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女学中的满汉矛盾――惠兴自杀事件解读
本帖最后由 地富反坏右 于 2015-9-10 20:23 编辑1905年岁暮，中国有两位男、女志士相继在国内外自杀，事件震动全国，余波经久不息。先是陈天华为抗议日本文部省发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以唤醒国人的救亡意识，12月8日愤而在东京蹈海；随后惠兴因办女学款绌，12月21日于杭州家中服毒，遗书当道请拨常年经费。表面看来，二人均系为教育问题殉身，实则与陈天华争国权背后的民族革命意识同出一源，惠兴的存女学也大有深意。
一 解不开的死结
自1644年清兵入关，建立全国性政权，满汉矛盾便成为纠缠清朝三百年历史的解不开的死结。以边地的少数民族统治中原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本就容易遭遇儒家久已深入人心的"华夷之辨"思想的顽强抵抗；加之满清权贵汲取了元朝灭亡的教训，从强迫汉人改变服制剃发留辫开始，刻意维护满人的民族特徵与特权地位，更加深了民族对立情绪。迨至二十世纪初，民族主义思潮自外而内，流衍全国，民族意识更与国家思想合为一体，成为革命派鼓动救亡的强力手段。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正是以民族革命推进政治革命的集中表述。
处此情势下，为维持统治权不致失落，满清王朝一方面不得不顺应潮流，谨慎地逐步开放体制改革的门户，给汉人官僚以更多的位置，努力消泯民族敌对情绪；另一方面，这种让步也加深了满人自身的民族危机感。从当时的报刊上，我们可以读到立场迥异的言说。
1904年在《警钟日报》发表的〈论中国民族主义〉，可作为革命派"排满"主张的经典文献来阅读。此文开篇即断言："今之世一民族竞争之天下也。"根据"舍民族则无国家"的道理，作者认为，处于今日"国族相结相排之时代"，"排满革命"必不可免：
革命派之倡导民族主义，本是以"排满"为救国的"起死回生之绝妙药"，最终目的仍在抵抗西方"新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所谓"故今日而欲救中国，舍扩张吾民族主义，其道莫由"，也即是期望由民族的竞争达致国家的争胜。因此，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才会以"排满"（驱除鞑虏）作为政治革命与建立新民族国家的起点。
至于朝廷一方所作出的最大让步，当属允许满汉通婚，打破为保持血统纯粹固守已二百余年的厉禁。1902年2月1日的"上谕"无可奈何地宣布"俯顺人情，开除此禁，所有满汉官民人等，着准其彼此结婚"。不过，这一"宽宏大量"的谕旨实不足以收买久失的人心。尚未与清廷离心离德的汉族官员仍在不断抱怨"满汉界限仍分晰太清"，具体而言："民部奏补之内外厅丞，内城满籍，外城汉籍；所有以下之员，内城亦满人占居多数，外城亦汉人占多数。而礼部奏补之丞参，亦系两满两汉。其余外部、农工商部、民政 部等侍郎之缺，亦皆一满一汉。"也即是说，凡属重要位置，仍多用满员，由此表现出对汉人根深柢固的不信任。各部侍郎的任命虽似乎满汉均等，但最高的官阶尚书却只以满人充当。这还是1907年官制改革后的格局，如此结果，自然不能令汉族官绅满意。
应该说，"民族调和论"在晚清报界实占据主导地位，排除政治派别鲜明的报章不计，以《申报》、《大公报》等中性报刊为代表的"公共空间"，应该说是体现（或曰引导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舆论与主流意识。《大公报》主人英华（敛之）虽为满人，但信奉天主教，而存一视同仁之心，且崇信变法改良，思想开明，因此也以融合满汉畛域为救国良策。如1906年3月7日发表在《大公报》的〈论建设学堂宜除满汉之名目〉，虽为"来稿"，却刊登在相当于社论的"言论"栏，这起码表明其得到了报社主持者的赞同。论者秉着"调和满汉之方针"，批评满人"办理学堂者仍狃于满汉之成见"。其深忧大患正在，"以同为一国之人，而先自分支别派，不能融合而同流，遂令排满革命种种狂悖之谣传莫杀其势而息其波"。以融合满汉为防止革命的手段虽未必现实，但其平息矛盾的用心可谓良苦。
不过，如英敛之一般主张的满族知识者毕竟为数不多，留学日本的满洲贵 族少壮派且由于直接感受到革命派无所顾忌的排拒，而生发出更为强烈的敌意。辛亥革命后组建"宗社党"的良弼，1904年留学日本时，即"以满汉界限，故与汉人留学者大相水火，即汉学生亦莫不反对之"，于是上书执政者，"请将汉人中有志之士尽中以法，为一网打尽之计"，并"请政府限制汉人入仕，阶级毋得过三品以上"。显而易见，此举不仅无助于满洲政权的自救，反会加速汉族官僚集团的离心，因而在满清上层虽获得同情，却未取得支持。
良弼以强硬姿态表现出的满人忧患意识并非空穴来风，而在满族基层社会中实有根柢。
1906年12月13日，年仅十八岁的满洲正白旗普通旗人曾某，便在辽阳家中以自刎的极端方式，表达了对满族前途的悲观绝望。遗言开篇便道明死因："吾今之死非为他故，痛吾满族之将亡，欲救而无其力，兼境域、学问说，他年终不免为亡国之奴隶。吾??耻之，不得不死。"遗书痛心疾首于满族的"祸悬眉睫"而不自知，追根溯源，直指汉人维新派的政治宣传为倾覆之祸胎：汗族自康、梁跳梁，海外编书着报唤醒国魂以来，亦渐渐如日出海，如剑出匣，蓬蓬勃勃，有风云气矣，革命排满之风潮日高。而我满族醉生梦死于荆天棘地之中，雷霆击其顶，刀锯临其身，鬼蜮瞰其旁，?
