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十年共此时 查良镛

学习雷锋

「明月」十年共此时 查良镛  （「明报月刊」第121 期，1976年1月）

政治力量可以鼓励、培养、与发展有价值的文化，可以创造与供给一个利于发展文化的环境，然而要扼杀文化却更加容易。文化传统不管如何深厚，总是可以被人为的力量所毁灭。古埃及、巴比伦、古印度的文明都早已消失或是僵化了，印加帝国和古地中海文明只成为后世考古学家发掘的材料。中华文化发展了四五千年，是今日世界长期维持下来的、独一无二的文化传统。但是如果强大的政治力量决心摧毁它，尤其是，如果这是中国人自己的强大政治力量，它并不是不会消灭的。

倘若中华文化没有什么价值，对于现代人的生活害多利少，妨碍中国人的进步发展，不可能对全人类作出积极贡献，那么毁灭了也不足惜。但事实恰恰相反。西方强调机械与物质的文化体系，到今天遇上了重重阻碍，人类似乎渐渐走进了没有出路的死胡同。中华文化正为全人类提供一条可行的道路。未必这是惟一可以解脱困难的方向，然而事实摆在这里，四千年来，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一直平安而富强的存在着，中国每次总是在忧患和灾难中重行站起来，保持平安而富强。别的国家都不能，中华文化却做到了。这样的文化决不会是没有价值的。

我们宝爱中华文化，不仅仅是因为它有价值，并非纯是出于理智的考虑。我们生在这个文化环境中，吸取它的乳汁而长大，不管它好也罢，坏也罢，就是热烈的爱它。我们的父母不是世界上最完美伟大的人，我们爱父母并非由于他们的完美伟大，只因为他们是我们的父母，以爱还报爱，甚至也不是有意识的还报，而是内心不得不爱。对于中华文化，我们心里同样有这样一份温情热爱。我们爱中国的音乐图画、唐诗宋词、民歌戏曲、章回小说，并没有去比较这些作品是不是比外国的更好，只是为了我们说不出的喜欢，宠爱它们，宝贵它们，像每个人爱自己的子女一样。对情人的爱，不免想到他的性情容貌、才能品德，对子女的爱却完全不考虑这些，只因为他们生来就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爱美貌的、聪明的、富有的子女，以同样的爱心对待丑陋的、愚笨的、贫穷的子女，甚至对后者可能更多有一份怜爱。

秦始皇要烧尽普天下的书籍，只保留极少数的医卜种树之书。这强力的摧残，使得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学术，黄金时代风消云散，然而，中华文化并没有被他毁灭。只因为秦朝统治的时期很短，来不及毁灭一切。有些书籍给人藏在墙壁里，后来找了出来；有些书籍给人记在心里，后来默写了出来。如果秦朝延长到二三百年，很难想象今日的中华民族是否仍然存在。

「明报月刊」出版了十年。对于发展中华文化并无什么贡献。然而我们似乎做了一堵小小墙壁，保藏了一些中华文化中值得宝爱的东西。全世界这样的墙壁很多，我们是其中之一。

如有人要扼杀我们的子女，或许他的确该杀，或许他当真犯了弥天大罪，是非善恶，不是我们所能肯定判断的，但我们非将他藏起来不可。我在「侠客行」小说中写过一段话：

石清心中突然涌起感激之情：「这孩儿虽然不肖，胡作非为，其实我爱他胜过自己的性命。若有人要伤害于他，我宁可性命不在也要护他周全。今日咱们父子团聚，老天菩萨，待我石清实是恩重。」双膝一曲，也磕下头去。

我们办这个刊物，无数作者和读者支持这个刊物，大家心里，都有这样一份心情。

出版「明报月刊」这样一份刊物的心愿，蓄之已久，当我在香港「大公报」、「新晚报」当副刊编辑时，我曾和刘芃如兄（十多年前飞机失事逝世）、周榆瑞兄（目前在英国）一起筹划，但没有成功。后来办理「明报」有了基础，更得到许冠三兄的全力推动，和海外陈完如先生、姜敬宽先生等数十位学人长期通信，终于决定创办。第一期中发表了一封我在一九六五年八月二日写给这些朋友们的通函，其中第五点说：「杂志的编辑宗旨，简单说来，希望是『五四时代的北京大学式』、『抗战前后的大公报式』，以严肃负责的态度，对中国文化与民族前途能够有积极的贡献。但它也应当有温和可亲、富于人情味和幽默感的一面。我们希望在经济上，它每月的亏累能逐步减少，以至能自行平衡。……不可能以『中国士大夫』的方式来办这本杂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要一个事业长期维持，必须企业化的经营和管理。但也不是纯粹的生意经，因为它是『不营利』的。」

