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李白与杜甫
本帖最后由 地富反坏右 于 2015-9-10 19:35 编辑李杜比较论全文共分六个部分：导言及本世纪李杜研究综述；李杜生平论；李杜思想论；李杜创作论；李杜总论以及李杜补论。
李杜比较论?导言
导言：
李白与杜甫不但是中国诗歌史上两位星悬日月、高山仰止的伟大诗人，还是最为后世学者所关注的两大学术课题。一千二百余年的探研吟咏总括发微，现在已经形成了“李学”和“杜学”两个体大思深研究群体极为庞大的学科。李白杜甫两人又常常被后人放在一起研究讨论，这便是所谓的“李杜学”。
李杜学有三大特点：1）历史悠久。自二公未殁，对两人的訾议与褒贬便出现了，在中唐，对李杜的研究讨论便兴盛起来，千二百年来绵延不绝。两人的诗作也是流传很早，大约在李杜尚未去世，他们的作品就已经被人广泛收藏品评了。历朝历代，两人的作品被后人抄纂刊刻不绝。2）名家辈出。对李杜的研究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很有深度，各个时期都有大家对李杜的作品发表评论或是编选成集，可以说唐代以降，数得上的大文豪文论家几乎都对李杜有着一定的兴趣，如元白、小李杜、韩柳、欧王苏黄、陆游、严羽、朱熹、元好问、杨维桢、前后七子、三袁、李贽、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沈德潜、翁方纲、赵翼、王士祯、袁枚、金圣叹……近代和当代李杜研究的队伍中也颇有一些学术泰斗。总之，李杜学虽然讨论很久，但是一直是名家济济，高论迭出。3）角度极广。李杜学的研究不仅限于狭义文学领域，对两人的研究常常涉及史学、哲学、美学众多领域，对李杜的研究不但包括对两人诗作的赏析，还有对两人生平事迹的考证，对两人思想乃至整个民族文化的辨析，而对两人诗作的赏析更是角度非常之多，学者们从众多角度切入李杜诗歌的研究，创造了丰硕而庞大的成果。
面对如此丰硕而又庞杂的资料和成果，要做李杜比较的学问，则必须下很大的功夫，这里借用一位学者评价《杜诗详注》时所指出的特点：博采广集而又不失己见。我们首先要对李杜研究的学术进展有一定的了解，其次要尽量多掌握资料，除了两人的诗文集，还应该掌握一些重要的专著专论。同时，面对这些在很多方面都相交而又各有长短的论述，我们还应该多比较多思考，争取从中提炼出自己的见解。
在我们开始李杜比较论正文之前，我们先对本世纪李杜研究的概况做一个综述――
近一百年来李杜研究综述：
（参考文献：詹福瑞《20世纪李白研究述略》、张忠纲、赵睿才《20世纪杜甫研究述评》、林继中《百年杜甫研究回眸》、王辉斌《建国以来的李白研究述要》、段海蓉《建国以来，对杜甫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以及张忠纲等人著《中国新时期唐诗研究述评》）
自古对李杜研究就不太平衡，对杜甫的研究一直重于对李白的研究。而在二十世纪，对李白的研究才堪与杜甫研究比肩。二十世纪李杜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本世纪初到四十年代末是第一阶段，解放后到七十年代中后期是第二阶段，新时期是第三阶段。有的学者把解放后李杜研究分为三个时期，文革时期单独成为了一个阶段。我个人感觉解放后新时期以前的李杜研究虽然有起伏和反复，但是总的思想趋向还是比较一致的，而且十年的中断不是新成果新发现的诞生时期，独立成一个阶段意义并不大。
总的说来，本世纪李杜研究主要有三大领域，一是作品的研究，包括编辑整理、赏析评论和推广普及。二是对作家的研究，包括对两人生平的考证，对两人思想的辨析。三是对李杜的创作和影响的研究，从审美角度、文学史角度、接受论心理学等众多角度进行了发微和总括。在三个阶段中，三个领域的研究都有新发展新收获。
本世纪初中国思想界文学界受到了西方思潮的冲击，“民主”与“科学”的启蒙主义思潮鼓荡着人心。很多学者学贯中西，开始用新思路新方法来解读传统文化。这一时期对李杜作品的辑刊整理有相当的成果问世，而且很多学者在作品集序或前言中传达了自己的现代的文学思想和见解。比如，很多学者剥去了杜甫身上的圣衣，把诗圣还原为“人”，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像梁启超的“情圣”说（梁启超1922年在诗学研究会的演讲《情圣杜甫》，首开以西方“真善美”为标准评杜诗的风气，针对传统道德标准第一的“诗圣”的提法，称杜为“情圣”，认为是杜诗感情的丰富、真实、深刻，手法的熟练、鞭辟入里，使杜甫在文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他又称杜为“写实派”、“半写实派”，认为杜诗价值最大者在能确实描写出社会状况，讴吟时代心理。他还指出杜诗写情的艺术手法是：愈拶愈紧，愈转愈深，或一句一意，或大开大合，能用极简的语句包括无限的情绪。）、胡适的“表现人生”说（《白话文学史》中有专章论杜甫，系适之用“真善美”、“写实主义”来分析、评价杜诗。艺术上，胡著还认为“问题诗”是杜甫的创体，其乱离中诗歌的艺术风格是：观察细密，艺术愈真实，见解愈深沉，意境愈平实忠厚。
第二个阶段李杜研究明显受到了政治的左右，学者们的研究虽然仍然沿袭了解放前的李杜研究的范畴和思路，但是在理论上有了明显的新变，一些新思路比如“阶级性”、“人民性”、“现实/浪漫主义”被用来指导和诠释李杜研究。因此，这个时期孕育出了一些有趣的观点，比如两结合的观点：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结合，还有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儒法斗争论”，以及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对杜甫的一些错误的阶级分析论等等。这个时期的学术研究有一定的踏实而重要的学术成果，比如傅康生、萧涤非的杜甫诗论和詹?、林庚、王运熙、王瑶等人的李白诗论；张元济、叶嘉莹等人的杜集整理和詹?、苏仲翔的李集整理等等。但这个时期也充斥着幼稚化、机械化或者繁琐化、政治化的理论和认识。
第三个阶段，也便是新时期的李杜研究是从对文革时期几部作品的集中但也非常实事求是的批判开始的，并很快步入了正轨。这个时期的研究是解放后最繁荣、成果最丰硕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学术思想比较解放，学术队伍也不断壮大，专门的学会和期刊纷纷成立。我个人认为，这个时期对李杜研究的繁荣有几个重要原因，一是长期的压制促成的逆反，还有经济大潮冲击下形成的学术胡萝卜：以专著和论文为量化指标的学术成果直接关系到学者们的一些生活要素，此外还有科学技术的普及和资料的丰富和完善。
新时期二十几年，李白研究的著作出版了近百部，论文1700多篇，而杜甫研究的著作则超过一百部，论文接近3000篇。因为后面的论述还要分别概述新时期的李杜研究概况，所以这里我们只是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李杜研究的学术进程。
