疑问进行答复,以及作为报社本身进行救援,皆为《明报》独家。

    17日,《明报》继续以巨大的版面全方位呈现众多内容。

    报道灾民及其寻亲的细节。“一批抵港难民找寻香港亲人”,“不堪长途折磨,老人病重山中,挥手命两侄儿自寻生路。他们向记者求救,只得相对泫然。”“边境山头一片呼儿唤母声,闻着心酸肠断”,“‘淡水叶阿福,你响边处?石龙袁九,阿妈来揾你呀——’听到人心酸泪落。”

    报道救援的尴尬和官方的拒绝援助。“伤病妇孺僵卧山头,急待粮食医药救济,宗教团体及各社团已个别出动”,“三个宗教团体带埋医生上山救人,结果被警员赶走”……“红十字会香港分会声明,对边境之难民问题,不拟采取任何行动。”

    报道持续涌入的灾民。“翻遏梧桐山由坪峰入境者,约在千人以上。遣返警车进入罗湖前,仍有人冒死跳车逃走。”

    《明报》以中立的笔触描述各方态度和作为,而在新闻对比中,《明报》对于红十字会和官方的拒绝救援亦没有批评,而是代替官方,自己行动。

    这日,《明报》发起了为难民募捐活动,更别出心裁的在17日的《明报》头版中央,公开透明的公布了捐款人的姓名——《本报读者捐款芳名》。

    在这篇“报道”中,有个人捐款,亦有工厂、商号和社团捐款,有捐一元两元的,也有捐五元十元的。《明报》都公布出来,并计算出总数,当日共收得捐款一千五百一十六元。在文末,《明报》也不忘提示读者,“如有热心读者捐款,可联系本报采访课或来电示之”。

    以报社的公信力和读者群为独家优势,《明报》呼吁和救援难民,而这些商号、工厂及社团不仅捐款,还自发组织团队,前往边境,向难民派粮。

    5月18日,《明报》仍然公布新增的捐款人姓名和捐款数额。然而自发的救援已经不再可行。因为“英界再增建铁丝网”,港府的禁区范围扩大,到处不准进入。很显然,《明报》的独家救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惹恼了香港警司和政府。

    到5月19日,《明报》不得不停止接受捐助,“限于各种环境关系,未能顺利展开救济,故暂时停止接受捐款,祁读者谅之。”“各种环境关系”就是指港府扩大边界禁区范围,不希望居民因为同情大陆难民,而与执行遣返任务的军警发生冲突。

    正如金庸所言,“许多问题我们感到不安,可是又提不出可行的合理对策……这样巨大的痛苦,巨大的不幸,谁都感到束手无策。”难民悲惨可怜,香港却是弹丸之地——不援助,难民会愈加凄惨;援助,则会令边区情况更加复杂,增加警务工作困难,更无形中鼓励了更多的非法移民。

    面临人道关怀与现实处境的冲突,不止《明报》,整个香港在此刻,都显得鞭长莫及。

    “要小小的香港来者不拒?”

    逃港潮不好报道,金庸的第一个担忧应验了。现在,纯人道式的呼吁已经不再合适,因为大量难民逃港的影响,已从边境扩散开来。

    此时,由于边区局势趋于严峻,警务处长警告港人,“远离边境禁区附近,违者将罚款五千元或监禁两年”。这条新闻在19日的《明报》也头条报道。到20日,港督发布命令,“边界禁区扩大,凡唆使及劝导别人非法入港者,依例可罚款两千元或入狱一年。”

    折中之下,《明报》在5月21日,由之前纯人道的呼吁,变为对香港处境的现实考虑。社论《协助警方,共度难关》写道——

    “大陆上大批同胞的涌入香港,使香港当局面临着一个极困难的问题。这种情况之棘手,任何人都是见得到的。台湾在大说风凉话,说香港遣返非法入境的中国人民,乃是不近人道。联合国中,也有人在攻击香港。其实试问台湾和联合国,为什么台湾只允许每年收容一千人(据外国通讯社消息,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台湾今年只收容了一百名难民),却要小小的香港来者不拒?”

    “边境上的大新闻,已经刊载了十多天,这十多天中,总算没发生什么重大的不幸事件。我们天天在担心,说不定哪一天,会有重大的意外发生……在成千成万的群众大场面中,在太阳如火的大热天里,在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之下,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他们必须保护香港的安全和利益……香港本地居民们尽力维护秩序,协助警方。”

    《明报》的担忧变成了现实。这一天,上水地区发生。一辆遣解非法入境者的警车在粉嶺赛马会道上通往上水村行驶时,一些男女孩童向车上的难民投掷粮食,而遣解车不慎撞伤一男一女,人群喧哗。而现场一名外籍警司和警员到场维持秩序,被人袭击,最终导致出动新界总部防暴队,驱赶了在场人群。两天之后,粉嶺地区又有学童被撞伤,几乎又酿成,防暴队用滕盾和防暴棍驱散了在场的五百名群众。

    到22日,《明报》头版报道了《遣解车辗伤送粮人,上水发生骚动》,“纷乱中洋帮办被打,情急之下拔出,幸警司及时制止不致爆出大祸。防暴队奉紧急命令开抵骚动区”。与此同时,明报再次发表社论《请勿加重警方困难》——

    “我们一直在担心,边界上难民入境的问题中,可能引起什么严重的冲突事件。如果有这样的事发生,对于任何人都是不利的。昨天,果然由于接济同胞,因而发生拦阻警车,撞伤儿童的事故。虽然幸好纠纷没有扩大,但难保以后的局势不致更趋恶化。”

    “我们认为,目前的首要之务,是使边界平静无事,这是全港三百二十万居民利益之所在。大陆上的同胞源源而来,这是香港人所无法控制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支持香港警方,使他们能够谨慎地,合乎人道地处理这个难题。香港不想开罪中共,也不想使这些非法入境的同胞多受痛苦。人人都可以看到,当局一直是以同情而宽厚的精神来对付非法入境者。”

    社论也承认警方处理问题时的一些粗暴现象,“当然,可能有极少数的人脾气难免暴躁,然而如果是你去做这样苦难的工作,说不定你的脾气也会暴躁起来的。我们绝不认为脾气暴躁是适当的,只是看到,这是一件不幸的事,人人要存一种同情而宽厚之心,不对任何人苛求。”

    同时,由于许多记者到边境正常采访被当局干扰,《明报》在文末也不忘争取自由报道的权利,“各报记者采访这个新闻,目的是使广大市民知道真实情况,事实上正是在协助当局圆满处理这个难题,希望当局能使记者获得应有的权利。”

    23日,《明报》发表社评《巨大的定时炸弹》,开篇即写道,“我们并不愿意危言耸听,故意夸大,但是这却是香港所遭遇到的最大危机。以弹丸之地的香港,无论如何是无法收容源源不断的来者。但所来的每一个人,又都是我们的同胞,怎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露宿荒山,妻离子散?”

    “从情感上说来,谁都同情这些难胞;而在理智上,我们必须认清楚,这是一个很有危险性的、具有爆炸性的难题……事实上,这件事好比是一个巨大的定时炸弹,警方人员正在小心翼翼、全神贯注的设法移开,是否能够安全解决,现在还未可知……不要忽视这个危机——我们是否能够继续安居乐业,和这个大炸弹是否爆炸,有很大的关系。”

    一连数日,《明报》的克制报道和冷静评论,让读者在同情难民之时,亦不再与警方发生冲突。而《明报》的理智呼吁,也得到忧心如焚的香港民众普遍的认同。

    与此同时,《明报》并没有停止对难民的帮助,而是采取了另一种方式。

    “来港者可放心领身份证”

    到五月末,难民潮情况终于有所好转。

    5月24日,《明报》有两大新闻分置头版左右两边。第一则是关于中共关于难民政策的新措施,“被香港遣返之难民,不准在深圳停留”,这样就让大量难民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偷渡,由边界涌入的难民,终于开始逐日减少。万难之中,整个香港都松了口气。

    第二则,则是《明报》指导难民如何申领身份证,“新由大陆来港之人今日可放心领身份证,排队申领表格者将不致遭受检查或逮捕”。原来,港府采取了“抵垒政策”——对于凡是已经进入市区的非法入境者,都可以向人事登记处登记,领取身份证。

    在5月25日,《明报》继续报道身份证申请情况,“政府发言人对本报记者称,申请领证者无任何人被拘。登记分处昨日开张,门前逾千人排长龙”。这一报道起到了安抚人心的作用,大量难民前往办理身份证,不再担心这是“阳谋”。

    26日,又一批难民得到安置,“偷渡入境大陆人士已办妥登记手续,移民局召见问话唔使惊。”“在港有亲人照顾或有职业将可获准居留”……

    直到5月31日,《明报》依然坚持报道移民局安置难民的新办法——《新来港人士领身份证,当局今起实施新办法》,文章报道——领证人士隔夜排队,而新法可能会减少挤迫。而且,新法较之前简化,移民局的问话也会因人而异。而那些生活职业得到安定的人,会更容易申领身份证……至此之后,五月人潮的报道才逐渐离开《明报》的头版头条。

    此后数月中,《明报》依然隔三差五地报道难民入境的最新情况。在难民潮的报道中,全方位的新闻与特写,人道与理智兼备的社评,以及持续对难民进行安抚和提供指导,《明报》经此一役,赢得了声誉和销量——然而,狼群也正在逼近。

    “恶毒反华”

    由于在五月逃港潮中的数篇社论都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明报》的社论一举成了这份报纸的招牌。

    《明报》社论在8月再露锋芒。彼时,北京向阿尔及尔赠送大量粮食和钢铁,这让亲眼见过逃港难民惨状的金庸感到震怒。8月31日,《明报》不再顾及香港“左派”报纸的敌意,第一次在社论中,把矛头明确指向北京——

    “阿尔及尔的内乱结果如何,我们不大关心。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为了支持阿尔及尔的新政府,决定送九千吨小麦,三千吨钢铁去。大陆上由于粮食不足,香港人节衣缩食,将一磅两磅的粮包寄往大陆,但大陆却对痛痒无关的阿尔及尔赠送粮食,一送便是九千吨,九千吨便是一千八百万磅,便是九百万个小邮包,等于全香港居民每人送了三个小邮包给阿尔及尔人。至于三千吨钢铁,还未折算。”

    “中共的经济困难我们很同情,但在这时期,决不可再对外国慷慨。对外国慷慨,便是对本国人民无情。等于一个人在酒楼中十元二十元的搭上女招待,却让家中的妻子儿女挨饿。”

    炮膛上弹之后,9月18日,《明报》再度炮轰北京,“要求中共减少输出粮食”,9月22日,《明报》社论继续批评人民公社,“今年收成比去年好,是中央对于人民公社的自由市场开放,生产权力自公社下交到生产队等措施的结果。这只有证明,从前的人民公社制度根本行不通。”

    9月23日,《明报》社评甚至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标题批判人民公社的荒唐,“将农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土地、农具、牲口、副业等全部充公,非天下大乱不可。这是违反基本人性的……‘为己’这两个字,不但是人性,不但是动物性,而且是生物性的。要七亿人在一晚之间竟然觉悟,个个为公不为私,实在是‘唯心’主义之至。”

    《明报》已经彻底离开小报之列,五月末,《明报》日销量上升到三万一千余份。到下半年,日销量则突破了四万份,数月之间,增幅便超过了过去三年的惨淡经营。

    那时候,《明报》已经成为一份备受知识分子推崇,亦受国际重视的权威大报,誉满天下,谤亦随之。而所有的故事都始于1962年5月,这份进击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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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8 14:18 | 显示全部楼层
上海书评

