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学习雷锋 于 2015-12-8 12:57 编辑
廿六、「我可能有错……」
孔子的学生子张问老师求官职得俸禄的方法，孔子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多听，有怀疑的地方，加以保留，其余足以自信的部份，则谨慎地说出，就能减少错误。多看，有怀疑的地方，加以保留，其余足以自信的部份，谨慎地实行，就能减少后悔。言语少有错误，行动少有后悔，官职俸禄就在这里面了。）孔子说的是做官的方法，也就是施政的原则。这正是罗素所主张的理性主义精神和科学态度。对于任何事情不要武断，如果有怀疑，那就不要太早下结论。即使已是毫无怀疑了，发表意见和实行的时候，都要十分谨慎。这对当政者而言，是可以减少错误，对受统治的百姓而言，可以少受痛苦，人们对中共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评已经很多，我也不必详加重复，我只觉得，如果中共当时在推行如此大规模的运动之时，有「多闻阙疑」和「慎行其余」的态度，那么不但中共自己可以寡尤寡悔，全国百姓也不会在生活上遭受到如此巨大的影响。
我们诚恳而热切的希望，中共在接受了这个重大的教训之后，能够常常想到孔子这种科学精神和谨慎的态度。
一九五二年，大公报因「三一事件」而被香港当局控诉，经过十四次审讯，成为香港一件重要的新闻。榆瑞的书中也曾提及这件事，他说：「我继续指出，M曾经向我暗示，我应当在香港政府起诉大公报扰乱治安之前，辞去这家报纸的督印人职位。虽然我知道他的暗示一定有其内因，但我没有向费彝民提起这件事，否则的话，报社应当可以采取必要措施，以避免日后因停刊九十日而受到的不必要的损失。」
在审讯期间，全港市民都注意双方辩论的过程，我们是报馆的工作人员，当然更加关心。主持审讯的法官是威廉士先生，他在案件的进行中，常说：「我可能有错，不过我以为如何如何。」当时报馆中有些同事们觉得有些奇怪，为什么这位法官常常说「我可能有错」？为什么他对自己的意见不能绝对的肯定？
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不便在报馆中表示意见，说「我可能有错」（I may be wrong, but……）这五个字，正是英美法制的精神。英美法律体系的根本原则，就是孔子说的「多闻阙疑」。他们承认每个人的意见都「可能有错」，要广泛收集证据，但每种证据都「可能有错」。每一个嫌疑犯在被判定为有罪之前，必须认为他是无罪的。报上对于尚未定罪的被告，必须称之为「疑犯」，倘使直指他是凶手或小偷，不但被告可以控告报馆，检察处也可以控告报馆。这种法律精神当然也有其缺点，有时候，一个人明明犯了重罪，却因找不到证据而被判无罪，也有些狡猾的罪犯故意布置了「事发时不在场的证据」，可以逍遥法外。然而冤枉好人的情形总是比较少。这个法律体系的主要着眼点，在于保护良民的正当权利，其次才是惩罚罪犯。因此「有罪与否」由陪审员投票而不由法官决定。当然，冤狱也会有的，既然是人，就定能有错，就定能有阶级性的或政治性的特殊见解。但一般说来，总是一种比较民主、比较公正的制度。
那时我在大公报和新晚报工作，对报馆当然有爱护之心，就是到现在，我承认在感情上对它仍是有温暖的联系。这件案子的本身，在这里不必加以讨论。因为我既不是公正的第三者，这案子也不是英法司法体系中的典型例子，它牵涉到政治和外交问题，后来中共总理周恩来因此而发表声明与一般的诉讼案件性质颇有差别。只是榆瑞书中提到了这件事，而榆瑞整本书所谈的，主要是中共对他的审讯，因此我提出「我可能有错」这五个字的精神来谈一谈。
萧乾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讨论为什么侦探小说能在中国流行。他认为，那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司法制度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法官大老爷擅于屈打成招，有各种各样的刑法可以拷问犯人，并不必要有充足的证据就可定罪。侦探小说却注重推理，必须从各种各样的线索和证据中去找寻罪证，中国向来的习惯往往是「想当然耳」。像「杨乃武与小白菜」那样，决定案子的因素，主要是政治势力而不是人证物证。我以为他的说法很有理由。但另外有一个重要原因，一般说来，中国人传统上比较缺乏推理的科学思考，特别注重人事关系。既然许多大问题都可以凭人事而解决，没有必要去研究、去推理。
最近我看了北京京剧团的「秦香莲」，裘盛戎演的包公，在艺术上令我倾倒备至。但如果从法律观点来看，这位包公判断案子实在太不合逻辑。第三者手里有一把刀，这把刀插在死者身上，放刀鞘里刚合式，于是就下结论说死者的上司是谋杀的教唆犯，而事实上，死者正是自杀的。
-------------------------------------------
按：1951年冬，香港东头村大火，1952年3月1日广州市的人民团体要到香港来慰问灾民，香港政府不准。在尖沙嘴火车站迎候的上万人群接不到慰问团之后，陆续散去。部分人群在弥敦道与佐敦道口以警车撞伤路人为由，攻击警车，警方开枪及用催泪弹驱散人群，有十余人受伤。由此，左派报章把矛头指向香港政府。结果在1952年3月24日，三份左派报纸《大公报》、《新晚报》、《文汇报》被控于3月5日转载北京《人民日报》短评，被香港政府指文字具“煽动性，违反煽动条例”。《大公报》更被判自1952年5月6日始停刊六个月，督印人费彝民被判罚款四千元或入狱九个月。后经相关机构的努力，英国高院法院合议庭裁定终止停刊决定，《大公报》只停刊了十二天。
本帖最后由 学习雷锋 于 2017-2-23 21:01 编辑
廿七、大量观察小心综合
中共曾整理发展了一个昆曲的剧目「十五贯」，也拍成了电影，不论电影艺术或戏曲艺术，都是第一流的。戏的主题思想是批评官僚在处理事务时的主观主义。知县过于执是个清官，一心想主持公道正义，他独白说：「想我过于执自从到任以来，屡逢疑难案件，幸亏我善于察言观色，揣摸推测，虽然民性狡猾，一经审问，十有八九不出我之所断。上自巡抚，下至黎民，那个不知道我过某英明果断。」他首先认定「民性狡猾」，又认定自己「英明果断」，因此当一件谋杀案发生时，他一见到死者的女儿，登时便下了结论：「看她艳如桃李，岂能无人勾引？年正青春，怎能冷若冰霜？她与奸夫情投意合，自然要生比翼双飞之意，父亲拦阻，因之杀其父而盗其财，此乃人之常情。这案情就是不问，也已明白十之八九了。」结果当然是冤枉了好人。
中共很提倡这个戏，用来教育干部。中共一般上相当注重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常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然而据我看，有许许多多调查研究不免属于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一类。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本来是胡适的主张。中共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哲学观点，攻击之不遗余力，全国学术界曾一次又一次的进行批判胡适的运动。这场批判的是非，这里不能详加讨论，但我至少不同意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因为你作了一个大胆的假设之后，自然而然会千方百计的去找寻合用的证据，用来证明这个假设，凡是与这假设相抵触的，很自然的会置之不理，那就变成了「先入为主」。真正的科学态度应当是「大量观察，小心综合」，心中事先并无成见，要根据事实而下结论。牛顿看到苹果落地而发现地心吸力，他并不是先假定有地心吸引力的定律，再去找苹果落地的证据来加以证明。在人事上，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你如果大胆的假设了某人有罪，总有办法找到某些适合的证据。
我这里谈谈中共过份注重一个人的家庭成份和历史关系的态度，在大陆，每个人都有一只档案袋。这只袋子是自己永远看不到的，但就像你的影子一样，永远跟着你走。学校的人事科登记了你的出身、成绩、思想、行为，你从学校毕业，开始工作，这批档案跟着你移到工作机关的人事科，你从甲地迁移到乙地，从甲机关调到乙机关，档案袋总是如影随形的跟着转移。你立过什么功劳，犯过什么错误，资料中一一记得明白。对于任何人，这只档案袋都是心理上的一个重大负担，只要你曾经有过一次不小心说过一句有所不满的「怪话」，就算相隔十年二十年，就算从新疆调到了黑龙江，你的主管总是会知道的。这种人事资料的制度，英国和美国也都有，一个美国人如果年青时有几个思想左倾的朋友，以后恐怕很少有机会进入国务院或原子能委员会去工作。然而我相信中共的制度是严密得多，广泛得多。其深度和广度，尤其是对每个人家庭成份的重视，恐怕世界上很少有别个国家能及得上。
