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重 发表于 2016-2-22 20:14

《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全文,转自金庸吧,园怡晨】

海光文艺1966年四月号


佟硕之兄那篇《金庸梁羽生合论》在《海光文艺》上发表后,他要我对他的批评表示一些意见。佟兄是我已有了十八年交情的老朋友,当年共居一屋,同桌吃饭,相知不可谓不深。这篇批评文章的用意,确如他所说,是出于“友谊”两字,老友有命,自当略抒己见。

他那篇文章的标题前加上“新派武侠小说两大名家”的称呼,我很觉愧不敢当。我写武侠小说,着眼点只是在供给读者以娱乐,只不过讲一些异想天开的故事,替读者们的生活中增加一些趣味,绝不像梁羽生兄那样具有严肃的目的。所以“梁金”不能相提并论。羽生兄是一位“文艺工作者”,而我只是一个“讲故事人”(好比宋代的“说话人”,近代的“说书先生”)。我只求把故事讲的生动热闹,羽生兄却以小说来灌输一种思想。我自幼便爱读武侠小说,写这种小说,自己当做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以娱人(当然也有金钱上的报酬)。佟硕之兄的文章中“责以大义”,认为羽生兄小说的思想正确,而我的小说思想有偏差,甚至是美国好莱坞思想,“实迷途其未远,觉昨是而今非(原文如此,金庸笔误?)”劝我痛改前非。他的盛意虽然可感,但和我对小说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

我以为小说主要是刻画一些人物,讲一个故事,描写某种环境和气氛。小说本身虽然不可避免的会表达作者的思想,但作者不必故意将人物,故事,背景去迁就某种思想和政策。

我以为武侠小说和京戏,评弹,舞蹈,音乐等等相同,主要作用是求赏心悦目,或是悦耳动听。武侠小说毕竟没有多大艺术价值,如果一定要提得高一点来说,那是求表达一种感情,刻画一种个性,描写人的生活或是生命,和政治思想,宗教意识,科学上的正误,道德上的是非等等,不必要求统一或关联。艺术主要是求美,求感动人,其目的既非宣扬真理,也不是分辨是非,艺术并不是“不道德的”,而是“非道德的”。《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既爱上了林黛玉,却对薛宝钗,史湘云,以致袭人,晴雯,紫鹃,金钏儿,妙玉,芳官等等都有情义,和秦钟,蒋玉菡更有同性恋的意味,我们实不必去研究贾宝玉的做法是否合乎道德,更不能说一个男人爱几个女子便是“好莱坞式”。沙剧《麦克白斯》的主角弑君篡位,古希腊悲剧《伊迪普斯》主角杀父娶母,从道德来说,不忠不孝之极,但在艺术上,我们却感到了惊心动魄的人性之激荡。古来巨大的文学作品,无不如此。《水浒传》中的英雄杀人,放火,偷鸡,偷钱,开黑店,吃人肉,都不能用寻常的道德标准来加以衡量。宋江最后受招安而去征伐农民起义军方腊,以佟硕之兄的标准来看,那当然是革命叛徒,投降主义者,罪大恶极自超过李秀成,那么《水浒传》也就不值半文钱了。

我对写作中国旧诗词完全不会,不是如佟兄所说“非其所长”,而是“根本不会”。对佟兄的批评全部接受。

佟兄一文很反对我《射雕英雄传》中宋代少女黄蓉唱元曲这段情节。我所以写这一段,主因是在于极欣赏这几支元曲,尤其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几句话,忍不住要想法子抄在小说里。

元曲的曲,起源于唐。据王国维的研究,元曲三百三十五种调子,出于唐宋古曲者一百十种,此外若干种虽不知其来源,亦可确定是从唐宋时的曲子变来。其实,我以为在小说戏剧中宋代人不但可以唱元曲,而且可以唱黄梅调,时代曲。山西人的关公绝对可以讲广东话,唱近代的广东调。梁山伯祝英台是晋朝人,越剧的曲子却起于民国初年,梅兰芳以起于清朝雍正乾隆年间的皮黄曲调唱秦朝末年的《霸王别姬》,董永是东汉时人,黄梅调起于清朝末年,《天仙配》中的董永却满口黄梅调,那在艺术上都不成问题。我想很少有人会去研究“空城计”中诸葛亮所唱的曲调在三国时代是否已经存在。

任何历史小说中的人物,所用的语言必须是现代化的,司马迁写史记,就将《尚书》中尧舜等人古奥的对白“现代化”(汉代化)了。如果认为宋人不能唱元曲,那么宋人说话“的了吗呢”更加不可以了。我国的成语都有来历出典,假定每一个词都要研究一下出于什么时代,比如说,在写历史小说时,马援之前的人不能说马革裹尸,刘秀之前的人不能说得陇望蜀。三姑六婆四字,出于明人所述元朝史事的《辍耕录》,我们在写宋代的故事时,事实上不能用三姑六婆四字,那不是太迂腐了吗?

佟兄关于段誉和萧峰的批评,完全错了。因为这故事的结局,与佟兄所想象的完全不同。作为一个说故事人,发现别人一点也猜不到我在两年多前所布置的结局,不免沾沾自喜。因为我所重视的,正是好好的说一个故事。要古代的英雄侠女,才子佳人来配合当前形势,来喊今日的口号,那不是太委屈了他们吗?

【全文,此前从来未见】

金庸的江湖 发表于 2016-3-4 13:25

此文最早是从江湖流出PDF版的(未打成文字):   http://www.jyjh.cn/bbs/thread-5554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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