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汉末三国文化与诸葛亮之侠风

西蜀散人

喜欢武侠，也喜欢三国，端午佳节，特转此文，献于诸网友

董国炎  （扬州大学 文学院， 江苏 扬州 ２２５００２ ）


“三国”故事演 变历史漫长， 诸葛亮的形象特征， 特别是对诸葛亮思想文化性质的认识，差异多变化也多，引人注 目。当安史之乱期间，万方多难，流落西蜀的人们感念诸葛亮， 期待拯救危局的忠臣。 杜甫《蜀相》咏叹 “三顾频繁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 《咏怀古迹五首》更称赞“诸葛大名垂宇宙 ”“万古云霄一羽毛”。 南宋偏安，人们对蜀汉政权充满肯定， 并用道学理论加以发挥，诸葛亮逐渐成为儒家道德完人和 忠臣典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儒家忠臣形象深入人心。 随着《 三国演》小说文本不断修改完善， 特别是毛宗岗批点本广泛流行之后，诸葛亮成为充满智慧也充满仁爱心的儒家知识分子楷模，代表着正义和道德，许国忘身，忠于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身儒家正气，堪称最理想化的儒家文臣。
然而在“三国 ”故事演 变的 其他 阶段， 在“三国”故事其他文本中，诸葛亮身上却有大不相同的其他特征。在最早的三国 故事长篇小说、元代刊刻的《三国志平话》中 ，诸葛亮身上有很多江湖侠气和道术之气。 这部小说虚写他具有“撒豆成兵、挥剑成河”的非凡本领 ［ １ ］ ， 实写他身 上有一种直接动手的尚武之气，有一种昂扬的 任侠之风。他身上总带着利剑，即 使外交场合也不掩饰。他到江东孙权那里去商讨结盟，正巧碰见曹操派来劝降的使者。诸葛亮竟然当机立断，拔剑猛扑过去， 杀死曹操的使者，以此断绝孙权的退路， 逼迫孙权与刘备结盟合作。这部平话实写他真的能够呼风唤雨借东风，他自己对此超凡本领，更说得神乎其神： “有天地， 三人而会祭风。第一个轩辕黄帝，拜风后为师，使风降了蚩尤。又闻舜帝拜皋陶为师，使风困 三苗。 亮收引 图 文……” ［ ２ ］ ８４ 这等于说，祭风这项特殊本领，古今只有他与黄帝、舜帝 三人能够掌握。这本领真的旷古烁今，简直匪夷所思。《三国志平话》是宋元时代说书艺人的创作， 对诸葛亮形象的塑造， 反映了宋元时代下层民众的历史观念，反映了道术文化的影响和民间的审美倾向。这与正史《 三国 志》对诸葛亮的描述，与文人诗歌对诸葛亮的吟咏赞叹，形成极大差异。
在“三国”故事继续演变中，文人取代民间说书艺人成为创作主力。从罗贯中到张尚德、蒋大器再到毛宗岗 ，《三国演义》的写作和加工评点中，《三国志平话》带给诸葛亮的侠气和江湖术士气被——弃去， 文人们不断把各种优点集中到诸葛亮身 上，让他成为理想的儒家知识分子，充满感人的性情魅力，立言立德立功集于一身，独善其身兼济天下集于一身 ，堪称文学史上最成功的儒家文人典型。
然而在清代和近代， 随着社会文化变迁，下层社会壮大，平民审美情趣发展，说书艺人独立创作能力提高， 都使得《 三国演义》故事和诸葛亮形象继续变化。从说书行业来讲，《 三国演义》本属于袍带书、刀马书，而不是短打书。然而近代文艺创作中侠风扩展，扬州评话《 三国演义》故事中出现了短打书情节，诸葛亮身上体现一股侠风。扬州评话“康派三国 ”的 《火烧 赤壁》书目可以作为例子。康派三国以康国华、康又华、康重华三代艺人为代表。康派三国源出晚清文人下海型说书家李国辉， 最善于表演 诸葛亮这个人物。 《 火烧赤壁》故事增添了 武侠风范的 短打情节；诸葛亮身上增添一种独特的江湖武林侠风。这集中表现于诸葛亮策划调度并直接参与的 “甘周偷头”事件。《火烧赤壁》评话故事起于诸葛亮过江联合东吴， 终于华容道上。根据康重华口述整理的文本约 ５２ 万字， 相当于《三国演 义》原书相应部分字数的 ８倍多，可见描述详尽。其中《 甘周偷头》事件是评话艺人新创。 讲东吴大将甘宁、周泰受诸葛亮指挥和接应，游泳潜入曹军水师大营， 摸上主帅大船，杀掉水师大都督蒯越、傅巽。