香港有不少来自大陆的学生，他们自然都知道，如果是地主或资本家的子弟，即使学业成绩再好，也很难考入最好的大学。工人和贫农的子弟总是优先获得录取。中共对这点并不讳言，他们认为工作人员政治上的「红」，重要过能力上的「专」，而决定一个人「红」不「红」，第一个标准就是他的出身成份。中共认为只有出身于无产阶级，才是真正坚决的革命者，其中尤以产业工人为最好，晋朝时任用人才，行「九品中正」之法，根据门第家世而评定一个人的品级，结果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中共的标准恰恰相反，出身于「寒门」的才是上品，「世族子弟」必居下品。
我觉得这标准实在主观的成份太强。「艳如桃李」的少女虽然总是有人勾引，大概也很少会「冷若冰霜」，却不见得一定会「杀父盗财」。中共对知识份子本质上有一种歧视，认为他们动摇心太强，根本靠不住，虽然不得不加以利用，却总是处处提防，唯恐他们造反。
当国共双方在大陆上进行激烈斗争之时，中国大部份知识份子对共产党抱有希望，有一种敬意，期望中国由贫弱变为富强。等到中共在大陆取得了绝对胜利，大部份知识份子都是兴高采烈，看到前途无限光明，都希望贡献一己的才能，在中共的领导下为国家出一番力气，知识份子的动摇性当然是有的，斗争性自也不及无产阶级坚决，但在中共已经全面胜利的情形之下，大陆上的知识份子极少还会有甚么造反的心理，事实上极大多数是拥护中共的。个别的不满和牢骚虽是在所不免，却决不是企图造反。中共兵权在握，几个无拳无勇的读书人能造什么反？但中共对于出生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在主观上始终有强烈的疑忌，这是不是有点「过于执」呢？
本帖最后由 学习雷锋 于 2017-2-23 21:03 编辑
廿八、刘秀和曹操的故事
这篇文字的内容已经越扯越远，如果题目改作「读『彷徨与抉择』有感」，或许好些。总算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兴」这种文体，逢佳节而思亲，赴荆门而怀古，由关关雎鸠可写到君子好逑，从白露为霜可写到所谓伊人。英国文学家卡莱尔写过一部轰动全世界的哲学书「重做衣衫」（Sartor Resartus），这部书号称讨论衣衫问题，实际上谈的是生死之谜，瞑想肉体与灵魂之间的秘奥。既然不朽的文章都可随兴抒发，我这些乱七八糟的无聊杂感，想更不妨言及题外，盖越是小人物，越是有随便说话的自由也。现在来说几个中国历史上的小故事。
公元二十四年，在西方耶稣正开始传道，在中国则是汉光武刘秀正与王郎激烈争夺天下。一度刘秀被王郎逼得狼狈万分，东逃西窜，汉中大将冯异检柴、邓禹烧火，才煮得一碗麦饭给刘秀吃。后来刘秀斩了王郎，查获到大批文件，其中数千封书信，都是刘秀部下在势头不对时暗中写给王郎的，信中不是大骂刘秀，便表示决心归降。刘秀一封也不看，召集诸将，当众将这些文书烧去。他说：「烧去文书，不留证据，可令那些曾经想背叛我的人安心。」
曹操和袁绍大战，河北兵多粮足，曹操的兵力弱得多。曹操破袁绍后，查到不少书信，都是许昌（曹操的根据地）要员及军中将士向敌人私通款曲的，曹操看也不看，当众焚毁。他说：「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况众人乎？」
唐明皇晚年昏庸胡涂，但初接位时却是英明果决，开元之治，可以上比贞观。当太平公主进行政变时，群臣中有一批是她造反的党羽。事平后，唐明皇得到了造反者的名单和证据，命陆象先穷加追究。陆象先将这些证据都烧了，明皇大怒，要处他重刑。陆象先叩头说：「臣违了陛下圣旨以安反侧者之心，确是不敢逃罪。」明皇是聪明人，一点便透，唐书陆象先传中说：「帝悟而善之。」
明朝燕王造反，即位后，在宫中搜出建文帝时的奏章数千通，命解缙等检阅分类。皇帝规定的分类标准是这样：「凡兵言刑事宜者留觉，其语涉干犯者，悉焚不阅。」讨论军事与法律问题的，因为对以后的施政有参考价值，所以保存起来研究，凡是文中有攻击燕王，骂他大逆不道等等言语的，一概焚去。
汉光武、曹操、唐玄宗、明成祖，都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领袖。汉光武所得的评价更高，一般认为比汉高祖伟大得多，王夫之更说他是三代以后古今皇帝中的第一人。这四位大领袖创了这样巨大的事业，实与他们胸襟之广、气度之宏，有很大关系。曹操和朱棣（明成祖）对反对者的镇压本来是很辣手的，曹操主张「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令天下人负我」，朱棣杀方孝儒，首创诛十族之刑。但他们对人的本性，有很清楚的了解，知道趋炎附势，靠拢强者，乃是人的天性，出发点在于以求自保。既然我已得到了胜利，一般人自会向我靠拢，至于他们曾经反对过我，那就不必计较，如果耿耿于怀，只有使这些人心中不安。他们如果心中经常有一种威胁存在，觉得当政者牢牢记着自己犯过的错误，小则没精打采，大则铤而走险，索性来一个行刺造反。因此如何以安反侧，乃是统治者的一个重要课题，从中国历史上的教训看来，最好的办法是宽大，不但不加处罚，而且连他谋反的证据也当众烧去。曹操说：「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况众人乎？」以心理学家的谅解，大政治家的风度，收揽人心，巩固统治。
京剧中有一出戏「摘缨会」，现在是很少人唱了。戏中楚王大宴群臣，命爱妃劝酒。这位妃子既美丽又性感，一个小将酒后乱性，非礼了她一下，也许是拧一下屁股，摸一摸大腿。这妃子悄悄摘下了小将头盔上的红缨作证据，去向楚王哭诉，要求严办。楚王立刻下令，大厅上烛火一律熄灭，每人都将头盔上的红缨摘去，这才张灯重宴。他不但不肯惩罚这个非礼的将军，而且不愿知道是谁，更使这将军安心，以后决不会向他开刀报复。后来在战争中楚王遇到危难，这小将出死力保护，以报当日灭烛摘缨之恩。
中共在大陆上胜利之后，对国民党的高级人员是十分宽大的，那是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标准。以傅作义、李济琛、卫立煌等所杀共产党人之多，尚得身居高位。但中共对于每一个人历史上的言行，却是每一件小事都不放松，一一纪录在案。对每一个人都查明你的祖宗三代，你自己坦白之不足，还要广泛调查你的三亲六朋，你村老老若是信口开河，他情哥哥偏寻根究底。刘秀与曹操当众焚毁文件的气度，中共是及不上的了。其实我们不谈气度，单就政治上的利害来说，也是「不痴不聋，不作阿家翁」的态度更有利于政权的巩固。
本帖最后由 学习雷锋 于 2017-2-23 21:05 编辑
廿九、推心置腹方得民心
汉光武得天下的关键，在于收降了数百万义军。史书上对这些义军称之为「贼兵」。这种农民军队因饥寒交迫而起兵造反，但又劫掠百姓，可说是介乎义军与盗贼之间，人数极众而纪律极坏。刘秀恶战数场，大破之而予以收降。刘秀部下的将领对这些降者很不放心，投降的人也不自安。刘秀便以信心去感化他们，并不带什么卫队，随随便便的到降人军营中去，向他们安抚谈话。投降的人大为感动，说：「萧王（其时刘秀为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意思说，刘秀将他的良心拿出来放到了我们肚子里，我们还不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他么？
中共在大陆国共战争后期取得犹如狂风扫落叶般的胜利，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容纳国民党的降军，不加歧视的编入共军部队之中。因此在短短数年内，共军的力量迅速壮大，而国军力量日就削弱。然而中共在大陆取得胜利后，对于一般百姓，却并不采用这种曾收效大的「兼容并纳政策」。中共歧视每一个曾与国民党发生过若干关系的人，歧视地主、资本家、小资产阶级、富农、中农。这是他们公开宣布的政策，并不是我在这里故意加以歪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五星旗为国旗。他们对于这五颗星的解释是这样：大星表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四颗小星代表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共说这四种人是「人民」，而地主、旧官吏等等则是「国民」，这中间已是将一部份中国人划分为「被专政者」。过了几年，五星旗的解释有了改变，大星表示共产党的领导，四颗小星表示全国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如果不是彻底改造成为劳动人民，在国家中便取消了地位。
中共既然执政，国家便由中共领导，那是理所当然之事。在「鸣放」期间，储安平、章伯钧、罗隆基等人指责中共的「党天下」制度，我以为这种指责没有理由。难道中共打下江山，却恭请你章伯钧、罗隆基诸位大老爷来领导他们么？或者让出一部份政权，和你们分而治之么？大陆上的普通老百姓，事实上并无争领导权的念头。想争领导权的，只是少数无聊的靠拢政客和野心家。中共在反右期间打击想争领导权的政客，我以为这是政治上的应有之义，对于那些胡涂而又怀野心的无聊政客，我们绝无半点同情，这些人想投机一番，企图爬上高位，过过官瘾，中共施辣手整他们一整，可说是人心大快。我所不同意的，是中国将全国老百姓划分为各色人等，因其阶级成份而施以不同待遇。这种政策既示人以不广，也使许许多多有才能的人遭受歧视。任何人都会有「以国士待之，以国士报之，以众人待之，以众人报之」的心理。被歧视，就不肯出力，犬马尚且如此，何况是人？
