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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刘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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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5-28 20:08 | 显示全部楼层
【杜南发与金庸】



金庸走了,新加坡痛失江湖老友


刚刚,香港媒体报道,金庸逝世,享年94岁。



短短几分钟后,武侠小说泰斗去世的消息,便登上了微博热搜。



据与金庸交往较密切的一些朋友说,老先生已逾九旬高龄,近几年来身体健康不佳,一般是卧床,而且精神状态也不好。如今辞世,身边的亲友虽心中悲痛,但并不感觉意外。

全世界,能讲华文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文字流传。

有人说:“金庸的读者数和作品印数,可能是古往今来最大的,以后要有人超越他,估计也很难。”

金庸去世,全球华语读者的悲哀。他的作品立足于香港,作品流传于海内外,无论身在何方,华人读者都同享一脉相传的中华武侠文化的精神空间。



为了看他的书,很多相对华文基础薄弱的海外华人,也逐字逐句疯狂提高“华文阅读量”。


(李高豊,笔名阿果,新加坡著名的绘本作家)

《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咏梅,甚至称“如果没有他,很多的华文不会好”。



新加坡还翻拍过金庸多部经典之作!范文芳版的《神雕侠侣》,让小龙女一度成为了本地人心中最经典“玉女”形象。



新加坡版的《笑傲江湖》也成了本地难以逾越的经典之作。



郭靖、黄蓉、胡斐这些人们熟悉的金庸武侠小说人物,从2006年出现在新加坡中学的华文文学课当中。



南洋一带,尤其是新加坡作为华人聚居地,与香港遥相呼应,也成为金庸重要的活动地,留下了许多故事和老朋友。

新加坡退休报人、历史学家杜南发接受新加坡眼采访时怀念说,“金庸外表严肃,似乎不苟言笑,其实是个’冷面笑匠’,在和好朋友相处时,常会爆出风趣笑话,也很重感情。记得80年代初有一回我和他及几位好朋友在珊顿道一家苏联餐馆吃饭,大家相约在菜牌上写留言,他写的竟然是‘请吃家乡菜’,签名‘查可夫斯基’,大家都笑开了。”

金庸每隔一两年都会到新加坡休息一趟,每次都是住在香格里拉酒店的花园翼套房,都会约杜南发见面。多年来,无论人前人后,杜南发始终称金庸为查先生,他说是因为尊重。“查先生每次都会带一个大行李箱来,里面密密麻麻都是书,他其实是来新加坡看书的,很少外出,出去可能也是吃个饭,很少观光。我觉得他主要是换个环境吧?因为家里是一个环境,到外面是一个环境,而且当时还没有用手机,受打扰的机会不大,没有人知道他住在这里啊。”

杜南发说,1982年金庸带着一班朋友到新加坡住了一个星期,当中包括倪匡夫妇、沈登恩夫妇、高信疆夫妇、董千里夫妇等人。最初他们住在香格里拉酒店,后来因为沈登恩爱吃文华酒店的鸡饭,所以他们住到一半便全部搬到文华酒店。那个星期,金庸是去度假的,杜南发天天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常常在酒店里玩show hand,杜南发不懂玩,就看着他们玩,他发现金庸很沉得住气,赢得较多。

杜南发记忆中,金庸早期到新加坡多数住国泰酒店和莱佛士酒店,后来是文华酒店,80年代以后就一直住在香格里拉酒店。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他到新加坡主要是到《新明日报》报馆。

金庸与新加坡报业的渊源很深。金庸好友杜南发记得,金庸在1960年代初就跟新加坡的《南洋商报》合办一份《东南亚周刊》,逢星期日随《南洋商报》赠送。



“这表示在这之前他们已有来往,因为出版一份刊物总要有一些沟通,特别是当年通讯不方便,所以金庸是一定会到新加坡来的。当时新加坡就两份大报,一份是《星洲日报》,一份是《南洋商报》,而《南洋商报》跟香港的关系比较深,当时它有驻港办事处,曹聚仁、鲍耀明都曾在里面工作。”他记忆里,这本周刊出版了两至三年。

“新”是梁润之原本在当地创办《新生日报》的“新”,而“明”则是香港《明报》的“明”。杜南发表示,很多人以为金庸是因为1967年香港暴动,他被列入暗杀名单才会到新加坡办报,其实那是时间上的巧合,据他所知,金庸在1965和1966年,已多次到新加坡考察当地报业。“金庸是纯粹从一家报社要扩展业务的角度去看这件事。那时候,他已有跨界办报的概念,就是要走出来,扩展到境外。”



1967年,《新明日报》创刊后,所用的许多材料,包括副刊、中国动向的新闻特写等,都是由香港《明报》供稿。金庸原先是在《南洋商报》连载武侠小说《素心剑》(后改名为《连城诀》)的,在《新明日报》创刊后,金庸便在《新明日报》独家连载他的武侠小说,第一篇是《笑傲江湖》。为了让这份报纸更有优势,金庸甚至空邮最新的小说到新加坡,让《新明日报》比《明报》提早三天刊登。

新加坡《新明日报》出版后不久,马来西亚版也出版了。最初,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新明日报》共用同一版面,后来因两地政策不同,便分为《新加坡新明日报》与《马来西亚新明日报》,惟副刊、小说稿件仍是港、新、马三地共用。杜南发说,金庸认为在新马两地办报较香港困难,但创报不久,《新明日报》已是当地销量最高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

轰动东南亚华人圈的1993年狮城大专辩论赛(后来参加决赛的复旦大学队还为此出版过一本畅销书《狮城舌战》),裁判之一,便是大名鼎鼎的金庸本人。



录制时,新加坡时任副总理李显龙亲自颁的奖。复旦大学辩手,获“最佳辩论员”称号的蒋昌建,现在仍经常在电视上露脸,江苏卫视《最强大脑》的主持人。


现在已经是教授的蒋昌建缅怀说:“那年,我们诠释人性本恶,但他终究相信人性的美好。在他的著作里,美好的人性让你总会得到释怀的结局,关键这人性的背后,不只是原则与信条的坚韧,更有意趣与风味的争奇斗妍。大师,一路走好!天堂里没有武林的风风雨雨,也许换一种风格,那有霞光万道,千生万世的欢笑……”

据本地作家罗伊菲回忆,因为其先生郭振羽教授(也担任过舌战狮城评委)主持过金庸在新加坡的讲座,与新加坡文化名人李廉凤还邀请过金庸到家里作客。金庸文笔幽默风趣,私下初次相处时,看到真人却正儿八经,也是让人大跌眼镜。

听闻噩耗,新加坡媒体人萧炜深翻出当年采访金庸后,获得作者签名馈赠《神雕侠侣》。那时,萧炜深是Television Corporation of Singapore(现为新传媒)驻香港特派员。



金庸大侠走了,新加坡少了一位常常到访的老友,武侠世界也便得不再热闹。也许人生就是一场大闹,然后,悄然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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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南发:讲述新港台文人交往那些事儿

新加坡眼  2015-11-28


新加坡眼按:这是中国《时代周报》记者李怀宇2012年采访新加坡著名文化人媒体人杜南发的稿件。此次重新转载,里面提到新加坡与华文世界尤其是港台文化圈的互动交往,仍然有许多趣事,也是一桩桩佳话。



杜南发现任《新明日报》和《联合晚报》的统筹总编辑,他的办公室挂满名人字画:何绍基、郑孝胥、溥儒、周作人、丰子恺、沈从文、曹聚仁……郁达夫写给郑子瑜的名联“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在郑子瑜身后由杜南发收藏。金庸赠给杜南发的书法是“诗圣主国,朱雀腾飞”,可视为一个谜面,谜底是“杜君南发”。杜南发说,他基本上不用“收藏”一词,他喜欢的字眼是“缘聚”:“很多东西不一定非强求不可,有缘碰到,总会圆上。”

杜南发祖籍福建晋江,1952年生于新加坡。1973年报考南洋大学时,杜南发的兴趣是经济,但成绩不够,只能进文学院,没想到全心全意读中文后,杜南发慢慢读出了兴趣。大学时候的杜南发钟爱写诗,日后出版过《酒涡神话》和《心情如水》两部诗集。

大学毕业后,为等一份赴德国留学的奖学金,杜南发要找份暂时的工作,刚好一位南洋大学的师长认识报界朋友,便介绍他到《南洋商报》当翻译。1977年,杜南发抱着无所谓的心态开始上班。后奖学金因故未能拿到,加上报馆上司认为他应该去做记者,杜南发便在报社留了下来。当记者时,刚好报馆出了一份新的小型报纸《快报》,初由老一辈编辑主持,销路不太好,便让给年轻人,杜南发大胆改版,屡创新意,很快销量上升,让他发现报章新闻在严肃之外的创意趣味。杜南发紧接着向报馆领导建议,试编一个供年轻人表现新意的文艺副刊园地。总编辑说:“大报的文艺副刊很重要,不能给你们这些小毛头拿来玩。《南洋商报》有一个小开《南洋周刊》,就拨个版位给你们试看看吧。”杜南发为这个新副刊取名《浮雕》,最开始几期,整版的稿件都是杜南发一个人顶,换不同的笔名写诗、小说、散文、评论,还根据新闻写海内外文化动向,引进版面设计的新概念,反响良好。最终,报馆高层决定让杜南发负责《南洋商报》的文艺副刊。杜南发一接手,就给副刊取新名为“文林”:“武术界有武林,文艺界就要有文林。武术界有高手,文艺界也有高手。”

杜南发说,他的文学引路人是大学时的老师王润华,王润华介绍他认识了有“小巨人”之称的台湾著名出版人沈登恩。后来,柏杨出狱后第一次获准离开台湾,便是由《南洋商报》邀请到新加坡访问。台湾当局要倪匡做担保人,倪匡一到新加坡就找杜南发,因为沈登恩告诉他:“到新加坡,你一定要找这个人。”畅谈后,柏杨、倪匡都建议杜南发到台湾采访。杜南发向报馆提出到台湾和香港采访名家的计划。

台湾之行中,杜南发采访了陈映真、高信疆、痖弦等人,也结识了古龙、高阳等许多作家。当时正是台湾《中国时报》和《联合报》的鼎盛时代,两大报的副刊主编高信疆和痖弦都成为杜南发的好友。如今高信疆已故,杜南发回忆:“高信疆是我公开承认的启蒙导师,那次访问对我是一个启蒙,眼界大开,观念大开。之前我负责副刊,观念比较传统。高信疆告诉我,副刊可以是整个报纸中重要的一环。副刊的‘副’字,不应该只是附属的概念,可以是一个主导的概念。”

台湾之行计划中,杜南发还想找台静农谈谈鲁迅,无奈威权政治还未解冻,台静农答复:“千万不行!”随后杜南发到香港采访,倪匡带他去采访金庸。事后倪匡才告诉他,金庸先是拒绝:“我接受访问多了,没有什么意思。”倪匡劝:“这位小朋友挺有意思的,见他一下嘛。”金庸说:“好,见了觉得有意思,当天晚上就留下来吃饭。没意思呢,访问完就说当晚有一个饭局,意思是下逐客令。”结果相谈甚欢,金庸请杜南发留下来吃饭,还打电话叫温瑞安过来作陪。这批台港名家的访谈录后来结集成为《风过群山》。

杜南发认识董桥是因为女作家蒋芸。“我们那时候都叫蒋芸作‘蒋清秀’。她负责一本《清秀》杂志,在香港很有名,董桥在那儿写专栏。”多年后,杜南发和董桥有一个共同的爱好:书画鉴赏。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一位中国教授在新加坡办展览,杜南发到现场,看中一幅吴湖帆的作品,当时月薪才不到两千块,那幅画要价四千块,但他实在喜欢,便咬牙买了下来。回家后慢慢研究,越研究越发现不对,后来找行家来看,才知道花两个多月的薪水买了一件赝品。杜南发心里很不舒服,苦读张珩的《怎样鉴定书画》,算是入了门道。

1993年,杜南发在廉价书堆里偶然找到鉴定家杨仁恺的《国宝浮沉录》初版。此书印刷质量不高,但杜南发读得津津有味。两三个月后,杨仁恺刚好到新加坡,杜南发去采访,直接问起他发现《清明上河图》的事,杨仁恺觉得很惊讶。一席谈后,杨仁恺邀请杜南发到辽宁省博物馆去看书画,作报道。杜南发专程到了沈阳,杨仁恺亲自带他到库房里,把馆藏的重要名作都看了。后来,杜南发出版古书画记《美的足迹》,杨仁恺作序。



回顾人生,杜南发自认兴趣转过三轮:早期喜欢政治、经济、科技;大学之后开始写诗,后来到了报馆,也算跟文学在同一条线上;中年以后喜欢书画。在品评结缘的风流人物后,他感慨:“历史上太多浮浮沉沉的故事了。当年很红的人,后来可能不行了,当时无人问津的人,后来发现是个人物。每个时代有世俗的价值,跟时间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当代有当代的价值判断,可是,经过长时间,这个人是有什么样的位置,就会越来越明显了。一切都逃不过时间。”


新加坡报业避免竞争,保持

独立
“林语堂的东西送给我都不要”


时代周报:1973年你到南洋大学文学院读书时,人文气息厚重吗?
杜南发:我觉得南洋大学是一个很有人文风味的大学。南大创校于上世纪50年代,因为历史因素,当时未能从中国大陆聘请学者,中文系老师多来自港台和海外,像凌叔华、苏雪林、刘太希等,南洋大学和三大学院的题名书法也请当时在台湾的于右任题写,建校纪念碑则由佘雪曼所书。



我70年代初就读南大,中文系老师主要来自台湾的政大和师大,或早年由大陆到港台的学人。我那时最著名的教授是以研究庄子闻名的王叔岷和甲骨文专家李孝定,都是30年代北大出身的学者。或因李孝定的古文字学太艰专枯燥,王叔岷的庄子较有空灵情趣,当时同学多喜欢王叔岷,认为王高于李,都说王叔岷是镇系之宝,现在回想起来,两位都是一代名家,各领风骚,实在不应如此轻率乱分高低。

在南大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古今二王”,即教古文的王叔岷和教当代比较文学的王润华两位老师。“古王”让我真正领略中文之美,“今王”是引我走入现代文学创作世界的恩师。我们是在第三年才能修王叔岷的课,他以研究《庄子》闻名,当年他在台大讲《庄子》,上课时窗口都挤满人潮,被誉为“说《庄》惊动杜鹃城”,我们都很希望他开《庄子》课,不料系里列出的课竟是无人知晓的《刘子》!我们找遍诸子百家也无此人,到开学时才知道原来是南北朝的散文家刘晝。那真是一个心灵震撼、一个难得的机会教育,原来做学问的功夫之一,就是要能于无声处听惊雷,冷门僻处发现精彩,就如《刘子新论》这样值得细细品味的美丽六朝文字。我们读的是收录在《四部刊要》杂家轶书部分的抽印单行本,薄薄一本,王叔岷只精选四五篇,就讲了一整个学期,自然十分细致深入。这堂课,对我最大的收益是真正认识了文字的魅力,例如“含奇佩美”一词,用“含”字形容光华内蕴之德,用“佩”字形容身外之美,内外有别,概念形象生动,可见中国文字内涵之美,难怪古人有“一字师”之说,每字每句都得认真讲究,运用得宜,每个字都有自己鲜活的生命力。特别是文学,讲究的就是文字。

