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研究
本帖最后由 地富反坏右 于 2015-9-10 19:42 编辑文字狱研究
大约自有文字以来，就有文字狱。历朝历代，史不绝书。只是文网之密，处刑之重，规模之广，古代却远不及近代。古代也有暴君，野蛮更过于近代，但是史料保存，比近代少，所以近代特别是清代的文字狱便显得突出了。前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曾编印《清代文字狱档》一书，共出九辑，收六十五案，多为乾隆年间之事。乾隆口口声声说：“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然而这本档案，却血雨腥风，透过纸背。
文字狱，字面明白，是为了文字吃官司。
文字总是出于文人之手，吃文字狱官司的，当然是知识分子了。在封建统治下，文字狱十分残酷，出乎常情，不受任何约束，不同于一般狱讼，所以，可以说文字狱乃是专整知识分子的“特种刑庭”。
文字狱是封建统治者树立权威、维护政权的一种手段，帝王们拿士大夫开刀，为的“杀鸡吓猴子”，迫使全体臣民慑服。每一文字狱的构成，总要扣上“叛逆”的帽子，好像有好大的“敌我矛盾”。只要看一看案情，就能明白，那是用做借口的护身符，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文字狱的案件，几乎全部是冤案、假案、错案，罪名是由于罗织而成的。
一般狱讼，总是先有犯罪嫌疑或行为，然后据以判处的。文字狱却不是这样。文字狱往往是先有特定的对象，而又无法(不能或者有所未便)定他的罪名，于是就从他的文字作品中找证据。明代诗人高启，做了一首《题宫女图》，中间有“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静有谁来”这样的句子，皇帝被讽刺帷薄不修，很受不了，又不愿意张扬其事，这就借着他代友人魏观作《上梁文》，处刑腰斩。《上梁文》有什么毛病呢？是因为屋基是吴王宫殿旧址，硬说他有造反的企图。清代皇帝雍正，猜忌年羹尧，因为他的功劳大，难下毒手，这就指责他在奏折里，把“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是“大不敬”，有该死的罪。清代皇帝乾隆，自称“古稀皇帝”；有个不识相的大官名叫尹嘉铨，也自称“古稀老人”。乾隆认为他佞妄，又不好治罪，于是造了一个“为父请谥并从祀文庙案”这个文字狱，把他绞杀。
这明明指出：文字本来无罪的，只是“有罪者”的文字才“有罪”。统治者今天看这个人顺眼，这个人的文字就没有问题；明天看这个人不顺眼了，这个人的文字中就有问题一大堆。清代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正是这样。乾隆对于此案，发了一顿牢骚，说是：“朕见其诗，已经数年，意谓必有明于大义之人，待其参奏。而在廷诸臣及言官中，并无一人参奏。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指雍正)之诛查嗣庭矣。”当时关于文字狱案件，总是雷厉风行，急如星火的，怎么这个案子却等待数年之久呢？只因胡中藻是鄂尔泰门生，鄂尔泰原是乾隆重臣，后来失宠身死。所以胡中藻的文字，在鄂尔泰得意时没有问题；在鄂尔泰失宠身死时，问题就来了。
文字狱是无限上纲、罗织而成的，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清代初年，如庄廷?的《明史稿》案，吕留良、曾静案，戴名世的《南山集》案，都是出名的大案，动辄牵连几百人，杀了无数的知名之士。后来这种大案虽然少见，但以文字获罪的条件却大大放宽了。乾隆时期，阎大镛《俣俣集》案，问官指出“不避庙讳”，“御笔”朱批：“如此可恶，当引吕留良之例严办矣。”吴英“拦舆献策”，建议了五件事，不能答应就不答应吧，不是这样做，偏挑他写了两个“弘”字是“迭犯御名”(乾隆名叫弘历)，碎剐凌迟。还有，一个“明”字，一个“清”字，都不能随便使用，因此而遭杀身之祸的也大有人在。例如：李?《虬峰集》里有“杞人惊转切，翘首待重明”之句；徐述夔《一柱楼诗集》里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之句；胡中藻《坚磨生诗钞》里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这些都是死罪。事例太多，无从列举了。
深文周纳，吹毛求疵，是一切文字狱案件中必然采取的。为什么那些受害者罔知忌讳，自贻伊戚呢？殊不知，“鸡蛋里面挑骨头”，总归要硬派一顶帽子戴在头上，不管多么小心谨慎，真是“由你奸似鬼，也要喝老娘的洗脚水”，要想规避幸免，简直不可能。传说清代雍正时期，有人在文字中写了“维民所止”，这原是句成语，不料雍正勃然大怒，说“维止”二字是把雍正砍了头。所以吕留良留下一部《维止录》尽管是在此以前的事，凭这个书名就非得把他?尸不可了。胡中藻做学政，考试出了一个《乾三爻不象龙说》的题目，乾隆说：“乾封六爻，皆取象于龙。故象传言，‘时乘六龙以御天’。如伊所言，定三爻不在六龙之内耶？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这两个例子，一个是象形，一个是谐音，谁会想到会犯罪呢？还有一个名叫龙凤祥的人，喜欢刻图章，印了一部《麝香山印存》，“并无悖逆不法字句”，却也犯了罪，从云南再次充军到伊犁。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是他不该姓“龙”，姓龙罢了，为什么还取名“凤祥”？占了皇家的吉利口彩，能不有罪吗？