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是由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而专政。然而中共的胜利并不是依靠无产阶级革命，主要是统一战线的成功。全国人民对国民党政府有强烈的不满，对中共寄以热烈的期望。大陆政权的易手，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胜利，不如说是在共产党的能干领导下全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共的领袖极大多数是知识份子，是留苏、留法的留学生和大学生，解放军主要是农民军队。中共在大陆取得胜利后，并不需要再以阶级斗争来巩固政权。我以为，中共如果不分界域的团结全国人民，全国人民只有对中共更加拥护，他们的政权只有更加巩固。
中国历史上政权最巩固、国力最强盛的是汉代和唐代。汉唐的统治者胸襟最广，对治下百姓最不加歧视。这两个皇朝非但不歧视本国百姓，甚至不歧视外国人。汉武帝时的亲信大臣金日殚是汉朝的大敌匈奴人。唐朝大将李光弼、仆固怀恩、哥舒翰等都是外国人。元朝将百姓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四等百姓待遇各有不同，百姓反感大，它的政权也就极不巩固。清朝虽有满汉之分，满人虽有若干特权，但汉人事实上并不受多大歧视，因此清朝的统治就比元朝长得多。
南非和美国有种族歧视，便不断有种族纠纷。加拿大、瑞士的国民分说不同语言，但因没有歧视，相互间就没有纠纷。自古以来，阶级划分之严，无过于印度，贱民阶级甚至不能和婆罗门说话，从此积弱数千年，至今无甚起色。在家庭中做父母的如果偏心，子女间一定不和，受歧视的固然不幸、受偏爱的也是不幸。
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因生产方式而有不同阶级，这是经济关系所造成的。阶级间必有矛盾，原是事实。但中共取得大陆后，经济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以它政治组织的严密，军队的强大，绝对不必害怕资本家复辟，更不必担心知识份子造反。如果它自始至终采取一种温和的、宽大的、对任何人都推心置腹的仁人政策，则风行草偃，化民以正，无不从者。
本帖最后由 学习雷锋 于 2017-2-23 21:09 编辑
三十、中共的高级领袖们
中国知识份子的爱国心向来是很强的。一百多年来中国惨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和欺侮，极大多数读书人都有一番报国之志，救民之意。在科举时代，读书人的唯一目标是做官，是学而优则仕。但自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大多数读书人都信奉孙中山先生那句话：「我们应当立志做大事，不可立志做大官。」一般读书人从事文学，研究科学，经营实业，办理教育和文化事业，只有极少数人才立志做官。许许多多人献身革命事业，目的确是在救国救民，不是为了自己的尊荣富贵。数十年来，中国经受了无穷的苦难，但大多数中国知识份子仍是保持着这种可贵的传统。中共的领袖们很有才能，军队身经百战，足可卫国，政制严密，足可治事。如果他们对全国百姓一视同仁，中国的知识份子自会各尽所能，在中共的领导下为人民服务。我觉得中共搞各种各样的运动来「整治」、来打击知识份子，实在并非必要，事实上恐怕反而整得许多本来热心拥护中共的人离心离德。根本原因，我想在于中共认为知识份子靠不住，有造反而篡夺政权的可能，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决性。
中共在与国民党争夺政权时，将全国人民划分阶级，以便区分敌友，这原是政治斗争的必要策略。但当他们在大陆上取得全面胜利后，即使是最反共的地主与旧官员，也只有个别的反抗，决无全面造反的可能。可是中共在各种政策中，仍旧认为只有工人和贫农才是高等人民、资产阶级、富农中农、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等是次等人民，地主旧官员是劣等人民。
罗素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被压迫者的品质」。文中说，全世界有一种普遍的观念，认为被压迫者都有一种较高尚的道德。当爱尔兰、希腊、意大利未获独立时，欧美各国都认为这些民族道德崇高，但在他们独立之后，事实表现，这些民族在道德上和其他民族也差不多。妇女和儿童因为柔弱无力，大家就认为他们品格较为高尚，但心理学家的科学研究，并不同意这种说法，在机械文明时代，人们崇拜大水库、水电站、飞机、原子能、以及无产阶级，以为无产阶级品质，比一般人高得多。罗素说：「如果营养不良、缺乏教育、缺少阳光空气、居屋不卫生、工作过劳，在这种情况下所造成的人民，比之在营养佳良、受适当教育、空气充足、住屋舒适、有合宜休息种种条件下培养出来的人民更为优秀的话，那么经济结构的理论根本便站不住了，人民中有这许多人生活条件不良，因之有机会能培养出崇高的品德来，那么我们应当雀跃欢呼了。这种说法之不通，那是很明显的，然而许多信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知识份子们，一方面认为无产阶级比其余人民更为高尚可爱，另一方面却又主张废除这种不合理的生活状况，可是他们却又说，优秀的人民，正是只有在这种生活条件之下，才培养得出来。诗人华兹华斯把儿童的高贵理想化了，心理学佛洛伊德推翻了他的说法。马克思把无产阶级的高尚理想化了，还需要一个佛洛伊德来证明马克思说法的缺乏根据。」
马克思推崇无产阶级，主要是赞扬他们的革命坚决性，倒不一定认为无产阶级的才智比其余的人更高。不过共产主义者认为革命性和党性是最基本的道德，因此无产阶级就高人一等了。
中国人向来认为「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从唐朝起，任用人才时基本上就不歧视一个人的家世出身。科举本身并不是一种好制度，但至少，应考的人士不论穷富，机会都是相等的。宰相的儿子在考进士时并不比贫农的儿子多享有什么特权，如果有什么经私舞弊，那也是例外，给皇帝查了出来，主考官是要杀头的，宰相的儿子所占的便宜，只是一方面与遗传有关，另一方面他有较好的读书环境、有较优的导师。
我以为无产阶级不见得比其余的人更坏，也不见得更好。我不相信阶级出身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品格和才能。中共认为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者，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有最重大的危害，但赫鲁晓夫是矿工出身，标准的无产阶级，毕生受党的教育。马克思是知识份子。恩格斯是大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他父亲是孟彻斯特纱厂大老板），列宁是知识份子，毛泽东先生也是知识份子。「反党」的高岗和彭德怀是贫农家庭的出身，但刘少奇的家庭是富农，是湖南省立师范和留苏的学生，周恩来与陈毅是留法的留学生，朱德是旧军阀时代的军人出身。比起中共的领袖们来，蒋介石先生的家庭出身更为贫苦，更加不是知识份子。中共历任最高级的领袖中，除了向忠发一人之外，都是知识份子，而对党的事业贡献最少的，就是这个向忠发。唯物辩证法认为万物都是不断的在运动，在起变化。人当然也是在不断的在变。拘泥于一个人的出身成份，那是否定了辩证法中「万物皆变」的根本原则。
本帖最后由 学习雷锋 于 2017-2-23 21:19 编辑
卅一、不拘一格用人才
榆瑞对饮食很有兴趣，也有相当研究。他写酒经和食经的笔名叫做「高阳」，出典当是从「高阳酒徒」这四字而来。史记中记载这故事很是生动。刘邦经过河南陈留，郦食其求见。刘邦正在洗脚，问左右道：「来客是怎么一副样子？」左右说：「好像是个有学问的读书人，穿儒衣的。」刘邦生平最不喜欢读书人，凡是有戴儒冠来的，他往往抢了客人的儒冠，在其中拉尿，这时听说又是个读书人，便道：「我忙于处理天下大事，没空见读书人。」使者出去说了，郦食其大怒，按剑喝道：「你去通报，我高阳酒徒也。」刘邦听说是个酒徒，大有兴趣，忙擦干了脚，邀他进来，一谈之下，意见相投，对他加以重用。
刘邦对付大臣周昌的故事，也充分表现了他的流氓本色。有一次周昌进宫奏事，刘邦怀中正搂着美人戚姫。周昌急忙退出，刘邦一把将他抓住，推倒在地，骑在他的头颈里，问他：「我是怎么样的皇帝？」周昌很是大胆，答道：「陛下，桀纣之主也。」刘邦倒也没有怪他，哈哈大笑一番。
这样一个喜欢侮辱读书人的皇帝，登位后知道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下了一道求贤诏。这道诏书不知是那一位才子代笔，写得极是客气。诏书一开头就说由于自己不和读书人做朋友，以致贤人不肖出山：「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他说的是「交」，是「游」，所谓以天子而友布衣，确是有诚心招揽贤士的气象。
