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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刘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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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8 14:1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8-12-31 18:08 编辑

上海书评

赵跃利︱金庸笔名知多少
赵跃利

2018-12-08 10:55  来源:澎湃新闻
众所周知,“金庸”是香港报人、武侠小说家查良镛先生的笔名,时至今日,原名早已被笔名的光芒遮掩,远不如笔名传播之广、影响之深。而在他为数众多的著述之中,用原名出版的第一本书是与人合著的《献给投考初中者》,但这并非文学作品。
第一篇署名“查良镛”的见报文章,是1946年12月5日发表在《东南日报》第三版上的《英国最近的外交政策——艾德礼表示支持联合国》,这是金庸在《东南日报》社做记者兼英文翻译工作时,翻译伦敦《泰晤士报》记者斯蒂特的一篇稿子,因是译作,故署名为“查良镛译”。
署名“查良镛”原创的第一篇见报文章是《访问东方的剑桥大学——浙江大学》,刊于第一篇译作发表的次日1946年12月6日《东南日报》青年版第十九期,这也是金庸工作之后,作为外勤记者的第一篇访问记。
金庸在《东南日报》时期,所发表的采访稿和译稿寥寥可数,但署的都是原名,译稿则多加一个“译”字。比较而言,这类文章都是金庸更为重视的,写作态度也更为严谨。这种署名方式,也始终体现于以后他的各种文章中。
在《大公报》时期,他署名“查良镛”写的第一篇评论是1948年6月11日的《牧童·戏子·锻工·参议院》,但真正第一篇具有独立意义标志的社评,是发表于1948年12月13日的《论美军登陆护侨》。其后,1949年6月25、26日的《从国际法看新中国政府的承认》,1949年11月18日、20日的《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以及1950年11月13、14日的《从国际法论援朝志愿部队》,都是涉及国际法的重量级社评,引起了梅汝璈的注意,促成了金庸第一次北京之行。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译文,金庸也是署名“查良镛”而非“查理”“镛”等,“查良镛译”的第一篇是1948年4月18日的《东西之间的义大利》(现通译意大利),其后则有《英国有多强》《苏联的力量》等等,都可以看出金庸对署原名的文章的重视。


《从国际法看新中国政府的承认》
自著署“查良镛”,译著则多加一“译”字,唯一的例外是在《大公报》1948年6月25日发表的《美国的议员们》,署的是“查良镛译述”。有译有述,与今日的编译相仿。
查良镛一生之中,除了用原名发表作品,使用最多的就是金庸,至于其他的笔名,恐怕就知者不多了。本文将按照报刊发表时间的先后顺序,一一梳理如下。
(一)查理
这是金庸使用的第一个笔名。
金庸在衢州中学上高二时,给《东南日报》投稿,文章题目叫《一事能狂便少年》,登在该报的“笔垒”副刊,时间是1941年9月4日。这是金庸文学生涯中第一篇登报的文章。标题取自王国维七律《晓步》:“兴来随意步南阡,夹道垂杨相带妍。万木沉酣新雨后,百昌苏醒晓风前。四时可爱唯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我与野鸥申后约,不辞旦旦冒寒烟。”

《一事能狂便少年》
笔名“查理”据说是金庸的老师给他取的,“查”是本姓,配一“理”字,则透出浓浓的洋味。如此中西结合,不知是否另有含义。
在《东南日报》主持的第一个栏目是《信不信由你》,署名都是“查理”,从1946年11月27日至1947年2月21日,共十一期,三十六篇小故事。

《信不信由你》
查理的笔名从1941年初次投稿《东南日报》起,到上海时期的《时与潮》杂志还在使用,一直用到1949年金庸第一次离开《大公报》前夕止,最后一篇是1949年8月5日的《不健康的政治人物》。
用于自著,署“查理”;用于翻译,则署“查理译”。
(二)宜
金庸在《东南日报》副刊主持的第二个栏目是从“东南周末”第三期开始的《咪咪博士答客问》,从 1947年4月12日至1947年7月19日,共十五期,每期一般回答八至十个小问题,类似脑筋急转弯。

《咪咪博士答客问》
这个栏目第一期,署名“宜”,其余则署名“镛”。“宜”字是“宜孙”“宜官”的简称,流行的说法是金庸的祖父给他取的小名,笔者认为,“宜”字的称谓类似“可心”,金庸的降生满足了祖父多子多孙的愿望,称心如意,顺口就叫金庸做“宜孙”,是一种昵称。而他人则称“宜官”,所加“官”字是海宁地区对小孩子的美称。2000年第一期《收获》杂志“人生采访”专栏发表了金庸一篇带有自传性质的散文《月云》,小主人公的名字就叫宜官。
署名“宜”的小栏目,还有从“东南周末”第九期1947年5月24日开始的《看你聪明不聪明》,性质与《咪咪博士答客问》相近,只不过问题的答案藏在同版面的某个角落,需要读者去寻找。
在《大公报》时期,没有单独署名“宜”,只有几篇署名“宜译”,写关于体坛的逸话,因为当时金庸正交替使用“查理”等几个笔名,翻译1948年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世界运动大会的新闻,人手不足,拉来“宜”帮忙。
(三)镛
“镛”字是本名“查良镛”的简称,采用本名字数递减的署名方法,在当时《东南日报》上是很普遍的方式。同在《东南日报》的高阳,本名许晏骈,字雁冰,除了署本名,也常署“晏骈”。在高阳之前,有一位国际新闻的编辑杨雁冰,为了避免名字混淆,高阳尽管在副刊上发表文章,与杨雁冰的国际新闻不是同一个版面,但也未曾署“雁冰”,直到杨雁冰离开之后,高阳才在副刊署名“雁冰”或者只署一个字“冰”。“镛”也是这种情况,但金庸并没有遇到同名情况,所以,并未署“良镛”,只署一个字“镛”也不会与其他人混淆。
在《东南日报》上,从1947年4月19日“东南周末”第四期《咪咪博士答客问》第二期开始署名“镛”。从1947年7月31日“东南风”第三百三十九期开始的小栏目《咪咪录》,也是署名“镛”,《咪咪录》共连载五十期,每期不足百字,一问一答。

《咪咪博士答客问》
“镛译”的文章,则始自1948年11月15日《大公报》的《赛珍珠谈中国米价》,译自《联合国世界》。金庸用“镛”这个笔名译了很多文章发表,其中包括长篇《我怎样成为拳王——乔路易自传》,从1948年12月10日连载到1949年3月16日,共四十七期,这是1948年11月8日起在美国《生活画报》刊载的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乔路易的生活史。最后一篇“镛译”是1951年1月27日发表的《瓦维洛夫谈他的工作》。

《我怎样成为拳王——乔路易自传》
(四)白香光、香光、光
金庸在杭州东南日报社做记者期间,同时也往上海的《时与潮》杂志社投稿,在1947年5月1日《时与潮》副刊中,有两篇金庸的译作,一署“查良镛译”,一署“查理译”,但该期还有一篇“白香光”译的《万能衣服》,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一篇出现署名“白香光”的文章。
1947年5月16日《时与潮》半月刊第二十七卷第一期,也出现署名“白香光”的文章《美国梦想着帝国》。
1947年5月31日《东南日报》副刊“东南周末”第十期出现一篇《自由职业者》的小品文,写了医生、律师和强盗三种人的三个笑话,署名“香光辑译”,首次出现“香光”字样;1947年6月28日“东南周末”第十四期又出现一篇《古文观止》,辑录了“早降黄巢”、“不求闻达”和“决干太湖”三个段子,署名“香光辑”;署名“白香光”三字,是从1947年7月5日“东南周末”第十五期开始,至十七期结束,共三期的小栏目《成人的游戏》,介绍了三款适合大人玩的游戏。
1947年10月6日,金庸向东南日报社提呈辞职信,《东南日报》最后出现“白香光译”的文章是1947年10月23日的《求爱的礼节》,不知原作者是谁,其后,带有“白香光”字样的署名再也没有出现,此时的金庸已经来到了上海,并在《时与潮》半月刊做了编辑,译作很多。
1948年1月1日《时与潮》半月刊第二十九卷第四期上,发表了两篇翻译文章《日本对和会要求的秘密文件》和《日本天皇的命运》,分别署“查良镛译”“宜孙译”,但署“宜孙译”的文章内页却印成了“白香光译”。
《时与潮》最后一篇署名白香光的文章是发表在副刊第十卷第一期的《自然界的最大奇迹》,其后金庸离开《时与潮》,白香光又一次随金庸一起消失,真的仅仅是巧合吗?
金庸离开上海,去了香港《大公报》工作,“白香光”不请自来。这一次,可说真相大白。
1948年9月6日,《大公报》开始连载冷扬的短篇小说《记者之妻》,署名“白香光译”。冷扬,即美国小说家达蒙·鲁尼恩(现通译)。《记者之妻》发表后,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兴趣,1948年9月14日《大公报》的“答读者问”中,有一位署名海秋的读者好奇地问:“白香光是谁?是先生呢还是小姐?有名的还是没有名的?这篇登完之后,还能再登其他类似的么?”
回答是:“白香光是先生,他还年轻,未享盛名,但在我们看来,他对英文的了解程度以及他翻笔的流畅,比时下知名之士并不差。这篇已登完,还会登类似的。”后来果然在1948年11月23至28日,又刊登了一篇《会一会总统》,署名依旧是“白香光译”。
在《大公报》上,还有1948年9月26日署名“白香光”的《二十六个字母的秘密》,1949年3月5日署名“香光”的《最完美的容貌》,1949年4月16日署名“香光译”的《恋爱读本之一袋里只有五毫子》,1949年5月29、31日署名“光译”的《对作家的嘲笑》等等数篇。1950年9月4日,刊登的《世界名导演蒲多符金》,是白香光留下的最后一篇文字,从此报端不见白香光。
笔者锲而不舍地一路追踪“白香光”的蛛丝马迹,只为证明“白香光”就是金庸的另一个笔名,确凿的证据还是冷扬的翻译小说。
1956年4月,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了一部“滑稽讽刺小说”,书名是“最厉害的家伙”,这是一部短篇小说集,署名是“丹蒙·伦扬作/金庸译”。该小说集共收录七篇,篇名依次为:《吃饭比赛》《柠檬少爷》《记者之妻》《十二枪将》《最厉害的家伙》《超等大脚》和《恋爱之王》。
通过对比其中的一篇《记者之妻》,发现竟与白香光在《大公报》上的文字一字不差,金庸此时已经声名鹊起,不可能公然抄袭别人的作品。这只能说明一件事,就是曾经深深隐藏的白香光,就是金庸本人。此书除了把“冷扬”重新译作“丹蒙·伦扬”,金庸并没有重新修订译文,但不知为何,并没有收录《会一会总统》。


《记者之妻》
1981年3月1日,《南洋商报》在副刊“小说天地”连载完金庸的武侠小说《连城诀》之后,开始连载“滑稽讽刺小说”系列,署名“D. 伦扬著/金庸译”,正是《最厉害的家伙》一书收录的七篇,连载篇目的次序都没有改变,第三篇《记者之妻》赫然在目,而文字又是原封不动。
“白香光”是金庸的笔名之一,已是毋庸置疑,不过到底有什么含义,恐怕已无从考证了。
(五)宜孙、徐宜孙
在1947年11月1日的《时与潮》半月刊里,第一次出现“宜孙节译”的文章,很明显,“宜孙”是“宜”的延续,用的是祖父对他的昵称。
金庸在此杂志中轮流使用了四个署名:“查良镛”“查理”“白香光”,这都是杭州时期的老班底,还有一个新署名就是“宜孙”,用于“节译”和“译”的稿件。
金庸在半月刊里发表稿件最多的一期,是1947年12月16日的第二十九卷第三期,共有四篇文章:署名“查良镛”的《资本主义与世界和平》、署名“宜孙”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署名“白香光”的《巴勒斯坦怎么分治》,以及署名“查理”的《法国饥馑的原因》,都是译作。
“宜孙”这个笔名,首现于1948年5月19日《大公报》的一篇《苏联十四人》,到了金庸武侠小说遍地开花之时,《武侠与文艺》《艺与文》等杂志转载武侠小说,也用过“宜孙”署名。
“徐宜孙”则仅见1948年9月13日《大公报》的《香港的自由贸易》。“徐”姓显然来自金庸的母亲姓氏。
(六)良镛
金庸启用笔名“良镛”,却比简化到单署一个“镛”字要晚。最早一篇是《大公报》1948年5月22日的《市政的进步》,后来金庸交替署名“查良镛”和“良镛”发表国际社会新闻或风云人物的评论文章。最后署名“良镛”的是1951年2月1日和2日发表的《国际札记》,之后金庸离开《大公报》,这个署名随之而去,等到金庸再度归来,这个署名却没有随之而回。
1948年5月25日的《简洁新闻》是唯一署名“良镛”的文章。同年7月23日开始,金庸使用“良镛”这个笔名,开始辑译《世运前奏曲》一系列体育赛事的新闻,但这个笔名也仅使用了一次而已。
(七)小渣、小喳、小查
在1948到1949年之间,正是金庸在《大公报》发轫的两年,除了上述一些常用笔名或署名,还零星散见有署名“小渣译”“小喳”“小查辑译”等填报缝的小文章,恐怕也与金庸脱不了干系,尤其署名“小查”的文章,混杂在署名“良镛”“查理”漫谈世运的文章之中,更可确认就是金庸。金庸当时在报社是小字辈,老报人都很随意亲切地称他“小查”(读如“茶”,而非读如“渣”的正音)。
(八)乐宜
金庸离开《大公报》之后,就职于《新晚报》。在该报上,以“乐宜”的笔名,翻译美国记者贾克·贝尔登写的长篇纪实报道《中国震撼着世界》,从1950年至1951年9月22日,共连载三百四十一期。其后该书由香港文宗出版社结集出版,分为上下两册,1952年3月初版两千册,三个月后再版,又印了一千册。

《中国震撼着世界》
最后用“乐宜”笔名翻译的是英国记者R. 汤姆逊的《朝鲜血战内幕》,从1952年1月20日至1952年6月5日,共连载了一百三十八期,也由香港文宗出版社结集出版。
笔名来历不详,可能也是“宜”的含义延续。
(九)温华篆
温华篆如同白香光一样,也是一个不见提及的名字。
确认这个名字是金庸,不必像追寻白香光那么麻烦,因为接着《朝鲜血战内幕》连载的,就是署名“温华篆”的三部短篇小说译作,又是丹蒙·伦扬的作品,从1952年6月6日开始,连载二十七期,三篇小说名字是《马场经纪》《神枪大盗》《开夹万专家》,译笔与《记者之妻》诸篇如出一辙,也使用了一些香港本土方言,笔调风趣幽默,更易使读者接受。这个笔名最为典雅又富有书卷之气,但来历不详。此三篇也没有收录到《最厉害的家伙》之中。
(十)姚馥兰
姚馥兰,是“你的朋友”(your friend)的英文音译,是金庸在《新晚报》主持副刊“下午茶座”所使用的一个女性化的笔名,据说是为了冲淡副刊过重的男性氛围。金庸用此笔名写了影评专栏“馥兰影话”。
1952年8月21日,是“馥兰影话”的最后一篇,题为《姚馥兰小姐的信》,信中说:
我明天要走了……关于继续写影话的事,你催催子畅,要他快些开始,他这个人这件事也想做,那样东西也想学,整天忙忙碌碌,而且又爱玩,你不催他,他是不会动笔的……子畅这个人有时想法很公子哥儿气,可能与你的版面不很调和,如果他一定坚持这样写,你可以多和他谈谈,要他多听听别人的话,自己不要太骄傲了,总之要设法使我们的影话是不偏不倚最最公正的……
这里“不偏不倚最最公正”的夫子自道,恰是日后《明报》的办报宗旨。金庸最初在《长城画报》写“特稿”,还在用这个笔名。
(十一)林子畅
姚馥兰小姐走了,1952年8月22日,“子畅影话”如约登场,作者“林子畅”在第一篇《关于〈城市之光〉的故事》中即说:“我生平做过许多笨事,大概答应姚馥兰小姐来接替她写影话的工作,要算是最笨的事之一。因为大家想念姚小姐……”使了评书里惯用的“书接前文”修辞技巧。
金庸以“林子畅”这一笔名,一直将影话写到1953年2月16日,最后一篇是《再谈孽海花》,他在影话最后说:
读者们看到这篇影话时,我正在火车中,因为我要到杭州上海一带旅行一趟,看看同学朋友,看看电影和各种戏剧,再拍一些风景照片,预定一个月回来。
但事实上,惯写一诺千金的大侠的金庸,这回却失约了!他并没有再回到《新晚报》,而是又回到了《大公报》。这个笔名也曾出现在《长城画报》的“特稿”上,在姚馥兰之后、林欢之前。
(十二)萧子嘉
金庸重回《大公报》,自1953年4月28日开始写“每日影谈”专栏,第一篇是《蜡像院魔王》,署名“萧子嘉”。

《蜡像院魔王》
影谈内容与《新晚报》时期相同,每天一谈,“萧子嘉”一直写到本年年底,在1953年12月30日、31日,用两期发表了《与姚嘉衣兄一夕谈》,又如姚馥兰和林子畅的交接班一样,故技重施,萧子嘉煞有介事地对姚嘉衣说,他明年所属的公司要扩充海外业务,想多做点生意,有许多工作派给他,没有时间天天写影谈,所以请姚嘉衣帮忙。姚嘉衣推辞说不会写文章,但萧子嘉却说,“家常闲话式的影‘谈’”,一定会比他“板起了面孔的影‘评’受读者欢迎”,并答应姚嘉衣,“假如生意赚了钱,一定请他和他的女朋友看戏吃饭”,姚嘉衣也就顺水推舟、欲拒还迎地答应了下来。当然,萧子嘉不会蚀本,对承诺姚嘉衣的条件“很放心”:“因为第一,明年做生意赚钱希望很少;第二,像他那样牙擦的人,不见得会有什么小姐愿意做他的女朋友!”
(十三)姚嘉衣
萧子嘉消失不见,姚嘉衣闪亮登场。当然,姚嘉衣还是金庸的一件“马甲”。
姚嘉衣并没有立刻写影谈,而是在1954年1月10日起,开辟了电影信箱专栏,用于回答读者关于电影的若干问题,甚至琐屑到要回答明天上映什么影片、好不好看,姚嘉衣又不得不在同月30日开辟出小小一块方寸之地,来预告“今日电影”,写上百多字简要影评。“电影信箱”专栏文末署名简写为“嘉衣”,到“今日电影”文末署名简略成一个字“嘉”了。因署名都在文章之后,并未署名在文章标题之下,故“嘉衣”“嘉”不单列。
姚嘉衣在1954年2月7日才正式开写“影谈”,第一篇是《相爱与谅解——谈欢喜冤家》,不单谈电影,也谈及平常朋友们的闲聊,不像萧子嘉那么勤劳,没能保证每天一篇,但却写了很多长文影评,如1954年3月18日、19日的《漫谈红楼二尤》,5月9日、10日的《甲必丹之女——谈乱世英雌》,5月21日、22日的《高尔基与电影》等,至少两天才能谈完,“谈”兴之浓,是远超萧子嘉的,在影谈后期,1957年2月15日至17日的《谈码头风云》,3月17日至19日《谈战争与和平》都要谈三期,还尤未能尽兴。

《相爱与谅解——谈欢喜冤家》
姚嘉衣的最后一篇文章是1957年7月5日的《谈旧片的重映》,“影谈”还在继续,但姚嘉衣已经悄然离去。
(十四)畅
最早一篇署名“畅”的文字,出现在1953年7月1日《大公报》的“今天广播音乐”专栏,题目是《〈蜂飞〉及其他》,一篇介绍当日广播电台播放的节目内容,应该是金庸的临时客串。
在署名“姚嘉衣”的影谈连载期间,有三篇文章没有署名,但文后印有一个“畅”字,大概是金庸的即兴之作。一是1954年3月8日的《傅石婚礼花絮》,简洁报道长城电影公司傅奇和石慧的婚礼花絮。同月15日的《请动动脑筋》和16日的《单车比赛》,则又玩起了《东南日报》时期《看你聪明不聪明》的把戏。
(十五)子畅
《大公报》从1954年7月18日开始连载美国剧作家J. 劳逊的《美国电影分析》,连载至1954年10月20日结束,中间在9月25日至10月3日,因译者生病而暂停了九天,共连载了八十六期。每期均没有署名,仅在结束的最后一期,印有“子畅译”。
《美国电影分析》结束后两日,在22日,发表了一则“预告”,“本刊日内即将刊登《幸福婚姻讲座》连载,该文为法国著名作家安德莱·莫洛亚所作……本文已由子畅先生译出,不日刊登”。两天之后,自1954年10月25日起,即开始连载,共连载七十四期,至1955年1月10日结束。


《幸福婚姻讲座》
这是“子畅”这个笔名的最后一抹余晖。
(十六)金庸
千帆过尽,乱云飞渡,最伟大的笔名“金庸”登场,是在1955年2月8日《新晚报》开始连载的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这是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

《书剑恩仇录》
金庸,是本名查良镛的“镛”字一拆为二,金庸自承没有什么特殊意思,恐怕当时也的确没有什么意思,只是无心插柳,如果他能够想到将来会因武侠小说而获得巨大成功,是不是会好好想一想,起个更武侠一点的笔名呢?
除了武侠小说,“金庸”还与百剑堂主、梁羽生三人合写“三剑楼随笔”专栏。1957年6月30日和7月1日发表的一篇杂文《在广州看武术》,也署名金庸,是个罕见的异类。
(十七)林欢
与金庸名字同期相伴的笔名,除了姚嘉衣,还有一个新笔名:林欢。
林欢是仅次于金庸而广为人知的笔名,又因为传说与两位美女有关,一直受到关注和争议。
一说与金庸当时的妻子杜冶芬有关。按杜冶芬的弟弟杜冶秋在《杭城一段情》的说法:“林”是因“查”“杜”二字的部首均为木,从而移花接木为“林”字,“欢”自然是指他们当时幸福快乐的生活。但该文又说,“直到1953年初,查哥(指金庸)才到上海和姐姐(指杜冶芬)办了离婚手续”,从时间顺序来看,金庸取名“林欢”的时候,是在他俩已经离婚之后,再确切地说,是金庸已经关注夏梦的时候了,至于此时金庸与夏梦是否已经相识,不在本文考证之列。
另一说就是与夏梦有关。金庸以姚馥兰、林子畅、萧子嘉、姚嘉衣笔名写的影谈,谈的几乎清一色都是外国电影,鲜见香港本土电影。但是,林子畅的最后两篇影谈,即1953年2月13日和16日,连续两次谈电影《孽海花》,而该电影正是夏梦主演,可说是夏梦的成名作,金庸甚至注意到“单是夏梦唱歌时,脸在水缸中的水中反映一个镜头,就足足拍了七个多钟头,而在银幕上,只出现三四秒钟的时间”。
其后,已经逐渐成名的金庸纡尊降贵给长城公司做编剧写特稿,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情,目前发现在《长城画报》最初一篇署名“林欢”的“特稿”,是1953年5月第二十八期的《古装电影的要旨》,林欢的笔名一直用到《新晚报》1958年10月5日发表的《给新晚报送礼》,甚至1959年9月10日上映的电影《午夜琴声》,编剧署名还是林欢。如果“林欢”的名字与杜冶芬有关的话,估计早已遭到废弃了,此时金庸与第二任妻子朱玫已结婚好几年,总不至于还在用一个与已经离婚的杜冶芬纠缠不清的笔名。
“林欢”与夏梦有关,更令人信服。夏梦原名杨濛,“查”与“杨”二字的部首也恰好组成“林”,至于“欢”,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


《吟到恩仇心事涌——谈庆顶珠》
“林欢”除了在《长城画报》写“特稿”和编剧署名,还在《大公报》写各种影评剧评和文艺批评。1956年10月由长城画报社出版了署名林欢的《中国民间艺术漫谈》,结集的文章,分歌舞、京剧、电影三类,都曾以姚嘉衣或林欢之名发表在《大公报》或《长城画报》上,其中歌舞和京剧的文章,是1956年6月和7月间中国民间艺术团在香港演出时所写的急就章。电影部分则选自1954年到1956年的影谈。
(十八)徐慧之
1959年5月20日,金庸创办《明报》,除了继续以笔名金庸发表武侠小说,姚嘉衣、林欢等笔名均再未见报端,江山更替,继之而起的又是一批新贵。“徐慧之”是其中之一,这个笔名用于写“明窗小札”专栏,评论国际上的重大事件和新闻,共写了六年,从1962年12月1日起,直到1968年10月30日,除了1967年曾经中断将近半年时间,几乎每日一篇。
目前香港明河社出版公司正在陆续整理出版《明窗小札》系列,目前已出三辑,2014年7月出版了《明窗小札1963》(上下),辑录了一百九十三篇社论时评及漫谈等杂文,2015年10月出版了《明窗小札1964》(上下),辑录了两百四十余篇,2016年7月出版了《明窗小札1965》(上下),辑录了两百四十余篇。均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徐慧之,应该又是取自母姓,也许是为了纪念母亲。
(十九)黄爱华
1963年1月17日,金庸在“明窗小札”专栏中以“明辨是非 积极中立”为题,旗帜鲜明地告诉读者,此专栏所秉持的依然是《明报》的宗旨,即“明辨是非,积极中立”。
在这篇短文开头,他却写道:
从昨天起,我正式加入明报编辑部工作,除了写这《明窗小札》专栏,还协助金庸兄选择《自由谈》的稿件。过年之前多了一份兼职,心境愉快,偕妻子到裕华国货公司买了一个大花瓶,准备新年里插桃花之用。
金庸在1963年3月26日《明窗小札》专栏的《谈“自由谈”》谈到:“《自由谈》的发刊词中,提出‘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八个字,作为这刊物的信条。”
可见,武侠小说虽大,“自由谈”虽小,但无论大小,金庸对自己的孩子都是一视同仁的。
金庸在“自由谈”专栏,所用笔名是“黄爱华”,在1970年7月《明报月刊》连载署名“黄爱华”的《七十年代的中共》,金庸在“编者按”中又故弄玄虚,说“黄爱华先生是海外一位著名华侨的笔名,他关心中国事务,对中共问题深有研究”云云,结果下一句“数年前在《明报》发表《论祖国问题》一文”,就把自己暴露出来了。的确,《论祖国问题》早已出版了,真正的作者是金庸,也不是秘密。《论祖国问题》收录的是自1963年9月3日“自由谈”第一百一十七期始,至1964年3月9日止的六十四篇文章。
黄爱华,笔名有如玄铁重剑,重剑无锋,大巧不工,估计就是字面上的炎黄子孙热爱中华的意思吧?
(二十)华小民
“自由谈”在1962年6月和7月间的随笔,又曾改用过“华小民”的笔名。金庸说“那时正是大陆上民食不足,大批农民涌来香港之后”,这是金庸在1966年10月的《明报月刊》所载《随笔读史五则》的前言所记述的。金庸自谦是“华小民”,时刻在替生活艰难的小民担忧呢。
结语
从查理、白香光、乐宜、温华篆到姚馥兰、林子畅、萧子嘉、姚嘉衣、林欢,再到金庸、徐慧之、黄爱华、华小民,金庸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采用不同的笔名,扮演不同的角色,撰写不同类型的文章,在不同的文字领域,均取得不同的非凡成就。虽然有些笔名已经难以知道由来和准确含意,但是它们都分别代表了金庸的一段生涯,勾勒出彼时金庸的心路历程,从初中生到记者,再到报人、小说家,终成一代传奇。
鉴于目前掌握和挖掘的资料有限,难免在重大时间节点上出现一些错误或遗漏,希望同好补充指正。也特别感谢严晓星先生的指点、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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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图有真相之金庸轶事2:芭蕾舞https://www.meipian.cn/1tbo64nn? ... are_source=timeline
2018.12.20 茶本
阅读 266

上次发的金庸和夏梦的照片,算是“有图有真相金庸轶事系列”之一,这次的就叫之二。

金庸粉们都知道,金庸年轻时曾学过舞蹈,确切地说,是芭蕾舞,金庸自己也曾在公众场合说过,在与池田大作的《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里也提起过。但要再深问一下,金庸什么时候学的芭蕾,跳得怎么样,会跳什么舞,恐怕就答不上来了。
我是能提出这个问题,但我也答不上来。
金庸在其《舞蹈杂谈》一文中,谈起舞蹈来,头头是道,完全是内行,因为他确实学过舞蹈,是个行家里手。杨莉歌的《金庸传说》,罗孚的《南斗文星高》,傅国涌的《金庸传》,也都对金庸学习舞蹈一事有过叙述。
这里还有如下一版故事:
据说金庸是跟随一个英国老师学习芭蕾,同金庸一起学习的还有同在长城电影公司工作的同事演员张铮。
根据这个信息,可以猜测个大概,金庸是进入长城电影公司之后,才学跳芭蕾的,是写影评写剧本的需要,应该在1953年这个时期,他在《舞蹈杂谈》里举过一些例子,当时的很多电影,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天鹅舞曲》、《魔宫艳舞》、《人情海潮》等都有舞蹈片段。
有一天,他和张铮在舞蹈室练习舞蹈,其中与张铮共舞的是个比较胖的女学员,张铮要不时地托起这位胖女伴,不知张铮是有心还是无意,托起放下之间,就有那么一次,张铮的手就碰到了胖女伴的胸部。
按我想,两人练习舞蹈,摸着这儿碰着那儿的,都难以避免,其实胸部大小也和胖瘦无关,胖人未必胸大,瘦人未必胸小,我就见过……
我靠,跑题了,言归正传,胖女伴并没在意,倒是把张铮吓了一跳,手一松,胖女伴就掉在了地上。当事人都没什么反应,英国老师反倒不干了,了解情由,大骂张铮,无非是你跳个舞,还讲男女授受不亲啊之类的,碰就碰着了,摸就摸着了,你把人摔地上算怎么回事。金庸动了侠肝义胆,抱打不平,站出来替张铮说话。结果,英国老师把二人双双开除,勒令退学。
下面,就是有图有真相的重点了!
长城电影公司举办“除夕共狂欢,影人迎新岁”晚会,迎接1954年新年的到来,长城同人以丰盛的节目,载歌载舞,辞旧迎新。
就是在这次晚会上,金庸和张铮表演了一段芭蕾舞,这恐怕是金庸留下的唯一芭蕾舞图片了吧?当然,那时还不叫金庸,而叫林欢。能上台表演,至少说明学得还可以。
至于他俩表演的是什么舞蹈曲目,我就没有那个慧眼了,也许是《天鹅舞曲》中普莱列兹谢卡雅的那场双人舞吧。不知道他俩有没有托起动作,谁碰到谁的胸没有。这段轶事就算讲完了,但是,先别走开



再发一个彩蛋,请注意——
“除夕晚会过了以后,长城同人又在元旦晚上举行了一次新年狂欢晚会。”
我是不是写糊涂了,怎么先过除夕,后过元旦,这个好像不对了。我问过香港人,人家说,他们的除夕是年尾的12月31日,元旦是第二年新年的第一天1月1日,与咱们内地不同,我不知真假,请注意这句话,有引号,我是完全照抄的,转载错了别怨我。
这次晚会,没有见到金庸跳芭蕾舞的照片,大概昨天跳累了,但是,他也没歇着,和乐蒂翩翩起舞,这回跳的是——
请看图片!金庸旁边还有个龙套,不知道是谁了。
(图片均出自1954年1月长城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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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图有真相之金庸轶事③
2018.12.22 茶本 阅读 514

在2018年12月的《明报月刊》“金庸纪念专号”里,有一篇《关于金庸——倪匡、潘耀明对谈》,是2018年11月6日下午,潘耀明在倪匡的北角寓所,访谈倪匡。
有一段关于历史小说写作的对话,倪匡回忆金庸,说金庸“要写那个黑旗军刘永福!”倪匡认为“这东西冷门到极点了!”,但金庸说“愈冷门愈好,愈冷门愈可以发挥。”又以杨贵妃为例,说“杨贵妃还有什么还写?都给人写完了!”倪匡说“这个题材没有人猜得到。当时我和董千里听到都愕然。”随后,潘耀明继续追问这个话题,问倪匡“他是什么时候跟你说想写这个的?”倪匡说:“很久了!很早了!他说他想写在《武侠与历史》里,你说有多早?因为这本杂志,写武侠的人多,写历史的人少。”
我也曾去倪匡的北角寓所拜访过倪匡几次,每次都听他讲掌故,虽然他不习惯我的东北话,我也不大适应他的上海话香港话,但总归能听得懂,知道彼此在说什么,能聊到一起,偶尔听不清楚,我还要请他再说一遍。大家都称呼他“倪老爷”,我却有些很不礼貌,总是称呼“倪匡”,他也不以为忤,还说“这个小友好玩”。倪匡讲述的一些掌故,不清楚的以为是信口开河,其实,我很鸡贼地记录了下来,回家后按图索骥,却发现,除了时间上,不是很准确,但其事确实存在!
记得有一次,委托蓝色手套问他“南宫刀”是谁,蓝色手套表现很诧异,说,这叫什么名字,倪老爷怎么会知道。我说,让你问,你就问,你不知道,怎么知道倪匡不知道,他一定会知道。
结果,蓝色手套一问,倪匡果然知道,告诉蓝色手套,南宫刀就是陈耀庭,陈耀庭写武侠小说用南宫刀的笔名,写言情小说用何行的笔名,又很好奇地问蓝色手套怎么知道,蓝色手套就把我供出去了,说其实是鲈鱼脍问的,倪匡又好奇了,心说,鲈鱼脍又是怎么知道的?
那么,倪匡和潘耀明讲的这一段金庸要写刘永福,有没有此事呢?而且,对谈中,还有一个当事人,董千里,看来此事很靠谱。


因为,当时的《武侠与历史》情形确实如此,写武侠的人多,写历史的人少。写历史的其实只有一位“疑史楼主”在大写清宫秘史,疑史楼主就是宋玉,也写了很多武侠,但几乎没有结集出版过,而写武侠的,除了金庸自己,还有倪匡以“岳川”笔名,卧龙生以“马正璧”笔名,张梦还等好几位,武侠明显比历史多好几倍。金庸想亲自动笔写历史小说,大概是要起一个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我是党员,这种话说得很熟练)。于是——有图有真相的重点来了!


在1962年5月11日第79期的《武侠与历史》第20页,就出现了一个预告,预告最上面一行是“金庸先生又一新作”,下面是新作的名字,大大的字体,印着“黑旗英雄传”五个大字,最下面两行是内容简介,“叙述两广英雄刘永福及其部属之事迹。情节曲折离奇真人真事,较之凭空创造者更为引人入胜。请注意刊出日期。”
所以,倪匡说的“很早了”,也就是在此时之前。《武侠与历史》就是金庸自己办的杂志,此时的主编人,就是金庸本人,如果没有写这部历史小说的想法,金庸怎么可能自己打广告?所以,倪匡说得还真是一点不差。
广告上说“金庸先生又一新作”,是因为此时这本杂志上正连载金庸的《倚天屠龙记》,其实是从《明报》转载过来的,刚连载到张无忌住在朱长龄家里,朱长龄设计骗张无忌,说“张翠山是朱家的恩人”的情节,所以说是“又一新作”。
广告打出之后呢,再无下文,倪匡也说“他一直没写,我也觉得奇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得金庸没有动笔,或者改变了想法,这个问题将永远没有答案了。
https://www.meipian.cn/1th36izr? ... are_source=tim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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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么女查传讷:阿爸是王重阳 我眼中他是傻爸爸

看印尼啦  10月31日



(联合早报网讯)著名作家查良镛(又名金庸)逝世,享年94岁。金庸的么女查传讷去年接受《明报》专访时指父亲是其笔下武侠小说人物“王重阳”,又形容“父亲是一位慈父,在我眼中他是傻爸爸”。

据《明报》报道,查传讷表示,父亲不喜欢别人为他写传记,是因为“他的小说就是他的平生,所以他写完一本又一本,每本都是他的人生经历,霍青桐就是我妈妈”。

查传讷忆述,小时候,父亲以一种实践性和摸索的方法教育孩子,会让她管理鱼池,给她一个小鱼捞,发发白日梦捞捞鱼。她又记得小时候常黏着埋头埋脑写稿的父亲,绕在父亲身边玩,还看着父亲练习拳术:“我父亲是懂武术的。”

在金庸笔下,王重阳是中国道教全真派的创始人,是中神通,纵横贯穿东南西北,是天下五绝之首,提倡儒释道合一,功夫超高绝顶,智慧出尘,他腰佩长剑,风姿飒飒,飘逸豪情,虽然在金庸的武侠系列中出现不多,但在“华山论剑”一出场,就凭道家的“先天功”令人心服口服,夺得天下第一和《九阴真经》。 但金庸安排这个角色,不为称霸武林,而为化解江湖的腥风血雨,查传讷说:“这一切都是父亲想出来的。”
责任编辑:丁雄飞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06591  原来有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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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昨天下午听视频电话时“含笑而逝”儿女朋友讲述临终情形
转载 2018-10-31 16:46:56
标签:倪匡金庸武侠小说
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 王玲 综合整理

武侠小说泰斗金庸昨日逝世,享年94岁。据了解,金庸是昨天下午约4点半离世,其子查传倜回复都市快报称:“下午走了,很安详!”一位与金庸比较亲近的友人透露,接到消息称当时金庸在默默聆听一位亲友视频电话,“听着听着,他含笑而逝。”

去世前几天听朋友讲世界格局“眼睛发亮”
其子查传倜在微信上载多张查良鏞生前图片,并留言“有容乃大侠客情,无欲则刚论政坛,看破放下五蕴空,含笑驾鹤倚天飞。”

他又感谢各方好友慰问,对未能及时接电话及短信感抱歉。

跟金庸相识及共事多年的作家陶杰昨晚在社交媒体上忆述近日到院探望金庸的点滴,他写道:“今天下午接到消息,说他走的时候,在默默聆听着一位亲友视像电话对他说话,听着听着,他含笑而逝。”


陶杰引述查家的人称金庸临终时很安详,“全身一点异味都没有,一直很干净。”

陶杰上周曾到医院探望,先在床边用上海话向金庸述说世界格局,“他的眼睛发亮,抓着我的手。我告诉他今天几月几号,中国和美国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全神贯注地听着,像一个纯真的小孩。”

陶杰续称,前日也有到医院,当时金庸在熟睡,“他的面色很好。我以为他总还有几星期。”据陶杰称,金庸近两年已不能说话或书写,有肾衰竭、心脏问题,肺也花了,亦有脑退化,但他一直没有病容,看到别人便有笑容,和他说话也有反应。

他最后说,“查良鏞先生真是儒侠,三百年来,绝后空前。查先生,我们舍不得您。”

小女儿查传讷:“父亲是一位慈父,在我眼中他是傻爸爸。”
金庸小女儿查传讷去年接受《明报》专访时指父亲是其笔下武侠小说人物“王重阳”,又形容“父亲是一位慈父,在我眼中他是傻爸爸。”


2011年金庸出席查传讷的画展。

查传讷表示,父亲不喜欢别人为他写传记,是因为“他的小说就是他的平生,所以他写完一本又一本,每本都是他的人生经历,霍青桐就是我妈妈”。

查传讷回忆,小时候,父亲以一种实践性和摸索的方法教育孩子,会让她管理鱼池,给她一个小鱼捞,发发白日梦捞捞鱼。她又记得小时候常黏着埋头埋脑写稿的父亲,绕在父亲身边玩,还看着父亲练习拳术:“我父亲是懂武术的。”

“香港四大才子”忆金庸 倪匡:只能了解他不到万分之一
曾经当过金庸小说代笔的香港著名科幻作家倪匡,在一个专访中坦言,虽然做了几十年老朋友,倪匡觉得金庸想法高明学问广博,且心思深不可测,只能了解他不到万分之一。

“有人说我写的东西没结构没组织,又有人在一个演讲场合当面批评我的小说跟金庸相比望尘莫及,我说‘你们太抬举我了,望到尘应该不会隔好远。’”


左起李纯恩、金庸、蔡澜和倪匡1991年游日本。

当年与金庸、倪匡和黄霑并称“香港四大才子”的蔡澜,回忆起“查先生当年认真的观察良久才让我开笔写专栏,但我也是很认真的,没有被他骂过,没有让他失望。”

蔡澜眼中,金庸也是一个不计较、很能包容别人的旅伴。“我喜欢吃古灵精怪的东西,会食黎巴嫩生羊肉,查生不大喜欢的,但每次外游他总会跟着我们去吃,这个很难得。”

《明报》发悼文:对香港新闻事业、乃至华文文学界都是一大损失
金庸一手创办的《明报》也在昨天晚间9:10发出纪念金庸的悼文《悼查良鏞先生》,全文如下:


中联办主任王志民致电表示沉痛悼念。王志民指,金庸作品深蕴“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对海内外华人产生了深远影响,赞扬“毕生心系国家、爱国爱港,为促进‘一国两制’事业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弘扬中华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特首林郑月娥发表声明深切哀悼,指查良鏞作品“对传承中华文化有莫大贡献”,创办《明报》及撰写社评亦“为社会建言,深得业界敬重。”

来源  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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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查传讷曾谈金庸:父亲告诫我人贵在有“自我”

环京津新闻
百家号10-3021:57

(原标题:金庸小女查传讷:金庸的晚年生活,他与儿女们的相处之道)

今天,一代武侠小说大师金庸逝世。金庸女儿查传讷以一句“多谢关心,恕不接受采访”,谢绝一切采访。

然而女儿眼中的父亲究竟是什么印象?

在《神雕侠侣》中,金庸笔下的小龙女留给世界惊世之美,倪匡曾报料“小龙女”原型就是金庸的小女儿查传讷。

庆幸的是,2012年3月,金庸小女儿查传讷曾接受了成都商报独家专访,这也是她首次接受内地媒体独家专访。查传讷向成都商报读者讲述一代大师金庸温暖的晚年家庭生活、与儿女们的相处之道,以及那些惊心动魄的武侠小说创作细节……

▲金庸与女儿的合影 (图片来自金庸女儿微信朋友圈)

谈父亲

父亲告诫我:人贵在有“自我”,独立自主

父亲常常叮嘱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要模仿他,人,贵在有“自我”,独立自主。

成都商报:金庸先生最近身体如何?有没有外出的活动?去年你说过金庸从早到晚都在看书,还会趁大家不去影院的时候看电影。他现在仍然保持这个习惯吗?

