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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殇八十年》序言及第一章《大厦将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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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2 10:5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序言
为人者,当知本国史。为中华人者,当知中华史。
中华上邦,文明悠远,传承不息,千古流芳。尝辉煌若星河之灿烂,尝悲凉若腊月之寒风。吾等国人历经沧桑,亦沐浴辉煌,始有今日之中国。吾可言:“予乃华人。”乃因吾等心中尚存本国史。使吾等忘本国史于脑后,惟仰他国之富强。届时,吾等将迷惘不知“何为吾”、“吾为何”,亦必为列国所讪笑。
中华史大略可追溯至三皇五帝。今人论史,喜自夏起。然因文献匮乏或缘他故,吾等于夏商史知之不详。令吾等热血沸腾,血脉贲张之本国史,当始于周。
自周以来,中华历经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共和国等若干不同政权。然不论分裂,抑或统一,吾之民族,吾之同胞,终抱一念:“予乃华人!”——此念之生,与儒学干系甚大。故欲知中华之史,必知中华之文化;欲知中华之文化,必知儒学之精神。唯此,方知“予乃华人”之义。所谓“仁、义、礼、智、信”,大略乃儒学概括。
知“予乃华人”,即可知中华之历史,中华之文化。然古史易解,今史难明。
古史,殊乏文献记载,然亦无政之干涉,舆论所向。故学者能秉笔而书,能以良知作史。故虽时代久远,吾等亦可见史之全貌。论人论事,当可畅述胸臆,发真知灼见。
今史,文献若海,记载繁复,本为史家之大幸。然年愈近,愈难以发胸中之感慨。一言一语,皆受政之影响。当权者曰忠,则奸者亦大忠;当权者曰奸,则忠者亦大奸。所谓是非善恶,当权者言,为唯一准绳。如此研究,又岂能见真情真性,发有识之见?
吾读今人所作国之近代史,亦多老生常谈,拾人牙慧,无用心之语,益无真性情见诸于笔端。每每读来,味同嚼蜡,殊乏情趣,若非作史,吾断不致翻阅一二。
然中亦有精彩文章若干,若蒋光鼐先生之《中国近代史大纲》,若陈旭麓先生之《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均堪称上上之作。虽有细微差池,抑或缘未明之故,未能直书,然白璧微瑕,难掩其瑜。比之所谓教材,境界、哲思、论人、论事,高出数筹。
教材必无趣乎?理论必枯燥乎?吾阅西人史学,如汤因比之《历史研究》,斯塔夫里阿诺斯之《全球通史》,又或本国史家钱穆先生之《中国文化史导论》、《国史大纲》,皆引人入胜,令人欲罢不能,手难释卷。
良史、庸史,高下立见。
近人作史,勿论古今,皆以马氏之理为根据,言必称阶级、革命。为官、为学者必难逃“封建地主阶级局限性”一语。及至近代,提及西方,亦必语带仇视,不能以客观见之。而与西方讲和者、妥协者,必为国之大佞、大奸,譬如李文忠公、恭王奕?。而与政府决绝者,与洋人对抗者,则必为英雄豪杰,譬如洪秀全、杨秀清之流。设若作史者,能设身处地,异地而量之,则评判,结论必大大不同。
梁公曰:“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天下无从一而忠者,亦无从一而奸者;天下无至忠者,亦无至奸者。所谓“功大于过”、“过大于功”,皆史家一人之言,或某集团之言,是非功过,岂是我等可以尽知?
秦王一统天下,今人论之,多曰“功大于过”,然则,时天下一统,六国谤怨,谓秦王英雄乎?一暴君耳。太宗兴唐,世称明君,然其弑兄、杀弟、迫父,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勘称人乎?
予作《国殇八十年》,述“通商”及“五四”之事,不求闻达于学界,但求以心见史、见人,显吾所见之近代史。为我叹者,鸣一二不平;为我敬者,歌三两豪语;为我怒者,吐四五愤怨;益为我所爱之中华,见前日之失,预他日之事。
设若此作,有一二知己者称道,吾必大笑,相约之,同浮一大白。
庚寅年四月初八日
 楼主| 发表于 2011-5-2 10:54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一章 大厦将倾

一、从法家走向道家
1840年,英国人用大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轰轰的炮声在中国的大地上回响,仿佛来自遥远天际的滚雷,震慑着中国人的心灵。从此以后,这个天朝大国进入到充满屈辱、矛盾、斗争的时代。无数的中国人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书写着他们自强求富的理想,还有一些中国人虽不曾献上生命,却在痛苦和屈辱中,背负起民族的重担,并在千百年后承受起历史的拷问和无知民众的妄加评论。梁启超在《李鸿章传》 中说:“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梁公此言深得我心,世人多愚昧、胆怯。愚昧者易人云亦云,胆怯者易闭口不言。我以为,那些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革命者,固然令我敬佩,仿佛谭嗣同这类人,直到临死之际,依旧昂然曰:“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快哉,壮哉,当浮一大白!然则,那些在危难之际,毅然挑起国之重担,为国家担千古骂名的英雄们,亦是我心中钦佩的人物,譬如恭亲王奕?,文忠公李少荃(李鸿章)。
然则随着革命风潮盛行中国后,论人论事都被深深得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以至于一切学术研究,都自觉不自觉的套上了阶级分析方法,甚至于一些自然科学的研究,也需要谈论一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我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优秀的哲学,但是我不以为它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是一切学科的指导,这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
欲了解中国近代史,必须要了解中国文化之传承,欲了解中国文化之传承,必须要了解中国社会之划分。马克思原来用于划分西方历史的各个社会形态,被硬套到了中国历史上 。按照传统史学的一般观点:差不多在五千年前,中国进入了奴隶社会,春秋战国时期,奴隶社会逐渐瓦解,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及至秦始皇一统六国,中国便进入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然而中国社会之发展与西方社会有着很大的差异,以西方论东方,犹以走兽论飞禽,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非科学之方法也。