时代周报:你如何看林语堂任南洋大学第一位校长的历史?
杜南发:我觉得林语堂对不起南大。创办南洋大学的领导人陈六使想把南洋大学办成一个好大学,当然想请著名的学者来当校长,因为上世纪50年代已经不可能请大陆有名的学者过来,有人建议请人在美国、学贯中西的林语堂,他真高薪把林语堂请来了,没想到林语堂没有从华侨苦心建校的角度来看待这是一所初生待哺、需要培育成长的新生大学,而是从美国的标准来看南大,一来就高姿态要求按美国一流大学的水准办校,包括薪水、学制等都要一夜改变,道不同不相为谋,陈六使不愿南大蒙受损失,自己掏腰包赔了林语堂一大笔钱,请他走人。

林语堂完全不愿理解南洋华人建校的苦心和地方实况,离开后还在台湾报章上把问题政治化,以“反共有功”自居,就这点而言,我就觉得他在道义上不对。所以,身为南大生,我有好几次遇见林语堂的书法,价钱也不贵,但我完全不愿收藏,讲难听一点,林语堂的东西送给我,我都不会要。这不是金钱上的问题。

写诗要有“人间味道”

时代周报:你在大学有许多诗作,工作以后还写吗?
杜南发:刚进入社会时感触较多,写了不少,现在只偶尔写,多未发表。早年我特别喜欢杨牧和郑愁予,近年反而喜欢戴望舒的一些诗,尤其是像《萧红墓畔口占》那样的短诗,简简单单,平淡中见深味。太过花哨的诗,像徐志摩,虽然很美,一下就让人进入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浓得化不开,心就静不下来,只有平淡中见味道才是真味,有心灵宁静之美,深情自在,便有人间味道。所以近年来,我也尝试写短诗。

时代周报:我访问痖弦先生,他早年写过诗,但他把编辑的意义看得很庄严,不太喜欢人家说编辑是为人作嫁衣裳。他认为现在写一首诗,在世界上的影响,老实讲很渺茫,但是如果一个副刊一纸风行的话,对社会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杜南发:当年他也给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写诗要胸无片云才行,搞报纸杂务太多,我却觉得这是观念和认识的问题。我的人生观早期受存在主义影响,后来是佛家的“活在当下”。因为人虽有过去现在未来,但真正唯一能够把握的只有当下,其他你都管不到,既然管不到就不要为其所困扰,认真做好当下该做的事就好。

所谓生活,生是状态,活是态度,人既然必须生活,就应该活字当前,即使未必能做自己喜欢的事,但仍应如禅宗说的“活泼泼来去无牵挂”地去做,所谓境随心转,一转即活,就是快乐。所谓快乐,不是大吃大喝有钱就很快乐,快乐是一个知足的状态,因为知足,才能从容而自在。但快乐和知足的前提必须是认真和清醒,认真才会明白究竟,清醒才能知道自己的状态,否则只是官能的堕落,心灵的失落。我做任何工作,包括收藏、写作,都是这个心态。

所以,说当编辑是为人作嫁衣裳或说能够引领时代,都行,重要的是要有认真去做的态度,所谓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就是活在当下,尽我们的本分,全力以赴,对得起自己的责任和机缘,就能自得其乐。

时下报纸副刊,实用性取代文艺性

时代周报:你在新加坡从事新闻工作三十多年,新加坡的报业为什么发展到现在集中在新加坡报业控股一家?
杜南发:这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早期有多家大小报纸,我1977年进报馆时,华文报就有四家:《星洲日报》、《南洋商报》是大报,《新明日报》、《民报》是属于销量上比较少的报纸,还有一些更小型的报章如《国际时报》等。因竞争激烈,新闻品质较差,小型报纸陆续关闭,大报盈利也很薄。随语文教育的政策改变,当局担心华文报成为夕阳产业,就主动说服报业进行合并,先是华文报合并,继以华文和英文报业再大合并,才组成新加坡报业控股。



据我所知,这一系列合并,应是亚洲报业史上的创举,报业控股的成立,有效的经营,维持了市场秩序和提高专业水平,成为行内的学习对象,例如中国上世纪90年代初组织报业集团之前,广州、上海、北京就有许多同业都到报业控股来考察研究这一经验。

时代周报:在这种格局之下,现在新加坡的报纸存在竞争吗?
杜南发:新加坡有独特的建国模式,有人简称之为务实+成效,我觉得新加坡报业的经营模式也有这个特色。报业控股管理统一,避免了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但各报编辑部却是独立运作,财务也独立计算,因此就得遵守市场力量的规律,优胜劣汰,就得保持专业上的竞争。这一体制,兼具弹性和稳定,达到有效管理的效果,其独特性或许外人难以理解,但新加坡国家的成功经验,不也是如此与众不同吗?

时代周报:新加坡的新闻管制严不严?
杜南发:不能够说没有管制,毕竟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自由的媒体,各媒体至少都会受到公司老板利益的“管制”。但新加坡是属于“依法管制”,主要有国家法规、社会法治和内部自律三大部分。例如绝不能逾越种族、语言和宗教这几大敏感红线,大家都明白和同意这是新加坡立国的基本社会原则;此外主要的“管制”就是法律,有触犯就依法解决,编辑部的“自律”就是为了守法,避免触犯法律。当然还有市场规律的“管制”。

时代周报:新加坡有没有狗仔队?
杜南发:新加坡重视合理的隐私权,法律很严,不能像狗仔队一样跟踪、肆意揭人隐私,否则就要面对法律后果,社会舆论也不会赞同,最终会影响传媒的形象和市场利益。

时代周报:现在看来,金庸那个文人办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杜南发:金庸是属于市场型的文人办报,早期的文人办报如梁启超、章士钊等都是为了推动政治或社会改革理念而办报,目的是政治和社会影响力而不是盈利。金庸是很清楚市场力量的,所以他最早创办的就是一份以中下层读者为对象的消闲性都市报,《明报》和最后的《现代日报》也是同样的考量,他是很精明的经理人,有现代经营理念,业务管理抓得很紧,连他的好友倪匡要加点稿费都得和他“斗法”。《明报》后来成名的文化定位,当然和他是知识分子有关,但也是因时应势,是一种对市场空间的准确把握,如后来林山木办《信报》,也是一种独具匠心的有效定位,才能成功。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应该都是属于文化型企业家,有如苹果的神话英雄乔布斯把握人性美学的市场定位创新。

其实报章的性质,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都是一种供需关系,如在鲁迅的时代,社会仍延续清末以来重文的风气,上海报章就有许多很有影响力的文艺副刊,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大家要看武侠小说,所以文艺副刊都登武侠小说。后来武侠小说连载没人看,就不再有这样的内容出现。今天大家都想要投资,要看娱乐,报章副刊版位都登股票投资和娱乐八卦去了,现在的报章杂志,所谓“实用性”副刊早已取代文艺副刊,这是时代的变化,有需要就有供应。有什么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报纸,因为大众传媒是一个商业的运作模式,必须反映这个社会。如果今天社会文化大兴,商人办报的方针就会立刻变成文人办报了。

但报章在性质上还是一份文化商品,是精英文化或大众文化,都是一种定位的选择,是由社会和市场决定的。


互联网影响报纸,应“感到兴奋”

时代周报:今天互联网对报业的影响,在新加坡表现得明显吗?
杜南发:这种影响必然会发生的,但就目前的情况,冲击还不算太大,主要或许是因为新加坡地方小,报纸容易拿得到,且提供很多本地新闻,互联网不一定会有,加上互联网消息泛滥,真假混杂,可信度是个问题。

我觉得报纸跟互联网的关系,要看本质而非表象。本质上两者都同样是传媒,只是载体不同。作为载体,纸张一定不如电子,迟早会被取代,但真正的竞争却是在内容的价值上,传统报纸内容最大特点就是可信度。例如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国度,街头的餐馆都不太碰,因为没有把握,要安全就会选择比较正规的餐馆,因为其所提供的食物品质还是比较可靠的,就是可信度。

因此,未来的电子媒体世界,还是会分主流和非主流,其分野就是可信度,就如当今社会的名牌崇拜。名牌价格昂贵,虽有因虚荣心而产生的泡沫,但也有一定的品质保证,没有好品质的名牌是站不住的。所以可靠的品质和价值,是未来媒体存活的很大因素。从媒体行业来说,新媒体并不可怕,它只是改变了载体和一些游戏方式。

时代周报:很多老报人对报纸的前途都蛮悲观的,讲起来特别伤感。
杜南发:我觉得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庄子最了不起的就是叫你换一个观念来看,一个空碗,似乎一无是处,却可以是有无限可能的空间。报纸跟互联网的关系,应该从本质上去理解。报人的角色是提供精彩的报道和观点,载体或经营形态的变化,不应该影响这一本质。或许我们可以对报纸这一载体的前景悲观,但没理由对传媒的角色感到怀疑,甚至应该要对电子新载体所带来的新空间和新机遇,感到兴奋才是。这时候最重要的是冷静的思考,改变运作观念,包括营运模式,因为这是一个新时代诞生的重要时刻,我们有机会身处其间,何其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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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 星洲办报绝招 《笑傲江湖》即撰即印
发布/2016年8月24日 3:30 AM
文/赵晓彤
来自/联合早报

查良镛于1967年在新加坡创办的《新明日报》连载《笑傲江湖》,图为第十四回《孤山梅庄》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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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美玲 曾宪隆 杜南发/图

香港文化博物馆将于2017年初成立常设“金庸展厅”,细说一代文人查良镛(笔名金庸)传奇。查良镛乃香港《明报》创办人,也是名满天下的武侠小说家,《明报》特策划《金庸专辑》,隔周二刊出,缕述查先生之办报及其武侠小说种种。《联合早报》获《明报》授权隔日转载,以惠金庸的广大读者。

杜南发说,1982年金庸带着一班朋友到新加坡住了一个星期,当中包括倪匡夫妇、沈登恩夫妇、高信疆夫妇、董千里夫妇等人。最初他们住在香格里拉酒店,后来因为沈登恩爱吃文华酒店的鸡饭,所以他们住到一半便全部搬到文华酒店。那个星期,金庸是去度假的,杜南发天天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常常在酒店里玩show hand,杜南发不懂玩,就看着他们玩,他发现金庸很沉得住气,赢得较多。

以后,金庸每隔一两年都会到新加坡休息一趟,每次都是住在香格里拉酒店的花园翼套房,都会约杜南发见面。多年来,无论人前人后,杜南发始终称金庸为查先生,他说是因为尊重。“查先生每次都会带一个大行李箱来,里面密密麻麻都是书,他其实是来新加坡看书的,很少外出,出去可能也是吃个饭,很少观光。我觉得他主要是换个环境吧?因为家里是一个环境,到外面是一个环境,而且当时还没有用手机,受打扰的机会不大,没有人知道他住在这里啊。”

外表文静内心活泼

杜南发说,金庸的性格就是静。“查先生的真正内心是蛮活泼的,但外在性格就很安静,甚至有点腼腆。你跟他讲话,如果你没有办法很好地交流、沟通,他一般的回答都是很短的,不会长篇大论。因为这样的性格,他到新加坡来,多数时间都在酒店房间,就没有说会特别喜欢到哪些地方,特别喜欢找哪些人,特别喜欢吃些什么。”杜南发记忆中,金庸早期到新加坡多数住国泰酒店和莱佛士酒店,后来是文华酒店,80年代以后就一直住在香格里拉酒店。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他到新加坡主要是到《新明日报》报馆。

金庸与新加坡报业的渊源很深。杜南发记得金庸在1960年代初就跟当地的《南洋商报》合办一份《东南亚周刊》,逢星期日随《南洋商报》赠送。“这表示在这之前他们已有来往,因为出版一份刊物总要有一些沟通,特别是当年通讯不方便,所以金庸是一定会到新加坡来的。当时新加坡就两份大报,一份是《星洲日报》,一份是《南洋商报》,而《南洋商报》跟香港的关系比较深,当时它有驻港办事处,曹聚仁、鲍耀明都曾在里面工作。”他记忆里,这本周刊出版了两至三年。

1967年,金庸与新加坡的驱风油大王梁润之,每人出资50万新元创办《新明日报》。“新”是梁润之原本在当地创办《新生日报》的“新”,而“明”则是香港《明报》的“明”。杜南发表示,很多人以为金庸是因为1967年香港暴动,他被列入暗杀名单才会到新加坡办报,其实那是时间上的巧合,据他所知,金庸在1965和1966年,已多次到新加坡考察当地报业。“金庸是纯粹从一家报社要扩展业务的角度去看这件事。那时候,他已有跨界办报的概念,就是要走出来,扩展到境外。”

1967年《新明日报》创刊,当时所用的许多材料,包括副刊、中国动向的新闻特写等,都是由香港《明报》供稿。金庸原先是在《南洋商报》连载武侠小说《素心剑》(后改名为《连城诀》)的,在《新明日报》创刊后,金庸便在《新明日报》独家连载他的武侠小说,第一篇是《笑傲江湖》。为了让这份报纸更有优势,金庸甚至空邮最新的小说到新加坡,让《新明日报》比《明报》提早三天刊登。

新加坡《新明日报》出版后不久,马来西亚版也出版了。最初,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新明日报》共用同一版面,后来因两地政策不同,便分为《新加坡新明日报》与《马来西亚新明日报》,惟副刊、小说稿件仍是港、新、马三地共用。杜南发说,金庸认为在新马两地办报较香港困难,但创报不久,《新明日报》已是当地销量最高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

眼光独到虚心学习
杜南发说,1970年代末期,新马两地政府修改法例,规定外国人不可以持有本地报章超过百分之三股权,金庸便把自己的股份全部卖出。杜南发笑言自己是“吾生晚也”,来不及见证金庸在新加坡报业叱咤风云,也来不及与他共事。不过,在两人的相处中,他总是感到金庸十分关心报业的发展。他记得有一次,金庸夫妇到新加坡,杜南发请他们外出吃饭,那时刚好一个报贩在卖《新明日报》和《联合晚报》,时任《新明日报》总编辑的杜南发,买了报纸送给金庸。金庸低头翻着报纸,说:“香港如果再出版这种报纸,应该会受欢迎。”杜南发点头同意。那是1990年,香港的夜报只剩下寥寥一两份,而在新加坡的晚报市场,却因为《新明日报》与《联合晚报》互相竞争,迸发出许多火花而令市场蓬勃。“我觉得当时香港仍是有晚报市场的——我说的是没有手机和网络的时代,晚上,香港街头人来人往,而且满街都是报摊,如果有这样一份报纸,内容又捕捉得好的话,是有市场的。”杜南发说。

一个月后,金庸再到新加坡,在香格里拉酒店住了一星期,天天都买《新明日报》和《联合晚报》,还特意到报摊看报贩怎样卖报、哪些人在买,仔细研究。1993年,明报集团在香港推出小开报纸《现代日报》,但出版仅一年,于1994年停刊。

“这份昙花一现的《现代日报》,原来跟新加坡的《新明日报》和《联合晚报》有一份因缘、关系,其实当时查先生已经准备退休,但他仍然关注《明报》,关注报业的发展,这反映他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

即日撰小说防外泄

金庸的报业大本营始终是香港《明报》,所以即使经营《新明日报》期间,也不会常去新加坡,当地报社也没有一间金庸专用的办公室,他也没有安排一张属于自己的椅子。每年,他会过去一两次,住在酒店,下午回到报馆,办事时就坐在总编辑的位置,多数时间坐在总编辑办公室内的沙发看书、看报纸。