查传讷:在此,我想代父亲多谢你们广大读者们的关心。父亲年纪不小了,可是脑筋甚灵活。他在洗手间里甚至放了一套《资治通鉴》,阅读间更是放了一本本有关国家大事的时政杂志,闲时他喜欢和九段职业围棋高手一较高下……智慧不容置疑。

不过,他身边的老朋友们一个个先他离去,所以他没有太多可以倾诉的对象,这是事实。“细妈”(“细妈”林乐怡是金庸第三任太太。因为父亲娶林乐怡女士之时,查传讷的母亲尚在世,所以不能唤她作'后妈')有时会和老父二人出外看戏,在非繁忙的时段。

成都商报:虽然是一代武侠小说宗师金庸的女儿,但你一直很低调。现在似乎过着隐居的生活,这个和你父亲有关吗?

查传讷:以前的生活比较简单,父亲拥有爱戴他的读者,查家不需要另一个小说家;我和你们一样,心里万分倾慕金庸,不同的只是:我乐于做大侠膝下的一个小女。

成为讲故事高手,素来不是我的梦想。打从我懂涂鸦开始,整天嚷着父亲去找一支魔法笔给我,好让我把画得丑丑的小动物都变得活生生的。终于,父亲拿我没法子,叫我替他打理锦鲤鱼池,把癞蛤蟆都一一赶上岸。

隐居大概是形容文人弃官场归故里之意。只可以形容我一直非常低调,因为我知道自己尚有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希望他日能够在父亲有生之年,踏足国际舞台。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金庸最喜爱吃川菜里的东坡肘子

成都商报:不少媒体报道金庸儿女们都没有从事写作,金庸先生会不会感到遗憾?

查传讷:父亲三番四次,在“细妈”、我的丈夫面前,对我说,我以你为荣。外人怎样报道,怎样形容,我也懒于理会,也不要解释。

父亲常常叮嘱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要模仿他,人,贵在有“自我”,独立自主,自己管掌命运,努力上进。金庸的儿女们都没有从事写作事业,可是传字辈有一个从事艺术的人。写作和绘画一样,也是艺术,不是吗?

成都商报:都知道金庸现有三个子女,能不能聊一下你的兄弟姐妹查传倜、查传诗的近况?

查传讷:(查)传诗排行最大,移居加拿大温哥华,育有三个子女。(查)传倜现居深圳,专注饮食事业。现在我们三姐弟各自有自己的生活圈子。童年时同桌吃饭,长大了各自修行,这或许是一种遗憾。不过,人生无常,我自小早已明白了。上天对我很公平,我有了这些就没有那些,上天赋予我的必有其原由。我不能住得离老父太远,婚后这些年也和他住得比较近,方便照顾家父。

成都商报:听说金庸最喜爱吃川菜里的东坡肘子这道菜?

查传讷:其实,凡是那种看起来弹性十足的富含胶质的美食他都喜欢,比如我们广东菜里的“白膏”,比如肘子,甚至包括海参。

我的二哥传倜很懂得美食,我可没有他那么丰富的美食阅历。有许多朋友形容过我,说我不太懂享受,每天只懂画、画、画,没有其他……

谈武侠

父亲笔下郭襄是我最爱

我最喜欢金庸笔下的郭襄,我觉得自己最像她了。什么都懂点皮毛,足矣!

成都商报:平时和父亲在一起时,查先生会和你们探讨关于武侠的话题吗?你最喜欢哪一个武侠人物?为什么?

查传讷:父亲很欣赏自己的作品,每每翻阅之,也会笑眯眯地说,写得真的好!

“探讨”这二字,口吻像高考试题,或金学研究学者常用的字眼。我从小就有机会接触文化界雅士和众多大导演,父亲平日话语不多,倒是他们在一起时很爱争相谈论小说的情节。

我最喜欢金庸笔下的郭襄,我觉得自己最像她了。什么都懂点皮毛,足矣!如果最终可以成一派宗师,更不错啦!为什么是她,不是小龙女?郭襄属于金庸着墨不多的人物,发展空间较大。

成都商报:电视上经常播出金庸的武侠剧,你们喜欢吗?最满意的一部是哪一部?你认为是否拍得和小说贴近?

查传讷:我有严重的“电视剧障碍症”,无法“坐定定”(坐不住)。每每欣赏任何电视剧集,总是无法集中精神。奇怪啊,戏院里上映的,倒是可以很沉着地观赏。

至于你问的最满意、最好、最贴近的一部,就留给金庸迷们去探究吧!现阶段,我不懂得去形容。或许将来可以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成都商报:金庸先生塑造的主角经常会在几个女性之间徘徊,是否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关?

查传讷:试问,谁人不想有更多的选择?孔雀开屏求偶,雌雀外表平凡,所以一雄拥数“妻”。雌雄难辨的,多奉行一夫一妻制。男人有魅力,才会迷倒天下间的女人。

成都商报:你画画也是搞艺术创作,父亲的小说也是艺术创作,这点是否是受父亲影响,如果有可能,你会不会创作一些和金庸武侠有关的美术作品?

查传讷:金庸的小说已有别人为他画插图了,我再画会变得画蛇添足。倪匡先生曾建议,把全部小说都翻看一次,你最有资格去画你爸爸的小说人物。其实说实话,作为大侠小女,我承认,心理压力不少。

成都商报:你为了推广金庸武侠具体做了些什么事情?你自己喜欢的艺术创作是什么风格?

查传讷:说没有做,是假的,不过这涉及能力问题。我酷爱画人物,不过武侠小说如果以油画物料表现,相较现代映画,有很多限制。人们都跑去影院看戏,我凭什么吸引别人看我的平面艺术?打破框架,很重要。正如韩国艺术家李二男的电子版中国四季山水,他的作品很打动人,没有文字解释……这些就是艺术了。

成都商报:对和金庸同时期同名气的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大家,你有什么评价?

查传讷:论辈分,我哪里有资格去评价他们!想也没想过,能够成为武侠已非易事,更不要说一代宗师了!好像坊间没有速成班或补习班教写长、短篇小说的吧?为什么呢,我认为创作是需要有很大勇气的事情,它要求把身体里所有的欲望,全部注入一个个理性经营的人物角色,又要顾及大小场景、历史背景、故事发展……不容易啊!

成都商报:去年你在香港地区举办个人画展,为香港贫穷的弱听儿童筹钱买助听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时,你也曾参与捐款,你是否经常参与公益活动?这一点和金庸小说中的“侠义”契合,是否受到父亲小说影响,还是父亲从小对你的言传身教?

查传讷:做善事,很自然的。没有受什么人影响,我只是普通人,以平常心,在能力范围内去做喜欢的事。

成都商报:倪匡先生曾说你就是金庸笔下的“小龙女”原型,你怎么看?

查传讷:哈哈,我也不会“打功夫”,潜水、帆船、游泳倒是懂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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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金庸女儿查传讷:金庸武侠小说的人和事 在她画笔下有了新世界
www.scol.com.cn (2018-11-01 06:24:32) 来源:成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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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波  

  2011年5月15日,金庸(左)在香港视觉艺术中心参加女儿查传讷个人画展 新华社发

  “她把一小撮风干了的桃花,加进调好的墨中,泡出带有桃花的颜色,就以这种墨绘画‘桃花岛’。金庸武侠小说的人和事,在她画笔下有了新世界,乔峰再不是梁家仁的样子,而是从相由心生的想象中,重新创作金庸的武林。”这是去年5月,香港《明报》策划的金庸专辑最后一篇“专访查传讷”的导语。

  一代武侠小说泰斗金庸的生命定格在2018年10月30日,他的几位子女却无人从事文学创作,但他的江湖传奇和武侠血脉,如今或许会因爱女查传讷的金庸系列画作而承传相连,延续下去。

  从2012年至今,成都商报记者陆续与查传讷进行过数次访谈,探寻其用绘画方式延续金庸武侠的传奇世界。

  父亲的“偏爱”

  给她取外号“木灵子” 为她的画题字

  查传讷之前还专门给成都商报记者发来一则消息,欲了解彭州敖平镇的传统风筝制作,并请记者介绍一位老师教她制作,原因是“金庸武侠小说中有提到这个,我要去学,去研究。”

  如今,金庸仙逝,她作为大师的幺女,热爱绘画,正开始一个十年大计,以突破文学和武侠之间的创作,希望把金庸武侠小说的人和事,绘成画。查传讷的画作似乎很善于讲故事。想必也是来自于会讲故事的金庸的遗传。

  查传讷说,她从父亲口中学会了讲故事的技巧,“我举三个例子:1、父亲说故事忌说‘让我讲一个笑话,你听完,一定捧腹笑’;2、形容科目范畴,忌说 Englit (English literature,英国文学,泛指英美文学)、 Geoga(Geography,地理学) 、中史(中国历史);3、多看外语书,融会贯通之后,视野自然别有洞天。”

  金庸给了查传讷一个很优美的外号,叫“木灵子”,小时候的她不喜欢这名字,因为不懂,现在她却说:“我太喜欢这外号了!四个孩子之中,就只我有外号,将来我也会用这名字。”人人都说查大侠最疼这小女儿,虽然查传讷总跟人说父亲四个孩子都疼。“查传讷”这个名字,“父亲取自《论语》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和‘刚毅木讷近仁’,传讷是指说话安静不吵嚷。

  成都商报记者曾在她位于香港跑马地黄泥涌道的画室,见到过金庸给她的画题的字:爱女木灵子初学山水居然有江南倪云林意境……欣喜之意溢于言表。在这幅画的旁边,是一则金庸题写的《洞仙歌·输赢成败》书法扇面:输赢成败,又争由人算。且自逍遥没人管。奈天昏地暗,斗转星移。风骤紧,飘渺风头云乱。红颜弹指老,刹那芳华。梦里真真语真幻。同一笑,到头万事俱空。糊涂醉,情长计短。解不了,名疆系嗔贪。却试问:几时把痴心断?

  之前都知道金庸的毛笔字舒展圆劲,功夫了得,那次得见真切,名不虚传。

  “阿爸是王重阳”

  他是一位慈父 “在我眼中是傻爸爸”

  查传讷提到一个细节,她说,“父亲是一位慈父,在我眼中他是傻爸爸!”他是否是孩子眼中的周伯通?“不!我阿爸是王重阳!”小时候,金庸以一种实践性和摸索的方法教育孩子,会让查传讷管理鱼池,给她一个小鱼捞,发发白日梦捞捞鱼。小学时他们住在北角半山,中学时住山顶道一号,那时作家倪匡去探望,看到庞大的花园就跟金庸笑说,你家要打电话才找得到人,搬离大宅后,她和父亲都住在半山,就在附近,互相照应。“父亲让我们有自己的世界,任我在花园搞东搞西,让我在草坪上发现小昆虫,但我妈妈却不来这套,她又严又恶。啊!不是恶,是很严,我家是严母慈父。今天才明白,成就今天的查传讷,二人对我的教育,缺一不可。”

  成都商报记者时不时会在微信里把最新看到的一些水墨作品发给她欣赏,她都赞赏,时不时也认真问这位艺术家的功夫、出身和学养。金庸很早就发现她想象力丰富,画画天分高,只是没想过半个世纪过去,她用画作承传父亲的武侠文学。

  查传讷提到,12岁时就拜水墨名家丁衍庸为师学习国画,后又追随同门师兄关绍彬学习工笔和大写意。自2007年起,查传讷开始涉足塑彩和油画,2010年5月,查传讷成立个人工作室,开始独立创作。成都商报记者还在她的画室见到她2007年的油画处女作。画上一位外国女佣,沉静、舒展。

  幼时神态像极金庸

  也喜欢《白发魔女传》 幻想自己是练霓裳

  成都商报记者在查传讷画室的桌几上,看到两张她3岁多拍的照片,乖巧、安静,样子和神态像极了金庸。她用铅笔头上的橡皮部分蘸上白色颜料来画画,用梁羽生小说《白发魔女传》的魔女形象描绘自己众多天马行空的感受。她甚至有宏愿,要让自己的余生,都竭尽全力将自己父亲小说中的人物搬到油画布上!

  问她何来的灵感,她说:“搞艺术创作的人,多少都享受自主,不爱他人在旁边指指点点,你该如何表达,该表达什么,该用什么材料表达等,都是不需要的噪音和杂音。电影的普及,很容易让画家迷失方向,独立去幻想另一个白发魔女,不容易。许多朋友曾经说过,我笔下的人物都有固定特色,不是泪如泉涌就是热泪盈眶,很悲恸,要么就是无奈或者无助。或许是下意识的,画家自画像或肖像画多是描绘画家当时心境的,所以不可能和照片一样。”

  查传讷说,自己创作任何一件作品,必先经历一个阶段。“我幻想我是练霓裳(《白发魔女传》女主人公),性情中人,遇到优柔寡断的人。练霓裳感情丰富,嘴巴白里透红,鼻子高高,大概是因为性格较爱逞强吧。我看来,是薄情郎令她一夜白发,如果描写卓一航(《白发魔女传》男主人公),他嘴角会是扁扁薄薄,然后微微颤动。练霓裳卓一航,一暑一寒、一草一楷、一狼女一掌门。道不同,不与为谋。”

  “只有一个金庸大侠”

  小时候,父亲每天都埋头写小说和办报

  记者特别注意她提到小时候与金庸的相处细节,比如她小时候常粘着埋头埋脑写稿的父亲,绕在父亲身边玩,还看着父亲练习拳术:“我父亲是懂武术的。”她在《明报》记者的笔记本上画了一个圈,再打个箭头,就是坐标北,金庸的北丐东邪南帝西毒,就在圆圈上浮着,她把王重阳画在中间。在金庸笔下,王重阳是中国道教全真派的创始人,是中神通,纵横贯穿东南西北,是天下五绝之首,提倡儒释道合一,功夫超高绝顶,智慧出尘,他腰佩长剑,风姿飒飒,飘逸豪情,虽然在金庸的武侠系列中出现不多,但在“华山论剑”一出场,就凭道家的“先天功”令人心服口服,夺得天下第一和《九阴真经》。但金庸安排这个角色,不为称霸武林,而为化解江湖的腥风血雨,“这一切都是父亲想出来的。”

  “我年纪尚小的时候,父亲每天都埋头写小说和办报,他把宝贵的时间都花在为你们创造一个群英侠义的世界上了。父亲是我的学习榜样,天分以外还需努力。学识不等同智慧,后者需要生活磨练。他经历过战乱、分离之苦,这一切,我概括之:‘只有一个金庸大侠,没有另一个一模一样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立个体,经历也不一样。’”

  爸爸不喜欢别人为他写传记

  “他的小说就是他的平生”

  “觉不觉得在我爸爸的武侠中,女人都好惨?我会用第二种方法画女人,不画出样子来,有武侠feel,观者自己想象。”——从安静的半山家庭画室,到跑马地开设自己的工作室,如今她希望与人分享,希望延续父亲的武侠文化。如果你能见到查传讷的笔记本,会看到裘千尺(《神雕侠侣》人物,绝情谷的女主人)的草图,会看到丐帮弟子的纸本墨草图;她说不会在面簿粘贴太多武侠系列的画,免得画展时没新鲜感。

  当时她受访说以金庸小说作画的人物和意境,多是水墨,自己会在2018年开办第一个以金庸小说为主题的画展,而且地点不在香港,会在其他地点“初试啼声”。而现如今,父亲仙逝,不知道她的计划会否如愿实现。

  据说,查传讷的金庸武侠画构思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符号,九阴真经的符号,是大自然的符号,理论是阴阳五行,父亲的小说也是以这个想出来;第二部分,是绘画我爸爸的武侠人物和景物,这正是我与金庸武侠的关系,是我的十年大计。”

  有一个细节必须要提,“你知道为何我爸爸不喜欢别人为他写传记?”她解答说:“他的小说就是他的平生,所以他写完一本又一本,每本都是他的人生经历。”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图据查传讷微信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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孻女:爸爸就如王重阳
2018-10-31 03:16:20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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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金庸十分爱的是孻女查传讷

  【大公报讯】查良镛育有两男两女,四名子女都有他武侠小说角色的影子。长子查传侠,天赋聪颖,似《天龙八部》的“段誉”;次子查传倜古灵精怪,似《鹿鼎记》的“韦小宝”;大女查传诗因为失聪,所以称她“小聋女”;而“小龙女”的原型,最初是来自次女查传讷,因她有画画天赋。孻女查传讷形容,父亲是《射鵰英雄传》的“王重阳”,是一位慈父,她眼中的傻爸爸。

  长子自缢晴天霹雳

  查传讷又指,父亲不喜欢别人为他写传记,是因为“他的小说就是他的平生,每本都是他的人生经历,《书剑恩仇录》的霍青桐,就是我妈妈”。四名子女都是他与第二任妻子朱玫所生。

  查传侠最具父亲遗传基因,在四岁时能背诵全本《三字经》,六岁能背诵《增广贤文》。讵料於1976年10月,当时19岁的他,於美国与女朋友在电话裏吵了几句而自缢身亡。查良镛痛苦地回忆接获儿子死讯的感受:“我记得接到大儿子在美国过世的消息后,好灰心,好难过;但那天还要继续在报馆写社评,一面写就一面流泪,一直都很伤心,还是要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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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8 15:3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8-12-8 15:33 编辑

.成年人的童话(1)
作者:陈祖芬 |返回:祖国高于一切

  金庸有再大的武功也不好办了


  走到铁门前,才现这是后门,锁着。如果绕到正门,就要晚几分钟见到查先生。我一步登上铁门栏杆,爬越起来。肩上的背包和相机吓坏了似的直捅我,叫我快下快下。我以前爬过门,不过这个“以前”是什么时候?童话的开头常常这样写:很久很久以前。这次用两条病腿爬门,真有点奋不顾身。查先生说“奋不顾身,拔刀相助”这八个字可以概括侠的精神。查先生人称大侠,这四天来我天天见大侠,或许沾了一点侠气,也飞檐走壁起来。
  查先生说过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位教授,80年代中住院期间下肢瘫痪,两腿皮包骨头。每天用双手拉住病床上边的栏杆练站立。五分钟下来已是一身冷汗,再坚持不住。正好同病房的人带着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北大那位教授就把这部书放在病床上,一边拉床上栏杆,一边读射雕英雄,径直进入物我两忘境界。这一次他站了十五分钟。《射雕英雄传》他是站着读完的。待他站着读完金庸的三部武侠小说,他架着一根拐杖出院了。
  北京大学的高科技企业北大方正,京城几乎无人不晓。方正的某位负责人忙得十年不敢碰小说。惟一能把他从计算机旁拉走,而且使他连续两天不工作的,惟有金庸。他去上海出差时带上两本《笑傲江湖》,读完了直着急——还有一本在北京没带来。可是他还得有一个星期才能回京,也就是说还有一个星期他才能知道令狐冲和任盈盈后来到底怎么样了。金庸小说的绚烂壮阔可不是电脑软件能编制出来的。
  北京大学有多少金庸的读者呢?北大周围的书店可是没有一本金庸的书——进货多少售出多少。
  1994年10月25日,北京大学举行授予查良镛先生北大名誉教授的仪式,并有查先生的演讲。如果不是凭票入场,那么礼堂或许会变成爆米花。学校说每班五张票。学生说不赞成票,给谁不给谁呀。抽签,抓纸球。无线电系九二级一班三十几人,有二十多人读金庸。我问了几个学生竟都是读完十五部小说。说功课紧张,只有读金庸的书可以忘却一切,无比快乐又得到了休息。五张票怎么分?每个宿舍先抽签,从抽出来的人里再抽五名幸运儿。抽不上的对幸运儿“威逼利诱”,说只要你让给我去听演讲,我请你看电影好不好?要不请你吃小炒(学生食堂的好菜)?要不以后我代你打开水?咱俩一宿舍住着一食堂吃饭的多好,你那天正好有课,你就让给我去听吧!金庸讲话我准保全记得住,听完了给你传达还不行吗?
  不行。
  25日下午查先生演讲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北大教授严家炎在贺词中讲到查先生用十四部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写成的对联。他刚念了“飞(《飞狐外传》)雪(《雪山飞狐》)连(《连城诀》)天(《天龙八部》)”,全场学生像大合唱似的一起接下去念:“射(《射雕英雄传》)白(《白马啸西风》)鹿(《鹿鼎记》),笑(《笑傲江湖》)书(《书剑恩仇录》)神(《神雕侠侣》)侠(《侠客行》)倚(《倚天屠龙记》)碧(《碧血剑》)鸳(《鸳鸯剑》)”。我看整个礼堂一排排学生在“大合唱”,不知怎么想起了合唱《欢乐颂》。唱罢全场大笑。因为会心,因为高兴,因为共鸣,因为来劲。
  查先生演讲时,学生们一直笑,一直张着嘴。好像嫌耳朵太小,干脆张大了嘴来听。或是嫌两只耳朵不够,要张开第三只耳朵。
  大会一结束,查大侠嗖的一下就没了——被人保驾进了贵宾室。警卫们层层把着门,每次放四名同学进来。学生捧着各种版本的金庸小说,包括翻版的盗版的,自觉不自觉地四人一行排着队走向查先生请他签名。我走出贵宾室想拍摄二道门外蜂拥的学生。不,走不出去。那么多人在合力往门里挤。警卫打开一道门缝,就见外边的学生像叠罗汉般叠在门缝里。警卫催我快快快回贵宾室。势这么紧张,我匆匆照上两张就往里撤。
27日查先生第二次在北大演讲。***演讲时间是下午两点半,不到十二点持票的学生们就进礼堂抢前边的座位了。我走到北大正门,觉势更紧张了。警卫不让我进。北大友人介绍我是作家。警卫说:证件!我什么证件也没带,怎么办?狼狈不堪像街头被追查被吆喝的无照商贩。后来,后来一急就来个妹妹大胆往前走。
  礼堂外边哄哄地挤满了想走近大侠的烧友。面前只有人没有路,只有人的墙,没有了可以进入其中的门。除非一跃而起,飞将过去,嚓嚓嚓几下从空中降下。
  我记不清怎样穿越人墙,怎样突破一道道警卫的。几次被人喝住:喂,你上哪儿!喂!你!
  我?我是谁?我乃今天一侠客。昨天和明天就不一定是了。今天好像进入一个武林世界。学生抱着金大侠的书,大侠演讲完,学生们站起来涌向前。好像武打片里的武林高手,眼看都要腾空而起,几个筋斗翻到讲台旁。主持会议的北大教授对着麦克风说:现在的势,金先生有再大的武功也不好办了。
  这位教授在演讲开始前一口一声查先生,待查先生讲完武侠,教授不自觉地称金大侠了。大概也物我两忘地进入金庸的武侠世界了。
  又是警卫手拉手地拦住全场武林高手。我走到贵宾室门口,那边已拥满学生,挤着呼着叫着要见查先生。不知怎的就乱起来,有人扭打起来。大约五年前,查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国际武侠小说研讨会上,说小说里每次武林大会后总是盛宴,接着就打个你死我活。这次我们开武侠小说研讨会,也是武林大会,不过诸位小宴后,千万别打斗。
  28日查先生与北大中文史哲教授座谈前,生了我爬越铁门的全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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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谈经济讲武侠论人生



  查先生与北大师生的三次演讲和座谈,我切碎、分类,再装进这只大拼盘——
  我这次能和北京大学拉上一点关系,感到很荣幸。(全场大笑)我伯父当年就是北大学生。家乡人不知道他成绩怎样,只要听说是北大的,就觉得不得了。(大笑)我一直做新闻工作,什么都懂一点,不过很浮浅,不像北大教授那么有学问。knowsomethingabouteverything.knoweverythingaboutsomething.做教授我没资格,幸亏是名誉教授,讲错了也不要紧。(笑)
  4月去绍兴时,人家在兰亭叫我写字。我说在王羲之的故乡怎么能写字?兰亭挥毫,班门弄斧,草堂赋诗,都是太狂妄了。今天再加一样:北大讲学。(全场大笑)
  北大有特点。一是深切地关怀国家社会,二是有容乃大的学术空气。我每年在牛津大学待一段。那里博大的学术空气是世界一流。但是对国家、社会、人民的关怀就远远不如北大了。
  牛津大学原来的一位副院长,是研究东亚经济的。他有很多数据,说中国在1820年之前,经济收入一直是全世界第一。他说到2020年,中国又是全世界经济收入第一。我觉得他,分析得相当有道理。
  不同的文明遇到挑战,如果能够应付,就能展;不能应付,就要消退。我们历史上,常常先统一,再**,然后有人入侵。不过中国人有韧力,经过文化的同化融合,把入侵变为转机,又统一壮大。唐宰相中至少有二十三人是胡人,也就是现在说的洋人。唐朝可以说是鲜卑人和汉人的共同统治。历史上哪个民族强大了统治一下,轮流坐庄。少数民族对我国的展有很大贡献。我一直想写文章,不赞成说元朝、清朝是异族统治。不是异族,是中华民族一部分。
  今天世界面临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人口爆炸。中国的强调和谐、合作、团结的哲学思想,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泰晤士报》总编辑说,19世纪金融中心在伦敦,20世纪初在纽约,21世纪,肯定在中国,在北京还是在上海还不知道。我看,在北京在上海不是问题,在中国就很好。(全场大笑,全场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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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前景我是看好,所以我把我在香港的旧房拆了重建,现在还没建好。***
  讲到武侠小说(全场快活大笑),有一位洋人介绍我,说我是写功夫小说的。我就不大喜欢。功夫只是表现形式。打斗不是武侠最主要的部分。侠,是不顾自己生命危险,主持正义。武侠小说是侠义的小说。义,是正当的行为,是团结和谐关系。譬如中国固有道德现念:朋友妻,不可戏。但是在外国,这是很重要的故事。西方是向上面的,对上帝负责,所以个人主义达。中国是横面的,讲究人际,所以集体、群体达。义,是中国团结展的重要力量。
  武侠故事是所有民族都有的。中国文学传统有温柔敦厚的一面。中国的侠常常代表反叛的平民思想,不过不是针对法律的。老百姓常说:你不讲王法了?百姓对王法是尊重的。是贪官先不守法。老百姓还有句话叫:老天爷你要长眼睛。所以有宋江的替天行道。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文人也可以有侠气。李白有《侠客行》。有侠气也是侠。
  我小说的主角里,韦小宝不会武功。(大笑)有人喜欢韦小宝,说小宝是不是一种理想。不是。韦小宝是适应能力强。他的性格是清朝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的。中国人去海外安身立命,在很多大城市展起唐人街,表示我们中国人有很强的生命力和适应环境的能力。
  有同学递条,问武侠小说有没有不良影响(大笑)。我看,如果吃饭吃下十八碗,也有不良影响。(笑)如果读武侠小说失去了节制,妨碍了考试,就有不良影响。还有,可能产生暴力方面的影响。(笑)当然是马路小青年,对北大学生不会。北大戴眼镜的人多,太用功,要注意身体,多一点尚武精神也好(大笑)。太用功了,也有不良影响(笑)。
  有张条子问我是不是特别喜欢忠厚老实的小伙子和美丽聪明的姑娘结合(大笑)。如果聪明美丽的小伙子和忠厚老实的姑娘结合也很好,不过(全场大笑)如果两个人都忠厚老实也很好(大笑)。如果两个人都聪明美丽就可能有点麻烦了。(全场大笑)
  小说里有琴棋书画,有的同学以为我都懂,其实我真正懂的,只有围棋。写小说与做学问不同。不懂得的地方可以避开不写。做学问就不能避开了。
  武侠小说将来怎么展,我看希望在内地。内地有不少翻版书,我也不很生气(笑)。我的书接触到很多内地读者,我很高兴。当然收不到版税不是很高兴。(大笑)
  我在爱丁堡大学讲学时,讲过《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消失》。我在国外头两三天可以吃西菜,然后就找中国菜。在巴黎法国菜很好,吃多了就不及中国菜。(笑)我们的小说可以西化,但不可以全部欧化。武侠有没有是无所谓的,但是中国传统文化要保留展。《水浒》看了一遍一遍,不是看故事,是看文字。读我小说的人,不见得喜欢打斗,是喜欢这种传统的文体。不必讲雅和俗,总要大多数识字的人喜欢才行。(笑)
  有同学问我爱经历。我想说,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也会经历很多。(大笑)
  中国人年纪大了,渐渐由儒入道,也有入佛。常说淡泊名利,这是道家思想。我自己与很多中国人一样,觉得有些事最好淡泊一点。一切看淡一点,幸福就增加一点。幸福程度不相对于得到的,而是相对于愿望。增加知识是人生最大愉快。我喜欢在大学接受文化生活,听听课,讲讲课,和年轻人交朋友,在大学里混混,很高兴。
  听查先生讲话。想到他小说的内力,核心或是个“义”字?他小说的张力,关键或是个“博”字?他从1955年到1972年,每天写一千字武侠和八百字社评。这次他在北大的演讲座谈,武侠也有了,社评也有了。
  金庸喝豆汁吃生葱蘸酱
  查先生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太太?如果叫大家构想,一万人就有一万种设计图样。但是只有一个人的设计对了:查先生自己。
  查先生博大丰厚,好像生下来就洞悉古今通晓中西。他太太纯真可掬,好像再也长不大。反差很大而气韵很合。两人结伴而行,使人觉得人生是这样的丰富而美丽。

今年他们到浙江,到台湾、新加坡、日本、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法国,10月24日又到北京王府饭店住下。***25日、27日、28日都要去北大,26日中午他们驱车到西城辟才胡同17号。查太太说她还是第一次进胡同。这个17号,是个四合院,门口挂块牌:“忆苦思甜大杂院饭庄”。所谓苦,也就是老北京过去常吃的饭菜。进屋就上炕,这于查太太又是第一次。
  服务小姐问要什么饮料。查先生要北京二锅头。我怕他平时不大喝白酒,能喝下二锅头?他说到这里就要真正北京的。我问要不要来点啤酒?他说太洋。
  我随身带了一包消毒湿纸巾,给每人一片。大家用来擦手擦碗筷。查先生不用,直到吃完饭也没用,真正的要土个彻底。
  小姐很快端来了生葱和酱。查先生用手拿起一根葱很标准地蘸了酱吃。又上麻豆腐,浅绿的一摊,我稍尝一口,再吃不下。查先生胃口很好地吃下他那一份。想起1993年在港和他一起吃法国菜,每一道他总吃得干净。小姐端来一盆油炸知了,查太太不敢吃,我也有点怕怕的。一位朋友用筷子夹起一只知了,往嘴里一扔,几口嚼了下去。查先生用孩童的眼神看着他,又像孩童学大人那样,用筷子夹起一只知了,快速夸张地往嘴里一扔,几口嚼了下去。连节奏、连韵律都一样。我说照一张查先生吃知了的照片。他用筷子举起一只知了。我这边照相机还没调好,他不能长时间在那里浪费表,他把知了塞进了嘴里,我说照不上了,而他并没有真吃进去,只是咬住半截知了,定格,让照相。
  像一个聪明机灵的调皮孩子。内心又很为别人着想,很仁义。
  查先生又夹起一只知了给他太太,说闭起眼睛吃,有点冒险精神。
  查太太吃了,没有闭起眼睛,而是睁大了眼睛直点头,说好吃好吃,说着又去夹。
  就好像大侠要经过一道又一道的难关。更大的难关来了:一人一碗豆汁。我喝一小口,赶紧把碗推远。查先生正把头埋在豆汁碗里极认真地喝着,很规范地再夹口咸菜再喝豆汁。朋友说这豆汁不合格,上面漂水不匀和。大家听了也就听了。惟查先生立即用筷子把剩下那一点豆汁搅匀了再喝。就是只剩一点点,他也要喝个正宗,喝个地道。
  有这份精神,武侠也能写好,社评也能写好,老板也能做好。
  一桌子的菜查先生全吃了过来。好像他笔下酒量也大饭量也大的侠客。他又把窝头、菜团子、贴饼子一样样拿过来吃,此时方见大侠本色。
  席间北京朋友您您您的,查先生下意识地也把你改说您。看来查大侠任何方面的消化能力都过人。不管是文史哲,是英文法文,是政治,是经济,还是佛经。3月在港时,他问起我贾平凹,又问起《白鹿原》,问起王朔。像文学青年一样熟知热点作品和作者。好青春的心境。
  查先生走路快而有派,有大侠气势。他是真大,大得哪儿有中国人哪儿就有他的小说。他平素寡,不说话的时候像雾中雕像,有一种神秘感和莫测感,叫人肃然。他一笑,眼睛里流动着幽默和自信,流动着活泼泼的生命。他的眼睛笑得弯弯的,笑意顺着笑纹扩散开来,笑皱一池春水。笑没了眼睛,或者说除了眼睛,人笑没了。
  能这么笑的人,才能有一种不竭的浪漫的想象力,才能产生那些常人的想象力够不着的武侠世界。
  他在北大未名湖畔散步时,迎面走来一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生化系的教授。他一看到查先生,说你的十五部小说每一部我都读过五遍,说他这次回国有两件事,其中一件事就是要买一套完整的金庸小说。
  北大的学生读金庸,这些学生的父母也会有很多人读金庸,这些学生的孩子也会有很多人读金庸。本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偶像,一代作家有一代作家的读者。金庸的读者一代传一代,没有代沟。
  他给一个寂寞的世界带来多少力和美,多少仁和义,多少热闹,多少缤纷。当他把这一切给了世界的同时,留给自己的是淡泊,甚至是寂寞。

他25日第一次在北大演讲时,大家都知道他讲武侠小说。但是他不讲武侠,也不讲小说,只讲历史、经济、民族、社会、国家。我看到他快步从历史深处走来。
  26日午饭后,查先生和查太太走到“忆苦思甜大杂院饭庄”门前,我为他们照了张相。人生就是辛苦,苦的间隙是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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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的金庸



  整个世界在我眼前奔。哦不,是我疾走着穿越整个世界。刚才在香港中文大学等校车就等了好长时间,还要坐火车乘地铁上地面入闹市坐车上山。还要碰到木令耆——谁能想到去看查良镛先生的路上,会神话般地遇到这位从波士顿飞来的作家?一年未见查先生,竟如隔世!1995年3月22日傍晚,他突然心痛大作昏倒在浴室地上。他妻子林乐怡正代他做东在宴请友人。大侠不愿失约于人,而友人在席间哪里会想到此时金大侠一人在浴室地上人事不知生死难卜!两小时后,乐怡代大侠完成了使命回到家里,天哪!
  查先生笔下多有英雄大难不死。金大侠自己大难时,有人为他日日焚香恭书般若心经一篇,有人双目失明还摸索到他的病房看他。“居然有这许多人关怀我,真心地爱我,觉得我这个人还不讨厌,还可暂时不要死,不妨再多活几年,瞧他以后还做些什么。”查先生在11月底的一封信上说。
  乙亥年是查先生本命年。是不是本命年容易有病?还是乙亥年文化人容易有难?12月初:他就好关切地问起钱钟书先生的病。我一想到钱先生在经受那样的病痛,心往下沉:难道大智慧者就得这样承担起人类的苦难吗?我继而讲起乙亥年我们失去了夏衍、牟宗三、张爱玲等等多少文学家、艺术家,好像上帝在这年收文化人。不过查先生有大侠之真精神,自能绝处逢生。他已做好血管绕道手术,简称“搭桥”。生命之桥已经搭好,渡到丙子1996年,自然就顺遂了。
  查先生讲起中国古代的月旦人物的传统,相信人心的邪正有时可以从形貌上反射出来。当然要看得准也难。否则就不需要那么多武侠了。武侠小说无论怎样浪漫怎样超乎想象,甚或怎样现代,有一点是不变的:惩恶扬善。查先生把武侠小说写到极致,当然有他对世道人心的省察。
  窗外,一轮明月挂在暗蓝的天空中,一行鸟飞在墨绿的树丛上。
  我们开始用点心和菜包。查先生拿起一大盘菜包让我夹。这么重的大盘要是我拿,一定抖动的,一定要用两只手来端。但是他很平常地一手拿着,一动不动。他的体力在毋庸置疑地恢复。
  我想起前年在港,又是查先生把一盘上海生煎馒头推到我这个上海人面前,用上海话说:“生煎馒头。”又把一碟醋推过来,用上海话说:“醋。”声音轻轻的,不会干扰不懂上海话的人,而懂上海话的人又能听个真真切切亲亲切切。
  查先生在生活里不是大侠,是亲亲切切真真切切的一个人。就是场很大,大得世界上哪里有炎黄子孙哪里就有金庸。前不久我在台湾一家卖电脑书的书店里,看到一本书叫《金庸快打》。郭靖、张无忌或令狐冲,不会想到他们有一天会打到电脑屏幕上来,再顺着信息高速公路大展中国人的功夫。前年10月查先生接受北京大学名誉教授荣衔,在北大礼堂作演讲。学生们听讲时的神,比看武侠片更投入。我就想,一代人有一代人心仪的作家,而金庸是永远的,永远的金庸。
  我从查先生家出来、去看他的新办公室。办公室因为主人没来,所有的桌椅书棋全部静静地一不。写字桌上放着很大的一个看书用的木制斜坡。是不是查先生老是写书下棋颈部有不适?记得有一位北大学生问他,说读他的小说觉得他精通好多事。他说他精通的只有一件事:围棋。等查先生来这儿上班了,笔就会快活地从笔筒里一跃而出,说:用我来写字吧。围棋子就会从棋盒里蹦蹦跳跳出来说:写书累了休息会儿下盘棋吧。只要查先生一来,这儿一切都活了。
  有统计说,全世界住得最高的人是香港人。查先生的办公室虽然不是香港最高处,但望出去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壮阔感。阔大又阔大的窗外,是维多利亚海港,对面老有飞机从机场起飞。终于查先生今年又飞到了北京。我想,他办公室的桌椅书棋一定又趴在大玻璃窗上,眼巴巴地看着他乘坐的飞机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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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的997房间和1997年


  1996年12月15日,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参加文代会作代会的代表,排成长长的半圆,等待中央领导的接见。有人告诉我,金庸来了。那不,在第一排就坐的那一位。好一段时间了,我常在外地的电视里看到他,高兴随着“九七”的到来,他来来往往于大陆香港之间。一个做了心脏搭桥手术的人,还如梭般地奔忙!我以前不知道这个可怕的外科学上的名词。只是在他做了手术后,才知道什么叫心脏搭桥。后来,一次次报道叶利钦做这个手术的时候,我想起的总是查良镛先生。
  与查先生好久没见面了,突然就近在眼前。我跑过去,跑过罗湖桥,过了这边的海关,过了那边的海关,跑进港岛,跑上山顶道,喊一声查先生好!当然,那是在查先生做手术不久,我去香港他家看望他的那一次,他瘦了,弱了。离开他的时候,我笨笨的,重重的——他减去的体重,就压我的心上了。
  没有想到,后来他就为“九七”回归搭桥了。
  我在宴会厅几步跑到他跟前:“查先生!”这一次他的体重明显恢复了一些。他说他住王府饭店。我问房间号。他说:“997,迎接1997年。”他笑起来,弯弯的眼睛像智慧的星空。
  他听大报告开小组会被朋友记者崇拜者追星族包围。作家们开会之余,招呼朋友开怀大笑,享受一份自由的、自己的空间。然而查先生是没有自己的。他早就被他创造的大侠们带到了世界各地。他一出现就永远有人在夺走他的自由,包括我。我真觉得,一个人,当他把自己最多地分给了世人之后,世人往往还要他更多地付出。
  他18日就要回香港。17日晚在王府饭店大厅的一角,他又在对一圈记者付出。我想抓拍几张照片,匆忙间就见他身后怎么一派星光?哦不,是灯光。他身后不远处正好是一棵挂满彩灯的大圣诞树。一树灯光反映在光洁的大理石地上,就是一地星光。他前边大玻璃窗外,是一排排挂满彩灯的小圣诞树。他上下前后灿烂着。然而看到这灿烂的大概只有我。记者们大概只看到那最璀璨的——金庸。
  有记者问他很浅近的问题,他总是笑笑地、平和地、诚心诚意地道来。以前,有的记者问不讲道理,他偶也不客气地讥讽几句。然后就要反省自己,觉得可以驳斥人家,但是不应该对年轻记者不客气。像查先生这样的人望,还在不断修正自己,包括他的小说。他后期的小说明显地比前期的小说更有包容性。
  他平和地说着平实的话,平等地看待世界。这种心性的平和,如同作家的文风,平实是一种最高的境界。
  当然,如果倒回三十年,金庸先生更加激越。1966年有人下手破坏中国文化,他就是要承续中国文化。那年底他创办《明报》月刊,一些学者的文章。月刊一期期出来,炸弹一颗颗寄来——货真价实的炸弹,交香港警方引爆了。当时在港的极端分子扬要谋杀香港三个人,查先生“排行”第二。排第一的开车在街上驶过时,被化装成修马路的人拦住汽车,然后往他身上浇汽油,点火烧死了。查先生是大侠。大侠历千惊万险而不死,才是顺乎天意民愿。
  了解我们是怎样走到今天的,才更加珍爱今天。查先生参加了三天作代会,很感叹今天有一个好的文艺创作的环境。他说三十年前是绝对不想来北京的。现在他在长安街上买了一套住房。
  浙江人查先生原来要在杭州西湖边上安个家。杭州在宋代曾是都。查先生的房屋、花园和家具,一切按南宋的设计,成为和西湖相谐相彰的一景。查先生本说好这房屋和里边的藏书,将来一应捐给政府。房屋建成后查先生去看了,说这么好的房子自己不配住,自己也是个老百姓,干脆现在就把新的房子捐给政府,爽爽快快送政府。
  在查先生平和的语下面,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大侠。他有一度下围棋下得一个月都想不起来回复重要的信件,又无法叫自己不下棋。他只好把围棋重重锁起来,如果想取出棋盘棋子,那可困难重重了。
  查先生做了四十年的报纸,对历史一直有兴趣,又在写一部历史小说。“不满意就不表。”他说。像一个第一次写小说的年轻人那样真率。
  告别王府饭店的997房间,再有十多天就是1997年了。我叫上出租车在长安街上驶过。街边楼群里,每一个灯光下都有一个故事。忽然想到,长安街上又要亮起一盏灯了,查先生北京家里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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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15 16:11 | 显示全部楼层
人生短促 藝術長久
2018-11-01

查大俠處世秘笈贈汪明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吳文釗、李慶全)筆名金庸的武俠小說泰斗查良鏞前晚離世,各界深切哀悼。大家都很懷念這位「查大俠」,他遺下的作品將成為一代經典,讓人懷念!為悼念這位一代武俠小說泰斗,無綫將於下月7日開始,逢周一至五,上午11時45分,播映劉德華和陳玉蓮主演的《神鵰俠侶》。而《書劍恩仇錄》是無綫第一部改編自金庸小說的武俠劇,女主角汪明荃(阿姐)稱金庸為香港貢獻不小,對他來說不枉此生,生命雖然短暫,但他的小說會一直流傳下去。

