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海潮生 发表于 2008-7-16 09:11

俗不可耐的民国热

本帖最后由 地富反坏右 于 2015-9-10 16:38 编辑

90年代末期,以对于陈寅恪等学人的发掘为起点,在中国大陆兴起了一股民国学术热,至今不衰。陈寅恪先生等学人由于特殊的政治因素,导致其学术成就长期被忽视,对于他们的重现发现,就学术史而言,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是大众对于陈寅恪的先生的“打扮”往往超出了学术和思想的基本范畴,甚至大有借陈寅恪之酒杯,浇现实之块垒之势,陈寅恪先生等学人的形象日趋偏离于历史存在的真实,成为某种理想和代言者,民国这一学术昌明的时代也被不断的神话,甚至成为借以抵抗和蔑弃现实的依据,则更加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如果说从前的遮蔽是不正常的,那么如今的过分拔高同样是不正确的。而过分的拔高从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来看,往往是对于政治遮蔽学术的回音和反应,以另外一种革命思想去取代革命思路,两者从根本上其实是同一种思路的继承和延续。
  
  民国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承继了晚清以来西学输入的趋势,并且推衍至愈深刻愈广博,学者辈出,影响至今不歇,如胡适,陈寅恪,陈垣等人,仍是当代学术和思想研究所无法绕开的人物。按照余英时先生的观念来理解,晚清以来,学术内部理路的发展趋势和西学的冲击,学术界和思想界处于某种失范状态,而胡适等学者适时而出,完成了典范的革新,这是胡适之于学术史和思想史的意义。处于新旧的交替的时期造就了学术昌明的民国。作为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民国的学人以他们的努力奠定了中国的现代学术基础,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抹杀的历史功绩。即便以如今的眼光来看,陈寅恪陈垣等先生的历史学研究也依旧是我们所依赖的典范(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胡适的学术成就,很多学人不以为然,例如民国时期的杨树达,当代的李泽厚,桑兵,这又牵涉到学术史和思想史的争议)。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在经过数十年的政治遮蔽之后,对于民国学人的学术如何评价这一问题。如前所言,由于政治原因的遮蔽是不正常,但是如果仅仅以政治先行,出于某种政治和价值取向的原因去过度拔高美化民国学术同样是错误,尤其值得警惕是两种倾向:历史掌故化和人物抽象化。更应该看到的一个事实是民国时期的学术学人边缘化。
  
   在民国学人之中,最为当下所津津乐道的除陈寅恪而外,便是辜鸿铭和黄侃(黄侃字季刚)二人,这二人所以备受追捧并非由于其学术成就,而是辜黄二人广为流传的逸闻趣事,这种对于故事的过度消费所折射的其实是学术故事化和历史掌故的化的趋向,即将严肃的学术与某种谐趣庸俗勾连,借以哗众,而对于学人学术成就本身,则漠然甚至无视,岂非咄咄怪事。辜鸿铭的学术成绩如何,本人以为王国维先生的意见最具权威,一者静安先生旧学功底深厚,世所公认,二这静安与辜氏同样以遗老自居,无新旧之隔阂成见,王国维在《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文中对辜鸿铭多有批评,概括而言,静安认为辜氏之失在于两点,一者““求统一之病”,“失之于减古书之意义”。” 二则.“全以西洋之形而上学释此书”,“失之于增古书之意义”,王国维先生的意见今日所追捧辜氏之人可有所见,区区甚至见有人以辜氏的学问来配章太炎,在此套用杨树达先生评论容庚陈寅恪二人的话,正是以辜配章,章之耻也。至于黄季刚,固然有人对他的学术成就青眼有加,但是相反的意见则同样不该忽视,何况这一意见并非本自与黄有学术门户之见的胡适等新派学人,而是出自旧学精湛的杨树达先生之口,杨先生在日记之中有多次评论黄的学术成就,杨先生以为“温故而不能知新者,其人必庸;不温故而欲知新者,其人必妄。”前者指黄侃,后者指胡适。又曰季刚为学汗漫,长于记忆,失之缺少条理,这些意见,今日竞谈黄季刚的人知否。
  
  固然没有细节就没有真实,没有真实就没有历史,但细节原本并非作为一种语言和情趣消费,对于掌故的过度迷恋往往适得其反的妨害对于历史的理解和认知。历史掌故化所体现的恰恰是一种媚俗的价值取向,是对于学术尊严的自我否定。区区认为学术原本不该刻意通俗,近来听闻许多学者力倡通俗行文,其实媚雅固然肤浅,媚众也未必高明,刻意求俗比之刻意求深未必更接近真理。
  