作领袖者，能用人是最根本的本事。宋江文不及吴用、萧让，武不及林冲、关胜，游泳不及张顺，偷鸡不如时迁，然而能领导梁山泊一百零七条好汉，主要便是有用人的大才。刘邦得了天下后，有一天在洛阳南宫大开宴会，命部下直言无隐，解释为什么他成功而项羽失败。高起与王陵说：「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其利；项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刘邦道：「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能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刘邦分析胜败的根本关键，非常正确。项羽却将失败的原因推在老天的头上，说「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杨雄的「法言」中有一段话说得好：「或问：『楚败垓下，方死，曰「天也！」谅乎？（是真的么？）』曰：『汉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汉鼓励智谋之士各尽全力，干部们又领导群众各尽全力）。楚憞群策而自屈其力（楚则厌恶一般智谋之士，只是自己一个人尽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负（能使旁人为我出力的得到胜利，只是独自尽力的失败）。天曷故焉（跟天有什么关系呢）？』」
在任用人才时，对各人的弱点要能有充分谅解，不必求全责备。曹操的「求贤令」中说：「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管仲和鲍叔合伙做生意，分钱时他侵占多分，那当然是「不廉」，但他辅佐齐桓公而成霸业。陈平和嫂嫂私通，又收受将士的贿赂，相当不道德，刘邦不理他的私德而信任重用，陈平终于六出奇计，帮助刘邦解决了许多大问题，功劳不在张良之下。因此曹操主张「唯才是举」。
清末才子龚定庵写过一首诗：「九州生气重风雷，万马齐瘖亦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毛泽东先生很欣赏这首诗，他抄录这首诗的书法，前几年曾在中共许多报纸刊物上登载。诗确是好诗，也说出了一个大问题。如果所有的马都哑了，不能鸣嘶了，那当真是可哀得很。天下人才，原本不拘一格，天公降生人才之时，想必不是从一个模子里印将出来的。我想当政者应当了解，天公既是不拘一格的降人才了，则任用人才之时，也应当不拘一格，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合于一个模子。
马寅初先生主张节制人口，因其理论不合于马克思主义的模子，便受到围攻，不能保北大校长之职。丁颖先生是国际著名的水稻专家，但在大跃进期间，他无法以他的专门知识来纠正领导者在农业上所造成的偏差。一个是主张不被接受，并遭处分；一个是虚居其位，不敢提出正确的见解。那都是没有善用其才。国家受到损失，人民受到痛苦，对中共本身而言，结果也是不利的。
本帖最后由 学习雷锋 于 2017-2-23 21:24 编辑
卅二、李纯青勤学苦读
榆瑞书中有很多地方提到李纯青，他说他回到上海，经过了新闻工作者的思想改造运动后，李纯青要他担任私人秘书。榆瑞起初不愿意，后来勉强同意了，却又突然吐血而躭搁了下来。他书中对李纯青有这样的叙述：「我们的总编辑王芸生那时在北京出席亚非国家和平会议。实际主持大公报业务的，是副总编辑李纯青，他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在中日战争时，他在报馆里没有多大重要性。上海『解放』后，他公开了他的党员身份，立刻成为最重要的人物，甚至王芸生也要讨好他。在一九四八至四九年间，李纯青在香港耽过几个月。」
李纯青是台湾人，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生（似乎是第一期的）。他思想左倾，报馆同事向来都知道的，他进大学之前，一直是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没有机会受到正常的中文教育，因此中文根底不大好，但进大公报后，数年之间勤读苦学，写的文章见解深刻，锋锐若利刃，不久就担任社评委员，一般同事对他都很佩服。李纯青讷于言辞，但头脑非常灵敏。台湾民主同盟的主席本来是谢雪红，李是副主席，自从谢雪红成为右派后，李纯青的地位是更加重要了。不论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作为一个新闻评论家，我以为他是第一流的人才。在香港期间，他为报纸撰述短评，并以「微言」为笔名，在「天下大事」等副刊上撰写政治小品，往往一针见血，分析到问题的本质。他写的社评论感情之丰富，不如张季鸾先生，文采之华瞻，不如王芸生先生，但深刻、辛辣，容或过之。
广州解放初期，香港大公报销到广东各地，销数直线上升，报馆同事都很兴奋。但李纯青说：「这种情形不会维持很久的。广州人有广州报纸，不能长期容许香港大公报内销。我们的整个计划，应当以不内销为基础。」当时许多同事都不大相信，觉得香港大公报完全根据于中共的政策丝毫没有违反的地方，似乎不会不许内销。但后来事实证明，李纯青确有先见之明。中共对报纸的发行非常严格，除了几家全国性的报纸之外，一般地方报纸都不能在外地发行。广州一个普通人民订阅香港大公报固然无法办到，便是要订一份湖南日报、北京日报，也是不可以的。
一九五〇年春天，我在北京大公报办事处住了一段时期。办事处在乃兹府，是相当考究的西式房子。所谓乃兹府，本来是「奶子府」，是皇帝奶妈的府第，后人觉得「奶子」不好听，才改了这两个文雅的字眼。大公报办事处和奶子府只隔几家，看过奶子府的外表，朱红大门，门上碗大的铜钉，模样十分威风，从门内望进去，庭院中花木扶疏，一派豪华富贵气象。看着这两扇朱红大门时，我有时想象，那时候不知道有多少四方官吏在这两扇大门中进进出出，送上无数金银珍玩，于是这位乳娘在皇帝跟前说了几句好话，于是这些官吏个个升了官，再将老百姓拷打搜刮。
那时李纯青也住在办事处，我跟他去游故宫、游颐和园，去看煤山上崇祯皇帝吊死的那棵树。我们一同耻笑这个末代皇帝的察察为明和自以为是，此时回思，当时情景宛在目前。有一天，李纯青、谭文瑞和我三人到天坛去，只见一排排数百年的老树都只剩下一个树根，原来那是傅作义守北平时，他部下士兵将古树都砍下来筑了工事，忽然，迎面一个警察高歌而来：「叹杨家，秉忠心……」音调苍凉，韵味悠然，他经过我们身畔，渐渐走远，还是在唱：「……大宋扶保……」突然之间，我似乎感到了这古老中国千百年来的脉搏跳动。
不久，北京举行全国新闻工作者会议。我自然没资格参加，只是听李纯青在会后讲述会中的情形。他转述的胡喬木一篇报告，我现在还是印象十分深刻，觉得这篇报告的中心思想，抓到了新闻工作的精义。
当时中共有两个「乔木」，南乔是曾在香港住过很久的乔木，北乔便是胡喬木。胡喬木本来也是单称「乔木」，并不冠姓，他常在毛泽东先生左右，在老解放区工作。等到北乔南乔一起到了北京，那就不易分得明白。据说毛先生曾请他们两位之中，有一人放弃「乔木」之名。北乔年纪较大，用「乔木」的名字比南乔为早，而南乔却说他是真正姓乔，北乔却是姓胡，结果是折衷解决，北乔称胡喬木，而南乔则恢复乔冠华的旧名。这次南乔随刘少奇到北越等地，在正式发表的名单中便是「乔冠华」。
当时胡喬木的职位似乎是新闻总署署长兼新华通讯社总社社长。他在那篇报告中说，从前我们一起床，第一件事便是赶快找报纸看，现在对报纸的兴趣却很淡漠了，下午看也可以，晚上看也可以。这是什么缘故呢？那是因为现在的报纸（指中共地区的）内容枯燥乏味，满纸教条，读者丝毫没有先睹为快之心。他提出了办报纸的三个原则，那就是：联系群众、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
本帖最后由 学习雷锋 于 2017-2-23 21:29 编辑
卅三、爱惜百姓接纳忠言
胡喬木对新闻工作的三原则举了许多实例来解释。简单的说是这样：「联系群众」——报纸的新闻和评论，应当联系实际——消息应当真实，评论应当中肯，所有在报上登载的东西，都应当切于实际，绝对不可「客里空」，「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社会上各种不合理的现象、政府的不合理措施、任何个人不正派的作风，报纸应当提出批评，用以纠正缺点，改正错误；报纸本身如果有报道错误，说错了话的地方，要勇敢的自我批评。
所谓「客里空」，那是一个苏联新闻学上的名词。客里空是苏联革命初期的一个记者，此公最喜欢「想当然耳」，抓到一点因头，自己就加以翻绎推论，加油添酱。此公用这种方法来报道新闻闹出不少笑话，因此其名大噪，苏联新闻界对不符事实的新闻报道，就称之为「客里空」。有一段时期中，毛泽东在上海而刘少奇在北京，某些右派的客里空主义者就推想中共内部有变，发布消息说中共民族派和国际派发生激列冲突。中共货轮「跃进号」失事沉没，有些左派报纸就推想这是美国鱼雷的杰作，现在看来，不免也有一点「客里空」的色彩。
任何报纸要做到绝对的准确真实，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实和报道之间，多少会有一些距离。我觉得孔子所说的「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这八个字，还是做报纸的最好标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远胜过「强不知以为知。」