《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封建主义”的解释是:“一种以土地占有权和人身关系为基础的关于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封臣要为领主尽一定的义务,并且必须向领主效忠。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封建主义一次指‘封建社会’,这是特别盛行于闭锁的农业经济中的一种文明形式。在这样的社会里,那些完成官方任务的人,由于同他们的领主有私人的和自愿的联系,接受以领地形式给予的报酬,这些领地可以世袭。封建主义的另外一个方面是采邑制或庄园制,在这种制度中,地主对农奴享有广泛的警察、司法、财政和其他权利。”
依据这个定义,所谓的封建社会,应该是这样一种社会:君主既是全国的最高统治者,亦是全国一切人和财富的拥有者。封臣仅仅是君主在民间的代理人。前者给予后者土地和权力,后者向前者效忠,为前者提供服务。至于生活在国土范围内的人民,只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而已。西周政权建立的国家正是这样一个国家。我认为,中国夏、商两朝可以看作奴隶社会;西周到战国末期,则是封建社会从建立、强大到衰落的时期。自秦汉以后,中国就不再是所谓的封建社会。
秦汉以后,国君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君主至少在名义上不是国家的直接拥有者,他只不过是国家资源的最高管理者,国家的元首 。那时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才真正有意义——因为至少在名义上,国家是属于每一个臣民的。同时,国家内部逐渐融合为一个民族,使用一种语言,一种文字,并慢慢产生共同的历史认同感。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再是盟主与邦国的关系,而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全国上下只有一套制度,一个立法机构,全国官吏不再世袭,而是由中央选派,尤其在科举制度建立以后,地方官员的任免权完全被中央政府掌控。 所谓的“封建社会”,至少从理论上说,在秦汉以后的中国是不存在的。
那么,秦汉以后的社会应该被称作什么社会呢? 坦白说,我对此也没有很好的回答。钱穆先生在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提出,可以称之为“四民社会” 。我并不十分同意这个说法,我觉得这个时代的最大一个特征就是中央对地方高度集权,君主对臣民高度集权,环顾列国,未见皇权如此之集中者,因此不妨称之为中国传统集权社会(为了方便叙述,可以简称为集权社会或集权国家)——以区别于今天单一制国家的中央集权。
秦朝以前,没有一个足以用于中国人代称的名词。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集权国家,不存在自上而下的统一政权,因此也就不存在统一的民族。秦朝以后,全国一统,因此就诞生了一个足以代称中国人的名词——秦人。
很多历史教科书认为秦朝统一的主要功绩是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发展和民族融合。我却以为这两点都有待商榷。
经济文化的发展,最需要的是自由竞争、自由的意识形态,唯有如此,才可能最大程度的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
在缺乏民主精神的时代,统一的国家难免偏于专制,专制则难免导致经济僵化、经济政治化——秦朝以后,“士农工商”四个等级自上而下的划分成为定式,商人的地位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被贬低。抬高农业的地位,或许在一定时期内有助于农业发展、农民富足、社会稳定。然而无商业之刺激,终究难以形成发达活泼的市场经济,也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如果秦汉以后的中国能够农商并重,中国也必将如早期的希腊人一般,有着发达的商业文明。
至于文化,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化最灿烂的时代,恰恰是中国最动乱的时代,譬如战国,譬如南北朝,譬如近代。
国家动乱,则难以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官方也没有力气以意识形态干扰学术研究,不必动辄三纲五常,家国天下。自然可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形成灿烂无匹的文化,照亮整个东方的夜空。国家一统以后,由于民主自由精神的缺乏,禁止言论自由,凡事都以是否符合意识形态为标准,纯粹的学术探讨,也被深深打上政治的烙印。仿佛基督教般的宣称,信我方可得救,不信我就应打入地狱。任何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的学术思想,都会被上纲上线冠之以反动的帽子,如此的环境,怎么可能有灿烂的文化?
因此,由于民主精神的缺乏,一统的秦朝,是不可能真正促进经济文化发展的,它的促进只不过是面子上的辉煌。
至于说民族融合,秦朝的建立也只是开了个头,真正的融合是在汉朝完成的。但是,秦朝建立后,至少确立了一个概念——“秦人”。
在那个分崩离析的动荡年代里,列国各有法律,各有文字,各有文化,桩桩件件,皆不相同。然而,秦始皇以他的超人气魄和雷霆手段,采用强制的方法,统一了六国的文字,将各国文化凝聚到了一起。从此以后,便再没有秦国人、赵国人、魏国人、韩国人、楚国人、齐国人、燕国人的分别,天下只有秦人。
当然,这个伟大的工程并没有在秦朝完成,甚至还遭到了天下的反抗,是以秦朝建立不足二十年,便走向没落。
自然,有人说,秦朝的没落是因为“仁义不施”,是秦朝的暴政。
中国数千年的帝王史,或许很少贤明的君主,但是若说暴君、昏君,那倒是可以说,就像是银河里的星星,在浩瀚的夜空里熠熠生辉,随便你往哪个朝代去找,一个个精彩的名字都会高调的昭示自己。
然而,因为暴政,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亡国的国君,却没有几个。
因此从根本上来说,秦国的灭亡还是源于文化的冲突。
以强制的手段统一文化,在短时期内确实可以收到显著的效果,愤怒的人们迫于强力手段,只能将愤怒压抑在心中。然而这就像是一个充满了气的皮球,除非你将这个皮球压炸了,否则压力越大,最后的反击也越大。秦始皇有着超人的气魄和胆识,古今帝王,无可匹敌。然而,他显然是一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看不到现实的问题。自以为臣民匍匐在地,不敢抬眼,定然是恭顺的目光,却不知道那一颗颗垂下的头颅里都是复仇的眼睛。荆轲也好,高渐离也好,张良也好,与其说他们是在反对一个暴君,不如说他们是在反对一种文化——秦国的文化。
那么秦国的文化是什么?