这件事情意义重大：曹军南下必须依靠荆州水军；杀掉水军都督，对曹军打击很大。在《 三国演义》小说中， 没有“甘周偷头”事件，曹军的水师都督是蔡瑁和张允。《 火烧赤壁》评话利用 《 三国演义》原 有情节基础， 合理虚构了这个事件。蒯越、傅巽原来是刘表手下重要大将。《 三国 演 义》小说第４１回曹操进入襄阳之后， 首先召见并安抚蒯越，说得到荆襄地区，自己没觉得高兴；得到了蒯越，自己才真高兴。由此可见蒯越的地位和威望。 《三国演义》这样抬高蒯越自有依据。据《 后汉书· 刘表传》，蒯越是刘表首要辅佐者，是刘表集团最重要将领。按道理讲，曹操要依靠荆州水军，确实应该首先起用蒯越。而在刘表集团中 ，蔡瑁、张允依靠裙带关系高升，自身的能力和威望都不足。扬州评话改为：蒯越、傅巽首先担任水师都督，他们被杀掉后，才由蔡瑁、张允继任。这样改动合于情理。
甘宁、周泰作刺客这个情节， 比较自然地安排在“周瑜一害诸葛亮”故事当中。周瑜想借刀杀人，给诸葛亮一支令箭，让他调动兵马去烧曹军粮草。诸葛亮利用令箭在手的便利，悄悄调派甘宁、周泰去刺杀敌人。诸葛亮这样做，对大局有利，也巧妙利用了令箭的作用。诸葛亮亲自乘船与甘宁、周 泰一起行动，并请来鲁肃见证了整个过程。他们四个人当天夜里开船， 船到曹军水寨外面，甘宁周泰下水。诸葛亮和鲁肃停船接应。第二天甘宁周泰提着人头向周瑜报功； 鲁肃替诸葛亮交回令箭；诸葛亮本人依然坐在自己小船中。这样增加的“甘周偷头”情节，前后衔接自然，不破坏原有故事框架。
“甘周偷头”这个情节的审美风格很独特。《三国演义》是刀马书。两员大将交锋，大战多少回合的情节不少，士卒摇旗呐喊，鼓声震天，场面热闹。这是刀马书而不是短打书。 “甘周偷头”是武侠小说特有的短打书风范。甘周两人大江中游泳潜入敌营， 摸上敌军帅船，根本不能开口讲话。现场没有任何旁观者，也不存在衬托渲染。一切都依靠两个人无声的动作。刺杀蒯越二人之前，他们不能惊动任何人；甚至直到杀死二人的时候，也要避免呼喝声、 搏斗声。而要无声无息杀死两员大将，难度很大。但是甘宁和周泰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的各种表现，即使放到技击武侠小说中，也堪称行家里手。各种动作，准确沉稳；举手投足，狠辣干练；无声无息，惊心动魄；无声胜有声，别具美感。下水之前，二人喝下配好防冷药物的烈酒；改换装束：头戴特制的防水猪尿泡，身穿连脚软皮衣，浑身绑扎好，背上豹皮囊。给人的感觉，新鲜又刺激。二人潜水和摸上敌船的动作，细致清晰：

（二人从大船两侧 分头上船。甘宁上得船来）“两个脚尖子点 到船板， 三截子朝下一环。为何要环着？甘宁由水里蹿上了船，如站在船上，周身的水滴滴答答，假如舱里的人没有睡的话，听见响声，一定要喊的：‘下 雨啦， 望一下子啊！’ 那就糟了。这样三截子朝下一环，上身的水流到腿上，由腿上流到脚后跟，由脚后跟顺船帮子流下江，一点声音全无。甘宁等周身的水流得差不多了，然后朝起一站，再朝前走，走了两步，迎面就是舱门。甘宁把刀背在背后，左手在舱门上一贴，这一贴，内 行叫‘ 问’。 问什么？问里头是栓的，还是搭子搭的？甘宁的手在门 上一合，就晓得里头是栓，不是搭子。既是栓，他有舔栓的东西。伸手在豹皮囊里拿出一支铜笔。这一支铜笔非常尖，甘宁把铜笔伸进舱门缝，上下一找，找到栓，然后把铜笔朝回头一缩， 再朝前一进，直抵栓心，然后就靠掌心这个揉劲，听见嚯———嗒！门 闩离了那一头的闩窝子了。甘宁把铜笔拿回头，放进皮口袋，然后把嘴里事先含的一口水吐在手上，往门窝子上浇。接着朝下一蹲，将身上扎的白布拖在外面的那一截，拿在手上，挤出一点水，把下面的门转子，都弄潮了，再推门，就没有声音了。甘宁站起身来，把刀一松，将刀悬于腕下，抓着这扇舱门的铁环，稍微抬着一点，将门推开，人就跟着进来了。进了舱，一个大转身，复行又把这一扇门一关，上好闩……”［２］６９

