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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刘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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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5-28 20:08 | 显示全部楼层
【杜南发与金庸】



金庸走了,新加坡痛失江湖老友


刚刚,香港媒体报道,金庸逝世,享年94岁。



短短几分钟后,武侠小说泰斗去世的消息,便登上了微博热搜。



据与金庸交往较密切的一些朋友说,老先生已逾九旬高龄,近几年来身体健康不佳,一般是卧床,而且精神状态也不好。如今辞世,身边的亲友虽心中悲痛,但并不感觉意外。

全世界,能讲华文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文字流传。

有人说:“金庸的读者数和作品印数,可能是古往今来最大的,以后要有人超越他,估计也很难。”

金庸去世,全球华语读者的悲哀。他的作品立足于香港,作品流传于海内外,无论身在何方,华人读者都同享一脉相传的中华武侠文化的精神空间。



为了看他的书,很多相对华文基础薄弱的海外华人,也逐字逐句疯狂提高“华文阅读量”。


(李高豊,笔名阿果,新加坡著名的绘本作家)

《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咏梅,甚至称“如果没有他,很多的华文不会好”。



新加坡还翻拍过金庸多部经典之作!范文芳版的《神雕侠侣》,让小龙女一度成为了本地人心中最经典“玉女”形象。



新加坡版的《笑傲江湖》也成了本地难以逾越的经典之作。



郭靖、黄蓉、胡斐这些人们熟悉的金庸武侠小说人物,从2006年出现在新加坡中学的华文文学课当中。



南洋一带,尤其是新加坡作为华人聚居地,与香港遥相呼应,也成为金庸重要的活动地,留下了许多故事和老朋友。

新加坡退休报人、历史学家杜南发接受新加坡眼采访时怀念说,“金庸外表严肃,似乎不苟言笑,其实是个’冷面笑匠’,在和好朋友相处时,常会爆出风趣笑话,也很重感情。记得80年代初有一回我和他及几位好朋友在珊顿道一家苏联餐馆吃饭,大家相约在菜牌上写留言,他写的竟然是‘请吃家乡菜’,签名‘查可夫斯基’,大家都笑开了。”

金庸每隔一两年都会到新加坡休息一趟,每次都是住在香格里拉酒店的花园翼套房,都会约杜南发见面。多年来,无论人前人后,杜南发始终称金庸为查先生,他说是因为尊重。“查先生每次都会带一个大行李箱来,里面密密麻麻都是书,他其实是来新加坡看书的,很少外出,出去可能也是吃个饭,很少观光。我觉得他主要是换个环境吧?因为家里是一个环境,到外面是一个环境,而且当时还没有用手机,受打扰的机会不大,没有人知道他住在这里啊。”

杜南发说,1982年金庸带着一班朋友到新加坡住了一个星期,当中包括倪匡夫妇、沈登恩夫妇、高信疆夫妇、董千里夫妇等人。最初他们住在香格里拉酒店,后来因为沈登恩爱吃文华酒店的鸡饭,所以他们住到一半便全部搬到文华酒店。那个星期,金庸是去度假的,杜南发天天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常常在酒店里玩show hand,杜南发不懂玩,就看着他们玩,他发现金庸很沉得住气,赢得较多。

杜南发记忆中,金庸早期到新加坡多数住国泰酒店和莱佛士酒店,后来是文华酒店,80年代以后就一直住在香格里拉酒店。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他到新加坡主要是到《新明日报》报馆。

金庸与新加坡报业的渊源很深。金庸好友杜南发记得,金庸在1960年代初就跟新加坡的《南洋商报》合办一份《东南亚周刊》,逢星期日随《南洋商报》赠送。



“这表示在这之前他们已有来往,因为出版一份刊物总要有一些沟通,特别是当年通讯不方便,所以金庸是一定会到新加坡来的。当时新加坡就两份大报,一份是《星洲日报》,一份是《南洋商报》,而《南洋商报》跟香港的关系比较深,当时它有驻港办事处,曹聚仁、鲍耀明都曾在里面工作。”他记忆里,这本周刊出版了两至三年。

“新”是梁润之原本在当地创办《新生日报》的“新”,而“明”则是香港《明报》的“明”。杜南发表示,很多人以为金庸是因为1967年香港暴动,他被列入暗杀名单才会到新加坡办报,其实那是时间上的巧合,据他所知,金庸在1965和1966年,已多次到新加坡考察当地报业。“金庸是纯粹从一家报社要扩展业务的角度去看这件事。那时候,他已有跨界办报的概念,就是要走出来,扩展到境外。”



1967年,《新明日报》创刊后,所用的许多材料,包括副刊、中国动向的新闻特写等,都是由香港《明报》供稿。金庸原先是在《南洋商报》连载武侠小说《素心剑》(后改名为《连城诀》)的,在《新明日报》创刊后,金庸便在《新明日报》独家连载他的武侠小说,第一篇是《笑傲江湖》。为了让这份报纸更有优势,金庸甚至空邮最新的小说到新加坡,让《新明日报》比《明报》提早三天刊登。

新加坡《新明日报》出版后不久,马来西亚版也出版了。最初,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新明日报》共用同一版面,后来因两地政策不同,便分为《新加坡新明日报》与《马来西亚新明日报》,惟副刊、小说稿件仍是港、新、马三地共用。杜南发说,金庸认为在新马两地办报较香港困难,但创报不久,《新明日报》已是当地销量最高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

轰动东南亚华人圈的1993年狮城大专辩论赛(后来参加决赛的复旦大学队还为此出版过一本畅销书《狮城舌战》),裁判之一,便是大名鼎鼎的金庸本人。



录制时,新加坡时任副总理李显龙亲自颁的奖。复旦大学辩手,获“最佳辩论员”称号的蒋昌建,现在仍经常在电视上露脸,江苏卫视《最强大脑》的主持人。


现在已经是教授的蒋昌建缅怀说:“那年,我们诠释人性本恶,但他终究相信人性的美好。在他的著作里,美好的人性让你总会得到释怀的结局,关键这人性的背后,不只是原则与信条的坚韧,更有意趣与风味的争奇斗妍。大师,一路走好!天堂里没有武林的风风雨雨,也许换一种风格,那有霞光万道,千生万世的欢笑……”

据本地作家罗伊菲回忆,因为其先生郭振羽教授(也担任过舌战狮城评委)主持过金庸在新加坡的讲座,与新加坡文化名人李廉凤还邀请过金庸到家里作客。金庸文笔幽默风趣,私下初次相处时,看到真人却正儿八经,也是让人大跌眼镜。

听闻噩耗,新加坡媒体人萧炜深翻出当年采访金庸后,获得作者签名馈赠《神雕侠侣》。那时,萧炜深是Television Corporation of Singapore(现为新传媒)驻香港特派员。



金庸大侠走了,新加坡少了一位常常到访的老友,武侠世界也便得不再热闹。也许人生就是一场大闹,然后,悄然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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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南发:讲述新港台文人交往那些事儿

新加坡眼  2015-11-28


新加坡眼按:这是中国《时代周报》记者李怀宇2012年采访新加坡著名文化人媒体人杜南发的稿件。此次重新转载,里面提到新加坡与华文世界尤其是港台文化圈的互动交往,仍然有许多趣事,也是一桩桩佳话。



杜南发现任《新明日报》和《联合晚报》的统筹总编辑,他的办公室挂满名人字画:何绍基、郑孝胥、溥儒、周作人、丰子恺、沈从文、曹聚仁……郁达夫写给郑子瑜的名联“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在郑子瑜身后由杜南发收藏。金庸赠给杜南发的书法是“诗圣主国,朱雀腾飞”,可视为一个谜面,谜底是“杜君南发”。杜南发说,他基本上不用“收藏”一词,他喜欢的字眼是“缘聚”:“很多东西不一定非强求不可,有缘碰到,总会圆上。”

杜南发祖籍福建晋江,1952年生于新加坡。1973年报考南洋大学时,杜南发的兴趣是经济,但成绩不够,只能进文学院,没想到全心全意读中文后,杜南发慢慢读出了兴趣。大学时候的杜南发钟爱写诗,日后出版过《酒涡神话》和《心情如水》两部诗集。

大学毕业后,为等一份赴德国留学的奖学金,杜南发要找份暂时的工作,刚好一位南洋大学的师长认识报界朋友,便介绍他到《南洋商报》当翻译。1977年,杜南发抱着无所谓的心态开始上班。后奖学金因故未能拿到,加上报馆上司认为他应该去做记者,杜南发便在报社留了下来。当记者时,刚好报馆出了一份新的小型报纸《快报》,初由老一辈编辑主持,销路不太好,便让给年轻人,杜南发大胆改版,屡创新意,很快销量上升,让他发现报章新闻在严肃之外的创意趣味。杜南发紧接着向报馆领导建议,试编一个供年轻人表现新意的文艺副刊园地。总编辑说:“大报的文艺副刊很重要,不能给你们这些小毛头拿来玩。《南洋商报》有一个小开《南洋周刊》,就拨个版位给你们试看看吧。”杜南发为这个新副刊取名《浮雕》,最开始几期,整版的稿件都是杜南发一个人顶,换不同的笔名写诗、小说、散文、评论,还根据新闻写海内外文化动向,引进版面设计的新概念,反响良好。最终,报馆高层决定让杜南发负责《南洋商报》的文艺副刊。杜南发一接手,就给副刊取新名为“文林”:“武术界有武林,文艺界就要有文林。武术界有高手,文艺界也有高手。”

杜南发说,他的文学引路人是大学时的老师王润华,王润华介绍他认识了有“小巨人”之称的台湾著名出版人沈登恩。后来,柏杨出狱后第一次获准离开台湾,便是由《南洋商报》邀请到新加坡访问。台湾当局要倪匡做担保人,倪匡一到新加坡就找杜南发,因为沈登恩告诉他:“到新加坡,你一定要找这个人。”畅谈后,柏杨、倪匡都建议杜南发到台湾采访。杜南发向报馆提出到台湾和香港采访名家的计划。

台湾之行中,杜南发采访了陈映真、高信疆、痖弦等人,也结识了古龙、高阳等许多作家。当时正是台湾《中国时报》和《联合报》的鼎盛时代,两大报的副刊主编高信疆和痖弦都成为杜南发的好友。如今高信疆已故,杜南发回忆:“高信疆是我公开承认的启蒙导师,那次访问对我是一个启蒙,眼界大开,观念大开。之前我负责副刊,观念比较传统。高信疆告诉我,副刊可以是整个报纸中重要的一环。副刊的‘副’字,不应该只是附属的概念,可以是一个主导的概念。”

台湾之行计划中,杜南发还想找台静农谈谈鲁迅,无奈威权政治还未解冻,台静农答复:“千万不行!”随后杜南发到香港采访,倪匡带他去采访金庸。事后倪匡才告诉他,金庸先是拒绝:“我接受访问多了,没有什么意思。”倪匡劝:“这位小朋友挺有意思的,见他一下嘛。”金庸说:“好,见了觉得有意思,当天晚上就留下来吃饭。没意思呢,访问完就说当晚有一个饭局,意思是下逐客令。”结果相谈甚欢,金庸请杜南发留下来吃饭,还打电话叫温瑞安过来作陪。这批台港名家的访谈录后来结集成为《风过群山》。

杜南发认识董桥是因为女作家蒋芸。“我们那时候都叫蒋芸作‘蒋清秀’。她负责一本《清秀》杂志,在香港很有名,董桥在那儿写专栏。”多年后,杜南发和董桥有一个共同的爱好:书画鉴赏。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一位中国教授在新加坡办展览,杜南发到现场,看中一幅吴湖帆的作品,当时月薪才不到两千块,那幅画要价四千块,但他实在喜欢,便咬牙买了下来。回家后慢慢研究,越研究越发现不对,后来找行家来看,才知道花两个多月的薪水买了一件赝品。杜南发心里很不舒服,苦读张珩的《怎样鉴定书画》,算是入了门道。

1993年,杜南发在廉价书堆里偶然找到鉴定家杨仁恺的《国宝浮沉录》初版。此书印刷质量不高,但杜南发读得津津有味。两三个月后,杨仁恺刚好到新加坡,杜南发去采访,直接问起他发现《清明上河图》的事,杨仁恺觉得很惊讶。一席谈后,杨仁恺邀请杜南发到辽宁省博物馆去看书画,作报道。杜南发专程到了沈阳,杨仁恺亲自带他到库房里,把馆藏的重要名作都看了。后来,杜南发出版古书画记《美的足迹》,杨仁恺作序。



回顾人生,杜南发自认兴趣转过三轮:早期喜欢政治、经济、科技;大学之后开始写诗,后来到了报馆,也算跟文学在同一条线上;中年以后喜欢书画。在品评结缘的风流人物后,他感慨:“历史上太多浮浮沉沉的故事了。当年很红的人,后来可能不行了,当时无人问津的人,后来发现是个人物。每个时代有世俗的价值,跟时间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当代有当代的价值判断,可是,经过长时间,这个人是有什么样的位置,就会越来越明显了。一切都逃不过时间。”


新加坡报业避免竞争,保持

独立
“林语堂的东西送给我都不要”


时代周报:1973年你到南洋大学文学院读书时,人文气息厚重吗?
杜南发:我觉得南洋大学是一个很有人文风味的大学。南大创校于上世纪50年代,因为历史因素,当时未能从中国大陆聘请学者,中文系老师多来自港台和海外,像凌叔华、苏雪林、刘太希等,南洋大学和三大学院的题名书法也请当时在台湾的于右任题写,建校纪念碑则由佘雪曼所书。



我70年代初就读南大,中文系老师主要来自台湾的政大和师大,或早年由大陆到港台的学人。我那时最著名的教授是以研究庄子闻名的王叔岷和甲骨文专家李孝定,都是30年代北大出身的学者。或因李孝定的古文字学太艰专枯燥,王叔岷的庄子较有空灵情趣,当时同学多喜欢王叔岷,认为王高于李,都说王叔岷是镇系之宝,现在回想起来,两位都是一代名家,各领风骚,实在不应如此轻率乱分高低。

在南大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古今二王”,即教古文的王叔岷和教当代比较文学的王润华两位老师。“古王”让我真正领略中文之美,“今王”是引我走入现代文学创作世界的恩师。我们是在第三年才能修王叔岷的课,他以研究《庄子》闻名,当年他在台大讲《庄子》,上课时窗口都挤满人潮,被誉为“说《庄》惊动杜鹃城”,我们都很希望他开《庄子》课,不料系里列出的课竟是无人知晓的《刘子》!我们找遍诸子百家也无此人,到开学时才知道原来是南北朝的散文家刘晝。那真是一个心灵震撼、一个难得的机会教育,原来做学问的功夫之一,就是要能于无声处听惊雷,冷门僻处发现精彩,就如《刘子新论》这样值得细细品味的美丽六朝文字。我们读的是收录在《四部刊要》杂家轶书部分的抽印单行本,薄薄一本,王叔岷只精选四五篇,就讲了一整个学期,自然十分细致深入。这堂课,对我最大的收益是真正认识了文字的魅力,例如“含奇佩美”一词,用“含”字形容光华内蕴之德,用“佩”字形容身外之美,内外有别,概念形象生动,可见中国文字内涵之美,难怪古人有“一字师”之说,每字每句都得认真讲究,运用得宜,每个字都有自己鲜活的生命力。特别是文学,讲究的就是文字。

时代周报:你如何看林语堂任南洋大学第一位校长的历史?
杜南发:我觉得林语堂对不起南大。创办南洋大学的领导人陈六使想把南洋大学办成一个好大学,当然想请著名的学者来当校长,因为上世纪50年代已经不可能请大陆有名的学者过来,有人建议请人在美国、学贯中西的林语堂,他真高薪把林语堂请来了,没想到林语堂没有从华侨苦心建校的角度来看待这是一所初生待哺、需要培育成长的新生大学,而是从美国的标准来看南大,一来就高姿态要求按美国一流大学的水准办校,包括薪水、学制等都要一夜改变,道不同不相为谋,陈六使不愿南大蒙受损失,自己掏腰包赔了林语堂一大笔钱,请他走人。

林语堂完全不愿理解南洋华人建校的苦心和地方实况,离开后还在台湾报章上把问题政治化,以“反共有功”自居,就这点而言,我就觉得他在道义上不对。所以,身为南大生,我有好几次遇见林语堂的书法,价钱也不贵,但我完全不愿收藏,讲难听一点,林语堂的东西送给我,我都不会要。这不是金钱上的问题。

写诗要有“人间味道”

时代周报:你在大学有许多诗作,工作以后还写吗?
杜南发:刚进入社会时感触较多,写了不少,现在只偶尔写,多未发表。早年我特别喜欢杨牧和郑愁予,近年反而喜欢戴望舒的一些诗,尤其是像《萧红墓畔口占》那样的短诗,简简单单,平淡中见深味。太过花哨的诗,像徐志摩,虽然很美,一下就让人进入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浓得化不开,心就静不下来,只有平淡中见味道才是真味,有心灵宁静之美,深情自在,便有人间味道。所以近年来,我也尝试写短诗。

时代周报:我访问痖弦先生,他早年写过诗,但他把编辑的意义看得很庄严,不太喜欢人家说编辑是为人作嫁衣裳。他认为现在写一首诗,在世界上的影响,老实讲很渺茫,但是如果一个副刊一纸风行的话,对社会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杜南发:当年他也给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写诗要胸无片云才行,搞报纸杂务太多,我却觉得这是观念和认识的问题。我的人生观早期受存在主义影响,后来是佛家的“活在当下”。因为人虽有过去现在未来,但真正唯一能够把握的只有当下,其他你都管不到,既然管不到就不要为其所困扰,认真做好当下该做的事就好。

所谓生活,生是状态,活是态度,人既然必须生活,就应该活字当前,即使未必能做自己喜欢的事,但仍应如禅宗说的“活泼泼来去无牵挂”地去做,所谓境随心转,一转即活,就是快乐。所谓快乐,不是大吃大喝有钱就很快乐,快乐是一个知足的状态,因为知足,才能从容而自在。但快乐和知足的前提必须是认真和清醒,认真才会明白究竟,清醒才能知道自己的状态,否则只是官能的堕落,心灵的失落。我做任何工作,包括收藏、写作,都是这个心态。

所以,说当编辑是为人作嫁衣裳或说能够引领时代,都行,重要的是要有认真去做的态度,所谓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就是活在当下,尽我们的本分,全力以赴,对得起自己的责任和机缘,就能自得其乐。

时下报纸副刊,实用性取代文艺性

时代周报:你在新加坡从事新闻工作三十多年,新加坡的报业为什么发展到现在集中在新加坡报业控股一家?
杜南发:这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早期有多家大小报纸,我1977年进报馆时,华文报就有四家:《星洲日报》、《南洋商报》是大报,《新明日报》、《民报》是属于销量上比较少的报纸,还有一些更小型的报章如《国际时报》等。因竞争激烈,新闻品质较差,小型报纸陆续关闭,大报盈利也很薄。随语文教育的政策改变,当局担心华文报成为夕阳产业,就主动说服报业进行合并,先是华文报合并,继以华文和英文报业再大合并,才组成新加坡报业控股。



据我所知,这一系列合并,应是亚洲报业史上的创举,报业控股的成立,有效的经营,维持了市场秩序和提高专业水平,成为行内的学习对象,例如中国上世纪90年代初组织报业集团之前,广州、上海、北京就有许多同业都到报业控股来考察研究这一经验。

时代周报:在这种格局之下,现在新加坡的报纸存在竞争吗?
杜南发:新加坡有独特的建国模式,有人简称之为务实+成效,我觉得新加坡报业的经营模式也有这个特色。报业控股管理统一,避免了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但各报编辑部却是独立运作,财务也独立计算,因此就得遵守市场力量的规律,优胜劣汰,就得保持专业上的竞争。这一体制,兼具弹性和稳定,达到有效管理的效果,其独特性或许外人难以理解,但新加坡国家的成功经验,不也是如此与众不同吗?

时代周报:新加坡的新闻管制严不严?
杜南发:不能够说没有管制,毕竟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自由的媒体,各媒体至少都会受到公司老板利益的“管制”。但新加坡是属于“依法管制”,主要有国家法规、社会法治和内部自律三大部分。例如绝不能逾越种族、语言和宗教这几大敏感红线,大家都明白和同意这是新加坡立国的基本社会原则;此外主要的“管制”就是法律,有触犯就依法解决,编辑部的“自律”就是为了守法,避免触犯法律。当然还有市场规律的“管制”。

时代周报:新加坡有没有狗仔队?
杜南发:新加坡重视合理的隐私权,法律很严,不能像狗仔队一样跟踪、肆意揭人隐私,否则就要面对法律后果,社会舆论也不会赞同,最终会影响传媒的形象和市场利益。

时代周报:现在看来,金庸那个文人办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杜南发:金庸是属于市场型的文人办报,早期的文人办报如梁启超、章士钊等都是为了推动政治或社会改革理念而办报,目的是政治和社会影响力而不是盈利。金庸是很清楚市场力量的,所以他最早创办的就是一份以中下层读者为对象的消闲性都市报,《明报》和最后的《现代日报》也是同样的考量,他是很精明的经理人,有现代经营理念,业务管理抓得很紧,连他的好友倪匡要加点稿费都得和他“斗法”。《明报》后来成名的文化定位,当然和他是知识分子有关,但也是因时应势,是一种对市场空间的准确把握,如后来林山木办《信报》,也是一种独具匠心的有效定位,才能成功。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应该都是属于文化型企业家,有如苹果的神话英雄乔布斯把握人性美学的市场定位创新。

其实报章的性质,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都是一种供需关系,如在鲁迅的时代,社会仍延续清末以来重文的风气,上海报章就有许多很有影响力的文艺副刊,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大家要看武侠小说,所以文艺副刊都登武侠小说。后来武侠小说连载没人看,就不再有这样的内容出现。今天大家都想要投资,要看娱乐,报章副刊版位都登股票投资和娱乐八卦去了,现在的报章杂志,所谓“实用性”副刊早已取代文艺副刊,这是时代的变化,有需要就有供应。有什么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报纸,因为大众传媒是一个商业的运作模式,必须反映这个社会。如果今天社会文化大兴,商人办报的方针就会立刻变成文人办报了。

但报章在性质上还是一份文化商品,是精英文化或大众文化,都是一种定位的选择,是由社会和市场决定的。


互联网影响报纸,应“感到兴奋”

时代周报:今天互联网对报业的影响,在新加坡表现得明显吗?
杜南发:这种影响必然会发生的,但就目前的情况,冲击还不算太大,主要或许是因为新加坡地方小,报纸容易拿得到,且提供很多本地新闻,互联网不一定会有,加上互联网消息泛滥,真假混杂,可信度是个问题。

我觉得报纸跟互联网的关系,要看本质而非表象。本质上两者都同样是传媒,只是载体不同。作为载体,纸张一定不如电子,迟早会被取代,但真正的竞争却是在内容的价值上,传统报纸内容最大特点就是可信度。例如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国度,街头的餐馆都不太碰,因为没有把握,要安全就会选择比较正规的餐馆,因为其所提供的食物品质还是比较可靠的,就是可信度。

因此,未来的电子媒体世界,还是会分主流和非主流,其分野就是可信度,就如当今社会的名牌崇拜。名牌价格昂贵,虽有因虚荣心而产生的泡沫,但也有一定的品质保证,没有好品质的名牌是站不住的。所以可靠的品质和价值,是未来媒体存活的很大因素。从媒体行业来说,新媒体并不可怕,它只是改变了载体和一些游戏方式。

时代周报:很多老报人对报纸的前途都蛮悲观的,讲起来特别伤感。
杜南发:我觉得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庄子最了不起的就是叫你换一个观念来看,一个空碗,似乎一无是处,却可以是有无限可能的空间。报纸跟互联网的关系,应该从本质上去理解。报人的角色是提供精彩的报道和观点,载体或经营形态的变化,不应该影响这一本质。或许我们可以对报纸这一载体的前景悲观,但没理由对传媒的角色感到怀疑,甚至应该要对电子新载体所带来的新空间和新机遇,感到兴奋才是。这时候最重要的是冷静的思考,改变运作观念,包括营运模式,因为这是一个新时代诞生的重要时刻,我们有机会身处其间,何其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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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 星洲办报绝招 《笑傲江湖》即撰即印
发布/2016年8月24日 3:30 AM
文/赵晓彤
来自/联合早报

查良镛于1967年在新加坡创办的《新明日报》连载《笑傲江湖》,图为第十四回《孤山梅庄》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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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美玲 曾宪隆 杜南发/图

香港文化博物馆将于2017年初成立常设“金庸展厅”,细说一代文人查良镛(笔名金庸)传奇。查良镛乃香港《明报》创办人,也是名满天下的武侠小说家,《明报》特策划《金庸专辑》,隔周二刊出,缕述查先生之办报及其武侠小说种种。《联合早报》获《明报》授权隔日转载,以惠金庸的广大读者。

杜南发说,1982年金庸带着一班朋友到新加坡住了一个星期,当中包括倪匡夫妇、沈登恩夫妇、高信疆夫妇、董千里夫妇等人。最初他们住在香格里拉酒店,后来因为沈登恩爱吃文华酒店的鸡饭,所以他们住到一半便全部搬到文华酒店。那个星期,金庸是去度假的,杜南发天天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常常在酒店里玩show hand,杜南发不懂玩,就看着他们玩,他发现金庸很沉得住气,赢得较多。

以后,金庸每隔一两年都会到新加坡休息一趟,每次都是住在香格里拉酒店的花园翼套房,都会约杜南发见面。多年来,无论人前人后,杜南发始终称金庸为查先生,他说是因为尊重。“查先生每次都会带一个大行李箱来,里面密密麻麻都是书,他其实是来新加坡看书的,很少外出,出去可能也是吃个饭,很少观光。我觉得他主要是换个环境吧?因为家里是一个环境,到外面是一个环境,而且当时还没有用手机,受打扰的机会不大,没有人知道他住在这里啊。”