秦孝公初即位的时候,面对六国的无视,悲痛得说:“六国卑秦,丑莫大焉!”于是,下令招纳天下贤才,力图振兴秦国。于是,一个叫作卫鞅的人远道而来。
卫鞅对秦孝公说帝道,秦孝公不喜欢;卫鞅对秦孝公说王道,秦孝公不喜欢;卫鞅对秦孝公说霸道,秦孝公的眼里方才透露出政治家的狂热和野心。
何为帝道?无为而治,不闻不问,让百姓不知道天下还有君王。何为王道?君王表率,以仁义治理天下,远人不服则修文徳以来之。何为霸道?君权至上,以法中国,军事强国,征雄天下!
由此来看,帝道近道,王道为儒,霸道乃法。于是,有了商鞅变法,有了秦国的法家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以法家立国者,不止秦国。魏国、楚国、韩国等国都曾重要过法家的高哲,可是,为何只有秦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是秦国人太聪明,还是秦国人并未开化?
相较于东方六国,变法前的秦国基本上还停留在奴隶社会阶段,甚至还有原始社会的气息,不知礼仪为何物,一家人睡在一张大床上,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
以强制的手段,教化一个文明的民族是很难的事情,但是,以此手段教化一个落后的民族,那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所以商鞅变法在秦国可以得到彻底贯彻,可以最终形成秦国特色的法家文化。
秦始皇立国后,在天下推行的政策,并没有多少创举。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建立郡县制,焚书坑儒等等,都是商鞅干过的事情。秦始皇只不过将秦国的政策推行到天下罢了。
然而,东方六国,却有着不同的文化。齐国有稷下学宫,汇聚当时天下名士,文化昌明;魏国自文侯时代,便极为重视儒家文化,著名的西河学派,便是最有力的佐证。楚国人“不服周”,又焉能服秦,故有“楚虽三户能亡秦”、“亡秦必楚”的说法。至于赵、韩、燕等国也有自己的特色文化。
因此,秦始皇过于急功近利,试图在短短的几年内,让天下文化一统,更开屠杀文人之先河,其结果自然是一场悲剧。
然而,万事开头难。商鞅被杀以后,秦国的法度却传了下来。秦朝被灭后,秦朝的做法却延续了下来,史书称“汉承秦制”。
相对而言,汉高祖刘邦要务实得多,近五十岁才走上革命道路的他,久在民间,他的心情与秦始皇自然大大的不同。他比秦始皇更知道人民需要什么,改革应该如何进行。所以,他选择了帝道,采取了黄老之术,带着他的政府悄悄藏到幕后,做一个守夜人的角色。这才有了汉初的休养生息。
而后,经过文帝、景帝两位贤明的君主的发扬广大,帝道发挥到了极致。
《易》云: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任何事做到极致,必然意味着变化,否则将走向崩溃。当人们开始习惯自称为汉人,而不是楚人、赵人或是秦人时,当汉朝开始从贫穷走向小康时,当匈奴的铁蹄让人无法忍受时,大汉的意识形态开始发生变化。一个全新的文化系统呼之欲出。就在这时候,诞生了一位颇具争议性的君主,便是被称作汉武大帝的刘彻。
 楼主| 发表于 2011-5-2 10:56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儒教下的中国
文景之朝,仍然奉行无为政治,及至汉武帝时,这位年轻的皇帝颇具宏图远志,一改无为之风,发有为之力,大举改革 。其政治改革的第一要务便是设立五经博士。博士本无实际职务,不过是贵族、军人政府下的智囊集团,负责之事颇为繁杂,占梦、卜筮等等无所不为。至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博士之职渐渐趋于专业化,以研究历史和政治为主。他们虽不直接参加政治,“但是得预闻种种政务会议”,遂在政治上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后,武帝又为博士设立弟子员,额定五十人,能够精通一经,便可以得补吏,高第则可以为郎中。地方上则有察举制。博士子弟考试中第,亦得补郡国吏,再根据政绩升迁;又得察举为郎,从此进入中央仕途,汉政府的构成渐渐以士人集团为主。
汉朝丞相一职,在汉武以前,多由王公亲贵,有功之臣担当。萧何、曹参、窦婴、周亚夫、田昐等多属此列。等到了汉武帝时,公孙弘以布衣儒术,入朝为相,始开汉朝士人入朝为相的新气象。这不能不说是汉朝用人制度的一大变革。
用人制度之变革,不能不追溯到政治思想之变革。
秦国任用商鞅变法,终于使国力日趋强盛,凌驾于山东六国之上,遂灭六国,成就一统天下之霸业。然而,春秋战国乃为争霸兼并,自然要以霸道行天下。帝道和王道都不能发挥作用。因此儒墨道三家虽为一时显学,但皆不能被统治者所用,也解决不了当时的社会问题。然而,秦国建立秦朝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秦却仍以法家之术治国,过分苛刻于民。秦国本地居民久经法家之术,倒也可以适应。然而山东六国与秦不同,以霸道而行,必定遭到六国百姓反对。况且法家之术过于严苛,于民生产并无好处,只会令社会生产力遭到进一步破坏——这不应该是统一的应有之义。
汉初著名政治家陆贾正是看到了这一弊端,提出了“无所为而无所不为”的命题,形成了汉初时“无为而治”的政治特点。到汉武帝时,国势日渐强盛,封建之祸渐趋于亡,民间益富,新贵族的势力日趋膨胀,当此之时,加强中央集权,势在必行。黄老无为之政治思想就显得不合于世,必须有新的政治思想,辅助帝王加强这一集权。
而儒家学说,讲究礼治仁义,讲究“君臣父子”名位不可变更,于中央集权大有裨益。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董仲舒援引“春秋大一统”之精义,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天人感应说,通过此说,证明了皇帝权位的合法性,乃是君权神授,有利于加强皇权。同时,对警戒皇帝勤政爱民也有一定作用;第二,封建道德体系: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它们构成了封建国家的道德体系,为历朝历代所遵从;第三,大一统思想,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与汉武帝推行的一系列削夺地方诸侯权力的措施相印证。