金庸筆下小說可說開拓了電視武俠劇熱潮,《書劍恩仇錄》是無綫第一部改編自金庸小說的武俠劇,汪明荃演繹霍青桐一角,鄭少秋演陳家洛,阿姐受訪時表示:「當時不知霍青桐這個角色如何演繹,後來播出後,金庸說做得幾好,給我好大鼓勵。」當時金庸更執筆題字送贈墨寶給阿姐和秋官,阿姐笑說:「演出完後,是他送給我們。」當年阿姐的《荃紀錄 》由金庸寫序:「人生短促、藝術長久」,阿姐表示:「他將自己的做人態度來鼓勵我,人難免會死,他94歲屬於長壽,他的人生非常豐盛,留給後世不少東西,包括小說、報紙、政治上各方面影響,為香港貢獻不少,對他來說不枉此生,生命雖然短暫,但他的小說會一直流傳下去。」金庸喜歡贈墨寶鼓勵後輩,不少藝人收過,當年金庸為多謝阿姐和秋官,更親自題字:「演我說部,熒幕真真,俠女無雙,長在人心。」又送給秋官:「熒幕俠士,颯之英風,家洛無忌,入人夢中。」

苗僑偉覺金庸和藹友善

曾在電視劇中先後飾演過「楊康」、「黃藥師」的三哥苗僑偉,得知查良鏞離世消息感到突然,他表示自己因為拍劇才追看金庸小說,是標準的金庸小說迷,早年有機會見過金庸先生一面,感覺對方和藹友善。

吳啟華則在微博發文懷念金庸先生,以飾演過的角色「張無忌」署名,寫道:「永遠懷念金庸先生!永遠記得金庸先生當年的教誨!無忌拜別。」他還上載當年的舊相剪報,標題寫上《金庸對吳啟華有信心》。

唐鶴德保存金庸題字

張國榮(哥哥)的摯愛唐鶴德(唐唐)是金庸迷,當年他透過哥哥代向偶像索取簽名,一直保存至今,唐唐在社交平台分享當年哥哥為他取得的金庸題字,寫着「鶴鳴九皋 德被三世」!唐唐更抒發心底話:「我是一名超級的金庸迷,記得當年他替我向查先生索取簽名,寫下了這兩句,保存至今。」

劉培基就放上跟金庸的合照,合照中還有已故的沈殿霞、梅艷芳、張國榮、林燕妮,更有金庸的題字,劉培基留言悼念:「敬愛的..查良鏞先生..#永遠在我心中 #請一路好走」。

胡歌保留金庸鼓勵語

一向低調的胡歌昨晚亦在微博發悼文,還講出一段鮮為人知的往事,原來在2006年,胡歌在內地版《射鵰英雄傳》演郭靖一角,但劇未拍完卻發生車禍,個劇組要無限期停工,對胡歌來說,身體的傷痕遠比不上心理上的傷痛來得重,他有段時間仍覺得自己好像真的要挺不過去了。 當時,雖然各家電視台已經簽了購買《射鵰英雄傳》的合約,但看到胡歌受重傷,不知何時才能恢復身體狀況,全部都終止付款,投資該劇的唐人公司現金流陷入困境,再加上小說的版權要到期了,又有另一家在洽淡改編權。在這個幾乎讓胡歌內外交困、陷入絕境的時候,金庸站出來表示一分錢沒要,給了唐人多一年的改編版權期限。金庸還親自寫下鼓勵語給胡歌:「渡過大難,將有大成,繼續努力,終成大器!」果然金庸沒看走眼,大難不死必有後福的胡歌,如今成為內地人氣最勁的小生。

胡歌保留金庸的字至今,前晚知道金庸離世,胡歌在微博感慨寫道:「承蒙先生(金庸)的厚愛,讓我完成了至今人生中最難忘的一個角色,度過了人生最艱難的階段。沒有先生的鼓勵和支持,唐人和我都難以走到今天。先生的俠義不僅在書裡,更在他的生命裡。」

惠英紅與金庸有一面之緣

惠英紅表示前晚凌晨獲知此事,明白人總會走的,但心裡總有點難過、有點酸,心情會有影響,始終又少了一個伯樂。紅姐憶述與金庸有過一面之緣,她新人時演第一個角色是《射鵰英雄傳》中的穆念慈,當時張徹導演邀金庸來看她是否適合演該角色,是要他點頭自己才有機會演出,於電影上她一共演過6部金庸作品的電影,包括《倚天屠龍記》、《碧血劍》及《雪山飛狐》等,後來亦有作家送了慧眼識「英紅」這句話給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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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17 22:42 | 显示全部楼层
陈洪:挑灯看剑说义侠---金庸小说的文化底蕴 (2014-09-22 16:52:22)转载▼
标签: 杂谈        
为什么要谈金庸?二十年前不存在这个问题,二十年前畅销书前三名肯定有金庸。金庸没有过气:百度上有四千五百四十万的名字搜索词条、去年是五千九百多万个词条、不久前的七月份,有七千九百八十万的词条。和谈过气呢?统计知名大学图书馆借阅数量,北京大学图书馆第四名《鹿鼎记》,第八名《天龙八部》。上海交大图书馆、台湾的清华大学也是一样的名列前茅。《大兵小将》电影之中俘虏国王而不知、国王临危而帮助、为原则而赴死,这正是模仿萧峰和耶律洪基;海报上的骑牛突围,正是杨过陆无双夫妇骑牛突围。《功夫熊猫》之中,装死被俘去敌营,正是令狐冲被捉去黑木崖;孤儿被收养而去寻找真相,这正是萧峰身世之谜;以太极面对炸弹,这正是张三丰所学的四两拨千斤。所以,金庸文学在整个华语文化圈里占有的地位是险要、而不可估量的。
金庸是南开大学的兼职教授,二十年前,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的校长是夫妇,于是陈洪教授对了一副对联:“一门二校长,侯门南开。”此联暗含,侯门深似海因而南(难)开之意 。金庸先生对道:“六朝三古都,大江东去。”提起南京便想到长江,很是自然。金庸先生就陈洪教授的名字出了一副谜语:“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齐梁之皇室皆姓陈,齐梁之后皇室姓陈。长江滚滚是为洪,正合陈洪二字。金庸先生申请诺贝尔文学奖,是陈洪教授写的推荐信,然而并未成功,所以陈洪教授也并未成人(笑)。
提起武侠第一人,应该是梁羽生,他是写武侠最早的一个。他是学过于才,文字功底不比金庸差,传统功底甚至在金庸之上,但不够回肠荡气。主体都是行侠仗义民族大义,想象力很差。古龙呢,是才过于学,文字水平很差,后期又开始招人代笔、自己抄自己。但是中期的作品,如《楚留香》还是可以和金庸抗衡的。他的作品没有历史、没有韵文,有些甚至连常识性的问题都犯难:“百八十斤的大汉就给扔了出去”百八十斤,怎能说是大汉呢?上官鼎论金庸,说再也不会有一个金庸了,因为他那是武加侠加王道,他自己正是以金庸的接班人自居的 。
最近有很多人讨论说,金庸作品里的哪个人更加像金庸?有人说是郭靖,因为郭靖口讷、迟钝像金庸本人。有人说是令狐冲,苦恋岳灵珊正如金庸苦恋夏梦。这种热议恰恰说明了金庸小说的引人入胜,这是金庸作品的一大特点。金庸说:“很多人认为我的小说文学性不强,我只是个讲故事的而已,那么又怎么样呢?你讲来我听听?”中国现在最稀缺的就是好故事,《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笑)。
前次金庸来到天津,我就给他看了一本盗版的,被烧破了一个小角的《碧血剑》,金庸看了以后很感动。那是九十年代初期,我(陈洪)把书借给一个朋友:那时候条件不好,一家人只有一个房间,他半夜里看书看得入迷,十二点还不关灯,影响孩子睡觉,太太就生气,来夺他的书要撕掉,书太厚没撕开,就点开煤气要烧,两个人撕撕巴巴地就给扔到窗外了,就这么给烧掉一个书角。这该是有多收人欢迎,多引人入胜呢? 引人入胜,这正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就是鲜活的人物,跌宕的命运。这些人物所以抓住人心跟他的命运息息相关。杨过,金童玉女、至情至性、一表人才、绝世武功,但他不如意,他稍了条胳膊;本来情场顺利,小龙女又失了贞。再比如萧峰,大英雄,“我是谁”弄不清楚,亲手杀了自己爱的女人,最后还自杀了。传统的小说很少有,西方的喜剧才有这样的悲剧---张力非常大。
还有配角的印象也非常深刻,包不同的“非也非也”,南海恶神的大剪刀。
加之独特的、厚重的历史,只有一部小说没有历史背景----《笑傲江湖》。《射雕三部曲》 写尽了历史的沧桑。香港的小说家倪匡评论说中国人写的小说只有两部能够传之永远不磨《红楼梦》、《鹿鼎记》。《鹿鼎记》中康熙即位、平鳌拜、平三番、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梁羽生也有写历史,而金庸圆融的知识函摄,如葡萄酒的保存、不发酸,梁羽生不能及。他一点武功也不会,但描写武功特别的好,比如“亢龙有悔”,还有哲学意义,向前发力,亦向后发力,所以所向披靡。“无招胜有招”,儒道思想非常自然,丝毫没有炫技的成分。
第五,细腻生动的心理描写。说金庸小说之中,《神雕侠侣》算是写情第一:程英很含蓄,她表达对杨过的爱是自己去练书法。在爱情之中,由爱生妒、由妒生恨,建宁郭芙正是如此。郭芙在《神雕侠侣》最后曾经有一段独白,她自己说:“如果当年杨过不是目中无我的话,我最感兴趣的应该是他。”正如马夫人自恃才貌而众人都来看她,乔峰没有来,于是处处为难他。
第六,巧妙的母题发挥。近于模式的文学创作是为母题。比如“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母题:《神雕侠侣》之中,杨过就是这样的一个丑小鸭,从小父母双亡、自身还有毛病、爹爹是大坏人,他是一个被损害、被唾弃的典型。第一次变成天鹅,是在大胜关,金轮法王要称霸中土,没有人敢上前,杨过应敌了,应敌之前还把自己的脸抹得黑黑的,做出一副落魄的样子,而他用他的狡猾和武艺战胜了金轮法王,这样的对比时多么的直接。从此,丑小鸭一鸣惊人,扬眉吐气了。袁承志,也是黑不溜秋的一个广东男子,后来扬眉吐气。张无忌也是落魄如野人,在光明顶挺身而出。再比如“灰姑娘”的母题,郭二姑娘过生日,这是典型的灰姑娘受宠的故事。还有“妖女”母题、即“白娘子”母题,白娘子炽热的感情被社会压制。《神雕侠侣》之中,小龙女与杨过的不伦之恋正是这个母题。不仅如此,黄蓉是妖女、任盈盈是妖女、赵敏是妖女!而越将妖女逼走,越艰难险阻,越觉得情比金坚。再比如“贾宝玉”母题,一群女子围绕着一个男子,杨过、段誉、令狐冲都是这样的白马王子。这个主题反过来就是“苦恋中的女孩”母题,比如公孙绿萼自己搭上自己的性命。
比六宝更加重要的是文化的底蕴,作品之中的价值取向,正义感。传统的武侠小说都是伸张正义,为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打抱不平。《水浒传》中,鲁智深正是除暴安良,见义勇为的典型。而金庸的侠定义更高一筹,他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射雕英雄传》最为典型,梁羽生小说基本都是这个,而古龙则没有。金庸建立了“侠”的标准,又超越了这个标准。
三十年代的新武侠,还珠楼主写的武侠一般是反清复明、反元复宋这种民族主义。而到《天龙八部》才超越了这中民族主义的界限,是悲天悯人,是人生的困境叠着困境,是金庸的一大超越。乔峰是契丹人,在宋失去了母亲,但是也被宋朝的子民养大、教育和女真人也有感情。女真人和契丹人有冲突,契丹人和宋人有冲突:特别是耶律洪基让他伐宋,一边是父母之邦,一边是养父母之邦,再加上正义的立场。金庸站在更高的地方看待民族大义,有了更深的思考。到了《鹿鼎记》,不再以沉重的思想去看待人生了。韦小宝在《鹿鼎记》最后问韦春花说”妈,我爹他到底是什么人啊?“韦春花说:”从前有个秀才,我挺喜欢他的,他经常来;还有一个鞑子来过,挺魁伟的;还有一个喇嘛也来过;穆斯林也来过一个,来做生意的;有一个大长鼻子的外国人也来过。“五族共和这一个高层次的境界,到这里达到。
到《笑傲江湖》开始,不再区分正邪:东方不败和任我行说起来是个大坏人,但是他也没有那么坏,也都有丈夫的一面。而最号称是君子的岳不群才是最不能忍受的小人。《笑傲江湖》正邪的复杂到了一个程度,也比较多的引用了佛教的观念。
六五年到六八年,正值文革。丁春秋、黑木崖、东方不败,这些人物并不是无意中写出的,在香港的左翼分子已经将金庸列入了暗杀名单的第二位。金庸依然冒着危险,写洪教主、洪夫人重用少年男女,杀光忠臣老臣。这份正义感来自于孔孟之的担当,曾子说”君子,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万里之命,临大节不可夺也。典型的例子是《倚天屠龙记》中,纪晓芙将六岁的杨不悔托付给八岁的张无忌,要张无忌千里迢迢把女儿交给她爸爸,张无忌面对饥民要吃掉杨不悔,他挺身而出说”吃了我吧,别吃小姑娘了“。”丈夫不可以夺志“,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郭靖面对成吉思汗以金刀驸马、中原大王的利诱,和以母相逼的威逼,都没有改变保卫大宋的爱国之志。”虽千万人吾往矣“令狐冲救向问天说”不要杀姓向的。“
庄子的剑术、自由意志和神乎其技也在其中。包不同就会把庄禅放在口边。庄禅是明末的概念,看中自然本性、直率、放任,追求自由与洒脱,批判现实;佛讲慈悲,普渡众生,平常心事道的通达精神。令狐冲、杨过、黄药师、风清扬都是这样个性鲜明、追求超脱的代表。令狐冲的反叛更加有岳不群作为对比,岳不群处处强调”声誉“,”此番下山你要处处留心,不要毁了华山的声誉。“陈家洛的劲敌张召重,每次两人相遇,陈家洛总打不过他,总差一点点。最后一次,陈家洛进到墓中,看到了庄子的《养生主》,让余鱼同吹着笛子想着庖丁解牛,终于战胜了张召重。最精微的东西是不能够表达的,比如说张三丰教授张无忌太极拳,讲求”他强由他强,明月照大江。他弱由他弱,微风拂山岗。“开始时忘了一半,后来忘了一半的一半,再后来全都忘了,张三丰认为这就是学会了。这与庄子的坐忘是异曲同工。孔子有正大感,庄子有飘逸感:阅读中有正大和飘逸的艺术张力,两者圆融才是完整的人生。没有责任站不起来,没有飘逸又太过沉重。
金庸先生到南开,我正好有事不在,于是我送了他一首诗:”先生莅南开,我适赴东吴。千里缘何在,侠名满江湖。“几年来到这里,也送一首诗给同学们:”把酒品书史,谈金XXX。XXXXX,求败老孤独。“ (掌声)

最后一首诗不能记得全文,期待有记得全部的同学帮忙补充。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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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陈洪解读金庸小说:就是500年后的《水浒传》
2018-10-31 16:35:41 来源: 中国青年报(北京)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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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作家金庸的巨幅图书广告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作家金庸的巨幅图书广告
中国青年报10月31日报道 (见习记者 沈杰群)一代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今天在香港病逝,享年94岁。
金庸原名查良镛,生于浙江省海宁市,1948年移居香港。他与黄霑、蔡澜、倪匡并称“香港四大才子”。
金庸生前创作多部武侠小说,包括《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取其中14部作品名称的首字,可概括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前不久,在中国青年报社主办的第三届会稽山论坛暨第十届文化中国讲坛上,南开大学教授、横山书院院长陈洪举办专题讲座《挑灯看剑说义侠》,酣畅解读金庸武侠小说世界所蕴含的传统文化风骨。其实在现实生活中,陈洪和金庸本人也有交情。
“斯人已去,徒留遗响。”今天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陈洪回忆了与金庸交往的一些往事。此前,陈洪邀请金庸到南开大学讲学,等金庸抵达时,陈洪因临时出差未能碰面。“巧合的是,我出差去苏州大学,他来南开大学,恰为各自的母校(苏州大学与金庸就读过的东吴大学同宗同源为一脉——记者注)。”
陈洪说,他曾与金庸讨论通俗小说价值。当时很多人抨击金庸的小说没有文学价值,就是说故事而已。金庸对陈洪说,不愿意别人叫他武侠作家、通俗作家,陈洪当时给金庸打气,表示武侠作家、通俗作家并不意味着“低”。陈洪还赠诗给金庸:“把酒论文学,说侠意兴殊。浅俗蕴厚重,执手老独孤。”
“我评价金庸小说,就是500年后的《水浒传》。”陈洪认为,通俗文学经过经典化之后,尤其是像金庸作品这样的登峰造极之作,是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绕不过去的现场。“随着经典化,更加显示出价值。现在写文学史,不可避免要写到金庸了。”
1999年8月29日,在中央电视台一间小小的会客室里,金庸先生曾接受本报记者的独家采访,寄语青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并欣然题词:“向中国青年报的读者致意。”采访中,金庸对本报的大学生读者提出自己的希望:“能接受大学教育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能得到这个机会的人比例很少,要充分利用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在大学念书不单单是考试的问题。除了求学,还有做人的学问。”

自上世纪中期开始,金庸武侠小说便成为影视剧改编的热门素材。金庸武侠小说的每一次重拍,都能开启新一轮的热议。
作为一名教育家,金庸认为自己重要的工作是通过言传身教引导他人,“让他们思想开明,头脑开放,不固执己见”。他曾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读书不是为了自己今后名誉好,地位高。应该对社会有一种关注,对国家、民族有一种关怀。这也就是所谓‘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我很欣赏这种人生态度。”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评价金庸:“不只是具体的学识,甚至包括气质、教养与趣味,金庸都比许多新文学家显得更像传统中国的‘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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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寻找金庸小说的传统文化风骨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
百家号11-1619:40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沈杰群
10月30日,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在香港去世。而就在半个月前《中国青年报》主办的第三届会稽山论坛暨第十届文化中国讲坛上,金庸老友,南开大学教授、横山书院院长陈洪,举行了专题讲座《挑灯看剑说义侠》,生动剖析金庸武侠小说世界所蕴含的传统文化风骨。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陈剑/摄
“我评价金庸小说,就是500年后《水浒传》。”接受记者专访时,陈洪先提起了一桩往事。那年他去沈阳参加国际小说研讨会,一位老前辈在大会发言中说,现在小说界乌烟瘴气,“连武侠这种东西都沉渣泛起了”。后来陈洪问那位前辈是否读过金庸的小说,对方回应“我怎么会去读那种东西”。“我说您没读过,没有发言权。他说你读过吗?我说我全都读过。当时我说,金庸写得最好的几部,就是500年后《水浒传》,那位老先生很惊讶”。
“今天看金庸的小说,如同当年的《水浒传》,基本看来还是通俗的作品,但是逐渐,时间会把它经典化。” 陈洪认为,通俗文学经过经典化之后,尤其是像金庸作品这样的登峰造极之作,是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绕不过去的现场。“随着经典化,更加显示出价值。现在写文学史,不可避免要写到金庸了”。
陈洪认为,金庸小说的高度、可读性和内涵,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广泛圆融的知识涵盖、厚重的历史感、对传统血脉的继承,“金庸的作品是把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融入小说的成功范例”。
“优良的传统在金庸小说里有相当充分的体现,贯穿于金庸所有的作品。金庸在努力彰显仁者的胸次——他作品中的主要正面人物无一例外。仁者爱人,表现为一种对世界的热爱,对人类的热爱,一种充满了同情心的胸怀。”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陈剑/摄
陈洪举例,如《射雕英雄传》的结尾,“一下子把全书的境界又拓展了”。“《射雕英雄转》结于何处啊?郭靖守襄阳和蒙古大军激烈对抗。在这之后,他听说成吉思汗染了重病,前去探病——这也看出郭靖这个人的性格,因为成吉思汗此前一直要杀他,而且逼死了他母亲,但成吉思汗对他又有很多恩义,所以他去看望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看到他来了也很高兴,因为内心很欣赏他”。
在《射雕英雄传》结尾的情节中,郭靖对成吉思汗说:“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得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 成吉思汗虽勃然大怒,但说“我左右之人,没一个如你这般大胆,敢跟我说几句真心话”。当夜在大帐中去世。
“这是非常有味道的一笔:到底谁是英雄?是成吉思汗,还是像郭靖这样的人?金庸通过郭靖表现出了一个仁者的胸次,对于仁、对于人类的这种关爱。”
陈洪提到,“庄禅”与“孔孟”是金庸塑造“武侠英雄”之理想人格的两个重要思想资源。“不必说令狐冲、段誉、杨过、黄药师、风清扬这样的形象,就是郭靖、袁承志、张无忌、胡斐等人物,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品性就绝不仅是‘摩顶放踵’所能包括的。实际上,这些人物形象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丰富的内涵超越了传统的‘武’与‘侠’”。
“庄与禅,都看重自然本性,真率放任,而反对繁冗的礼法拘束;二者都蔑弃世俗价值,追求精神的自由与洒脱。”陈洪认为,金庸笔下的人物,程度不同地体现出“庄禅意识”,带有“出世”倾向。
“庄禅意识”是如何体现的?陈洪总结,在价值追求上,这些人物不仅蔑视俗世的富贵,而且对江湖的荣誉、权力也没有兴趣;在行为方式上,大多不拘小节,不顾毁誉,率性而为;在情感状态上,往往看似游戏人生,实则内心肝肠如火,一往情深。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陈剑/摄
“孔孟”的思想因子,也深深埋藏在金庸塑造的一个个灵魂中。陈洪指出,“见义不为,无勇也。”金庸小说中处处体现“义”字,例如《倚天屠龙记》中少年张无忌受纪晓芙之托,万里迢迢护送孤女杨不悔到昆仑山;《射雕英雄传》的江南七侠为一句诺言深入大漠10余年,照顾、教育孤儿郭靖;《碧血剑》中袁崇焕旧部以及崔秋山、穆人清等对孤儿袁承志的保护、教育,等等。
而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成为金庸笔下很多男性角色的标准,如《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一个初出茅庐的后生小子,挫败了心狠手辣、武功超卓的灭绝师太,一是靠道义上的凛然正气,二是靠胸中养就的“一股真气”。
除了有仁有义,陈洪觉得金庸作品还会讲到智者的境界,富有不同层面的“智慧”。比如《射雕英雄传》里写烹饪,并且融合到人物刻划和故事发展里,黄蓉精灵古怪,烹饪技术很好;前辈的侠客洪七公武功极高,“哪儿都好,就是有一条不太好——贪吃,于是,他们中间就产生了很有趣的情节”;《笑傲江湖》里,金庸讲酒和酒具的学问,也极为生动有趣。
而提及武侠小说中必不可少的“武”,陈洪认为金庸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武不是那种刀光剑影,写得很血腥,他大多数情况下是‘武戏文写’,一招一式往往有很多文化因素在里面,而且表现出一种智慧”。
伟大,是陈洪给金庸作品的评价。“因为金庸,是把传统文化中的优良的因子在现代文化的背景下,激活再生。以他的文学的生花妙笔,活生生的形象、抓人的情节,激活再生的成功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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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寻找金庸小说的传统文化风骨
发布时间:2018-11-16 19:40 来源:中青在线 作者:沈杰群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沈杰群

  10月30日,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在香港去世。而就在半个月前《中国青年报》主办的第三届会稽山论坛暨第十届文化中国讲坛上,金庸老友,南开大学教授、横山书院院长陈洪,举行了专题讲座《挑灯看剑说义侠》,生动剖析金庸武侠小说世界所蕴含的传统文化风骨。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陈剑/摄

  “我评价金庸小说,就是500年后《水浒传》。”接受记者专访时,陈洪先提起了一桩往事。那年他去沈阳参加国际小说研讨会,一位老前辈在大会发言中说,现在小说界乌烟瘴气,“连武侠这种东西都沉渣泛起了”。后来陈洪问那位前辈是否读过金庸的小说,对方回应“我怎么会去读那种东西”。“我说您没读过,没有发言权。他说你读过吗?我说我全都读过。当时我说,金庸写得最好的几部,就是500年后《水浒传》,那位老先生很惊讶”。

  “今天看金庸的小说,如同当年的《水浒传》,基本看来还是通俗的作品,但是逐渐,时间会把它经典化。” 陈洪认为,通俗文学经过经典化之后,尤其是像金庸作品这样的登峰造极之作,是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绕不过去的现场。“随着经典化,更加显示出价值。现在写文学史,不可避免要写到金庸了”。

  陈洪认为,金庸小说的高度、可读性和内涵,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广泛圆融的知识涵盖、厚重的历史感、对传统血脉的继承,“金庸的作品是把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融入小说的成功范例”。

  “优良的传统在金庸小说里有相当充分的体现,贯穿于金庸所有的作品。金庸在努力彰显仁者的胸次——他作品中的主要正面人物无一例外。仁者爱人,表现为一种对世界的热爱,对人类的热爱,一种充满了同情心的胸怀。”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陈剑/摄

  陈洪举例,如《射雕英雄传》的结尾,“一下子把全书的境界又拓展了”。“《射雕英雄转》结于何处啊?郭靖守襄阳和蒙古大军激烈对抗。在这之后,他听说成吉思汗染了重病,前去探病——这也看出郭靖这个人的性格,因为成吉思汗此前一直要杀他,而且逼死了他母亲,但成吉思汗对他又有很多恩义,所以他去看望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看到他来了也很高兴,因为内心很欣赏他”。

  在《射雕英雄传》结尾的情节中,郭靖对成吉思汗说:“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得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 成吉思汗虽勃然大怒,但说“我左右之人,没一个如你这般大胆,敢跟我说几句真心话”。当夜在大帐中去世。

  “这是非常有味道的一笔:到底谁是英雄?是成吉思汗,还是像郭靖这样的人?金庸通过郭靖表现出了一个仁者的胸次,对于仁、对于人类的这种关爱。”

  陈洪提到,“庄禅”与“孔孟”是金庸塑造“武侠英雄”之理想人格的两个重要思想资源。“不必说令狐冲、段誉、杨过、黄药师、风清扬这样的形象,就是郭靖、袁承志、张无忌、胡斐等人物,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品性就绝不仅是‘摩顶放踵’所能包括的。实际上,这些人物形象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丰富的内涵超越了传统的‘武’与‘侠’”。

  “庄与禅,都看重自然本性,真率放任,而反对繁冗的礼法拘束;二者都蔑弃世俗价值,追求精神的自由与洒脱。”陈洪认为,金庸笔下的人物,程度不同地体现出“庄禅意识”,带有“出世”倾向。

  “庄禅意识”是如何体现的?陈洪总结,在价值追求上,这些人物不仅蔑视俗世的富贵,而且对江湖的荣誉、权力也没有兴趣;在行为方式上,大多不拘小节,不顾毁誉,率性而为;在情感状态上,往往看似游戏人生,实则内心肝肠如火,一往情深。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陈剑/摄

  “孔孟”的思想因子,也深深埋藏在金庸塑造的一个个灵魂中。陈洪指出,“见义不为,无勇也。”金庸小说中处处体现“义”字,例如《倚天屠龙记》中少年张无忌受纪晓芙之托,万里迢迢护送孤女杨不悔到昆仑山;《射雕英雄传》的江南七侠为一句诺言深入大漠10余年,照顾、教育孤儿郭靖;《碧血剑》中袁崇焕旧部以及崔秋山、穆人清等对孤儿袁承志的保护、教育,等等。

  而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成为金庸笔下很多男性角色的标准,如《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一个初出茅庐的后生小子,挫败了心狠手辣、武功超卓的灭绝师太,一是靠道义上的凛然正气,二是靠胸中养就的“一股真气”。

  除了有仁有义,陈洪觉得金庸作品还会讲到智者的境界,富有不同层面的“智慧”。比如《射雕英雄传》里写烹饪,并且融合到人物刻划和故事发展里,黄蓉精灵古怪,烹饪技术很好;前辈的侠客洪七公武功极高,“哪儿都好,就是有一条不太好——贪吃,于是,他们中间就产生了很有趣的情节”;《笑傲江湖》里,金庸讲酒和酒具的学问,也极为生动有趣。

  而提及武侠小说中必不可少的“武”,陈洪认为金庸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武不是那种刀光剑影,写得很血腥,他大多数情况下是‘武戏文写’,一招一式往往有很多文化因素在里面,而且表现出一种智慧”。

  伟大,是陈洪给金庸作品的评价。“因为金庸,是把传统文化中的优良的因子在现代文化的背景下,激活再生。以他的文学的生花妙笔,活生生的形象、抓人的情节,激活再生的成功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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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解读金庸小说:郭靖人气低 杨过受欢迎
发稿时间:2014-11-19 10:38:32 来源: 南昌日报  中国青年网
  近日,原南开大学常务副校长、现南开大学跨文化交流研究院院长陈洪为该校师生带来了一场“挑灯看剑话金庸”的主题讲座,吸引了不少金庸武侠迷到场聆听。

  陈洪谈到,20年前的金庸,几乎人尽皆知。“我当时在外国语学院的阶梯教室讲金庸,离大楼差不多还有30米时就已经过不去了,到处都是学生。”当时“金庸”这两个字,对年轻人的超高吸引力是毋庸置疑的。

  陈洪认为,比起近年来在网上有着超高点击量的武侠、剑侠、玄幻小说,金庸高出他们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小说中的价值观和正义感。一般的武侠或侠义,就是指除暴安良。金庸小说在继承这一点的同时,又有了自身的超越:“侠有很多侠,但其间侠之大者是为国为民”。他通过自己笔下的这些故事、人物,指向他所心仪的道义选择,表明了其内心思想文化的一种取向。

  4个月以前,清华南都(公众微博账号)发布了一组关于“知名大学图书馆近一年来借阅频率最高的书籍”排行统计数据。其中北京大学的第四、八、九名分别是《鹿鼎记》《天龙八部》和《倚天屠龙记》;上海交通大学第六名是《天龙八部》,第九名是《射雕英雄传》。这些都表明金庸小说在青年中的受欢迎度还是很高的。

  据悉,500余名新生在领取讲座门票的同时,参与了“你最喜欢的金庸男主角”投票活动,最终令狐冲、杨过、段誉从10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成为95后新生中最爱的金庸男主角。

  面对大家不爱忠厚老实的郭靖,爱上女人缘极好的杨过,放弃大英雄萧峰,选择痞痞的令狐冲,陈洪谈到,大家在读通俗文学时,还是更喜欢轻松顺畅的风格。而郭靖过于正统,萧峰结局悲惨,都与通俗文学的轻松消遣不太相符。

  陈洪最后强调,对于当下青年来说,飘逸和正大两种人格缺一不可,应该注重培养,相互圆融。如果没有潇洒和飘逸,你的人生难免会沉重一些,但如果缺少正大厚重,你可能会陷入随波逐流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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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孙勇进:“南开论剑:金庸的作品有多伟大?(上)”
04-09-18 作者:   编辑:化成天下
(陈洪 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 文学院教授孙勇进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师, 博士)

    公元2000年,岁在庚辰,南开园。
    马蹄湖畔。
    秋风起兮木叶下。
    甲教授、乙博士登坛论剑。听众数百。
    论题:金庸的作品有多伟大?

一、且看《天龙八部》的“练门”

    甲:记得当年梁羽生借着澳门一场拳师比武,在1954年写出《龙虎斗京华》,连载于报刊。其后,短短几个年头,就有各路武侠作家出道,在各报副刊争夺读者,一时群雄并起,刀光剑影,争做武林至尊。其中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陆续写出《书剑恩仇录》、《碧血剑》等,出手不凡,令武林刮目相看。到了1957年,金庸与张梦还二侠论剑,以《射雕英雄传》和《沉剑飞龙记》摆起擂台,招来式往,斗得煞是激烈。但到底还是金大侠内力远为深厚,笔下风光无限,招式精彩纷呈,在这“雕龙大战”中以大比分获胜,终于一统江湖,登上了武林盟主的宝座。从那时起,40年来,金大侠在武侠小说界一代宗师的地位从没有动摇过。前 年5月,大洋彼岸的美国召开了关于金庸作品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还有香港(海外)文学艺术协会颁授“当代文豪金龙奖”给冰心、巴金和金庸三人。到了去年,又有一家颇有地位的文学刊物评选本世纪影响重大的一百部文学作品,金老盟主的作品又列其中。据说,拟议中有一颗小行星将命名为“金庸星”。金大侠在文学史上可谓风光无限了。

    乙:看样子,您是金庸剑派的拥戴者了。那好,便由在下来充当挑战的角色。金庸先生名动天下这谁个不知?尤其是这几年,说得上喝彩声如潮,什么20世纪的经典,位列第四的文学大师,什么古往今来登峰造极,什么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等等,都出来了。“空前”倒也还罢了,“绝后”又有何根据?难道讲这话的人还前知500年后知500年? 所以喝倒彩的声音从来就没断过。台湾的怪杰李敖老早就写过《“三毛式伪善”和“金庸式 伪善”》及《“武侠小说”,着镖!》,一记飞镖飞向武侠小说,也毫不客气地飞向了金庸 。至于在大陆,不服金庸甚至挖苦金庸的调子也不少,王朔有“四大俗”之说,还有人在《 文学自由谈》上发表文章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连郑渊洁的童话都赶不上。

    甲:是吗,还有这话?记得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开篇有几句话讲得好,他说天下只有庸人才无毁无誉,能被人大褒大贬的必非庸常之人。有贬低金庸的调子也没什么好稀奇的,不过,话得说回来,推尊金庸先生的可不乏饱学之士。比如,随便举个例子,某著名红学家就说过,金庸是当代第一流的大小说家。他的出现,是中国小说史上的奇峰突起;他的作品,将永远是我们民族的一份精神财富。

    乙:推崇金庸的尽是学界名流头面人物,这在下十分清楚。就比如您刚才提到的那位先生,我听说他还讲过,金庸小说的情节结构,在古往今来的小说结构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他以一个著名红学家的身份讲出这种话来,可不是随便说着玩的吧?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连《红楼梦》在结构上也比不上金庸的小说?

    甲:作为个人见解,这样说也没什么不可以,《红楼梦》真的就神圣到了不可超越?

    乙:当然,当然。在下对那位先生的话不敢苟同,并不是因为它可能冒犯了《红楼梦》,而是问题是这种说法非常可疑。金庸小说的结构真的就登峰造极?比如《倚天屠龙记》,一开头就写到武当三侠俞岱岩下山,无意间撞见一些小帮派争夺屠龙刀,当时刀是在洪炉上高温炼了很久的。可是后来又写周芷若得到屠龙刀与倚天剑,将刀剑互斫,得到藏于刀剑中的《武穆遗书》、《九阴真经》。问题是藏在刀中的兵书或武功秘笈是用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能在洪炉上炼这么久而不受损伤?如果它们早已在高温炼刀时就灰飞烟灭了,后面周芷若还练什么《九阴真经》,徐达还拿什么《武穆遗书》打败蒙古兵?这就不能自圆其说吧?

    甲:我倒没觉得这算多大问题。也许《九阴真经》就是写在特殊材料上,这种事可以做很多种解释。武侠小说本就有很强的传奇色彩,不可以常理揣度,如《天龙八部》中天山童姥的返老还童和桑土公的地行术之类。武侠小说的创作美学原则从来就不是现实主义的,这一点必须搞清楚,如果拿现实主义原则去分析武侠小说,肯定不得要领。就好像你读《西游记》,就没必要质问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合不合乎现实。你看《狼外婆》之类的童话时,大概也没觉得让大灰狼讲人话特别不合理吧?每一文类都有它的写作和阅读规则,这是必须要注意的。不过,你的这个问题是情理问题,和结构没什么大关系。话头回到金庸小说的结构,像 《天龙八部》这样史诗般宏伟的作品,场面大、气魄足,人物众多、多线叙事,不是大手笔 就写不出来。

    乙:好一番长篇大论,倒也颇有启发。不过就算您的武当神功出神入化,一招太极云手,用“特殊材料”和“传奇原则”就把屠龙刀问题给抛向一边,问题还是没完。您既然用一招《天龙八部》反攻过来,那好,在下现在这一招就指向《天龙八部》的破绽,看你如何来接!

    甲:是吗,又有什么厉害招数?

    乙:金大侠的《天龙八部》,很多人都称道它的结构,有人说它如千寻铁索,环环相扣,简直是妙不可言。但它的破绽其实很多,结构倒正是它的弱项,是它的金钟罩、铁布衫的练门 。就比如乔峰打死阿朱一段,可说是全书中悲剧的震撼力仅次于乔峰之死的段落吧?它是全书情节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但这段情节漏洞不少,实在经不起推敲。乔峰为什么要打死阿朱?是因为马夫人告诉他段正淳是“带头大哥”,所以乔峰才误杀来为段正淳替死的阿朱。但乔峰的仇人是30年前的武林首领,是现年“六七十岁”的赵钱孙的“带头大哥”,乔峰应该找一个老头算帐,这是明摆着的事。而段正淳在书中出场时是个“四十来岁、五十不 到年纪”的“中年人”,30年前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可能做中原武人的首领?精明的乔峰怎么会被这种话骗过去?并且,他又明知段正淳的武功远不如自己,有什么必要一见阿朱假扮的段正淳就痛下杀手而不擒住对方细细盘问?这个地方要圆不过去,《天龙八部》这棵大树上乔峰故事这个大树杈不得拦腰折断?这又如何来说?!

    甲:好一记撒手锏!不过还是少安勿躁,第一,我只是说《天龙八部》是大手笔,并没有说它是完美之作;第二,你刚才说的阿朱的例子并不完全是结构问题,其中也有情节疏漏、情理欠妥的问题;第三,金庸作品结构登峰造极的话可不是我说的。其实,我也认为结构恰恰是金庸作品的弱项,比如有些作品结构简单,缺少整体运思营造,如《连城诀》、《飞狐外传》等;有些作品结构失衡,如《天龙八部》,虚构的故事铺衍过甚,造成强枝弱干,“枝”大不掉。再有,人家金庸先生自己也认为他的小说的问题主要在于结构,在对记者谈起自己近两年再度修改作品时,他也说到《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的最大毛病就在于结构,又说这些结构上的缺陷再改恐怕也改不过来。

    乙:您这是以退为守。请恕在下卤莽,这里还得继续追问,一部结构上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作品,还能不能称得上大手笔,还能不能算作典范之作?请正面回答。
甲(微笑):嚯,好厉害。老夫方才已经说过,大手笔之作不等于完美之作,这话当然也不意味着结构上的完美。反过来说,什么叫“结构上的完美”?“完美”的标准是什么?一些篇幅短小的作品不存在前后情节照应不上的问题,但这只能叫做结构简单,而不是完美。真要较起真儿来,有在结构上堪称“完美”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吗?再进一步说,根据一部作品结构上的缺陷就给这部作品划个大红叉子宣判死刑是不是不够慎重?能成为典范的杰出的文学作品在结构上就一定没有毛病吗?

    乙:我想应该没有。

    甲:这只怕未必!就比如,老夫随便举个例子,举一个你我都熟悉的例子,如《西游记》吧 ,这部作品够不够得上典范、杰出?应该够吧?但它的结构就毫无高明可言,清代批评家金圣叹说《西游记》像大年夜放烟火,逐段捏捏撮撮,一阵儿一阵儿过。也就是说,它的情节是打了一个山头,又逢一个山头,降了一妖,又冒出一妖,前后只有些简单的照应,如此而已,结构上并没有什么特别讲究的、值得称道的地方。相反要较真儿还能挑出毛病,比如孙悟空大闹天宫时是何等威风,打遍天兵天将,横扫天宫地府,几乎就无对手,最后还得西天佛祖亲自出手才镇伏了他,但等他保唐僧开始西天取经时,往往一些天神的座下童子甚至坐骑化为妖怪,就治得孙悟空束手无策,这种情节矛盾算不算大毛病?即使算大毛病,是不是就严重影响了《西游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乙:当然,这个世间任何一部作品都不是出自上帝之手,都难免有不足之处,就这一点来说,我同意您的看法。不过,话说回来,即使如此,也还有必要探究一下金庸作品结构缺陷的成因。在下以为,金庸小说的创作过程有个先天的不足,就是它不是纯创作,而是还有商业生产的成分在内。我们毫不怀疑金庸即使在为报刊写连载时,创作态度也是非常严肃的,用金庸自己的话来说,是“一字一句都斟酌, 所以一千多字的稿,往往改了又改,起码花两个钟头”。但是毕竟事先没有一个严密的通盘构思,金庸才力再大,也难以把所有的线索都照顾周全。虽说金庸后来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将全部作品修改过一遍,但是毕竟成品已经在那了,总不能全部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吧?所以金庸花近20年时间修改过的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作品,尽管十分出色,但还是留下了一堆漏洞。比如,如果你细读《射雕英雄传》,就会发现,从好几条情节线索,都可以得出黄蓉的年龄比郭靖大的结论。

    甲:所以对金庸作品结构方面的评价还是不要绝对化,还是有点儿分寸好。记得温瑞安就说过,金庸的小说不是没有缺点,只不过修为炉火纯青、笔力已臻化境的作者,能把缺陷尽量修饰、减少,让人察觉不出来,而把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这话很有道理。

    乙:是这样。既然您也不赞同金庸作品结构登峰造极论,那么我们这一回合的最终结果,看样子就是握手言和了。现在看来讨论一部文学作品,是不能像体育比赛一样,简单而明确地搞出个冠亚军、世界纪录什么的。

    甲:对!要的就是这话。天底下本就没有完美的作品,金庸的作品即使在结构上不那么完美,但就其思想和知识的容量来说,还是称得上广博阔大,不比所谓的纯文学作品逊色。

    乙:好,说到金庸作品中的知识容量,那我们就来切磋第二个回合,就谈金庸作品中的文史知识算不算高明。


二、由《碧血剑》中的长袍马褂说起

    甲:这就要开始第二个回合了?好,那老夫便应战,谈谈金庸作品的文史蕴涵。金庸是具有深厚的旧学根基的,这就令他的武侠世界里时时可见丰盈而熠熠生辉的儒、佛、易、道、琴、棋、书、画等文化因子,使人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在这一点上,只怕没有哪个武侠小说作家可以和他一争雄长。

    乙:岂止是武侠小说作家,就是当代所谓纯文学作家在这一点上也几乎无出其右者。

    甲:看样子,你也并不打算否认金庸先生的文史修养。

    乙:当然!要想完全否认,那既不明智,也不可能。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一些片断,如《射雕英雄传》中黄蓉为洪七公烧制“好逑汤”、“玉笛谁家听落梅”一段,《笑傲江湖》里祖千秋向令狐冲讲论杯与酒的一段,均堪称神来之笔,称得上雍容华贵。但是,这里要说的是,和上面谈到的结构问题一样,人们对这一点也是捧得过高了。在下不止一次听人说到,可以把金庸的小说作为文史教科书,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入门书。

    甲:只怕是不只有人这样说过,而且还有些人就是这样做的。你现在走在街上,随便拉住一个中学生问问,问他们是否知道全真教、丘处机,他们十有八九会说知道。问是怎么知道的,他们又十有八九会告诉你,是从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中看到的。

    乙:问题就在这儿,拿金庸的小说做文史教科书就真的那么可靠?前不久我重翻《碧血剑》,见里面写到温仪回忆和金蛇郎君成婚,温氏三老来诱骗金蛇郎君时,赫然写着三老“穿了长袍马褂”,在明末浙西的乡村中,怎么可能有人穿长袍马褂?这样的错误,一个中学生都不应该犯吧?