从上面列举的材料不难看出，只要是笔头下写出来的文字都可以作为文字狱的罪证。大则几十本的专门著作，文集诗集；小则一篇短文，一首诗，一封书信；甚或一二句诗的断句，一二句写下来的言语。自己作的，传抄别人的，以至传抄古人的，一经挑剔，决不容你摆脱。发展到后来，戏曲、音乐、绘画，以至于刻图章等等，凡是与文字有关的，也都列入文字狱的罗网了。
文字狱的处理，是非常残酷的。总是被逮捕，被抄家，坐监牢，受审讯。审讯的时候，常用酷刑；审讯的结果，总归重判。至少是终身监禁，流放边荒，充军为奴；大多是杀头处绞，碎剐凌迟。如果人已经死了，还免不得从坟墓里刨取棺木，拖出尸身，?碎焚烧。而且一人得祸，株连极广，往往一杀一大片。所有近亲家属，不管知情不知情，识字不识字，一概得“从坐”。清代并没有惩治文字犯罪的法律，但有“大逆”犯罪的案例。遇到文字狱，援引“与大逆无异”定罪。按照“大逆”的处理：“凌迟处死，正犯之子、孙、兄弟，及兄弟之子，年十六岁以上皆斩。男子十五岁以下，及正犯之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均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文字狱一构成，就意味着血淋淋的一场杀家的惨祸。所以一人被捕，常常举家自杀，以免受辱而终难逃一死。
从社会关系上讲，文字狱的株连性也是惊人的。每一案件，莫不张大其词，涉及多人，拖累甚广。如果被认为是要案，常常罪犯百十成群，攀牵数省。一本书，中间“出现问题”了，作者犯了罪，写序、跋，题诗，乃至题签的人都有罪。这还不说。还要追查何人出资刻印，何人雕刻，何人印刷；书印多少，何人贩卖，何人购买，赠送何人。核对详实，扫数上缴，缺一本也不行。书板要解京劈毁，决不能少一片。所有有关的人，全都有罪。即或你虽有书，却没有看过，事实证明是如此，那也不行，谁让你不看、不检举呢？当地该管官吏，有牵连的罪更大，没有牵连而事先失察，也同样有罪。古时有所谓“瓜蔓抄”，按藤摸瓜找罪人；文字狱这根“瓜蔓”，枝条歧出，是长之又长的。
不要以为文字狱硬栽罪名在受害者身上，可以不费心机随便说说就完了。其实不然。那些案子，莫不经过精工细作、炮制而成的。为了遮掩天下人耳目，要说一些强词夺理的话，用以表明给戴的帽子是合乎尺寸的。论手法主要耍的也不过几种，只是花样翻新，愈出愈奇罢了。常用的手法首先是牵强附会，肆意歪曲。你说是活的，他偏说你指的是死的；你说着东边，他偏说你影射着西边。尽管理论上不符合逻辑，他却能振振有词。其次剪头去尾，断章取义。或者挑一段，或者挑二三句，不管上下文如何，只给你加上些“虽然”“但是”的字眼，就正面变成反面，反面变成正面，意义全非了。再其次是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经过了嫁接的文字，和原来当然不一样了，他说这是你的手笔，这却是无可辩论的。在这些手法之外，更有制造伪证，肆为谰言的，那样故入人罪，越发的可恶了。
统治者的意图，爪牙们总是心领神会的。当统治者大兴文字狱的时候，爪牙们就都争取搞几个以立功，用无辜臣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这是多么轻而易举的事。搞不出，是无能。别人抢先揭发了，你还不知道，一旦被认为“失察事小，隐讳事大”，不但会丢官，而且也有抄家弃市的可能。这样的例子岂止一二个。有时下面检举揭发，因为不是统治者要整的对象，来个“谕旨”，“所奏殊为过当”，“传旨申饬”。不要以为挨了骂了，其实“简在帝心”，将来自有重用之日。这些都成为做官的诀窍。办理文字狱，宁枉毋纵，宁重毋轻，是必然的趋势。至于爪牙彼此之间，党同伐异，互相攻讦，这样构成的文字狱，也是有的，那就不在话下了。
对于社会的影响，文字狱是恶劣而深远的。那些想向上爬而没有阶梯的，钻头觅缝在别人的文字中找毛病，检举揭发，作为自己猎官的敲门砖。有仇恨嫌隙的，利用文字狱陷人于死地，以伸其报复心愿。也还有敲诈勒索、强求不遂的，其初是只拉弓不放箭，后来却终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把文字狱构成了。再还有那朋友投赠，书信往来，“忝在知交”，无所不谈，偶或一二字句有失检点，受者怕被牵连，岂敢知情不举？变生肘腋之间，有些人就这样糊里糊涂被出卖了。有个名叫梁诗正的，本是协办大学士，告老还乡。乾隆怀疑他不是本意，“谅有怨言”，就叫浙江按察使富勒浑去做他的特务工作。混得熟了，梁只说出：“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富把这话打报告，并且说梁“举止语言，无不缜密。即有怨怀，不敢遽为吐露”。乾隆见到奏折，加上朱批说：“如此，则是伊知惧，尚不至于怨望，何必深求！”这事正好反映了当时情况：不敢留字迹，不敢说话，整个社会都死了，真正到了“万马齐喑”的地步。
明清时期文字狱的研究
摘要：中国封建王朝在明清时期达到了巅峰，政治、经济、文化等均在世界处于领先位置，然而同时达到巅峰的，还有一把自始至终悬在中国文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文字狱。这一时期的文字狱涉及范围之广，处罚之严酷，罪名之繁杂，都是历代所比不上的。本文通过对于明清时期文字狱的研究来探讨中国历史上这一从未消失过的毒瘤的成因与其必然的灭亡。
关键字：文字狱
从春秋时期齐国史官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而被杀到秦始皇焚书坑儒，再到苏轼的“乌台诗案”，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案件似乎从来没有中断过。当然，文字狱的发展也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在宋朝以前，文字狱并不十分“昌盛”，譬如我们看到的唐诗，很大一部分都是对朝政的抨击，而那些诗人并未因此获罪。但在宋朝以后，文人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当明清时期中国的封建统治达到巅峰状态时，文字狱也就非常盛行了，尤其在明初的洪武年间和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