唯有一次,金庸在新加坡住了整整一个半月,就是“六七暴动”期间,杜南发因而知道金庸在这段日子是怎样写小说的——此事是报馆前辈林玉聪告诉杜南发的。“那一个半月,金庸基本上天天都来《新明日报》,来往的路线就是报社跟酒店,当时总编辑怕金庸的小说内容会泄露出去,就叫小说版编辑林玉聪搬进总编辑的办公室。林玉聪看着金庸每天下午两点多回来,回来后就在沙发那边坐一坐、看一看报纸,然后到总编辑的位置开始写小说。”那时候金庸在写《笑傲江湖》,他把原稿纸平放在桌上,抽一根烟,构思小说,想好以后便开始动笔,排字房的同事就在门口等候。金庸每天写三张原稿纸,每天非常精准地写1200字左右就停笔,写好第一张纸便立即交给排字房同事拿去发排,写好第二张纸又立即交给同事……“当然,同事排字后会打印出来给他看,但他的习惯是写完就停,没有多写,没有提早写,都是当场写,写完也不会重看——他的原稿改动很少,这表示他的思想很缜密。”杜南发说林玉聪保留了金庸十多天的手稿,在2007年全部转让给杜南发。

访问当天,杜南发特别带来一份金庸的手稿,内容是报章连载版《笑傲江湖》第十四回《孤山梅庄》。40多年过去,薄薄的稿纸已微微泛黄,而纸上的文字仍然干净清晰。杜南发仍在小心翼翼地保存着这些手稿,如在保存一段新加坡报业的岁月,一段相识相知30载的情谊。

【第六回 专访杜南发】

杜南发与金庸,因为一个越洋访问而相识。那是1981年春天,下午,来自新加坡《南洋商报》的副刊主编杜南发与倪匡同行,按响了香港半山区金庸家的门铃。应门的正是金庸,他的国字脸上布满亲切笑意,给杜南发的第一印象,就像一尊笑意盈盈的弥勒佛。他们走进那个四壁皆书的客厅,杜南发靠近书柜一看,大部分是有关佛教的书籍——那时,金庸正潜心研读佛学。金庸笑道:“大家随便聊聊好了。”他们从创作谈到文学观,谈到宗教信仰,不知不觉来到晚上,金庸邀请杜南发与他的家人及倪匡、温瑞安一起晚饭。杜南发比金庸年轻差不多30岁,金庸却感到与这个年轻人很投缘,翌年还特意到新加坡找他。以后每到新加坡,总是会找他。转眼便是30多年,如今杜南发头发已半白,他们仍是好朋友。
关于杜南发

新加坡资深报人、作家。毕业于南洋大学文学院,上世纪70年代加入报界,先后任职于《南洋商报》《快报》《联合晚报》《联合早报》《新明日报》,并参与华文报改革。2014年从《新明日报》退休,退休前为《新明日报》及《联合晚报》与联合新闻部统筹总编辑。著作包括《古寺温泉》以及合著《诸子百家看金庸》等。现在的社会服务职务为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董事,新加坡福建会馆文化主任。

金庸专辑网址 http://bit.ly/2bKeD6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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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南发:金庸对匈奴史感兴趣曾想写历史小说
发布/2018年10月31日 3:30 AM
文/谢燕燕, 侯佩瑜
来自/

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是《新明日报》1967年3月18日创刊时,金庸(中)与梁润之(右二)在创刊酒会上的合影。(档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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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查良镛的金庸,除了在香港创办《明报》,1967年更在新加坡合办了《新明日报》。他除了是武侠小说家,还是华人世界里的著名文化人和报人。

武侠小说泰斗金庸与新加坡最深厚的渊源,是他找上本地风油大王梁润之,于1967年合资创办《新明日报》,而在多年后出任《新明日报》总编辑的本地文人杜南发,则是金庸在新加坡交往甚密的知交。不过杜南发认识金庸时,还不是《新明日报》总编辑,而是《南洋商报》副刊主编。

聊起汉军与匈奴战役 萌生写历史演义小说念头

金庸原名查良镛,他除了是名满天下的武侠小说家,还是华人世界里的著名文化人和报人,是香港《明报》创办人。他在1966年到新加坡考察时,发现华族人口占大多数的新加坡只有两份华文日报,于是萌起在新加坡办报的念头,这才有了后来的《新明日报》。

杜南发昨晚受访时也谈到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那便是在金庸停止写武侠小说后,杜南发曾说服金庸改写历史小说。

杜南发回忆说,有一次金庸来访,和往常一样住在香格里拉大酒店。两人见面时聊起近况,杜南发当时正在研究西汉名将李广之孙李陵,两人由此聊到汉军与匈奴之间的战役。金庸当时很感兴趣,杜南发便建议他写历史演义小说,金庸当时兴致勃勃,认为写历史演义确实有意思。

杜南发说:“可惜的是金庸后来太忙,又或者因为其他各种原因,他虽有兴趣却始终没执笔。”

那次闲聊勾起金庸对匈奴的莫大兴趣。杜南发说,金庸在英国剑桥大学修读博士学位时,博士论文原本是要写匈奴历史,后来却因为他看不懂其他语文的原材料和历史文献而作罢,只好改而研究唐朝历史。他研究的是唐代东宫太子拥有军队对唐朝政治的影响。

带一行文友游新 杜南发天天做伴

杜南发说,他是在1981年担任《文林》主编时,在倪匡的引荐下到金庸位于香港半山区的住家登门造访。原本拒绝受访的金庸,和杜南发聊开后谈得很投机,两人从下午2时多谈到傍晚时分,金庸还邀杜南发与他的家人及倪匡、温瑞安等一起用晚饭,大家聊到晚上10时方散去。

隔年金庸带了一班朋友来新加坡度假,杜南发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当中包括倪匡夫妇、沈登恩夫妇、高信疆夫妇、董千里夫妇等人。最初他们住在香格里拉大酒店,后来因为沈登恩爱吃文华酒店的鸡饭而搬到文华酒店。

杜南发记得1982年之后,金庸来新的次数不多,但也有好几次。每次来,两人都会见面聊天,而他到香港时,只要联络金庸,对方一定请他吃饭。

1993年,杜南发出任《新明日报》总编辑时,还和金庸通了电话。金庸在得知自己交往了10余年的新加坡朋友即将出任自己当年创办报章的总编辑时,特地致电恭贺一番。

《新明日报》在2007年庆祝40周年时,杜南发带领当时的新明团队出版新明日报40周年典藏书《重新发现——城市新闻的时间旅行》,还飞到香港把新书送到金庸手上。他记得那时的金庸,行动时手持一支很精致的手杖。

2016年6月15日至2017年5月31日,配合香港文化博物馆成立常设“金庸展厅”,香港《明报》策划了《金庸专辑》,每隔两个星期刊出,详述金庸办报和写武侠小说的种种。《联合早报》当时曾获《明报》授权隔日转载,以惠金庸的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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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新加坡办报 文人风格以天下为己任
2018/10/30   维加斯新闻报
金庸新加坡办报 文人风格以天下为己任
           (中央社)新加坡报人杜南发今天表示,金庸最大贡献是在星创办「新明日报」,以文人办报,发挥知识分子力量;在印尼,金庸小说翻成印尼文,许多词汇是用闽南语音译。
      香港「明报」今晚7时28分在网站张贴短讯,表示「明报创办人、著名作家查良镛(又名金庸)逝世,享年94岁」。媒体报导,金庸今天下午在香港养和医院逝世,亲友随侍在侧。
      新明日报前总编辑杜南发今晚表示,他与金庸从1981年相识迄今,平常往来密切,是很好的朋友。金庸最大贡献是在新加坡创办「新明日报」,
1960年代的新加坡媒体仍属于传统南洋报纸型态,金庸创办新明日报,成功带进香港媒体经验与特色。
      杜南发说,新明日报是新加坡都市报中重要报纸之一,对新加坡华文报业扮演重要角色。金庸一直到1980年代新加坡法令改变才卖掉股权,退出新加坡报坛,但仍关注新加坡报坛发展。
      对于金庸的角色,杜南发认为,金庸是很成功的文人办报,或文人企业家,始终如一地扮演知识分子角色。金庸虽然在企业营运上是企业家,但观念与知识上仍拥有知识分子角色与良知,他不是传统的书斋文人,而是「以天下为己任」胸襟与抱负的知识分子,用这种态度经营报纸,报纸自然能发挥独特的文人风格。
      杜南发强调,知识分子大多著书立说,金庸则以办报纸发挥知识分子的影响力,也展现参与社会的积极精神。
      新加坡文字工作者陈士铭表示,金庸1960年代到1970年代中期在新加坡非常活跃,他的小说在报纸上连载,有非常多的忠实读者,老一辈新加坡华人茶余饭后讨论他的小说情节。
      他说,虽然年轻一辈新加坡华人多半不了解金庸曾在新加坡办报这段历史,然而,新明日报至今已成为新加坡非常重要的晚报之一,报导第一手的重要政经与社会新闻。
      在印尼土生土长的华人也爱看武侠小说,19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开始有梁羽生、金庸的印尼文小说连载,金庸的「碧血剑」、「射雕英雄传」、「倚天屠龙记」、「飞狐外传」等都有印尼文版出版,直到80年代还有新译本出现,广受欢迎。
      39岁的印尼资深媒体人邱烈丰表示,他听长辈说,在他出生之前,金庸的印尼文小说在当地就广为流传,只是翻译者未注明是金庸原著作品,像是印尼华人许平和(Kho Ping Ho)就是早年大量把金庸小说翻译成印尼文的译者,后来转而成为印尼武侠小说名家。
      邱烈丰举例,像是「碧血剑」的印尼文版名为「金蛇剑」,「天龙八部」则变成「大理国的英雄」,在印尼也没有注明是金庸的作品。
      邱烈丰说,金庸的每一本小说几乎都被翻译成印尼文发行,至今仍被保存。
      金庸武侠小说的印尼文译者大多是印尼土生华人,而土生华人多是闽南人的后代,所以在翻译金庸小说时也多用闽南语的音译,像是「射雕英雄传」变成Sia Tia Uwenghiong,男主角郭靖的译名变成Kwee Ceng。
      在小说人物的称谓上,闽南语发音的「师父」是Suhu,女侠则是Lihi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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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请他吃饭,并叫温瑞安来作陪,古龙拉他上车当“人质”

原创上上微览2018.10.17我要分享


文 | 李坤

我是偶然读到《古寺温泉》,才知道杜南发先生的。

杜南发,1952年生,祖籍福建晋江,新加坡人。长期从事新闻工作,资深报人,作家、诗人和书画鉴赏家。

杜南发与倪匡友善,到香港时就住在倪匡家里,是唯一受邀在倪匡家住宿的朋友。杜南发要采访金庸,金庸因为要求采访的太多,不大愿意接受。倪匡说:“这位小朋友挺有意思的,见他一下嘛!”金庸说:“好。见了觉得有意思,当天晚上就留下来吃饭。没意思呢,访问完就说当晚有一个饭局,意思就是下逐客令。”

结果金庸不仅请杜南发留下来吃饭,还打电话叫温瑞安过来作陪。

杜南发写了《长风万里撼江湖——与金庸一席谈》发表在《中国时报》上,后被沈登恩先生编入《诸子百家看金庸》一书。

金庸后来写给杜南发八个字:“诗圣主国,朱雀南飞”,其中隐藏着“杜君南发”四个字。

杜南发有一次去台北,倪匡和女友开车到机场接他,柏杨在酒店设宴。古龙不请自到,忽然出现,当场把所有的人都拉走。杜南发是客人,古龙就把他拉上自己的车当“人质”,倪匡等不能把客人扔下不管,只得紧跟古龙的车。古龙一进家门就把大门锁了,随手把钥匙一丢,不知扔到哪里去了。大家立刻傻了眼:没有钥匙出不去!没奈何,只好陪古龙喝通宵。

杜南发说:“我喝酒是在古龙家里学的,以前我不太喝酒。”第二天中午起来,大家饥肠辘辘,满地找钥匙,古龙也陪着找,最后搬开大沙发才找到,才开心地出门,又喝酒去了。

1984年,蔡志忠先生第一次到新加坡,在一个饭局上认识杜南发,一顿饭时间即成为好友。杜南发推荐蔡志忠看李渔的《闲情偶寄》,蔡志忠认为这可能是自己“漫画中国思想系列”的缘起。

2011年12月14日,杜南发偕同夫人到杭州西溪地大师楼住了两晚,与蔡志忠饮茶喝酒大话当年。蔡志忠学金庸,送给杜南发十四个字:“发现南洋杜君人品文笔道出赤心”,逆向隐藏着“赤道文人杜南发”七个字。

蔡志忠刚刚获得一方印章,刻着阳文“第一希有”,是佛经语。在画赠杜夫人的《渡江达摩》画上,蔡志忠第一次钤上此印,因为他认为杜南发是“踩在赤道上的第一希有文人”!

1994年,杜南发在书店的廉价书堆里偶然找到鉴定家杨仁恺先生的《国宝沉浮录》初版。两个多月后,恰好杨仁恺到新加坡,杜南发作为《新明日报》的总编辑,亲自去采访,开口即问起杨仁恺发现《清明上河图》的事情。杨仁恺先生很惊异:“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件事。”

之后,杨仁恺先生邀请杜南发到辽宁省博物馆去看书画。杜南发到了沈阳,杨仁恺先生亲自带他到库房里,将馆藏的重要名作都看了,主要有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张旭的《古诗四帖》、怀素的《论书帖》、陆游的《自书诗》、董源的《夏景山口待渡图》、宋徽宗的《瑞鹤图卷》、宋高宗的《洛神赋》、朱熹的《七月六日帖》和《大学或问诚意掌注疏手稿》、文天祥的《木鸡集序》、赵孟頫的《红衣罗汉图》和《鹊华秋色图》、王蒙的《太白山图》、北宋张择端和明朝的仇英以及清朝陈枚等所作的三幅《清明上河图》(其中张择端的真迹正是由杨仁恺先生考证出来)。

之后,杨仁恺先生还陪同杜南发夫四川省博物馆,一睹馆藏珍品,其中以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珍藏最为珍贵。

杜南发将上述珍品还有张先的《十咏图》、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傅抱石的《丽人行》等名品的流转次序以及围绕着这些珍品发生的故事,写成《美的足迹》一书,该书由杨仁恺先生作序,应该是最早以书画流传故事为主题的一本书。

作家亦舒笑他一个南洋小子,怎会有如此福分。杜南发自己也承认,能够去辽宁省博物馆看画,是一份生平难得的机缘。

杜南发的办公室里,还挂着郁达夫写给郑子瑜的名联“曾因酒醉鞭明马,生怕情多累美人”,也是因为机缘巧合,郑子瑜叮咛家属在自己身后送给杜南发。这是杜南发的收藏里最喜欢的一件。

他认为这副对联除了郁达夫的才气和透着性格的书法之外,最重要的是诗中的意气情怀,这两句诗和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同被誉为可以媲美唐诗的两大当代名诗佳句。