胡喬木所提的一个标准，中共的报纸是否做到了呢？我觉得一般说来，并没有做到。当人民公社开始实施时，大多数农民并不赞成这种军事化、集体化的组织，但在中共报上看不到半点反对的声音，这不是联系群众。当大炼钢运动妨碍了全国工农业的正当发展时，报上并未提出任何头脑清醒的意见；亩产四万斤、五万斤的卫星田明明是一种极不科学虚假试验，报上却以照片和数字证明它的正确，这不是联系实际。只有在「鸣放」期间，中共许多报纸才真正对中共、对政府和某些个人的作风提出批评。然而这些大胆提出批评的报纸，编辑业务的实际主持者，后来极大多数被划为右派份子，北京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上海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北京大公报总编辑袁君都是，甚至中国青年报的编辑部也受到整肃。这当然不是鼓励报纸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用。
如果中共大多数报纸真能如胡喬木所主张的那样，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坚持这三点原则，在报上反映群众的意见、报道准确的事实，对各种不合理的、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现象提出公正批评，我相信国家和人民固然同蒙其利，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也是好处多过坏处。在报纸上一味歌功颂德，除了使当政者内心陶醉一番之外，有什么好处呢？要内心陶醉，看一场精采的戏剧、听一次优美的音乐，效果不是更大么？
中国人向来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忠直的话，听起来当然不及谄谀那么悦耳，但事实上却是有好处的。中国历史学家总结三千多年的历史，施政的两个根本原则是「爱民」和「纳言」。美国记者史诺所写的「西行漫记」中，说毛泽东先生最爱读的一部书是「资治通鉴」。一部「资治通鉴」，反反复复的说来说去，其实就是「爱民」和「纳言」四个字。它以无数的例子证明，要统治长久，政权巩固，第一是爱惜百姓，第二是接纳忠言。
这部书从韩魏赵三家灭了智氏而分晋的史事开始。第一个故事中又分为两个小故事，一方面说智氏何以失败，另一方面说赵氏何以胜利。智氏所以失败，关键在于智宣子立错了世子，智宣子的儿子智瑶有五大优点：英俊魁梧、能射善卸、多才多艺、巧文雄辩、强毅果敢。但他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不仁」。有人劝智宣子不要立他，说他以不仁之心来发挥这五个优点，结果智族一定要亡在他手里。但智宣子不听。
「赵氏孤儿」的后代赵简子却明智得多。他命尹铎去治理晋阳。尹铎要他指示施政的方针：「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意思说，你是要我去剥削百姓，像抽蚕茧的丝那样，不尽不止呢？还是要我去保护百姓，像建筑城堡那样，越培越厚呢？赵简子曰：「保障哉！」于是尹铎减少百姓的赋税，藏富于民、后来智氏进攻赵氏，赵氏逃到了晋阳。晋阳的百姓对赵氏很是感激，不论智氏如何猛烈进攻，百姓始终不叛，最后终于是赵氏灭了智氏。
冯煖替孟尝君市义的故事，是众所周知的，他烧去债券，换得了百姓的拥护。由于百姓拥护，孟尝君虽在宫廷政治斗争中失败了，齐王还是奈何他不得。政治家爱民，其出发点有时可能是自私的，然而这不但利己，也是利人。中国的政治哲学家们认为，「仁」不但是道德的，而且也是于政权本身有利的。
本帖最后由 学习雷锋 于 2017-2-23 21:32 编辑
卅四、李世民善纳忠言
中国人对于皇帝的分类，向来很是简单，一曰「明主」，一曰「昏君」；对于臣子的分类也很简单，一曰「忠良」，一曰「奸佞」。分类的标准，也就是「爱民」和「纳言」两点。不爱百姓，不听忠言，是为昏；欺君虐民，谄谀顺恶，是为奸。历史书中是这样写，所有的戏剧也都是这样演。由于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老百姓要分别一个皇帝、一个大臣好不好，那是很容易的。
中国历史上最英明的皇帝是谁呢？说到仁厚爱民，大概要算汉文帝、至于从「英明」的尺度来说，我想是汉光武和唐太宗。汉光武自己的本事见识比他所有的臣子都高，还不大看得出他对接纳忠言的重视，唐太宗李世民却对「纳言」这一点特别强调，我们不妨引述几个关于他的小故事。
李世民和他哥哥建成、弟弟元吉争皇位，斗争得非常剧烈。建成手下有一个重要干部魏征，常劝建成先下手为强，杀死世民，但建成犹豫不决。后来李世民胜利了，杀了建成元吉。捉了魏征来，问他：「你为什么离间我兄弟之间的感情？」旁边的人都很为他担心，暗想这一次他非杀头不可。魏征举止自若，说：「先太子（建成）如果早听了我的话，就不会有今日之祸。」世民见他有胆识，反而重用他，派他去收编整肃建成的旧部。魏征将这些人都放了。旁人又觉得这样做太过大胆，未免有被世民疑心造反的危险，因为他自己不但是建成的得力助手，所放的又都是建成手下的大将重臣，也就是说，都是世民的死对头。魏征说：「我但为国家着想，不避个人的嫌疑。人家以国士待我，我岂可不以国士的作为相报？」世民得到消息后，很是喜欢。
李世民接位后，有许多事情对百姓不守信用，说过了话不算数，魏征与之力争，世民终于醒悟，说：「夫号令不信，则民不知所从，天下何由而治乎？朕过深矣（我的错误是大得很啊）！」于是遵守自己说过的话，并赏赐魏征一只金瓮。
李世民发觉有官吏贪污的很多，当下心生一计，布置陷阱，派人去向官员们试行贿赂。有一个小官受了一疋绢，李世民要杀他。内政部长裴矩谏道：「此人受贿，固然应该处死，但陛下故意设下阴谋，诱他上当。这种钓鱼的方式，恐怕也不大对吧？」李世民很高兴，召集文武百官，表示：「裴矩做官，对于不合理的事能够力争，并非一味的听话。如果大家都能这样，我那里还担心天下不治呢？」裴矩在隋朝的时候是个奸臣，到了唐朝，却变成了忠臣。司马光评论这件事说，这主要是由于皇帝喜欢听忠言的关系：「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领袖是实物），臣者景也（部属是影子），表动则景随矣（实物怎样行动，影子就怎样跟随）。」
李世民接受了这次教训后，对部属就不再玩弄手段。有人上书，请除去佞臣。李世民问他：「谁是佞臣？」那人说：「我不在朝为官，不知谁忠谁奸。但有一个办法可以辨别，请陛下与群臣讨论问题，你假装发怒，凡是坚持正理而不屈的，就是忠臣；对你畏惧而随口附和的，就是佞臣了。」李世民道：「做皇帝的自己弄玩手段，如何能要求臣子们忠实？我现在是要以至诚之心来治理天下，看到前朝帝王往往喜欢对部属玩弄手段权术，我只是代他们感到羞耻。你的办法虽好，我是决计不用的。」
贞观二年，李世民对侍臣们道：「我读隋炀帝所作的文集，文章漂亮，学问深奥，见识广博，他文章中也知道尧舜是对的，桀纣是错的。但为甚么他的行为却和他的文章大大不同呢？」魏征道：「做皇帝的即使是圣人哲人，也应当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那么有智慧的人就会贡献他的计谋，有武勇的人就会贡献他的力气。炀帝自高自大，自以为聪明过人，骄矜自用，因此文章中写的都是尧舜的漂亮话，所作所为却都是桀纣一般的胡涂行动，自己根本不知道这样做是会覆亡的。」李世民道：「不错，炀帝的事过去还不久，他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要从他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到贞观三年，李世民又问孔颍达：「『论语』中说：『有才能的人要向没有才能的人请教，知道多的人要向知道少的人请教，知识才能很丰富的人，要谦虚而像没有学问一般（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那是什么道理呢？」孔颍达解释了这几句话，并道：「不但普通人要这样，帝王也应当这样。如果身居尊位，一味炫耀自己聪明，以才陵人，用巧妙的话来替自己的过失辩护，拒绝别人忠诚的劝告，那么下面的人就大家不说话了，这是自取灭亡的道路。」李世民大为称赞他说得不错。
人们常说：「历史是镜子。」尽管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随着时代而有重大变迁，但人性还是一样的。
本帖最后由 学习雷锋 于 2017-2-23 21:34 编辑
卅五、民逸国安 民劳国败
李世民做皇帝的二十二年，在中国历史上最是黄金时代，称为「贞观之治」。这里再举一些例子，说明这二十二年中为什么国家强盛、人民安乐、政权巩固、四夷宾服。
第一是爱惜百姓。贞观二年，发生了蝗灾，李世民很是忧急，在御花园中捉到了几枚蝗虫，祷祝道：「百姓以谷为生，你吃他们的性命，宁可你吃我的肝肺，不要吃百姓的谷。」举手将蝗虫放到口边，左右侍从忙加劝阻道：「恶物吃不得的，恐怕会生病。」李世民道：「我为百姓受灾，任何疾病都不怕。」于是便吞蝗虫。以现在的科学眼光看来，李世民此举似乎有点愚蠢，但当时人人都相信帝皇受命于天，他的一举一动关涉到天下大事。他宁可自己生病，只求百姓不受灾祸。这番仁心，是令人很为感动。