外表文静内心活泼

杜南发说,金庸的性格就是静。“查先生的真正内心是蛮活泼的,但外在性格就很安静,甚至有点腼腆。你跟他讲话,如果你没有办法很好地交流、沟通,他一般的回答都是很短的,不会长篇大论。因为这样的性格,他到新加坡来,多数时间都在酒店房间,就没有说会特别喜欢到哪些地方,特别喜欢找哪些人,特别喜欢吃些什么。”杜南发记忆中,金庸早期到新加坡多数住国泰酒店和莱佛士酒店,后来是文华酒店,80年代以后就一直住在香格里拉酒店。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他到新加坡主要是到《新明日报》报馆。

金庸与新加坡报业的渊源很深。杜南发记得金庸在1960年代初就跟当地的《南洋商报》合办一份《东南亚周刊》,逢星期日随《南洋商报》赠送。“这表示在这之前他们已有来往,因为出版一份刊物总要有一些沟通,特别是当年通讯不方便,所以金庸是一定会到新加坡来的。当时新加坡就两份大报,一份是《星洲日报》,一份是《南洋商报》,而《南洋商报》跟香港的关系比较深,当时它有驻港办事处,曹聚仁、鲍耀明都曾在里面工作。”他记忆里,这本周刊出版了两至三年。

1967年,金庸与新加坡的驱风油大王梁润之,每人出资50万新元创办《新明日报》。“新”是梁润之原本在当地创办《新生日报》的“新”,而“明”则是香港《明报》的“明”。杜南发表示,很多人以为金庸是因为1967年香港暴动,他被列入暗杀名单才会到新加坡办报,其实那是时间上的巧合,据他所知,金庸在1965和1966年,已多次到新加坡考察当地报业。“金庸是纯粹从一家报社要扩展业务的角度去看这件事。那时候,他已有跨界办报的概念,就是要走出来,扩展到境外。”

1967年《新明日报》创刊,当时所用的许多材料,包括副刊、中国动向的新闻特写等,都是由香港《明报》供稿。金庸原先是在《南洋商报》连载武侠小说《素心剑》(后改名为《连城诀》)的,在《新明日报》创刊后,金庸便在《新明日报》独家连载他的武侠小说,第一篇是《笑傲江湖》。为了让这份报纸更有优势,金庸甚至空邮最新的小说到新加坡,让《新明日报》比《明报》提早三天刊登。

新加坡《新明日报》出版后不久,马来西亚版也出版了。最初,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新明日报》共用同一版面,后来因两地政策不同,便分为《新加坡新明日报》与《马来西亚新明日报》,惟副刊、小说稿件仍是港、新、马三地共用。杜南发说,金庸认为在新马两地办报较香港困难,但创报不久,《新明日报》已是当地销量最高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

眼光独到虚心学习
杜南发说,1970年代末期,新马两地政府修改法例,规定外国人不可以持有本地报章超过百分之三股权,金庸便把自己的股份全部卖出。杜南发笑言自己是“吾生晚也”,来不及见证金庸在新加坡报业叱咤风云,也来不及与他共事。不过,在两人的相处中,他总是感到金庸十分关心报业的发展。他记得有一次,金庸夫妇到新加坡,杜南发请他们外出吃饭,那时刚好一个报贩在卖《新明日报》和《联合晚报》,时任《新明日报》总编辑的杜南发,买了报纸送给金庸。金庸低头翻着报纸,说:“香港如果再出版这种报纸,应该会受欢迎。”杜南发点头同意。那是1990年,香港的夜报只剩下寥寥一两份,而在新加坡的晚报市场,却因为《新明日报》与《联合晚报》互相竞争,迸发出许多火花而令市场蓬勃。“我觉得当时香港仍是有晚报市场的——我说的是没有手机和网络的时代,晚上,香港街头人来人往,而且满街都是报摊,如果有这样一份报纸,内容又捕捉得好的话,是有市场的。”杜南发说。

一个月后,金庸再到新加坡,在香格里拉酒店住了一星期,天天都买《新明日报》和《联合晚报》,还特意到报摊看报贩怎样卖报、哪些人在买,仔细研究。1993年,明报集团在香港推出小开报纸《现代日报》,但出版仅一年,于1994年停刊。

“这份昙花一现的《现代日报》,原来跟新加坡的《新明日报》和《联合晚报》有一份因缘、关系,其实当时查先生已经准备退休,但他仍然关注《明报》,关注报业的发展,这反映他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

即日撰小说防外泄

金庸的报业大本营始终是香港《明报》,所以即使经营《新明日报》期间,也不会常去新加坡,当地报社也没有一间金庸专用的办公室,他也没有安排一张属于自己的椅子。每年,他会过去一两次,住在酒店,下午回到报馆,办事时就坐在总编辑的位置,多数时间坐在总编辑办公室内的沙发看书、看报纸。

唯有一次,金庸在新加坡住了整整一个半月,就是“六七暴动”期间,杜南发因而知道金庸在这段日子是怎样写小说的——此事是报馆前辈林玉聪告诉杜南发的。“那一个半月,金庸基本上天天都来《新明日报》,来往的路线就是报社跟酒店,当时总编辑怕金庸的小说内容会泄露出去,就叫小说版编辑林玉聪搬进总编辑的办公室。林玉聪看着金庸每天下午两点多回来,回来后就在沙发那边坐一坐、看一看报纸,然后到总编辑的位置开始写小说。”那时候金庸在写《笑傲江湖》,他把原稿纸平放在桌上,抽一根烟,构思小说,想好以后便开始动笔,排字房的同事就在门口等候。金庸每天写三张原稿纸,每天非常精准地写1200字左右就停笔,写好第一张纸便立即交给排字房同事拿去发排,写好第二张纸又立即交给同事……“当然,同事排字后会打印出来给他看,但他的习惯是写完就停,没有多写,没有提早写,都是当场写,写完也不会重看——他的原稿改动很少,这表示他的思想很缜密。”杜南发说林玉聪保留了金庸十多天的手稿,在2007年全部转让给杜南发。

访问当天,杜南发特别带来一份金庸的手稿,内容是报章连载版《笑傲江湖》第十四回《孤山梅庄》。40多年过去,薄薄的稿纸已微微泛黄,而纸上的文字仍然干净清晰。杜南发仍在小心翼翼地保存着这些手稿,如在保存一段新加坡报业的岁月,一段相识相知30载的情谊。

【第六回 专访杜南发】

杜南发与金庸,因为一个越洋访问而相识。那是1981年春天,下午,来自新加坡《南洋商报》的副刊主编杜南发与倪匡同行,按响了香港半山区金庸家的门铃。应门的正是金庸,他的国字脸上布满亲切笑意,给杜南发的第一印象,就像一尊笑意盈盈的弥勒佛。他们走进那个四壁皆书的客厅,杜南发靠近书柜一看,大部分是有关佛教的书籍——那时,金庸正潜心研读佛学。金庸笑道:“大家随便聊聊好了。”他们从创作谈到文学观,谈到宗教信仰,不知不觉来到晚上,金庸邀请杜南发与他的家人及倪匡、温瑞安一起晚饭。杜南发比金庸年轻差不多30岁,金庸却感到与这个年轻人很投缘,翌年还特意到新加坡找他。以后每到新加坡,总是会找他。转眼便是30多年,如今杜南发头发已半白,他们仍是好朋友。
关于杜南发

新加坡资深报人、作家。毕业于南洋大学文学院,上世纪70年代加入报界,先后任职于《南洋商报》《快报》《联合晚报》《联合早报》《新明日报》,并参与华文报改革。2014年从《新明日报》退休,退休前为《新明日报》及《联合晚报》与联合新闻部统筹总编辑。著作包括《古寺温泉》以及合著《诸子百家看金庸》等。现在的社会服务职务为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董事,新加坡福建会馆文化主任。

金庸专辑网址 http://bit.ly/2bKeD6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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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南发:金庸对匈奴史感兴趣曾想写历史小说
发布/2018年10月31日 3:30 AM
文/谢燕燕, 侯佩瑜
来自/

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是《新明日报》1967年3月18日创刊时,金庸(中)与梁润之(右二)在创刊酒会上的合影。(档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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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查良镛的金庸,除了在香港创办《明报》,1967年更在新加坡合办了《新明日报》。他除了是武侠小说家,还是华人世界里的著名文化人和报人。

武侠小说泰斗金庸与新加坡最深厚的渊源,是他找上本地风油大王梁润之,于1967年合资创办《新明日报》,而在多年后出任《新明日报》总编辑的本地文人杜南发,则是金庸在新加坡交往甚密的知交。不过杜南发认识金庸时,还不是《新明日报》总编辑,而是《南洋商报》副刊主编。

聊起汉军与匈奴战役 萌生写历史演义小说念头

金庸原名查良镛,他除了是名满天下的武侠小说家,还是华人世界里的著名文化人和报人,是香港《明报》创办人。他在1966年到新加坡考察时,发现华族人口占大多数的新加坡只有两份华文日报,于是萌起在新加坡办报的念头,这才有了后来的《新明日报》。

杜南发昨晚受访时也谈到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那便是在金庸停止写武侠小说后,杜南发曾说服金庸改写历史小说。

杜南发回忆说,有一次金庸来访,和往常一样住在香格里拉大酒店。两人见面时聊起近况,杜南发当时正在研究西汉名将李广之孙李陵,两人由此聊到汉军与匈奴之间的战役。金庸当时很感兴趣,杜南发便建议他写历史演义小说,金庸当时兴致勃勃,认为写历史演义确实有意思。

杜南发说:“可惜的是金庸后来太忙,又或者因为其他各种原因,他虽有兴趣却始终没执笔。”

那次闲聊勾起金庸对匈奴的莫大兴趣。杜南发说,金庸在英国剑桥大学修读博士学位时,博士论文原本是要写匈奴历史,后来却因为他看不懂其他语文的原材料和历史文献而作罢,只好改而研究唐朝历史。他研究的是唐代东宫太子拥有军队对唐朝政治的影响。

带一行文友游新 杜南发天天做伴

杜南发说,他是在1981年担任《文林》主编时,在倪匡的引荐下到金庸位于香港半山区的住家登门造访。原本拒绝受访的金庸,和杜南发聊开后谈得很投机,两人从下午2时多谈到傍晚时分,金庸还邀杜南发与他的家人及倪匡、温瑞安等一起用晚饭,大家聊到晚上10时方散去。

隔年金庸带了一班朋友来新加坡度假,杜南发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当中包括倪匡夫妇、沈登恩夫妇、高信疆夫妇、董千里夫妇等人。最初他们住在香格里拉大酒店,后来因为沈登恩爱吃文华酒店的鸡饭而搬到文华酒店。

杜南发记得1982年之后,金庸来新的次数不多,但也有好几次。每次来,两人都会见面聊天,而他到香港时,只要联络金庸,对方一定请他吃饭。

1993年,杜南发出任《新明日报》总编辑时,还和金庸通了电话。金庸在得知自己交往了10余年的新加坡朋友即将出任自己当年创办报章的总编辑时,特地致电恭贺一番。

《新明日报》在2007年庆祝40周年时,杜南发带领当时的新明团队出版新明日报40周年典藏书《重新发现——城市新闻的时间旅行》,还飞到香港把新书送到金庸手上。他记得那时的金庸,行动时手持一支很精致的手杖。

2016年6月15日至2017年5月31日,配合香港文化博物馆成立常设“金庸展厅”,香港《明报》策划了《金庸专辑》,每隔两个星期刊出,详述金庸办报和写武侠小说的种种。《联合早报》当时曾获《明报》授权隔日转载,以惠金庸的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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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新加坡办报 文人风格以天下为己任
2018/10/30   维加斯新闻报
金庸新加坡办报 文人风格以天下为己任
           (中央社)新加坡报人杜南发今天表示,金庸最大贡献是在星创办「新明日报」,以文人办报,发挥知识分子力量;在印尼,金庸小说翻成印尼文,许多词汇是用闽南语音译。
      香港「明报」今晚7时28分在网站张贴短讯,表示「明报创办人、著名作家查良镛(又名金庸)逝世,享年94岁」。媒体报导,金庸今天下午在香港养和医院逝世,亲友随侍在侧。
      新明日报前总编辑杜南发今晚表示,他与金庸从1981年相识迄今,平常往来密切,是很好的朋友。金庸最大贡献是在新加坡创办「新明日报」,
1960年代的新加坡媒体仍属于传统南洋报纸型态,金庸创办新明日报,成功带进香港媒体经验与特色。
      杜南发说,新明日报是新加坡都市报中重要报纸之一,对新加坡华文报业扮演重要角色。金庸一直到1980年代新加坡法令改变才卖掉股权,退出新加坡报坛,但仍关注新加坡报坛发展。
      对于金庸的角色,杜南发认为,金庸是很成功的文人办报,或文人企业家,始终如一地扮演知识分子角色。金庸虽然在企业营运上是企业家,但观念与知识上仍拥有知识分子角色与良知,他不是传统的书斋文人,而是「以天下为己任」胸襟与抱负的知识分子,用这种态度经营报纸,报纸自然能发挥独特的文人风格。
      杜南发强调,知识分子大多著书立说,金庸则以办报纸发挥知识分子的影响力,也展现参与社会的积极精神。
      新加坡文字工作者陈士铭表示,金庸1960年代到1970年代中期在新加坡非常活跃,他的小说在报纸上连载,有非常多的忠实读者,老一辈新加坡华人茶余饭后讨论他的小说情节。
      他说,虽然年轻一辈新加坡华人多半不了解金庸曾在新加坡办报这段历史,然而,新明日报至今已成为新加坡非常重要的晚报之一,报导第一手的重要政经与社会新闻。
      在印尼土生土长的华人也爱看武侠小说,19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开始有梁羽生、金庸的印尼文小说连载,金庸的「碧血剑」、「射雕英雄传」、「倚天屠龙记」、「飞狐外传」等都有印尼文版出版,直到80年代还有新译本出现,广受欢迎。
      39岁的印尼资深媒体人邱烈丰表示,他听长辈说,在他出生之前,金庸的印尼文小说在当地就广为流传,只是翻译者未注明是金庸原著作品,像是印尼华人许平和(Kho Ping Ho)就是早年大量把金庸小说翻译成印尼文的译者,后来转而成为印尼武侠小说名家。
      邱烈丰举例,像是「碧血剑」的印尼文版名为「金蛇剑」,「天龙八部」则变成「大理国的英雄」,在印尼也没有注明是金庸的作品。
      邱烈丰说,金庸的每一本小说几乎都被翻译成印尼文发行,至今仍被保存。
      金庸武侠小说的印尼文译者大多是印尼土生华人,而土生华人多是闽南人的后代,所以在翻译金庸小说时也多用闽南语的音译,像是「射雕英雄传」变成Sia Tia Uwenghiong,男主角郭靖的译名变成Kwee Ceng。
      在小说人物的称谓上,闽南语发音的「师父」是Suhu,女侠则是Lihi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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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请他吃饭,并叫温瑞安来作陪,古龙拉他上车当“人质”

原创上上微览2018.10.17我要分享


文 | 李坤

我是偶然读到《古寺温泉》,才知道杜南发先生的。

杜南发,1952年生,祖籍福建晋江,新加坡人。长期从事新闻工作,资深报人,作家、诗人和书画鉴赏家。

杜南发与倪匡友善,到香港时就住在倪匡家里,是唯一受邀在倪匡家住宿的朋友。杜南发要采访金庸,金庸因为要求采访的太多,不大愿意接受。倪匡说:“这位小朋友挺有意思的,见他一下嘛!”金庸说:“好。见了觉得有意思,当天晚上就留下来吃饭。没意思呢,访问完就说当晚有一个饭局,意思就是下逐客令。”

结果金庸不仅请杜南发留下来吃饭,还打电话叫温瑞安过来作陪。

杜南发写了《长风万里撼江湖——与金庸一席谈》发表在《中国时报》上,后被沈登恩先生编入《诸子百家看金庸》一书。

金庸后来写给杜南发八个字:“诗圣主国,朱雀南飞”,其中隐藏着“杜君南发”四个字。

杜南发有一次去台北,倪匡和女友开车到机场接他,柏杨在酒店设宴。古龙不请自到,忽然出现,当场把所有的人都拉走。杜南发是客人,古龙就把他拉上自己的车当“人质”,倪匡等不能把客人扔下不管,只得紧跟古龙的车。古龙一进家门就把大门锁了,随手把钥匙一丢,不知扔到哪里去了。大家立刻傻了眼:没有钥匙出不去!没奈何,只好陪古龙喝通宵。

杜南发说:“我喝酒是在古龙家里学的,以前我不太喝酒。”第二天中午起来,大家饥肠辘辘,满地找钥匙,古龙也陪着找,最后搬开大沙发才找到,才开心地出门,又喝酒去了。

1984年,蔡志忠先生第一次到新加坡,在一个饭局上认识杜南发,一顿饭时间即成为好友。杜南发推荐蔡志忠看李渔的《闲情偶寄》,蔡志忠认为这可能是自己“漫画中国思想系列”的缘起。

2011年12月14日,杜南发偕同夫人到杭州西溪地大师楼住了两晚,与蔡志忠饮茶喝酒大话当年。蔡志忠学金庸,送给杜南发十四个字:“发现南洋杜君人品文笔道出赤心”,逆向隐藏着“赤道文人杜南发”七个字。

蔡志忠刚刚获得一方印章,刻着阳文“第一希有”,是佛经语。在画赠杜夫人的《渡江达摩》画上,蔡志忠第一次钤上此印,因为他认为杜南发是“踩在赤道上的第一希有文人”!

1994年,杜南发在书店的廉价书堆里偶然找到鉴定家杨仁恺先生的《国宝沉浮录》初版。两个多月后,恰好杨仁恺到新加坡,杜南发作为《新明日报》的总编辑,亲自去采访,开口即问起杨仁恺发现《清明上河图》的事情。杨仁恺先生很惊异:“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件事。”

之后,杨仁恺先生邀请杜南发到辽宁省博物馆去看书画。杜南发到了沈阳,杨仁恺先生亲自带他到库房里,将馆藏的重要名作都看了,主要有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张旭的《古诗四帖》、怀素的《论书帖》、陆游的《自书诗》、董源的《夏景山口待渡图》、宋徽宗的《瑞鹤图卷》、宋高宗的《洛神赋》、朱熹的《七月六日帖》和《大学或问诚意掌注疏手稿》、文天祥的《木鸡集序》、赵孟頫的《红衣罗汉图》和《鹊华秋色图》、王蒙的《太白山图》、北宋张择端和明朝的仇英以及清朝陈枚等所作的三幅《清明上河图》(其中张择端的真迹正是由杨仁恺先生考证出来)。

之后,杨仁恺先生还陪同杜南发夫四川省博物馆,一睹馆藏珍品,其中以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珍藏最为珍贵。

杜南发将上述珍品还有张先的《十咏图》、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傅抱石的《丽人行》等名品的流转次序以及围绕着这些珍品发生的故事,写成《美的足迹》一书,该书由杨仁恺先生作序,应该是最早以书画流传故事为主题的一本书。

作家亦舒笑他一个南洋小子,怎会有如此福分。杜南发自己也承认,能够去辽宁省博物馆看画,是一份生平难得的机缘。

杜南发的办公室里,还挂着郁达夫写给郑子瑜的名联“曾因酒醉鞭明马,生怕情多累美人”,也是因为机缘巧合,郑子瑜叮咛家属在自己身后送给杜南发。这是杜南发的收藏里最喜欢的一件。

他认为这副对联除了郁达夫的才气和透着性格的书法之外,最重要的是诗中的意气情怀,这两句诗和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同被誉为可以媲美唐诗的两大当代名诗佳句。

杜南发在《古寺温泉》一书中,介绍了日本的秘汤和中国唐代的古寺、辽代的应县木塔和光孝寺、南华寺,其中关于佛光寺的介绍分析,令人叹服。

二十世纪初,有日本学者声称,中国大地上已经没有唐代建筑,要看唐建筑,只有到日本去。此说虽然刺耳,中国的年轻学者梁思成,深知日本学者治学严谨,并不轻易下结论,既有此说,必是经过考察之后。但他很不服气,搜寻了五年,仍一无所获。一次偶然机会,梁思成在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书中,见到一张莫高窟唐代壁画《五台山图》,就到北京图书馆查阅明代记录五台地方志的《清凉山志》,对比之下,发现一个相同的名字“大佛光之寺”。

梁思成并无太大把握,也不知道佛光寺具体位置在哪里,但仍于1937年6月,和夫人林徽因以及莫宗江、纪玉堂两名学生,带着沉重的测绘设备,从北京出发,又在五台县换乘骡车,心情忐忑地跋涉在偏僻的山野。他们在深山里行走了两天,终于在夕阳西下的时候,一座古庙梦幻一般出现在他们的面前,有着硕大的斗拱和深远的出檐。“在山林间焕发着无限令人目眩的神圣光芒,照亮了近晚暮色中的整片天地”(杜南发语)。

由于人迹罕至,佛光寺蝙蝠成群,梁思成说:“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的臭虫,工作至苦。”但他们深知机缘难得,“早晚攀登工作,或爬入顶内,与蝙蝠臭虫为伍,或爬到殿中构架上,俯仰细量”,几天后,林徽因终于在东大殿梁上发现了隐隐墨迹,整个考察队伍继续努力,成功辨读了四条梁上的文字:佛光寺建于公元857年,正是晚唐建筑。

过后,林徽因在屋梁下见到“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的名字,又在殿前的唐代经幢上发现了同样的名字。梁思成和林徽因认为佛殿主就是出资修建佛光寺的施主,年轻的建筑学家本身是个女人,将成为第一个发现中国最稀奇古庙的人,而该庙的施主竟然也是一个女人,他们认为“”大殿佛坛上那个身着便装、谦恭地坐在平台一端的女人……正是施主宁公遇夫人本人。



林徽因与宁公遇的塑像合影并感慨:“我真想在这里也为自己塑一个雕像,让自己也陪伴这位虔诚的唐代大德仕女,在这肃穆寂静中盘腿坐上一千年。”

佛光寺的发现震惊世界,实际上在1922年,日本佛教美术者、净土宗学僧小野玄妙,是最早找到佛光寺的学者。1925年,另外两位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和关野贞,又来到佛光寺。但这些日本学者的眼光,集中在大殿内的佛塑像及两座唐代经幢,他们对古建筑一知半解,就轻率断定五台山所有的建筑都是明清建筑,以致于对这座唐代建筑视而不见。

杜南发于2002年第一次到佛光寺,考察了梁思成笔下“有如一座仙林”的大殿,确认东大殿的主角“三尊大佛”,是中国寺院最早出现“一坛三佛”组合方式的存世实例。这三尊大佛,分别是中央的释迦佛和两边的弥勒和弥陀,分别代表华严思想、涅槃信仰和净土信仰,体现华严思想“圆融无碍”的境界。

至于梁思成最重视的大殿北边木梁上“功德主右军中尉王”和“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佛殿主”不应是梁思成所说的“施主”,即出资兴建此殿的人。因为古代建造寺院的记录中,捐资者似乎未见有以“佛殿主”为名者,而在佛门术语中,“寺主”是佛寺的总负责人,“殿主”则是管理佛殿的负责人。在敦煌《五台山图》壁画中,绘有朝廷的送供使的图画,称为“送供天使”,朝廷确有送供使到佛光寺来作供养的记录,所以杜南发先生提出这是否是墨迹中“上都送供”的意思?宁公遇是否由朝廷派来佛光寺当“佛殿主”,负责供养佛祖祈福?

在唐代,除了五台山这座佛光寺以外,还有两座佛光寺,分别位于长安和洛阳两大京城内。唐代只有皇帝赐额的正式寺院才可以称寺,私建寺院不得称“寺”或“院”,天下寺院均为官寺。

唐宣宗登基后,下诏重修各地废毁寺院,其中就有五台山佛光寺,佛光寺既是由皇帝“特许修葺”,东大殿又由藩镇大员领衔、地方官吏实际参与兴建工作,显然是一座官方性质的寺院,而未必是宁公遇这位“女施主”出资所建了。

因此,杜南发对林徽因在东大殿坛上发现的那尊妇女塑像,究竟是否真的就是宁公遇本人,也就不无疑虑了。



杜南发认为,在中国古代寺院,似乎从未见有出自捐助者和神佛并列一坛的实例,敦煌的供养人,即使贵为天子或贵族,均仅绘于壁画或画卷上,并未有塑像,所以宁公遇何以能独有此殊荣?无论以宗教信仰或是人情世理,都难以说通。

所以这尊雕像虽是唐朝贵妇衣饰,但她应是一位天神界的人物,才可以和众佛菩萨同处于一个世界。

经过考证,杜南发发现,整个大坛的塑像都是依据“身份”所建,只有“宁公遇”雕像前面不远处的韦驮天将,大小规模与“宁公遇”相同,而且又都坐在同样的方形石座上,显然“宁公遇”应该是与韦驮同一级别的天人神像。

韦驮在佛经中称为“护法韦驮尊天菩萨”,简称“韦驮天”,在护法二十诸天中名列第十二,名列第十三的是另一位护法神“地天”。

地天,又称“坚牢地神”,佛经中称为“护法坚牢地神尊天”,在释迦成道时,地天从地涌出,为佛明证,佛陀曾对她说:“汝大神力,诸神莫及”,是一位主掌及保护、养育大地的女神。

唐朝开始,地天以女性形象出现,且多为贵妇造型。这尊“宁公遇”塑像,正是一位贵族妇女的形象,她身披云肩(和同坛文殊菩萨的云肩服饰类似),腰配金带,位置在韦驮之后,静坐在大殿最尾端的南壁下,有如庄严承载整个世界的大地之母,正脸的视线,朝向满坛神佛,仿佛正见证眼前一切法缘的发生和流转,十分符合护法神“地天”的形象。

所以,杜南发认为,当年林徽因把这尊塑像视为“宁公遇”,很可能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杜南发还指出,“地天”和韦驮,都在大殿南端,与此相对的大殿北端同一部分位置,却空荡无像,那里根据大殿造像全部成双(三大佛除外)的规律,本有两尊地位相等的护法神,一尊应该是与韦驮天将关系密切的韦力天将,另一尊应该是与地天关系密切的“菩提树神”(在释迦悟道时以菩提树为佛陀护法)。但这两尊像已经损毁或被盗,所以才使大殿两端应有的两组护法神,出现“不对等”的奇怪现象。

另外还有“功德主右军中尉王”,梁思成认为是唐朝大宦官王守澄,曾先后参与好几位皇帝的废立行动,当上“骠骑大将军、充右军中尉”,直接指挥有十万兵力的神策军右军,左右朝廷多年,后来政治失败,被唐文宗毒杀。王守澄去世三十年,东大殿修建,出资兴建此殿的宁公遇,应该是王守澄的亲人,所以才会在王守澄被杀三十年后,为他做“功德”而出资建立东大寺,还从长安把自己的塑像送到这佛殿上供养。

杜南发认为,唐代有一个特别的官衔称为“功德使”,由禁军司令兼任,负责管理天下僧尼,“安史之乱”后,宦官开始担任,负责修建寺塔、铸造佛像及举办盛大佛教法会,所以“功德主”,应是与“功德使”这个官衔有关,而不是所谓的“祈冥福”。

至于“功德主右军中尉王”,王守澄在被杀三十年后,还有亲人能为他大兴土木,兴建大殿,实在不无疑问。

经考证,杜南发认为这位“功德主右军中尉王”,不是王守澄,而是在他被杀后,同样姓王的宦官担任过唐宣宗时期的右军中尉,名叫王元宥。

杜南发对梁思成和林徽因高山仰止,认为他们都是一代名士,博学多才,识养高深。尤其当年他们千辛万苦,深入荒野工作,无论经过和成果,都令人钦佩不已。限于当年考察现场困难条件,偶有误读,自可理解。自己“聊备一说,有待高明”。

我认为,上述考证逻辑严密,符合宗教经义和世间道理,表现出杜南发先生精深的佛学、美学知识、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丰富的想象力和严密的论证,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杜南发先生的学识和文字,令我钦佩不已!