刘跃进在他的《中古文学文献学》一书的序中曾举一例，给我印象颇深。近代的学术大师黄季刚先生曾因“辽东白豕病”的典故来训诫那些闭门造车的学生，说的是辽东某人家中出现一头白毛猪，便视为奇物而决定献到京城邀赏，结果在路上他发现白毛的猪非常得多，只好默然折反。作者进一步指出，现在做学问应该避免把别人说过了的东西当作新创见提出来，应该多了解学术动态学术现状而避免“辽东白豕病”的现象在自己身上重演，因此，此次李杜研究工作给我一个启示，那便是要探研问题则必须先摸清该问题的学术历史和进展。
下面我们按照本世纪李杜研究的分野来展开我们的“李杜学”，先说李杜生平论。
李杜比较论?李杜生平论
（参考文献：陶敏、李一飞《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张忠纲、赵睿才《20世纪杜甫研究述评》、《新、旧唐书本传》、《杜诗详注》及《李白集校注》所附录文献等等）
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前言》中曾引用丹纳的《艺术哲学》的一段话：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有一个比艺术家更广大的总体，这便是他所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者艺术家家族。作者以这个例子引入对唐代诗人的社会生活进行考察的。诚然，对文学家生平的了解对于我们对文学作品的赏析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了解了诗歌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和作者当时的心态、思想，对我们解诗是个极大的帮助。但是，因为千百年来有关作者们的生活资料内容的丰富、分布的广泛和流传的变异（《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使得对作者生平的了解变成了一门学问，这便是作家生平的考证学。
经过对李杜两人生平的粗略了解，我对李杜生平的研究产生了一些认识，那便是，要真正探研作者生平，要尽量多占有资料，并且在不断地怀疑和甄别中做自己的判断，一定要力争避免主观臆测、孤证强说、曲解误解资料或盲目因袭旧说等等。比如，仅凭旧唐书一篇传记来判断作者的思想和生平似嫌不够，这实在不能算是全面占有资料，更别说新旧唐书本身还颇多错漏。
因为精力和能力有限，本文只能概述一下关于李杜生平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独立而具体的考证工作暂待将来。
李白生平研究主要有四个主要方向：（一）家世；（二）行踪与交游；（三）出生地及生卒年；（四）政治活动。
李白生平研究有三大原始资料，五大共识（都是从三篇资料得出的，这些所谓共识也一直受到一些后世学者的质疑和挑战）。三篇资料：李阳冰《草堂集序》、魏颢的《李翰林集序》和范传正的《李公新墓碑并序》（《李白集校注》p1780-p1791），是为所谓的“两碑一序”。它们的共同点是：1）李白祖先是陇西成纪人（也就是说李白是李广的后代）；2）白为凉武昭王九世孙；3）先世曾流徙西域；4）于中宗神龙年间迁回蜀中；5）对李白家世生平都记载模糊。虽然这几点本身就非常可疑，甚至两碑的可信度也遭到了学者们的强烈质疑，但是这些资料和李白的自述仍然是李白身世研究的基础。
有关李白的家世，大约有这么几个谜团：李白到底是汉人还是胡人，李白与李唐宗室的关系以及其父亲的身份问题。李白胡人说是三十年代提出来的，而陈寅恪、詹?和日本人松浦友久等人都持这种观点。反对此说的学者也很多，比如曾著《李白家世之谜》的张书诚等人。尽管张著本身漏洞很多，但是李白胡人说颇站不住脚，这可以从李白自幼受到的良好的汉文化教育和李白的自述判断出来。当然，李白受到胡风浸染并且通蕃文是可以确定的，有文献记载李白在朝中解读突厥文，可以为证。有关李白与李唐宗室的关系探讨的很有意思，但这不是本文主要内容，从略。
说到李白父亲的身份便自然引到了李白漫游的经济来源问题，也就涉及到了李白的行踪与交游问题。目前对李白父亲名分的推测主要有四种说法，其中最有影响的应该是商人说和侠客说。四个说法都遭到了强烈质疑，目前仍无定论。商人说似乎可以解释李白的经济来源，陈寅恪、郭沫若都持此说，但是经众多学者考证，李白的经济来源似乎更可能来自朋友的资助和随时随地一些稿费收入。裴斐的《李白十论》有专章研讨。
李白的交游行踪问题还包括李白的出入四川问题、出入长安问题、东鲁居家问题以及和当时的重要诗人交游的问题等等，不再赘述。
李白出生地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是内地（包括蜀中和长安）说，二是西域（包括碎叶、条支、焉耆）说。陈寅恪、郭沫若、余恕诚等人都支持西域说，郭沫若甚至分辨了一下新疆碎叶和中亚碎叶等等。而安旗、刘开扬、蒋志、裴斐等人则论证了李白内地出生说，两相比较，还是后者更可信一些。李白生卒年争议不大，701-762的说法基本成为定论，有些学者提出的质疑也不太容易站住脚。
有关李白的政治活动则比较繁琐，而且牵涉到了很多方面，本文将在补论中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细论，如“李白从?”的问题。
杜甫生平研究争论不比李白研究热烈，自从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出现之后，学者们又作了杜甫的年谱和评传以及几十篇论文进行了讨论，多数是对前人认识的补充和订正。杜甫生平研究方向大约与李白研究同，其中卒地、死因和墓地位置则是最为难解的疑题。杜甫卒地向有耒阳、潭岳两说，后来又派生出好几种说法。关于死因，本来有三说，后来居然又深入到生理学病理学领域，新提出了很多说法，这里就不一一蠡举了。
总的说来，李杜生平，疑难多，资料多，而资料和疑难之间矛盾多差异大。历代文学家生平研究之热，李杜研究应该排在前列了。
李杜比较论?李杜思想论
总说：李杜均不是专职的大思想家，唐代大儒前有王通，后有韩柳，盛唐百年间没有什么儒学大师出现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中。李杜更不是玄学家或者禅师，他们的思想并不独宗一家，也不是卓然自成一派的哲学宗主。我个人的感觉是，他们更多地是思想上的承接和发扬者，是时代文化的充分体现者，他们的思想是时代的孕育和个人才性契合的产物，并且散见于他们的创作之中，并没有理论专著。他们的思想也常常受时地变化的强烈影响，有明显的驳杂性和分期性。
因此，我们考察李杜思想，则应该先考察唐代思想史的发展情况，尤其对儒释道三家在唐代的发展概况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对唐代文化有一定的了解，才能细论李杜思想。
首先，我们可以发现李杜二人的思想几乎受到了当时所有流行思想学派的直接和深刻的影响。
李白进取心强烈，功名心盛。他虽然一生不事科举，但是这不代表他没有功名心。他的求仙访道、纵横任侠和饮酒赋诗对他来说就是求得功名的途径。“殷王期负鼎，汶水起钓竿。莫学东山卧，参差老谢安。”（《送梁四归东平》）“一生欲报主，百代则荣亲。”（《赠张相镐二首》）他还直接表达过自己的事业心：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此外，李白作品中有大量的比兴讽喻，比如他的《古风》组诗。李白对历史上的大儒也是非常景仰的，他曾自比孔子，“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书怀赠南陵常赞府》）甚至表示要继承孔子的删述之志（《古风?其一》：“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这些都体现了李白所受到的儒学思想的影响。