儒家终于确立了在中国政治思想上的至高无上地位。
为了推行儒学的发展,汉武帝始设五经博士,每经十人,全国五十人。昭帝时为一百人,宣帝时为两百人。元帝时为三百人,及至成帝,仿照孔门弟子三千,将博士弟子扩充到三千人。
孔子说“学而优则仕”,汉武帝于元光元年下令,郡国每年推举孝廉各一人入朝为官,从而将教育、考试、选官三者结合起来,实现了孔子这一理想,从此,建立在道德教化基础上的察举、征辟与潜心攻经入仕的文官制度在汉朝确立起来。
不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乃是班固的评价之辞,汉武帝和董仲舒均没有提出过如此极端的言论。吕思勉先生在《中国通史》之《汉武帝的内政外交》一章中说:“汉武帝,大家称他是崇儒的人,其实他并不是真懂得儒家之道的。他所以崇儒,大约因为他的性质是夸大的,要做些表面上的事情,如改正朔,易服色等,而此等事情,只有儒家最为擅长之故。”
吕思勉先生此语是有道理的,汉武帝崇儒正是因为儒家学说满足了统治的需要。不过,若说汉武帝不懂儒,则未必正确。自汉武之后,儒家思想便是中国官方的正统思想,历朝历代的皇帝几乎没有不习儒家学说的,但是历朝历代皇帝几乎没有哪一个独以儒家治理天下。这并不是古代帝王不懂得儒家,而是因为儒家之思想只能从一个角度稳定国家统治,加强中央集权,而不能从方方面面促成一国之政治稳定。
中国人是最讲实际的,情势的不同必定导致政治思想的变化。汉武时代,朝廷官员儒道法三家皆有安排,只是偏重于儒而已。不过大体来说,中国政治思想应是儒家为先,百家为辅的。
儒家思想从此以后风光无限,成为中国最流行的学问,被历代统治者和学者们所提倡。
宋明理学 、心学 的发展,则将儒家思想推到了极盛。
儒家思想的蓬勃发展,也就决定了中国的文化倾向。
“中国”这个词古已有之,然而,它并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春秋时期,楚国还没有接受中国的文化,所以被称为蛮夷,等到战国时期,楚国便赫然是华夏文化圈里的一员。秦国则在商鞅变法后,也融入了华夏文化圈。
对于中原王朝来说,“中国”是正统文化的代表,只有被儒学德化的地方,才可以称为中国。关于此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譬如清朝时,西藏地区虽然已经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但是当时上书中言及“中国”却并不包括西藏。
那么这种“中国思想”的后果是什么呢?或者说,这种思想形成了一种怎样的中国文化和中国心态。
谈及中国,很多学者津津乐道,中国没有宗教,将一些宗教外在的东西作为判断是否宗教的标准——诸如是否唯心,是否有一个神灵等等。并且由此总结出了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其中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普世主义思想极为明显。美国正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美国人更自诩为上帝选民。
然而我以为儒家在中国,自汉武以后,便也是一种宗教——尽管它没有一个人格化的神,但是却有一个神格化的人,那便是孔子。孔子有一句话,我认为对中国影响深远——“远人不服则修文徳以来之”,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肯定的看出,儒教也是普世主义的宗教。
那么深受儒教影响的中国,必然产生中国乃天下中心之国,乃是文化最为昌盛的地方,只有中国的,才是世界的。事实上,当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在漫长的两千多年历史里,中国一直将自己作为世界的中心,接受万国来朝。 这种思想直到乾隆时期,也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甚至到了19世纪晚期,中国的士大夫们依旧执着的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可见,我们的先人对我们的文化是多么的骄傲。
正是这样一种精神,才有中国文化的生生不息,蓬勃向上,才有中国文化的自信。
然而,这种自信发展到极致就会变成自负、自大,乃至盲目无知。
明朝后期,海禁渐渐开放,中国开始与世界接轨,资本主义萌芽,诞生了李贽、黄宗羲、王夫之等一批具有启蒙思想意义的思想家。假使中国的历史不被满人的入关突然打断,重新轮回,有理由相信,中国会在明朝没落后,进入自由的资本主义阶段。
然而,历史的有趣和无奈处,就在于它不仅是必然的产物,同时也是偶然的产物。
就在资本主义在明朝中后期悄悄诞生,并开始蓬勃发展的时候,满族政权在中国东北强大了起来,他们与明政府展开了数十年的拉锯战。终于有一天,明政府在内外交困的窘境中,走向了灭亡。如果征服明朝的是更先进的民族,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思想或许可以得到发扬光大,他们也将以中国启蒙思想家的名义青史留名。成为仿佛伏尔泰、卢梭一样的人物。然而,满族只是一个落后的民族,他们从奴隶社会跨越到略近现代意义的集权国家中,已经是超越性的发展,再想让他们的统治者接受更为离经叛道的民主启蒙思想,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尤其是清初的统治者,更没有汉民族那种骄傲和自信,他们甚至认为自己无法在中原久住,预备有一天退回到东北地区。这时候,西方国家的偶尔靠近,让他们警觉起来,于是有了持续近两百年的闭关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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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郑和下西洋