这艘帅船很大，蒯越、傅巽在中舱喝酒谋划军情，为了保密，让仆役们在前舱侍候，没有呼唤，不许进来。甘宁、周泰从后舱摸过来，分两路摸索前进，杀掉可能坏事的人。甘宁武艺高强、经验老到，所以是表现的重点。他没出一点声音就杀掉一个舵工、一个仆人，虽然很血腥，但确实静悄悄。甘宁、周泰摸到中舱，蒯越、傅巽都喝了不少酒，正低着头凑在一起密谋。甘、周二人摸到他们背后，同时动手：左臂猛然挟住对方头颅，左手紧捂住嘴，右手钢刀同时猛割颈项，整个动作于一瞬间完成，无声无息。杀人之后，他们各自喝了半壶酒，吃了半碗菜，才带着头颅，潜水而去。因为时间紧急，二人没用筷子，直接用手抓菜吃，杯盘间留下累累血手印，事发后给曹营带来恐怖。但当时二人感觉菜炒得很好，心里高兴，用血手再抓几把，平添一种诡异悍野之气。
“甘周偷头”写得如同武侠小说情节，实际上甘宁、周泰能够胜任这项特殊任务，确实是有依据的。《三国志》记载甘宁巴郡人，“少有气力，好游侠，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年纪轻轻就担任侠盗集团首领。裴松之注《三国志》又补充了一些材料，说甘宁横行陆地时，鲜衣怒马，挂着铃铛，铃声响亮；横行江湖时，别出心裁，居然高张织锦做的船帆，号称锦帆贼。武侠小说中，本领超凡的绝顶高手偶或如此狂傲，不避招摇。《三国志》《江表传》等文献中，周泰是出身低微但屡立战功的非凡人物。他原是扬子江水寇，劫掠为生，履险犯难，杀人越货，是轻车熟路。而临战勇猛，伤痕累累，绝不退缩，因此受人敬重。
诸葛亮选这两个人执行特殊任务很有趣。人皆知诸葛亮熟读兵法韬略，但是这种特殊行动不同于兵法战阵，诸葛亮也能选用内行高手，诸葛本人还一起行动，并且与这两位杀手高度默契。他居然了解武林行径，懂得很多黑道做法。上述整个刺杀行动，包括具体细节、具体用品，都出于他的策划调度和细致安排。甘宁、周泰来到他船上时，就不带长兵器和佩剑，只带着短刀和特殊的衣物，包括特殊的豹皮囊，不但是夜行人专用的，还是水中专用的，里面装着“竹探子”和铜笔之类特殊物件。他们开船向曹营水寨前进，等到距离适当，准备下水，诸葛亮给二人配好两大杯酒，从自己怀中掏出一个白纸包，把纸包里的白末平分开，小心倒进酒杯里，请甘宁、周泰喝。甘宁、周泰懂得这是冬季防冷的熟砒霜酒，很感谢诸葛亮的细心准备，因为他们本人虽然懂得这是什么，但是长期做军官，逐渐生疏黑道行径，忘掉了这个必要环节，反而是诸葛亮更熟悉此道。鲁肃在这个故事里，是诸葛亮请来的见证者，也是诸葛亮的对比衬托者。对于江湖武林行径和武林物品，鲁肃这位传统文人完全不懂。他的反应是不断的奇怪、询问、担心、吃惊，这反衬诸葛亮是熟知武林行径的特殊人物。
诸葛亮形象的处理，出现了很大差异。文人作家把他写成理想化的儒家文人，而民间说书却突出他身上的侠风。考察汉末三国历史与社会文化，发现民间说书的塑造相当程度符合历史。侠在历史上长期存在，也富有起伏变化。战国是游侠得志之秋，仗剑行游者多，养士之风很盛。汉初侠风犹炽，《史记·游侠列传》记载朱家剧孟郭解等人有生动反映。朝廷几次打击，侠风仍存。《汉书》载西汉后期成帝时长安游侠少年勇于刺杀官吏，而谁杀文吏，谁杀武吏，竟然以抓阄决定。后代各地出土汉代画像碑刻与画像砖上，豫让、聂政、荆轲等刺客故事很常见。汉昭帝时，傅介子到楼兰国刺杀楼兰王，立功封侯，广受赞誉。均可反映汉代的价值标准和美学态度。
东汉末期至三国，儒家经学衰微，狂放好侠成为一种潮流，其时有豪、轻侠、游侠之分。正因为侠的类型增多范围扩大，很多贵胄子弟、疏放官员和有抱负的文人卷入其中。《后汉书》《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释正史所用的野史，共同反映了这类情况。董卓、袁绍、曹操、孙坚、刘备等人都是如此。董卓寡于学术而交结不少豪侠勇士。袁绍出身名门望族，而折节下士，士多附之……好游侠，与志同道合者结为奔走之友，不应辟命。袁术也任侠好士，广为招纳，门前曾有四方车辆成百上千。刘备“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能折节下人，与性情慷慨不得志之人，极为契合。