朱元璋因为曾经做过和尚，也做过盗贼，于是“僧、盗、光、秃”等字甚至它们的同音同意字统统成了忌讳。北平府学训导林伯瑾所写的《贺冬节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一句，本来是奉承的话，可“则”硬是被附会成“贼”，于是被杀。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作贺表，内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其中“光”“圣（僧）”“则（贼）”翻了忌讳，于是也被杀。这一类的例子举不胜举，归根到底是朱元璋糟糕的出身让他在心底里充满了自卑，于是对与自己的“伤疤”特别的敏感。
朱棣篡位后命令《太祖实录》总裁方孝儒起草即位诏书，但是被方拒绝了，朱棣恼羞成怒，诛方孝孺十族，共有873人遇难，这个史无前例的“株连十族”作为典型完全体现了统治者对于敢于反抗自己意愿的人的残暴特性。
到了清朝时期，由于统治者是满人，是“胡人”，他们对于文字更为敏感。只要任何形式的文字中能有够得上影射、暗示、以至牵强附会的字句，都会给作者带来杀身灭族之罪。
康熙朝较为出名的文字狱有明史案，《南山集》案，朱方旦案，孙奇逢案，沈天甫案等。
由于《鹿鼎记》的描写，明史案十分有名。《明史辑略》补入明天启、崇祯两朝事，并有指斥清人的言语，称努尔哈赤为建州都督，用南明年号而不用清朝年号，于是参与刻字、印刷、校对、装订者、售书、购书、藏书、以及阅读此书的无一幸免，伏法牵连遭祸者达三千余人。
翰林院编修戴世民著的《南山集》中提到南明弘光帝及其年号，又揭露了康熙帝杀掉明太子的真相，康熙五十二年以大逆罪被处死，受牵连的子孙亲朋师友达三百余人。
朱方旦抨击理学之精理不精数、老庄言道不言动、思维在心不在脑等，被时下推为“圣人”。可是康熙却指责他悖逆圣道，将其处死。
康熙时有两句诗“南国佳丽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可见因为文字狱而被发配到边塞去的文人数不胜数。
雍正时，发生了汪景祺案，钱名世案，查嗣庭案，邹汝鲁案，吕留良案，谢济世案，陆生楠案，屈大钧案，徐骏案等，其中汪景祺、查嗣庭、吕留良、陆生楠、徐骏等被处决或戮尸。
查嗣庭担任江西乡试主考官时，出题“维民所止”，这本来是《诗经》上的，可硬是被告密说“维止”二字是“雍正”去了头，雍正于是钦定了“大逆不道”的罪名，株连的范围也极为广泛。
徐骏在写公文时，将“陛”误写为“狴”，被审查，又发现他“清风不识字，何须乱翻书”的诗句，被认定“清”是满清，“不识字”、“乱翻书”是指影射满人没文化，于是他也被灭了族。
钱名世由于给年羹尧赠诗，年羹尧出事以后雍正命钱名世在家中悬挂“名教罪人”匾额，并让数百举人、进士撰写诗文，对他加以批判。这大概开创了群众性批判运动的先河。
到乾隆时，文字狱则达到顶峰，共发生130余案。
胡中藻“一把心肠论浊清”，处斩弃市。沈得潜“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剖棺戮尸。李一“天糊涂，地糊涂，帝王师相，无非糊涂”，凌迟处死。徐述夔“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生者处死，死者戮尸。祝庭诤自编《续三字经》，判开棺戮尸，十六岁以上子孙辈斩立决。王锡侯编一本字典《字贯》，没有避康熙、雍正的庙讳及乾隆帝的名讳……
以上一幢幢的史实触目惊心，读来毛骨悚然，康熙、雍正、乾隆，都是带来了“康乾盛世”的一代明君，竟然也如此的嗜血成性。反而看那些“昏君”或者至少那些普通的帝王统治时却并没有如此严酷的文字狱，正是这些“明君”，他们励精图治，希望有所作为，而所谓的“作为”就是要维护其封建统治，以图得所谓的稳定与长治久安，并由“维护”上升为肃清一切与自己意愿相违背的思想，而压制思想的极端表现就是制造大量的文字狱。那些案件事发之后几乎没有人敢为当事人求情，或者申冤，因为这样不但救不了他们，反而让自己也无端获罪。这些“明君”们正是希望以此来获得这样的一种威严，一种绝对的权威。
在文字狱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并非是抨击朝政、提出异议，而纯粹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譬如触及朱元璋的避讳字，以及诗文中的“清风”“明朝”，还有提及皇帝名讳等等，这些牵强附会也被认为是大逆不道，似乎很可笑，可这种毫无意义的愚昧的残暴正是统治者权势膨胀到极致的产物。
文字狱的迫害使得中国深受其害。大概只有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才是中国文化最为光辉灿烂的时代，而在秦以后，由于统治者对于所有“异议”的压制，中国在思想、文化、科学上，再也没有过突破。
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是爱听好活，听不得批评。虽然有“忠言逆耳利于行”“文死谏，武死战”，可是又有多少人敢于冒着惹恼了皇帝被诛九族的危险去进谏呢？于是人们越来越温顺，越来越驯服，越来越沉醉于歌舞升平和歌功颂德。当然，歌功颂德也不见得就安全。