十年来，编辑宗旨没有改变，虽然做得远还不够好。经营方式也没有改变，「明报月刊」仍是不牟利的。现在每个月结出帐来，有时赚一两千元，有时蚀一两千元，赚得多了，总是在月刊本身上花了去。至于房租、水电等等费用，则一直由明报津贴。

回忆十年前筹备与出版「明报月刊」之时的情景，既觉得喜悦，也是大有感喟。那时我家里住在九龙，为了决心办成这份许多人认为决不可能生存的刊物，在香港租了一层楼，把间隔的墙壁都拆去了，连厨房也取消，成为空空荡荡的一间大书房，日日夜夜的在这书房里办月刊的事。附近再租了一层楼，作为月刊的编辑部。最初协助我工作的是许冠三兄和王世瑜兄，后来有孙淡宁、黄俊东、丁望、王司马等几位加入。现在许王两位去发展别的文化事业，各有成就，其余几位到今天还都是月刊的骨干，一直辛劳了十年。

月刊创办一年多之后，胡菊人兄由于志趣相同，放弃了稳固的职位与优厚的待遇，来主持月刊的编辑。从那时起，我就完全不必为月刊的编辑工作费心了。他编得比我好，有他自己的风格。能有这样严谨负责的人来参加合作，是我一生之中最大的好运之一。他是我的围棋棋友，棋力和我不相上下（意思说都相当低。台湾的「围棋」杂志给我的称号是「香港棋坛闻人」，倪匡兄对这称呼大大赞赏，因为这表明名字倒众所知闻，棋力之低，却也可想而知）。我是「冲动派」，下棋可以大胜，更常大败，菊人兄是「稳健派」，败而不溃。这两种不同棋风，也分别反映在明报月刊最初两年和其后八年的内容上。

月刊的印刷、发行和经理工作，十年来在沈宝新兄主持下顺利进行。「十年中一切顺利」，这句话说来轻描淡写，然而其中所包括的策划、监督、和各种困难的解决，所花的心血当然殊不寻常。在经理部业务方面，长期尽力的有戴茂生、陈华生、吴志标、蔡辉霞、叶敏冰、王陵等几位。还有处理秘书事务的莫圆庄小姐。

当然，必须感谢我们遍布世界各地的作者和读者。然而在另一种意义上，这是大家所共有的一个刊物，不必由我特别提出来表示谢意。在执笔写这篇文字时，回想到了十年前写「创刊词」时的心情，那时是兴奋中带着惶惑不安，现在除了兴奋之外，是深深的感激。

当我在亲自主编之时，我妻朱玫每天从九龙家里煮了饭，送到香港来给我吃。她在这段时期中没法照料孩子。我们的小女儿阿讷那时还只两岁多。这个向来文静的小女孩忽然爬到钢琴上，摔了下来，跌断了左臂。我接到大孩子的电话后，忙赶回家去，抱了她去请医生医治。她没有哭，只是睁着圆圆的大眼望着我，我心中却在想着，这一期的「明报月刊」还没有找到适当的插画，发稿的限期却已经到了。

现在阿讷十二岁了，已会翻阅月刊中的图片和一些最浅近的文字。原来，我们的孩子（我们夫妻二人的）和我们的刊物（我们工作人员与作者、读者们的）都已长大了。朋友们都说我们的阿讷很美很乖，也说我们的月刊办得不错。我只希望，当我自己的生命结束而离开这世界时，阿讷（还有她的哥哥姊姊）也仍是这样乖，过得很幸福。我们的月刊也仍是像过去十年那样，从不脱期的出版，得到许许多多人的喜爱。

更加希望，到了那时候，「明报月刊」已不只是消极的企图保存一部份中华文化，而在发展中华文化的工作上已作出相当贡献；希望那时候保存和发展中华文化的工作，有千千万万人正做得如火如荼，「明报月刊」成为整个大工作中完全协调的一个部份。

相忘的鱼

查先生的好文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