    甲:这我倒没注意。

    乙:《射雕英雄传》里写到大理国的辛未状元,但历史中大理国并没有开科取士;《天龙八部》写到了鲜卑文字,可是历史中鲜卑族也并没有文字。

    甲:这些问题没什么太大了不起的。武侠小说毕竟不完全等于历史小说,就是《三国演义》也还有个七实三虚,像这种地方,小说姑妄言之,你姑妄听之也无妨。 

    乙:话虽是这么说,但我记得鲁迅讲过这么一句话:“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实在靠着小说。”问题就在这,你总不希望中学生看了《碧血剑》后受其影响,真的就认为明朝人穿长袍马褂吧?一般读者读了以后,因精彩的小说情节留下的深刻印象,很可能并不姑妄听之, 而是信以为真。就比如您刚才说到的全真教、丘处机,看了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一般人会真的以为全真七子是抗金英雄,而实际上丘处机是在金国统治者的支持下进行传教活动的。

    甲:这也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这类例子在《三国演义》里多的是:历史上气度恢弘的周瑜给描画成心胸狭隘的典型;深沉而有远略的鲁肃,到了作品中就时常为诸葛亮的智慧谋略惊得目瞪口呆。还有历史中他和关羽的单刀会的真实情形是:关羽无理取闹,鲁肃临危不惧,毅然而与关羽相会,并在会上义正词严驳得关羽哑口无言。到了小说中,英雄和小丑完全掉了过来。又比如马腾,据《资治通鉴》中的有关叙述推断,他很可能是同出于西凉一系的董卓的同伙,到了《三国》中,他沾了儿子马超的光,竟成了忠义英雄。这样的例子在《三国 》中多不胜数,但几百年来,这些故事就这样流传着,像周瑜,在人们心中已经成了器量狭 小的人物典型,这种情况,除了一些个别爱较真的文人以外,一般人有谁说了个“不”字? 又 比如你说的《碧血剑》中长袍马褂问题,《三国》里也有类似情况,比如历史中关羽使的兵器可能是矛,到了书中,却成了青龙偃月刀,其实这种刀是唐宋以后才出现的。但是现在你恐怕不会有那个兴致因为这些而大肆批判《三国演义》来误导群众吧?

    乙:上一回合您搬出了个《西游》,这一回合您又抛出了《三国》,而且都是盖棺定论了的经典,用它们来做武器,捍卫金庸,这一手倒着实是高。不过在下这里还是有话说,您刚才举的《三国演义》中的那些例子,是事实,但是,有一样,拿《三国》来和金庸的作品比附,并不天然合理。罗贯中写《三国》,其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创作,更多的是对已有的间故事资源的整理,如您刚才说的周瑜、鲁肃、马腾形象及单刀会故事以及整部《三国》的拥刘反曹倾向,这些在元代民间广为流传的三国故事里已经定型,元代各地关帝庙中的关羽形象已经就是长刀红马,这些都是罗贯中无法回避无法改变的巨大的现实,所以他只能写成那个样子。但是金庸先生写《射雕英雄传》、《倚天屠龙记》、《鹿鼎记》时也同样面临着这些问题吗?只怕没有吧?如果没有,以金庸先生的学识,把作品写得既保持现在见到的作品中所有的巨大的叙事魅力,又不违背史实,不是更好吗?毕竟,鲁迅所说的“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实在靠着小说”,今天也还是事实。

    甲:这一驳驳得好,后生可畏。不过,鲁迅那句话,意思与梁启超所说 “国民性由小说塑造” 差不多,指的是那个文盲半文盲充斥的特定时代。由小说而求知,是功能错位,问题主要方面在读者而不在小说,否则,首先该打板子的就是鲁迅自己,他的《故事新编》对缺乏幽默感和文化常识的人,肯定产生误导。

    乙:只怕也不全是文盲的问题吧?现在是专业分工越来越精细的现代社会,隔行如隔山,你要求一个量子力学方面的博士也熟知大理、鲜卑的历史,这可能吗?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不是文盲,但他们文史方面的学问,说不定就是从小说中来,包括金庸的武侠小说。

    甲:你的这种看法当然有道理,但是请让老夫反问一句,武侠小说的主要功能是什么?是普及文史知识吗?你拿文史知识的普及读本来衡量武侠小说只怕不尽合理吧?小说就是小说,它的功能不应和普及读物等同起来,不要说是武侠小说,就是历史小说、历史剧,就完全合于史实吗?往远了说,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就常常自由地把事实移前倒后,并且不乏杜撰;往近了说,二月河的《康熙大帝》等系列历史小说,文笔老辣,渲染历史氛围逼真酷肖,刻画人物的言行心理相当出色,但是与历史事实也相去甚远,这又该如何看待?

    乙:若照您这么说,武侠小说也罢,历史小说也罢,因为是小说,就可以不太顾忌史实的制约?如果是这样,我在一部武侠小说里将秦桧写成抗金英雄,让令狐冲一类的侠客叼着雪茄开着桑塔纳,那还像话吗?

    甲:当然当然,老夫强调武侠小说、历史小说不等于文史普及读本,并不等于说在它涉及历史背景时就可以将史实完全一脚踢开,不过是说不能拿规范严格的文史普及读物的标准来衡量罢了,还是我刚才那句话,不要功能错位。但这类涉及历史题材、历史背景的作品究竟应该受史实多大程度的制约,说实话,这个问题老夫也没法回答。这个问题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就没有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答案,完全是见仁见智。不过你刚才用什么侠客开桑塔那的话抬了一杠,倒使老夫想到,这类作品即使在一些具体细节上与史不合,但在整体的历史氛围上、在历史评价的大关节上不应相去太远。如果你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向读者心中的常识挑战,将秦桧写成民族英雄,让汉朝人抽水烟袋,这首先就会引起读者的怀疑,进而对你整个故事借重的历史氛围产生不信任,当然就会失败。

    乙:说到历史氛围,我倒想起了温瑞安的“四大名捕”系列,这些故事的虚拟背景是北宋末年,却全无历史感,有些人物的言论心理不仅仅是现代的,简直就是前卫的了。

    甲:但为什么没多少人就这一点质问温瑞安呢?就是因为你刚才那句话:“全无历史感”,因为它历史氛围的营造太差,不存在“乱真”的危险, 一般读者都不拿它当回事,只是看看紧张抓人的故事就算了,所以反而没人计较它这方面的问题。金庸的作品不一样,他的小说整体历史氛围逼真,就有可能由“逼真”而“乱真”,人们就要计较。那么首先是怎样才能保证历史氛围的逼真呢,我想这里可能有一个微妙的尺度,就是刚才老夫说到的读者的常识。如果你让作品中的一个唐朝人吟诵宋朝一首不太出名的诗,这似乎不会出什么大问题,但如果你让一个文武双全的唐朝侠客开口吟诵“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或者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问题就来了,因为一个稍微受到教育的读者看到这都会一愣:“不对呀!这不是苏东坡或陆游的诗嘛,怎么给安到这儿来了?这作者什么水平?!”阅读中断,作品在读者心中形成的历史氛围也随之被破坏。所以,还拿金庸小说为例,他在《鹿鼎记》中把建宁公主与康熙皇帝由历史中的姑侄关系改写成兄妹关系,这不算什么问题,即使金庸在这一章的注解里说明了历史实情,告诉别人,他在小说里“篡改”了史实,这也没关系,没人计较,因为建宁公主不在人的常识范围内;但是金大侠绝对没有那个胆子,在作品中把李渊、李世民改写成兄弟关系,就算他才力再大也不行。因此从这个道理来说,金庸在作品中写出大理国状元、鲜卑族文字,写了也就写了罢,但是《碧血剑》中让明朝人穿长袍马褂那段,最好还是改掉。

    乙:不愧是老将,又是一堂大课,倒让在下获益非浅。不过在下这里还是要咬住这样一个问题:即使金庸武侠小说中很多文史细节不合事实不算什么大问题,但如果这类问题能够避免会更好,这种看法您同意吗?毕竟,您在咱们这一回合的一开始也承认,是有不少人将金庸小说当文史教科书的。

    甲:年轻人当真难对付。对你这句话,老夫倒没有理由不同意,这里只好让半步了,就这一点我同意你的看法,考虑到金庸作品的广大读者的实际情况,把作品中的一些文史细节尽量写得合乎实际会更好。

    乙:这样说来,把金庸的文史修养捧得过高就没有道理了。

    甲:年轻人,不要咄咄逼人!首先,文史修养不等于文史知识,金庸小 说在这方面的成功, 主要不在于他兜售了多少具体知识,甚至也不全在于他逼真地营造了历史氛围,而在于他在 《碧血剑》、《天龙八部》、《鹿鼎记》中体现出的对中国历史的独立的思考,以及在他对琴棋书画的描绘中传达出的庄禅意趣,以及整体上散发出的氤氲的文化气息,还有这一切与故事的圆融——这些才是他的高明之处。就传播一般的文史知识而论,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并不比金庸逊色,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整体的思考显然不及金庸,圆融程度更差一些。金庸的作品在总体上以其独特的方式,向已与旧文化比较疏远的现代年轻人也包括中年人,充分地展示了中国古老文化传统的巨大魅力与意义,在这一点上金大侠功不可没。本来中国古代小说是比较强调向一般民众普及文史知识的,但到了五四以后,新文学运动兴起,新的一批作家兴趣转移,目光主要投向现实人生,创作上也主要依赖一己的生活体验,不太注重文化修养的积累,作品也就缺少这种文化气息。金庸在这方面适逢其会地崛起,自然显得格外地鹤立鸡群。再有,我刚才说过,金庸作品中的文史描写,不是简单地兜售,而是能融于作品中,充分地调动文学手段,把那些具体知识背后的文化的魅力给传达出来,这才是认识金庸文史修养的关键。

    乙:这样说来,金庸是不是可以被看做“作家中的一流学者,学者中的一流作家”?

    甲:你这话真是狡狯,褒中还是带着点儿有分寸的贬,老夫不上你这个当。你这话里透着不承认金庸是一流学者、一流作家,也罢,你可以保留你的看法,在这一点上,姑且求同存异罢。

    乙:那好,权且休战,下一回要就金大侠作品中的众生及美女问题向您领教。

    甲:“领教”不敢当。但你既有心切磋,老夫恭候。


   (南开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供稿,录音整理:索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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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孙勇进:“南开论剑:金庸的作品有多伟大?(下)”
04-09-21 作者:   编辑:化成天下
(陈洪 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 文学院教授孙勇进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师, 博士)


三、金大侠作品中的美女

    乙:上回咱们谈到金庸武侠小说的结构和文史修养问题,这回再来探讨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否具有现代意识。称道金庸的武侠小说充满现代精神的文章在下也看了不少,但很多称道恐怕都言过其实。

    甲:是吗?金庸的武侠小说和《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比,观念的进步应该是显而易见的。金庸的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对旧有的狭隘的民族观念的超越、对个体人格独立的弘扬、对历史文化的反思,应该说都是富有现代气息的。

    乙:这些在下并不否认。这里想说的是金庸的作品也有相当多不够现代的地方。比如金庸作品中在对女性人物的描写中所体现出的男权意识,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女侠们个个都是爱情至上,而反派女性,如《碧血剑》中的何红药,《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她们异常凶残的行径与乖戾人格,都是情场失意的结果。金庸作品,无论作家自觉与否,透过一种高明细致的论述,来巩固传统的男尊女卑的父权意识,即女侠最终都得沦为男侠的附庸。无论才智多么出众的女性,若无真心相爱男子与之结合,一生即与幸福快乐无缘。

    甲:但问题是历史中父权意识笼罩一切,事实便是如此。武侠小说既然要依托古代历史背景,便不能太新潮。如梁羽生的《女帝奇英传》,倒颇有现代女权主义的色彩,这部作品你看过吗?

    乙:看过。

    甲:觉得怎么样?

    乙:不怎么样。宣扬现代的女权观念,但是太夹生,像是篇论文。

    甲:对,问题就在这里。其实金庸也不是对男权意识不加批判,你还记得《倚天屠龙记》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吗?小说中说到张无忌、赵敏和宋远桥等武当四侠在雪地里交手后,无意中听知,宋远桥之子宋青书因暗恋峨眉女侠周芷若而偷窥诸女卧室,并将前来清理门户的莫声谷杀害,武当四侠黯然离去后,接下来的情节是:赵敏不无讥讽地说,宋大侠他们事后追想,定然不会怪宋青书品行不端,反而会怪周芷若红颜祸水,毁了一位武当少侠。接下来写道,张无忌心想说不定会如此,但口中却说:“宋师伯他们都是明理君子,岂会胡乱怪人?”这段情节中的意味不难读出吧?

    乙:这段情节,既含蓄地批判了男权意识,又不刻意把古人拔高得具有现代意识,巧妙地寓批判于叙事中,点到为止,恰到好处,的确是高明。不过,遗憾的是,即便是金庸这样的“明理君子”,作品中也还是有大量的不明理的情节。比如书中常出现的几女共恋一男的格局,如《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如《碧血剑》的袁承志,如《飞狐外传》中的胡斐,如《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如《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如《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如《天龙八部》中的段誉,还有那个段正淳,又如《鹿鼎记》中的韦小宝,您就看吧,都获得不只一个女性而且还是美女的垂青。最终的结果呢? 当然最好是像韦小宝那样照单儿全收,而且还是七个女人掷骰子决定谁陪韦小宝睡觉,这种情节,连带那个忠心耿耿、百依百顺、奴性十足的双儿形象,完全都是男性的白日梦。但是这样写毕竟太不现代了,只能偶一为之,还得是写在韦小宝这种不是正宗的侠的小流氓身上。那么如果是涉及正宗的侠怎么办呢,当然这些男侠只能择一而终,只有这样才够现代。但其他“入围”而终遭淘汰的女性怎么办?或者心理变态,成了反派女魔头,如《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或者死掉,如《书剑恩仇录》中的香香公主、《飞狐外传》中的程灵素;或者出家为尼,如《倚天屠龙记》中的郭襄、《笑傲江湖》中的仪琳;或者终身不嫁以老姑娘而终,如《神雕侠侣》中的程英、陆无双;个别的还有如《倚天屠龙记》中的小昭远赴波斯做明教教主,而且还特地说明,做此教主,便终身为处女。为了保证这些女性对已经别娶的男侠的贞操,真是煞费苦心。如果有哪个女性胆敢对男侠负心,那就一定没有好下场,如《连城诀》中的戚芳、《飞狐外传》中的苗夫人 、《笑傲江湖》中的岳灵珊,等等,这些恐怕都透出不平等的色彩,都说不上“现代”吧? 

    甲:好一张利口,倒也言之有理。看样子这回得让你占足上风头啦。还有吗?

    乙:还有。如小说中出场的女性,无论正角、反角、主角、次角,几乎一律美貌,可谓美女如云,而像香香公主、王语嫣、阿珂等更是美貌得惊人。这就怪了,为什么这些年轻的武林女子个个美貌?难道说美貌还是习武的必要条件?作品中的男性,貌不惊人可以照样为英雄好汉,如红花会群雄,如袁承志、张无忌等,而女性却鲜有相貌平平而光彩照人者,这说明了什么?这实际上表现出的是男性将女性物化的鉴赏心态,就是作品中出场的女性无论正、 邪、贤、愚,务要有观赏价值,这与《水浒传》的极力丑化女性,实为父权意识一体之两面。

    甲:这种情况,大概既有作者自己父权意识流露的成分,又有作品向广大读者群主要是男性读者群的父权意识有意无意投合的成分。作为通俗文学,毕竟和纯文学不同,不得不面临读者群趣味的强大压力。

    乙:现在再看作品中的众生观,也就是看作品如何看待众生的生命。有某知名学者将金庸的作品与《水浒传》中武松血溅鸳鸯楼一段相比较,认为金庸的作品超越了《水浒传》的草菅人命的观念。其实这种说法很大程度是想当然,并不合乎事实。不错,金庸作品中的正面一号很少滥杀无辜,不像《水浒传》中的李逵动不动就抡起板斧不分青红皂白地向人群排头砍去,但这并不等于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就做到了“人人生而平等”。《天龙八部》中的萧远山、慕容博这等巨恶大奸可以立地成佛,被他们无辜害死的乔三槐老夫妇等人的冤魂却无处着落;叶二娘十几年里残害了上千个婴儿,真可说灭绝人性,但一旦披露她是英雄虚竹的母亲的身份,就一切都可以原谅;《射雕英雄传》中的欧阳克做采花这种淫恶勾当,被大侠洪七公制住时,仅仅因为“怕他叔叔面上不好看”就轻轻放过;再如《笑傲江湖》中令狐冲和向问天逃避武林正派和魔教的联合追杀时,向问天为了夺马随手就将无辜赶路人击毙,而大侠令狐冲对他的这位新结义的兄长的如此作为,不过是叹了口气就算了。如果被击毙的是他令狐冲的同门或亲朋又当如何呢?那只怕就另当别论了吧?

    甲:你说的这些,都是事实。有类似问题的情节,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即使不说是比比皆是,也实在不少。对于这种现象,我想说两点看法:首先,历史中的侠本就没有众生平等的观念,众生既然只是他们的拯救对象,生命价值的平等就无从说起,由此而连带出的蔑视众生、草菅人命都免不了,历史中的真实情形就是如此;其次,既然金庸笔下的武侠故事是在一些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展开的,那么这些人物的思想观念就不能太新潮,把人物都写得像古龙笔下的楚留香一样平生从不杀一人,充满了现代的法制观念,终究不大妥当。

    乙:话虽如此,但还是可以找到两全之策吧?比如,我们刚才谈金庸作品中的女性描写时,您举的赵敏那个例子,像那个例子一样寓批判于叙事倾向中不就可以很高明地两全了吗?

    甲:好一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但你要明白,这种英雄主义的历史观、 价值观,几乎是与英雄传奇这一文类连带而生的。用这一文类写作,又要处处、时时寓批判于叙事,只怕不免束手束脚,步履维艰。

    乙:我同意。英雄主义价值观几乎就是英雄传奇这一文类先天的无法克服的痼疾,这倒也不能苛责金庸,就像金庸在写武侠小说时,其实也知道他的作品和现代的法制观念相违背一样。但是没办法,既然是写武侠小说,只能那样写。

    甲:说到武侠小说与法制观念的关系,别人已经说了很多,不过还有继续说下去的余地。

    乙:有人说过中国武侠小说流行,是因为中国是人治社会,西洋侦探小说流行,是因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据我所知,金庸对这种看法大体赞成。一次他曾对采访者说过,西洋侦探小说不在中国流行,是因为中国法律不发达,立场很明显。而武侠小说中“法”的立场比较不明显。他还在一篇文章里谈到,武侠小说的世界基本上是很不正常的,看起来是一个浪漫美丽的世界,但实际上是一个很不理想的社会,一个只讲暴力、不讲法律的社会。

    甲:这些话大体不错,其实不只是金庸,很多人都说过类似的话。一些现代学者总喜欢从侠对法的破坏的角度来贬抑侠及武侠小说,认为这是法制观念淡薄的表现。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并不天然合理。因为我们一直忽略了但又很有必要追问的一系列问题是:什么是法?法的本质是什么?法是否天然就代表着绝对正义?具体的法的形式又是否绝对完美?事实上,难道法不是和道德一样,只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契约?只不过它更强调形式的严密与稳定,并要借助于国家机器的强制执行罢了。它并不必然地意味着绝对的善、正义和真理,雨果的《九三年》正是建立在对此深刻怀疑的基础上。中国古代社会尤其如此,这正是侠客滋生的土壤。韩非子说的“侠以武犯禁”与现代学者批评的破坏法制根本不是一回事。韩非子绝不是指责侠对正义的冒犯,而是强调侠危害了君主的统治,破坏的是法治。在韩非子那里,“法”不过是与“术”、“势”并列的工具而已。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就算古代侠自掌正义有其历史合理性,那么今天民众喜读武侠小说是否意味着并强化了法制观念的淡薄?其实这话应该反过来说,为什么民众会法制观念淡薄?是因为在民众心中法并不意味着正义或远远不能担保正义。至于为什么民众会有此“落后”观念?是因为武侠小说读多了,还是因为现实生活中法制建设远远不健全,还不足以使民众树立起对法的信赖?不错,民众喜读武侠小说,有历史形成的国民性方面的原因,但现实社会状况的影响也同样不可低估。与其将武侠小说的风行看成对法制观念的树立的威胁,不如将其看成现有法制建设状况远不尽如人意的标志,从而敲响警钟,不是更有积极意义吗?因此,对于武侠小说的风行,“警钟论”比“威胁论”更合理一些。

    乙:这一“警钟论”的辩护倒也别开生面。不过说来说去,最后要归结为一句话,金庸武侠小说的思想观念并不像有些金学家吹捧的那样,全盘儿现代。

    甲:接受美学有条重要原则,叫“视野融合”。意思是说只有读者的期待视野和文学作品相融合时,才谈得上理解接受;而读者的期待视野又因时而异,因此讨论作品的接受就不能不牵涉到时世的变迁。而现在的文化背景是:经过五四运动的初步启蒙,封建文化的表层如旧礼教受到扫荡,但又并未经深刻彻底的批判,因此旧的深层文化心理仍在,新旧杂存。一般读者的期待视野如此,武侠小说作者的心态也是如此,作品的思想内涵也如此就不值得奇怪了。事实上,冲决网罗、走在时代前面的思想很少有先借通俗文学发难的,无它,通俗文学自有其创作、接受、流布的规则。相比于“纯文学”,它更强调娱乐趣味,而不是新思想的开掘乃至革命。它的主要功能并不是改造群众,恰恰相反,它的生存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广大读者既有的趣味,如此一来,妥协和迁就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关于这一点,金庸作品也给了我们足够的启示。


四、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大雅之作吗?

    甲:就金庸作品的具体问题谈了很多,但还没涉及总的定位问题。就是金庸的武侠小说能不能进入雅文学的层次,能不能和鲁迅的《狂人日记》、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平起平坐?

    乙:现在评论界好像一边倒的论调是“能”。金庸不是被评为排名第四的文学大师吗?他的作品不是被选入了百年经典吗?如您所说,他去年不是又和巴金、冰心一道被香港授予什么文豪奖了吗?像北大,还开了关于金庸的讲座。

    甲:金庸的作品取得的巨大成功,或者保守一点说,产生的巨大影响是有目共睹的。这些都足以说明,金庸的作品已登堂入室,从整体上提高了武侠小说的品位,超越了通俗文学的层次,一定程度上进入了雅文学的领域。

    乙:这只怕未必。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故事在世界范围的影响恐怕远远超过卡夫卡的作品,至少在中国是如此,但你能说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就是比《城堡》、《变形记》更高明的作品? 就已摆脱了通俗文学身份,进入了雅文学层面?又如三四十年代,旧武侠小说也同样风靡一时,还珠楼主五十多集的《蜀山剑侠传》,每一集印出来,万册之数三四天内就一抢而空,但是今天恐怕没有人会认为《蜀山剑侠传》有多么杰出吧?

    甲:但金庸的武侠小说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和《蜀山剑侠传》不可同日而语,就其艺术表现力来说,要超过当代许多所谓高雅文学作品。

    乙:这一点我并不否认。实际上在下以为金庸的武侠小说仍大体属于通俗文学层面,并不等于说它就低于雅文学作品一等,而是认为只有先有个正确的定位,才便于思考的深入。

    甲:通俗文学作品的主要特点是它的消费性。比如日本的著名推理小说,松本清张的《点与线》,我第一次读时,对作品中表现出的细密思维叹服不已,不愧是推理小说中的经典,让人敬佩。可有一样,即使是这样出色的作品,我看了一遍后,就将它束之高阁,再也没有看第二遍。同样,很多二三流的武侠小说也是让人看过就算,很少能让高层次的读者一看再看。但金庸的作品却不同,很多读者,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有良好文史修养的文化人,都对金庸作品读过不止一遍,这说明金庸武侠小说的被接受已经超越了消费的层次。

    乙:金庸的作品我就看过不止一遍,但《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的一些篇目我也看过多遍。据我所知,有的年轻学生看《泰坦尼克号》也看了多遍,但在我眼中《泰坦尼克号》仍然不过是个通俗大片。

    甲:但是,这里我问一句,将《泰坦尼克号》看上多遍的人中有高艺术修养的吗?而金庸作品的读者则不同,他的读者群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具有很高文史修养的人。虽然我们不必盲目崇拜权威,但这个现象本身在那里摆着,就说明一定问题。

    乙:即使是文化修养高的人反复阅读金庸作品,原因也很复杂。据我所知,有不少人是出于消遣的目的,即使看了多遍,不过是反复消遣罢了。就比如在下有时看书、写文章累了,也会找本金庸的小说来翻一翻,让大脑休息,但这时如果找一本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来休息,那行吗?不可能的事儿!后者不是用来消遣的嘛!

    甲:你用读书时是否有沉重感来区分雅俗文学,未免简单化了。其实让人深度思考的作品读起来未必就一定都很沉重,《好兵帅克》就富有喜剧趣味,让人读起来很轻松。再则说,你似乎忽视了一个事实,就是很多文史方面的学者不仅仅是将金庸的作品作为消遣,他们明确地宣称,将金庸的武侠小说视为经典。

    乙:说了半天,绕了一圈,话头又回到了很多学者称金庸的作品为经典上了。看样子还得换个角度来谈。前面我们在谈金庸作品的结构问题时,曾说到,金庸的创作有商业生产的成分在内,作为促销《明报》的方式,每天为报纸写一段,这种报刊连载本身就是个商业行为。 而注重商业效果恰恰是通俗文学作品写作的一大特点。

    甲:报刊连载多半是商业行为,这话大体不错,但并不等于说连载的作品就都是通俗文学。 这里我可以举一个反例,比如日本著名文学家川端康成的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古都》, 就是从1961年底到1962年初在《朝日新闻》上连载的,但《古都》可绝对是雅文学中的雅文学。所以用是否为报刊连载来判定作品的创作是不是商业生产,进一步判定是不是通俗文学,恐怕证据不充分。

    乙:那好,既然报刊连载这种外在形式不足以说明问题,那我们只好深入到作者的内部创作动机。即你的写作是意在传达个体的生命体验,还是成全大众的趣味?你写作时心目中的理想读者是谁,是留给二三知音鉴赏,还是博得越多的人喝彩越好?你的作品是不断地自我拷问、自我超越,通过纵深的开掘将笔下的世界引向一个未知的领域,还是仅仅用高明的手法对爱情、寻宝、仇杀等俗众感兴趣的故事原型进行横向组合?如果是前者,在创作时就会力避重复,如果是后者,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重复。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周伯通、周癫、桃谷六仙这类人物反复出现,这主要是出于喜剧趣味的考虑,而寻宝、寻找争夺武林秘笈以及比武大会的情节也一写再写;还有主人公通过各种奇遇而内力大进,一下子超过别人练了几十年,从而大出风头的情节也不少,金庸无论怎样求变求新,这些基本的质素其实并没改变,只是用高明的方式来重复而使人不觉其重复罢了。从这些地方来看,金庸的作品并没有 超出通俗文学的范畴。

    甲:你这番话颇有见地,但也不是滴水不漏。金庸小说的情节细分析起来确实没有超出爱情、夺宝、仇杀那几大元素,但人们为什么读起来不觉得重复?就是因为金庸在讲述这些好看或动人的故事时也融入了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对历史文化的深度思考,使各部作品传达出的人 生况味不同,这就超越了通俗文学的层面。你读《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天龙八部》、《鹿鼎记》这几部作品时的感受可能完全不同,这就不是简单地可以用“重复”二字 概括的吧?另外你的动机决定论也有不足之处,比如历史小说,它可俗,去迎合大众,迎合市场;也可雅,融入对历史的思考,或个体生命的感悟;还可不甚俗也不甚雅,就是比较单纯 地普及历史知识,你说历史小说这一文类应归入雅文学还是通俗文学?二月河的作品读者定位应属一个较高层次吧?作品中写的漕运、治河、吏治、科举等内容都不是俗众关注的问题,而且作品中还有大量的诗词、典章、酒令、医道等方面的内容,明显可以看出有追步《红楼梦》的意图。但即使是这样的作品,也仍有迎合大众趣味的内容,如神乎其技的武侠及法术内容,还有关于性的自然主义描写,都使其中的一些内容带有强烈的通俗文学色彩。动机决定论之二分法,大体上理论框架可以成立,但具体的创作实践又远为复杂,可能会有许多 中间状态。又比如阐释政治意图的文学作品怎么算?如“文革”时产生的《金光大道》之类 ,你说它是雅文学,它并不意在传达个体的生命体验;你说它是通俗文学,它又没有什么商业动机;当然,你如果认为那根本就不算文学,我也没办法。但《烈火金刚》、《新儿女英雄传》以及讲述咱们天津卫的《血溅津门》之类的“抗日传奇”又该怎么算?创作是复杂的,用理论去简单地一刀切,这种做法很危险。

    乙:这样说来,金庸的作品究竟该如何定位,是通俗文学包含雅文学因 素呢,还是借通俗文学外壳体现雅文学精神呢,这只能是见仁见智了。

    甲:是这样,我们在这里的探讨并不是为了得出某种确定结论,而是抛砖引玉,以待高明。所谓“未济终焉心缥缈”,留一点思考的余地吧。

    乙:那我们就等着真正的绝顶高手横空出世华山论剑吧,咱们这段南开论剑就此结束。


    (南开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供稿,录音整理:索海军)

【编者絮语】  “金庸迷”中既有文人雅士,也有贩夫走卒。金庸以他的武侠小说缔造了20世纪后半叶文坛的一个神话。金庸的世界里,既有传统文化,即希望通过个人的修炼从而达到“内圣外王”(个人人性的完满和能力的极度向外扩张);同时又有着传统文化所不能包含的内涵,这些内涵是直指现代的。编者以为,金庸世界里也有一个“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

来源:南开大学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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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佛学造诣亦不容忽视

菩萨在线
2018-11-02 20:47:23

2018年10月30日,因笔名金庸而为人所知的武侠小说家、香港《明报》创刊人、曾参与起草香港《基本法》的查良镛因病逝世,享年94岁。金庸之子查传倜告知“下午走了,很安详”。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取自金庸14部武侠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还有一部不在其中的是《越女剑》。金庸因武侠小说而家喻户晓,其作品深受几代喜爱。


(陈洪:挑灯看剑说义侠——金庸小说的文化底蕴)

南开大学教授陈洪曾多次以《挑灯看剑说义侠》为题,解读金庸武侠小说世界所蕴含的传统文化风骨。他认为金庸小说有六宝——引人入胜的故事,鲜活的人物、跌宕的命运,厚重的历史感,广泛而圆融的知识涵摄,细腻生动的心理描写,巧妙的母题发挥。同时,陈洪认为比这六宝更重要的是深厚的文化底蕴。

除了是广为人知的武侠小说家,金庸的佛学造诣亦不容忽视。

皈依佛门

金庸从小听祖母诵念《般若波罗密多心经》《金刚经》《妙法莲华经》。六十年之后,他才通过痛苦的探索和追寻,进入了佛法的境界。

“我皈依佛教,并非由于接受了哪一位佛教高僧或居士的教导,纯粹是一种神秘经验,是非常痛苦和艰难的过程。”1976年,因长子自杀,金庸深受打击。阅读了无数书籍,金庸试图探究“生与死”的奥秘。

读到《杂阿含经》《中阿含经》《长阿含经》后,他在几个月内废寝忘食、潜心思索,突然之间有了会心:“真理是在这里了,定是这样。”经过长期的思索、查考、质疑、继续研学后,终于诚心诚意、全心全意地接受了佛法。佛法解决了他心中的大疑问。他的内心充满了欢喜,结束了极度痛苦的状态。在中国佛教的各宗派中,他认为他在心灵上最接近“般若宗”。

金庸谈“色蕴”

1977年,金庸在阅读佛教书籍之余,写了篇题为《谈色蕴》的读书笔记。该笔记近8万字,以下为部分要点:

「色」的意思是「看得见的东西」。「蕴」的意思是许多东西聚为一类,意为「组合」、「集团」。「色蕴」就是「可见类」或「可见组」。

「五蕴」总是跟欲望及烦恼结合在一起。在这样状态下的「五蕴」,佛家称为「五取蕴」。生理组织加上欲望与烦恼的纠缠,称为「色取蕴」,意思是说,肉体陷入了欲网苦阱,逃不出来。受取蕴、想取蕴等也是一样。「取」的意思是「抓住」,肉体和意识给欲望抓住了,我们只能在欲望的波涛上起伏飘泊,难以自主,永远上不了岸,所以叫做「苦海无边」。


佛说色蕴,教导世人:

一、无常、苦——肉体的成长、衰老、疾苦、死亡,每个人都不能避免。这是生命的必然痛苦。

二、因缘、空、非我——身体的形成和消逝,是由于各种关系和条件(因缘),所以是「空」的。身体无常,不稳定、依赖于其他的关系和条件,不是自己所能控制,因此身体不是「真正的我」——非我。

三、解脱——要解脱生命中的大痛苦,得到永远而真正的自由自在,第一步是正确认识肉体(色蕴)并非「真我」。

四、无住、无着——人生的烦恼,来自对色、声、香、味、触、法、一切人、事、物的贪恋关切,如能减少这种欲望和痴爱,烦恼就能逐渐消减,有助于得到解脱。

阿含经谈论认识「色蕴非我」而得到解脱。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四谛”思想

四谛是释迦牟尼体悟的四条人生真理——苦、集、灭、道。四谛告诉人们人生的本质是苦,以及之所以苦的原因、消除苦的方法和达到涅槃的最终目的。

苦谛是释迦牟尼在彻悟之后,对人生现象的价值判断,认为现实世界中充满了痛苦。金庸武侠世界中的主人公几乎都是有苦的,或多或少带有悲剧色彩。其中,《天龙八部》是一部佛学思想意味极浓的作品。萧远山大仇得报,却感到无处可去;鸠摩智泥地开悟,才发觉原来佛在心中;游坦之铁罩加头,舍弃双目,不改痴情,但阿紫最终选择悬崖一跳;天山童姥和李秋水互夺情郎,至死未得所爱……


故事中的主人公对其命运苦因的探索,是形成各种矛盾的重要因素。集谛指出人生之所以“苦”的根源——贪、嗔、痴。张无忌的种种遭遇,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江湖人对屠龙刀的狂热迷信;萧峰经历人生的几起几落,终明白造成他悲剧人生的根源是胡汉身份的差异;郭、杨两家后人的不同结局,源于动荡的社会与不同的生活经历……

灭谛指出涅槃是人生理想归宿的最高境界、最终目的,也是佛教教人追求的方向和目标。谢逊自废武功,皈依佛门;张无忌放下与六大派和解,放弃教主之位而归隐;一灯大师、周伯通 、瑛姑和裘千仞几十年的宿怨得以化解……作品中对灭的表现虽多种多样,但根据人物所遭遇的苦的不同,主要体现了人物对苦的解脱。


道谛指出要解脱人生苦恼的现象须修道。金庸在塑造小说人物时,通过对道谛的表现,达到扬善除恶的目的,从而实现社会道德净化的功能。佛法具有八万四千法门。金庸认为在最基本的理论上,佛家经常讲“变”。在表现道谛时,他并不完全用出家人的标准衡量每一个人物。

金庸武侠中对苦集灭道的表现,不仅增强了故事的逻辑性,更让读者阅读时对是非黑白有所判别。这使得金氏小说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教化作用。

“你瞧这些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亦复如斯。”——《神雕侠侣》

花开终有落,我们无法阻挡时间的流逝,更无法继续让金庸生活在“江湖”之中。先生一路走好。(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告知删除)

参考文献:

金庸,谈色蕴,1977.

池田,皈依的心路——金庸与池田的对话,佛教文化,2006.