赵跃利︱金庸笔名知多少
赵跃利
2018-12-08 10:55  来源:澎湃新闻
众所周知,“金庸”是香港报人、武侠小说家查良镛先生的笔名,时至今日,原名早已被笔名的光芒遮掩,远不如笔名传播之广、影响之深。而在他为数众多的著述之中,用原名出版的第一本书是与人合著的《献给投考初中者》,但这并非文学作品。
第一篇署名“查良镛”的见报文章,是1946年12月5日发表在《东南日报》第三版上的《英国最近的外交政策——艾德礼表示支持联合国》,这是金庸在《东南日报》社做记者兼英文翻译工作时,翻译伦敦《泰晤士报》记者斯蒂特的一篇稿子,因是译作,故署名为“查良镛译”。
署名“查良镛”原创的第一篇见报文章是《访问东方的剑桥大学——浙江大学》,刊于第一篇译作发表的次日1946年12月6日《东南日报》青年版第十九期,这也是金庸工作之后,作为外勤记者的第一篇访问记。
金庸在《东南日报》时期,所发表的采访稿和译稿寥寥可数,但署的都是原名,译稿则多加一个“译”字。比较而言,这类文章都是金庸更为重视的,写作态度也更为严谨。这种署名方式,也始终体现于以后他的各种文章中。
在《大公报》时期,他署名“查良镛”写的第一篇评论是1948年6月11日的《牧童·戏子·锻工·参议院》,但真正第一篇具有独立意义标志的社评,是发表于1948年12月13日的《论美军登陆护侨》。其后,1949年6月25、26日的《从国际法看新中国政府的承认》,1949年11月18日、20日的《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以及1950年11月13、14日的《从国际法论援朝志愿部队》,都是涉及国际法的重量级社评,引起了梅汝璈的注意,促成了金庸第一次北京之行。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译文,金庸也是署名“查良镛”而非“查理”“镛”等,“查良镛译”的第一篇是1948年4月18日的《东西之间的义大利》(现通译意大利),其后则有《英国有多强》《苏联的力量》等等,都可以看出金庸对署原名的文章的重视。


《从国际法看新中国政府的承认》
自著署“查良镛”,译著则多加一“译”字,唯一的例外是在《大公报》1948年6月25日发表的《美国的议员们》,署的是“查良镛译述”。有译有述,与今日的编译相仿。
查良镛一生之中,除了用原名发表作品,使用最多的就是金庸,至于其他的笔名,恐怕就知者不多了。本文将按照报刊发表时间的先后顺序,一一梳理如下。
(一)查理
这是金庸使用的第一个笔名。
金庸在衢州中学上高二时,给《东南日报》投稿,文章题目叫《一事能狂便少年》,登在该报的“笔垒”副刊,时间是1941年9月4日。这是金庸文学生涯中第一篇登报的文章。标题取自王国维七律《晓步》:“兴来随意步南阡,夹道垂杨相带妍。万木沉酣新雨后,百昌苏醒晓风前。四时可爱唯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我与野鸥申后约,不辞旦旦冒寒烟。”

《一事能狂便少年》
笔名“查理”据说是金庸的老师给他取的,“查”是本姓,配一“理”字,则透出浓浓的洋味。如此中西结合,不知是否另有含义。
在《东南日报》主持的第一个栏目是《信不信由你》,署名都是“查理”,从1946年11月27日至1947年2月21日,共十一期,三十六篇小故事。

《信不信由你》
查理的笔名从1941年初次投稿《东南日报》起,到上海时期的《时与潮》杂志还在使用,一直用到1949年金庸第一次离开《大公报》前夕止,最后一篇是1949年8月5日的《不健康的政治人物》。
用于自著,署“查理”;用于翻译,则署“查理译”。
(二)宜
金庸在《东南日报》副刊主持的第二个栏目是从“东南周末”第三期开始的《咪咪博士答客问》,从 1947年4月12日至1947年7月19日,共十五期,每期一般回答八至十个小问题,类似脑筋急转弯。

《咪咪博士答客问》
这个栏目第一期,署名“宜”,其余则署名“镛”。“宜”字是“宜孙”“宜官”的简称,流行的说法是金庸的祖父给他取的小名,笔者认为,“宜”字的称谓类似“可心”,金庸的降生满足了祖父多子多孙的愿望,称心如意,顺口就叫金庸做“宜孙”,是一种昵称。而他人则称“宜官”,所加“官”字是海宁地区对小孩子的美称。2000年第一期《收获》杂志“人生采访”专栏发表了金庸一篇带有自传性质的散文《月云》,小主人公的名字就叫宜官。
署名“宜”的小栏目,还有从“东南周末”第九期1947年5月24日开始的《看你聪明不聪明》,性质与《咪咪博士答客问》相近,只不过问题的答案藏在同版面的某个角落,需要读者去寻找。
在《大公报》时期,没有单独署名“宜”,只有几篇署名“宜译”,写关于体坛的逸话,因为当时金庸正交替使用“查理”等几个笔名,翻译1948年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世界运动大会的新闻,人手不足,拉来“宜”帮忙。
(三)镛
“镛”字是本名“查良镛”的简称,采用本名字数递减的署名方法,在当时《东南日报》上是很普遍的方式。同在《东南日报》的高阳,本名许晏骈,字雁冰,除了署本名,也常署“晏骈”。在高阳之前,有一位国际新闻的编辑杨雁冰,为了避免名字混淆,高阳尽管在副刊上发表文章,与杨雁冰的国际新闻不是同一个版面,但也未曾署“雁冰”,直到杨雁冰离开之后,高阳才在副刊署名“雁冰”或者只署一个字“冰”。“镛”也是这种情况,但金庸并没有遇到同名情况,所以,并未署“良镛”,只署一个字“镛”也不会与其他人混淆。
在《东南日报》上,从1947年4月19日“东南周末”第四期《咪咪博士答客问》第二期开始署名“镛”。从1947年7月31日“东南风”第三百三十九期开始的小栏目《咪咪录》,也是署名“镛”,《咪咪录》共连载五十期,每期不足百字,一问一答。

《咪咪博士答客问》
“镛译”的文章,则始自1948年11月15日《大公报》的《赛珍珠谈中国米价》,译自《联合国世界》。金庸用“镛”这个笔名译了很多文章发表,其中包括长篇《我怎样成为拳王——乔路易自传》,从1948年12月10日连载到1949年3月16日,共四十七期,这是1948年11月8日起在美国《生活画报》刊载的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乔路易的生活史。最后一篇“镛译”是1951年1月27日发表的《瓦维洛夫谈他的工作》。

《我怎样成为拳王——乔路易自传》
(四)白香光、香光、光
金庸在杭州东南日报社做记者期间,同时也往上海的《时与潮》杂志社投稿,在1947年5月1日《时与潮》副刊中,有两篇金庸的译作,一署“查良镛译”,一署“查理译”,但该期还有一篇“白香光”译的《万能衣服》,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一篇出现署名“白香光”的文章。
1947年5月16日《时与潮》半月刊第二十七卷第一期,也出现署名“白香光”的文章《美国梦想着帝国》。
1947年5月31日《东南日报》副刊“东南周末”第十期出现一篇《自由职业者》的小品文,写了医生、律师和强盗三种人的三个笑话,署名“香光辑译”,首次出现“香光”字样;1947年6月28日“东南周末”第十四期又出现一篇《古文观止》,辑录了“早降黄巢”、“不求闻达”和“决干太湖”三个段子,署名“香光辑”;署名“白香光”三字,是从1947年7月5日“东南周末”第十五期开始,至十七期结束,共三期的小栏目《成人的游戏》,介绍了三款适合大人玩的游戏。
1947年10月6日,金庸向东南日报社提呈辞职信,《东南日报》最后出现“白香光译”的文章是1947年10月23日的《求爱的礼节》,不知原作者是谁,其后,带有“白香光”字样的署名再也没有出现,此时的金庸已经来到了上海,并在《时与潮》半月刊做了编辑,译作很多。
1948年1月1日《时与潮》半月刊第二十九卷第四期上,发表了两篇翻译文章《日本对和会要求的秘密文件》和《日本天皇的命运》,分别署“查良镛译”“宜孙译”,但署“宜孙译”的文章内页却印成了“白香光译”。
《时与潮》最后一篇署名白香光的文章是发表在副刊第十卷第一期的《自然界的最大奇迹》,其后金庸离开《时与潮》,白香光又一次随金庸一起消失,真的仅仅是巧合吗?
金庸离开上海,去了香港《大公报》工作,“白香光”不请自来。这一次,可说真相大白。
1948年9月6日,《大公报》开始连载冷扬的短篇小说《记者之妻》,署名“白香光译”。冷扬,即美国小说家达蒙·鲁尼恩(现通译)。《记者之妻》发表后,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兴趣,1948年9月14日《大公报》的“答读者问”中,有一位署名海秋的读者好奇地问:“白香光是谁?是先生呢还是小姐?有名的还是没有名的?这篇登完之后,还能再登其他类似的么?”
回答是:“白香光是先生,他还年轻,未享盛名,但在我们看来,他对英文的了解程度以及他翻笔的流畅,比时下知名之士并不差。这篇已登完,还会登类似的。”后来果然在1948年11月23至28日,又刊登了一篇《会一会总统》,署名依旧是“白香光译”。
在《大公报》上,还有1948年9月26日署名“白香光”的《二十六个字母的秘密》,1949年3月5日署名“香光”的《最完美的容貌》,1949年4月16日署名“香光译”的《恋爱读本之一袋里只有五毫子》,1949年5月29、31日署名“光译”的《对作家的嘲笑》等等数篇。1950年9月4日,刊登的《世界名导演蒲多符金》,是白香光留下的最后一篇文字,从此报端不见白香光。
笔者锲而不舍地一路追踪“白香光”的蛛丝马迹,只为证明“白香光”就是金庸的另一个笔名,确凿的证据还是冷扬的翻译小说。
1956年4月,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了一部“滑稽讽刺小说”,书名是“最厉害的家伙”,这是一部短篇小说集,署名是“丹蒙·伦扬作/金庸译”。该小说集共收录七篇,篇名依次为:《吃饭比赛》《柠檬少爷》《记者之妻》《十二枪将》《最厉害的家伙》《超等大脚》和《恋爱之王》。
通过对比其中的一篇《记者之妻》,发现竟与白香光在《大公报》上的文字一字不差,金庸此时已经声名鹊起,不可能公然抄袭别人的作品。这只能说明一件事,就是曾经深深隐藏的白香光,就是金庸本人。此书除了把“冷扬”重新译作“丹蒙·伦扬”,金庸并没有重新修订译文,但不知为何,并没有收录《会一会总统》。


《记者之妻》
1981年3月1日,《南洋商报》在副刊“小说天地”连载完金庸的武侠小说《连城诀》之后,开始连载“滑稽讽刺小说”系列,署名“D. 伦扬著/金庸译”,正是《最厉害的家伙》一书收录的七篇,连载篇目的次序都没有改变,第三篇《记者之妻》赫然在目,而文字又是原封不动。
“白香光”是金庸的笔名之一,已是毋庸置疑,不过到底有什么含义,恐怕已无从考证了。
(五)宜孙、徐宜孙
在1947年11月1日的《时与潮》半月刊里,第一次出现“宜孙节译”的文章,很明显,“宜孙”是“宜”的延续,用的是祖父对他的昵称。
金庸在此杂志中轮流使用了四个署名:“查良镛”“查理”“白香光”,这都是杭州时期的老班底,还有一个新署名就是“宜孙”,用于“节译”和“译”的稿件。
金庸在半月刊里发表稿件最多的一期,是1947年12月16日的第二十九卷第三期,共有四篇文章:署名“查良镛”的《资本主义与世界和平》、署名“宜孙”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署名“白香光”的《巴勒斯坦怎么分治》,以及署名“查理”的《法国饥馑的原因》,都是译作。
“宜孙”这个笔名,首现于1948年5月19日《大公报》的一篇《苏联十四人》,到了金庸武侠小说遍地开花之时,《武侠与文艺》《艺与文》等杂志转载武侠小说,也用过“宜孙”署名。
“徐宜孙”则仅见1948年9月13日《大公报》的《香港的自由贸易》。“徐”姓显然来自金庸的母亲姓氏。
(六)良镛
金庸启用笔名“良镛”,却比简化到单署一个“镛”字要晚。最早一篇是《大公报》1948年5月22日的《市政的进步》,后来金庸交替署名“查良镛”和“良镛”发表国际社会新闻或风云人物的评论文章。最后署名“良镛”的是1951年2月1日和2日发表的《国际札记》,之后金庸离开《大公报》,这个署名随之而去,等到金庸再度归来,这个署名却没有随之而回。
1948年5月25日的《简洁新闻》是唯一署名“良镛”的文章。同年7月23日开始,金庸使用“良镛”这个笔名,开始辑译《世运前奏曲》一系列体育赛事的新闻,但这个笔名也仅使用了一次而已。
(七)小渣、小喳、小查
在1948到1949年之间,正是金庸在《大公报》发轫的两年,除了上述一些常用笔名或署名,还零星散见有署名“小渣译”“小喳”“小查辑译”等填报缝的小文章,恐怕也与金庸脱不了干系,尤其署名“小查”的文章,混杂在署名“良镛”“查理”漫谈世运的文章之中,更可确认就是金庸。金庸当时在报社是小字辈,老报人都很随意亲切地称他“小查”(读如“茶”,而非读如“渣”的正音)。
(八)乐宜
金庸离开《大公报》之后,就职于《新晚报》。在该报上,以“乐宜”的笔名,翻译美国记者贾克·贝尔登写的长篇纪实报道《中国震撼着世界》,从1950年至1951年9月22日,共连载三百四十一期。其后该书由香港文宗出版社结集出版,分为上下两册,1952年3月初版两千册,三个月后再版,又印了一千册。

