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论北伐期间国民革命军党代表制度
本帖最后由 地富反坏右 于 2015-9-10 16:38 编辑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孙中山在苏联顾问的建议和帮助下，决心整顿军队。建立一个由国民党军校学生为骨干的革命军队,而黄埔军校的建立不同于以往的"北洋武备"和"保定军校",其中最大的特点是,参造苏联红军的政委制度,设立了政治部,实行党代表制度.并规定在军队中的一切法规和命令必须由党代表签署才能生效,把党对军队的领导提到了首位,把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相结合起来.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4月1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77次会议，决定把黄埔军校校军改为党军。5月25日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决定:1,在军校及军队中,所有一切命令,均有党代表副署,由校长或该军长官执行,军中决议,其执行须遵照此程序.2,所有一切军校及军队中之法令规则，经党代表副署者完全有效。7月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广州成立，即将所辖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在军队中全面推行政治工作制度,为革命军队设立了政治方向.1926年3月,国民政府委员会正式出台两个正式文件<<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军校设党代表外，在各教导团和后来的党军中，从连至师均设党代表。正副代表分别由国民党人和**人分别担任. 其职责是监察行政、参加部队管理、指导党务和主持政治训练，并保障军事训练及一切战斗任务的完成。
在北伐军八个军中,以第一军和第二军的**员籍党代表最多.比如周恩来任第一军和第一师的党代表.金佛庄任第二团的党代表,郭俊任第三团的党代表,严凤仪任第五团党代表,第六团党代表是胡公冕,第七团党代表是蒋先云,第八团党代表是张际春,第九团党代表是王逸常,除了第一团党代表贺衷寒和第四团党代表徐坚不是**员外,第一军有七个团党代表是**员.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是李富春也是第二军副党代表,除了教导师党代表谢晋不是**员外,第四师,第五师,第六师的党代表分别由李六如,方维夏,肖劲光担任.
党代表制度上达师部，下达连级。师级党代表由政治训练部提名,军事委员会批准署名即可,而基层的党代表(团以下的)是从各个基础军官或者是军校学员选拔而成，分别到黄埔军校政治科训练班和国民党政治讲习班接受政治训练，学习时间最长半年，最短则一个月,结业后再由政治部来考核任命,还得有军事委员会的署名。学习内容是国民党党史，三民主义理论，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研究，工农运动以及军队政治工作管理等十八个课程。1925年冬,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在广州成立,由湖南政治研究会主持,讲习班的总负责人为李富春,讲习班学员300多人,编为一个大队辖四个小队,教学内容主要是政治课和军事课,其中政治课主要教员有肖楚女,张太雷,邓中夏,,毛泽东等**人.
党代表的主要作用是“以指导国民革命军之党务、政治及文化工作为职责”,进行理论宣传，政治学校（包括交流会，民主畅谈会等），监督军纪（反贪污，反体罚，反欺压老百姓），还有改善官兵文体生活，减轻嫖娼不良现象等。其作用和苏联的政委基本相同，邓演达主任对政工人员的任务作出具体规定．“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在平时是提高军队的政治水准，使明了责任，实现主义,在战时则为提高战斗精神，摧毁敌人，争取胜利。”他要求：(1)“战时各级党代表及团、营、连政治指导员之位置，应与各该部队军事长官同其行动，尤应不失时机，本其忠实党的决心，勇敢牺牲；并牢记遵守连坐法，以提高部队的团结力，求达到我们战斗的任务”。(2)“部队在前线接战时，宣传队员务须在作战区域内及作战区附近，本其任务，遵守连坐法，努力工作，使敌军及民众均受宣传力之感召，俾我方战斗容易进展’。(3)“营、连指导员须切于实际的力求对内的下层工作，日有进展，毋稍疏忽；但同时对民众方面的工作．亦不可有所放弃”。1927年3月15日、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议决，改政治训练部为总政治部。会议通过了《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组织大纲》，将总政治部改隶军事委员会，并进一步明确了总政治部的任务：“甲，军队中的党组织与训练；乙，军队中之政治制度；丙．军事教育机关中之政治教育；丁，关于军队中政治工作之各种行政，如机关之组织、人员之任免、经费之筹拨、工作计划之考核等。邓演达在总政治部期间曾邀请郭沫若,季方,孙炳文,杨逸棠等左倾进步人士为总政治部工作,其中孙炳文任总政治部秘书长,郭沫若任宣传部长.在北伐之前,国民革命军就明确提出，"不拉夫、不筹饷、不占民房"三大口号即是三民主义，军校还编有《爱民歌》。政治部人员除对部队进行教育外，行军沿途检查，严密监视，部队驻扎后，则派宣传员沿街巡查。北伐开始后,由于北伐军的优良作风,得到了沿途老百姓的大力支持,如运送弹药,抢救伤员,抢修交通,递送情报无不得到老百姓积极响应.
毛泽东对这一时期的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评价很高,1937年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说："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部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
国民革命军的党代表制度虽然得到实行,但却也有其限制的一面,直到1928年消亡.
其中有三个原因:
一是国民党右翼的排斥,北伐军中第一军和第二军的**员党代表居多,党务活动也活跃,而其他各军则不然,第四军李济深的第十师陈铭枢部就驱逐过两个**员党代表,遣送回军部.第五军李福林甚至还一再停止党代表的党务活动.除了程潜的第六军比较欢迎外,李宗仁的第七军和唐生智的第八军对党代表都有防范和限制的措施.