李世民每次想建造一些宫殿，他的部属总是力加劝阻，认为劳民，而李世民也一定接受意见。侍御史马周有一篇疏文中说得很直率：「自古以来，百姓愁怨，聚为盗贼，其国未有不亡者。人主虽欲追改，不可复全。故当修于可修之时，不悔之于已失之后也。……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以蓄积多少，在于百姓苦乐。」李世民对这篇奏章大大称赏。国家的兴亡，不决定于政府搜刮的财富是多是小，而在于百姓的生活是苦是乐，这真是至理名言。贞观四年，李世民派兵去修造洛阳宫。张玄素竭力反对，举出隋炀帝时的例子，说明大兴土木如何劳苦百姓，最后说：「今天的财力不及隋时，陛下这样干，恐怕比炀帝还不如呢。」李世民有点生气了，道：「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张玄素道：「如果你不下令停止，那么和桀纣也差不多了。」李世民叹道：「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我考虑没有周到竟弄到这步田地）！」当即下令停止建造，说道：「洛阳宫是不造了，以后我如果有事到洛阳，就是露宿，也没有什么关系。」
第二是接纳忠言。上面已举过一些例子。他采纳说得对的话，但旁人如果说错了，也从不处罚。贞观二十一年，齐州有一个百姓段志冲上书，请求李世民传位给太子。在封建皇朝时代发表干涉到皇位的意见，最是大逆不道的大罪。李世民好好的在做皇帝，一个普通百姓忽然异想天开的要他退位，那不是该杀头么？朝中大臣都主张处以死刑。李世民下诏书说：「山狱之中，大海之内，都藏有污秽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损及它们的高深。段志冲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百姓，居然要天子退位。如果我有罪，那表示他很正直。如果我没有罪，只不过显得他是个狂人罢了，何必和他计较？」
李世民曾说：「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他主张不能让百姓太空闲了，应当经常令他们辛辛苦苦，干完了这件事，又去干那件事，那就容易统治。魏征听了，大不以为然，上书驳斥他这个主张，道：「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败、劳而安者也。此恐非兴邦之至言。」魏征认为，只有百姓安乐空闲，有心情和时间去跳舞跑马、游泳打麻将，国家才会兴旺，如果政府差得百姓气也喘不过来，国家便有危亡之险。李世民自认错误，对魏征的话深加奖叹，道：「已列诸屏障，朝夕瞻仰，并录付史官（我把你的理论写在屏风上面，我早晨起身，晚上睡觉，都读到一遍，以免难忘。我并命史官记录，得使后代子孙遵守）。」
第三点好处似乎并不很明显，然而非常重要，那就是「少改政令」。贞观十五年，李世民指着宫殿的屋顶，对左右大臣道：「治天下如建此屋。既已造好了，不要今天改一改，明天又来变一变。就算只不过换一条椽子，将一片歪了瓦放一放正，但你爬上爬下，敲敲打打，一定会有所损伤。如果为了想达成大大的功绩，经常改变法制，朝令夕改，令人无所适从，那么一定使百姓感到劳苦困扰（若慕奇功，变法度，不恒其德，劳扰实多）。」其实归根结底，不劳扰百姓，便是「奇功」。
第四点是外交政策的原则：「治安中国，四夷自服」。李世民对外国用兵甚多，但根本政策，在于治安中国。隋炀帝最喜欢虚华，在外国人面前充阔，外国使者来朝，在各处吃饭买东西不用付钱，政府暗中替使者代付，骗他说中国富庶，要什么便拿什么，谁都不用付的。外国使者不是傻子，知道隋炀帝骗人，但也不说破他，乐得各取所需。李世民的政策则是「不以蛮夷劳中国」，采用李大亮的方略：「欲怀远者必先安近，中国如本根，四夷如枝叶，疲中国以奉四夷，犹拔本根以益枝叶也。远考秦汉，近观隋室，外事戎狄，皆致疲毙。」李世民并不像隋炀帝那样为了伸张国威，拿许多财物去送给四夷，但因中国富强，外国自然敬服。四夷少数民族，对李世民都爱之敬之，称他为「天可汗」。他生平最大的错误，乃是征伐高丽（朝鲜），这是意气用事，违背了他既定的基本国策。
本帖最后由 学习雷锋 于 2017-2-23 21:35 编辑
卅六、王匡谈「潜移默化」
李世民对任何人都不歧视，对外国人也是一视同仁，他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或许和他自己的血统有些关系，他母亲独孤氏、他皇后长孙氏，都是胡人，但更主要的是由于他胸襟宽广。他手下大将之中有许多外国人。这些外国将军只有比汉人将军更加忠心，李世民逝世后，他的外国人大将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都请求自杀殉葬，新皇帝高宗严禁方罢。
第六点成功的秘诀，是他用人只取其所长，并不求全责备。他说：「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恨不得抱他在怀里），退不肖则欲推诸壑（只想推他入山谷中跌死），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一个「敬」字和一个「怜」字，包括了大领袖待人的仁心。
第七个要点，是他深深体会到守成的艰难。贞观十二年，他和侍臣们闲谈，问起：创业难呢还是守成难？房玄龄说：「天下大乱之时，与群雄激烈斗争，终于得到天下，那是创业难。」魏征说：「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所以是守成难。」李世民道：「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征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魏征极力强调守成的困难，强调「贵不期骄，富不期侈」。意思说，一个人尊贵之后，本来并不想傲骄的，但自然而然的会自大起来；一个人发财之后，木来并不想奢侈的，但自然而然的会浪费起来。这是人的天性，所以非极力防止不可。他给李世民的奏章中道：「人主善始者多，克终者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盖以殷忧则竭诚以尽下，安逸则骄恣而轻物；尽下则胡越同心，轻物则六亲离德，虽震之以威怒，亦皆貌从而心不服故也。」这片道理实在说得很好，一个人或是一个团体、一个政党，在争取成功的时候，会竭力拉拢各方面的人物，于是会「胡越同心」；一旦胜利了，不免自高自大起来，那时便「六亲离德」，即使你采取高压手段，人家也是表面服从而心中不服。
唐初大臣进谏皇帝，动不动便说你这样干是要亡国的。他们所说的亡国，自是指朝代的覆亡。魏征常说：「鉴形莫如止水，鉴败莫如亡国。」你要避免覆亡，就得从前代覆亡的事实中找取经验教训。他说：「昔隋之未乱也，自谓必无乱；其未亡也，自谓必无亡。故赋役无穷，征伐不息，以至祸将及身而尚未之寤也。」任何朝代在覆亡之前，当国者决不相信会覆亡，如有人提了几句不吉利的话，当国者反而认为是「妖言」，非严加惩处不可。相反的，越是兴旺的时代，越是鼓励人们说：「我们这样干，那一定要亡国的了。」
或许有人觉得，李世民离开我们已有一千三百多年。我们所处的是太空船时代、核子武器时代，从前这些古老的经验教训，对我们有什么用？我却以为只要人的根本性格没有变，人类的历史经验便有用处。唐代造船的方法、射箭的经验、织布的工具，现在是没有用了，因为现代的科学技术比一千多年以前是进步得多。但治国和理民，主要的对象是人。一千二百多年前的人和现代人，生理和心理上可说绝少差别。唐代的人喜欢权力、爱好虚荣、希望健康、长命、财富、名誉、家室之乐，现代人的基本欲望仍旧是这样。
每个人都有自尊心，也希望别人对他们尊重。这种唐代心理是如此，现代也是如此；中国人是如此，任何外国人也是如此。李世民是皇帝，他和大臣们说话时，尊称之为「公」，为「诸公」。在法西斯的统治下，任何人听到领袖的名字，必须立正致敬，这种形式是否真正能引起人们崇敬的心理，实在大可怀疑。据说张治中从前在和蒋介石先生通电话时，一定恭恭敬敬的立正，说话之前必先行个敬礼。如果蒋先生有先见之明，恐怕宁可他在打电话时态度随便些，却不要后来去靠拢了共产党。
几年前，广州方面的中共首长陶铸、朱光等邀了香港一些左派的电影工作者去谈谈，我也参加了。陶铸谈的主要是国际大势，朱光谈的国内和广东的现况，中共广东宣传部部长王匡和我们谈论文艺问题。王匡自己是作家，对红楼梦有相当研究，他谈的主题是文艺的「潜移默化」作用。我觉得他说得很有理由。他主要的论点，便是从观众和读者的自尊心出发。他说，古典小说的作者敬重读者，尊称之为「看官」，心目中认为读者是高于作者的「官」。但现代写文章的人，往往自以为高人一等，对读者说你应当如何如何，不免引起读者的反感。读者心中一生反感，你所想传达的思想内容，他就置之不理了。不论是文艺或电影戏剧，生硬说教，就是损害读者或观众的自尊心。潜移默化，却能够得到最好的效果。
本帖最后由 学习雷锋 于 2017-2-23 21:37 编辑
卅七、自尊心，人的尊严