余世静,浅谈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四谛思想,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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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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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徽太郎 于 2018-10-31 08:36 编辑


南开”“南京”金大侠对对子

说了金先生和天津、南开的缘分,最后还回过来说和我本人的,也有一些小小的文字缘。说到文字缘还是多方面的,比如说金庸去角逐诺贝尔文学奖,其中就有我写的推荐信,可惜没有成功。后来他去剑桥读博士,推荐信也是我写的,成功了。这就算扯平了。  

2002年在南开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座中一个朋友就说起了金庸的文字的功底,说起了他作品的回目很巧妙,尤其是后期的作品,然后说到我本人,有一个对联的上联,号称天下绝对,很多名家都对过。这么一说,激起了金庸先生的雄心,说,好!你且道来,我对一对看。我就说了我这上联,“一门二校长,侯门南开”。很简单,但其中有故事。什么事情呢?那是95年的时候,南开大学行政换届,上台的校长叫侯自新,非常巧,同年南开中学也换届,校长姓康叫康岫岩,是侯自新的太太。这可不是开夫妻店,因为中学和大学不相统属,大学是教育部管,校长是中组部和教育部两家来任命的;中学是天津市管,彼此没关系。但是巧了,两口子同时出掌“南开”。当年年底学校的联欢会出节目,我当时灵光一闪,想了这么一上联,“一门二校长,侯门南开”。看着挺简单,但是我这里有三个消息埋伏。第一个表面的,就是我上下这两节有呼应,“一门二校长”,“一门”哪一门?“侯门”,指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二校长”,哪一校?“南开”,兼指两所学校。再说第二个,一提“侯门”,很容易想到常用的一个成语,“侯门深似海”。然后“南开”呢,有个谐音——南开人都知道。那是老校长张伯苓在南开学校被日本人炸平了之后,说了两句非常感动人的话,体现南开精神的。一句是说,“敌寇可毁灭者,南开之物质;不可毁灭者,南开之精神。”第二句话说,“南开南开,越难越开”。所以这个“南开”有个谐音,就是困难的难,“难开”,然后跟前面的成语能连起来,由于“侯门深似海”,所以这个门不好进,南开还是一个门槛比较高的学校。这是无意当中有了这么多内涵。

金庸先生看了之后,半响不语,停箸不食——把筷子也放下了,在那里想,大约有10分钟,一拍桌子,说“店家,将纸来”。服务员就立刻给他一张餐巾纸,他就在上面写了一个下联。“六朝三故都,大江东去”。他是拿“南京”的故事来对南开,说自六朝南京三度成为首都,然后呢一讲南京,人们想到的就是钟山龙蟠、大江东去,所以拿这个“东”来对我这个“南”,看起来也差不多。但是我说的三个“消息埋伏”,他可都没有。当然大家都是朋友,都说“好啊!真不错!真不错!”这张餐巾纸被当时天津日报的社长张建星一把抄过去,“这个归我了,将来是文物的”,就装到兜里去了。

当时在场的南开中学的康校长,把我拉到一边,说金庸这个下联有非常奇特的地方,你们都不知道,只有我知道。我说没有什么特别啊。她说我跟你讲,太有意思了,这个六和三,都有讲究,南开中学创立于1904年,南开大学创立于1919年,中学比大学长了15年,不是同步的,但是他们夫妻俩做校长,巧了,都是第六任。这六有着落了吧,南开当年是个系列学校,有大学,有中学,有女中,有小学,还有重庆南开,还有自贡曙光,一共有七所,分布于三个省区,天津、云南、四川,这就把“三”也碰上了。她说,你这个上联性别歧视,“一门二校长,侯门南开”,我们俩都是校长,凭什么你就说“侯门”,对不对?你有点大男子主义,可人家金庸先生下联把你这缺点给补救过来了。他拿南京来对,南京史称“建康”,下联就把我这“康”给搁里边去了。嗨哟,简直是听得我觉得冥冥之中若有数在啊,真是非常巧,金庸他自己也不知道。

     ~~~专访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天津市文联主席陈洪:“书生”与“大侠”的邂逅 小小的缘深深的情

津云  今天
津云新闻记者 李海燕 任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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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文联主席陈洪追忆金庸:“书生”与“大侠”邂逅

天津日报
百家号10-3112:15
记者 李海燕 任悦
大闹一场,悄悄离开。
突然之间,金庸走了的消息,震惊了所有人。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忆,在一片追忆声中,记者专访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天津市文联主席陈洪,他将告诉大家——他自己,南开、天津与这位“大侠”的缘分。
陈教授说:“我和金庸有一点小小的缘分。”而这个“小小的”是令多少人羡慕的。
我们听陈教授娓娓道来:
“靖哥哥”曾考过南开
首先声明我没有必要去攀附金先生,这是很好玩的一个缘分而已。那是2002年,我把金庸请到南开,聘他做了名誉教授,然后在南开搞了一场讲座。他在天津连来带去逗留了六天。金庸语言表达能力不太强,所谓的“口讷”,以致有人说他小说里《射雕英雄传》的主角郭靖就有他本人的影子。由于讲话能力不强,他一般作报告就是半小时到40分钟,可在南开创记录讲了两个多小时,下台的时候,他的太太非常心疼,就怕他累坏了。
先讲他和南开也有特殊的缘分。为什么会在南开待这么长时间呢?因为他当年考入过南开,这次到南开写下一段题词,说半个世纪前,予与南开失之交臂,今日得偿夙愿,大快平生。原来是抗战期间,他在重庆读书,读的是国民党官办的政治学院,但是他思想比较自由、比较解放,所以和校方发生了剧烈的冲突,被除名了。在这前后,他听到说西南联大的学术风气很开放,心向往之,他就报考了西南联大的经济研究所,就是南开的这一部分,但是由于囊中羞涩,路途不靖,最后没有去成。所以南开聘他做名誉教授,他非常高兴。
“金大侠”来天津看祖产
除此之外,他跟天津还有特殊的缘分。金庸姓査,浙江海宁査家是大家族,历史上出过很多名人,另外还是清代有名的盐商。天津在清代是盐的聚散地,南方是扬州,北方是天津,因为有长芦盐厂。査家在天津有很大的产业。这个产业其中包括一个园林就叫水西庄,是天津在清代最漂亮的一个园林,以至于有红学家——当然很少量而且主要是天津的研究红学的人,认为大观园的原形之一包括水西庄,可见水西庄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那一年,金庸一到天津就跟我讲要去看看这份“祖产”,思古之幽情嘛。我就给他安排了。当时,有关部门的领导很重视,金庸到了之后,茶献两道,酒过三巡,金庸就说了,我先去看看这份“祖产”,然后我们再来聊别的。结果大家就陪同到了某一个地方,一指说这就是水西庄。原来只剩下了庄园门口的一头石狮子。金庸当时写了一首小诗,叫《水西庄有感》,五言绝句。最后两句写得非常的好,道是“前辈繁华事,后人想象中”。当然,后来水西庄作为很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保护。
“南开”“南京”金大侠对对子
说了金先生和天津、南开的缘分,最后还回过来说和我本人的,也有一些小小的文字缘。说到文字缘还是多方面的,比如说金庸去角逐诺贝尔文学奖,其中就有我写的推荐信,可惜没有成功。后来他去剑桥读博士,推荐信也是我写的,成功了。这就算扯平了。
2002年在南开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座中一个朋友就说起了金庸的文字的功底,说起了他作品的回目很巧妙,尤其是后期的作品,然后说到我本人,有一个对联的上联,号称天下绝对,很多名家都对过。这么一说,激起了金庸先生的雄心,说,好!你且道来,我对一对看。我就说了我这上联,“一门二校长,侯门南开”。很简单,但其中有故事。什么事情呢?那是95年的时候,南开大学行政换届,上台的校长叫侯自新,非常巧,同年南开中学也换届,校长姓康叫康岫岩,是侯自新的太太。这可不是开夫妻店,因为中学和大学不相统属,大学是教育部管,校长是中组部和教育部两家来任命的;中学是天津市管,彼此没关系。但是巧了,两口子同时出掌“南开”。当年年底学校的联欢会出节目,我当时灵光一闪,想了这么一上联,“一门二校长,侯门南开”。看着挺简单,但是我这里有三个消息埋伏。第一个表面的,就是我上下这两节有呼应,“一门二校长”,“一门”哪一门?“侯门”,指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二校长”,哪一校?“南开”,兼指两所学校。再说第二个,一提“侯门”,很容易想到常用的一个成语,“侯门深似海”。然后“南开”呢,有个谐音——南开人都知道。那是老校长张伯苓在南开学校被日本人炸平了之后,说了两句非常感动人的话,体现南开精神的。一句是说,“敌寇可毁灭者,南开之物质;不可毁灭者,南开之精神。”第二句话说,“南开南开,越难越开”。所以这个“南开”有个谐音,就是困难的难,“难开”,然后跟前面的成语能连起来,由于“侯门深似海”,所以这个门不好进,南开还是一个门槛比较高的学校。这是无意当中有了这么多内涵。
金庸先生看了之后,半响不语,停箸不食——把筷子也放下了,在那里想,大约有10分钟,一拍桌子,说“店家,将纸来”。服务员就立刻给他一张餐巾纸,他就在上面写了一个下联。“六朝三故都,大江东去”。他是拿“南京”的故事来对南开,说自六朝南京三度成为首都,然后呢一讲南京,人们想到的就是钟山龙蟠、大江东去,所以拿这个“东”来对我这个“南”,看起来也差不多。但是我说的三个“消息埋伏”,他可都没有。当然大家都是朋友,都说“好啊!真不错!真不错!”这张餐巾纸被当时天津日报的社长张建星一把抄过去,“这个归我了,将来是文物的”,就装到兜里去了。
当时在场的南开中学的康校长,把我拉到一边,说金庸这个下联有非常奇特的地方,你们都不知道,只有我知道。我说没有什么特别啊。她说我跟你讲,太有意思了,这个六和三,都有讲究,南开中学创立于1904年,南开大学创立于1919年,中学比大学长了15年,不是同步的,但是他们夫妻俩做校长,巧了,都是第六任。这六有着落了吧,南开当年是个系列学校,有大学,有中学,有女中,有小学,还有重庆南开,还有自贡曙光,一共有七所,分布于三个省区,天津、云南、四川,这就把“三”也碰上了。她说,你这个上联性别歧视,“一门二校长,侯门南开”,我们俩都是校长,凭什么你就说“侯门”,对不对?你有点大男子主义,可人家金庸先生下联把你这缺点给补救过来了。他拿南京来对,南京史称“建康”,下联就把我这“康”给搁里边去了。嗨哟,简直是听得我觉得冥冥之中若有数在啊,真是非常巧,金庸他自己也不知道。
“文章会”的现实版是这样的
有位相声明星,在说传统相声“文章会”时,编了一个金庸出题考“学生”的场景。这个,还真的有现实版——
到了2007年,香港实业家蒙民伟,拿出了一笔钱支持香港和内地各六所大学,内地北大、清华、南开,还有浙大、科大等。捐赠仪式之后有个晚宴,在这儿我又遇到了金庸。他和他太太坐在我斜对面。席间他说:“陈校长,上次我去南开,你弄了个上联来难我,当时我想了个谜语回敬,可是还没来得及说,咱们就分手了。今天我要拿这谜语来难你。”我说:“挺有意思,难为您老先生,五年了,还记着呢!那就请道其详吧。”可是大厅很嘈杂,他口音我听着又费劲,他说了半天我听不准,我说你写下来吧,他就拿过菜单反过来写。大家看,就是这个菜单的反面。大家看他写的,这个地方因为他写完了墨迹未干,被我抹了一下。他写的是“陈洪先生教正:诗圣有诗,暗合先生大号,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是杜甫哪一首诗?对,《登高》,被称为千古七律之首,《登高》里的两句。这和我名字有什么关系呢?他接着写了,“萧萧下者,陈也”,然后没地方写了,他就口头补充了,“长江滚滚,洪也。”这里是落款:“弟金庸”。他把谜面与谜底一起写出来了。什么意思呢?萧萧下,南朝宋、齐、梁、陈,齐的开国皇帝萧道成,梁的开国皇帝萧衍,两个姓萧的下面就轮到我们姓陈的当皇帝了,陈霸先,所以说”萧萧下者,陈也”。长江滚滚,为什么突然水大了呢?上面发山洪了,洪也,是一个小小文字缘。文人之间嘛,游戏而已。
这些往事,如今回忆起来,亲切,而先生已逝,不禁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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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17 23:03 | 显示全部楼层
人生苦短唯有入酒党

金庸与柏杨相识相知多年,柏杨遗孀张香华忆及当年,金庸来台拜访柏杨,两人还曾一时兴起在高信疆家中「豪赌」。「实际数字不记得,但犹记得梭哈金额大到两人觉得『很危险』。」两家人总是香港、台湾互访,「吃饭时很不挑」,但说起喝酒,台湾文化圈相聚当时有个「酒党」,金庸回港后也成立个「酒党」,且随口便吟出小诗:「人生苦短,婚姻苦长,何以解忧,唯有入党。」

张香华表示,金庸最后一次来访时,高龄80多岁仍在攻读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柏杨为此还曾要他「好好用功念书哦!」虽走上小说创作之路,但向来对政治与社会议题关注的金庸,也曾在美丽岛事件后特别写信关心柏杨。

在潘耀明看来,曾一直想从政的金庸,最像他自己笔下的乔峰,「胸怀开阔,对家国有使命感。儘管他曾自言最喜欢的男主角是令狐冲,那应是他对潇洒自在的追求。」

(中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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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记 : 两岸忆金庸 中国人心中的“江湖侠客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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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28 16:02 | 显示全部楼层
李怀宇评《拜金集》︱金庸小说与人生边上

澎湃新闻
百家号11-0811:02

《拜金集》,胡文辉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出版,195页,45.00元

我当面问金庸:“很多人给您写传记,您自己看吗?”金庸答:“人家写的传记不对,全部是假的,我可以肯定讲一句,完全没有一个人来跟我谈过。我自己不写自传。写自己的事情,有好的,有坏的,坏的事情自己不大会写的。一本书全部讲我自己好的,那这本书就是假的。”

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一书的首篇《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中有言:“现在是新传记文学的时代。为别人做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为题目来发挥自己。反过来说,作自传的人往往并无自己可传,就逞心如意地描摹出自己老婆、儿子都认不得的形象,或者东拉西扯地记载交游,传述别人的轶事。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你要知道别人,你倒该看他为自己做的传。自传就是别传。”以此观之,要知道金庸,不妨细看他的小说。而将金庸小说看得仔细的“拜金主义者”中,胡文辉是佼佼者,《拜金集》是写在金庸小说边上的妙书。

胡文辉说:“检点海内外在世的中国文化人物,在我心目中,登峰造极者有三人:金庸,余英时,罗大佑。”为了印证他的这句话,我一一采访了这三人,结果,我只同意胡文辉的三分之二。

金庸小说,在我心中早已不朽。胡文辉在给严晓星《金庸识小录》的序中写道:“我想,对于伟大的作品,因其内涵的丰富性,总会有不同视界、不同专业的解读。对曹雪芹是如此,对金庸也应是如此。其实论知识和思想水平,相对于各自的时代,曹雪芹又何曾及得上金庸呢?”对此,“红迷”会作何感想呢?考虑到金庸所言:“我认为《红楼梦》不见得是曹雪芹写的。”“红学”与“金学”爱好者大可各取所爱。更何况,金庸根本就不承认有“金学”!

当然,对金庸本人,胡文辉自有看法:“金庸二字,金是文化上的,庸是政治上的。他不是令狐冲,倒近乎韦小宝了。”又补记:“当金庸处江湖之远,以言论为志业的时候,他可以做令狐冲;但当他近庙堂之高,与权势和解以后,他就近于韦小宝了。”对金庸晚年的某些言行,胡文辉曾有不客气的批评;但对金庸的小说,胡文辉仍只有欢喜赞叹。甚至于,胡文辉就用过一个笔名:胡一刀。

金庸的学问如何?这在学界向来是有争议的。胡文辉写过《现代学林点将录》,他的论断不可等闲视之:“眼见有些学院中人质疑他的学识,内心颇觉不平,他们哪里配!如果说陈寅恪是‘从史实中求史识’的话,那么,我以为金庸称得上是‘从故事中见史识’的。”而在品评诸多武侠小说之后,胡文辉别有创见:“诗词方面的素养,金庸远不及梁羽生,有时甚至连格律平仄都搞不清——我甚至怀疑,他在小说里玩的诗词把戏,是有枪手的。可是,创造出‘最伟大的武侠小说’的,正是金庸,而不是梁羽生,更不是张大春。小说固有别才,非关诗也,非关学问也。”

金庸

金庸晚年念兹在兹的博士学位,胡文辉的看法可谓是“拜金主义者”的典型代表:“以他对中国史的认识和理解,本不需要学院派的承认,他垂老还去读剑桥的历史博士,实属多此一举。而剑桥的汉学家们,倒是应当将金庸小说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呢。”

如今剑桥的汉学家似乎还没有将金庸小说作为博士论文,胡文辉本人倒是用写论文的方法来研究金庸。他考证韦小宝的前世今生,认为阿Q就是韦小宝的前世:“前世的阿Q是悲剧,今生的韦小宝是喜剧,韦小宝可谓阿Q的颠倒版、成功版、狂欢版……《鹿鼎记》不也是一部武侠化的《反阿Q正传》吗?”他细看武松、石秀、乔峰,发现:“《天龙八部》对《水浒》的借鉴,透露出乔峰这一完美英雄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血统,他不过是中土英雄谱系的最新传人。凡大英雄皆不好色,是为中国古典英雄形象的通例:关羽不好色,吕布才好色;武松、石秀不好色,周通、王矮虎才好色;孙悟空不好色,猪八戒才好色……相比之下,古龙笔下那些有义胆也有色心的男主角,则是007式的英雄,他们其实有着西方的秘密血缘。如果说乔峰是本土英雄类型的代表,那么,陆小凤就是西化英雄类型的榜样了。”

金庸小说除了“好看”之外,学问、历史观之类的论题已多有人论证。而金庸自认对佛法深有研究,胡文辉独具慧眼地对“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作了一番研究。《飞狐外传》结尾与《倚天屠龙记》开头,皆出现佛偈:“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胡文辉由此联想到西哲叔本华的思想:“……不要把获得生活的舒适愉快作为追求的对象,而要尽量避免生活中的不幸……‘幸福地生活’仅仅意味着‘少一点不幸的生活’”,“一切幸福都是虚妄不实的,唯有痛苦才是真实的”,“我们通常得到的快乐总是不如我们期望的那样动心,相反,我们所遭遇的痛苦却比我们预料的更为深重”。而后胡文辉又有此一问:“深研佛教的智者如金大侠,‘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颇以世俗之欲为欲,以大众之乐为乐,又何曾能达到‘所离于爱者’的无忧境界呢?”

在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中,老顽童周伯通回忆师哥王重阳时说:“师哥当年说,我学武的天资聪明,又乐此而不疲,但一来过于着迷,二来少了一副救世济人的胸怀,就算毕生勤修苦练,终究达不到绝顶之境。当时我听了不信,心想学武自管学武,那是拳脚兵刃上的功夫,跟气度识见又有什么干系?这十多年来,却不由得我不信了。”我曾经乐此不疲在读金庸小说,当年读到这段“童言”,不禁心头一震。这十多年来,在金庸的小说与人生边上看多了,也不由得我不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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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28 21:32 | 显示全部楼层

那一刻,査先生颇似金庸笔下的王重阳 | 郑培凯
2018-12-08 08:00
文化
/
金庸
/
昆曲

与金庸相识有两个不同的阶段,一是读金庸的武侠小说,作为粉丝读者,沉湎于他所创造的侠义世界;二是认识金庸的本尊查良镛先生,成为真正相识的君子之交,体会到什么是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高人境界。

作为粉丝读者的时间很长,从我初中在台湾读禁书开始,到我离开美国来香港教书,前前后后有四十年的时间,认识的金庸,只是一个小说家的笔名,熟悉的是他笔下的人物:郭靖、黄蓉、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周伯通、杨过、小龙女、张无忌、令狐冲、盈盈、赵敏、萧峰、段誉、韦小宝……一提到金庸,这些想象世界的人物就飞扬跋扈,鲜活地出现在眼前,加入了其他早已镂刻在心底的另外一批丰碑式的人物,如宋江、林冲、鲁智深、曹操、刘备、关羽、诸葛亮、张飞、赵云、唐僧、孙悟空、猪八戒、西门庆、潘金莲、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凤姐……成为我对世情理解的依据。

有时我会想,这五六十年来,两三代的中国人,在理解人生处境的过程中,是否都与我的经验类似,有着金庸创造的想象世界,以及其中展现的各种人物性格与道德标准,当作为人处世的参考或表率?是否向往郭靖的光明磊落、欣赏黄蓉的聪明黠慧、同情杨过的偏执与固守、仰望小龙女的冰清玉洁、佩服令狐冲的风流洒脱、崇尚萧峰的义薄云天、惋惜张无忌的犹豫不决、憎恶欧阳锋的阴狠毒辣、唾弃岳不群的君子伪善,同时也羡慕盈盈的一往情深、赵敏的机变百出?对于韦小宝的首鼠两端、口是心非、见利忘义、阳奉阴违、脚踏两条船,却又恪守他自己心目中的江湖道义,时而还想着成人之美,替天(天晓得是什么样的“天”)行道,当我们看尽了世态炎凉,遭遇了身边远比韦小宝丑恶的众生,应该怎么去评价这样的人物?金庸的小说提供了现世情态的一面镜子,无论是仙佛圣贤、豪侠君子、魍魉魑魅、元凶巨憝、懦夫宵小,都在此表露了言行神态与心理情状,令人读来,像是阅尽了千古众生相。

与查良镛先生本人相识,是我来了香港之后,因为时常举办学术讲座及昆曲表演,参加一些社会文化活动,也就逐渐相熟起来。最初的印象是,他寡言慎行,与我长期印象中笔锋犀利的大侠迥然不同。来往渐多,特别是参加他的私宴,周遭都是朋友旧识开怀畅叙的时候,就发现原来他有点口拙,不像他小说对白那么词锋犀利。他不擅于公开演讲,也很少在公众场合发表议论,这与他撰写报纸社论,评论天下大事,针砭时政的深刻与聪睿,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饶宗颐先生米寿之时,创价学会为他举办了“学艺双携”书画大展,特别邀请了査先生做开幕致辞。査先生个头不大,上台时虽然有些紧张,但是带着亲切的微笑,风度倒是儒雅。他一开口就说:“饶宗颐先生是我在香港最佩服的人。”说完之后,顿了一下,好像想起这句话使用了最高级的形容词,把饶先生捧成了香港至尊,有点不妥,接着补了一句:“我是说,他是我最佩服的人之一。”又顿了一下,大概觉得补充得也不妥,似乎贬低了饶公在他心目中的真正地位,再追加了一段说明:“香港有很多人,我都佩服。在不同领域都有了不起的人,都是我最佩服的。饶先生是在学术文化艺术领域,让我最佩服的人。”满场的来宾,都屏息听着査先生站在台上,不断自我修正,也不敢打断他的思路,显得十分尴尬。我听他说完第一句,接着还要补充,知道要糟。就好像自己挖了个坑,突然发现自己掉进坑里,赶紧再挖出个通道,没想到越挖越深,出不来了 。

査先生虽然拙于口头言辞,却是个思想锋利的人,只是说话容易卡壳。他聪明绝顶,时常冒出一句你做梦也想不到的妙语,让人感到他不但学养过人,而且充满了非凡的想象谐趣。有一次朋友聚会,有位穿着时髦的女士,从台湾买了件鲜绿色的对襟棉袄,穿在身上,的确靓丽出众。她摆了几个美妙的pose,轻盈地转过身来,査先生突然莞尔一笑,说“后面可以加个‘勇’字”,使我几乎喷出饭来。不禁让我想到古代也有些才华盖世的文学家,善于著书,却拙于口辩。《史记》记载韩非:“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司马迁描写司马相如,则是“口吃而善著书”;《汉书》说扬雄,是“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这些不世出的古人,应该都是属于査先生这一类“妙手著文章”的文人,与苏秦、张仪那样的纵横家大异其趣。我以前读《论语·公冶长》篇,提到孔子称赞宁武子,说他“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我本来不是太懂这句话的深意,总觉得那只是肯定宁武子的政治智慧,懂得应对进退,洞察世情,不过于张扬、不自我矜夸。认识了査先生之后,才了解,有的人真是天生的大智如愚。

我与査先生有同好,就是喜爱昆曲,也不只是爱好昆曲的高雅,而更是喜欢那种慢条斯理的悠游与闲适。我每学期会邀请国内的昆曲团来香港,一连三天,在学校表演传统折子戏,总会预先邀约査先生前来看戏。他每次一定高高兴兴,应约前来,而且经常是早到一个小时,由查太陪同,安安静静,像小学生等着上课钟声一样,坐在我们中心的客厅里,丝毫不嫌等待时间的漫长。我有次问他,离开场还有一个多小时,为什么那么早就赶来?他回答说,从港岛来九龙塘,怕过海隧道会塞车,误了戏,岂不失算?还有一次我问他,怎么喜欢上昆曲的?他说,小的时候在海宁,家里上上下下都喜欢听戏的,一家大小,到了晚上休闲,都唱昆曲,就像现代人在家里唱卡拉OK那样,从小习惯了,就会牵动乡情,让他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岁月。

査先生虽然退休,时间比较容易自由支配,但还是有偶尔无法前来看戏的时候。有一次我又邀他观赏昆曲,他犹犹豫豫地告诉我,这次来不了,但要先请我吃饭,可否先给他一张戏单,让他过个干瘾。我便拿出素雅的笺纸,用工整的小楷抄了三天的剧目,还抄了饰演者名字,整整齐齐写了两三张纸,写得像从前的戏单那样。吃饭时我交给査先生,他仔细看了一遍,笑了笑,小心翼翼折成四折,放进上衣口袋里,说这次只好自己想象演出的情景了。

査先生来学校剧场看戏,我一般都会作陪,安排他坐在第一排正中央。他看戏的时候,十分安静,好像进入了剧中情景,偶尔也会莞尔一笑,那是剧情出现诙谐场面的时候。大多数时间,他都静静地欣赏,或许是心境已经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地步,看戏也如同观察世情,人世多少悲欢离合,多少喜怒哀乐,都在唱做之中,如水中月,如镜中花。有一次,观看《游园惊梦》,杜丽娘梦中初见柳梦梅,表现出无限羞涩,却又情投意合,双双翩翩起舞。演到柳梦梅蓦然扶着小姐香肩,隐到湖山石边、牡丹亭畔,宽衣解带,云雨好合之时,查太突然侧过身,向査先生悄声惊呼:“一见面就除衫,咁快(粤语“这么快”)?”老先生不动声色,悄悄回答了一句,“做梦呢。”

我当时有所触动,觉得査先生颇似金庸笔下的王重阳,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本文刊2018年12月8日《文汇报 笔会》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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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31 18:10 | 显示全部楼层
不读历史不学马列, 理解不了长者们的事情

原创: 刘根勤  刘根勤  1周前



这几天,被李泽厚怼金庸的消息刷屏了。


有点时光倒流的感觉。

都是我曾经的偶像。


金庸大家都熟悉,超越年龄性别。


相比之下,知道李泽厚的人就少了。别说00后,就是80后,学历低点的,没可能知道。

人家影响的是50后,而且是高知。

时间段也比较集中,就是80年代。,只是传说。

那10年间,李泽厚的影响,跟90年前康有为梁启超类似。


意识形态层面的。


事情刚出来,大家有点觉得不可思议,不是关心事情本身,而是,金大侠不在了,李太师还在吗?他不在公众视野,别说80年代,就从《告别革命》开始算,也差不多20年了。

这次,存在感晒得满满的。

有人会问,他俩有交集吗?


我很负责任地回答,有。

余秋雨大师出过很多书,其中90末的某一本书中,有他和金庸李泽厚两位前辈的合影。可惜我没找到这张合影。


余大师在文坛,就跟马云爸爸在互联网类似,他尊敬的人,也是名副其实地“太师”,太老师。

90末,余大师发表过一篇散文,写他的老师王元化与张可夫妇,标题就叫《长者》,抒发他对老师伉俪风度的崇拜,也隐晦地介绍了这对伉俪在非常时代的苦难。

现在风行互联网的“长者”亚文化,余大师算是源头了。


王元化夫妇分别生于1919与1920年,金大侠生于1924年,李太师生于1930年,比起1949年出生的余大师,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长者。

哪怕现在或者很久都无人问津,并不影响他们是,或者曾经是,大神级别的人物。

很有意思,我读金大侠是在中小学时期,读李太师是在大学和研究生时期,都是通读。在南大时,近代史的申晓云老师还向我借阅太师的思想史“三论”。

虽然我对金大侠颇多保留,但这三人中间,再让我选择,我还是会看大侠。太师的“康德”与“马克思”我渐行渐远。至于余大师的书,不提也罢。



这次李太师出来怼金庸,毫无“人都死了”的含糊其辞,而是不加隐瞒。我觉得这是好事。李太师西学出身,彻底“求真”。

他们的是非且先不论,文坛一大公案。我们常说,大人物的交游,至少有史料价值。

先爆一段历史。

除了余大师那张照片,我不知道金李二人有私人的友谊。感谢这几天的朋友圈,让我知道了他们的关系。然后我毫不意外地发现了,李太师以前也怼过金大侠。

这个“以前”,是相对现在而言。

2010年11月23日,《新京报·评论周刊》对李太师作了专访。太师对记者说了这番话:是的,我讲对于大学来说,最重要的是“重建象牙之塔”,恢复大学精神。比如北大把金庸、成龙都聘为客座教授,教授治校的话,怎么会出现这种荒唐事情?

这个时间点,距离太师向大侠求助,过了差不多20年。

从90年初到现在,太师在美国多年,有点像戊戌变法后康梁师徒跑到日本。但滋味更不好受,毕竟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很多,都很热血,而且康梁满世界周游。美国是实用主义学术的重镇,胡适都难以融入,更别说太师这种康德粉了。
于是就开始各种回忆杀。

1999年,落寞已久的大院子弟王朔,眼见得北大对金庸青眼有加,嫉妒不已,抛出一个“四大俗”的说法,金庸之外,还有琼瑶、成龙、四大天王。

本来这就胡扯,那“三俗”何德何能,能与金庸并列?

时隔多年,李太师下意识地引用了王朔的说辞,虽然隔空怼了一下老熟人金庸,但除了酸还是酸。


无独有偶,1998年《当代作家评论》第5期上,刊登了李太师的好基友刘再复的文章《金庸:压倒文坛的一棵歪脖大树》。


李刘二位在当时思想界的地位,类似于现在互联网的二马。我也粉过他们好多年。我跟刘的女儿、马里兰教授刘剑梅女士在微博上也有互动。

不过资历不能当饭吃。

文坛上有个隐形的“歧视链”,就是创作的瞧不起搞评论的。
反过来,不会创作,去做文学研究,也终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就像当年某大历史学教授对我说金庸没学问,高华老师听了以后嗤之以鼻,他说金庸的底蕴比他们深厚太多了吧。




所以关于金庸的这些评论,看不出太多的学问,只能看见一些私人恩怨。

然后有人说了,文人相轻。

我较真,听不得这话。

文人概念太大了。

如果严格分类,金大侠是高度商业化的文人,文豪级别,也是富豪,至少对大陆人一直都是。李太师属于体制内学者,高度西化,因为哲学还有美学,原本不是中国的学术。

有人说那就都是知识分子。

我现在最怕知识分子这个词。它来自最会玩概念的法国,以批判为己任。但是都分子了,能有什么行动力?

到了中国,直接成为社会阶层。50年代,中专生就属于知识分子。这要让法国的左拉们听了,直接想死!


所以文人也好,学者也好,知识分子也好,都不是古代的士大夫,君子人。
只能说矮子里选将军。

另外一个问题来了,也是大家关心的。就是太师向大侠借钱,其实就是要钱,大侠给六千刀,谁对谁错?

人生无非几件事,喝酒打牌打架借钱。读书人一般不打架,借钱就是最核心的事了。钱钟书的经验,人跟他借五千,他就给五百,不用还了。麻烦。


许多人对90初的币值进行了换算,我就不多说了,这钱对工薪阶层,绝逼是一笔巨款。

问题是,太师与大侠都不是普通人。太师说了,如此巨人(此处省略N字)。

金大侠出身海宁世家,底蕴与才情不用说,后来跟着大上海的势力南下,在香江大展身手,偶尔到北京与杭州迎来送往,堪称左右逢源。他是文人,也是商人,还是有影响的政治人物,二代目以后N代目都给面子。

大侠虽然以武侠知名,但本身偏佛道气息,猛虎在山盘马弯弓引而不发,一辈子优游,如同他推崇的范蠡张良。


这种气质,在香江是主流,在北京是异类。

我在《金庸的汉唐气象》中比较过汪曾祺汪老与金大侠的区别。两人都有才,金大侠更完整,而且更真实。汪老年轻时也有政治理想,不过你一个作家能干啥?跟着女皇写《沙家浜》,后来被人敲掉满嘴牙。

李太师也快90了。跟汪老一样,他最好的时间是在帝都,皇城根下。


帝都的特色,是有无限的可能与想象力。出租车司机都认识国家领导,何况思想家呢?二战前日本的学者们,住楼梯间喝清水吃饭团,著作里全是要吞并世界。

虽然后来事与愿违,太师和他朋友学生们到处漂泊,但虎死不倒威熊死不倒架,挥斥方遒指点江山的激情不改。

按照太师的预期,我跟你金庸借钱,是给你面子。别看这会我或跃在渊,没准哪天时来运转飞龙在天,我立马是国师与帝师,到时你后悔莫及。

太师与大侠都懂历史。当年领袖跟章士钊借钱,章一出手就是两万大洋。这个人情做的,人家能识英雄于寒微之时啊。


反过来,梁启超不过康有为的马前卒,已经落魄为职业学者,收徐志摩入门墙,学费也是五千大洋,比你这六千到,大方到不知道哪里去了。要是康圣人亲自出手,学费至少百倍。


金庸是徐志摩的表弟,虽然不喜欢表哥,但也要学点表哥的见贤思齐吧。


周瑜跟鲁肃借粮,鲁肃一出手就是一般家私。

大方的故事,两位长者比我们熟。

说白了,这不是普通的借钱,这是大佬间的默契,李太师认为金大侠巨有钱,自己也巨值钱,你借钱送钱给我,是投资蓝筹股。

但金大侠不这么看。金大侠的阅历,绝逼在李太师之上。

恩格斯会无保留支持马克思,宫崎寅藏会倾家荡产支持中国革命。但金大侠不会,他不是侠客,他是绅士,核心是节制。


六千刀不少,也不多。你要也好,不要也好。我没做差。我没觉得你会一飞冲天,也没把你当成叫花子。你要不高兴,是你想多了。

反过来,真要有那么万分之一的可能,太师咸鱼翻身,成为新贵的话,再来寒碜金大侠的话,你猜猜金大侠会怎么对接?阅人无数的金大侠一定会微笑着说,没有我的动心忍心,你焉能成此大功?

这就是广东与香港文化,最紧要是靠谱,有别于帝都的脑洞大开。

有人说,金大侠笔下,念念不忘庙堂。

我说,这很正常,传统读书人,都是先事功后文学。

金庸是一个古今会通的人,而且尺度极好。
  
李太师呢?一直活在他的欧陆式的哲学梦中。

高下立判。

所以说,中国的事情,长者们的事情,懂点历史,学点马列,会容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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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泽厚悼金庸引申出来的一些八卦
. . 2018-12-20 10:49:49
      先贴李泽厚悼金庸的全文(来自友邻刘学浩):      



      这篇悼念说白了也就三个功能:1)回忆了6000美金这件事,2)评述了下金庸的地位(不过与其说金庸,不如说通俗小说的文学地位),3)吹捧自己。在引申开来之前,我们先依次说这几件事。

      1)6000美金事件

      首先,李泽厚为什么不高兴?毫无疑问,导火索是钱给少了。这一点李泽厚在短短篇幅中提及了三次,“如此巨人,为何出手如此小气”,“我既应约登门拜访,岂能以六千元作乞丐对待”,以及“因虽出手不太大方,但他毕竟也是一番好意啊”。三次提及,其中两次还有言外之意,第二句表明出的钱够不上自己的身价地位。言外之意大概是,我都亲自登门拜访,而不是让你来拜访我,难道我就是为了这6000美金吗?对李泽厚来说,正确的做法是要么不给,要么多给,要么以合适的方式给。如果是某所学校邀请李泽厚去讲座,然后给6000美金的辛苦费,并声明这是学校的惯例,李泽厚应该还是会拿这笔钱的,即便只是一千两千美金。我相信李泽厚嫌钱少这个事情上,也真不是在意钱多还是钱少,其实还是觉得伤了自尊。

      这里先说一个额外的问题,6000美金算不算多?美国的年平均率大概在4%左右,这件事距现在大概是25年左右,那么6000美金相当于如今的(6000 * 1.04^25) = 16,000美金。李泽厚当时是在科罗拉多学院当visiting professor,这笔钱相当于如今两三个月工资的购买力总是有的。所以这笔钱,别说在当时的大陆,就算在美国也不算少。

      那么金庸为什么要给这笔钱呢?因为他一般情况下都会给去拜访他的大陆知识分子这么一个红包。其实也说不上有什么特殊目的,完全就是觉得大家是血浓于水的同胞,给个红包聊表心意而已(略类似于原先央视要拍《笑傲江湖》,金庸以一块钱的价格象征性地卖了版权,就是尽个类似的心意。金庸一直都是个家国情怀非常深重的人)。那么金庸能多给吗?站在金庸的角度来说,给多了也有问题。6000美金虽然说少不少,但说很多也说不上,总也可以看作在香港稍微好一些的住宿、出行、交际加上往返美国的车旅费,就是尽一尽地主之谊的意思(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这个数差不多是当时香港顶级会所潇洒一晚的费用),或者说就当是金庸主动邀请应该承担的费用。如果金庸无缘无故拿出六万六十万美金,拿钱的人(尤其是很有傲气的知识分子)会怎么想?这算是收买吗?毕竟钱太多了,拿了总要帮忙办事的。换一批性格不同的人可能也会伤了自尊心。金庸这种在社会上各个圈子摸爬滚打多年,也能写出很社会的小说的人,不可能没有这方面的考量。

      李泽厚知道金庸的好意吗?表面上是知道的,因为第三句话就这么了,但实际上却又未必。至少在他眼里,这好意毕竟吝啬地很。如果李泽厚真知道金庸的好意,又觉得这只是一桩不打不相识的趣事,李泽厚压根不会这么写,无论是悼念还是回忆。这事不是不能提,但真的没往心里去的提法会是:当时我们有了这个误会(发生了啥,我当时怎么想的),后来发现这真的是一个误会,真是“不打不相识”。

      这事最后也是像极了《天龙八部》中的一段话(来自友邻 维舟):“鲍千灵连连拱手,和各诸英雄招呼。他可真还不敢大意,这些江湖英雄慷慨豪迈的固多,气量狭窄的可也着实不少,一个不小心向谁少点了一下头,没笑上一笑答话,说不定无意中便得罪了人,因此而惹上无穷后患,甚至酿成杀身之祸,那也不是奇事。”

      所以对6000美金事件的总结是什么呢,这件事要说误会还真是个误会,但要说李泽厚完全没有耿耿于怀或自尊心没有受伤也是不可能的,至少他对这件事的解读是金庸太小气。换句话说,这个误会本身也不是什么大事(现实中有误会再正常不过),即便当时金庸有惊讶(且大概也觉察到自己事情做的有些不妥),即便李泽厚刚开始看到金额觉得受辱,但倘若李泽厚气量大那么一些,稍稍微换位思考一下,也就是真的把善意看成善意,那么婉拒掉红包以后这事也就翻篇了,不至于如此耿耿。另一方,出现了这事,金庸察觉到了问题也还真不能主动提,直接说“不好意思,我没有不尊重你的意思,这六千美金如何如何,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是那个意思”,这么挑明了说大概率会变得越描越黑。所以后来请吃饭聚会也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赞扬李泽厚也好,金庸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完全没有不尊重李泽厚的意思。这里还是再强调一遍,我想叙述的问题不在于当时有没有因为种种原因发生误会,而在于李泽厚有没有一耿耿了几十年。

      2)金庸地位(或者说通俗小说的地位)

      其实李泽厚没怎么提金庸的地位,他想说地更多的是,通俗小说不应该被排除在严肃文学之外,也能对人们的精神和心灵起到作用。虽然说是这么说,但对金庸或武侠小说的评价中还是有一些言外之意。首先,读福尔摩斯和金庸的人比读托尔斯泰、老舍、矛盾、张爱玲的人多,并不能从“艺术层面的意义上”来解读,这表明前者的艺术成就的确没有后者高。其次,自己射雕英雄传读了大半就读不下去了,至于篇幅短小的连城诀虽然挺好看,不过是“等汽车时赶紧读毕的”。除此之外李泽厚也再没看过金庸的其他书了。所以李泽厚对金庸的真正看法如何,就不需要多说了。当然,李泽厚对金庸的艺术或者思想成就如何的评价,其实本身也是他的看法,所以倒也不必强求他一定要喜欢金庸或者一定要觉得金庸很有思想。其实也是因为朋友的强求,才写了这么一篇非常奇怪的“悼念”。

      不过重点是,大家记住这种评述风格。等引申到另外事件的时候,大家会发现,这种名赞暗贬的评述风格在当时真是常态。

      3)吹捧自己

      这种对自己的吹捧在文章中其实也随处可见。比如“九十年代初我出国,单枪匹马,赤手空拳打天下,得一美国客座教席”,比如“有朋友寄来某省报纸报道他[金庸]称赞我的思想史论”。

      和上一条一样,这种吹捧风格在当时也是很常见。

      这种自尊心和敏感度,以及评述他人以及吹捧自己的手法,在李泽厚那一代人中真的是非常非常常见。很典型的一例就是和李泽厚有过撕逼史的另一人:李幼蒸。

      先说一下两人之间非常“敏感”的撕逼流程。

      Step 1:按照友邻 刘康康 的的总结,即是(我引用广播原文):看到大家转发的李泽厚悼念金庸文,莫名想到李幼蒸在《忆往叙实》里回忆李泽厚。说当时李幼蒸翻译了罗兰·巴特的《历史的话语》,把译稿送去给李泽厚拜读,李泽厚看完,送李幼蒸离开时,说了一句“我应该送你到院子大门口吧”。当时让李幼蒸感觉不舒服,觉得李泽厚传达的意思是:以你的地位,我本不必礼遇如此,但还是让我尽个礼数,以示对你的破格善意。

      Step 2:后来那本《历史的话语》没有被出版,李幼蒸说liubinyan告诉他没有出版是因为李泽厚说“ “我看英文稿比看李幼蒸的译文要容易懂得多。”于是李幼蒸很生气,因为李泽厚给他说的时候是没什么问题。李幼蒸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自然不忘各种贬低李泽厚(包括对待他时,有人和没人时态度截然不同)并赞扬自己,虽然在总结处还不忘赞扬一下李泽厚“作为五、六十年代出身的学者能够一直对现代西方哲学有“品位”,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Step 3:李泽厚看到文章后当然很不爽,接受了一次访谈作为回应,后来李幼蒸看到访谈后又回应了一篇。其中有件事情很有趣。李泽厚和李幼蒸互相指责对方到处说自己坏话,责怪对方太过敏感,中间还有刘再复当搅屎棍。比如,李泽厚说自己从来没指名道姓说“我看英文稿比看李幼蒸的译文要容易懂得多”这样的话,只是常说些译文不如原文好懂,根本没指李幼蒸。是李幼蒸瞎想,又认为李幼蒸“自我感觉异常良好,文章却实在不佳”。之后又说刘再复告诉自己说李幼蒸在美国大量说自己坏话。而李幼蒸又矢口否认,说指示在哈佛举办的一次哲学会议上让杜维明不要突然离题万里地介绍起和会议内容不相关的李泽厚,后来又私下和在场的刘再复说了说关于《历史的话语》没有出版的事情之类。其它就再也没有说过关于李泽厚的任何坏话。继而指责李泽厚太敏感把别人正当的批评都当做坏话。

      这里摘抄一点两人的相互指责:

      李泽厚:

      使我感慨的是,我自认直道待人,也帮过一些“不得意”的人的忙(其中包括多次建议杜任之重用李,等等),到头来,却落得个我乃一两面派小人的“叙实”和嘲讽,真是人心险恶,可怕之至。但不实也不止是李了,例如不久前,邢小群“记述”郑惠讲我的话(郑是好人,但我和他不熟,一共见过两次面),也属不实,已有人提出异议(见《明报月刊》)。其他不属实的口头传闻就更多了,或无中生有,或极度夸张,有的离奇到难以想像的地步。但我没有什么办法,只好一律不予理睬。在1999年《己卯五说》的后记中,我倒发了一通牢骚,其中主要就是针对当时刘再复转告我李幼蒸先生在美国说我的大量坏话,但我没有点李的名。一位朋友告诫我,积毁销骨,说我如果一直不做任何反应,那些话就会被认为是事实。所以这次才做此回应。但我实在没有能力和兴趣对付这种事情。人生愁恨何能免,只好关门自读书。我之所以长期以来极少与人交往和只与极少数人交往,也不喜欢到处开会、讲演等等,这正是一个重要原因。“与人奋斗”,其苦无穷。因此,我在这里要声明一下,我仍将关起门来,一切不予理会,以后再有这种种“叙实”或评议,我便不做回答了。但愿读者不轻信就好。

      另外一点使我感触的是,我不理解李幼蒸先生大肆指责他人、极力夸扬自己,说自己的外文、见解和人格如何高超、优越,自己的书“在电影理论界产生不少影响”,如何被邀参加国际会议等等,但为何硬要把我拉上,并作为标题。他的标题是说他和我谈孔子,但这“叙实”中却“叙”不出谈孔子的任何一点实质性的内容。老实讲,我根本想不起八十年代初我和他谈过什么孔子和孔学。

      李幼蒸:

       我是没有资格写一篇“论李泽厚学术”一类文字的,因为他比任何别人都更清楚:李幼蒸是不可能有兴趣看李泽厚的任何文章书藉的(除了序跋一类,因可借以了解其“心术”)。而我敢说:李泽厚是不会放过任何机会来(偷偷)研读李幼蒸的著译文字的。他在回应文初、二稿中以他一贯伎俩故意“占便宜”(他通过故意“居高临下”姿态企图在广大不识真相的读者面前制造和歪曲信息。但我不愿意花时间卷进他那些故意误导性的编造和歪曲言辞,如他在新稿中加上“虚构、编造”等字样以为其初稿弥缝,于是在他这篇“补记”中他选择了干脆撒谎。),只不过进一步暴露了他究竟是怎么一个人。李在80年代以其落伍知识和油滑文字,利用文革甫过、青黄不接时期,确曾奏效于一时,倒也为时代留下了印迹。当前读者大概不会像80年代青年那样易于受他这种“装腔作势、冒充权威”的“修辞学”所诱吧?他现在只不过是一种历史的残余而已。

      李当初不通英文,却站出来批朱光潜,从此确立了他勇于“批判”的作风。以后还有20年时间补修英文(即使当时学英文也不犯法),但李不愿费此力气,而是在wen-ge后又一马当先出来“批康德”。这是一种严肃态度么?(关于此书资料来源,当然也有说法)李就不能先学好外语,多看几本原文书,再去批判么?李还在该书中,大言不惭,对当代西方哲学思想逐一“批判”一番,惹得法国懂中文的哲学家致信,指责李没搞懂就乱批。这不是什么立场问题,而是学风问题。至于其他著述中的作风问题,他自己一清二楚,哲学所也一清二楚,就用不着我来说了。我和他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两种背景,两种目标,两种风格),他现在选择用继续漫骂姿态以“坐实”我的“对立面”,但我怎么可能把他放进我的思想视野之内呢?我如把他这样一个时代弄潮ㄦ当成了我的“对立面”,那才真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嘲讽呢!不过,他是一个时代之典型,五十年的风风雨雨制造出了他这样一个左右逢源的角色。时代为此付出的代价(多少左中右青年曾经受其影响!)也未免太大了吧?