杜南发在《古寺温泉》一书中,介绍了日本的秘汤和中国唐代的古寺、辽代的应县木塔和光孝寺、南华寺,其中关于佛光寺的介绍分析,令人叹服。

二十世纪初,有日本学者声称,中国大地上已经没有唐代建筑,要看唐建筑,只有到日本去。此说虽然刺耳,中国的年轻学者梁思成,深知日本学者治学严谨,并不轻易下结论,既有此说,必是经过考察之后。但他很不服气,搜寻了五年,仍一无所获。一次偶然机会,梁思成在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书中,见到一张莫高窟唐代壁画《五台山图》,就到北京图书馆查阅明代记录五台地方志的《清凉山志》,对比之下,发现一个相同的名字“大佛光之寺”。

梁思成并无太大把握,也不知道佛光寺具体位置在哪里,但仍于1937年6月,和夫人林徽因以及莫宗江、纪玉堂两名学生,带着沉重的测绘设备,从北京出发,又在五台县换乘骡车,心情忐忑地跋涉在偏僻的山野。他们在深山里行走了两天,终于在夕阳西下的时候,一座古庙梦幻一般出现在他们的面前,有着硕大的斗拱和深远的出檐。“在山林间焕发着无限令人目眩的神圣光芒,照亮了近晚暮色中的整片天地”(杜南发语)。

由于人迹罕至,佛光寺蝙蝠成群,梁思成说:“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的臭虫,工作至苦。”但他们深知机缘难得,“早晚攀登工作,或爬入顶内,与蝙蝠臭虫为伍,或爬到殿中构架上,俯仰细量”,几天后,林徽因终于在东大殿梁上发现了隐隐墨迹,整个考察队伍继续努力,成功辨读了四条梁上的文字:佛光寺建于公元857年,正是晚唐建筑。

过后,林徽因在屋梁下见到“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的名字,又在殿前的唐代经幢上发现了同样的名字。梁思成和林徽因认为佛殿主就是出资修建佛光寺的施主,年轻的建筑学家本身是个女人,将成为第一个发现中国最稀奇古庙的人,而该庙的施主竟然也是一个女人,他们认为“”大殿佛坛上那个身着便装、谦恭地坐在平台一端的女人……正是施主宁公遇夫人本人。



林徽因与宁公遇的塑像合影并感慨:“我真想在这里也为自己塑一个雕像,让自己也陪伴这位虔诚的唐代大德仕女,在这肃穆寂静中盘腿坐上一千年。”

佛光寺的发现震惊世界,实际上在1922年,日本佛教美术者、净土宗学僧小野玄妙,是最早找到佛光寺的学者。1925年,另外两位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和关野贞,又来到佛光寺。但这些日本学者的眼光,集中在大殿内的佛塑像及两座唐代经幢,他们对古建筑一知半解,就轻率断定五台山所有的建筑都是明清建筑,以致于对这座唐代建筑视而不见。

杜南发于2002年第一次到佛光寺,考察了梁思成笔下“有如一座仙林”的大殿,确认东大殿的主角“三尊大佛”,是中国寺院最早出现“一坛三佛”组合方式的存世实例。这三尊大佛,分别是中央的释迦佛和两边的弥勒和弥陀,分别代表华严思想、涅槃信仰和净土信仰,体现华严思想“圆融无碍”的境界。

至于梁思成最重视的大殿北边木梁上“功德主右军中尉王”和“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佛殿主”不应是梁思成所说的“施主”,即出资兴建此殿的人。因为古代建造寺院的记录中,捐资者似乎未见有以“佛殿主”为名者,而在佛门术语中,“寺主”是佛寺的总负责人,“殿主”则是管理佛殿的负责人。在敦煌《五台山图》壁画中,绘有朝廷的送供使的图画,称为“送供天使”,朝廷确有送供使到佛光寺来作供养的记录,所以杜南发先生提出这是否是墨迹中“上都送供”的意思?宁公遇是否由朝廷派来佛光寺当“佛殿主”,负责供养佛祖祈福?

在唐代,除了五台山这座佛光寺以外,还有两座佛光寺,分别位于长安和洛阳两大京城内。唐代只有皇帝赐额的正式寺院才可以称寺,私建寺院不得称“寺”或“院”,天下寺院均为官寺。

唐宣宗登基后,下诏重修各地废毁寺院,其中就有五台山佛光寺,佛光寺既是由皇帝“特许修葺”,东大殿又由藩镇大员领衔、地方官吏实际参与兴建工作,显然是一座官方性质的寺院,而未必是宁公遇这位“女施主”出资所建了。

因此,杜南发对林徽因在东大殿坛上发现的那尊妇女塑像,究竟是否真的就是宁公遇本人,也就不无疑虑了。



杜南发认为,在中国古代寺院,似乎从未见有出自捐助者和神佛并列一坛的实例,敦煌的供养人,即使贵为天子或贵族,均仅绘于壁画或画卷上,并未有塑像,所以宁公遇何以能独有此殊荣?无论以宗教信仰或是人情世理,都难以说通。

所以这尊雕像虽是唐朝贵妇衣饰,但她应是一位天神界的人物,才可以和众佛菩萨同处于一个世界。

经过考证,杜南发发现,整个大坛的塑像都是依据“身份”所建,只有“宁公遇”雕像前面不远处的韦驮天将,大小规模与“宁公遇”相同,而且又都坐在同样的方形石座上,显然“宁公遇”应该是与韦驮同一级别的天人神像。

韦驮在佛经中称为“护法韦驮尊天菩萨”,简称“韦驮天”,在护法二十诸天中名列第十二,名列第十三的是另一位护法神“地天”。

地天,又称“坚牢地神”,佛经中称为“护法坚牢地神尊天”,在释迦成道时,地天从地涌出,为佛明证,佛陀曾对她说:“汝大神力,诸神莫及”,是一位主掌及保护、养育大地的女神。

唐朝开始,地天以女性形象出现,且多为贵妇造型。这尊“宁公遇”塑像,正是一位贵族妇女的形象,她身披云肩(和同坛文殊菩萨的云肩服饰类似),腰配金带,位置在韦驮之后,静坐在大殿最尾端的南壁下,有如庄严承载整个世界的大地之母,正脸的视线,朝向满坛神佛,仿佛正见证眼前一切法缘的发生和流转,十分符合护法神“地天”的形象。

所以,杜南发认为,当年林徽因把这尊塑像视为“宁公遇”,很可能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杜南发还指出,“地天”和韦驮,都在大殿南端,与此相对的大殿北端同一部分位置,却空荡无像,那里根据大殿造像全部成双(三大佛除外)的规律,本有两尊地位相等的护法神,一尊应该是与韦驮天将关系密切的韦力天将,另一尊应该是与地天关系密切的“菩提树神”(在释迦悟道时以菩提树为佛陀护法)。但这两尊像已经损毁或被盗,所以才使大殿两端应有的两组护法神,出现“不对等”的奇怪现象。

另外还有“功德主右军中尉王”,梁思成认为是唐朝大宦官王守澄,曾先后参与好几位皇帝的废立行动,当上“骠骑大将军、充右军中尉”,直接指挥有十万兵力的神策军右军,左右朝廷多年,后来政治失败,被唐文宗毒杀。王守澄去世三十年,东大殿修建,出资兴建此殿的宁公遇,应该是王守澄的亲人,所以才会在王守澄被杀三十年后,为他做“功德”而出资建立东大寺,还从长安把自己的塑像送到这佛殿上供养。

杜南发认为,唐代有一个特别的官衔称为“功德使”,由禁军司令兼任,负责管理天下僧尼,“安史之乱”后,宦官开始担任,负责修建寺塔、铸造佛像及举办盛大佛教法会,所以“功德主”,应是与“功德使”这个官衔有关,而不是所谓的“祈冥福”。

至于“功德主右军中尉王”,王守澄在被杀三十年后,还有亲人能为他大兴土木,兴建大殿,实在不无疑问。

经考证,杜南发认为这位“功德主右军中尉王”,不是王守澄,而是在他被杀后,同样姓王的宦官担任过唐宣宗时期的右军中尉,名叫王元宥。

杜南发对梁思成和林徽因高山仰止,认为他们都是一代名士,博学多才,识养高深。尤其当年他们千辛万苦,深入荒野工作,无论经过和成果,都令人钦佩不已。限于当年考察现场困难条件,偶有误读,自可理解。自己“聊备一说,有待高明”。

我认为,上述考证逻辑严密,符合宗教经义和世间道理,表现出杜南发先生精深的佛学、美学知识、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丰富的想象力和严密的论证,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杜南发先生的学识和文字,令我钦佩不已!

同样令人敬仰的,是梁思成和他林徽因。在日寇即将全面入侵的时刻和“蝙蝠惊飞、秽气难耐”的恶劣环境中,为中国建筑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我们似乎至今仍能看到林徽因在佛光寺东大殿上下求索的美丽身影.

“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上述关于佛光寺东大殿的考证,出自杜南发先生《古寺温泉》一书)