世界近代史比中国早了三百年,大概可以追溯到1500前后。这一时期,西方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的大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大概就是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和文艺复兴的兴起。前者对于世界的影响似乎更为深远。然而早在西方人深入大海前,中国便已经开始了对大洋的探索,并且诞生了数位伟大的航海家,其中最为国人称道的就是郑和。
永乐三年(1405年),明成祖朱棣封郑和为主使,王景弘为副使,率领一支船队出使“西洋”,这是郑和一下西洋。永乐皇帝的目的大致有二:追寻失踪的建文帝的下落和宣扬大明的国威。这支船队是一支十分庞大的船队,各类船员共两万七千八百余人,包括水手、官兵、医生、翻译等等各色人员。船队共有六十二只大海船,每只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船上装备和财宝都足以让人艳羡。此后郑和又六次下西洋,分别是1409年、1413年、1417年、1421年(永乐十九年)、1431年(宣德六年)。前后到达东南亚、南亚、中亚、东非以及中非海岸三十多个国家,最远到达了非洲的木骨束国(索马里摩加迪沙)。差不多在同一时间里,欧洲人也开始了他们的航海,在规模上,他们的航海无法与郑和下西洋相比。
1492年,西班牙王室支持哥伦布航海,当时哥伦布仅有三艘帆船,水手90多人,比起郑和的船队,简直可以忽略不计。麦哲伦、达伽马、迪亚士的航海同样不可以与郑和下西洋相比。然而欧洲人的航海给欧洲人带来的利益与郑和下西洋给明帝国带去的结果却大不一样。
西班牙有一个船型的纪念碑,是1960年葡萄牙政府为纪念“航海家恩里克”逝世五百周年而建的,碑的正面写着:“献给恩里克和发现海上之路的英雄”。正是海上之路使葡萄牙摆脱了贫穷和落后的境遇,正是在恩里克的带领下,葡萄牙启动了征服大海的行程。
1406年,一本尘封了一千两百多年的书籍的出版,引发了一场地理知识和观念的革命,这就是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著作——《地理学指南》。尽管从今天的角度看,托勒密绘制的世界地图谬误百出,比如,非洲和南极紧紧相连,除欧洲、亚洲、非洲以外,世界是一片漫无边际的海洋,赤道没有动植物生存等等,但在当时,它比起那些虚无缥缈的神话和道听途说的游记,仍然提供了许多较为可靠的地理信息。出于对地理学和航海战略的痴迷以及经济上的原因——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商路先是被阿拉伯商人垄断,接着又被突然崛起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阻断。恩里克王子开始摸索一条新的出路——走向大海,葡萄牙人走在了前头。1443年,在恩里克王子的指挥下,从罗卡角出发的葡萄牙航海家穿越了西非海岸的博哈多尔角。在此之前,这里是已知世界的尽头。随着葡萄牙人沿着非洲西海岸,一路向南,源源不断的黄金、象牙、以及非洲胡椒涌入里斯本,充满了葡萄牙的国库。
郑和下西洋带来的后果又是什么样的?不可否认,郑和下西洋是有它的积极的意义的。
首先,郑和下西洋体现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睦邻友好、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优良传统。
其次,郑和下西洋揭开了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序幕,是中国拥抱外部世界的象征;郑和以多元宗教文化为先导,打通了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将中国的航海事业铭刻在世界航海史的里程碑上。与同时代的西方大航海不同,以郑和为代表的中国人大航海,推动大批中国人以空前的规模走向海洋,是为以中国人传统的政治道德理念,尝试建立和平与和谐的国际社会秩序。扩大“仁”、“恕”为核心的价值理念的传播,这也是中国大一统文化下普世主义世界观的体现。郑和下西洋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是中外关系的丰碑。郑和的航海图也被以后的西方航海家所利用。郑和下西洋,向各国推广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先进技术,传播了文化文明,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
郑和远航影响之持久深远,还在于文化交流方面。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海洋科技系教授琼斯,把郑和下西洋传播东方文化的旅程称为传播文化理念的“香料之旅”,称其比穿越中亚的丝绸之路影响更为深远。王桂岩则认为,一方面,就中华文化的西传而言,郑和所到之处,往往立石纪功,宣扬中国文化;另一方面,西洋基督教大量传入中国,西洋的数学、理化、天文等学术教材也随之传入,使西洋现代化的科技学术启蒙了当时的高级官员及知识分子,这也是郑和出使对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贡献。
尽管郑和下西洋有这些积极的意义,但是对于中国走向更强来说并没有太大的益处,相反,七次航海极大的消耗了明帝国的经济力量,使得明帝国开始从事业的巅峰走向下坡,帝国进入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地步。
郑和下西洋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发展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本来中国人是有机会发现新大陆的,有机会通过大海走向世界,最终骄傲的站在世界之巅。可是中国人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了一条保守的道路,最终走向没落,这种巨大的悲哀至今仍让人为之扼腕叹息。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呢?