曹操年少任侠，疏狂使气，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性情大度，后来招纳侠客猛士不少。如陈留典韦，魁梧有力，有志节任侠，尝为朋友报仇，怀匕首入豪强官员李永宅邸，于森严警卫中杀李永并其妻，步行而出，追者数百，莫敢迫近。因为这类独特行为而名震天下者莫过郅恽，《后汉书·郅恽传》载，郅恽朋友董子张的父亲被人杀害。董子张病重垂死，郅恽去看他，董子张看着郅恽流泪无语。郅恽说：我知道你并不怕死，你痛心不能为父亲复仇。作为朋友，本不能越俎代庖，现在却应该代劳。于是郅恽出去带人杀死仇人，把人头提到董子张床前，董子张看到仇人头颅而闭目气绝。郅恽随即就到官府自首，县令却推脱不肯羁押他。郅恽自己走进监狱牢房，县令却追来以自杀威胁，逼着郅恽走掉。后来，当地太守还上报朝廷任命郅恽官职。这种奇特事件反映了当时的价值判断和社会风气。从尚武崇侠、使气任侠这个角度讲，可以说当时侠风上升。
曹丕《典论·自叙》详细记载自己好剑、学剑和比剑的经过。自己曾拜师多人，主要是学习史阿的剑术，而史阿是剑术名家王越的传人。曹丕记载自己曾与刘勋、邓展等军官长时间讨论剑术，然后动手比试。写对方已经动气，执着于比剑的胜负，自己怎样进退击刺，怎样一再击败邓展。曹丕对击剑很重视，言语之间，也颇为得意。《典论·论文》深受中文系学人重视和喜爱。但是《典论·自叙》篇反映曹丕其实很有武侠狂放情怀。陈寿《三国志》不写曹丕好剑，不写他是剑术名家王越传人。或许陈寿是有意为之。
后汉特殊背景与社会风气下，不少豪门子弟染上狂放行侠的风习。诸葛亮生活的荆州刺史部南阳郡侠风很盛。南阳郡在东汉称为帝乡，南阳及紧邻的颍川郡，豪戚贵胄子弟任性使气带剑横行，官府不能遏制。南阳颍川汝南，又是党锢文人最多的地方，李膺陈蕃杜根等人皆出这一地区。所谓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后来侠风转为深沉，实有多重背景因素。《后汉书·刘表传》记载，汉末荆州社会动荡，危难重重，人们都想改变处境。一些特立独行的文人，滋长尚武之气和深沉侠风，有主动选择的意味。荆襄地区与诸葛亮交往的这类文人不少，如司马徽、庞德公、崔州平、石广元、徐庶等。这批人的特征是摒弃鄙夷传统儒生所治经学及生活模式。裴松之注《三国志》提供很多当时文献的特殊记载，围绕《诸葛亮集》不同辑本也有不少说法。在裴注当中，“《襄阳记》曰：刘备访世事於司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３］６７８
司马徽轻蔑儒生，毫不掩饰，尖锐批评他们是不识时务的俗士，而把自己推荐的诸葛亮明确放到儒生对立面。诸葛亮的好朋友崔州平、石广元这些人，在酒店中狂歌痛饮，歌词大胆狂傲，仿佛渭水垂钓的姜子牙之歌，也有几分荆轲、高渐离之风。这显然不是儒者风范。曾经自称单福、辅佐刘备打败曹军的徐庶，自己被迫离开时，一再向刘备郑重推荐诸葛亮。徐庶的行为特征确有侠风。《三国演义》第３６回，程昱向曹操介绍徐庶其人：
“此非单福也。此人幼好学击剑，中平未年，尝为人报仇杀人，披发涂面而走，为吏所获，问其姓名不答，吏乃缚于车上，击鼓行于市，令市人识之，虽有识者不敢言，而同伴窃解救之，乃更姓名而逃。”［４］
这简直是个典型的游侠借躯报仇故事。徐庶会剑术，替别人报仇杀人，自己被捕而拒不招供。诚如司马迁《游侠列传》所说“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者也。徐庶又被同伙解救，他们的集团性很值得注意。而“虽有识者不敢言”这句话，也透露徐庶这个游侠集团的威慑力，他们可能有武力惩罚、甚至暗杀等报复做法。《三国演义》关于徐庶这段文字出自《三国志》裴注所引《魏略》，仅仅字面稍有一点变动。也就是说，这不是出于文学虚构，而是转引历史类著作。
众多富有侠风的文人，共同烘托渲染，推出诸葛亮其人。其实诸葛亮个人的经历也很特殊。据《三国志》本传，作为孤儿，他和弟弟诸葛均自幼跟随叔父诸葛玄生活。在汉末的动荡混乱中，诸葛玄被一派势力任命为豫章太守，带着诸葛亮兄弟到豫章（即南昌）去上任，但是另有一派势力任命别人做豫章太守。双方进行地盘争夺，诸葛玄失败，逃到荆州依附刘表。刘表好像没有厚待诸葛玄，诸葛玄可能郁郁而终，撇下诸葛亮兄弟流落异乡，困局乡野。而《三国志》裴松之注中所引《献帝春秋》的记载更惨，说诸葛玄丢了豫章之后企图反攻，却被人杀死，首级被献给豫章方面。那么诸葛亮兄弟很可能经历危险甚至躲过追杀才逃到荆襄。这种经历很难让人安心读书，他们兄弟说是耕田读书的隐士，但是他们经常外出，一出多日不归的特殊行为，令人生疑。