       至于原文都太长太琐碎,只贴链接,有兴趣自己看:

      李幼蒸的Step 1:http://www.semioticsli.com/li/a/yiwangxushi/2011/0111/35.html

      李泽厚的Step 2:http://bbs.tianya.cn/post-no01-243664-1.shtml   (其中包含了回复以及增补回复)

      李幼蒸的Step 3:http://www.semioticsli.com/li/a/yiwangxushi/2011/0111/31.html     

      当然,这中间的谁是谁非谁也不知道,但仔细读一读他们写的东西,往往不忘吹捧自己并明里暗里贬损别人,有时候对人对事极度敏感而且自尊心又极强。并不是说要在李幼蒸和李泽厚之间站队。相对而言李幼蒸是个更加奇葩的人。他的回忆里面叙述的很多事情也真的非常让人咋舌。比如普林斯顿的王浩在一个女生面前说李幼蒸英语很好,李幼蒸认为王浩在讽刺自己。当然说甘阳的时候也是(甘阳算是他的小辈了),前面说了一堆甘阳坏话,最后却要加一段“ 从历史现实角度看,甘阳编辑部不仅对于推动80年代人文科学学术思想的发展有实质性贡献,而且集中、有力地代表了时代青年学者的普遍倾向:这就是对理论化思维的要求。这种要求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了49年前和当代海外华人学术界。这一事实将成为1980年代学术思想史上的突出表徵之一。在此学术思想运动中,甘阳本人也表现出了杰出的思想领导才能。 ” 看到这种话是不是会感到有那么点熟悉呢?

      其实大家去看看80年代(以及很多90年代)那些当红炸子鸡们,这种一地鸡毛的事情还真是不少见,自认老子天下第一的一抓一大把。所以还是重复一下广播里说过的话,那个年代吧,大家恰好从精神、身体和信息上的一穷二白过来,稍微占个坑就够功成名就。那时候自由辩论归自由辩论,但这些人之间相互瞧不起的事情也是多了去了,很多人都是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如今怀念同辈来也必先明里暗里吹嘘自己一番。 既然如此认知了自己的身价地位,又把别人都想成人格和知识上的侏儒,那即便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事件,敏感而脆弱的自尊心自然也常常受到伤害。      

      另外再补充一点,你们看李幼蒸写的那些事,去掉情感、去掉他自己的揣测,去掉那些碎碎念的diss,有一点绝对可以确定的是(包括从李泽厚的回应里可以看出),就李幼蒸和李泽厚的撕逼(以及和别人的撕逼)就牵扯了一大帮当时所谓的知识分子。所以那个年代啊,表面上大家对学术争论是放得很开,但在背后还不是相互diss来diss去,各种大道小道消息传得不亦乐乎。所以啊,也没要美化那个年代。

     再再加一句,如果一定有人要把这个人那个人捧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后再来论证这撕逼那撕逼、这误会那误会谁对谁错,那真是没法奉陪(本来一笑了之的事情,搞得各种决裂各种斯不也就是这里来的么)。在学术上自知之明还是要有的;旧文人把戏还没烦够么(本来就是同辈人,非要搞出个谁地位更高谁该更尊重谁是何必呢),平等相处不好么;退一万步讲即便学术做得再好,气量小了、给别人写东西或说事情明里暗里不忘吹捧下自己等等等等这类事情这就是应该的?何况“我仍然尊敬这位长我六岁的名人”里“尊敬”这个词可不是我写的。另外,就我以前在哲学系时的经验,“思想”这种词,往往就是其他地方实在没有东西好讲了,于是开始套起这个词来。算了,反正也脱圈了,本来也就是想说说无关学术本身的事情,最后总有人还是要回到论资排辈。这倒让我想起另一件事,某学校委员会投票选系主任,某著名康德专家(倒不是邓晓芒)在发现自己票数不高没法当选时却突然反悔要重新确立选举新规则(如此不康德)。反正讲自由的是同一批人,讲平等的是同一批人,可讲论资排辈时还是同一批人。如果真是扫地僧那种人物,人家看到武功不如自己的乔峰仍然会说降龙十八掌果然是天下第一掌法、看到萧远山慕容博偷经书不会觉着少林武功你们不能借阅,而是会默默放一本经书在旁,更不会想着方法吹嘘自己武功天下第一。看到有人给钱给武功,婉拒了也不会再人家死后再来抱怨别人小气,收下了也会说一句虽然老衲用不着,但愿意拿此前此物行善,为施主添德。回到现实,王阳明又是何等人物?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学能立派,人家从出世到入世再到心性都是知行合一典范。粉丝硬要把这人那人吹成和上述的人等同,也真是只能更招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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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4 16:4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1-5 16:59 编辑

媒体人金庸与他进击的《明报》

   

    作者邹思聪

    自由撰稿人

    在1962年,创刊不到三年的《明报》,突然成为香港报刊的一时之选。

    在此之前,金庸创办的《明报》只是一份小报,从1959年创刊以来,《明报》一直靠金庸的武侠小说以及独有的精彩马经,狗经,明星的轶闻艳史来招徕读者。

    彼时,《明报》日销量已上升到22000份,比之于许多小报,成绩堪称优秀。然而,这远不是金庸的理想。

    一年之前,《明报》已经决定转型。1961年7月16日,金庸发表社评《本报进行加强国际新闻》,“从明天起,逐步加强国际新闻,严格遵守公正无私、不左不右的立场,拥护中国人的利益,香港人的利益。”

    但1961年的《明报》,并未正式涉足严肃政治和新闻,直到1962年5月,广东的饥民为了求得生存,开始逃往香港。

    然而这样关乎香港稳定繁荣的大事,香港的大多数媒体并未做好准备。在普遍左倾的世界思潮冲击下,香港的很多报纸全线左转,对于大陆的负面消息一概沉默,而许多右派大报也对此反应姗姗。

    当然,《明报》除外。

    “金庸出身《大公报》,自然知道你们对付异己的态度”

    金庸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定报道五月逃港潮的。

    按照《明报》之前的中立立场,如果报道五月难民潮,会有两层忧虑。作为老板,金庸首先考虑的是非法入境者问题并不好报道。而更让他顾虑的,则是可能会引起“左派”报刊的不满。

    彼时,左倾思潮不仅仅存在于大陆。共产主义吸引着全世界的知识分子,相反,资本主义正陷入政治和道德的危机。

    香港亦是如此。中共建国之后,大公报从张季鸾时代的“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客观立场急遽左转,成为香港最大的“左派”报纸之一。除此之外,还有文汇报、新晚报、晶报、香港商报等四家“左派”报刊。

    金庸本出身于《大公报》和《新晚报》,也在此写作武侠成名,在《大公报》左转之后,忍受不了而离开。他深知“左派”报纸打击异己的方式。金庸后来写道,“金庸出身于《大公报》,自然深知你们对付异己的态度。我们决定刊登五月人潮的消息,金庸内心难道不怕么?难道不想到自己安危和妻子儿女么?”

    然而,从1962年4月起,《明报》的记者都开始抱怨,因为他们所写的难民消息一律都没有见报。记者们去边境采访之后,个个回来都异常沉重。记者们对报社的不作为不满,纷纷质疑自己的老板,“这样的大消息也不登?”

    港闻版编辑韩中旋、王陵在此时也站在了记者的一边,一直向金庸争取发稿,“采访归来的记者蓬头垢面,满脸泪水”,向他们哭诉,抱怨。而出于对“左派”的顾虑,金庸仍然没有答应。

    直到手下大将采访部主任雷炜坡和记者陈非以辞职相逼,他们力争,即便《明报》不刊登,“左派”报纸不刊登,香港其他非“左派”报纸,《成报》《星岛日报》《华侨日报》也会刊登。况且,整个香港都被难民潮所牵动——港府对于如何安置聚集在梧桐山的难民一筹莫展,香港居民也忧心忡忡……这个老板终于被说服。

    在后来与《大公报》的论战中,金庸解释,“我们不能视若无睹,只好刊登一些。但再过几天,《明报》的采访课整个沸腾了。记者们从边境带回来的眼泪,洒在编辑部的桌子上和地板上,他们激动地表情和心酸的言语,使每个人的良心不能平静。”

    终于,《明报》开始大量刊登独家新闻。这个被逼无奈的决定,将成为“左派”报纸围攻《明报》的把柄。在未来,《明报》不得不面临一场战争,而金庸甚至会遭遇死亡的威胁。

    但现在,《明报》忽得大名,纸贵洛阳。

    “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

    从5月8日开始,《明报》开始零星的试探着报道难民潮。而5月11日起,下定决心的金庸几乎派出所有记者——到沙头角、粉嶺、元朗、罗湖等移民聚集的地方一线采访。

    5月11日的《明报》头条并非难民新闻,而是本港新闻,“昨晚九龙荔枝角道停电带来一场大火”,“少女跳海”,“少妇割颈自杀,下体亦有血流”……看上去,一切都和那份格调不高的小报无甚差别,但潜藏的暗流,在翌日彻底涌现。

    5月12日,《明报》以《大陆人民波浪式涌入香港,边境军警搜捕亦疲于奔命》的大横幅头版报道逃港潮。在头条下方,又有记者撰写的《偷渡者皆具无比决心》来描述难民们不顾一切的逃港,报道称,“许多人已偷渡六七次,他们获中共批准出境米证即取消。后退无路,唯一办法就是闯入香港”。“人浪向香港冲来,廿四小时内不停,当局已感到棘手……他们不心灰,又做第二次偷渡,或第三次,四次……直到成功为止”。

    到5月13日,《明报》发表头条《官方公布偷渡者万人被捕,港督昨赴边境巡视难民营》,《港政府首次发表声明,人潮袭香港数字庞大》,称“非法入境者包括农民工人及学生……大陆人民非法偷渡入境者越来越多,官方宣布逮捕者达万人之众。”而在《自晨至午捕获千人,偷渡者如水银泻地》中,记者详细描写了偷渡者分别由沙头角落马洲打鼓岭渗入,“今日凌晨陆续有大量难民非法逃入边境已为警察截获……他们是由中英边界之梧桐山进入”。

    除了大量地细致报道难民情况之外,《明报》也发表了表明态度的社评。在1962年之前,金庸还是靠武侠为人熟知,但至此之后,他的社评将比小说更加知名。金庸的社评在大逃港的报道中,让《明报》迅速的区别于其他报纸,独树一帜。

    社论浩叹,“巨大的痛苦和不幸!”。然而,人道主义的关怀和现实处境的艰难仍然摆在《明报》的面前——“由于连续三年来大陆上的灾荒,粮食发生严重困难,他们便背井离乡,来到香港。这些人百分之九十以上,获得中共当局的出境许可,但未被香港批准入境。据说,中共当局批准其出境后,还给米票取消,因此他们如果一次入境不得,势必至于要第二,三次的前来。但香港地方这样小,如何容纳得下源源而来的大量人民?”

    面对饥民的惨状,和香港容纳不下的现状,社论说:“最近我们很少发表社评,因为事实上,许多问题我们困惑不安,可是又提不出可行的合理办法……这样巨大的痛苦,巨大的不幸,谁都会感到束手无策。”

    然而,连篇累牍的报道仍在继续。5月14日,《明报》发布了头条《边境采访记》,介绍“大陆人民非法抵港路途增加,偷渡者继续源源进入香港境内,自晨至午又有数百人被逮捕”之后,便是一篇《梧桐山中云愁雾惨,遗下不少伤病妇孺》。《明报》记者龙国云等人看到,香港当局出动大批警察拦截难民,导致大量偷渡者被堵在山上,老弱妇幼在山上摔倒跌伤,水尽粮绝,不得已而吃树皮,木菌,别无他法,只有坐以待毙。

    翌日,15日的《明报》便刊登龙国云的特写《梧桐山上惨绝人寰》,尽管,这并非现代意义上新闻专业主义的特稿。龙国云写道,“此刻,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把已经观察的事实,重现在各位面前。”

    报道分为四部分,“人性与同情”、“吃树皮木菌”、“创伤了小心灵”和“遥远的期待”,细致的描述了梧桐山上的难民惨状——“许多偷渡的老弱妇幼,在山上跌伤,患病,他们水尽粮绝,坐以待毙。至亲的人,也无法相救,于是夫弃其妻,兄舍其弟……谁无父母?谁无骨肉?这些不幸的人,急待援救。”

    特写的右侧,是难民获得医治的最新新闻,《非法入境之患病受伤者获许在港留医》,副标题则是“传说有万人在华界边境等候机会再偷渡入本港”。下方是一篇人物稿,《慈母背雏儿翻越梧桐山,母死儿生哀啼尸侧》,“同行者恻然但无人愿加援手”。

    而最为震撼读者的,又是《明报》的社评,在报纸最右,几乎竖排通栏的大标题《火速!救命!请立刻组织救援队上梧桐山》。

    社论写道,“一个偷渡的中年妇女因体力不济而在梧桐山上死了,她携带的孩子坐在母亲身旁啼哭,每个人经过孩子身旁,没有一个人敢抱了他走,因为谁都感到自身难保。我们热切希望,这个孩子现在还没有死,能有人抱他下山。……我们在香港的居民,幸而没有受到饥饿的威胁,但我们多数也都是从大陆来的,只不过早了些时候而已。想到那些陷身于苦难中的同胞,谁都会感到恻然难过。我们亟盼中共当局派人来救援,也亟盼本港当局派人去救援。”

    面对每天增加的难民,《明报》并无两全的对策,但在大量地实地采访之后,一向中立的《明报》表达了先救人的态度,这篇社论在文末,几乎是大声疾呼,“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

    而此刻,香港官方正忙于堵截和遣返偷渡者,并不关注难民的生存状态。香港“左派”报纸则始终缄默不语,只字不提。而一直以知识分子为对象,关心大陆事务的《星岛日报》等右派报纸也是在5月15日之后才以显著篇幅,报道难民消息,《明报》比它们早了五天以上。

    详实的特写、全面的逃港潮呈现以及以社论之重的大声疾呼,引起了读者的巨大反响。众多读者致电询问报道所写难民的最新情况,并表达要施以援助的意愿。

    之后,《明报》会有更大的动作,在财力人力都不及《星岛日报》《华侨日报》等大报的情况下,这份报纸将另辟蹊径。

    “读者纷纷响应本报呼吁”

    5月16日,《明报》依然是一整个头版的难民潮内容,头版头条是《偷渡抵港饥民昨日破空前记录》,接着报道《军警自晨至午截捕约三千人》。记者写道,“一个逃港的少女对本报记者称,淡水的上老屋村,上山屋,下山屋,石桥,上下廖屋等村已十室九空,居民百分之八十走向香港”,“人潮波浪式淹至遣送工作赶唔切粉嶺临时收容所内,十六座营帐住到满,军警搜捕偷渡者,山头一片哭声。”在报纸中左部分,记者则着重描述港人对难民的救助,“上水围村做善事,施粉施茶,分派过路饥民”。

    而在报纸正中的内容,则只可能为《明报》独家享有,因为它来自明报的读者——《读者纷纷响应本报呼吁,愿参加救援队上梧桐山救人》。

    这是《明报》的独家救援,其他任何报纸,即便是《星岛日报》等大报,都没能做到这种地步。

    社论写道,“大陆饥民来港,有如一副悲惨之流亡图,烙印本港居民脑海,本报昨日社论,高呼‘火速救命’,获得广大反响,询问关于捐款救济同胞之情况,不少读者,愿参加救援队上梧桐山救人。本报已定今日再携带食物往边境赠予各同胞。”

    除此之外,还答复读者关于昨日报道中婴孩的疑问,“又读者郑太询问山上那个可怜的婴孩的卜落如何?知已经被救下山。关于他的下落,已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本报记者对此,甚感抱歉。”报告最新的救援情况,对读者疑问进行答复,以及作为报社本身进行救援,皆为《明报》独家。

    17日,《明报》继续以巨大的版面全方位呈现众多内容。

    报道灾民及其寻亲的细节。“一批抵港难民找寻香港亲人”,“不堪长途折磨,老人病重山中,挥手命两侄儿自寻生路。他们向记者求救,只得相对泫然。”“边境山头一片呼儿唤母声,闻着心酸肠断”,“‘淡水叶阿福,你响边处?石龙袁九,阿妈来揾你呀——’听到人心酸泪落。”

    报道救援的尴尬和官方的拒绝援助。“伤病妇孺僵卧山头,急待粮食医药救济,宗教团体及各社团已个别出动”,“三个宗教团体带埋医生上山救人,结果被警员赶走”……“红十字会香港分会声明,对边境之难民问题,不拟采取任何行动。”

    报道持续涌入的灾民。“翻遏梧桐山由坪峰入境者,约在千人以上。遣返警车进入罗湖前,仍有人冒死跳车逃走。”

    《明报》以中立的笔触描述各方态度和作为,而在新闻对比中,《明报》对于红十字会和官方的拒绝救援亦没有批评,而是代替官方,自己行动。

    这日,《明报》发起了为难民募捐活动,更别出心裁的在17日的《明报》头版中央,公开透明的公布了捐款人的姓名——《本报读者捐款芳名》。

    在这篇“报道”中,有个人捐款,亦有工厂、商号和社团捐款,有捐一元两元的,也有捐五元十元的。《明报》都公布出来,并计算出总数,当日共收得捐款一千五百一十六元。在文末,《明报》也不忘提示读者,“如有热心读者捐款,可联系本报采访课或来电示之”。

    以报社的公信力和读者群为独家优势,《明报》呼吁和救援难民,而这些商号、工厂及社团不仅捐款,还自发组织团队,前往边境,向难民派粮。

    5月18日,《明报》仍然公布新增的捐款人姓名和捐款数额。然而自发的救援已经不再可行。因为“英界再增建铁丝网”,港府的禁区范围扩大,到处不准进入。很显然,《明报》的独家救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惹恼了香港警司和政府。

    到5月19日,《明报》不得不停止接受捐助,“限于各种环境关系,未能顺利展开救济,故暂时停止接受捐款,祁读者谅之。”“各种环境关系”就是指港府扩大边界禁区范围,不希望居民因为同情大陆难民,而与执行遣返任务的军警发生冲突。

    正如金庸所言,“许多问题我们感到不安,可是又提不出可行的合理对策……这样巨大的痛苦,巨大的不幸,谁都感到束手无策。”难民悲惨可怜,香港却是弹丸之地——不援助,难民会愈加凄惨;援助,则会令边区情况更加复杂,增加警务工作困难,更无形中鼓励了更多的非法移民。

    面临人道关怀与现实处境的冲突,不止《明报》,整个香港在此刻,都显得鞭长莫及。

    “要小小的香港来者不拒?”

    逃港潮不好报道,金庸的第一个担忧应验了。现在,纯人道式的呼吁已经不再合适,因为大量难民逃港的影响,已从边境扩散开来。

    此时,由于边区局势趋于严峻,警务处长警告港人,“远离边境禁区附近,违者将罚款五千元或监禁两年”。这条新闻在19日的《明报》也头条报道。到20日,港督发布命令,“边界禁区扩大,凡唆使及劝导别人非法入港者,依例可罚款两千元或入狱一年。”

    折中之下,《明报》在5月21日,由之前纯人道的呼吁,变为对香港处境的现实考虑。社论《协助警方,共度难关》写道——

    “大陆上大批同胞的涌入香港,使香港当局面临着一个极困难的问题。这种情况之棘手,任何人都是见得到的。台湾在大说风凉话,说香港遣返非法入境的中国人民,乃是不近人道。联合国中,也有人在攻击香港。其实试问台湾和联合国,为什么台湾只允许每年收容一千人(据外国通讯社消息,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台湾今年只收容了一百名难民),却要小小的香港来者不拒?”

    “边境上的大新闻,已经刊载了十多天,这十多天中,总算没发生什么重大的不幸事件。我们天天在担心,说不定哪一天,会有重大的意外发生……在成千成万的群众大场面中,在太阳如火的大热天里,在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之下,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他们必须保护香港的安全和利益……香港本地居民们尽力维护秩序,协助警方。”

    《明报》的担忧变成了现实。这一天,上水地区发生。一辆遣解非法入境者的警车在粉嶺赛马会道上通往上水村行驶时,一些男女孩童向车上的难民投掷粮食,而遣解车不慎撞伤一男一女,人群喧哗。而现场一名外籍警司和警员到场维持秩序,被人袭击,最终导致出动新界总部防暴队,驱赶了在场人群。两天之后,粉嶺地区又有学童被撞伤,几乎又酿成,防暴队用滕盾和防暴棍驱散了在场的五百名群众。

    到22日,《明报》头版报道了《遣解车辗伤送粮人,上水发生骚动》,“纷乱中洋帮办被打,情急之下拔出,幸警司及时制止不致爆出大祸。防暴队奉紧急命令开抵骚动区”。与此同时,明报再次发表社论《请勿加重警方困难》——

    “我们一直在担心,边界上难民入境的问题中,可能引起什么严重的冲突事件。如果有这样的事发生,对于任何人都是不利的。昨天,果然由于接济同胞,因而发生拦阻警车,撞伤儿童的事故。虽然幸好纠纷没有扩大,但难保以后的局势不致更趋恶化。”

    “我们认为,目前的首要之务,是使边界平静无事,这是全港三百二十万居民利益之所在。大陆上的同胞源源而来,这是香港人所无法控制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支持香港警方,使他们能够谨慎地,合乎人道地处理这个难题。香港不想开罪中共,也不想使这些非法入境的同胞多受痛苦。人人都可以看到,当局一直是以同情而宽厚的精神来对付非法入境者。”

    社论也承认警方处理问题时的一些粗暴现象,“当然,可能有极少数的人脾气难免暴躁,然而如果是你去做这样苦难的工作,说不定你的脾气也会暴躁起来的。我们绝不认为脾气暴躁是适当的,只是看到,这是一件不幸的事,人人要存一种同情而宽厚之心,不对任何人苛求。”

    同时,由于许多记者到边境正常采访被当局干扰,《明报》在文末也不忘争取自由报道的权利,“各报记者采访这个新闻,目的是使广大市民知道真实情况,事实上正是在协助当局圆满处理这个难题,希望当局能使记者获得应有的权利。”

    23日,《明报》发表社评《巨大的定时炸弹》,开篇即写道,“我们并不愿意危言耸听,故意夸大,但是这却是香港所遭遇到的最大危机。以弹丸之地的香港,无论如何是无法收容源源不断的来者。但所来的每一个人,又都是我们的同胞,怎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露宿荒山,妻离子散?”

    “从情感上说来,谁都同情这些难胞;而在理智上,我们必须认清楚,这是一个很有危险性的、具有爆炸性的难题……事实上,这件事好比是一个巨大的定时炸弹,警方人员正在小心翼翼、全神贯注的设法移开,是否能够安全解决,现在还未可知……不要忽视这个危机——我们是否能够继续安居乐业,和这个大炸弹是否爆炸,有很大的关系。”

    一连数日,《明报》的克制报道和冷静评论,让读者在同情难民之时,亦不再与警方发生冲突。而《明报》的理智呼吁,也得到忧心如焚的香港民众普遍的认同。

    与此同时,《明报》并没有停止对难民的帮助,而是采取了另一种方式。

    “来港者可放心领身份证”

    到五月末,难民潮情况终于有所好转。

    5月24日,《明报》有两大新闻分置头版左右两边。第一则是关于中共关于难民政策的新措施,“被香港遣返之难民,不准在深圳停留”,这样就让大量难民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偷渡,由边界涌入的难民,终于开始逐日减少。万难之中,整个香港都松了口气。

    第二则,则是《明报》指导难民如何申领身份证,“新由大陆来港之人今日可放心领身份证,排队申领表格者将不致遭受检查或逮捕”。原来,港府采取了“抵垒政策”——对于凡是已经进入市区的非法入境者,都可以向人事登记处登记,领取身份证。

    在5月25日,《明报》继续报道身份证申请情况,“政府发言人对本报记者称,申请领证者无任何人被拘。登记分处昨日开张,门前逾千人排长龙”。这一报道起到了安抚人心的作用,大量难民前往办理身份证,不再担心这是“阳谋”。

    26日,又一批难民得到安置,“偷渡入境大陆人士已办妥登记手续,移民局召见问话唔使惊。”“在港有亲人照顾或有职业将可获准居留”……

    直到5月31日,《明报》依然坚持报道移民局安置难民的新办法——《新来港人士领身份证,当局今起实施新办法》,文章报道——领证人士隔夜排队,而新法可能会减少挤迫。而且,新法较之前简化,移民局的问话也会因人而异。而那些生活职业得到安定的人,会更容易申领身份证……至此之后,五月人潮的报道才逐渐离开《明报》的头版头条。

    此后数月中,《明报》依然隔三差五地报道难民入境的最新情况。在难民潮的报道中,全方位的新闻与特写,人道与理智兼备的社评,以及持续对难民进行安抚和提供指导,《明报》经此一役,赢得了声誉和销量——然而,狼群也正在逼近。

    “恶毒反华”

    由于在五月逃港潮中的数篇社论都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明报》的社论一举成了这份报纸的招牌。

    《明报》社论在8月再露锋芒。彼时,北京向阿尔及尔赠送大量粮食和钢铁,这让亲眼见过逃港难民惨状的金庸感到震怒。8月31日,《明报》不再顾及香港“左派”报纸的敌意,第一次在社论中,把矛头明确指向北京——

    “阿尔及尔的内乱结果如何,我们不大关心。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为了支持阿尔及尔的新政府,决定送九千吨小麦,三千吨钢铁去。大陆上由于粮食不足,香港人节衣缩食,将一磅两磅的粮包寄往大陆,但大陆却对痛痒无关的阿尔及尔赠送粮食,一送便是九千吨,九千吨便是一千八百万磅,便是九百万个小邮包,等于全香港居民每人送了三个小邮包给阿尔及尔人。至于三千吨钢铁,还未折算。”

    “中共的经济困难我们很同情,但在这时期,决不可再对外国慷慨。对外国慷慨,便是对本国人民无情。等于一个人在酒楼中十元二十元的搭上女招待,却让家中的妻子儿女挨饿。”

    炮膛上弹之后,9月18日,《明报》再度炮轰北京,“要求中共减少输出粮食”,9月22日,《明报》社论继续批评人民公社,“今年收成比去年好,是中央对于人民公社的自由市场开放,生产权力自公社下交到生产队等措施的结果。这只有证明,从前的人民公社制度根本行不通。”

    9月23日,《明报》社评甚至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标题批判人民公社的荒唐,“将农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土地、农具、牲口、副业等全部充公,非天下大乱不可。这是违反基本人性的……‘为己’这两个字,不但是人性,不但是动物性,而且是生物性的。要七亿人在一晚之间竟然觉悟,个个为公不为私,实在是‘唯心’主义之至。”

    《明报》已经彻底离开小报之列,五月末,《明报》日销量上升到三万一千余份。到下半年,日销量则突破了四万份,数月之间,增幅便超过了过去三年的惨淡经营。

    那时候,《明报》已经成为一份备受知识分子推崇,亦受国际重视的权威大报,誉满天下,谤亦随之。而所有的故事都始于1962年5月,这份进击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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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鹤麟:查良镛,作为传媒人的金庸 (2018-11-05 17:0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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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金庸 武侠小说 传媒人         分类: 历史探秘

程老汉不读武侠小说,不是对武侠小说有意见,而是对武侠小说无感。所以,梁羽生、古龙等武侠小说作家,程老汉只闻其名而已。但金庸不一样,因为他不仅是武侠小说泰斗,同时也是传媒前辈。他一手创办了《明报》系列报刊,亲手为《明报》写了20余年社评,端的是“左手写社评,右手写小说”。

《明报》创办于1959年,1962年就一飞冲天,那年发生了广东饥民逃港潮。香港媒体里面,《明报》第一个挺身而出,做了系列追踪报道,查老板写了系列社评。

1962年的逃港潮在5月份形成高峰,平均每天有5000“南下大军”,短短一个月15万人逃到香港。传媒人邹思聪曾在港大缩微胶卷室里研读过大量创刊初期的《明报》,包括1962年5月到9月《明报》的所有胶卷,他写道:“从5月8日开始,明报开始零星的试探着报道难民潮。而5月11日起,下定决心的金庸几乎派出所有记者——到沙头角、粉岭、元朗、罗湖等移民聚集的地方一线采访。”“(香港其它)报纸也是在5月15日之后才以显著篇幅,报道难民消息,明报比它们早了五天以上。”

查良镛说,“我们不能视若无睹,只好刊登一些。但再过几天,明报的采访课整个沸腾了。记者们从边境带回来的眼泪,洒在编辑部的桌子上和地板上,他们激动地表情和心酸的言语,使每个人的良心不能平静。”

5月15日,《明报》发表有关逃港潮的第一篇社评:《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的生命!》

当时港英当局只管抓捕和遣返非法入境的内地人,绝不肯对他们施以援手。《明报》坐言起行,发起为内地逃港同胞募捐活动。他们开辟专栏,公布捐款人的姓名,连捐一块钱的都公布。

响应《明报》的呼吁,宗教团体、同乡会组织和新闻媒体共同发起“援助有困难的人民”行动。香港市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自发救助来自内地的同胞,前后共有十几万人次,送衣、送食、送水到逃港同胞集中的上水华山。市民还用各种方法保护华山上之亲友,包括接走、匿藏家中或市区。香港市民这次对内地逃港同胞的慷慨救援,史称“华山救亲”。期间,《明报》报馆曾一度成为救援物资中心。



曾任金庸私人助理的香港传媒人张圭阳写到:“香港居民的这类自发行动,无疑使边区情况更加复杂,增加了警务工作困难,也无形中鼓励大陆移民再度非法入境。警务处长于5月18日向居民提出警告,不得擅闯边境禁区,否则会被罚款五千元或监禁两年。翌日港府亦扩大了边境禁区范围,希望拘捕及遣返非法入境者的工作更加顺畅,免受居民的干扰,《明报》亦马上支持香港政府的决定,5月19日在第四版公布‘本报暂停接受读者捐款’,理由是‘限于各种环境关系,未能顺利展开救济,故暂时停止接受捐款,祈读者谅之……’。所谓‘各种环境’,就是港府扩大边界禁区范围,不希望居民因同情大陆偷渡客而与执行遣返任务的军警发生冲突。”

张圭阳又说:“《明报》亦两度发表社评,呼吁居民勿阻碍警队工作,加重警方困难。社评立场,已由纯人道式、中国同胞式的‘火速救命’的呼吁,转变为站在香港立场,更为现实地看待移民潮问题:‘……我们呼吁市民,不要阻挠警方处理这难题,不要认为警方执行任务,是对我们中国人含有敌意。……不要轻视这个危机,我们是否能够继续安居乐业,和这个大炸弹是否爆炸,有极大关系。’”

媒体人邹思聪说,“一连数日,明报的克制报道和冷静评论,让读者在同情难民之时,亦不再与警方发生冲突。而明报的理智呼吁,也得到忧心如焚的香港民众普遍的认同。”



1962年5月底,逃港潮情况终于有所好转,由于内地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涌入香港的内地人,开始逐日减少。而港英当局也接受现实,凡是在港有亲人照顾或找到工作的,都可以向人事登记处登记,领取身份证。《明报》报道有关情况,称“来港者可放心领身份证”,又指导逃港者如何申领身份证。


近些年,美国兴起“解困新闻学”(Solutions Journalism),该学说主张媒体积极介入社会问题,并探索各种解决途径。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戴维.伯恩斯坦(David Bornstein)认为,好的解困新闻包括对观点、事件和社会机构的深度挖掘、批评性的评估。“解困新闻学”的理念可以归结为两个“H”:“Help”与 “Hope”(帮助与希望)。美国《圣迭戈联合论坛报》(U-T San Diego)的首任“解困新闻学”编辑凯伦.克拉克(Karen Lin Clark)就说:“我的任务是提供希望……而非仅仅提供信息。我提供的是帮助和希望”。

现在许多媒体只停留在发现问题之上,这里不对,那里有错,报道完毕。该怎么解决问题呢?许多媒体都不认为他们该管到这一步。有的媒体,甚至见猎心喜,看热闹的不怕事大,只管一路鼓噪,煽风点火,吸引眼球就行。还有的媒体,只管与政府作对,逢官必反,为反对而反对,以为这才是传媒天性。例如目前的美国主流媒体就一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对,逢特朗普必反。有些主流媒体人士解释说,若是希拉里当总统他们也会这样对待希拉里。

程老汉认为,美国学者之所以现在提出“解困新闻学”,针对性相当强。



而查良镛先生,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经是不仅报道问题,还提出解决之道,甚至自己行动起来,直接参与解决问题。

1962年5月,在报道逃港潮期间,《明报》的一篇社评这样说:“最近我们很少发表社评,因为事实上,许多问题我们困惑不安,可是又提不出可行的合理办法……这样巨大的痛苦,巨大的不幸,谁都会感到束手无策。”

凤凰卫视老板刘长乐先生对凤凰评论提出的要求是:积极、善意、建设性。多年来,凤凰卫视的评论员们一直在实践着这7个字。而用这7个字来评价查良镛时代的《明报》,挺合适的。

拳拳之心,苍天可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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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和他的《明报》传奇

深蓝财经
百家号18-11-0209:55

徐可意:金庸一直坚持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制约了政府,保障了人民权利,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明报》。
认识金庸,绝对是从武侠开始,但是钦佩他,绝对不只是武侠。人称金庸有两支笔:一支是写武侠小说的“世界第一侠笔”,另一支是写社评的“香港第一健行”。如果说写武侠的金庸是个作家,那经营《明报》、写社评更能让他在作家中也出类拔萃。他自己也说过,“《明报》是我毕生的事业与声誉”。

看《金庸与明报传奇》这本书,是刚进大学时候的事情,而再次读它,又是另一份感觉,410页的书,竟然厚重了不少。内容如名,这本书主要便是从社会变迁、报社组织、行业角色三方面来考察《明报》的发展史,并从各方面展示了华文世界独一无二的金庸传奇。当然,书本的厚重还在于它以《明报》的发展为线索,在我们面前摊开了宏大的历史画卷。对于生活在内地的我来说,它让我知道了很多我不知道、也很少有机会知道的历史事件,以至于合上书本的那一刻,心里感触颇深。
罗孚说:“《明报》的成功,不是金庸一个人的功劳,也毕竟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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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的成功是金庸智慧的体现
最初诞生时的《明报》,是金庸为了不让自己的武侠成果被盗版商撅走而使用的“自己发行,自己赚钱”的工具。从办《野马》变为办《明报》,只有短短两个月,《明报》的诞生,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在这种情况下投入大量资金,金庸的勇气很值得赞叹。但是,面对创刊初期的困境与危机,光有勇气远远不够。从日销8000份的小报到现在几十万的销量,这个飞跃,与金庸的智慧是分不开的。他的智慧,主要在五方面。

文化:金庸办报的目的是为了他的小说,而他的小说,也成为了创刊初期《明报》吸引读者的主要原因。金庸的小说章回曲折,衔接良好,他为了《明报》,也是费尽全力,增加了章回字数,多次带病坚持。虽然以武侠为主的初期《明报》并不成功,而不得不采纳读者意见增加社会新闻等,《明报》也尽量在报纸文化质量上做到最好,金庸一边打品牌效应,不惜花重金请雷炜坡,一边又在选材,刊登上都把关。即使刊登艳星照片,也不走黄色路线……这些措施,使得《明报》有个较高的起点,在读者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也为后来奠定了一个基础。
不得不提《明报》的社评,金庸作为“第一健行”,文化之厚,有目共睹。倪匡在文中写道:“《明报》社评,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九),由金庸亲自执笔,见解之精辟,文字之生动,深入浅出,坚守原则,人人称颂。就算意见完全和他相反的人,也不能不佩服他的社评写得好,这是金庸在写小说才能之外的另一种才华的表现。”

写社评,便一定会引经据典,金庸社评的一大特色,便是儒学。金庸运用儒学的目的,旨在传承中国文化,但是与此同时,《明报》的档次被提升,儒学强化了《明报》作为知识分子报纸的形象。
经济:办报纸的本意为了赚钱,《明报》作为一个事业,在经营过程中极致体现了金庸的经济头脑。抓住机遇、不断创新、大胆改革、与时俱进,是我看了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明报》初期一切都在摸索,从版面的多次改动到报纸内容的设计,《明报》经历了不懈的探索,并且取得一些成效。例如,《明报》第一次小的成功——黄应求事件,正是受益于及时的改版。
传媒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有很大关系,乱世出英雄,《明报》的突破就得益于乱世的把握机遇。1962年难民潮涌入香港让金庸看准了时机,积极促使《明报》从小报向大报发展,销量也得到不断上升。66年到69年的社会动乱,金庸成功地将《明报》办为包括杂志、月刊、周刊、晚报的报业集团,《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更是给《明报》带来了极大的利润。金庸能够把握机遇,顺应时代的潮流,更是说明他拥有敏锐的经济直觉。
事物发展总会有瓶颈,传媒的停滞会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当《明报》遇到瓶颈时,金庸用提早出纸、出经济晚报、学生报(长远考虑培养读者群)等一系列方法,使得《明报》一直前进,不断发展。
《明报周刊》发刊词中道,“不论是处理国家大事,不论是经营任何大小事业,不论是研究学文或者学习技能,不断地修正总会胜过自以为是,死硬不改的作风。”这是《明报》成功的秘诀,也是媒体获得成功的要领。
品德:《明报》是一份善良的报纸。从它的内容、导向,金庸的《明报》给人一种具有良知的感觉。开设便民版面,首先要考虑百姓的生活,才知道他们欠缺什么,需要什么;打破对非法入境者问题不予报导的立场,虽然是记者所逼,但是正如金庸在社论中写道,他受到事实和良心的严重考验,如果没有那份良知,金庸如何敢断然与“左派”分手?否定原子弹,不赞成核电站,他的出发点“希望世界和平”、“关心香港的安全”难道不是合情合理?香港的时候,金庸站在工人一边,坚定告诉他们要同舟共济。
一个经历过世事沧桑的66岁的老人落泪——金庸为学生落泪和辞去立法草委的决定使得自己和《明报》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一年的时间,发行量就由11万份上升到18万份。
金庸的人格魅力不仅仅体现在他的文章中,他邀请报社成员一起聚餐,也会开着玩笑和大家游地铁车,他的随和增进了《明报》的团结,《明报》是一个家,金庸是家长。
精神:《明报》是金庸一生的爱,他对于《明报》执着的精神,让人感动。上市,集体领导,改革组织结构……这些决策,对金庸个人来说,并没有太大好处,但是他依然坚持着做,他希望的,是“《明报》成为最好的中文报纸,不会因为我死了就办不了”。
反对“左派”,会让自己陷入不安全的境地,面对生命受到的威胁,金庸依然勇敢。
金钱,地位,名誉……都有了,足够了,是否休息?金庸说不,不会满足眼前的成就,他不断追求。
传媒往往成为政府的工具,但金庸一直坚持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却在事实上制约了政府,保障了人民权利,金庸一直追求的自由精神,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明报》。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生活中随便的金庸在《明报》上可不随便。他会为写一篇社评找长时间的数据,他会在改文章时仔细改正标点符号……金庸细致的精神会影响一代一代的明报人,让《明报》在历史的长流中立于不败之地。
善良、执着、勇敢、自由、细致……这些难能可贵的人格魅力,不正是现今媒体缺少的么?当功利社会一切都和利益挂钩,忽视了人格的魅力,他们的成功,或短时间,或小规模。《明报》的成功能够带来启示:报纸是智慧和人格的结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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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让他更伟大
写到这里,转过头去问香港室友:“如果在香港,想买报纸的话,一般买什么?”
“《明报》。”
“那……香港人眼中,提起金庸,先想到的是《明报》还是武侠?”
“武侠。”
“那金庸办《明报》对他本人的话有什么影响?”
“让他更伟大。”
回答都很干脆,也很说明现实。先有金庸,后有《明报》的观点是正确的,金庸以武侠小说名垂后世,查良镛则以政论闻名于当今。《明报》因为金庸而成功,而金庸从一个“武侠作家”到“文化名家”也是与《明报》分不开的。
虽然查老后来经常会抱怨“写了小说给人看,办了报纸给人赚,后悔啊……还不如多做点学问”,但是,在他心中,《明报》永远值得他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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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4 20:0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1-4 22:32 编辑

金庸的儒释道江湖

不是东西刘老师  今天
一 道家:从庖丁解牛掌到独孤九剑



金庸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开始创作很偶然(因为好友梁羽生来不及供稿),写作态度也未必很端正。起初金庸大约是并没有创造自己的江湖的打算,也没想过这里面可以寄托多少文化内涵。

所以这部小说开始的时候,套用了许多旧武侠的门派和武功名目。新起的名字,也很没有创意。女主人公的武功,可以叫三分剑术;大反派的招数,可以叫无极玄功拳……这种名字,当然也不能说多不好。只是雅不到碧海潮生曲的地步,俗不到打狗棒法、蛤蟆功的地步,更没有独孤九剑的遗世独立,葵花宝典的政治内涵,总之,就是平庸。

男主人公陈家洛的武功,叫百花错拳。综合天下武功,但总有一点小改动,这个创意,特别梁羽生。好在区别很快就显示出来了:梁羽生笔下,这么创造出来的天山剑法,就天下无敌了一部又一部。陈家洛用这套拳法只击败了一个状态不佳的周仲英,后来面对一流高手,就再无值得夸耀的战绩。而百花错拳的发明者天池怪侠,对这套拳法则干脆不用。博洽而俏皮,只是媒体写手的高招,没法和真正的专家拼功力。

于是很自然的,引出庖丁解牛掌。

这是《庄子》里的名篇,讲“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其实差不多就是以无招胜有招,专找敌人破绽打的意思了。这是个精彩的创意,但这里用得还有点飘。第一,陈家洛读到的这卷《养生主》,是回族高手的遗物,这是个文化碰撞、交流的好题目,如果是后期金庸,无论如何会展开一段情节,这里却轻轻放过;第二,庄子的妙处,在于与正常认知逆反,这里陈家洛武功上觉悟了,人生却没有什么大的波折,所以武功的意蕴,和人物的命运,仍然是剥离状态。

但无论如何,有了这么一个开端,接下来就有无限可能。

于是就有了独孤求败的剑冢。四柄剑,第一柄“凌厉刚猛,无坚不摧”,端的是弱冠时代的意气;第二柄紫薇软剑已经被弃之深谷,理由是“误伤义士不祥”,心事拿云的少年,要不要成为油腻中年,最容易进退失据不知所措,人生大错往往由此铸成;第三柄玄铁重剑,“重剑无锋,大巧不工”,这境界是儒家和道家最相通的地方,《庄子》书里也有许多借孔子之口发表的议论,往往就在这一层;最后“不滞于物,草木竹石均可为剑”,才是庄生齐物,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对四柄剑的描述,就是一位绝顶高手的一生。杨过遭遇剑冢时,正是他未曾谋面的紫薇软剑的状态:天下第一流的武功学了大半,正如盛开的紫薇花开繁似锦;始终未臻一流高手之境,与大反派对决,仍更多靠花样百出的“软”劲;杨过倒是没有误伤义士,自己却断了一臂……所以俯身拾起玄铁重剑的时候,也正是他人生的大转折。但至少到《神雕侠侣》结束的地方,杨过仍远不能突破重剑的境界。因为他终究不是道家人物,自我坚执而炽烈。少年时代的叛经离道也好,伟业成就时的为国为民也罢,杨过身上,终究只有郭靖的和反郭靖的,而没有非郭靖的。

所以还要有令狐冲。令狐冲武功的突破,常源自人生的挫折;而武功有了飞跃提升,往往也不能并不能解决什么困境,反而是卷入更大的危机。这种绝望感无力感,才真像是从庄子书里流出来的。庄子生在一个机遇无限的大时代,热衷名利可以做商鞅做张仪,甚至跑到齐国稷下去写写书吹吹牛,也有丰厚的待遇,但庄子就是不去。正如可以问令狐冲:不入魔教也就罢了,为什么少林派你也不去?