虽然管仲说：「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仓廪实而后知礼义。」然而人类究竟与禽兽不同，除了必需的生活资料之外，还需要保持人格的尊严。衣食足，那自然必要，每个人对物质的要求是基本的，但我们并非仅仅满足于有饭吃，有衣服穿。「礼记檀弓」中那个「嗟来食」的故事很有名，在赈济灾民的时候，你对灾民仍旧要有适当的礼貌，如果你不客气的叫道：「喂，来吃！」好像呼鸡喝狗一般，有骨气的人宁可饿死也不吃你的。
罗素在一段讨论「技术与人性」的文章中说：「自尊心可以分为两方面，好的一面可以称之为『适当的自尊』，坏的一面则是自高自大。当一个人落入了敌人手中之时，自尊心可以使他不致于卑鄙下贱；对全世界都在反对他的时候，自尊心可以使他觉得他自己或许仍旧是对的（金庸按：那就是鲁迅说的「横眉冷对千夫指」，孟子说的「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如果一个人没有了这种自尊心，他就会觉得，应该毫无怀疑的信从大多数人的意见，信从政府的意见，如果社会上一般人都是这样想，那就使道德上和知识上都不可能再有什么进步。」
罗素极力攻击在暴政统治之下，被统治者连自尊心也被剥夺，他说：「暴政有许多令人十分厌恶的特点，其中之一，是强逼那些受迫害的人，反而向迫害他们的人歌功颂德。罗马的角斗士在出场角斗时，明知他们之中将有一半人要为了娱乐皇帝而互相残杀而死，还是不得不向使他们死亡的皇帝致敬。杜思退益夫斯基与巴枯宁被关在狱中时，还是不得不假装对沙皇尼古拉深感皇恩。被苏联政府清算了的那些人，往往作贱自己，招认自己犯了各种各样的罪行，而那些逃过了清算的人们，则是无耻地对当局赞美歌颂，同时设法去诬告和陷害同僚。」在中国古代，皇帝要处死一个人称为「赐死」，而被赐死的人还要「三呼万岁，谢主龙恩」。
罗素主张鼓励自由思想，认为集体的意见不一定是绝对正确的。他说：「有些人相信，人民的意见，就等于是绝对不会错误的上帝的意见，因此他们就认为，任何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看法就是异端，那就是反对人民、反对合法当局的叛乱。」他认为暴君的压迫固然阻碍社会进步，集体的压迫也阻碍社会进步。他说：「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个人是集体的奴隶，比之个人是一个暴君的奴隶，那也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平等有两种，一种是大家都是奴隶的平等，另外一种是大家都是自己人的平等。由此可见，单是平等，并不足以造成一个良好的社会。」
关于经济制度，罗素是全力拥护社会主义的，他曾说过许许多多社会主义的好处。我个人也赞成社会主义。我以为少数人住高楼华堂而许多人「一家八口一张床」，这种制度有根本上的缺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任何稍有良心的人，都不会认为是合理的。
抗战期间，我曾在湘西农村中住过一段时期，就是沈从文小说「边城」（电影「翠翠」所根据的原著）所描写的那个地方。那年春天，农村中发生了天花。我所住地方附近的三个农村，十分之七八的大人和小孩都染上了。农村中没有半点医药设备，短短一个月之内，我所相识的农民死了五十多人，幸而没死的，脸上也都留下了难看的疤痕。我当然知道，只要事先种了牛痘，就可以防止天花的传染，即使在染上之后，如果有适当的医药照料，大多数人也可以保全生命。但这些农村之中，大多数人家是数代没有一张桌子没有一张椅子的，在大雪纷飞的严寒天时中也是没有鞋子袜子穿的，一百人中是难得有一个人识字的，谈得上什么种牛痘和看医生？
那时候和我最好的是一位姓覃的农民朋友。他不识字，然而是唱山歌的好手。他比我稍大几岁，我常跟着他去捉鱼、钓田鸡、打山鸡。那时他正和邻村的一个姑娘在热恋之中。湘西农村中的恋爱很是罗曼蒂克，男的女的隔着一条小溪、躲在茶花后面你一曲我一曲的唱着山歌。这些山歌的调子很少变化，歌词是每个人即兴编造。他和那位姑娘在晓风之中，明月之下，不知已唱了几千几万首山歌，每块岩石、每一株桐树都记住了他俩缠绵的深情的歌声了。忽然之间，他也染上了天花。他母亲、哥哥、妹子，都在这场天花中死了，家中只剩了他一人，只有邻居和那位姑娘帮他煮饭烧水。
这天我去看他，带了几斤米和一只鸡去。刚坐下不久（坐在草织的圆垫上，没有凳子的），县里来了催钱粮的税吏。我朋友的田早在七八年前就卖了给人，但那买田的有钱人设法不转钱粮户册，每年的钱粮仍是要我朋友家缴纳，长期来交涉和哀求都没有用。这一次钱粮当然缴不出，那税吏就要收「草鞋钱」——他从县里走了几十里路，草鞋走烂了，不缴钱粮就得给草鞋钱，他好买了草鞋，过几天再来。
本帖最后由 学习雷锋 于 2017-2-23 21:39 编辑
卅八、世间的惨酷不平
税吏所收的「草鞋钱」，其实就是迟交钱粮的利息，这次付了草鞋钱，过得十天半月，他又会来征收钱粮。别人的田地要你纳税，那当然是非常的不公平。我当时气愤地向那税吏交涉，他却说这不管他事，县里的粮簿上记着的是我那朋友的名字。
后来我的朋友病好了，一个英俊的青年变成了满脸痘疤。他一头牛和三口猪都卖了，用来埋葬他母亲、哥哥、和妹子，从此成为赤贫。小说和戏剧中的女主角都忠于爱情，不计较情郎的贫富，但现实生活中却并不都是这样。我朋友的姑娘不久就嫁了别人。田野间和山坡上仍旧飘扬着醉人如酒的恋歌，可是永远和我朋友无份了。他成日痴痴呆呆，对什么都失却了兴趣。我想同他一起到县政府去交涉，改了粮册上名字，他也一样不关心了，只说：「没有用的，命中注定的。」他一生之中再也没了幸福，或许，他还是死了的好。
湘西有许多苗人，千百年前就被汉人赶到了贫瘠的山里。汉人的官吏和土豪恶霸常常欺侮他们，每过十年八年，苗人忍无可忍，便会爆发一次武装反击。我在湘西时，最近一次的汉苗冲突过去还不久，农村中流传着各种各样汉苗互相杀戮的事迹。汉人有新式槍械，人数又多，每次冲突自然总是苗人失败。我在乡下的市集上看到苗人和汉人交易，苗人总是很少说话，对于轻薄汉人的侮辱和嘲笑只是默默忍受，交易上吃了亏，也不敢有什么争执。有一晚天下大雪，我在一家农民家里作客，听到一个保长喝醉了酒，口齿模糊地吹嘘他如何手执快枪冲入苗寨，如何奸淫苗人的姑娘、抢劫他们的财物。火堆旁的听众大都是贫穷的农民，但他们都觉得，欺侮苗人是很应该的，他这样做不是不道德，反而是个英雄。我忍不住向那保长挺撞了几句，说：「如果别人这样欺侮你的女儿，你心中怎样？」他大怒之下，从此和我成了仇人。
香港报上正有人在谈郁达夫和王映霞。王映霞后来跟了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可是他们的姻缘也不长久，许绍棣终于娶了一位美丽的女画家孙多慈。孙先生做过我中学时的图画老师。那时她举行画展，有几幅油画画的是嘉陵江上的纤夫，身上都是赤裸裸地一丝不挂。同学们看了都很惊讶，因为孙老师那时是位年轻小姐，每个同学都觉得她美得不得了，她上课的时候，坐在后排的学生往往会找个什么借口走到前排去，好仔细的多瞧她几眼，再者，我们不相信世界上竟会有不穿衣服而在户外劳作的人。过了好几年，我坐上了嘉陵江中的大船，亲眼看到那些纤夫确实不穿衣服。十多个纤夫之中，有三个还只是十二三岁的孩童，他们弓着背，在火热的太阳下，将一艘大船拉着逆流而上。傍晚时分，船泊了岸，纤夫们一起吃饭，一个小纤夫替船老大装米汤，不小心将汤泼在他的身上。船老大拳足交加，狠狠打了他一顿，最后提起他身子，投入了江里。虽然那小纤夫挣扎着爬了上来，但流的鼻血始终不止，哀哭的声音和江水一同呜咽。第二天早晨，这个小纤夫又蹒跚着在拉纤了。当时我只是心中很难过，现在我自己有了儿子，有时想到我自己的儿子如果不幸是个小纤夫，这样的受人虐待……
那一年到佛山，去参观了著名的祖庙。北帝神像前地下有一块石板，石板上有一滩隐隐的血迹。当地的人向我们说起这滩血迹的来历。一个有钱人不见了一头鹅，疑心邻家的穷小孩偷来吃了，抓了他来，问他今天吃过什么东西。那穷小孩说话不清楚，说吃过「螺」，他把这「螺」字说得和「鹅」字差不多，那有钱人更无怀疑，一定要他家赔偿。穷孩子的母亲知道儿子清白，但百口难辩，有冤无处伸，于是带孩子到祖庙中，在神像前磕了头，用刀剖开孩子的肚子，证明孩子只吃过田里摸来的田螺，没偷过鹅吃。孩子死了，母亲疯了，血迹永远留在那块石板上，控诉着人间的惨酷不平。我不知道冤屈者的血为什么会深入石里，永远磨洗不去，但我相信这个故事。我曾在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中借用过这段令人想起来就心酸的事。
明报报馆的转角处，晚上总有几个盲了双眼的女人站着。他们戴了黑眼镜，脸上木然没有表情，在等待着一种屈辱的来临。往往，我上报馆去时看见她们凄凉地站着，过了几个钟头下来，她们仍是这样凄凉地站着，连站立的位置也一步没有移动。我听人说，在从前的广东，人们买了瞬俊的穷家女孩，将她们眼睛刺盲，迫使她们终身暗无天日，迫使她们终身做暗无天日的事。
人间的惨事，我见到的听到的，千万分之一也不到。我相信每个年纪稍大的人，一生之中如果不是身受其酷，也一定见过听过旁人的剧烈痛苦。
本帖最后由 学习雷锋 于 2015-12-8 12:59 编辑
卅九、百年世事不胜悲
广州最近又在重映电影「珠江泪」。影片中李清饰演一个被国民党拉去当兵的角色，他的遭遇感动过无数观众。但我在抗战期间所见到的「拉壮丁」，规模之大，情况之惨，那比「珠江泪」中所表现的，厉害十倍也还不止。几百名穷人用粗索缚着，荷枪实弹的士兵在旁押送，只要走慢一步，皮鞭就抽上身来，比之外国电影中所描写的罗马奴隶，情形实在好不了多少。说的是「全民抗战」，实际上战场的小兵，却只是这些到贫农家里去抓来的壮丁。当时全世界曾痛加指摘，蒋介石先生也因此而枪毙了国防部兵役署署长。但应当为此事负责的是整个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牺牲兵役署署长的一条性命，丝毫没有使全国的贫苦人民的痛苦减少了半分。
