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大先生 发表于 2007-2-1 02:26

[转帖]余英时:和谐的前提就是承认不同

本帖最后由 地富反坏右 于 2015-9-10 16:50 编辑

<P>儒家经典只有在私生活中才得以彰显,而齐家与修身,不能用任何一家之说强迫所有人接受。在公共生活中,我们必须遵守全世界都认同的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最基本的价值观。</P>
<P>2006年11月15日,美国国会图书馆将2006年度“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授予华裔学者余英时与杜克大学荣誉退休教授霍克·弗兰克林。</P>
<P>“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在电视大亨约翰·克鲁格(JohnW. Kluge)资助下于2003年设立的,其目的在“弥补诺贝尔奖之不足”(诺贝尔奖没有人文奖)。</P>
<P>该奖授奖对象不分国籍和语言,只要在人文研究范畴,包括哲学、历史、人类学等做出重大和深远的贡献,即有机会获奖。</P>
<P>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士·毕灵顿博士宣布余英时获奖时,盛赞他学识非常渊博,而他在中国历史、思想和文化所作的研究,以及对人性所作的广泛深入探索,其影响已跨越许多学科和时空领域。</P>
<P>《纽约时报》11月15日说,余先生是当今“在中国和美国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P>
<P>11月20日凌晨,本刊通过越洋电话,专访了余英时先生。</P>
<P><STRONG>“我深爱着中国文化”</STRONG></P>
<P>凤凰周刊:克鲁格奖是和诺贝尔奖相齐名的,这次您获得此项殊荣,是否意味着您的学术造诣达到了一个学术的巅峰?</P>
<P>余英时:克鲁格奖被认为是最高的人文社科类奖项,这个奖项的确是对我学术事业的一个肯定,但是谈不上我达到了学术事业的巅峰。前几天美国本土的一些媒体采访我,我就告诉他们,我希望这个事情尽快过去,我还要继续我宁静的生活和研究工作。</P>
<P>凤凰周刊:很有意思的是,这次与您一道获奖的还有一位是非洲裔的学者,因为研究非洲的黑人文化而著称。有关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和非洲文化一样在西方应当属于一个边缘性的学科,为什么这次您的治学在西方能够得到这么高的评价?</P>
<P>余英时:至于为什么颁奖给我,其中原因我也很难说。克鲁格奖是一项国际性的声誉和诺贝尔奖相等同的大奖,正因为其不分国界,可能是评选委员会脱离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如果以西方为中心的话,我想肯定会轮不到我的。我想现在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文明不单单是西方文明,人类文明是一个多重生态、多姿多彩的领域。</P>
<P>凤凰周刊:您的一生都在东西方两种文明的交汇中生活,您是感觉在文明的夹缝中生活呢,还是觉得同时受益于两种文明?</P>
<P>余英时:我倒从未觉得在文明的夹缝中生活,相反我栖居在两种文明中汲取两种文明的养分,既感受到东方文明的好处,也感受到西方文明的好处。</P>
<P>我1955年来到美国,当时我在文化上已经成熟,我师从钱穆先生并深受钱穆先生的影响,大家都知道钱穆先生是深爱中国文化的人,我虽然作为晚辈缺乏和他一样的宗教情怀,但是我也和他一样也深爱着中国文化。当然,这是指中国文化中那些健康、开放、理性的方面而言。</P>
<P><STRONG>“我是个自由主义者”</STRONG></P>
<P>凤凰周刊:就您个人来讲,您觉得您自己是新儒家的色彩多一些还是西方自由主义的色彩多一些?</P>
<P>余英时:我曾经多次跟别人说过,我不是什么新儒家,我只是研究儒家喜欢儒家,我也知道儒家有很多好处,但是我不愿意给自己贴任何标签,我什么家也不是。</P>
<P>直到最近几年前,我未授权中国大陆出版我的著作,是中国大陆兴起新儒家运动把我涵盖在内,并且给我编辑了一本新儒家研究的文集。这其实是一种误会,我不愿意承担新儒家这个名义。</P>
<P>当然我很热爱儒家,我的很多价值观也是儒家的,特别是对人的尊重。我在独立地做我自己的事情,至于社会怎么反映那是社会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这个不能强求,尤其不希望在公共空间中欺世盗名。</P>
<P>凤凰周刊:从您著作文本的基本表述来看,是否可以认为您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呢?</P>
<P>余英时:这个没错,我是个自由主义者,西方的自由主义给我的影响很深。不过,自由主义是一种对政治社会所采取的基本态度,不是固定的学说。</P>