李坤:上上讲堂主讲,法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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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2 08:01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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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所提交的学位论文《论金庸散文》,是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 取得的原创性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 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 标明。 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饔i0 斛导 认 签 剔廖孑 旌一 彤 确年 p 似名日 j口口厂年/2月/z-El 砂 勘明/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河北师范大学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学 位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河北师范大学可以将学位论 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复制手段保 存、汇编学位论文。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 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做作者。四:者矗 指导教师c签孙船址 2口0 El c}年}t具Iz p日 沙r 己I 言 JI 口 如今金庸小说研究已有较多高水平的成果收获,但对金庸散文的研究却相当乏缺, 这凸现了对当前金庸研究的薄弱环节甚至是空白地带。关于金庸散文的评论,不管是从 数量还是从质量上都处于绝对劣势,与热闹繁复的金庸小说评论相比,金庸散文评论这 一地带更显贫瘠。 如要对金庸的研究更进一步深入,在一定程度上应借助对金庸散文研究。知其散文 而反观其人、反观其小说,视野会更加开阔,见解会更加全面,认识会更加深刻。对金 庸武侠小说的研究、对金庸精神世界的理解与把握,会有更多的裨益和借鉴。 “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金庸散文与其小说的关系;金庸散文的意义;金庸散文写 作中对人物取材的个人喜好"是本文研究内容、重点、难点。本文以《金庸散文集》和 《三剑楼随笔》中的篇目为主体研究对象,结合对金庸先生人格、性情,学识、经历乃 至金庸散文、小说的粗浅认识、理解和感触,运用归纳、对比、比较、例证等分析方法, 试对金庸散文做一探讨性研究。 一、金庸散文研究的现状、意义、价值 金庸以武侠小说名家,因此对金庸的研究,当以其武侠小说为首要成就来进行。如 今金庸小说研究已较为充分,有严家炎、陈墨、孔庆东等人的多部高水平著作问世,且 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但金庸原有大量散文、随笔、政论性文章,并不为大多数人所 知,对金庸散文的研究就更相当少见。关于金庸散文的评论,不管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 上看,与金庸小说的评论相比较,凸显苍白,显现出当前对金庸研究的薄弱环节。 如要对金庸的研究更进一步深入,在一定程度上应借助对金庸散文的研究。知其散 文而反观其人、反观其小说,视野会更加开阔,见解会更加全面,认识会更加深刻。可 以说,深入细致的解读金庸散文,对于金庸武侠小说的研究、对于金庸思想、人格及精 神世界的理解与把握,会有更多的裨益和借鉴。金庸曾在一次接受杜南发采访时说,“我 写社评,那是写真.写小说,那是写美。而佛学,是揭示善的。真善美,才是一个完整 的精神追求。”【1】 本文尝试以金庸的散文、随笔、政论性文章为主体研究对象,结合对金庸先生人格、 性情,学识、经历乃至金庸散文、小说的粗浅认识、理解和感触,对金庸散文做一探讨 性研究,希望能对金庸先生的散文有一个较为全面和系统的解读与概括,从而引发广大 金庸爱好者和致力于金庸研究的学者、专家的兴趣,把金庸研究的领域拓展得更广泛。 二、金庸散文的创作概况与背景、题材分类、创作动机 (一)金庸散文的创作概况与背景 一般读者对于金庸的印象,多半停留在武侠小说大师,以及脍炙人口的武侠作品上。 但金庸本身的成就,却不止于此。成功的报人、敏锐的社会观察家、才情洋溢的编剧家、 博学多闻的学者……,除了“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等十五部长短篇 武侠小说外,金庸的创作还包括了政论、散文、学术研究、剧本、述评等。后者中的大 部分,是自2006年9月,香港《明报周刊》杂志社独家授权师永刚工作室,结集经由 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金庸散文集》后,大部分读者才能得之一观。 2 金庸的散文创作主要从五十年代横跨九十年代,多是发表于《大公报》、《三剑楼 随笔》的专栏文章,以及曾在《明月月刊》、《中国民间艺术》等书刊上发表的文章, 内容涵盖历史考古、诗词联谜、琴棋书画、电影京剧、中西文学、文化生活、旅游札记 等等。 (二)金庸的散文的分类 金庸散文大致可分为三类: 1、 “看戏’’、“听歌"、“品舞"、“赏画"、“观影”类。“看戏”类的散 文,是金庸的京剧杂评,多从戏剧结构着眼,且多有评议与建议,有《谈(除三害)》、 《谈(庆顶珠)》、《谈(姚期)》等;“听歌"类的散文,是金庸对所听歌曲的感受、 感觉、感悟、感情,同时涉及到歌唱者的经历与演唱特点,有《黄虹八歌》、《谈几首 歌曲》等;“品舞"类散文,是金庸对中外舞蹈特点的理解和总结,特别提出的是,这 类散文表达了他对芭蕾舞尤其是前苏联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的喜爱,有《中国舞蹈的特 点》、‘剑舞.扇舞.狮子舞》、《谈《荷花舞>与(采茶扑蝶>:}等文章;“赏画" 类散文, 写了金庸对中国画与传统西洋画进行了较深层次的比较,有《永恒神秘的微 笑》、《向中国画的大师们致敬》等文章;“观影"类散文是金庸对中外剧本、电影或 改编剧本、电影所依据的小说进行的评论、随笔、随感,且多查阅原著,言必有据,从 中可以看出金庸对莎士比亚的特殊热爱,有《<大歌舞会)的编剧》、《谈(王子复仇 记)》、《再谈<王子复仇记)》等。 2、“杂说"“读书"“演讲"“游记”类。“杂说”类散文确实很杂,涉及围棋、 象棋、度量衡、摄影、数学、谜语、对联、签词、等方面,但其中谈棋的不少,有《半 斤八两》、《围棋杂谈》、《围棋五得》等多篇文章; “读书"类散文多是金庸对历史 典故、历史事件的深刻理解,一方面可见金庸做学问的功夫,另一方面可观他对中国历 史、文化的深刻思考,殷殷爱国情怀浮现于字里行间。很多文章触及金庸思想心灵深处, 可以领会金庸对人生境界的深刻感悟、对友情的评判标准。有《崇高的人生境界——(吴 清源自传)序》、 《书的“续集"》、《读刘殿爵先生语体译(心经)》、《谈“不为 五斗米折腰“》、《我的中国史观》、《论秦桧问题的真相》等,其中《顾梁汾赋“赎 命词"》尤为出色;“演讲"类散文多见于金庸散文创作中、后期,一方面是作为报人 金庸的办报宗旨,爱国情怀,据此还可对金庸的品格、性格、性情有所体察。另一方面 是金庸对自己武侠小说诸多方面的诠释,有《只有独立意见,才有它的尊严和价值》、 《“明月”十年共此时》、《三地同业,皆兄弟也》、《历史人物和武侠人物》、《韦 小宝这小家伙》、《谈武侠小说》等文章;“游记"类散文不多,是金庸在日本和土耳 其的见闻和感想,多是自己感觉的新鲜事物,且有感而发的思想感悟,有分析有见解, 有《旅游寄简——日本》、 《忧郁的突厥武士111))两篇文章。 3、评论性散文。对金庸不熟悉的人,会以为他专攻武侠小说,并不知道金庸曾以 大半世纪的精力、心血倾注于开办《明报》企业及撰写政论文章(以《明报》社评为主)。 他的武侠小说创作到七十年代封笔,但他的政论文章一直写到九十年代初。相比而言, 武侠小说倒是他的“副业’’。金庸的评论性散文关注时政、针砭时弊,状物、写人、评 事,无拘无束,嬉笑风趣。平和真切、真实生活化的金庸在他的评论性散文中表现得活 灵活现。有《论秦桧问题的真相》、《“大国者下流”》、《火速!救命!——请立刻组 织抢救队上梧桐山》、《协助警方、共渡难关》、《巨大的痛苦和不幸》、‘半斤八两》、 《快乐和庄严一法国影人谈中国人》等等,篇目众多。 (三)金庸散文的创作动机与心态 金庸散文表现出它特色的内涵和品位,基本上是具有较高学养和有文明批判的评论 小品和随笔感悟,其内容涵盖面虽很广泛,但样式面目和主题风格却非常一致。 l、闲适的创作心态。金庸先生可谓大儒,他渊博的知识积累、丰富的人生阅历和 超俗的人生修养,使其潜意识有一种自我认定的超然,身上或多或少存有着远离功利的 君子风尚,虽然是谦谦君子的温润如玉,但内心却流露出清高与超脱。这些导致了金庸 散文创作心态的远离功利、相对宽松与闲适。表现在他的散文创作上就是一种洒脱、闲 适、飘逸与置身事外看事物的清晰,对事物、对问题能以一种超然的姿态来进行描述和 评说。 2、宽松的创作环境。金庸的散文和其所处的香港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前期香 港是个自由之港,国家意识、党派意识和民族意识相对比较淡薄,文学的独立性相对较 强,因此金庸等一批作家、学者可以对时政、对社会进行较为公开的文明批评。正是在 这种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里,金庸的散文可以畅所欲言,没有禁忌。政治、时事、漫谈、 学术、旅游、琐事、风花雪月都能牵来润笔,随手成章。而且,香港始终处在中西方文 化的碰撞与融合之中,文化思维灵活并且与时俱新。金庸习惯了香港文坛这个百花盛开 的宽松的创作环境。 4 3、对党派和政治的矛盾心理。~方面金庸的散文创作表现出对党派和政治的疏远。 由于香港的特殊性,它的殖民地的性质,决定了在香港作为报人金庸在过去很长的年代 里受到海峡两岸的冷遇,他的武侠小说也被染上浓重的政治色彩,列为“禁书”。因为 金庸曾在《大公报》做过记者、翻译、编辑,所以在台湾被称为“共匪",1979年他的 小说才被解禁,内地也是在九十年代才正式大规模出版他的小说。这些都决定了金庸对 政治和党派敬而远之的心情。另一方面,金庸有着难以释怀的政治情结。以天下为己任, 金庸有着儒家的入世情怀,他浓厚的民本思想、爱国信念,表现在他的评论性散文中和 小说中。从金庸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理想信念的追求、对政治抱负的失落,但 从他的散文中则可以看到金庸对政治、人性的深刻认识,对时事的理性思考和深刻分析。 后期,金庸多次访问台湾和内地,殷殷于国事,参加香港基本法草委会、香港特区预委 会,他的政治情结、爱国情怀,无不流露于他这个时期散文中的字里行间。因此,可以 说,金庸的散文创作具有着对党派政治既关注又疏远的矛盾心理。 4、单纯的创作动机。一方面,金庸的散文有感而发,表达自己遇事处物的感触, 抒发爱国济民的情怀;另一方面则主要是为报纸专栏供稿。这不得不提及《三剑楼随笔》 的文坛佳话。五十年代中期,在香港写武侠小说的主要有三人:查良镛(金庸)、陈文 统(梁羽生)、陈凡(百剑堂主),三人均供职于《大公报》,被人称为“文坛三剑客”。 当时一位编辑忽发奇想:借“三剑客"名气,每人开一个专栏,登载一些散文随笔,肯 定会受读者欢迎。但金庸提议:一人一个专栏“不如三剑侠一起出马,更可以互相壮胆"。 于是,以“三剑楼随笔”为栏目命名,三人合写,每人每日一篇,从1956年开始在《大 公报》副刊刊载,专栏共持续了三个多月,后来结集出版成为《三剑楼随笔》。这个时 期的金庸散文收获颇丰,虽有一些应时而作,但关注时政,散文风格理性、冷静。 “它 是中国文学传统中最方便的样式之一.它可长可短,可记事,可写人.严肃如燃犀烛奸, 荒诞如谈狐说鬼,世界之大,沙粒之微,均可信笔写来.它内容不限而形式无拘,它如 故友相对而可恣声谈笑。刀(百剑堂主语)[2]金庸在为这个专栏写的第一篇随笔《(相 思曲)与小说》中也这样说:“作为一个随笔与散文的专栏,越是没有拘束的漫谈,或 许越是轻松可喜。"[3] 金庸散文的主要内容 (一)金庸散文独特的中国历史观 金庸既有传统文化气质,又富于现代思想,不论小说或者散文,对民族文化 命运的深刻思考始终贯穿他的文学创作中。 金庸在《我的中国历史观》中,对中国历史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形成了自己 独特的观点。在纵观中国历史后,金庸提出“中华民族如此长期地、不断地发展壮大, 到底有何道理,有哪些规律?”金庸是这样分析的, “我们的民族先是统一强盛,后 来慢慢腐化,组织力量衰退。此时如果出现一些改革,那么就会中兴。如果改革失败了, 或者自己腐化了,那么外族敌人就会入侵。……历史上常常是外族人来了之后,我们 华夏民族就跟它同化、融合,一旦同化、融合了,我们华夏民族就壮大起来,统一起 来.……其他国家民族遇到外族入侵,要么打赢,要是打不赢,这个国家或民族就会 垮台.我们中华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时,常常能把外族打退,打不退的情况也很多,但却 很难被征服。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有一股韧力,一股很顽强的抵抗力量;一方面我们又 很开放,在文化上同它们融合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变成一个民族,我们的民族 从此又壮大起来。”[4]金庸在散文所论述的,蕴含着他独特的历史观,透过历史的帷 幕,他的散文充满着着思辨色彩和强劲历史穿透力。他散文创作的浓厚的历史文化内容, 形成了他对中国历史发展独到的观点。金庸以他对人生的经历诸多感受、对历史现象深 层次的思考和对社会文明发展的深刻理解,在文学的层面上形成了他的历史观。不但深 刻描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文化轨迹与态势,而且揭示了中华民族如此长期地、不断地发 展壮大的内在规律。金庸散文的历史感不只是对历史地回顾与沉思,而且是在历史文化 的背景下,对现实社会和人生的深刻思考。如果散文没有历史的厚重感,就像没有钢刃 的刀,虽然可能闪闪发光,但并会不锋利。虽然金庸所生活的香港长期以来是英国的 殖民地,但尽管如此,香港仍与祖国一脉相承,生活在香港的金庸仍保留和承继 着中国的习俗与文化,他在特殊环境下以一种特殊的心态来写中国的文学,写他 所熟知的中国文化。他的散文在闲谈于听歌、穿衣、看戏、品文、赏画中,耐心地、 平静地告诉读者,要在生活的感悟中体会那份沉甸甸的、历史的质感。 (二)金庸散文透露深切的社会关怀与殷殷的爱国情感 “金庸并不仅仅是一个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的讲解者,而且是一个思考着。他 对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阶级矛盾、分裂与统一、君权专制、个 人崇拜,拉帮结派,社会道义与个人情仇、男女地位I"-1题等,都做过认真深入地 R 思考,形成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这一变化及折射出近现代中国社会思想潮流由激 进到理性的变迁过程,也反映了作者对祖国、民族命运的深刻关注.”[5]这虽然 是对金庸小说的评价,然而金庸的散文岂不更是如此? 金庸对民生的关怀,直接体现在他的评论性散文大都与政治、经济问题相关。金庸 曾有这样的观点:“我们认为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初级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 也好,哪一种经济制度能使大多数老百姓丰衣足食,我们就拥护哪一种办法.在中共目 前的经济状况下,第一要义是使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为了坚持某一种主义和理 想……宁可牺牲经济发展的利益,使千千万万百姓遭受不必要的痛苦,那是不是值得的 呢?”【6】 张圭阳先生曾言明“《明报》的中心思想,是以孔、孟儒家的‘忠恕仁爱’、 ‘民 为贵、社翟次之、君为轻’、 ‘不偏不倚,中庸之道’为主轴,加上庄子、道家的逍遥 自由,还有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反战思想。查良墉少年时在抗日的环境中成长,浓厚的民 族感情,也在社评中反映出来.-【7】以这种办报的宗旨和评论时事的理念,金庸对民 生的热诚和关注,全面反映社评中。“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金庸在《明报》连续发表了 十多篇社评,《火速!救命!——请立刻组织抢救队上梧桐山》、《协助警方、共渡难关》、 《巨大的痛苦和不幸》等,以悲天悯人、人道主义的情怀,呼吁港府和市民对灾民伸出 援手。‘火速!救命!——请立刻组织抢救队上梧桐山》这样写着:“由于饥饿而求生, 这是每个人所要争取的最低限度的权利.我们在香港的居民,幸而没受到饥饿的威胁, 但我们大多数也是从大陆来的,只不过早来了些时候而已.想到那些陷身于苦难中的同 胞,谁都会感到难过……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静【8】 在和平年代时期金庸的散文小品中,也充满着他的群众利益观和百姓情结。在《半 斤八两》中,金庸谈到“把十六进制改为十进制,虽说事情不大,可是却影响到 全国几万万人的生活,如果不是在一个革命的时代,却也不易实行."……“但 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为了最大多数人的幸福,任何根深蒂固的东西都可以推翻、 可以打倒、可以用新的东西来代替的.即使是行了几千年的习俗和制度,也绝非 始终不能改变和更换。”【9】 池田大作在《人生何处不相逢》中这样评价金庸, “我所感叹的是,他面对巨大权 势时绝对不后退一步的风骨,而正是这种风骨中充满着对人民群众的挚爱之情,他时常 注视着民众这一原点,对之怀着风雨不动的‘目光’.而这就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传承不 衰的‘大人?风骨.……一副文质彬彬、慈和的君子风度,但却有着不屈不挠的勇者 的风骨和精神。……他以‘是否符合民众利益’来作为发言的基准,也就是‘为民请 命’这种中国政治的士大夫之传统,离开了‘民众’这块大地,虽费千言万语也是空洞 之物,是毫无价值的论调。我认为金庸先生关于香港回归中国的过渡时期的谈话,关于 .‘文化大革命’本质的言论都是卓有远见的。这是基于他一贯‘站在民众一边的言论’ 立场,是慧眼独具的论锋。一【10】 金庸的爱国情怀是历史的。在《我的中国历史观》中,金庸所关注的是中华民族兴 衰的原因,他对祖国的殷殷之情所表现的,是对祖国悠久文明延绵不断历史进程的深 刻思考。 “世界上的很多文明都在历史进程中衰退或消亡了,直到现在仍真正兴旺发达的文 明只有两个,一个是西方的欧美文明,一个是东方的中国文明.而中国文明历史悠久且 连续不断,则又是世界唯一的.”【11】金庸例举了古代巴比伦的文明、埃及的文明、希 腊罗马的文明,有的虽然比中国早,有的文明范围比中国大,但这些文明却因遇到外力 的打击,或者自己腐化而逐渐衰退、消亡了,可是为什么中国可以融合外族,而西方就 融合不了呢?金庸分析了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国一开始就是农业社会,生产力 比较高、技术比较先进,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可以发展文化;第二个原因是从西周开始, 我们已有了一个严密的宗法社会制度……我们民族由于有了严密的继承制度,从而 避免了内部的争斗和战争。”此外,金庸找出了第三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对外族是很 开放的。"[12] 金庸又分析了从明朝起,中国开始落后的原因,一个是政治上的专制,另一个是明 朝对付不了日本倭寇的入侵,便异想天开,实行所谓海禁。然后金庸总结到, “中华民 族之所以这样壮大,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内部要积极进行改 革,努力克服困难,改革成功了,我们的民族就会中兴.同时我们还要对外开放,这点 更为重要,因为中国人有自信心,我们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强大,外来的武力或外来的文 化我们都不害怕。”