言论自由，是数千年来无法实现的一个奢求，文字狱，犹如一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以落下，中国文人为了它付出了太大的代价。我们的社会所普遍的道德萎靡和人格异化，正是思想禁锢、精神高压的产物。我们最基本的自由——思想与言论自由被剥夺，所有不合统治者心意的思想言论均被否定，思想者、言论者被封杀，就因为专制集权的政府的愚民政策要求它的奴仆们要有统一的思想。
归根到底，文字狱的产生，在于统治者的自卑与胆怯，专制集权的政府是脆弱的，它靠着压制自由思想来苟延残喘，继续着它“稳定”的美梦。然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文字狱无法阻挡思想的进步与传播。我坚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必会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环境中，让文字狱永远留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参考文献：
李大钊：《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胡星斗：《是文明史，还是文字狱史？》
余杰：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李中华：《文字狱：悬在文人头上的利剑》
张宝明：《文字狱下的士人》
叶康乐：《漫谈中国文字狱》
明朝的文字狱
明朝首创以大规模的文字狱治理天下。明朝实在是中国最为阴暗恐怖的一个时代，也是在明朝，中国的历史真正走上了下坡路，四大发明中除造纸术外其他如印刷、指南针、火药都是在宋代发明的或是在宋代开始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与转播。明朝在科学文化思想艺术方面几无可取之处。明朝起于虐杀终于耻辱。
宋太祖赵匡胤立誓“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因此宋代也很少有文字狱，即使有文字狱，那些文字狱的处理结果也都是比较宽大的，如苏轼的乌台苏案，可说是一个著名的文字狱案了，也就是把苏轼贬了两次，既没杀他，也没把他家人加罪，哪比得上后世明清的那种残杀与滥杀。
朱元璋就声称：“孟子这老头假如还在的话，就把他抓过来给宰了。”为什么？因为孟子说过：“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还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的这种民本民主思想是大大不利于独裁者的恣意统治的，自然就被超级独裁者朱元璋同志所痛恨了。
从现在的观点看，显然明太祖是那种心理扭曲却又有着极强的权力欲的人，刚建立明朝没过多久就把那些曾与他同甘共苦的开国功臣们诛杀殆尽。仅仅只两次案件，胡惟庸、 蓝玉两案就杀了4。5万人（胡案杀了三万，蓝案杀了1。5万，实是借此两案消灭相权与将权对皇权的潜在威胁）。胡惟庸一案一网打尽淮西功臣集团。再加上其他大大小小的冤案，十年残杀下来，除了早年解甲归田、奉还赐物的小老乡汤和得以善终之外，余者几乎全部丧命。直杀的朝中几无文臣，军中几无武将，此后，朱元璋不再设宰相，从而总揽了天下之大权，使皇权膨胀到了空前的地步。除了早年解甲归田、奉还赐物的小老乡汤和得以善终之外，余者几乎全部丧命。
若是朱先生独揽天下之大权后，只管好自己的那帮文臣武将倒也罢了，可偏偏还管起文人来，要是朱先生管的是那文人生活待遇如何倒好，偏偏是喜欢管那文人想法如何，要是只关注一下文人的思想倒也罢了，偏偏他对那些有“不良”思想文人特为反胃，要是仅仅是反胃倒也罢了，可他总是要杀之而后快，要是仅仅是杀之倒也罢了，而朱先生却是殜杀之，要是单单殜杀此一“反动文人”倒也罢了，然而朱先生却是不仅要把此一“反动文人”杀了，还要把他的子孙后代老爸老妈兄弟姐妹表哥表妹岳父岳母妻兄妻嫂三姑六婆中16岁以上的男性全部斩杀，16岁以下的男性阉割后为功臣之奴，所有女性不管大小或进教坊去，或送给功臣或送给披甲人为奴，朱之酷烈，呜呼，虽尽万言不足以喻其一二也！
朱元璋同志一生没进过什么正规的学校（据吴晗朱元璋传），连私塾也没进过，可由于天资还可以，又加上人比较勤奋，在他当上皇帝后，总算粗懂了一些文理。但由于是粗懂，又加上天生喜欢疑神疑鬼，于是，在他的统治下，文字狱之多之酷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当然，只是前所未有，后继之来者倒是一个比一个毒辣，高明。
朱元璋单是一个“表笺之祸”几乎杀尽了天下的秘书长：明初定制，凡遇正旦（岁首）、冬至、万寿圣节（皇帝生日）等节日，及册立太子等庆典，各级官府须上表笺祝贺。这些表笺基本上都是由官府训导、学正（相当与现在的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之类的）出于职责写的，本是官样文章，走走场用的，谁知朱先生对这个却很计较，总是用异样的眼光去读这些文章，结果由于他读书不多，对字音字义、文理文脉、用典藻饰等半懂不懂，于是正经本分的文章经朱先生一读，都成了含讥带诮的文章，害的绝大多数的秘书长都成了冤死鬼（据说幸免于难的只有蒲州学正张某一人，详细情况见附文）。