二是因为清党反G，320之后，蒋介石对党代表加强控制，取消了由**人组织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另组以右翼思想军人为主体的黄埔同学会,各级党代表一律由他来批准，无须中央党部的任命,政工人员的阶层降低,不再对军事命令有副署权。自4.12之后,大量**代表被杀被逐，国民党左派也受到打压,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正式撤销邓演达的主任职务，任命陈公博为总政治部主任。虽然国民党换上了自己信得过的人当党代表，但这些人既缺乏热情，大多也不懂未经过训练，军队的党务工作反倒是逐步后退，客观的说党务工作**员是功不可量的，但一旦被清洗,国民党确实找不出杰出的人才来补充。而且**政工工作很大程度上都是走群众路线，清党之后，群众工作几乎停顿，军阀习气和**盛行，群众与军队产生隔阂。
三是北伐军吸收了大量军阀，唐生智，李宗仁等，他们可以对自己军队的党代表调换成自己的人，如李宗仁就不让有左倾思想的黄日葵担任第七军的党代表，换上了麦焕章。第八军的党代表是唐生智保荐的保定系同学刘文岛，第八军几乎没做过什么政治讲课，倒是随唐生智的意，念佛经搞法事，不伦不类。至于川军杨森部加入国民革命军后所谓党代表都是自己任命的无须国民政府染指，这就成了有名无实。
1927年8月,蒋介石为了促进宁汉合流,主动下野,北伐暂时停止,党务工作无人领导,被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下令取消.次年1月4日,蒋介石复出,重任北伐总司令,政治训练部和党代表制得到恢复,但蒋特意指示政工人员要"努力自己职务,不干涉军队之事".党代表的监察与指导精神荡然无存.1928年,日本在济南故意向北伐军挑衅,发动济南惨案,自济南惨案发生后,国民革命军又对党代表等政工人员的工作进行了一定限制和整改,原先宣传的"打到帝国主义"的标语不准再贴,不许宣传排外思想,把任务转而变为来劝说官兵抑制激动情绪,平息意气用事.这样政工人员反倒成了可有可无的累赘,被官兵们戏称为"卖膏药的"。28年年底,蒋介石以经费欠缺为由,解散师级以下党代表政工系统,改政治训练部降为政治训练处.党代表制自此不存.后来,蒋介石为其取消党代表制进行过辩解:"现在匪部实行的是二元制,就是军官与政工人员二者并立,互相监督,但我们中国古人说:权出于一者强,出于二者弱,我们既然委任了一个将领就该绝对信任他,而不用其他方法来牵制他,所以我们北伐之后就取消了党代表制度,采用一元制,把事权集中于官兵......你们应该知道我的意思不过是使事权集中,易于发挥效率,并不是不重视政工人员."(蒋总统言论集,卷22<<国军如何才能完成剿匪救民的任务>>)
从这段言论看出蒋是看出了苏联军事二元制的缺陷，为了给他的将领集中最大权限取消束缚，才这样做的。但蒋是看到了苏联政委制的缺陷，却没有发觉这样的缺陷在中共一方却是得到最大程度的消弭，原因是首先，中共军队的政委并不是只搞政工，不懂军事的门外汉，有时候常常是军职和政委能够转换甚至兼任，反而是军事和政工两不误。其次，中共军队中一切重大问题皆有党委会讨论决定,再分交军事和政治主官执行,理论上政委比军事主官要高半级。但一般来说政委的权力不能凌驾于军事指挥员之上的。对从敌对阵营中起义、俘虏、投诚过来的队伍则例外。尽管政委通常都是党委书记，但党委会里还有同级军事指挥员以及副手，和下级主管如政治部主任等，权力也是相对的。并没有使政委能够一览独大得问题，指挥员和政委在民主党委会下，二者之间也很少有激烈冲突，从这点上看蒋还是并不了解中共的政工系统的先进性。
虽然本文只是着重评述北伐时期的党代表制度，但本人希望做个延伸，对北伐之后国民党的政工制度做个个人的不成熟的评论。
后续
北伐之后，国民党各方势力又展开了新一轮角逐，蒋桂战争，中原大战又起，地方军阀与广东改组派与蒋摩擦严重，党务更是分崩离析，军队中的党务既没得到重视也未得到统一工作，直到抗日战争的兴起，党务工作才有了复习时期，但这与**队伍相比还是相差甚远，其主要原因还是国民党过度崇拜军权至上，而忽视军队中的党务，还有派系斗争严重，旧军阀习气无法消除等一系列缘故，仍未能做到工作施行和到位。在军队中，特别是杂牌军仍对党务进行一系列的排斥，白崇禧甚至还以为军队的党务工作就是“贴贴标语”，“宣传一下口号”即可，至于群众路线，更本就不用管。政工人员被军队戏称为“姨太太”，普遍待遇低，军饷低，权力小，被人瞧不起，陷入了有些高级将领不愿当，许多低级官佐不情愿当的尴尬局面，而蒋介石在后来任用了大量特务来管理军队党务，提高了些权力，却加深了**，也加大了派系斗争，这更令许多传统军人鄙视之，更加提防这些人。在国民党体系中，近60%是军人，尤其是以士兵居多，但是与**不同的是，国民党军士兵一般不发党证，也不用交纳党费，几乎都不开展有关的组织活动。在1938~1939年的调查中140个师抽样600名士兵进行调查，居然有30%的士兵不知道国民党为“何物”？知道“三民主义”的只有48%，连一半都未到（注，这里‘知道’只是指听说而已，不代表了解），由此看出，国民党与**有多大差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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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历史太混乱了，不敢妄评，佩服斑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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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并不了解中 共的政工系统的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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