<P>我认为西方的自由主义和儒家之间并不是互相冲突,而是可以创造性转化,可以互相吸取对方的思想资源。如果翻开历史我们就可以知道,清朝末年,最早接受西方民主、自由、科学这些概念的中国人都是这些信奉儒家的学者,如“五四”前后梁启超、胡适、张君劢等都受到了很深厚的儒家教育。</P>
<P>实现民主自由需要有文化背景,我相信中国文化是含有民主自由的要素的,如果不给儒家做狭义的界定的话,儒家文化可以培养出民主自由的东西来。例如儒家曾讲“万物并行而不害”,其含义就是不要独占一切,这就是一种开放的文化观。孔子曾说“为仁由己”便是讲个人的自由。中国历史上很少出现因为信仰不同而互相杀戮,没有出现过宗教战争,这一点和西方不同。</P>
<P>凤凰周刊:台湾的政治转型的成功代价很小,是否意味着中国文化和西方的民主自由相兼容不悖?</P>
<P>余英时:一点不错,我认为台湾自从1895年割让给日本之后,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一直没有受到大陆暴力革命的影响,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很好地留存,台湾保存的是相当原始的中国文化,但也有因移民而来的新发展。</P>
<P>儒家在台湾的影响力很大,这也是台湾后来以极小的代价实现政治转型的重要精神资源。香港也是这样,没有受到暴力革命的摧残,逐步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来。我也希望中国大陆充分借鉴传统文化的资源,成功实现政治和社会的转型。</P>
<P><STRONG>基督教文明和儒家文明</STRONG></P>
<P><STRONG>并无本质冲突</STRONG></P>
<P>凤凰周刊:最近有位学者写了一篇名叫《美国的本质》的长达10万字的长文,作者认为美国的精神就是基督教新教精神,西方文明的内核是基督教文明,是圣经文明,您如何看待这一说法?儒教在强势的西方文明之中当何以自处?</P>
<P>余英时:基督教教义中的“信望爱”和希腊的人文理性相结合,从而形成西方文明的内核。如果历史地看待,希腊精神和基督教精神,有时候二者之间会有冲突,甚至是敌对的和相反的,但是从某个角度看,他们又是一体的,是西方文明的不同面相。</P>
<P>至于儒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作为非宗教徒,我个人认为宗教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形态。和基督教相比,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讲求“心”,这个人心不是一般的人心,而是首先要遵从天命,“天地君亲师”,人心在这里获得了本体价值的存在依据。</P>
<P>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儒教也是一种宗教,因为在儒教看来,人不单是七尺之躯,而是获得神性的存在的。从韩国、日本、台湾等地方的信仰生态来看,基督教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但是和儒教之间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冲突,可见二者是可以和睦共处的。</P>
<P>凤凰周刊:有一项统计数据表明,美国人口中大约93%的人认为自己有宗教信仰,其中75%的人表示信仰基督教,基督教在美国这么强盛,近年来您认为在美国基督教有没有边缘化的趋势呢?</P>
<P>余英时:近年来美国的确也有基督教被逐步边缘化的趋势,基督教教会里的丑闻也比较多。这个与基督教基本教义派过分强调“戒律”有很大的关系,这与中国以前过分强调道德约束而造成虚伪之风盛行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所以不能认为宗教信仰就是一切,也不能认为完全不要宗教信仰。要改善人的生活人不能没有理性,社会的发展不能光靠上帝的。</P>
<P>大家知道爱因斯坦是个伟大的科学家,因为他是犹太人,犹太教是有上帝观念的,但是他也认为“上帝不会随便掷骰子”。他承认上帝的存在,但是也承认量子力学本身也是站得住脚的。但大体上说,基督教在美国的精神生活还是很重要的,不致完全边缘化。</P>
<P>凤凰周刊:说到爱因斯坦,我想起来一个传闻,听说您在普林斯顿办公室的办公桌都是爱因斯坦留下来的,是这样吗?</P>
<P>余英时:是的,的确有这种说法。普林斯顿是一个大师辈出的百年学府,有很多知名学者在这里任教或从事研究工作。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做过多年的研究,应该用过不少书桌,我用过的可能是其中一张,不过后来由于搬家这个书桌我不再使用了。普林斯顿大学校方曾经给我一间办公室,是爱因斯坦用过的,但是我考虑到其中没什么书架子,我的书多没有地方安置,就没有要这间办公室。</P>
<P><STRONG>和谐的前提是尊重不同</STRONG></P>