由此危言预断，"三十年后吾种族得为奴隶，百年后吾种族将至灭绝"。而曾氏所谓"亡国"、"他族之奴隶"，所虑者乃在近不在远，用《盛京时报》编者的话说，即是"但忧满族而外视汉族"。
曾某之以"国家"与"种族"合一，恰与维新派、革命派的严别"朝廷"和"国家"针锋相对，全然出于维护满族统治利益的考虑。但其人并非颟顸无知的顽固守旧者，从遗言中为满族设计的自救方案，即可见出曾氏实为维新改良之同道："总而言之，我种族必当一刀两断，推翻数百年种种之劣根性，而吸纳新精神、新道德，重铸国体，使吾七千万人民皆有自立为国之人格，然后可以独立为国，亦可与汗族共立为国。若此大问题，除求新学而外，吾恐无特别妙法以筹之矣。"
此一事例最好不过地揭示出，晚清深受民族主义思潮感染的不只是汉族革命家，也包括满族知识者，双方都以势不两立的姿态对待满汉矛盾。因而，温和派"民族调和"的声音虽更具优势，却无关大局。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满汉之争既与国家权力的更迭不可分割，期望独揽大权的满族利益集团与已开始觉醒的汉民族之间的冲突于是无可避免。在双方的 对峙、相争中，曾氏其实对满族的自新并不抱希望，他的选择自杀并焚毁精心撰写的《满族兴亡见微论》等着作，表明他对这一民族斗争的结局，即满族统治全国权力的丧失已了然于胸。终清之世，满汉矛盾到底难以弥合。
二 "旗女亦为彼族兴学乎"
假如在上述背景下阅读有关惠兴办学的资料，便可以有新发现。
惠兴1905年12月21日自杀后，《申报》于12月30日即刊出题为〈惠兴女士为女学牺牲〉的消息，详述其死情：
杭州惠兴女士为故协领昆璞之女，附生吉山之妻，十九岁夫亡守节。因读南皮（按：即张之洞）《劝学篇》，大有感奋，遂以提倡女学自任。光绪三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延当地之有声望者多人，商论创办学校之事。是日，氏忽当众前袒一臂，用刀割肉一片，誓曰："今日为杭州旗城女学校成立之日，我以此血为记念。如此校关闭，我必以身殉之。"遂于九月十六日开校。校中经费，虽杭州都统德捐洋四十元，又拨公款八十元，留东八旗同乡会会员捐洋百元，端午帅随员喜捐洋五十元，八旗众官捐洋十元八元，以及零星捐款，统计约得三百余元，卒以无长年的款，支持甚难。今秋复以款绌，致课期时有间断。氏以此校无起色，由于无长年的款，而请款颇费踌躇，郁郁者非一日。继期请款之必得，遂密缮函八封，藏于桌内，复缮禀一扣，开办女学四柱帐单一纸，预先服毒，欲乘舆赴两堂递禀。家中人见其神色有异，继而查得茶碗中有烟迹，遂大哗，唤同戚友竭力救治，已不及矣。氏临气绝时，开目尽力?栽唬?此禀递上，有长年经费矣。"遂死。年三十五岁，时为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这篇文字最感动世人处，全在女士办学的不屈不挠，直至奉献生命。《申报》之以"为女学牺牲"、《东方杂志》之以"殉学记"表彰其事，着眼点均在惠兴创办女子教育的热忱血诚。于是，将其作为晚清民间女校办学艰难之例证来引述，或推崇其人为女子教育的志士、先驱，均属题中应有之义。
不过，如此谈论惠兴自杀的意义仍不完全。被上海报界有意无意忽略的惠兴的身世，其实与惠氏以决绝的"不成功便成仁"的态度办学大有关系。《东方杂志》虽正确地报导了惠兴所办学校的名称――贞文女学校，却将其出身满人的社会关系剔除得干干净净，言其家世，也只有"早孀居"一句，反不及《申报》据传闻之词，径书为"杭州旗城女学校"更得精髓。女学既为旗人所设，出资捐助者尽为八旗中人，也就毫不足怪了。
令人感觉奇怪的，倒是该校的诞生似乎默默无闻，并未引起新闻界的关注。连专门设立"各省教育汇志"栏目、热心报导各地女学消息的《东方杂志》，也竟然遗漏了近在邻省的贞文女学校的动态。倒是将"本报十大特色"之第一条标榜为"为民族主义之倡导者"的《警钟日报》，戏剧性地留下了些许蛛丝马迹。