《中国震撼着世界》
最后用“乐宜”笔名翻译的是英国记者R. 汤姆逊的《朝鲜血战内幕》,从1952年1月20日至1952年6月5日,共连载了一百三十八期,也由香港文宗出版社结集出版。
笔名来历不详,可能也是“宜”的含义延续。
(九)温华篆
温华篆如同白香光一样,也是一个不见提及的名字。
确认这个名字是金庸,不必像追寻白香光那么麻烦,因为接着《朝鲜血战内幕》连载的,就是署名“温华篆”的三部短篇小说译作,又是丹蒙·伦扬的作品,从1952年6月6日开始,连载二十七期,三篇小说名字是《马场经纪》《神枪大盗》《开夹万专家》,译笔与《记者之妻》诸篇如出一辙,也使用了一些香港本土方言,笔调风趣幽默,更易使读者接受。这个笔名最为典雅又富有书卷之气,但来历不详。此三篇也没有收录到《最厉害的家伙》之中。
(十)姚馥兰
姚馥兰,是“你的朋友”(your friend)的英文音译,是金庸在《新晚报》主持副刊“下午茶座”所使用的一个女性化的笔名,据说是为了冲淡副刊过重的男性氛围。金庸用此笔名写了影评专栏“馥兰影话”。
1952年8月21日,是“馥兰影话”的最后一篇,题为《姚馥兰小姐的信》,信中说:
我明天要走了……关于继续写影话的事,你催催子畅,要他快些开始,他这个人这件事也想做,那样东西也想学,整天忙忙碌碌,而且又爱玩,你不催他,他是不会动笔的……子畅这个人有时想法很公子哥儿气,可能与你的版面不很调和,如果他一定坚持这样写,你可以多和他谈谈,要他多听听别人的话,自己不要太骄傲了,总之要设法使我们的影话是不偏不倚最最公正的……
这里“不偏不倚最最公正”的夫子自道,恰是日后《明报》的办报宗旨。金庸最初在《长城画报》写“特稿”,还在用这个笔名。
(十一)林子畅
姚馥兰小姐走了,1952年8月22日,“子畅影话”如约登场,作者“林子畅”在第一篇《关于〈城市之光〉的故事》中即说:“我生平做过许多笨事,大概答应姚馥兰小姐来接替她写影话的工作,要算是最笨的事之一。因为大家想念姚小姐……”使了评书里惯用的“书接前文”修辞技巧。
金庸以“林子畅”这一笔名,一直将影话写到1953年2月16日,最后一篇是《再谈孽海花》,他在影话最后说:
读者们看到这篇影话时,我正在火车中,因为我要到杭州上海一带旅行一趟,看看同学朋友,看看电影和各种戏剧,再拍一些风景照片,预定一个月回来。
但事实上,惯写一诺千金的大侠的金庸,这回却失约了!他并没有再回到《新晚报》,而是又回到了《大公报》。这个笔名也曾出现在《长城画报》的“特稿”上,在姚馥兰之后、林欢之前。
(十二)萧子嘉
金庸重回《大公报》,自1953年4月28日开始写“每日影谈”专栏,第一篇是《蜡像院魔王》,署名“萧子嘉”。

《蜡像院魔王》
影谈内容与《新晚报》时期相同,每天一谈,“萧子嘉”一直写到本年年底,在1953年12月30日、31日,用两期发表了《与姚嘉衣兄一夕谈》,又如姚馥兰和林子畅的交接班一样,故技重施,萧子嘉煞有介事地对姚嘉衣说,他明年所属的公司要扩充海外业务,想多做点生意,有许多工作派给他,没有时间天天写影谈,所以请姚嘉衣帮忙。姚嘉衣推辞说不会写文章,但萧子嘉却说,“家常闲话式的影‘谈’”,一定会比他“板起了面孔的影‘评’受读者欢迎”,并答应姚嘉衣,“假如生意赚了钱,一定请他和他的女朋友看戏吃饭”,姚嘉衣也就顺水推舟、欲拒还迎地答应了下来。当然,萧子嘉不会蚀本,对承诺姚嘉衣的条件“很放心”:“因为第一,明年做生意赚钱希望很少;第二,像他那样牙擦的人,不见得会有什么小姐愿意做他的女朋友!”
(十三)姚嘉衣
萧子嘉消失不见,姚嘉衣闪亮登场。当然,姚嘉衣还是金庸的一件“马甲”。
姚嘉衣并没有立刻写影谈,而是在1954年1月10日起,开辟了电影信箱专栏,用于回答读者关于电影的若干问题,甚至琐屑到要回答明天上映什么影片、好不好看,姚嘉衣又不得不在同月30日开辟出小小一块方寸之地,来预告“今日电影”,写上百多字简要影评。“电影信箱”专栏文末署名简写为“嘉衣”,到“今日电影”文末署名简略成一个字“嘉”了。因署名都在文章之后,并未署名在文章标题之下,故“嘉衣”“嘉”不单列。
姚嘉衣在1954年2月7日才正式开写“影谈”,第一篇是《相爱与谅解——谈欢喜冤家》,不单谈电影,也谈及平常朋友们的闲聊,不像萧子嘉那么勤劳,没能保证每天一篇,但却写了很多长文影评,如1954年3月18日、19日的《漫谈红楼二尤》,5月9日、10日的《甲必丹之女——谈乱世英雌》,5月21日、22日的《高尔基与电影》等,至少两天才能谈完,“谈”兴之浓,是远超萧子嘉的,在影谈后期,1957年2月15日至17日的《谈码头风云》,3月17日至19日《谈战争与和平》都要谈三期,还尤未能尽兴。

《相爱与谅解——谈欢喜冤家》
姚嘉衣的最后一篇文章是1957年7月5日的《谈旧片的重映》,“影谈”还在继续,但姚嘉衣已经悄然离去。
(十四)畅
最早一篇署名“畅”的文字,出现在1953年7月1日《大公报》的“今天广播音乐”专栏,题目是《〈蜂飞〉及其他》,一篇介绍当日广播电台播放的节目内容,应该是金庸的临时客串。
在署名“姚嘉衣”的影谈连载期间,有三篇文章没有署名,但文后印有一个“畅”字,大概是金庸的即兴之作。一是1954年3月8日的《傅石婚礼花絮》,简洁报道长城电影公司傅奇和石慧的婚礼花絮。同月15日的《请动动脑筋》和16日的《单车比赛》,则又玩起了《东南日报》时期《看你聪明不聪明》的把戏。
(十五)子畅
《大公报》从1954年7月18日开始连载美国剧作家J. 劳逊的《美国电影分析》,连载至1954年10月20日结束,中间在9月25日至10月3日,因译者生病而暂停了九天,共连载了八十六期。每期均没有署名,仅在结束的最后一期,印有“子畅译”。
《美国电影分析》结束后两日,在22日,发表了一则“预告”,“本刊日内即将刊登《幸福婚姻讲座》连载,该文为法国著名作家安德莱·莫洛亚所作……本文已由子畅先生译出,不日刊登”。两天之后,自1954年10月25日起,即开始连载,共连载七十四期,至1955年1月10日结束。


《幸福婚姻讲座》
这是“子畅”这个笔名的最后一抹余晖。
(十六)金庸
千帆过尽,乱云飞渡,最伟大的笔名“金庸”登场,是在1955年2月8日《新晚报》开始连载的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这是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

《书剑恩仇录》
金庸,是本名查良镛的“镛”字一拆为二,金庸自承没有什么特殊意思,恐怕当时也的确没有什么意思,只是无心插柳,如果他能够想到将来会因武侠小说而获得巨大成功,是不是会好好想一想,起个更武侠一点的笔名呢?
除了武侠小说,“金庸”还与百剑堂主、梁羽生三人合写“三剑楼随笔”专栏。1957年6月30日和7月1日发表的一篇杂文《在广州看武术》,也署名金庸,是个罕见的异类。
(十七)林欢
与金庸名字同期相伴的笔名,除了姚嘉衣,还有一个新笔名:林欢。
林欢是仅次于金庸而广为人知的笔名,又因为传说与两位美女有关,一直受到关注和争议。
一说与金庸当时的妻子杜冶芬有关。按杜冶芬的弟弟杜冶秋在《杭城一段情》的说法:“林”是因“查”“杜”二字的部首均为木,从而移花接木为“林”字,“欢”自然是指他们当时幸福快乐的生活。但该文又说,“直到1953年初,查哥(指金庸)才到上海和姐姐(指杜冶芬)办了离婚手续”,从时间顺序来看,金庸取名“林欢”的时候,是在他俩已经离婚之后,再确切地说,是金庸已经关注夏梦的时候了,至于此时金庸与夏梦是否已经相识,不在本文考证之列。
另一说就是与夏梦有关。金庸以姚馥兰、林子畅、萧子嘉、姚嘉衣笔名写的影谈,谈的几乎清一色都是外国电影,鲜见香港本土电影。但是,林子畅的最后两篇影谈,即1953年2月13日和16日,连续两次谈电影《孽海花》,而该电影正是夏梦主演,可说是夏梦的成名作,金庸甚至注意到“单是夏梦唱歌时,脸在水缸中的水中反映一个镜头,就足足拍了七个多钟头,而在银幕上,只出现三四秒钟的时间”。
其后,已经逐渐成名的金庸纡尊降贵给长城公司做编剧写特稿,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情,目前发现在《长城画报》最初一篇署名“林欢”的“特稿”,是1953年5月第二十八期的《古装电影的要旨》,林欢的笔名一直用到《新晚报》1958年10月5日发表的《给新晚报送礼》,甚至1959年9月10日上映的电影《午夜琴声》,编剧署名还是林欢。如果“林欢”的名字与杜冶芬有关的话,估计早已遭到废弃了,此时金庸与第二任妻子朱玫已结婚好几年,总不至于还在用一个与已经离婚的杜冶芬纠缠不清的笔名。
“林欢”与夏梦有关,更令人信服。夏梦原名杨濛,“查”与“杨”二字的部首也恰好组成“林”,至于“欢”,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