同样令人敬仰的,是梁思成和他林徽因。在日寇即将全面入侵的时刻和“蝙蝠惊飞、秽气难耐”的恶劣环境中,为中国建筑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我们似乎至今仍能看到林徽因在佛光寺东大殿上下求索的美丽身影.

“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上述关于佛光寺东大殿的考证,出自杜南发先生《古寺温泉》一书)

李坤:上上讲堂主讲,法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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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2 08:01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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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所提交的学位论文《论金庸散文》,是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 取得的原创性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 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 标明。 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饔i0 斛导 认 签 剔廖孑 旌一 彤 确年 p 似名日 j口口厂年/2月/z-El 砂 勘明/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河北师范大学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学 位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河北师范大学可以将学位论 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复制手段保 存、汇编学位论文。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 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做作者。四:者矗 指导教师c签孙船址 2口0 El c}年}t具Iz p日 沙r 己I 言 JI 口 如今金庸小说研究已有较多高水平的成果收获,但对金庸散文的研究却相当乏缺, 这凸现了对当前金庸研究的薄弱环节甚至是空白地带。关于金庸散文的评论,不管是从 数量还是从质量上都处于绝对劣势,与热闹繁复的金庸小说评论相比,金庸散文评论这 一地带更显贫瘠。 如要对金庸的研究更进一步深入,在一定程度上应借助对金庸散文研究。知其散文 而反观其人、反观其小说,视野会更加开阔,见解会更加全面,认识会更加深刻。对金 庸武侠小说的研究、对金庸精神世界的理解与把握,会有更多的裨益和借鉴。 “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金庸散文与其小说的关系;金庸散文的意义;金庸散文写 作中对人物取材的个人喜好"是本文研究内容、重点、难点。本文以《金庸散文集》和 《三剑楼随笔》中的篇目为主体研究对象,结合对金庸先生人格、性情,学识、经历乃 至金庸散文、小说的粗浅认识、理解和感触,运用归纳、对比、比较、例证等分析方法, 试对金庸散文做一探讨性研究。 一、金庸散文研究的现状、意义、价值 金庸以武侠小说名家,因此对金庸的研究,当以其武侠小说为首要成就来进行。如 今金庸小说研究已较为充分,有严家炎、陈墨、孔庆东等人的多部高水平著作问世,且 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但金庸原有大量散文、随笔、政论性文章,并不为大多数人所 知,对金庸散文的研究就更相当少见。关于金庸散文的评论,不管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 上看,与金庸小说的评论相比较,凸显苍白,显现出当前对金庸研究的薄弱环节。 如要对金庸的研究更进一步深入,在一定程度上应借助对金庸散文的研究。知其散 文而反观其人、反观其小说,视野会更加开阔,见解会更加全面,认识会更加深刻。可 以说,深入细致的解读金庸散文,对于金庸武侠小说的研究、对于金庸思想、人格及精 神世界的理解与把握,会有更多的裨益和借鉴。金庸曾在一次接受杜南发采访时说,“我 写社评,那是写真.写小说,那是写美。而佛学,是揭示善的。真善美,才是一个完整 的精神追求。”【1】 本文尝试以金庸的散文、随笔、政论性文章为主体研究对象,结合对金庸先生人格、 性情,学识、经历乃至金庸散文、小说的粗浅认识、理解和感触,对金庸散文做一探讨 性研究,希望能对金庸先生的散文有一个较为全面和系统的解读与概括,从而引发广大 金庸爱好者和致力于金庸研究的学者、专家的兴趣,把金庸研究的领域拓展得更广泛。 二、金庸散文的创作概况与背景、题材分类、创作动机 (一)金庸散文的创作概况与背景 一般读者对于金庸的印象,多半停留在武侠小说大师,以及脍炙人口的武侠作品上。 但金庸本身的成就,却不止于此。成功的报人、敏锐的社会观察家、才情洋溢的编剧家、 博学多闻的学者……,除了“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等十五部长短篇 武侠小说外,金庸的创作还包括了政论、散文、学术研究、剧本、述评等。后者中的大 部分,是自2006年9月,香港《明报周刊》杂志社独家授权师永刚工作室,结集经由 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金庸散文集》后,大部分读者才能得之一观。 2 金庸的散文创作主要从五十年代横跨九十年代,多是发表于《大公报》、《三剑楼 随笔》的专栏文章,以及曾在《明月月刊》、《中国民间艺术》等书刊上发表的文章, 内容涵盖历史考古、诗词联谜、琴棋书画、电影京剧、中西文学、文化生活、旅游札记 等等。 (二)金庸的散文的分类 金庸散文大致可分为三类: 1、 “看戏’’、“听歌"、“品舞"、“赏画"、“观影”类。“看戏”类的散 文,是金庸的京剧杂评,多从戏剧结构着眼,且多有评议与建议,有《谈(除三害)》、 《谈(庆顶珠)》、《谈(姚期)》等;“听歌"类的散文,是金庸对所听歌曲的感受、 感觉、感悟、感情,同时涉及到歌唱者的经历与演唱特点,有《黄虹八歌》、《谈几首 歌曲》等;“品舞"类散文,是金庸对中外舞蹈特点的理解和总结,特别提出的是,这 类散文表达了他对芭蕾舞尤其是前苏联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的喜爱,有《中国舞蹈的特 点》、‘剑舞.扇舞.狮子舞》、《谈《荷花舞>与(采茶扑蝶>:}等文章;“赏画" 类散文, 写了金庸对中国画与传统西洋画进行了较深层次的比较,有《永恒神秘的微 笑》、《向中国画的大师们致敬》等文章;“观影"类散文是金庸对中外剧本、电影或 改编剧本、电影所依据的小说进行的评论、随笔、随感,且多查阅原著,言必有据,从 中可以看出金庸对莎士比亚的特殊热爱,有《<大歌舞会)的编剧》、《谈(王子复仇 记)》、《再谈<王子复仇记)》等。 2、“杂说"“读书"“演讲"“游记”类。“杂说”类散文确实很杂,涉及围棋、 象棋、度量衡、摄影、数学、谜语、对联、签词、等方面,但其中谈棋的不少,有《半 斤八两》、《围棋杂谈》、《围棋五得》等多篇文章; “读书"类散文多是金庸对历史 典故、历史事件的深刻理解,一方面可见金庸做学问的功夫,另一方面可观他对中国历 史、文化的深刻思考,殷殷爱国情怀浮现于字里行间。很多文章触及金庸思想心灵深处, 可以领会金庸对人生境界的深刻感悟、对友情的评判标准。有《崇高的人生境界——(吴 清源自传)序》、 《书的“续集"》、《读刘殿爵先生语体译(心经)》、《谈“不为 五斗米折腰“》、《我的中国史观》、《论秦桧问题的真相》等,其中《顾梁汾赋“赎 命词"》尤为出色;“演讲"类散文多见于金庸散文创作中、后期,一方面是作为报人 金庸的办报宗旨,爱国情怀,据此还可对金庸的品格、性格、性情有所体察。另一方面 是金庸对自己武侠小说诸多方面的诠释,有《只有独立意见,才有它的尊严和价值》、 《“明月”十年共此时》、《三地同业,皆兄弟也》、《历史人物和武侠人物》、《韦 小宝这小家伙》、《谈武侠小说》等文章;“游记"类散文不多,是金庸在日本和土耳 其的见闻和感想,多是自己感觉的新鲜事物,且有感而发的思想感悟,有分析有见解, 有《旅游寄简——日本》、 《忧郁的突厥武士111))两篇文章。 3、评论性散文。对金庸不熟悉的人,会以为他专攻武侠小说,并不知道金庸曾以 大半世纪的精力、心血倾注于开办《明报》企业及撰写政论文章(以《明报》社评为主)。 他的武侠小说创作到七十年代封笔,但他的政论文章一直写到九十年代初。相比而言, 武侠小说倒是他的“副业’’。金庸的评论性散文关注时政、针砭时弊,状物、写人、评 事,无拘无束,嬉笑风趣。平和真切、真实生活化的金庸在他的评论性散文中表现得活 灵活现。有《论秦桧问题的真相》、《“大国者下流”》、《火速!救命!——请立刻组 织抢救队上梧桐山》、《协助警方、共渡难关》、《巨大的痛苦和不幸》、‘半斤八两》、 《快乐和庄严一法国影人谈中国人》等等,篇目众多。 (三)金庸散文的创作动机与心态 金庸散文表现出它特色的内涵和品位,基本上是具有较高学养和有文明批判的评论 小品和随笔感悟,其内容涵盖面虽很广泛,但样式面目和主题风格却非常一致。 l、闲适的创作心态。金庸先生可谓大儒,他渊博的知识积累、丰富的人生阅历和 超俗的人生修养,使其潜意识有一种自我认定的超然,身上或多或少存有着远离功利的 君子风尚,虽然是谦谦君子的温润如玉,但内心却流露出清高与超脱。这些导致了金庸 散文创作心态的远离功利、相对宽松与闲适。表现在他的散文创作上就是一种洒脱、闲 适、飘逸与置身事外看事物的清晰,对事物、对问题能以一种超然的姿态来进行描述和 评说。 2、宽松的创作环境。金庸的散文和其所处的香港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前期香 港是个自由之港,国家意识、党派意识和民族意识相对比较淡薄,文学的独立性相对较 强,因此金庸等一批作家、学者可以对时政、对社会进行较为公开的文明批评。正是在 这种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里,金庸的散文可以畅所欲言,没有禁忌。政治、时事、漫谈、 学术、旅游、琐事、风花雪月都能牵来润笔,随手成章。而且,香港始终处在中西方文 化的碰撞与融合之中,文化思维灵活并且与时俱新。金庸习惯了香港文坛这个百花盛开 的宽松的创作环境。 4 3、对党派和政治的矛盾心理。~方面金庸的散文创作表现出对党派和政治的疏远。 由于香港的特殊性,它的殖民地的性质,决定了在香港作为报人金庸在过去很长的年代 里受到海峡两岸的冷遇,他的武侠小说也被染上浓重的政治色彩,列为“禁书”。因为 金庸曾在《大公报》做过记者、翻译、编辑,所以在台湾被称为“共匪",1979年他的 小说才被解禁,内地也是在九十年代才正式大规模出版他的小说。这些都决定了金庸对 政治和党派敬而远之的心情。另一方面,金庸有着难以释怀的政治情结。以天下为己任, 金庸有着儒家的入世情怀,他浓厚的民本思想、爱国信念,表现在他的评论性散文中和 小说中。从金庸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理想信念的追求、对政治抱负的失落,但 从他的散文中则可以看到金庸对政治、人性的深刻认识,对时事的理性思考和深刻分析。 后期,金庸多次访问台湾和内地,殷殷于国事,参加香港基本法草委会、香港特区预委 会,他的政治情结、爱国情怀,无不流露于他这个时期散文中的字里行间。因此,可以 说,金庸的散文创作具有着对党派政治既关注又疏远的矛盾心理。 4、单纯的创作动机。一方面,金庸的散文有感而发,表达自己遇事处物的感触, 抒发爱国济民的情怀;另一方面则主要是为报纸专栏供稿。这不得不提及《三剑楼随笔》 的文坛佳话。五十年代中期,在香港写武侠小说的主要有三人:查良镛(金庸)、陈文 统(梁羽生)、陈凡(百剑堂主),三人均供职于《大公报》,被人称为“文坛三剑客”。 当时一位编辑忽发奇想:借“三剑客"名气,每人开一个专栏,登载一些散文随笔,肯 定会受读者欢迎。但金庸提议:一人一个专栏“不如三剑侠一起出马,更可以互相壮胆"。 于是,以“三剑楼随笔”为栏目命名,三人合写,每人每日一篇,从1956年开始在《大 公报》副刊刊载,专栏共持续了三个多月,后来结集出版成为《三剑楼随笔》。这个时 期的金庸散文收获颇丰,虽有一些应时而作,但关注时政,散文风格理性、冷静。 “它 是中国文学传统中最方便的样式之一.它可长可短,可记事,可写人.严肃如燃犀烛奸, 荒诞如谈狐说鬼,世界之大,沙粒之微,均可信笔写来.它内容不限而形式无拘,它如 故友相对而可恣声谈笑。刀(百剑堂主语)[2]金庸在为这个专栏写的第一篇随笔《(相 思曲)与小说》中也这样说:“作为一个随笔与散文的专栏,越是没有拘束的漫谈,或 许越是轻松可喜。"[3] 金庸散文的主要内容 (一)金庸散文独特的中国历史观 金庸既有传统文化气质,又富于现代思想,不论小说或者散文,对民族文化 命运的深刻思考始终贯穿他的文学创作中。 金庸在《我的中国历史观》中,对中国历史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形成了自己 独特的观点。在纵观中国历史后,金庸提出“中华民族如此长期地、不断地发展壮大, 到底有何道理,有哪些规律?”金庸是这样分析的, “我们的民族先是统一强盛,后 来慢慢腐化,组织力量衰退。此时如果出现一些改革,那么就会中兴。如果改革失败了, 或者自己腐化了,那么外族敌人就会入侵。……历史上常常是外族人来了之后,我们 华夏民族就跟它同化、融合,一旦同化、融合了,我们华夏民族就壮大起来,统一起 来.……其他国家民族遇到外族入侵,要么打赢,要是打不赢,这个国家或民族就会 垮台.我们中华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时,常常能把外族打退,打不退的情况也很多,但却 很难被征服。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有一股韧力,一股很顽强的抵抗力量;一方面我们又 很开放,在文化上同它们融合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变成一个民族,我们的民族 从此又壮大起来。”[4]金庸在散文所论述的,蕴含着他独特的历史观,透过历史的帷 幕,他的散文充满着着思辨色彩和强劲历史穿透力。他散文创作的浓厚的历史文化内容, 形成了他对中国历史发展独到的观点。金庸以他对人生的经历诸多感受、对历史现象深 层次的思考和对社会文明发展的深刻理解,在文学的层面上形成了他的历史观。不但深 刻描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文化轨迹与态势,而且揭示了中华民族如此长期地、不断地发 展壮大的内在规律。金庸散文的历史感不只是对历史地回顾与沉思,而且是在历史文化 的背景下,对现实社会和人生的深刻思考。如果散文没有历史的厚重感,就像没有钢刃 的刀,虽然可能闪闪发光,但并会不锋利。虽然金庸所生活的香港长期以来是英国的 殖民地,但尽管如此,香港仍与祖国一脉相承,生活在香港的金庸仍保留和承继 着中国的习俗与文化,他在特殊环境下以一种特殊的心态来写中国的文学,写他 所熟知的中国文化。他的散文在闲谈于听歌、穿衣、看戏、品文、赏画中,耐心地、 平静地告诉读者,要在生活的感悟中体会那份沉甸甸的、历史的质感。 (二)金庸散文透露深切的社会关怀与殷殷的爱国情感 “金庸并不仅仅是一个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的讲解者,而且是一个思考着。他 对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阶级矛盾、分裂与统一、君权专制、个 人崇拜,拉帮结派,社会道义与个人情仇、男女地位I"-1题等,都做过认真深入地 R 思考,形成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这一变化及折射出近现代中国社会思想潮流由激 进到理性的变迁过程,也反映了作者对祖国、民族命运的深刻关注.”[5]这虽然 是对金庸小说的评价,然而金庸的散文岂不更是如此? 金庸对民生的关怀,直接体现在他的评论性散文大都与政治、经济问题相关。金庸 曾有这样的观点:“我们认为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初级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 也好,哪一种经济制度能使大多数老百姓丰衣足食,我们就拥护哪一种办法.在中共目 前的经济状况下,第一要义是使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为了坚持某一种主义和理 想……宁可牺牲经济发展的利益,使千千万万百姓遭受不必要的痛苦,那是不是值得的 呢?”【6】 张圭阳先生曾言明“《明报》的中心思想,是以孔、孟儒家的‘忠恕仁爱’、 ‘民 为贵、社翟次之、君为轻’、 ‘不偏不倚,中庸之道’为主轴,加上庄子、道家的逍遥 自由,还有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反战思想。查良墉少年时在抗日的环境中成长,浓厚的民 族感情,也在社评中反映出来.-【7】以这种办报的宗旨和评论时事的理念,金庸对民 生的热诚和关注,全面反映社评中。“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金庸在《明报》连续发表了 十多篇社评,《火速!救命!——请立刻组织抢救队上梧桐山》、《协助警方、共渡难关》、 《巨大的痛苦和不幸》等,以悲天悯人、人道主义的情怀,呼吁港府和市民对灾民伸出 援手。‘火速!救命!——请立刻组织抢救队上梧桐山》这样写着:“由于饥饿而求生, 这是每个人所要争取的最低限度的权利.我们在香港的居民,幸而没受到饥饿的威胁, 但我们大多数也是从大陆来的,只不过早来了些时候而已.想到那些陷身于苦难中的同 胞,谁都会感到难过……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静【8】 在和平年代时期金庸的散文小品中,也充满着他的群众利益观和百姓情结。在《半 斤八两》中,金庸谈到“把十六进制改为十进制,虽说事情不大,可是却影响到 全国几万万人的生活,如果不是在一个革命的时代,却也不易实行."……“但 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为了最大多数人的幸福,任何根深蒂固的东西都可以推翻、 可以打倒、可以用新的东西来代替的.即使是行了几千年的习俗和制度,也绝非 始终不能改变和更换。”【9】 池田大作在《人生何处不相逢》中这样评价金庸, “我所感叹的是,他面对巨大权 势时绝对不后退一步的风骨,而正是这种风骨中充满着对人民群众的挚爱之情,他时常 注视着民众这一原点,对之怀着风雨不动的‘目光’.而这就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传承不 衰的‘大人?风骨.……一副文质彬彬、慈和的君子风度,但却有着不屈不挠的勇者 的风骨和精神。……他以‘是否符合民众利益’来作为发言的基准,也就是‘为民请 命’这种中国政治的士大夫之传统,离开了‘民众’这块大地,虽费千言万语也是空洞 之物,是毫无价值的论调。我认为金庸先生关于香港回归中国的过渡时期的谈话,关于 .‘文化大革命’本质的言论都是卓有远见的。这是基于他一贯‘站在民众一边的言论’ 立场,是慧眼独具的论锋。一【10】 金庸的爱国情怀是历史的。在《我的中国历史观》中,金庸所关注的是中华民族兴 衰的原因,他对祖国的殷殷之情所表现的,是对祖国悠久文明延绵不断历史进程的深 刻思考。 “世界上的很多文明都在历史进程中衰退或消亡了,直到现在仍真正兴旺发达的文 明只有两个,一个是西方的欧美文明,一个是东方的中国文明.而中国文明历史悠久且 连续不断,则又是世界唯一的.”【11】金庸例举了古代巴比伦的文明、埃及的文明、希 腊罗马的文明,有的虽然比中国早,有的文明范围比中国大,但这些文明却因遇到外力 的打击,或者自己腐化而逐渐衰退、消亡了,可是为什么中国可以融合外族,而西方就 融合不了呢?金庸分析了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国一开始就是农业社会,生产力 比较高、技术比较先进,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可以发展文化;第二个原因是从西周开始, 我们已有了一个严密的宗法社会制度……我们民族由于有了严密的继承制度,从而 避免了内部的争斗和战争。”此外,金庸找出了第三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对外族是很 开放的。"[12] 金庸又分析了从明朝起,中国开始落后的原因,一个是政治上的专制,另一个是明 朝对付不了日本倭寇的入侵,便异想天开,实行所谓海禁。然后金庸总结到, “中华民 族之所以这样壮大,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内部要积极进行改 革,努力克服困难,改革成功了,我们的民族就会中兴.同时我们还要对外开放,这点 更为重要,因为中国人有自信心,我们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强大,外来的武力或外来的文 化我们都不害怕。”【13】 t 金庸分析了中西方文化发展对于国家发展的影响,西方文明的优点在于不断地发 明、创造、追求、向外扩张,是“动”的文化,而中国文明的优点在于和平,就好象长 城,处于守势,稳、调和,是“静"的文化。他提出了中国乃至世界发展的前景是中国 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结合, “现在许多西方人把希望寄托于中国,他们希望了解中国,了 8 解中国的哲学。’他们认为中国的平衡、和谐、团结的哲学思想、心理状态可能是解决整 个人类问题的关健。”【14】 金庸的爱国情怀既是历史的,又是现代的。这体现在近年来,他对三地两岸 关系清醒而正确的认识,体现在他对香港回归的关切与积极参与,体现在他对国 家社会的深切关注。金庸有一套特立独行的社会观、政治观,对于时局,以及中国的 前途,有着独到的看法。 金庸在《三地同业,皆兄弟也》中对一些国家只根据自己的习惯看待中国, 拿自己的标准衡量一切的做法给予了中肯的批评, “他们经常只根据自己的观点 和立场,来判断不同社会中的事物,总是认为欧美的标准和观念一定是对的、理 想的和他们不同就是错误的,至少也是不合适、不及格的.……我曾听说到一 位美国报业的发行人,由于习惯于英美法律系统,竟指摘法国、德国、日本等国 家大陆法系中的法例和司法制度是错误的,是不尊重人权的”【15】金庸以他学者 的眼光、智者的思考、政治家的视角、爱国者的情怀指出三地新闻写作发展的美 好前景, “我们可以很乐观的见到,今后三地新闻界的交流必定会更加密切和频 繁,互相访问和采访的机会肯定会迅速增加。但三个地方的政治、社会制度各不 相同,我想向同业们建议,应当尊重各地的不同制度、社会情况、处世方式和生 活习惯,不要有意和无意地先肯定自己必定是优越的,别人的那就差一点了,甚 至于大大不如.这种主观会妨碍到建立友谊,也阻碍到自己的认识和了解。”【16】 在香港回归的问题上,凸现了金庸先生的爱国精神。在香港回归前夕,金庸参加香 港基本法草委会,以及后来的香港特区预委会,辛苦奔波,殷殷国事。金庸在参与起草 香港基本法的五年期间,与中央领导人及草委们不断交换意见,他充分了解到中方和香 港人在香港今后长期稳定繁荣、保持目前的制度基本不变、维护香港的自由与法治的意 愿与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他坚决反对彭定康阻碍香港顺利回归的种种言行。在《北国初 春有所思》这篇随感散文中,他对彭定康提出政改方案建议而引起的剧烈争议,引起了 香港人的忧心不安深感皎焦虑痛心。金庸指出,在1988年,类似的情况曾经大同小异 的出现过。可是基本法既已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英国和香港当局都公开表示满意 与接受,一切争议都已由法律条文正式确定和解决了。彭定康的所作所为只能导致香港 回归后的混乱。金庸认为香港的民主制度只能循序渐进的发展,经济社会才可确保繁荣 兴旺。“香港数年内还经受不起南韩那样的街头流血,台湾那样立法会议内的殴打武斗。” 在金庸看来,不论怎样做,只要真是为中国、为香港、为香港人谋幸福,彭定康尽可心 9 平气和的讨论、商谈。但是如果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置香港大多数人的利益不顾,那 么不管说得多么好听,假之以时日,最终会原形毕露的。在香港回归的问题上,这篇《北 国初春有所思》无疑是具有相当说服力的。比之于那些哗众取宠的口号式理论,金庸的 主张显得朴实、真切、感人,这是以国家和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前提的,金庸所表现的是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责任感,同时又多了许多理性与宽容,凸现了金庸殷殷的爱国情 怀,使人颇为心动。 香港一些所谓的民主派以僵化的眼光看待中共政府,又毫不了解国内的情况,横加 指责金庸支持邓小平的改革路线,说成是“见风使舵",金庸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我 们对猫头鹰反对很厉害,……邓小平复出,我相信他只希望中国富强,国家安定……我 们支持他的政策。"他认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在不断地发展,不断地探索以求自新。金庸 支持现今中共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无疑显示了他的理性与务实。对共产党的拥护、对 国事的关注,是他爱国情怀的具体体现。至于别人议论,又何足言道。他的一首诗言明 了心志: 南来白手少年行, 立业香江乐太平. 旦夕毁誉何足道, 百年成败事非轻。 聆君国土宣精辟, 策我庸弩竭愚诚. 风雨同舟当协力, 敢辞犯难惜微名?[17] (三)金庸散文中对传统文化的善意批评和婉转的修正 金庸的作品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因此就看不到中国传 统文化的缺陷,相反,他对中国文化有着独特的反省,只是这种批判往往不是尖锐的批 判,而总是善意委婉的修正;他从不是长篇大论,而总是从细微处着眼,就事论事,让 他人来思考、来体察;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这一方面是由于金庸先生的性格学 养所致,他总是一个敦厚的学长,一个温润如玉的君子,让人不得不尊敬;另一方面这 恰恰是金庸先生高明的所在,他深知要说服一个人首先要在形式上让对方接受自己,与 其唇枪舌剑,倒不如温言相劝。在《谈(除三害)》中,他这样提出自己的批评与修正, “我想,王浚坐堂这个场子或许可以暗写,谭富英幕后一句西皮倒板就可以带过,他出 场时再唱几句交代一下,叹息民生疾苦,暗暗点头、或稍加旁白.当然,这是门外之见, 未必是对的。"[18】 金庸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是极为辨证的,金庸并不是反传统,而是反正统,他从 不把传统看死了、看僵化了,他认为现代也是传统的组成部分,是传统在新时代的自我 展开,在明天看来,今天的也是传统,他总是辩证的看问题,辩证的提出自己对传统文 10 化的看法。《谈(庆顶珠)》中,金庸这样写道, “我觉得演至船到江心。,嘎然而止, 让观众多一些想象的余地,或许比演明杀家更加好些,也多一点悲剧的气氛。"而且说 明自己看法的原因, “因为杀死丁府一家之后,观众看到的是萧恩的胜利。现在这样结 束,观众会想到,这样一个老人一个幼女,萧思纵然英雄,只怕也很危险,父女俩人抱 头而哭,悲剧因素就深伏在内。这时江上月少星多,两人决死一拼.至此一唱三叹,令 人千载之下,犹有余思.虽然着不如杀尽坏蛋那么大快人心,但恐怕是更加现实主义的 处理……升【19】 (四)金庸散文对其武侠小说的阐释 谈金庸散文,就不能不谈金庸小说与散文的关系。金庸的散文,自上世纪50年代 至今半个多世纪散见于多家华语报刊,约有百余篇文章,戏曲、音乐、绘画、电影乃至 书籍、风景等等皆可入文,且很有见地,字里行间颇能看出他的广博视野与不俗才情。 但是细心读来,金庸经年隐在他武侠小说中的诸多江湖文化元素,在这里终于觅到源头。 目前对于金庸小说的研究已纷纷总总,但金庸自己对于武侠小说的理性分析, 却是在他散文中为数不多的几篇,尤其是根据在几所大学的演讲整理的几篇散文 随笔中。在《历史人物与武侠人物》、 《韦小宝这小家伙》、《谈武侠小说》、 《小说创作的几点思考一一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演讲》等几篇文章中,金庸较 为全面地对自己的小说创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诠释。包括他对自己小说中人物的 塑造、性格的成长过程,对于小说中侠、情、义、忠、孝、廉的深刻内涵,对武 侠小说的结构构思,小说所表达的思想主题,小说的社会背景以及中国武侠小说 对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承继,中国武侠小说的传统等都进行了详细的理性分析。 1、金庸在散文中阐述武侠小说对中国传统的继承,对他小说中“侠"、“情”、 “义’’、“仁’’、“爱"进行诠释 在《历史人物与武侠人物》中,金庸写道, “其实我自己真正喜欢的武侠小说,最 重要的不在武功,而在侠气——人物中的侠义之气,有侠有义。”【20】金庸谈到人们喜 欢、崇拜关公,不但是因为关公的武艺高强,更重要的还在于他讲义气,义气在中国社 会中是相当重要的品德,中国人讲情之外,还讲义,所以要有情有义。 “武侠小说不管 任何情况,这个‘义’是始终维持的,历史人物或武侠人物, ‘义’都是很重要的批评 标准。外国人问我, ‘侠’的定义是什么?因为外国人总认为,所谓‘侠’只要效忠于 某一教会、某一组织,这样道德便很完美,但中国人的‘侠’,包括毫无目的的帮助人 家,可能还会牺牲自己.”【21】在金庸看来,真正侠义的行为,是自己没什么好处可得, 也可能会牺牲自己的生命,要为国为民,这也就是“侠之大者’’的风范。在金庸的理解 中,注重“人情"和“义气"是中国传统社会特点,“无法无天"可以忍受,甚至是蔑 视权贵的象征,往往有英雄好汉的含义。但“无情无义”绝对会被摒绝于社会之外。在 中国社会中,“情义"是最重要的社会规律,“无情无义"的人是最大的坏人。金庸认 为,中华民族所以历数千年而不断壮大,在生存竞争中始终保持活力,给外族压倒之后 一次又一次的站起来,与中国人重视情义有着重大关系。对于“仁"的思想,金庸认为, 孔子是充分体现中国人性格的伟大人物,孔子哲学的根本思想是“仁",那是在现实的 日常生活中好好对待别人,由此而求得一切大小团体(家庭,乡里,邦里)中的和谐与 团结,“人情"是“仁"的一部分。孟子哲学的根本思想是“义"。一切行动要以“合 理"为目标,合理是对得住自己,也对得住别人。对得住自己很容易,要旨于不能对不 起别人,尤其不能对不起朋友。在论述武侠小说基本上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时, 金庸分析了武侠小说所以受到中国读者的普遍欢迎的原因,主要是小说中的道德观念是 中国大众所普遍同意的。他列举了关羽、诸葛亮、武松、李逵、鲁智深、宋江等中国古 典小说中的人物,分别就“侠’’、“义"、“武"“智"来进行比较,说明“义"的重 要。