从根本上来说是文化和信仰的差异性导致了不同的结果。
“朱元璋登基后,即向东亚诸邻邦发送文告:
‘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主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海内土疆,豪杰分争。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顾,祖宗之灵,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贤于左右。凡两淮、两浙、江东、江西、湖、湘、汉、沔、闽、广、山东及西南诸郡蛮夷,各处寇攘,屡命大将军与诸将校奋扬威武,四方戡定,民安田里。
今文武大臣百司众庶劝进,尊朕为皇帝,以主黔黎。
勉循众请,于吴二年正月四日告祭天地于钟山之阳,即皇帝位于南郊。定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恭诣太庙,追尊四妣为皇帝皇后。立大社大稷于京师。册封马氏为皇后,立世子标为皇子。
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在这篇文告中,皇帝首先被刻画为全体人民的最高祭司,由他祭告万物创造者的天和地。第二,他被加冕为地上的世俗君王。第三,他是按照最高尚的人的方式来崇祀他的祖先的孝子。第四,最后一点,即他是人民生计来源的护卫者,因为他祭告了农业之神。”
通过以上这段文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西方世界国王加冕需要罗马教皇承认的传统。这其中存在着很多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对于东西方世界来说,皇权并不是来自于世俗,而是来自于上天的授予,这是东西方在皇权问题上的最大相同之处;但是其中的差异也十分明显。西方世界的皇权并不是最大的权力,最大的权力掌握在教会的手上,教皇与国王共同为国家的主宰,皇权必须服从于教权;在中国以及以儒文化为特征的东方世界里,皇权确被认为来自于上天的授予,但是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宗教来掌握这种权力,上天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在中国神话里,最高的神就是天帝了,可是天帝的形象是什么呢?很多的神灵都有人们想象出来的形象,唯独天帝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形象,以至于在祈年殿供奉的并不是神像,仅仅是一块木牌而已。可以说这是中国人有意无意的回避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呢?中国人对上天的崇拜,对宗教的信仰更多是出于功利主义,而不是出自虔诚和希望获得救赎的心理;更多的是希望从神灵那里获得利益好处,而不是为了心灵的慰藉信仰宗教。因此这就决定了东西方对待宗教问题的差异。西方社会的上层社会利用宗教,也信仰宗教,而下层社会是真正的信仰宗教;中国则不然,上层社会根本不相信宗教,下层社会的信仰也是功利主义的。
西方社会的中世纪是建立在基督教文明上的,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它们都是同源的,它们都信仰上帝,上帝是天地间唯一的神,信仰上帝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求得他的保护,更为重要的是为了获得永久的救赎,以抵消人类与生俱来的原罪。中国人则不一样,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基础是以孔子及其弟子所创立的儒家文明,孔子从来都是人,即使后世一再提高他的地位,他都始终是一个人。我们不妨看看孔子在各个朝代的封号,西汉平帝时,孔子被封为“褒成宣尼公”,贵为公爵;唐朝开元二十七年,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宋朝为“玄圣文宣王”,“至圣文宣王”;元朝时,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这时候孔子的地位已仅次于皇帝了。到明清时期,他成为封建统治者的精神领袖,帝王们称其为“师”,康熙更是称其为“万世师表”。这里所有的封号都是围绕着王侯公爵展开的,最高的地位也只是帝王师,并没有完全脱离人的躯壳,进入神灵的境界。我们可以说孔子被神化了,但是我们不可以说孔子已经是神,这一点必须明确。正是因为对待各自精神领袖态度的不同,才导致对待宗教态度的巨大差异性。
其实各自的精神领袖对他的信徒的教育也不同,孔子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政治家,他信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一生都在致力于自己的政治理想,总是试图通过一个王者来达成自己的愿望,却从没有想过自己建立一个王国,或者将自己抬高到神的地位,他从来没有说过他是上天派来的使者,应该信奉上天而不是君王。 耶稣却不一样,他明确的提出了世界末日即将到来,并且对此深信不疑,但是世界末日来临后,并不是虚无,而是天国的到来,那是由上帝统治的国度,因此只有信仰上帝,才可以得救。也许正是因为两位先哲在对待信仰问题本身的不同,才会有现实的差异。
这种差异性对古代中国来说,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可是正是因为这种积极意义的存在,才可能有后来儒家政治的消极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和中国的统治者来说,孔子的思想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并且实实在在发挥着作用的,你只要信仰这种实实在在的思想,就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特别是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的科举考试出现后,这种利益就变得更为实在,很多人都可以看见这种利益,因此人们就陷入了一种惰性之中,不想创新和改革,仅仅希望从现存社会获得好处。况且儒家文明发展到后来,与整个集权体系紧密相连,不可动摇。
可是对信仰上帝的人来说,并不存在这种实实在在的利益,上帝只是一个虚妄的形象,是人的一种理想,当经济获得极大程度的发展时,人们的私欲开始膨胀,对于上帝能否带给他们好处开始产生怀疑,对于死后是否可以进入所谓的天国,渐渐不放在心上,开始需要人文的东西,开始追求实实在在利益。
因此可以说,郑和下西洋所以没有进一步的突破,也是自以为天下无双的儒家思想指导的结果。因为中国人已经是最强大,中国人的文化已经是最优秀,没有必要再做进一步的突破,中国人所要做的就是将这种思想传播出去,教育万民。至于说侵略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西方则不然,对于基督的信仰更多是心灵上的,而不是出于功利主义,这样一来,反而使他们可以拓展思路,从另一个角度出发,以达到功利的目的。并且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即使是文化的传承和同化也一定是以和平的方式。基督教也是要求传教的,但是他们通常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上帝选民,存在居高临下的态度,缺乏柔和的手段,更多的时候会选择武力和强迫手段,因此对他们来说开拓新的世界,用侵略的手段获益也就理所当然了。