写《笑傲江湖》时的金庸,已经不是写《书剑》时那个自己也不知道江湖该是什么样子的金庸。所以风清扬传授令狐冲剑法,各种议论都像是随口说的大白话,不像陈家洛的武功,唯恐人家不知道是出自《养生主》,有炫耀文化品位的嫌疑。《笑傲》中有一场令狐冲与武当掌门的比剑,冲虚道人的长剑不断画圈,无数圈圈组成一个移动的堡垒,让令狐冲竟无破绽可寻。冲虚的剑法,其实也是在为《庄子》作注释:



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


但最后令狐冲不管不顾,一剑直刺圆环的中心,冲虚的剑法也就破了。这是《庄子》之意,超越了《庄子》之文。庄子说:“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此之谓也。



二 释家:七十二绝技的变迁



金庸所以信佛,访谈中提及缘起,是与1976年十九岁的长子自尽有关。其时距离1972年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连载完毕,也已经数年过去。但金庸对佛教的兴趣,显然早在这个时间点之前。故陈世骧评价连载版的《天龙八部》时,已有“这样的人物情节和世界,背后笼罩着佛法的无边大超脱”,“恻隐佛理,破孽化痴”等语。

《天龙八部》的创作,当然大量运用了佛教的信息。这个名词本来就是佛家语,连带派生一个问题:一天,二龙、三夜叉、四乾达婆、五阿修罗,六迦楼罗,七紧那罗,八摩呼罗迦,这八部众小说里分别是指谁?

看最初连载的版本,金庸本来大概还是有所指的,但写着写着,情节运行的逻辑,突破了原始大纲。原来有些被设置为八部之一的人物,被抛弃不用(修订是自然被彻底删去),原来大概并未想到的乔峰,却一出场就立刻站稳了第一男主角的位子。八个人物对应八部,自然就完全不存在了。所以金庸强调,“只是借用这个佛经名词,以象征一些现世人物”。不说清自然是最妙的,越发显得世相无穷。而把问题留给网友猜测争执,低俗的想,也有利于更长久的保持小说的吸引力。

金庸拒绝说清的更典型的例子,就是少林七十二绝技究竟是哪七十二项,他绝不会像《水浒传》排列一百单八将,或《西游记》最后开具荒诞不经之经目那样,完完整整告诉你,而是这里出现几门,那边耍上几套。

少林七十二艺的说法,不是金庸发明,但历史却也并不久远。大致不过是民国时的地摊文字,什么双锁功、抱树功、拔钉功、跳跃法……种种名目,浓郁的乡土风扑面而来,就是民间武师想象的产物。

到了金庸手上,变成了般若掌、千手如来掌、多罗叶指、无相劫指、拈花指……这自然是文化人的想象了。其实这些名词佛教意味浓郁倒不是重点,更重要的是,金庸为少林寺设计了完整的教学、科研体系。《鹿鼎记》里澄观老师侄言道:



“咱们少林派武功循序渐进,入门之后先学少林长拳,熟习之后,再学罗汉拳,然后学伏虎拳,内功外功有相当根柢了,可以学韦陀掌。如果不学韦陀掌,那么学大慈大悲千手式也可以……”


这些都是少林武功,但并不在七十二绝技之列。似乎少林长拳、罗汉拳、伏虎拳之类,都是初等、中等教育,然后韦陀掌和大慈大悲千手式是文理分科。这些学完,才算进入本科阶段,开始七十二绝技的研习。七十二绝技的差别也大,有的似乎是应用型学科,上手容易,但最终成就也受限;而如般若掌的功夫,难以炼成,可以探索的境界却没有穷尽。另外,有类似学工部的戒律院(当然管得比学工部宽,毕业了也要管),有类似研究生院的达摩堂,还有心禅堂之类特别的科研机构。所以也难怪当年的大学生爱读金庸,这里面确实太容易看见自己生活的影子。

个人感觉,金庸创作小说时,对佛法有体悟而尚无信仰,是大幸事。就好像古代小说,有重点讲人生或鬼怪故事最后让老和尚出来点化一下的,也有通篇刻意宣扬佛法灵异的,前者几乎一定比后者好看得多。文学作品与任何一种信念,都还是保持一点距离为好。

小说里的佛法,妙在不深。所谓“有情皆孽,无人不冤”,大白话是每个人都不容易,其实也是很日常的体验。《侠客行》最后,写石破天参破石壁上的武功,原因是不识字,读不懂繁琐的注释,眼中只有一幅幅图画。金庸后来回顾这个设定,说:



大乘般若经以及龙树的中观之学,都极力破斥烦琐的名相戏论,认为各种知识见解,徒然令修学者心中产生虚妄念头,有碍见道,因此强调“无着”、“无住”、“无作”、“无愿”。邪见固然不可有,正见亦不可有。《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法尚应舍,何况非法”,“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皆是此义。写《侠客行》时,于佛经全无认识之可言,《金刚经》也是在去年十一月间才开始诵读全经,对般若学和中观的修学,更是今年春夏间之事。此中因缘,殊不可解。


这段话,讲自己未读《金刚经》而情节设置与经义暗合,大概也有点暗示自己有慧根的意思。但此中因缘,当然其实是可解的。一般不读《金刚经》的人,禅宗的片汤话“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也是耳熟能详的。把石破天的成功和这段话联系起来,其实更容易些。

研究对经典的注释,固然是过去许多读书人安身立命之本,但被繁琐的注释弄得筋疲力尽,吐个槽也很自然。《侠客行》最后一句“白首太玄经”,是汉代扬雄的典故。小说写众家武林高手对于注释的种种争论,其实更像汉代经学界的状况。所以后来儒家也有抛弃注释,直接解经,甚至“六经注我”的倾向。

学者里有一派,认为金庸开始是儒家,后来变为道家,最后是佛家。看金庸封笔不再写武侠之后,在政坛、学林的事功,就知道这个判断恐怕不确。即使确实成了佛教徒(李敖们是很怀疑的),但以出世的心肠,做入世的事业,论迹不论心的话,还是儒家。



四 儒家:打狗棒法与降龙十八掌



金庸笔下,最有儒家气派的,其实是丐帮。丐帮的日常当然是艰苦的,这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但是最著名的两位丐帮帮主,洪七公好吃,乔峰好酒,这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加上“唯酒无量”,分明就是孔夫子本人了。

丐帮两套压箱底的武功,打狗棒法和降龙十八掌。前者如丧家狗孔夫子的自嘲,后者拍出去,却是孟夫子的浩然之气。

打狗棒法是权变之学,共有绊、劈、缠、戳、挑、引、封、转八诀,大旨就是和别人不要正面对抗,巧妙的周旋将敌人的攻势消于无形。孔子其实是很有些滑头的。《墨子·非儒》里很集中的骂过。《论语》里的表述其实也不少,什么“民之多辟,无自立辟”,什么“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言危行逊”,什么“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就是该封的封,该转的转。

但权是儒家眼里最难的一环,不有圣人的境界,就特别容易变成无底线的小人。所谓“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所以帮主之外,打狗棒法不可传人。

降龙十八掌出自《易经》,有意思的是,最著名的一招,不是飞龙在天,而是亢龙有悔。飞龙在前是乾卦九五爻的爻辞,对应帝王的命数,皇帝叫“九五至尊”,就源于此。小说中对这一招只是泛泛带过。于“亢龙有悔,盈不可久”的内涵,却有详细阐发。这里面,隐然是有一种对无远弗届的君主权力的不信任。

就武功的气质论,降龙十八掌是“天下阳刚之至”,却特别容易让人联想到《孟子》里著名的“养气章”: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则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


强调浩然正气出自生平一贯的正义行为,而不是偶一为之的善行。《射雕英雄传》最后著名的情节,裘千仞说你们谁没有恶行,那就过来杀我。结果旁人都羞惭退开,只有洪七公慨然上前。一般论者都注意到裘千仞的问题和《圣经·新约》的渊源,却较少人谈到,洪七公的回应:



不错。老叫化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都是恶徒,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好巨恶、负义薄幸之辈。老叫化贪饮贪食,可是生平从来没杀过一个好人。裘千仞,你是第二百三十二人!


这底气却是源自《孟子》:“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所以,裘千仞想用基督教的忏悔态度来挤兑众人,却被洪七公用孟子一派儒家的饱满自信拍了回去。这场对话,大可看作中西文化的一次碰撞。

但这种简单乐观的自信,终究难以面对纷繁复杂的事实。萧峰阻止辽国皇帝攻打宋朝,救了万千生民,却成了国家的叛徒。我们以今人的眼光看来可敬,萧峰自己却“行有不慊于心”,按照孟子的逻辑,浩然正气开始消散,降龙十八掌失去了凭依,萧峰的生命,也不能不走到尽头。

郭靖之后,降龙十八掌无传人,不是智商天分不够,而是从耶律齐开始,人格力量便不足了。《倚天屠龙记》里史火龙强练掌法而瘫痪;《笑傲江湖》里解风生活不检,《雪山飞狐》里,丐帮帮主沦为朝廷鹰犬,这倒隐然是一条从原始儒家到蕞尔小儒的颓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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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良镛与《大公报》的小秘密(上)/罗海雷
2018-12-02 03:17:11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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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二○○九年,查良镛探访大公报报馆/大公报资料图片

  查良镛是武侠小说大师,也是一代报人,这已有公论。近期写他、怀念他的文章可说是铺天盖地,基本都是高大上的描述。他曾经说过:“我这辈子和太多的人交往,有太多的秘密,不方便公开。”有些人讥笑查良镛在有关中国问题上为“机会主义者”和左摇右摆的“墙头草”,当了解他在香港成长的历史,就更能够读懂查良镛的一生。而这段历史很多是与《大公报》有密不可分的关係,我的父亲罗孚(原名罗承勋)曾是查良镛在《大公报》的上司,在他离开报馆以后也一直保持联繫,是少数知道他与《大公报》秘密的人,这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心。

  一九四七年底,其时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大公报》,老闆胡政之希望留一手準备,计劃恢复香港馆的运作,他从重庆、天津、上海三馆调派二十人左右的队伍来香港,我的父亲是其中一名,而查良镛不是在这名单裏面。他最终能够来香港因为在名单裏面的一位上海同事,当时刚刚新婚燕尔,不愿劳燕分飞,这个“苦差事”只好让查良镛代劳。这个事情知道的人比较多。现在看来这是查良镛命运转接点的开始。

  到北京外交部求职

  一九五○年查良镛向《大公报》辞职北上到北京外交部求职。这裏可能需要为年轻人补充一些背景材料。新中国建立前后,不少南来香港的民主人士、热血青年都希望回到内地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其中就包括《大公报》燕京大学毕业的两个高材生刘克明与谭文瑞,他们是在一九四九年由名记者范长江带领下回京,二人后来任职於中宣部和《人民日报》,还有几年后受到沈从文号召北上的黄永玉等。有文章说因查良镛是得到邀请北上,这个说法与他后来在北京的经历看来不太脗合,我的估计他最多是受到时为外交部顾问梅汝璈的鼓励,梅是中国国际法的权威人士,曾任东京战犯法庭中国首席官。文章还提到查良镛获周恩来助手、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的乔冠华告知,以其背景不可能在外交部获委以重任。

  但据我所知,查良镛找到外交部负责人的过程还是挺曲折的,他是通过当时在《人民日报》工作的原《大公报》记者高集先找到杨刚,杨刚也是毕业於燕京大学的《大公报》老员工,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左翼三大女记者之一,当时是周恩来办公室中唯一的副部级秘书,主管外事宣传。杨刚是一位热心大姐,喜欢助人,当年也是父亲在桂林《大公报》的领导,她与乔冠华熟悉。究竟是她还是乔冠华告诉查良镛看来是不重要,关键是他被告知一个党外人士想在外交部得到重用不是这麼简单的事。

  经过深思熟虑,查良镛就像当时决定北上一样,迅速而坚定地做出回香港的选择。从这次北上经历看出查良镛既有冒险进取的性格,也有灵活应变的能力。要知道当年北上的人很少愿意空手而回。

  重回大公一波三折

  回到香港应该是一九五○年的下半年,查良镛重回《大公报》也是一波三折。当年《大公报》主要负责人提出质疑,说这裏是他要来就来,要走就走的地方?父亲作为报馆一个年轻领导,最终提出一个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就是查良镛不回《大公报》而是加入新成立的《新晚报》。《大公报》和《新晚报》关係是一个老闆,一个办公地点,两个品牌,两个编辑队伍。只有少数人像父亲是在两部分都有职务,父亲当年是《大公报》副总编辑和《新晚报》总编辑,一度曾负责系统内《香港商报》的工作指导。

  当年香港经济还没有起飞,社会上还是人浮於事,好的工作不容易找。但香港对於查良镛已经不陌生,加上他懂英语,要在香港找到一份餬口工作还是不难。像他这样能力,他可以争取考港英政府的公务员,也可以申请美国新闻处的工作。查良镛年轻时一次被迫转学,一次上了开除名单,大学时代在中央政治学校又被迫退学,他对於新中国的嚮往是有缘由的,虽然北上碰壁,他依然对於《大公报》这个平台是看重的。如果此时就离开《大公报》,可说是双方的损失,他的坚持在四年后得到回报。

  这裏需要说明一点,一九四八年底胡政之在上海病逝,其时局势开始明朗。从美国留学、工作回来的杨刚说服了报馆其他领导层,港版的《大公报》发表了声明,向读者宣布立场的改变。从此香港《大公报》慢慢成为左派新闻阵营的重要一员。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以后,在香港居住的华人,开始分成几大阵营,凡是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被认为是左派,拥护中华民国的人是右派,这两者之间有大量的人就成为中间派,在这部分人中主要是希望在香港能够安家立业的老百姓,当然还有部分是亲英派。查良镛在北上碰壁的背景下,还是选择回到香港左派阵营,说明他这时的政治倾向。

  《新晚报》利用了一九五四年澳门大比武的新闻,最终引发了香港新派武侠小说运动,这是很多武侠小说迷知道的事,无论《大公报》的陈文统(梁羽生)或《新晚报》的查良镛(金庸)都是书生论剑,据说大公新晚编辑部唯一会武功的人就是黄永玉,不过此时他已经上京了,不然历史是否会改写?还有一事,很少人提起的是当年内地有关部门视武侠小说为有毒的图书,就是在香港也是上不了自视为大报之堂。父亲为了扩大《新晚报》的市场,经常不按传统出牌,按照现在的观点是很有创新意识,这次直觉给他赌赢了。我在想如果此时查良镛不在大公新晚的话,他的“武侠之路”是否有机会开展?

  明报向大公报借将

  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一生写了十五部武侠小说,其中只有四部不是在《明报》连载。这包括了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一九五五年在《新晚报》连载一年。一九五六年《碧血剑》开始在《香港商报》连载,一九五七年写《射鵰英雄传》也是连载於《香港商报》。一九五九年《雪山飞狐》连载於《新晚报》,同年《明报》创刊并连载《神鵰侠侣》。《新晚报》实际上是大公晚报,这事已经说了。而《香港商报》也是属於左派周边阵营,当时的总编辑张学孔也是毕业於燕京大学的老《大公报》员工。

  查良镛为什麼在一九五七年离开《新晚报》加入长城电影公司,他从来没有解释离开动机和时机。有熟悉内情的朋友认为是大环境逼的,从外交部不信任党外人士到当年内地越来越左的政治气候,使本来一腔热情的大才子顿生异心,兜兜转转最后另起炉灶。《雪山飞狐》连载期间,突然《明报》创刊,查良镛马上迅速而坚定地做出腰斩《雪山飞狐》决定,明显地是为《明报》争取读者。这个朋友回忆当时《新晚报》裏很多人大骂,但父亲力主低调处理,让查良镛写了最后一节(晚报连载每日一节约千字)勉强收场。后来查良镛写过一篇文章,说《雪山飞狐》的突兀结尾,给读者留下悬念,是自己对小说创作手法一种尝试云云。

  据张圭阳在《金庸与报业》提到查良镛最初是与旧同学沈宝新创办一家专门为在报刊连载的金庸武侠小说结集(杂志)的出版社。杂志十天左右出版一次,在开业两个月后,在报贩建议下转为出版报纸,以期得到更多盈利,因此有了《明报》。但这时的《明报》经营方针也是以武侠小说为卖点的小型报纸。父亲保留了多封查良镛的信,其中一封的信纸位址是九龙尖沙咀,这是查良镛与沈宝新的第一家办公室。查良镛在信中提出了:“承勋兄:日前电话中谈起的两件事,想请你正式通知一下,以便前来麻烦:一、我们想来贵报资料室借些旧报,抄录一些文章。借借还还,随借随还。二、晚上要回港闻课讨些新闻,包括重要的澳门新闻。由我们记者向大公值班记者领教。又,汪济兄的帮忙,大致至迟不超过本月底。又,有何指教,请随时示知。你说‘本年度中不考虑此事’,我们紧缩一下,经济问题并不严重,但思想上的领导,仍盼‘经常考虑’。”

  提到经济问题,据张圭阳在书上说当年两人为了办杂志準备投入两万资金,但后来改为报纸,资金需要继续投入,为了维持其大股东位置,查良镛最终投入写武侠小说赚来的稿费八万元,联同沈宝新出资二万元,创办《明报》。当年八万元是什麼概念,据说是可以购买两层普通民居。如果换算今天的价格,大约是一千多万。因此多事的人就怀疑,查良镛稿费有这麼多?但也有一说是他曾四出筹集资金,最终得到在港的浙江籍富商支持。据张圭阳说,《大公报》广告部主任郭卫文也曾经出资一千五百元,究竟这是他个人投资还是代表报馆就不得而知。但一九六一年,郭退出时得到两万元回报。这时虽然《明报》经常强调政治中立,还是给行家认为是《大公报》的友报。

  (下篇将於十二月九日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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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之後的時代:俠的失落

時間:2018-11-29 03:16:12來源: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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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金庸館內江湖事,不妨到此感受一下
  金庸去世當晚,武俠小說家溫瑞安手書悼詞,「天下無雙,不朽若夢,金庸笑傲,武俠巔峰」,兩年前他曾一語道出,自《鹿鼎記》之後,「俠就無以為繼了」。有人說,金庸的離世代表着整個武俠江湖的一去不復返,其實武俠江湖早已遠去。\小惠
  千古文人俠客夢,對新武俠小說來講,武俠二字,俠雖在後,重要性卻是排第一。金庸說:「武俠小說的精神在於俠,俠是犧牲自己的利益,幫助別人、主持正義的精神。」梁羽生也認為:「寧可無武,不可無俠」。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在武俠小說的世界裏,武是工具,是方式,是途徑,而俠才是內核,是文人墨客們的願望。
  俠義形式緊扣年代
  回到武俠小說的濫觴,一九二三年,平江不肖生(本名向愷然)和趙煥亭分別發表《江湖奇俠傳》和《奇俠精忠傳》,武俠小說就此誕生,一時間,二人被稱為「南向北趙」。之後武俠小說大行其道,出現北派五大家,包括王度廬、宮白羽、鄭證因、朱貞木和還珠樓主,其中又以宮白羽和還珠樓主影響尤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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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海雷评价父亲罗孚左派言论:用词遣字恶毒
经济观察网章诗依2014-05-15 11:38我要分享 0
[摘要]任何批评内地政策的文章,“必遭罗孚在左报上撰文攻击指责,其用词遣字之恶毒,与文革时红卫兵的大字报十分相似。”罗海雷引用一家报纸的话,无情地揭示父亲尴尬的昨日。

罗海雷评价父亲罗孚左派言论:用词遣字恶毒

 上世纪六十年代,廖承志(右)接见罗孚

5月2日,罗孚辞世,引发香港与内地一片悼念之声。

作为新闻人、文化人的罗孚,有人所共知的骄人业绩:最早出版了聂绀弩的诗集;是梁羽生、金庸武侠小说的催生婆;保存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的手稿;以“柳苏”笔名写作的《你一定要看董桥》一文,让董桥文章在内地一纸风行数年;他主持的《大公报》子报《新晚报》,以趣味性、知识性见长,在上个世纪中后叶的香港报业市场上是一份成功的报纸。

此外,罗孚还是中共统战领域里的高手,以其长袖善舞的本领,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促成北美学者访问团来华访问,著名史学家何炳棣就是此次北美访华学者团的团长,他在访问之后写就的《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一文,被当时北美华人留学生广为传抄。

然而,罗孚还有一个身份似乎被人忽略了,那就是,他是1949年前的大公报人。1941年,20岁的罗孚在桂林加入《大公报》,一干就是41年。这份中国现代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报纸,成就了罗孚,也是其走上革命道路的平台,从这里起步,开启了一个知识分子与革命政治漫长的蜜月与纠结。

1949年前的大公报人,已经屈指可数。罗孚的去世,让这一群体更见寥落,人们感叹老成凋谢,也力图透过逝者渐行渐远的背影,去回望大时代中一个革命知识分子不寻常的命运与际遇,成功与遗憾。

了解罗孚文章,探寻罗孚心迹,不是难事。2011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七卷本的罗孚文集。这洋洋数百万的文字,只是罗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作品,属其晚年手笔,已经非常可观,是了解其人生下半场时的心境与思想的第一手资料。著名出版家沈昌文先生一直向人们推荐罗孚的文章,并促成了罗孚文集的出版,使这位著名新闻人、中共统战尖兵的传奇生涯及其诗酒风流,可以通过文集让世人管窥一二。

当然,罗孚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遭遇的扑朔迷离的“间谍案”,是回避不了的历史。尽管如今对此已经不再讳莫如深,且事实真相已经轮廓昭然,但考证这段公案不是本文的目的。在给儿子罗海雷所著的《我的父亲罗孚》一书所做的序言中,罗孚在文末写下这样的话:“我缅怀不羁的、荒唐的岁月以及逝去的至爱的朋友、文化人,也怀念那些咫尺天涯的老朋友们。”此时的罗孚已经九十高龄,人生暮年,他最珍视的,是曾经同命运共呼吸的朋友、同道,而不是荣华与事功。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此时的罗孚,经历过波诡云谲的时代大潮洗礼之后,已完全回归知识人的身份认同,与其他一些卷入革命浪潮的知识分子一样,走出了“两头真”的生命轨迹。

作为文化人、“革命知识分子”的罗孚,更值得回顾。

旧《大公报》成就的左派知识分子

由于家庭经济原因,罗孚没有上过大学。但是,他从中学时起,就喜欢阅读鲁迅、周作人的作品,以及苏曼殊与龚定庵的诗。在漫长的新闻与革命生涯里,罗孚显示出来的文化底蕴,将令人一再感到吃惊。

20岁时,罗孚进入桂林《大公报》。1941年的《大公报》,有重庆版与香港版,但是,《大公报》领导已经预计日军会南下,香港会失守,因此创办桂林版以做后手。后来很快就证明了这种预见。

为了安排从香港撤回来的《大公报》人员,《大公报》创办了桂林《大公晚报》。受徐铸成的赏识,罗孚很快从实习生被擢升为《大公晚报》副刊“小公园”的编辑。后来,随着战局的发展,罗孚随《大公报》由桂林而重庆,又由重庆到香港。

《大公报》奉行“不党,不私,不盲,不卖”的办报原则,但对采编人员的政治立场则并不干预。当时《大公报》里采编人员的政治光谱很复杂,左右都有,中共地下党员也大有人在,比如杨刚、孟秋江、李纯青、吴砚农等,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的爱女傅冬菊,是《大公报》的文教记者,她也是地下党员。《大公报》的第二代领导王芸生与徐铸成,政治立场上亦不同调,一个偏右,一个偏左。

在桂林《大公报》时期,罗孚已经开始给民盟宋云彬所办的《民主周刊》写专栏。专栏的名字叫“无花的蔷薇”,坚持了一年多。

社长胡政之不问政治立场,只重业务能力。一九四七年五月,《大公报》驻广州记者陈凡因报道学生游行而被捕。六月一日,国民党当局出动军警、宪兵、特务,对一些重要城市的新闻界实行大逮捕,仅重庆新闻界就有三十多人被捕,其中《大公报》占了曾敏之等八人。当时胡政之人在上海,他打电话询问报馆有多少人被抓,最后还特意问到罗承勋(即罗孚)这么左有没有被抓。

《大公报》里人才济济,燕京大学毕业的占了相当一部分。中学毕业的罗孚凭着勤奋与天赋,很快就崭露头角。他编辑的桂林《大公晚报》副刊“小公园”生动活泼,时有名家撰写稿件,颇受好评。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天,“小公园”刊登了一则对联:“中国捷克日本,南京重庆成都”,用三个国家和三个中国城市的名字组成,将中国战胜日本,即将还都南京的意思表达出来,妙趣横生,一时脍炙人口。

随着国民党的溃败,胡政之开始考虑《大公报》的去留。他认为,《大公报》不能追随国民党,因此,他选择在“国门边上”的香港继续《大公报》的事业。一九四八年三月,《大公报》在香港正式复刊。

罗孚是第一批被调去香港参加《大公报》复刊工作的。第一批去香港的,多是费彝民、李纯青、杨历樵、李宗瀛等这样的元老骨干。《我的父亲罗孚》记载,罗孚妻子回忆,当年年轻不懂事,在重庆时见到胡政之,因为不熟,二人都不会主动与老板打招呼。她感叹,反过来看,这也说明胡政之用人唯才,能包容其他人的政见,只要你有本事就成,不需要拍马屁。

晚年的罗孚,回首“大公”往事,对杨刚一往情深,曾写过数篇回忆文章,赞扬其才情,叹惋其命运。这位编辑部中的唯一的大姐,才华横溢,性格、文风,都洋溢着阳光、阳刚之气。罗孚用“千古文章未尽才”评价、形容杨刚的才情。

1939年,杨刚接替去英国留学的萧乾,编辑《大公报》副刊《文艺》,她将萧乾主编副刊时显露的多元包容风格推向新高。

萧乾主持《文艺》时,从一九三八年八月到一九三九年八月间,发表延安作家如严文井、吴伯萧、丁玲等人的作品四十四篇。到了杨刚时代,更是增加到七十五篇。

经过杨刚的介绍,罗孚在重庆时结识了不少中共在文化战线上的人士,这成为促使其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因素之一。

后来,杨刚去美国哈佛大学进修,并兼任《大公报》驻美特派员,期间写有《美国札记》一书。1949年,国民党兵败上海,杨刚担任接管《大公报》的军代表,旋即北上参加开国大典,被派到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先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委员会主任秘书,后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1955年,在“精神失常”下吞服安眠药自杀,成为旧《大公报》人诸多自杀者中的“先驱”。对杨刚之死,毛泽东、周恩来皆表惋惜。

旧《大公报》星光灿烂,罗孚不算其中的出类拔萃者,但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加之《大公报》在当时中国独一无二的影响力,罗孚的眼界、人脉迅速拓展,为其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香江的风云与斯文

1949年春天,香港《大公报》宣布起义,从此与香港《文汇报》一起成为左派报纸,肩负着独特的使命。

在香港,报纸高度竞争。为了适应香港市场,贴近本地市民需要,一九五零十月,《大公报》创办了子报《新晚报》,这份新报纸与《大公报》《文汇报》一道,构成了当时香港左派报纸的第一梯队。

《新晚报》初创时,罗孚任副刊编辑。当时,《大公报》调集大部分骨干人员参与这份新报纸的创办,李侠文担任总负责人。半年后,其他人陆续返回《大公报》,只有罗孚与严庆澍留了下来。后来罗孚升任总编辑。

罗孚认为,《新晚报》是以“知识性、趣味性”立足香港报业市场的。其中,尤以五十年代的“唐宋金梁”最为有名。唐是笔名唐人的严庆澍,著有《金陵春梦》,宋是笔名宋乔的周榆瑞,著有《伺卫官杂记》,金是笔名金庸的查良镛,梁是笔名梁羽生的陈文统,二人开创了新派武侠小说。这四人的作品在《新晚报》上连载,成为该报的销售利器。

新派武侠小说的催生人,正是罗孚。

一九五四年,香港太极派与白鹤派的掌门人准备比武,因为香港禁武术,擂台摆在了澳门。当时,许多港人特意跑到澳门观看比武,一家报纸更以头条新闻报道了此事。当时罗孚已担任《新晚报》主编,目睹此景,他灵犀一动:为何不在报上连载一篇武侠小说,来满足“好斗”的读者,以促进报纸的销路?他和几个编辑商量后,很快定下来,大家一致认为事不宜迟。结果,第二天登预告,第三天就开始连载了。

当时的梁羽生与金庸,一个是《大公报》副刊编辑,一个是《新晚报》副刊编辑,都是文章好手、快手,也都是武侠小说的爱好者。不过,彼时的武侠小说,尚处于传统套路,等待突破与创新。梁羽生以新文艺手法创造武侠小说,而喜欢电影的金庸则借鉴了电影艺术,二人一起,开创了新武侠小说时代。

不过,历史总是充满了偶然性。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金庸曾经跑到北京到外交部找工作,幸亏没有成功,否则后来的《明报》与那些被金迷热爱的武侠小说就无由产生了。新派武侠小说的诞生,从罗孚的一念到后来的蔚成气象,路途上同样布满了偶然。

第三日,梁羽生的处女作《龙虎斗京华》就和读者见面了,并大获成功。但是,他是《大公报》的人,见到他的武侠小说大受欢迎,《大公报》让他也给自己写,梁羽生无法同时给两家同时写,只好舍弃《新晚报》,这时候,早就见猎心喜的金庸就顶替上来了,他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隆重登场,用罗孚后来的话说,“以更成熟的魅力”吸引了读者。

罗孚不但催生了新派武侠小说,还催生了最早的对新派武侠小说的评论。内地“文革”前夜,罗孚在香港创办了文艺月刊《海光文艺》,这是一份不分左右兼收并蓄的文学期刊。当时的金庸,已经脱离《大公报》,自创《明报》,且政治立场与办报理念与左派的《大公报》《文汇报》迥异其趣,特别是,《明报》与左派报纸围绕“核子与裤子”之争,曾经爆发过旷日持久的激烈论战,左派与金庸及其《明报》俨如敌国,不相往来。罗孚鉴于武侠小说不登文学殿堂的现实,决定找人写梁羽生与金庸武侠小说的合论,以满足读者的兴趣,提请人们重视武侠小说。

罗孚让梁羽生写这篇合论,梁羽生答应了,但条件是不署自己的真名,如果有人追问,罗孚要担待起来。罗孚同意了,梁羽生写出了《金庸梁羽生合论》,实事求是地分析二人各自作品的特色和优缺点,连续三期在《海光文艺》上刊载。这是最早的对新派武侠小说的评论文章。

结果,这篇文章引起左派阵营的极大不满,认为是在吹捧金庸,有人甚至说写这样的文章将来“死无葬身之地”。

不过,这些,都还是纸上风云。罗孚在另一条看不见的战线——统战工作上的活动,虽然静悄悄,但却同样风云满袖,紧锣密鼓。

根据罗孚的说法,当年中共在香港统战工作的重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台、对国民党工作,另一方面是对香港的上层人物、特别是民族资本家。按《我的父亲罗孚》一书的观点,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是罗孚从事统战工作的起步期。那时的罗孚,经过多年历练,开始变得活跃,喜交朋友和喝酒,常与文人聚会,高谈阔论。报馆附近的一些北方餐馆是南来文人的聚会之所。

回看罗孚本人关于统战工作的有限描述,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罗孚本人和当时的从事者们的高度的文化修养。这一点,从罗孚围绕一代大儒徐复观展开的统战工作中可见一斑。

徐复观曾经主持过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后来矢志向学,成为一代通儒。但是,他对共产党始终采取激烈的批判立场。罗孚是冲着徐复观曾经的情报生涯去的,待与徐复观相熟后,发现他已经与国民党政府疏远。不过,徐复观正直的人格令罗孚由衷尊敬,直到其去世前,罗孚一直与其保持着联系。

在与徐复观的交往中,旧体诗成为罗孚进行统战的工具。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徐复观去台湾看病,病中有诗云:中华片土尽含香,隔岁重来再病床。春雨阴阴膏草木,友情默默感时光。沉疴未死神医力,圣学虚悬寸管量。莫计平生伤往事,江湖烟雾好相忘。读到这首诗后,罗孚找到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王匡,问其是否有兴趣用一首诗问候徐复观的病。

王匡与徐复观认识不久,他对这一统战“任务”了然于胸,欣然命笔:

海角奇葩一瓣香,三年同梦不同床。偶见毫端生秀气,跃然纸上现豪光。未终棋局烦谁计,待补金瓯费众量。只恨识荆时已晚,个中情意岂相忘。

诗中充满对徐复观的恭维和期待,虽是统战之作,未见高明,但还是看得出文化的底蕴。

徐复观在病中立了遗嘱,其中深以未能赴曲阜亲谒孔陵为“大恨”。罗孚为此寄诗给徐复观,表达怀念与慰问之情:故人憔悴卧江关,望里蓬莱隔海山。每向东风问消息,但依南斗祝平安。论交十载师兼友,阅世百年胆照肝。一事思量增惆怅,孔林何日拜衣冠。

徐复观赴台看病前,罗孚曾与他约定,病好之后,一起北上幽燕,包括到曲阜游孔林孔庙。可惜,徐复观未能痊愈。一代大儒的精神返乡之旅,成为永远的恨事。

暮年诗赋动江关

著名记者、作家曹聚仁旧学根底深厚,但他在文章中曾写到:“哪知和《大公报》的朋友相识以后,才知道李侠文、陈凡、罗承勋诸先生,都会写旧诗谈旧学,从旧诗词中写出新意境,远不是区区所可企及。我的自许,实在太可笑了”。

这是他的谦虚,但也道出了一些实情。一九四九年前的《大公报》自然卧虎藏龙,群星闪耀,但四九后的香港《大公报》,包括罗孚在内的一些人,身上依然可见到《大公报》的流风余韵。

然而,罗孚晚年,对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间自己的文字,采取了近乎全盘否定的态度。

在《我的父亲罗孚》一书中,罗海雷不客气地指出,罗孚写的所谓“时事评论”,长时间脱离不了一个“左”字,对于大跃进与三年大饥荒,完全没有想到会是政策路线出了问题,反而认为是反对派造谣、苏修的迫害,都是人家错。

任何批评内地政策的文章,“必遭罗孚在左报上撰文攻击指责,其用词遣字之恶毒,与文革时红卫兵的大字报十分相似。”罗海雷引用一家报纸的话,无情地揭示父亲尴尬的昨日。

上世纪九十年代,罗孚曾在媒体上撰文,公开向自己曾用文字伤害过的人道歉。

八十年代初的“间谍案”,客观上成了罗孚文字生涯的意外救赎。案件宣判后,罗孚当即假释,从此客居京城十一年。期间,他享有的自由完全不似一个“间谍”应该享有的:可以访朋会友,可以发表文章,当然,用的是笔名。晚年的罗孚,客居北京期间,写作热情激情喷发,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篇什,成为了解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的一份视角独特的记录。

罗孚客居北京的十一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作为从资本主义的香港来的资深新闻人,他成为一个特殊身份的观察者。同时,罗孚也是一个交游广阔的人,居京期间,他遍访文坛前辈如夏衍、沈从文、萧乾、常任侠等人,与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吴祖光新凤霞夫妇、黄苗子郁风夫妇、丁聪沈峻夫妇以及范用等,更是时相往还,诗酒唱和。这些著名文化人的思想、个性及言谈,以及生活中种种有趣的细节,因其近距离的接触,在罗孚笔下都得到了生动的描绘和记录。著名文学史家陈子善先生认为,罗孚晚年的这些文字,为研究当代中国文学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罗孚八十年代笔下的这些文化界前辈,近年来日益得到关注,如聂绀弩、周有光等,显示了罗孚的鉴赏力和判断力。他所著的《燕山诗话》,更是一本风格独特的小书,可当做诗史来读,也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一份视角别致的精神档案。

“庾信文章老更成,暮年诗赋动江关。”杜甫的诗,放在罗孚身上,同样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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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家罗孚过世: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
2014-05-04 06:53:41 来源: 网易艺术(北京)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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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十年,实际上是北京十一年。从一九八二到一九九三,我在北京住了十一年之久。
这十年,我和一个普通的北京居民一样,有所见,也有所闻,更有一些回忆。所见者少,所闻者多,回忆则最多。选择一些,记录下来,就成了这本不成样子的东西。
  从1982年到1993年,罗孚住在北京双榆树南里,这段时间的生活催生了后来的《北京十年》。
从1982年到1993年,罗孚住在北京双榆树南里,这段时间的生活催生了后来的《北京十年》。
  罗孚的小儿子罗海雷的《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于2011年出版,解释了父亲11年无法回港的原因。
罗孚的小儿子罗海雷的《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于2011年出版,解释了父亲11年无法回港的原因。
  罗孚在法国巴黎卢浮宫留影。
罗孚在法国巴黎卢浮宫留影。
香港资深报人、作家罗孚昨天早上在香港的家中病逝,享年93岁。
罗孚自去年4月以来再次中风,过去一年来多次出入多间医院。罗孚曾任香港《大公报》副主编及《新晚报》主编。1982年,罗孚从香港回京后,曾被要求不准离开大陆,直至1993年,这11年的经历被写进了散文集《北京十年》,也留下了一团历史疑云。
2011年,罗孚的小儿子罗海雷出版了《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对外解释了父亲11年无法回港的原因。
5月1日,《苹果日报》社长董桥退休,仅隔一天,1980年代最早在大陆推介董桥的罗孚辞世。上世纪1980年代末,罗孚以笔名柳苏在《读书》杂志上写了篇流传甚广的文章《你一定要读董桥》,董桥散文随之开始在大陆走红。不仅是董桥,罗孚也是金庸和梁羽生武侠小说大行其道的推手。1950年代,在罗孚主持《新晚报》期间,他鼓励当时的同事查良镛(金庸)与陈文统(梁羽生)撰写武侠小说在《新晚报》上连载,并捧红了这两位武侠小说大家。
罗孚原名罗承勋,1921年出生,曾任香港《大公报》副总编,并创办《新晚报》、《海光文艺》等,为香港“左派”文阵中的一名重要人物,活跃于文学界、新闻界。1941年抗战时,罗孚投入桂林《大公报》做编辑,后辗转至重庆《大公报》工作。此后被派往香港《大公报》工作,解放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大公报》里唯一直属港澳工委的党员,被委以文化宣传战线的重要工作。
作为儿子的罗海雷并不避讳父亲曾经的“左派”立场,在他看来,父亲曾经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在写作和组织新闻报道中从来极力宣传党的伟大、正确、光荣,因此也为“反右”、“大跃进”、“文革”等政治运动百般辩护,转而猛烈攻击对方,当年的同事比如金庸也成了他的论敌。连罗海雷都认为父亲有时“左气逼人”。香港左派策划“反英抗暴”斗争,罗孚是前沿领导者之一,他自己都上阵发传单、放假“菠萝(炸弹)”。
在中美建交之前,罗孚凭借其在海外文化、新闻界的人脉,为中美建交做了很多工作。1982年5月,罗孚突被召回北京扣查,被指从事间谍活动,一年之后以“美国间谍”罪名被判处十年徒刑,但旋即被假释,可在北京自由活动。直到1993年初才得以返港。此案当年轰动海内外,并在香港新闻界、文坛和“左派”阵营引起很大反响。
从1982年到1993年,罗孚住在北京双榆树南里,当时他的名字叫史林安,在一些他写的文章中他又叫“柳苏”。柳是柳宗元,苏是苏东坡,柳被贬在广西,苏被贬在广东,笔名就取这“贬”的意思,说作者被贬到京城来了。
2011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罗孚的《北京十年》一书,书中罗孚记叙了从1982年到1993年他在北京“滞留”的生活。在《北京十年》里说,“这十年,我和一个普通的北京居民一样。”罗孚在《北京十年》中从独特的视角真实记录了其间的复杂曲折,尽管只是局部,只是某个侧面。其中记录最多的是他与文坛前辈的往来,他写夏衍、聂绀弩、常任侠、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吴祖光新凤霞夫妇、黄苗子郁风夫妇、丁聪沉峻夫妇、楼适夷、舒芜、范用、萧乾、周而复、启功、黄永玉等等,以及中共秘密情报战线的传奇人物袁殊。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从1987年开始认识罗孚。在陈子善的《罗孚先生和他的》一文中,他说:“ 自1950年代初开始,罗先生一直活跃于香港报界和文坛,他是半个多世纪香港文学和文化发展的见证人和忠实的记录者。这位‘能文之士’蛰居北京十年,仍然笔耕不辍,成果累累,这些成果从两个方向展开:一是写他熟悉的香港,《香港,香港……》、《香港作家剪影》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著作就是明证;二是写北京,贡献了同样脍炙人口的《燕山诗话》和这部《北京十年》。”
时过境迁,20余年来,罗孚从来不谈自己的案件,守口如瓶。直到《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一书出版后,这一案件的来龙去脉才得以开始浮现出来,但“罗孚间谍案”至今没有官方说法。《我的父亲罗孚》首次从宏观历史到相关的人、事细节,深入剖析事件发生始末。
在《我的父亲罗孚》出版之后,罗孚的儿子罗海雷曾对媒体表示,父亲对事件的来龙去脉,一直都是不去想,也不去追究,但是对于家人来说,审查时间拖了一年,且最后竟然可以获得“高规格待遇”,由徒刑变成“假释”,是最大的悬念。罗海雷几年前开始追踪父亲的案件,他从父亲1940年代在重庆的地下工作开始搜集资料、访问,最终在北京找到当年的判决书, 该判决书是在1993年罗孚返港前才“补发”的。
罗海雷曾说,从父亲的一生和受到的冤屈中,“我看到一位革命者的心路历程。父亲是在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下,从一位文化界人士,肩负起对台统战以及对美统战任务,这是整个时代的产物,也是‘机缘巧合’。但是他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怨气,还是很平静。”

在《我的父亲罗孚》出版后,香港收藏家、罗孚好友许礼平在《苹果日报》的副刊《苹果树下》写了一篇文章《雾里看花说罗孚》。在这篇文章中,许礼平眼中的罗孚“温文尔雅,谦和谨慎,学养高,城府深,从不疾言厉色,永远微丝细眼,幽默笑谈。概而言之,是一介极具亲和力的书生,不是手无缚鸡之力、迂腐无能的臭老九,而是很有办法的文人,连些鸡毛蒜皮的琐屑事, 都能处理得好。”
许礼平在该文中还说,“罗公自一九八二年滞京以来,二○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十一点钟第一次返回《大公报》。《大公报》的地理位置已由轩尼诗道东移至北角,比起从重庆迁来香港,这点距离不算什么,但老人家与《大公报》的距离却一下子拉近了。对罗公私人感受而言,重返《大公》,意义很不一样,这也许算是非正式平反吧。”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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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0 12:1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1-10 21:01 编辑

金庸在杭州的一段情


邂逅
提起这门亲事,说来话长。抗战胜利后不久,父亲杜宗光用八根大条在杭州直通西湖的中正街上“顶”下一栋政府官员的房子,那一带是杭城名医汇集之地,高树盘墙,庭院花香,着实一个温馨的居家之所。父亲因公务缠身,先让姐姐陪母亲去那里居住,1947年8月,我也去西湖度暑假。我的家,我非常喜欢,有偌大的客厅、餐厅,楼上是面向阳台的小客厅,两边是三间大小不一的卧室,长长的西厢房,父亲是准备将来行医作家庭病房的,楼下的后院,养鸡、养鸭,还养了条狗。

偌大个杭州城,叫得响的就那么一份《东南日报》,枯燥乏味,唯有其中“咪咪博士答客问”像万宝全书,有问必答,且文字精妙,逗人开怀,是人人都要抢着看的,甚至众多杭州人为某事争执不下时,往往脱口而出:“……你要不信,去问问咪咪博士去!”这“咪咪博士”正是金庸。
一天,栏目里众多答问有下面一则:“购买鸭子需要什么特征才会好吃?”咪咪博士回答说:“一定要颈部坚挺结实,可示鲜活,毛羽丰盛浓密,必定肥瘦均匀。”我看后不以为然,实在闲得无聊,信手写了张便条寄去。

咪咪博士先生:
你说鸭子的羽毛一定要丰盛浓密才好吃,那么请问,南京板鸭一根毛都没有,怎么那么好吃?