在论述“孝’’时,金庸认为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不孝父母绝对不可以,出卖朋友也 绝对不可以,他总结的原因是,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孝道”对繁衍种族,维持社会 秩序有重要作用;“义气”对忠诚团结,进行生存竞争有重大作用。“人情"对消除内 部矛盾,缓和内部冲突有重要作用。 2、在散文中谈他如何创造武侠人物 金庸在《历史人物与武侠人物》中,谈到自己小说中对武侠人物的塑造过程。一是 自己一步步推想而成,根据人物个性、年纪、性格特征、思想动机,以及他想达成的目 的,依其才能与个性,为求目的会采取怎样的手段,遇到困难时会怎样解决,以及生活 中常见的人类型。二是靠自己的想象,他会去揣想如果自己是这个人,应该怎么反应? “如果我有这个武功.,要对付这个人,要怎么对付?有些个性,是我希望有的,他武功 很好,人家报复他,他不记仇也不报仇,总是‘算了算了’的态度。”【22】三是多少参 杂些个人情感,金庸喜欢的人物就写好一点,不喜欢的写坏一点。此外,金庸认为,在 小说中加上些历史人物,可以增加真实性,有历史人物陪衬,读者会觉得小说故事可靠 性多一点。 在金庸看来,小说主要是写人物,写感情,故事与环境只是表现人物与感情的手段, 感情较有共同性,欢乐,悲哀,愤怒,惆怅,爱恋,憎恨等等,虽然强度,深度,层次, 转换,千变万化,但中外古今,大致上是差不多的。但人的性格却每个人都不同j这就 是所谓个性。金庸列举了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泊与祝英台,贾宝玉与林黛玉,指出“他 们深挚与热烈的爱情区别并不大,然而罗密欧,梁山泊,贾宝玉三个人之间,朱丽叶, 祝英台,林黛玉三个人之间,性格上的差异简直千言万语也说不完。" 金庸论述了小说作者的个性对作品的影响。他认为,小说反映作者的个性与想象。 有些作者以写自己的经验为主,包括对旁人的观察;有些以写自己的想像为主,但也终 有一些直接与间接的经验。武侠小说主要依赖想象,其中的人情世故,性格感情却总与 经验与观察有关。他写道, “我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写的是我小时候在故乡 听熟了的传说一乾隆皇帝是汉人的儿子.陈家洛这样的性格,知识分子中很多.杭州与 海宁是我的故乡。《鹿鼎记》是我到目前为止的最后一部小说,所写的生活是我完全不 熟悉的,妓院,皇宫,朝廷,荒岛,人物也是我完全不熟悉的,韦小宝这样的小流氓, 我一生之中从来没有遇到过半个。扬州我从来没有到过。我一定是将观察到,体验到的 许许多多的人的性格,融在韦小宝身上了.”【23】 . 3、在散文中阐释了他对自己武侠小说的语言文字民族形式重要性的观点 金庸很谦虚地评价自己的小说,他说自己的《书剑恩仇录》意义并不大,有很多人 都那样地喜欢看这篇小说的原因主要是他用“民族的形式"来写,金庸把《书剑恩仇录》 的价值归结为小说语言的“民族形式"。 金庸引用由英国人而入日本籍的文学批评家小泉八云在一篇演讲中说的话, “在 世界文学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位作家曾用别国的文字写过一部伟大的作品。英文与法文 十分接近,许多英国人从小就说法文,但没有一位英国作家曾用法文写过一部文学杰 作.”【24】金庸以为,由非本国的的语言写写普通文章是并不难的,困难之点是在于进 行文学创作时,很难把握文字中许多微妙的地方,就是那些许多只能意会而不言传的区 别,那是他国的作家所不能掌握的。金庸根据自己写《书剑恩仇录》的经验,具体的阐 述了语言作为一种小说创作的重要的民族形式,在运用上的细微差别,并在小说创作中 所具有的重要性。 “因为这是一部以清代为背景的小说,所有现代的语汇和观念我是以 绝大的努力来避免的,比如我设法用‘转念头’、 ‘寻思’、 ‘暗自琢磨’等等来代替 ‘思想’、 ‘考虑’;用‘留神’、 ‘小心’等等。”【25】金庸谈到刘伯承将军有一篇 谈文艺问题的演讲,给自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说他在苏联时,常常想吃回镊肉。 苏联没有肉么?当然有,也很好,然而总不及家乡的回锅肉.他认为这就是民族形式的 问题。”【26】金庸用“回锅肉"的问题通俗的让我们理解了他要追求的那种语言的民族 形式。“我并不认为《书剑》有多大意义,然而谈起就这部书写信给我的人中,有银行 经理、律师、大学的讲师,也有拉手车的工人;有七八十岁的老婆婆,也有八九岁的小 弟弟小妹妹。在南洋许多地方,它被作为电台广播与街头说书的题材。如果它有什么价 值,我想只有一点一一‘民族形式’.”【27】金庸谈到了武侠小说是我国文化中一个历 史悠久的传统,之所以从唐代的《虬髯客传》、《聂隐娘》一直流传到现代,是因为大 家喜欢它的民族形式与传统。他和其他两位同仁写《三剑楼随笔》,也模仿了古代作品 的形式来写,惟一的理由是因为这样符合了中国读者的心理。许多中国读点小说,比如 (-h侠五义》、《说唐》等等,虽然与当代许多文学家的作品就思想内容和文学价值不 可同日而语,但为极大多数人一遍遍读之不厌,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些是一些IBd,说, 他们有着中华的民族的形式。 “戏曲、建筑、舞蹈、音乐等等都在提倡民族形式,而当 代一般小说,它们的主要形式却是外来的.这种形式当然很好,然而旧小说的形式似乎 也大可利用。我们的武侠小说尽管文字粗疏、内容荒诞,但竟然许多文化水平极高的人 也很喜欢,除了它是民族形式之外,恐无别种解释。’【28】 4、在散文中谈他武侠小说的结构 金庸对自己小说创作中存在的缺憾毫不讳言,在《小说创作的几点思考》(在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演讲)中,金庸坦然地承认自己的小说结构上存在着一些缺 陷。 “李陀先生自己,显然也是很聪明的,刚才我向他请教,请他指出我小说的缺点, 他说: ‘有几部小说结构不好。’我一听就明白了,而且十分同意。我写小说,结构是 Returnof 一个弱点,好像ThomasHardy的TheThe of TaleTwo Dickens的A Cities(《双城记》)那样精彩的结构,又如莫伯桑的一 些小说,结构的匀称浑成,是我绝对及不上的.”【29】金庸自嘲地说到“现在我只好老 了脸皮地说: ‘结构松懈,是中国小说的传统,反而更近乎近代的西洋小说,与十九世 纪的西洋小说不同。’但如《天龙八部》、《鹿鼎记》等几部,结构确有重大缺陷,现 在要改也改不来了.”【30】从金庸的话语中,我们似乎不难看出他在承认自己小说结构 缺陷的同时,是否还在心中暗自称许和坚持中国的小说结构的传统呢? (五)金庸散文中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对人性、对人生的感悟 14 《金庸散文》中,对诸多事物常有所感悟,他在细微之处,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自 己内心精神世界对人生的深刻感悟,对后人品格、学养乃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 形成与修正均具有着点拨、开悟的价值。但他并不是教条式的长篇训导或吟唱式的自我 抒发,而是在文中自然流露,在诉说事物的同时,表达自己的人生感触、精神感悟,使 读者身受同感,不得不与作者共同受到心灵的触动。 《围棋五德》中,金庸在诉说“得好友,得人和,得教训,得心悟,得天寿”之中 的“得心悟"时,写道“下棋是为了争胜负,不求胜,又下什么棋?但过分求胜而近于 贪,往往便会落败.”金庸认为,这不但是棋理,也是人生的哲理, “在政治活动、经 营企业、甚至股票投机、黄金买卖中都用得着,既要求胜,又不贪胜,如果能掌握到此 中关键,棋力便会大大地提高一步。吴清源先生常说,下棋要有‘平常心’即心平气和、 不以为意,境界方高,下出来的棋境界也就高了.然我辈平常人又怎能做得到?不过有 此了解,虽不能至,时刻在念,庶几近焉。”【31】在《崇高的人生境界一(吴清源自 传)序》中,金庸又继续写了对吴清源先生的崇敬,不但由于吴清源的天才,更由于他 将这向以争胜负为唯一目标的艺术,提高到了极高的人生境界。这是金庸对吴清源在围 棋艺术中提出了‘调和’的理论会庸的深深感悟, “吴先生的‘调和论’主张在棋局中 取得平衡,包含了深厚的儒家哲学和精湛的道家思想,吴先生后期的奕棋不再以胜负为 务,雨寻求在每一局中有所创造,在艺术上有新的开拓。”【32】金庸联想到了佛家禅 宗教人修为当持“平常心”,他认为吴清源在奕艺中也教人持“平常心’’,到了这境界, 奕棋非但不是小道,而是心灵修为的大道了。 “他的奕艺,有哲学思想和悟道作背景, 所以是一代的大宗师,而不仅仅是二十年中无敌于天下的大高手。大高手时见,大宗师 却千百年而不得一。我非但完全不能了解吴先生棋艺的精诣,不能体会到他在棋局中所 显示的冲淡平远,事实上是以娱乐的心情去打谱,用功自然是白用了.这大概是举世围 棋业余爱好者的通病。……相信数百年之后,围棋艺术更有无数创新,但吴先生的棋 局仍将为后世棋士所钻研不休。因为吴先生的棋艺不纯在一些高超的精妙之着,而在于 棋局背后所蕴藏的精神与境界。”【33】在金庸的来看,吴清源的棋艺达到了弈棋与人生 的完美统一。围棋,对于他来讲,不仅仅代表={#凡技艺,更是一种人,l境界。只有境界, 而没有实质,让人难以信服:只有技艺,没有境界,充其量也只是大高手。只有棋艺与 人生境界合二为一,彳‘能成为一代大宗师。 金庸对事物的感悟、感触与心得,并不只局限于下棋听歌、局限于对心灵的触动, 而是在社会、经济、文化诸多方面多有涉及,感触之深往往令人耳目一新,对司空见惯 15 重新认识、重新理解,方得真要。金庸在《旅游寄简——日本》中,:记叙了他在日本的 见闻,但他在几天的旅游之中,思维也在快速的运转,对日本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终 于有所感悟, “日本、西德、香港这三个地区工业的发展,是战后经济上的三大奇迹。 三个地区各有各不同的条件,但有两个要点是共通的:第一,尽量自由,最少的限制; 第二,极少军备负担.竹【34】金庸又和日本全国收入最多的松下幸之助先生共餐,应邀 请到京都附近的一个半导体电子管工厂去参观。松下幸之助说他的创业的秘诀是“组织" 和“创造性’’时,金庸感悟到:如果没有一个合宜的大环境,他的才能也是发挥不出来 的。 (六)金庸散文中对莎士比亚的崇拜情结 作为一个作家,尤其是优秀的作家,对莎士比亚喜爱、敬仰是必然的,也是 可以理解的。但是金庸对莎士比亚的喜爱与敬仰,大大超过了一般,似乎用崇拜 一词更加合适,这不由得使笔者联想到“情结"一词。在诸多散文中,他对莎士 比亚大加赞扬,从谈莎士比亚本人,谈到他的作品,谈到他作品中的人物、人物 性格,对他的作品谈了一次又一次。只从散文篇目的名字来看,金庸写了《谈(王 子复仇记)》,似乎还嫌不够,又写了一篇《再谈(王子复仇记)》,可谓不厌 其烦。他还对莎士比亚的作品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总结: l、《金庸散文集》中,有关莎士比亚的文章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金庸散文 集》中有关莎士比亚或涉及到莎士比亚作品的文章有《漫谈(大歌舞会)》、《舞 蹈杂谈》、《谈(王子复仇记)》、《再(王子复仇记)》、《谈(凯撒大帝)》、 《谈(奥赛罗>》、《看《梁山伯与祝英台)》、 《谈《梁祝)与(铸情)》、 《(梁祝)的“十八相送"》、《关于(铸情)》、《谈(罗密欧与朱丽叶)》、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含义》、《谈(理查三世)》、《谈(第十二夜)》、 《谈(驯悍记)》、《谈(刁蛮公主)》、《谈(木马屠城记)》17篇之多,占 此类散文总篇目的二成多。 2、金庸对莎士比亚的关注。金庸对莎士比亚本人的关注。金庸清楚地记得莎 士比亚的诞辰,在《漫谈(大歌舞会)》中,金庸写道, “在这个时候看《大歌 舞会》是有特别有意义的,因为再过几天(四月二十六日)便是莎比亚诞生的三 百九十周年。”;【35】金庸对莎士比亚的婚姻家庭生活也略知一二,在《谈(驯 悍记)》最后一段里,金庸写道, “我连带想起,莎士比亚写《驯悍记》,是不 是也可能因为对他太太不满而在作品中发一下牢骚呢?关于莎士比亚的婚姻生 活,所知很少,一般只知道他太太叫安妮夏达威,比他大八岁,他们结婚时莎士 比亚十八岁,太太二十六岁.升【36】 3、金庸对莎士比亚创作的关注。金庸在诸篇散文中不经意的总结了莎士比亚 创作的诸多第一、特殊、优秀、最高、最早、最好之处,显示了他对莎士比亚的 熟悉与敬仰:在《谈(理查三世)》中他先后提到“《理查三世》是莎士比亚最 早期的作品之一”, “然而这个剧本把一个政界的大坏蛋描绘得神采奕奕,在莎 士比亚戏剧中所有的政治人物中,理查三世最为突出.”, “在莎士比亚的各个 历史剧中, 《理查三世》可以说是艺术性最高者之一”,【37】在《谈(王子复仇 记)》中,金庸写道, “一般认为, 《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最杰出的作品,” 【38】在《谈(奥赛罗)》中,“《奥赛罗》或许不是莎士比亚戏剧中最伟大的一 个,然而无疑是最令人激动的一个,最强烈地震撼人心的一个.”【39】在《(罗 密欧与朱丽叶>的含义》中, “这剧本是莎士比亚最早期的作品.丹【40】在《谈 (驯悍记)》中, “莎士比亚的作品一般分为三个时期, 《驯悍记》是他最早期 的作品之一,……那时候距离他那几个大悲剧的创作时间还很远,他的才能还 没有发展到巅峰,可是在《驯悍记》中以充分显示了他天才的痕迹。在更早一些 的《(错误的戏剧》中,主要之点还在情节的错综复杂。”【41】在《谈(凯撒大帝)》 中,金庸指出“这个戏(指《凯撒大帝》)是莎氏创作第二个时期末期的作品, 这时他的写作技术已达到了最高峰。”【42】金庸熟知莎士比亚最成功的作品,“一 般认为, 《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最杰出的作品。在自古以来的全世界文学著作 中,它与歌德的《浮士德》并占登峰造极的最荣誉地位."【43】金庸总结了莎士 比亚创作成功的原因,在《谈《(第十二夜)》中, “莎士比亚之所以成为文学 上百世的宗匠,决不是由于他作品中情节的离奇曲折,而是由于他对人性深邃的 了解与刻画."[44]金庸熟知莎士比亚的创作中常用的剧情结构。在《谈(凯撒 大帝>》中,金庸写到, “莎士比亚许多悲剧在高潮之后常有一个极具的转变, 然后是一个哀情的富于诗意的场面,和以前的兴奋激烈完全不同。在《哈姆莱特》, 是奥菲丽亚的唱歌和自杀;在《奥赛罗》,是黛丝德梦娜伤感的唱‘杨柳之歌’.” [45]金庸曾在《谈(王子复仇记)》中提到,“我曾根据英国布莱特雷教授的分 析,把《哈姆莱特》中的大小冲突,一条条的列举出来。’’[46]他细致的、不厌 其烦地把剧中趋向于复仇成功的事件称为A,把趋向于复仇失败的事件称为B,列 17 举出一系列的事件。在分析哈姆来特的性格时,又列举出比较正式的意见有五种, 且每一种意见都郑重其事地一一详列:金庸道出莎士比亚创作的精髓,在《漫谈 (大歌舞会)》中, “他们表现了莎士比亚作品的精髓,这不仅仅是哀感顽绝的 恋爱故事,而是两个世界的矛盾冲突:一个是正在死去的邪恶的中世纪旧世界, 以蒙太古和凯布莱等人为代表;另一个则是罗密欧和朱丽叶所代表的新世界,那 是新生的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时期.”【47】他从莎士比亚塑造的人物中探求到了 青年莎士比亚的理想追求,找到了真实的莎士比亚的影子。在{:(罗密欧与朱丽 叶)的含义》最后的结尾,在谈到莫克修这一人物的塑造时,金庸写道, “可见 创造这个人物,莎士比亚用了多大的心力。这个人物可能是青年莎士比亚的理想, 这个人反对那社会中邪恶的势力,但终于被这种势力害死.”【48】 4、金庸对莎士比亚的关注到了爱屋及乌的地步。他十分清楚地记得莎士比亚 戏剧中饰演哈姆莱特的演员,并对演员的演技有所评价,有所侧重和喜爱。在《谈 (王子复仇记)》,他写道, “在英国戏剧界里劳伦斯。奥立弗与尊吉格德是演 哈姆莱特的双壁。……在我自己,我比较喜欢尊吉格德,我觉得他的话中感情 更为丰富深刻,吐露了一个更广大的灵魂的痛苦。”“9】他甚至知道尊吉格德的 家事和他写作时尊吉格德的婚姻状况,在《谈(凯撒大帝)》中, “尊吉格德的 祖母是凯德戴莱,她饰演的朱丽叶是英国戏剧史中的一个重大成就.他的祖姨是 著名演员爱伦戴莱。爱伦戴莱的儿子就是大导演哥顿克莱,……尊吉格德继承了 这优良的戏剧传统,再加上他的天才和努力(他今年五十三岁,好像还没有结婚), 成为英国的大演员.”【50】;金庸连对莎士比亚的译著中人名的准确与否都异葛 的关注,在《谈(凯撒大帝)》中,他写道, “原具有中文译本,商务印书馆出 版的世界名著丛书中译名为《凯撒大将》,世界书局出版的朱生豪译本叫做《凯 撒被弑记》。我以为译做《凯撒大将》比较妥当,因为凯撒并没有做皇帝,说他 ‘被弑’不很贴切.称他为‘大帝’,则有点像春秋笔法中的诛心之论,根据动 机来判断一个人,也不符历史事实。”【51】;金庸对莎士比亚剧本的出处、材料 取自哪里,哪里卖有关的书,多少钱一本,都知道的一清二楚,而且还建议读者 阅读。 “莎氏原剧的材料取自罗马历史学家普罗塔克的《名人传》中的凯撒、勃 列特斯、安东尼三人的传记(这部《名人传》香港一般西书店都有出售, ‘现代 丛书’本售价十七元五角,读者们如有兴趣,可以去买一本来看看).”【52】 四、金庸散文的艺术特色 金庸散文知识丰富、视野开阔、题材众多、涉猎广泛,风格平易、亲切,他的散文 融学养、智慧、才情、关爱于一炉,会感性、知性、情趣、理趣为』体,具有较高的文 学品位和艺术价值。 (一)金庸散文具有浓厚的书卷气,兼有情趣和理趣之美 读金庸的散文,虽然没有武侠小说那样引人入胜,但其中的文化韵味却更加浓郁, 金庸对国学的研究令人望其项背,在《月下老人祠的签词》中,金庸谈了杭州月老祠的 典故以及很多签词的解释,信手拈来,洋洋洒洒,有故事、有解释、有调侃。《也谈对 联》中,关于对“推敲"二字的斟酌更显得才学横溢。他在指出因有“鸟鸣山更幽’’的 意境,所以“敲”比“推’’字准确后,心智继续挥洒, “‘鸟呜山更幽’本来是宋王籍 的诗.《梦溪笔谈》中说:古人诗有‘风定花犹落’一句,素来认为无人能对,王安石 用‘鸟鸣山更幽’来对.王籍原联是‘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两句意思一样,王 安石这一联集对却是上句静中有动,下句动中有静,比原句更工.”【53】余光中说“学 者腹笥充盈,下笔不免引经据典,或借古人撑腰,或找出圣贤来抬杠,于是论兼正反, 文多波澜”.用余光中的话来形容金庸散文再恰当不过了。金庸首先是个报人、社会活 动家、学者、评论家,其次是才是作家。他兼有学者广博的知识和作家卓越的才华,。因 此写起散文来游刃有余,并呈现出高雅的文化品位,是富有知识性和书卷气的学者散文, 是对社会、国家以至人类文化沉思冥想后真切地记录。这不仅仅指金庸作品的知识容量 大,更重要的是指作品显示出浓重的文化人气质,表现为旁征博引,学贯中西、探幽究 微、知识密集、内涵丰富。但金庸在散文创作中,以丰盈充溢的知识学问为题材,用生 动亲切的文字,崇尚自然的流露,却决不造作,从来没有给人“掉书袋"的感觉,他的 散文多学识、富理趣、重知识、不卖弄。 金庸散文兼有情趣和理趣之美。金庸的散文既重知性、尚理趣,又有感性、富于情 趣。《中国舞蹈的特点》中,金庸这样写道, “在芭蕾舞里,男人把女人举起来,是非 常重要可是非常难的动作,时间要绝对的准确,必须‘举重若轻’.有一次练习,教师 叫我一位朋友把一位小姐举起来,叫他的手拿住她的腰.这位小姐很美,但腰不大细, 那位朋友偷偷对我说, ‘举起已经很难了,我还有一件困难,根本不知道她的腰在什么 地方.”【54】话里话外颇有情趣和理趣,既有内心的深刻感悟,又有诙谐的善意调侃, 19 金庸真是一个情趣与理趣兼长,见解与想象并高的散文妙手。由于身处的香港的特殊环 境和金庸早年的生活经历,决定了金庸丰富和复杂的情感心理,他的思维习惯中国化, 身上有着共同的民族情绪,但他生活的形态、意识形态又同大陆学者散文家不同,所以 在其取材、立意乃至表达方法等方面具有着非常个人化、情趣化的特点。可以说,金庸 的散文以学识、才情为基础,表现对社会、文化、人生深刻的思考和领悟,融合情趣、 智慧和学问,且为性格、修养和才情的自然流露,是作者学养、机制、才情的完美融合, 融学识与才情于一体、汇儒雅和风趣成一章,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品位,反映了 一个有深厚的文化背景的心灵。 (二)大家风范的白描手法,朴实亲切而又富于变化 金庸散文有时如其小说一样,白描手法运用得相当得体,简洁、质朴、准确地勾勒 所写事物。比如在《忧郁的突厥武士们》的篇尾“我想起英国诗人D.罗塞蒂写过的一首 小诗,描写一个早夭的少女,在天堂中等待她情人的灵魂升天,素手如玉,倚着黄金栏 杆,晶莹的泪珠,滴上了白色的长袍…….竹[55】以简洁、质朴的语言,不事渲染, 但鲜明、准确、传神,粗线条地勾画,取得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董桥先生曾评价金庸 的写作手法, “他笔下的一些‘个人漫谈、随意抒发己见’的文字却最为引人入胜。寥 寥几笔便勾勒出一种氛围、一种场景,算得上是大家手笔。” (三)语言平和、干净、优美,剥除装饰,娓娓道来 金庸的散文没有他的武侠小说那样气势恢宏、感情奔放、大开大阖、叱咤风云,也 没有用激越的语言语言慷慨高歌,而是以平实质朴的文字,舒缓轻松的笔调,谈他的感 受和对问题的看法,犹如老朋友拉家常,自然、亲切,平如白话,娓娓道来。 “十年之 前的秋天,那时我在杭州。表姐蒋英从上海到杭州来,这天是杭州苋桥国民党空军军官 学校一班毕业生举行毕业礼,那个姓胡的教育长邀她在晚会中表演独唱,我也去了苋 桥。”【56】这是金庸《钱学森夫妇的文章》的语言,细看每一句,都很平常。不论词汇 的搭配,还是句式的选择,都很少标新立异,出人意外。那些话,看来朴实无华。但就 是这些话,如果合在一起,写人就会那样深刻逼真、状物就会那样准确生动、叙事就会 那样全面简洁。初看上去,这似乎不是第一流的境界,但细细品味,这却是第一流的语 言境界。苏东坡说:平淡乃绚烂之极也。金庸的语言便是绚烂之极的平淡之言。金庸的 叙述语言,必定是合乎所描写的客观对象的性质、形态、神韵,他很少直接抒情议论, 他充分相信读者能够领会这种平淡之中所蕴涵的美,他在那些平淡的语言背后,会心地 微笑着为你说故事。 用严家炎先生对金庸小说语言的评价,来评价金庸散文的语言也相当准确、深刻, “金庸的语言是传统小说和新文学的综合,兼融两方面的长处,通俗而又洗练,传神而 又优美.一陈墨先生认为: “金庸小说的语言,之所以看起来没什么突出的特殊,那是 因为作者并不追求风格的单一性,而是进行不同方式的叙述探索,不断改进和创造自己 的叙述方式及语言风格,同时不断地拓展语言的疆域,丰富小说的形式美感.……实 际上,正是因为在各个方面都达到或是接近了‘极致’,所以在整体上才英华内敛,渊 停岳峙,毫无剑拔弩张,邀人喝彩之态。前人论杜甫是‘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 所独专’,此言用于金庸也并不过分.斗【57】此对于金庸小说语言的评价,用于金庸散 文也并不过分。 金庸散文的思维流程很有一点绅士风度,常常如饭后散步那样从容,抓住一件事, 款款起步,似是漫无目的、漫不经心的走起来,但心中早有了路线,只是从容不迫,+信 步闲庭。读金庸的散文,就像和一位老朋友谈天说地,讲了许多丰富好听的故事。没有 演讲、没有教训、没有口号、没有高调、没有歌咏。这样的散文写作风格,消除了散文 和读者之间的距离和读者成为了一体、打成了一片,有着平实柔和的风格,忠厚长者的 风范。即便是在《论秦桧问题的真相》这样辛酸激烈的话题时,金庸也以一种平稳的语 气谈论,这种平实柔和的风格使得金庸散文既厚重又诚实可信。 优美的语言。金庸似乎并不在意散文的语言雕琢,他的散文与内地散文中崇拜自然 风光描写不同,很少出现大段的自然风光的描写,他对自然之美的反映虽然不能说是迟 钝,但至少也缺乏激情。所以在他的散文中并不多见色彩华丽的语言修辞,但偶尔飞来 一笔,却让读者不得不佩服金庸的优美文笔。《谈(荷花舞)与(采茶扑蝶)》中,“那 是在幽静的水边,湖水起这一点涟漪,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波心荡漾着一朵白莲, 四周围是染着胭脂的红莲。在朦胧的轻雾中,在微微的清风下,荷花似乎在水面缓缓滑 动。花正盛开,清香远远的送出去。”【58】其实,金庸所期待的是对事物本质与内涵的 探究,是对中华民族醇厚文明历史积淀的汲取,他对中华古典美的理解,对事物、事件 人性层面的深入洞悉,构成了他散文创作中的美学特色,儒学仁者,成了他最高的美学 境界。 (四)大量运用且妥帖畅达的比较手法 21 金庸学识渊博,他学贯中西,即对国学有很深的造诣又长期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金 庸有着深厚的中西文化背景,从小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熏陶,后来完成了 高等教育,而后负笈欧美,在西方文化的洗礼中获得更高学历。丰富的人文知识的积累 使他洞悉世事人情,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乃至整个人类文明有着一种深切的终极关怀。因 此在他的散文中,一定会出现文化在中国古典之间、中国古典与现代之间、中西之间的 交融与比较,在交融中丰富和广博,在比较中颉英和汲取。 I、中西剧作的对比。在《谈(梁祝)与(铸情)》中,金庸比较典型的运用了比 较的手法,来阐述中西剧目的异同。 “外国人看了这部电影,都说是中国的《罗密欧与 朱丽叶》,如果拿电影来相比较,那么《铸情》是远远不及《梁祝》的.”【59】金庸首 先比较了电影的故事来源,“至于谈到故事,不能说谁好谁坏,两个都是流传很久的民 间故事,歌颂了纯洁的爱情的力量,反抗着封建的黑暗势力."[60]然后他比较两剧的 最大特点,“《铸情))因为莎士比亚天才的笔触,想象力更为丰富,文辞更加华瞻,《梁 祝》的民间气息比较浓厚。作为现代的中国人,我是更加喜欢《梁祝》。静【61】接着金 庸拿《梁祝》和《铸情》的主题的鲜明性作比较, “我以为《梁祝》所反抗的是整个封 建势力,这比《铸情》所反对的两家世仇更为全面,更加广泛.当然,两家世仇是封建 统治的一种形式,反对了一个也就反对了另一个,但总不及《梁祝》那样直接。”【621 金庸还对两剧的结局作了比较,“《梁祝》的结局是化蝶,是反抗者在死亡中得到胜利, 他们与封建势力斗争到底、至死不屈。《铸情》的结局是蒙太古与凯布莱两族族长的携 手,消灭了世仇。封建统治与反抗者至少在表面上是暂时得到了调和和妥协.”【63】金 庸继续对两剧的悲剧原因进行比较, “《铸情》中的悲剧的基本原因当然是封建压迫, 但其中充满了偶然因素,只要一个偶然因素不发生,那么这个悲剧都可以阻止。但《梁 祝》的悲剧却与偶然因素无关."[64]接着金庸对两剧中人物的塑造效果分别进行了比 较, “我曾说梁山伯比罗密欧好.为什么呢?我觉得梁山伯稳重、诚实、爱情专一,是 中国人理想的男人.罗密欧热情、冲动、在爱情中似乎在发疯,……在中国人看来, 梁祝的爱情无疑是要合理得多。在莎士比亚笔下,朱丽叶的品格似乎比罗密欧要高一点, 她从一个天真的小姑娘发展成为一个勇敢的女人。梁祝与之相比较,我觉得似乎是祝英 台的性格更为突出。”[65】 2、中国戏剧中的对比。如《谈<除三害)》先后比较了戏中的角色周处与张飞、 薛刚、《江洲城》里的李逵、《醉打山门》里的鲁智深的不同:“周处不是江州城里的 李逵,两个都是恃强横行、落拓不羁的汉子,但周处身上没有李逵那副泼皮无赖的气息; 22 周处也不是《醉打山门》的鲁智深:两个都是有好酒就大喝,遇见不顺眼之事就放手便 打的人,但周处不像鲁智深那样‘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他没有李逵的娇媚可喜, 没有鲁智深得潇洒自如,但自有他的慷慨跌宕,悲愤侠烈之处.”【66】;同一演员裘盛 戎在不同戏里的表演差异: “裘盛戎的另一出名作是《将相和》,老将廉颇和周处的性 格当然有很大的不同,但一知过失立即自愧无地,立即采取正确的行动,其勇敢之处, 光明之处,可以说并无二致.然而我觉得这两个人的悔悟仍旧是有所不同的.廉颇主要 是出于爱国心,出于对蔺相如的感佩,情感的成分较重,周处的悔悟却是由于严肃的沉 重的自责,更多理性的思维.”【67】;同一部戏由不同演员来演所产生的不同舞台效果 等等。比较之中显形象,比较之中看出作者对中华瑰宝的深爱。 3、中西方艺术乃至绘画的对比。在《向中国画的大师们致敬》中,金庸首先对中 西方艺术的基本源泉进行比较,他写道,“中国艺术数千年来具有独特的风格,虽然中 间也曾受到印度和西域的外来影响,但这些外来因素很快就融入了中国的传统之中。中 国艺术的基本源泉,一方面来自民闻,一方面是士人的创作.西方传统艺术中民间的因 素远比中国为少,主要是贵族和知识分子的趣味。中国艺术又讲究融会贯通,流注中国 文化的整体精神。”【68】然后金庸指出了中国画和传统西洋画的主要分别, “还不在透 视、描绘笔法、构图等等的技巧,而在于对绘画的基本构想。传统西洋画求逼真的形似, 绘画本身是目的,画一幅画或者是为王公贵女保存肖像,或者应教堂的需要以引起人们 的宗教情绪,又或是描绘战役的详情,以供国王和将军的陶醉。画中或偶有民情风俗, 往往也是为了替封建领主显示属下子民的生活。中国画却是手段,目的在抒写画家本人 的感情、思想和美学上的意境。中国大画家笔下的山水不必似真山真水,却要抒写画家 的胸襟情怀。皇帝内廷供奉的画家应命而作,图画便成为目的,旨在迎合皇帝的癖好, 除非皇帝的胸襟甚宽,鉴赏力甚高,而画家的技巧又极高明,否则不可能有佳作产生, 正如承旨奉和之诗,希觏名篇。作品格调高低之别,往往即在于此。”【69】此后,金庸 分析东西文化互相接触之后,各自发展的道路,是西洋画从日本画里间接得到中国画家 的基本意念,放弃了“求形似”,转而创造自己的风格。而中国画却渐渐走上了西洋画 家所早已摒弃了的旧路,不再注重意境感情,而求实际效果。但就表现方式而论,近代 中国画毕竟还保存了固有传统。尽管国画中混入了西洋画法,基本上终究是国画,洋为 中用,中国画并没有变成西洋画。最后金庸得出结论: “中国戏曲和中国画,目前是我 国传统艺术的两大支柱。但中国戏曲并无多大进步,只不过作了一些枝枝节节的修改。 今日中国画的技巧和表现方式,却已非明人、清人之所及,更非唐人、宋人之所及。说 我国近百年来主要的传统艺术成就是在绘画,此言当不为过.”【70】 4、在《“英名盖世三岔口杰作惊天十字坡"》中,金庸对《三岔13》形式的主要 成分一哑剧与西方戏剧中的哑剧作了深刻比较。 “在西欧,罗马时代就已有哑剧,目 前欧洲的戏院中偶然也有一些哑剧,然而普通只是极短的一段,引不起多少人的兴 趣……欧洲与印度的有些批评家把《三岔I:I》中的演技与卓别林相比,因为卓别林正 是哑剧的大师。”【7l】金庸接着分析了过去国外芭蕾舞的观众层次,只有少数的王公贵 族和鉴赏家,他们都懂得舞蹈,对舞剧中的特种姿势都明白是什么意思。但现在看芭蕾 舞的人社会面越来越广,许多人就不知道这些舞蹈家们比来划去的在干什么。可是看中 国的《三岔口》却不需要专门的舞蹈知识。“在《三岔I:I》中,刘利华在自己肩都上方 一拿,在颈中一斩,再要摇手,不论你是哪一国人,都知道这表示怕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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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得知金庸去世 马识途托香港朋友与老友家人联系
2018-11-01 07:50 成都日报  
2004年9月,金庸来蓉,当时90岁的马识途,与80岁的金庸一见如故。彼时,马识途还曾提出这样的倡议:“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这样的‘金庸现象’在文学上、在中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四川作家应该从他的创作中得到何种启示?”前日,金庸去世的消息震惊华人世界,因为家人善意隐瞒,马识途昨日才得知金庸去世,并联系香港的朋友代表他向金庸家人致以哀思。