李白在《感兴》中曾自述“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可见他很小就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实际上这么说还比较笼统，我个人认为道家和道教对李白的影响应该分开说，前者包含老庄玄学等等思想和性格层面的影响，比如李白功成身退的理想，向往自由无拘束的追求，以大鹏自比、不肯枉道而屈身的品格等等。而后者则影响了李白的求仙炼丹访道等等行为。乔象钟认为李白是道教徒，好像不太恰当。求仙访道是一种社会习气，未必就是虔诚信仰的表现
李白的诗文中也常见禅机。禅讲究不立文字，用顿悟来识心见性。而李白很多作品都是以禅法入诗，比如《山中问答》（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p1095）一诗就曾被清人徐增解道：“此诗纯是化机。白作此诗，如世尊拈花，人读此诗，当如迦叶微笑，不可说亦不必说。”（《而庵说唐诗》）此类诗歌非常之多，其中绝句比例很大。此外，李白还参加了很多佛禅活动，《赠僧崖公》、《庐山东林寺夜怀》等诗作中都曾提到。唐代佛学天台、法相、禅宗、净土诸宗都有发展，据考证，李白接触禅宗净土宗多些。
此外，唐代很多社会风气比如纵酒任侠、隐逸干谒等等也都对李白产生了强烈影响。而且，李白似乎还颇有作纵横家的志向。当然，李白的思想还是驳杂的甚至是矛盾的，比如，他深受儒学影响，从小就熟读儒家经典，却又常有诗作嘲笑儒者。这只能说明李白思想的丰富性和不统一性。
杜甫思想在庞杂性上略逊于李白，他思想中儒家思想成分浓重一些。杜甫常以儒者自比：“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江汉》）“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等等。概括说来，杜甫有着强烈的入世之心，有着比较正统的君臣观念（杜甫忠君，却又能够对当朝之君提出批评，可见他的忠是一种正统意义上的抽象的忠，康伊则认为杜甫更应该算作良臣而非忠臣，与魏征类似）。有些学者通过杜甫的人道主义民本主义思想和他的爱国之心等等思想的分析认为杜甫的儒家思想属于原始儒家思想。我个人认为这种所谓原始儒家实际上就是唐代儒学发展的新认识，这种思想本就决非杜甫一人独有，与杜甫同时代或晚些很多诗人都具有类似认识；而且与杜甫思想所异的所谓儒家思想是汉代儒学，它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早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因此，在这里，我们应该认识到，杜甫的儒家思想成分还是受到当时儒学思想发展的直接影响多些。翻看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崔大华的《儒学引论》，这种儒学新变说的还是很明显的。
至于说杜甫的佛道思想成分，我的老师谢思炜先生有一篇《净众、保唐禅与杜甫晚年禅宗信仰》论述了杜甫所受到的禅学影响以及他和净众、南北宗禅的关系。此外，杜甫尚有一些求仙访道的行为，这似乎完全是受到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其中李白就给杜甫很大影响。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李杜二人的思想几乎完全是当时思想学术发展影响下形成的，特点是比较庞杂，其中李白杂于杜甫，他们的思想并非个人独有，当时的众多诗人都有类似的思想特征，他们很少有思想宗师，因为他们不太容易独守一家思想。
其次，说说李杜的政治思想。罗宗强的《李杜论略》把李杜的思想分为生活理想、政治思想和文学思想来谈，可见政治思想和生活中形成的世界观以及创作中体现的文学观有着比较鲜明的区别，后两者容许极度的个性张扬，但是政治思想过于个性化和非正统化，则该文人政治生涯必定一塌糊涂，这大概便是很多大文豪在官场上屡干屡败的深层原因吧？
李杜二人的政治思想有很大区别，但是二人的政治业绩是一样的：都没什么发展。可以说，两个人都不能作合格的政治家，两个人政治思想都有很多不切合实际的迂阔想法。
李白的政治理想比较宏伟，他曾经自比孔子、管仲、诸葛亮、谢安、李斯，这些都是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物，他所设想的从政之路似乎不是那种踏踏实实从初级公务员和基层知识分子作起的“中央常委之路”，而常常幻想奇遇，或者被上峰破格超拔。李白还有很多具有先秦儒士所提倡的节用爱民、选贤任能、毁玉沉珠等等主张，这些主张体现在李白很多古体诗和一些文赋中，比如《明堂》、《大猎》等篇中。基本上说，李白的这些主张都是迂阔不切合实际的，完全是自我感觉良好满脑子幻想的迂腐书生的见识。
杜甫也没有强到哪里去。他讲恻隐之心，讲仁政，如果说这些古老的理念还不太算是无实用废话的话，那么他安史乱后提出的“偃甲兵”和“减征赋”的主张都不切实际，甚至可以说，唐王朝如果采纳了这两个主张则完全是给自己招惹灾难。开天时期唐代已经战争不断，有些战争不是开边而是固边，固边仗不打何以宁边？后来藩镇割据，不镇压焉能维持国家统一稳定？息兵之策显然是错误的。安史乱后经济凋敝户口大减，冻国栋的《中国人口史?隋唐五代卷》记载，天宝时期著籍891万户，代宗广德时期居然只有290万户，而大历中期竟然只有130万户了。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不假，但这时候需要的不是轻赋敛，那样国家只会更穷破更羸弱，中唐不是汉初。国家需要的是李善长那样的运筹能手，而不是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
如果把李杜的政治言论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杜甫比李白现实，李白和杜甫都看到了社会的黑暗面和危机，但是杜甫的心情更为沉痛，认识也更为生活化。这显然与两人的性格和经历有关系，李白天才纵逸，喜欢从大处着眼，喜欢纵横浪漫，往往不屑于深入生活现实，加上他青年时的潇洒经历，比较理想主义化。而杜甫青年时便多磨难，日子不及李白潇洒宽裕，他的性格又偏于敏感内向（与李白相比），因此他要比李白更理性一些，理想主义的倾向不那么明显。这大约是两人政治思想存在区别的原因。
李杜比较论?李杜创作论
（参考文献：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李杜论略》、李泽厚《美的历程》、张忠纲等人著《中国新时期唐诗研究述评》、蒋长栋《试伦李杜的“比兴体制”》、乔象钟《李白论》、萧涤非《杜甫研究》、金启华《杜甫诗论丛》、燕白《简论李白和杜甫》、刘忆萱、管士光《李白新论》、薛天纬《李杜歌行论》、葛景春《李杜七古异同论》等等）
李杜的文学主张：