日本侵略军队对中国人民的侮辱和损害，那是人人都知道了，用不着我再在这里饶舌。我故乡是浙江海宁的一个小镇，叫做袁花，镇上给日本兵烧得一根柱子也没剩下。我的家当然也是烧得干干净净，衣物财产毁了，倒也没有甚么，只是数百年祖宗积下来藏书的毁灭，曾使我父亲和哥哥大哭了几场。当时我还不知道书籍的宝贵，现在想起来，觉得自己也真应当大哭一场才好。
抗战胜利后，有一次我在上海搭火车，在火车站上看到一队国民党的士兵。那正是赤日炎炎似火烧的盛暑天气，七八名士兵凑钱买了一个西瓜，在月台上分了吃。营长来了，认为他们不守纪律，穿着皮靴的腿立刻将西瓜踢得稀烂，大概他有意在许多候车的绅士淑女面前显显威风，喝令这七八名士兵跪在轨道上晒太阳，一直晒了大半个钟头，直到火车远远驶来，才令这几名吓得面无人色，晒得全身湿透的小兵起来。
猛兽杀害生物，只不过为了将之作为食料，人类却发明了使人下跪的屈辱，人折磨人，不是因为自己肚饿而要将他吃了，只是自己的「尊严」饥饿了，要将别人侮辱一番，以满足自己的虚荣。许多政权迫害「异端」，不但是为了维持统治，往往还有这种虐待狂的心理在作祟。
一九四四年秋天，日军从湖南、广西一直进攻到贵州，重庆大为震动。那时我在中央政治学校读二年级。学校当局经政府授意，要发起全体大学生参军。中央政治学校的校长是蒋先生，应当作为全国大学的模范，所以参军运动进行得最是热烈，有些学生赞成，也有些学生不赞成。我们读外交系的，大多数都报名参加国防部外事局，做美军和英军的翻译。但不久日本军队就撤退了，重庆复归平静，大学生参军的事也就不了了之。可是学校中对付「异己」的运动却紧张的进行了起来，与国民党组织有密切关系的学生，开始清算不响应「校长号召」的学生。接连半个多月，学校中的气氛非常紧张，凡是平时对政府有不满言论的、对校长个人或党团说个讽刺话的，许多人被拉到介寿堂（那是庆祝蒋先生诞辰而建造的大礼堂）去，跪在「校长」的戎装油画大像前面，一面予以拳打足踢，一面要他对校长忏悔。
我自己幸而没有身受其辱，但目睹这种场面，心中气愤之极而无力反抗。经过三夜苦思，我得出了抉择：这样的政权是不值得拥护的，我不愿再听这位校长的训话，不愿再穿「校长鞋」（所谓「校长鞋」，是一种黑帆布面的胶底鞋，每逢校长来学校训话，每个学生就发一双这种胶鞋。同学们欢迎校长训话，主要的目的是在于「校长鞋」）。于是我不告而别，离开了学校，从此没有回去。不久，学校中贴出了开除我学籍的布告。
开除学籍也无所谓。我现在仍旧觉得，不值得忍受这种法西斯党棍的侮辱，来换取一个大学学位。那时我表兄蒋复骢先生（蒋百里先生的侄儿）是中央图书馆的馆长，于是我到图书馆去当小职员，说到读书的环境，做图书馆的小职员比做大学生还好得多。现在事情已过去了十九年，我在政校同班的同学中，有很多位在香港，有的是政府职员，有的是商行的经理。在大陆的，有的参加过朝鲜战争，有的进了新华通讯社。在台湾的，最出名的大概是胡骏兄，他做了多年蒋廷黻的秘书，居然和胡适之、胡秋原等合称为「五胡」；最不幸的是三位四川同学（栗岁豊、陈道东、陈昌绪），以「共谍」的罪名被一起枪毙了。
在中共的反右运动时，许多知识份子在精神上所受的屈辱，恐怕和「介寿堂」中所上演的也差不多。我虽然没有亲眼见到，但从大陆「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上的记载看来，那也可以想象得到，他们并没有受到拳打脚踢的肉体虐待，但后果之严重，折磨之长久，或许更有过之。
这数十年来，极大多数中国人都是经历过说不尽的忧患，说不尽的苦，杜甫说要「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但他自己做不到，我们也做不到。
本帖最后由 学习雷锋 于 2017-2-23 21:41 编辑
四十、故国平居有所思
有人说，我在这篇文字中谈国民党的缺点多而谈共产党的缺点少。那因为我大半生活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渡过，在共产党统治大陆之前，我早已到了香港。虽然这十四年中，我曾去大陆旅行过八次，那终究是走马看花式的，没有甚么深切的体会。虽然，即使是一个从未去过大陆或台湾的香港人，也可以发表他对这两个政权的感想，只要不是有意的歪曲事实，什么感想和意见都会有参考的价值。但我在这篇文字中，还是限于谈论一些我个人亲身的经历和体会。我当然知道，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有许多愁苦，有许多不幸，但这些真实的经历，应当让那些亲身受到、见到、听到的人来叙述。明报的「自由谈」中，发表过几百篇这类文字，以后也会继续发表。
榆瑞远托异国，离妻别子，这一番寂寞之情，我自然想象得到。四十天来，每天执笔写这篇文字，我总会忆起他亲切的面容、爽朗的笑声。我和沈宝新兄创办明报，起初只是一张四开的小报，但从第一期起，榆瑞就不断的给我鼓励和支持。他给我们写过关于梁羽生兄的特写、写过关于秦羽女士结婚的消息和贺词，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他设法给我们找新闻、写国际人物的专栏。他在离开香港之前，有一天晚上突然约我去喝茶，那是一次漫无目标的闲谈，说到了旧日的友人、共事的欢乐，也说到了世事的无常。我当时不知道他是来向我告别，只觉得他神色间有些黯然。我几次说要走了，他总是说再多谈一会。事后才想起，他是在珍惜我们这份友谊，心中有种「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之感。如果当时我知道了，即使一夜谈到天明，仍是会觉得时光太短。
古人要求朋友之道，应当「直」而「谅」。直，是要对朋友的缺点直率地批评；谅，是要对朋友的弱点和困难能有同情的谅解。我虽然不以为榆瑞到英国去写这本书是最好的抉择，但我相信了解他的心情。另一方面，我决不敢以为自己的见解比榆瑞更正确，但对他书中不同意的地方，还是直言无忌的写了出来。这几天有好几位朋友在其他报上发表文章，批评我这篇文字中的看法，尽管我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但我丝毫不介意于直率的讨论。我以为，国民党和共产党最大的不利之点（对国家人民不利，对他们自己的政权也不利），是不能容忍直率的意见和讨论。如果我们也学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样，一笔抹煞和自己相反的看法，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对国是提出自己的意见呢？难道我们居然自以为比国共双方的当政者更聪明更能干么？我们唯一的好处，只不过是相信愚者千失，或有一得，只不过是相信自由民主的讨论，比之独裁和专政更容易接近真理。如果我固执地相信，只有我自己的见解才是真理，那正跟我们所要批评的人一模一样了。
所谓「理性主义」，就是「主张一切事情要讲道理」。这本来是我国千百年来的传统，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有些右派的朋友说，对共产党没有道理好讲，只有拳头才是真理。有些左派朋友说，政治中只有镇压和斗争，唯有武装行动才能取得胜利。从短期的情形来说，那或许是实情，然而长期的看来，我总是相信「公理胜于强权」，主张讲道理，并不是反对武力，不是连正义的战争也反对，而是主张在运用武力的时候，要凭理性来决定，不是出于一时的感情冲动或盲目的信仰。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不论从那一点道理来说，我们都应当坚决抵抗。但国共战争是否值得打，理性主义者就觉得大有考虑的余地。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反对内战，尽管这种反对没有成功，但我们事后回想，这种反对并没有错。
张列宿先生正在发表一个连载，批判我这篇文字，题目是「理性主义者的悲哀」。我以为理性主义者是永远不会悲哀的。我们既然主张一切讲道理，那就永远在做最合理的最切合实际的抉择。如果事实证明，我们的看法错了而别人对了，理性主义者决不抱残守缺，决不坚持一种明知是错误的见解。古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找到真理，原是最大的快乐。只有盲目信仰的人才会悲哀。因为一旦发觉他的信仰错了，或者他的信仰中出现了缺点和漏洞，发现到事实不能证实他的信仰而他又不肯放弃这种信仰，那才是悲哀。
当然，理性主义并不是墙头草、两面倒，决不是看风色行事。我们认为只要确信那是「善」，就必须「择善固执」。
这篇文章只是一些杂感，并不适宜于谈太多的思想和政治见解。过几天，我准备写一篇「谈中庸与理性」，或许可以作一些比较详细的讨论。
炎暑苦旱，心头却常常念着两句诗：「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远怀故人，恻念生民，颇兴草木风尘之悲。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