除了文化信仰的差异,还有地理上的因素。中国位于东亚大陆,地大物博,世界上少有国家可与之相较,明帝国时期更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大帝国。在中国的北方是广大的西伯利亚高原,成为天然的屏障,所有的威胁仅仅是来自少数民族的骚扰,没有一个独立的可以对明帝国,至少永乐时期的明帝国构成致命威胁的国家;南方小国林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对中国构成绝对的威胁,它们几乎都是明朝的藩属国;西面是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脉和杳无人烟的沙漠地带,东面是无垠的大海。这两个方向在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下,很难有哪个国家可以从这里发动对中国毁灭性的攻击。而亚热带季风气候和中国肥沃的土地,使得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足以支撑一个庞大的帝国。因此可以说,中国人的骄傲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这样的一个大国怎么会去想掠夺别人?好像一个一出生就是亿万富翁的人,怎么会去抢一个乞丐的钱呢?正是由于这种与生俱来的的优越感,导致中国古代几乎所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帝国都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央,自己中华上国,四周的国家都是夷狄之辈,这种观念自大秦帝国的建立,到汉、唐、宋、元、明和前清概莫能外。这就是中国人的心态,是大国的骄傲和悲哀。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政府的组织方式、组织结构以及组织效率的问题。西方著名学者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特•托马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可见,在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政府扮演着一个无可替代的角色。尽管在有关市场与政府的认识方面,经济学家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对该问题所进行的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探索。迄今为止,理论和经验已经证明,一个有限和有效率的政府,对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困难的是,政府干预的范围和程度,并不存在一个人们都认可的共识。明帝国所以会出现郑和下西洋,我在一开始就已经指出,仅仅有两个目的:宣扬大明的国威和寻找建文帝的下落。这显然是有问题的。而这种问题的根源性就在于中国的政治是专制的一人之政治,皇权具有至高无尚的地位,尤其是在朱元璋废除了宰相的职位后,皇权的专制性达到了一个高峰,文武百官只能服从于皇权的威严。而作为一个皇帝很难既是一个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学家。他的决策难免会出现失误,一旦这样的失误出现,对国家的危害性将是巨大的。郑和下西洋可以说就是明成祖政治和经济上失误。他只考虑了其积极的意义,却忽视了其消极的意义,或者说他只想到宣扬国威,而没有考虑到成本的问题以及如何收回成本。
郑和下西洋的失败,总体来说,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思想文化上的因素。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官方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儒家思想虽然也有西方基督教的传教精神。但是这种相似性仅仅是表面上的,西方的传教更多的是具有征服性的,不反对使用武力,十字军东征就是很好的例子。而儒家思想则不一样。孔子曾经说过: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这是儒家文化的一大特点,如何传播自己的思想?“修文德”才是最重要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榜样的力量是伟大的。至于说用武力,则不是儒家思想提倡的。另外儒家思想往往视我为中国,周围乃蛮夷,没有什么值得我去争夺的。第二,制度上的因素。中国的王权是至高无上的,大臣和百姓都是皇帝的仆人,他们只能按照皇帝的意思办事,不可能做出任何逾越皇帝旨意的事情,因此即使有人有开疆拓土之心,皇帝不点头,也不可能实现。第三,观念上的因素。中国人没有“我是世界的一部分”的观点,而是“我是世界的中心”,这种傲慢的心理,使得中国不可能像西方国家一样向海洋发展。第四,地理上的因素。中国传统上就是一个大陆国家,并且几乎是与世隔绝的,没有海洋权力的观念,明朝倭寇侵犯我国疆土的时候,就有大臣提出放弃沿海地区,将渔民尽数撤回内地;清朝康熙年间,收复台湾后,也有人提出放弃台湾,将台湾人民撤回来。这些事件都反映了中国人大多数是不具有海洋意识的。反观西方国家,几个进行地理大发现的国家,都是沿海的一些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像法国、德国这些大国则并不是从海洋发迹的。因此说大陆观念也是制约着郑和下西洋的一个重要因素。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向海洋进军的最后一段光辉,经此光辉之后,明帝国再不去追寻海洋上的利益,而是把目光集中到了大陆上。中国的航海盛世走向了彻底的终结。以至于在1840年被英国人用炮火打开国门时,中国人的脸上除了震惊和恐惧外,只剩下对外部世界的茫然无知,这实实在在是大国心态下最深沉的悲哀。
虽然,郑和下西洋没能引领中国真正走向海洋,走向世界。但是,“郑和”这个名字却因为这伟大的航海事业,永远为国人铭记。他不仅仅是大明王朝的功臣,更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一位伟大的和平使者。
 楼主| 发表于 2011-5-2 10:57 | 显示全部楼层
四、扑朔迷离的大英帝国
1601年,一位自称大西洋人的传教士来到了中国,他的中文名字叫作利玛窦。他给当时的神宗皇帝带去了一份礼物,名为《万国图志》,不过今天已经无法看到这份世界地图。次年,利玛窦在北京绘制了《坤舆万国全图》,流传至今。在地图中,利玛窦将苏格兰翻译为“思克齐亚”,将英格兰翻译为“谙厄利亚”,这大概是英国最早的中文译名。
“1623年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在杭州刊印,这是第一部用汉文撰写的世界地理学著作。在《职方外纪》卷首的附图中,艾儒略按照利玛窦的译法,把英格兰、苏格兰分别译为谙厄利亚、思可齐亚。《职方外纪》第二卷有‘西北海诸岛’一节,主要是介绍不列颠诸岛的:‘欧逻巴西海迤北一带至冰海,海岛极大者曰谙厄利亚、曰意而兰大,其外小岛不下千百。……谙厄利亚,经度五十至六十,纬度三度半至十三。气候融和,地方广大,分为三道,共学二所,共三十院’。这里的‘三道’,应当是指大不列颠岛的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三部分,而不可能是指英国的地方行政单位‘郡’,因为自1536年起,仅仅英格兰就被划分为40个郡。这里的共学(大学),则显然是指剑桥大学与牛津大学。”
二十一年后,明朝走向终结。传教士南怀仁在康熙年间绘制了一份世界地图《坤舆全图》,并且做《坤舆图说》。然而不论是在利玛窦的世界地图里,还是《职方外纪》、《坤舆图说》中,英国的位置都不显要,介绍也不甚详细。这不能不说与英国当时的世界地位有关。
十七世纪的英国还不是西方强国,事实上直到1689年英国光荣革命,英国都还不算一个十分强大的国家。这时候欧洲的强国主要是西班牙、法国、荷兰等。因此,可以说,直到十七世纪后半期,中国仍然没有真正注意过这个正在蓬勃发展的海上强国。