之所以没有用“文学思想”的字样，是因为我个人认为李杜实际上不算文论大家，他们对文学创作的思想认识并未整理成专著，而是散见于诗文之中。这是因为，他们不是论者，而是创作者，他们的主张主要是通过创作实践表现出来的。
李白的文学主张主要见于《古风》其一、其三十五、《江夏赠韦太守良宰》、《大猎赋序》、《泽畔吟序》等诗文中。杜甫的诗论则出现在《戏为六绝句》、《解闷十二首》、《偶题》、《同元使君舂陵行序》中。议论比较零散，更像说诗粹语而不是专门性的论述。
李白与杜甫都肯定了文学的社会功用。李白在《为宋中丞自荐表》中曾说道：“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而杜甫则在《进雕赋表》中表达了自己的述作之志。这种认识显然来自先秦和汉儒的文学理念。两个人也都反对一味地讲求绮丽靡艳。李白在《古风?其一》中曾说道：“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乔象钟等学者根据李白这首诗而认为李白有复古倾向。李白确实受到了陈子昂的主张的影响，指出了“道丧”的现实情况，并且标举风雅汉魏，但是，李白并不是完全否定建安以后的文学。从李白的诗歌风格上看，李白明显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诗骚的影响有之，而元嘉永明的影响也有。李白的很多作品都曾对陶谢鲍庾等诗人给予了高度评价。而杜甫也曾把李白比作“庾开府、鲍参军”。可见，李白并不是一个旗帜鲜明的复古者。据罗宗强先生统计，李白的诗作中绝少有复古字样，而终唐一世，也罕有人认为李白复古。实际上，李白的主张和创作明显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与他相同，杜甫也广泛吸收了前人的艺术成果，也充分认识到了不同时代创作的艺术价值。而且，杜甫还鲜明地提出了“转益多师”，可见两人实际上都主张广泛学习前人的。我个人认为，作为才冠今古、博览群书并且受到良好教育
李杜之间虽然颇有默契，但是他们的诗论主张却不完全相同。
最能代表李白诗论美学主张的词语应该是“清真”（《古风?其一》）。这种“清真”，应该是一种自然朴素而又炉火纯青的美。王安石评价道：“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李白所得也。”（《渔隐丛话》）（我上次课提到王昌龄的诗歌美，也属于这种炉火纯青的清真之美。）与之相对，李白反对字雕句琢的模仿，认为那样便丧失了诗歌的“天真之气”：“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寿陵失本步，笑杀邯郸人。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棘刺造沐猴，三年费精神。”（《古风?其三十四》）
因此，李白的诗作多为感情真挚随口道来之作，读李白的作品，最大的感受就是李白的古诗喷薄而出，一泄不回；李白的近体诗清新朴素，了无杂质。这些都是对他“清真”的美学追求的体现。“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蜀道难》）“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将进酒》）“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尉遥有此寄》）例子众多，不胜枚举。
李白诗歌的清新之美并不是斟酌雕刻得来的，他的诗作往往一挥而就，然而，这种功夫却不是寻常人能学得来的。王安石评价道：“看似容易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李白的诗歌创作有着丰厚的学习积累，再由才气纵横的诗人于转瞬间构思酝酿。这种状态，真如陆机在《文赋》中所讲的：“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於是沈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
与李白相同，杜甫也讲积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杜甫的诗歌美学可以用“传神”来概括。这个“神”，很多文论家思想家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庄子》讲“神遇”，刘勰讲“神思”，而杜甫则明确把“神”的概念用到了诗歌创作上。杜甫的“神”当是指诗歌所蕴含的深厚的精神风韵：“将军善画盖有神”（《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书贵瘦硬方通神”（《李潮八分小篆歌》）。罗宗强也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为这个“神”定义道：“惊警而不流于刻板，在惊警中流露神韵”。
杜甫讲传神，同时也讲究写实，他最推崇“形神兼备”的境界。为了实现这种传神之美，杜甫一方面强调锤炼，炼字，炼句，苦思，苦学。“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十二首》）黄庭坚则赞杜诗：“五一字无来处”。另一方面，从自然和生活中提炼真实而自然的素材，在作者辛勤的钻研锤炼之下，方能写出传神之作。
此外，杜甫讲传神，也讲写实；讲苦学与功力，也不反对一蹴而就的天赋；既赞成感情的自然抒发，又提倡比兴规讽；既赞美自然清新的美，也追求悲壮的美（罗宗强语）。可见，杜甫的诗论既反映了盛唐人追求壮美和风骨的倾向，又表现出了中唐人关心时弊提倡美刺比兴的要求。罗宗强的《文学思想史》就认为杜甫总结盛唐，开启中唐，而李泽厚在他的《美的历程》中则认为杜甫的“盛唐”不同于李白的“盛唐”，李白和张旭的盛唐冲决了旧的范式而形成了一种“内容溢出”式的不受拘束的艺术范式，杜甫颜真卿等人的盛唐则是对新的美学范式的规定和确立。引用苏东坡的话，李泽厚认为杜甫是“集大成”者。
还有的学者从更高的角度比较李杜的诗论主张，把李白等人概括为“风骨体制”，杜甫等人就是“比兴体制”（蒋长栋《试伦李杜的“比兴体制”》），指出李白等人的主张意味着诗人个体意识的觉醒，杜甫等人的主张意味着诗人“群体人格意识”的觉醒，杜甫等人的主张拉开了唐诗第二次革新运动的序幕，似乎有点太绝对化了。还有很多学者详细地剖析了李杜的艺术主张，所列条目非常细致繁复，比如康伊的杜甫诗学“真兴神律法”说等等，本文就不再引述了。
总的说来，李杜二人的文学主张既有共同推举的地方，又有不尽相同之处，这使得两人的诗作既有共同的魅力，又各呈风采。
李杜二人众体兼工，古近体诗都创造出了辉煌的成就。因篇幅所限，本文特通过李杜七言古体诗和近体诗的艺术比较来具体分析两人的表现方式之异同：
李杜七言古诗之比较：
“古体诗”这一称呼在唐代才出现，以别于“近体诗”。古体诗大约沿自汉魏乐府，诗体比较自由，篇幅不限，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和杂言体等等，一般五言七言写的比较多。一般来说杂言古诗多以七言为主，所以也可以算入七言古诗。