“听说金庸先生去世,我们都很难过,因为怕父亲得知后伤心而休息不好,所以当天就没有告诉他。”马识途的女儿马万梅告诉记者,得知金庸过世后,马识途很吃惊,再三确认消息后深感不舍,他让马万梅联系他的香港朋友,代他向金庸家人致以哀悼之情。据马万梅透露,马识途与金庸惺惺相惜,两人都彼此欣赏。近年来,马识途还时常提及金庸,关心他的身体。“上世纪80年代,金庸的小说开始风靡全国,我和同事还要相互传阅,而我父亲已买下了金庸小说全集,他也是金庸的书迷。”马万梅说。

在马识途看来,金庸作品的成功处在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等各方面有深刻的表现和承载。马识途曾如此评价金庸:“为什么金庸的小说现在还有这么多人在读,反复拍电影,它体现的是中国的传统意识的东西,也体现了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金庸到成都来,我们也有讨论。他的通俗小说是有理念的,他是把中华民族优良的性格、传统都要体现出来的。现在的网络文学用了这些东西,也写了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还赶不上金庸的水平。他确实是当代通俗小说的宗师,变成大家学习的对象。”

如今,两位老人,一人已去,而当年互赠的诗词尚存世间,记录着两位文坛巨匠的深情厚谊。2004年9月,马识途曾写下《赠金庸》:凡有水井唱“三变”,如今到处说金庸。新声本自俚歌出,缪司殿堂拜查翁。马识途还写下解析:“宋仁宗时,凡有水井处即有歌柳词者,今日凡有华人地即有读金庸小说者…… ”马万梅回忆说,当时有人对金庸说三道四,马识途便写下了这些来表达对金庸的支持。之后,马识途亲自写就一幅隶书,赠与金庸。金庸也挥毫泼墨,题书法一幅,写道:“慧增于寿,识途因齿,不喜伏枥,志存万里,腾飞行空,云生足底,千里之行,路遥方知。”

金庸曾考上川大外文系

因经济负担不起放弃

2004年9月的四川之行中,金庸曾亮相水上报告厅,现场获聘为四川大学名誉教授,并与学生进行了长达1个小时的对话。时任川大常务副书记的罗中枢回忆说,那是川大江安校区建成以来,水上报告厅空前热闹的一次,500多位师生把报告厅挤得水泄不通,热烈的掌声此起彼伏。

金庸曾在接受采访时透露,1943年,他在重庆同时考上中央大学、西南联大、四川大学外文系,但由于经济上负担不起,只能选择上其他不收学费的学校。2004年,时任川大校长谢和平院士为金庸颁发了名誉教授证书,金庸非常开心,连声感叹,并谦虚地表示:“我不敢当什么教授,我是来学习讨教的。我不敢说能教你们什么,我是来与你们共同学习的,我只是比你们的年纪大些,是你们的大师兄而已!”金庸的幽默引来全场观众的笑声。随后,金庸还为川大题字:“川大领导中国学术研究,心仪已久,得以参与其行列,不胜荣幸。”

因为金庸当时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院长,他还把川大跟浙大比较,“很相似,川大是1896年建成,浙大是1897年,晚了一年;都是书院发展而成,都是三校合并,也都有六七万学生,是中国学生最多的学校,历史悠久,很有成就。”金庸还很崇敬四川大学文新学院的杨明照先生:“我很仰慕杨明照先生,他研究《文心雕龙》,很有地位,很有贡献。”在即将结束川大之行时,金庸说成都和他的家乡江南一样,富庶、物产丰富、生活环境悠闲,使这两地从事文化活动的人很多,人文环境很好。

记者 李雪艳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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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8-29 11:59 | 显示全部楼层
资料好全啊,多谢刘兄整理。

连香港专栏作家陶杰跟金庸交往的细节都能搜集到,不简单啊。

据我所知,陶杰这些评论金庸的资料有些是在香港电台节目中讲述的,并非笔录成文,难道刘兄也听过陶杰的电台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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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0-6 17:39 | 显示全部楼层
慕容德 发表于 2019-8-29 11:59
资料好全啊,多谢刘兄整理。

连香港专栏作家陶杰跟金庸交往的细节都能搜集到,不简单啊。

整理给自己看,朋友看了喜欢我也喜欢。陶杰那些,还是复制文字。问好

该用户从未签到

 楼主| 发表于 2019-10-25 22:24 | 显示全部楼层
旧版《雪山飞狐》原有一首诗,来自《肉蒲团》的作者
原创: 西野之米蟲 西野米虫 2018-11-30
《雪山飞狐》最早发表于香港《新晚报》。在当年的报纸连载版中,金庸引用了一首较少人知道的诗。



原文首次出现在第十七篇的末段(1959年2月25日见报),该篇的小标题是《“打遍天下无敌手”》。



剧情是当宝树和尚带着天龙门、饮马川和平通镖局的众人,来到雪峰山庄(三联版改为“玉笔山庄”)作客时,看到山庄的前厅贴着一副对联。



金庸在修订小说时,对这个部份进行了非常大的改动。



报纸连载版的原文如下:



只见厅上居中挂着一副木板对联,上联是“九死时拼三尺剑”,下联是“千金来自一声卢”。



这十四字豪气逼人,宛然是一副侠少面目,再看上款写着“杀狗仁兄正之”,下款赫然是“打遍天下无敌手金面佛醉后涂鸦”。每个字都是银钩铁划,似是用刀剑在木板上剜刻而成。



众人看了这副对联,不由得面面相觑,心道:“这主人怎么叫做‘杀狗’?这金面佛又竟然如此狂妄!”





1959年2月25日的《新晚报》,连载《雪山飞狐》第十七篇



三联版将这段文字修改如下:



厅上居中挂着一副木板对联,写着廿二个大字:不来辽东,大言天下无敌手;邂逅冀北,方信世间有英雄。



上款是“希孟仁兄正之”,下款是“妄人苗人凤深惭昔年狂言醉后涂鸦”。



众人都是江湖草莽,也不明白对联上的字是什么意思,似乎这苗人凤对自己的外号感到惭愧。每个字都深入木里,当是用利器剜刻而成。



这段剧情有三大值得留意的改动之处,第一是对联内容本身的改变。第二是山庄的主人原本名叫“杜杀狗”,修订后改为“杜希孟”。第三是苗人凤写下这幅对联时的心态,从“狂妄”改为“深惭”。



三联版的这二十二字对联,出自于金庸本人的原创,这个改动非常贴切,表达了苗人凤对胡一刀的钦佩之意,字里行间流露出惺惺相惜和深切怀念。这显然更符合小说情节描写的实际情况。



而在报纸连载版中的那副对联,上联是“九死时拼三尺剑”,下联是“千金来自一声卢”,金庸在这里玩了点“戏说”的技巧,把它写成是苗人凤原创的对联。



其实,这两个句子来自七律诗《赠侠少年》。全诗如下:



生来骨格称头颅,

未出须眉已丈夫。

九死时拼三尺剑,

干金来自一声卢。

歌声不屑弹长铗,

世事惟堪击唾壶。

结客四方知己遍,

相逢先问有仇无?