《吟到恩仇心事涌——谈庆顶珠》
“林欢”除了在《长城画报》写“特稿”和编剧署名,还在《大公报》写各种影评剧评和文艺批评。1956年10月由长城画报社出版了署名林欢的《中国民间艺术漫谈》,结集的文章,分歌舞、京剧、电影三类,都曾以姚嘉衣或林欢之名发表在《大公报》或《长城画报》上,其中歌舞和京剧的文章,是1956年6月和7月间中国民间艺术团在香港演出时所写的急就章。电影部分则选自1954年到1956年的影谈。
(十八)徐慧之
1959年5月20日,金庸创办《明报》,除了继续以笔名金庸发表武侠小说,姚嘉衣、林欢等笔名均再未见报端,江山更替,继之而起的又是一批新贵。“徐慧之”是其中之一,这个笔名用于写“明窗小札”专栏,评论国际上的重大事件和新闻,共写了六年,从1962年12月1日起,直到1968年10月30日,除了1967年曾经中断将近半年时间,几乎每日一篇。
目前香港明河社出版公司正在陆续整理出版《明窗小札》系列,目前已出三辑,2014年7月出版了《明窗小札1963》(上下),辑录了一百九十三篇社论时评及漫谈等杂文,2015年10月出版了《明窗小札1964》(上下),辑录了两百四十余篇,2016年7月出版了《明窗小札1965》(上下),辑录了两百四十余篇。均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徐慧之,应该又是取自母姓,也许是为了纪念母亲。
(十九)黄爱华
1963年1月17日,金庸在“明窗小札”专栏中以“明辨是非 积极中立”为题,旗帜鲜明地告诉读者,此专栏所秉持的依然是《明报》的宗旨,即“明辨是非,积极中立”。
在这篇短文开头,他却写道:
从昨天起,我正式加入明报编辑部工作,除了写这《明窗小札》专栏,还协助金庸兄选择《自由谈》的稿件。过年之前多了一份兼职,心境愉快,偕妻子到裕华国货公司买了一个大花瓶,准备新年里插桃花之用。
金庸在1963年3月26日《明窗小札》专栏的《谈“自由谈”》谈到:“《自由谈》的发刊词中,提出‘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八个字,作为这刊物的信条。”
可见,武侠小说虽大,“自由谈”虽小,但无论大小,金庸对自己的孩子都是一视同仁的。
金庸在“自由谈”专栏,所用笔名是“黄爱华”,在1970年7月《明报月刊》连载署名“黄爱华”的《七十年代的中共》,金庸在“编者按”中又故弄玄虚,说“黄爱华先生是海外一位著名华侨的笔名,他关心中国事务,对中共问题深有研究”云云,结果下一句“数年前在《明报》发表《论祖国问题》一文”,就把自己暴露出来了。的确,《论祖国问题》早已出版了,真正的作者是金庸,也不是秘密。《论祖国问题》收录的是自1963年9月3日“自由谈”第一百一十七期始,至1964年3月9日止的六十四篇文章。
黄爱华,笔名有如玄铁重剑,重剑无锋,大巧不工,估计就是字面上的炎黄子孙热爱中华的意思吧?
(二十)华小民
“自由谈”在1962年6月和7月间的随笔,又曾改用过“华小民”的笔名。金庸说“那时正是大陆上民食不足,大批农民涌来香港之后”,这是金庸在1966年10月的《明报月刊》所载《随笔读史五则》的前言所记述的。金庸自谦是“华小民”,时刻在替生活艰难的小民担忧呢。
结语
从查理、白香光、乐宜、温华篆到姚馥兰、林子畅、萧子嘉、姚嘉衣、林欢,再到金庸、徐慧之、黄爱华、华小民,金庸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采用不同的笔名,扮演不同的角色,撰写不同类型的文章,在不同的文字领域,均取得不同的非凡成就。虽然有些笔名已经难以知道由来和准确含意,但是它们都分别代表了金庸的一段生涯,勾勒出彼时金庸的心路历程,从初中生到记者,再到报人、小说家,终成一代传奇。
鉴于目前掌握和挖掘的资料有限,难免在重大时间节点上出现一些错误或遗漏,希望同好补充指正。也特别感谢严晓星先生的指点、校阅。
责任编辑:丁雄飞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06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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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11 10:53 | 显示全部楼层
查良镛的遗憾
原创: 人物记者  人物  今天




晚年时,种种遗憾涌上来,没有写成历史小说,在浙江大学没有当好博士生导师,在许多人眼里仍算不上一个学者,一生的心血《明报》最后背离了自己的初衷。查良镛如何与这些遗憾自处?









文|荆欣雨

编辑|刘斌







纠结



香港殡仪馆外,人人黑衣肃穆。从下午3时开始,专门负责的花店忙碌一周制作出的160多个花圈排满了整条街道,灵堂入口处是大朵盛开的荷兰牡丹,里面布满了逝者生前最爱的铃兰花。



国家领导人送来的花圈赫然在目。铃兰花中央是逝者的遗像,上方的横额是由倪匡提出,好友蔡澜在日本纸上亲笔写就的「一览众生」。



11月12日的傍晚闷热,查良镛的告别仪式遵从了他的遗愿,只邀请亲友出席,不采用任何宗教仪式,也没有设置致辞悼念环节,一切从简。



但规模浩大的名流都来悼念金庸——查良镛的几个身份之一。马云来了,第二天出殡又来了一次,并送上了「一人江湖,江湖一人」的对子,两任杨过的扮演者刘德华和黄晓明也来了。来客覆盖了两岸三地,遍及全球华人社会的文化、娱乐和政治圈。



五湖四海的读者也来到位于新界的香港文化博物馆悼念金庸。他们在排队时谈论《天龙八部》中的武林恩怨,转角处随时可以与壁画上的令狐冲、袁承志和张翠山打个照面。馆内花费数年搜集来的陈设是金庸武侠世界的完整呈现,15部武侠小说和由此衍生的无数译本、影视剧、漫画和周边产品。出口处的墙上粘贴着来访者的留言,有一张纸上写着,「先生:天下無人不識君。」



查良镛于10月30日去世。大众悼念的武侠小说家金庸,只是查良镛的一个身份,他还是一名报人、时评者和政治家。同事和好友则称他为查先生。也只有相熟的人才知道,一生在多个身份中转换的查先生的矛盾与纠结。



葬礼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查良镛的生前好友、60岁的香港专栏作家陶杰坐在海逸君绰酒店的咖啡厅里感慨,「其实,我不觉得他这辈子非常地开心。」









生病



1995年3月21日早上,香港下了暴雨。



刚辞去《明报月刊》主编的潘耀明心烦意乱地开着车,乌黑的天空压下来,令人喘不过气。前一天晚上,他接到查良镛太太的电话,说查先生要做个心脏搭桥手术。



潘耀明在养和医院的走廊里焦急地等待了8个小时。手术不太成功,淤血进入脑部,查良镛甚至一度丧失了语言能力,「讲不出话来,对他打击蛮大的。后来他们通过找的三个香港最有名的脑科专家会诊,清理了,元气大伤。」潘耀明回忆。



他担心,查良镛此前的一系列计划无法再实施了。这一年,查良镛71岁,全部武侠小说的修订已完成20年之久,他没有再写的意愿;《明报》卖出去了,全部职务都辞掉了,尽管接班人不那么尽如人意。他该向前看,做些一直以来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查良镛早就有了打算,意外进手术室半年前,他让秘书一周给潘耀明打两次电话,叫他来位于香港北角的办公室聊天。伴着威士忌和窗外港口的海风,他构建了蓝图:创办一本历史文化杂志,从创刊号开始独家连载他即将创作的历史小说,再找些对历史有研究的名家来写专栏;他名下的明河出版集团也希望可以出版一些金庸著作之外的书目。



查良镛对潘耀明在《明报月刊》的工作赏识,又知道对方在纽约念的是出版管理和杂志学,就邀请他来做总编辑和总经理。



两个人都很兴奋。潘耀明愿意继续追随查良镛,不止是因为一签五年的合同和更加优厚的待遇,还因为他相信查良镛的创作要迈向一个新的阶段,「他对明清史和隋唐史都了解颇多。你看他的小说很有历史感,《书剑恩仇录》是历史的大架构,就在清朝嘛,《鹿鼎记》也是。而且我觉得他的文字是很纯粹的,继承明清文风,可读性很高。」



好友陶杰也肯定了查良镛一直以来对于历史的兴趣。那个化名为金庸的武侠小说家总试图夹带点私货:《碧血剑》最后附上袁崇焕的评传;对蒙古史感兴趣,《射雕英雄传》的附录一并考证了成吉思汗家族;《鹿鼎记》一开始是想写成历史小说的,只不过后来「走样了」。



查良镛还曾拜访过《张居正》的作者、湖北作家熊召政,双方谈了很多对明史的看法。他去世后,潘耀明从倪匡口中得知,早在上世纪70年代,查良镛就有过写历史小说的想法,那时他想写黑旗军——清末的一支地方武装军。潘耀明才领悟,写历史小说不是当年突然的兴致,而是「本身人生的一个愿望」。



23年前的那个4月1日,按照早先的计划,潘耀明带着秘书入职了,即便此时查良镛的手术已过去10天。令他没想到的是,查良镛在医院住了大半年,出来时的身体状态大不如从前,办公室不再天天去了,一周只能去个一两次,历史小说,很难有精力再写了。



「因为(写)历史小说要找很多资料,不是武侠小说嘛,天马行空。写历史小说,你要做很多研究,甚至还要(实地)考究,需要大量的精力来还原历史,他写不出来。」潘耀明认为这是查良镛晚年的一大遗憾。



办杂志的事,也就「意兴阑珊」了,仿佛文人间的默契,查良镛再没提过。在潘耀明看来,这是因为查良镛的个性很强,一张嘴,一支笔都十分谨慎,总是经过计算才肯表达观点。晚年整理社评,耐心好得很,不到一切置办完美绝不出版。就连在家里与友人玩梭哈(一种游戏),也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肯下注。他做不到的事情,便从此不会再提。



新工作迅速变成了闲职,没什么事情做,潘耀明就帮查良镛回复些读者来信,整理文件,「熬着」,他形容,「那个局面非常尴尬,他很难过,我也很难过。」一年后,他不好意思继续待下去,回到了《明报月刊》。









心结



身体恢复了几年后,有一天,查良镛向一位好友请教,内地有大学邀请他去教授历史,该不该去?这位好友劝他,何不去教中文写作或新闻传播,中国历史很多人都懂得,你毕竟是个写小说出身的。



他听了没说话。1999年,查良镛进入浙江大学,出任人文学院院长,并担任博士生导师,招收「历史和文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



查良镛对做学者的执念,或许与他的武侠小说屡遭批评有关。胡适曾在1959年台北一次主题为「新闻记者的修养」演讲中说,「现在有许多报刊都刊武侠小说,许多人也看武侠小说,其实武侠小说实在是最下流的。侦探小说是提倡科学精神的,没有一篇侦探小说,不是用一种科学的方法去求证一件事实的真相的。」查良镛随即在《明报》发表社评《最下流之胡适之》,此后一生未提过胡适。狂人李敖也曾嘲笑金庸武侠品格低下,并抨击其做人「伪善」。王朔则说过金庸小说十分媚俗,「读了一天实在读不下去……情节重复,行文啰嗦。」



所有批评过查良镛写武侠小说不入流的人,他都记在了心里。他有着民国文人的那种隐忍,从不反驳,但在他心里会记着,君子报仇,几十年都不算晚,也正因于此,浙江大学的邀约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过了千禧年,身为浙大博导的他,开始频繁向媒体提及自己的另外一项工程浩大的计划:用白话文和小说体写一部《中国通史》。



他的自信和雄心在那些年的采访中随处可见,「如果你将来看完了我写的《中国通史》,你就会了解我的历史观了。我试图采用一种新的观点,以中华民族的角度和观点去写历史,以前的历史书都是从汉族人的观点和角度出发。我认为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的伟大恰恰在于团结。」



「他一直比较遗憾的是,他做不了一个专业的历史学者。他跟柏杨非常的好,柏杨死以前,他还到台湾去看他,因为柏杨写过《中国通史》,他是很佩服的。」陶杰说。



浙江大学的博导之旅很快演变成一场纷争。查良镛的博士生和社会舆论都对他感到失望,不满其教学方式,质疑其学术资格。《成都商报》当年的报道指出,「作为导师的金庸极少过问学生们的学业,除了带他们参加过『华山论剑』、『南湖论剑』这样的活动外,师生双方一个学期只见一次面,每次聊几个钟头,而正规的授课则从来没有过。」而学术界不少人则指出,查良镛没有正规博士学位,不具备指导博士生的能力。



2004年,深圳的一次采访,查良镛赌气般地说道,「我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收了几个博士生,不够好,我现在也不教了,还把院长的官辞了。我这个人当官,不行。拜师,我很愿意;让我教别人,我就不愿意,也教不来。」



在之前劝过他的朋友眼里,这种结局是意料之中的,也强化了他心中对于学者梦的遗憾。人生信条是「做人要争气」的查良镛在第二年远赴剑桥大学读历史,很快他就获得了硕士学位,2010年获得博士学位,硕博论文都是关于唐朝的皇位继承制度。



80岁高龄去国外读书,在另一位朋友看来,这是属于查良镛的纠结。「因为你放不下,你才去追求嘛……我们当时都劝他了,我说查先生,博士生街上到处都是,金庸只有一个。」



陶杰则更为直接,「他有一个心结,早年写武侠小说,被许多学者看不起。60年代,伯克利比较文学教授陈世骧作为一个学者,写信说喜欢看《天龙八部》,后来书再版的时候,他(特意)把信附在书后面,那是一个情结。」