李白和杜甫的七言古诗（包括七言、杂言乐府歌行）是唐诗七古创作的最高成就。明人胡应?曾对唐代的七言歌行有一个总评：“唐七言歌行，垂拱四子，词极藻艳，然未脱梁陈也。张、李、沈、宋，稍汰浮华，渐趋平实，唐体肇矣，然而未畅也。高、岑、王、李，音节鲜明，情致委折，浓纤修短，得衷合度，畅乎，然而未大也。太白、少陵，大而化矣，能事毕矣。降而钱、刘，神情未远，气骨顿衰。元相、白傅，起而振之，敷演有馀，步骤不足。昌黎而下，门户竞开；卢仝之拙朴，马异之庸猥，李贺之幽奇，刘叉之狂谲，虽浅深高下，材局悬殊，要皆曲径旁蹊，无取大雅。张籍、王建，稍为真澹，体益卑卑。庭筠之流,更事绮绘，渐入诗馀，古意尽矣。”（《诗薮》）这段话说得比较简略，对个别诗人的概括有简单化的趋向，但还是比较客观地把李杜七古在唐代的地位标举了出来。
从数量上看，李白现存的九百多首诗歌中，七古有一百三十多首，杜甫现存的一千四百多首诗歌中，七古有一百四十多首，在盛唐诗人中，他们也是作七言乐府歌行最多的诗人。七古在他们的创作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可见，以两人的七古作比，还是很有代表性的。
关于七古的创作，元人范?曾总结道：七言古诗，要铺叙，要开合，要风度，要迢递、险怪、雄峻、铿锵，忌庸俗软腐，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是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备此法者，唯李杜也。开合灿然，音韵铿然，法度森然，学问充然，议论超然。古人说诗常常比较主观化，但也多为真知灼见。范椁的这段话正点出了李杜七古的一个共同特点：章法多变，舒卷自如。
谈及李杜七古章法多变的诗论家很多。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曾评价道：“太白七言古，想落天外，局变自生。大江无风，波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此殆天授，非人可及。”又云：“少陵七言古，如建章之宫，千门万户；如巨鹿之战，诸侯皆从壁上观，膝行而前，不敢仰视。如大海之水，长风鼓浪，扬泥沙而舞怪物，灵蠢毕集，别于盛唐诸家，独称大宗。太白以高胜，少陵以大胜。执金吾而抗颜行，后人那能鼎足!”
我们以李白的《蜀道难》为例。
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颠。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 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崖转石万壑雷。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这首诗，笔气纵横，不受拘束，一气贯注而又翻腾多变，无怪乎后人以此诗誉李白为仙才了。《唐诗鉴赏辞典》记：唐以前的《蜀道难》本是非常单薄简短的。而李白不但在句式上杂用三五七言各体式，且以散句入诗，整首诗长短错落，参差不齐，极为奔放纵恣。而诗歌的用韵也不受拘束，随时转韵，极尽变化之能事。这种变化莫测的笔法，纵横腾挪的章法，在李白七古中俯拾皆是。读他的诸篇乐府，常常能感到篇章的转折多变而又神气顺畅。这是天才的创造，非常人能及也。
而杜甫则更以章法多变而又不失法度见长。他的《饮中八仙歌》一诗，其结构之奇特，章法之奇纵，历得学人之好评。清人王嗣?云：“此系创格，前古无所因，后人不能学。描写八公，各极生平醉趣，而都带仙气。或两句，或三句、四句，如云在晴空，卷舒自如，亦诗中之仙也。”（引自《杜诗详注》）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世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辨惊四筵。
此外，两人的七古多方师法，汉魏乐府和楚辞汉赋都曾为他们提供丰富的营养。“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梦游天姥吟留别》）“风尘?洞兮豺虎咬人，忽失双杖兮吾将曷从”（《桃竹杖引》）有离骚之气，而《战城南》、《行路难》和《兵车行》等诗篇则源自汉魏六朝乐府。而初唐乐府则给予了两位诗人最为直接的影响，如《白头吟》、《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和《洗兵马》等等。这种多方汲取营养的创作思路，是否能够解释两人章法多变句式长短自由的形成原因呢？正如胡应?所说的：“凡诗诸体，皆有绳墨，惟歌行出自离骚、乐府，故极散漫纵横。”（《诗薮》）
还有两点需要补充的是，两人的诗中极见才学，从两人信口拈来的典故古法就可明晰。黄庭坚说杜诗“无一字无来处”，实际上李白诗歌又何尝不是“多有来处”？看王琦等人为李诗所作的注解，这种感觉最为明显。不过，两人都未必拘泥典故和篇名原意，常有新变新用。这似乎可以为上论的襄助。
而薛天纬在他的论文中，则指出李白的古题乐府和杜甫的新题乐府都有着“歌行化”的倾向，两位诗人都强化了乐府的抒情功能，将乐府改造成了一篇篇感情强烈的抒情诗篇。
李杜七古的区别也是明显的。读李白的古诗，一个很鲜明的感觉是李白好用宏阔的意向，比如出现极其频繁的“万里”“长风”。杜甫诗中也多有“万里”字样，但多在“万里露寒殿，开冰清玉壶”“佳客适万里，沈思情延伫”等句中，感情深沉而没有“长风万里送秋雁”“愁为万里别，复此一衔觞”等句的豪气。这种特征，往往是发自胸臆，了无牵疾而骨气豪壮。与之相对，杜甫七言歌行则多以精心布局谋篇取胜，他的古诗，章法精严，剪裁精当，情感深沉高蹈，另有一股矫健苍劲之色。比如杜甫的《洗兵马》（《杜诗详注》作《洗兵行》），“一篇四转韵，一韵十二句，句似排律，自成一体，而笔力矫健，词气老苍，喜跃之象，浮动笔墨间。”（王嗣?《杜臆》）
实际上，李杜二人的乐府歌行都是有所寄托的。萧士?（音氲）认为李白乐府都是实指，这话有点过，但是李白的古诗讽喻多是毋庸置疑的，杜甫则更是如此。然而，两人在表现上却一个“以气为宗”，一个“以意为主”，就象胡震亨所说的：“五言古选体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子美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以奇拔沉雄为贵。”（《唐音癸签》）这个气，葛景春认为是“灵感的冲动”，而这种灵感的源泉则是丰博的学识和绝冠的才气。而杜甫则徇法而动，属意为之，那便是“以意为主”了。
与之相适应，李白的七古从大处写意，意象多为俯瞰遥望所得，略貌取神，气度恢弘“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而杜甫则从细处入手，以小见大。“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乱麻。”“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杜甫着重对眼前景象的刻画，以深沉凝重的情感出之，与李白相比，别有气质。