然而,英国人却不同,他们早已将目光投向东方。早在1497年,英国人卡波特就试图寻找一条由西北通往中国与印度的航路,但是没有成功。整个十六世纪,英国人一直都在寻找通往中国的航路。1596年,一支由三艘船组成的英国船队驶往中国,并且带上一封伊丽莎白女皇致中国皇帝的信。只是,这艘船奇异的失踪了。
1635年,英国商船“伦敦号”成为抵达中国最早的英国船只。而后,英国的威德尔船队于1637年6月年抵达中国澳门,此后中英冲突不断。5个月后,英国船队离开中国。一位英国商人不无惋惜得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完全可以说,我们是在火与剑的驱逐下离开这个城市,离开这个国度的。”
这短短五个月的交锋,让英国人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可是,当时的明政府直到英国人离开,尚不知道这些外国人从何而来。他们将英国人与荷兰人混为一谈,并且载入《明史•和兰传》,这个不美丽的误会直到战争爆发后,才得到澄清。
由此可见中国人对英国的无知。
然而中国并不是没有有识之士。我们通常认为林则徐是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然而对于英国的无知和轻视,却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最早意识到英国威胁的人,是雍正时广州知府蓝鼎元,他说:“极西则红毛、西洋为强悍莫敌之国,非诸番比矣。红毛,乃西岛番统名,其中有英圭黎、干丝腊、佛兰西、荷兰、大西洋、小西洋诸国,皆凶悍异常。其舟坚固,不畏飓风,炮火军械精于中土,性情阴险叵测,到处窥觇,图谋人国。统计天下海岛诸番,惟红毛、西洋、日本三者可虑耳。”
此等见识,可以说是超时代的。此后的历史充分验证了蓝鼎元的这一判断。然而,直到战争爆发,中国有此见识者寥寥无几。林则徐在战争爆发前夕,曾自信满满得说:“臣等细察夷情,略窥底蕴,知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的悲哀。
悲哀还不仅仅在于无知,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对于已经确切知道的正确的地理知识,到了乾隆时期,也被摈弃。
1784年,乾隆下令撰修清朝第二部《大清一统志》,这部一统志关于欧洲的记述基本上因袭了明末清初传教士的说法,认为欧洲的大国是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根本没有提到英国的名字,可见清朝政府对于世界局势的变化简直一无所知。书中有许多错误的说法,例如说荷兰“在西南海中”、佛郎机(葡萄牙)“在西南海中,……奉佛教”,等等。当时清朝政府对于世界的基本看法是:“大地东西七万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
这样的描述可以说荒诞不经,几乎是神话般的想象,一个国家在18世纪,对外界的无知仍然是这样,其结局如何可想而知。
及至马戛尔尼访华,其目的旨在与中国通商,建立外交关系。然而乾隆皇帝将英国看作和朝鲜、越南一样的小国,以蛮夷对待。对这位英国使者也只当作朝贡者。当得知马戛尔尼的来意后,乾隆皇帝十分不悦,同时不无骄傲得说中国地大物博,无所不有,拒绝了英国的要求——当然这与马戛尔尼的部分无理要求也有关系(马戛尔尼曾要求:一、请与舟山附近划一不设防岛,供英商使用,以屯聚货物,永久居住;二、请与广州附近划出一块土地,与舟山权利相同,供英人使用)。
这本来是中英两国一次重要的交流机会,假使这次交往能够顺利进行,中国不仅有机会获得来自西方的先进科技与思想,同时也有可能避免战争的发生。然而对于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就,英国的来意和企图,中方都没有重视。
尽管马戛尔尼没有完成英王交代的使命,可是他和他的使团却带回了大量有关中国的信息,中国在英国人眼中再没有神秘感可言。中英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暗流涌动,危机悄悄诞生。大清帝国的光辉将成为落日的余晖。中国最后一个盛世从此走向终结。
从1808年(嘉庆十三年)开始,中国人对英国的看法发生急剧变化。这一年的9月,英国军队非法入侵澳门,英国军舰还闯入黄埔。两广总督玩忽职守,一再拖延不报,致使嘉庆帝大怒。12月,英国军队才从澳门撤走。至此,中国才认识到英国的侵略野心。
随着中英贸易的迅速发展,英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国,中英两国的商业纠纷也不断增多,特别是走私问题、商欠问题,都使清朝政府感到极为头痛。
1816年英国向中国再次派出外交使团,这就是阿美士德 使团。此时的清朝皇帝对于中英实际交往中所发生的矛盾已经有所体会,没有再陶醉于那些精于奉承的官员所说的英国国王是因为“仰慕中国德威”而特地“遣官输诚纳款、航海远来”的阿谀之词中。然而,将走向没落的清帝国,显然没有了开创时的气魄。嘉庆皇帝甚至不敢与英国进行长久的外交交锋,最后仅仅以觐见礼仪问题为借口,将阿美士德赶出了北京。
中英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而此时距离战争爆发仅有二十四年。阿美士德无功而返,英国政府彻底放弃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中英矛盾的努力,逐渐走上了诉诸武力迫使中国开放的道路。而清朝政府则依然陶醉在“中国为天下共主”的幻觉中,虽然已经开始感受到迅速发展的英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冲击,但清朝官员依旧天真的认为,只要中国不供应英国丝绸和茶叶,就可以遏制英国。这样的想法,不免过于天真。
狂妄自大的满清官员不愿正视那个已经来到中华帝国门口并日益强大的英国,更不可能跑到“蛮夷之地”去对这个“化外之邦”进行一番考察。与满清朝廷的官员相反,在中国民间,一些水手却因种种原因到过英国,亲身感受了这个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活。就在马戛尔尼使团出使中国的时候,一个名叫谢清高的广东水手也远航到了欧洲。他后来在澳门定居,1820年,他的同乡根据他的口述写成了《海录》一书。英国是谢清高所游历过的欧洲国家之一,所以《海录》对英国的描述也较为详细。
《海录》是根据中国人在外国的亲身经历而写成的一部珍贵文献,对于人们认识欧洲与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国学人们仍然陶醉于古老的文化,他们对古人的热情远远超过认识世界的热情,所以这部著作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注意,流传不广。与此相反,英国人却在一直探究中国,经过两百年的努力,“到了19世纪初,在英国形成了真正的中国学”,从此,英国人逐渐在科学的基础上用科学的方法认识中国。
1820年,道光皇帝从父亲手中接过了一个危机四伏的帝国,英国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日盛,贸易也越来越猖獗,中英两国的摩擦也越来越多。
这不能不让我等扼腕叹息,持续两百年的无知,持续两百年的闭关锁国 ,让我们失去了太多的机会,甚至可以说是我们将英国逼到了战争的对立面。这大概是中国外交史上最大的失败。
然而,这一切的盲目自大却又根源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因此,我常常感到困惑,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前进和发展道路上,究竟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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