「他去带博士生吃了亏以后,(心想)『死活都要在剑桥念个博士回来,给你们这帮王八蛋看,你说我不懂。』这是一口气,这也是他看不开的地方。」陶杰说。





金庸剑桥留学





报人



查良镛晚年的另一个遗憾,是由他一手创办的明报集团,在他离开后,很多方面都背离了他的理想,明报集团员工张绍元说,「《明报》后来在香港的立场,是他所痛恨的。」



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事实是,查良镛的主要身份是报人,其次才是武侠小说家,财富积累主要靠办报纸,而不是收武侠小说版税。



1959年,查良镛与中学同学沈宝新合伙创办《明报》,加上后来《明报晚报》总编潘粤生做助手。为了在香港激烈的报业市场中生存下去,查良镛起早贪黑,不断创作武侠小说在副刊上连载以吸引眼球,又以不同化名发表社论时评,才支撑报社勉强生存。1962年,大批内地难民涌进香港,《明报》成为香港为数不多的报道媒体,因此获得了一大批读者。《明报》逐步以知识分子作为目标读者进行改版,1963年达到了日均销量5万份,彻底脱离了早期的财政困境。



在《明报》上发表的社论时评,多为对内地和国际局势的观察,寄托了查良镛的家国情怀和政治倾向。他有民族主义情怀,但不狂热,又重视少数民族,总希望可以在政治中找到一个平衡。对此,常有香港左派攻击他为「墙头草」,还曾一度到《明报》办公室放火,逼得他去新加坡避难了一阵。



1996年,《亚洲周刊》主编邱立本和几位同事去查良镛家里做采访,谈香港即将回归的种种事宜。那一天,查良镛很坚定地认为北京不会「搞垮香港」,也不会做任何伤害香港的事。前香港媒体人张宝华也记得与查良镛讨论过香港问题,「今天看来,他当时对香港的很多看法都很有远见。」



查良镛有他自己的处世之道。他常跟下属说,不要拼命,有些牺牲是不必要的。办报纸要学会「天气冷了多加一件衣服,天气热了就脱掉,原则不能变,但表达的方式可以变」。



那些曾追随过他的员工们喜欢忆起他在《明报》时的往事。「他把我叫到办公室,亲自写一份聘书给我。」潘耀明在还未辞去三联书店职务的情况下就接下这份聘书;查良镛不善言辞,在电梯里遇见人都羞于打招呼,对待下属,他总希望下属可以自己发现问题,来向他反映,而不是由他指出。假设问题实在严重到不行了,他便会递一张纸条:某某兄,这个可否考虑这样。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浙江大学的博士生无法适应他的「指导方式」。他不喜欢人家写文章用成语,常讲「用你自己的方式,浅白,不要故弄玄虚」。



1991年,明报企业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1992年,传媒业颓势已现,查良镛也到了退休的年纪,他决定找一个理想的接班人,便将明报集团控股权转让给商人于品海,套现了10亿,辞去了明报企业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的职务。他希望继续参与公司决策,在明报大楼仍保有办公室,但到了1994年1月1日,他辞去了名誉主席,彻底切断了与明报的联系。



「后来(明报)有很多事情,查先生已经控制不了了。几乎可以说是被架空了。他干脆辞掉了,那么对他心理上打击也是蛮大的。」潘耀明回忆。离开了查良镛的《明报》,从文字的水平、评论的角度,到新闻的采编水平,都变了味道,副刊更是不堪入目。陶杰指出,明报是个品牌,就像星巴克、迪士尼,这其中的秘方只有查良镛会调。更重要的是,《明报》作为查良镛政治观点的输出平台,如今与他的政治理想背道而驰,这令他感到失望。



大概10年前,张晓卿(明报现董事长)提到把明报交回给查良镛来主导,查良镛提出了一些严苛的条件,双方没有谈妥。一位前下属认为张晓卿做了错误的决策,因为查良镛「懂得用人,会用人,懂得政治,他能够妥协,而不出卖一些原则」。



「他成就是不得了,凭一只笔写出了一个武侠王国,而且还成就了一张报纸。一个人一辈子能够干好一件事已经很了不起了,他干成了两件,而且都留下很深远的影响。武侠小说是他一个人能够控制的,明报非得要几百人来工作不可,所以那个保不了。」陶杰说。



「双驾马车,最后只有一驾马车,一匹马活着,另外一个没了。这是命,就像他的两个儿子,死了一个,剩了一个。我估计他后来也算了,得相信命运吧。」陶杰说。



生命最后的十几年里,查良镛从来不看《明报》。





1989年金庸在明报大厦办公室





放下



查良镛去世一周前,陶杰到医院去探望他。人过九十,查良镛想念家乡,喜欢与几个朋友讲上海话,陶杰当时就用上海话,跟他汇报今天是几月几日,中美领导人最近的动向,贸易战的最新形势。丧失语言能力一年多,但听到这些,查良镛的眼神是亮的,「他非常关心的,嘴巴说不了,所以很惨。这么有思想的人,想象力这么丰富的人,到最后说不了话。」



陶杰感到很难过。近几年,查良镛的第三任夫人林乐怡挡掉了大部分访客,朋友圈仅限于陶杰、倪匡、蔡澜、李纯恩和张敏仪等人。大家在一起,有时聊京剧,有时讲上海话,聊《大公报》的往事、逝去的梁羽生、正宗的杭州菜——查良镛不喜欢吃小馄饨,认为那是给以前大户人家的下人吃的。



他仍喜欢看书,即使住院时也会看着书入睡。去电影公司看了《色·戒》,他很喜欢,也希望李安能来拍他的武侠。可惜,李安少年时代的台湾,金庸小说仍是禁书,等到他拍过《卧虎藏龙》,也未再透露出拍武侠的想法,「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有缘无份,失之交臂。」陶杰说。



最常谈论的,还是时政。查良镛一直关心中国在发生什么,一年多前,他还叫友人带来政论的杂志。年轻时,他也有过从政的愿望,也曾在1950年北上,试图到外交部谋一份差事,但碰了壁,被乔冠华指出「应去读人民大学的干部培训班」。这才使他意识到自己香港式的思想行为,恐怕入党都很困难。



从政失败,他回到香港,友人总结他真正的政治观点,「露在水面上的只不过一成,水底下的有九成。」可以明确知晓的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世界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样发展,甚至令他感到失望至极。



终其一生,查良镛的本质是个热爱自由的人,他不喜欢被人家管,但是热爱自由的同时也一定要生存,因为不生存就没法谈自由。于是他学会了跟现实妥协,以极大的纯真对现实抱有期待。



少年丧父,中年丧子,可人死已不能复生。他非常有钱,也很有地位,尽管拥有了这些,他骨子里仍是个士大夫,爱人民、土地和文化,心系庙堂。「他的痛苦就在这儿……他觉得西方的民主不适合中国,但是有什么办法,他又想不出来(别的)。」陶杰说。



他看重生存和身段,能忍,年轻时会把对现实世界的不满写进小说中:现实世界中,办报纸被香港左派围攻的孤独和愤慨演变成《倚天屠龙记》里张无忌被八大门派围攻光明顶和《天龙八部》中乔峰萧峰契丹汉人两面不是。



一位友人说:「杨过、张无忌、乔峰、令狐冲、韦小宝都是他的不同的人格的折射,或者他理想的,他追求的……他怕人家看他的小说中毒,每个人都要做郭靖,所以弄出个韦小宝来,有时他又觉得这样不太好,他自己也不确定,内心很多徘徊,挣扎。」



晚年时,种种遗憾涌上来,没有写成历史小说,在浙江大学没有当好博士生导师,在许多人眼里仍算不上一个学者,一生的心血《明报》最后背离了自己的初衷。查良镛如何与这些遗憾自处?在朋友们的描述里,他很纠结,一会儿是「他放不下」,「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一会儿是「很多都看破了,老实说看破了」,寻不到答案时,「就信佛啊」。



上世纪70年代,查良镛曾亏本办过一本佛教刊物《内明》,没什么人看,也不了了之了。但他的小说中随处可见佛教的影响,晚年也与星云大师有过会面。他倒不是真的皈依佛门,一生都喜欢漂亮的姑娘,他只是在某些事情上,试图看破,才会向佛祖寻求一个答案。



与陶杰的聊天在傍晚时分结束,他不断感慨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很多人都走了,夏梦去世了,没敢跟查先生讲,怕他会伤感,李敖去世了,他也不知道,但「他(知道了)应该挺开心」,陶杰笑了。



「这个人有很多缺点,不能把他神化,但是他在那儿,他就是民国堡垒留下最后的那一垒。」陶杰说,「他那种修养,跟人说话的那种形态,都是现在看不到的……现在你问我……你知道吗,没意思。」



在位于柴湾的明报工业大楼的一间办公室中,挂着查良镛的一幅字,字体干净利落:看破、放下、自在。人我心,得失心,毁誉心,宠辱心,皆似过眼云烟,轻轻放下可也。



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查良镛还有一件放不下的事,他希望可以在老家海宁去世,但没能如愿,他也想过死后可以安葬在澳洲,后来那里的房产被卖掉了,也不成。



11月13日,他的遗体在宝莲寺火化,那里用的是柴火,整个过程要花8个小时。蔡澜在给亦舒的信中写道,「燃烧时发出浓烟,我们各得檀香木一块,排队走过火葬炉,把檀木扔进洞中。张敏仪因眼疾,要不断滴眼药水,这次也不顾烟熏痛楚,将整个礼仪行完。」



查良镛的骨灰被夫人带回了家中。生前的种种遗憾,也随着他一同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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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8-23 15:3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8-23 18:02 编辑

等彭三春擦去眼中灰土,只见两个师侄一个哼,一个哈,痛得蹲在地上,余鱼同却已跑得不知去向。彭三春又是气恼,又是惭愧,替两人包扎好了伤口,叫他们在山洞中暂时休息一下,自己再出去追踪,他沿着山道走了七八里路,余鱼同的踪迹丝毫不见,却遇见了滕一雷等人。他的对头哈合台也和他们在一起,此外还有一个不相识的人,这人四十上下年纪,背上背着一个铁琵琶,脚步矫健,看来武功甚精。

  言伯干见师弟在路上东张西望,神态很是狼狈,忙上前相问。彭三春含羞带愧的说了,幸好滕一雷等三人也是一无所获,大家半斤八两。回到山洞,言伯干给彭三春引见了,原来那背铁琵琶的正是焦文期师弟韩文冲。他在杭州给红花会摆布得哭不出笑不得,心灰意懒,威震河朔王维扬要他再到镇远镖局任事,他无论如何不肯,反劝王维扬及早收山。王维扬和张召重在北高峰一战,死里逃生,本来不想再在江湖上混下去,听韩文冲一说,连声道:“对,对!”於是王维扬往北去结束镇远镖局,韩文冲回到洛阳来,满拟从此闭门家居,封刀退出武林,遵守对陈家洛所说的约言。那知将到洛阳时,忽然在道上遇见了哈合台。韩文冲不愿再见武林旧友,低头假装不见,但他的铁琵琶是一个明显标志,终於躲不开,被哈合台认了出来。

  两人在客店中一谈,韩文冲把焦阎三魔送命的经过详细说了,哈合台才知金笛秀才和红花会果然不是他们的仇人,他对余鱼同很存好感,忙约韩文冲赶去解救。韩文冲本来不想再混入是非圈子,但哈合台说,只有他去解释,滕顾两人才不会和余鱼同为难,否则如果伤了余鱼同,将来红花寻起仇来,他焉能置身局外。韩文冲一想不错。两人赶到孟津,正逢滕一雷等从客店中打退公差,逃了出来。五人会合在一处,回头来找彭三春等人。

  且说余鱼同逃离险地,心想仇人中三个好手都去追李沅芷去了,她一个青年女子,如何抵挡,心中十分担忧,一路寻找,毫无影踪,寻到孟津郊外,知道公门中识得自己的人多,不敢寻将入去,挨到晚上,天色昏黑,闯到一家小客店歇了。夜中翻来覆去那里能睡得着,他暗暗责骂自己无情,李沅芷两次救他性命,然而这晚思来想去,仍旧尽是想? d冰的声音笑靥,远远听得“的笃、的笃、当当”的打更声,原来已交二更天了。

  正要朦胧合眼,忽然隔房“东弄”一响,有人在轻弹琵琶。余鱼同爱好音律,忙坐起细听,只听那琵琶被弹的人轻拢慢捻,声调荡人心魄,弹了一会,一个女人声音唱起歌来,听她唱道:

  “多才惹得多愁,多情便有多忧,不重不轻证候,甘心消受,谁教你会风流?”