这首诗的作者名叫李渔,是明末清初(1611年-1680年)的风流才子。他出生于江苏省如皋市,父亲李如松是浙江籍药材商。





位于浙江兰溪的李渔塑像



以今人的眼光看,李渔是个真正的斜杠青年,也就是拥有多种职业的“跨界精英”。



他的头衔多如牛毛,不仅是诗人,同时还是文学家、戏剧家、戏剧理论家、美学家、出版人、书商、幕僚、社会活动家、园林艺术家、发明家;也是休闲文化的倡导者,和文化产业的先行者。



他还是个超级吃货,尤其嗜食螃蟹,“每岁于蟹之未出时,即储钱以待”。他曾说人生的最大梦想,是到一个盛产螃蟹的地方做官,以便拿俸禄大饱吃蟹之口福。



就连写文章也不忘了吃。别的作家写莲花,用词都很高洁典雅,着力歌颂“出淤泥而不染”的精神,唯恐不能从中发掘出某种文化精神。



李渔却不这样,他偏偏要把莲花一层层剥开,写完它是多么好看之后,笔锋一转说莲子和莲藕都很好吃,“至其可人之口者,则莲实与藕皆并列盘餐而互芬齿颊者也”。(《芙蕖》)



一点也不怕别人讥笑他煮鹤焚琴,真是吃货的最高境界。



他后来出版了一本书叫《闲情偶寄》,被奉为养生学的经典著作。







该书有大量篇章谈及美食,比如吃鱼,李渔认为世间的鱼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靠“鲜”取胜,另一类靠“肥”取胜。



靠鲜取胜的鱼有:鲟鱼、鲫鱼和鲤鱼等等,这些鱼适合“清煮做汤”,吃货应该以品尝鲜汤为主。



而靠肥美取胜的鱼有:鳊鱼、鲥鱼和鲢鱼等等,对这几种鱼“宜厚烹作脍”,也就是重点在于吃鱼肉本身。



至于鱼的烹制,火候很重要。必须是刚刚煮熟的时候端上桌就吃,“而鲜之至味只在初熟离釜之片刻”。



煮鱼的水要放多少也大有讲究,最完美的状态是刚刚浸没鱼身,“水多一分,则鱼淡一分”。如果为了煲出更多的鱼汤就多加水,会导致“鲜味减而又减”,反倒弄巧成拙。



总之,《闲情偶寄》是一部非常有意思的书,获得多位名家推荐。



胡适说它是“一部最丰富、最详细的文化史料”。



周树人称赞该书“文字思想均极清新,都是很可喜的小品,有自然与人事的巧妙观察,有平明而又新颖的表现”。



林语堂也说此书是“中国人生活艺术的指南”。



除了美食之外,李渔还写了大量戏剧和小说。其中有一部作品,影响力超级大,我们这代人个个耳熟能详。



就是大名鼎鼎的《肉蒲团》。







这部作品被归类为“艳情小说”,自问世之后就和《金瓶梅》齐名,被誉为两大奇(yin)书。



在米虫看来,《肉蒲团》写的比《金瓶梅》更好,宣扬“淫人妻女者,妻女必被人所淫”的思想,主题鲜明而又精辟,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整部小说都是围绕这个主题来推动剧情,更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



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有很多道学先生对李渔颇有成见,除了表面上不齿《肉蒲团》外,还指责他倡导休闲文化,是玩物丧志的典型。



可是你若认真读一读他的这首诗《赠侠少年》,细细品位字里行间的真意,就能感受到他其实有也有强烈的战斗精神,只不过在清政府的残酷镇压下,无法尽情倾吐出来而已。



该诗引用的“弹长铗”和“击唾壶”这两个典故,都很耐人寻味。



长铗,就是长剑。战国时孟尝君的门客冯谖,投奔到其门下时尚未有尺寸之功,就敢经常弹着长剑唱歌,向孟尝君要鱼吃要车坐要钱花。







后来孟尝君派冯谖到自己的封地薛邑去收债,顺便用收回的账款为家里买点东西。



冯谖自作主张,一把火将所有债券烧的干干净净,回来交差时振振有词的说,我觉得你家里什么都不缺,缺的是“义”,所以我替你免除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债务,把“义”买回来了。



孟尝君很不高兴,但还是保持风度没有发作。



几年后,他遭到齐王猜忌,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封地,距离薛邑还有百余里时,众多百姓已经扶老携幼去迎接他。孟尝君感慨的对冯谖说∶你为我买的“义”,今天终于见到了。



另一个典故“击唾壶”,则是东晋大将军王敦的趣事。唾壶就是痰盂。这哥们是个重口味,每次一喝完酒就对痰盂情有独钟。



你以为他是喝醉了要呕吐吗?不是的,他是把痰盂抱过来当大鼓,再抓起一柄玉如意当作大锤,一边放声高歌曹操的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一边慷慨激昂的用如意敲击痰盂为拍,以致痰盂的边沿有了缺口。





东晋时期的唾壶长这样



这样的恶趣味,今人不敢恭维,但在古代却是真性情的象征。写下这首诗的李渔,对王敦的这种行为就相当欣赏,引用这个典故暗示自己的志向。



从字面解读,李渔显然不屑于学冯谖仅仅做个谋士,而希望像王敦那样击壶高歌,驰骋沙场光佐中兴,那股侠义豪情跃然纸上。



可惜这首诗虽然流传至今,知道的人却寥寥无几。金庸在《雪山飞狐》报纸连载版的第十七篇和第十八篇,首次写到了“九死时拼三尺剑,干金来自一声卢”这两句诗;之后又在第七十七篇和第七十八篇,借用胡斐之手写出了该诗的完整篇。



原文有一大段胡斐书写吟诵全诗,苗若兰应声相和的场景,金庸修订时把这些段落全都删掉了。



假如没有删掉,或许这首诗的知名度会大大提高,甚至就像“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那样,成为一代人永记心头的名句。



【完】【【【【【【【【【【【【【【【【【【【【【【【【【【【

解刨《雪山飞狐》原始版与新版之别!
原创: 西野米虫 金庸武侠 2018-04-08


一,从报纸连载版面的原貌说起



金庸先生的名著《雪山飞狐》,最早是在香港《新晚报》的副刊版面连载,从1959年2月9日开始,至同年的6月18日结束。由于工作的关系,笔者近期有幸看到了这批报纸的扫描档案,如获至宝细细阅读。先说总体印象,那个年代的报纸是繁体字竖排的,页面是简单的黑白色,排版亦比较粗糙,经常出现标题符号印在行首最上方的不美观编排;由于年代久远,不少字迹模糊不清,需要费一番心神才能辨认出来,但笔者还是相当享受从中体验到的阅读乐趣。

在这批报纸上,《雪山飞狐》每日连载一篇,每篇字数约1000字。专栏的见报位置是在第七版的右上角,是该版面最醒目的头条版位。专栏的右上侧有个竖直的栏目框格,从上到下印着“雪山飞狐”四个大字,下面有个侠士挥剑的小画像。最早的三篇,栏目框格里印的是“金庸著,东明图”。从第四篇到第二十八篇变成了“金庸文,东明图”。从第二十九篇起又变成了“金庸文,小萍图”。此外,每篇连载都有金庸先生自凝的一个小标题,另配有一副插图(即是“东明”或“小萍”所画的图),第一篇的插图位于该专栏的偏左位置,从第二篇起改为在专栏的正中央位置。

目前网络上也能看到“旧版”《雪山飞狐》全文。不过,在内地1994年出版的“三联版”《雪山飞狐》中,金庸先生在“后记”写了这样一段话:“《雪山飞狐》于一九五九年在报上发表后,没有出版过作者所认可的单行本。坊间的单行本,据我所见,共有八种,有一册本、两册本、三册本、七册本之分,都是书商擅自翻印的。”

由此可见,网络上的“旧版”来缘,应是五六十年代的某些书商,将报纸连载的全部篇章按顺序首尾相连,以“简单粗暴”的方式结集成书。那些造型生动、栩栩如生的插图当然是没有了,更可惜的是,每篇的小标题也被删除了。其实,从这些小标题中,很多时候可以看出金庸先生最初创作时的思路。

笔者看到的一个流传最广的“旧版”版本,将全书分成十八回,每一回的字数最多的有9千字,最少的仅有5千字。回目的划分方法,和金庸自己于七十年代修订定稿、最为世人熟悉的“三联版”,以及1999年之后再次修订的版本(即“世纪新修版”)完全不同。后两个版本都是十回。据金庸在“三联版”后记的说法,这是“翻印者强分章节,自撰回目,未必符合作者原意”。



另外,三联版和世纪新修版的回目都没有标题,“旧版”的回目却有标题。然而这些标题鱼龙混杂,有些是照搬《新晚报》上金庸原创的某个小标题,作为整个回目的标题,比如第一回的标题《长空飞羽》,是报纸连载第一篇的小标题;第二回的标题《盒中有箭》,是报纸连载第十篇的小标题。有些是将金庸原创的某个小标题,略加修改后变成整个回目的标题,比如第三回的标题《雪山飞狐》,第四回的标题《左右双僮》,来自报纸连载第十九篇的《“雪山飞狐到了”》;和第二十篇的《两个背剑的僮儿》。还有的干脆就没有回目标题,分别是第十二回、第十七回和第十八回,可能是书商找不到合用的原创小标题,索性就空置了。

最后,笔者在逐字逐句对比时发现,网上的“旧版”有不少错字漏字,可能是网民手打输入时的失误,比如报纸连载第十四篇《一手抓住两手》,收录到“旧版”之中时,短短1000字中就有5个地方与原文不符。还有就是标点符号的处理也相当马虎,全书有许多武打招式用的是四字成语,报纸连载时的原文都有用引号的,“旧版”却经常删掉了引号。这些缺陷虽然不会对阅读流畅性造成影响,但对追求完美者而言毕竟也是憾事。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要研究旧版金庸小说,最理想的方式还是阅读当年的报纸连载原文,这样才能感受到最“原汁原味”的写作风格。由于笔者看到的这批扫描档案,版权属于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所有,未经允许不能擅自全部放上网;而且即便是得到授权放上网,相信绝大多数读者也缺乏耐心去仔细辨认,将之与三联版和世纪新修版做出对比。因此笔者准备以“摘录点评”的形式,细谈三个版本的异同之处,以此与金庸小说的死忠粉丝们交流。

二,纯粹的“文字润饰”更值得研究



《雪山飞狐》的总字数只有十余万字,篇幅不算太长,但在金庸小说中具有重要地位。倪匡为金庸小说排座次,将它列为第五名,排名超过《射雕英雄传》和《倚天屠龙记》。然而长期以来,评论界对《雪山飞狐》的关注程度却相对较低,尤其是对新旧版本的对比研究,更是少的可怜。

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雪山飞狐》的三个版本,在剧情上没有任何不同之处。金庸先后数次进行的修订工作,都仅是对该书的遣词造句做出改动。相比之下,《射雕英雄传》的剧情改动可谓“大刀阔斧”,报纸连载版中的重要人物秦南琴,以及捕捉小红鸟、蛙蛤大战等有趣段落,在三联版中被删的干干净净;而在世纪新修版中,则是增加了黄药师和梅超风的暧昧剧情。




对一般读者来说,这种大段大段的剧情改动,自然更有话题性,更有探讨的空间。而《雪山飞狐》既然没有对剧情增删斧削,似乎也就不太值得关注了。但笔者的看法恰恰相反,对于一部“没有必要”修订的作品,金庸仍花了很多心思字斟句酌,将报纸连载版的几乎每一段,或多或少都做了改动。这是一种纯粹的“文字润饰”工作,仔细对比其中的异同点,不仅可以像阅读《红楼梦》的程本和脂本那样,读赏玩索滋味无穷,还能从中学到不少为文练字的技巧。

先来看报纸连载版的第一篇。该篇发表于1959年2月9日的香港《新晚报》副刊,小标题是《长空飞羽》,在约1000字的篇幅中,始于“一支羽箭射出”,止于天龙门的曹云奇、周云阳、阮士中和殷吉四个角色出场。插图画的是这四个人处于右下方,正在驰马仰头上望,而左上方有一只大雁的脖子上横插着一支羽箭,正在跌落下来。

这第一篇的开头第一段,金庸修订时就做了极大修改。报纸连载版的原文如下:

飕的一声,一枝羽箭从东边山坳后面射了出来,划过长空。这箭破空之声甚是劲急,显见发箭之人腕力极强。但见那箭横飞而至,正好穿入空中一头飞雁颈中。那大雁带着羽箭在空中打了几个筋斗,落在雪地。




而三联版和世纪新修版的文字如下:



飕的一声,一枝羽箭从东边山坳后射了出来,呜呜声响,划过长空,穿入一头飞雁颈中。大雁带着羽箭在空中打了几个筋斗,落在雪地。

这两个开头,究竟哪一个更好呢?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意见。在笔者看来,是各有千秋。三联版只用“呜呜声响”四个字,就取代了“破空之声甚是劲急,显见发箭之人腕力极强”,文笔无疑更加洗练。

不过,报纸连载版接下来的一句写“但见那箭横飞而至,正好穿入空中一头飞雁颈中”。把这个句子和下一个句子连起来看,有种连续的画面感。读者仿佛在看电影,一开场,就是一支羽箭飞射而来的特写镜头,一下子就被吸引了注意力。

另外,这种“但见那箭”如何如何的写法,是古典小说中很典型的“说书式风格”。比如《三国演义》第七十一回写赵云杀入重围救黄忠,也是专门有句子形容“那枪浑身上下,若舞梨花;遍体纷纷,如飘瑞雪。”金庸早期的作品尤其是报纸连载版,有许多描写手法都有四大名著的影子,读来古趣盎然。






三,连载版的“高手”修订时普遍“降级”



《雪山飞狐》报纸连载版的第一篇,另外还有一个较大的改动。在篇末的最后一段,原文详细介绍了天龙门的曹云奇、周云阳、阮士中和殷吉这四个角色的姓名、绰号和武功造诣。金庸先生在进行修订时,把他们全部做了“降级”处理。

先看这四个角色的出场总述,报纸连载版的原文写的是“山中虽是严寒,但马上这四位乘者各各身负绝艺,纵马急驰,不久人人头上冒汗。”而在三联版中,修订为“山中虽冷,但四名乘者纵马急驰之下,不久人人头上冒汗。”即是删掉了“各各身负绝艺”的描述。

接下来是对这四个角色的分别介绍,其中三个都做了重大调整。在报纸连载版中,对曹云奇的描述是“天龙门掌剑双绝,他都已窥堂奥”,在三联版中改为了“所学都已颇有所成”。对周云阳的描述是“剑法上有独到造诣”,三联版中整个句子被删掉。对阮士中的描述是“在天龙门中向称第一把高手”,三联版中改为“在天龙北宗算得是第一高手”。也就是从整个天龙门的第一高手,降级为“北宗分支”的第一高手。

至于第四个角色殷吉,报纸连载版的第一篇并未提及他的武功深浅,因此三联版没有相应的修改。不过随着剧情的推进,在报纸连载的第五篇《上山较劲》中对殷吉做了补充描写,写他施展的是“登萍渡水轻功绝技”,这个句子在三联版中被改为“数十年勤修苦练的轻功”。此外原文还写了殷吉的心理活动,认为“我天龙南宗的轻功向称独步江湖”。这个自视甚高的评价,在三联版中也被删掉了。

不仅如此,这之后陆续出场的好几个配角,金庸修订时对于他们的武功描述,都在不同程度上予以“降级”。比如北京平通镖局总镖头熊元献,原文写的是他“以地堂刀功夫称雄河朔”,在三联版中改为“精熟地堂刀功夫”。

这些修改看似琐碎,对整体剧情无关紧要,但却是非常合理的。在《雪山飞狐》以及金庸其后创作的《飞狐外传》中,武功水平的高低是层次分明的。苗人凤、胡一刀和胡斐处于最高水平,田归农明显差一个级别,有份害死胡一刀的宝树和尚,比田归农又差一级。而宝树面对以上这些角色时,能够占据绝对上风,所以以上这些角色的武功,充其量只是第三流水平,诸如“身负绝艺”、“轻功绝技”、“独步江湖”等等形容词,对这些人来说的确是“过誉”了。金庸对相关字句逐个做出相应的改动,体现了他对自己作品的认真和严谨。




其实,在金庸的其他作品中,这种改动也比比皆是。比如《射雕英雄传》第一回写长春子丘处机的出场,报纸连载版的原文先是给予“拳剑武功,海内无双”的评价,之后更进一步形容他“武功已臻化境”。这么高的赞誉,甚至压倒了后来出场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然而丘处机的武功水平,和“五绝”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因此金庸在修订时,也对丘处机进行了降级处理,上述两个过于夸张的评价,分别改为“武功卓绝,为人侠义”,和“武功虽然尚未登峰造极,却也已臻甚高境界”。

如果不做这种调整,当读者看到《射雕》的后半部份,这位“武功已臻化境”的丘处机,竟然要集合“全真七子”的力量,以七敌一才敢跟黄药师过招,就会觉得他和出场时的气势相比简直是判若两人,武功设定明显自相矛盾。

不过话说回来,有很多小说都会在不经意之间,留下这种矛盾,即使是四大名著也不例外。比如《水浒传》写到宋江的出场,在大段溢美之词中,有两句是“更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第十八回),给读者的第一印象,似乎这位也是个高手。之后可能是为了强调“宋江也是懂武艺的”,还在梁山一百单八条好汉之中,专门挑了一对兄弟“毛头星”孔明、“独火星”孔亮拜宋江为师,让他也可以吹嘘“因他两个好习枪棒,却是我点拨他些个,以此叫我做师父。”(第三十二回)。

可是翻遍《水浒传》全书,宋江最终给人的印象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每次上战场都要一堆武将保护,否则就只剩下逃跑的份。整部书“排第一把交椅”的好汉,前后文的破绽如此明显,比起金庸小说中的三流角色设定上的小小矛盾,那种巨大的落差感更加强烈的多。由此也更可以看出,金庸细心修订自己的作品,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是多么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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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在《雪山飞狐》中,原本写了一个“玉面狐”(附绝版原文图档)
原创: 西野米虫 西野米虫 2018-04-24
金庸小说的粉丝们可能会觉得奇怪,“玉面狐”是谁?翻遍《雪山飞狐》全书,都找不到这个角色。再翻遍《飞狐外传》,仍然没有这个人。这是怎么回事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你看的是修订版的《雪山飞狐》。



香港无线1999年版《雪山飞狐》



先说点题外话。米虫从小爱看金庸小说,近年来热衷研究各个版本的异同,经常到香港的中央图书馆借阅旧报纸微缩胶片,查阅最初在报纸版面上连载的文字。从《神雕侠侣》开始的作品,基本都能在《明报》的旧档案中看到原文。然而,更早期的《书剑恩仇录》和《雪山飞狐》这两部作品,是在香港《新晚报》上连载的,而该报已于1997年7月停刊,原始档案大多已散佚,米虫跑遍了香港的所有图书馆,都没有查到完整的资料。

幸好有位在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工作的朋友,近期发现在该集团的资料室里,还存放着一批《新晚报》,这应该是最后一批旧报纸了,具有无比珍贵的史料价值。工作人员将这批尘封已久的绝版档案,小心翼翼的扫描成图片文件,虽然不少地方模糊泛黄,但百分之九十五的字迹仍能辨认。

米虫向朋友索取到这些图档,花了很多精力仔细阅读,前些天已经写下了第一篇对比新旧版本的研究文章(详见《解刨《雪山飞狐》原始版与新版之别!》),今后会继续以这种“摘录点评”的形式,分享《雪山飞狐》的最初原貌,并会不定期公布若干扫描图片,以飨读者。

言归正传。《雪山飞狐》报纸连载版的第二篇,小标题名为《黄金小笔》,第三篇名为《道是无情却有情》,第四篇名为《玉面狐》。这三个小标题,全都是围绕书中的一个人物起的。这个人物,姓田名青文,是田归农和他的前妻所生的女儿。

是的,你没有看错,“玉面狐”其实就是田青文。在三联版和世纪新修版中,金庸把她的绰号改为“锦毛貂”;并且特意为此新写了两句解释,“那貂鼠在雪地中行走如飞,聪明伶俐,‘锦毛’二字,自是形容她的美貌了。” 在报纸连载版中,是没有这两句话的。





如图所示,第四篇的小标题是《玉面狐》




在米虫看来,“锦毛貂”是否贴切见仁见智,但“玉面狐”这个绰号是一定不妥的,非改不可。因为整部小说的书名叫作《雪山飞狐》,读者看到“玉面狐”这三个字时,自然而然会展开联想,猜测这第一个出场的女性角色,必然和男主角有很深的关系,甚至很可能是女主角,所以绰号中也有“狐”字。

当读者看完全书,发现田青文和胡斐没有半点关系,难免会觉得之前被作者误导了。虽然高明的作者有意误导读者,是常见的写作手法,但如果误导本身不能产生任何戏剧性,不能在前后文中带来“峰回路转”的震撼性变化,那就应该尽力避免,否则只会造成反效果,令读者觉得不舒服。今时今日有志进行长篇通俗小说创作的作者,对此种“读者心理学”不可不知。



香港无线1985年版《雪山飞狐》的田青文(朱小宝 饰)

在四大名著之中,绰号使用最多的是《水浒传》,一百单八条好汉的绰号,绝大多数都是非常贴切和传神的,但也有个别角色的绰号,以今天读者的阅读习惯来看,有点儿令人无语。比如在《水浒传》的第三回,有条出场的好汉叫作“打虎将李忠”。这个绰号就属于“不必要的误导”。相信大部分读者在看《水浒传》之前,就已经听说过“武松打虎”的故事,一看到“打虎将”这三个字,潜意识里就会被点燃一个“兴奋点”,猜测此人会不会和武松有某种关联,对这个角色的剧情相当期待。这之后看到李忠的各种表现,无论是武艺还是胆略都弱爆了,心里难免又会大失所望,觉得他实在配不上这三个字。这样威风凛凛的绰号,应该给武松才对。

另外还有一条好汉叫朱贵,在梁山泊负责开酒店,他出场时的气势是相当不凡的。当时林冲想上山投奔王伦,先到朱贵开的酒店歇脚饮酒,朱贵认出他是林冲,竟敢走上前“把林冲劈腰揪住”(第十一回)。我们第一次看小说看到这里,还不知道此人是谁,而林冲的武艺有多高超,之前的几个回合已经反复渲染,令读者印象非常深刻了。在这个时候突然又冒出一条大汉,竟敢对林冲做出如此冒犯性的动作,读者马上会受到心理暗示,觉得这个新出场人物的本领,应该不在林冲之下。




央视1998年版《水浒》的林冲(野芒 饰)




然而当朱贵开口自我介绍时,说他的绰号叫“旱地忽律”。这四个字一出口,形象分顿时唰唰的往下掉。“忽律”者也,据说是宋代契丹语对鳄鱼的称呼。鳄鱼是水中的霸王,到了陆地就不太灵活了,到了“旱地”恐怕更加无用武之地。“旱地鳄鱼”算个啥玩意?似乎有种浓浓的调侃意味。用影视剧的语言来形容,这个绰号令朱贵“逼格一下子变得很Low”。

如果再联想到宋江的绰号叫“及时雨”,就更加不妙了。有“旱地”,又有“及时雨”,让我好好的滋润你,这是要塑造一对CP的节奏吗?虽然这属于米虫这种想象力特别丰富的人,才会产生的恶搞想法,不应以这种标准来苛求数百年前的施耐庵老先生。但今天从事小说创作的作者,应该比古人更加留意时代的变化,尽量避开这类雷区。

除了修改绰号之外,金庸修订《雪山飞狐》时,还对田青文做了另外两个改动。她是在报纸连载版的第二篇出场的,原文写的是通过她的师兄曹云奇的视线,望见“一匹白马空身站在雪地里,一个白衣少女一足跪在地下,似在雪中寻找什么。” 三联版改为“一匹灰马空身站在雪地里,一个白衣女郎一足跪在地下,似在雪中寻找什么。” 世纪新修版则改成了“一匹灰马空身站在雪地里,一个白衣女郎一足跪地,俯身似在雪中寻找什么。”

对比这三个版本,世纪新修版在此处做出的改动,只属于文字雕琢,是否改的更生动了不妨另文讨论。但三联版对报纸连载原文做出的改动,却是非常值得留意的。简而言之,一共改了两个地方,首先把“白马”改成了“灰马”,其次是把“白衣少女”改成了“白衣女郎”。




红色框格内的原文是“白马”




读者诸君可能会觉得奇怪,不过是一匹马而已,是白色还是灰色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改变马的颜色?米虫个人揣测,金庸先生修订作品时,是将十五部小说作为一个完整的“武侠体系”来对待的,不仅在同一部作品中,尽可能的减少重复雷同之处,就算是在不同的作品之中,也希望极力避免相似的场景和设定。

在金庸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有一匹神骏的白马,脚力极其神速,这匹马后来还出现在了《飞狐外传》中。更重要的是,《书剑恩仇录》中有一个很美的场景,当红花会诸侠被清兵大军围困时,香香公主决定留下来与陈家洛同生共死,那段文字是这样写的:“月光冷冷,雪花飞舞之中,只见一个白衣人手牵白马,缓缓走来。这时遍地琼瑶,这白衣人踏雪而来,真如仙子下凡一般……(三联版第十四回)”



内地2008年版《书剑恩仇录》的香香公主(刘颖 饰)




表面上看,该段文字与田青文的出场描写,字句并无重复之处。但如果这是在拍电影,把场景拆解成一个个元素来分析,就会发现至少有三个相同的元素,分别是:大雪、白马和白衣美女。当你闭上眼睛,在脑子里像播放电影镜头似的,以远景的方式想象这两个画面,就会感觉到二者之间是非常相似的——都是在漫天飞雪之中,有个白衣飘飘的美女,伴随着一匹全身雪白的骏马,给人的感觉又清冷又纯洁。

死忠粉丝们都知道,金庸曾担任过电影编剧。他的小说有很强的画面感,也是因为吸收了电影元素的长处。米虫相信金庸在用文字描绘场景时,也曾想象过自己笔下的那些画面。为了把上述两个画面区分开来,必定要对其中某个元素进行修改。由于田青文正在服丧,没法改变她所穿衣服的颜色。由于书名有“雪山”,也没法改变大雪纷飞的环境,惟一可以改变的,就是坐骑的颜色了。

至于为什么要把“白衣少女”改成“白衣女郎”呢?米虫另外写了一篇文章详细分析,由于该文将在香港的报纸上刊登发表,所以要等见报之后,再与诸位读者分享。

【米虫是金庸小说铁杆爱好者之一,尤其喜欢最初始的报纸连载版,将会陆续推出一系列有关旧版的研究文章,敬请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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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版《雪山飞狐》原有一首诗,来自《肉蒲团》的作者
原创: 西野之米蟲 西野米虫 2018-11-30
《雪山飞狐》最早发表于香港《新晚报》。在当年的报纸连载版中,金庸引用了一首较少人知道的诗。



原文首次出现在第十七篇的末段(1959年2月25日见报),该篇的小标题是《“打遍天下无敌手”》。



剧情是当宝树和尚带着天龙门、饮马川和平通镖局的众人,来到雪峰山庄(三联版改为“玉笔山庄”)作客时,看到山庄的前厅贴着一副对联。



金庸在修订小说时,对这个部份进行了非常大的改动。



报纸连载版的原文如下:



只见厅上居中挂着一副木板对联,上联是“九死时拼三尺剑”,下联是“千金来自一声卢”。



这十四字豪气逼人,宛然是一副侠少面目,再看上款写着“杀狗仁兄正之”,下款赫然是“打遍天下无敌手金面佛醉后涂鸦”。每个字都是银钩铁划,似是用刀剑在木板上剜刻而成。



众人看了这副对联,不由得面面相觑,心道:“这主人怎么叫做‘杀狗’?这金面佛又竟然如此狂妄!”





1959年2月25日的《新晚报》,连载《雪山飞狐》第十七篇



三联版将这段文字修改如下:



厅上居中挂着一副木板对联,写着廿二个大字:不来辽东,大言天下无敌手;邂逅冀北,方信世间有英雄。



上款是“希孟仁兄正之”,下款是“妄人苗人凤深惭昔年狂言醉后涂鸦”。



众人都是江湖草莽,也不明白对联上的字是什么意思,似乎这苗人凤对自己的外号感到惭愧。每个字都深入木里,当是用利器剜刻而成。



这段剧情有三大值得留意的改动之处,第一是对联内容本身的改变。第二是山庄的主人原本名叫“杜杀狗”,修订后改为“杜希孟”。第三是苗人凤写下这幅对联时的心态,从“狂妄”改为“深惭”。



三联版的这二十二字对联,出自于金庸本人的原创,这个改动非常贴切,表达了苗人凤对胡一刀的钦佩之意,字里行间流露出惺惺相惜和深切怀念。这显然更符合小说情节描写的实际情况。



而在报纸连载版中的那副对联,上联是“九死时拼三尺剑”,下联是“千金来自一声卢”,金庸在这里玩了点“戏说”的技巧,把它写成是苗人凤原创的对联。



其实,这两个句子来自七律诗《赠侠少年》。全诗如下:



生来骨格称头颅,

未出须眉已丈夫。

九死时拼三尺剑,

干金来自一声卢。

歌声不屑弹长铗,

世事惟堪击唾壶。

结客四方知己遍,

相逢先问有仇无?