诸葛亮懂得江湖武林黑道行径，其实《三国志》裴注就有反映。《诸葛亮传》裴注所引《蜀记》的一件记载很有趣：曹操派遣刺客，装扮成投靠者，前来谒见刘备。双方谈论伐魏形势，言语投机。刺客不断挪动靠近刘备，眼看将要得手。这时候诸葛亮进来看着此人，刺客就紧张了。“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刺客很快起身去上厕所。诸葛亮立即作出判断：“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墙而走。”［３］６８２
这位刺客谈论伐魏大计，大概很有见识很会说。刘备才能够被吸引，也许很相信他，让他得以不断靠近。但是此人见到诸葛亮就紧张，以如厕名义越墙而走，不但反应机敏，而且身手不凡。刘备官邸应当有高墙深院和不少卫士，此人反应迅捷并越墙而走，绝非文人说客所能。奇怪的是，此人既然有备而来，既然以谋略言谈打动刘备，见到诸葛亮也不应该紧张。至多疏远不用，得不到行刺机会而已。没有什么破绽，却越墙逃走，反而暴露自己，如果被追上更危险。他这样做令人费解。如果按照新武侠小说对这种情况的解释，那么可能是这样的———尽管刺客可以化装为文人雅士或者各种身份，但是身有武功却隐藏不住，身形步法眼光太阳穴乃至呼吸都能透露，武功高手能够看出奥妙。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看出刺客底细的诸葛亮很可能也是武功高手，或许刺客也看出了诸葛亮的武功来历才赶紧逃跑。新武侠小说这类解释大概是艺术夸张，但是高手识得高手，同类善于相互鉴别，确实是有趣的生活现象。
如果诸葛亮好武崇侠是真实的，这却未必能够反映到陈寿《三国志》中。因为这里既受陈寿本人的思想观念左右，也受西晋初年现实政治左右。陈寿原来跟随谯周学习，谯周精于《尚书》诸经，可以说是蜀中儒学正脉。陈寿以此学养而著史，自然要遵循儒学理念。陈寿本人作为亡国降臣，从蜀中来到洛阳，受命著史，其实有风险和顾虑。其笔下尽量表达儒家仁爱理念，显示礼让谦恭宽厚甚至迂阔的儒者之气，既合于自己学养，又不失为高明处世之术。这样他对材料的选择阐述就有讲究，《三国志》能否如实记载史实值得考虑。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就说三国历史复杂，自己有意纠补陈寿之阙：“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３］１０８３裴松之自然没有陈寿的风险和顾虑，可以广征博引，反映历史也许更为客观。
宋元说书人和清代近代评话写作者，有自己的思想观念和审美情趣，他们的创作与《三国演义》小说有差距。《三国演义》是一部经典文学作品，分析继承其成功经验，保持解构和批判态度，能提高我们的文学辨析和创作能力。

［参考文献］
［１］
三国志平话［Ｍ］．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５：６７．
［２］
康重华，口述．火烧赤壁［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３］
陈寿．三国志［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９．
［４］
罗贯中．三国演义［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９：４６０－４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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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中矩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