而因诗被诛杀的则有：一和尚写谢恩诗“金盘苏合来殊城，玉碗醍醐出上方。稠叠滥承天下赐，自惭无德颂陶唐”，朱元璋说“殊”为“歹朱”，杀之；一个叫一初的和尚写诗“见说炎州进翠衣，网罗一日遍东西。羽毛亦足为身累，那得秋林静处栖”，一个叫止庵的和尚写诗“新筑西园小草堂，热时无处可乘凉。池塘六月由来浅，林木三年未得长。欲净身心频扫地，爱开窗户不杀香。晚风只有溪南柳，又畏蝉声闹夕阳”都被朱元璋认为是在讽刺法网太密而丧生。诗人高启写诗“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墙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朱元璋也认为是在讽刺自己，借故把他腰斩了。张尚礼写宫怨诗“庭院沉沉昼漏清，闭门春草共愁生。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又被朱元璋认为是讽刺他，被“下蚕室死”。陈养浩有诗“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朱元璋看了又大怒，以为在他统治下的明朝正是圣人当世天下大治的好时代，居然有诗人在写什么夜夜哭征夫，于是被“投之于水”。 皇子之师翰林修撰张信以杜甫诗“舍下笋穿壁”为字帖式教写字，——注意，只是拿杜甫的诗做字帖用来练字而已，朱氏知道后称“堂堂天朝，何讥诮若此！”遂斩杀之。而有名一代最为杰出的文人就因为给苏州知府魏观写了一篇内有“虎踞龙盘”套话的文章——《上梁文》，就给朱元璋给腰斩了，斩后尸体还被大御八块。
两次大屠杀式的文字狱：某一天，朱元璋见寺院墙壁上有咏布袋佛的诗“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也何妨”，朱氏见了，甚为恼怒，以为是有人借此诗批评他的贪欲，权力欲太强，于是“尽诛寺僧”。——可见朱确实是不一般的残暴，一怒就杀了全市的和尚，简直把别人的生命看的比蚁蝼还低，也不顾念一下自己就是穷和尚出身的。与此类似的，有一年的元宵节，京城里有人搞恶作剧，为了讽刺朱元璋的那位大脚板的皇后，故意出了这样的一个灯谜：画一个妇女，赤着双脚，怀里抱着一个大西瓜。谜底就叫淮（怀）西女人好大脚。应该说这是一个很风趣很有创意的灯谜，若是是讽刺现在的布什、克林顿，他们可能还会开怀地大笑，可中国的这些变态皇帝是全无幽默感的，朱看到后，又是大怒，大怒之下，就把通街的百姓全部杀光了，一个不留。
一个典型的朱元璋式的文化小品：据《明朝小史》记载： 新淦有诗人邓伯言，宋潜溪（濂）……以诗人荐之。廷试“锺山晓寒诗”，太祖爱其中二句曰“鳌足立四极，锺山蟠一龙”，不觉御手拍案诵之。伯言俯伏墀下，误疑触天怒遂惊死。扶出东华门，始苏。次日，遂授翰林（此一事件亦见载于《明史?冯国用传》）。这真是于细节中见真意，他朱先生赞赏他人的也足以让人吓死呢！
一个逻辑混乱的文字狱案：文人孙贲为凉国公蓝玉的藏画题过诗，于是被斥为蓝党处斩，临刑前他咏前人诗“鼍鼓三声急，西山日又斜。黄泉无客店，今夜宿谁家。”朱元璋得知后，指责监斩使：他写有这样的好诗，为什么不报告，却把他杀了？于是，朱元璋下令杀了监斩使。
总之，朱先生很不尊重文人，也很不喜欢文人，可他又偏偏要求文人务须出来当官。根本不允许任何一个隐士存在。自《周易》讲了“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以后，过隐居生活的隐士是被主流社会尊重的。几乎没有君王不允许隐士的存在，象晋唐就是特推崇隐士的，称其为高士，因为这也是多余士人的一种出路，是盛世的点缀。可是到了明初对于文人士大夫不为君所用皆视为罪行，这在过去是没有的。《大诰三编》中专有一条讲这个问题，这是“秀才剁指”条。 该条说：儒士夏伯启叔侄二人都把左手大指剁去，目的是不出仕作官。 这大约是因为当时作官没有丝毫的安全感。官府把他们捉拿到京，由朱元璋亲自审问。 朱说每个人的生命虽是父母给的，但是“其保命在君。虽父母之命，非君亦不能自生”。生逢乱世， 有能救你一命者，都是“再生父母”，何况为你们创造了太平盛世大明王朝！ 朱元璋对夏伯启叔侄训斥说：尔所以不忧凌暴，家财不患人将，所以有所怙持者，君也。今去指不为朕用， 是异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尔宜枭令，籍没其家，以绝狂夫愚夫仿效之风。（《全明文》卷31） 后在《明史-刑法志》里，朱把此意表达为:“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诛其身而藉其家。”
有苏州文人姚润、王谟不识抬举，被征后而屡屡推托，结果都被斩首示众，抄没家产。
浦江文人戴良入京后不愿做官，就在一天夜里稀里糊涂地命归黄泉了！
当是时，天下文人真是当也不是不当也不是，每天要对着自己的头颅发呆。而当了官的文人们每天上朝前都会与家人诀别而行，就像上了刑场一样，若能平安回来，则不仅其本人有再生之感，家人也万般庆贺。
天下文人们好不容易熬到老魔王朱先生死翘翘了，以为可以松口气了，可事实上这恶梦并无止境，篡权上了的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其所作所为，比起他老爸，也不见得逊色多少。
朱棣一上台，就给文人来了个下马威，诛了方孝儒十族，计873人，当着方的面把他的亲人一个一个地处死，行刑达七日之久，最后把他推出聚宝门，肢解而死。
如另一个不合作的文臣右副都御史茅大芳，连同他的儿子顺同、道寿、文生一起被杀，两个孙子也死在监狱中。他的妻子当时已经56岁，还被编入教坊司。他病死后，朱棣对她一家余恨未消，竟下令说：“抬出去，让狗吃了！”其灭绝人性，已至此地步。
然后，朱棣禁毁掉所有被他处死的文人的著作，妄行收藏者，杀。有一位叫章朴的翰林，因事被押在狱中，当时同牢的一名鸿胪寺官员得知他家中藏有方孝儒文集，就告发上去。结果，鸿胪寺官员被释放了，章朴被斩首街头。这场文禁一直持续到宣德年间，在其势头兴盛的时候，连这些人刻在石碑上的文字也都给刮尽磨平了。
明朝的文字狱是长期性的，到了万历年间，有著名的李贽一案，76岁高龄的李贽因犯思想罪在狱中自杀而亡。而晚明时宦官当政，如魏中贤当政时期，对东林党人进行残酷迫害，那个时候的老百姓呢，别说是写文章，即使是在密室里说一句魏中贤的坏话，这头就没了。
......
更槽糕的是，文字狱在清朝被推翻以后，并没消失，反而得到了加强。国民党有新闻检查制度，还搞暗杀。.......