这首诗的作者名叫李渔,是明末清初(1611年-1680年)的风流才子。他出生于江苏省如皋市,父亲李如松是浙江籍药材商。





位于浙江兰溪的李渔塑像



以今人的眼光看,李渔是个真正的斜杠青年,也就是拥有多种职业的“跨界精英”。



他的头衔多如牛毛,不仅是诗人,同时还是文学家、戏剧家、戏剧理论家、美学家、出版人、书商、幕僚、社会活动家、园林艺术家、发明家;也是休闲文化的倡导者,和文化产业的先行者。



他还是个超级吃货,尤其嗜食螃蟹,“每岁于蟹之未出时,即储钱以待”。他曾说人生的最大梦想,是到一个盛产螃蟹的地方做官,以便拿俸禄大饱吃蟹之口福。



就连写文章也不忘了吃。别的作家写莲花,用词都很高洁典雅,着力歌颂“出淤泥而不染”的精神,唯恐不能从中发掘出某种文化精神。



李渔却不这样,他偏偏要把莲花一层层剥开,写完它是多么好看之后,笔锋一转说莲子和莲藕都很好吃,“至其可人之口者,则莲实与藕皆并列盘餐而互芬齿颊者也”。(《芙蕖》)



一点也不怕别人讥笑他煮鹤焚琴,真是吃货的最高境界。



他后来出版了一本书叫《闲情偶寄》,被奉为养生学的经典著作。







该书有大量篇章谈及美食,比如吃鱼,李渔认为世间的鱼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靠“鲜”取胜,另一类靠“肥”取胜。



靠鲜取胜的鱼有:鲟鱼、鲫鱼和鲤鱼等等,这些鱼适合“清煮做汤”,吃货应该以品尝鲜汤为主。



而靠肥美取胜的鱼有:鳊鱼、鲥鱼和鲢鱼等等,对这几种鱼“宜厚烹作脍”,也就是重点在于吃鱼肉本身。



至于鱼的烹制,火候很重要。必须是刚刚煮熟的时候端上桌就吃,“而鲜之至味只在初熟离釜之片刻”。



煮鱼的水要放多少也大有讲究,最完美的状态是刚刚浸没鱼身,“水多一分,则鱼淡一分”。如果为了煲出更多的鱼汤就多加水,会导致“鲜味减而又减”,反倒弄巧成拙。



总之,《闲情偶寄》是一部非常有意思的书,获得多位名家推荐。



胡适说它是“一部最丰富、最详细的文化史料”。



周树人称赞该书“文字思想均极清新,都是很可喜的小品,有自然与人事的巧妙观察,有平明而又新颖的表现”。



林语堂也说此书是“中国人生活艺术的指南”。



除了美食之外,李渔还写了大量戏剧和小说。其中有一部作品,影响力超级大,我们这代人个个耳熟能详。



就是大名鼎鼎的《肉蒲团》。







这部作品被归类为“艳情小说”,自问世之后就和《金瓶梅》齐名,被誉为两大奇(yin)书。



在米虫看来,《肉蒲团》写的比《金瓶梅》更好,宣扬“淫人妻女者,妻女必被人所淫”的思想,主题鲜明而又精辟,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整部小说都是围绕这个主题来推动剧情,更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



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有很多道学先生对李渔颇有成见,除了表面上不齿《肉蒲团》外,还指责他倡导休闲文化,是玩物丧志的典型。



可是你若认真读一读他的这首诗《赠侠少年》,细细品位字里行间的真意,就能感受到他其实有也有强烈的战斗精神,只不过在清政府的残酷镇压下,无法尽情倾吐出来而已。



该诗引用的“弹长铗”和“击唾壶”这两个典故,都很耐人寻味。



长铗,就是长剑。战国时孟尝君的门客冯谖,投奔到其门下时尚未有尺寸之功,就敢经常弹着长剑唱歌,向孟尝君要鱼吃要车坐要钱花。







后来孟尝君派冯谖到自己的封地薛邑去收债,顺便用收回的账款为家里买点东西。



冯谖自作主张,一把火将所有债券烧的干干净净,回来交差时振振有词的说,我觉得你家里什么都不缺,缺的是“义”,所以我替你免除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债务,把“义”买回来了。



孟尝君很不高兴,但还是保持风度没有发作。



几年后,他遭到齐王猜忌,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封地,距离薛邑还有百余里时,众多百姓已经扶老携幼去迎接他。孟尝君感慨的对冯谖说∶你为我买的“义”,今天终于见到了。



另一个典故“击唾壶”,则是东晋大将军王敦的趣事。唾壶就是痰盂。这哥们是个重口味,每次一喝完酒就对痰盂情有独钟。



你以为他是喝醉了要呕吐吗?不是的,他是把痰盂抱过来当大鼓,再抓起一柄玉如意当作大锤,一边放声高歌曹操的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一边慷慨激昂的用如意敲击痰盂为拍,以致痰盂的边沿有了缺口。





东晋时期的唾壶长这样



这样的恶趣味,今人不敢恭维,但在古代却是真性情的象征。写下这首诗的李渔,对王敦的这种行为就相当欣赏,引用这个典故暗示自己的志向。



从字面解读,李渔显然不屑于学冯谖仅仅做个谋士,而希望像王敦那样击壶高歌,驰骋沙场光佐中兴,那股侠义豪情跃然纸上。



可惜这首诗虽然流传至今,知道的人却寥寥无几。金庸在《雪山飞狐》报纸连载版的第十七篇和第十八篇,首次写到了“九死时拼三尺剑,干金来自一声卢”这两句诗;之后又在第七十七篇和第七十八篇,借用胡斐之手写出了该诗的完整篇。



原文有一大段胡斐书写吟诵全诗,苗若兰应声相和的场景,金庸修订时把这些段落全都删掉了。



假如没有删掉,或许这首诗的知名度会大大提高,甚至就像“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那样,成为一代人永记心头的名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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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才是玩梗高手,《鸳鸯刀》处处都是梗
原创: 西野之米蟲 西野米虫 1月27日
金庸的十五部武侠小说中,《鸳鸯刀》是最被忽视的一部。



它的篇幅仅比《越女剑》长,字数只有三万多字。



其他作品都被一而再、再而三的改编成电视剧,就连最短的《越女剑》,都曾拍过一次电视剧,是香港亚洲电视台在1986年拍的,总共20集。



《鸳鸯刀》却从未拍过电视剧,只在1961年和1982年,两次改编成电影。





香港1961年电影版《鸳鸯刀》的海报



就文学造诣而言,它似乎也在十五部小说中相对最低。故事较为单调,缺乏深刻的情感。



所以它的遗忘率相当高,一些从小熟读金庸小说的读者,甚至也会一时之间想不起男女主角的名字。



但若仔细重读这部作品,会发现它妙趣横生,全书处处都在“玩梗”。



玩的不是别人,是金庸自己的作品。



假如你先看完另外十四部小说,最后才看《鸳鸯刀》,这种感觉会更加强烈。



虽然从创作年表上看,它是金庸的第七部小说,但众所周知,金庸后来对所有小说进行了多次修订。



所以,时间的先后并不是那么重要。尤其是修订版的《鸳鸯刀》,可以视为是金庸对自己作品的一次综合性恶搞。



先来看看男主角袁冠南,平时喜作书生打扮,时常吟诗,打斗时手持毛笔作为武器,一派儒侠的风范。



这是在玩《神雕侠侣》中朱子柳对阵霍都的梗。





内地2006年版《神雕侠侣》的朱子柳(穆立新 饰)



我们以为他会像朱子柳那样挥洒自如,不料这哥们一打起来就露了底,毛笔非但没能发挥厉害的招数,反倒成为附庸风雅的笑柄。



再看看女主角萧中慧,潇洒豪迈,随手就把头上的金钗送给陌生人。



这一幕与郭襄何其相似,郭襄在风陵渡口也是随随便便摘下金钗换酒肉,请素不相识的江湖豪杰大吃大喝。



同样是挥金如土的慷慨之举,郭襄换来的是真朋友,萧中慧换来的是一场乌龙,送出去的金钗又被送回萧府,害的母亲误以为是定情之物,差点认错了准女婿。



最好玩的是男女主角相亲相爱的戏份。袁、萧两人都要结婚了,忽然发现彼此是兄妹,你爹原来也是我爹。



简直是晴天霹雳哇,正在绝望之时,又被突然告知你爹其实不是你爹……哈哈哈,这明明就是《天龙八部》的梗嘛。





香港无线1997年版《天龙八部》剧照



书里还有一对搞笑夫妻林玉龙和任飞燕,身怀的绝技叫做“夫妻刀法”。



这个梗太明显了,分明是在恶搞杨过和小龙女的“玉女素心剑法”。



同样是互补破绽、威力无穷,但好端端的少男少女双剑合璧,变成了一对中佬的两把刀合璧,怎么看都有种莫名的喜感。



太岳四侠就不用说了,一看就会想到《笑傲江湖》的桃谷六仙,而且是低配版的桃谷六仙。



四侠中的逍遥子脱下鞋子当暗器,《射雕》中朱聪和郭靖都用过这一招。



但他扔出去的鞋子没有任何威力,只有满鞋的污泥。这个梗若用电影的手法表现,绝对令人捧腹。



萧半和练的“混元功”也是一个梗,恶搞的是《碧血剑》中袁承志练的“混元一气功”,但必须以童子之身练,所以萧半和只能被设定成太监,自宫之后再练。



这又分明是《笑傲江湖》的梗,马上令人想到了葵花宝典和东方不败。老萧没有变成不男不女,实属幸运。





香港1992年电影《笑傲江湖2》的东方不败(林青霞 饰)



第一反派卓天雄以“老瞎子”的打扮出场,使的是铁杖,接暗器打暗器的本领出神入化。



这个梗来自《射雕》中的柯镇恶,我们都以为他也会“听风辨形”之术,光靠耳朵听风声,就能跟有眼珠的人看的一样清楚。



但闹了半天,这家伙真的有一双明亮的眼珠,他不过是在装瞎而已,当然看的很清楚啦。若拍成电影,这个“突然睁眼”的镜头同样很搞笑。



全书最大的一个梗则是“鸳鸯刀”本身。双刀中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这是《倚天屠龙记》的梗。



然而最后揭开真相,这个秘密只是“仁者无敌”四个字,令人啼笑皆非。



对了,别忘了《书剑恩仇录》中也有一对“鸳鸯刀”,它既是骆冰的兵器,也是她的绰号。





内地2009版《书剑恩仇录》的骆冰(齐芳 饰)



这两对刀,会不会其实是同一对?



这个可能性相当高。



修订版《鸳鸯刀》将故事背景模糊化了,但它最早在《明报》上连载时,曾提及“先帝康熙爷”和“今上接位……十三年来”等细节,显然是雍正朝末年的故事。



《书剑》则是乾隆朝中叶的故事。



就算骆冰用的那对刀,并不是同一对鸳鸯刀,有个事实谁都不能否认。



那就是短短几十年,“鸳鸯刀”这三个字已经变的普普通通,不再引人关注。



这分明是在向读者暗示,即使是正派的武林高手,也觉得“仁者无敌”没啥鸟用,无法改变现状,只会被人淡忘。



你看,这是多么有深意的梗呀。



《鸳鸯刀》这部作品,堪称是玩梗的鼻祖。



凡是有志创作喜剧的编剧,都应该好好重看一遍这本书。



真的,不要以为你很会玩梗。其实,你玩的都是金庸大师玩剩下的。



大师的创作理念,领先了时代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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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金庸版本学——修订了不止两次(多图)
原创: 西野之米蟲 西野米虫 2018-11-11
金庸先生仙逝,很多读者都想买一套他的武侠小说全集珍藏,但不知道买哪个版本好。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假如你只想买来放在书橱里作为装饰,就像四大名著一样,除了刚搬回家的那天翻一翻,之后就束之高阁了,那你随便买哪个版本都是一样的。



假如你是想静下心来,从头到尾认真阅读一遍,那就要多花点心思做功课,好好比较后再做出决定。



因为金庸小说不仅创下多项销售记录,还有另外一项记录,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那就是“版本”种类的记录。



在“金学”研究中,有专门的“金庸版本学”,各类著作甚多。其复杂艰深的程度,几乎不亚于《红楼梦》的版本考据难度。







每一种不同的版本,都会带来不一样的阅读感受。不少版本之间的区别,比《红楼梦》脂本和程本的区别还要大的多。



如果只从故事情节的异同来划分,金庸小说有三个版本。



第一是最早的报纸连载版,曾结集成单行本,被一般读者视为“旧版”。



第二是70-80年代大规模修改的版本,即“修订版”。



第三是1999年至2006年再次大规模修改的版本,即“世纪新修版”。







其实这只是最粗略的划分。如果以学术研究的角度划分,报纸连载版不能简单的等同于“旧版”单行本,二者颇有不同之处。



因为早在连载期间,金庸就非常重视单行本的质量,不是简单的把报纸刊登的文字结集起来就出版了。



他曾经“悄悄的”进行过小规模的修改。这一点从来没有公开宣布过,只有仔细研究过报纸原文的人才知道。



修订版的情形也类似。很多读者以为修订版是直接以书本的形式面世的。其实并非如此。



每一部小说的修订版,一开始都是先在《明报晚报》上重新连载。这个栏目统一标注有“全新修订本”的字样。







当这些连载的文字结集成书时,金庸又“悄悄的”做了若干修改。



试以《书剑恩仇录》为例,发表在《明报晚报》1971年4月9日版面上的修订版,有以下段落:



常氏双侠见这两人太监打扮,一人空手,一人捧着一只盒子,刚才这一出手,显然武功精湛,内侍中居然有此好手,倒也出人意外,一瞥之间,两名太监已走到陆菲青和赵半山身后。



两人互望了一眼,各伸右掌向陆赵两人肩头抓来,口里喝道:“让开吧!”



赵陆两人一个是武当派名家,一个是太极门南派掌门人,是武林中数一数二的内家高手,忽觉有人来袭,陆菲青用了一招“沾衣十八跌”,赵半山用了半招“单鞭”,当即把来人攻势化解了。









后来结集成书时,上述文字又做了不少修饰,如下:



这时常氏双侠也已向两旁侧身,让出路来,见这两人太监打扮,一人空手,一人捧着一只盒子,刚才这一出手,显然武功精湛。内侍中居然有此好手,倒也出人意外,一瞥之间,两名太监已走到陆菲青与赵半山身后。



两人互望了一眼,各伸右掌向陆赵两人肩头抓去,口里喝道:“让开吧!”



赵陆两人见忽然有人来袭,陆菲青使招“沾衣十八跌”,赵半山用了半招“单鞭”,当即把来人攻势化解了。(修订版《书剑恩仇录》第二集,804页)



《碧血剑》也改了好几次,修订版在《明报晚报》连载时,曾更名为《碧血金蛇剑》,结集成书时又改回原来的名字《碧血剑》。



《天龙八部》的修订版连载时,金庸曾在另外一份报刊上发表题为《增删润饰,改写修订》的文章,解说自己遣词用字的习惯以及对创作的一些想法:



这次修改的结果还是很不满意,总觉不必要的人与事仍是太多,而必要的人与事却发展得不充分,将来排印单行本,当再作重大的增删改写。(《世界日报》1976年3月13日)



所以,修订版本身至少有两种版本,分别是“报纸连载修订版”和“单行本修订版”。



这还没完,当单行本修订版在香港、大陆和台湾分别销售时,由于一些政治上的因素,不得不做出调整,导致三个地区的版本又存在若干差异。



至于“世纪新修版”倒是比较简单,所有地区的所有版本都基本一致。



不过这个版本面世后遭到众多读者吐槽,诸如黄药师和梅超风暧昧师生恋,王语嫣重新回到慕容复身边等等剧情,简直是“毁童年”。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三个地区都有大量良莠不齐的盗版。大陆和台湾盗的基本是80年代的修订版,香港则是盗50-70年代的旧版。



一般人的印象,盗版都是差劣的象征,没有任何价值可言。但香港当年的盗版商,很多都是用简单粗暴的方法,直接将报纸连载的内容结集出版。而多年前的旧报纸大多已经散佚,这就造成了一个奇特现象——某些盗版反倒更加“原汁原味”,成为研究旧版的宝贵资料。



下面重新回到读者最关心的问题,买哪一个版本好?



米虫个人的建议,当然是买修订版。



因为它是流传最广最深远、影响力最大的版本。金庸小说诞生以来,改编成影视剧总计超过一百次,绝大部分都是根据这个版本的故事来拍摄的。



不过修订版的单行本,又有好多种类。它们各有各的长处,有必要再进一步介绍。



由于金庸长期定居香港,修订版最早是在香港推出,从1976年开始陆续面世,由金庸本人开办的明河社发行刊印。



米虫手里有几部从香港二手书店淘来的宝贝,品相良好印刷精美。



十五部小说共计三十六册,每一册的封面图、内页插图和篆印均为名家手笔,都是金庸精心挑选出来的艺术精品。



比如这部《倚天屠龙记》第一册,封面是元代画家黄公望的“九珠峰翠图”。他和张无忌生活于同一时代。







扉页印章是晚清篆刻家徐三庚的“曾经沧海”。



此人的作品在同治、光绪年间一世风靡,对日本篆刻家影响极大。







此外还有许多字画,都是能够体现元明时期文化特色的佳作。









有两页图片说明做了详尽介绍。







明河社的这个版本,是所有修订版的“母版”,内容最完整,体现了作者本人的全部意愿,没有受到任何其他因素干扰。



可惜这个版本已经绝版了,找齐一整套非常难。想要收藏的朋友,只能从二手书店一套一套去搜集。



如果不想这么麻烦,希望一口气买齐十五部小说的,可以直接买金庸授权在大陆发行的版本。



最出名的当然是“三联书店版”。它是大陆最早的正版金庸全集,1994年上市。







这个版本的封面也都采用名家画作,比如《天龙八部》第一册选用的是明朝画家周臣的《春山游骑图》。







三联版的文字部分比明河社的“母版”略有删减,此外还有个别错字。



总体而言,这个版本受最多粉丝追捧,具有收藏价值。米虫自己撰写关于金庸的文章时,一般也是以它作为依据。



不过三联版于2001年到期后,未能获得续期,在市面上也绝版了。好在这套书发行量很大,想要买齐一整套并不算困难,只要你舍得花钱。



不想花太多钱的朋友,可以考虑买广州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花城版”。这是2001年之后得到授权的正版。



好处是售价相对便宜,各大书店一般都能买的到。



坏处是,该版的封面长成这副模样:







不得不说,真是丑爆了……艺术气息荡然无存,形象分唰唰唰的往下掉……



而且花城版同时也出过“世纪新修版”。很容易一不小心买错了。



还有一个“朗声怀旧版”,从2011年开始推出,算是装潢精致。







然而总体感觉还是相当单调,似乎有股浓浓的暴发户气息。



另外,修订版还曾在台湾地区热销。大家肯定不会去买台湾版本,但有些趣事还是值得介绍的。



80年代之前,金庸小说在台湾曾被查禁。理由相当奇葩,说是《射雕英雄传》的书名,和太祖诗词“只识弯弓射大雕”遥相呼应,有鼓吹颂扬太祖之嫌。



金庸为此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辩解,信手拈来引用了诸多典故。



射雕是中国北方民族由来已久的勇武行为。《史记•李广传》中说:是必射雕者也。



王维有诗: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又有诗:暮云空碛时驱马,落日平原好射雕。



杨巨源诗:射雕天更碧,吹角塞仍黄。



温庭筠诗:安得万里沙,霜晴看射雕。



中国描写塞外生活的文学作品往往提到射雕,“一箭双雕”的成语更是普通得很。毛泽东的词中其实没有“射雕”两字连用,只有“只识弯弓射大雕”。中国文字人人都有权用,不能因为毛泽东用过,别人就不能再用。



解释的有理有据。但当年的台湾当局不接受。



没法子,《射雕英雄传》只好更换书名,变成了《大漠英雄传》。







1980年后,台湾的环境好转政策松动,金庸小说终于解禁,先后由台湾远景和远流出版社刊印全集。



但当局还是那么热衷改书名,莫名其妙的把《书剑恩仇录》也给改了。



变成了《书剑江山》。







90年代之后台湾不再有任何政治禁忌了,这个毛病才改了过来,书名恢复了原样。



不过内文做的一些修改仍然没有订正,和香港明河社的“母版”原文相比,仍有不同之处。



修订版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下面开始介绍旧版。



如前所述,最早发表的报纸连载版才是最“原汁原味”的旧版,但现在只能在图书馆里翻阅旧档案了,而且资料不全。



一般读者眼中的旧版,是50-70年代刊印的单行本。那个时期市面上充斥五花八门的盗版,种类比正版还多。



即使是得到金庸授权的正版单行本,又有好几个不同的系统。



1959年7月19日,金庸在《明报》连载的《神雕侠侣》正文后面,有个回答读者提问的段落:



某某(字迹不清)先生:《神雕侠侣》之正版本即将由三育图书公司出版。普及版之薄本及厚本,均已由邝拾记报局出版。你欲补阅前文,可就近购阅。







从这几句话可以看出,在《神雕侠侣》还没写完时,市面上就已经有“正版本”和“普及版”。后者又分为“薄本”和“厚本”两种版本。



看晕了有没有?



你一定在心里犯嘀咕,好好的一本小说,为什么要搞这么多版本?这不是添乱嘛。



其实这是无奈之举。金庸也是迫不得已才这么做的。



当年香港法制还不完善,盗版书商嚣张到什么程度呢?他们不是偷偷摸摸的“盗”,而是明目张胆的“抢”。在正版书还没推出来时,盗版书就抢先一步上市了。



那时候的读者不具备分辨能力,越快上市的版本,往往能获得越多销量。



于是,盗版商之间也开始“比快”。



大家都直接盗取报纸连载的内容,累计到一定字数,就私自盗印成单行本发售。



一开始还讲个江湖规矩,按照书籍的约定俗成,每积累五六万字才印成一册单行本。



后来有盗版商发现,其实可以减少字数,每三四万字就盗印成一册单行本,这样就能比别人更快推出市面销售。书册虽然变薄了,读者照样买账,销售成绩比过去更好。



于是,盗版商之间又开始“斗薄”。



你四万字印成一册,我就三万字。你也三万字了,我就两万字。



比如当时香港有个“光明出版社”,盗印《射雕英雄传》,第一集收录了报纸上总共26天的内容(1957年1月1日至1月26日),共约3万字。



之后有个“宇光图书公司”也来分一杯羹,每10天就盗印一册。每册才1万多字。



到《明报》时期更加疯狂。据一位学者考证,当时在《明报》连载的金庸小说,“每7天就被人结集盗印成单行本出版”。



这给金庸带来巨大损失。在《明报》开创的头几年,运营非常困难,金庸为了把这份报纸维持下去,几乎把家产都给变卖光了。



小说单行本的销售,可以说是金庸最大的收入来源。他为了对付盗版商,只好也开始“斗快”和“斗薄”,每7天就推出一册单行本。







以旧版《倚天屠龙记》第三十三册为例,收录的是1962年2月14日至2月20日连载的内容。该册封底的出版日期也是1962年2月20日。



也就是说,《明报》上的小说每连载7天,金庸就在最后一天的当日,同时推出单行本,收录过去7天的内容。



这一招够狠。你盗版商再快,也不可能比我更快了。



狠招果然奏效。自此之后,盗版终于日渐减少乃至绝迹。



不过,书册太薄又带来其他问题。由于每册只有7天的内容,而金庸小说动辄过百万字,一部小说全部出完累计达百余册。



收藏家都知道,册数越多,就越不容易保管,越容易失散。



因此后来做了个变通。每四册薄薄的旧版,被装订成一册较厚的 “合订本”。



这就是所谓的“厚本”,出版的速度也很快,一般是在每四册“薄本”出来后,两天到三天内“厚本”就上市了。



比如《倚天屠龙记》的薄本第四十五册,在1962年5月15日出版;第四十六册在5月22日出版;第四十七册在5月29日出版;第四十八册在6月5日出版。而集合了以上四册的合订本第十二册,则在6月8日出版。







旧版《倚天屠龙记》厚本



这样一来总算皆大欢喜,读者有了更多选择,既可以每天追看报纸,也可以每周买一册薄本,还可以每个月买一册合订本。



惟一的坏处是,金庸用于修订小说的时间变少了。



本来,当报纸连载的文字结集成册时,金庸都会花大量时间润色文字、重拟标题,并顺手修改一些小Bug。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修订。



以《碧血剑》为例,最早在《香港商报》连载时,第一篇原有如下文字:



这年正是明崇祯九年,候公子禀明父母,出外游学,其时道路不靖,盗贼如毛……(1956年1月1日)



结集成单行本出版时,这句话改成了:



这年正是明崇祯五年,候公子禀明父母,出外游学,其时逆阉魏忠贤已经伏法,但天下大乱,道路不靖,盗贼如毛……(旧版《碧血剑》第一集)



除了修订文字外,金庸还花了不少精力重订章节回目。



再以《碧血剑》为例,报纸连载版共十八章,每章的字数长短不一,差距较大。结集为单行本时共有五册,每册五回,总共二十五回,每回基本是25页页左右。



显然,这是金庸刻意调整的结果。足以证明他是力求以严谨的态度,认真对待自己的作品。



在创办《明报》之前,金庸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压力,因此对最早的三部小说,他不是很在乎单行本的出版速度。



米虫曾从一位朋友手中,看到残缺的旧版《书剑恩仇录》单行本,第三册写明初次出版日期是1956年6月。







该册的最后一页文字如下:







将之与《新晚报》上连载的原文对照,发现上述文字出现在1955年9月6日。







由此可见,《书剑》单行本的出版进度,比报纸连载的进度整整慢了9个月。



有这么长的滞后时间,难怪金庸可以逐句审阅和修订,令单行本的文字更加流畅优美。



后来由于要跟盗版商“斗快”,金庸不可能再这么仔细的进行修订了。



尽管如此,每7天出版的那一册单行本,仍有不少改动的痕迹。



那个年代作者的写作习惯是,在报纸上每天连载文字的第一段,经常要呼应前一天的最后一段。



读者天天追看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如果连起来一口气阅读,就会每隔一千字左右就遇到一个“坑”,影响阅读的流畅感。金庸为读者考虑的很周到,在初次出版的单行本中,就把这些“坑”全都填平了。