【13】 t 金庸分析了中西方文化发展对于国家发展的影响,西方文明的优点在于不断地发 明、创造、追求、向外扩张,是“动”的文化,而中国文明的优点在于和平,就好象长 城,处于守势,稳、调和,是“静"的文化。他提出了中国乃至世界发展的前景是中国 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结合, “现在许多西方人把希望寄托于中国,他们希望了解中国,了 8 解中国的哲学。’他们认为中国的平衡、和谐、团结的哲学思想、心理状态可能是解决整 个人类问题的关健。”【14】 金庸的爱国情怀既是历史的,又是现代的。这体现在近年来,他对三地两岸 关系清醒而正确的认识,体现在他对香港回归的关切与积极参与,体现在他对国 家社会的深切关注。金庸有一套特立独行的社会观、政治观,对于时局,以及中国的 前途,有着独到的看法。 金庸在《三地同业,皆兄弟也》中对一些国家只根据自己的习惯看待中国, 拿自己的标准衡量一切的做法给予了中肯的批评, “他们经常只根据自己的观点 和立场,来判断不同社会中的事物,总是认为欧美的标准和观念一定是对的、理 想的和他们不同就是错误的,至少也是不合适、不及格的.……我曾听说到一 位美国报业的发行人,由于习惯于英美法律系统,竟指摘法国、德国、日本等国 家大陆法系中的法例和司法制度是错误的,是不尊重人权的”【15】金庸以他学者 的眼光、智者的思考、政治家的视角、爱国者的情怀指出三地新闻写作发展的美 好前景, “我们可以很乐观的见到,今后三地新闻界的交流必定会更加密切和频 繁,互相访问和采访的机会肯定会迅速增加。但三个地方的政治、社会制度各不 相同,我想向同业们建议,应当尊重各地的不同制度、社会情况、处世方式和生 活习惯,不要有意和无意地先肯定自己必定是优越的,别人的那就差一点了,甚 至于大大不如.这种主观会妨碍到建立友谊,也阻碍到自己的认识和了解。”【16】 在香港回归的问题上,凸现了金庸先生的爱国精神。在香港回归前夕,金庸参加香 港基本法草委会,以及后来的香港特区预委会,辛苦奔波,殷殷国事。金庸在参与起草 香港基本法的五年期间,与中央领导人及草委们不断交换意见,他充分了解到中方和香 港人在香港今后长期稳定繁荣、保持目前的制度基本不变、维护香港的自由与法治的意 愿与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他坚决反对彭定康阻碍香港顺利回归的种种言行。在《北国初 春有所思》这篇随感散文中,他对彭定康提出政改方案建议而引起的剧烈争议,引起了 香港人的忧心不安深感皎焦虑痛心。金庸指出,在1988年,类似的情况曾经大同小异 的出现过。可是基本法既已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英国和香港当局都公开表示满意 与接受,一切争议都已由法律条文正式确定和解决了。彭定康的所作所为只能导致香港 回归后的混乱。金庸认为香港的民主制度只能循序渐进的发展,经济社会才可确保繁荣 兴旺。“香港数年内还经受不起南韩那样的街头流血,台湾那样立法会议内的殴打武斗。” 在金庸看来,不论怎样做,只要真是为中国、为香港、为香港人谋幸福,彭定康尽可心 9 平气和的讨论、商谈。但是如果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置香港大多数人的利益不顾,那 么不管说得多么好听,假之以时日,最终会原形毕露的。在香港回归的问题上,这篇《北 国初春有所思》无疑是具有相当说服力的。比之于那些哗众取宠的口号式理论,金庸的 主张显得朴实、真切、感人,这是以国家和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前提的,金庸所表现的是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责任感,同时又多了许多理性与宽容,凸现了金庸殷殷的爱国情 怀,使人颇为心动。 香港一些所谓的民主派以僵化的眼光看待中共政府,又毫不了解国内的情况,横加 指责金庸支持邓小平的改革路线,说成是“见风使舵",金庸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我 们对猫头鹰反对很厉害,……邓小平复出,我相信他只希望中国富强,国家安定……我 们支持他的政策。"他认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在不断地发展,不断地探索以求自新。金庸 支持现今中共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无疑显示了他的理性与务实。对共产党的拥护、对 国事的关注,是他爱国情怀的具体体现。至于别人议论,又何足言道。他的一首诗言明 了心志: 南来白手少年行, 立业香江乐太平. 旦夕毁誉何足道, 百年成败事非轻。 聆君国土宣精辟, 策我庸弩竭愚诚. 风雨同舟当协力, 敢辞犯难惜微名?[17] (三)金庸散文中对传统文化的善意批评和婉转的修正 金庸的作品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因此就看不到中国传 统文化的缺陷,相反,他对中国文化有着独特的反省,只是这种批判往往不是尖锐的批 判,而总是善意委婉的修正;他从不是长篇大论,而总是从细微处着眼,就事论事,让 他人来思考、来体察;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这一方面是由于金庸先生的性格学 养所致,他总是一个敦厚的学长,一个温润如玉的君子,让人不得不尊敬;另一方面这 恰恰是金庸先生高明的所在,他深知要说服一个人首先要在形式上让对方接受自己,与 其唇枪舌剑,倒不如温言相劝。在《谈(除三害)》中,他这样提出自己的批评与修正, “我想,王浚坐堂这个场子或许可以暗写,谭富英幕后一句西皮倒板就可以带过,他出 场时再唱几句交代一下,叹息民生疾苦,暗暗点头、或稍加旁白.当然,这是门外之见, 未必是对的。"[18】 金庸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是极为辨证的,金庸并不是反传统,而是反正统,他从 不把传统看死了、看僵化了,他认为现代也是传统的组成部分,是传统在新时代的自我 展开,在明天看来,今天的也是传统,他总是辩证的看问题,辩证的提出自己对传统文 10 化的看法。《谈(庆顶珠)》中,金庸这样写道, “我觉得演至船到江心。,嘎然而止, 让观众多一些想象的余地,或许比演明杀家更加好些,也多一点悲剧的气氛。"而且说 明自己看法的原因, “因为杀死丁府一家之后,观众看到的是萧恩的胜利。现在这样结 束,观众会想到,这样一个老人一个幼女,萧思纵然英雄,只怕也很危险,父女俩人抱 头而哭,悲剧因素就深伏在内。这时江上月少星多,两人决死一拼.至此一唱三叹,令 人千载之下,犹有余思.虽然着不如杀尽坏蛋那么大快人心,但恐怕是更加现实主义的 处理……升【19】 (四)金庸散文对其武侠小说的阐释 谈金庸散文,就不能不谈金庸小说与散文的关系。金庸的散文,自上世纪50年代 至今半个多世纪散见于多家华语报刊,约有百余篇文章,戏曲、音乐、绘画、电影乃至 书籍、风景等等皆可入文,且很有见地,字里行间颇能看出他的广博视野与不俗才情。 但是细心读来,金庸经年隐在他武侠小说中的诸多江湖文化元素,在这里终于觅到源头。 目前对于金庸小说的研究已纷纷总总,但金庸自己对于武侠小说的理性分析, 却是在他散文中为数不多的几篇,尤其是根据在几所大学的演讲整理的几篇散文 随笔中。在《历史人物与武侠人物》、 《韦小宝这小家伙》、《谈武侠小说》、 《小说创作的几点思考一一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演讲》等几篇文章中,金庸较 为全面地对自己的小说创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诠释。包括他对自己小说中人物的 塑造、性格的成长过程,对于小说中侠、情、义、忠、孝、廉的深刻内涵,对武 侠小说的结构构思,小说所表达的思想主题,小说的社会背景以及中国武侠小说 对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承继,中国武侠小说的传统等都进行了详细的理性分析。 1、金庸在散文中阐述武侠小说对中国传统的继承,对他小说中“侠"、“情”、 “义’’、“仁’’、“爱"进行诠释 在《历史人物与武侠人物》中,金庸写道, “其实我自己真正喜欢的武侠小说,最 重要的不在武功,而在侠气——人物中的侠义之气,有侠有义。”【20】金庸谈到人们喜 欢、崇拜关公,不但是因为关公的武艺高强,更重要的还在于他讲义气,义气在中国社 会中是相当重要的品德,中国人讲情之外,还讲义,所以要有情有义。 “武侠小说不管 任何情况,这个‘义’是始终维持的,历史人物或武侠人物, ‘义’都是很重要的批评 标准。外国人问我, ‘侠’的定义是什么?因为外国人总认为,所谓‘侠’只要效忠于 某一教会、某一组织,这样道德便很完美,但中国人的‘侠’,包括毫无目的的帮助人 家,可能还会牺牲自己.”【21】在金庸看来,真正侠义的行为,是自己没什么好处可得, 也可能会牺牲自己的生命,要为国为民,这也就是“侠之大者’’的风范。在金庸的理解 中,注重“人情"和“义气"是中国传统社会特点,“无法无天"可以忍受,甚至是蔑 视权贵的象征,往往有英雄好汉的含义。但“无情无义”绝对会被摒绝于社会之外。在 中国社会中,“情义"是最重要的社会规律,“无情无义"的人是最大的坏人。金庸认 为,中华民族所以历数千年而不断壮大,在生存竞争中始终保持活力,给外族压倒之后 一次又一次的站起来,与中国人重视情义有着重大关系。对于“仁"的思想,金庸认为, 孔子是充分体现中国人性格的伟大人物,孔子哲学的根本思想是“仁",那是在现实的 日常生活中好好对待别人,由此而求得一切大小团体(家庭,乡里,邦里)中的和谐与 团结,“人情"是“仁"的一部分。孟子哲学的根本思想是“义"。一切行动要以“合 理"为目标,合理是对得住自己,也对得住别人。对得住自己很容易,要旨于不能对不 起别人,尤其不能对不起朋友。在论述武侠小说基本上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时, 金庸分析了武侠小说所以受到中国读者的普遍欢迎的原因,主要是小说中的道德观念是 中国大众所普遍同意的。他列举了关羽、诸葛亮、武松、李逵、鲁智深、宋江等中国古 典小说中的人物,分别就“侠’’、“义"、“武"“智"来进行比较,说明“义"的重 要。在论述“孝’’时,金庸认为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不孝父母绝对不可以,出卖朋友也 绝对不可以,他总结的原因是,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孝道”对繁衍种族,维持社会 秩序有重要作用;“义气”对忠诚团结,进行生存竞争有重大作用。“人情"对消除内 部矛盾,缓和内部冲突有重要作用。 2、在散文中谈他如何创造武侠人物 金庸在《历史人物与武侠人物》中,谈到自己小说中对武侠人物的塑造过程。一是 自己一步步推想而成,根据人物个性、年纪、性格特征、思想动机,以及他想达成的目 的,依其才能与个性,为求目的会采取怎样的手段,遇到困难时会怎样解决,以及生活 中常见的人类型。二是靠自己的想象,他会去揣想如果自己是这个人,应该怎么反应? “如果我有这个武功.,要对付这个人,要怎么对付?有些个性,是我希望有的,他武功 很好,人家报复他,他不记仇也不报仇,总是‘算了算了’的态度。”【22】三是多少参 杂些个人情感,金庸喜欢的人物就写好一点,不喜欢的写坏一点。此外,金庸认为,在 小说中加上些历史人物,可以增加真实性,有历史人物陪衬,读者会觉得小说故事可靠 性多一点。 在金庸看来,小说主要是写人物,写感情,故事与环境只是表现人物与感情的手段, 感情较有共同性,欢乐,悲哀,愤怒,惆怅,爱恋,憎恨等等,虽然强度,深度,层次, 转换,千变万化,但中外古今,大致上是差不多的。但人的性格却每个人都不同j这就 是所谓个性。金庸列举了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泊与祝英台,贾宝玉与林黛玉,指出“他 们深挚与热烈的爱情区别并不大,然而罗密欧,梁山泊,贾宝玉三个人之间,朱丽叶, 祝英台,林黛玉三个人之间,性格上的差异简直千言万语也说不完。" 金庸论述了小说作者的个性对作品的影响。他认为,小说反映作者的个性与想象。 有些作者以写自己的经验为主,包括对旁人的观察;有些以写自己的想像为主,但也终 有一些直接与间接的经验。武侠小说主要依赖想象,其中的人情世故,性格感情却总与 经验与观察有关。他写道, “我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写的是我小时候在故乡 听熟了的传说一乾隆皇帝是汉人的儿子.陈家洛这样的性格,知识分子中很多.杭州与 海宁是我的故乡。《鹿鼎记》是我到目前为止的最后一部小说,所写的生活是我完全不 熟悉的,妓院,皇宫,朝廷,荒岛,人物也是我完全不熟悉的,韦小宝这样的小流氓, 我一生之中从来没有遇到过半个。扬州我从来没有到过。我一定是将观察到,体验到的 许许多多的人的性格,融在韦小宝身上了.”【23】 . 3、在散文中阐释了他对自己武侠小说的语言文字民族形式重要性的观点 金庸很谦虚地评价自己的小说,他说自己的《书剑恩仇录》意义并不大,有很多人 都那样地喜欢看这篇小说的原因主要是他用“民族的形式"来写,金庸把《书剑恩仇录》 的价值归结为小说语言的“民族形式"。 金庸引用由英国人而入日本籍的文学批评家小泉八云在一篇演讲中说的话, “在 世界文学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位作家曾用别国的文字写过一部伟大的作品。英文与法文 十分接近,许多英国人从小就说法文,但没有一位英国作家曾用法文写过一部文学杰 作.”【24】金庸以为,由非本国的的语言写写普通文章是并不难的,困难之点是在于进 行文学创作时,很难把握文字中许多微妙的地方,就是那些许多只能意会而不言传的区 别,那是他国的作家所不能掌握的。金庸根据自己写《书剑恩仇录》的经验,具体的阐 述了语言作为一种小说创作的重要的民族形式,在运用上的细微差别,并在小说创作中 所具有的重要性。 “因为这是一部以清代为背景的小说,所有现代的语汇和观念我是以 绝大的努力来避免的,比如我设法用‘转念头’、 ‘寻思’、 ‘暗自琢磨’等等来代替 ‘思想’、 ‘考虑’;用‘留神’、 ‘小心’等等。”【25】金庸谈到刘伯承将军有一篇 谈文艺问题的演讲,给自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说他在苏联时,常常想吃回镊肉。 苏联没有肉么?当然有,也很好,然而总不及家乡的回锅肉.他认为这就是民族形式的 问题。”【26】金庸用“回锅肉"的问题通俗的让我们理解了他要追求的那种语言的民族 形式。“我并不认为《书剑》有多大意义,然而谈起就这部书写信给我的人中,有银行 经理、律师、大学的讲师,也有拉手车的工人;有七八十岁的老婆婆,也有八九岁的小 弟弟小妹妹。在南洋许多地方,它被作为电台广播与街头说书的题材。如果它有什么价 值,我想只有一点一一‘民族形式’.”【27】金庸谈到了武侠小说是我国文化中一个历 史悠久的传统,之所以从唐代的《虬髯客传》、《聂隐娘》一直流传到现代,是因为大 家喜欢它的民族形式与传统。他和其他两位同仁写《三剑楼随笔》,也模仿了古代作品 的形式来写,惟一的理由是因为这样符合了中国读者的心理。许多中国读点小说,比如 (-h侠五义》、《说唐》等等,虽然与当代许多文学家的作品就思想内容和文学价值不 可同日而语,但为极大多数人一遍遍读之不厌,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些是一些IBd,说, 他们有着中华的民族的形式。 “戏曲、建筑、舞蹈、音乐等等都在提倡民族形式,而当 代一般小说,它们的主要形式却是外来的.这种形式当然很好,然而旧小说的形式似乎 也大可利用。我们的武侠小说尽管文字粗疏、内容荒诞,但竟然许多文化水平极高的人 也很喜欢,除了它是民族形式之外,恐无别种解释。’【28】 4、在散文中谈他武侠小说的结构 金庸对自己小说创作中存在的缺憾毫不讳言,在《小说创作的几点思考》(在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演讲)中,金庸坦然地承认自己的小说结构上存在着一些缺 陷。 “李陀先生自己,显然也是很聪明的,刚才我向他请教,请他指出我小说的缺点, 他说: ‘有几部小说结构不好。’我一听就明白了,而且十分同意。我写小说,结构是 Returnof 一个弱点,好像ThomasHardy的TheThe of TaleTwo Dickens的A Cities(《双城记》)那样精彩的结构,又如莫伯桑的一 些小说,结构的匀称浑成,是我绝对及不上的.”【29】金庸自嘲地说到“现在我只好老 了脸皮地说: ‘结构松懈,是中国小说的传统,反而更近乎近代的西洋小说,与十九世 纪的西洋小说不同。’但如《天龙八部》、《鹿鼎记》等几部,结构确有重大缺陷,现 在要改也改不来了.”【30】从金庸的话语中,我们似乎不难看出他在承认自己小说结构 缺陷的同时,是否还在心中暗自称许和坚持中国的小说结构的传统呢? (五)金庸散文中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对人性、对人生的感悟 14 《金庸散文》中,对诸多事物常有所感悟,他在细微之处,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自 己内心精神世界对人生的深刻感悟,对后人品格、学养乃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 形成与修正均具有着点拨、开悟的价值。但他并不是教条式的长篇训导或吟唱式的自我 抒发,而是在文中自然流露,在诉说事物的同时,表达自己的人生感触、精神感悟,使 读者身受同感,不得不与作者共同受到心灵的触动。 《围棋五德》中,金庸在诉说“得好友,得人和,得教训,得心悟,得天寿”之中 的“得心悟"时,写道“下棋是为了争胜负,不求胜,又下什么棋?但过分求胜而近于 贪,往往便会落败.”金庸认为,这不但是棋理,也是人生的哲理, “在政治活动、经 营企业、甚至股票投机、黄金买卖中都用得着,既要求胜,又不贪胜,如果能掌握到此 中关键,棋力便会大大地提高一步。吴清源先生常说,下棋要有‘平常心’即心平气和、 不以为意,境界方高,下出来的棋境界也就高了.然我辈平常人又怎能做得到?不过有 此了解,虽不能至,时刻在念,庶几近焉。”【31】在《崇高的人生境界一(吴清源自 传)序》中,金庸又继续写了对吴清源先生的崇敬,不但由于吴清源的天才,更由于他 将这向以争胜负为唯一目标的艺术,提高到了极高的人生境界。这是金庸对吴清源在围 棋艺术中提出了‘调和’的理论会庸的深深感悟, “吴先生的‘调和论’主张在棋局中 取得平衡,包含了深厚的儒家哲学和精湛的道家思想,吴先生后期的奕棋不再以胜负为 务,雨寻求在每一局中有所创造,在艺术上有新的开拓。”【32】金庸联想到了佛家禅 宗教人修为当持“平常心”,他认为吴清源在奕艺中也教人持“平常心’’,到了这境界, 奕棋非但不是小道,而是心灵修为的大道了。 “他的奕艺,有哲学思想和悟道作背景, 所以是一代的大宗师,而不仅仅是二十年中无敌于天下的大高手。大高手时见,大宗师 却千百年而不得一。我非但完全不能了解吴先生棋艺的精诣,不能体会到他在棋局中所 显示的冲淡平远,事实上是以娱乐的心情去打谱,用功自然是白用了.这大概是举世围 棋业余爱好者的通病。……相信数百年之后,围棋艺术更有无数创新,但吴先生的棋 局仍将为后世棋士所钻研不休。因为吴先生的棋艺不纯在一些高超的精妙之着,而在于 棋局背后所蕴藏的精神与境界。”【33】在金庸的来看,吴清源的棋艺达到了弈棋与人生 的完美统一。围棋,对于他来讲,不仅仅代表={#凡技艺,更是一种人,l境界。只有境界, 而没有实质,让人难以信服:只有技艺,没有境界,充其量也只是大高手。只有棋艺与 人生境界合二为一,彳‘能成为一代大宗师。 金庸对事物的感悟、感触与心得,并不只局限于下棋听歌、局限于对心灵的触动, 而是在社会、经济、文化诸多方面多有涉及,感触之深往往令人耳目一新,对司空见惯 15 重新认识、重新理解,方得真要。金庸在《旅游寄简——日本》中,:记叙了他在日本的 见闻,但他在几天的旅游之中,思维也在快速的运转,对日本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终 于有所感悟, “日本、西德、香港这三个地区工业的发展,是战后经济上的三大奇迹。 三个地区各有各不同的条件,但有两个要点是共通的:第一,尽量自由,最少的限制; 第二,极少军备负担.竹【34】金庸又和日本全国收入最多的松下幸之助先生共餐,应邀 请到京都附近的一个半导体电子管工厂去参观。松下幸之助说他的创业的秘诀是“组织" 和“创造性’’时,金庸感悟到:如果没有一个合宜的大环境,他的才能也是发挥不出来 的。 (六)金庸散文中对莎士比亚的崇拜情结 作为一个作家,尤其是优秀的作家,对莎士比亚喜爱、敬仰是必然的,也是 可以理解的。但是金庸对莎士比亚的喜爱与敬仰,大大超过了一般,似乎用崇拜 一词更加合适,这不由得使笔者联想到“情结"一词。在诸多散文中,他对莎士 比亚大加赞扬,从谈莎士比亚本人,谈到他的作品,谈到他作品中的人物、人物 性格,对他的作品谈了一次又一次。只从散文篇目的名字来看,金庸写了《谈(王 子复仇记)》,似乎还嫌不够,又写了一篇《再谈(王子复仇记)》,可谓不厌 其烦。