事后一想:不对,根本问非所答,岂不存心捣蛋吗?肯定不给刊登的。哪知过了几天,突然收到咪咪博士的亲笔来信,声称“……你一定是个非常有趣的孩子,很想和你见面交谈交谈”。我一时怔住了,但又想,真能见到咪咪博士,不也是一桩开心事吗?于是先瞒着家里给他回了句话:“天天有空,欢迎光临。” 咪咪博士回复:“……决定礼拜天上门造访。”

此时行将开学,父亲正匆匆归来准备接我回上海,得知此事火冒三丈。他虽喜爱广交朋友,但对报馆的人却退避三舍,劈头给我一顿训斥:“我知道你要闯祸,这种新闻记者你去惹他干什么?好了,好了,你不要管,让爸爸来接待!”

礼拜天下午,家里严阵以待,我一直在大门口半掩着门探头探脑地四下张望。过了好一阵,远处一位身穿夏季西服,金边眼镜,头带凉爽礼帽的男士朝这边走来,这装束异常显眼,不用说就是咪咪博士。不多时他便走到我跟前,亲切地朝我笑了笑,我们僵持了一瞬——他开口了:“你是冶秋吧?”“你是咪咪博士?!”我脱口而出。“我姓查,叫我查大哥就行了。”

我将他领进院子。这时,父亲闻声迎了出来,刚一落座,父亲便开始检讨:“很对不起,真是太冒昧了,小孩子不懂事,胡乱写信,害得你百忙中还特地来一次。我实在不知道,他怎么会……”查哥哥见我闷声不响呆坐一旁,连忙说道:“没关系,没关系,冶秋提的问题很有意思。我说的是买活鸭子,他硬要去扯死鸭子。很幽默的。”

这时,姐姐冶芬很有礼貌地端上一杯浓茶,娇小玲珑清秀文雅的她是非常迷人的。感情上的事,往往就这么简单。次日,查哥哥便再次登门,送上一叠戏票,是约我们全家去《东南日报》报馆楼上影剧场,观赏郭沫若名剧《孔雀胆》。
演出者是“抗敌演剧九队”,当时他们是为了躲避去江西慰劳国民党军队,借口从无锡经笕桥来杭州献艺的。《东南日报》作了大量宣传,连市中心最大的“慧光”照相馆的橱窗里,也全是该剧的大幅剧照。那天看戏,一家人倾巢出动,幕间,查哥哥不断从身后将“可口可乐”传送过来,这可是战后最为时髦的饮料了。其实,全家人只有我在津津有味地看戏,看得入神,他们也不过是去应酬一下凑个热闹罢了,但此举无疑拉近了相互间的情谊。尔后,咪咪博士便成了家里的座上客。


旅沪
为完成初中的学业,我只得随父亲返回上海。时隔不久,查哥哥竟然也来了,原来他在数千名竞争者中崭露头角,考入了上海《大公报》。小别重逢,格外亲密。那时,他寄居在著名刊物《时与潮》的宿舍,总爱带我到此处玩耍,还喜欢指着各个景物说:“……这里也有西湖十景,你看,这像不像柳浪闻莺?那像不像双峰插云?”几乎把这些景物都取上十景名称,可见他当时对杭州的眷恋是何等依依。

一天,他对我说:“冶秋,要不要我带你到一个从来没见识过的地方去?我也没去过,到了上海不去看看这种地方,等于没有来过!”他的口气有点神秘。我一听巴不得马上就去!傍晚时分便随他来到大马路(南京路)四大公司一带,只见霓虹闪烁,车水马龙,人行道上不时会撞上一些扬长而过的美国烂水手。查哥哥指了指前面的先施公司说:“到那楼上去看看,听说有一个很大的游乐场!”
场子里有两个戏子在装模作样演戏,周围布满了桌椅,男男女女混杂其间,我们活像两个乡巴佬进城,处在进退维谷之中。这时,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走了过来,问道:“先生,玻璃杯要叫哦?”他沉稳地摇了摇手,那女人便走开了,我问他什么是玻璃杯?他忙说:“是不好的,你不要问。”后来我在一本《游览指引》的书里得知,“玻璃杯”原来就是陪酒女郎。

这天晚上我们可算是长了不少见识,但查哥似乎觉得带我到这种地方来有点失策,便说:“我是新闻记者,到处都要去看看,你还是学生,自己可千万不要来。”如今查先生著作等身,不同于我辈常人,写出如此漂亮的文字,不正得力于对生活的洞察和体验,对知识的获取和关注吗?

在我的印象中他并不善辞令,说一口家乡官话,但他话虽不多总包涵着不少意思。譬如,当初我很欣赏他的一手怪体字,表示要模仿,他便在纸上像画圈圈一样,连续写出几行字来,速度之快令人吃惊,仔细一看笔划又全都到位,我划来划去划不像,只好望洋兴叹!这时他才开口:“你看,模仿人家是弄不好的,自己的最好!”话不多,很耐人寻味。
这时,他和姐姐杜冶芬已经相恋。据说1948年3月《大公报》要派金庸到香港工作,他不是很乐意,曾写信到杭州征求姐姐的意见,她的答复是短期可以,时间长了不行。后来报馆高层同意他的要求:只去半年。

赴港前他去了两次杭州。当时许君远要他写一篇《我怎样决定到香港》在《大公园地》上发表,同事甚至预先给他起好了题目,就叫《杭州别凤记》,还画好了两个小报头。他说:“一看报头如此之美,题目又如此之艳,文章也吓着不敢出来了。”

姐姐亲自送他到上海,送他上飞机,于是两人延迟了婚礼。对这事我不知情,我只知道他对去香港曾有诗云:“南来白手少年行,身无分文走香江……”


成婚
1948年夏天,父亲辞去上海的公务,到杭州挂牌行医,小有名气,家境也随之小康起来。到了秋天,金庸忽然从香港回来,向父亲提出要和姐姐结婚,家里人都感到十分唐突,因姐姐尚未满十八岁,孝顺能干,协理家务井井有条,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如此宝贝的女儿,要远嫁他乡说走就走,怎么舍得?再说对方才学虽令全家钦佩,但一直是以友人相待的。可他俩主意已定,父母最终只好依从。

消息不胫而走,传到上海亲友那里,家里的世交、济民医院院长董伯伯(1950年代著名女中音董爱琳的父亲)出面,坚持婚礼要由他在上海操办,于是这年10月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新房订在国际饭店,这是当年国内最高的大厦。婚礼则在贝当路国际礼拜堂举行,姐姐披上洁白的婚纱,好似天女下凡,由长兄陪同踏着红地毯在乐曲声中徐步上前,遗憾的是查家无一人参加,众人都觉奇怪。原来查府在海宁乡下,得知婚礼将按教会仪式进行,只好托辞不来了。
傍晚,在南京路上的康乐酒家举办了西洋社交晚宴,真是宾客盈门,整个底层连周边的夜花园全给包下了。查哥自然要接受众多别样的目光,但他始终面带微笑,不卑不亢地朝四下点头致意,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个二十来岁的外乡人,在这等场合便具有如此沉稳的心理承受力,难怪是会干出一番大事的。

婚后查哥去办前往香港的手续,查哥的父亲查树勋来接姐姐去海宁观光,也邀我和长兄同往。我们三兄妹随查伯伯车到硖石。船到袁花镇,老远便看到查氏宗族的深宅大院。史学家陶菊隐老先生生前曾对我讲,早先查家某房的长女,就曾下嫁给与蔡锷齐名的军事将领蒋方震(蒋百里),大科学家钱学森后又成了蒋家的翁婿。他们和海宁相国陈阁老的后裔陈家,同属那一带的望族。

这里家族兴旺、名人辈出,是一个文化底蕴极深的小城镇。金庸的开篇之作《书剑恩仇录》说的就是本乡祖辈留下的故事。金庸祖上曾当过丹阳县知县,查伯伯也经营过大钱庄,不过,到了上世纪40年代末期,查家也似乎远不如前,查伯伯手执扁担挑柴锄地样样做。那些天他整日为我们料理生活,深秋未尽的时节,他便关照家人,在我们各人的被褥里,放置一只大得出奇的“汤婆子”,生怕我们受凉了,弄得我们哭笑不得。请他别太客气,老人嘴里就不停地唠叨:“应该的,应该的,良镛结婚真麻烦你们家了!”真是一位谦和质朴的长者,令我深怀敬意。
不幸的是,解放前后,浙南山区土匪顾秀英弟弟曾在查家躲藏了几天,临走时把一支偷偷藏在金庸妹妹后院仓库里。后来顾把这事泄露给了同道,镇反时邻村一个土匪揭发了这件事,尽管查伯伯并不知道这事,仍被扣上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的罪名于1951年4月被枪毙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由当地政府平反,可他那和蔼可亲的笑脸,终究是再也看不到了……

离别
不久,查哥和姐姐乘船去了香港。1950年初,姐姐突然回来了,并说查哥哥可能调回内地工作。大家都格外欣喜。因为新旧社会的更迭,各方面毕竟有所变化,往后两地进出,也不会太方便了。

不多时,查哥也来了,后来知道他是去京求职未果,败兴归来顺便接姐姐回香港的。但此时姐姐已不愿回港,那时他们住在湾仔,查哥担任国际版的编译工作,全是通宵达旦,加上查哥为了到北京求职,一去就是很多天,她在香港那边既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又不适应查哥的生活规律。她又不会说粤语,不愿一个人出去,生性活泼幽默的她自然寂寞难耐。但经父亲再三规劝,她依然顺从查哥的意愿同回香港,后来在长城电影公司担任过场记。
几个月后姐姐来信说:查哥写了大量影评文章,心情很好,还为此取了个“林欢”的笔名。“林”是因查杜二字的部首均为木,从而移花接木为之林字;“欢”自然是指他们当时幸福快乐的生活。现在有些传媒添油加酱,把他们后来的分手,硬扯到姐姐阻碍丈夫北上求职、导致查哥愤然“抛妻离职”的“壮举”上去。姐姐的青年时代,纯净慧敏,至少给查哥的生活和文思,留下美好的瞬间。事后,查哥曾对父亲说:“是我没有照顾好她!”应该是真诚的。

数月后,姐姐真的回来了,但已是这年秋末。后来一直在父亲身边学配药,就再没回香港。直到1953年初,查哥才到上海和姐姐办了离婚手续。我告了个假,陪他去淮海路“宝大”西菜馆共进午餐,随后又散步到复兴公园。由于关系上的突然变化,我们之间不如往常那般亲密无间了,话都不多,也兴奋不起来,他只是问起我怎么当演员的。我则告诉他,现在我就是和当初演《孔雀胆》的那些演员在一起。他一听大感意外,怎会有这样的巧事!连忙用自拍机与我合影一张,并说:“回去以后把它登出来,说是和一位大陆青年演员的合影!”临别赠我一架“贝贝勃朗宁”袖珍相机,要我以后拍些照寄给他。

1959年《明报》创刊后,查哥出于尊重给父亲寄来一信,说他完成多年来自己办报的愿望并告知已和一位香港大学的优秀生结婚了。

一晃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大陆物资供应极端匮乏,他主动寄来猪油等食品。谁知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姐姐竟因这桩“海外关系”受到残酷的打击和折磨,我们的家庭也遭连累。

1981年金庸首次回大陆,受邓小平接见,可谓衣锦还乡,风光无限!途经杭州时兴致勃勃托熟人去母亲处,表达要见见家人的意愿。可叹老家楼下正在大修,不便待客。而且实在是“十年浩劫”的阴影太深,母亲心有余悸,最后决定改去兄嫂家聚首。由于事出突然,姐姐略有尴尬,但她还是赶过去了。不料接待人员已将兄嫂驱车接往西湖饭店,让她扑了个空。那时又没有手机之类可通话,兄嫂和查哥又都不知姐姐扑空之事,日后也没机会解释。

1985年,我家收到一纸汇单,去银行取款时,方知是查哥寄来的。为此,我一直认为他秉承了当年的诺言:“我们还是朋友”!不想前几年在网上风传金庸在香港回归前后对记者说的那些话:

“年轻时,喜欢一个女孩子,明明知道不合适,或者没机会,也照追可也。”

“我的第一位太太Betrayed(背叛)我,第二位太太是我Betrayed她,第三位太太……”

如何如何。

我看了实在不以为然,但想一个名人说句不入耳的话,你去申辩,便成炒作!姐姐只能噤声,我更不便开口。反正,所谓Betrayed的前因后果,就让多事者去猜谜吧!我只知道,当年他们是相爱结婚,他们离婚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爱尚且存在不足吧。但我要说句公平话,查哥没有亏待过我们,但他却未必知道我们家人为他承担过多大的惊吓。而今大家都是年逾耄耋之人,姐姐早过金婚之年,查哥也已儿孙满堂,还是友情为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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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2 21:39 | 显示全部楼层
刘兆玄:金庸对人物的塑造天下第一 跟曹雪芹媲美

环球网 01月11日 00:53 关注
原标题:台湾前“行政院长”、知名武侠小说作家刘兆玄:把儒家“王道”融入武侠小说

[环球时报记者 吴薇]“台湾的武侠小说作家,我喜欢的第一位是古龙,第二位就是上官鼎”。这位被金庸先生盛赞的“上官鼎”正是台湾前“行政院长”刘兆玄。1960年,17岁的刘兆玄与兄弟以“上官鼎”的笔名合写《芦野侠踪》,之后又出版《长干行》《沉沙谷》《烽原豪侠传》和《金刀亭》等一系列作品。大学毕业后三兄弟相继留学深造,1968年登报宣布封笔。2009年刘兆玄辞去台湾“行政院长”一职后重新拿起笔,发表了90万字的《王道剑》等作品。近日,他接受《环球时报》专访,畅谈心目中的“武侠”和“王道”。

  和金庸互称“武林前辈”

环球时报:金庸先生去年过世,他称赞您的话是在怎样的背景下说出的?能否谈谈您和他的互动?

刘兆玄:我跟金庸先生见过几次面,也聊得很不错,互称武林前辈。他称赞我的话是从哪里传出来的,其实我不知道,他没有当面跟我讲过。不过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沈君山先生(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著有《浮生三记》等,2018年9月去世),他转述说金庸跟他聊起上官鼎的时候很江湖地讲了一句话,“上官鼎在台湾第一,天下第二。天下第一是谁,就不必讲了”。我和金庸先生的互动其实不是那么多,但有几次他来台湾,我们有机会见面。我对他的作品读得很多,他对我的作品也蛮欣赏,那些作品都是我17岁到二十一二岁期间写的,难得他还记得。等我2014年写完《王道剑》出版时,非常希望能给金庸先生看看这部最能代表我现在的作品,可惜那时他因为身体原因已经不大看东西了,蛮遗憾的。

环球时报:您的《王道剑》有很多大家熟悉的人和事,比如明教、全真教等。金庸先生的小说对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兆玄:《王道剑》是一本历史武侠小说,金庸也写历史,但他书中的历史比较属于背景性,让读者有真实感。而《王道剑》里的历史是主要的故事内容,像书中的“靖难之变”,完全是根据我能够考证到的历史写的。我还找到明朝的地图,并据此写了南京的街道和明故宫的布局。由于金庸小说里所写的东西影响力很大,很多读者认为是真的,像明教、全真教等,所以我就借用,把它放在武林的背景里,相得益彰。

金庸先生的全集,我认为是“前无古人”,以后有没有来者,我不敢讲,总之对他极为敬佩。他写小说的风格,对我影响很大。不同时代看有不同的感觉,我大概初中二年级开始接触金庸作品,初看时对《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叹为观止,惊讶怎么可以写到这种地步。后来重读发现,哪怕是一般读者心目中没那么热的著作,也相当精彩,比如《连城诀》就有非常多的创意跟可取之处。另外,有人认为金庸擅长写情,我的看法稍微有点不同,他当然把“情”写得很好,但我觉得金庸最厉害的还是写“人”。他对人物的塑造堪称天下第一,不但我自己远远不及,恐怕写小说的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也许可以跟曹雪芹媲美吧。

环球时报:听说您的《王道剑》要拍成电视剧,由胡歌和王凯主演。您能否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刘兆玄:我听说剧本已接近完善,由月关执行改编,郑晓龙担任监制,导演也有非常大牌的人选,但因为还没签下来,我不方便透露。

  “侠之大者”需要有格局和机遇

环球时报:1968年封笔后,为什么时隔近50年再度写起武侠小说?

刘兆玄:这个完全在预料之外。我有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在福建宁德创立了一家公司,多次邀我去参观,一直没成行。不料他英年早逝,很遗憾。后来我到宁德,发现很多人在热烈讨论明朝建文皇帝的事,认为他最终做了和尚,而且就在宁德支提寺。因为那里发现了一个皇家规格的坟墓,并在支提寺找到五爪金龙袈裟,要知道只有皇帝才能用五爪金龙。我建议他们搞文创,后来有朋友让我自己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突然脑筋里有东西“叮当”响了一声,就决定试试看。结果花了15个月,一气呵成写了90万字的《王道剑》。

环球时报:金庸小说里提到“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古龙写的则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两句话哪个更符合您一路走来的心境?在中国历史上或您所接触的政治人物中,您认为谁最有侠气?

刘兆玄:我心中常常会出现的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句话最初是梁启超先生讲的,后半句是“侠之小者,为友为邻”。“人在江湖”和它不在同一个档次上。在金庸先生的书中,郭靖是“侠之大者”。“侠”可以说贯穿了我所有的小说。

可能因为国际关系越来越复杂,讲霸权和利益的部分更多,政治人物不见得会看那么长远。但历史上有侠气的人物很多,像司马迁的《史记》特辟篇章谈游侠和刺客。不过,这些都是个人之间的“侠之小者”。我觉得政治人物其实可以做一个“侠之大者”,当你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时候,就是“侠之大者”。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给夫人的诀别书中写道,“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即使他不会武功,你能说他不是侠客吗?他绝对是。可以说,狭义的“侠客”在我们生活中比比皆是,但“侠之大者”需要有格局和机遇,让他能够做出更大的事情。

  环球时报:在古龙和金庸之后,您认为武侠小说的发展之路在哪里?

刘兆玄:只要华人社会在,武侠小说就基本会存在,只是有时候兴盛一些,有时候比较沉寂。“侠”和“武术”是我们文化中很特别的东西,可以让它透过新的艺术形式流传更广,甚至可以影响西方社会,这个情形其实已经在进行当中。至于以后会怎么样,很难预测,但我认为它不会完全断了,可能会有两条路。一是武侠小说在基本架构上仍然是传统的,但不断加入新的元素,让它在某种程度上现代化。二是从架构上改弦更张,或者更像科幻,或者属于神幻,也可以加入悬疑、科技、冒险和侦探元素,只要有“侠”、有“武术”在其中,它永远都是武侠小说。

  用“王道”补足西方治理哲学的缺陷

环球时报:您书中的武功招式如“后发制人”和王道剑等,更像是一种中国传统哲学理念。中国传统文化对您创作武侠小说提供了哪些养分?

刘兆玄:武侠小说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等关系密切,像少林寺的武功跟佛家一些观念接近,全真或武当的一些东西如太极拳和太极剑等则跟道家有关。过去很少有武侠小说跟儒家思想放在一起,但《王道剑》中的“王道”则体现儒家的思想精髓,并以此为哲学发展出武术,等于跳脱过去“非释即道”的传统架构。《王道剑》就是把三个东西网织在一起:历史、武侠和王道。

环球时报:您书中写的“王道”有怎样的意涵?

刘兆玄:至于“王道”,我想阐述的是“内力外王”这样一个观念。从孟子开始,“王道”已经说了2000多年,但从没有真正全面地实行过。因为“王道”的反面是“霸道”,实行“霸道”后你会变得强大,强大后就更霸道,形成一个循环。所以“王道”几千年来大部分时间只是一种论述,或是政治上的乌托邦。我常常想可不可以反过来,就是内在力量非常强大后外在不是霸道,而是“外王”,变成非常强大的“王道”的力量。我写的《王道剑》,主人公傅翔先有了非常高的武功内涵,把明教功夫和全真教的融会贯通,但仍不能脱胎换骨,就差最后那一步。后来他从大海的力量悟到“生生不息”这个道理后,实现了王道的“内力外王”,达到使敌人“不战而自倒”的境界。

如果在21世纪推行“王道”思想,就必须和主流社会做一个对接。21世纪,现代西方治理哲学已经遭遇瓶颈,我认为它有两方面的欠缺:一是,忽略了不同国家或经济体有不同的发展程度,而不同发展程度地区的优先顺序是不一样的;二是忽略不同文化有不一样的价值观,用所谓西方的普世价值衡量全世界容易造成不公平,甚至冲突。“王道”两个字代表的正是中华文化的一些精髓。我希望在全世界考虑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时候,中华文化能够提供一个跟西方不完全一样的参考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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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3 13:2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1-13 15:07 编辑

董千里



本来应该写两篇新闻稿的,但因午睡前翻了一册《玉缕金带枕》的小书,醒后有些欲罢不能,索性一口气便读了。这本小书系二十多年前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作者是香港名作家董千里。当年中国友谊公司陆续出版了董千里的多部历史小说,我收藏的即有《董小宛》、《马克·波罗》、《柔福帝姬》、《成吉思汗》等多种,应该是差不多搜集全了,而此后这么多年董千里的著作似乎并没有更多地传入内地。
��董千里又名项庄,似乎是一个老报人,长期在港报上开专栏,与金庸、蔡澜、倪匡等人过从甚密,似乎还参与过一些电影的编剧等。刚才在网上搜索了一下,似已过世,具体生平不详。
��董千里的文字,颇有古意。这些历史小说虽出版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但较之现在的所谓历史小说不知胜出多少。此书写甄氏与曹氏父子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极细腻入神,即使是一些情欲描写,也极具古典小说风韵,并不一味地写性欲,而是通过文字引人无限美好的遐想,更激起了我重读《洛神赋》的欲望。  
#日志日期:2007-6-17 星期日(Sunday) 晴  推荐指数:0  


评论人:饮流一笑 评论日期:2007-6-17 17:55   

��三毛和董千里就认为金庸最好的作品是《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董千里先生在《玉像与裸女图像》中说:“重看《天龙八部》,一些关键处竟有看新书的感觉,不知是因为自己记忆力衰退得厉害,还是金庸修订得厉害,总之两‘害’必居其一,更可能的是‘害’不单行。”其实看《射雕》又何尝不是如此。修改工作做到老读者有“看新书”的感觉,可见手术之大。情节都面目全非,更不用说文字了。
��  


评论人:饮流一笑 评论日期:2007-6-17 17:57   

��琴台客聚:项庄舞剑 意在靠吓
��黄仲鸣  
��月前,友人告知董千里去世了。闻之不禁黯然。未识董千里,先识项庄。七十年代的《明报》有两大专栏,我必看之,一是简而清的《东拉西扯集》,另一就是董千里的《舞剑谈》,署名项庄,当取其意是「项庄舞剑」的故事。栏名起得好,笔名起得也好。  
��简而清的专栏谈新事物,但文字西化,粗劣得很,但从中一样可以得益。项庄谈时事谈文化谈历史,学养甚佳,加上文笔精练,读来每击节。但有文友却嫌他老气横秋,难顶之至!  
��《舞剑谈》後来结集出版,跋说: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是初中学生都知道的典。当日所以题此篇名,确因对世上大大小小的沛公看不顺眼,明知杀不了他们,至少也可吓他一下或割裂他们所戴的面具。  
��董千里报上舞笔,其意原来如此:志在靠吓!  
��董千里治史,每有心得,即写成札记。我手上还有他一本《读史随笔》(香港:文艺书屋,一九七四年五月),所录随笔凡一百零六条。我曾说,何不编成一百零八条?符梁山泊好汉之数也。时日旷久,也忘了董千里如何回答。  
��当年,我在新闻大厦(星岛报业地址)和南康大厦(明报地址)两边走,兼职也。每见一条瘦削的人影,也是两边走,此即董千里也。他在《星岛晚报》编副刊〈星象〉,与《明报》中人尤其是老板金庸稔熟,两报只隔一条马路,自是来往便利。  
��六七年暴动时,金庸远游,报上连载的《天龙八部》找倪匡代笔。倪匡自是一口应承。但金庸却有一条件:要倪匡每日写完的连载,必须交给董千里过目,润饰一下。换言之,金庸不满意倪匡的粗糙文字,而喜欢董千里的精雕细琢。好个有自知之明的倪匡,连忙一口应承。  
��董千里的文字有古意,读来铿锵。他五六十年代,曾写过小说,是历史小说之类,坊间仍偶见他的《成吉思汗》、《董小宛》,不过就仅仅这几部而已。做了「项庄」後,便很少再写小说了。在创作力方面,当然难望金庸项背,想像力更及不上倪匡。金庸是伯乐,知道他们两人的长处,於是扯在一起,一人操笔,一人润笔;《天龙八部》阿紫瞎眼就这样产生。  
��董千里曾写了篇《和而不同的老友—金庸》的文章,说:「……我们相识之初,彼此的政治观颇有距离,但我在金庸的作品中和谈话中体会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是可以和而不同的谦谦君子,所以并不理会闲言闲语,不仅保持交往,而且发生业务上的关系。後来的事实发展证明我判断无误,虽然我们迄今在若干问题上仍然是和而不同。」  
其实,用「和而不同」来形容董千里亦颇恰切,如果要加一句,我必定选「威而不猛」。目如鹰,鼻如鹰,其相独特,何其威雄哉,但其人不猛,虽挥剑而舞,始终是一介书生而已!  
��  


评论人:饮流一笑 评论日期:2007-6-17 17:58   

��简而清和董千里,都有一副奇相。董千里鹰目锐灼,鹰鼻尖拔挺高,脸形瘦削,颇具英气。简而清年轻时头未秃,而项庄,老来躲在小楼,默默看书消磨,直至逝世。 简而清比董早去几年。  


评论人:饮流一笑 评论日期:2007-6-17 18:00   

��关於报章(特别是里面的专栏文字)的语文问题。去年在一个饭局碰见董千里先生,我向他请教香港专栏的评价,本想约他做一个访问,但他给我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扼要地论述了他的「专栏观」,更谈到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报章专栏在语文上所起的作用。  
��
��董先生的看法,我认为对过去的报章专栏,很有见地,可以说是香港过去半个世纪报章专栏评价的一个总结。
��
��端正语文」的影响作用  
��其中关於「端正语文」的作用,值得我们可以沿著这条路再作一些讨论。  
��
��首先,且让我披露董千里先生论述专栏的一封信:  
��
��『「有香港特色的杂文」虽然隔代继承了「鲁迅风」,却是旧瓶新酒,甚至可以说是另一种酒,不一定更醇,但更易入口、也更易上瘾。  
��
��四十年馀来,杂文以一柱擎天的姿态支撑著「香港文学」这块招牌,至今犹然,可谓异数。瞻望未来,这种形势将会逐渐转变,那是因为社会的转变势成必然,文风不能独异。
��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十年,香港的杂文已完成了时代的使命,提得起,放得下,倒也无须可惜。杂文当然会继续存在,而「香港特色」逐渐消退,复归於杂文的「正统」。  
��
��几近半个世纪来,香港杂文在发挥了相当程度的政治性和社会性作用外,又连带起了一个「端正语文」的惊喜作用。此因包括小说在内的其他香港作品,在语文方面一般均欠精炼,杂文则非精J细琢不能动人,作者被迫运用「赋、比、兴」一类技法入文,形成一个较高层次的文风。  
��
��就正统的文学观而言,杂文确非主干,南面而坐的应该是小说、戏剧和诗,小品或杂文都是游戏人间的「海外散仙」。但半世纪来的香港情况非常特殊,从而孕育了「有香港特色的杂文」。这麼一个特殊结晶,应在文学史上占一席位也。』
��
��董千里先生写小说,也写杂文,作品横跨七、八十年代,作为一个小说与杂文的作家,他认为包括小说在内的其他香港文学作品在语文方面一般均欠精炼,杂文则非精雕细琢不能动人,形成一个较高层次的文风。是以他认为在「端正语文」上,杂文起了叫人惊喜的作用,也即是说对社会的语文效用上,具有积极的影响力。  
��
��五、六、七十年代,这三十年间,由中国大陆南来的传统文人,不乏文史哲有湛深修养者,他们在报上写专栏杂文,透过报纸的影响力,一般读者,尤其是年轻一辈,自然获益良多,对他们运用语文能力的培养,无疑很有帮助。这也许就是董千里所说的「起端正语文作用」的实情吧。
��
��  


评论人:饮流一笑 评论日期:2007-6-17 18:16   

��依我之见,可以按照董千里的思路,把中国历代的奇女子分别列传,以现代的文字古典的风格一一写之,或可大卖。看过《玉缕金带枕》这样的小说,在比较近年来流行的《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等电影,不禁感叹,除了在影像上胜出香港外,在人物的刻画故事的构思和氛围的营造上,一些所谓电影作家还没有超过董千里的高度。虽然董千里的历史小说也没有达到多高的文学高度。  


评论人:饮流一笑 评论日期:2007-6-17 18:19   

��金庸在一次演讲中曾说:我的朋友项庄写过一本书,说金庸小说中女主角有一些是花旦,有一些是青衣。京派第一青衣程灵素不漂亮,但很能下毒。她是第一流人物,我是很喜欢的。她对情郎有著刻骨铭心的爱,品格高尚,下毒也是刻骨之爱的一种表现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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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城决》是《笑傲江湖》的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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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狄云有个负心的师妹,令狐冲也有;狄云有位阴险的师父,令狐冲也是;狄云被诬陷入狱,令狐冲也曾蒙冤受屈。幸运的是,两位男主角都有绝处逢生的机会,在爱情上,也都有第二次选择。
��狄云的“恩师”戚长发号称“铁锁横江”,其与师兄万震山的反复算计可谓惊心动魄;令狐冲的师父岳不群与五岳同门左冷禅的勾心斗角更令人毛骨悚然。金庸对戚长发和岳不群的揭露,都采用了渐进法,一层一层,剥去他们的伪装。
��血刀老祖虽恶,但光明磊落,豪迈洒脱,有勇有谋,这个形象后来发展成为任我行。
��《连城决》之所以是“草稿”,乃因金庸着笔过“实”。众人明争暗夺的只是一个大宝藏,而“夺宝模式”在武侠小说中绝不新鲜。《笑傲》里,众高手真正热衷的是主宰天下的霸权,“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含有对现实的讽喻和嘲弄。令狐冲宁愿饮酒抚琴,不愿介入权利斗争,是以清音对抗浊世,以个性张扬对抗集体的政治狂欢。这样抽象的升华,终使《笑傲》的境界超越了《连城决》。
��在金庸的世界里,这两部书状写人性之恶最是叫人震怖。既不像《射雕》单纯贞定,亦不似《神雕》阳刚猛烈,也不及《倚天》波澜壮阔,更不比《天龙八部》的大悲大悯,光芒万丈。那些侠气冲天的作品,读起来酣畅淋漓,间或有些章节压抑沉郁,到底无关宏旨。这样的阅读体验在《笑傲江湖》中稀薄得多,在《连城决》里则完全找不到。
��然而“草稿”与“成稿”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决定性的因素是主角的性格设定。
��狄云消极被动,缺乏人格魅力,纵然误打误撞学成了奇功,对武林大势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影响;令狐冲却是个充满魅力又坚持原则的人,“且自逍遥没谁管”是他的人生信条,结果他挫败了左冷禅等人的阴谋,弥合了正邪两道的百年恩怨。因此《连城决》始终是阴沉沉的窒闷,《笑傲江湖》却在黑云压城,风疾雨暴后迎来了亮丽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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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明报月刊》发刊词
  
  只有独立的意见,才有它的尊严和价值
  
  华裔学人散处全世界各地。在相互的通讯之中,许多人表达了一个共同的要求:希望有一本独立的、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中文刊物,来发表大家的意见,交流朋友们的感想和看法;也希望这本看完能客观地报道各地华人社会的真实情况,不要作任何偏袒的或恶意的宣传。
  《明报月刊》是亚洲、欧洲、美洲许多华人文化界朋友们探讨商量了三四年之后的产物。经过了长期以来的通讯商酌,这本看完终于面世而和广大读者们相见。所以叫做《明报月刊》,只不过因为这本刊物由《明报》负担主要的经费、主要的编辑与发行工作。但这本刊物的主干人物,却是亚、欧、美三洲的文化人。我们热切希望,这本看完能作为海外华人沟通心声的一个桥梁,更希望海外同胞们热心地给予支持。
  这是一本以文化、学术、思想为主的刊物。编辑方针严格遵守“独立、自由、宽容”的信条,只要是言之有物,言之成理的好文章,我们都乐于刊登。对于任何学派、任何信仰的意见,我们绝不偏袒或歧视。本刊可以探讨政治理论、研究政治制度、评论各种政策,但我们绝不做任何国家、团体或个人的传声筒。我们坚信一个原则:只有独立的意见,才有它的尊严和价值。任何人如对本刊所发表的文字感到不同意,我们都乐于刊载他的反对意见。《明报月刊》希望成为一个辩论和探讨问题的园地。并不是它已经有了一套信念,因而借这个看完来加以阐述和宣传。
  散处各地的华人们由于种种条件限制,无法经常阅读到一般有价值的文章和资料。《明报月刊》愿意负起这个任务来,每月辑录数百种中文报刊中有参考意义的文字和资料,供给读者。好文章,那是“奇闻欣赏,疑义相与析”的意思;资料和事实,是为了读者们的方便,使它能置于案头,一索即得。
  为了求读者群的广泛与普及,在学术性与思想性的文字之外,我偶们也刊登一部分知识性与趣味性的文字。今日学术界分工精密,专家学者所钻研的,往往只是一个极小的部门,其尖端处若非本行中人,就无法了解。我们当然不拒绝发表华人学者在学术和科学上的精心创见,但也十分欢迎深入浅出的解释性文章。
  新,年轻,现代化,多彩多姿的变化和改革,那是我们在编辑上所企求的精神。我们重视数千年中华文化的传统和价值,认为那是全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宝贵的遗产。但是世界交通日益迅速、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日,我们以本刊的重大任务之一,是介绍世界上最新的思潮、重要的创造和著作。我们对中华文化决不妄自菲薄,篇幅中的一部分,将用来探讨和介绍中华文化,另一部分,将着重于赶上这个崭新的时代。
  《明报》有一个副刊《自由谈》,经常发表各方面的文章和来信,还颇能得广大读者的欢迎。这个副刊剔除“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八个字作为编辑信条。有容,那是门户开放,对任何一种意见都不歧视;无欲,那是说我们绝不企图由此而追求私利,除了读者们的支持之外,觉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和影响。由于我们识浅学陋,才疏力弱,报纸距离“大”和“刚”的目标还很遥远,但这是我们一贯的理想,也始终在这样坚持着。如果本刊和《明报》有什么共通之处,我们只希望,在全世界亲爱的华人朋友们的支持之下,我们也始终不渝地向着这个目标迈进。独立不倚是一件艰难的事,有时不自觉地会看法偏颇,有时会感到难于抗拒这一种或那一种的压力。但如果海外的朋友们共同对或则个小小的事业感到兴趣,那便是一股力量,能纠正我们的错误,能帮助我们抗拒压力,使这本刊物永远走在大家所赞同的正确道路上。“中立而不倚,强哉矫”,那本来是强者的事,但人数一多,非强者也能成为强者了。
  
  (这篇文章是金庸先生在《明报月刊》创刊号中所写的发刊词,题目是《金庸散文集》的编者加的。感谢匪的手打录入)

《明报月刊》
武侠名家毕生的事业 作者:张圭阳 2007-09-10 12:36
  《明报月刊》在1966年1月创刊。这本以“文化、学术、思想”为主的月刊,一开始便锁定以全世界的华人学者、知识分子为对象。《明报月刊》创刊号“发刊词”强调,“这本刊物能作为海外华人沟通心声的一个桥梁”。“《明报月刊》是亚洲、欧洲、美洲许多华人文化界朋友们探讨商量了三四年之后的产物”。金庸在致纽约《留学生季刊》发起人姜敬宽信函中表示,所以用《明报月刊》这个名字,只是表示《明报》愿意承担这份月刊的亏累。“月刊的言论和立场必须是独立的,……除了名称与《明报》有关系外,杂志内容完全独立,不受《明报》编辑部的干预……”金庸还强调,《明报月刊》的编辑宗旨,是“‘五四’时代的北京大学式”、“抗战前后的《大公报》式”,能够以“严肃负责的态度,对中国文化与民族前途,能够有积极的贡献”。

  为了强调《明报月刊》非牟利的学术地位,自第四期起,在版权页上注明下列英文声明:

  A Non-profit Magazine Promoting Culture and Understanding

  1967年4月号,《明报月刊》又把这句话改为:

  A Non-profit Magazine for the Promotion of Knowledge and Cultural Exchange

  《明报月刊》把这句话译为“推广知识与文化交流的非营利刊物”。到了1970年2月号开始,《明报月刊》版权页上删去了这段英文。同期“编者的话”向读者解释,取消这句话,“并非说今后就不以‘文化交流与推广知识’为我们的目标,也不是说我们今后就孳孳为利。我们的目标仍是一样,只是我们觉得标明‘非营利’这三个字大可不必。这会给人错觉,我们领了什么津贴,不愁钱,所以不营利”。

  《明报月刊》创办后,在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中间有很好的反应,第一号印了四千份售清,三个星期内要加印五版。这份月刊虽然没有为《明报》赚到什么钱,却为《明报》及金庸赚到了良好的国际声誉,也为《明报》凝聚了一批海外知识分子。以1979年12月号的《明报月刊》的发行来看,共发行了34,830本,海外占12,130本,为全部发行的百分之三十五,其中美、加、英三国共占6,650本,新加坡2,100本,马来西亚500本,澳洲300本,泰国270本,巴西250本,另其他各地共计2,060本。最高峰时期曾销四万余本,到了八十年代,月刊销量下降至一万多本。

  金庸在筹备《明报月刊》时,虽然向海外华人学者表示,一个事业要长期存在,就要“企业化经营和管理”,但是月刊的运作,还是很精简,很原始的。《明报月刊》编辑委员会的办公地点,在创刊初期并不是与《明报》在一起的,而是在礼顿道2号A二楼,即金庸日间写稿休憩的书房。《明报月刊》初期只有一位主编,是金庸,一位副编辑兼校对,是王世瑜。王世瑜编辑了月刊二十多期之后,转而协助潘粤生筹备出版《明报周刊》,而《明报月刊》则改由胡菊人负责。

  胡菊人自1967年起,即出任《明报月刊》总编辑,直至1979年止,历时12年,是《明报月刊》任期最长的总编辑。胡菊人一名,几乎等同于《明报月刊》。

  胡菊人,生于1933年,本名胡秉文,广东顺德人,13岁到香港,一直半工半读,1961年在珠海书院英语系毕业,后出任《中国学生周报》社长,1963年至1966年在香港《今日世界》丛书部任职,1967年起出任《明报月刊》总编辑。胡菊人既是香港报坛上的著名专栏作家,也是文学批评家。他著有《小说技巧》、《文学的视野》。他所关注的,有“文学”的范畴,也有“中国”的范畴。他反对中国文学在创作上西化,也反对文学批评套用西方的名词术语和思想体系。这种以中国为本的人文思想,无疑也进一步强化了《明报月刊》在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可以说《明报》能蜕变成为一份知识分子的报纸,《明报月刊》和胡菊人的贡献,不可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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