   人物抽象化在于对于历史真实的人物形象的扭曲,是借古人之酒杯,浇今人之块垒,此点以对陈寅恪先生之诠释最为明显。在无人不谈陈寅恪的当下,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形象的陈寅恪遮蔽了其原本的学人形象,其实陈寅恪先生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原本就是非常刻意的,是经过了当下人的重塑。陈寅恪先生在建国之后的遭遇令人同情,他所表现出来的知识者的骨气以及对于知识和真理的执著尤为可贵。但是陈寅恪先生的坚守只有在万马齐喑的时代比照之下才能够显现出意义,即陈寅恪先生的坚守是个体内向性的,把陈寅恪塑造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塑造成为一个对抗者是对于真实的扭曲。退一步来说,作为对于学术尊严的捍卫,对于陈寅恪先生的气节我们固然深表感佩,但是这种个体性的高尚并不能够也无法成为所有人的准则,应该思考的是如何防止反右和文革这类对于知识分子集体伤害的事件卷土重来,而非以陈寅恪去苛责每一个知识分子,这样对于那些人并不公平。过于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比之陈寅恪先生的公共知识分子形象更加刻意,把陈寅恪抽象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抽象成为唯一的学术捍卫者,然后按照这种抽象的理解去谴责那些在文革中主动或者被动改造的学人们,这样的逻辑无疑是可笑的。更加偏离陈氏自己所要求的”理解之同情”,如果把反右和文革的历史简单的理解为政权改造和知识分子迎合的历史,那么同样毫无意义,除了满足道德泄愤之外,缺少任何意义上的学术史思想史价值。
  
   我们应该看到是这样一个事实,在学术分工日趋细化的近代,尤其是随着科举制的取消,学问与官员身份的剥离提示着我们知识人逐渐退出了时代的中心,实际操弄民国政治的是武人,是军阀是政客,是主义和政党,而非学者。如果说史景迁犯了美化学者功用的错误还可以理解为一种异域想像,那么我们也做如是观就实在无法被认同了。民国的时代固然造就了舆论者,造就了思想巨子,但是随着集学者与官员(或者候补官员潜在政治参与者)于一身的士大夫向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化,学者逐渐被边缘化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对于学者功用的过分拔高或者是今人的误解或者是意淫。同样被美化的还有民国学人这一群体本身的形象,民国学人所体现出的对于学术尊严和独立意志的守护固然值得赞叹,但正如论者所指出的,这一群体所存在的不足是相当明显,如宗教意识的淡薄,理性逻辑的匮乏等等。
  
  正如遇夫先生所言治学须先因后创,斯乃正途,但是对于民国学术的承继并非是基于某种历史想像和美化,而是对于以他们求真精神和扎实为学的发扬。历史并非掌故,不读陈寅恪先生的史学著作而津津乐道于陈氏会多少门外语等趣闻无补于事,同样离开了陈先生的史学而奢谈其“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也是对陈氏学术思想的割裂。正如陈先生所言“其對於古人之學說,應具瞭解之同情,方可下筆。蓋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爲而發;故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瞭,則其學說不易評論”,惟愿热衷于谈论陈寅恪先生之人能够体察这份苦心,方不辜负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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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剑狂刀 发表于 2008-7-16 22:11

本帖最后由 地富反坏右 于 2015-9-10 16:38 编辑

学术民国化固然不可取,电视剧满清化更让人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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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商字 发表于 2008-7-18 10:03

本帖最后由 地富反坏右 于 2015-9-10 16:38 编辑

陈寅恪厉害,胡适的具体学术不太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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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沐轻风 发表于 2008-7-18 17:14

本帖最后由 地富反坏右 于 2015-9-10 16:38 编辑

俗人太多,可悲的是他们不去提高大众的欣赏水平,却反而一再降低自己宝贵的专业水准,实乃鼠目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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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柔 发表于 2008-10-28 14:19

本帖最后由 地富反坏右 于 2015-9-10 16:38 编辑

国学在年轻一代中失势    什么民国热满清宫廷剧   皆大患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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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虹剑 发表于 2008-10-28 14:24

本帖最后由 地富反坏右 于 2015-9-10 16:38 编辑

良史!良史!尚存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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