《警钟日报》因大力鼓吹"排满革命"，以之为第一义，故虽热心提倡女子教育，终究将其从属于"民族大义"。即如1904年，已故布政使衔、贵州候补道罗应旒之妻皮氏专程从四川来京，两次向学务处递禀，呈请代奏振兴女学及请派游学摺稿。《警钟日报》尽管全文登载了两篇奏稿，却又以其出身满族，而在文前的"本社案"中，特意为读者准备了一副"民族主义"的有色眼镜： "东胡贱种，寥寥五百万人，蟠踞上国，践其土而食其毛，固已??吁饱死，无男女而皆不知何者谓学也。乃豁然光明，发见高冈一凤。如此摺稿，使我汉人读之，当若何惊心动魄者。急登之，以为二万万女同胞劝。"持此立场，其报导满人兴办女学堂，自然亦纳入民族主义的叙述框架中。1904年秋冬间，有两则短讯值得注意。10月22日的〈女学激成〉所述相当简单："有旗营某某之女，前在杭州女学堂报名。校中见系旗人，命其约集女子筹款自办。其屋宇器具闻已备齐，定于本月内开课。惟教员及常年经费无从着落，将来恐成画饼。"半个月后，11月8日，又有〈旗女亦为彼族兴学乎〉一条，事实与前述无大出入，而更加详细：
旗籍某女士前赴东平巷女学报名，该堂全体以非我族类，屏之不纳。该女归而发愤，极力运动同旗，筹得千金之款，现已赁屋某处，即日开办。章程规则亦颇有次序。屏闻有某旗员之夫人允助常年经费，俾不至半途辍学云。
通讯虽未揭示旗女及所办学校之名，但依据前引《申报》文字，惠兴创立的学校系于"九月十六日开校"，换算为西历，即是10月24日，正与《警钟日报》所载情事相合。〈女学激成〉见报时，该校尚在筹备中，故有"定于本月内开课"之说。后一则消息虽发布于 已开学后，却因沪、杭两地间隔，而有"即日开办"的滞后语。此外，揆情度理，1904年，清廷尚未颁行女学堂章程，各地民办女校本就稀缺。以人口并不算多的杭州驻防旗人，拥有一所女子学校已足够先进，本不可能出现双峰并峙的局面。因此，两条简讯的主人公只可能是惠兴，发愤而激成的女校，也只可能是贞文女学校。
明了此一段前因隐情，方可理解惠兴办学为何抱定势在必成、以死力争的决心，那种刚烈义侠气概原是受汉人排满的刺激而发生。再来细读惠兴留与学生的遗书，对其间含蓄的话外音便可心领神会：
众学生鉴：愚为首创之人，并非容易。自知力薄无能，初意在鼓动能事之人，如三太太，凤老太太，柏、哲二位少奶奶，以热心创此义务。谁知这几位，都厌我好事。唉！我并非好事，实现在时势，正是变法改良的时候。你们看汉人创兴学务，再过几年，就与此时不同了。你们不相信，自己想想，五六年前是怎样，这两年是怎样啊！我今以死，替你们求领常年经费，使你们常常在一处上学。……你们不必哭我，只要听我一言，以后好好事奉先生，听先生教训，总有益于身的。与外人争气，不要与同部人争意气，被外人笑话。话长心苦，不尽所言。十一月二十三。
其绝命书中??变法改良"为时代潮流，满族如不思变革，绝无前途。这一民族焦虑在与"汉人创兴学务"，知识日开、民气日涨的对比中，更加强化。"再过几年，就与此时不同了"的隐语，如果借曾氏"以今日我种族之精神无事卜之，吾敢断言，三十年后，必为他族之奴隶"的警告发明，并无不适。因而，惠兴所谓"外人"也与曾氏的"他族"同义，指向"汉人"而非洋人，这在与"同部人"（而非同国人）的对举中，内涵界划得尤为明确。就遗书而言，即使指称惠兴之死乃是愤慨于满人的自私、内争而无合群意识，也不算过甚其辞。
何况，从惠兴逝后接办女校的贵林口中，此说也可得到证实。1907年，贵林应邀在北京演说时，即如此述说惠兴之死："惠氏之死其原因有三：（一）已捐之款收不齐；（二）同志同事之规避；（三）内部讥笑，外界谤毁。"并称，此乃"兄弟以前所不忍言者"。而除了"外界谤毁"或许关涉汉人的排诋，所有三条死因都与旗人群体的冷漠有关。贵林之所以"不忍言"，也正是由于来自同种族人的打击是置惠兴于死地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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