天下豪杰被阉割了，鼠辈才得以坐稳江山，而中国也因之全面衰落。
儒家君权思想与文字狱
中国古代骇人听闻的文字狱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认为它的根源在于儒家君权至上的思想。
有人可能会说：“儒家信徒经常是文字狱的受害者，你们怎么能把文字狱的根源归于儒家思想呢？”
这也很好理解，受害者并不等于就是无辜之人。天下自作聪明，最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的人多得很。儒生一向是强调君权至上、思想专制的，儒生一向是支持对异端思想进行镇压的，但是封建君权的这种对异端的残酷镇压，有时也会伤及到儒生自己，对儒生来说，这就叫“求仁得仁，何所怨乎”了。 “学也，禄在其中矣”，儒生们在垄断文化为自己捞到好处的同时，也必然要为文字狱付出一定的代价。
为什么说儒家的君权至上思想是文字狱的意识形态根源呢？
第一、儒家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它就是靠依附于权力生存的，它没有独立的学术人格，它只知道不断讨好君权，支持君权的扩张，同时它又从来就没有制约君权的能力。
《礼记?坊记》中有这样的话：“子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遵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孔夫子是重“天命”的，他把君主的权利看成是上天的神权在人间的一种反映，以“天无二日”来比附人间也不可有二主，同时又把天下看成是家庭的扩大，用“家无二主”来作为君主专制的一个理由。汉代董仲舒进一步把君权神圣化，他说：“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董仲舒通过这样的神化，强化了君权的力量。
另外，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有所谓“三纲五常”的说法，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里面“君为臣纲”是儒家思想的落脚点，它就是对绝对的君权的一种阐释。有人可能要说，所谓“三纲”乃是法家所提出的思想，不能算在儒家头上。我认为这样的看法是不对的。一来儒家和法家本出同源，法家思想实际上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支流，是儒家思想的一种极端形式，是儒家中的法西斯。儒和法它们的逻辑起点都是性善论，只是儒家是认为所有人都是性本善的，而法家认为只有君主是性善的，这两者都是认为人性是可以改造的。儒家和法家的本质上是一致的，在共同压迫和欺骗人民这一点上，两者有惊人的一致性。这也就是我国几千年来专制政体一直采取“外儒内法”统治模式的根本原因。中国政治的本质是残酷的法家思想，而儒家则为法家的残酷抹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迷彩。可以说法家是儒家学说合乎情理的一个自然的发展。这一点从儒家诸人对法家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来。孔子就称赞子产“宽猛相济”。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论语?为政第二》）。所谓“猛”，即是法家的严刑酷法。孟子对于法家的“法、术、势”，也是欣赏的，他说：“无伤也，是乃仁术也。”所以这样看起来，儒和法实际还是一家子，法家的问题也就是儒家的问题。二来先秦儒家本来就有“三纲”的思想，只是还没有系统化地提出而已，所以我们说“三纲”思想是儒家思想是一点也不为过的。《论语?颜渊》载孔子言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表面上这是说君臣父子各守其本分，实际上这个本分本身就是“礼”的重要一环，对于臣子和儿子来说，这个本分就意味着“君为臣纲，父为子纲”。 《孟子?滕文公上》中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这里面的“亲”、“义”、“别”等等说法，实际上也就是强调了作为“臣”、“子”、“妻”的所应尽的义务。法家作为儒家一脉相承的一个分支，只是发展了这种“三纲”思想而已，《韩非子?忠孝篇》中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最终在《白虎通?三纲六纪篇》中正式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说。可见从“三纲”说的形成过程来看，它本身就一直是儒家思想的一个必然发展。把“三纲”说的正式提出归于法家当然也可以说得过去，但如果认为“三纲”说与儒家就没有关系了，这只能是贻人笑柄而已。三来从董仲舒以后的儒家思想体系来看，“三纲五常”一直是构成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就是极力支持君权的无限扩张的。
也有人可能会说，“君君”本身就是规定了国君的义务，而且儒家还支持在君主未能履行自己的义务的情况下给以必要的救济。齐宣王问孟子：“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齐宣王又问：“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回答：“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易传》中也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看起来在强调绝对君权的同时，也给最高权力的转移提供了一种必要的途径。但实际上，这种权力转移的路径是没有现实意义的。其一、社会的暴乱是腐朽统治的一个必然归宿，它从来就不可能是儒家赐予人民的一种权利，你儒家不同意被压迫者造反，暴乱也会发生。那么，儒家诸人又为什么喜欢强调“易位”、“放逐”、“诛伐”等等最高权力的更替方式呢？这实际上只是讨好统治者的一种另类的方式，他们实际上只是为了告诉统治者如果不能行仁政，最后就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它从来就不意味着儒家诸人对人民群众造反行动的支持。其二、社会的暴乱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末世的战乱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它要破坏，要死人，以前人们有一句话：“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以暴乱作为最高权力转移的一种方法，只是万不得已时才会有的一种选择。所以只要不是社会实在太糟糕了，人们是不会选择暴乱的。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一个政权的腐朽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需要的是在和平状态下对权力的制约，而不是在非常状态下的暴乱。我们不可能每过三年五载就发动一次起义来拯救**的社会。所以孟子所提出的“革命”说对人民来说究竟有多大意义呢？我可以说几乎是毫无意义！那么儒家有没有在和平状态下对权力的制约呢？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没有！它从来没有提供对君权有效制约的手段，它只一般性地说君要像个君的样子，但是你要问如果君“不君”了，怎么办？