在歌行的创作上，李白的七言乐府很多都是乐府旧题，他甚至把乐府旧题全都拟了一遍（葛景春语）。胡震亨说:“太白于乐府最深，古题无一弗拟。或用其本义，或翻案另出新义，合而若离，离而实合，曲尽拟古之妙。”（《唐音癸签》）不过，李白用乐府旧题写的是新的内容，援引古事也是为了讽喻当今。而且，李白很多乐府诗意迷离，后人很难摸清。《李白集校注》多篇乐府后都附有詹?长笺，历数《蜀道难》《梁甫吟》《梦游天姥吟留别》等诗之解，可见一斑。而杜甫则多写“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紧密联系现实而随意立题立意，开了一代新风。《试伦李杜的“比兴体制”》认为中唐元白的感事和韩孟的写意都滥觞于杜甫，正是他所创“比兴体制”的体现。
另外，两人七古都讲究章法舒卷自如，但李白却比杜甫更少拘束。比之杜甫的森严，李白古诗更为自由。比如杜甫的《洗兵马》，后人多认为它与排律有很大关系，其诗二十四韵居然有十七对律句。这首诗对仗工严，音节谐律而又苍劲老迈，说明杜甫有以律入古的倾向；而李白古诗中散文句很多，“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宣州谢月兆楼饯别校书叔云》）“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战城南》）“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非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蜀道难》）等等等等。杜甫古诗中也有散句，但远没有李白用的典型而精彩。有学者认为李白是“以文入古”，有一定道理。萧涤非的《杜甫研究》一书还分析了杜甫古诗的用韵，指出杜甫古诗中“三平调”和“平仄换韵”的特点，可为参考。
考察李杜诗歌，两人的个性和思想昭然可见。李白性格豪放，昂扬乐观，诗歌直率爽朗，主观性非常强。李白诗歌往往无所顾忌，直书胸臆，想象力极其丰富，豪放之语真漫之情随处可见。在李白眼中，没有什么事情能羁绊得了他的豪放纵恣。而杜甫则是一个性格内向型的人。他为人诚恳真挚，而又讷言寡语，而其内心却又心细如发，思虑深至，感情深厚。发而为诗，则表现为思致缜密，思路严谨，深刻厚重，而善于铺陈。李白的思维是外向型的，则他常常超越现实，俯视人间，观察现实则极具跳跃性，意脉闪现，时断时续。与之相比，杜甫则更理性化，他的描写比较贴近现实，意象之间有着逻辑性可寻。杜甫的语言多是沉痛恳切深挚的。
两人的近体诗也有着非凡的成就。近体诗又名“今体诗”，是唐代形成的律诗和绝句的统称，在字数、句数、声韵和对仗上都有严格的规定。唐代的近体诗按体裁可分为律诗、律排和绝句，每体都有五言、七言之分，偶有六言律绝和六句三韵的律诗出现。
李白律诗创作合计约一百三十多首，其中五律一百二十余首，七律八首（《李白新论》中统计李白律诗约百首，其中五律九十多首，七律九首），而杜甫仅七律便有一百五十余首，他的五言排律的数目已经和李白律诗数目相当了。因此，有人认为李白近体不行，比如胡应?曾在《诗薮》中说：“唐人特长近体，青莲缺焉。”
实际上，李白不是不能写。他不但工律，而且写的很好。他少年时候就写律诗，如《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写的秀丽工稳，颇合韵律；再如李白的《宫中行乐词》，几乎是挥笔力就，其平仄粘对五不中射而气韵天然。李白少些律诗，主要是因为他的性格洒脱不喜禁忌，因此更多地去写更自由少拘束的乐府了。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白才气豪迈，全以神运，自不屑束缚于格律对偶，与雕绘者争长”。至于有些人认为李白“宗风骚薄声律，耻于郑卫之音”，好像不是李白作律诗不多的主要原因。
读李白律诗，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到李白的律诗处处体现着李白的个性特征，他的律诗内容涵盖面广，感情强烈而意境高远，少精细雕琢而多浑厚古朴。此外，李白似乎也不严格遵循格律要求，比如他的《送友人》，首联就出对（“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后人称之为“偷春格”；杜甫《春望》亦如是）；而《夜泊牛渚怀古》：“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明朝挂帆席，枫叶落纷纷。”通篇不用对偶但音律又严格谐对。阵仅《竹林答问》直称此诗“纯乎律调而通体不对”。因此，对于此诗是不是律诗，古来自有争议。而王琦的一段话则很能说明问题：“赵宦先日：律不取对，如李白‘牛涪西江夜’云云，……无一句届对，而调则无一字不律。放调律则律，属对非律也。……杨用修云：五言律八句不对，太白……有之，乃是平仄稳贴古诗也。杨缪以对为律，亦浅之乎观律矣。古诗在格与意义，律诗在调与声韵。如必取对，则六朝全对者正自多也，何不即呼律诗乎？律诗之名起于唐，律传之法严于唐，未起未严，偶然乍对，作者观者慎勿以此持心，方能得一代作用之旨。”
而杜甫以律诗反映现实，寓意深远，议论横生，读其诗颇可知人论世。而他又非常重视谋篇布局，炼字炼意，无不匠心独运，非同凡响。陆时雍评杜甫说：“工部七律，蕴藉最深，有余地，有余情，情中有景，景外含情，一咏三讽，味之不尽。”他的《登高》甚至被胡应?誉为“当今古七言律诗第一”：“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李白与杜甫的绝句也各登擅场，而后人对李白的绝句评价似乎更高，李攀龙说：“白五七言绝，三百年第一人。”李白的七绝与王昌龄并称为“有唐绝唱”，五言绝句则太白摩诘“犹胜诸人”，也有认为李白崔颢水平最高。李白绝句水平高，主要是因为李白对绝句的艺术内涵把握的非常精到，内容高度凝练而善于捕捉典型的情景和思绪，说它是“神品”似不为过。后人对杜甫的绝句评价褒贬不一，杨慎认为杜甫绝句“拘于对偶而汨于典故，乏性情尔”；清人黄子云在《野鸿诗的》中却认为杜甫绝句“风韵动人，愈歌愈妙”。杜甫的七律和绝句多数是他入蜀之后写的。他的绝句多数是写景之作，再就是即事名篇，咏古抒怀。杜甫诗歌好铺叙，因而杜甫绝句有很多联章之作，如《闻河北节度入朝绝句十二首》、《夔州歌十绝句》、《六绝句》等等。杜甫又好在绝句中用拗律，如《夔州歌十绝句》第一首：“中巴之东巴东山，江水开辟流其间。白帝高为三峡镇，夔州险过百牢关。”第一句全为平声，第二句二四两字皆仄。这样，显得诗歌顿挫峭拔，独具特色。李重华的《贞一斋诗说》认为杜甫“欲与诸子分道扬镳，故尔别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此外，杜甫绝句也不乏清灵蕴藉之作，比如《江南逢李龟年》
最后，我们概论一下李杜的文学风格。
李杜比较论?李杜总论
（参考文献：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李杜论略》、王明居《唐诗风格论》、燕白《简论李白和杜甫》、裴斐《李白十论》、张忠纲等人著《中国新时期唐诗研究述评》、李洲良《李白诗歌的美学特征》、《杜甫诗歌的美学特征》）
刚才我们比较了李杜的思想和创作，并简单介绍了李杜生平研究的一些问题。实际上，李杜之间最本质的比较应该在风格上。思想和性格是李杜风格的指引者，李杜作品则是李杜风格的承载者。而李杜的生平则间接影响着李杜的风格。我们要总结李杜的比较，就应该归结到李杜风格之比较上面来。另外，本单元除了总结李杜风格之异同之外，还要对历代李杜优劣这个史案进行一个综述，作为本文的尾声。
李杜风格之比较：