他还对莎士比亚的作品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总结: l、《金庸散文集》中,有关莎士比亚的文章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金庸散文 集》中有关莎士比亚或涉及到莎士比亚作品的文章有《漫谈(大歌舞会)》、《舞 蹈杂谈》、《谈(王子复仇记)》、《再(王子复仇记)》、《谈(凯撒大帝)》、 《谈(奥赛罗>》、《看《梁山伯与祝英台)》、 《谈《梁祝)与(铸情)》、 《(梁祝)的“十八相送"》、《关于(铸情)》、《谈(罗密欧与朱丽叶)》、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含义》、《谈(理查三世)》、《谈(第十二夜)》、 《谈(驯悍记)》、《谈(刁蛮公主)》、《谈(木马屠城记)》17篇之多,占 此类散文总篇目的二成多。 2、金庸对莎士比亚的关注。金庸对莎士比亚本人的关注。金庸清楚地记得莎 士比亚的诞辰,在《漫谈(大歌舞会)》中,金庸写道, “在这个时候看《大歌 舞会》是有特别有意义的,因为再过几天(四月二十六日)便是莎比亚诞生的三 百九十周年。”;【35】金庸对莎士比亚的婚姻家庭生活也略知一二,在《谈(驯 悍记)》最后一段里,金庸写道, “我连带想起,莎士比亚写《驯悍记》,是不 是也可能因为对他太太不满而在作品中发一下牢骚呢?关于莎士比亚的婚姻生 活,所知很少,一般只知道他太太叫安妮夏达威,比他大八岁,他们结婚时莎士 比亚十八岁,太太二十六岁.升【36】 3、金庸对莎士比亚创作的关注。金庸在诸篇散文中不经意的总结了莎士比亚 创作的诸多第一、特殊、优秀、最高、最早、最好之处,显示了他对莎士比亚的 熟悉与敬仰:在《谈(理查三世)》中他先后提到“《理查三世》是莎士比亚最 早期的作品之一”, “然而这个剧本把一个政界的大坏蛋描绘得神采奕奕,在莎 士比亚戏剧中所有的政治人物中,理查三世最为突出.”, “在莎士比亚的各个 历史剧中, 《理查三世》可以说是艺术性最高者之一”,【37】在《谈(王子复仇 记)》中,金庸写道, “一般认为, 《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最杰出的作品,” 【38】在《谈(奥赛罗)》中,“《奥赛罗》或许不是莎士比亚戏剧中最伟大的一 个,然而无疑是最令人激动的一个,最强烈地震撼人心的一个.”【39】在《(罗 密欧与朱丽叶>的含义》中, “这剧本是莎士比亚最早期的作品.丹【40】在《谈 (驯悍记)》中, “莎士比亚的作品一般分为三个时期, 《驯悍记》是他最早期 的作品之一,……那时候距离他那几个大悲剧的创作时间还很远,他的才能还 没有发展到巅峰,可是在《驯悍记》中以充分显示了他天才的痕迹。在更早一些 的《(错误的戏剧》中,主要之点还在情节的错综复杂。”【41】在《谈(凯撒大帝)》 中,金庸指出“这个戏(指《凯撒大帝》)是莎氏创作第二个时期末期的作品, 这时他的写作技术已达到了最高峰。”【42】金庸熟知莎士比亚最成功的作品,“一 般认为, 《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最杰出的作品。在自古以来的全世界文学著作 中,它与歌德的《浮士德》并占登峰造极的最荣誉地位."【43】金庸总结了莎士 比亚创作成功的原因,在《谈《(第十二夜)》中, “莎士比亚之所以成为文学 上百世的宗匠,决不是由于他作品中情节的离奇曲折,而是由于他对人性深邃的 了解与刻画."[44]金庸熟知莎士比亚的创作中常用的剧情结构。在《谈(凯撒 大帝>》中,金庸写到, “莎士比亚许多悲剧在高潮之后常有一个极具的转变, 然后是一个哀情的富于诗意的场面,和以前的兴奋激烈完全不同。在《哈姆莱特》, 是奥菲丽亚的唱歌和自杀;在《奥赛罗》,是黛丝德梦娜伤感的唱‘杨柳之歌’.” [45]金庸曾在《谈(王子复仇记)》中提到,“我曾根据英国布莱特雷教授的分 析,把《哈姆莱特》中的大小冲突,一条条的列举出来。’’[46]他细致的、不厌 其烦地把剧中趋向于复仇成功的事件称为A,把趋向于复仇失败的事件称为B,列 17 举出一系列的事件。在分析哈姆来特的性格时,又列举出比较正式的意见有五种, 且每一种意见都郑重其事地一一详列:金庸道出莎士比亚创作的精髓,在《漫谈 (大歌舞会)》中, “他们表现了莎士比亚作品的精髓,这不仅仅是哀感顽绝的 恋爱故事,而是两个世界的矛盾冲突:一个是正在死去的邪恶的中世纪旧世界, 以蒙太古和凯布莱等人为代表;另一个则是罗密欧和朱丽叶所代表的新世界,那 是新生的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时期.”【47】他从莎士比亚塑造的人物中探求到了 青年莎士比亚的理想追求,找到了真实的莎士比亚的影子。在{:(罗密欧与朱丽 叶)的含义》最后的结尾,在谈到莫克修这一人物的塑造时,金庸写道, “可见 创造这个人物,莎士比亚用了多大的心力。这个人物可能是青年莎士比亚的理想, 这个人反对那社会中邪恶的势力,但终于被这种势力害死.”【48】 4、金庸对莎士比亚的关注到了爱屋及乌的地步。他十分清楚地记得莎士比亚 戏剧中饰演哈姆莱特的演员,并对演员的演技有所评价,有所侧重和喜爱。在《谈 (王子复仇记)》,他写道, “在英国戏剧界里劳伦斯。奥立弗与尊吉格德是演 哈姆莱特的双壁。……在我自己,我比较喜欢尊吉格德,我觉得他的话中感情 更为丰富深刻,吐露了一个更广大的灵魂的痛苦。”“9】他甚至知道尊吉格德的 家事和他写作时尊吉格德的婚姻状况,在《谈(凯撒大帝)》中, “尊吉格德的 祖母是凯德戴莱,她饰演的朱丽叶是英国戏剧史中的一个重大成就.他的祖姨是 著名演员爱伦戴莱。爱伦戴莱的儿子就是大导演哥顿克莱,……尊吉格德继承了 这优良的戏剧传统,再加上他的天才和努力(他今年五十三岁,好像还没有结婚), 成为英国的大演员.”【50】;金庸连对莎士比亚的译著中人名的准确与否都异葛 的关注,在《谈(凯撒大帝)》中,他写道, “原具有中文译本,商务印书馆出 版的世界名著丛书中译名为《凯撒大将》,世界书局出版的朱生豪译本叫做《凯 撒被弑记》。我以为译做《凯撒大将》比较妥当,因为凯撒并没有做皇帝,说他 ‘被弑’不很贴切.称他为‘大帝’,则有点像春秋笔法中的诛心之论,根据动 机来判断一个人,也不符历史事实。”【51】;金庸对莎士比亚剧本的出处、材料 取自哪里,哪里卖有关的书,多少钱一本,都知道的一清二楚,而且还建议读者 阅读。 “莎氏原剧的材料取自罗马历史学家普罗塔克的《名人传》中的凯撒、勃 列特斯、安东尼三人的传记(这部《名人传》香港一般西书店都有出售, ‘现代 丛书’本售价十七元五角,读者们如有兴趣,可以去买一本来看看).”【52】 四、金庸散文的艺术特色 金庸散文知识丰富、视野开阔、题材众多、涉猎广泛,风格平易、亲切,他的散文 融学养、智慧、才情、关爱于一炉,会感性、知性、情趣、理趣为』体,具有较高的文 学品位和艺术价值。 (一)金庸散文具有浓厚的书卷气,兼有情趣和理趣之美 读金庸的散文,虽然没有武侠小说那样引人入胜,但其中的文化韵味却更加浓郁, 金庸对国学的研究令人望其项背,在《月下老人祠的签词》中,金庸谈了杭州月老祠的 典故以及很多签词的解释,信手拈来,洋洋洒洒,有故事、有解释、有调侃。《也谈对 联》中,关于对“推敲"二字的斟酌更显得才学横溢。他在指出因有“鸟鸣山更幽’’的 意境,所以“敲”比“推’’字准确后,心智继续挥洒, “‘鸟呜山更幽’本来是宋王籍 的诗.《梦溪笔谈》中说:古人诗有‘风定花犹落’一句,素来认为无人能对,王安石 用‘鸟鸣山更幽’来对.王籍原联是‘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两句意思一样,王 安石这一联集对却是上句静中有动,下句动中有静,比原句更工.”【53】余光中说“学 者腹笥充盈,下笔不免引经据典,或借古人撑腰,或找出圣贤来抬杠,于是论兼正反, 文多波澜”.用余光中的话来形容金庸散文再恰当不过了。金庸首先是个报人、社会活 动家、学者、评论家,其次是才是作家。他兼有学者广博的知识和作家卓越的才华,。因 此写起散文来游刃有余,并呈现出高雅的文化品位,是富有知识性和书卷气的学者散文, 是对社会、国家以至人类文化沉思冥想后真切地记录。这不仅仅指金庸作品的知识容量 大,更重要的是指作品显示出浓重的文化人气质,表现为旁征博引,学贯中西、探幽究 微、知识密集、内涵丰富。但金庸在散文创作中,以丰盈充溢的知识学问为题材,用生 动亲切的文字,崇尚自然的流露,却决不造作,从来没有给人“掉书袋"的感觉,他的 散文多学识、富理趣、重知识、不卖弄。 金庸散文兼有情趣和理趣之美。金庸的散文既重知性、尚理趣,又有感性、富于情 趣。《中国舞蹈的特点》中,金庸这样写道, “在芭蕾舞里,男人把女人举起来,是非 常重要可是非常难的动作,时间要绝对的准确,必须‘举重若轻’.有一次练习,教师 叫我一位朋友把一位小姐举起来,叫他的手拿住她的腰.这位小姐很美,但腰不大细, 那位朋友偷偷对我说, ‘举起已经很难了,我还有一件困难,根本不知道她的腰在什么 地方.”【54】话里话外颇有情趣和理趣,既有内心的深刻感悟,又有诙谐的善意调侃, 19 金庸真是一个情趣与理趣兼长,见解与想象并高的散文妙手。由于身处的香港的特殊环 境和金庸早年的生活经历,决定了金庸丰富和复杂的情感心理,他的思维习惯中国化, 身上有着共同的民族情绪,但他生活的形态、意识形态又同大陆学者散文家不同,所以 在其取材、立意乃至表达方法等方面具有着非常个人化、情趣化的特点。可以说,金庸 的散文以学识、才情为基础,表现对社会、文化、人生深刻的思考和领悟,融合情趣、 智慧和学问,且为性格、修养和才情的自然流露,是作者学养、机制、才情的完美融合, 融学识与才情于一体、汇儒雅和风趣成一章,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品位,反映了 一个有深厚的文化背景的心灵。 (二)大家风范的白描手法,朴实亲切而又富于变化 金庸散文有时如其小说一样,白描手法运用得相当得体,简洁、质朴、准确地勾勒 所写事物。比如在《忧郁的突厥武士们》的篇尾“我想起英国诗人D.罗塞蒂写过的一首 小诗,描写一个早夭的少女,在天堂中等待她情人的灵魂升天,素手如玉,倚着黄金栏 杆,晶莹的泪珠,滴上了白色的长袍…….竹[55】以简洁、质朴的语言,不事渲染, 但鲜明、准确、传神,粗线条地勾画,取得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董桥先生曾评价金庸 的写作手法, “他笔下的一些‘个人漫谈、随意抒发己见’的文字却最为引人入胜。寥 寥几笔便勾勒出一种氛围、一种场景,算得上是大家手笔。” (三)语言平和、干净、优美,剥除装饰,娓娓道来 金庸的散文没有他的武侠小说那样气势恢宏、感情奔放、大开大阖、叱咤风云,也 没有用激越的语言语言慷慨高歌,而是以平实质朴的文字,舒缓轻松的笔调,谈他的感 受和对问题的看法,犹如老朋友拉家常,自然、亲切,平如白话,娓娓道来。 “十年之 前的秋天,那时我在杭州。表姐蒋英从上海到杭州来,这天是杭州苋桥国民党空军军官 学校一班毕业生举行毕业礼,那个姓胡的教育长邀她在晚会中表演独唱,我也去了苋 桥。”【56】这是金庸《钱学森夫妇的文章》的语言,细看每一句,都很平常。不论词汇 的搭配,还是句式的选择,都很少标新立异,出人意外。那些话,看来朴实无华。但就 是这些话,如果合在一起,写人就会那样深刻逼真、状物就会那样准确生动、叙事就会 那样全面简洁。初看上去,这似乎不是第一流的境界,但细细品味,这却是第一流的语 言境界。苏东坡说:平淡乃绚烂之极也。金庸的语言便是绚烂之极的平淡之言。金庸的 叙述语言,必定是合乎所描写的客观对象的性质、形态、神韵,他很少直接抒情议论, 他充分相信读者能够领会这种平淡之中所蕴涵的美,他在那些平淡的语言背后,会心地 微笑着为你说故事。 用严家炎先生对金庸小说语言的评价,来评价金庸散文的语言也相当准确、深刻, “金庸的语言是传统小说和新文学的综合,兼融两方面的长处,通俗而又洗练,传神而 又优美.一陈墨先生认为: “金庸小说的语言,之所以看起来没什么突出的特殊,那是 因为作者并不追求风格的单一性,而是进行不同方式的叙述探索,不断改进和创造自己 的叙述方式及语言风格,同时不断地拓展语言的疆域,丰富小说的形式美感.……实 际上,正是因为在各个方面都达到或是接近了‘极致’,所以在整体上才英华内敛,渊 停岳峙,毫无剑拔弩张,邀人喝彩之态。前人论杜甫是‘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 所独专’,此言用于金庸也并不过分.斗【57】此对于金庸小说语言的评价,用于金庸散 文也并不过分。 金庸散文的思维流程很有一点绅士风度,常常如饭后散步那样从容,抓住一件事, 款款起步,似是漫无目的、漫不经心的走起来,但心中早有了路线,只是从容不迫,+信 步闲庭。读金庸的散文,就像和一位老朋友谈天说地,讲了许多丰富好听的故事。没有 演讲、没有教训、没有口号、没有高调、没有歌咏。这样的散文写作风格,消除了散文 和读者之间的距离和读者成为了一体、打成了一片,有着平实柔和的风格,忠厚长者的 风范。即便是在《论秦桧问题的真相》这样辛酸激烈的话题时,金庸也以一种平稳的语 气谈论,这种平实柔和的风格使得金庸散文既厚重又诚实可信。 优美的语言。金庸似乎并不在意散文的语言雕琢,他的散文与内地散文中崇拜自然 风光描写不同,很少出现大段的自然风光的描写,他对自然之美的反映虽然不能说是迟 钝,但至少也缺乏激情。所以在他的散文中并不多见色彩华丽的语言修辞,但偶尔飞来 一笔,却让读者不得不佩服金庸的优美文笔。《谈(荷花舞)与(采茶扑蝶)》中,“那 是在幽静的水边,湖水起这一点涟漪,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波心荡漾着一朵白莲, 四周围是染着胭脂的红莲。在朦胧的轻雾中,在微微的清风下,荷花似乎在水面缓缓滑 动。花正盛开,清香远远的送出去。”【58】其实,金庸所期待的是对事物本质与内涵的 探究,是对中华民族醇厚文明历史积淀的汲取,他对中华古典美的理解,对事物、事件 人性层面的深入洞悉,构成了他散文创作中的美学特色,儒学仁者,成了他最高的美学 境界。 (四)大量运用且妥帖畅达的比较手法 21 金庸学识渊博,他学贯中西,即对国学有很深的造诣又长期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金 庸有着深厚的中西文化背景,从小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熏陶,后来完成了 高等教育,而后负笈欧美,在西方文化的洗礼中获得更高学历。丰富的人文知识的积累 使他洞悉世事人情,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乃至整个人类文明有着一种深切的终极关怀。因 此在他的散文中,一定会出现文化在中国古典之间、中国古典与现代之间、中西之间的 交融与比较,在交融中丰富和广博,在比较中颉英和汲取。 I、中西剧作的对比。在《谈(梁祝)与(铸情)》中,金庸比较典型的运用了比 较的手法,来阐述中西剧目的异同。 “外国人看了这部电影,都说是中国的《罗密欧与 朱丽叶》,如果拿电影来相比较,那么《铸情》是远远不及《梁祝》的.”【59】金庸首 先比较了电影的故事来源,“至于谈到故事,不能说谁好谁坏,两个都是流传很久的民 间故事,歌颂了纯洁的爱情的力量,反抗着封建的黑暗势力."[60]然后他比较两剧的 最大特点,“《铸情))因为莎士比亚天才的笔触,想象力更为丰富,文辞更加华瞻,《梁 祝》的民间气息比较浓厚。作为现代的中国人,我是更加喜欢《梁祝》。静【61】接着金 庸拿《梁祝》和《铸情》的主题的鲜明性作比较, “我以为《梁祝》所反抗的是整个封 建势力,这比《铸情》所反对的两家世仇更为全面,更加广泛.当然,两家世仇是封建 统治的一种形式,反对了一个也就反对了另一个,但总不及《梁祝》那样直接。”【621 金庸还对两剧的结局作了比较,“《梁祝》的结局是化蝶,是反抗者在死亡中得到胜利, 他们与封建势力斗争到底、至死不屈。《铸情》的结局是蒙太古与凯布莱两族族长的携 手,消灭了世仇。封建统治与反抗者至少在表面上是暂时得到了调和和妥协.”【63】金 庸继续对两剧的悲剧原因进行比较, “《铸情》中的悲剧的基本原因当然是封建压迫, 但其中充满了偶然因素,只要一个偶然因素不发生,那么这个悲剧都可以阻止。但《梁 祝》的悲剧却与偶然因素无关."[64]接着金庸对两剧中人物的塑造效果分别进行了比 较, “我曾说梁山伯比罗密欧好.为什么呢?我觉得梁山伯稳重、诚实、爱情专一,是 中国人理想的男人.罗密欧热情、冲动、在爱情中似乎在发疯,……在中国人看来, 梁祝的爱情无疑是要合理得多。在莎士比亚笔下,朱丽叶的品格似乎比罗密欧要高一点, 她从一个天真的小姑娘发展成为一个勇敢的女人。梁祝与之相比较,我觉得似乎是祝英 台的性格更为突出。”[65】 2、中国戏剧中的对比。如《谈<除三害)》先后比较了戏中的角色周处与张飞、 薛刚、《江洲城》里的李逵、《醉打山门》里的鲁智深的不同:“周处不是江州城里的 李逵,两个都是恃强横行、落拓不羁的汉子,但周处身上没有李逵那副泼皮无赖的气息; 22 周处也不是《醉打山门》的鲁智深:两个都是有好酒就大喝,遇见不顺眼之事就放手便 打的人,但周处不像鲁智深那样‘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他没有李逵的娇媚可喜, 没有鲁智深得潇洒自如,但自有他的慷慨跌宕,悲愤侠烈之处.”【66】;同一演员裘盛 戎在不同戏里的表演差异: “裘盛戎的另一出名作是《将相和》,老将廉颇和周处的性 格当然有很大的不同,但一知过失立即自愧无地,立即采取正确的行动,其勇敢之处, 光明之处,可以说并无二致.然而我觉得这两个人的悔悟仍旧是有所不同的.廉颇主要 是出于爱国心,出于对蔺相如的感佩,情感的成分较重,周处的悔悟却是由于严肃的沉 重的自责,更多理性的思维.”【67】;同一部戏由不同演员来演所产生的不同舞台效果 等等。比较之中显形象,比较之中看出作者对中华瑰宝的深爱。 3、中西方艺术乃至绘画的对比。在《向中国画的大师们致敬》中,金庸首先对中 西方艺术的基本源泉进行比较,他写道,“中国艺术数千年来具有独特的风格,虽然中 间也曾受到印度和西域的外来影响,但这些外来因素很快就融入了中国的传统之中。中 国艺术的基本源泉,一方面来自民闻,一方面是士人的创作.西方传统艺术中民间的因 素远比中国为少,主要是贵族和知识分子的趣味。中国艺术又讲究融会贯通,流注中国 文化的整体精神。”【68】然后金庸指出了中国画和传统西洋画的主要分别, “还不在透 视、描绘笔法、构图等等的技巧,而在于对绘画的基本构想。传统西洋画求逼真的形似, 绘画本身是目的,画一幅画或者是为王公贵女保存肖像,或者应教堂的需要以引起人们 的宗教情绪,又或是描绘战役的详情,以供国王和将军的陶醉。画中或偶有民情风俗, 往往也是为了替封建领主显示属下子民的生活。中国画却是手段,目的在抒写画家本人 的感情、思想和美学上的意境。中国大画家笔下的山水不必似真山真水,却要抒写画家 的胸襟情怀。皇帝内廷供奉的画家应命而作,图画便成为目的,旨在迎合皇帝的癖好, 除非皇帝的胸襟甚宽,鉴赏力甚高,而画家的技巧又极高明,否则不可能有佳作产生, 正如承旨奉和之诗,希觏名篇。作品格调高低之别,往往即在于此。”【69】此后,金庸 分析东西文化互相接触之后,各自发展的道路,是西洋画从日本画里间接得到中国画家 的基本意念,放弃了“求形似”,转而创造自己的风格。而中国画却渐渐走上了西洋画 家所早已摒弃了的旧路,不再注重意境感情,而求实际效果。但就表现方式而论,近代 中国画毕竟还保存了固有传统。尽管国画中混入了西洋画法,基本上终究是国画,洋为 中用,中国画并没有变成西洋画。最后金庸得出结论: “中国戏曲和中国画,目前是我 国传统艺术的两大支柱。但中国戏曲并无多大进步,只不过作了一些枝枝节节的修改。 今日中国画的技巧和表现方式,却已非明人、清人之所及,更非唐人、宋人之所及。说 我国近百年来主要的传统艺术成就是在绘画,此言当不为过.”【70】 4、在《“英名盖世三岔口杰作惊天十字坡"》中,金庸对《三岔13》形式的主要 成分一哑剧与西方戏剧中的哑剧作了深刻比较。 “在西欧,罗马时代就已有哑剧,目 前欧洲的戏院中偶然也有一些哑剧,然而普通只是极短的一段,引不起多少人的兴 趣……欧洲与印度的有些批评家把《三岔I:I》中的演技与卓别林相比,因为卓别林正 是哑剧的大师。”【7l】金庸接着分析了过去国外芭蕾舞的观众层次,只有少数的王公贵 族和鉴赏家,他们都懂得舞蹈,对舞剧中的特种姿势都明白是什么意思。但现在看芭蕾 舞的人社会面越来越广,许多人就不知道这些舞蹈家们比来划去的在干什么。可是看中 国的《三岔口》却不需要专门的舞蹈知识。“在《三岔I:I》中,刘利华在自己肩都上方 一拿,在颈中一斩,再要摇手,不论你是哪一国人,都知道这表示怕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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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得知金庸去世 马识途托香港朋友与老友家人联系
2018-11-01 07:50 成都日报  
2004年9月,金庸来蓉,当时90岁的马识途,与80岁的金庸一见如故。彼时,马识途还曾提出这样的倡议:“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这样的‘金庸现象’在文学上、在中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四川作家应该从他的创作中得到何种启示?”前日,金庸去世的消息震惊华人世界,因为家人善意隐瞒,马识途昨日才得知金庸去世,并联系香港的朋友代表他向金庸家人致以哀思。