他们就没有任何办法了，除了说“革命”会带来一个新的君主之外，儒家对这一问题从来就没有一个说得过去的解决办法。面对昏君，孔子的办法就是逃避。孔子曾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天下有道则谏，无道则隐。”而孟子则说：“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徒。”（《孟子?离娄章句下》）这也是逃避。这就是儒家诸人面对暴虐的君权时所表现出来的最大勇气了。儒家面对暴政的这样一些做法对于社会的发展是毫无价值可言的，因为你们儒家诸人可以“乘桴浮于海”去了，可是这个社会怎么办呢？那些受压迫的人们怎么办？儒家把一个烂摊子一扔了事，让人民在腐朽的政治中一天天地挣扎，直到有一天最终陷入暴乱的深渊为止，这就叫儒家的“治国平天下”了。其三、按儒家的观点，一个社会陷于混乱，这只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制度的问题。如果大家能“君君臣臣”地维持好社会的秩序，再糟糕的制度也是能长治久安的。基于这样的想法，儒家认为在暴乱之后，将有一位天降的圣人（实际上只是在群雄并起时最大的一个强盗而已）来救民于水火之中。而社会制度本身呢？对不起，儒家诸人就会说，制度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法先王”，“敬天法祖”就可以了。这样制度的缺陷就被隐藏了，结果大家又重新“三纲五常”一番，等待着下一个暴乱轮回的到来。所以这样看起来，儒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统治者的更替而已，它是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可言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儒家对君权的强调是绝对的，而对君权的制约是阙如的。儒家除了空谈几句君王要以德治天下之外，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出过解决社会政治矛盾的根本办法。这一种对君权的软弱与依附，是使文字狱成为可能的最重要因素。这种对绝对君权的支持最终必然导致在文字狱发生时，儒家诸人没有任何可能的救济方案。
第二、绝对的君权必然要求思想专制，而思想专制就是文字狱之所以发生的直接原因。
儒家王道政治的首要一条是坚持天下一统，华夏法制统一，反对分裂割据，各自为政。孔子“为东周”、“张公室”，称誉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孟子的“定于一”、“用夏变夷”，荀子的“法先王，一天下，财万物”，都表达了大一统原则。要实现这样的大一统，就必须将立法权、司法权归属于君主，于是有“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孔子语）的说法，有“隆一而治”（荀子语）的说法。而君权下的大一统必然是以思想上的大一统为前提的。君主要实现“隆一而治”就必然要实行思想的专制。 儒家诸人从来就是思想专制的最热心的倡导者。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孟子则“辟杨墨”，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又说：“吾为此惧。闲（习也）先贤之道，拒杨墨，放淫词，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孟子?滕文公下》）。说别人是“禽兽”，就暗含着应该将对方从肉体上消灭之意。对于不同的思想，孔孟诸人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汉代董仲舒就更是一个压制言论自由的好手，而对汉初诸家学说复兴的局面，他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百家之言，被董称之为“邪辟之说”，而且还要让它们“灭息”，这实际上是一次规模巨大的思想迫害，虽然杀的人可能不多，但在思想的戗害上，是比秦始皇当年的“焚书坑儒”还要严重得多罪恶。
儒家不但直接迫害其它的思想，他们还通过依附于国家政权的形式，通过教育和选拔人才来强化儒家思想的垄断地位。前124年，根据董仲舒的建议，汉武帝“定太学以教救国”， 在长安兴办太学。目的就在于让人们知道只有凭儒教思想才能当上官吏，以期统一人们的思想。太学的学习科目设五经，一律由儒家五经博士教授。学生可任选一经学习，（相当于今天大学的专科），以自学为主，老师定期讲经，每年考试一次。学完经考试合格后即可以做官。最初，太学有经学博士7人和博士子弟50人，后来太学生发展到3 000人，东汉时期更达到三万余人。隋唐以后，这种读书做官的方式更系统化为一种严密僵化的科举制度。儒学就是通过这种引诱青年人做官的方式，实现了它在主流领域的思想垄断。
儒家成功地实现了思想的垄断之后，中国的思想界就进入了万马齐喑的时期。李卓吾说：“两千年无思想，非无思想也，以孔子的思想为思想；两千年无是非，非无是非也，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这直接造成了中国人几千年来治乱循环的痛苦。黑格尔说：“中国是个没有时间向度的国家。”（《历史哲学》）这是说得很中肯的。
思想的专制与因言获罪的文字狱是紧相联系的。人类的思想是天生自由的。要想实现思想专制，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对异端的迫害上。没有对异端的迫害就不会有思想的统一。而对异端的迫害，儒家诸人是直接“与有力焉”的。这种迫害常常就表现为文字狱的形式。
孔夫子就是压制乃至迫害不同思想观点的始作俑者。“五四”批孔名将易白沙在《孔子平议》一文中列举了孔子压制不同学术观点的大量事例：“宰我昼寝，习于道家之守静也，则斥为朽木；樊迟请学稼圃，习于农家并耕之义也，则诋为小人；子路问鬼神与死，习于墨家明鬼之论也，则以事人与知生拒绝之；宰我以三年之丧为久，此亦习于节葬之说也，则责其不仁。”而孔子“为大司寇仅七日即诛少正卯，三日尸于朝，示威弟子”，更是实行思想专制的突出表现。对于孔子是否杀过少正卯，历史上一直存在争议。一般来说尊孔者证其无，贬孔者证其有。孔子杀少正卯事最早出于《荀子?宥坐》，原文为：“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先）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汝）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日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而有之……不可不诛也。’”这是先秦古籍中关于此事的记载。两汉以后，多见于文，《淮南子》、《史记》、《说苑》、《论衡》、《白虎通》、《尹问子》、《孔子家语》、《刘子》等等均有记载。杀少正卯这件事是真是假，我们姑且不论，但是两汉以后有这么多的书籍都纷纷记载此事，至少可以说明一点，那就是以大家对孔子的理解，大家认为孔子是很有可能做出这种事来的。这是没有人能否认的。而孔夫子为什么杀少正卯？从孔子给出的五点理由来看，少正卯实际上是不折不扣的因言获罪，这也可以算是最早的文字狱之一了。