  歌声柔媚异常,余鱼同心想:“这种荒僻的野店之中,那里来的如此歌喉?”忽然隔房一个男人大咳了一阵,有气没力的说道:“你别哭,我要你笑,你再唱呀……我挨不了今晚了,我要多听……多听你唱几首曲儿。”余鱼同听他说的是江南口音,说话时上气不接下气,似乎是重病垂危的样子。那女子哽咽了一下,拨动了几下琵琶,却唱不下去了,那病人道:“我死之后,你仍旧回杭州去……求求九爷……教他……教他收留你。”那女子不答,忽然拨动琵琶唱了起来。这次歌声隐约,隔房听不清楚,只听见她最后几句唱道:“……款款深盟,无限思量,语笑盈盈。”这几句一字一字打入了余鱼同心坎中,听到“语笑盈盈”四字,不由得痴了。这时那女子强抑哭声,显得其悲更甚。

  余鱼同心想:“这一定是一对走江湖的夫妇流落在此,丈夫患了重病,妻子给他唱首解忧。”一摸身边有几只元宝,点亮蜡烛一看,都是金子,原来是李沅芷留下的。余鱼同心道:“我送他们两只元宝,如能把他疾病治好,夫妇两人就好回归故乡……唉,我能救人,可是谁能救我呢?”他走到隔房门口,轻轻敲门。里面静了下来,那女子道:“对不住,吵了您老人家,我不唱了。”余鱼同道:“请你开门,我有话对你说。”那女子听他语气温和,迟疑一下,把门开了。

  余鱼同走进房内,只见一个青年男子睡在炕上,双颊深陷,两目无光,病势极重。那女子身材娇小,脸色也憔悴异常,双目哭得红肿,见余鱼同是秀才打扮,施了一礼。余鱼同把两只金元宝放在桌上道:“这点钱送给这位治病,你快去请医生。”那女子吃了一惊,望着余鱼同说不出话来。余鱼同道:“治好病后,你们马上就回故乡去吧,不要在外面混了。我去啦。”手一举,转身欲出。那女子忙道:“相公慢走。”

  余鱼时停了步,那女子道:“请问相公高姓大名。”余鱼同一笑道:“这一点点钱,何足挂齿。听你们口音,也是江南人,为什么流落到了中州?”那女子向炕上病人望了一眼,见他情况更危,哭道:“我本来不敢说,不过他不成了,我也不能活。说出来也好让人知道官府的狠毒。”余鱼同道:“你们也受了官府的欺侮?”那女子道:“他姓焦。我们是杭州人,两人是表兄妹,从小父母就给我们对了亲。去年衙门里把他抓了去,说要去打什么回子,我们家里穷,没银子来赎,只好眼睁睁的让他去了……”说到这里,眼泪不断流下来,过了一会又道:“我没法子,要吃饭,只好低三下四的给人唱曲陪酒,人家给我起个名头叫什么玉如意。”原来红花会幰朊豣西湖上和乾隆相会,叫玉如意唱曲,余鱼同并不在场,后来他受了伤到天目山休养,选花、诱帝等情节是更加不知了,所以这时听了她这番话,只是痛恨皇帝穷兵黩武,茶毒百姓而已。

  玉如意又道:“后来遇到一位姓陆的公子,帮他做了一件事,他赏了我一千两银子。”余鱼同道:“嗯,他手面很阔气。”玉如意道:“我那时想,他不回来,我要这许多银子干么呀?所以我带了银子,想到军中去求求将军,把他赎回来。人家说,一个孤身女子带了这许多钱,路上莫遇到盗贼,那知盗贼没有遇上,却遇上了官府的公差。不但把我的银两抢得干干净净,还说要把我送县官做小老婆……”余鱼同拍案大叫:“什么地方的公差?快说。”玉如意道:“唉,那也不必说了,到处的都是一样。我夜里偷偷逃出来,一路卖唱到了这里。也真巧,他在回部饿得实在受不了,也逃了出来,听见我唱歌的声音,这才团圆。他被折磨得这样……”余鱼同道:“嗯,真是可怜。”他转头问炕上的男子:“兆惠的大军缺粮缺得很厉害吧?”

  那男子已听不见余鱼同的问话,指着玉如意,颤巍巍的说:“我……我要去了……妹子……你好好过日子……再唱一个曲……儿……”玉如意含泪说:“好,我唱。”她拨动琵琶,但那里唱得成声,弦索声中,只见那男子头一侧,断了气了。玉如意把琵琶一放,并不哭泣,从炕下掏出一个包裹来,交给余鱼同道:“这里面的东西,据说很值钱,我也不懂,相公是读书人,请你收下吧。”余鱼同愕然接住,玉如意忽然一头向炕角上撞去,余鱼同一拉,那里来得及,一个娇小玲珑的青年女子,已撞得脑浆迸裂而死。

  余鱼同感叹良久,打开包裹,见是三卷书画,不多看,重又包好,忽忽写了一封书信,留下那两只金元宝,命客店老板代为收殓,於是越窗而出。

  余鱼同一路仍去找寻李沅芷,玉如意刚才所唱的:“无限思量,语笑盈盈。”八个字,尽在他耳边萦绕不去。他想起玉如意好好一个如花女子,转眼之间便归於黄土,骆冰、李沅芷等人,现下固然是星眼流波,皓齿排玉,明艳非常,然而百年之后,岂不同是化为乌有?现在自己为她们忧急伤心,再过数十年想来,真是可笑之至了。想到这里,不禁心灰意懒,低头乱走,见前面山脚下一棵大树,亭亭如盖,於是过去坐在树下,休息一阵。连日惊恐奔波,这时已疲累非凡,靠在树上朦朦胧胧的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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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删了以下数段)

  陈家洛走到第七层上,常氏双侠和徐天宏行了一个礼退出。乾隆嗒然若失,闷坐椅上。陈家洛笑道:“你手下这批人只贪图功名富贵,都是酒囊饭袋之辈,你要靠他们建立千秋万世之名,只怕不成呢。”乾隆道:“那也未必,现在我落在你们手中,他们投鼠忌器,自然不敢用武。陈家洛笑道:“是么?”双手一拍,心砚走了上来。陈家洛道:“请陈正德老先生和无尘道长上来。”

  一会两人走了进来,陈家洛在门口相迎,说道:“两位刚才比了半天,分不出高下,功夫是无分轩轾的了,现在再请两位赌一赌运气好不好?”无尘与陈正德齐声道:“那好极了,不知怎样赌法?”陈家洛道:“请两住到清兵队里去杀一个军官,谁先回来,杀的军官官阶高,就算谁胜。”陈正德笑道:“道长,走吧!”两人从窗口跃了出去。

  陈家洛对乾隆道:“咱们来瞧瞧这两位谁的运气好。”乾隆见陈家洛他们以杀清兵作为赌赛,很是生气,佰转念一想,塔下清兵大集,无虑一二千人,这两人赤手空拳,不带兵刃功夫再高也未必能平安归来,更不必说杀清兵将官了这两人中只要有一人被打死打伤,就是折了红花会的锐气,於是随着陈家洛凭窗观望。

  无尘与陈正德跃到塔下,驰向清兵阵去。无尘一瞥之下,见白振等清宫待卫站在东首,李可秀骑了白马,站在西首督阵,他和白振交过手,知道他武功极好,一遇上不免牵延。这时清兵已见两人奔来,纷纷放箭,无尘突然转身向西奔跑。陈正德心中暗喜,想道:“这道人手中没剑,想是拳脚功夫不行,所以怕箭!”他脱下布衫,左手拿住挥动,直冲入清兵阵中,白振纵身上前。这时陈正德手中拿着的那件布衫上已被射中了七八枝箭,兜头向白振挥去,白振一身,直欺进陈正德怀里,五爪如铁,向他胸口抓到。陈正德一惊,想不到清军队伍中居然有如此高手,右手施展擒拿法去拿他手腕,左手向里一兜,挥“箭衫”击打白振背心。白振前后受攻,脚下使劲,向右窜出一定神,回头又来挡住。

  陈家洛与乾隆见陈正德生龙活虎般当先入阵,一个以为他要先得手,一个以为他要先遭殃,那知两人都没猜中无尘向要疾奔,忽然向侧边抄来,施展“燕子二抄水”轻功,如一溜烟般直扑到李可秀马前。清兵齐声呐喊,李可秀一勒马缰,坐骑长嘶一声,前腿人立,左右一名守备,一名游击,双双抢了过来保护主将。无尘右肘在那守备胁下一撞,一翻手已把他手中大刀抢过,顺劫自右至左斜劈下来,将左边那名游击一颗脑袋砍下,右肩也连着切下一半。他更不换招,刀划半圆,又从左下撩到右上角,守备半个脑袋连帽削下。他左脚一踢,把游击的头踢在空中,右手抛去刀,抢着守备的头,再抓住空中掉下来的游击的辫子。清兵见他一招杀了两名军官,手法干净利落已极。吓得魂胆俱裂发一声喊,向后乱逃,两名侍卫纵了过来,先用兵刃封住门户挡住无尘来路。无尘见李可秀已杀不到,长笑一声,转身就走。两名侍卫随后后追来。无尘跑了十多步,听见后面脚步响,忽然回头站住。那两名侍卫见无尘突转身,大吃一惊,一名侍卫登时吓得软倒在地,另一名抛下兵刃就逃。无尘见陈正德尚在阵中酣战,於是挽住两个人头缓步而归,塔中众兄弟大声喝采。

  陈正德听见 声,回头见无尘已得功先回,知道这次输与给他,不再恋战,抽身欲退。但白振展开小巧纵跃之技,前后窜击,一时倒无法脱身。陈正德双拳如雨,连打了七八拳,白振退开两步,陈正德已转身退走。白振知他武功在自己之上,久战必要吃亏,竟不敢追赶。陈正德奔出数步,忽听身后喊声大震,回头一望,只见一队清兵马军,疾驰而来,当先一名参将手舞长刀,纵马急奔,原来是清军的援兵到了。

  李可秀刚要喝止,那名参将勇不可当,转瞬间已驰到陈正德背后,见他似乎不知不觉,心中大喜,举刀砍下,陈正德继续向前,参将一刀砍了个空,举起刀又是猛力一刀,陈正德忽然在地下一伏,参将的马收不住,从他身上跃了过去。白振暗叫:“糟糕!”只见陈正德忽地跃起,骑上马背,拉住参将左脚,手一抖,参将己跌在马下,被他在地上倒拖着进塔里去了。马军们俱都大惊,待要追赶,塔里长箭嗖嗖射出射倒了五六名马军。李可秀大叫:“不要追赶,退──回──”。马军听得主帅有令,都退回去了。

  乾隆见无尘和陈正德两人俱各获胜,十分懊恼,回来坐在椅上,默默不语。只见无尘走进室来,把两颗首级往地上一掷,倚墙而笑。不一会,听见陈正德在室外大叫:“我活捉了一个!”挟着那参将进来。陈家洛笑道:“两位这次还是平手,道长先回,杀了两人,但陈老前辈活捉一人,而且官阶要大得多。”三人拊掌大笑,把乾隆闷在一旁。陈家洛向躺在地上的参将道:“你叫甚么名字?怎么见了皇上不起来叩头?怕甚么?我马上就放你回去。”参将只是不应。陈家洛笑道:“没用的家伙,别给人丢脸啦,走吧!”那参将仍旧不动,陈正德大怒,抓住他头颈提起来,那知他早已气绝多时,原来陈正德力大,已把他挟死了。陈家洛笑道:“两住辛苦,请下去休息吧!”陈正德把参将的尸首往地上一掷,携着无尘的手走了出去。