风格，是作家的思想感情、性格、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艺术素养等等在作品中的反映。至于李杜风格，袁行霈在《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引用严羽的话说：“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这似乎已成定论，李白的风格蔽之为飘逸，杜甫则为沉郁。
实际上，李白和杜甫两人都曾经为自己的风格做出了总结。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说：“前此郡督马公，朝野豪彦，一见尽礼，许为奇才。因谓长史车京之曰：‘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彻，句句动人。’”而杜甫则在《进雕赋表》中说：“臣之述作，虽不足以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流．庶可?及也。”可见，“清雄奔放”（飘逸奔放）和“沉郁顿挫”确乎可以代表二人的风格。不过，对于这两个概念的解释，学术界历来各抒己见，没有完全形成共识。
在综合比较了诸家意见之后，我对二人的艺术风格做出了如下分析。先说李白的“清雄飘逸”：
首先是情感上的壮大高扬。李白是个豪迈自信的人，这与他所处的盛唐时期所给人的激昂高蹈的心理趋向有关系，也与李白个人的豪放性格有关系。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历史上，能给人这种高度自信豪迈的心态的时期大约只有汉初和初盛唐。魏晋南北朝时期自不待言，宋元明清时期的士人则多偏理性化，而理论的桎梏又比较明显，所以唐以后难有唐诗汉赋的磅礴气势。“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寄沧海”是在抒发抱负；“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则是他自我的写照。而在他发泄自己的郁闷之情的时候，仍然能够使自己的感情喷放而出，笔下景观都有大气貌，从不萧索渺小。“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然而李白的送别之情或闲逸之情又显得清新俊朗，不缠绵牵眷，这实际上也是高扬自信的情感的体现。
其次便是情感表达上的了无拘束，喷薄纵横。李白的情感很宏大开朗，不局限于方寸之中，在他的感情纵横驰骋的时候，就如曾巩所形容的：“如长河，浩浩奔放，万里一泄。”（《代人祭李白文》）李白情感豪壮宏大，则无物可阻，一经爆发，便有不断向前冲击的力量，一去不回。“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攀天莫登龙，走山莫骑虎。贵贱结交心不移，唯有严陵及光武。周公称大圣，管蔡宁相容。汉谣一斗粟，不与淮南舂。……”（《箜篌谣》）
再次是想象的纵横变幻。李白的想象，纵逸奇特，变幻万端。在他的诗歌里，上天入地，前贤显贵，长风万里，烟波茫渺。《说诗啐语》中评价道：“太白想落天外，局自变生，大江无风，波涛自涌，白云舒卷，随风变灭。”而且，李白的想象极具跳跃性，前后可以了无关联，跨度极大。伴随着丰富的想象的，则是大胆而瑰丽的夸张：“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
再次，则是极富个性的意象之摭取。袁行霈有专章论述个性化意象与李杜风格的关系。我个人的感觉是，李白在选取意象的时候，便多带有个人色彩，他的意象多可与他的风格互为表里，如“长风”、“朗月”、“黄河”、“长江”……此外，李白也通过了个性化的语言。赋予了该意象以豪逸阔远的艺术生命。
再有，那便是李白的明丽清朗的语言。李白的语言，真率自然，不加雕琢而脱口成章，果如他自己所说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是一种天然混成的语言，是一种自然奔放的语言，这种清丽明朗的美，也是李白“清雄飘逸”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
情雄奔放也好，豪放飘逸也好，其内涵大约如此吧。
下面再说杜甫的“沉郁顿挫”：
“沉郁”，本是指作品中那种深沉蕴藉、凝重悲郁的风格特征。陈廷焯在他的《白雨斋词话》中说：“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 它要求“若隐若见，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
这种沉郁，其实就是感情的深厚浓郁。这种深沉浓郁的感情又来自杜甫那博大的胸怀和老气纵横的心态。裴斐说：“心胸气度阔大，阔大到一诗一联即能涵盖一生和整个时代”。这种深厚浓郁的情感，来自杜甫所生活的变乱中的时代，来自正在转变的唐代士人的群体心态，也来自他自己在窘迫的生活中、巨变下的社会中所形成的思想认识。
“顿挫”，我个人认为主要体现在杜甫诗作的一些表现技巧上。顿挫用于杜诗风格辨析最初便是出现在对杜诗语言的分析上。顿挫本就带有悲抑苍劲的意味，它是通过沉痛而反复的铺叙吟咏、萧索衰飒的意象的选择以及音节的峭拔滞涩上体现的。这种“顿挫”，随着杜甫“力因年增，意兴盎然，思想和阅历不断老成和深化而越发炉火纯青”（裴斐《杜甫的“老”》）。
李杜优劣论概说：
古今论唐诗者必称李杜，称李杜者则又不免要论及两人的优劣。这“李杜优劣”的讼案持续了一千多年，到现在还没有平息下来。然而要全面了解李杜进而全面评价李杜，则非把自己卷入这个case不可。
《新唐书》载，李杜在世时“齐名当世，号称李杜”。可是，很多材料却都否定了这一点。李阳冰为李白作序，盛赞李白却没有誉及杜甫；殷?的《河岳英灵集》则有白无杜。李白在世的时候名动天下是肯定的，不然不会有明皇要之在宫中度曲的美谈了。当时李白结交甚广，当世才学之士多与李白惺惺相敬，名僧名道更是与李白多有交往。贺知章见了李白的诗作则击节称叹，赞之为“谪仙人”。而杜甫则未必有李白的高名了。他当然也有知己，玄宗肃宗当然也不否认他的才学，可他到底没有李白那样多那样大的盛名，他的作品之流传也远比李白为晚。
第一个高自标举杜甫并且超过了李白的，是元缜。他认为杜甫博大深广，兼收并蓄，同时又说：“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声调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这便拉开了“李杜优劣”这个公案的序幕。与他同时的白居易又在《与元九书》中指出李白的诗歌没有风雅比兴：“十无一焉”，而且杜甫“贯穿古今，尽工尽善”，又过于李。
在宋代，“扬杜抑李”者就更多了。王安石编选《四家诗》，分别是“杜韩欧李”，李白老末。他还特意指出：“太白所识污下，十句九首言妇人尔。”（陆游后来曾对这句话提出质疑，认为此说颇不可信）苏辙则干脆明确指出：“李白诗类其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而不知义理之所在”。苏轼陆游也都有独举杜甫的言论，虽然立场不是很坚定。立场最坚定的应该是作了《韵语阳秋》的葛立方：“杜甫诗唐朝以来一人而已，岂白所能望耶！”在靖康国难之间，李白更是被人远远摆在了杜甫之下，比如李纲、赵次公、罗大经等人。总之，宋代杜学昌盛，李学远远不及。有宋一代，堪称“千家注杜”。