第三、文字狱之所以能在封建时代盛行，专制主义造成的猜忌也是原因之一。文字狱当中，有一部分确实是知识分子思想活跃，不愿意墨守陈说的结果。比如李贽，封建君王对他的迫害可以说一点也没有错，因为这个家伙就是以自己的学说动摇儒家思想的统治基础的。宋朝以来理学家吹捧孔子“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李贽就说：“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得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对这样的人，如果统治者不镇压他，这样的思想一旦流传开来，统治阶级就会处于危险之中。当然封建君王对异端的镇压，一般是不可能亲自动手的，自有一班儒生自告奋勇地来做这样的事。李贽被镇压，就完全是儒家信徒耿定向等人锲而不舍的迫害的结果。
除了这些专制统治真正的敌人外，还有一些文字狱只是出于误会，多半是因为封建君王猜忌的结果。比如拿朱元璋来说，就很典型。因贺表中有"作则垂宪"，"则"与"贼"音近，杀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因写"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杀杭州教授徐一夔；因写"垂子孙而作则"，杀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因写"仪则天下"，杀福州府学训导林伯憬；因写"建中作则"杀桂林府学训导蒋质；因写"圣德作则"杀澧州学正孟清；因写"天下有道"，"道"与"盗"音同，杀德安府学训导吴宪；因写"睿性生知"，"生"与"僧"近，杀常州府学训导蒋镇；因写"体乾法坤，藻失太平"，杀尉县教谕许元；因写"寿诚千秋"，"秋"读如"诛"，杀陈州府训导周冕；因写"遥瞻帝扉"，"扉"与"非"音同，杀怀庆府学训导吕睿；因写"式君父以班爵禄"，"式"与"弑"音同，杀亳州训导林云。佥事陈养浩有诗叹道："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朱元璋"以其伤时，取到湖广，投之于水"。曾为礼部尚书的陶凯，自取别号"耐久道人"，朱元璋说他："自去爵禄之名，怪称曰'耐久道人'，是其自贱也"，遂找了借口杀之。
为什么会出这样一些令人不寒而栗的事情呢？
清王夫之说:“(君主)道不足于己,则先自疑于心;心不自保,而天下举无可信:兄弟也,臣僚也,编氓也,皆可疑也。以一人之疑而敌天下,其愚不可疗,其或不可救也。亲亲而以疑,则亲非其亲;尊贤而以疑,则贤非其贤;爱众而以疑,则众非其众。”黄梨洲也有非常精辟的论述:“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其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兴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
这里面说得就比较清楚了，就是由于专制统治它是极为自私的一种统治方式，以天下亿兆而奉一人之私，这是盗贼的行为，统治者本身在法理上的弱势，就必然造成他们自己的不自信，这种对自己信心的不足，对别人的恐惧，最后就会成为君王杀人的动因。当然，封建统治的基础就是恐怖，所以仅仅从政治需要出发，君王也需要不断有血来冲洗他的皇冠。
这种可怕的不受制约的权力，就是儒家思想在国家结构层面上造成的恶果。而儒家诸人在不断用别人的血向封建皇权献媚的时候，偶尔也会有自己的血洒在了专制的大旗上。由于君权的绝对化，儒生们是无力控制滥杀的局面的。儒教从来就只是一种依附性的意识形态，一般来说它也不控制军队，许多时候封建君王只是“倡优蓄之”，所以它是根本无力制约它自己亲手培育出来的可怕的君权的。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所谓文字狱，实际上是封建皇权在思想领域的一个反映。儒家思想在成功打造绝对化的君王权力的同时，从来就没有找到一条制约绝对权力的方式，所以它在给整个民族带来灾难的同时，有时也自食恶果，成为文字狱的牺牲品。
文字狱离我们并不遥远，仅仅四十年前的文革之中，文字狱还曾在华夏大地流行过一次。文革实质上是一次封建儒家思想的大复辟，文革文字狱的流行，原因就在于思想专制，所以我们对思想专制、对文字狱一定不能放松警惕。
声明：此转贴略有删节。
www.138295.com 真人游戏|足球篮球|时时﹙彩| 六合投﹙注| 网络赚钱:顶级信用﹙提现百分百即时到账SO.CC 本帖最后由 地富反坏右 于 2015-9-10 19:42 编辑
看完才知道是转帖,呵呵,欲加其罪,岂无辞乎?文字狱有的确实是作文者以文或讽或讥,也有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孰是孰非也很难说的很了
www.138350.com 真人游戏|足球篮球|时时ム彩| 六合投ム注| 网络赚钱:顶级信用ム提现百分百即时到账SO.CC 本帖最后由 地富反坏右 于 2015-9-10 19:42 编辑
文字狱还是有积极的民生意义的。
只有皇权稳固，国家才能安定统一，这样百姓才能过太平日子。
皇权不稳，生出战乱，反而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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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两位似乎都不反对文字狱？
我对这个东西可是完全没有好感～
正是这蠢货，不但没有多少好处，周而复始的王朝更替也没有避免，只是增加了中国人的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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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狱还是有积极的民生意义的。
只有皇权稳固，国家才能安定统一，这样百姓才能过太平日子。
皇权不稳，生出战乱，反而不好。
皇权是否稳固，战乱是否生成，都与文字狱没有多大关系。
所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单单靠“辱骂与讽刺”亡人之国，那只能是天方夜潭。
老百姓需要太平日子，但是不需要“愚民以求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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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Q的文字狱又加上了一重民族压迫，镇压更惨烈，政策更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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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上言之有理！:lol :hug: 此贴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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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狱就是一种文化暴政，是统治者进行文化压制的手段，其造成的后果可谓后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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