  ( 删除的段落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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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君一揖莫相疑,你既无心我便辞。抚扇高歌题夏雨,弹琴长啸坐秋池。
人生至快应为老,世上堪哀只有痴。莫负春江鲈脍好,早居三径倚东篱。
几将宝剑误迷途,你既无心我便苏。灵鹫菩提何处有,镜花水月本来无。 金庸、《书剑江山》
落落曾经居浪子,空空从此远江湖。寒山古刹青灯下,长照当年一腐儒。
破门别去不回头,你既无心我便休。剃度持斋非受戒,问因寻果为消忧。
十方佛母偿千愿,一醉狂禅笑五侯。谁识琉璃真境界,纷纷尽向幻中求。
平生白眼惯蹉跎,你既无心我便歌。愁入诗中诗恨少,魂牵梦里梦怜多。
青山尘外钟声染,古刹门前柳色娑。往昔因由不可解,佛陀莫问事如何!
你既无心我便归,菩提树下诵经词。贪嗔易化痴难解,天地无情人有悲。
因生缘灭经千劫,风卷云舒历几时。久听梵声犹未悟,愚顽依旧为谁思!
你既无心我便行,征途漫漫自提灯。三千弱水凭槎渡,万里青山抱月登。
尘世因由皆旧惑,江湖客路一诗僧。缘来缘去空相忆,生伴清风死伴蝇。
鹧鸪天
你既无心我便离,江湖夜雨惯相依。霜华梦忆魂千里,寒夜风吹树几枝?
逢恨晚,怨归迟,至今苦念是当时。此生难得君相许,留到来生莫复疑
金庸、《书剑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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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hll  | 推荐于2016-12-02 01:47:25 评论(3) 154 4
  出自《禅宗颂古联珠通集》。   据《禅宗颂古联珠通集》载:“楼子和尚过街市,经酒楼,偶整衣带,停足小住,忽闻楼上有人唱曲云:你既无心我便休。当下大悟,遂号楼子。” 还可能是现代人写的,写作手法是辘轳体 辘轳体,诗体的一种,杂体诗名。此体要求写律诗五首,五首都有一句相同,这公用的一句,分别用作五首诗的第一、二、四、六、八句。或作绝句四首,公共句用作各首的一、二、三、四句,公共句若是放在第三句则需换韵;若作绝句三首,公共句用各首的一、二、四句,无需换韵。因诗的韵律如水井之辘轳架旋转而下,故名辘轳体。这首诗的公用句就是“你若无心我便休”,作七言律诗五首,公用句分别用作五首诗的第一、二、四、六、八句。(你若无心我便休),青山只认白云俦。飞泉落韵怡然夏,飘叶成诗好个秋。十五情形怜月冷,三千愿望对星流。前尘影事皆如幻,浩气当初贯斗牛。 巫山原属古追求,(你若无心我便休)。冬雪寒江抛直钓,春潮野渡泊孤舟。落花成土多真爱,飞叶随风有至愁。许是今生缘未了,还从梦里记明眸。 意趣曾经慕十洲,云笺封月遣谁邮?缘如有梦情长在,(你若无心我便休)。俗侣花间蜂又蝶,仙朋波面鹭和鸥。至今尚羡袈裟客,竹杖芒鞋任远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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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8-26 15:55 | 显示全部楼层
夏梦和苏州的那些事
原创: 苏婉君  姑苏晚报  2018-08-14
  她被誉为“东方奥黛丽·赫本”、“上帝杰作”,是武侠小说宗师金庸的“梦中情人”,也是著名导演李翰祥眼中“中国电影有史以来最美女演员”。这位风华绝代的传奇人物,就是老家苏州、出生上海、一度红遍香江和南洋的香港影星夏梦,真实姓名叫杨濛。



夏梦 资料图



  夏梦原来的姓名是“杨濛濛”,后来父亲觉得名字太嗲,才去掉了一个“濛”,变成了“杨濛”。



  有人把夏梦看作娱乐圈人物,其实她拒绝娱乐,拒绝庸俗和低俗、媚俗。在她眼里,拍电影是她的毕生事业。她聪明低调、辛勤付出,艺术上追求尽善尽美,拍摄的影片广受好评,她本人也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次接见。她还积极参政议政,为我国文艺事业的发展献计献策,充满了正能量。



  由于夏梦生前很少接受媒体尤其是内地媒体的采访,也没有出过自传之类的书籍,因此,她的家世和传奇经历留下了众多谜团。笔者搜集整理夏梦资料已有多年,最近有幸联系到她的嫡亲妹妹杨洁。根据杨洁的回忆和她们家族的《弘农杨氏支谱》、香港《长城画报》等资料,笔者终于拨开团团迷雾,窥见了其中的部分“庐山真面目”。现将它们付诸笔端,以飨读者。



PART 1

家庭

出生在上海的苏州美女


2015年6月21日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夏梦被授予“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因为身体原因,夏梦并没有到场,但她在镜头中用上海方言问候了观众,并直言“上海是我出生的地方”。



  上海跟夏梦以及她的家族关系密切。而夏梦的根,却在苏州。因此,香港作家李碧华在1998年8月7日刊登于香港《明报》的《穿旗袍的女人》一文中,称夏梦是“苏州大美人”。



  时光倒转到明代后期。

分割线 gif 动图
当时的苏州已经成为我国东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吸引了众多外来人员“苏漂”,其中有个叫杨敬宇的男子就此迁居苏州。传到第六代,这个家族出了个叫杨承忠(1795~1860)的人,老宅在苏州城里的百花巷(今苏州古城区中街路一带)。太平天国战争的战火蔓延苏州,忠于清朝政府的杨承忠组织团练,保卫乡里,后因痛骂太平军而遇害。



  杨承忠的儿子杨毓和(1819~1850)此前已经去世,孙子杨廷杲(1841~?)为躲避战乱而四处逃难。这个杨廷杲就是夏梦的曾祖父。他五岁开始求学,十岁(虚岁,下同)丧父,二十岁时祖父杨承忠又被害,家境日益窘迫。战乱平息后,备尝艰辛的杨廷杲只好奉母亲汪氏之命,弃儒经商了。



  不久,革新派慈善家、在沪苏州人谢家福等人创办煤矿,杨廷杲被聘用。再后来,洋务派代表人物盛宣怀办理电报业务、开采金矿,杨廷杲因为能坚持操守而被委以重任,如担任矿务局销售部门的上海首席代表、电报局总办等职务。杨廷杲精心筹划,秉公办事,股东们大获其利。盛宣怀高兴之余,保举杨廷杲做官,从县丞(相当于今天的县政府办主任)起步,最后一直保举他当上了道员。



  杨廷杲还自筹资金在上海经商,获利丰厚,成为富商,并因乐善好施、多次成功办理赈灾事务而受到朝廷表彰。



祖父过继给了曾叔祖


尽管夏梦身上流淌着杨廷杲的血液,但从香火上说,夏梦却是杨廷杲的弟弟杨廷鑅的后代。



  原来,杨廷鑅只生了一个女儿。杨廷杲是个十分孝友的人,自己生有三个儿子,他就将次子杨世溁过继给了弟弟。



  不幸的是,杨世溁不满4周岁就夭折了。杨廷鑅伤心之余,痛哭流涕,引发气喘,一病不起。临终前杨廷杲当场承诺将第三个儿子杨世铸也过继给他。



  过继给杨廷鑅的杨世铸,就是夏梦的祖父,生于清光绪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小年夜),按公历算是1893年2月15日。



夏梦祖父杨世铸 杨洁提供



  夏梦的祖母任舜文比杨世铸大十个半月,生日是农历二月十二日(花朝节),按公历算是1892年4月10日。任舜文系出宜兴望族“筱里任氏”,父亲任锡汾举人出身,曾任四川川东道道台,后到上海经商,成为沪上工商界和慈善界的领袖之一。



  杨世铸、任舜文结婚时年龄很小,按虚岁算也都只有16岁,婚后两人生下14胎15个子女,其中最后一胎是龙凤胎。夏梦父亲杨元恺(1909~1972)排行老二,但因老大杨慧珍是女儿,所以杨元恺是家中长子。他曾就读于圣约翰大学,任该校篮球队队长,毕业后供职于交通银行,再与人合开股票交易所,再后来去了香港。



夏梦和祖母任舜文 杨洁提供



  目前,杨元恺兄弟姐妹中就夏梦十四叔杨元振还健在,已91岁高龄。



父亲先后娶两妻


夏梦的母亲其实有两个。



生母葛维宗原籍浙江平湖,葛家也是当地的望族。葛维宗(1913~1994),小名宗宝,字萝仙,曾就读于近代上海著名的女子学校——中西女塾(1930年改称“私立中西女子中学”)。根据“萝仙”的发音,上海人普遍称葛维宗为“葛露茜(一作露西、璐茜)”。她人长得漂亮,而且多才多艺,尤其擅长探戈,被誉为“探戈之花”。1930年夏,长江中下游遭受特大水灾,上海组织募捐救济,作为“校花”的葛维宗参加义卖活动,玫瑰花最高卖出了五百银元一朵的价格,单价足以换购3750公斤大米,一时轰动上海,从此被人们称为“葛玫瑰小姐”。





夏梦母亲葛维宗 资料图



葛维宗的哥哥葛维城,是杨元恺就读圣约翰大学时的室友。杨元恺长得一表人才,身高1米78,而且知书达理,葛维城跟他关系很好。经葛维城介绍,杨元恺结识了葛维宗。两人于1931年结婚,后来生下两女两男,长女即夏梦,次女杨洁,三子杨铭新,四子杨铭武。



在优秀基因的组合下,四个孩子都很出色。夏梦自不待言,且看其他三位。





夏梦姐弟合影

(左起:杨铭新、杨洁、夏梦、杨铭武)

资料照片





杨洁生于1934年,原名杨增铨,赴香港读书后改名为杨洁。她身高1.79米,1953年返回内地参加篮球运动,先后进入中南区队、北京队和国家队,曾是中国女篮的著名中锋,1963年任中国女篮一队教练,次年任中国女篮二队教练,1972年-1990年入国家体委体育科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99年被选为“新中国篮球运动员50杰”之一。谢晋1957年执导的故事片《女篮五号》,主人公林洁、林小洁的生活原型就是杨洁(拆分成两个人物)。影片中,林小洁的老家也在苏州。



然而,葛维宗常常对外人说,她只有两子一女,女儿即夏梦,而不提杨洁这个女儿。原来,在生下夏梦之后,葛维宗又得了胎。从内心说,她希望第二胎是个男孩。别人问她,如果又是个女孩怎么办,她说“我不要”。虽是戏言,但夏梦祖母任舜文听到之后说,你不要,我要!



第二胎生下来,果然又是个女儿(即杨洁)。任舜文就把杨洁和奶妈接到了自己身边。从此,杨洁就和祖父母一起生活,直到12岁才回到父母那里,所以对祖父母、叔叔、姑母的情况比夏梦了解得更多。





杨铭新生于1935年,主要从事餐饮业,善拉胡琴、月琴,是香港著名的琴票,2007年因病去世。



  杨铭武生于1941年,16岁在夏梦的支持下赴德国慕尼黑学习汽车制造专业,后定居德国,洋名为Robert Young。他曾任奔驰汽车公司工程师,后改学电脑。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首次将电脑用于赛事,他是五个软件设计人之一。



  20世纪40年代中期,葛维宗和杨元恺分手。10多年后,葛维宗改嫁著名金石家、画家、篆刻家朱复戡,并随朱迁居山东,不过两人没有生育。1979年葛维宗离开朱复戡,后定居上海,由夏梦、杨铭新提供生活费,82岁时去世。



  夏梦的继母任辉(1912~1988),是夏梦祖母任舜文的本家侄女。她嫁给杨元恺后于1954年生下一女,取名杨清,曾留学英国,后返港从事教育工作,担任中学校长20余年。




生卒时间的N个版本


关于夏梦的生日有两个版本。



  某些公开资料上,夏梦生于1933年2月16日,但她墓碑上写的是“一九三二壬申年正月十一日”。究竟那个版本准确?