唐宋之际上还有一些是李而非杜者，而元代则有众多诗人偏爱李白。李白全集的一些重要注本则产生于元代。不过，他们并没有鲜明地压抑杜甫。
实际上，元白也好，宋人也好，实际上并没有彻底否认李白。元白都曾指出李白的鲜明优点，而唐代更有替李白平反的人：“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哪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韩愈的这首《调张籍》颇为后人所与，因为他没有采用贬损一家独举另一家的偏激观点，而是把李杜并重。宋人在思想上批评李白，却又肯定李白的高才俊逸，可见，李杜之优劣非人力能易之，水平摆在那里，成就流传在那里，不是轻易就能抹煞的。
所以，宋以后，李杜并重的观点越来越受人重视，这其中对后人最有启发的言论应该是严羽的“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这句话。此后，很多学者客观或主观地从不同角度评议李杜，比如元代刘埙：“太白以天分驱学力，少陵以学力融天分。”明代杨慎：“太白仙翁剑客，少陵雅士骚人”。明王世贞：“太白以气为主，子美以意为主。”明胡应?：“李杜二公，诚为劲敌。唐人才超一代者李也，体兼一代者杜也。”
显然，多数论者还都是李杜并举的，两人各富千秋，不同领域约有高下，但决不能简单说谁优谁劣。
不过，历朝历代，对李杜的不平衡议论还是没有停止过。历史上李学杜学也不平衡，上世纪以前李白全集注本只有四家（杨缪萧王），远远不及杜甫研究那么丰富。而且，杜甫的创作还开启了元白新乐府运动，更为黄庭坚提供范式，成为江西诗派的远祖。明代一些诗人，比如前后七子崇拜盛唐，更是从杜甫那里直接摘出了很多诗作指南。
解放后，因为毛主席对李杜的不同偏好，李杜优劣论还被人炒作了一次，其中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完全是旗帜鲜明地扬李抑杜，成为了后人的靶子。
李杜优劣论说资料甚多，这里不一一列举了。有关李杜优劣的问题，我的感觉是：
首先，李杜优劣问题，决不象新时期以前一些学者所说的“抑李扬杜已经成为了封建时代的定论”，但也未必就象罗宗强所不断强调的历代均平视李杜。还有些学者，如裴斐等人虽然也反对定论说，但他的看法似乎比罗说更公允一些。但是，他们对李杜的分析评判好像还是有阶级分析的痕迹。只这阶级分析，就最容易影响李杜优劣的评判。
李杜之优劣还是应该分清泾渭，从审美上分析则专论审美，从思想上分析则专讲思想，从影响和成就上分析则只说影响和成就，不应混淆。古人抑扬李杜实际上就是犯了这个错误，在艺术上不否认两人之地位，却因为一些思想内容便打一个抬一个；或者在艺术上忽略一些重要内容而偏论一点，然后仅凭这一点便公布谁优谁劣，这都是严重违反文学批评规律的。
其次，分析一下古人对李杜的不同看法，还可以挖掘出一些深层原因。艺术上的原因这里暂不讨论，就说前人褒贬李杜时候好像有种心态在发挥作用。这是一种微妙的、不处在决定地位却又不应该被忽视的心理作用。
李白天才飘逸，杜甫沉郁顿挫，两人都集大成，两人都登峰造极。后人便多有不如者。不是才气不逮，便是技巧欠佳。这便可能触到他们内心的二三痛处。于是，有些人自然会心生可否，虽然他们未必明确表达出来，可是他们内心把这个难兄难弟分得很清楚。再加上李杜本就并非完美，他们各有优缺点。于是，这些人便抓住一点而横加抨击，怎么看都不顺眼，以至于到最后同样的毛病在他眼里都有了优劣，在自己看不顺眼的人身上则为天大的缺点，在自己看着比较顺眼的人身上则可以忽略不计。他们除了尖锐地抨击，更会扶助反面的典型，是所谓拉一派打一派，象李杜并称这种情况，则最容易作那种拉一个打一个的选择了。不过，他们这种心态是非常隐蔽的，而他们又自有高标可榜，或在思想上指摘缺陷，或在艺术上昭显疵漏，这便理正言顺，掩盖了他们心中的那细如秋毫的心思。
且不论他们的批评是否公允是否科学，就说这种心态，就已经很给他们丢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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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在唐朝并没有获得很高声誉和推崇，是王安石把杜甫的声名提上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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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能够成为书法第一人还不是李世民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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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明朝，人们是扬杜抑李的，杜甫地位远高于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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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明朝，人们是扬杜抑李的，杜甫地位远高于李白
明朝禁锢思想，尽喜欢搞些很沉重的东西
从朱元璋开始，没有几个皇帝心理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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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律诗
杜诗才是玄门正宗。
李诗算是旁门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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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律诗
杜诗才是玄门正宗。
李诗算是旁门左道。
倒不是说他们谁更正宗
只是觉得老杜的诗太过于沉重，不符合河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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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仰止的伟大诗人，:wd 收藏了，加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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