此外,金庸还重新拟定了单行本的回目标题。



比如《神雕侠侣》在《明报》上连载时,1959年11月18日至11月24日的小标题分别是:



《只须三招,就能杀他》

《她生平似乎就叫人怜惜》

《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

《又深情又娇羞的相望》

《真像是一具僵尸》

《丑陋无比的人皮面具》

《向丐帮取一千条人命》



这些内容收录在单行本的薄本第二十七册,该册的回目是《三招绝招》。



总结一下旧版单行本的情况,金庸正式授权的正版,现存于世的主要有两大系统。



一个是“三育图书公司”系统。有三部完整的作品是在该公司刊印的,分别是《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和《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仅刊印若干册,未能出齐)。



另一个是“邝拾记”系统。有九部完整的作品在该出版社刊印,分别是《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侠客行》、《白马啸西风》、《飞狐外传》、《素心剑》(即《连城诀》)、《鸳鸯刀》、《天龙八部》和《笑傲江湖》。





邝拾记出版的旧版《神雕侠侣》



请注意,《鹿鼎记》和《越女剑》没有出版过旧版单行本。《雪山飞狐》是否出版过单行本则是一个疑问,金庸本人曾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早期曾说有,后来说没有。



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的旧版,比如胡敏生书报社版本的《鸳鸯刀》和武史出版社的《笑傲江湖》等等,也是得到授权的正版,但流传程度不广。



以上所有这些旧版,已经成为文物。据说,全世界只有一个倪匡,家里收藏有一整套完整的旧版。



之所以旧版如此稀少,不仅仅是因为年代久远,主要是因为金庸本人并不希望旧版流传下去。从80年代开始,他就以高价不断回购旧版,将之尽量销毁。



所以,幸存下来的极少数旧版,成为收藏家热捧的珍品,也是炒家眼里的宝藏,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拿出来拍卖。



仅仅单部完整的旧版,成交价已高达数千到数万元不等。



炒的最高的是“《射雕》三部曲”,三套连卖不拆售,叫价已经超过12万元。



至于“世纪修新版”,满街都是。在此就不予置评了。



真希望这个版本从未存在过。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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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版金庸小说的投资价值:50年上涨5000倍(高清原图)
原创: 西野之米蟲 西野米虫 2018-11-25
金庸小说的文学价值无人不知,但它的收藏价值和投资价值,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其实,在二手书交易市场上,金庸小说的某些版本,一直受到收藏家热捧。它们的售价一年比一年高,远远超过了多年前的原价。



尤其是一些稀有的版本,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现在拍卖会上,成交价更是居高不下,“升值”的倍数动辄数千,甚至过万。



金庸先生仙逝后,香港新亚图书中心于11月初举行了一个拍卖会,总共拍卖2300多件旧书字画。其中有18套不同时期出版的金庸小说,吸引了大批忠实粉丝到场争夺。





图片来源:香港01



拍卖会的场地相当简陋,气氛却很热烈。这18套旧书经过多轮竞拍,当日全部成交。



竞拍最激烈的,是一套60年代出版的《素心剑》。



金庸后来修订小说时,大概是为了凑成“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对联,把书名改成了《连城诀》。







也正因为如此,这套《素心剑》是真正的绝版,从底价3000港元起拍,最终成交价高达26000港元。



米虫也参与了这次拍卖会,而且忍不住亲自下场,成功竞拍到另外一套作品。



就是这套邝拾记版本的《侠客行》,它是该书现存最早的旧版。







底价5000港元起拍,最终成交价11000港元。



再加上佣金费用,米虫总共付出了12650港元。真是荷包大出血,越想越肉痛。



小心翼翼的把书捧回家一看,这套书总共11册。印在书上的售价是每册1港元。







也就是说,当年全套书的总价只有11港元,现在变成了11000港元,翻了1千倍。



当然,这个价格是米虫自己把它推高的。虽非本意,但造成的客观事实就是如此。



所以先在此郑重声明,米虫竞拍这套书纯系个人喜好,为的是掌握第一手的研究资料,无意进行炒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把它再转售给他人。



将来会找一个适当的时机,把这套书捐赠给金庸文化博物馆,或是其他有意收藏的官方机构。



毕竟私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交给专业机构来保管,才能更好的维护它。







不过就事论事,这类出版于60年代的旧版金庸小说,确实具备很高的收藏价值,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热衷竞拍,甚至把它当成文物来炒卖。



就以此次拍出最高价的《素心剑》为例,当年的每册售价是0.8港元,6册总计4.8港元,如今变成了26000港元,也就是50年来翻了5400多倍。



简直比买股票、买黄金都更加保值。



可能有很多人不理解,不过是一套旧书而已,有啥理由这么贵……



其实这跟玩古董是一样的。喜欢的人,自然觉得它贵的有道理。



最大的原因是,这些旧版金庸小说已经绝版了。它跟后来的修订版有很多不同之处。



旧版有许多非常有趣的剧情和设定,若与修订版对照着阅读,会有层出不穷的新奇发现。



比如,很多读者可能都已经听说过,杨过的母亲原本并不是穆念慈,而是一个名叫秦南琴的捕蛇少女。



但大部分人一定不知道,郭靖小时候曾经“聪明伶俐”;黄蓉除了无法“双手互搏”之外,还有第二种武功也是始终学不会。



谢逊和张无忌都曾练过降龙十八掌,一招“亢龙有悔”使的有模有样。







叶二娘疑似跟丁春秋有一腿,每次见面都会亲热的叫“春秋哥哥”。



张三丰对郭襄的情感,比我们现在看到的更加明显。



胡斐的文化水平蛮高,提笔即能写诗;嗓子也不错,还会唱歌。



李莫愁是个年过五旬的扮嫩老黄瓜,一出场就瞎了一只眼。



周芷若并不是船家贫女,而是义军领袖周子旺的女儿。



赵敏的名字原本叫“赵明”;王语嫣则是叫“王玉燕”,起初武功并不低。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很新鲜,有了翻开细看一下的想法?



以上这些内容都来自旧版,金庸七八十年代修订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有的地方甚至删的干干净净,不留半点痕迹。



凭心而论,这些删改令小说剧情更加紧凑,结构更加合理。总体而言,修订版的艺术价值确实高于旧版。



但是,如果只看局部,每一段被删掉的内容,都自有其精彩闪光之处,部份内容反倒比修订版更胜一筹,更加意味深长。



这就是整体和局部的矛盾。想必金庸当年也是忍痛割爱,为了让作品“经典化”,不得不动手修剪枝叶,增删斧削,令之呈现最完美的造型。



可是那些被剪掉的枝叶,本身也值得读赏玩索,就这样让它湮没消失,未免太可惜了。



所以,资深金迷们才这么热衷于搜集旧版,一睹金庸小说最初的原貌。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旧版的插图非常精美。



金庸小说一开始在报纸上连载时,每天都有一副插图搭配在正文处。





1957年1月2日的《香港商报》,当日连载《射雕》第一回的第二篇



这些插图绝大部分是两个画家的作品。一个叫姜云行,笔名“云君”;一个叫黄永兴,笔名“王司马”。



云君总共为6部小说画插图,分别是《碧血剑》、《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连城诀》、《鹿鼎记》。



王司马画的是《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飞狐外传》、《天龙八部》、《鸳鸯刀》、《白马啸西风》、《侠客行》、《笑傲江湖》、《越女剑》。



由于当年的报纸大多散佚,数千副插图也随之烟消云散。好在报纸连载的文字结集成单行本出版时,有相当一部分插图保留了下来,成为旧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某些单行本甚至拥有“海量插图”,每一页至少一张图,排版精致古色古香。







后来金庸推出修订版,又请这两位画家分别重新绘制插图。新的插图虽然也很好看,可毕竟不是原来的插图了,而且数量大大减少,每一章回才配一张插图。



两位画家的风格各有千秋,米虫个人更喜欢云君的插图。



以下几张插图均出自云君手笔,画的是《射雕英雄传》。凡是八九十年代看过修订版的读者,一定都对这几幅插图印象深刻。















很多资深金迷之所以到处搜集旧版,想看文字还是其次,更主要目的是为了当年的那些插图。



这也是旧版之所以具有很高收藏价值、能拍卖出高价的重要原因。



米虫今后还会再写一系列文章,进一步详谈十五部小说的新旧版本区别。目前的计划是,为每一部小说都各写一篇专门的介绍,让大家更好的了解旧版的文学价值。敬请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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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鼎记》中屡犯淫戒的晦明禅师,为什么仅仅只是辞职?
原创: 西野之米蟲 西野米虫 2018-08-16
著名高僧晦明禅师触犯淫戒的消息,在街头巷尾流传了一个月后,朝廷终于对此重大舆情做出回应,宣布他辞去佛门的一切职务,以体面的方式下台。



据说,晦明禅师是被人举报的。僧侣界的普遍反应是既出乎意料,又觉得在情理之中。



出乎意料,是难以相信有人竟敢举报他,而且还是实名举报。



要知道,晦明禅师的来历非同小可。



出家之前,他的名字叫韦小宝,是协助康熙皇帝擒杀鳌拜的第一功臣,权势之显赫一时无两,就连大学士索额图、兵部尚书明珠都要竭力巴结他。





香港无线1984年版《鹿鼎记》的康熙(刘德华 饰)和韦小宝(梁朝伟 饰)



他到少林寺削发为僧,是以“皇帝替身”的身份出家。年逾八旬、德高望重的晦聪方丈只敢“代先师收徒”,收他为师弟。



仅仅十来岁的年龄,他就成为整个少林寺的第二号人物,后来他被委派到清凉寺担任住持方丈,跟他一起赴任的有少林寺十八罗汉、般若堂首座等多位高手,个个对他衷心拥戴、心服口服。



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佛门高僧,也会被举报,实在令人拍案惊奇。



不过,所有熟悉晦明禅师的僧侣,对此又不会觉得意外。



因为在少林寺修行期间,他就至少两次卷入桃色丑闻。



第一次是在寺门口非礼少女阿珂。当着四个后辈僧人的面,晦明禅师不单露骨的出言调戏阿珂,还伸手抓了她的胸部,害的她羞愤交加挥刀自刎。要不是抢救及时,当场就会闹出人命。





内地2008年版《鹿鼎记》的阿珂(应采儿 饰)



同行的另一位少女阿琪,非常气愤的向少林寺投诉。少林寺倒也颇为重视,由戒律院首座澄识大师牵头组成了临时委员会,认真调查事件的经过。



仅用了一柱香的时间,调查就有了结论:晦明禅师抓胸事出有因,是“争斗之际的无意之失,不能说是违犯戒律”,故不予追究。



至于调戏妇女,根本不算一回事。澄识先亲自端过一张椅子,请晦明禅师坐下,然后才轻描淡写的劝谕,“见到女施主时,也当举止庄重,貌相端严,才不失少林寺高僧的风度。”



对此,晦明禅师笑答:“我这个高僧马马虎虎,随便凑数,当不得真的。”



这句话表面看是耍无赖,其实却是在阐述深刻的佛理:高僧是空,戒律也是空。色相皆虚幻,无德也无功。



几个月后,晦明禅师再度传出桃色丑闻。



这次他是偷偷溜下山,到妓院寻欢作乐,差点就被阿珂和阿琪抓个正着。接下来他又施展诡计,把阿珂挟持到少林寺中,藏在禅房里大肆轻薄。



心下不忿的阿琪又到少林寺投诉。跟着她一起去的,还有蒙古王子葛尔丹、西藏大喇嘛昌齐,以及云南平西王吴三桂的麾下总兵马宝。



阿琪以为有这三个厉害脚色撑腰,就能在公平、公正、公开的环境下展开调查了,然而结果再次令她失望。



这次调查的结论是:由于晦明禅师“出家之前,本是皇宫中的一位公公”,既然是太监,当然绝对不可能去,更不可能强抢美女。



阿琪肯定无法理解,为什么大家都近乎儿戏的接受了这个结论?为什么没有人去给晦明禅师做个身体检查,看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太监。



这明明是举手之劳,只要解下裤子看一眼,就能拆穿的谎言,却没有任何一个人付诸实施。





香港无线1998年版《鹿鼎记》的“晦明禅师”(陈小春 饰)



两次安然过关的晦明禅师,此后更是胆大包天,到清凉寺担任住持方丈期间,在男女作风问题上更加肆无忌惮。



在少林寺时,他还有所掩饰,叫女秘书双儿在少室山下的民家寄宿。到了清凉寺,他连起码的掩饰功夫都懒得做了,安排双儿“住在寺外的一间小屋之中,以便一呼即至。”



事实上,就连这个最基本的规矩,双儿也没有遵守。大多数时候,双儿都是“一直候在殿外”。也就是走进了寺内,在大雄宝殿之外候命。晦明禅师只要提高嗓门呼唤:“双儿,你进来”,她就在眨眼之间赶来了。



佛门的戒律清规,被彻底抛进了垃圾堆,真是可悲又可叹。



更可悲的是,三十六位“端严庄重”、原本应该承担护法重任的少林僧,对这种荒谬现象全都视若无睹,连半句规劝都欠奉。



或许,他们已经看惯了,于是也就见怪不怪了。或许,他们是想以大局为重,认为只有晦明禅师才能主持大局,所以忍耐了下来。



他们不仅自己忍耐,还希望清凉寺的僧侣们一起忍耐,维护整个佛门的体面。



他们大概忘记了,人的邪恶欲望,总会不断突破下限。



今天可以让女秘书住进寺庙,明天就可以违规招收女弟子,后天就会以歪曲的佛理,来包装轻薄下流的言行,引诱更多僧尼触犯淫戒。





内地2008年版《鹿鼎记》的“晦明禅师”(黄晓明 饰)



幸好,有两个具有正义感的寺院督监,对此忍无可忍,实名举报了晦明禅师,将他的罪恶公之于众。



朝廷是非常英明的,宣布晦明禅师辞去清凉寺方丈职位。虽然没有明言降罪,但有权威人士进行解读,声称这其实就是免职,已经彰显了公义,是对淫僧的最大处罚。



举报者不能接受这个解释,广大僧众自然更加不能接受。



他们都在质问:仅仅辞职就够了吗?到底是因何辞职的,为何没有公告天下?



这些问题,或许永远都不会有答案。



至于晦明禅师辞职之后的去向,外界一度盛传他被遣送到福建省莆田市的南少林,严令闭门思过。



不过更多人听到的,是另外一种版本:晦明禅师已经蓄发还俗,风风光光的重回朝廷,官拜京师骁骑营正黄旗都统,兼御前侍卫副总管。



这真是一出典型的黑色喜剧。



小时候,我们以为金庸写的仅仅是江湖。



后来,我们品味出金庸写的是历史。



长大了又发现,金庸写的真的就是江湖。



真正的江湖,其实就是社会。那些荒诞离奇的故事,至今仍然在这个江湖反复上演。



【相关剧情摘自三联版《鹿鼎记》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回】



下一篇,米虫将继续向您介绍香港的美食,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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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报纸连载版大揭密(珍贵多图)
原创: 西野之米蟲 西野米虫 2018-10-31
如果有人问,金庸是哪一年诞生的?很多读者都会回答:1924年。



这个答案当然没错。不过,真正文学意义上的“金庸”,另有两个诞生日。



一个是1949年11月18日,香港《大公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私产权》,全文近六千字,分上下两篇,第二篇在1949年11月20日刊出。



这是目前能够找到的,以“金庸”为名公开发表的最早的文章。



第二个诞生日是1955年2月7日。



那一天,即将年满31岁的《大公报》员工查良镛,开始创作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



鲜为人知的是,这次创作是仓促上马的。



当时,另一武侠小说作家梁羽生(本名陈文统)正炙手可热。香港《新晚报》原本约定梁羽生连载一部新的小说,版位都已经留好了,事到临头,梁羽生因另有要事无暇抽身,于是推荐金庸顶上去填补版面。



事出突然,金庸当天本来都下班回家了,临时接到上司通知要替人填坑,一开始他是不愿意的,因为在那一天之前,“我从来没写过武侠小说啊,甚至任何小说也没有写过”。



上司不管那么多,说你必须交出稿子来,不然报纸就开天窗了。



时势造英雄,被逼无奈的金庸把心一横,豁出去了。



好吧,大丈夫说写就写,最多写得不好挨骂,还能要了我的命么?



于是一个电话打到报馆,说小说名叫《书剑恩仇录》。至于故事和人物呢?自己心里一点也不知道。



老编很是辣手,马上派了一位工友到我家里来,说九点钟之前无论如何要一千字稿子,否则明天报上有一大块空白,就请这位工友坐着等我写。



那有什么办法呢?于是第一天我描写一个老头子在塞外古道上大发感慨,这个开头下面接什么全成,反正总得把那位工友请出家门去。(上述内容摘自1955年10月5日《新晚报》上刊登的《漫谈书剑恩仇录》)



于是,第二天的《新晚报》副刊上,在右上角的头版位置,出现了这样一个连载专栏。









再重复一遍,1955年2月8日,作为武侠小说作家的“金庸大师”,是在这一天诞生的。



《书剑》第一篇的小标题是:塞外古道上的奇遇。



原文如下:



“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雾。正壮士悲歌宋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青泪啼血。谁共我,醉明月?”



这首气宇轩昂志行磊落的“贺新郎”词,是南宋爱国诗人辛弃疾的作品。一个精神矍铄的老者,骑在马上,满怀感慨地低低哼着这词。



这老者已年近六十,须眉皆白,可是神光内蕴,精神充沛,骑在马上一点不见龙钟老态。



金庸本人回忆这段经历时,进一步补充细节,说之所以引用辛弃疾的诗词,纯粹是情急之下凑字数。想不出开头,好歹先抄点东西上去再说。



然后他再看看那位正在坐等催稿的工友,虽然是个老头子,外貌似乎不俗,于是他灵机一动,索性把这位老工友的形象写进了稿子。



七拼八凑,总算凑齐了一千字,度过了第一天的难关,为自己争取到了一整晚的时间。



所以,金庸是在报纸连载版的第二篇,才开始正式布局谋划《书剑》的故事大纲。



连载的第一个月,几乎没有任何反响,基本没有收到读者来信。



金庸一度很失望。但他坚持了下去,没有放弃。



第二个月开始,读者来信渐渐增加。到小说连载过半时,已经引起轰动。



后来另一家报馆《香港商报》也向金庸约稿。他的第二部小说《碧血剑》,于1956年1月1日开始在该报连载。







值得留意的是,金庸开始创作《碧血剑》时,《书剑》的故事尚未结束。1956年的前8个月,金庸每天同时连载两部小说,直到9月5日《书剑》才完结。



而《碧血剑》是在当年的12月31日完结。从头到尾,正好连载了一年。



接下来,金庸马上投入创作第三部小说,就是人人耳熟能详的《射雕英雄传》。同样刊登于《香港商报》,从1957年1月1日开始连载。







《射雕》引起更大的轰动,被视为武侠小说创作的里程碑,是前所未有的“天书”。



倪匡的评价非常精准:



自《射雕》之后,再也无人怀疑金庸的小说巨匠的地位。这是一部结构完整得天衣无缝的小说,是金庸成熟的象征。



《射雕》最成功之处,是在人物的创造。《射雕》的故事,甚至可以说是平铺直叙的,所有精彩的部分,全来自所创造出来的活龙活现、无时无刻不在读者眼前跳跃的人物。



1959年2月9日,连载了两年多的《射雕》尚未结束时,金庸开始创作第四部小说《雪山飞狐》,刊登于《新晚报》。







这之后的三个多月时间里,金庸又是左右开弓,同时创作两部小说。



《射雕》于1959年5月19日完结。次日,也就是1959年5月20日,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这天是香港《明报》的创刊日。金庸出资八万港元,另一合伙人沈宝新出资两万港元。



八万港元是什么概念呢?



翻查资料,那个年代银行白领的月薪也不过四五百港元。



八万港元足够在香港全款买下两个住宅单位。



金庸却用这笔钱创办了《明报》。



如此重大的一件事,其实也是仓促上马的。



起初金庸想办的不是报纸,而是一本叫做《野马》的刊物,名字来源于《庄子》的《逍遥游》“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遥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这本刊物计划每十日一期,专门刊登他的武侠小说。



为此,金庸和沈宝新这两位创办人,租下了尖沙嘴弥敦道文逊大厦的一个办公室,只有120平方英尺,相当于10来平方米,仅能放下四张办公桌。



就在《野马》即将运作的前夕,有不少报贩建议改为出版报纸,说这样天天都能拉到广告,更容易赚钱。两位创办人一听觉得有道理,就欣然采纳了。



由于《野马》怎么看都不像报纸名,于是就改成了《明报》,取“明辨是非”之意。



这也是急急忙忙决定的。假如有充分时间考虑,或许金庸不会用这个报名。



因为在中国近代报业史上,已经出现过三份《明报》,最早一份在1922年。这三份《明报》都没能撑多久就倒闭了。



金庸创办的这第四份《明报》,创刊号是这样的:







创刊号的第三版是专门刊登小说的副刊。



金庸的第五部小说《神雕侠侣》从创刊号开始连载,放在这版的最上位置。







重复一遍,那天是1959年5月20日。从那天起的一个月,金庸不单要负责《明报》开创期间的所有编辑事务,还要同时创作《雪山飞狐》和《神雕侠侣》两部小说。



一直到6月18日,《雪山飞狐》结束,金庸才恢复成每天只写一部小说。



不过没能恢复多久,就又能者多劳了。



从1960年1月起,在《神雕》尚未结束的情况下,金庸为了赚取收入维持《明报》运作,开始创作第六部小说《飞狐外传》,在《武侠与历史》杂志上发表。



这本杂志早已停刊,就算在图书馆都找不到了,所以已经没法查到《飞狐外传》的确切结束时间。







而《神雕》的结束时间是在1961年7月8日。



在这之前的两天,第七部小说《倚天屠龙记》于7月6日开始连载。



对,你没有看错。《倚天》的第一篇是在7月6日发表的。当时《神雕》还没写完。







从7月6日到7月8日,这三天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神雕》和《倚天》这两部具有情节连贯性的小说,居然同时在《明报》上发表。



《倚天》连载到1963年9月2日结束。这期间金庸再一次左右开弓,先后发表了《鸳鸯刀》和《白马啸西风》。







《倚天》刚落幕,次日《天龙八部》就登场了。



这是金庸最长的小说,足足连载了三年八个月,到1966年5月27日结束。







不过其中某一个月,金庸出游欧洲,请倪匡代笔写了几万字的剧情。



在金庸漫长的创作生涯中,这是他惟一一次请人代笔。他对倪匡说,剧情随你怎么写都行,但我创作的角色一个都不许死。



倪匡故意给他出难题,角色虽然都活着,但把阿紫的眼睛写瞎了。之后还写了天山童姥返老还童的剧情,充满浓浓的科幻味道,这些都是倪匡的杰作。



金庸没有被难倒,由此发展出来的阿紫最终结局,令人看的惊心动魄,震撼不已。



至于倪匡代笔的那些剧情,金庸后来修订小说时全部删除了,只保留了若干人物设定。读者们最熟悉的三联版中,几乎没有倪匡的痕迹。



在写《天龙》的同时,金庸还在《东南亚周刊》上连载《素心剑》,三联版改名为《连城诀》。



这也是本早已停刊,连图书馆里都没存货的杂志。







梳理以上的创作年表,从1955年2月8日到1966年5月27日,长达11年的时间里,除了倪匡代笔的那一个多月,金庸几乎一天都没有中断过小说创作。



其中有一大半时间,他都是同时连载两部小说。



尤其是从《射雕》三部曲到《天龙八部》,这四部小说每一部的字数都超过一百万字,一般作家能坚持写完一部就已经很了不起了,金庸是一部接着一部,首尾相连的完成。



全世界千千万万的作家,创作轨迹多数是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处女作写的很糟糕,以后逐渐掌握技巧。比如古龙,处女作《苍穹神剑》简直惨不忍睹。



第二种是处女作光芒万丈,可惜后继乏力,终身都摆脱不了“处女作即成名作即代表作”的魔咒。



金庸的情形是罕见的例外。处女作《书剑》已经写的很好了,甚至可以说,是绝大多数作家一生都无法仰望的高峰。



站在这么高的起点上,金庸还能不断突破自己,越写越好,到《天龙八部》时,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颠峰。



古今中外的所有作家之中,恐怕都很难再找到这样的例子。



《天龙》结束后,金庸休息了两个星期,于1966年6月11日开始连载《侠客行》。







这部小说是金庸惟一一次“退步”,几乎退回到《碧血剑》的水平。



当时评论界和众多读者相顾失色,以为金庸才华已尽。毕竟《天龙八部》实在太辉煌、太气势磅礴了,即使高明如金庸,也难以再写出新的变化。



只有倪匡不这么认为。他说:《侠客行》可以看是《天龙八部》后的小休。正如飓风过境,狂风骤雨之后,风眼来到,必有一番平静。



倪匡果然说对了。



《侠客行》于1967年4月19日刚完结,次日金庸紧接着写《笑傲江湖》,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人物令狐冲,把武侠小说又带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这还不是尽头。于1969年10月24日开始连载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鹿鼎记》,才是金庸创作的最高峰、最顶点。







对最后这几部小说,任何赞美的话都是多余的。



还是倪匡说的好:对于金庸驾驭小说的能力,若还有人怀疑“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八字解语,不必再与之辩论了。



这评语或许过于夸大,但不算特别离谱。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以后再也不会有任何一位作家的作品,能深入人心到这个程度。



他是中国最后一位文学大师。



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必然会为金庸留下重要的一席。



金庸小说创作年表:





未来几天,米虫还会陆续发表一系列文章,讲述金庸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金庸小说各种版本的区别。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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