<P>凤凰周刊: 我们注意到,您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有比较否定的看法,您认为“五四”思潮中包含着很明显的反智论和极端否定意识,您认为这种反智论和极端否定意识对中华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实际上是很有害处的。请问您认为这种思潮是基于中华文化自身的传统还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P>
<P>余英时:是的,这是我的一个观点,但是对“五四”初期提倡民主与科学,我仍是肯定的。我个人认为“五四”思潮中的激烈否定观念并非完全来自于西方或马克思主义,中国既有的文化传统中也有这样的思想资源。例如魏晋时代的“无君论”,就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P>
<P>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更迭之后都有一定的否定思想,像“五四”后期思潮那种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做法还是受到西方的某些影响的。特别像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阶级斗争论”,人类是分阶级的,但是阶级界限也是可以超越的。中国的否定意识会有个限制,如胡适对传统会有所批评,但是胡适很尊重孔孟等儒家的先贤大哲。</P>
<P>凤凰周刊: 最近几年,中国大陆兴起在幼童教育中开展读经运动,要求幼童背诵中国古代的儒家经典,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您认为这种做法有助于普及儒家文化吗?</P>
<P>余英时:这个我有所了解,中国大陆掀起的读经运动虽然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但是官方私下里是鼓励的。我认为在幼童当中开展读经运动是没什么太大的用处的,因为信仰只有在内心生根发芽之后才产生效果。幼童背诵儒家经典,只是口头上和文字上的效果,他们不会真正理解,更谈不上去信仰,所以这种做法流于形式,对于拯救人心不会有实际的效果。</P>
<P>不过,如果选择一些经典,包括儒家、道家和佛教的经典,做好注释,在中小学讲授,我并不反对。儒家不是基督教,没有教会的存在,只能是私人小组性质地进行修习。在我看来,儒家经典只有在私生活中才得以彰显,而齐家与修身,不能用任何一家之说强迫所有人接受。在公共生活中,我们必须遵守全世界都认同的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最基本的价值观。</P>
<P>凤凰周刊:现在中国大陆官方和民间都在倡导和谐社会这个理念,不知道您如何理解“和谐社会”这个提法,达到社会和谐需要哪些要素呢?</P>
<P>余英时:和谐社会这个理念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和谐社会是有前提的。西方音乐讲的和谐“harmony”就是指不同的音阶经过一定的处理才能够搭配得比较得当,才会有和音的形成。和谐的前提就是承认不同,尊重不同,只有不同才能和谐,和谐不是保持一致,否则就是强制一律,反而会造成不和谐。</P>
<P>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升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001年退休,现居美国。</P>
<P>余英时著书逾30部,包括:《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史学与传统》、 《历史与思想》、《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朱熹的历史世界》、《方以智晚节考》等。来源:《凤凰周刊》</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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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人二 发表于 2007-2-1 11:31

本帖最后由 地富反坏右 于 2015-9-10 16:50 编辑

和谐的前提是包容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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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少年 发表于 2008-8-2 11:15

本帖最后由 地富反坏右 于 2015-9-10 16:50 编辑

呵呵~~~~
支持!!!和諧的前提就是承認不同:v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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