  杨洁对此解释,姐姐属猴,应该是“壬申”年出生的,生日是农历正月十一日。



  查民国时期的农历壬申年一月十一日,公历是1932年2月16日。可见,某些公开资料上夏梦出生时间的日月是对的,年份则弄错了一年。



  原来,夏梦1947年去香港报户口时,继母因没弄清公元年份而报了1933年1月11日,导致她出生年份被登记错了,所幸月和日后来被改了过来。



  其实,杨氏家族出生时间被报错的还不止夏梦一人。杨洁、杨铭新也报错了,公历和农历被杂糅在了一起。有一次,杨洁和杨铭新一起回香港,过关时,杨洁说他们是亲姐弟,查证件的人说:那你们的生日怎么只差5个月?他们解释了半天才被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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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夏梦的去世日期,公开资料写的是2016年11月3日,其实也错了,真正的去世时间是2016年10月30日上午9点。当时夏梦的两个女儿想给她办一个追思会,会上放一部介绍夏梦生平的短片。因为制作短片大约需要两三个月,夏梦盛名在外,没办法保密那么长时间,杨家人认识到这一点后,于11月2日告知了银都机构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是1982年9月以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凤凰影业公司、新联影业公司等为主合并而成的香港制片企业,也就是夏梦生前战斗过的地方,消息就这样传了出去。11月3日凌晨,上海电视节目主持人曹可凡在微博上发布了夏梦去世的消息,以至外界都认为夏梦去世的时间就是11月3日了。



  那夏梦墓碑上为何写去世日期是“二零一六丙申年九月三十日”呢?查日历可以发现,2016年10月30日的农历日期正是“九月三十日”。原来,墓碑上的日月也是用了农历。




PART 2

事业



迁居香港投身电影之谜
杨家迁居上海后成为富商。20世纪40年代初,杨世铸在大华路(今南京西路南汇路)购置地皮营造的花园洋房,光房子就有61间,是一幢主体三层、局部四层的建筑,此外还建有一个露天篮球场。本来一家人衣食无忧,加上清末至民国时期上海经济社会飞速发展,成为远东地区的经济中心,夏梦全家为何还要离开上海去香港?



  这里既有时局因素,也有杨家自己的因素。



时局因素是,当时国民党政府开始滥发货币,导致国统区,物价飞涨,上海一些有钱人于是前往香港等地开展经营活动,以求摆脱困境。



  就杨家自己而言,杨世铸希望复制他和亲属在上海的成功发展经验,到香港去开辟新天地。



  所谓在上海的成功发展经验,是指杨氏家族企业的抱团经营模式。当时,夏梦的大姑父吴瑞元等人在上海兴办了永大银行,吴瑞元任董事长,杨世铸任经理。与此同时,吴瑞元还管理着由父亲吴麟书创办的统益纱厂,后来杨世铸用永大银行提供的资金开办了新一布厂,以统益纱厂的棉纱为原料织布,降低了成本,增加了利润,大获成功。



  于是,1946年杨元恺先行抵达香港,筹建大新银行。次年暑假,夏梦、杨洁一起来到香港报考学校,结果双双被管教严格的玛利诺天主教修女英文书院录取,她俩从此随父母居住香港。



  1948年,大新银行开张。这一年,纺织专业硕士毕业的夏梦十二叔杨元龙从美国留学回来。当时传言,染厂是投资见效最快的企业,不消一年就可回收成本,于是杨家又在香港兴办了南新染厂,由杨元龙担任副厂长。



  没想到,由于人生地不熟,大新银行办了一年多就被挤垮了,被迫转让给别人。虽然南新染厂继续开办,但那家工厂没有杨元恺的份,夏梦家庭出现了经济危机。这样的局面,召唤着夏梦尽早走上工作岗位。



  机会很快来了。



  杨家租住在香港九龙城嘉林边道,那里靠近狮子山,当时比较安静,既怕外界干扰又怕影响外界的影片厂纷纷落户这一带,让这一带成了当时香港地区的“好莱坞”,也让香港逐渐取代上海,成为那个时代华语电影的主要生产基地。



  在当地众多的影片厂中,有一家长城公司,离杨家1000多米远,夏梦和杨洁周末经常去那里看拍片。这家公司以拍国语片为主,但当时香港会讲国语的演员很少。有一次导演李萍倩发现了夏梦,觉得她不仅会讲国语,而且外形出众,一定会成为一颗新星,就热情邀请她去拍电影。



  虽然当时演员地位低下,家庭并不赞成夏梦从影,但当时家里的经济形势迫使他们改变思路。同时,夏梦喜欢演戏,早在上海读中西女中时就曾参加过舞台演出,反串扮演孙中山等角色,还多次参加京剧演出;到香港后,又主演过玛利诺天主教修女英文书院的英文舞台剧《圣女贞德》等戏剧。参观过电影场之后,夏梦又发现拍电影是一个使人兴奋的工作。经过深思熟虑,她于1950年跟长城公司签了约。



  出于进一步提高自己国语水平的考虑,夏梦还去继母的同学、话剧演员夏霞家补习国语。为表示对夏老师的尊敬,同时夏梦又很喜欢莎士比亚的短文集,就取莎翁作品《仲夏夜之梦》中的“夏梦”两字为艺名了。



  “夏梦”艺名的由来除上述版本外,还有李萍倩所取、“长城”主持袁仰安所取、“长城”编导室主任马国亮所取等版本。同时,夏梦也希望艺名保留原名“濛”的字音。可以说,叫“夏梦”应该是综合考虑各界因素的结果。




红极一时缘何无绯闻?
1950年末,夏梦正式“触电”,参演的首部影片是《禁婚记》。这部电影反映当年香港社会已婚妇女求职难的故事,表达结婚与事业并不矛盾、男女应该平等的思想,夏梦在片中饰演女主角杨霞芝。当时她年仅18岁,为了演好妻子的角色,她特意到一位刚结婚不久的亲戚家观察生活,结果因为待的时间过长被下了“逐客令”。《禁婚记》1951年上映后,引起轰动,票房收入达十三万三千元,成为当年国语片收入最高的作品。中国电影史学家兼收藏家方保罗对此评价,夏梦的表演相当有说服力,不太像是新人的处女作。



  此后,夏梦又连续参演了《娘惹》《门》《一家春》等影片。1952年,她又参演电影《如姬》。这部影片的故事改编自郭沫若的《虎符》,后更名为《绝代佳人》,夏梦出演此角后,武侠小说作家梁雨生称,绝代佳人之名与夏梦绝对相称。



  后来夏梦回忆说,如果当时电影名就叫《绝代佳人》的话,或许她就不敢接演了。言外之意,她不认为自己够得上“绝代佳人”的说法。



  这部电影在当时同样大获成功,后在上海、北京等地都进行了放映。



  1957年4月,中国文化部举办首届“优秀影片奖”,其中有五部香港影片获奖,《绝代佳人》也在其中。当月14日下午三点,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夏梦等电影工作者。同一天,毛泽东主席也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面的草坪上接见了夏梦等电影代表。一部《绝代佳人》,给夏梦带来了莫大的荣誉。



  夏梦却并未满足,而是继续努力前行。她的恩师、导演李萍倩曾说:“她(指夏梦)最大的长处就是勤学苦练,永远不满足于已取得的艺术成就。”



  很快,夏梦成为长城公司红极一时的演员,与石慧及陈思思合称“长城三公主”,其中夏梦号称“大公主”。算下来,夏梦先后演过42部影片。



  让人惊讶的是,1967年初,在拍摄完《迎春花》之后,35岁的夏梦却以怀孕为由息影,和全家一起移居加拿大。



  在加拿大生活的一年多时间里,虽然日子过得安逸舒适,但夏梦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于是,1969年她重返香港。这时长城公司已经不拍故事片,夏梦没有片子可以参与。而大陆正处于“文革”期间,国语片受冲击。于是她与朋友合办了一家小型制衣厂,以观其变。十年里,这家小厂被她办得有声有色,收入也很稳定。



  1979年大陆改革开放了,夏梦敏锐地意识到电影业的好时代来了。于是她卖掉制衣厂,创办了青鸟影业公司,自任总监制,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叫《投奔怒海》,由林子祥出演主角,起用刘德华出演主要配角,结果影片一举夺得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影片、导演、编剧、美术指导等多项荣誉,更在多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好评,刘德华也从此走红。



  紧接着,夏梦又马不停蹄拍摄了第二部电影《自古英雄出少年》、第三部电影《似水流年》。结果,在《似水流年》中扮演阿珍的斯琴高娃,拿下了1985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梅艳芳演唱的同名歌曲《似水流年》,成为1985年香港十大中文金曲之一。



  青鸟影业公司拍完三部优秀电影后,不再有电影出品,有人询问夏梦原因,她说:见好就收,后面没有特别想拍的东西,那就不拍了。



  此外,夏梦还活跃于中国政坛上,是第五届到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代会第四、五届文联委员和代表,还曾担任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会的会长。



  夏梦是一个非常守规矩的人。每次来大陆,过关时她都是免检对象。但她说,越是不查她越是要做得正,该交关税的她要拿到税单心里才踏实。



  演艺圈从来都是盛产绯闻的地方。但细心的人都会发现,夏梦却没有负面消息。她“堵住”绯闻的奥秘在哪里?



  答案是夏梦不但工作努力,不当花瓶,而且低调有智慧。



早在1950年和长城公司签约时,夏梦就约法三章:不跟老板吃饭,不参加剪彩,不拍广告。这三个项目虽然都很来钱,但夏梦怕因此而被人借题发挥,所以干脆拒绝。夏梦平时也清白做人,一心扑在电影事业上,言行格外谨慎,对媒体始终保持距离,通常不接受采访。人家请她吃饭,与工作无关的她一律不参加,出席大型宴会,吃完饭她一般也就两个字:“谢谢”!这样别人和狗仔队就没办法断章取义、造谣滋事了。



  香港著名导演许鞍华对此评价:夏梦的智慧比她的美貌“更出众。”

夏梦到苏州参加杨氏义庄修复祭拜活动时的表现,也可见其低调有智慧。这座义庄是她曾祖父杨廷杲发迹后,在长庆里(今苏州古城区平江路混堂巷)建造的,落成于1904年,里面有庄屋、祠堂等建筑。20世纪90年代,杨元龙出钱修复了其中的部分建筑,并恢复了祖先牌位,杨氏家族就一起前往参观、祭拜,还受到了苏州市政府部门的接待。但夏梦没有惊动苏州的媒体,因此当时没有进行采访报道。





夏梦家族设于今平江路混堂巷的杨氏弘农义庄。施晓平摄

其实,夏梦家居也十分低调,家里甚至从没张挂过自己的剧照。在她看来,她在家里就应该做一个平凡的妻子和母亲。




PART 3

婚姻



“绝代佳人”为何嫁小职员?


夏梦的丈夫叫林葆诚,原籍福建闽南。





夏梦和丈夫林葆诚结婚照 资料照片

  

根据墓碑,林葆诚的出生时间是“1925甲子年十二月十二日”,这其实也是年份按了公历算、日月按了农历算,全部按公历的话应该是1925年1月17日。从农历看,林葆诚属鼠,跟金庸同岁,比夏梦大8岁。



  有资料说,林葆诚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其实他是在天津读的大学,后来赴香港发展,身份只是个小职员而已。他与夏梦相识于一个朋友家的晚会,但当时还不熟。1953年,由夏梦担任主演的《姊妹曲》在某茶馆拍摄,林葆诚正好随朋友到片场看拍片。得知该片缺少一个扮演教师的演员后,林葆诚毛遂自荐出演这一角色,这才与夏梦熟起来。当年圣诞夜,他们首次结伴出游。后来的圣诞夜,就成为了两人的爱情纪念日。



  次年9月30日,夏梦和林葆诚步入婚姻殿堂。



  林葆诚于“2007年丙戌年十一月十三日”(公历2007年1月1日)去世。夏梦和他相处半个多世纪,彼此相互信任、互相理解,育有一子两女,长子林建宇,次女林文怡,幼女林文萱。



  夏梦追求者众多,为何会选择并非富家子弟的小职员林葆诚为夫?夏梦对此说:




“理想的家庭生活建立在思想和兴趣的一致上”“旁人总爱恭维人家,尤其是对自己追求的对象,可是亚林(林葆诚)就没有这一套。他直肠直肚,有一句说一句,我就欢喜这样的性格。比方,我演的戏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在旁人一定不肯说我演得不好,但是他却肯老老实实地对我提意见,一点也不加保留。我的衣饰或者化妆,旁人一定说我非常漂亮,但他却常常鲁直地说自己的意见。我发觉到他的确是个老实人,心直口快……”



  在妹妹杨洁看来,夏梦在家是大小姐,在厂里是大明星,什么事都是别人替她做好的。林葆诚则很会哄人高兴,夏梦需要什么,他就会去准备什么,自然就很对她的胃口了。



  如今,夏梦的骨灰和林葆诚的骨灰一起合葬在香港九龙永久墓地里,墓碑上夏梦的名字是“林门杨濛”。











原载于2018年8月5日、12日《姑苏晚报》A15

作者:施晓平

编辑: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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