“听说金庸先生去世,我们都很难过,因为怕父亲得知后伤心而休息不好,所以当天就没有告诉他。”马识途的女儿马万梅告诉记者,得知金庸过世后,马识途很吃惊,再三确认消息后深感不舍,他让马万梅联系他的香港朋友,代他向金庸家人致以哀悼之情。据马万梅透露,马识途与金庸惺惺相惜,两人都彼此欣赏。近年来,马识途还时常提及金庸,关心他的身体。“上世纪80年代,金庸的小说开始风靡全国,我和同事还要相互传阅,而我父亲已买下了金庸小说全集,他也是金庸的书迷。”马万梅说。

在马识途看来,金庸作品的成功处在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等各方面有深刻的表现和承载。马识途曾如此评价金庸:“为什么金庸的小说现在还有这么多人在读,反复拍电影,它体现的是中国的传统意识的东西,也体现了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金庸到成都来,我们也有讨论。他的通俗小说是有理念的,他是把中华民族优良的性格、传统都要体现出来的。现在的网络文学用了这些东西,也写了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还赶不上金庸的水平。他确实是当代通俗小说的宗师,变成大家学习的对象。”

如今,两位老人,一人已去,而当年互赠的诗词尚存世间,记录着两位文坛巨匠的深情厚谊。2004年9月,马识途曾写下《赠金庸》:凡有水井唱“三变”,如今到处说金庸。新声本自俚歌出,缪司殿堂拜查翁。马识途还写下解析:“宋仁宗时,凡有水井处即有歌柳词者,今日凡有华人地即有读金庸小说者…… ”马万梅回忆说,当时有人对金庸说三道四,马识途便写下了这些来表达对金庸的支持。之后,马识途亲自写就一幅隶书,赠与金庸。金庸也挥毫泼墨,题书法一幅,写道:“慧增于寿,识途因齿,不喜伏枥,志存万里,腾飞行空,云生足底,千里之行,路遥方知。”

金庸曾考上川大外文系

因经济负担不起放弃

2004年9月的四川之行中,金庸曾亮相水上报告厅,现场获聘为四川大学名誉教授,并与学生进行了长达1个小时的对话。时任川大常务副书记的罗中枢回忆说,那是川大江安校区建成以来,水上报告厅空前热闹的一次,500多位师生把报告厅挤得水泄不通,热烈的掌声此起彼伏。

金庸曾在接受采访时透露,1943年,他在重庆同时考上中央大学、西南联大、四川大学外文系,但由于经济上负担不起,只能选择上其他不收学费的学校。2004年,时任川大校长谢和平院士为金庸颁发了名誉教授证书,金庸非常开心,连声感叹,并谦虚地表示:“我不敢当什么教授,我是来学习讨教的。我不敢说能教你们什么,我是来与你们共同学习的,我只是比你们的年纪大些,是你们的大师兄而已!”金庸的幽默引来全场观众的笑声。随后,金庸还为川大题字:“川大领导中国学术研究,心仪已久,得以参与其行列,不胜荣幸。”

因为金庸当时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院长,他还把川大跟浙大比较,“很相似,川大是1896年建成,浙大是1897年,晚了一年;都是书院发展而成,都是三校合并,也都有六七万学生,是中国学生最多的学校,历史悠久,很有成就。”金庸还很崇敬四川大学文新学院的杨明照先生:“我很仰慕杨明照先生,他研究《文心雕龙》,很有地位,很有贡献。”在即将结束川大之行时,金庸说成都和他的家乡江南一样,富庶、物产丰富、生活环境悠闲,使这两地从事文化活动的人很多,人文环境很好。

记者 李雪艳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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